发生现状范文

发生现状范文（精选10篇）

发生现状 第1篇

我国现今林业有害生物的发生大量破坏森林的生态环境,并且严重限制了我国森林经济的发展,林业有害生物的发生属于现有我国森林资源损害中最为严重的灾害。因此,为保护我国林业资源的发展,保护林业经济建设,对于我国林业有害生物的发生应当有足够的认识并且提出合理的防治措施。

1林业有害生物发生现状

根据我国2015年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我国从2005~2014年10年之间,林业有害生物的发生面积趋势如图1所示,其中重点对2014年林业有害生物进行分析。

根据图1可以看出,我国从2005~2014年,林业有害生物的发生面积总体上是先上升再趋近于平缓的趋势,尤其是在2005~2007年之间,林业有害生物的发生面积增速较大,呈现出直线状上升趋势。这是由于在近10年,我国大力提倡退耕还林、植树育林等保护森林资源等措施,因此我国林业的总体面积出现上升趋势。由于对于林业有害生物的防治力度不断增大,因此在2007年以后,我国林业有害生物的发生面积并未有大幅度的提升。

根据相关统计,我国林业有害生物主要的种类分为森林病害、森林鼠害、森林虫害以及有害植物四个类别。其中森林虫害的占比最大,占据了林业有害生物的70%。其次,森林病害和森林鼠害两种林业有害生物,分别占据了林业有害生物的11%和18%;有害植物尽管占比最小,仅占了林业有害生物的1%,但是这一类灾害是在近几年最新出现的,因此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2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根据相关的调研,我国从2005年到2014年10年之间,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率如图2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率出现了先增长后下降,然后趋于波动的趋势,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率的增长,说明了我国对于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措施的有效性。但是,由于新型林业有害生物类型的增多,因此后期出现了防治率的下降以及波动。

结合以往的防治经验以及相关的防治研究进展,我国林业有害生物的防治应当从预防、监控、管理各个方面结合进行。首先应当加强林业有害生物的预防检测,在重要林区,根据我国设定的测报点的方向上进行全面布控,对于该类林木有可能出现的林业虫害进行实时监控,做到出现预防虫害,全面检测,在虫害出现的早期进行防治性措施。同时对各个林区进行严格布控,对于外来林业生物灾害要严格预防。

除此以外,应当改进林业管理机制,采取防治结合的综合治理措施;建立严密的林业管理体系,明确管理目标,将各类林业有害生物的发生作为绩效考核的主要因素;采用经营即负责的管理措施,对于出现重大林业有害生物灾害,要求追究管理人的责任。

3结语

通过对我国林业有害生物的发生现状分析,提出了相应的防治措施。合理有效的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可以大大减少林业有害生物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尽管我国对于林业有害生物的防治有了较大的进展,但由于出现了有害植物等新型病害,因此在原有的防治基础上,应该作必要的改进。

摘要：为了了解并且预防我国林业有害生物对林木的危害,依据我国2015年统计年鉴中我国在2005~2014年间林业有害生物的发生现状,同时分析了2014年我国林业有害生物的发生种类。根据所得分析,提出了一定的防治措施,所得结果可为相关林业研究以及林业保护提供参考。

关键词：林业保护,有害生物,防治措施

参考文献

[1]吴建军.商洛林业有害生物发生现状及对策[D].咸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3.

发生现状 第2篇

我国设施蔬菜产业发展迅速，对于保障蔬菜周年供应和调整蔬菜品种结构意义重大。2014年全国设施蔬菜面积超过380.0万hm2（5700万亩），北方地区以温室和大棚为主，南方地区以中小棚为主。相对于露地栽培，设施栽培棚室湿度高、轮作倒茬困难，为病虫害的发生流行提供了有利条件；再加上全球气候变暖，病虫害发生呈现新特点：①黄瓜/莴苣/白菜霜霉病、黄瓜/番茄/辣椒/茄子/韭菜/莴苣灰霉病、瓜类作物/辣椒白粉病、黄瓜蔓枯病、番茄叶霉病、番茄/马铃薯晚疫病、番茄/马铃薯早疫病、黄瓜/辣椒疫病、黄瓜/辣椒炭疽病、菜豆锈病等气传病害频繁发生，病原菌繁殖速度快，极易变异，作物抗病性易丧失或下降，病原菌易产生抗药性，主要依靠化学防治；②由于多年连作，根结线虫病、黄瓜/辣椒疫病、黄瓜枯萎病、茄子/马铃薯黄萎病、黄瓜/辣椒根腐病等土传病害发生严重；③种子远距离调运及消毒不严格，黄瓜/辣椒菌核病、黄瓜黑星病、辣椒/马铃薯疮痂病、黄瓜细菌性角斑病、黄瓜靶斑病等种传病害蔓延；④潜叶蝇、粉虱、蚜虫、蓟马、甜菜夜蛾、小菜蛾等在蔬菜上发生为害较严重，潜叶蝇、粉虱、蚜虫、蓟马等小型害虫还能传播病毒；⑤黄瓜靶斑病、番茄灰叶斑病和番茄叶霉病等次要病害上升为主要病害。

目前，在设施蔬菜病虫害防治上，化学防治仍然是其他防治方法难以替代的，而生态调控、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及农业防治被轻视。由于生物农药药效较慢，且易受环境条件的影响，农民往往不愿意采用；为了追求高产，农民常常采用大水大肥的栽培管理方式，而忽视环境调控的控病作用；防虫网、性诱剂、色板和黑光灯等物理防治措施往往因防效较差、防治对象较少而不受重视。在化学农药的使用上，杀菌剂、杀虫剂、土壤消毒剂、植物生长调节剂（激素）使用较多。蔬菜作物霜霉病、灰霉病、白粉病、叶霉病等气传病害及蚜虫、粉虱、蓟马、茶黄螨等小型害虫在一个生长季节需多次喷药防治。设施蔬菜生产中化学农药和化肥被滥用、低效使用或过量施用的现象时有发生，过度依赖农药和化肥可能导致其过量使用，影响农产品安全，造成土壤盐渍化及环境污染等问题。农药被过度使用，会导致有害生物产生抗药性，农产品中农药残留超标，蔬菜品质下降，人畜健康受损害，消费者缺乏安全感；病虫害再猖獗；农田生态环境被污染，土壤中有益微生物群落下降，有害微生物群落积累泛滥。而抗药性又会导致药剂使用

寿命缩短，药效变差，施药次数和用药剂量、用药成本增加，农药企业对化学药剂的开发风险和研发成本也会增加。

2我国农药利用率低的主要原因

尽管我国在农药研发和应用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农药有效成分趋于高效广谱低毒化；生物农药品种及使用量增长快、潜力大；剂型趋向环境友好、省工省力；施用方法趋于简便、高效、持久，每年农药防治面积达到4.7亿～5.3亿hm2次（70亿～80亿亩次），防治贡献率达到70%。但我国开展农药、化肥减量增效研究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农药、化肥利用率仍然较低。我国农药利用效率低的原因：①政府对环境保护、农产品安全性和农药化肥高效、精准、减量科学使用，以及对作物有害生物综合防控的先进理念、知识、技术的宣传普及不够，农民对农药化肥科学使用的益处及非科学使用的危害性认识不足。②作物栽培管理和病虫害防控水平较差，未重视生态调控、预防和精准施药技术以及病虫抗药性管理，过度依赖施用农药、打保险药，轻预防，重害后治理，重化学防治，对非化学防治技术研发不足，病虫害早期检测与抗药性预警技术较弱。③种植制度差异。我国土地等资源利用强度很大，设施蔬菜种植模式普遍为一年多茬，轮作倒茬困难，病虫害发生严重，依靠化学防治来保产；而欧美国家多为一年一茬，有的还实行休耕和轮作，病虫害发生较轻，投入农药较少。④作物产量水平差异。我国人多地少，需要依靠增加化肥和农药的投入来提高单产水平。⑤施药方式差异。欧美等国家已基本实现统防统治、专业化防治、机械化施药；而我国农户大多仍采用背负式喷雾器喷雾等落后的施药方式和施药器械。我国政府已高度重视农药过度使用带来的问题，开始启动农药减量行动，将风险评估技术引入农药管理，构建农药残留标准体系，加速淘汰高毒高风险农药。农业部2015年提出“到2020年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方案，引导农业“绿色化”发展，加快转变施肥用药方式，根据不同作物和病虫害种类推广应用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推进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相融合；加速推广新型高效肥料和农药，重点研发高效缓释肥料、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生物肥料及生物农药等新型产品，推广先进的施肥、施药机械；加快发展和扶持提供肥料统配统施、病虫害统防统治的社会化服务组织，鼓励其参与“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

3实现设施蔬菜农药减施的途径

农药减施就是要提高农药利用率、减少农药使用量。据估算，农药利用率提高1.6%，农民就减少生产投入约8亿元；而且有利于减少农药残留，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保护土壤和水体环境。提高农药利用率，以确保农药减量施用，可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①创制新型高效环境友好型农药，更新换代老的农药品种；②在抗药性发展早期实施治理，加强抗药性监测，停用或淘汰不能或难以恢复靶标敏感度的农药品种；③正确进行药剂轮用和混用；④建立与药剂、作物系统、病虫害相匹配的施药技术；⑤提高栽培管理和病虫害防治水平，改进施药方式，强化技术培训和指导服务，大力推广先进适用技术（包括适期施药技术），推进机械化施药，研发水肥药一体化施用技术；⑥推进新农药、新技术的应用，推广缓释性农药、生物农药、种衣剂、土壤调理剂的应用；⑦推进生物农药及有益微生物资源利用。国家2015年设立重点研发专项“化肥农药减施增效综合技术”，即基于蔬菜病虫害防治指标与化学农药限量标准，集成配套与区域生产相适应的高效安全农药新产品、土壤消毒、种苗处理、设施农业智能高效施药等技术，优化物理防控、生物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形成不同生态区的设施蔬菜农药减施技术模式，建立相应技术规程。通过示范、培训及推广应用，将农药利用率提高10个百分点，减量30%。

4我国设施蔬菜农药减施增效综合技术研究展望

以设施番茄、黄瓜、辣椒、茄子、菜豆、西葫芦、马铃薯等果菜类蔬菜为研究对象，基于病虫害发生状况、防治指标与化学农药限量标准，主要开展以下几方面的工作：①高效低风险农药的筛选及其高效减量用药技术的研发，监测抗药性动态，评估重要病原菌和害虫对主要防治药剂的抗性风险，制定药剂精准高效减量施用技术及重要病原菌抗药性治理技术；②筛选及应用植物源农药及枯草芽孢杆菌、木霉等生防菌剂，研发生物农药与化学药剂协调使用技术，探查生防菌剂与化学杀菌剂交替使用对设施蔬菜霜霉病、白粉病、灰霉病的防治效果；③确定降低抗药性风险和化学农药精准减施、生物农药与化学农药的兼容性及减少化学农药使用的有效途径，研发化学农药减施增效综合技术；④实时监测蔬菜产品及土壤中的农药残留动态，通过测产和田间现场检测评估农药减施增效效果，利用雾滴卡检测农药使用效率；⑤整合设施蔬菜化肥减施增效技术、农药减施增效技术、减肥省药高效栽培技术，包括抗病品种的利用、高效栽培技术、嫁接技术、滴灌、无滴膜、地膜覆盖等生态调控降湿技术、高效低风险药剂精准使用技术、农药高效精准减量施用技术、物理防治技术、生物农药与化学农药协调使用技术、太阳能消毒技术、石灰氮土壤消毒技术、水溶性生物菌肥修复土壤壮苗技术、种苗处理、设施农业智能高效施药技术（烟雾机、喷粉机）、高效新型肥料减量施用技术、水肥一体化管理技术、畜禽肥利用、秸秆还田等化肥替代技术。

构建设施蔬菜化肥农药减施增效综合技术模式，通过基地示范、新型经营主体推广应用和现代职业农民培训，预计可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实现水肥药一体化管理和高效栽培，解决设施蔬菜生产中因化肥农药超量使用导致的病虫害严重发生、土壤盐渍化等问题，满足防治增产及控制化肥农药的使用。解决畜禽粪便缺乏量化指标、有机无机肥配比不合理、畜禽粪便过量施用致使土壤板结严重、地下水污染和蔬菜品质严重下降等问题。提高化学农药利用率，减量施用农药35%，保证蔬菜增产和农民收益增加，提升农民种植蔬菜的技术水平和积极性，为各生态区蔬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大力保护土壤和地下水资源环境，蔬菜产品达到绿色产品标准，主要农药残留不超标。对病虫害采用高效减量综合防控，为我国蔬菜安全生产及绿色蔬菜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保障。

发生现状 第3篇

关键词：核桃；病虫害；发生现状；防治对策

中图分类号：S436.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020（2016）03-0004-04

核桃Juglans regia，又称胡桃，为胡桃科植物，富含大量的维生素E、蛋白质和人体必需的不饱和脂肪酸及钙、磷、铁等多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经常食用有滋润肌肤、乌须发、强健大脑的作用。其药用价值也很高，可广泛用于治疗神经衰弱、高血压、冠心病、肺气肿、胃痛等病症。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强身健体食品需求趋旺，据世界果树生果仁协会预计，核桃需求量将以每年5%的速度递增。因此，发展核桃生产前景广阔。

1 湖北省核桃产业发展现状

1.1 湖北核桃栽培历史悠久

核桃在湖北省栽培历史悠久，清朝初期中国园艺学家陈淏子（1688）在其所著《花镜》中称“胡桃一名羌桃、万岁子，壳薄肉多易脆者名胡桃，产荆襄；壳厚需重槌破者名山核桃，产燕、齐”。荆襄即湖北省襄阳荆山山脉。清康熙年间湖北兴山县志记载该县“邑产颇多，桃米可以远贸”，其中“桃”即核桃。民国初年齐家鑫在其《国防用材核桃木》中称“在西洋和日本方面有谓其（核桃）原产地为川边或西域或中亚者。也有谓其原产地为鄂西及川、陕、滇高地者”。这些文献记载说明湖北省鄂西地区有着悠久的核桃种植历史。上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初，鄂西山区农民开始利用实生苗或实生播种方式在荒山营建核桃纯林，由于密度大且疏于管理，成活率不高，但到现在仍在“四旁”和田埂保留了不少散生树。

1.2 核桃基地发展迅猛

湖北省核桃无性系集约化、规模化种植始于本世纪，现栽培面积超过13.33万hm²，年坚果产量近10万t，有较大的经济、生态、社会效益。本世纪退耕还林以来，特别是2008年国家鼓励大力发展木本粮油产业以来，湖北省鄂西山区开始引种核桃无性系苗木进行集约化规模种植。目前，全省17个县（市、区）均有核桃种植，面积超过0.67万hm²有保康、房县、兴山、郧西等县。全省已营建核桃采穗圃86.67余hm²、苗圃166.67余hm²，核桃种植总面积超过13.33万hm²，其中近五年来新造林约10.67万hm²左右。随着核桃产业的飞速发展，核桃产量也有大的飞跃，1990年全省核桃坚果仅1540t，到2004年全省核桃坚果产量达4078t，位居全国第14位，2006年坚果产量达9051t居全国第12位，2009年坚果产量达4万t居全国第9位，2013年全省核桃年坚果产量达94241t居全国第8位。核桃已成为湖北省主要的经济林树种和木本粮油树种。

1.3 核桃产业体系初步形成

随着核桃栽培面积增加和核桃产量提高，核桃加工企业应运而生。现全省大小加工企业约24家，年加工能力超过15万t。目前，核桃主要栽植县市都建有规模化核桃产业示范基地，各地采取扶持大户、林地流转、建立股份制公司和专业合作社等多种形式发展核桃生产，并开展栽培技术培训和服务。通过招商引资，组建了霖煜农科技公司、湖北强生园油脂有限责任公司、湖北丰神林果有限公司、湖北五龙河食品有限公司、湖北圣硕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核桃栽培和加工企业，初步形成了包括技术支撑、种苗培育、栽培管理、加工销售一体的核桃产业体系。

1.4 核桃病虫危害严重

随着核桃栽培面积的逐年增加，以及大部分核桃林逐步进入结果盛期，核桃病虫危害日益严重，导致大量非正常落果，落果比例高达70%以上，集约化栽培基地公顷产平均不足300kg。如郧西县安家镇神雾岭村2006年建设的106.67hm²核桃基地，落果比例超过70%，较好的地块公顷产仅225kg左右；郧西县上津镇刘家窝、香口董家坪基地，公顷产不到150kg。排除5月底因授粉授精不良落果的原因外，6～8月份因病虫害和管理问题导致的严重落果是单产低的重要原因。这些逐步进入丰产期的核桃林，因病虫害严重发生，落果现象十分普遍，产量和效益无法提高，极大地挫伤了广大林农和企业发展核桃产业的积极性。

2 湖北省核桃病虫害发生及防治现状

2.1 湖北省核桃病虫害发生种类及危害特性

通过多年实地调查、全省林业有害生物普查及参考文献查阅，初步摸清我省危害核桃的主要病害有11种，主要虫害有19种。

2.1.1 湖北省核桃主要病害

细菌类病害有核桃细菌性黑斑病Xanthomonascompestris pv. juglandis，真菌类病害有褐斑病Marssonina jugiandis、炭疽病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枝枯病Melanconium oblongum、枯梢病Phomopsis cytosporelle、白粉病Microsphaera akebiae和Phyllactinia juglandis、腐烂病Cytospora juglan-dis、溃疡病Botryosphaeria dothidea、褐色膏药病He-licobasidium tanakae等。

上述病害主要在5月下旬开始发病，发病高峰期为7月份。最常见的病害是核桃细菌性黑斑病、褐斑病、炭疽病。病毒类的花叶病、缺素类的黄叶病、小叶病等生理性病害发生较少，地衣和藓寄生在成年大树上偶有发生。

2.1.2 湖北省核桃主要虫害

食叶类害虫有核桃缀叶螟Locastra muscosa-lis、绿尾大蚕蛾Actias selene ningpoana、银杏大蚕蛾Dictyoploca japonica、黄刺蛾Cnidocampaflavescens、桑褐刺蛾Setora postornata、核桃尺蠖Culcula panterinaria、褐带长卷蛾Homona cof-fearia、核桃叶甲Gastrolina depressa、铜绿丽金龟Anomala corpulenta等。

刺吸类害虫有大青叶蝉Cicadella viridis、蚱蝉Cryptotympana atrata和斑衣蜡蝉Lycorma delicatula等。

蛀果类害虫有核桃长足象Alcidodes jug-jans、核桃举肢蛾Atrijuglans hetaohei、桃蛀螟Dichocrocis puncti feralis等。

蛀干类害虫有云斑天牛Batocera horsfieldi、小吉丁虫Agrilus lewisiellus、木蠹蛾（芳香木蠹蛾东方亚种）Cossus cossus orientalis。

食叶类和刺吸类害虫在整个生长季均可见，尤其在春季展叶前后开始发生，呈间歇性暴发特点，一般年份危害轻。蛀果类害虫主要危害期为果实膨大期，硬核期后也有少量危害，是造成核桃落果的主要害虫。蛀干类害虫一般在4月下旬开始出现，一直危害到果实成熟期。

调研结果表明，湖北省危害最严重且造成大量落果的核桃病虫害主要是核桃长足象和细菌性黑斑病。两种病虫常在林间交互发生，叠加危害，大部分地块被害株率高达100%。

2.2 湖北省核桃主要病虫害防治情况

针对核桃病虫害严重发生的情况，大多数集约经营的大户均积极采取各种措施进行防治，但防治效果不太理想。如丹江口市辛喜玉核桃园，2012年进入挂果初期，当年即产干果3500kg。2013年开始发生细菌性黑斑病，采用杀菌剂进行防治，但由于未能把握准确的防治时期，防治效果不明显，当年仅收干果500kg，与预计的1～2万kg干果产量相差巨大。丹江口市霖煜农公司对细菌性黑斑病防治十分重视，采取早春喷洒石硫合剂、发病期喷洒50%甲基托布津等防治措施，因用药种类不当，防治效果仍不明显，2015年实际产量比预计产量降低70%以上。与集约经营的大户相比，我省60%以上的核桃林均由分散经营的小户管理，这些小户经营管理粗放，大多数甚至放任不管，导致林地病虫猖獗危害，核桃产量低下，甚至绝收，严重的可能会危及我省林业生态安全。

3 湖北省核桃病虫害严重发生原因分析

3.1 品种适应性差

受长期实生栽植传统影响，林农对核桃优良品种的认识较少，对品种的适应能力、抗病虫能力、抗早耐瘠薄能力、丰产性、坚果品质等更是了解不多，生产中一哄而上大量引进北方早实品种，导致品种适应性差，病虫危害严重。

3.2 土壤肥力低下

为及早实现规模效应或完成造林目标，核桃基地多在土地平整项目区或荒山荒坡建设，这些区域大多土壤贫瘠，有机质含量低，石砾含量极高，且造林时多不施基肥，林地土壤养分极度缺乏。核桃是深根系高大乔木，喜肥，尤其早实核桃需要大水大肥，土壤肥力低下导致核桃生长衰弱，抗病虫能力下降，早衰现象严重，能收益上百年的核桃树十几年就开始衰退死亡。

3.3 栽植密度过大

核桃不仅是高大乔木，更属强阳性树种，喜光。规模化种植适宜的栽植密度为300株/hm²左右。然而，我省核桃造林密度多为840～1665株/hm²，密度过大，林内通风透光差，导致病虫害严重发生。如郧西县安家镇神雾岭村2006年栽种的核桃园，栽植密度840株/hm²，因树体高大，该园核桃膏药病、细菌性黑斑病发病株率达100%，且病虫害种类多，危害重。据2015年林业有害生物普查发现，十堰市常见的核桃病虫害在该园均有发生。

3.4 防治措施不当

一是未把握好防治时机。生产中对核桃病虫害的防治大多在病害显现期和害虫蛀入果实后的危害期，此时防治时期滞后，防治难度大，防治效果差；二是防治药剂选择不当。许多林农未摸清核桃病虫害种类，盲目随意施药。用杀虫剂防治病害，用真菌杀菌剂防治细菌病害的情况屡见不鲜，既起不到任何防治效果，更贻误最佳防治时机；三是化学农药用量大。目前生产中防治核桃病虫害大多采用化学农药，有些甚至为高毒农药，且用量很大，极易造成高毒农药残留，危及食品安全。

3.5 管理意识薄弱

长期以来，经济林多以房前屋后等“四旁”栽植为主，管理粗放。近年来开始集约化栽培，尽管引进了大量的省外种植技术，但林农多认为核桃是“铁杆庄稼”，重栽轻管现象普遍，对核桃林管理特别是对林下管理的认识更是远不到位。

4 对策及建议

4.1 因地制宜科学规划

尽快制定“湖北省核桃栽培区划”，确定全省适宜的核桃栽培区域；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结合当地优良品种，增加适宜的引进品种，确定各地适栽的核桃良种；借鉴外省技术，结合本省实际，确定湖北省核桃丰产栽培技术。以提高核桃产业经济效益为导向，充分体现良种化、区域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特色，实现我省核桃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4.2 选育推广抗性品种

核桃属Juglans植物是湖北特色经济林树种，长期自然繁衍蕴育了丰富的遗传资源。目前全省现有百年以上的大树几万株，且本世纪以前的1万hm²核桃林几乎全部为实生繁殖林，特殊的地理气候类型加之长达几百年的自然杂交，产生了适宜我国中部气候的丰富多变的天然杂交种质资源，形成了特殊地理生态类型种质。因此，需加强对本地核桃资源的调查、收集、评价等育种基础性工作，加快本地抗性品种研发速度，通过高接等途径改造现有低产核桃林，从根本上提高核桃抗性和质量。

4.3 重视林地土肥管理

一是积极拓展核桃林地有机肥补给渠道。通过林下绿肥种植、养殖、增施农家肥等有机肥补充途径，提高核桃林地有机质含量，增强树体抗性，促进树木生长。二是尽快开展全省核桃林地土壤养分状况摸底调查，加强核桃需肥规律研究，制定核桃土壤养分丰缺标准，在此基础上开展核桃平衡施肥工作。

4.4 调整核桃栽植密度

通过移栽、间伐等措施，对栽植过密的核桃林进行调整，将核桃林密度调整为300株/hm²左右。并通过合理整形修枝，保证核桃林地通风透光。

4.5 加大研究示范力度

依托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开展核桃抗性良种选育、主要病虫害生物学特性与无公害防治技术研究，尽快选育出适宜湖北的抗性核桃良种，摸清核桃长足象和细菌性黑斑病等核桃主要病虫害发生规律、最佳防治时期，研究出无公害防治技术，及时应用于生产。在研究的基础上，开展核桃良种应用、施肥、整形修剪、病虫害无公害防治等配套栽培技术的综合示范，指导林农科学栽种核桃。

4.6 加强核桃调运检疫

各核桃产区的森防检疫机构要进一步强化检疫执法行动，按国家规定程序开展检疫工作，加强对本地核桃基地的产地检疫和核桃苗木调运的调运检疫，确保核桃苗木健康、无携带病虫害。

山西省中华鼢鼠发生危害现状 第4篇

根据广大农民的强烈诉求, 2015年5月, 全国农技中心组织中国农科院植保所、中国农大、中科院动物所、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所、山西省农科院植保所、山西省植保植检总站等有关科研、教学和推广单位, 对山西省中华鼢鼠的发生与危害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 并调研了当地种植大户及农业合作社的现实需求, 相关情况如下。

1 山西省中华鼢鼠发生危害现状

1.1 总体发生状况

中华鼢鼠在山西省普遍发生, 目前严重发生面积达到15×104hm2, 包括大同、朔州、忻州、吕梁、太原、晋中、临汾、长治等8市40余个县 (市、区) , 严重发生地每1 hm2中华鼢鼠达10只以上, 远远超过中华鼢鼠防治阈值0.95只/hm2 (麦田) 。其中, 吉县、隰县、永和县、大宁县、汾西县、临县、柳林县、方山县、娄烦县、古交市、榆社县、宁武县、五寨县、神池县、岢岚县、保德县、偏关县、代县、浑源县、朔州市平鲁区、右玉县等地的中药材田、马铃薯田、大豆田和果树受害非常严重, 平均减产15%左右。

1.2 实地调查情况

本次实地调查发现, 朔州市平鲁区黄芪、党参等中药材田中华鼢鼠, 密度高的田块每1 hm2超过10只, 下木角乡边庄村黄芪田密度达到平均13只/hm2, 2014年黄芪产量损失超过20%, 严重危害地块损失可达40%, 黄芪生产周期一般5年左右, 每0.067 hm2产值一般在7 000元。随黄芪的生长周期, 在黄芪近收获期容易吸引中华鼢鼠为害。平鲁区据烨明中药材专业合作社介绍, 所种植的黄芪损失大约在3 000元/0.067 hm2, 由于药材种植周期长, 所受损失难以通过农田补苗等措施进行弥补。相邻种植的14 hm2党参受害更重, 预计收获9 t, 因鼢鼠危害, 实际仅收获2.7 t, 损失率高达70%, 按党参50元/kg计, 仅此一项就给农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0×104元。2015年黄芪等中药材的种植面积超过270 hm2, 为害将更为突出。

大同市浑源县西十字村泽青芪业开发有限公司的黄芪地, 中华鼢鼠密度达7~12只/hm2, 为害损失15%~20%, 严重地块超过30%, 种植黄芪面积2 000 hm2, 因中华鼢鼠为害, 损失每年高达1 000×104元, 而浑源全县种植黄芪近2×104 hm2, 每年损失1×108多元。

忻州市五寨县梁家坪乡大东沟村道地中药材农民合作社负责人张进新介绍, 自2007年始, 种植黄芪1 500 hm2, 2008年中华鼢鼠密度上升, 农民自发进行灭鼠, 但鼢鼠密度高居不下, 逐渐达到大发生的水平, 造成损失严重。因无高效的灭杀方法, 种植黄芪的效益很低, 当地种植面积逐年减少, 目前种植面积仅为2007年的一半。

忻州市宁武县圪廖乡梅家庄村康源种植专业合作社, 种植黄芪、党参等中药材200 hm2, 黄芪田中华鼢鼠密度在8~10只/hm2, 党参田10只/0.067 hm2以上;2014年投入大量人力人工灭鼠, 但仅捕获中华鼢鼠80余只, 灭效只有5%。但花费防治费用近万元, 农民种植积极性严重受挫。

2 山西省中华鼢鼠防控形势非常严峻

2.1 中华鼢鼠严重影响道地中药材种植业的发展

山西北部是我国重要的黄芪种植基地, 所种植的恒山黄芪 (北芪) 具有悠久的历史, 在国内外享有盛名, 近年在政府的鼓励和推动下, 山西省中药材种植产业发展迅猛, 种植面积超过10×104 hm2, 产品远销美国、日本、韩国、欧盟等地, 出口创汇上亿美元。但鼢鼠的危害已严重制约山西省中药材产业的发展。农户长年灭鼠投入非常大, 中药材种植合作社采用收购死鼠的方法鼓励农民灭鼠, 每只死鼠收购价100元, 2014年仅浑源县泽青芪业开发有限公司该项支出就达8×104余元, 鼠害防控的收效却甚微。灭鼠的重要性已超过了病虫害防控的需要。

2.2 中华鼢鼠严重影响和制约马铃薯、大豆产业的发展

马铃薯和大豆是山西省主要农作物之一, 种植面积分别为25×104 hm2和20×104 hm2。当前中华鼢鼠发生区马铃薯田损失率在10%以上。据在吕梁市柳林县调查, 中华鼢鼠严重区域对马铃薯造成的损失率高达30%~40%, 马铃薯产量由平均每1 hm2 5 t降低到不足3 t, 同时中华鼢鼠的啃食还导致马铃薯质量下降, 价格也降低。加上收获和运输等成本, 部分农户甚至弃收部分鼠害严重的马铃薯田块。此外, 中华鼢鼠对大豆的种植也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如吕梁市临县等地, 大豆缺苗率为20%左右, 危害严重的可达60%以上, 严重威胁大豆生产。

2.3 中华鼢鼠为害严重影响山西林果业发展

林果业是山西重要农村经济产业, 种植面积约100×104hm2, 总产值达到500×108元, 而中华鼢鼠是影响林果业发展的重大制约因素之一。造成经济损失达100×108元以上。据临汾市隰县调查, 中华鼢鼠为害造成果园内果树死亡达25%, 有的果园鼠洞密布, 人踩上后出现下陷, 5~8年的果树也大量被鼢鼠危害致死。

2.4 中华鼢鼠对农业生态环境的破坏严重

由于中华鼢鼠极强的挖洞能力, 导致灌水渠等农业设施被损坏, 造成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加剧, 对山西省农业生态环境的破坏严重。在临汾市丘陵山区河沟流域治理过程中, 因鼢鼠打洞造成灌溉渠道坍塌, 被迫改用石坝。

3 中华鼢鼠暴发的成因及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3.1 环境改变是中华鼢鼠严重发生的根本原因

近十几年来, 受政府主导及各地积极发展“一县一品”、“一村一业”的推动, 山西省逐渐成为马铃薯、中药材及小杂粮的生产基地, 这些以地下块茎、根等为收获物的作物容易成为中华鼢鼠的最适栖息地。另一方面, 山西省自21世纪初开始的大面积退耕还林还草, 人为干扰减弱。同时, 当地农民对天敌动物如鼬等的捕杀导致生态失衡。所以, 生态环境改变及人类活动的影响, 是山西省中华鼢鼠发生严重的根本原因。

3.2 缺乏高效防治方法

山西省中华鼢鼠发生范围广、面积大。但到目前为至, 无专门针对山西中华鼢鼠的生物学如繁殖特点及生态学特征如种群数量变动规律等的系统研究。目前鼢鼠的治理主要依赖农民自发进行, 防控手段单一, 目的性不明确, 缺乏科学性, 防治投入高, 效果差, 规模不大, 零星防治起不到控害作用。目前防控手段主要依赖箭针或地弓捕杀, 费工费时, 灭鼠效率不高。农民自发防治每1 hm2投入1 500元左右仍达不到良好的防控效果, 鉴于中华鼢鼠营地下活动, 研究难度大, 生态习性了解不清楚, 防治困难等实际问题, 缺乏政府, 统一组织, 大面积防控效果。

4 目前山西省中华鼢鼠防治技术

截至目前, 山西省仍没有高效, 相对安全的地下害鼠———中华鼢鼠灭杀控制方法。一般采用如下3种防治技术。

4.1 人工物理防治

目前中华鼢鼠的防治, 当地群众多采用的方法有: (1) 人工捕捉, 此法费工费时且需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2) 箭针或地弓捕杀, 准确率低、操作复杂。这两种方法费工费时, 灭效不高, 只能在小范围内使用。

4.2 化学药剂磷化铝熏杀

目前为至, 常用的化学杀鼠剂毒饵很难被中华鼢鼠有效取食。传统的化学杀鼠剂法灭杀中华鼢鼠的效率非常低。采用的磷化铝熏杀法, 成本高, 灭杀效果也差, 长期控制的效果欠佳。

4.3 纸壳电雷管和灭鼠管 (雷) 法

山西过去有采用纸壳电雷管炸灭鼢鼠的方法, 并研制了专用灭鼠的灭鼠管 (雷) , 但因雷管和灭鼠管 (雷) 属国家安全保卫部门严格控制的物资, 在购买、贮运、使用过程中, 均有一定的危险性, 不便于广泛推广应用。同时专人保管专人使用也使其效率不高。

5 山西省中华鼢鼠治理的建议

5.1 设立山西省中华鼢鼠科学研究项目

目前, 国内外针对地下鼢鼠的基础研究和控制应用技术研究都非常薄弱。从长远看, 设立科研专项, 组织省内外专家联合, 系统研究地下鼢鼠生物学、生态学特点及成灾规律等基础性研究, 推动鼢鼠为害损失评估、监测与防控技术等应用性研究, 是长期持续控制中华鼢鼠的关键。从目前应急防控需求看, 加紧引进鼠害治理的科学理念和先进技术, 建立一支专业的当地中华鼢鼠治理研究及农技推广队伍, 尽可能有效地控制目前山西省农业中华鼢鼠为害问题, 是当务之急。

5.2 推动全省农村统一灭鼠行动, 加强领导, 落实责任

发生现状 第5篇

关键词 橡胶树 ；死皮 ；死皮率 ；分布

分类号 S794.1

天然橡胶是一种典型的资源约束型产业，我国适宜植胶的地区十分有限。充分挖掘橡胶树的产胶潜力、大幅度提高天然橡胶产量，是缓解我国天然橡胶严重短缺危机、促进天然橡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出路。橡胶树死皮是影响天然橡胶产量的主要限制因子，其发生机制与防治对策早已成为亟需解决的重要科学问题与生产实践问题。

虽然国内外学者针对橡胶树死皮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至今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致使高死皮发生态势未能得到有效遏制。为全面准确地了解我国橡胶树死皮现状，2008～2009年，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组织相关人员对海南、云南和广东三大植胶区的橡胶树死皮发生现状和田间分布情况进行调查，为利用生物技术手段预防和控制橡胶树死皮发生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本次调查涉及海南、云南、广东三大植胶区24个国营农场（分公司）和8个民营农场共计32个生产单位，约38 000株橡胶树。橡胶树主栽品种选择：海南农垦国营农场以PR107、RRIM600和大丰95为主，海南民营胶园除上述品种外，增加热研7-33-97；广东以南华1号、GT1、93-114、IAN873和PR107为主；云南以RRIM600和GT1为主；割龄：≤3年、4～5年、6～10年、11～15年、>15年。

1.2 调查方法

于胶工割胶的同时，观察割线排胶状况，逐株记录点状排胶、死皮及割线长度。橡胶树死皮病分级标准如下：

0级：割面死皮长度为0；

1级：割面死皮长度2 cm以下；

2级：割面死皮长度2 cm至死皮长度占割线长度1/4；

3级：割面死皮长度占割线长1/4至1/2；

4级：割面死皮长度占割线长度1/2至3/4；

5级：割面死皮长度占割线长度3/4至全线死皮。

1.3 统计分析方法

通过跟随胶工割胶观察死皮症状，并在割线的死皮对应部位做上标记，随后测量、记录不同死皮症状的长度，并统计死皮停割植株的数量；利用自建数据库对调研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分别测定死皮植株不同死皮症状的对应长度，死皮率按死皮树株数占调查总株数的百分比计算；停割率按停割树占调查总株数的百分比计算；缓排率按缓慢排胶植株总数占调查总株数的百分比计算；三级及以上死皮率按三级及以上死皮树株数占调查总株数的百分比计算。

2 结果与分析

2.1 主要植胶区死皮概况

三大植胶区橡胶树平均死皮率高达24.71%，停割率为14.55%（图1）。与同一植胶区民营胶园（除广东植胶区外，广东植胶区因民营胶园发展慢、分散、规模有限所以未进行调查）相比，除缓排率外，国营农场（分公司）橡胶树死皮率、三级以上死皮率、停割率均低于民营胶园（图2）。三省国营农场（分公司）死皮率和三级以上死皮率从小到大的顺序依次均为：云南<海南<广东，死皮率分别为20.77%、28.08%和30.90%；而橡胶树死皮停割率从小到大的顺序依次为：海南<云南<广东，分别为13.89%、14.23%和14.56%。云南植胶区国营、民营胶园橡胶树死皮率与三级及以上死皮率均低于其它植胶区国营和民营胶园相应指标。

2.2 不同品种橡胶树死皮现状

在被调研的11个橡胶树主栽品种中，热研7-33-97、PR107、GT1、RRIM600和南华1号5个主栽品种的调查株数超过1 000株，其死皮率与停割率从小到大的顺序依次均为：热研7-33-97

2.3 不同割龄橡胶树死皮现状

橡胶树死皮率和停割率均随着割龄增长呈现递增趋势。就死皮率而言，5割龄以下的橡胶树在7.56%～7.67%，6～10割龄达到15.74%，当割龄大于15年时，橡胶树死皮率达38.91%；就停割率而言，5割龄以下者低于2.70%，6～10割龄段为8.81%，15割龄以上者为24.00%。同时，6～10割龄、11～15割龄及15割龄以上橡胶树，其停割植株均占死皮植株的50%以上，分别为55.99%、60.25%和61.68%（图4）。

2.4 橡胶树死皮树的田间分布

国内外调查显示，橡胶树死皮可沿植胶行呈连续的带状分布。本研究通过对三大植胶区死皮情况调查，并分别对不同植胶区、不同品种与割龄死皮植株田间分布（植胶行连续分布）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如图5、6、7所示。图5显示，海南、云南和广东三大植胶区呈单株分布的死皮树占该植胶区死皮树的百分比分别为31.58%、36.50%和37.86%，就全国而言该数据为34.86%；3株及以上连续分布的死皮树占该植胶区总死皮植株的百分比分别为47.23%、43.61%和39.02%，就全国而言该数据为44.25%。可见死皮植株存在连株分布的现象。其中连续分布的死皮树形成长短不一的条带，死皮树分布的条带最高长达37株（海南植胶区，16割龄，RRIM600）。

不同品种橡胶树死皮植株的分布存在明显差异（图6），热研7-33-97、PR107的死皮树大部分呈单株分布，而对死皮比较敏感的南华1号、RRIM600和GT1的死皮植株大部分呈连株分布。本文结果与分析2.2中提到各品种的死皮率从小到大的顺序依次为：热研7-33-97

不同割龄橡胶树死皮植株的分布也存在明显差异（图7），1～3 a、4～5 a、6～10 a、11～15 a和15 a以上割龄呈单株分布的死皮植株占其割龄死皮植株的百分比分别为70.39%、64.48%、52.41%、43.84%和25.22%，随着割龄的增加死皮植株连续分布越明显。1～10割龄段中，死皮植株大部分呈单株分布，而且，死皮树连续分布的条带较短，呈连续分布的橡胶树死皮树最高仅达9株；11～15 a和15 a以上割龄橡胶树死皮植株大部分呈连续分布，死皮树分布的条带最高长达37株。调查结果表明，橡胶树死皮树植株呈连续分布的现象在低割龄较少发生，而在高割龄则较常发生。

3 讨论

三大植胶区橡胶树死皮率从小到大的顺序依次为：云南<海南<广东，全国平均死皮率高达24.71%。吴嘉涟[1]撰文提到，海南农垦已经有20多年没有进行全局普查（橡胶树死皮发生情况）。从一些农场普查、定位点的资料以及生产抽查作分析评估，全垦区开割树死皮率（含排胶不正常和乳管内缩）在25%左右，三级以上死皮率10%～15%；而本次定点调研中，海南垦区死皮率与三级以上死皮率分别为28.08%与21.36%。由于调研结果不包含乳管内缩、点状排胶等症状植株，因此，相比于2005年公布数据，海南垦区橡胶树死皮发生率以及三级以上死皮率有明显增长。

Jacob[2]提出橡胶树死皮与品种的特性有关，堵塞指数愈低，产量越高的无性系，愈容易死皮。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品种其死皮率存在很大差异，调查品种中死皮率最低的为大丰95（7.69%），最高的为南华1号（48.02%）。针对海南和云南植胶区的主栽品种RRIM600、PR107和GT1，其死皮率与停割率从小到大的顺序依次为：PR107

本研究结果表明，橡胶树的死皮率与其割龄存在显著正相关。陈守才等[6]提出橡胶死皮是一种环境胁迫引起的程序性细胞死亡。橡胶树在开割之后受干旱、寒害、刺激剂等外界环境的胁迫，其死皮率也将随着割龄的延长而增加。死皮增长率的幅度也随割龄的增长而呈逐渐加大的趋势[7-8]。

许多报道都表明，橡胶树死皮树在田间会沿植胶行成连续的带状分布， Soyza[9]在斯里兰卡的调查和分析表明，在RRIM600、RRIM623和PB82/59品种的胶园中，橡胶树死皮树连株分布的现象较普遍。苏海鹏等[10]对西双版纳的胶园进行调查，也发现橡胶树死皮树沿植胶带蔓延的现象。本文结果显示，三大植胶区死皮树存在不同程度的连株分布，且随着割龄的增长，其连株分布越明显。有的研究认为[11-17]，橡胶树死皮树沿植胶带蔓延是由某种具有传染性的病原所导致的，死皮树在田间的分布与某种传染性的病原物有关，目前通过各种病原学方法从死皮树中分离出包括疫霉属、腐霉属、刺盘孢属等病原菌，但最终被证明这些微生物是腐生物或者是次生病原。也有研究认为，死皮树的分布与土壤因素有关，土壤的粘度与橡胶树死皮树的发生率存在正相关关系。Pellegrin等[18]的研究则表明，某些影响因素空间的异质性导致了在某些区域对橡胶树植株产生了胁迫，因而，橡胶树死皮树植株呈现出特定的空间分布。Nandris[19]等对一些开割树位的流行规律研究表明，早期死皮树发生的位置不是随机的，其主要发生在靠近沼泽、胶园道路、边行、原推土机过道、树桩残余地和斜坡缓冲地等区域，他们认为死皮的发生与土壤的化学因素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但是土壤物理测定（如土壤紧实度）表明，树皮坏死树较差的根系与土壤较高的紧实度有关。

通过对海南、云南、广东三大植胶区部分国营农场和民营胶园的橡胶树死皮现状进行广泛调研和分析，较为全面了解我国橡胶树死皮田间分布、发生现状、危害程度与发展趋势，探究引起死皮的主要原因，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现有死皮防控技术，集成、优化一套较完善的橡胶树死皮综合防控措施，从而减少橡胶树死皮发生，可为大幅度提高天然橡胶的产量、促进我国天然橡胶的高产与稳产以及提升天然橡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

致 谢 感谢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原乌石农场、新中农场、西联农场、龙江农场、广坝农场、中建农场、保国农场、立才农场、金江农场、红明农场、红田农场、东平农场；云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景洪分公司、东风分公司、勐养分公司、勐醒分公司、勐捧分公司；广东省农垦总局南华农场、五一农场、火炬农场、红峰农场、新时代农场、胜利农场、火星农场；感谢所有参与橡胶树死皮调研的人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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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现状 第6篇

1 伤害的定义和分类

1986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伤害给了如下的定义“由于运动、热量、化学、电或放射线的能量交换,在机体组织无法耐受的水平上所造成的组织损伤或由于窒息而引起的缺氧称为伤害”。然而,这种从病理生理角度定义的伤害,不能满足流行病学研究的需要。因此,比较规范的伤害定义应为:由于运动、热量、化学、电或放射线的能量交换超过机体组织的耐受水平而造成的组织损伤和由于窒息而引起的缺氧,以及由此引起的心理损伤统称为伤害[3]。在一般情况下,凡具有下列三者之一,即可判定为伤害:到医疗单位诊治,诊断为某一类损伤;由家人、老师、同事或同伴对受伤者做紧急处置或看护;因伤休假半日以上。

伤害分为意外伤害和故意伤害两大类。意外伤害是指无目的造成的伤害,包括道路交通伤害、烧伤、意外中毒、坠落/跌倒、溺水/窒息、工伤、休闲娱乐伤害等。故意伤害是指有目的、有计划地自我伤害或加害别人所造成的伤害,包括自杀、自残、杀害他人、虐待、暴力等。常见的意外伤害包括道路交通伤害、跌倒、动物伤、砸伤、利器切割伤、溺水、烧烫伤、中毒、自杀等[4]。

2 我国儿童伤害的现状

2.1 致死性伤害

致死性伤害是指发生的伤害能导致死亡。2006年全国第3次死因回顾调查结果,我国全人群伤害死亡率为61.51/10万,死亡构成为10.1%,是我国居民的第5位死因,1~14岁儿童的第1位死因[2]。2013年全国疾病监测系统监测显示,伤害是1~4岁人群和5~14岁人群的第一位死因,死亡率分别为17.36/10万及10.33/10万[5]。同样,宁波市死亡登记资料分析显示,儿童伤害粗死亡率为21.10/10万,标化死亡率为20.55/10万,占儿童死亡的31.59%;是婴儿死亡的第3位死因,1~14岁儿童的首位死因[6]。

2.2 非致死性伤害及残疾

造成儿童死亡的伤害原因和非致死性伤害的原因不同,致死性伤害的原因主要是道路交通伤害和溺水,非致死性伤害的原因是跌落伤。2006—2010年河北省对于儿童伤害的发病监测分析显示,非致死性伤害就诊的前5位原因分别是跌倒/坠落、机动车交通事故、钝器伤、锐器伤及非机动车交通事故[7]。北京市的伤害发病监测显示,儿童伤害的发生率为2.25%,其中6~9岁儿童的伤害发生率最高,男性儿童发生率高于女性儿童。跌落伤是儿童伤害的第1位原因,其次为动物咬伤,第3位原因是道路交通伤害[8]。宋文珍的研究显示,14岁以下儿童中约有10%的儿童在1年中受过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约有4%的儿童导致残疾,1%的儿童发生死亡。可以预见,我国每年大约有1 000万儿童受到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伤害,40万儿童因为受到伤害成为终身残疾,10万儿童因为伤害事件而死亡[9]。

3 儿童伤害发生的类型

按照目前WHO的伤害分类,将伤害分为道路交通伤害、溺水、跌落、中毒、烧烫伤、暴力、故意伤害(自杀)7大类。北京、上海、广州3城市的调查显示,我国0~14岁儿童最常见的发生伤害原因是跌倒损伤,发生率为5.7%[10]。青岛市儿童发生伤害的主要类型是跌倒/坠落、动物伤、交通事故损伤、钝器伤和烧烫伤,跌倒/坠落是第1位原因[11]。广东省清远市伤害原因构成中跌倒/坠落是第1位,动物咬伤、交通事故损伤、钝器伤所占比例较多,这也提醒相关部门在预防儿童跌倒/坠落损伤的同时,动物咬伤、交通事故伤害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儿童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的重要原因[12],值得关注。

另外,在我国城市和农村儿童的伤害发生率及发生类型也存在不同。张岚等的调查表明,城市儿童伤害发生率为13.1%,农村为26.2%,农村高于城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城市儿童伤害类型构成排在前3位的依次为跌倒/坠落伤、动物伤和钝器伤,农村儿童排在前3位的依次为跌倒/坠落伤、烧烫伤和动物伤[13]。北京市通州区0~14岁伤害监测显示,跌倒/坠落是各年龄段儿童首位致伤因素,是引起儿童非致死性伤害和残疾的首要原因,动物伤在儿童伤害发生率中居第2位,而其中绝大多数是在家中被宠物咬伤,并又以犬咬伤(78.87%)为主[14]。但也有研究注意到农村动物咬伤发生率高于城市,与农村地区家养动物多有关[15]。

不同年龄儿童伤害发生的类型不同,小于5岁儿童最常发生的伤害类型为跌倒、碰撞和挤压,其中跌倒占到50%,受伤性质以挫伤、擦伤为主,发生地点主要集中在家中占47.87%[16]。5~9岁儿童从游乐场设备上摔落最多;10岁以上儿童交通事故损伤所占比例较高[17]。

4 儿童伤害发生的影响因素

4.1 性别与年龄

不同年龄段儿童,其身体发育及智力发育水平处于不同阶段,所以其伤害的发生率甚至死亡率和伤害发生的类型也存在差异。因此,了解不同年龄阶段儿童伤害的发生特征,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减少相应类型伤害的发生。有研究表明,男性儿童发生伤害的倾向性高于女性儿童,发生比例约是女性儿童的2倍[18]。且儿童伤害发生率随着年龄的增长呈逐渐增高趋势,小学生伤害的发生率为6.58%,初中学生为8.17%,高中生为8.74%[19]。年龄不同发生伤害的类型及伤害易发生的地点各有不同,李丽萍的研究结果显示,小于3岁的儿童伤害类型前3位分别是坠落、跌伤与交通事故,3~6岁儿童主要是坠落和车祸,而7~14岁儿童则是以交通事故以及砸伤为主[20]。同时,杭州的研究提示,学龄前儿童发生的伤害多在居住场所,发生季节多为夏季,其次是秋季,大多发生于儿童运动玩耍过程中;伤害原因以动物伤(44.00%)、跌伤/坠落(30.77%)为主;男女性之间发生伤害的类型没有区别[21]。小学生及中学生中发生伤害类型以跌倒、坠落为第一位,其中发生伤害地点主要集中在学校操场、体育馆、游泳馆等,最常见的伤害部位是手和脚[22]。研究证明,随着年龄的增长,伤害发生的部位依次从头部、躯干、四肢近端到四肢远端,发生也存在一定的年龄依存规律[23]。

4.2 家庭经济水平及养育方式

家庭的经济水平、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孩子接受的教育形式都与儿童伤害的发生有一定的关系。深圳市的调查结果显示,儿童伤害发生的危险因素是家里子女数量、父亲的职业为个体经商人员;其保护因素是家庭经济收入高、父亲职业为国家正式单位职工等。国家正式单位职工有较高的收入,家庭居住条件较好,作息时间规律,有更多的精力跟子女在一起;而个体经商者,其工作时间不确定,早出晚归,很难保证足够的时间照顾家庭和孩子,故儿童易发生伤害[24]。另有研究证明,虽然外地进城务工者子女与本地户籍学生的伤害总发生率不存在统计学差异,但对于多发性伤害的发生率,中小学生中外地进城务工者子女均大于本地户籍子女[25]。

在子女教育中采取鼓励的教育方式有助于形成健康的性格特征,而惩罚的教育方式则会使儿童容易形成叛逆的性格,注意力不集中,从而易于发生伤害[26]。郭书芹的研究证明,在子女教育过程中父母采取惩罚和漠不关心的教育方式的儿童,其发生伤害的危险性分别是采取鼓励方式的3.741和1.931倍[27]。

儿童意外伤害的发生不仅与儿童本身的性格特征有关,也与父母教育及养育方式、看护方式及父母的身体健康状况有关[28],残疾父母的子女及单亲家庭的子女伤害发生危险增加。

我国对留守儿童伤害危险因素研究显示,留守儿童发生意外伤害的可能性是非留守儿童的1.7倍。在日常生活中,留守儿童不能经常性地获得来自于父母的安全行为教育,缺少父母的安全监护均是留守儿童发生伤害的危险因素[29]。湖南省的一项研究证明,留守儿童意外伤害的发生率高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中以祖父母及外祖父母监护或者单亲监护为主,同时,其监护人受教育程度低于非留守儿童监护人[30]。

4.3 环境

儿童生活的环境也是儿童发生伤害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有些伤害事故更容易发生在某些特殊地区,是因为这些地区周边环境中有更多的可导致伤害事故发生的自然条件和危险性,如江、河、湖泊分布等。有研究比较居住在山区和湖区儿童伤害发生率,发现湖区儿童伤害发生率高于山区儿童,其中溺水仅限于居住湖区儿童,湖区儿童前3位伤害分别是跌倒(2.61%)、动物伤(1.85%)和交通事故损伤(0.86%),山区儿童则以动物伤(1.82%)为第1位、跌倒(1.31%)为第2位,交通事故损伤(0.68%)为第3位伤害原因[31]。另外,有研究发现儿童发生伤害的类型与儿童年龄及其生活居住环境有关。1~4岁儿童溺水大多发生在居住地附近的小型水域,且是由于家长或看护人疏于照顾时发生。学龄儿童溺水多发生在离居住地较远处的大型水源,多数是与年龄相仿的儿童结伴游泳或玩水时突然发生[32]。另外,家庭内部环境也是造成儿童伤害的原因之一,武汉市的研究显示,家庭内部装修中包括儿童家中主要取暖设备、地面类型、儿童床是否装有护栏、儿童常用玩具的质量及安全性均与儿童意外伤害有关;总之,家庭外环境中居住场所周围500m内有湖泊、水塘,儿童游戏场所地面类型、游乐设备质量及种类,儿童经常玩耍的地方有无危险物品、障碍物等均是儿童意外伤害的危险因素[33]。

4.4 其他因素

儿童本身患有的一些疾病也可导致这些儿童发生伤害的可能性增加,如癫痫、肢体或智力残疾等影响着儿童的行动和生活质量。有调查显示残疾儿童伤害发生率为8.51%,较对照组的非残疾儿童增加4.79%,脑性瘫痪和精神发育迟滞患儿的伤害发生率明显高于其他儿童[34]。其次,好动儿童更容易发生伤害,他们活动较多,活动时注意力不集中且容易冲动,同时活动时不留意周围环境状况等行为特点是其更易发生伤害的危险因素。此外,还有研究发现,日常生活中存在着某些儿童会反复多次发生伤害的现象,可能是由于在同样的环境条件下,有人因心理和生理的原因比其他人更容易发生事故,这些儿童被称为事故倾性儿童[35]。

家庭类型也是儿童发生伤害的原因之一,由父母同时监护的儿童家庭伤害发生率最低,其次是大家庭及单亲家庭儿童,伤害发生率最高的为祖父母、外祖父母或家庭其他成员监护的家庭[36]。

综上,儿童伤害已经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降低儿童伤害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密切配合,需要政府的协调及多部门的合作。我国地域广大,中、东、西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经济以及各地区文化和传统习惯的特点,使得我国各地区儿童伤害发生率及伤害类型也有不同。各地区可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环境特点等实际情况,制定适合本地区的预防儿童伤害的防控策略,把儿童伤害的发生减少到最低限度。

作者声明

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摘要：儿童伤害包括致死性伤害和非致死性伤害,因不同的伤害性质其原因也有区别。我国南北方地域差别大,经济、文化和传统习惯各异,因此,儿童伤害的发生率及发生原因也有所不同。作者从伤害的定义和分类、我国儿童伤害的现状、儿童伤害发生的类型、儿童伤害发生的影响因素4个方面进到了文献综述。

辽宁省玉米病害发生现状及育种对策 第7篇

1 玉米病害发生现状

1.1 土传及种传病害加重

1.1.1 玉米丝黑穗病

玉米丝黑穗病是典型的土传病害, 在我国春玉米种植区普遍发生, 在东北、华北北部、西北和西南丘陵地区发生也较严重。一般田间发病率2%~8%, 重病田发病率高达60%~70%, 造成严重的产量损失。由于丝黑穗病直接导致果穗被害, 因此, 它是玉米生产中的重要病害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 这一病害基本得到了控制, 但近年来, 随着一些不抗病品种的推广或病菌致病力的变异等原因, 玉米丝黑穗病又死灰复燃。2002年玉米丝黑穗病的发病最为严重, 发生地区广、面积大, 发病率高, 个别地块病株率高达80%。最近3年, 在辽宁省沈阳、辽阳、铁岭、阜新等地大面积发生, 农民反映强烈, 市场纠纷不断, 应引起各级部门的高度重视, 进一步加强病原菌生理分化的研究及抗病育种工作。

1.1.2 玉米黑粉病

玉米瘤黑粉病又称玉米普通黑粉病, 在我国普遍发生, 是玉米生产中的重要病害。近年来, 辽宁省各地瘤黑粉病发病也呈逐渐上升趋势, 对生产影响很大。由于病菌侵染植株的茎秆、果穗、雄穗、叶片等幼嫩部位, 所形成的黑粉瘤消耗大量的植株养分或使植株空秆不结实, 可造成30%~80%的产量损失。由于该病越冬场所复杂, 土传、种传、风、雨和昆虫传播, 可多次再侵染, 防治比较困难, 各种措施都有局限性, 因此应加强防治措施研究, 防止该病大规模流行。

1.1.3 玉米青枯病

该病在辽宁省各玉米种植区均有发生。在玉米生长后期, 病害侵染植株近地表的茎节, 导致营养和水分输送受阻, 茎秆腐烂。若玉米在灌浆阶段遇到较大降雨并且雨后暴晴, 茎腐病则发病严重。一般年份, 田间病株率为5%, 在条件适宜年份, 一些品种田间病株率高达20%以上。病株籽粒灌浆不足, 造成减产。由于该病的病原菌种类繁多, 侵染途径有异,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病害, 还需做大量的研究工作。

1.1.4 玉米顶腐病

由串珠镰孢亚粘团变种侵染引起的一种玉米新病害顶腐病, 近年在我国北方玉米带时有发生, 局部地区发生严重。2011年在辽宁阜新调查发现, 该病发生面积达4万公顷, 占当年阜新玉米种植面积的1/3。一般发病率为7.1%, 重病田发病率高达31%。此外, 在山东、吉林、黑龙江等省也有该病发生, 并有逐渐加重流行趋势。因其苗期发病, 并可以造成死苗, 因此对玉米生产影响较大。

1.2 次要病害上升为主要病害

1.2.1 玉米灰斑病

玉米灰斑病于1991年在辽宁省的丹东和庄河等局部地区发生, 流行速度较快。2002年, 全省玉米产区普查结果表明, 玉米灰斑病在辽宁省玉米产区均有不同程度的发生, 并已造成产量损失。仅在1996年辽宁省玉米灰斑病突发流行面积就达20多万公顷, 玉米产量损失达2亿多公斤。目前该病在辽宁省玉米生产中有加大流行趋势, 潜在危害性大, 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

1.2.2 玉米弯孢菌叶斑病

1994年戴法超等确认北京郊区和河北省的一些玉米产区发生一种症状异于玉米小斑病和玉米圆斑病的新叶斑病是由弯孢菌引起的, 并造成北京地区夏玉米西玉3号等杂交种和黄早四等自交系的严重减产。一般减产20%, 严重减产达60%。

1.3 玉米病毒病流行

20世纪90年代以来, 玉米矮花叶病、玉米粗缩病在我国北方大面积流行危害。辽宁省玉米病毒病也暴发成灾, 特别是1994年以后病情有逐年加重趋势。1996年发生最为严重。1996~1997年省内40多个县发生玉米矮花叶病, 发病面积近7.4万公顷, 平均发病率15%, 严重地块80%~90%发病, 年减产玉米近1亿公斤。该病特点来势猛、范围广、发病早、病情重。

2 玉米病害流行原因

2.1 品种遗传基础狭窄, 抗病性差

在过去20年中, 辽宁省主要针对玉米的大、小斑病和丝黑穗病开展了抗病育种工作, 选育的品种抗病性遗传基础狭窄, 抗源单一, 给病害的发生流行创造了有利条件。从品种上看, 目前玉米产量的提高与普遍使用杂交种有直接关系,

2.2 种质资源研究薄弱

玉米种质资源是抗病育种工作的基础。抗病资源的鉴定与评价是抗病育种中的重要环节。辽宁省玉米育种单位在抗病育种研究上曾做了大量的工作, 如:丹东市农业科学院在90年代以来相继选育出丹9046、丹341、78599和丹598等一批抗病性强、农艺性状优良的自交系;辽宁省农业科学院选育了辽2309、辽2235等优良自交系, 抗丝黑穗病、青枯病等病害;铁岭市农业科学院选育了C8605、7922等抗病优良自交系;沈阳市农业科学院选育出沈137自交系对玉米大、小斑病、丝黑穗病、青枯病、弯孢菌叶斑病均表现抗性。虽然如此, 辽宁省在资源抗病性鉴定研究工作上仍落后于生产需要, 缺乏对辽宁省骨干自交系及品系抗病性的系统鉴定, 特别是一些新流行病害在品种的抗病评价上缺乏人工控制下的接种病菌鉴定, 并且品种抗病评价标准不统一, 限制了抗病品种选育和应用, 育成的品种在抗性稳定性上也较差。

2.3 栽培制度、气候条件变化加速了病害的发生

目前生产上推广的杂交种多是高肥高水品种, 偏施氮肥, 缺少磷、钾肥, 有机肥严重不足, 致使土壤板结, 肥力下降;同时由于种植密度加大, 湿度增加, 田间小气候发生变化, 致使土传病害及叶斑类病害日益加重。

温、湿度和光照等气候因素是导致病害流行的重要原因。种种迹象表明, 近年来我国北方气候逐渐变暖, 一些过去在热带发生的病害有北移趋势。夏季高温、多雨、多湿有利于病害流行;冬春季湿暖, 病原菌和介体昆虫越冬基数高, 也增加了病害发生流行的初侵染源。

此外, 近年来, 玉米种植区域不断扩大, 大面积多年连作种植单一亲缘品种或杂交种, 不仅使土壤养分失衡, 更诱导新的病害产生, 加重病害流行。国内外的广泛引种交流和资源的交换, 病种的调运和种植等, 也加速了病害的传播与蔓延。

3 玉米抗病育种对策

3.1 拓宽选育品种遗传基础, 增强抗病基因多样性, 选育和利用抗病品种

基于目前的育种现状, 应加强对现有种质的基础性研究, 从常规农家品种、已育成品种及引进品种中挖掘新的包括抗病基因在内的优良基因。在抗病基因利用时, 应合理利用显性单基因和微效多基因。运用现代生物技术, 培育新的抗病杂交种或利用新发现的基因拓宽原有优良谱系的遗传背景。针对不断发生的玉米新病害, 应加紧筛选抗病自交系, 选育新的抗病品种。应对现有玉米骨干系进行一次遗传基础调查, 以避免育种基础太狭窄。在利用抗病品种时, 要注意品种的合理布局。

3.2 明确抗病育种目标, 培育水平抗性品种

原来的抗病育种基本都是以高抗某一病害为目标, 通常来说, 控制高抗水平的基因都是单基因性质。今后的抗病育种目标应由对某一病害免疫或高抗转为对病害具有一定抗性、病害造成的田间损失较低既可。对以单基因控制的高水平抗性, 也应加入微效抗病基因, 以保证抗性的持久利用, 使品种寿命再长一些。在抗病育种中, 还应提倡多抗性, 即对不同种类病害达到兼抗的目的。不同种类抗性的组合, 不同层次抗性的利用, 有可能培育出农艺性状良好并同时具有水平抗性的品种。

3.3 加强合作, 联合攻关

重庆市油菜病害发生与防治现状研究 第8篇

1 菌核病

1.1 发生情况

菌核病的为害最为严重, 油菜从苗期到成熟期都能发病, 以中后期发病最普遍, 为害也最严重。病原菌可以长时间存在于土壤中、病残体上, 或者混杂在种子里。重庆市油菜抽薹开花期间, 日平均气温在8～14℃, 正是病原菌大量繁殖的最佳时期, 此时, 阴雨天气又比较多, 所以菌核病就很容易发生。当菌核病侵入油菜植株后, 分解茎秆, 使油菜茎秆表面纤维破裂如麻, 茎秆折断倒伏, 甚至全株枯死, 造成油菜籽粒结实不饱满, 千粒重下降, 品质降低[2]。

通过对20072008年 (图1) 、20082009年 (图2) 重庆市油菜区域试验点各参试品种和20002008年国家油菜区域试验中对照种 (图3) 油菜菌核病发病情况和抗性的比较分析, 发现这三年菌核病的发病情况呈现上升趋势, 特别是2009年由于阴雨天气频繁, 菌核病发病最严重。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 涉及到农业的就是耕作方式的改变和施肥水平的提高, 特别是轻简化栽培方式的推广和偏施氮肥造成土壤结构板结酸化, 给菌核病原菌的生长创造了有利环境。此外, 常年连作和栽培密度过高也会加重菌核病的发生。

1.2 防治策略

根据重庆市菌核病发生的特点, 采用农业防治和药剂防治相结合的策略, 油菜花期和结荚期主动防治, 控制菌核病大面积爆发。

(1) 农业防治。重点采用水旱轮作, 翻耕移栽, 改善土壤结构;合理密植, 施用腐熟的有机肥, 摘除病、黄、老叶, 剔除病株;在雨季及时清沟排水, 降低田间湿度, 增加田间透气性;适当增施磷钾肥及硼锰等微量元素, 避免苔花期过量使用氮肥;许多研究表明, 油菜花瓣是菌核菌子囊孢子萌发及田间侵染的主要媒介[4], 适当推迟播期, 避开油菜盛花期与菌核病爆发的高峰期。

(2) 药剂防治。结合防治蚜虫进行菌核病防治, 合理使用高效低毒农药。药剂防治要适期, 一般可在主茎开花率达9 5%以上, 一次分枝开花株率5 0%左右时进行。常用农药, 每667 m2可选用25%多菌灵WP150～250 g, 或40%菌核净WP 100～150 g、50%腐霉利WP 33～50 g对水60～70 kg常规喷雾, 或对水15～20 kg弥雾 (低容量喷雾) 。

2 病毒病

2.1 发生情况

油菜病毒病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油菜生产中发生普遍且为害较为严重的一种病害[5], 但在长江上游油菜种植区发生并不严重。但通过对2008年和2009年 (图4) 重庆市油菜区域试验共40个组合的调查和走访调研发现, 病毒病在重庆市发生比较普遍, 应该引起高度重视。2008年调查病毒病发生情况, 基本上在试验和生产上没有见到, 但在2009年调查发现在油菜种植区存在病毒病植株。特别是随着蚜虫等害虫抗药性的增强, 由蚜虫传侵的病毒病每年都在扩散蔓延。

2.2 防治策略

重庆市油菜病毒病的防治主要以化学防治为主, 农业防治为辅, 主要通过药剂防治蚜虫来减少病毒病的发生。

(1) 化学防治。蚜虫是病毒病的主要传播媒介, 及时喷药杀灭蚜虫能有效控制病情。播种时可用艾美乐 (60～90 g/hm2) 随种子或基肥施入油菜田, 防治蚜虫。在油菜移栽前、12月上旬蚜虫停止迁飞时、2月中下旬再次迁飞时和结角初期分别用药喷雾防治1次。可选用艾美乐 (60～90 g/hm2) 、10%大功臣可湿性粉剂、50%辛硫磷乳油800倍液、50%抗蚜威可湿性粉剂1500倍液、25%蚜青灵乳油2000倍液、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2000～3000倍液、3%啶虫脒乳油2000～2500倍液、20%病毒A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或1.5%植病灵2号乳剂1000倍等防治。

(2) 农业防治。首先播种时要选用抗病性强的优质甘蓝型杂交品种, 尽量避让白菜、芥菜等十字花科作物;加强苗床管理, 培育壮苗, 移栽时剔除病苗, 最好施用人畜等农家肥, 避免偏施氮肥;移栽后加强大田管理, 特别是要加深“三沟”防渍害和加强肥水管理, 油菜生长过程中, 严密监控蚜虫, 一旦发现要及时防治, 减少蚜虫的侵害。

3 霜霉病

3.1 发生情况

目前, 重庆市有关油菜霜霉病的报道比较少, 其为害相对前两种病害也较轻, 但在生产上却经常看到。它为害油菜的叶、茎、花和果, 进而影响菜籽的产量和质量, 为害严重的可导致全株枯死[6], 对其提高警惕和提前预防是必要的。油菜霜霉病在秋冬季期间开始发病, 春季开始流行, 油菜成熟前达到高峰。温度和雨量是霜霉病流行的重要条件, 重庆市春季倒春寒和多雨天气可能导致霜霉病害的爆发。

3.2 防治策略

油菜霜霉病的防治要注重田间的精心管理, 特别是开好“三沟”, 减少田间春季积水渍害, 一旦发现病害可用58%甲霜灵锰锌可湿性粉剂300 g/hm2对水750 kg/hm2, 或用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500倍液300g/hm2对水750 kg/hm2喷药防治, 一般隔7～10天喷1次, 视病情防治2～3次。

4 小结

除以上三种油菜常见病害, 重庆市油菜种植区还发现有白锈病和萎缩不实等病株, 但其为害程度与普遍性都较小, 这里不再赘述,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重庆市范围内还没有发现油菜根肿病病例, 但油菜根肿病的危害性是众所周知的, 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 进一步加强油菜病虫害的监控与预防工作。

摘要：结合重庆市农情, 详细介绍油菜三大主要病害 (菌核病、病毒病和霜霉病) 的发生与防治策略, 指出应进一步加强油菜病害的监控和预防工作。

关键词：油菜,菌核病,病毒病,霜霉病,防治,重庆

参考文献

[1]李方球, 官春云.油菜菌核病抗性鉴定、抗性机理及抗性遗传育种研究进展[J].作物研究, 2001, 15 (3) :85-92.

[2]王春芝.油菜菌核病的发病规律与综合防治技术[J].农技服务, 2008, 25 (6) :55-56.

[3]徐洪志.重庆市油菜菌核病病情现状与防治对策[M].国家油菜现代产业技术体系病虫草害防治监控与栽培技术研讨会, 2009.

[4]刘澄清, 杜德志.甘蓝型油菜的抗耐病性及其遗传效应研究[J].中国农业科学, 1991, 24 (3) :43-49.

[5]钱志恒, 任明生.油菜病毒病的综合防治[J].现代农业科技, 2006, (1) :47-54.

某高校女生经前期综合征发生现状 第9篇

关键词：经前期综合征,问卷调查,学生

经前期综合征 (premenstrual syndrome, PMS) 是指妇女在月经前7 ~14 d (月经周期的黄体期) , 周期性出现躯体、情感和行为方面改变的综合征, 主要表现有注意力不集中、烦躁易怒、失眠、紧张、压抑以及头痛、乳房胀痛、颜面水肿等, 严重者可影响妇女的日常生活, 月经来潮后症状自然消失[1]。PMS是现代社会的常见病、多发病, 严重时可影响妇女正常的生活、工作、与他人相处的态度和社会活动能力[2]。有学者报道女大学生中PMS的发生率为31% ~96%, 且更易受到学习压力、心理紧张等因素的影响[3,4]。为此, 笔者于2012年11月对广西玉林师范学院在校2009 ~2012级女生进行PMS现状及相关因素调查, 为制定相应的预防保健措施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 1对象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 以班级为单位, 选取玉林师范学院文科和理科专业的大一 ~ 大四年级女生各100名。发放调查问卷800份, 回收有效问卷763份, 有效率为95.38%。将大一、大二的学生列为“低年级”, 共392名, 大三、大四年级列为“高年级”, 共371名;文科生391名, 理科生372名;农村学生473名, 城市学生290名。年龄18 ~23岁。

1. 2方法查阅相关文献[5], 咨询有关专家, 根据预调查结果调整后, 编制问卷。问卷包括基本信息、月经信息、经前期症状信息、负性生活事件信息等内容。经前期综合征诊断标准:在最近3个连续月经周期中, 至少有2个周期, 在月经来潮前7 ~14 d出现至少1项情感症状 (抑郁、焦虑等) 和至少1项躯体症状 (嗜睡、腹胀、乳房胀痛等) , 同时, 无严重器质性疾病和周期性精神病病史[5]。参照《中华妇产科学》第2版[6]标准, 每项症状采用4级评分:0为无症状;1为症状轻微;2为症状影响生活、学习和工作, 但能忍受;3为症状严重影响生活、学习和工作, 需要治疗。各症状得分相加为总分, 10分为轻度, 10 ~20分为中度, >20分为重度。结合专家意见和预测试调适后进行现场调查, 该问卷的信、效度合理, 可以用于测试。调查员经过专业教师统一培训, 采取现场答卷方式, 无记名填写, 当场收回。

1. 3统计分析采用SPSS 13. 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 所用统计学方法包括统计描述、χ2检验等。以P< 0. 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经前期综合征发生情况 见表 1。

注: () 内数字为发生率/%。

763名女大学生中发生PMS者445名, 发生率为58. 32% ;其中轻度发生率为35. 85% , 中度发生率为16. 65% , 重度发生率为5. 84% 。PMS躯体症状的发生率为55.51%, 精神症状的发生率为74.61%;精神症状发生率高于躯体症状,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35. 71, P < 0. 01) 。

2. 2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女大学生 PMS 发生情况城市女生PMS者171名, 发生率为58.96%;农村女生PMS者274名, 发生率为57. 93% , 差异无统计学意 (χ2= 0. 08, P > 0. 05 ) 。低年级女生PMS发生率 (68.11%) 高于高年级 (47.98%)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31. 79, P < 0. 01) 。文科女生发生PMS者219名, 发生率为56.01%;理科女生PMS者226名, 发生率为60. 75%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 1. 76, P > 0. 05) 。

2. 3经前期综合征与各影响因素的关系调查对象中有93人害怕月经的来临, 其中69人发生PMS, 发生率为74.19%;认为月经来潮正常者670人, 其中376人发生PMS, 发生率为56. 12%;害怕月经来临者的PMS发生率高于认为月经来潮正常者,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10. 99, P < 0. 01) 。调查对象中有痛经者458人, 占60. 03% , 其中发生PMS者344人, 发生率为75.11%;非痛经者305人, 发生PMS者101人, 发生率为33.11%;痛经者PMS发生率明显高于非痛经者,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133. 15, P < 0. 01) 。饮食习惯规律者PMS发生率 (130/249) 为52. 21%, 饮食无规律者PMS发生率 (111/138) 为80. 43%, 差异有统计学意 (χ2= 30. 03, P < 0. 01) 。睡眠充足 (每天7 ~8 h) 者PMS发生率 (127 /242) 为52. 48% , 睡眠较差者PMS发生率 (109 /152) 为71. 71%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14. 39, P < 0. 01) 。调查对象近1 a来坚持体育锻炼者PMS发生率 (111/237) 为46. 84%, 几乎不锻炼者PMS发生率 (135/165) 为81. 82%,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50. 00, P < 0. 01) 。

2. 4经前期综合征与女大学生负性生活事件的关系PMS组在6项负性生活事件中, 考试失败或不理想检出率最高 (76. 40%) , 其次为感到经常被人误会 (39.55%) ;无PMS组检出率最高的为感到经常被人误会 (19.81%) 。对两组女生6项生活事件检出率分别进行χ2检验,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 <0. 01) 。见表2。

注: () 内数字为报告率/%。

3 讨论

女大学生正处在青春期, 这一时期是大学生在人格和体格上逐步完成向成年人过渡的阶段。女大学生进入一个新环境, 情绪易于波动, 再加上学业和就业的压力、恋爱的挫折等社会心理因素, 常常导致自身调节系统改变而影响月经。经前期综合征已成为当前女大学生的一个比较普遍的健康问题[7]。本次调查结果表明, 玉林师范学院女大学生PMS的发生率为58.32%, 明显高于谢卫[3]的调查结果 (31.5%) , 远低于张德利等[4]的调查结果 (96. 87%) , 与郑蓉[8]和钱诚等[9]调查结果接近。这种差异可能与地域、问卷设计、个体痛阈和个体的情感体验不同有关。据钱诚等[9]报道, PMS不仅在生育年龄女性中发生, 在女大学生中也有较高的发生率, 尤其是重度PMS发生率已达21. 6%, 严重影响到女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应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PMS的各症状中, 抑郁、易激动、焦虑、腹胀等发生率较高, 精神症状总的发生率高于躯体症状, 与张增智等[10]和宋培歌等[11]的统计结果相近。提示PMS是明显的心身相关疾病, 精神心理与社会环境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参与了PMS的发病[12]。

来源于城市的女生和理科女生PMS发生率高于农村女生和文科女生,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生长环境和个体知识结构的不同并不是造成PMS的主要原因。低年级女生PMS发生率高于高年级女生, 可能因为女大学生新入学时首要面对的是生活地域转变、学习环境改变、与家人分离等一系列问题, 学校适应是其总体适应情况的体现, 也是重要的心理社会因素[11]。痛经患者中PMS的发生率较非痛经患者高, 害怕月经来潮者的PMS发生率高于认为月经来潮正常者,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提示PMS的发生与女大学生对月经的认知有关。女大学生的个性影响月经的症状和强度, 情绪不稳定型较情绪稳定型PMS相关症状表现严重[13]。痛经者有较多的伴随症状, 如恶心、呕吐、情绪异常等, 严重影响女大学生的正常学习及生活, 是引起女生缺课的最主要因素[14]。应根据女生的个性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月经期保健讲座及教育, 使女大学生正确认识经前期综合征, 从而采用有效的护理措施, 减轻经期痛苦, 提高学习和生活质量, 保护女性健康。

调查结果表明, PMS的发生与生活习惯有关, 平时饮食习惯不规律、睡眠较差、缺乏体育锻炼者PMS的发生率较高。有资料提示, 过分强调行经期活动量减少而不参加锻炼, PMS的发生率会高于适度锻炼者[6]。提示应加强月经期生理保健知识教育, 引导学生积极参加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以放松身心, 调整心理状态, 消除紧张焦虑, 加强体育锻炼, 增强体质。同时调整饮食结构, 保证营养, 平衡而合理的饮食是保障身体健康的前提, 健康的身体才能避免经前期紧张综合征的发生[15]。

发生现状 第10篇

关键词：科学,防止,害虫

昆虫与植物相互作用, 植物不能避免昆虫的取食为害, 人类从事农业活动会促使农业害虫的大量发生, 单一作物给很多害虫提供了更好的生活条件。如由于马铃薯的大量栽植, 使马铃薯叶甲逐渐成为了马铃薯上主要的害虫。为害我们储粮的仓库害虫, 以鸟类及啮齿类巢穴中的储藏物及废物为食物来源, 但由于人类生产了大量谷物和人类的其他活动, 如在谷物储运时使它们在流动过程中进行不断繁殖, 最终成为现在的仓库害虫。而家蝇大量增生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生活中的垃圾造成的。

农业害虫种类较多, 每年因为农业病虫为害造成的损失非常巨大, 在我国历史上虫害曾与水、早并列为三大自然灾害, 尤其是蝗、螟、粘虫及疟蚊给农业生产及人民生活带来了身心上的无限痛苦和经济上的巨大的损失。随着年代的增进, 在与害虫作斗争中, 我们的战术更加有效和如何治理。在十九世纪后半期之后, 人们可以熟练地使用农药, 如波尔多液和巴黎绿两种杀菌剂, 它可以防止法国葡萄业生产的霜霉病和其他病害。在十九世纪初, 防治害虫的主要措施是生物防治、机械和物理防治、农业防治、化学防治、遗传防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杀虫剂的进展使完全新的害虫成为农作物以及资源生物的主要害虫。杀虫剂使虫口密度成为主要害虫, 这是由于原来的天敌把潜在害虫控制住, 但天敌被杀死了, 农药产生的抗药性使这些害虫繁殖飞快。另外, 大量广泛地使用农药, 在杀死许多野生生物的同时, 环境受到极大污染, 对农作物、森林和游憩场所大量施用农药, 使蜜蜂、鱼、鸟和许多野兽等成为无辜的牺牲者。因此害虫防治历史的最新阶段是要强调使用各种互相协调的方法, 求得到害虫最佳防治, 避免对环境的最少破坏。

现在, 国家对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工作极为重视, 新中国建立后, 开展了规模空前的群众性的害虫防治工作, 建立了专业的植物保护专业机构和科学单位, 健全了植物保护机构, 掌握害虫防治知识, 基本控制了历史上的灾害性害虫, 保障粮、棉、果、菜的连年增产、丰收, 基本控制了历史上的灾害性害虫, 多种措施协调, 基本摸清了不同区域粮、棉、果、菜上的农业昆虫, 建成了覆盖全国的农业病、虫调查测报网, 预测预报理论和水平大大改进, 丰富积累了害虫防治经验, 害虫防治水平不断提高。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 不断改革栽培和耕作制度, 促使农作物品种的频繁发展, 受气候和人为等因素的影响, 农田水肥条件不断改善, 使一些害虫仍继续严重发生, 如东亚飞蝗、小麦吸浆虫的猖獗发生, 增加了人类同害虫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在防治策略上, 害虫综合治理强调不赖于任何一种防治方法, 主张多战术的策略, 并用各种方法的配合, 使这些战术与自然控制相协调, 并使防治措施不能与自然控制因素相矛盾, 一定要强调自然控制的重要性, 并与自然控制因素协调, 在考虑经济效益的同时, 要强调释放天敌是加强生态系统中天敌这一组分。杀虫剂的使用减少了生态系统中害虫, 但防治害虫不是只除掉害虫, 还要从调节生态系统控制控制害虫的为害。

花卉苗木害虫综合治理要协调使用各种措施, 依据农业生态学原理、经济学及系统工程学原理, 进行综合防治害虫, 目的是达到生态、经济平衡。这主要措施是依据国家法规进行植物检疫, 对调出和调入的植物及其产品等进行的检验和处理, 强制性的预防有害生物的人为传播, 可以采取禁止入境、退货、就地销毁等, 用化学农药进行处理或热处理的方法消毒除害。生物防治。它能避免环境污染, 是防治害虫的一种有效方法, 保护人畜安全, 抑制害虫的发生长期作用, 以便更有效地抑制害虫的发生。农业防治。根据农业生态系统中害虫、作物、环境条件防治作物害虫, 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发育, 改变人力能够控制的诸因素;物理机械防治。这类防治措施, 简便易行, 成本低。它是利用各种物理因子、人工或器械防治有害生物的方法, 不污染环境, 可以用作主要防治措施;化学防治在害虫综合防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即控制使用农药, 合理使用农药, 尽量少使用化学农药, 改进施药方法, 防止害虫产生抗性。

当前, 在防治花卉苗木有害昆虫上还有一些问题。如植物检疫工作存在漏洞, 国民素质有待提高, 经济活动频繁, 经费投入不足, 设备落后, 大面积连片种植的单一树种或花木, 易造成害虫暴发, 必须及时调整或控制, 才能防止更大的损失出现。虫害的种类及为害呈动态变化趋势, 化学防治仍是主要手段, 害虫综合治理任重道远, 害虫综合治理任重道远。

因此, 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对主要花木害虫进行防控。

要以生态学理念认识并防治花木害虫, 增加生物多样性, 选用抗虫植物, 使用环境友好型农药防治害虫等。以经济学理念认识并防治花木害虫, 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治虫。防治收益与防治投入要合理, 加强防控技术的普及与推广, 加强花卉苗木害虫防控体系建设, 不断提高花木自身抵抗病虫害的能力, 逐步营造利于花卉苗木生长环境, 加强花卉苗木害虫防控体系建设, 防范外来害虫入侵, 进一步加大植物检疫执法力度, 充分利用国家级中心测报点的骨干作用, 进一步充实完善专业机构监控体系, 逐步探索利用化学信息, 建立检疫性林业有害生物预警监测体系, 规范调运检疫程序, 严格执行检疫要求书制度, 严格控制检疫对象的传播蔓延。进一步加强疫情监测预警体系, 对林业检疫性害虫要做到及时发现。全面提升全市森防整体实力, 加强森防体系建设。加快完善行业技术标准和管理规章制度, 加强行政执法和林业有害生物监测, 加强领导, 搞好宣传, 为不断控制有害生物灾害提供组织保障。建立健全奖惩制度。

总之, 综合防治是防治害虫的有效措施, 逐步推行可持续的害虫调控策略。建立林业有害生物突发事件应急机制, 加强主要花木害虫防治技术的技术推广, 以基层林业技术人员与群众相结合进行全方位防控机制。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