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因素范文

父母因素范文（精选4篇）

父母因素 第1篇

关键词：农村,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

Darling和Steinberg(1993)的观点是,父母教养方式(Partenting Style)是父母的教养观念、教养行为及其对子女态度、情感的一种相对稳定的集合体。教养行为包括父母履行其职责的专门的目标定向的行为和非目标定向的行为,诸如姿势、手势、情绪等。国内外的大量研究表明,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子女健全人格的形成和健康心理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一、研究方法

(一)被试

本研究首先在河南省某民办高校全日制本科在校学生中,分别以不同院系不同专业的不同班级为单位随机抽样,个别施测,共抽取500 名学生,回收有效问卷453 份,有效率90.6%,抽取其中的农村籍大学生335 人作为本次具体研究对象,其中男生162 人,女生173 人。

(二)测量工具

主要采用自编的个人基本信息调查表和岳冬梅等1993年的中文修订版的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修订后的中文版量表包括66 个条目,每一个条目分1~4 个等级计分。量表包括6 个父亲因子分和5 个母亲因子分,分别是:父亲情感温暖、理解、父亲惩罚、严厉、父亲过分干涉、父亲偏爱被试(F4)、父亲拒绝、否认、父亲过度保护;母亲情感温暖、理解、母亲过干涉、过保护、母亲拒绝、否认、母亲惩罚、严厉、母亲偏爱被试。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由于EMBU是让被试通过回忆来评价父母的教养方式,年龄过小过大都会影响调研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岳冬梅等在修订时选用的被试平均年龄为19.5 岁。本研究大学生被试的年龄在18~24 岁之间,较好地拟合了量表对被试年龄的要求。

该量表采用Likert四点计分方式,“从不”计1 分“偶尔”计2 分“经常”计3 分“总是”计4 分,将各因子所包含条目的得分分别相加,得到各因子总分,得分越高,表明父母教养子女在这个方面的程度越深。

(三)数据处理方法

数据录入计算机后,采用SPSS17.0 for word软件进行管理和统计分析。

二、结果

(一)农村男女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比较

对农村男(162 人)女(173 人)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各因子上的得分作t检验,结果显示:在父亲拒绝、否认(t=2.06,p=0.040)、父亲过度保护(t=2.69,p=0.007)两因子上,父亲教养方式男大学生得分均显著高于男大学生的因子得分。其他父亲教养方式因子得分没有显著差异。在母亲拒绝、否认(t=2.18,p=0.030)、母亲惩罚、严厉(t=3.10,p=0.002)两因子上,母亲教养方式男大学生得分均显著高于女大学生的因子得分。

(二)是否独生子女对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

我们对独生子女(29 人)与非独生子女(306 人)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各因子的得分作t检验,结果显示:是否独生子女对父亲教养方式影响不显著。在母亲过干涉、过保护(t=2.39,p=0.017)和母亲拒绝、否认(t=2.54,p=0.016)两因子上,是否独生子女对母亲教养方式有显著影响,其他因子上影响不显著。

(三)是否单亲对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

我们对单亲家庭(15 人)与非单亲家庭(320 人)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各因子的得分作t检验,结果显示:在父亲过度保护(t=-2.08,p=0.038)因子上,非单亲家庭大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单亲家庭大学生得分,说明非单亲家庭父亲对子女更多采取了这种消极教养方式,其他因子上影响不显著。是否单亲家庭对母亲教养方式影响不显著。

(四)不同专业大学生对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

我们对文科(180 人)与理工科(155 人)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各因子的得分作t检验,结果显示:在父亲过度保护(t=-2.90,p=0.004)因子上,专业不同对父亲教养方式有显著影响,其他因子上影响不显著。在母亲情感温暖、理解(t=-2.44,p=0.015)因子上,专业不同对母亲教养方式影响显著,其他因子上影响不显著。

(五)家庭经济状况对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

我们分别调查对象的家庭经济状况划分为富裕(56 人)、一般(246 人)、贫困(51 人)三个层次,分别对三个小组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父亲情感温暖、理解(F=3.08,p=0.047)因子上差异达到显著水平,其他因子上影响不显著。LSD检验结果表明,在父亲温暖、理解因子上,主要是家庭经济一般的大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家庭经济贫困者的得分。

三、分析与建议

(一)不同性别农村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存在差异

关于农村大学生,其父母教养方式在对待不同性别子女的差异是,父亲母亲对男孩在教养方式各因子上得分均高于女孩,而且在父亲拒绝、否认、父亲过度保护母亲拒绝、否认、母亲惩罚、严厉4 个因子上差异达到显著或非常显著水平。这说明,在农村,父母对男孩更多采用了相应的教养方式,对男孩采用的消极教养方式多于女孩。这是因为女孩温顺听话,依赖感强,善于表达自己,易于得到父母的理解和接纳,而男孩则不善表达,独立性强,常常表现出对立、不服从的一面,使得父母经常使用消极方法管教。这与傅成仕(2009)的研究结果有较大的一致性,但笔者不认为这个结果就一定说明农村重男轻女思想依然严重,笔者认为这更多是由于男孩好动的天性所致。

父母对男孩女孩要区别对待,根据其各自的特点,发挥其长处,而不是要求男孩像女孩一样乖巧听话。

(二)是否独生子女影响农村大学生母亲教养方式

研究结果显示,母亲对独生子女显示出过多的过度保护和更多的拒绝、否认。这是两种消极的教养方式,过度保护容易子女形成依赖型人格,缺乏人格独立,甚至缺乏生活自立能力,导致人生的不幸与苦恼。过多的拒绝、否认会使子女失去信心、自卑或者过度自尊、过度敏感,成为神经症易患人群。

(三)是否单亲家庭对大学生父亲教养方式有影响

分析结果显示,非单亲家庭父亲对子女更多采取了过度保护这种消极教养方式,过度保护的不良影响前面已经说过,不再赘述。当前,单亲家庭的父亲或母亲一般在经济方面或时间与精力方面比较弱,要花费比非单亲家庭多一倍或几倍的精力与时间维持家庭正常运转,所以相比较来说,非单亲家庭父亲对子女会产生过度保护倾向。

(四)不同专业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有差异

此次调查分析结果显示,理工科大学生父亲更多采用过度保护教养方式,母亲更多采用情感温暖、理解教养方式。理工科学生男生居多,而且一般不善言辞,人际交往等方面可能不是很擅长,而男生在父母亲眼里就是未来家庭的重要继承者,经常被寄予厚望,所以父亲尽可能地用自己的能力给予其最大的保护,而母亲给予其最多的情感理解和温暖。

(五)家庭经济状况影响农村大学生父母亲教养方式

在农村大学生中,主要是家庭经济状况一般的父亲比家庭经济贫困更多采用情感温暖、理解的积极教养方式。这与本人来的假设有出入,原以为家庭经济贫困的父亲会在情感方面弥补对孩子经济方面的给予的不足。研究结果告诉我们,可能经济贫困家庭的父亲更多地背负着经济压力,没有精力、时间或缺乏给予子女更多情感方面的理解与温暖的意识。

父母因素 第2篇

大学生人格偏离与父母养育方式等因素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采取集合式对某市三所大学新生进行单因素分析及父母养育方式相关分析,其结果:“人格诊断量表”总均分为29.81,人格偏离阳性率为17.1%,重度人格偏离阳性率为3.7%.相关分析显示:人格偏离得分与父母拒绝、过度保护、偏爱呈正相关,与父母情感呈负相关.单因素分析显示:性别、专业、家庭情况、父母关系是影响大学生人格的因素.这一结果表明:大学生人格偏离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不良的父母养育方式、家庭一般情况及父母关系均是人格偏离形成的.危险因素.

作 者：朱李婷 刘远亮 ZHU Li-ting LIU Yuan-liang 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医院,江苏,南京,210016刊 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 ASTRONAUTICS(SOCIAL SCIENCES)年，卷(期)：5(2)分类号：B843关键词：大学生 人格偏离 父母养育方式 EMBU PDQ-R

父母因素 第3篇

一、“80后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因素

通过对泰州市海陵区四所小学随机收取75份问卷, 通过对结果比对分析和访谈结果的梳理, 笔者发现 “80后父母”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及家庭成员的情况对教养方式的影响最大。 现具体分析如下:

1.文化程度对情感温暖、理解维度的影响。

“80后父母”的文化程度是对家庭教养情感温暖、理解维度影响最大的因素。 “80后父母”文化程度为本科及以上的家长情感温暖维度均分为60.68、标准差为5.87;大专均分为56.5、标准差为8.82;中专及以下均分为55.79、标准差为7.9。 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 p=0.035, p<0.05。

研究结果表明, 在情感温暖维度, 文化水平越高, 对子女的感性关怀分数越高, 但是分值同时居高的包括对子女的拒绝值;一部分的父母本身文化程度高, 因此对于子女的感性关怀更多, 通过父母与子女的沟通, 达到互相尊重与理解;还有一部分父母文化程度比较低, 所以一味地只是通过否认、惩罚及棍棒式的方式对子女进行教育, 直接导致孩子出现忧郁、反抗等不健康的精神症状。

在家庭教育中, 采取何种教养方式和父母的文化程度密切相关。 一个人的文化修养直接反映了她的受教育程度, 当然这离不开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但是影响之后效果又会直接表现在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上。

当然, 文化水平高的父母对于孩子的感性关怀更重视, 同时会对孩子进行过多的干涉。 在现实生活中, 高文化程度家庭, 为了使孩子按照父母的期望发展, 父母会对孩子倾注全部的心血, 孩子成长中的任何环节, 包括报考什么学校、发展什么兴趣、 将来学什么专业等许多应由孩子自己决定的事情, 都给予过多的关心。 文化程度较高的家庭中, 父母对子女期望较高, 关爱过多, 保护较严, 造成子女独立生活能力较弱, 社会适应性不强;而文化程度较低家庭, 经济条件不如前者, 父母多忙于生计, 和子女在一起的时间较少, 对子女的管教、关注不够, 子女有更多的空间, 独立性、适应性较强。

2.收入水平对惩罚、严厉维度的影响。

“80后父母”的收入水平是对家庭教养惩罚、严厉维度影响最大的因素。 “80后父母”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均分23.67;标准差4.509;2000元到4000元的均分18.96、标准差3.784;4000元到6000元的均分18.47、标准差3.319;6000元以上的均分18、标准差3.162。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p=0.062, p<0.05。

本次调查表明, 月收入越低的父母, 对子女的惩罚越多。 家庭经济收入关系到“80后父母”的自尊和压力, 因此收入不同的“80后父母”教养方式存在显著差异。 考虑到职业、受教育程度、收入有一定的一致性, 例如受教育程度越高, 职业就越体面, 收入就越高, 所以可以说“80后父母”的教育方式直接受其社会地位、不同行业职业的影响。 收入较高的父母在总体上处于优势地位, 对子女的教育相对更全面、自觉和科学, 其精力和物质的投入也更大。 收入越低的父母, 从事的工作更艰苦, 他们对子女的教育相对来说主要还处于一种自发的或自然的状态。

3.父母角色对过分干涉维度的影响。

“80后父母”的双亲不同角色是对家庭教养过分干涉维度影响最大的因素。 “80后父母”过分干涉维度父亲均分20.67;标准差3.454;母亲均分23.17、标准差3.167。 p=0.004, p<0.05。

本次调查显示, “80后父母” 在过分干涉维度有明显差异, 母亲占主导作用, 母亲干涉明显高于父亲。 被访谈调查的10位家长中, 8个家庭孩子的学习生活都主要由母亲来承担, 母亲与孩子生活在一起的时间远远多于父亲及其他人。一般情况下, 孩子与母亲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最长, 受母亲的直接影响也最大。 母亲的言行会成为子女模仿的对象, 潜移默化中左右子女价值观的最初形成, 因此母亲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

4.孩子个数对父母偏爱维度的影响。

家庭中孩子的个数是对家庭教养偏爱维度影响最大的因素。“80后父母”偏爱维度已经有一个孩子的父母均分12.68;标准差3.519;已经有2个孩子的父母均分8.5、标准差2.067。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 p=0.001, p<0.05。

本调查研究表明, 有1个孩子的“80后父母”更偏爱孩子。家里只有1个孩子的“80后父母”比家里有2个孩子的“80后父母”更偏爱孩子。“80后父母”由于生活压力大, 基本以工作事业为主, 家里有2个孩子, 孩子们之间会相互交流帮助, 父母的爱也相应分担到2个孩子身上。家里有1个孩子的父母相对来说会更容易迁就孩子。孩子一生下就交给老人, 平时没有更多的时间和孩子交流, 不论是孩子的日常生活还是学习, 都以命令式的口吻教育, 有些事情甚至是亲力亲为, 这样就不知不觉中剥夺孩子很多自己动手学习的机会, 甚至是犯错误的机会。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犯错误是一种学习的方式, 从错误中孩子可以积累经验, 吸取教训, 还能学会独立思考、解决问题。但是很多父母由于小时候自己吃过不少苦, 因此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再吃苦了, 自己能做的事情就尽量帮孩子做了, 殊不知, 这样的教育方式不是帮孩子, 反而会害了孩子, 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是不利的。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孩子无法面对生活中的挫折, 心理承受能力也会比其他孩子弱。

二、“80后父母”教养方式的特点分析

考虑到“80后父母”的受教育情况、成长环境与老一辈父母的巨大差别, 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尽相同, 直接决定了其在子女教育上的方式、方法、资源也呈现出不同老一辈的特点。

1.书籍、网络、父母经验, 成为“80后父母”教育子女的资源及经验。

“80后父母”在成长为社会生力军的同时, 也成为家庭的主要力量。 他们有知识、开明、愿意和孩子做朋友, 也敢于带领孩子尝试新事物。 相比父辈只能靠自身经验积累、传教来带孩子, “80后父母”的成长期, 正遇上国内互联网的起步发展, 对网络的熟悉和依赖同步而来。 连哪一种奶粉比较好都不用亲自尝试, 直接上网就能搜到, 这是他们拥有教养下一代的有利条件。

2.早教班对“80后父母”的影响。

“80后父母”或多或少都让孩子上早教班。 父母对孩子早于正常育龄入培训班没有太多的制止。 而且在投了反对票的父母中, 有相当部分坦言, 虽然不太认同过早教育, 事实上还是送孩子接受了一些才艺培训。 大多数“80后父母”觉得上早教班是趋势, 如果不参加就和社会脱轨, 不但孩子间差距变大, 连大人间也没有共同语言。 另一个更主要也是最无奈的原因是工作忙, 无暇顾及孩子。 如今“80后父母”在社会上已经担任了单位工作的主力军, 白天工作的繁杂, 晚上已经没有过多的时间教育孩子。 所以, 上早教班可以让孩子们比较系统地提前接受教育。

3.“80后父母”与祖父母两代人教育观存在矛盾。

一个令“80后”很纠结的教育问题是, 科学教育和隔代抚养的矛盾。 如今, “80后”成家立业, 开创了自己的事业, 承担起了社会责任, 担当起为人父母的角色。 所有“80后父母”都表示在教养子女时有自己的“科学系统的计划”。 然而, 在实际情况面前, 80%的人在其后又选择了“因事业而将孩子交给父母抚养”。 两者带来的结果是, “80后”表示, 会在孩子的衣食住行、教育方式上, 与长辈发生争执。 曾经反感的父辈教育方式, 大部分仍用到了自己的孩子身上。 自己思考良久的科学、系统的教育计划, 大部分得不到实施。 还有部分“80后”表示照顾孩子常感到力不从心, 需要长辈协助, 这带来了两代人教育理念的摩擦。

4.“80后父母”更重视孩子的个体差异性和全面发展。

“80后父母”对待孩子教育非常慎重, 多数经过反复、严谨地考虑, 还是走保守路线。 但是, 与父辈明显不同的是, 他们更重视孩子的个体差异性, 认同孩子生而不同、会受环境影响、男孩女孩要区别养育。 自己都知道要重视亲子关系, 不管如何忙碌, 每天都要抽时间陪伴孩子玩耍。 “80后父母”还更加注重培养孩子的全面发展, 特别是情商的培养, 不再只单单培养会学习的“书呆子”, 从与人交际, 生活自理等多方面培养孩子。

摘要：家庭教育是影响子女发展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因素, 有着学校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80后”作为中国计划生育背景下的第一批独生子女, 他们当中的大部分已经组建了自己的家庭, 并步入爸爸妈妈的行列, 承担起教育下一代的责任。因此, “80后父母”的教养方式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关键词：“80后父母”,家庭教育,教养方式,教育管理

参考文献

[1]郝玉章.已婚独生子女父母角色的实证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 2007 (3) :10-12.

[2]张琳.从独生子女到独生父母的角色适应研究.北京:中国青年政治大学, 2008.

[3]郭娜.80后教养观念的分析与思考.陕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 2009 (3) :22-25.

父母因素 第4篇

1 父母近视对儿童近视影响的流行病学研究

1.1 父母近视与儿童近视显著关联

父母近视与儿童近视间存在明显的关联, 父母近视其子女近视患病风险增高。20世纪60年代, Sorsby等[1]研究发现, 屈光及眼其他组成部分如角膜、晶状体、前房深度等眼生物学参数在父母与子代间存在强相关性。20世纪80年代, Ashton[2]分析了居住在美国夏威夷州185户来自日本家庭和192户来自欧洲家庭成员的眼屈光和近视情况, 结果发现, 父母与子女间以及兄弟姐妹间近视的高相关性。随后, 很多横断面研究也证实父母近视与子女近视间呈显著的统计学关联。一项在美国Orinda地区进行的研究发现, 父母近视不但增加子女近视的风险, 而且这一风险会随着近视父母数目的增加而增加, 双方父母近视与父母均未近视相比孩子近视OR值为6.40[3]。我国北京在校学生[4]以及悉尼和新加坡华裔儿童近视研究[5]也有类似报道, 说明父母近视与子女近视显著相关。

1.2 父母近视促进儿童近视发生与发展

队列研究证明父母近视会增加儿童近视风险[6], 并且随着父母近视的严重程度[7]及近视父母数目的增加而增加, 甚至会发展为高度近视[8]。新加坡一项关于家庭因素与孩子近视进展的队列研究平均随访28个月发现, 父母一方或双方近视和父母双方均未近视的孩子年平均近视进展分别为-0.63, -0.42 D, 而父母高度近视 (-6.0 D) 的孩子近视进展较其他组均高[9]。COM-ET (Correction of Myopia Evaluation Trial) 队列研究通过自动屈光仪测量父母的屈光或者收集眼科检查的最新记录显示, 近视父母的数目严重影响孩子的近视进展, 并且可能存在一定的“剂量-反应”关系[10]。

Orinda近视研究队列 (19892001年) 分析了514名学龄儿童近视与父母近视的关系, 认为父母近视是儿童近视的重要预测因素[11]。CLEERE (Collaborative Longitudinal Evaluation of Ethnicity and Refractive Error) 课题组研究结果类似, 研究对象在一年级进入队列时未近视, 对他们随访至八年级。研究将一年级学生睫状肌麻痹球径屈光0.75 D定义为近视高风险, 结果显示, 与低风险组相比, 高风险组中父母双方均近视的学生更多, 用父母近视作为屈光不正预测因子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62.5%和81.9%[12]。该研究还认为, 一年级学生的屈光不正和父母近视数能够预测孩子发生近视的风险, 但灵敏度较低, 需要更多研究探索更精确的预测因子。

2 儿童近视的遗传证据

2.1 高度近视的遗传现象

高度近视是眼屈光-6.0 D的屈光不正, 通常被视作一种家族疾病。目前人们尚未认清其遗传背景, 研究结果也不一致, 但大多数研究认为高度近视是由常染色体显性遗传[13,14]、伴X染色体遗传[15]等造成的。高度近视常作为一些综合征的伴随症状, 如Marfan[16]、Weill-Marchesani[17]、Stickler[18]和Knobloch[19]综合征, 但非综合征高度近视越来越多[20,21]。一些非综合征高度近视染色体遗传位点已被报道 (表1) , 类似的染色体位点在东亚也有报道[22]。关于高度近视可能的候选基因也常有报道, 如有报道称家族高度近视与TGFβ[23] (转化生长因子β) 、IGF-1[24]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呈正相关, 与TIGR (转化生长因子诱导因子) 呈负相关[25]。MMP2 (基质金属蛋白酶2) 基因与阿米什人屈光存在关联而与犹太人无关[26], 而Gong等[27]研究结果否定了MMP2对中国汉族人高度近视的重要效应, 说明基因的表现型存在民族差异。然而, 到目前为止, 这些染色体位点及候选基因的报道都没有解释所有高加索或者东亚人群非综合征高度近视的遗传病因。

2.2 屈光度和眼轴长等遗传研究

早期Zadnik等[35]发现, 父母近视的子女比那些父母不近视的子女眼轴可能更长, 甚至在他们成为近视之前就能被发现。该项研究常被引用为基因决定的证据, 然而也有研究者指出这个分析没有明确建立遗传基础。父母近视对儿童屈光度和眼轴长的影响在我国儿童的研究结果中并不一致, Fan等[36]对学龄前儿童较小样本的研究显示, 子女眼轴长度与父母近视无统计学关联。随后, Lam等[37]对中国5~16岁儿童大样本纵向研究发现, 父母近视对儿童眼轴大小的影响, 是通过影响儿童眼轴生长率而不是近视发生前眼轴长度来实现的。Paget等[38]分析了55份家庭记录, 研究屈光度和眼生物学参数的遗传性, 发现屈光度和眼轴长的遗传估计值均为0.2 (95%CI分别为0.04~0.36和0.03~0.43) , 提示眼屈光度和眼轴长是多基因控制的, 即在研究人群的眼屈光时, 存在轻到中度的遗传可能。

在人群研究中, 近视确实与眼轴更长有关[39,40], 但有研究者认为这种关联是因为眼轴长与眼屈光力不匹配导致近视者的眼轴比屈光力相似的正视眼更长[41]。但是正视眼轴长范围很大, 与近视眼轴长范围有较多重叠部分[11]。并非先天较长的眼轴更容易突破正常的生长模式, Mutti等[3]的研究支持这个观点, 父母近视与儿童较长的眼轴相关, 而较长眼轴的儿童没有对视近作业更敏感, 但不能排除对环境因素更为敏感。

3 父母近视影响的环境作用

不仅家族高度近视体现了明显的家庭遗传模式, 学校近视的屈光不正也有重要的家庭关联。虽然很多研究支持近视的遗传效应, 但近视的遗传原理尚不能确定。Ashton[2]用隔离分析法分析了眼球屈光数据, 结果未能证实基因决定假说。可以推测, 眼屈光或者近视的变异似乎并不是起源基因[5]。

父母与子代间屈光不正的关联以及从这一关联中计算的遗传度, 能够反映共享环境与共享基因同时存在;当父母与孩子成长环境相差很大时, 如因纽特人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 父母和子代间相关性和遗传可能性变得非常低[42]。我国也有类似研究, Wu等[43]报道了中国香港、天津市和离天津市约50 km的一个农村三代人近视OR值的变化, 当祖父母辈至少一人近视, 香港、天津和农村第二代和第三代子女近视OR值分别从4.38, 5.34, 12.04变化为1.61, 1.34, 1.70。这在现代移民近视研究中也得到支持, Pan等[21]对新加坡印度移民的研究结果显示, 第二代移民近视率 (30.2%) 和高度近视率 (4.8%) 均高于第一代移民 (23.4%, 2.5%) , 多元分析校正后第二代移民眼轴比第一代移民长, 提示子女近视既受父母遗传影响也受环境影响。当接受教育成为家庭或社会文化一部分的时候, 可能导致父母与子女近视率关联较高。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支持教育程度与儿童近视相关[3,4,44,45], 说明了家庭、学习环境背景对儿童近视的重要影响。

兄弟姐妹间相关性更倾向于受共享近视源性环境的影响。Framingham子代眼科研究报道, 兄弟姐妹之间年龄差距越大屈光不正相关性越小, 当年龄相差达到15岁时, 消除了与有一个近视兄弟姐妹相关的近视风险[46]。Morgan等[20]研究了父母与子女近视相关性以及兄弟姐妹间相关性随生活环境的变化, 结果发现, 社会环境变化较大时兄弟姐妹间近视率的相关性依然很高, 这提示家庭环境因素的重要作用。

4 遗传与环境交互作用

应该注意的是, 在衡量近视的遗传背景时, 父母近视或儿童的眼轴长度都不是最佳指标。如果假定近视是由遗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 那么那些拥有“近视基因”而不是近视的父辈, 是因为他们缺乏环境暴露;而那些由于环境暴露成为近视的父辈却可能没有“近视基因”。代际间环境和近视患病率存在巨大差异, Saw等[9]认为, 不能将基因和“文化传承”的影响分开分析, 因为父母和子女共享相似的环境和行为习惯。

承认父母近视对子女近视的影响是遗传和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 还需要考虑以下3个问题: (1) 父母近视与普遍认为的环境危险因素视近作业相比谁更重要还有争议。多数研究报道父母近视是子女近视的重要危险因素, 但新加坡的一项研究发现父母近视的影响相当低[47]。 (2) 父母近视可能增加子女对环境危险因素的敏感性。在Orinda研究中, 在父母均不近视、一方近视和均近视的子女中, 视近作业对近视的影响没有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3]。但Saw等[48]发现父母双方近视的子女其阅读时间更多。 (3) 父母近视与子女近视关联难以排除共享近视源性环境。Jones等[11]研究结果表明, 父母为非近视、一方近视、双方近视与子女体育锻炼及户外活动对近视的影响存在明显的交互作用, 体育锻炼和户外活动较少增加了父母双方均近视时子女近视患病风险。

最近关于近视源性环境的研究发现, 儿童随着年龄增长活动模式更趋于近视源性, 且近视源性在各年龄段存在性别和民族差异。然而, 不同民族近视源性活动模式不同, 提示文化环境的重要性, 如悉尼欧裔儿童户外活动时间显著多于悉尼东亚裔儿童[49], 而悉尼东亚裔儿童户外活动时间又明显多于我国北京儿童[50]。可见父母近视与近视源性环境的关系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