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不确定性范文

翻译不确定性范文（精选6篇）

翻译不确定性 第1篇

1. 翻译的不确定性的哲学理论基础

1.1 翻译的不确定性是蒯因自然主义和行为主义观点的体现

蒯因提出，由于意义的不确定性和指称的不可测知性，导致了翻译的不确定性。前者是由于外部可视的刺激条件不足以确定单个词的意义而产生，后者则是由于一个词项所指称的对象具有多种可能性所导致。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蒯因曾假设了一种情形，名为“彻底翻译 (Radical Translation) ”，让一位语言学者孤身前往某土著部落去调查并翻译一种迄今为止鲜为人知的语言。蒯因提出的“翻译的不确定性”思想并非是专门针对翻译研究进行理论探索，其真正目的在于宣扬他的语言哲学研究中的自然主义和行为主义观点。蒯因所举的例子也是极端情况下的翻译活动，不符合一般翻译的现实情况。但从意义的不确定性和指称的不可测知性的角度证明翻译的不确定性，这种研究方法对我们了解翻译的本质仍有启示作用。蒯因提出的彻底翻译的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翻译不可为，而是让我们意识到外部的行为倾向并不足以完全确定意义和指称，人们对这两者的理解和把握其实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和猜测成分。由此也进一步说明世界上不存在惟一正确译文思想的合理性。

1.2 蒯因的整体主义的解释

针对这个问题，蒯因进一步说明，翻译的不确定性其实是一个比指称不确定性更强的提法，因为它表示不仅在单词的层次上，而且在整句的层次上，始终都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而指称不确定性主要是在单词层次上说的，可以设想在单词层次上有些不可调和的分歧，但这些分歧在整句层次上互相抵消了。而句子层面上的分歧只能通过其他一些句子在翻译中的分歧加以弥补。蒯因因此用维特根斯坦的一句名言“理解一个句子意味着理解一种语言”来提示不确定原则背后的整体主义。

蒯因曾在《真之追求》中解释说，翻译的不确定性不是因为句子的游移不定或深奥难测，而是因为句子的意义无非就是力求理解句子磕磕绊绊的过程中所能提供的东西。他进一步提到，他的目的不是要主张指称在一般意义上是不可能确定的，而是要通过指称不确定性表明通常的意义概念是可疑的，传统语义学天然是有缺陷的。对此，蒯因仍用整体主义观点来加以解释：任何指称都是相对于一个协调的整体才能成立。也就是说，蒯因的整体主义观点，或者说，他的“没有同一性就没有实体”的本体论观点，仍然是“翻译的不确定性”理论的最好注解。

2. 翻译的不确定性在实际翻译过程中的表现

2.1 语言的可译与不可译

（1）客观因素

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特性，表现在各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要素和结构形式。语言的特质决定了诗歌的可译度相对其他文体而言要低一些。中文诗歌中的格律，包括平仄的对应、整齐的形式等，英文诗歌中的音步、轻重音的变换等，都是极难在英汉两种语言的翻译中找到对应的。一些建立在语言特性上的修辞运用，在转换时也会遇到同样的难题。文化上的差异同样影响可译的程度。各个文化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并不会预先考虑到与别的文化进行交流的需要。生存的环境不同，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等，会自然地导致在两种文化真正开始交流时，才发现彼此语言中有大量的不对应。文化差异越大，翻译的可译度相对越低。

(2）主观因素

从主观角度看，影响可译度的因素主要有译者的能力、态度和目的，以及读者对不同文化的包容程度。所谓译者的能力，是指译者对两种语言和文化的掌握和运用程度，以及翻译的技巧。译者对原文的理解越深，对译入语的运用能力越强，则文本相应的可译度就越强;译者对两种文化的理解越深，对它们之间的差异和共同点越了解，越有利于可译度的提高。翻译技巧运用得越娴熟得当，文本的可译度也会相应提高。

译者的态度同样会影响可译度。这里的态度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译者对待文本的认真程度，一个是译者对待两种文化的态度。前一种态度对文本可译度的影响无需多言，后一种态度则需要我们仔细研究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往往只能以自己的文化为出发点，在文化研究和文化交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自己的文化定势和价值尺度来衡量、理解和评价其他文化，并将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愿望作为一种文化定势而倾注到对象之中，从而造成巨大的心理反差甚至冲突，这就是文化的隔阂和文化冲突，它们妨碍不同的文化体系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这种态度上的区别导致和产生了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上的不同。

影响可译度高低的还有译者的目的。翻译的标准是多层次的，针对不同的目标读者，同样的文本可以有不同的译本出现。译者的目的既受具体翻译标准或者文本针对的目的读者的接受度影响，也受译者的主观目的的影响。

2.2 翻译方法是可变的

译界对翻译方法的讨论由来已久。很多人之所以在直译和意译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是对这两个概念的认识没有统一。其实，判断一句话、一个段落乃至一篇作品的翻译方法的优劣，最终的作品成文最有发言权。一篇好的翻译作品，应该体现三个特征。

(1）民族性

翻译不仅仅是一个语言问题，它与文化因素、背景知识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各国文化之间存在着共性，但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不同的地理、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各民族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情、文化传统及风俗习惯。而这些不同的文化氛围左右着人们的生活，成为不同民族交往的障碍，所以，翻译决不能作传统意义上的单纯的语言转换，而应该最大程度地传达出原文中的所有文化、民族色彩，即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应该考虑到民族性这一因素，在表达时作适当的调整，否则将有碍于民族之间的了解。

(2）时代性

翻译与时代紧密关联，它随着历史的演变而不断变化，是一种“动态”过程。脱离开时代谈“直译”、“意译”，把翻译看作是一成不变的静止过程，都是不恰当的。当今经济的全球化、一体化步伐不断加快，中国吸收外来事物、推出本国文化的机会也不断增多，这就需要翻译理论研究有突破、有创新，翻译实践也要紧跟时代步伐。

(3）通俗性

翻译的目的在于实现不同民族语言的沟通与有效交流，正确、通顺、易懂是翻译的基本要求。当今世界，译著要从精英文化走向大众文化，翻译的通俗性就显得更为现实。奈达就曾提到翻译要能让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有基本一致的反应，这实际上也就是要求翻译能做到通俗易懂。我们的译作是让读者看的，让读者看得懂，愿意看，应是一个成功翻译人不可忽视的基本素质。

3. 结论

剥开自然主义和行为主义的面纱，蒯因的“翻译的不确定性”仍然是其本体论主导下的整体主义学说的反映。蒯因整体主义的最终目的是拒斥先验认识，不承认任何终极意义上的绝对真理，使理论永远面对反面证据和批评，同时在这种充满怀疑的环境里，强调研究者主体在提出或修正理论时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翻译的不确定性”就是这种理论背景下的产物，值得语言研究者们深入探讨。

摘要：蒯因的“翻译的不确定性”来源于他哲学研究中的自然主义和行为主义的观点, 也是他整体主义观点的反映。本文通过对翻译实践过程中的可译性、翻译方法的可变性及翻译的交际本质的探讨, 旨在推断出“翻译的不确定性”理论在翻译活动中所起到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关键词：蒯因,翻译,翻译的不确定性

参考文献

[1]Nida Eugene A., Charles Taber.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Leiden:E.J.Brill, 1969.

[2]Quine, Willard Van Orman.Word and Object[M].The M.I.T.Press, 1960.

[3]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翻译不确定性 第2篇

基于加筋土结构的内部稳定性的抗震设计可靠性

作者：B.Munwar Basha • G.L.Sivakumar Babu 投稿日期：2008.9.15

发表日期：2011.5.31 网上发行日期：2011.6.24

摘要：这篇论文提出一种应用最优化可靠性设计来评估加筋土结构内部稳定性可靠度的方法。应用有限平衡方程，假设是失效面是对数螺旋曲线，对确保抵抗张拉、拔出破坏内部稳定性进行分析。回填土的性质和土工合成材料的加强强度被视为随机变量。对于地震环境，由于不同程度的横纵向地震加速度、附加荷载以及加强强度设计值，与张拉、拔出破坏有关的所有土工材料层的可靠度减少。努力获得土工材料层的数目，拉拔长度，抵抗张拉、拉拔破坏模式所需目标可靠性指标的每个级别的加强总长度。下面讨论横纵向地震加速度的影响、附加荷载、加强强度设计值、土壤摩擦角变量系数以及土层加强强度设计值、受压长度和每个级别需要加强稳定的总长度。

关键词

土工合成材料

可靠性

加筋土

张力破坏

拉拔破坏

符号表

作用在沿对数螺旋曲线的线性合力

每一级别张力破坏的安全因素

每一级别拉拔破坏的安全因素 的概率密度函数

重力加速度

极限状态方程

加筋土结构的高度

水平、纵向地震加速度系数 提高稳定的增强强度系数

墙顶端加筋土失稳区长度

起作用的加固长度

拉拔加固长度

稳定墙体所需的加固总长度

每一层的嵌入式加固长度的拉拔力

附加强度

附加系数

作用在楔形块

上的水平惯性力

附加荷载（q）产生的竖向惯性力

作用在楔形块

竖向惯性力

附加荷载（q）产生的水平惯性力

初始和最终对数螺旋楔形块的半径

r 对数螺旋楔形块的平均半径

确保稳定性需要的加固力

每一级别需要的加固抗拉强度

每一级别需要的加固抗拉强度

加固强度设计值

标准正态空间中的变量

三角楔形块的重量

三角楔形块ESG的重量

三角楔形块KBGC的重量

三角楔形块AGC的重量

代表不确定量的随机变量

向量

代表不确定量的标准随机

变量向量

抵抗每一级别加固的张拉、拉

拔模式的可靠性指标

考虑的加固层深度

作用在嵌入加固长度的有效变量应力

回填土重度

回填土摩擦角

对数螺旋楔形块的对向角

横向对数螺旋楔形块的初始半径角度 1 前言

土工合成材料加强土挡土结构设计研究很多影响内部、外部稳定性的破坏模式。外部、内部稳定性问题需要在地震荷载实际中说明。这篇论文是关于内部稳定型的可靠性设计。加筋土墙的内部结构设计必须确保抵抗断裂和的安全性，在设计中最重要考虑的是最大张力。必须应用充足的加固以确保受力区土块在张力、拉拔区域内不发生破坏。最大的加固张力取决于加筋土块中的最大横向土压力。如果加筋挡土墙结构受到地震荷载，加固块将会受到地震加速度作用。面向挡土墙开放一面的水平地震加速度很大程度的破坏系统。

1944年北岭地震和1999年吉姬地震期间，地震造成的基础移动充分展示了加筋土结构的弱点。工程设计师对土方结构机械稳定的最优化很感兴趣，促使高效的减少开支。在这种情况下，最优化过程对挡土

对数螺旋楔形块的初始半径径向线的角度

加固土界面摩擦角 b

a

墙就够有很大的影响。为了建立更可靠，可执行的挡土墙结构，有很多更艰巨的任务需要设计者权衡性能、可靠性和支出情况。

1.1与地震稳定性评估有关的学术

最接近加筋土结构地震稳定性评估的是基于有限平衡理论的拟静力分析。(Leshchinsky and Boedeker 1989;Saran et al.1992;Leshchinsky and Kaching 1994;Bathurst and Cai 1995;Ling et al.1997;Ling and Leshchinsky1998;Nimbalkar et al.2006;Nouri et al.2008)。19世纪20年代，Mononobe 和 Okabe提出这一理论用于估算地震时作用在挡土墙结构上的侧向土压力。这一理论是现在应用于工程实践中最早、最普遍的一种方法。拟静力分析中，静态横纵向力用于表示一次地震的影响，假定内部荷载作用在失效模块的重心上。这是常见的滑动楔形库伦理论的延伸，其中包括加筋土块侧向内力的影响和应用在在圆形、非圆形破坏面上。在这篇论文中，拟静力分析理论适用于加筋土挡土墙结构的稳定分析。

1.2可靠性设计的重要性

加筋土结构的最优化致力于产生的开支，不考虑安全系数，假定保证规定的安全因素。在所有工程师及领域这种优化方法导致巨大的改善性能。然而，有关分析模型材料性能的多变性和不确定性，荷载的波动导致预期结构性能与预期的不同。加筋混凝土经济性设计取决于应用在稳定分析的安全因素。这些问题的出现，安全问题是否充分的说明结构的安全。联邦公路管理局(FHWA2011年)发表，应保持全球的1.5安全系数，这包括外部施加的载荷，几何结构，填充属性，局部过载由于负载的非均匀性的潜力和不确定性以及长期钢筋强度的不确定性。还提出抵抗拔出破坏的最小安全系数为1.5。在分析中，考虑地震的动荷载，例如地震荷载时，安全因素的选择更加复杂。在地震的条件下，联邦公路管理局（2001年）建议，在任何情况下的最小安全系数应大于静态因素安全值的75％。安全系数的方法并不能确保所需的安全水平，这些因素可以用来校准大部分的结构。换句话说，从确定性优化的最优结构程序不一定保证指定的可靠性水平。如果忽略不确定性的变化，可能导致不希望的选择。

认识到传统安全性设计没有解决的不确定性，现在许多设计考虑概率的方法，系统地评估不确定性的影响，预测围护结构的可靠性和性能并实现最优化设计。为了达到最佳的设计，设计者必须考虑荷载，材料属性和必须与这些不确定因素的设计，以确保在地震条件下建立经济、可靠、安全的挡土墙。为了达到加筋土结构高安全性的需要，有必要在不确定条件下应用最优化替代确定性最优化。在结构性能上这些不确定因素发挥主导作用，也是评估可靠性优化设计的的唯一途径。抗震可靠性设计方法的目标是针对极端事件的安全设计方面。与基本的确定性最优化问题相比，可靠性最优化设计考虑额外的概率约束功能。它是代表不确定条件下的优化方法之一。

1.3 有关可靠性评估的研究

在静态条件下，Basma和

Chalermyanont、Benson应用有限平衡方程，着手于机械稳定的土墙内部稳定可靠性研究。Sayed 等人应用拟静力分析提出研究预测地震的可靠性与地震情况下加筋土结构内部、外部失效的模式。近日，Basha 和Babu应用拟静力和拟动力分析理论发表加筋混凝土外部稳定性的抗震稳定性评估。此外，Basha 和Babu 发表第一篇关于考虑张拉、拉拔破坏模式的加筋土内部结构稳定性的可靠性分析。

1.4 本次调查的目标和范围

一个可靠的加筋土设计或者，相反地，受张拉、拉拔破坏的约束，在设计中考虑变形，主体结构安全的最大化是本研究的总体目标。因此，了解沿深度方向所有加固层的安全抵抗张拉、拉拔破坏对加筋土结构的正确设计是至关重要的。在地震环境中，决定沿深度方向所有层的可靠性评估的重要性是显著的。推导出加筋土的内部抗震稳定性分析解决方案已做出了努力，并制定张拉、拉拔模式稳定性的极限状态功能。本研究探讨的横向和纵向地震加速度系数的影响及考虑土壤重度、土壤摩擦角、抵抗张拉、拉拔破坏模式的抗震可靠性的加强强度设计值。

一个高效的近似方法是在一些失效的表面上的点线性的性能函数的泰勒级数展开的一阶可靠性方法。在实践中为了最大程度应用极限状态设计，应该适当地确定目标可靠性。在这项研究中，作者最近开发的目标可靠性方法（TRA）是应用于可靠性设计。类似的方法应用在在悬臂式板桩墙的优化设计、悬臂式挡土墙以及锚固式悬臂板桩墙.地震条件下的内部稳定

在最优化可靠性设计中，为了考虑2 最优化可靠性设计

各种随机参数的影响，提出额外的概率约束。概率约束定义在限制可能的区域内。总的来说，很难计算出可靠度，因为问题包括在概率空间内直接计算不规则域的多维整合。因此，普遍采用近似技术计算可靠性指标或失效的概率。

3.1 稳定墙体所需的加固强度

最常观察到的故障面是一个对数螺旋

破坏面，内部地震稳定性分析如图1所示。目标是确定需要的加固长度和加固力系数，以稳定存在横向和纵向加速度的墙体（图1）。

图1 对数螺旋曲线破坏机理几何图形

图2 应用等效附加高度法计算的由于作用在回填土上的附加力造成的内力

由于作用在垂直向上地震加速度的惯性力被认为是在估计需要稳定的墙加固力系数的重要因素。考虑结构的高度H，假设横向粘性回填土和是失效面可由对数螺旋曲线表示，如图1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对数螺旋曲线破坏面部分（）是

由加筋土斜坡的高度(EG)和对数螺旋线弧（A）的中心位置控制。对数螺旋线开始在初始半径AH1，结束于最终半径（AG），并通过对数螺旋曲线弧（A）的中心。因此，对数螺旋曲线的中心位置可由对角

和

确定。图3 作用在对数螺旋楔形块上的拟静态内力

图1和图3的各种属于定义如下:

-（1）

（4）

（5）

（2）

其中，是对数螺旋楔形块始半径，是对数螺旋楔形块半径，对数螺旋楔形块的初的最终得对向角，（3）对数螺旋楔形块横向面的初始角度，是回填土的重度，是回填土的摩擦角，是垂直方向的坡角，q是作用在回填土上的附加荷载。

作用在对数螺旋楔形块上的伪静态力如图3所示。作用在楔形块

上的横纵向内力值以及附加荷载对于加筋土结构的稳定来推导钢筋，如下所示。在地震环境下的钢筋可以解决楔形块上的横纵向力，如下所示： 考虑楔形块在水平方向的平衡条件(=0)，我们得到:

（6）

（7）

可以近似为

（8）

F=沿对数螺旋曲线线方向的线性合力。考虑楔形块纵向平衡条件（=0),我们得到：

（9）

可以近似为

（10）

是对数螺旋楔形块的重力，可

以表示为

（11），，分别是块

，，的重力。化解等式（6）和（8），地

震条件下的加固力如下方程所示：

（12）

代表惯性力，=，=，化工具盒最大化约束力受到的约束，例如。=,带入表达式

=

这种优化给出了临界破坏面角度（）和相应的最大加固力（）。

中，我们得到：

3.2 加固总长度

正如Ling和Leshchinsky在1998年提出的，由于竖直向上的地震加速度引起的惯性力被作为估计加固长度起决定作用角将整个加固长度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靠

a的一个参数。这个对数螺旋失效面穿过墙

（13），另一个

近与活跃的楔形块的边坡面（L）现在需要找到关键的对数螺曲线破坏面，检测以确保平衡（）所需的最大加固力。使用fminsearch函数的MATLAB优

嵌在稳定区域的后面（Lei），如图4所示。

图4 所有层加固长度和拉拔加固长度的计算

稳定性所需的加固总长度能够用下式表示：

=有效加固长度（）+加固拔出长度

（）

在结构顶部之下任何深度z的有效加固长为:

（13）

式中

（14）

然后有效加固长度（）能用下式表示

（15）

（16）

式中z是被考虑的加固层的深度，下式已给出

(17)

式中，,ic从1变化到n 国内失效模式的安全极限

4.1 失效模式

依据FWHA（2001）的指导方针，RSS应该对拉张失效和拔出失效的加固应该是安全的。在下面的文章段落中，给出两种失效模式（即拉张失效和拔出失效）在各个加固层的RSS的极限状态方程导出过

程。

4.2 拉张失效的安全极限

加固利用它的抗拉强度为填充提供支持。任何由于加固的破裂引起的突然的强

度的减少都会引起加固填筑的切变长度突然的减少。这会导致加固填土特征的突然的灾难性的倒塌或是极度的变形。因此，加固应该依据预防这个拉张模式的失效的强度有一个安全极限。在这个标准中，加固层的极限抗拉强度（Tu）应该大于加固层的最大承载力（Timax）。各层中对于拉张失效的安全系数（FSit）按下式考虑，（18）

式中Timax由水平间距（Sv）和垂直间距求得（Sh）。

（19）

式中SvHn,Sh1m，n是层数，z是被考虑的加固层的深度。各个加固层的拉张失效的极限状态方程如下所示：

（20）

4.3 拔出失效的安全极限

当检验拔出失效的稳定性时，加固构件的有效接合长度应该作为超过可能失效面的突出部分考虑。在加固块之内的不同标准单个拔出的加固构件应该被检查在这种情况下，加固层的嵌入式加固长度的有效阻力（Pri）应该大于土壤加固的最大承载力（Timax）。各层中对于拉张失效的安全系数按下式考虑，（21）

式中Pri2viLeitan,viz，作用在嵌入加固长度（Lei）的有效竖直压力，而且δ是回填土接触面摩擦角。加固拔出失效的极限状态方程如下，（22）可靠性指标的估算

在本节中，对各个土层对拉张失效和拔出失效的可靠性指标的估算进行了描述。这里对高为9米，坡脚为90°的加固挡土墙进行了分析。这里假设回填土摩擦角（φ）为30°，容重（γ）为18KN/m3。

在表1中给出了考虑的参数范围的结果的说明。变异系数与容重和回填的摩擦角有关，它们根据在Ducan（2000）和Phoon与Kulhawy（1999）中的记录进行选择。加固长度的变异系数的范围在Chalermyanont and Benson(2004)的记录为0–20%。统计的容重和回填土的摩擦角和长期设计的加固长度在表2中描述了出来。上文中提出的两种失效模式是回填土性质、土壤加固接触面摩擦力、墙的几何比例、附加荷载、水平和竖直地震加速度和加固长度的函数。形式约束的功能函数可以表示成，（23）

标准正态空间Uunkk1的最优化可以定义如下：

1.估算各个加固层在拉张失效模式

下的可靠性指标（βt）

Minimizes

Subjected to

（24）

2.估算各个加固层在拔出失效模式

下的可靠性指标（βpo）

Minimizes

Subjected

to

（25）

以上所述的各个加固层的可靠性指标用Basha和Babu在2008年提出的TRA来估算。对于RSS的稳定性，它应该在每个加固等级都是内部稳定的也就是它应该对各个土层的水平面的土壤加固拔出失效和土工拉张失效是安全的。为了数名这个方面，在各层水平面的可靠性指标值和相应的拔出长度和土工的总长度由土壤加固拔出失效和土工拉张失效同时决定。在下文中，水平和竖直地震加速度系数、摩擦角、加固设计长度、土壤摩擦角和地震可靠性系数的加固长度的变异系数（对于拉张失效和拔出实效两种模式）、拔出长度和各加固层的总长度作用的影响在图5、6、7、8、9、10、11、12、13、14中进行了讨论。结果和讨论

6.1 抵抗加固层张力破坏的设计

6.1.1 和对可靠度的影响

图5所示沿墙体深度方向加固层抵抗张力破坏()的可靠度变化，其中：=0.0,0.1,0.2,0.3 作为典型值，=，附加系数

=0.2, 变异系数，和=7的值分别为7，5%。对于在土工合成材料层顶层的轴向拉伸力大大减少，显示出非常高可靠性指标（超

过20）。从图中可以看出，由于超负荷的压力，从墙体上部到加固成底部更有可能出现张力破坏模式，有更低的可靠度。为此，确保目标可靠度()为3.0的加固层数量在图5a中做出了计算，为最底部加固层与地震加速度的对照。图中的一个说明，=0.0，高度为9m,垂直间距为1.125m的墙体应提供8层土工合成材料加固层，以此获得最下面一层=3.0的可靠度（从墙顶部到8层）。

从图中也可看出，为确保最底部土层保稳定性（=3.0）儿需要的加固层数的数量，的取值应该明显的从0.0增加到

0.30。例如，=0.1，高度为9m,垂直间

距为0.818m的墙体应提供11层加固层，以此获得最下面一层=3.0可靠度（从墙顶部到11层）。同样，为了避免所有加固层的张拉破坏，在9m高的墙体需要容纳n=14层，=0.2；n=18层，=0.3。从中也可以看出，对于一个定值的，张拉模式的可靠

性指标（）随着层数的增加显著减少。对于给定

=0.2的定值，当深度从最顶层

增加到最底层时，可靠度明显的从16.7减小到3.0。

得到类似的结论，张拉模式对纵向地震加速度系数对可靠性指标的影响如图5b所示。图5b得出的结果表明，确保期望稳定性（最底层=3.0）需要的加固层数量应该随着水平地震加速度从0.0到1.0的增

长而按垂直方向增加。

图5 a所示对抵抗张拉破坏可靠度（的影响，b所示对抵抗拉拔破坏可靠度（的影响

1.2时，高度为9m的墙体墙的层数（n）分6.1.2 附加荷载对可靠度（的影响

别为10，16，23，31和42。6.1.3 加固设计强度（如果期望一个结构承担附加荷载，设计者在墙体设计计算中应考虑附加荷载的影响。在加筋土结构设计中为了维持与附加荷载作用在墙体上时的张拉失效模式有关的期望安全等级，需要额外的土层数量。因此，图6表示在变化的可靠度上均匀分布密度（的影响，可靠度为在的影响

在地震设计中，为了提高地震时抵抗张拉失效的安全性，必须提供有足够的加固强度。可以通过提供足够的长期的加固设计强度（）。图7给出了沿墙体深度方）对可靠度（）

向抵抗张拉失效的可靠性变化，加固强度设计值从40kN/m变化到80kN/m。图7说明，对于

=40kN/m时，高度为9m,垂直前面几节采用的沿墙体深度方向的抵抗张拉失效的典型值。作为一个例证，为避免所有层张拉破坏,在Q=0.0,0.3,0.6,0.9，间距为0.32m的墙体应提供28层加固层，以此获得最下面一层=3.0的可靠度（从墙顶部到28层）。同样的，需要考虑n=1

4层，=50kN/m，图6 附加系数（对抵抗张拉破坏可靠度（的影响

图7 LTDS对抵抗张拉破坏可靠度（的影响

图8 a所示变异系数对抵抗张拉破坏可靠度（度（的影响

6.14 变异系数和对可靠度的影响

图8a中，显示了变化的变异系数摩擦角、设计强度对抵抗延墙体深度方向张拉破坏变化的可靠度的影响。在图中可以看出，随着变异系数的数值从2.5%增加到15%，变异系数的数值从2.5%增加到15%，的大小显著减少。图8说明，对于变异系数=5%时，高度为9m,垂直间距为0.642m的墙体应提供14层加固层，以此 的影响，b 所示变异系数对抵抗张拉破坏可靠

获得>3.0的可靠度;对于变异系数=15%时，高度为9m,垂直间距为0.,0.474 m（0.45m可以用在简易的建筑）的墙体层数要从14增加到19。同样的，在图8b

中可以得出变异系数和

对张拉模式可

靠度的影响。6.2 所有加固层抵抗拔出破坏的设计 6.2.1

对拔出长度

及总长度的影响

图10 a为对保证抵抗拔出破坏目标可靠性指标为3.0时的拔出长度（）影响

b为对保证抵抗拔出破坏目标可靠性指标为3.0时的纵长度（）影响

图9a，b所示，=0.0–0.3以及抵抗

从图中可以看出，墙体顶端最上加固层最容易出现拔出破坏模式，为确保存在附加

（所有层拔出破坏目标可靠度为3.0时，沿墙体深度方向所有加固层的拔出长度）和修正总长度（）的变化。荷载时的可靠度目标值，墙体需要更多的拉拔长度和加固修正总长度。从图9a，b可以看出，需要提供的所有加固层的拉拔

长度和修正总长度的作用，在图5a中已经确定。

图11 从图中也可看出，随着层的深度增加，固定值、拔出长度（）和修正总长度（）减少。给定固定值=0.2，避免张拉破坏需要14层，当深度从最顶层（第1层）增加到最底层（第14层）时，拔出长度（）从0.09减小到0.04，总长度（）从0.92减小到0.15。从图9a,b可以看出，随着值得增加，对于抵抗所有层拔出破坏的目标可靠度3.0时，拔出长度（）和总长度（）应该随之增加。

很容易得出以下结论，最上加固层最容易出现拔出破坏。确保抵抗拔出破坏目标可靠度为3.0时需要的最上层的拔出长度，可以应用于计算每一等级加固层的总长度。图9c的结果表明，对于不同的地震加速度，沿土层的深度方向可靠度变化()。总的来说，图9d给出

=0.0–0.3时的加固修正总长度。从图9c可以看出，对于固定值，为得到

=3.0时最上层的拔出长度（）是0.081，当深度从最顶层（第1层）增加到最底层（第11层）时，可靠度()显著地从3.0增加到7.2。从图9d中也可看出，随着值的增加，加固总长度（）应该随之增加。

6.2.2 对拔出长度（）和总长度（）的影响

图10a,b所示，随着横纵向地震加速度（，）按比例从0.0增加到1.0时，为

确保目标稳定性（所有层=3.0），拔出长度（）和总长度（）微小的增加。因此，图10c,d表明，沿土层深度方向，对可靠度

和修正总长度

（）的影响是微弱的。可以得出纵向

地震加速度结构的地震稳定

性影响是微弱的。

6.2.3 附加荷载（q）对拔出长度（）

和总长度（）的影响

图11a,b所示，沿墙体深度方向不同强度附加荷载系数（）和抵抗所

有拔出破坏的目标可靠度3.0造成所有层的拔出长度（）和修正总长度（）的变化。从图中可以看出，附加荷载作用

下，所有层的拔出长度（）是一致的。

也可以发现，对于定值附加系数,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拔出长度（）和修正总长度（）随之减小。给定固定值

0.3，避免张拉破坏需要16层，当深度

从最顶层（第1层）增加到最底层（第16层）时，拔出长度（）从0.12减小到0.04，总长度（）从0.94减小到0.10。=3.0的拔出长度（）分别为图11a,b所示，随着的值从0.0增加到1.2，为了得到抵抗所有拔出破坏的目标可靠度3.0，拔出长度（）和总长度（）

0.042、0.123、0.247。从图11d可以看出，对于=0.0、0.3、0.6，可以得到加固总长度。从图11c可以看出，对于定值，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拔出模式的可靠度显著增加。给定固定值=0.3，张拉稳定条件下需要16层加固层，当深度从第1层增加到第14层时，抵抗拔出破坏的可靠性指标

明显的从3.0增加到9.5。应该明显的增加。图11 c所示，对于附加系数=0.0、0.30.6时，沿土层深度方向的可靠度（）变化情况。另外，从图11c也可看出，随着值的增加，加固拔出长度（）也随之增加。例如，对于附加系数=0.0、0.3、0.6，最上层需要的确保

图12回填土摩擦角在加筋土结构

（）应该从0.075增加到0.14（图）从0.91增加到设计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目前，变异系数显著地影响加筋土结构的稳定性。对于不同数值的摩擦角变化系数，为了确保抵抗拔出破坏的可靠性指标，需要提供适当的层数（n）、拔出长度和加固总长度。对于定值

12a），总长度（1.1（图12b）。从图12c的结果得出，当变异系数=2.5%、5.0%、7.5%是，确保最上层可靠性指标出长度（=3.0的拔）分别为0.075、0.091、，当变异系数从5%增加到10%时，为确保抵抗张拉破坏的安全性，层数应该从14增加到17。另外，对于最顶层的土工合成材料土层，当变异系数从5%增加到10%时，拔出长度

0.108、0.141。图12c中可以看出，对于定值变异系数，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张拉模式的可靠性指标

大幅

度增加。图12d可以得出适当的加固总长度。

6.2.4 变异系数对拔出长度（）和总长度（）的影响

图14 6.2.5 设计强度影响 和设计强度变异系数对拔出长度（）和总长度（）的（对于的平均值从40 变化到80时,达到抵抗张拉破坏的预）。图14a表明在张拉拔出稳定）

模式中层数(n)和加固总长度（大小应该分别增大。图14b给出，当期可靠度指标（）为3.0，计算每）和总

=3.0,变异系数

=5、7.5、10、一级别的加固拔出长度（长度（12.5、15%时，应用最顶层的拔出长度（）计算出加固总长度（）。），结果在图13a,b中表示。的平均值从40 增的变异系数从15%）这两幅图表明，当大到80，在图14a,b中可以看到加固总长度（）略有不同。

减小到到5%时，加固拔出长度（和总长度（7 结束语

这个研究对关于回填长度和土工加固长度的可变性的加固土结构对于地震稳定）大幅度减小。图14a给出在每一加固等级抵抗拔出破坏的可靠性指标需要的加固总长度的可靠性评估提供了一个深刻理解。从分析中显然可以看出，对于加固结构的完整设计，沿着结构深度方向各个加固层对于拉张失效和拔出失效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是必不可少的。拉张和拔出两种模式的安全性的极限状态方程被建立。目标可靠性方法被用来估算拉张和拔出两种失效模式的地震可靠性指标。

从现在的调查研究中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有人指出，由于在土工层的轴向张力很高而且可靠性指标值偏低，对于拉张失效模式来说，墙顶的加固最底层更具决定性。

2.可以看出，墙顶的加固上层对于拔出失效模式来说更具决定性，而且挡土墙的拔出长度和更长，而且应该和加固总长度相一致，去维持在拔出失效模式中可靠性指标的目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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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里表明，加固的长度和与其一直的总长度需要去维持关于拉张和拔出两种失效模式的目标可靠性指标显著增大。它应该随着kh在0.0到0.30之间增大时，附加系数在0.0到1.2之间增大时，加固设计强度以80到40KN/m减少时，摩擦角和加固设计长度在5和15%之间增长时而显著增大。4.最上层的拔出长度需要来维持拔出

失效模式下的目标可靠性指标，他可以用来估算加固剩余层各个水平面的总长度。因此，在拔出失效模式下，可靠性指标在加固各层随着深度的增大而显著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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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不确定性、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第3篇

蒯因于1960年提出翻译不确定性论题。大意如下:两个操英语的语言学家来到原始丛林中,各自编撰了一本土著语与英语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手册,两本手册都是基于相同的语言事实,但彼此之间却是不相容的。用蒯因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两本手册中描述同一处丛林语言的、相互竞争的英语句子之间不能彼此替换(Quine,1992:48)。这种翻译的不确定性导致了指称和真理的不确定性以及本体论承诺的相对性,“导致了对确定意义的普遍怀疑,削弱了大多数传统的哲学抱负,因而它一直是重要争论的焦点”(尼古拉斯·布宁等,2001:488)。由于翻译不确定性这一语言哲学论题探讨的实质是意义问题,这就与翻译理论及实践密切相关。翻译不确定性论题提示了意义不确定性,但这是否意味着不可译性,学界专家各持己见。

二、翻译不确定性、可译性以及不可译性之间的三组关系

本节将通过讨论翻译不确定性与可译性、翻译不确定性与不可译性以及可译性与不可译性这三组关系,来回答第一部分提出的问题。

(一)翻译不确定性与不可译性

有人认为,翻译不确定性预示着不可译性。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本体论承诺,包含了一种独特的世界观,而不同的世界观之间是没有办法相互转换的(Gumperz&Levinson:1996),因此,一种语言无法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但是有一点无可否认:人类共享真理概念,因此,不同语言之间可以互相诠释。翻译不确定性是确定不疑的,但不可译性太绝对,除非将时空标准也算计在内。杨晓荣认为(2005:101),从宽泛的标准来看翻译,只要译者能懂,并且能够设法让译文读者看懂,那就没有什么是真的不可译的了。

“不可译性”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1. 特定时间不可重复

任何语用事件发生时的特定时间是不可重复的,它必然会影响到意义。翻译时这种时间性是绝对不可译的,完全依靠译者将这些不可重复的东西糅进去(王宾,2006:168)。斯坦纳(Steiner,2001:256)也认为,翻译可以说是对不可译性间接的妥协,因为时间不可复制,已经说出的任何话语都无法完整地再现。包含特定时间限制的“不可译性”是必然的。但是王宾(2006:18-20)同时又认为,存在一种悖论,即不可重复的语用事件在翻译中必须在另一种语言中重复,这就需要通过译者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的想像进行重构,蒯因的彻底翻译思想实验证明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形。翻译是不确定的,但并非不可译。

2. 翻译过程中的主客体因素

主体方面是译者的个人经历、文化层次、语言表达能力与特点、个人情感因素等。主体因素可导致翻译时的独特回应,从而造成译文的个体翻译特色(王宾,2006:18)。客体因素主要是指原文本,特别是文学作品的原文本在表达上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导致了认识的空隙(钱冠连,1997:84-85)。以上种种主客体因素均可能导致某种程度的不可译性。但是人类享有同一个客观世界,在认知上也趋于一致,因此,这种主客体因素所导致的不可译性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不确定性,是表现在原文与译文之间信息量的不平衡。

3. 语言本身的特殊性

当一种语言表达的意义是语言本身固有的特点时,就无法翻译成另一种语言(Nida and Taber,1982)。每一种语言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如字谜、韵脚、绕口令等语言形式。在文学语言中,如诗的格律、诗的离合特征、有意采用的头韵形式等也可造成不可译现象。但是从宽泛的翻译标准来看,只要译者能够理解,就会想办法用目标语表达出来,可采用的方法包括零翻译法或转换翻译法,将表面的“不可译性”变为可译性。

4. 文化的差异性

一种文化中存在的现象或语言表达式的联想意义在另一种语言文化中不存在,就可导致文化不可译性。但是,这样的文化不可译性仍然可以通过“外在的释意”和“彼处的解释”(杜争鸣2000:225)以达到交流目的。另外,如果人们通过转换自己的身份进入到对方语言文化中去理解和思考,这种不可译性也就不存在了(罗国清2011:126-127)。

(二)翻译不确定性与可译性

翻译不确定性本身就证明了可译性,翻译既是可能的,又是不确定的。陈波(1998:149)认为,翻译不确定性论题“所说的不是人不可能达到唯一正确的翻译———所谓的不可译性,而是本来就不存在唯一正确的翻译”。我们拥有共同的人性,这就使翻译成为可能(Steiner,2001:259),因为只要是人们能够理解的,必然会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出来。除开形式是信息的基本元素这种情况,对于相同的内容,我们既然能用一种语言表达出来,那就一定能用另一种语言表达(Nida and Taber,1982:4)。用贺麟的话来说就是,“道”与“体”(真实世界)是人类共通的、可以认识的,二者都通过“意”来表达,而“意”又可以保留在不同的语言之中(罗国清,2011:89)。

解构主义者本雅明(1999:81)认为,存在于语言作品之中的纯语言负载着深邃的意义,而翻译就是从原语重负中将纯语言解脱出来,“将象征物转化为被象征物”,并在目标语言中重新获得纯语言,这种重获的纯语言便是译作的诞生。对于这一观点,冯文坤(2009:273)进一步解释道,原作是从物中将意义解放出来,而翻译或译文则是从语言中将意义解放出来,又注入到新的语言中。这种重注的新语言或重获的纯语言是与目的语社会文化语境相结合的,这样的重注或重获便是可译性的证明。

人类由于拥有共性,对于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交际行为再怎么看来奇怪与神秘,最终都不会超越想象力(Hervey,2001:10)。也就是说,人们可以理解和想象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其他人群的行为,即使他们并没有那样做。这种可理解性就意味着可译性,至于采用什么样的语言外壳来表达这些理解了的意义,这又取决于上述的多种主客观因素,包括对原语的理解程度,译者目的性以及个人语言特色等,这就导致了可译性的程度不同,或者称作翻译的不确定性。因此翻译不确定性与可译性是一致的。

在蒯因所举的“gavagai”一例中,两个操英语的语言学家同时看到丛林中兔子跑过,土著人发出“gavagai”的声音,于是两人便分别记录下来并编撰翻译手册。蒯因指出的翻译不确定性是两本手册可能对这一相同的语言事实有不同的记录,即其中一个语言学家将“gavagai”翻译为“兔子”,而另一个则可能译为“兔子跑过”“兔性”或“兔子的一部分”等等。但是如果通过多次的反复试验并结合土著人的反应,语言学家最终断定“gavagai”最有可能表示的是“兔子”,于是便列入翻译手册中。翻译的可能性与不确定性在这一试验中同时得到了证实。

(三)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一对争论已久的话题。不可译性以“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中语言决定论和语言相对论以及“范式转换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Kuhn,1970)为理论基础。持不可译论者认为文学作品中如诗的韵律和美感在翻译时会流失,还有上文提到的语言特殊性、文化差异性以及翻译中的主客体因素等。而可译性则是由人的共性决定的。陈嘉映(2003:8)认为,全人类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并拥有相同结构的大脑生理结构,虽然人们表达客观世界所规定的语言各不相同,但内心的体验却是相同的,由这种相同的内心体验所表达的客观对象也是相同的。因此,不同语言之间是可以相互理解的,是可译的。翻译理论家阿雷蒂诺提早就提出,在任何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都是可能的。他的观点得到了现代语言学家雅各布逊,以及翻译理论家费道罗夫、奈达和纽马克的继承和发挥(却正强,2010:60)。以语言共性论为理论基础,大多数的语言学家、翻译家均持可译性的观点。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之间的关系可以描述为辩证的、整体与局部的、暂时与恒定的。说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辩证的,主要是二者相互渗透,可译性中有不可译性,不可译性中也有可译性。王宾(2006:96)认为,二者是共生的、无法分离的,既是揭示,同时又是遮蔽,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一种悖论性活动,他们相互融合,不可分离。人类思想、语言、翻译及理解的整个过程包括:从思想的内部语言到外语语言表达,再用另一种外部语言进行替换,最后又通过内部语言转换到思想。在这一连串的过程中,可译与不可译同时并在,因为如果说不可译的话,思想到语言的转换也是不可译的,而如果说可译,语言之间的转换也是可译的(倪梁康,转引自王宾,2006:138)。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还可以从卡特福德(Catford,1965:93)的一段话中得到证明,“从直接感知来看,可译性的确是一个渐变的连续体而不是一个截然的二分体。原语文本和表达并非绝对的可译或不可译,而是可译性的程度不同”。从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来看,不可译性是局部的,而可译性则是整体的。局部的不可译性不能否定整体的可译性,因为翻译是从整体来看的。可译性不是指局部个别语言单位的一一对应,而是指用目的语表达出原语承载的信息。因为在翻译中,当个别的、局部的语言单位不对应时,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语言手段,或者在翻译文本的其他部分表现出对应(王德春,2002:605-606)。再来看恒定与暂时这对关系。斯坦纳(Steiner,2001:262)说,人类长久的翻译实践证明,在最初看来不可译的东西,随着两种语言间人们交流与理解的增加,现在变得可译了;那么同样,现在看来不可译的东西,随着语言的相互融合以及解释手段的进步,将来就会变成可译的了。杜世洪(2007:52)也认为,所有当下看起来不可译的现象都具有可译的潜势。而可译的潜势将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化以及语言本身的发展而最终转化为可译,这就是暂时的不可译性向恒定的可译性转变的过程。

三、结语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虽然翻译具有不确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译性。所谓不可译性的几种表现形式其实是基于不同翻译标准可译性程度不同的翻译不确定性。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可译性是整体的、恒定的,不可译性只是暂时的、局部的,具有向可译性转化的趋势。

摘要：通过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论题,讨论翻译不确定性、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三者之间的关系。翻译总体来说是不确定的,但翻译的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不可译性,而是基于翻译标准的可译程度。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整体与局部的、恒定与暂时的。

翻译不确定性 第4篇

法国伟大作家雨果曾经说过:“拿走这件简单而微小的东西:风格,那么伏尔泰、帕斯卡尔、拉封丹、莫里哀这些大师身上,还将剩下什么呢?”可见风格对于作家来说是何等重要。那么,什么是风格呢?英国18世纪著名作家Jonathan Swift有句名言:Proper words in proper places make the true definition of astyle(适当的词用于适当的场合,就是风格的确切意义。)[1]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德布封提出过“风格即其人”的名言,汉语中有“文如其人”。在我国文学理论界,对风格的界定是十分宽泛的,它似乎无所不包,从大的方面,有时代的风格,民族的风格;从小的方面,作者笔下选择的一个章节、一个词或一个句式,无一不是作者风格的体现或标志。总之,风格体现在文艺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各种要素之中,体现出不同作家、艺术家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

2 风格翻译:保留原文语义空白和不确定性

在文学翻译中,翻译家们最关注的是原著的文字风格。几乎每一个翻译家在文学翻译中都谈到了对风格的理解以及对再现原作风格重要性的认识。对他们来说,风格,就是原作艺术生命最重要的体现,文学翻译者若忽视原作的风格,不着力于对原作风格的再现,那无异于断绝原作的艺术生命。翻译家们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充分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应该看到,在对原作风格再现的问题上,翻译家们都有着清醒的理论意识,在如何再现原作风格上,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张今先生认为“作家的风格实在分为两个方面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作家风格的精神方面就是作家的形象、作家的精神面貌;作家风格的物质方面就是作家所喜爱使用的词语、句型、修辞手法和艺术手段及其重复频率。”[2]精神是极为抽象的概念,需通过物质方面来体现出来,因而笔者认为在文学翻译中对作家精神风格的重现需建立在对作家风格物质方面重现的基础上。本文将从体现风格物质方面的选词和修辞出发,用语义空白和不确定性因素来分析风格翻译,指出最大程度地在译文中保持原文文本意义的空白和不确定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原文的风格,让译文读者可以如原文读者一样在这种不确定性和空白中得到基本一致的审美效果。

“空白”和“不确定性”本是R.英加登常用的概念,为的是说明文学现象问题,伊塞尔借用过来说明接受美学问题。伊塞尔用不确定性与空白说明文本与读者接受的关系,他说:“空白的东西导致了文本的未定性”,“空白暗含着文本各不同部分的互相联结”,“空白是文本看不见的接头之处”,“空白丛相互关系中划分出图式和文本视点,同时触发读者方面的想象活动”。[3]可见,意义空白和不确定性,正是联系作品与读者的桥梁和纽带,它是诱导读者进行创造性填补和想象性链接的原动力。文学作品的语言不同于其他科学文本的语言,文学作品的语言是描述性的,它旨在可以赋予读者审美的空间,因此其语言具有更多意义的不确定和空白。西方人常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实际上正是《哈姆莱特》本身的不确定性与意义的空白“隐含”了这些不同意见的读者,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这一作品不朽的文学价值,即在不确定与意义空白中给读者带来了愉悦的审美空间。那么对于文学翻译,我们又该以如何的态度对待呢?许钧教授曾经说过:思维层次是翻译的基础层次,语义层次是翻译的必要层次。但对于文学语言来说,除了传情、达意之外,还有其美学功能。[4]钱冠连先生也曾指出:译家把语用隐含变成明示,译变对了,便堵塞了读者的想象,译变一处堵塞一处,译变全部堵塞全部,结果是整个译品虽然可读但毫无趣味,这是取消了文学;译家把语用隐含变成暗示时,译变错了,便无异于原来的创作,变错一处毁灭一处,变错全部毁灭全部,要多糟有多糟。[5]因而在文学翻译中,译者不能将原本描述性的语言完全按照译者自己的观点填补这些不确定和空白来将之翻译成解释性语言,这样的翻译只是一种故事的转述甚至是一种改写而完全不能保留原文的风格,也不能让译文读者领略到原作的风采。

3 杨宪益夫妇《呐喊》英译赏析

《呐喊》是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也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写于五四运动高潮期,鲁迅在该书《自序》中说,他是抱着唤醒那些在“铁屋子”里正“从昏睡入死灰”的人们,来写这些小说的;并想以自己的呐喊之声,“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6](2)鲁迅的小说展示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的凋敝破败,农民的不幸和痛苦;描绘了当时各类知识分子的命运和遭遇;暴露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的罪恶,对中国人民长期在封建主义统治下所形成的保守、懦弱、愚昧、精神胜利法等劣根性,给予了深刻的批判。鲁迅小说风格凝重冷峻,语言洗练简赅,人物个性鲜活生动,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开拓了道路。[6]沈雁冰先生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发表《读<呐喊>一文》,谈到自己读《呐喊》后的感受:“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绚丽的阳光。”并评价了鲁迅的小说语言风格:“这奇文中冷隽的句子,挺峭的文调,对照着那含蓄半吐的意义,和淡淡的象征主义的色彩,便构成了异样的风格。”

杨宪益、戴乃迭(Gladys Margaret Tayler)夫妇,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联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从先秦散文到《水浒》、《红楼梦》,《鲁迅选集》等,达百余种。杨老师中文功底深厚,Gladys又是“native English speaker”,两人携手翻译,真可谓是独占“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几十年来他们珠联璧合的合作使他们双双获得了“译界泰斗”的美誉,创造了翻译史上的奇迹。他们翻译鲁迅的作品,因有中外合作的优势,比起别的译文,更能体现两种文化的精髓。他们的英译精品,不但有对外译界的意义,而且对国内英文学习者、爱好者及英译工作者,都是极有价值的读本。本文将从选词这一方面对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呐喊》英译本进行赏析,从语义空白和不确定性出发来评价译文的风格翻译。

3.1选词

鲁迅先生的作品,在锤炼词语方面可谓是精心选择,仔细推敲。他选用词语精当贴切、含蓄深厚,既能准确、生动地表达描述对象的总体特征,又处处体现新意,收到词义明确以外的其他效果,往往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觉弦外有音,文字间蕴含更多深意。[7]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篇中所说:“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下面我们从《呐喊》中形象生动的选词来窥探鲁迅先生高超的语言艺术,同时也领略一下翻译大师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是如何再现原语风格的。

3.1.1名词

例1: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8]

Yang Xianyi&Gladys Young’s version(in short:Y’s version):

Then I rationalized t he matter to myself,saying:Home was always like this,although it has not improved,still it is not so depressing as I imagine;it is only my mood that has changed,because I am coming back to the country this time with no illusions.[9]

《现代汉语词典》(2002增补本)中指出“心情”指感情状态,如“心情舒畅,悲伤的心情”;“心绪”指心情(多就安定或紊乱说),如“心绪不宁,心绪乱如麻”。这里义近而有差别,不可移易,体现出鲁迅选词的精当。杨戴夫妇完全读懂了鲁迅先生的遣词,在译文将心情和心绪分别译为“mood”和“illusions”。心情译为mood完全符合原语,with no illusions是指to be fullyconscious of the true nature of something.esp.something bad difficult,etc.(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1995))从鲁迅在《故乡》中“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可以知道作者要从此远离故乡的心情,因此with no illusions表明了作者回故乡心情的不安定。通过“mood”和“with no illusions”,目的语读者可以通过译者精当的选词来推测鲁迅的复杂心情,从而获得审美愉悦。

3.1.2动词

鲁迅在使用动词方面,注意精心挑选,灵活多变,从而使作品增添文采。请看例2:

例2: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8]

Y’s version:Ignoring this,he would lay nine coppers on the bar and order two bowls of heated wine with a dish of aniseed peas.[9]

例2描写了孔乙己买酒这一事件,本来付铜钱可用“拿出”、“付出”以及“交出”等词,为何鲁迅偏偏用了“排出”呢?《现代汉语》中说:“句中的排’字,用得精彩。透过排’这一动作,可以看出一些具体情景:一是九文大钱来之不易;二是大钱少;三是用那斯文郑重的付钱方法暗示出孔乙己的拘谨迂腐,但又那么善良、朴实。”[10](501)“排”这一精心挑选的动词很显然是一处艺术创造,是作者刻意经营的一处“空白”,其目的是让读者参与其中,并借助自己的审美经验慢慢品味、细细解读。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对这个动词的翻译也可谓是费尽心思。根据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ish(1995),lay解释为to put,esp.carefully,in a flat position;to set in proper order or position,因而lay不仅描写出孔乙己把钱一个个地往柜台上摆放的姿态,而且恰如其分地显示出其复杂的心理状态,在当时穷困拮据的生活境况下表现出他对这几文钱的珍惜,要认真地一个一个地点清数目。

3.1.3形容词

例3:华老栓忽然坐起身,擦着火柴,点上遍身油腻的灯盏,茶馆的两间屋子里,便弥漫了青白的光。[8]

Y’s version:Old Shuan suddenly sat up in bed.He struck a match and lit the grease-covered oil-lamp,which shed a ghostly light over the two rooms of the teahouse.[9]

虽然只是很简单的灯盏,鲁迅先生却用上了“遍身油腻”来修饰它,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他通过这一修饰语可以给读者产生空白和不定点,这一召唤结构使读者不由地对作品产生联想,细细品读鲁迅先生的真正用意。译文中通过greasecovered oil-lamp不仅还原了原文的语义,更通过定冠词“the”还原了原文的风格,译文读者可以通过译文来猜测华老栓夫妇生活的艰辛。

3.1.4副词

例4:他意思之间,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8]

Y’s version:It seemed to him that in this world probably it was the fate of everybody at some time to have his head cut off.[9]

例4选自《阿Q正传》,描写阿Q在死前的心理活动,文中“大约本来有时”的应用进一步体现了阿Q的麻木,即使在临死之前,他也不忘用精神胜利法来“鼓励”自己,安慰自己对死亡的恐惧,鲁迅先生运用意义相似的副词更体现了他的良苦用心,让读者在字里行间体味阿Q的愚昧和无可救药。在译文中,杨戴夫妇没有只顾原文的语义,他们深切了解鲁迅先生故意在选词上给读者留下审美的空间,即通过这些副词来阐释阿Q精神的实质。译文不仅在语义层面上与原文相近,而且“seemed”,“probably”等词还原了原文表达的风格,可谓是形神俱备,貌合神似。

4 结束语

文学翻译不同于科学文体翻译,其意在能给译文读者留下审美空间,使译文读者也能像原文读者一样通过作者所留下的空白和不确定点来细味原作的风格。就如茅盾先生在《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一文中对文学翻译做了如下的概述:“文学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1954)杨宪益夫妇不愧为翻译界的泰斗,他们充分尊重原语和译入语各自的语言特征,突破了英汉两种语言表层结构的框框条条地束缚,竭尽他们所能,深入挖掘原文的深层结构,将《呐喊》形神兼备地展现在译文读者面前,保留了原作意义的空白和不确定性,从而保留了原作的独特风格。

摘要：从接受美学中语义空白和不确定性这一术语来分析风格翻译,指出最大程度地在目的语中保留原文意义的空白和不确定性,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原文风格,让译文读者可以如原文读者一样在这种空白和不确定性中得到基本一致的审美效果。最后通过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呐喊》译文中的选词赏析原文的风格意义来证实这一观点。

关键词：风格翻译,空白和不确定性,选词,呐喊

参考文献

[1]周方珠.翻译多元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173.

[2]张今.文学翻译原理[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92.

[3]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71-272.

[4]许钧.论翻译层次[C]//杨自俭,刘学云,翻译新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399.

[5]钱冠连.翻译的语用观[J].现代外语,1997(1):33.

[6]乐齐.精读鲁迅[C].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4-5.

[7]陆文蔚.鲁迅作品的修辞艺术[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2:1-2.

[8]鲁迅.鲁迅小说全集[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

[9]Yang,Xianyi,Gladys Yang,Trans.Selected Works of Lu Xun[Z].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85.

语境——翻译中确定词义的最佳途径 第5篇

一、根据语言语境确立词义

根据我国著名学者胡壮麟的解释, 语言语境, 有时又可说上下文语境, 指的是词语、句子、段落、篇章的语言语境。语言是在特定的交际环境中使用的, 离开了具体的语境, 词的意义是非限制性的。正如英国语言学家Firth所说, “每一个词在一个新的语境中就是一个新词”。现以last一词为例, 它有“最后的”“最近一次、上一次”“仅剩的”“最不合适的”等意思。

例1.I’ll defend our position to the last drop of my blood.只要一息尚存, 我就要坚守阵地。

例2.He is the last person to do it.他是最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人了。

由此可见, 词典所给的有关last的意思只是一个笼统的定义, 具有高度的概括性, 只有考虑具体的语言语境, 才能在翻译时从笼统的定义中筛选出最适合上下文语境的意义。

例3.China-Africa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is endowed with a promising future.中非经贸合作具有广阔的前景。

例4.He who had killed hundreds in his life had a doomed future.他一生杀人无数, 注定没有好下场。

因为前面所修饰的形容词不同, 两个future, 一个译为“前程”, 另一个却成了“下场”。

二、根据情景语境确立词义

情景语境是指包括时间、场合和与交际有关的人物在内的产生语言活动的环境。分析情景语境是把握原文的意境、气氛的一个重要手段, 因为语言是在一定的交际环境中使用的。下面是海明威以战争为背景创作的作品《永别了, 武器》中的一个片断。

例5.There was much traffic at night and many mules on the road with boxes of ammunition on each side of their pack-saddles and gray motor trucks that carried men, and other trucks with loads covered with canvas that moved slower in the traffic.曾看到一个译本把该句译为:晚上, 这里交通很忙, 路上有许多骡子, 鞍子上驮着军火箱子, 灰色的摩托货车装满了人。还有一些上面用帆布盖着的货车, 慢吞吞地行驶着。显然, 这位译文作者没有考虑到小说的战争背景, 没有贴切地表达出traffic、men、loads等词意义。读者感到疑惑, 根据小说前面的描写, 这里白天极少有行人, 为什么到了夜里反而“交通”繁忙呢?原来这是军队向前方输送“辎重”的运输车队, 车上不是普通的行人, 而是“士兵”。只有把men译为“士兵”才有战争的气氛。因此, 将该句试译为:这里夜间运输繁忙, 路上有许多骡子, 鞍的两侧驮着弹药箱, 灰色的卡车上载满了士兵, 还有一些用帆布盖着的辎重车辆, 在路上慢慢地行驶着。

三、根据文化语境确立词义

文化语境即语篇所涉及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背景。因为语言的差异, 尤其是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的不同, 译者在理解原文方面很难达到母语读者的程度, 更难创造出与原文对等的译作。文化语境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途径之一。例如《西厢记》中的“碧云天, 黄花地, 西风紧, 北雁南飞”有人将其翻译为:“Grey are the clouds in the sky and faded are the leaves on the ground.Bitter is the west as the wild geese fly from the north to the south.” (Translated by Xong Shiyi) 。钱歌川先生认为, 原文中的“西风紧”不可直译为“west wind”, 更不可用“bitter”来修饰。因为在西方人眼中, “西风”相当于中国人心中的“暖风”“东风”一样, 总是和温和怡人联系在一起。英国人一提到west wind, 就会想到warm, 倘若提到东风 (east wind) , 他们常用keen, biting, piercing这一类具有“刺骨”的意思的单词来修饰。因此, 钱先生建议应将《西厢记》中“西风紧”中的“西风”译为“east wind”, 这样处理, 英国人读后才会产生寒冷的联想, 才会真正明白“北雁南飞”是预示着寒冷季节就要来临了。这样翻译既体现了词义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 又反映出中西两种文化的差异。

四、结语

本文通过大量的例证想要阐述的就是“词无定义, 译无定法”。正是因为语境的存在才使得看似简单的翻译变得非常复杂, 使翻译从简单的语码转换上升到集文化性、社会性、创造性、符号转换性、历史性和艺术性为一体的综合性交际活动。我们必须牢记“No context, no text”这一原则, 在翻译过程中字斟句酌, 反复推敲, 以期提高译作质量。

参考文献

[1]任绍曾.语境在叙述语篇中的语言体现[J].中国翻译, 2002 (3) .

翻译不确定性 第6篇

对于每一位译者而言, 谓语成分的选择是翻译过程中较为重要的一环。但是因为受汉英两种语言表达上的差异对谓语成分的影响, 译者需要考虑较多方面的因素, 才能获得最佳译文。

1 汉英表达差异对谓语的影响

首先, 汉语是形合的语言, 而英文是意合的语言。也就是汉语在表达时, 注重语义的传达, 所以对句子的语法结构要求相对较低;而英文要遵守相应的语法规则, 所以结构相对严谨。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在中文中, 名词、形容词、动词、数量词等成分都可以充当谓语成分;而英语中的谓语基本上都由动词担当。第二, 汉语中的谓语从语法结构上来讲与主语的对应性不强, 也就是谓语成分不会为了与主语一致, 而出现人称、数, 或者是时态的变化;而英文则必须做到主谓一致。

其次, 汉语是主动表达, 英文是被动表达。受思维差异的影响, 中文注重主观性, 所以会较多地使用人称作主语, 谓语成分多以主动态的形式呈现。而英文注重客观性, 较多地使用物称作主语, 所以谓语成分需要使用被动结构。

最后, 汉语是动态的语言, 而英文是静态的语言。动态与静态的区别主要取决于动词使用的数量。中文表达中多使用连动式的谓语结构, 也就是一个主语之后连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词谓语。英文虽然主要以动词作为谓语成分, 但是从数量上来讲少得多。

2 汉英翻译时谓语的确定

针对以上汉英表达在谓语成分上的差异, 为了使译文地道, 符合英文的表达习惯, 译者就需要在进行汉英翻译时注意谓语成分的选择。谓语成分的确定可以遵循以下几点。

第一, 受英文形合特点的影响, 谓语成分需要与主语搭配, 做到不管从语义上, 还是从语法上来说的主谓一致。例如“该公司2005年发展非常迅速”, 这一句话可以使用“2005年”和“该公司”作为译文的主语, 但是选择的主语不同, 相应的谓语动词也会存在差异。若使用“2005年”作为主语, 则是英文中的一种特殊表达, 也就是时间词做主语, 后面的谓语动词一般使用“witness, see, find”做谓语动词, 而且时态以过去时为主。因此, 这句话可以译为“The year of 2005 witnessed the great development of the company”。如果使用“该公司”做主语则可以直接使用原文中的“发展”作谓语动词, 时态依然选择过去时, 可译为“The company has developed greatly in 2005”。另外, 谓语成分需要与主语一致还表现在语态的变化上。汉语中的两类常见表达———无主句和泛指主语引导的结构———在译成英文时, 需要重新选择句子中的突出信息作主语, 为了与主语搭配, 需要使用被动式谓语。如“必须采取各种手段提高效率”“有人看见他昨晚溜了进来”。翻译这两句话时一般会选择“手段”和“小偷”作主语, 而这两个词是原文中的受动者, 所以谓语成分就需要转化为被动式, 从而译为“Measures should be adopted to improve efficiency”“He was seen to slip into the room last night”。

第二, 谓语成分的确定除了受主语的影响之外, 同样也会受到宾语的影响。也就是一些结构不能按照中文的字面结构直接翻译, 而是要从英文的表达习惯入手, 使用地道的搭配进行处理。如“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和“我们要在学校中获取知识”这两句话中的动宾结构“取得成就”和“获取知识”, 动词似乎都可以使用“get”, 但是“get achievement”和“get knowledge”都不是地道的英文搭配。译者就需要使用英文中搭配“achievement”和“knowledge”的动词“make”和“acquire”来处理这两句话。所以, 可以译为“China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on economy in recent years”“We need to acquire knowledge in school.”

第三, 如上文所述, 汉语中可以做谓语的结构较多, 而英文相对单一, 主要以动词为主, 所以中文中以动词之外的结构做谓语成分时, 通常处理成英文中的系表结构。例如“天气真好”“昨天星期二”“我18岁”, 这三句表达中分别以形容词、名词、数量词做谓语成分, 英文中无法使用这三种词性做谓语, 在此种情况下, 一般使用系表结构处理, 译为“Today is sunny”“Yesterday was Tuesday”“I am 18-year-old”。

最后, 针对中文表达中的连动式结构, 为了使译文符合英语静态的表达, 不会使用与中文数量相当的动词结构做谓语, 而是需要译者分析中文中各个谓语动词的关系, 找到句子的中心动词, 将中心动词处理为主句中的谓语动词, 而其他动词一般处理成句中的其他结构。如“他手里端着碗走了出来”“工资覆盖了他收入的90%, 是他收入的主要构成。”这两句话中同一主语后跟了两个不同的谓语动词, 译者处理时就需要分清两者的主次。很明显, “走”和“是”应该是中心动词, 应该是译文中的谓语动词, 其他两个词可以一个处理成“with”引导的伴随状语, 一个处理成“which”引导的定语从句。因此, 译文为“He walked out of the room with a bowl in his hand”“The salary, which covers 90%of his income, is the main part of it”。

3 结语

综上所述, 汉英两种语言在谓语成分存在差别, 译者进行汉英翻译时需要在处理谓语成分充分考虑这些差异, 并从英文表达的特点出发, 针对具体的情况, 选择最恰当的谓语成分, 最终获得忠实通顺的译文。

摘要：汉语和英语分属两种语系, 所以在表达上会有较大差异, 谓语的差异是其中较为明显的一类。而谓语的差异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译者在进行汉英翻译时谓语的确定, 本文首先讨论汉英表达谓语结构上的差异, 继而从差异入手讨论如何选取谓语。

关键词：汉英表达差异,汉英翻译,谓语

参考文献

[1]陈宏薇.新编汉英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2]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

[3]阮玉慧.论汉英翻译中主语的确立和谓语的选择[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