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历史GDP论文

城市的历史GDP论文（精选10篇）

城市的历史GDP论文 第1篇

1.《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

2011年8月,在巴黎举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采纳了一份新的决议《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Recommendation on the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1))。这份建议书被称为自1976年(《内罗毕建议》)之后“35年来第一次发布的关于历史环境的法律(2)”。

《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下文简称《建议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针对近30年来因人口迁移、全球化、城市化等世界城市发展的新课题而提出的新方法。城市历史景观不仅统一了30余年来出现的有关历史地区保护的多个雷同概念,而且在承认城市动态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了将整体城市环境统一视为城市遗产(urban heritage)的前提,提出了将城市遗产保护纳入更广泛的城市发展框架之下的手段和方法。

可以看到,遗产(heritage)的概念在经历了从纪念性单体建筑到历史城区(historic urban area)(3)的扩展之后,再次被重新定义,从历史城区扩展到了所有城市遗产。

2. 从《内罗毕建议》到《维也纳备忘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明确指出,与《内罗毕建议》提出时的20世纪70年代相比,社会条件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口迁移、全球市场的自由化和分散化、大规模旅游、对遗产的市场开发以及气候变化等(4)带来了前所未见的压力与挑战,包括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大规模推进的城市化以及因失控的高速发展造成的城区及环境的改变等均导致了城市遗产的破坏和恶化(5)。

为应对如上挑战,世界遗产委员会在2003年第27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倡议,建议组织学术会议探讨如何在保护城市景观价值的同时规范历史城市环境中的发展需求。为响应此倡议,2005年在维也纳召开了“世界遗产与当代建筑”国际会议,这是首次以世界遗产为主题的由建筑师、地产开发商、经济学家、城市管理人员以及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共同参加的会议(6),也是正式思考世界遗产与当代建筑及城市发展框架关系的具有标志意义的会议(1)。此次会议发布的《维也纳备忘录(7)》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城市历史景观”用语。

3. 从《维也纳备忘录》到《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

2006年9月,由15国专家组成专家组,正式启动了“城市历史景观”的扩展研究。专家组总结了1976年通过的《内罗毕建议》在现今社会环境下所显露的不完善之处,集中体现为缺乏对如今国际化背景下动态城市发展过程的考虑,提出修改与完善《内罗毕建议》的必要性。2008年的提案书总结了此前三次国际会议与两次专家会议的研讨成果,提出30年余来对遗产的概念和认知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4),但在《内罗毕建议》之后发布的5部建议书(8)却始终没有统一的用语和方法,世界范围亟须以协调一致的方法重新建立城市历史景观保护的通识性原则和规范(5)。此后3年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连续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预备研究书和建议草案,直至《建议书》正式发布(9)。

二、城市历史景观的特点从“历史城区”到“城市遗产”

城市历史景观方法建立在承认城市动态发展的前提之上,因此,它在多个方面超越了以往的历史城区保护理念,主要表现为:打破了以往被保护历史城区与其他城区的边界,将所有因历史积淀而产生的城市环境统一视为城市遗产,同时,在手段上,城市遗产的保护也不再局限于历史城区和周边缓冲区的保护,而是让城市遗产保护纳入到更广泛的城市发展框架之下。

1. 从“世界遗产”到“城市遗产”

从2005年城市历史景观概念被正式提出至2011年《建议书》发布为止,城市历史景观的对象经历了从“世界遗产”到“城市遗产”的变化。最初,城市历史景观只限于世界遗产的历史城市及市区范围内有世界遗产古迹遗址的较大城市(10),关注点集中在世界遗产历史城市与当代建筑的关系上,针对当时突出问题之一世界遗产历史城市缓冲区之外的高层或超高层当代建筑对遗产地核心保护区及缓冲区的景观造成的巨大影响(图1)。但在4年后的2009年发布预备研究书时,“城市遗产”一词完全取代了“世界遗产”的表述,而2011年的《建议书》则明确指出了城市历史景观的对象是所有的城市遗产。

因此,对于作为历史城区的价值不突出,也未被列入保护范围的历史城区而言,这份《建议书》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它提出了有效协调此类历史城区与城市发展手段的建议。

2. 从“历史中心或整体”到“文化和自然价值的历史积淀”

城市历史景观在含义上通过两点强调了其对象是全部的城市遗产。首先城市历史景观在时间范围上跳出了以往历史城区保护中常有的“历史”与“当代”的对立关系,特别强调遗产包括“不论是历史上的还是当代的建成环境”,是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环境去审视的城市遗产新理念。其次,它超越了“历史中心或整体”的地理文脉概念,特别强调其中应同时包含有形和无形两方面要素。例如对遗址而言,既有有形的地形、地貌、水文,也有无形的自然特征,以及土地使用模式、空间安排、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做法和价值观、经济进程等其他各类无形要素。“文化和自然价值在历史上的层层积淀而产生的城市区域”的定义是这一理念的准确表达。

3. 从“静态的城市”到“动态的城市”

城市遗产是城市各个时代的积淀的总和,与此呼应的城市历史景观的另一个重要理念是承认活的城市的动态性质(1)。如何实现历史街区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协调新建建筑与既有历史城区的关系,是历史城区保护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城市历史景观承认城市的动态变化,因此不是简单地阻止发展、拒绝开发,而是主动地规划城市的发展方向,根据城市的特色和价值所在控制城市变化的速度、内容和规模。尤其对于变化剧烈的亚洲城市而言,这是可实施的保护与发展并重的方式。

另一方面,由于不仅仅是保护,城市历史景观必须明确现有城市景观的价值所在和必须保留的重要特色,并依此来制定城市的发展方向。因此景观规划的制定必须以前期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作为基础,才能准确地判断和控制城市发展中被允许的和不被允许的建设内容。

4. 从“保护历史景观”到“维护和改善人类生活环境”

城市历史景观在目的上也体现了其不同于以往历史城区保护的、强调城市整体环境的视角。《建议书》中明确指出,城市历史景观的目的不仅仅在于保护,保护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其最终目的在于人类整体生活环境的维护和改善(1)。

作为城市遗产保护的一种新方式,城市历史景观方法尊重不同文脉所继承的价值与传统,它不取代现有的保护理念,而是将建成环境保护实践和政策纳入更广泛城市发展目标的附加工具,是一个“软法律(2)”。人们希望城市历史景观成为国际标准的一系列原则和政策,从而使各国能在国家层面得以应用。

三、日本景观法的实践从传统建造群保存地区到城市景观规划

1. 景观规划与城市规划

至20世纪80年代,以德国、法国、英国及美国为代表,一些发达国家已将包括历史城区景观在内的城市景观规划内容列为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2004年,日本也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颁布了《景观法》,弥补了从前由地方政府制定的景观条例没有足够法律保证的困境,真正在法律上将景观规划纳入到了城市规划体系之中。

从景观规划与城市规划的关系来看,这与《建议书》中“将城市遗产保护纳入更广泛城市发展框架下”的理念是相通的,我们也因此可以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2005年开始的城市历史景观研究看作在各国景观规划的进一步深化和成果总结。

2. 继承地区的固有特色

日本的城市景观规划可追溯到始于1933年的美观地区制度,美观地区是日本城市规划法中规定的“为了维持城市街道美观而划定的区域”,由地方政府指定并对建筑的色彩、室外广告等进行规范和限制。最有代表性的如东京的皇居外郭(原江户城)、伊势神宫周边等。

但是,由此发展而来的城市景观规划已不再局限于历史城区的保护,而是更广泛的地区固有文化及地区特色(identity),如道路网形态、街区划分形式、水系等的保护和延续,其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对文化多样性及社区的保护来改善整体的生活环境。

城市景观规划不仅是对历史街区,而是对所有的城市地区都是有意义的,是所有城市面对发展时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的发展规划,其中历史要素成为必须考虑的重要要素之一,但不再是惟一的要素。

四、东京都大丸有地区的实践从“CBD”到“ABC”

大手町丸之内有乐町地区(简称大丸有地区)位于东京都中心的千代田区内,西侧为皇居,西南侧是集中了国家政治行政中枢功能的永田町及霞关地区。大丸有地区占地120hm2,内有公司4 000余家,会计核算占GDP的两成,是作为日本经济中枢的重要商务办公区(图2,图3)。但20世纪90年代,该地区因为单一的办公功能而逐渐失去作为城市中心区的魅力,1996年,地区内由以企业为主的民间团体自发组织了地区振兴协议会,旨在以综合的城市魅力创造既有品质又有吸引力的首都中心区,实现从中心商务区CBD到多功能宜人商务核心区ABC(Amenity Business Core)的转变。

地区内最有特色、历史最久的丸之内片区,在19世纪下半叶被三菱公司购买并开始建设日本最早的商务办公区。此后这片区域一直伴随日本经济一同发展,片区内的建筑也经历了几次重建。时至今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建筑已屈指可数,因而虽然是代表了日本经济发展并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街区,但丸之内片区却并未成为受法律保护的历史街区。

(注:本表由作者根据《大手町丸之内有乐町地区规划指针2008》整理绘制)

在此前提下的《大手町丸之内有乐町地区规划指针》,特别是《景观法》颁布之后修订的2005年版及2008年版(图4),被认为是充分遵循了《景观法》的优秀案例。下文从体现城市历史景观纳入城市发展框架理念的两个方面考察其规划特色。

1. 根据历史、功能及空间特性分区

同时面对城市发展和不受法律保护的城市遗产,大丸有地区规划的重点之一是力求保持各街区的原有特征,并通过强化不同片区的不同城市功能来增强各片区的特色。同时,通过不同特色片区的组合来创造富有变化的城市空间,实现多功能宜人商务核心区的目标。规划从街区的历史、功能及空间特性三个方面,综合地进行分析研究,并依此划分为四个区,即以商务办公为主的丸之内区和大手町区、以商业娱乐为主的有乐町区、以城市交通枢纽东京火车站和站前商业、商务为中心的八重洲区(图5)。

2. 三维城市设计

规划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城市空间的三维规划。制定历史城区保护规划时,除在平面上设置核心保护区和缓冲区之外,保证重要的视线廊道以及在三维空间上探讨历史城区景观影响的做法已较常见。大丸有地区的规划也包含了对西侧的皇居(1933年指定为美观地区)和东侧的东京火车站(2003年指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重要景观点、视线廊道的景观规划。

除此之外,规划更为突出的创新点在于,为了给步行者创造更丰富的城市空间而将城市步行空间重新定义为“中间领域”,并进行详细的三维景观规划。根据原有城市空间的特点,规划首先设定了两大类共4种城市空间构成手法(图6),规定了每一类空间构成手法的基本设计原则(表1)。其次,规划摒弃了通常将建筑基地内的室外空间与街道空间分开考虑的做法,将二者统一作为城市公共空间进行设计,设置了更细致的城市设计原则。

以开放空地网络型为例(图7),规划对中间领域设置了如下的城市设计原则:(1)通过门厅的展厅化、一层挑空、设置小广场等形成室内外的宜人尺度,营造开放空间或半室内空间等;(2)改善地下步行空间的同时,增强地上与地下的连续性;(3)拓宽步行空间,增加步行的舒适度,同时设置咖啡或其他活动、休憩场所,扩大活动的多样性;(4)以护城河环境为母题,创造有特色的环境和空间;(5)通过沿街设置店铺和展厅以及街道上的小品、绿化等,为步行空间带来更多活力等。

可以看到,这些城市设计原则没有停留在二维的平面图上,而是延伸至三维空间的塑造,同时涉及范围大到建筑退线、高度、人行道宽度,小至沿街空间的功能设置、一层挑空甚至道路小品等,从各个方面和角度对中间领域进行了非常细致的规定。另一方面,为了防止过于详细的规划要求限制单体建筑设计的自由度,规划尽量避免了具体空间设计手法的限定,从而使新建单体建筑既有个性又符合街区的整体规划。

结语

近年来,中国的历史街区保护事业已逐渐积累了较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但随着被保护历史街区的划定,剩余的城区却不得不面临比从前更大的城市发展压力。如同文物领域中未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点正在遭到更大的破坏一样,这些未被保护的历史城区的消失也必将从本质上阻碍历史街区保护事业的发展。对于绝大多数城区而言,如何兼顾发展和包括城区历史在内的城区固有特色的保护,是必须面对的紧要课题之一。

城市历史景观的新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它把城市整体看作城市遗产,从改善人类生活环境的视角来考虑城市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将城市景观规划纳入城市规划的大框架之内还需要历史街区保护领域和城市规划及设计领域的专业人员通力合作,运用城市历史景观方法来共同思考城市遗产保护和城市发展的可行之道。

摘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1年采纳了《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在保存遗产和管理历史名城的创新方式上,城市历史景观方法被认为具有重要意义。城市历史景观是在近年世界各国城市所面临的城市发展挑战下而产生的新的城市遗产保护理念,它以所有城市遗产为保护对象,特别强调城市发展框架下的城市遗产保护,提出了将城市历史景观纳入地方发展进程和城市规划的手段和对策。城市历史景观方法为中国现在所面临的大量普通历史城区的保护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参考。本文首先阐述城市历史景观的产生背景及其特点,之后以日本的景观法及东京都内某地区保护为例,论述城市遗产景观规划新实践的具体措施和特色。

关键词：城市历史景观,城市遗产,城市景观规划

参考文献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家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中国国家文物局主编.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选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2]张松.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宪章与国内法规选编.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

2014年中国城市GDP排名 第2篇

1.上海22107

2.北京19645

3.广州15093

4.深圳14810

5.天津14687

6.苏州13284

7.重庆12657

8.成都9348

9.武汉9275

10.杭州9102

11.无锡8345

12.青岛8236

13.南京8178

14.大连7985

15.佛山7354

16.沈阳7326

17.宁波7285

18.长沙7076

19.唐山6385

20.郑州6146

21.烟台5854

22.东莞5411

23.泉州5250

24.济南5245

25.南通5118

26.哈尔滨 5045

27.长春5083

28.石家庄 5036

29.西安4876

GDP增长：城市化进程中的幽灵 第3篇

在珠三角、长三角、西部开发、环渤海、东北振兴等国家区域战略提出之后，中部战略似乎并不十分起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部已经成为被遗忘的角落。而事实上，深处中国腹地的6省一直处于尴尬境地。什么原因？由于GDP的增长速度，它们各自都遭遇着不同程度的“成长的烦恼”。

传说中“牛郎织女”故事的发生地，国内有6个城市在争；关于“梁祝故里”究竟在何处，更是有十几个城市谁都不肯善罢甘休。在新一轮的GDP竞争中，各城市为了争夺“文化遗产”打得不可开交。

深圳与广州的竞争，在国内区域城市的竞争中最引人注目。不管如何，广州还是在GDP方面超过了深圳，广州作为华南中心城市，不管是地位还是脸面均被保住了。

徐州、济宁地域相连，人缘相亲，文化相近，且都属于淮海经济区范围。难分伯仲是对济宁与徐州竞争态势的较好概括。

新世纪到来之后，随着城市竞争日益激烈，GDP成为衡量城市发展水平最权威的经济指标。多年来，中国城市GDP总量前4位城市依次是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正是这国内城市的“四大天王”，进入新世纪后，以会展经济为主题的“会”战全面打响。北京的奥运会、上海的世博会、广州的亚运会、深圳的大运会等陆续登台，一时热闹非凡，夺人眼球。在这一阶段，4城市的GDP随之猛升。

让人不能容忍的是，为了追求GDP，很多城市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来完成城市积累，问题已经严重到何种程度，我们不会不心知肚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能源消费翻一番的代价支撑了GDP翻两番。专家预计，到2020年，要再实现GDP翻两番，即便是按能源消费再翻一番考虑，保障能源供给也有很大的困难。

要什么样的GDP，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速度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几乎成为所有中国城市一道难以破解的难题。问题成堆，积重难返，解决问题也难以一蹴而就。中国城市的自我革命何时才能完成，并将盲目追求GDP增长这个“幽灵”彻底驱逐？这个时间表我们尚未确定。

城市每天在长高，财政收入越来越多，GDP越来越高，但我们不能否认，随着城市越来越强大，我们愈发感到自己已经成为生活在“套子里的人”。

由于中国内地的各种城市病在近年来集中爆发，GDP的高增长早已使你我的幸福感越来越少，甚至GDP越高，我们的幸福指数越低。

众所周知，2010年政府出台了所谓“最严厉的楼市调控政策”，然而国内一线城市房价逆势而涨，有些一线城市上涨达40%。应该说，这个调控对我们很多希望房价降下来的打拼者是当头一棒，导致很多人在大城市生活下去的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烦恼陡增不少。

近些年来，人们不难发现，全国各地大中小城市都开始了建设高楼的大比拼，各式各样号称“第一”的城市建筑此起彼伏，当我们在城市高楼的办公室里环顾四周，会猛然发现，这个盲目追求雄伟、高大的城市，已经不是宜居的城市。

不难想象，多少年后我们所生活的城市将会更加拥挤不堪，环境、人口、交通以及其他设施的失衡，给城市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我们也会品尝到大城市病带来的苦果。

城市化的区域发展差异将长期存在，现实会让我们面临抉择。事实上，规模不大的中小城市更宜居。排污量小，空气清新。土地稀缺性较小，房价更为合理。人口不多，人情味更浓，民风更淳朴。竞争压力小，居民的幸福指数自然更高。

（摘自山西人民出版社《大困局：中国城市危与机》 作者：汪在满）

建筑与城市的历史情怀 第4篇

在历史的长河中, 我们通过研究古老的文字和文献、建筑遗迹、考古遗址等, 来追溯了解人类的发展史。尼罗河边的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揭示了古埃及文明史, 雅典卫城遗存的建筑群展现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 北京故宫建筑群则展示了美轮美奂的东方木结构建筑体系和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秦始皇兵马俑、玛雅古金字塔、古罗马斗兽场哪一处历史古迹不引发当今人们的思索和怀念?哪一段历史文明不激发当今世界前进的创造力?试想, 没有了殷墟、三星堆遗址和万里长城, 我们怎么去述说中华文明的完整历史?没有了花之圣母大教堂、圣洛伦佐广场、但丁故居等历史建筑, 佛罗伦萨怎么能映射中世纪文艺复兴的辉煌?历史文化遗产也是启迪未来、培育后人的重要载体。正如我们从历史遗存中了解我们的先人一样, 我们的后人也从未来的历史遗存中了解我们。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 也是人类文明的集合体。因此, 我们在建造城市和建筑时, 应“如履薄冰, 如临深渊”, 时刻怀有历史的情怀, 严肃审慎对待每一个建筑, 为城市文化增辉添彩。

建筑和城市的历史情怀应有两个方面的解读。一是对历史的敬畏和保护。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文明不是一代人就能积淀的。每一个城市都有自身独特的发展史, 每一个建筑都有其独特的建造环境。因此, 尊重城市以往的发展印记, 保护其在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文化和遗迹, 对身处其中的城市环境进行深入的挖掘和评估, 找出其独特的价值, 从而加以有效保护, 应是城市管理者、建设者和建筑设计者、建造者的首要责任。二是对未来负责任的书写。“人生代代无穷已, 江月年年只相似”。城市是发展的, 建筑的寿命也许高出我们建设者的寿命。当我们作为一代人退出历史舞台时, 我们参加建设的建筑和城市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何种启迪?城市和建筑传递的文化是高雅的还是低俗的?留存的文化遗产是财富还是包袱?我们书写的这段历史是让子孙自豪还是羞愧?作为每一代人, 在创造建设建筑和城市时, 都应认真思索, 负起这份责任。

城市的历史GDP论文 第5篇

尽管时隔三年零三个月之后，中央财政收入再次出现了负增长，但地方本级财政收入仍保持一定的增长。据悉，国内经济总量位列前14名的城市的财政收入情况发现，不少城市的财政收入都跑赢了GDP增速。财政部近日公布的2012年8月财政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财政收入7863亿元，比去年同月增加317亿元，增长4．2％。其中，中央财政收入3765亿元，同比下降6.7％；地方本级收入4098亿元，同比增长16．8％。南京市、深圳市、天津、重庆、武汉、成都、重庆、武汉等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财政部指出，8月财政收入增幅继续回落，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下降较多，主要是受经济增长放缓、价格涨幅回落、企业利润下降、实施结构性减税的影响，另外，也有石油特别收益金缴库办法改变和上下年度企业所得税退税等不可比因素。

暨南大学财税系财政教研室主任廖家勤表示，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走势的差异主要是由各自收入来源不同所造成的。中央级财政收入主要是靠税收收入，经济形势不好，中央级财政收入就会受到较大影响，而地方级财政收入很大一块是来自于非税收入，包括主要是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彩票公益金、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罚没收入、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等，非税收入跟经济增长的联系并不紧密。例如广州、重庆、佛山等市，财政收入高速增长，主要是靠非税收入的快速增长。然而，一般而言，税收收入占比高，意味着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质量较高。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主任林江教授表示，国家提出的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负担等举措，减负压力主要是在中央级收入这一块来承担，而地方为了缓解经济下行带来的财政压力，通过加强税收征管、提高非税收入等举措来加强财政收入。

历史与地理视角的城市病解析 第6篇

城市病不是单纯工程技术问题，是身心综合症;不是城市自身问题，是城乡问题；不是一个固定病症，是城市化不同阶段的动态问题。不仅是城市区位问题，还是大尺度区域问题。亲历中国60年城市化变迁的宁越敏教授，从历史与地理的视角解析城市病，使我们关于城市病理解的视野得到扩大，纵深得到延伸。

刘昭吟:

您长年研究城市化,您在研究“城市病”时具有历史的与地理的观点。我理解的“城市病”是指工业化以后的现代都市问题。放在中国脉络里,都说中国城市化的特殊性是史无前例的最快速度与最大规模,那么这种速度和规模下的“城市病”的特殊性是什么?

宁越敏:

中国城市化的基本特征是规模大、速度快。中国有13亿人口,假设城市化水平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每年有1千多万人口进城,这样的规模必然与既有制度和城市容量发生很大冲突。学界对城市问题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一开始比较关注环境污染、城市困难户的居住问题,现在对治理交通拥堵也比较关注。但这些城市病在西方城市都曾发生过,不具有特殊性。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是进城农民工的问题,可以说这是中国城市病的特殊性所在。

我们可从一个更大的视角来看农民工问题产生的原因。中国的城市化背景不仅有中国自身的改革开放,也和全球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经济全球化把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由于市场在国外,这些产业大多布置在沿海地区,使沿海地区产生大量就业机会,但自身劳动力不足,因此需要中西部劳动力来进行补充。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的全球性流动导致中国劳动力的区域性流动,但这种流动受到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束缚,主要表现在户口制度的约束:大量的中西部农村劳动力进入沿海城市,尽管他们实现职业转换和空间转换,但是社会身份仍是农村人口,没有发生变化,社会保障水平比较低。这种城市化被称为“半城市化”。2014年颁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人的城镇化,其要点就是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换言之,就是要解决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这一特殊的城市病现象。

刘昭吟:

对于农民工的“半城市化”,户口制度体现为他们在打工城市的社会权利不平等,然而人们的集体心态也有一种本地人、外地人、城市人、乡下人的分野,这是怎么形成的?

宁越敏:

我们现在的研究大多针对如何使农民工市民化这个层面,因为这涉及农民工在城市生存能不能享受到同等的社会福利保障。你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融合问题,即进城农民工能不能被城市社会所接纳。我认为农民工能不能真正融入城市,不仅需要自身身份的转变,还需要在生活技能、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方面融入现代城市生活,即需要文化融合,这可能需要两代人、三代人的时间。

比如上海原来就是一个移民城市,本地上海人只占上海人口的15%,还有85%来自其他省份。江苏是上海移民的一个很大来源,但江苏是一个地域文化差异比较大的省份,苏锡常与上海同属吴文化,且经济发达,其移民比较容易融入上海主流社会。长江以北地区属北方文化,当时称苏北的扬州、盐城和淮安的口音及吴语完全不同,又由于来自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进城农民没什么技能,所以他们到上海以后,主要从事码头搬运工或服务类工种,比如有“三把刀”之称的剃头刀、厨刀、修脚刀。

因此在上海,所谓的农民工,其前身早在上个世纪初就已经产生。当时苏北人的大多数属于底层社会,所居住的棚户区称之为“下只角”,被生活在“上只角”的人所歧视。这一族群到了80年代以后才逐渐消失。其原因一是其后代在受到更高的教育后逐步融入上海主流社会;二是大规模的棚户区改造使得棚户区人群居住分散化,族群生活所依附的空间消亡。到今天,苏北裔这个群体在上海基本上消失了。

不仅是城市要以更宽广的胸怀接纳农民工,农民工也需要更好地适应城市各项现代化管理的要求,这样才能达到社会融合的目标。

刘昭吟:

城、乡的分野,是来自于地域之分还是城乡差距?长三角的乡村有士绅文化、乡绅院落,那么对“乡下人”这种歧视性的偏见,是后来才产生的还是早已有之?

宁越敏:

对“乡下人”的歧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中国古代,读书人通过科举制度进城做官,这些官僚年纪大了以后就要告老还乡,去修建他们的大院或园林。在外做生意的商人也一样,今天的皖南即原来的徽州仍然保留的很多徽派建筑就是回乡的商人所建。所以中国古代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它是城乡不分的,就是马克思所讲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以整个农村作为社会的基础,城市只是皇帝和官僚集团的集聚场所,加上为这部分人服务的服务人口,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民阶层。

近代城市文明是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国家把近代工业文明和城市管理制度带入中国的通商口岸,形成近代城市。这些近代城市因有了现代的工业经济,和乡村出现了功能上的分野,而市民阶层也由此形成。其中上海成为当时东亚的经济中心,最为繁华,市民因享受了工业革命的成果眼界开阔,也自以为高人一等。结果就像法国一样,除了巴黎,其他地方都是乡下;在中国,住在洋房里的上海人认为除了上海,其他地方都是乡下,即便是地方士绅也被他们认为很土气。茅盾的《子夜》描写了一个来自浙江小城镇的士绅进入上海后的百态就是一个例证。这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后,国人对城乡认同的重新认识。

刘昭吟:

从“半城市化”到“城市化”,很自然就会得出“突破户籍限制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结论。但中国区域差距这么大,“公共服务基本均等化”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宁越敏:

公共服务基本均等化被认为是市民化的重要内涵,但现实中很难做到一步到位。关键就是我们国家国土面积比较大,区域发展差异也比较大,均等化公共服务是在全国尺度上做还是在省的层面上做需要研究。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公共服务基本均等化除了中央层面的统一筹划外,还需要承认区域差异,各地实施的时候可以有所不同。

在全国范围,我们已经在全国农村推行新农合和新农保,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最低标准,在此基础上需要各地政府再制定相应的地方标准。但在现行行政区划的制度下,地方政府更多地顾及本地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涉及外来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能不能够均等化?我个人认为发达地区城市要提升已进城农民工的福利水平还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城市政府顾虑这种提升会引起更多的农村人口流入,从而造成财政上的不可持续,而且整个城市的基本运作、生态环境的压力也会很大。所以,一些大城市政府对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没有很高的积极性。

刘昭吟:

这么说来,解决“城市病”的方法之一是区域均衡,或者就是您主张的“多中心城市”,是吗?

宁越敏:

通过产业向内地梯度转移,区域差距有可能缩小,当然不是绝对的平衡。都市区内的空间平衡就更复杂些。为解决都市区的中心城区过高人口密度和交通拥堵问题,一般通过新城建设把人口和产业布局在一个更大的空间范围,以此缓解中心区的压力。然而,随着区域尺度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内迁,城市尺度上的沿海城市的经济结构向第三产业转移,由于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例如金融和商务服务更需要有便利的交通通达性,导致上海尽管在郊区建新城、新市镇,通勤流向仍是早高峰从郊区向中心城区流动,晚高峰是反向流动。所以解决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新城建设就能解决的。

刘昭吟:

基于城市化研究的视角,您对“乡愁”的解析是什么?

宁越敏:

当一个社会从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城市化社会,由于工业社会充满竞争,导致人际关系淡漠、环境污染、生态危机,于是一部分人可能会产生乡愁,怀念那种田园风光式的、人际关系比较融合的农村。这种把农村看成是一个理想化的空间,在我看来只是一个虚幻的假象,逃避城市生活的现实罢了

倘若你去读巴金的《家》《春》《秋》,你就会知道中国传统乡村的士绅大家庭里的生活是极其压抑的,因为中国传统的农村是建立在宗法社会制度上的,个性是被压抑的。而且由于农业社会的生产力低下,一遇水旱虫灾,人力无法抵抗时,便是赤地千里,人相食,古书对此的记载比比皆是。虽然,由于处在前工业化时代,农村没有环境污染也是事实。但是在现代城市中,个性自由是显而易见的,这可以使人更好地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广义来说,乡愁可以认为是个人对故乡的记忆,而这个故乡可以是乡村,也可以是城市。对城市居民来说,当大规模的城市重建把小时候住过的胡同、弄堂统统推倒,旧貌换新颜后,由于个人时空记忆的中断,也可以产生“乡愁”就此而言,保护旧城就是保存城市的记忆、城市的文脉。同样,乡村建设也需要加强对历史建筑的保护

刘昭吟:

对您来说“中国梦”是什么?

宁越敏:

中国梦一直存在,但“中国梦”这个词多少借鉴了美国梦的说法。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是个体行为,从旧大陆去新大陆,他一定抱有希望,哪怕这个希望仅仅是为了生存。美国梦对每一个移民个体来说,就是非常简单、非常现实地为了一个更好的生存空间。

对中国梦有不同的的表述,但从个体出发还是从集体出发,我认为是关键。中国历来有梦,但习惯上称之为“理想”。孔夫子倡导大同社会,老子认为鸡犬之声不相往来为好,庄子畅想逍遥游,都是各自的理想。文革时期也有梦,说是中国人民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自己的生活其实并不怎么样,但要去支持世界革命。那时候不存在个体意义上的中国梦,或者它存在着,但不让被表现,比如下放的知青想回城,后来又想上大学,这是他们的梦。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为什么从农村起步,因为拥有一块地是中国农民几千年的梦实行土地承包制,让中国每一个农民的梦实现,改革的第一步就成功了。到了1992年实施全面开放政策以后,很多人突然发现可以去实现自己的梦,我们看到很多人去“洋插队”、去下海、去闯海南,等等。

中国梦,应该让每一个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千千万万人的梦汇集在一起就是中国人民的梦。从这个角度来看,首先就是要解放个性,让每个人去实现他的梦。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顺理成章了。

近代烟台城市形态演变的历史分析 第7篇

关键词：近代城市,城市形态,城市演变,烟台

从军事卫所到帆船渔港, 从内地商港到近代港口, 烟台城市的发展具有因外力楔入产生突变的特征, 在外力作用下从传统港口城镇转变为近代商埠城市。封闭性城堡转化为开放的口岸城市, 是开埠后烟台城市空间变化的特征。外力楔入、开埠通商, 是烟台城市空间形态形成的节点;因商而兴, 是烟台城市向近代化发展的基础。外部因素作用改变了城市空间布局, 城市景观呈现出近代色彩, 集中在烟台山附近的近代建筑区以朝阳街等新型道路为骨架构成了块状系统。

1. 城市空间形态转型的初始期 (18611894)

烟台开埠后, 外国官员、商人和传教士蜂拥而至, 国内外商轮大批泊此。“真正的城市, 只是在特别适宜对外贸易的地方才形成起来。[1]”烟台早期的城市建设, 主要以围绕道署、烟台山的领事公所建设和围绕港口的洋行商号建设为主。建立使馆, 设关征税, 开办商行, 筑路建房, 兴办学校, 创设医院, 沿海岸向东开拓了以烟台山为中心的新城区。1866年, “新盖房屋万余间, 争相购买, 尺土寸金。偏东之烟台山麓, 又为外国商人指租, 建盖洋行及各国领事公所。人烟稠密, 隙地几无。[2]”。城区行政商业混杂, 新道署等中国管理机构位于奇山所城以北、北大街西段南侧的位置, 外国领事馆大都建于烟台山上下, 洋行、货栈多集中于海关港口以东。原来烟台街一带和新建的道署、商埠区逐渐连成一片, 形成了烟台近代城市的雏形。

烟台的城市职能由国内贸易迅速转向港口贸易和工商业, 大批内地劳力涌入, 人口不断增长, 至1879年已达3.5万人。19世纪末期烟台的城市建设范围为所城以北、东河以西、西南河以东的区域。除了商号洋行外, 朝阳街商埠区还兴建了天主教堂、修道院等宗教机构, 道署附近广仁堂、潮州会馆、福建会馆的建设也是城市大型建设项目。1888年, 广仁堂与道署的对调使所城与朝阳街商埠区之间日益繁荣, 成为新的城市核心。

从开埠到甲午战争, 烟台发展为以北大街为商业中心的港埠城市。这一时期的城市建设呈现出无秩序、无规划、军政商民自发建设的特点;城市卫生和道路条件较差, 港口岸线划分混乱。由于外国商会、修路委员会、邮政委员会以及“公共事物委员会”的相继成立, 烟台山及南侧朝阳街到海岸路的领事馆区和商埠区建设的比较规整。但是, 道署区环境卫生极差, 且由于没有统一的行政管理, 各区交界处的道路极不规则, 狭窄曲折的巷路很多[3]。

开埠至清末, 军事建设是烟台登莱清兵备道署的重点:1868年在烟台街西部成立水师营, 1903年在水师营基础上建设“海防军中营”, 在金沟寨建立烟台水师学堂, 1875年至1891年建成通伸岗西炮台, 1899年至1901年在滨海岬角处建成东炮台, 1867年捻军入侵时修建了东、西圩墙等防御设施。

不久东海关被洋人把持, 为服务于洋行贸易和港口发展, 主持修建了商埠区的码头港口工程, 包括1866年落成的海关码头与崆峒岛“卢逊灯塔”、1897年完工的南北公共码头岸路工程、1905年落成的烟台山灯塔, 自此, 烟台港初具现代化水准。

开埠后, 中外商人和教会组织在城市公共建设中发挥了不小作用, 中国商人组织建设了各类同乡会馆、中小学校和福利设施;外国商会与基督教组织一起促进了商埠区各类公共事业的发展;基督教长老会和天主教也分别在毓璜顶、烟台山下和南山建立了教堂、学校、医院、修道院等。虽然清末烟台行政管理混乱造成了城市建设无序, 但当时的对外贸易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烟台近代的各类重要公共建筑均有相当的建设, 朝阳街商埠区已基本建设完成, 对于东河以东海滨滩地的开拓也初见端倪。

2. 城市空间形态演变期 (1894-1937)

这一时期烟台的城市建设集中在修筑道路方面, 各项建设项目的落成促进了路网的发展。据《福山县志稿》记载:民国初年, 烟台已形成主要街道50条 (不包括所城内及九村的街道) 。因无规划限制, 道路大都弯曲狭窄, 繁华的北大街和南大道路仅宽5-6m, 一般街道多是2-4m, 窄处极为拥挤;且街道大都是土路和石铺路, 少数为砖铺道路, 车马行人十分不便。1920年, 烟台海坝工程竣工, 促进了烟台港的建设, 同时辟建了20余条道路, 形成较为完整的城区道路网。

19世纪末, 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 开始由朝阳街一带向西向南发展, 一些大型工业和公共建筑已选址在大马路, 城区扩大到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 服务性酒楼、饭店、客栈也应运而生。中国内地会在东山建设了芝罘中学、小学、男校、女校, 基督教浸信会在东山和大马路海滨建立了卫灵女子中学、焕文男子中学和各类教堂, 基督教长老会在毓璜顶兴建了多所中小学、礼拜堂和医院等, 学校和教堂的修建直接促进了东山别墅居住区、大马路商居区、毓璜顶教会区的开发建设。

1901年“烟台大会”成立 (1906年改为总商会) , 开始组织东西公共码头岸路工程。1903年太平湾形成后, 商户竞相向湾内发展, 东西太平湾被填平, 海岸线由原北大街向北推进400余米, 北大街大庙和朝阳街形成两个不同的商业中心。1904年, “西与通伸相连, 渐而南连奇山所, 渐而太平湾已填就, 北抵海矣。近年以来, 乡间不靖, 绅商来烟避难者, 络绎不绝, 于是东马路之房, 栉比鳞次, 直抵东山。西则逾西沙旺矣, 计东西长十六里, 南北宽八里, 而成今日之商埠矣[4]”。

非农业人口的聚集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改变了烟台的地位, 一些驻扎在外地的军政机关相继迁入, 并设立管理机构, 建造大批衙署、仓禀、兵营及娱乐场所, 烟台很快成为胶东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1919年, “市区面积200万平, 街道大小百余条[5]”。1920年, 人工港池建成后, 辟建了北马路、海滨街等20多条道路, 奇山所、北大街、朝阳街、大马路、西马路等各区片得以迅速连接。1921-1926年, 华洋工程局和烟台总商会在硬化城市道路、规范街巷名称和整治环境卫生等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 烟台城市面貌得到改观。

1923年郑千里编著的《烟台要览》载有“烟台街市全图”, 其范围东起福山路, 西至通伸村, 南起上夼村北, 北至烟台山, 标注街巷380余条, 对烟台城建和道路发展情况作了详细记载。烟台已形成西到西炮台, 东至卡子口, 北到海岸, 南到奇山所城南的带状城区, 成为近代化工商业城市。1926年西防坡堤上轻便铁路建成, 将码头与堆场、市区连接起来, 市区不断扩展与奇山所城及大庙 (天后宫) 集镇连成一片;自西南河口向东至烟台山西麓的港区, 遍布商船码头、招商局栈房和洋行, 西方建筑形式、建造技术及建筑材料大量涌现[6]。

烟台开埠后对市政建设有过局部规划。1917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 有将烟台建成三等港口和修建烟台至汉口铁路之议。1923年烟台镇守使张怀斌以西炮台以北地段为目标, 拟出第一个城市规划并绘制《新辟烟台西沙旺市街全图》, 但规划简单粗糙, 规划面积与建成面积几乎相当, 根本无法实现。1928-1930年, 国民政府制定的烟台城市规划, 目标仍为开辟西沙旺新区, 借鉴西方田园城市理念, 以花园为中心, 设置放射性道路。

1934年烟台特别行政区专员公署成立, 制定《烟台大规划》, 提出改造旧城区和建设新城区的构想, 将卫生、教育、行政、实业、公安、交通等规划书呈请山东省政府批准, 但并没实施。当时世界经济大萧条, 城市对外贸易受到影响, 无力支持开发;城区建设局限在修建水泥道、铺设柏油马路和安装部分街道路灯等。

此时烟台现代工业开始发展, 特别是人工港池和烟潍公路建成后, 城市职能由港口贸易转向轻工业。城区面积不断扩大, 至1936年, 城区人口已发展到18万余人。

纵观这一时期的城市规划, 有些不乏可取之处, 但都只是设想, 加上时局动荡, 规划无法实施, 对烟台的城市发展没有实际作用, 城市建设仍处于无序状态。

3. 日军侵占时期城市空间畸形发展 (1938-1945)

从日军侵占到1948年二次解放, 烟台的市政建设没有大的变化。日军占领期间成立了烟台市署、烟台市公署建设局及工程事务所, 使烟台有了市政管理规章, 但由于民族工商业一片萧条, 建设资金根本没有保障。

1938年2月3日, 日本侵占烟台, 次日成立伪烟台市公署和伪警务局, 伪政府的建立使“烟台市”的名称开始出现。是时, 全市成立4个警察分署, 辖37个派出所, 加强控制。市内五个区仍维持原状, 只是“区治”有所变动, 坊数压缩较大。日军为了达到长期占领的目的, 1938年9月, 成立了伪烟台市公署建设局, 将原路政委员会及其所属5个路政分会改为工程事务所及5个工程事务分所, 负责管理各区建筑道路事务。1940年伪建设局制定了《修筑道路桥梁规章》、《取缔损坏马路车辆规则》、《公有建筑物修建暂行规则》等10余项规定, 禁止铁轮车、超载车在街巷道路上行驶。

伪建设局为使烟台成为“商业旺盛之门户”, 于1939年编制“烟台市都市计划”, 把全市划分为住居、商业、混合、娱乐、保养、工业6大片区, 设建公园、竞马场、铁道、航空、运动场、火葬场。将市区道路分为甲、乙两级:甲为干道级, 设5个等级:30m、24m、16m、12m、8m;乙级为支路, 设4个等级:6m、5m、4m、3m。用地面积约60平方公里, 规划城市人口发展到60万人。上述投资费用通过提高营业税剥取, 严重加大了民众负担。日军侵烟期间, 烧杀抢掠, 致使地方政局动荡, 财力贫乏, 所谓大规划根本不可能实现, 工厂停产, 店铺关门, 民众逃离, 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建设项目。

1940年, 日伪政权为了“强化治安”, 实行“保甲制”, 把坊改为保, 间改为甲。全市共设33个保、275个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寇查封了英美在烟的所有企业和财产, 全面控制了烟台的经济命脉, 民族工商业遭到重创, 烟台沦为一座殖民地城市。

此时市域为北至北海, 南至塔顶, 西至烟台屯 (芝罘屯) , 东至卡子门。这一时期进行的建设主要是路面的继续硬化和体育场扩建, 填平南太平湾, 连接东西码头与南北码头, 东南河加盖, 改名为新乡路。1942年烟台第一版测绘图《烟台市全街图》面世, 范围北起烟台山, 南至上夼村, 东起东山, 西至通伸村, 共有595条街巷, 形成了南北七里、东西十六里的现代化城市。

4. 城市空间演变的延续期 (1945-1949)

烟台港口和城镇受到战争破坏, 解放前仍一片萧条。1945年烟台解放后, 直属胶东行政公署管辖, 市内5个区未动, 把福山县的蓁山区和牟平县的祁山区划归烟台市, 更名为第六区和第七区。新成立的市政府安顿市民稳定秩序, 清理道路恢复交通, 重组行业工会, 领导人民重建家园。

1946年初, 市政府调整区界并更改区名:一区更名东山区, 二区更名建昌区, 四区更名海滨区, 五区更名朝阳区, 七区更名宁海区, 原三区分解为毓璜顶区、通伸区和芝罘镇, 六区分解为蓁山区和芝水区, 形成九区一镇的格局。由于市内各区面积不一, 人口悬殊, 同年7月市政府决定重新调整市辖区域, 原市区划为东山、奇山、海防营、毓璜顶、海滨、建昌六个区;市郊扩增芝水、蓁山、莱山、宁海、旺远5区和芝罘1镇, 共155村。区域范围东至孙家滩, 西至清洋河东岸, 南至道平、邹家房, 北至芝罘岛和崆峒列岛, 总面积337平方公里。

城市: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 第8篇

作为一个南方边陲的首府, 南宁建城的历史已有1680多年。据记载, 东晋大兴元年 (318年) , 郁林郡分出晋兴郡市场遗址后, 郡治设在晋兴县城, 即现在的南宁, 这是南宁建制的开始;唐朝贞观八年 (634年) , 唐太宗定名为“邕州”, 南宁始简称为“邕”;元朝泰定元年 (1314年) , 中央政府为取南疆安宁之意而定名, 广西境内由“邕”改为“南宁”, 南宁由此而得名。作为一个沿江而建的城市, 南宁最早的城市形态主要围绕穿城而过的邕江布置, 水路作为当时一种主要的交通手段, 孕育了沿江而建的码头、街市、房屋和巷道, 形成了目前保护区所涉及的这一片历史悠久的区域。我曾在新东西酒吧以及其他场合和书籍中, 看到过南宁老城的照片, 比如水街与解放路一带, 它们连接着民生和水街码头, 人们通过码头, 到河边取水, 岸边的建筑、街市, 自有其热闹繁华的一面;而南来北往的货物, 往往通过码头抵达南宁, 再散发到各地, 这种由码头而兴建的城市, 也是珠江流域很多市镇最初的发展模式。商业的往来, 在带来物质交流的同时, 也带来了文化的交流。比如解放路上现在保存完好的新会书院, 位于南宁市解放路中段, 始建于清乾隆初年, 距今已有近300年历史, 会馆为当时旅邕的广东新会商人所建, 后来重建于清道光二十三年 (1843年) , 面积有800多平方米, 这个做工精美、硬山顶砖木结构的建筑, 是目前南宁市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最能体现出岭南建筑艺术特色的一处古建筑。这个建筑除了在平时对市民开放外, 最近几年在晚上, 还成为邕剧、粤剧的表演场所, 在传承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 也传承本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和国内其他一些历史悠久的城市相比, 南宁现存的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数量并不算多, 最近10年由于缺乏明确严格的保护, 一些历史街区的老建筑, 已消失了不少;而一些现存的历史街区也由于缺乏保护的意识, 其风貌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曾看到过一些民国时期解放路的老照片, 街道两边均为两三层的南洋风格的骑楼建筑, 路面则为沙砾路面, 三三两两的人们在其中行走, 这些极具特色的骑楼和街道, 展示了一种南方市井的生活特色。由于之前一直缺乏得力的保护和控制, 一些历史街区的新建筑, 兴建起来后往往和历史街区的建筑风格缺乏联系。比如解放路口靠人民路一侧的沿街建筑, 尽管也保留了骑楼的形式, 但无论层数、外形、建筑风格都和原来差别很大, 骑楼这种带有南洋风格的建筑, 沿街的柱子往往为砖砌的方柱, 立面细节也往往比较丰富。而那些新建筑, 在骑楼下使用圆柱, 建筑立面往往过于简单, 所用的立面材料也缺乏历史传承。有鉴于此, 新的保护条例明确了历史街区在规划上的审批程序, 并提出要对历史街区的空间格局、街巷肌理、历史建筑以及骑楼等岭南特色建筑进行重点保护, 同时还赋予保护规划以强制性效力, 要求历史街区范围内的建设活动都必须符合保护规划, 并按基本建设程序报批, 这些措施, 将有助于历史街区与历史建筑的保护与更新。

作为另一个历史街区, 南宁中山路的知名度和繁华程度, 由于美食街的存在, 其城市影响力远远超过解放路一带。中山路这一片区域, 同样是一个因靠近邕江、也因码头的存在而在历史发展中慢慢形成的居民聚落区, 这里分布有各式教堂、民居、菜市、街道和巷子, 也有不少民国时期的老建筑, 比如邕宁电报局、黄旭初的故居旭园等等。这个历史街区在上世纪90年代上期有过一次改造, 中山路的“外滩新城”就是那个时期兴建的建筑, 只是这种用大体量的高层建筑形式介入历史街区的方式, 以及规划中将街道拓宽的方式, 现在看来, 确实存在着值得商榷的一面。从历史街区保护的要求出发, 这个区域最好的保护方式, 其实就是保持这一区域的建筑风貌, 街道空间尺度、走向和肌理, 严格控制建筑的高度, 通过低层高密度的建筑和街道空间来保证这一传统历史街区的活力。如果用一种新城市营造的方式来更新老城区, 带来的可能只会是历史街区的破坏, 这一点, 从中山路“外滩新城”建成后, 在建筑形态、空间、风格以及商业业态上一直难以融入原有的历史街区, 就可以看出来。

现在, 中山路又面临着另一次更新。从中山路南门菜市到南环路一带, 目前已经拆迁了不少建筑, 据媒体报道, 这一区域将兴建大型的商业与住宅项目。只是这一区域的改建, 采取的可能也是类似中山路“外滩新城”的模式比如原有的道路被拓宽, 空间肌理被改变, 沿街的历史建筑全部拆除, 商业业态也可能不再有美食街的存在, 新的商业与高层住宅, 将很难再现以往中山路街区的历史风貌, 这种将土地交由开发商操作的旧城更新, 也反映出一种资本市场运作下的无奈。但反过来, 如果政府在城市规划中, 有意识地对这一地区的更新, 做出严格的指导和控制, 即使是资本和商业介入, 至少仍然可以在更新的过程中保持这一区域的建筑风貌和街道的空间肌理, 这点, 其实比什么都重要。

笔者几年前去新加坡, 新加坡也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国家,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有一段时间, 当地很多历史建筑比如排屋, 也因城市的更新而不断消失, 后来政府意识到历史建筑保护的重要性, 开始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保护。新加坡的历史街区, 无论是道路宽度还是空间肌理, 都得到了严格的保护和控制, 沿街的建筑, 在改建和改造中, 其外立面必须予以保留, 新的改造和更新只能在内部进行。这种保护历史建筑的方式, 也是很多欧美国家对待自己历史建筑的做法。具体到南宁市, 比如目前的中山路改造, 政府应该在规划中保持原来街道的宽度这种街道的宽度, 特别适合步行, 而不是将其纳入城市整体交通网络的一部分, 把道路拓得又大又宽;在此基础上, 沿街的老建筑立面, 具有历史价值的, 一律要求在改造中予以保留。在中山路一带, 我曾看到很多做工非常精细的骑楼建筑, 外立面的精细与历史沉淀, 绝非以后的新建筑可以代替。去年我在西班牙巴塞罗那考察, 曾看到其市中心一个老的菜市场的改造, 市场的外立面沿基地周边的建筑表皮, 在改造中全部予以保留, 新的市场只是在内部, 通过新的结构形式和屋顶, 形成新的内部空间。这种新旧混搭的建筑更新的思路, 在融合新的同时, 也延续和保留了自己的历史。

城市的历史GDP论文 第9篇

常州位于古代吴国的中心区域, 是吴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吴王封其弟季札于延陵, 成为常州2500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真正开端。季札曾三让王位, 多次出使中原, 被尊为常州文化的始祖。他观乐知礼, 是对美好道德的追求, 是对国计民生的热切关注, 这一切都融入常州的传统文化之中。

京杭大运河苏南段的开通, 加速了南北文化的沟通交融。伴随着繁荣发展, 常州吸引了更多文化人南迁, 使得城市人文氛围日盛。唐宋时期, 古文运动重要人物王安石等就曾任常州知州, 他同本地文人一起强调文以载道, 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后重建州学, 使得常州教育事业跃居江南前列。据统计, 宋代常州籍进士共700余人, 名列各地前茅。另外, 南北儒学融合交汇第一人杨时和“三苏”之一的苏轼在当时具有很强的感召力, 他们的文化精神奠定了常州文化日后最重要的根基。到了明代唐顺之的出现, 成为常州学术文化走向成熟的标志。

清朝的常州学术步入繁荣阶段, 书院林立, 进士数量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可以说, 常州学术文化的繁荣是常州城市文化的繁荣, 《科举和社会流动》指出, 常州文人城居比例超过3/4, 大部分都聚居于城东白云溪和城西的青果巷两个街区。其中白云溪一带前后北岸几百米的小街上居住过五名状元、三名榜眼、三名探花, 还有常州学派的各种名士等。

2. 近代运河经济的衰落与历史文化建筑保护的危机

但近代以来, 随着战乱和北运河的淤塞使漕运改道, 常州逐渐失去转运和商业中心的地位, 被之前只是其辖县的无锡取代, 历史地位因而逐渐降低。尽管如此, 常州还是凭借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兼容并包、创新求变的人文精神, 在近现代的改革大潮中, 名人辈出, 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仅仅从古时名士聚居的青果巷中就走出过近代爱国实业家盛宣怀、国际语言学家赵元任、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现代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等民族的骄傲。

提到青果巷, 就不得不提到承载了辉煌历史的状元、进士牌坊、礼和堂、名人故居等文化建筑。这些建筑区别于外来的徽商建筑格局, 属于典型的本土江南民居。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里的建筑印刻着历史名人居士的足迹, 这种深厚的历史感, 浓郁的文化气息与建筑、环境水乳交融, 赋予历史街区以无穷的魅力, 这是现代仿古街区所无法比拟的。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的常州, 并没有走保留历史遗迹、易地建设新城区的道路, 而是采取了旧城改造, 一面建设一面保护的方式。持续了多年的大规模改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房地产开发, 不可避免地使一些拥有历史文化印迹的建筑、遗址、弄巷等或被移建、或被损坏、或惨遭拆毁。这些都使常州这座人文气息浓郁, 承载着厚重文化积淀的历史文化名城风貌难以得到展现。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修缮工作已经迫在眉睫。

3. 历史文化建筑保护的现状及问题

有关历史学家指出:“历史是一份记忆, 一种符号。而历史建筑则是这份记忆和符号最恰如其分的载体。”同样一座城市, 不同的历史文化建筑所承载的记忆也不尽相同。常州市在历史上不仅教育业发达, 还拥有经世致用、创新求实的人文精神, 这些特点都体现在一座座活生生的历史文化建筑上。

3.1 双桂坊。

常州双桂坊是一个历史上与科举制度紧密相关联的地名。它东起打索巷 (今晋陵中路) , 西至南大街, 全长近400米。双桂坊近千年的历史, 体现了常州古代教育业的高度发达, 是教育业兴盛的一个符号。时至今日, 常州双桂坊已经被打造成为一条集旅游、娱乐、道德讲堂为一体的美食街, 而对于历史上常州教育业兴盛的那段记忆已经不复存在。从文化符号转换的角度看, 当局可能着重表现了双桂坊沿街传统小吃的古貌, 却忽视了其真正的意义。而从历史文化建筑保护的角度看, 虽然保住了“双桂坊”这个地名, 但无论是地址还是建筑都与历史上的双桂坊相左, 属于仿古建筑, 历史学者并不提倡这样的保护方式。

3.2 青果巷。

青果巷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 都是名人居士汇集的地方。它同样与市中心南大街相邻, 在这条绵延数里的巷子中, 曾经走出数位科举进士、抗倭英雄、小说家、诗人, 更有意图改变旧中国面貌, 为了新中国牺牲了自己的早期民族领袖。

而如今的青果巷, 是常州仅存的保存较为完整的历史文化街区。但由于南大街的改造和扩建, 街区的建筑连年受到残蚀, 面积大幅缩水。尤其是巷西一段, 已被拆得面目全非, 其中就有盛宣怀、李伯元等名人的部分故居。如此一来, 原本深厚的文化底蕴消失殆尽, 古老的巷子已经基本成了城中心的“贫民窟”。值得庆幸的是, 经过细致严谨的规划, 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的整体修缮工程已经逐步展开, 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得到及时的重视。

除了一些幸存至今的历史建筑之外, 常州版图上还曾经出现过白云溪及其沿岸的历史建筑群, 包括西仓桥、白家桥等文化价值高的古代建筑。他们都是古老常州文明的象征, 是人们不应抹掉的珍贵的城市文化符号。现在却淹没在浩浩荡荡的经济大潮之下, 让人扼腕。

3.3 问题出现的原因。

这其中, 地方政府有着推之不去的责任。尽管各个地方政府根据相关法规、针对实际情况出发, 制定了保护历史文化建筑的相关规章、条例和管理办法, 但其参与到保护历史文化建筑、街区项目中来的最主要因素仍然是为了追求经济效益。长期一味坚持这样的指导思想, 带给我们历史文化的保护工作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另外, 除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每年可以获得一定的保护专项经费外, 其他更多地区的历史建筑保护只能通过国家有关规定的城市维护费中的1%用于文物维修, 这样的经费显得捉襟见肘, 成为文保工作开展的又一大瓶颈。

4. 保护模式探究

4.1 避免过度商业化。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赵士林曾表示, 过度商业化正使我们文化遭灭顶之灾。所谓“过度商业化”是指不考虑文化产品的精神属性, 追求商业价值, 唯利是图地攫取文化市场的超额利润。而“过度商业化”迎合人性中存在的低层次欲望, 必然导致文化产品的恶俗化、低级化。

对于常州的历史文化建筑保护工作, 更应该注重这一问题。谁又能想象得到从前的前后北岸是一处繁华胜景, 曾经碧波环抱、烟桥画柳, 曾经龙舟竞渡、百舸争流。明清以来, 名士云集、灿若群星, 是常州的文脉所系。如此的改造使得鲜活的历史记忆荡然无存, 实在让人惋惜。

如何才能更有效地避免过度商业化呢?主要取决于当地政府的举措。以正在开展的常州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修缮工程为例。一方面, 修缮要有一份编制完善的规划, 适当减少甚至取消街区内的商业因素, 体现出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是第一位的。另一方面, 要加强过程管理, 建立民众与政府共同管理监督机制, 提高民众责任感和保护意识。

4.2 历史建筑修缮与人治病相似, 坚持原汁原味, 并努力延长寿命。

现存的所谓“历史文化建筑”是指那些在1840年之前修建而成的, 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和意义的建筑, 距今起码有200年的历史。经过漫长的岁月洗礼, 历史建筑无论是表面还是内部结构都会不可避免地遭到人为和自然的损坏。而人的一生或多或少会遭受到病毒的侵袭, 生病了自然就要到医院去治疗。所以, 历史文化建筑的修缮和医生治病是一样的。医生治病要以人为本, 对症下药, 才能够药到病除, 延年益寿。不可能说这个人病入膏肓了, 无药可治了, 只好顺应其死亡, 然后轮回重生又活过来, 病就好了。这在医学上的不合情理的, 也是不可能的。那么政府相关规划、文管、建设部门也应该遵循这一规律来对历史文化建筑进行修缮, 坚持在原址原地修补原貌, 并努力延长其寿命。而不能为了商业利益的开发, 肆意地移走古建筑, 把老古董变为“新古董”甚至“假古董”。这样的保护就是毁灭性的, 失去了古建筑原本的意义。

4.3 坚持四不要原则, 保护好地域文化。

“四不要”即臆造的“假古董、假建筑”不要;过度商业化不要。这两点上文有所涉及, 就不过多赘述。另外, “土专家、伪专家”的建议不能要;擅自修改地名的行为也不要。

所谓“土专家”是指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 而在实践中获得专业知识和实际经验的人。政府在广泛收集资料、意见期间, 他们的建议应该是中肯的, 可取的。但做决策的时候, 一定要由学历史、懂历史、会规划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操控。而“伪专家”在历史建筑保护过程中, 是开发商为了攫取更多经济利益而雇佣来为其说话的有一定身份资历的人, 这些人的意见如果被采纳必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地名作为一个城市地域文化的载体和一种特定文化的象征, 已被联合国确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正越来越受到重视和保护。常州的小营前、西瀛里、青果巷、篦箕巷、世科坊、双桂坊等许多老地名, 这些地名都是独一无二的, 是常州历史文化的一张张“活名片”。这些地名的存在同时也保护着其中为数不多的历史文化建筑, 保存着人们的那份文化记忆。随着城市的拓展和变化, 许多地名正在逐步消失, 历史建筑的保护受到很大的威胁。所以, 为了留住这些城市的记忆和文化的符号, 相关部门在修改地名时一定要慎之又慎。

5. 结语

常州在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兴盛的教育业和发达的运河经济都是我们不可磨灭的记忆。历史文化的传承, 呼吁对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 当局需要转变工作思路, 创新思维, 在修缮工程中敢于把社会效益与文化效益放在第一位。注重文化符号转换的合理性和文化的地域性, 学习并吸收运行良好的历史文化建筑保护体制, 让常州这座“千古龙城”重新展现出文化的力量, 焕发出历史的光辉。

摘要：本文以常州市历史建筑为例, 在对其历史文化进行考察的基础上, 结合常州市近年来的保护现状, 探讨了历史文化建筑保护出现的问题, 强调了历史文化建筑是城市的一个名片, 并从历史文化传承的视角提出了一些保护模式的建议。

关键词：文化传承,历史建筑,常州,保护模式

参考文献

圣彼得堡的历史传承与城市活力 第10篇

提到俄罗斯,大部分人首先会想到的城市是首都莫斯科,也是俄罗斯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不过,我在这里想为大家介绍的,是俄罗斯的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

300年前的欧洲新城

1703年,彼得大帝在波罗的海海滨,从瑞典人手中争夺到一块领土。这块领土并不大,但非常重要。它为当时的俄国提供了一个海上“瞭望欧洲的窗口”,自此俄国打开了通向欧洲、通向现代化的大门。彼得大帝以这块领土上的第一座建筑(涅瓦河河口的圣彼得保罗要塞)为起始,建起一座全新的城市,即圣彼得堡。

圣彼得堡是一座完全按照规划建设的城市。彼得大帝游历欧洲后,有了建立欧式现代化新城的想法,他希望把圣彼得堡建设得宏伟壮观,能给每位海上来客以景色美好的强烈印象。

彼得大帝先于时代百年,就认识到使俄国西方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性。彼得大帝参照当时欧洲的最高标准,对圣彼得堡的城市形态进行规划,并以此为基础,对城市建设进行有计划的设计和改造。这使圣彼得堡严整而富于创造活力的城市格局从300年前就得以确定。圣彼得堡的总体布局中,拥有大尺度的放射道路、纪念性广场和中心主体建筑物,从中可以看到法国古典主义的影响。 1712年,彼得大帝从莫斯科迁都圣彼得堡,使之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自此圣彼得堡成为代表当时欧洲规划与管理水平的新式城市。

彼得大帝创建了这座城市,他的继承者也不遗余力地按照最初的规划设想继续建设这座城市。伊丽莎白女皇从意大利请来一流工匠与建筑师,创建了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博物馆)、斯莫尔尼宫和皇村的宫殿。叶卡捷琳娜大帝和亚历山大一世, 请来自英法意等国的设计师设计了艺术学院、 巴弗洛夫斯克宫、俄罗斯博物馆和剧院等, 俄罗斯名匠则为亚历山大设计了喀山教堂和海军部。时至今日,圣彼得堡仍以其恢弘的建筑享誉世界。

在圣彼得堡城市发展的300多年中,尽管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但城市中心区的整体格局、路网形式、街道线型和空间尺度等, 始终没有发生大变化。这种相对稳定的统一性,与各时期赋予城市的微妙差别,给城市空间带来特别的魅力。

低调的“世界级”城市

今天,圣彼得堡已不再是俄罗斯的首都, 但它仍以自己独特的魅力维持“世界级城市” 的姿态。

圣彼得堡是一座文化名城,也是俄罗斯的教育、艺术、科研中心。圣彼得堡拥有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博物馆)”,宫殿雄伟,藏品丰富。同时, 城市的博物馆总数超过50座,被称为“博物馆城”。在圣彼得堡,还有世界四大教堂之一的“伊萨基辅大教堂”。今天,这座教堂已被改造成博物馆和城市登高眺望景点,不再具有宗教功能,但这并不妨碍它接受来自世界的膜拜。它与滴血大教堂、喀山大教堂一起,成为圣彼得堡教堂风貌的代表建筑, 宗教文化、城市历史与市民生活在这里得到有机统一。同时,圣彼得堡还拥有世界四大美术学院之一的“列宾国立美术学院”,吸引全世界学生来此研修。

圣彼得堡的文化名城气质,融历史文明、 宗教信仰、艺术创作于一体。尽管圣彼得堡的经济、金融、贸易等方面并非世界最高水准, 但谁都无法抵御其作为一座世界级文化名城的魅力。

城市变革与历史文化保护

圣彼得堡建城后300多年里,经历过辉煌和大变革,也承受过苦难。圣彼得堡是“十月革命” 发源地,苏联成立初期,其社会政治领域发生巨大变革,也在城建方面引发巨大变化。初期,文化遗产政策出现过重大失误,由于实用主义盛行和对宗教及旧知识分子的轻视,大批教堂和修道院被拆除和改造,庄园也被用作公社仓库。直到1933年, 政府对文化遗产的态度才得以转变,通过了保护历史文物和保护建筑文物的规定。

二战时,因圣彼得堡为当时苏联最大的工业中心和第二大交通枢纽、红旗波罗的海舰队基地, 在希特勒的对苏战略中,最初便以“夺取列宁格勒” 为主要目标。1941年,圣彼得堡爆发了近代史上著名的“列宁格勒保卫战”,希特勒希望占领这座城市,开始长达900天的围城战。虽然战役最终以苏联取胜告终,但战争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创伤是巨大的。

战后的圣彼得堡,一方面积极休养生息,另一方面也没有放弃对城市面貌的恢复与改造。固然, 城市的历史建筑、风貌能很好地保存下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建设之初就有相当高的规划和建筑水平。但另一方面,圣彼得堡在历史文化遗产方面投入的关注、拥有的先进理念和工程实施的严谨态度, 也是让圣彼得堡保持高品质城市风貌的重要原因。

1976年,圣彼得堡颁布《历史文物古迹的保护和利用规定》。规定扩大了历史文物古迹的保护范围,并指出,对城市建筑的保护不但包括个别建筑物和构筑物,还包括城市建设方面的建筑群、建筑综合体、街道广场以及园艺作品和自然风景等。 文件提出,文物古迹不应仅被当作怀旧或反映历史丰功伟绩的物证,还应被视作反映现代生活的一种现象。

1985年,圣彼得堡发布《列宁格勒市区及周边地区20年总体规划(1985-2005)》。在规划中,第一次确定了城市历史中心的联合保护区。2005年,颁布《关于圣彼得堡城市总体规划以及圣彼得堡境内的文化遗产保护地区边界》的法律,以最高法的形式确定对这座城市的保护。至此,圣彼得堡的保护工作达到了最高水准。

新时期的保护战略与城市规划

进入21世纪,以建城300周年为契机,圣彼得堡又制定了新的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战略与城市规划。

2005年11月,《圣彼得堡文化遗产保护战略》正式颁布,战略中确立了圣彼得堡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主要优先权、 标准与活动方向,同时明确对古迹、历史建筑群及城市环境的保护、修复和利用,探讨了历史地段的改造与新建等方面问题。战略认为,文化遗产是世界经济的重要资源之一,圣彼得堡的文化遗产造就了圣彼得堡人的气质;城市的文化遗产需要通过城市形象展现,这既包括建筑艺术的杰作,也包括完整的城市空间环境。战略延续了“联合保护区”对历史中心进行整体保护的路线,并针对不同的保护层次,提出具体的、不同的保护与控制要求。战略从思想上和法制程序方面, 规定了对城市历史景观的保护与改善,依据战略实质要求, 提出了“以发展为目标的保护、以保护为前提的发展”,即“保护与发展并重”的理念。

在保护战略之外,圣彼得堡市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法令。他们对高楼和新建筑做出严格限制,要求新建筑必须传承原始风貌,在风格、形态、色彩、建材、高度和外观等方面有具体和严格的规定。同时,要求所有在老城区的现代化项目都要经过3D模型检验。以此保护圣彼得堡整个历史中心区的天际线形态与区域空间风貌。

著名的欧洲第一高楼“奥克塔”因违反了相关法令,整整7年未被批准建设,最后不得不迁移位置。虽然“拥有洲际最高建筑”这样的头衔,对大部分城市和地区而言都极具吸引力,但对于圣彼得堡,历史中心区是一座“露天博物馆”, 是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更宝贵的财富。

此外,在《圣彼得堡社会经济发展规划(至2020年)》 和《圣彼得堡空间规划》中,也把“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作为圣彼得堡市社会发展目标与空间发展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关注的是,在《圣彼得堡社会经济发展规划 (至2020年)》中,把“个性城市”、“万能城市”、“对不同文化易感”、“对不同信仰宽容”、“自由”和“面向欧洲的开放窗口和进入俄罗斯的自由入口”,作为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六个根本导向。这与300多年前,彼得大帝提出的“建立一个开放包容、面向欧洲和世界的窗口,并通过这个窗口传播俄罗斯文化”的初衷高度一致。由此,笔者想起了读书时导师对圣彼得堡建城规划的描述:“一个规划管了一座城市300年”。

城市活力与历史文化保护

对任何一个世界级的历史文化名城而言,如何既能保护文物又可以让城市得到发展,都是很难的问题。尽管今天圣彼得堡已不是俄罗斯的首都,但它仍是俄罗斯的工业中心、 科研中心、文化艺术中心和教育中心。圣彼得堡的造船、机械、航空航天、国防和能源产业,均世界闻名,城市的现代化、 国际化进程始终没有停滞。圣彼得堡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自身特色,关注但不拘泥于经济数字,体现出鲜明的城市个性。这种个性恰是这座城市的活力所在。

在圣彼得堡,艺术、文化与科学离百姓生活的距离很近。 孩童自幼习于到剧院欣赏高水准的芭蕾舞、戏剧表演,游历涅瓦河,参观冬宫博物馆、夏宫这样的世界级的艺术殿堂。 在城市的街头巷尾,各种不同风格的雕塑林立,给人足够的欣赏与思考空间。在博物馆里举办一场婚礼,也不是标新立异的创举。这反映出现代圣彼得堡青年人的理念与态度。

圣彼得堡市长波尔塔夫琴科·格里高利·谢尔盖耶维奇,曾形容圣彼得堡是一座充满“魔力” 的城市。比如,设计了冬宫、斯莫尔尼宫、叶卡捷琳娜宫等地标的意大利建筑师拉斯提里,以及伊萨基辅大教堂的设计师法国人蒙费朗等,在来到圣彼得堡之前都只是二流或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普希金的诗歌、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在这里获得知名度;门捷列夫在这里发明了化学元素周期表;而政治人物普京、梅德韦杰夫也来自圣彼得堡。谢尔盖耶维奇戏称圣彼得堡的城市魔力就在于:一旦具有创造力的人才来到这里, 就会产生“协同效应”,很快就会功成名就。因为这座城市尊重历史也尊重创造,尊重文化也尊重生活。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