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忽略父亲对女儿心理的影响

不要忽略父亲对女儿心理的影响（精选7篇）

不要忽略父亲对女儿心理的影响 第1篇

不要忽略父亲对女儿心理的影响

加拿大一所大学的心理研究发现，少女时期获得父亲关怀与支持的女性，会有较好的感情与性心理发展，成人后处理与异性亲密关系的能力也较强。

加拿大安大略省圣杰洛大学针对20到24岁女学生所做的调查研究显示，父亲对女儿的感情、性心理与社会发展具有很大影响。这份报告还说，女性是否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性别，与她们感觉父亲是否予以肯定和支持大有关系，内心认为父亲越肯定她的女性性别，处理性问题的能力越好，反之亦然。

但这只是针对“性心理”，而不是“性生理”发展。因为研究发现，性心理发展健全的女性，并不一定性生活也圆满。青春期以后，父亲对长大的女儿身感到不自在，开始疏远，不再像女儿小时侯那样一起玩、时常有亲昵动作。他们指出，父亲让女儿感到威胁、疏远、不关心，会使女儿失去安全感，也会影响女儿的人格发展。

心理学界一般都认为：母亲对女儿的关爱和支持对女儿日后的自尊心、处事能力没有什么重大影响。

不要忽略父亲对女儿心理的影响 第2篇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2014 年12 月至2015 年2 月,采用方便抽样与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方法,按多个网站的综合排名抽取成都市口碑好、较好和一般的高中、初中各1所,每个年级抽取1 个班,共抽取18 个班进行集体调查。共调查学生865 名,收回有效问卷798 份,有效回收率为92. 25% 。其中初一学生122 名,初二学生148名,初三学生138 名,高一学生151 名,高二学生159名,高三学生80 名; 男生369 名,女生429 名; 独生子女573 名,非独生子女225 名。

1. 2 研究工具

1.2.1父亲在位问卷父亲教养参与调查采用Krampe和Newton编制、蒲少华等[11]修订的父亲在位问卷中文版,内容包括与父亲关系、家庭代际关系、有关父亲的信念3个高阶维度。本研究只选用了问卷中“与父亲关系”这个高阶维度的项目,包含对父亲的感情、父亲参与的感知、与父亲的身体互动、父母关系和母亲对父子关系的支持5个分量表。项目采用5点评分,1=从不、2=很少、3=有时候、4=经常、5=总是,得分越高,子女越具有高品质的父亲在位,也就是说在子女心目中父亲教养参与度越高。本研究中,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α系数为0.614~0.812。

1.2.2中学生心理健康自评量表心理健康的测量采用中学生心理健康自评量表[12]。以往对心理健康的测量多是从负向或者从病理心理学的角度来测评,该量表从适应、困扰与复原3个维度来测评,既包括负向层面的心理困扰,也包括积极层面的心理适应和调整复原,可以作为心理健康普查工具。适应量表分为学习适应、人际适应、青春期适应和问题行为4个二阶维度,困扰量表分为抑郁、焦虑、强迫和恐惧4个二阶维度,复原量表分为自信、积极认知、自我调节和社会支持4个二阶维度。项目采用5级评分,要求被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从“1~5”分别表示“完全不符合~完全符合”,适应量表中的问题行为采用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说明越没有问题行为。适应量表得分越高说明适应越好,困扰量表得分越高说明困扰越严重;复原力量表得分越高说明具有越强的复原力。3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587,0.904,0.901,2周后重测信度值分别为0.738,0.803,0.820。

1. 3 测验程序与统计方法由研究者作为主试,在各班班主任的配合下,以班级为单位,使用统一的指导语集体施测,当场回收问卷。对问卷进行审核、整理,剔除信息填写不全和倾向性作答的无效问卷。

采用SPSS 19. 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差异分析和回归分析,检验水准 α = 0. 05。

2 结果

2. 1 中学生父亲教养参与情况

2.1.1中学生父亲教养参与一般情况中学生父亲教养参与各分量表均值分别为对父亲的感情3. 65 ±0. 78,父亲参与的感知3. 49 ± 0. 70,与父亲的身体互动3. 41 ± 0. 94,父母关系3. 66 ± 0. 86,母亲对父子关系的支持3.61 ±0.91。各维度得分均值在3. 00 ~4. 00 之间,高于理论均值( 3.00) ,说明父亲教养参与度一般。

2. 1. 2 中学生父亲教养参与差异分析将父亲文化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 包括职高、中专和技校) 、大专及以上3 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3 个文化组父亲教养参与的各分量表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 0. 01) 。经事后LSD检验表明,父亲文化为大专及以上者参与程度最高,然后是高中组,参与程度最低的是初中及以下组。将父亲教养参与情况按子女不同性别分组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男生和女生对父亲教养参与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女生对父亲教养参与的评分高于男生。将子女个数分为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组,对父亲教养参与在各分量表上的得分进行t检验,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父亲教养参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独生子女父亲各分量表的得分上高于非独生子女父亲。见表1。

2. 2 中学生心理健康情况中学生在心理健康的适应量表和复原力量表上得分均值均高于量表的理论平均分( 3. 00) ,在困扰量表上的得分均值都小于量表的理论平均分( 3. 00) 。见表2。

2. 3 父亲教养参与和中学生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将父亲教养参与的5 个分量表得分与中学生心理健康自评量表3 个分量表和12 个二阶维度的得分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发现,父亲教养参与和学生心理健康之间存在广泛的统计学相关。适应量表及4 个二阶维度的得分与父亲教养参与的5 个分量表得分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 086 ~ 0. 599( P值均< 0. 05) 。困扰量表及4 个二阶维度的得分与父亲参与的5 个分量表得分呈负相关,相关系数为- 0. 085 ~ - 0. 369( P值均< 0. 05) 。复原力量表及4 个二阶维度的得分与父亲参与量表的5 个分量表得分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 278 ~ 0. 514( P值均< 0. 01) 。见表3。

注: * P < 0. 05,**P < 0. 01。

2. 4 父亲教养参与、文化程度及子女自身特征与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以父亲教养参与的5 个分量表、父亲文化、学生性别及是否独生子女作为自变量( 先对父亲文化、学生性别及是否独生子女作哑变量处理) ,心理健康的3 个分量表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学生性别及是否独生子女未纳入回归模型,对心理健康没有统计学预测作用。以适应分量表作为因变量时,对适应有统计学预测力的变量有5 个,依次是母亲对父子关系的支持、对父亲的感情、父亲文化( 初中及以下) 、与父亲的身体互动及父母关系,能解释适应43. 6% 的变异量,其中父亲文化为初中及以下负向预测子女心理适应。以困扰分量表作为因变量时,对困扰具有统计学预测力的变量依次为父母关系、对父亲的感情和父亲文化( 初中及以下) ,能解释困扰16. 4% 的变异量,父母关系和对父亲的感情负向预测中学生的情绪困扰,父亲文化为初中及以下正向预测子女情绪困扰。以复原力分量表作为因变量时,对复原力有统计学预测力的变量包括对父亲感情、母亲对父子关系的支持、父亲文化( 大专及以上) 和父亲参与的感知,4 个变量能解释复原力26. 6% 的变异量。见表4。

注: - 为未进入回归方程; 1 为父亲文化为初中及以下,2 为父亲文化为大专及以上。

3 讨论

3. 1 父亲教养参与现状及影响因素从中学生父亲教养参与情况看,各分量表得分均高于理论平均分,说明父亲教养参与度总体可以接受。父亲文化水平越高,教养参与水平越高,与伍新春等［13］的研究结果一致,父亲的受教育程度正向预测父亲的教养投入。父亲文化水平不同,对于父亲教养参与的重要性认识不同。一个父亲对父亲角色越认同,就越有可能投入到育儿活动中,并且当其他角色要求与父亲角色相冲突时也会优先考虑其父亲角色。虽然自1970 年以后,积极养育已被定义为父亲身份的核心组成部分［1］,但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文化水平较低者,许多父亲仍然把主要精力放在养家糊口上,认为教育孩子是妻子的事情,没有认识到父亲教养的重要性。再有,当前竞争激烈,文化水平较低者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谋求生计,无法有更多的时间照顾、陪伴和教育指导孩子,因此教养参与度低。因此,有必要在全社会宣传父亲教养参与的重要性,并为父亲教养参与提供指导,特别是针对性的为低水平文化者提供指导,在时间投入较少的情况下如何保证较高的教养质量。

子女性别影响父亲教养参与水平,女生对父亲教养参与各维度的评分高于男生。与Pleck研究结论不相符,Pleck认为父亲对与儿子的互动比对与女儿的互动更感兴趣,也倾向于花更多的时间在男孩身上［14］,但与伍新春等［13，15］的研究结论相符。可能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有关,我国绝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父母“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有了转变,父亲给予女孩同样的教养和关爱,而女孩子对事物的感知更为敏感,因此对父亲教养参与各维度给出的分数更高。

子女个数影响父亲教养参与水平,独生子女在父亲教养各分量表的得分上高于非独生子女,与蒲少华等［15］对大学生群体的研究结果一致。可能是因为独生子女主要游戏对象是父母,在与子女互动的过程中,父亲对子女的照顾、养育、指导和情感表达都得以实现,因此子女与父亲之间的感情更为亲密,对父亲教养参与的主观评价更高。而多子女家庭中孩子之间互为游戏伙伴,父亲的参与较少,或者父亲即使总的教养投入比独生子女家庭多,但每个孩子能感受到的却不如独生子女多。对此,一方面强调父亲不能因为多子女可以互为游戏伙伴就减少对子女教养的投入,另一方面要引导非独生子女充分体会父亲投入照顾、陪同游戏和教育指导的时间和精力,正确评价父亲教养的参与,提升父亲在位的品质。

3. 2 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中学生在心理健康的适应分量表和复原力分量表上得分均值均高于量表的理论平均分,在困扰分量表上的得分均值均低于量表的理论平均分,说明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较好。适应量表上得分均值最高的是问题行为,得分均值最低的是青春期适应,说明学生对说脏话、抽烟、喝酒和说谎等问题行为,对想有异性朋友,憧憬美好的爱情和了解性等青春期适应问题可能有所掩饰。在复原量表上得分均值最高的是社会支持,中学生有自己的交往圈子,在遇到困难时能够得到家人和其他朋友的支持; 得分均值最低的是自信,中学生对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不太自信,也表现出中学生对自我认识的客观性。困扰量表各分量表的得分都较低,说明中学生的负面情绪困扰较少。

3. 3 父亲教养参与及父亲文化水平对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本研究结果提示,父亲教养参与水平和学生心理健康之间存在广泛的统计学相关。父亲教养参与的各个方面对子女心理健康的各方面具有统计学预测作用。蒲少华等［17］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大学生父亲在位与心理弹性之间存在相关性。对父亲的感情能够很好预测孩子的适应、困扰避免和复原力。父亲与孩子的亲密感及父子感情的满意程度能给青春期孩子带来更好的心理适应能力,包括低水平的心理压力,对青春期孩子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18］。

父母关系对孩子的适应和困扰避免有统计学预测作用,母亲对父子关系的支持对子女的适应和复原力也有统计学预测作用。与胡群英等［19］的研究结果相符,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与家庭亲密度之间呈正相关,家庭成员之间具有较高亲密度、互相尊重者,心理健康状况处于较高水平。有关研究表明,当父亲对自己的婚姻满意时,不但会更多地参与子女教养,而且也更能理解子女在情绪上的变化［20］。具有和谐父母关系的学生与不和谐父母关系的学生在学习焦虑、对人焦虑、孤独倾向等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1］。父母关系越亲密,家庭气氛越和谐,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就越高,当面对新的情境时,能更好地适应,更少地产生情绪困扰。

父亲参与的感知可以预测中学生的复原力,中学生的复原力主要包括自信、积极认知、自我调节和社会支持。如果子女能感受到父亲对自己的照顾、关注和教育指导,社会支持力自然会提高,对自己的认知也会更积极。与父亲的身体互动可以预测中学生的适应力。中学生的适应力主要包括学习适应、人际适应、青春期适应和无问题行为。父子激活关系理论认为,父亲在子女成长中的特殊作用主要体现在打闹游戏中,父亲通过展现给子女新的经验或新异刺激以激活子女的情感,是儿童社会能力发展的重要步骤［18］。与父亲的身体互动可以增进父子感情,同时也教会子女与他人的互动方式,因此有助于提高孩子的适应能力。

父亲文化也是影响中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父亲文化为初中及以下负向预测子女的适应力,正向预测情绪困扰; 父亲文化为大专及以上能够正向预测子女的复原力。文化水平较低者对父亲教养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与孩子交流互动少,对孩子的指导较少,指导方式也可能缺乏科学性,导致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遇到新的学习和生活情境时无法很好适应,产生各种情绪困扰。

怎样调节女儿对父亲的恐惧心理？ 第3篇

广东 高女士

高女士：

你丈夫有一个严厉且粗暴的母亲，他深受母亲管教之苦。成为父亲后，他对待女儿的态度不由自主地复制着母亲的教育方式，他却浑然不觉。你要尝试积极改变他。

在丈夫情绪好时，你应肯定和鼓励他，说自己和女儿就喜欢他心平气和的样子，强化他积极的情绪反应。有时，你可以引导他回忆母亲的粗暴带来的伤害，委婉地提醒，他对女儿的指责和威胁是在重复他母亲的行为，这对女儿的长远发展很不利，让他意识到粗暴行为的后果并产生克制的念头。他如果再对女儿喋喋不休，那你可以迅速带女儿离开，陪她到外面游玩。在女儿情绪好转后，你再心平气和地和女儿交流，驱散她心头的恐惧和阴影。同时，建议你对丈夫进行冷处理，等他主动认错时，你再让他见女儿。你要多陪女儿游戏，多赏识鼓励女儿，认真体会女儿的心声，成为女儿可信赖的朋友和坚实的依靠，努力培养女儿的自信。假如母亲能够帮助女儿养成健康的人格和思维方式，她不但能从容应对父亲的指责，保护自己少受伤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帮助父亲成长。

总之，丈夫的人格不成熟，作为妻子，你绝对不能怕他，助长他，而要努力修正他。丈夫对女儿的方式粗暴，作为母亲，你不能听之任之，束手无策，要用智慧和理性，给女儿奠定明亮的人格底色。

车广秀

车广秀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教育心理学副教授

不要忽略父亲对女儿心理的影响 第4篇

有人用“2型糖尿病的高血糖是狼, 血脂异常是狈”来形容两者对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系统产生“互为帮凶”的危害。2型糖尿病不是一种单纯血糖升高的疾病, 它通常会伴随高血压以及血脂代谢紊乱。但是许多患者和部分医务人员对血糖的控制非常重视, 而对于血脂异常了解得相对较少而忽略对血脂异常的纠正。殊不知血脂异常, 特别是高水平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造成的大血管损害, 并不亚于高血糖,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难怪国际上有学者称2型糖尿病为“糖脂病”, 又将2型糖尿病称之为冠心病的等危症。此外, 在临床上2型糖尿病的血脂控制减少大血管病变的效果高于血糖控制, 且血脂控制的简单易行远在血糖控制之上, 因此在防治大血管病变方面, 血脂异常的纠正有者事倍功半的疗效。临床上常见到的血脂异常有以下形式: (1) 高甘油三脂血症 (单纯甘油三脂值升高) ; (2) 高胆固醇血症 (胆固醇值升高,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 ; (3) 混合型高血脂血症 (胆固醇,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及甘油三脂值均升高) ; (4)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由于血脂异常对2型糖尿病大血管的危害性非常严重, 因此, 血脂的控制程度较一般非糖尿病人群有更加严格的要求。一般情况下, 2型糖尿病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应该控制在低于2.6mmol/L, 已经伴有但血管病变, 如冠心病, 外周血管病变, 高血压, 吸烟等应该低于1.8mmol L。胆固醇应该控制在4.1mmol/L以下;甘油三酯应低于1.7mmol/L;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应该高于1.1mmol/L。作为2型糖尿病的全面控制, 千万不要“攻其一点 (血糖) , 不及其余 (血脂, 血压等危险因素) ”。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

成立于1991年, 其前身为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会糖尿病学组。1987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批准, 加入国际糖尿病联合会 (IDF) 。糖尿病学分会专业会员主要包括国内主治医师以上的内科、内分泌和糖尿病专业医师、营养师共1500余人。已建立了糖尿病足病和糖尿病学教育学组。自成立以来, 成功地组织了一系列重大活动, 包括大量糖尿病宣教、流调、预防、治疗和科研工作,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并与日本糖尿病学会、欧洲糖尿病学会、欧洲糖尿病基金会及美国糖尿病学会等国际糖尿病组织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

不要忽略了学生的心理健康 第5篇

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女儿养老的影响 第6篇

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陆学艺预测, 农民工队伍将以每年800—1200万的速度增加, 到2010年在城市的农民工将超过2个亿。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年龄较小, 性别以男性为主。因此, 在许多农村地区, 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儿童, 被戏称为993861部队。青壮年男性倾巢而出, 导致农村社区的性别结构与年龄结构严重失调, 以儿子为主要支持者的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 在社会养老保障极度不完善的农村, 养老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劳动力外流导致男性即儿子们的角色缺失, 从而削弱了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与此同时, 女性的作用和重要性日益凸现出来, 家庭养老要继续发挥功能, 有一条可能的途径就是改单系养老为双系养老, 把女儿纳入供养者的范畴。但是, 女儿养老有两个前提, 那就是女儿们要具有养老能力和养老意愿。本文就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以求找到完善家庭养老制度的新途径。

二、劳动力外流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影响

女性的边缘化地位是单系养老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因为女性是家庭养老的主要执行者之一, 最重要的是, 大部分照料老人的工作都由女性承担。因此, 除非女性在家庭中被边缘化, 否则, 传统的只赡养男方老人而不赡养女方老人的不平衡的单系养老模式根本就不可能得到执行。由于很多农村女性没有工作, 对家庭经济没有贡献, 对家庭资源的分配没有发言权, 这就使只赡养男性的父母不赡养女性的父母成为可能。可见, 女性的社会地位对女儿能否养老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 探讨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女儿养老的影响, 首先就需要探讨劳动力外流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影响。

根据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显示, 女性的初次婚姻“由本人决定”和“本人决定, 征求父母意见”的比例共为61.5%, 农村女性为56.2%, 其中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村女性比例为68.8%, 高出农村女性总体12.6个百分点。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村妇女个人事务的自主权均高于女性总体, 特别是在“外出学习或者打工”的问题上, 有83.5%的人可以自己作主, 这一比例高出农村女性14.8个百分点, 甚至比城镇女性还高4.5个百分点。可见, 人口流动提高了外出务工妇女的社会地位。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外出的经历开阔了她们的视野, 扩大了她们的知识面;城市女性普遍具有比农村女性较高的社会地位, 外出农村女性单纯通过城市女性的示范效应就能部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外出扩大了未婚女性的通婚圈, 她们可以通过婚姻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2000年十城市调查发现, 已经在城市定居的农民阶层中, 女性占了绝大多数 (61.8%) , 而我们知道, 外出务工的男性数量上远远超过女性。中国人民大学《农民工进城的社会问题》课题组调查发现, 男性农民工占全部农民工的78.64%, 女性只占21.63%, 女性农民工的数量还不到男性农民工的1/3, 而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中却是女性占了绝大多数。这说明女性有更多通过婚姻获得定居的机会, 从而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

对于没有外出经历的女性来说, 劳动力外流也会提升她们的社会地位, 这主要是因为外出女性的示范效应, 同时, 妻子因丈夫外出务工而成了事实上的一家之主。

可见, 劳动力外流普遍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社会地位的提高, 必然会相应增大女性的决策权。并且, 按照传统的“男主外, 女主内”的分工模式, 女性的活动领域主要在家庭内部。因此, 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 首先受到影响且影响最大的就是与家庭事务有关的决策权, 养老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

三、劳动力外流对女儿养老能力的影响

家庭养老实质就是资源在家庭中的代际分配, 涉及到两方面的因素, 一是资源的总量, 二是资源的分配结构。因此, 考察劳动力外流对女儿养老能力的影响, 也主要有两方面的指标, 一是劳动力外流对家庭资源总量的影响, 二是劳动力外流对女性的家庭资源支配权的影响。可供养老的资源主要包括物质与时间两大块, 其中, 物质资源是基础性资源。一方面, 养老不仅需要人力更需要财力, 只照料老人的生活而不提供衣食住行等财力保障不能算完成了养老的任务;另一方面, 如果子女的财力许可, 可以通过提供经济支持, 或直接给老人雇用一个照料者, 老人就不会因为主要照料者的时间缺乏而影响自己的生活。

1、资源总量的变化。

就物质资源而言, 对利益的追求是形成人口大规模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动力, 利益既是流动的原因也是流动的结果。可以说, 流动改善了农村家庭的经济水平。只要有家庭成员外出务工, 无论是女性本人外出还是其丈夫外出, 都会增大家庭资源的总量。2002年, 李强教授调查发现, 90.1%的农民工进城后收入都比在家乡时有了明显上升。其中, 约20%的人高出1000元及以上, 52.4%的人高出5000元及以上。其他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结果。据国家统计局调查, 2004年, 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为780元, 月平均生活消费支出为290元, 平均全年结余3500元左右。这些钱大部分被寄回农村的家庭, 加大了家庭的资源总量。家庭的资源总量增加以后, 也就增大了家庭资源分配的选择性。

2、女儿们的家庭资源支配权。

劳动力外流对女儿们家庭资源支配权的影响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女性本人外出对女性的家庭资源支配权的影响, 另一种情况是丈夫外出对女性的家庭资源支配权的影响。对于第一种情况, 由于女性在家庭资源的积累中作出了更多的贡献, 可以推测, 外出女性对家庭资源的支配权也增加了。“人口流动与农村妇女发展”课题组调查发现, 在外出过的妇女中, 家庭平均年收入超过1万元的家庭占32.0%, 比从未外出过的妇女 (15.8%) 多出14.2个百分点, 外出过妇女年收入不足5000元的家庭比例 (23.8%) 则比从未外出过的妇女 (35.8%) 低12个百分点。这样显著的差异只能解释为妇女的外出务工行为增加了家庭收入,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外出务工妇女对家庭资源贡献的增加必然会提高她们的经济地位。并且, 女性的外出使她有更多的机会与外界接触, 这将会提高她们的语言能力、反应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协商能力以及处理危机的能力, 经济地位与这些一系列能力的提高必然会增加外出女性对家庭资源的支配权。对于第二种情况, 虽然女性对家庭资源的贡献没有增加, 但由于男性角色的缺失, 留守女性被推到家庭决策者的位置上来, 客观上增大了她们对家庭资源的支配权。

需要说明的是, 男性外出务工将会因为男性的角色缺失而增大女性对家庭的决策权, 而女性外出却不会因为女性的角色缺失而增大男性对家庭的决策权, 这是由外出务工模式与家庭经济模式共同决定的。已婚夫妇的外出务工模式主要有丈夫单独外出与夫妻共同外出两种, 很少有妻子单独外出的, 这主要是受到传统分工模式的影响。此外, 在家庭中, 夫妻与他们的未婚子女——而不是老年父母与他们的已婚子女——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因此, 当丈夫单独外出务工后, 会把除去基本生活开支后剩余的钱全部寄回来, 交给妻子保管, 从而增大妻子对家庭资源的支配权。如果夫妻共同外出务工, 家庭的重心就改变了, 即使有老人和孩子在农村老家, 他们也只是寄回所需的生活费, 而不会把剩余的钱全部寄回来。这种安排的结果是男性外出务工将会因为男性的角色缺失而减少男性对家庭的决策权, 从而相应地增大女性对家庭的决策权, 而女性外出却不会发生类似的改变。

四、劳动力外流对女儿养老意愿的影响

一般来说, 劳动力外流整体地弱化了农村子女的养老意愿。一是流动从群体外部带来了传统规范的革新力量。农民工来到城市, 城市所包含的独立、自由、对个性的尊崇等现代因素在他们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这些现代因素形成了瓦解孝道的力量;二是流动从群体内部削弱了传统规范的力量。传统规范对个体的约束是通过初级群体来发挥作用的, 如果初级群体非常稳定, 个体的位置被牢牢地嵌在群体中, 成员之间彼此熟悉, 传统规范的非正式控制是最有效的约束手段。当流动变得容易, 初级群体一方面因个体的大量离去而削弱了自身的力量;另一方面, 个体因为有了逃离初级群体的可能性, 能够找到替代群体, 所以不在意初级群体的软控制。传统规范的控制力量被削弱以后, 受到利益的驱使, 子女的养老意愿就会在客观上发生由强趋弱的变化。三是因为流动直接通过改变家庭关系弱化外流青壮年男性的养老意愿。流动会导致初级群体的松散化, 这就从客观上和感情上带来了人际关系的疏远, 亲子关系也同样会不同程度地疏远。由于空间的分离, 联系变少, 感情变淡, 对父母的认同也减少了。所以, 劳动力外流整体性地弱化了农村子女的养老意愿。但是, 对女性而言, 如果控制了养老的对象, 情况就会变得不一样, 也就是说, 如果赡养的是自己的公婆, 女性的养老意愿的确弱化了, 如果赡养的是自己的父母, 养老意愿就需要仔细分析了。

养老意愿的变化是一个纵向指标, 也就是说, 应该用过去的养老意愿与现在的养老意愿进行比较, 但由于缺少过去的数据, 我们将它换成横向指标。劳动力外流对农村社会性质的影响也就是传统性减弱了, 现代性增强了。因此, 我们可以近似地用现代性程度较高的城市女儿的养老意愿与现代性程度较低的农村女儿的养老意愿相比较, 这样比较的弱点是没有办法做定量分析, 或者说在数量方面的测量非常困难, 但在变化方向的测量方面是完全做得到的。

(注:资料来源: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一次性抽样调查数据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 现代性程度较高的城市女儿提供的照料的确比现代性程度较低的农村女儿提供的照料更多。一般来说, 提供的照料多, 有老人和子女两方面的原因, 从老人方面来看, 可能是老人更加脆弱, 或者是缺乏其他的照料来源;从子女的角度来看, 可能是养老能力的增强, 或者是养老意愿的增强。我们知道, 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 城市子女的养老能力的确高于农村子女。那么, 可不可以推测, 城市女儿提供的照料比农村女儿提供的照料多, 是因为她们的养老能力更强呢?表1的资料否定了这一推测, 因为城市儿子的养老能力也比农村儿子的强, 但他们提供的照料却远远低于农村儿子, 这说明, 城市女儿提供的照料比农村女儿提供的照料多, 并不是因为照料能力的增强。另外, 我们知道, 由于城市的生产力水平比农村高, 城市的养老保障比农村完善, 城市老人的脆弱性绝不会比农村老人强。所以, 城市女儿提供的照料比农村女儿提供的照料多, 主要是因为她们的养老意愿增强了, 即现代性的增强会导致女儿养老意愿的增强。因此, 可以推测, 在劳动力外流的背景下, 农村女儿的养老意愿也增强了。究其原因, 一方面可能是随着现代性的增强, 女性的社会地位上升, 只赡养男方老人的不平衡的养老制度越来越不被认同;另一方面可能是极值向中间值的回归, 过去女儿女婿没有养老义务, 养老意愿处于最小值, 儿子儿媳负有全部的养老义务, 养老意愿处于最大值, 最小值与最大值都只能向中间运动, 所以女儿的养老意愿只能增强, 而儿子的正好相反。

五、结论

劳动力外流整体地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 女性在家庭中作为边缘化的角色形象正在改变, 女儿的养老义务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另外, 由于外流的劳动力主要是青壮年男性, 男性在家庭养老中的角色缺失使女性作为养老主体的重要性凸显出来。通过上面的分析, 我们知道, 劳动力外流增大了家庭可供分配的资源总量, 还通过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来增大了女性分配家庭资源的自主权, 从而提高了女儿们的养老能力。劳动力外流同时还通过提高农村社区的现代性增强了女儿们赡养自己父母的意愿。也就是说, 女儿们有能力也愿意赡养自己的父母。因此, 将女儿纳入养老者的范畴, 不失为一种较好的解决办法, 不仅减轻了儿子们的负担, 也使老人的生活更有保障, 在社会养老保障尚不完善的农村, 这一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陆学艺:农民工问题要从根本上治理[J].新华文摘, 2003 (12) .

[2]郑杭生、李路路等: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结构[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3]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R].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6.

[4]郑真真、解振明主编:人口流动与农村妇女发展[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5]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6]聂焱:欠发达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家庭养老意愿影响的分析[J].贵州民族研究, 2008 (1) .

不要忽略父亲对女儿心理的影响 第7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