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收益范文

比较收益范文（精选10篇）

比较收益 第1篇

1. 收益的概念:

(1)含义:

收益:资产价值在一定时期的增值(没有特别指出的是一年)

第一步:持有期收益(资产收益额)=股利收入I+买卖价差收入(股票)=利息收入D+买卖价差收入(债券)=投资收益额(I、D)+投机收益额(买卖价差收入)(绝对数概念)

持有期收益率(资产收益率)=收益额/投资额*100%=投资收益率+投机收益率=(投资收益额/投资额+投机收益额/投资额)*100%

第二步:如果收益率不是按年表示的收益率,则应当换算为按年表示的收益率。

注:该组公式适用于时间较短而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不考虑时间、折现问题)

(2)表示:绝对数、相对数。一般情况下收益的表现形式用相对数的表现形式,而不用绝对数的表现形式。

二、计算:

1. 单项资产收益率的计算。(同上)

2. 投资组合收益率的计算:(目标:降低风险的同时不降低收益)各种投资所占的比重(一般用W表示)乘以该种投资的收益率,然后将其求和。

3. 对购买方而言叫投资(组合)收益率,对于发行方而言叫单项资金成本或加权资金成本计算。

三、债券收益率分类

1. 票面收益率:(印好的)

2. 本期收益率(投资收益率)=年利息/买入价*100%

3. 持有期收益率(同1收益含义中的计算)

4. 以上1-3一般都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或折现问题,若时间超过一年,则要考虑货币时间价值问题。

四、股票收益率的分类:

1. 本期收益率=年现金股利/本期股票价格*100%

2. 持有期收益率=[(股票出售价-买入价)+持有期间的现金股利]/股票买入价*100%

3. 持有超过一年的,考虑货币时间价值(1)股票固定模型.(2)股票固定增长模型(3)三阶段模型)

五、资产收益率的类型

1. 实际收益率(持有期收益率)

2. 名义收益率(债券上印好的,除债券外别的没有)

3. 预期收益率(将来收益率)=投资人必要报酬率(最低要求收益率)=无风险报酬率+风险报酬率

六、期望收益率的计算

1. 知道概率的情况下:

例:某饭店收益率为40%的概率为30%,收益率为25%的概率为50%,收益率为-10%的概率为20%

期望收益率E=40%*30%+25%*50%+(-10%)*20%=22.5%

2. 不知道概率的情况下:(简单平均法)

期望收益率E=(40%+25%-10%)/3=18.33%

3. 公式

七、风险的概念及计算

1. 风险的概念:风险伴随着收益(高收入,高风险)

(1)含义:收益过程当中的不确定性(P23页)

2. 分类:

(1)系统性风险(市场风险、不可分散风险)比如:战争、自然灾害、全球的原材料价格上涨。

(2)非系统性风险(公司特有风险、可分散风险)比如:罢工

3. 表示:β(贝塔)

4. 风险的计算:

财务风险:资金利润率高于息税前利率的,借款越少越好;资金利润率低于息税前利润的,借款越多越好。

(1)收益率的方差:

例:某企业期望收益率为40%的概率为30%,期望收益率为20%的概率为50%,期望收益率为-10的概率为20%。

(1)先求期望收益率;E=30%*40%+50%*20%+20%*(-10%)=20%。(2)σ的平方=(40%-20%)的平方*30%+(20%-20%)的平方*50%+(-10%-20%)的平方*20%=3%

(2)收益率的标准差:收益期偏离期望的收入

收益率的标准差σ=收益率的方差开平方

引入标准离差率的原因是:当两个投资方案收益、风险都不相同时,无法做出决策只能取决于投资者的态度,但此时需要计算两方案的风险大小。

(3)标准离差率是收益率的标准差与期望值之比。收益率的标准离差率V=σ/E

(4)协方差σ1*σ2*rjp是分散非系统风险的相关系数,是衡量两组系数

(5)β衡量系统风险

(1)公式法:

(σ个*σ市*rjp)/(σ市)的平方=(σ个/σ市)*rjp=β

进而可以推出σ市*β=σ个*rjp

(2)单个法:

若告知风险报酬率反求β

(3)加权法:

八、风险与收益的关系

1. 关系: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无风险,基本收益(国库券)

必要收益率=Rf+(Rm-Rf)=Rf+b*V

风险收益率=b*v=Rm-Rf(证券市场平均的风险报酬)

Rm是整个证券市场平均报酬率=平均有风险+平均的无风险Rf

2. 计算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Ki=Rf+β(Rm-Rf)=Rf+b*v

b*v风险报酬率

风险报酬系数(风险价值系数)(一般已知)b=风险报酬率/总风险V

参考文献

收益法与其他评估方法比较 第2篇

资产评估方法是实施资产评估工作的技术手段。

在多年的资产评估实践中，形成了资产评估的三种基本方法，即市场法、成本法、和收益法。

通过对三种方法的比较研究，能够在以后的评估工作中选择最合适的评估方法，以便对被评估资产作出最合理的估算。

关键字：资产评估;收益法;成本法;市场法

资产评估，顾名思义，是对资产价值的评定估算。

资产评估方法是实施资产评估工作的技术手段。

这项工作既有客观性，既要考虑资产客观存在的现实状况，又有主观性，即评估人员要评估对象的现状及其获利能力进行分析判断。

这种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结合，要求资产评估具有一套与其他工作或学科不同的特定方法。

在多年的资产评估实践中，形成了资产评估的三种基本方法，即市场法、成本法、和收益法。

实际上在资产评估实践中评估人员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评估方法。

因此，有必要对三种方法进行比较分析，以便于区分不同情况下应该选择适当的评估方法。

一、收益法与成本法的比较

(一)计价标准的比较

1、收益法的计价标准

收益法的计价标准是收益现值标准，即是以收益现值来衡量资产评估价格的计价标准。

把企业或其他某种具有完整的生产经营和盈利能力的整体(或单项)资产投入流通，是本金的流通，他的计价应该是对于其获利能力的计价，使用收益现值标准。

在本金的流动中，资产可以按照他的预期收益的现值来评估，也就是说，他的评估依据不是收益现状，而是与其在未来正常经营中可以产生的收益。

所以，适用收益现值标准的前提之一是资产的投入使用。

“投入使用”的含义是企业持续经营，他所产生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能够满足和适应社会的需要，并从中产生受益。

显然，只有在投入使用的前提下，资产才能带来剩余产品的价值，才能带来收益，才有适用收益法评估资产价值的基础。

2、成本法的计价标准

成本法的计价标准是重置成本标准，即用重置成本来衡量被评估资产价格的一种计价标准。

重置成本是指以现行市价重新计算的购置某项资产所需要支付的全部费用。

资产的重置成本与原始成本不同，主要表现在计价所依据的市场物价水平不一呀，原始成本所依据的是当初构建该项资产的市价水平，而重置成本所依据的是当前的市价水平。

资产的加价固然有该项商品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社会历史范畴，它随着在生产条件的改变而改变。

特别是在物价持续上涨的情况下，资产的历史成本和重置成本差异很大。

会计核算以原始成本为依据，折旧计提偏低，就会产生资产价值补偿不足、产品成本核算偏低、企业经营收益虚增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以重置成本对资产进行评估，并以此为调整会计账目的依据就比较符合实际，因为它能随着物价上涨使资产的价值损耗得到相应的补偿，保证经营收益的正确实现。

所以说，以重置成本为计价标准，对资产进行价值评估克服了历史成本计价对于物价和技术变动的不适应性。

(二)适用范围的比较

1、收益法适用的业务范围

(1)企业股权变动。

企业股权变动所涉及的资产是企业的整体资产，它比单项资产要素的加总具有更丰富的内涵。

因它是作为所有者权益在流通，所以它的价值评估只能用收益现值法。

(2)房地产及资源性资产。

房地产价值一般表现为交换代价的价格，同时也可表示为使用和收益代价的租金。

房地产价格与租金的关系，犹如本金与利息的关系。

在工商领域里，房地产产权的变动实际上涉及地租收益的转移，其价值尺度是按照地租来度量的，因而适用收益现值标准。

各类资源性资产，如矿藏、草原、水源、森林等天然资源，其价值是通过收益来实现的，因此适用收益现值标准。

(3)无形资产转让业务。

对于知识性无形资产，作为劳动成果，它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

但对于有形资产，这类无形资产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它的运用可以使有形资产的收益能力产生很大的增量，它所带来的追加收益可以单独评估。

并且，无形资产具有高度的垄断性，所以它的价值往往以由他带来的追加收益来衡量，适用收益现值标准，这是单项无形之产于单项有形资产买卖所具有的根本区别。

2、成本法适用的业务范围

重置成本标准对于一切以资产重置、补偿为目的的资产业务都是适合的，如资产的抵押、保险与赔偿，以及我国的清产核资工作。

由于我国充分发育的资产市场尚待建立和完善，应用其他计价标准的客观条件不成熟，所以单项资产买卖的价值评估广泛地采用了重置成本标准。

即使在企业整体转让的场合，也要应用重置成本标准队分项资产进行估价，提供重做资产负债表的基础价格资料。

(三)决定评估价值的基本因素比较

1、在适用收益法的场合，资产的评估价值取决于预期收益额的本金化率。

在资产评估中，收益额可以分为净利润和净现金流量，期间又有税前、税后、息前、息后之分。

从投资回报的角度看，净利润是所有者权益，利息是债权人的收益。

企业的资金来源按照性质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负债，一类是所有者权益。

如果被评估的企业资产是含长期负债在内的全部投资，它的.收益现值就要按扣税利息加上净利润(或净现金流量)作为收益额计算。

如果被评估的企业资产仅仅是所有者权益，如产权接受方承担全部债务，栽植需要购买所有者权益的场合，它的收益现值所依据的收益额只能按照净利润(或净现金流量)计算。

总之，明确收益的边界和内涵，对于收益法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本金化率是受益于资产之间的比率。

在资产评估中，适用本金化率的选择与确定，必须按照一定的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从根本上说，适用本金化率取决于社会平均本金化率，在具体测定时，一是要考虑投资的无风险利率，它相当于投资的最低机会成本，在我国一般可采用国库券利率。

二是要考虑该行业和该企业的风险因素，即风险报酬率。

2、在适用成本法的场合，资产评估的价值取决于重置净价。

重置净价是重置全价扣除贬值后的余额。

重置全价又称为完全重置成本，在资产功能不变的前提下，它可以分为复原完全重置成本和更新完全重置成本。

复原完全重置成本是在原资产购置的全部成本核算资料基础上，按照现行价格和费用标准的重置价值计算的，它仅考虑物价变动的影响。

更新完全重置成本是指利用新材料、新工艺，以现时价格构建相同功能的全新设备所需的成本。

这里，不仅考虑了物价水平变动的影响，还考虑了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对重置全价的影响。

(四)收益法与成本法的区别与联系

收益法和成本法适用的资产评估业务属性分别与两大市场――要素市场和本金市场相关，所以收益法和成本法是两大根本不同的股价标准，不得任意混淆两者之间的区别。

收益法是反映本金市场等价交换特征的计价

概念。

本金的流通，其产出是收益。

在收益法的应用中，评估的是资产的产出价值，即资产未来获利能力的折现值。

而重置成本作为投入过程的资产计价，反映的是资产作为生产资料在再生产条件下的价值。

从投入过程看，资产价值包括资产购置价值，采购费用、安装调试费用，即维持资产在用状态所发生的一切成本均是决定资产价值的因素。

但是，收益法和成本法也具有内在联系，这种联系既反映在价值基础上，以反映在资产业务的关联上。

因为从全社会的范围看，收益现值总额总是与相应的资产的重置成本净值总额相适应的。

个别企业的收益现值与重置成本之间的差额时有超额利润或经济性贬值引起的，亦即可以根据企业资产的重置净价和超额收益，评估企业收益现值。

另外，在运用收益法评估资产价值时，尤其是对于产权变动的各项业务，都要同时提供资产重置成本清单，为折旧、保险等业务服务，或为其他配套工作服务。

二、收益法和市场法的比较

(一)市场法的计价标准

市场法的计价标准是变现净值标准。

变现净值标准是用变现净值来衡量被评估资产价格的一种计价标准。

变现价格是指要素资产在公平市场上的交易价格。

例如，机器设备在生产资料市场上正常流动，它的现行市价就是变现价值。

非公平市场价格，如迫售价格或优惠价格尽管也是变现，但不能算作“变现价格”。

此外，对于企业或整体资产买卖，也有公平市场和公平市价，但它属于本金市场的业务范围，其价格在本质上与要素市场不同，所以也不能称为“变现价格”。

总之，在资产评估中，变现价格特指要素资产在公平市场的先行价格。

变现净值与变现价格属同一范畴，它是变现价格扣除费用后的余额。

变现费用是指为使资产变现而发生的全部开支，包括资产拆除费用，按照出售需要进行整理、装修和包装的费用，运输费用以及销售费用。

由此可见，变现净值取决于变相价格和变现费用。

变现价格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首先受资产再生产价值的影响。

资产再生产价值即指在现有生产条件下，相应功能的资产所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是与重置成本一样要考虑的因素。

其次是受自产自己的功能状态和损耗情况的影响。

但更重要的还是受市场条件、供求关系情况的影响。

所以说，变现净值的评估是高度的市场化的评估，直接受市场的检验。

这就是市场法与收益法在计价标准方面的主要区别。

(二)市场法适用的业务范围

适用市场法评估的资产，要求其余有一定的通用性或可售性，不但在市场上存在潜在的买主，而且在市场上能够搜集到具有可比性的同类或相似资产的交易资料。

因此，适用市场法评估的资产业务，主要是单项生产要素的交易，如买卖设备、原材料，用单项生产要素做投资参股、合作经营等。

在课征财产税和遗产税方面，一般也以现行市价为水急。

而收益法适用的前提是被评估资产必须能带来收益，这就是市场法与收益法在适用评估业务方面的区别。

(三)决定市场法评估资产价值的基本因素

决定收益法评估资产价值的因素，主要是收益额、本金化率等。

而决定市场法评估资产价值的因素是一个公平市场，一个活跃的资本市场。

这里的公平市场首先是指各经济主体之间平等地交换商品、平等的参与各种市场竞争，没有超越经济的行政特权的任意干涉，没有垄断，没有对市场的分割和封锁，没有拉关系走后门的干涉的市场。

其次是指买卖双方都要有充分的时间，买方有充分的时间选择自己满意的商品;卖方也有充分的时间选择适当的买主，以使资产价格更高一些。

而活跃的市场，就意味着被评估的资产具有一定的通用性或可售性，要有市场，不仅要有潜在的买主，而且要有可比的对象。

(四)收益法与市场法的联系和区别

由于收益法是将被评估对象作为一种获利能力而确定其价值的一种方法，因而它是用于企业整体作为评估对象的资产评估。

以企业整体参加以下活动，如企业经营评价、股份经营、联营、兼并、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等，应采用收益法;但项资产在可以单独计算预期收益时也可采用收益法。

收益法是一种着眼于未来的评估方法，它主要考虑资产的未来收益和货币的时间价值，以主要优点是：l能够较真实、较准确地反映企业本金化的价值。

2在投资决策时，应用收益法的得出的资产价值较容易被买卖双方所接受。

其主要缺点是：1预期收益额的预测难度较大，受较强的主观判断和未来收益不可预见因素的影响。

2在评估中适用范围较窄，一般是用于企业整体资产和可预测未来收益的单项资产评估。

市场法是在公平市场条件下，通过对被评估对象和在市场上出售的、与其相同或相似的资产的异同比较，调整差额，进而确定被评估资产价值的一种评估方法。

概括地说，迄今本思路是就是参照市场类似资产价格;爱萍古代评估资产。

由于市场法是以同类资产销售价格相比较的方式来确定被评估资产的重估价值的，因此。

运用这一方法时一般应具备两个先决条件：一是要求市场发育比较健全，经常有类似资产的交易，市场所反映的资产价格信号真实、准确、正常;二是要有与被评估资产相同或相似资产近期交易价格作参照物。

参照物不能是单一的，一般应在三个以上。

运用市场法评估资产，其重估价值一般较为准确，但是，市场法要求市场发育比较健全，并以能够相互比较的资产买卖在同一市场或地区经常出现为前提。

而我国目前生产资料市场尚在建立和完善之中，资产交易并不多见，故资料收益较为困难，因而市场法的实际运用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将受到一定的限制。

市场法是从卖者的角度来考察被评估资产的

35变现值的。

资产重估价值的大小直接受市场的制约，因此，它特别适用于产权转让或重组时数据充分可靠。

市场活跃的资产。

市场法的优点，在于充分考虑了市场变动因素，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评估时的市场价值;市场法的缺点是，考虑的因素不够全面，而且须存在具有可比性的参照物，需要有公开及活跃的市场作为基础，如缺少可比参照物及其对比数据，这种方法就难以运用。

三、结论

总之，不同的评估方法是实现不同评估目的时的具体形式和技术手段。

但是评估方法的选择不是随心所欲的，每一种评估方法都有其特定的使用条件和适用范围。

比较收益 第3篇

关键词：生猪;养殖规模; 成本; 收益

中图分类号： F326.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5）04-0421-05

收稿日期：2014-06-05

作者简介：薛毫祥（1971—），男，江苏高邮人，硕士，高级会计师，主要从事财务管理和畜牧业经济管理研究。E-mail：xhx_0022@qq.com。

通信作者：陈章言，硕士，高级畜牧师，副教授，主要从事动物生产与遗传育种工作。E-mail：6337493@126.com。

生猪生产须按生产规模投入一定数量的生产要素（如仔猪、饲料、养殖设施、动物药品、劳动力、能源材料费等），生猪产业是通过生产要素投入而获取尽可能多的效益或利润，从而为市场生产出所需要的生猪产品。本研究利用2000年以来《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1]有关生猪的数据，对生猪散养、小规模养殖、中规模养殖和大规模养殖的成本与收益进行比较分析，以期了解不同养殖规模生猪成本收益的变动特征以及导致不同养殖规模生猪成本收益差异的主要因素。

1 不同养殖规模的生猪成本构成及其变化趋势

1.1 生猪总成本构成及其变化趋势分析

1.1.1 生猪总成本的变化趋势

1.1.1.1 生猪单头总成本 成本管理是在成本核算基础上，考察成本的各项消耗数量并分析生猪不同饲养规模盈利或亏损原因，寻找降低成本的途径和措施，做到事半功倍，获得最佳效益。生猪成本核算是对生猪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价值总和进行计算，得到每个生产单位产品所消耗的资金总额，即产品成本[2]。通过对生猪单头总成本的分析表明，散养、小规模、中规模、大规模4种养殖规模的生猪单头总成本皆呈逐年波动式上升趋势（图1），总体年均增长11.1%，其中2002—2004年、2006—2008年快速上升，这2个阶段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20%、36%，其他年份增长或下降幅度相对较小。散养规模从2000年的601.5元/头增加到2010年的1 250.2元/头，年均增长10.8%;小规模饲养从2000年的525.4元/头增加到2010年的1 164.8元/头，年均增长12.2%;中规模饲养从2000年的548.6元/头增加到2010年的1 179.7元/头，年均增长11.5%;大规模饲养从2000年的586.1元/头增加到2010年的1 164.6元/头，年均增长9.9%[1]。

通过对4种养殖规模的比较表明，散养生猪单头总成本始终处于最高值，其他3种规模养殖生猪单头总成本先后交替排序，2000年为小规模<中规模<大规模，2010年为大规模<小规模<中规模，且这3种规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因此，从单头总成本来看，规模养殖具有成本优势，但不同规模之间相差不大（图1）。

1.1.1.2 50 kg生猪总成本 从图2可以看出，50 kg生猪总成本在不同饲养规模之间的可比性相对要强一些。相对于单头总成本，4种饲养规模生猪50 kg总成本的变化趋势与单头总成本非常相似，总体呈逐年波动式上升趋势，但增长速度要慢一些，年均增长率为9.5%，其中2002—2004年、2006—2008年这2个阶段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18%、33%。50 kg生猪散养总成本从2000年的272.9元增加到2010年的5532元，年均增长10.3%;50kg小规模生猪饲养总成本从2000年的250.9元增加到2010年的519.1元，年均增长107%;50 kg中规模生猪饲养总成本从2000年的267.4元增加到2010年的519.2元，年均增长9.4%;50 kg大规模生猪饲养总成本从2000年的301.4元增加到2010年的536.0元，年均增长7.8%[1]。

4种生猪养殖规模的50 kg总成本的大小排序与单头总成本有所不同，2000—2009年始终以大规模养殖生猪为最高，2010年散养生猪上升为最高值;小规模养殖生猪50 kg总成本基本处于最低值，中规模养殖生猪居中，且两者间的差距不大。因此，从50 kg生猪总成本来看，中小规模具有一定的成本优势，而散养和大规模养殖都缺乏成本优势。

50 kg生猪总成本与单头总成本的排序差异，主要是由于生猪质量不同所致。农户散养偏重于养肥猪，活质量较高，而大规模养殖生猪的活质量相对偏低[3]。2000—2009年散養与大规模养殖生猪的活质量均值分别为108.5、99.0 kg;2010年两者差距缩小，分别为111.6、107.7 kg。小规模与中规模养殖生猪的活质量介于散养和大规模养殖生猪之间。

1.1.1.3 生猪单位增质量总成本 相对于50 kg生猪总成本，1 kg增质量总成本在不同养殖规模之间的可比性要强得多。经Person相关性测定，生猪增1 kg质量总成本与50 kg总成本具有极强的相关性（r=0.999），表明生猪增1 kg质量总成本的变化趋势与50 kg总成本是完全一致的[3]。从图3可以看出，4种养殖规模生猪增1 kg质量总成本总体也呈逐年波动式上升趋势，但增长速度要比每50 kg总成本慢一些，年均增长率为8.8%，其中2002—2004年、2006—2008年这2个阶段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17%、32%。散养方式的增质量成本从2000年的6.80元/kg增加到2010年的13.28元/kg，年均增长9.5%;小规模饲养方式的增质量成本从2000年的6.22元/kg增加到2010年的12.35元/kg，年均增长9.9%;中规模饲养方式的增质量成本从2000年的6.62元/kg增加到2010年的12.40元/kg，年均增长8.7%;大规模饲养方式的增质量成本从2000年的7.55元/kg增加到2010年的12.99元/kg，年均增长7.2%[1]。

nlc202309051243

通过上述4种养殖规模比较表明，中小规模养殖具有一定的成本优势，而大规模养殖并无成本优势（图4）。从生猪增1 kg质量总成本走势可以看出，我国生猪的养殖规模在不断扩大，但养殖水平并不随规模扩张而提高。

1.1.2 生猪生产成本与土地成本及其在总成本中所占比重的变化趋势 生猪总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土地成本2个部分，首先分析单头生猪生产成本与土地成本的变化特征[2]。从图5可看出，单头生猪生产成本总体呈逐年波动式上升趋势，年均增长11.1%，其中2002—2004年、2006—2008年快速上升，这2个阶段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20%、36%，其他年份增長或下降幅度相对较小。散养生猪从2000年的601.2元/头增加到2010年的1 250.1元/头，年均增长10.8%;小规模生猪从2000年的524.3元/头增加到2010年的1 163.6元/头，年均增长12.2%;中规模生猪从2000年的546.4元/头增加到2010年的1 177.2元/头，年均增长11.5%;大规模生猪从2000年的582.6元/头增加到2010年的1 161.6元/头，年均增长9.9%[1]。

通过对4种养殖规模的比较表明，规模养殖具有生产成本优势，但不同规模之间相差不大。从数值来看，生猪单头生产成本与单头总成本变化特征完全一致。这主要是由于生猪单头土地成本相对于生产成本几乎微不足道，对总成本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2]。从表1可看出，2000—2010年散养、小规模、中规模、大规模养殖生猪的土地平均成本不多，平均分别为0.21、1.58、2.55、2.71元/头，其中散养最低，大规模养殖最高，而且不同饲养方式单位土地成本在2000—2003年和2004—2010年2个阶段总体呈逐年下降趋势（表1），尤其是在2004年以后呈现出明显下降趋势，而且单头土地成本在该时点呈现出拐点状态，说明土地利用率在逐年提高。

从所占比率来看，生产成本在单头总成本中占99.4%以上，而土地成本不到0.6%，且总体上呈逐年下降趋势，充分说明土地成本对总成本的影响很小，详见表2。

正是由于单头生猪土地成本对单头生猪总成本的影响不大，所以50 kg生猪土地成本和增1 kg质量土地成本相应对50 kg总成本和增1 kg质量总成本的影响不大。因此可以推断，生猪 50 kg 生产成本、增1 kg质量生产成本的变化趋势相应与 50 kg 总成本、增1 kg质量总成本一致[4]。

表1 单位生猪土地成本

养殖规模

生猪土地成本（元/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平均

散养

小规模

中规模

大规模

0.27

1.07

2.16

3.50

0.23

2.33

1.70

2.33

0.19

1.56

1.68

2.09

0.05

1.37

2.22

2.74

0.10

3.66

7.37

3.05

0.01

1.41

3.02

3.27

0.01

1.12

1.67

2.28

0.99

1.13

2.09

2.63

0.36

1.54

1.82

2.41

0.02

1.02

1.89

2.58

0.07

1.17

2.42

2.95

0.21

1.58

2.55

2.71

表2 土地成本占总成本的比率

养殖规模

土地成本占总成本的比率（%）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平均

散养

小规模

中规模

大规模

0.04

0.20

0.39

0.60

0.04

0.42

0.29

0.39

0.03

0.30

0.31

0.37

0.01

0.24

0.37

0.44

0.01

0.48

0.96

0.39

0.00

0.19

0.40

0.44

0.00

0.16

0.23

0.31

0.09

0.11

0.21

0.26

0.03

0.12

0.14

nlc202309051243

0.20

0.00

0.09

0.17

0.23

0.01

0.10

0.21

0.25

0.02

0.22

0.34

0.35

2 不同养殖规模的生猪收益变化趋势

定期的财务分析可使经营者明确目标，做到心中有数，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有针对性地加强成本管理。

2.1 生猪产值变化趋势

2.1.1 单头总产值 通过对生猪单头总产值的分析表明，4种养殖规模的生猪单头总产值与总成本一样也呈逐年波动式上升趋势（图6），总体年均增长11.1%，其中2002—2004年、2006—2008年快速上升，这2个阶段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28%、44%，其他年份增长或下降幅度相对较小。散养生猪从2000年的646.6元/头增加到2010年的1 341.0元/头，年均增长10.7%;小规模生猪从2000年的616.1元/头增加到2010年的1 299.3元/头，年均增长11.1%;中规模生猪从2000年的608.9元/头增加到2010年的1 259.1元/头，年均增长10.7%;大规模生猪从2000年的626.4元/头增加到2010年的1 228.1元/头，年均增长9.6%[1]。

通过对4种养殖规模的比较表明，除个别年份外，散养生猪单头总产值始终处于最高值，其他3种规模生猪单头总产值先后交替排序，而且差距较小。2000—2007年期间生猪单头总产值年均值排序为：散养>中规模>小规模>大规模，2010年也是如此（图6）。

2.1.2 50 kg总产值 从图7可以看出，4种养殖规模生猪50 kg总产值的变化趋势与单头总产值十分相似的，总体呈逐年波动式上升趋势，但增长速度要慢一些，年均增长率为92%，其中2002—2004年、2006—2008年这2个阶段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24%、39%。50 kg散养生猪总产值从2000年的305.3元增加到2010年的601.0元，年均增长9.7%;50 kg 小规模生猪总产值从2000年的302.9元增加到2010年的585.8元，年均增长9.3%;50 kg中规模生猪总产值从2000年的306.0元增加到2010年的595.9元，年均增长95%;50 kg大规模生猪总产值从2000年的327.3元增加到2010年的599.0元，年均增长8.3%[1]。

但4种养殖规模生猪50 kg总产值的大小排序与单头总产值却不同，除个别年份外，生猪50 kg总产值始终以大规模养殖生猪为最高，其他3种养殖方式生猪单头总产值先后交替排序，而且差距较小[3]（图7）。2000—2010年期间散养、小规模、中规模、大规模养殖的50 kg生猪总产值年均值分别为4553、455.6、457.2、470.7元。

2.1.3 增1 kg质量产值 从图8可以看出，4种养殖规模生猪增1 kg质量总产值的变化趋势也与单头总产值是一致的，总体呈逐年波动式上升趋势，但增长速度要比50 kg总产值慢一些，年均增长率为8.9%，其中2002—2004年、2006—2008年这2个阶段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24%、36%。散养生猪增产值从2000年的7.31元/kg增质量效应增加到2010年的14.25元/kg，年均增长9.5%;小规模生猪增质量产值从2000年的7.29元/kg增加到2010年的13.77元/kg，年均增长8.9%;中规模生猪增质量产值从2000年的7.34元/kg增加到2010年的14.09元/kg，年均增长9.2%;大规模生猪的增质量产值从2000年的8.07元/kg增加到2010年的 1439元/kg，年均增长7.8%[1]。

4种养殖规模生猪增1 kg质量总产值的大小排序与 50 kg 总产值是一致的，除个别年份外，始终以大规模养殖生猪为最高，其他3种养殖方式生猪单头总产值先后交替排序，而且差距较小[2]。2000—2010年期间散养、小规模、中规模、大规模生猪单头总产值年均值的增质量效应分别为10.8、10.8、10.9、11.4元/kg。

2.2 生猪净利润变化趋势

2.2.1 单头净利润 通过对生猪单头净利润的分析表明，4种养殖规模的生猪单头净利润在不同年份之间呈不规则波动，上下波动幅度较大，其中2002—2004年、2005—2007年较快或快速上升，2004—2005年、2007—2009年快速下降，其他年份缓慢上升或下降（图9）。从波动程度来看，散养生猪波动幅度最大，2005年为最低点（10.5元/头），2007年为最高点（415.1元/头），最高点与最低点相差404.6元/头;小规模与大规模养殖生猪波动幅度较小，其最高、最低值之差分别为319.9、319.2元/头;中规模生猪居中，其最高、最低值之差为335.7元/头[1]。

通过对4种养殖规模的比较表明，除个别年份外，中小规模养殖的生猪单头净利润处于较高值，散养和大规模养殖的生猪单头净利润处于较低值，在2000—2010年期间散养、小规模、中规模、大规模养殖生猪净利润年均值分别为117.5、149.1、143.8、118.2元/头。2008—2010年期间，小、中、大规模养殖的生猪单头净利润都明显高于散养生猪[5]。

2.2.2 50 kg净利润 从图10可以看出，4种养殖规模的生猪50 kg净利润与单头净利润相似，上下波动幅度较大。从波动程度来看，散养生猪50 kg净利润波动幅度最大，最高点与最低點相差174.5元;小规模养殖生猪50 kg净利润波动幅度较小，其最高、最低值之差为149.0元;中规模与大规模生猪50 kg净利润居中，其最高、最低值之差分别为155.6、156.0元[1]。

nlc202309051243

通过对4种养殖规模的比较表明，除个别年份外，中小规模养殖的生猪50 kg净利润处于较高值，散养、大规模养殖的生猪50 kg净利润处于较低值。在2000—2010年期间，散养、小规模、中规模、大规模养殖生猪50 kg总利润年均值分别为53.7、70.5、67.5、58.1元;2008—2010年期间，小、中、大规模养殖的生猪50 kg净利润都明显高于散养生猪[6]。

2.2.3 增1 kg质量净利润 从图11可以看出，4种养殖规模的生猪增1 kg质量净利润也与单头净利润相似，上下波动幅度较大。从波动程度来看，散养生猪波动幅度最大，最高、最低点相差4.45元/kg;小规模养殖生猪波动幅度较小，其最高、最低值之差为3.52元/kg;中规模与大规模生猪居中，其最高、最低值之差分别为3.70、3.76元/kg[1]。

通过对4种养殖规模的比较表明，除个别年份外，中小规模养殖的生猪增1 kg质量净利润处于较高值，散养和大规模养殖的生猪增1 kg质量净利润处于较低值，在2000—2010年期间，散养、小规模、中规模、大规模养殖生猪增质量净利润年均值分别为1.28、1.67、1.61、1.41元/kg。2008—2010年期间，小、中、大规模养殖的生猪增1 kg质量净利润都明显高于散养生猪[6]。

根据以上4种养殖规模生猪单头净利润、50 kg净利润和增1 kg质量净利润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散养生猪净利润波动幅度最大，小规模养殖生猪净利润波动幅度最小。4种养殖规模生猪在2000—2010年期间的净利润年均值计算结果表明，中小规模养殖净利润要高于散养、大规模养殖，增1 kg质量净利润与养殖规模的关系如图12所示。

3 结论与讨论

3.1 注重规模养殖，实施科学饲养

按总成本及其构成分析，生猪单头总成本、50 kg总成本或增1 kg质量总成本皆逐年呈波动式上升趋势，其中中小规模具有一定成本优势。对于生猪单头总成本，规模养殖具有一定成本优势，散养生猪始终处于最高值，其他3种规模养殖生猪相差不大。对于50 kg总成本或增1 kg质量总成本，中小规模要低于散养和大规模养殖。生猪单头土地成本呈逐年降低趋势，并随规模增大而增加，但其在单头总成本中所占比例很小，对总成本的影响甚微，所以生产成本的变化趋势基本与总成本一致[6]。

3.2 强化成本管理，降低饲养成本

加强饲料采购和使用过程中各环节的管理与控制是降低饲养成本的有效途径。现代化管理、科学化养殖适合大型生猪养殖场规模化生猪养殖，利于生猪品种优、肉质好、数量多、售价高，利于提高生猪出栏率和利润空间，同时规模化养殖可以适当进行饲料加工，降低饲料、防疫等成本。只有做到精细化管理，才能高产、低耗、安全、高效，建立健全猪场各项规章制度、工作流程和饲养管理技术操作规程，做到制度化、流程化和规程化管理，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和员工素质的提高，从根本上培养员工工作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7]。

3.3 强化集约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按养殖收益分析，生猪单头（50 kg或增1 kg质量）总产值呈逐年波动式上升趋势，而净利润则呈不规则波动，且波动幅度较大。对于总产值，单头总产值以散养生猪为最高，50kg和增1 kg质量总产值则以大规模养殖生猪为最高。对于净利润而言，不同年份间的波動幅度以散养生猪最大、小规模养殖最小，同一年度以中小规模较高、散养和大规模养殖较低。可见，随着猪场规模的扩大，劳动生产率越来越高，资金技术越来越集约[8-10]。

此外，精饲料费用所占比重与仔猪费用所占比例的年度变化趋势方向相反，这主要是由于仔猪价格或仔猪费用大幅涨落，变化幅度大大超过精饲料费用的变化幅度，从而掩盖了精饲料费用的上涨趋势，反而使得精饲料费用所占比重出现下降。

参考文献：

[1]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2011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2]张晓辉，Somwaru A，Tuan F.中国生猪生产结构、成本和效益比较研究[J]. 中国畜牧杂志，2006，42（4）：27-31.

[3]李 真. 生猪规模化养殖与散户养殖的对比研究[J]. 安徽农学通报，2009，15（12）：15-16.

[4]胡 浩，应瑞瑶，刘 佳. 中国生猪产地移动的经济分析——从自然性布局向经济性布局的转变[J]. 中国农村经济，2005（12）：46-52，60.

[5]刘 军. 对生猪养殖销售及价格的调查与思考[J]. 衡阳通讯，2009（5）：41-43.

[6]王富勇，曹朝峰，董红燕，等. 当前生猪养殖效益测算及2009年养猪形势分析[J]. 河南畜牧兽医，2009，30（3）：32-33.

[7]李 静，张昕欣，费本飞. 我国不同模式下生猪养殖的成本与收益对比——基于1988—2006年统计数据分析[J]. 中国畜牧杂志，2008，44（24）：26-30.

[8]徐 鑫，徐幸莲，吴平华，等. 我国生猪产业链整体系统的优化[J]. 江苏农业科学，2013，41（4）：11-13.

[9]李 桦，郑少锋，郭亚军. 我国生猪不同饲养方式生产成本变动分析[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35（1）：63-67.

[10]姚於康，汪 翔，刘 媛. 基于农户抽样调查的江苏省农户生猪养殖适度规模经营研究[J]. 江苏农业学报，2014，30（2）：430-436.

股票收益率预测模型的比较 第4篇

一、模型的理论综述

1.1、ARMA模型

时间序列在t时刻的值rt与其过去的值相关, 也与t时刻的干扰项和t时刻以前的随机干扰项有关。A R M A模型表示的表达式为

用延迟算子表示为:是rt与rt-i以及随机干扰项at和at-i的线性关系, 用过去的值和过去的干扰项和现在的干扰项来表达现在的值。

ARMA模型分为A R部分和M A部分, AR (p) 模型的阶取决于样本的偏自相关系数。MA (q) 的阶取决于自相关系数。我们在估计ARMA模型时, 是将上面的两个方面相结合, 并且使AIC值尽量的小, 确定p和q, 参数用极大似然法来估计。当模型估计出来后, 用LjungBox检验残差序列, 如果残差序列为白噪声, 则说明模型时合适的, Q (m) 渐近服从自由度为m-g的x2分布, 其中g表示模型所用参数个数。

1.2、BP人工神经网络

人工神经网络采用可实现的物理系统来模仿人脑神经细胞的结构和功能, 是通过训练来解答问题的, 没有严格的函数关系假设。BP神经网络的特点就是将B-P算法运用到神经网络中。该算法的特点是当网络输出存在误差时, 通过输出层神经元的等效误差逐层反向传播分摊给各隐层神经元, 以便按分摊的等效误差值调整对应的连接权值, 最速下降法有很多的不足, 我们采用附加动量项的自适应学习速率法。

文章选择BP三层神经网络。初始权值和阀值是利用随机函数生成, 学习速率设为0.5, 动量项设为0.9;选取logistic函数作为隐层的激活函数, 线性函数作为输出层的激活函数;选择过去5天的股票指数的收益率, 五个技术指标:相对强弱指数 (R S I 1 0) 、乖离率 (BIAS10) 、人气指标 (AR10) , MA10, 平滑异同移动平均线M A C D和7天国债回购率作为输入变量;为减少输入变量的数目和信息的重叠, 在文章中可能会用到主成分分析方法;最后根据一定的原则选取隐层的节点数。

关于模型的预测, 仅仅考虑一步预测和五步预测;用MSE、传统的AIC准则来比较各个模型的优劣。

二、运用模型进行分析和比较

样本数据为上证指数的从1997年1月到2007年4月的收盘价, 开盘价, 每日最高价, 最低价, 首先以此来计算每日四种价格的算术平均, 然后对每日的平均价格自然对数处理在进行一次差分得到, rt为对数收益率, Pt为每日的平均价格。ARMA模型的估计用R软件来实现的, 神经网络模型用MMTLAB软件实现的。

2.1 基于ARMA模型的预测

运用软件通过使AIC值最小来自动选择阶数, 建立ARIMA (11, 0, 0) 模型, 样本数据从1997年1月20日到2007年4月2日, 前2000个数据用于估计模型, 后面的457个数据用于预测。模型如下公式:

系数下面的括号内是每个系数的t值, 从t值可看出在10%的显著水平下, 不显著的系数是常数项, rt-4, rt-5, rt-7和rt-10, 其余的较显著, 但是除了rt-1, rt-2, rt-3的系数相对较大以外, 其余的系数都较小。估计模型的均方误差为0.0001312, AIC为-12175.05, R2为0.12052, 残差序列经过Ljung-Box检验, P-Value=1, 因此模型是合适的。各个预测样本的结果见附表1, 拟合图见图2。用估计好的ARIMA (11, 0, 0) 进行五步预测, 结果见附表1。

2.2、基于BP神经网络的预测

运用B P神经网络模型对股指收益率进行预测输入变量为过去5天的股票指数的收益率和RSI10, BIAS10, AR10, MA10, MACD, 和7天国债回购率。训练样本为1999年8月30日到2005年5月17日的数据, 结构为11-8-1, 算法是带动量项的学习速率自适应算法。利用模型5进行一步预测和五步预测, 结果见表1。

三、结论

通过对ARMA模型的比较分析, 发现线性模型总体来说拟合度不太高, 但都通过了Ljung-Box检验, 且模型的预测能力也基本相同, 将神经网络与ARMA模型的结果相比较, 发现在较短期预测样本时, 预测精确度不比简单的线性模型好多少, 由此看来在具有相同的信息的情况下, 神经网络更适合于长期的预测, 它更能刻画股指收益率的内在的长期不变的特征。文章也比较了多步预测的结果, 发现多步预测误差比单步预测大很多, 而且在五步预测时, 运用神经网络进行预测效果不如略微简单一些的线性模型, 因此在多步预测时人们只需要用线性模型即可, 没必要用很复杂的难懂的神经网络, 神经网络还需进一步改进以使其精度提高。

参考文献

[1]、郭雪、王彦波.基于ARMA模型对沪市股票指数的预测[J].时代经贸, 2006年12月, 第51期第四卷:58-59.

[2]、Craig Ellis, Patrick Wilson, Another look at the forecast performance of ARFIMA models[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13 (2004) :6381.

[3]、姬春煦、张骏.基于主成分分析的股票指数预测研究[J]计算机工程与科学, 2006年第28卷第8期:122-124.

[4]、李杰.基于BP算法的股价预测模型实证分析[J].科技广场2006, 10:25-27.

[5]、JAEUK KHIL, A Time-Series Model of Stock Returns with a Positive Short-Term Correlation and a Negative Long-Term Correlation[J], Review of Quantitative Fi-nance and Accounting, 18:381–404, 2002.

[6]、Tae Yoon Kim, Kyong Joo Oh, Chiho Kim, Jong Doo Do.Articial neural net-works for non-stationary time series[J].Neurocomputing61 (2004) :439–447.

[7]、Ruey S.Tsay, 金融时间序列分析[M].机械工业出版社:17-54.

[8]、Niall O’Connor, Michael G.Madden.A neural network approach to predicting stock exchange movements using external factors[J].Knowledge-Based Systems19 (2006) :371–378.

比较收益 第5篇

关键词:每股收益;国际会计准则;经济后果

每股收益是衡量公司业绩的基本指标，财务报告使用者借助每股收益指标评价公司的盈利潜能和未来获取股利的前景。2006年2月15日，我国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4号—每股收益》，这是我国首次发布关于每股收益的会计准则。但在中国会计标准国际趋同的今天，我国《每股收益准则》与IAS33及美国SFAS128相比，还是存在

一定的差异。

一、每股收益会计准则的国际比较

1.基本每股收益的比较

基本每股收益反映的是完全未经稀释的每股收益，通过比较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的差额，可以反映企业资本结构的信息。基本每股收益的国际比较可从该指标分子的计算基础与可操作性两方面进行。

(1)分子的计算基础不同

IAS33和我国《每股收益准则》都要求计算基本每股收益，按可分配给普通股股东的当期净损益除以当期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来计算，当期净损益包括在本期内确认的全部收益和费用项目(甚至包括所得税费用、非经常性项目以及少数股东权益)。SFAS128则要求分别计算和列报基本每股经常项目收益和基本每股净收益，这里的基本每股净收益的计算与IAS33及我国每股收益准则中基本每股收益的计算一致，但基本每股经常项目收益是用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当期经常项目收益除以本期内加权平均发行在外普通股股数的结果。这就是说，在确定基本每股收益的分子时，我国《每股收益准则》采用的是包含了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在内的收益，而SFAS128采用了经常项目收益，即剔除了非持续经营和非常项目因素的影响。

(2)计算的可操作性差异

我国《每股收益准则》对一些项目只是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如IAS33和SFAS128均对不同方式的企业合并、作为对价发行的普通股如何包括在每股收益的计算中均作了不同的规定，我国的《每股收益准则》没有提及相关计算处理方法，实务中如果遇到此类问题，可能会产生指标计算的不一致。又如IAS33、SFAS128及我国《每股收益准则》都指出，企业当期发行在外普通股股数发生变化，但总的资源不发生相应变化时，应对当期和所有列报期间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进行调整。至于如何调整，我国《每股收益准则》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而IAS33和SFAS128对此作了具体解释，对认股权发行包含红利因素的调整作了规范，指出用于计算股利发放前各期基本每股收益的普通股股数，是该认股权发行前的普通股股数乘以下列因素的结果：在行权前的每股公允价值÷理论上的每股行权公允价值。

2.稀释每股收益的比较

由于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尚不发达，因此我国《每股收益准则》与IAS33号和SFAS128相比总体相对简化，特别是有关稀释每股收益的计算，虽然对所有具有稀释效应的潜在普通股都应要求考虑其影响，但准则只作了有限的说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潜在普通股的差异

考虑到我国目前资本市场金融工具的品种相对有限，《每股收益准则》虽然将潜在普通股定义为赋予持有者在报告期或以后期间享有取得普通股权利的一种金融工具和其他合同，这与国际会计准则是一致的，但只原则性地说明包括可转换公司债券、期权、认股权证等，其他未作进一步说明，对具体的示例也采取比较简化的做法。而IAS33对潜在普通股进行了分门别类的具体说明，包括期权、认股权证及其等价物，可转换工具或现金结算的合同，购入期权和签出卖出期权等，对在何种情况下具有稀释性，并如何计入潜在普通股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

(2)分子的计算基础不同

在衡量某些潜在普通股是否具有稀释性时， IAS33和SFAS128及我国《每股收益准则》都使用持续正常经营净利润作为“控制因素”或“参照数”，即规定当且仅当潜在普通股转换成普通股会减少每股持续正常经营净利润或增加每股持续正常经营净损失时，潜在普通股才能视为具有稀释性。IAS33和SFAS128同时指出，这里的持续正常经营净利润是指在扣除优先股股利和分离出与非持续经营及非常项目有关的正常经营的净利润。

这样，IAS33和SFAS128都分离出了非常项目和会计政策变更及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影响。但我国《每股收益准则》中的“持续正常经营净利润”并未剔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包含的内容同前者存在一定差别。而以此为标准计算出的稀释每股收益也必然存在差异。

3.每股收益信息披露的比较

IAS33要求所有呈报期间在利润表上同等地位地列示基本的和稀释的每股收益。SFAS128要求在利润表上列报基本的和稀释的每股经常项目收益以及基本的和稀释的每股净收益。对于基本和稀释的每股收益信息，我国《每股收益准则》规定企业应当在利润表中单独列示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可见，将每股收益作为表内事项进行披露是我国《每股收益准则》的一大改进。它一方面说明了每股收益指标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国每股收益准则与国际会计标准的趋同趋势。

三、每股收益准则的经济后果分析

新的每股收益准则的实施产生了很明显的经济后果，对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的计算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下面就2005-2007年这三年每股收益从高到低排在前二十位的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以揭示每股收益准则产生的经济后果。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2005-2007年这三年上市公司的年报整理。

从上表可以看出2007年每股收益排在第二十位的石基信息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达到2.17元，这个平水比2006年排在第一位的S山东铝的每股收益1.55元还高出0.62元；而在2005年可以排到第二位，仅比第一位贵州茅台的每股收益2.37元低0.2元。由此可见，在施行新的会计准则的2007年的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明显高于未施行新会计准则的2005和2006年这两年，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笔者认为除了2007年中国股市处于熊市阶段，对每股收益有很大贡献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每股收益准则》的实施。

《每股收益准则》实施对每股收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新准则要求在计算每股收益时需充分考虑股份变动的时间影响因素后加权计算得出基本每股收益；另外，与国际准则相接轨，还要考虑潜在的稀释性股权计算稀释每股收益。所以在新会计准则下，定期报告中将不再出现原来为投资者所熟悉的按全面摊薄法计算的每股收益，取而代之的是基本每股收益，它将成为衡量上市公司每股收益的基本指标。相对于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基本每股收益进一步考虑了股份变动的时间因素及其对全年净利润的贡献程度，从而会对每股收益产生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2006.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06.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中美对外投资收益差异的比较研究 第6篇

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国际投资头寸表构成了一国的国际账户体系, 分别显示了一国对外资产和负债的流量与存量。

从美国的国际投资头寸表来看, 美国自1989年以来对外净资产长期为负, 其趋势逐渐扩大, 但其经常账户下的直接投资收入, 却有不断提高的顺差, 且此规模也在不断加大。由此可看出, 美国对外收益率远高于其融资成本。也就是说, 美国对外投资所得到的收益, 远高于因对外负债而需缴纳的利息。与美国相反的是, 我国的净国际投资头寸常年为正, 且数据不断扩大, 而经常项目下的净收益却为负。这种现象和差距与中美两国目前对外投资政策、金融发展程度、资产结构都有联系。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以来资本不断累积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我国与外界的经济金融活动已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但无论是在金融市场, 还是对外投资上仍处于初级阶段。因此, 美国在对外投资方面的成功经验, 对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和头寸的累积都有借鉴意义。

二、文献综述

归纳现有文献, 对中美之间对外投资收益差异以及造成差异的原因的比较, 主要有两方面的文献论述:

(一) 中美之间对外投资收益差异比较

这类文献是从投资收益差异比较的角度出发, 通过对中美两国不同的投资回报结果进行比较, 如邹宏元等 (2007) 、倪权生等 (2010) 、牛薇薇等 (2010) 、屈庆东 (2015) 都曾基于中美两国的对外投资收益进行比较分析。倪权生等 (2010) 曾计算分析了中美两国相互投资收益的差异, 并从投资区域、投资结构角度, 对造成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这类文献主要是基于中美两国国际投资头寸表, 对头寸表进行结构、规模分析, 但对收益差异率具体多少数值, 并未提出或计算中美两国相互之间的投资收益率差异, 也并未对中美两国对外总体资产的收益进行比较。

(二) 中美两国之间对外投资收益差异的原因

这类文献主要是从影响投资收益的因素入手, 研究引起收益变化的因素与影响程度。如Gourinchas和Rey (2005) 、Lane和Milesi-Ferretti (2005) 、Hausman和sturxengger (2005) 、杨权 (2008) 、Lane和Milesi-Ferretti (2009) 、崔真等 (2010) 、林发彬 (2013) 研究了一国对外资产的收益构成, 并具体计算分析了引起资产价值变动的部分原因。这类文献阐述了对外资产收益变动的具体项目, 更注重于对造成收益差异的因素进行分析, 或者对引起头寸变化的因素更为关注, 而对中美两国之间具体差异情况进行的分析则相对较少。

基于上述研究文献, 本研究将对外投资划分为直接投资、股票投资、其他投资几部分, 并计算其收益率以寻找其中差异, 从中美两国的头寸表和收支平衡表进行分析对比。与现有文献相比, 本研究的特点是, 将中美两国对外收益从资产类别细分并分析其差异。同时, 对中美两国对外投资行业的选择上进行比较, 以及分析两国对外投资环境的差异。此外, 从企业和私人角度, 分析投资收益差异的原因。

三、估算方法与选择理由

根据Lane和Milesi-Ferretti (2005) 对一国对外资产分析的框架, 一期的总收益为该期的投资收益项与资本本身损益项之和。由于中美两国在头寸表与平衡表编排上的差异, 选取其中按功能分类相同的3种资产类型进行比较收益率, 即直接投资、股票投资、其他投资。

(一) 估算方法

美国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美国年末投资头寸表中, 公式了美国资产按功能分类 (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资产) 并且每年的收支平衡表中列出了历年的该类投资的收入项。

收益计算公式为:Rt=At-At-1-FLOWt+INCt (1)

其中, Rt代表t期的各资产收益, At是t年末该类型资产的头寸, FLOWt是t期该类型资产的资本流出量, 即t期该资产新增的投资数。

直接分别使用公式 (1) 右侧的两部分进行比较, 并将两部分分别进行比较。计算所需数据, 均出自中美两国投资头寸表与国际收支平衡表。各类型资产与收益项均来自投资头寸表与国际收支平衡表, 具有统一系统的来源。

总的收益:Rt=RDt+RVt

资本损益:RVt=At-At-1-FLOWt (2)

即资本本身价值的升值或贬值, 该项由年末投资头寸减去去年年末投资头寸, 再减今年新增投资量 (或撤资) 得到。投资收入RDt=INCt, 是t期的收入 (利息、股利、直接投资收益) , 来源于收支平衡表中经常账户下的投资收入。一期的收益可归因于资本损益以及利息和股息等收入。公式 (1) 中前面为资本损益、后半部分为收入, 其与直接的利息水平有关。

(二) 选择理由

中美两国国际投资头寸表虽然在项目具体分类上存在一些差异, 但两者涵盖的基本项目大致相同。在美国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年末投资头寸表中, 含有按资产类型分类的具体项目, 与我国分类类似, 可采取上式计算比较。所以, 由公式 (1) 并根据头寸表与收支平衡表中数据, 可计算得到各资产收益规模和收益率, 在下文中将收益的两部分RDt、RVt先分开进行比较分析。

四、实证分析

(一) 指标与数据来源

对数据进行Lane和Milesi-Ferretti公式处理。首先, 分析中美两国投资收入RDt=INCt的部分 (股息、利息、直接投资收入) , 这部分收入来源于收支平衡表中经常账户下的投资收入;其次, 计算中美两国对外资本本身的损益情况RVt=At-At-1-FLOWt。各数据来源对应如表1所示。

(二) 估算结果与比较分析

1. 收入项比较分析

首先比较投资收益的收入部分RDt=INCt (股息、利息、直接投资收入) , 本部分来自收支平衡表中经常账户下的投资收入。在美国收支表中, 详细列出了不同类型的资产收益额, 而在我国国际收支表中, 收益是一个整体的。根据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定义为:本国居民购买和持有外国资产而获取的利润、股息、利息等。所以, 在第一部分将比较国内投资收入与美国各类型投资收入的差异。具体数值如表2所示。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外汇管理局与BEA)

从表2可看出, 我国相对于美国的投资收入额较低, 但发展速度较快, 由2004的185亿美元, 增长到2015年的1938亿美元, 涨幅较大。而美国投资收益则一直处于较高水平, 并呈现较稳定的增长趋势。其中, 以直接投资为主占60%以上, 证券投资次之, 其他投资在2008年之前数额一直与证券相当, 但2008年之后则逐渐变小。由此可看出,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后, 其他投资收益受挫较大, 且恢复得较为缓慢。

为了更好地比较不同收入项所占投资总额的比例, 将对收益规模除以投资头寸进行比较, 即对中美两国投资收入的利润率进行比较。具体如表3所示。

单位:%

(数据来源:外汇管理局与BEA、本文计算)

从表3可看出, 我国在收入项方面利润率大体处于增长状态, 虽然前几年与美国总体差距较大, 但近几年收益率比较接近, 与美国总体收益率逐步拉近。从美国的具体投资项目差异可看出, 美国在直接投资方面的收益一直较高, 几乎是证券投资的2倍, 除了在2009年受次贷危机影响出现了小的波动外, 总体上还是波浪型上涨的。其他投资在2009以后有所下降, 一直在较低水平, 并未恢复到先前水平。

2. 资产自身损益比较分析

在公式 (1) 中提到, 一国收益不只与直观的收入项有关, 还与对外所持有的总体资产本身的增值贬值有关。对数据进行RVt=At-At-1-FLOWt处理, 资产本身价值为t期资产除去t-1期资产并除去t期所投入的新增资产。具体数值如表4所示。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外汇管理局与BEA、本文计算)

从表4可看出, 2008年、2011年、2015年, 中美两国都出现了大规模的负值。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受自身价格及汇率的影响, 美国对外资产受挫严重, 直接投资头寸从2007年的58579亿美元, 下降到2008年的37072亿美元, 这对美国资产是不小的打击。但2009之后, 美国又迅速恢复了原有的头寸, 资产损益每年的具体数值受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较大, 因此暂不分析每年的损益情况, 转而分析其总体趋势, 即剔除其中波动较大的数值。

从总体趋势看, 我国在直接投资方面, 并未受到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直保持着上下波动, 未出现负值。这表明, 与美国相比我国在直接投资方面, 资本本金较为稳定, 且收益率逐年上升。在证券投资方面, 不计其中异常波动, 可得由资产升值引起的中国证券投资收益率约为5%, 而美国在这方面则为9%左右, 近年略有下降势头。我国由资产升值引起的其他投资资产收益率, 则比证券收益率略低, 约为1.7%。美国在2008年与直接投资与证券投资相反的是, 其他投资资产出现了大幅度上涨, 且2009年之后并未回落, 这给美国带来了大量的回报, 虽然近几年有所下降, 但其总体收益仍然不小。

五、中美两国投资收益差异的原因

对造成中美两国投资收益差异的原因, 可从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 从投资头寸表及计算之后的收益率出发;另一方面, 从具体层面, 即从企业对外投资的角度进行比较, 从QFII (合格境外投资者) 、QDII (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的角度, 对两国投资收益进行分析, 并且对企业的投资区域选择方面进行比较。

(一) 投资头寸表及计算之后的收益率分析

从中美两国的投资头寸表及后面对各种不同类型资产收益率差异的计算中可看出, 我国直接投资资产处于不断上升阶段中, 而证券投资资产与其他投资资产的升值速度则不如美国, 这表明我国在证券投资及其他投资的选择上尚欠成熟。而美国自2008年后虽然其他投资收入项下降了很多, 但其对外资本本身则有较明显的升值, 表明美国对投资资产更注重其资产的增值和安全性。另外, 我国在对外资产结构方面的对外资产结构过于单一, 主要的储备资产收益率较低。另外, 我国的资产所有权基本为官方资产, 而美国对外资产中私人资产所占比例较高, 且这些资产对利益更为灵敏, 拥有较高的收益率。

(二) 从企业对外投资的角度进行比较

除了对资产头寸表进行分析比较以外, 还应对具体企业在国际市场的表现作出比较, 具体为QFII (合格境外投资者) 、QDII (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QFII、QDII是目前我国为推进金融国际化进程, 有限度地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的过渡性政策。

孙立等 (2006) 的研究表明, QFII在投资行业的选择上是非常注重的, 并会不断根据宏观经济的景气与否作出调整。在行业投资策略上, 从资源类行业向消费类行业慢慢转变。从投资行业选择的角度看, 选择的是我国相对占优势的制造业。由此可看出, QFII对我国的行业周期、资源配置、经济增长快慢都有深刻的研究。相比而言, QDII的发展之路则较为坎坷。2008年随着次贷危机的扩散, 90%的银行QDII处于亏损, 这主要是由于QDII对国际市场的投资文化、风险把握不够, 在控制风险方面仍存在不足。

随着QFII、QDII逐步发展, 规模不断扩大, 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这对我国国际投资也是不小的影响。QFII与QDII的投资收益差距甚大, 这也一大部分导致了我国对外投资失利。因此, 要提高我国对外收益率, 就必须提高QDII的盈利能力, 逐步缩小与QFII的差距, 提高企业活力和竞争力, 才能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六、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从中美两国的投资头寸表及对各种不同类型资产收益率差异的计算中可看出, 我国的对外资产结构过于单一, 主要的储备资产收益率较低。相比而言, 美国对外投资种类更多且更成熟。虽然在投资收入项中中美两国的差距不大, 但美国对外资产在证券投资与其他投资领域中, 由资产本身的升值给资本带来了不少的收益, 而我国则略低于美国。这与中美两国的金融体系发展有较大关系, 美国金融市场以市场为主导, 我国则以银行为主导。

在市场主导下, 各企业追逐利润, 经过一系列的角逐、吞并, 最终获得高利润。经营管理良好的企业逐渐扩大实力, 而经营管理差的企业则逐渐被淘汰, 从而达到资源、人力的充分利用。优秀的企业在竞争过程中, 也会对人才、资源有促进作用, 对发展经济有推动作用。相比而言, 我国的跨国企业以国企为主, 规模不大, 在国际投资中经验也十分欠缺, 在技术创新方面也比不上美国。这对我国政府、企业、个人投资者都是不小的挑战。

(二) 建议

1. 我国企业应将对外投资产业的结构进行优化

根据世界产业水平变动的趋势、国内经济发展的情况和产业结构的周期性变化, 优化对外投资结构, 以获得更高的回报率。要通过自身的产业优势, 与其他优秀的跨国企业结成战略同盟, 通过收购、兼并等方式, 在国际市场中获取更强的竞争能力。

2. 我国企业应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

只有不断提高创新科研能力, 才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占一席之地。我国作为生产大国, 很多制造行业的生产能力非常大, 并且在国际上拥有较高的市场份额。但是, 我国所获取的利润主要为廉价劳动力, 在高科技行业略显单薄。因此, 我国应优先鼓励有竞争优势的行业龙头企业扩大产业链, 提高在市场中的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 并购境外具有优势的原材料供给和技术研发等企业;通过在国际市场上直接投资开设贸易公司、品牌专营店等, 逐步扩大竞争力。

3. 我国政府应加快完善金融市场改革

由市场主导对外投资, 增强企业的对外竞争力, 并带头促进内需, 增强经济发展活力, 由此促进对外资产结构调整。

目前, 我国跨国企业的规模均不大、实力相对较弱, 但是相比于国企拥有更灵活的制度优势。企业应通过产业结构优化, 寻找在竞争中的优势, 选择适合自身的投资方式, 以增强创新能力等方式, 积累资本和经验、扩大投资规模, 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主体。

摘要：基于中美两国国际投资头寸表和国际收支平衡表, 对中美两国对外直接投资、股票投资、其他投资收益进行比较。分别比较投资收入项和由资产自身损益引起的收益, 并从企业对投资行业区域选择的角度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中美两国在股票投资与其他投资方面, 不论比例还是收益差异都较大, 我国在投资行业的选择上更偏向于传统行业。我国要提高收益率, 不仅要进行产业结构优化, 还要坚持推进市场化和制度创新。

关键词：投资收益,国际投资头寸,国际收支平衡表,资产类型

参考文献

[1]倪权生, 潘英丽.中美相互投资收益率差异及其蕴含的政策启示[J].上海金融, 2010 (12) :10-15.

[2]牛薇薇, 李林杰.基于IIP的中美国际投资收益比较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 2010 (8) :29-33.

[3]屈庆东.中美国际投资头寸表的比较分析[J].对外经贸, 2015 (3) :115-118.

[4]Lane, P., Milesi-Ferretti, G.A global perspective on external positions[C].NBER Working Paper, No.11589, 2005.

[5]Lane, P., Milesi-Ferretti, G.Where did all the borrowing go?A forensic analysis of the U.S.external position[J].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2009, 23 (2) :177-199.,

[6]林发彬.中国对外资产负债结构与收益的不对称性及其对策[J].金融教学与研究, 2013 (5) :22-24.

比较收益 第7篇

关键词：成本收益,全国大中城市,全国各地区

为提高蔬菜供给保障能力, 我国从1988年提出“菜篮子”市长负责制以强化政府在蔬菜供应中的责任。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 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 充分发挥都市农业应急保障功能, 大中城市要坚持保有一定的蔬菜等生鲜食品自给能力 (中发[2012]1号) 。“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是指对本地“莱篮子”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基地与市场的布局、商品供求总量的平衡、价格监管制度的建立、政策扶持办法等制定具体方案和措施。在“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政策背景下, 城郊蔬菜种植享有更多优惠, 例如基地建设、资金扶持、技术投入等。本文通过比较城郊与农区蔬菜种植成本收益, 对“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的绩效进行评价。

本文数据除特别说明外, 均来源于《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2011-2012) 》,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价格司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需要说明的是, 我国自1998年开始核算大中城市蔬菜种植成本收益状况, 自2011年开始核算各地区蔬菜种植成本收益状况, 由于受到数据获取的限制, 本研究仅以西红柿、黄瓜、茄子、圆白菜、菜椒、大白菜、马铃薯等7种蔬菜的平均数为例进行研究。另文中全国大中城市主要指城郊, 全国各地区主要指农区。

1 种植成本比较分析

在现行农产品成本核算体系下, 总成本是指生产过程中耗费的资金、劳动力和土地等所有资源的成本。总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土地成本, 生产成本进一步细分为物质与服务费用和人工成本。现金成本是指生产过程中为生产该产品而发生的全部现金和实物支出, 包括直接现金支出和所消耗的实物折算为现金的支出以及过去的现金支出应分摊到当期的部分 (如折旧) 。现金成本是总成本扣除家庭用工折价和自营地折租后的部分。

1.1 总成本

2012年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单位面积总成本为每亩3 644.72元, 比2011年增长22.33%, 同比增长率比全国平均 (-4.07%) 高26.40个百分点, 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92.19%。2012年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单位产品总成本为每50公斤主产品46.93元, 比2011年增长19.14%, 同比增长率比全国各地区平均 (-1.35%) 高20.49个百分点, 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3.34%;从两年均值可知, 全国大中城市单位面积总成本与单位产品总成本分别比全国各地区减少725.31元和13.54元。因此, 虽然2012年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单位面积和单位产品成本比上年均有所提高, 但总成本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具有成本竞争力。

元/亩、元/50公斤主产品

数据来源: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数据整理。

1.2 现金成本

单位面积现金成本可表现为单位面积物质与服务费用、单位面积雇工费用及单位面积流转地租金之和。2012年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单位面积现金成本为每亩1 883.25元, 比2011年上升22.21%, 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7.46%, 相比总成本略有下降;而2012年全国平均蔬菜种植单位面积现金成本比2011年下降19.10%, 相对于目前全国普遍存在的现金惜投行为, 大中城市仍在增加对蔬菜种植现金成本的投入。2012年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单位面积现金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为51.67%, 与2011年 (51.71%) 几乎持平。2012年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单位面积现金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比全国平均 (61.49%) 低9.82个百分点。

2011年和2012年全国大中城市现金成本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因为现金成本是实际支付的成本, 自营地折租和家庭用工折价则是投入蔬菜生产的机会成本, 因此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单位面积现金成本占总成本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程度, 既是家庭用工折价和自营地折租占总成本的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程度。由此说明, 全国大中城市将家庭劳动和自营地资源用于蔬菜种植的收益要高于全国各地区将家庭劳动和自营地资源用于蔬菜种植的收益。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 城市人口增加, 城市对蔬菜消费需求日益增长, 而城市消费需求增长与城郊生产能力下降的矛盾加剧。因此中央一号文件 (中发[2013]1号) 明确要求强化“菜篮子”市长负责制, 扩大园艺作物标准园建设规模, 推动将“菜篮子”产品生产用地保有数量、主要“菜篮子”产品自给率、产品质量安全合格率等重点指标纳入市长负责制的考核范围。

1.3 生产成本与土地成本

1.3.1 生产成本与土地成本占总成本比重

2012年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单位面积生产成本为每亩3 332.64元, 比2011年增长22.15%, 同比增长率比全国平均 (-4.70%) 高26.85个百分点, 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90.75%。2012年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单位产品生产成本为每50公斤主产品42.91元, 比2011年增长18.96%, 同比增长率比全国平均 (-2%) 高20.96个百分点。2012年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单位面积土地成本为每亩312.08元, 比2011年增长24.30%, 同比增长率比全国平均 (4.90%) 高19.4个百分点, 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11.07%。从两年均值可知, 全国大中城市单位面积生产成本平均值为3 030.53元, 而全国平均水平为3 763.00元,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9.47%;全国大中城市单位面积土地成本为281.58元,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61%。进一步分析可知, 随着全国大中城市用地逐渐饱和导致工业用地日趋紧张, 大中城市土地成本大大高于其他地区, 甚至为快速提高经济效益将一些原有的蔬菜基地征用, 在大中城市郊区开展大规模蔬菜基地建设的土地成本较高。

元/亩

数据来源: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数据整理。

从生产成本与土地成本占总成本比重看, 2012年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单位面积生产成本和土地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分别为91.44%和8.56%, 比2011年分别降低0.13和提高0.13个百分点。2012年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单位面积生产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比全国平均 (92.89%) 低1.45个百分点, 则单位面积土地成本占总成本比重比全国平均高1.45个百分点, 总体来说无明显变化。

1.3.2 生产成本与土地成本对总成本变动的影响

2011-2012年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单位面积生产成本和土地成本对总成本上升贡献率分别为90.83%和9.17%, 土地成本对总成本上升的推动作用较小, 生产成本增加成为总成本上升的主要推动力。全国各地区平均蔬菜种植单位面积总成本呈下降态势, 生产成本和土地成本对总成本下降的贡献率分别为107.82%和-7.82%, 生产成本的下降造成总成本的下降。

1.4 物质与服务费用与人工成本

1.4.1 物质服务费用与人工成本占生产成本的比重

2012年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单位面积物质与服务费用为每亩1 365.49元, 比2011年增加10.90%, 同比增长率比全国平均 (-21.84%) 高32.74个百分点, 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0.87%。2012年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单位面积人工成本为每亩1 967.15元, 比2011年增加31.40%, 同比增长率比全国平均 (17.18%) 高14.22个百分点。

2012年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单位面积物质服务费用和人工成本占生产成本的比重分别为40.97%和59.03%, 比2011年分别降低4.16个和提高4.16个百分点。人工成本超过物质与服务费用近10个百分点, 越来越成为生产成本的主体。2012年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单位面积物质服务费用占生产成本的比重比全国平均 (45.98%) 低5.01个百分点;人工成本占生产成本的比重比全国平均 (54.02%) 高5.01个百分点。

1.4.2 物质服务费用与人工成本对成本变动的影响

2011-2012年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单位面积物质服务费用和人工成本对生产成本上升的贡献率分别为22.21%和77.79%, 对总成本上升的贡献率分别为20.17%和70.66%, 人工成本增加的数量远多于物质服务费用增加的数量, 成为促使生产成本和总成本上升的主要影响因素。2012年全国平均蔬菜种植生产成本比2011年降低4.70个百分点, 物质服务费用和人工成本对生产成本降低的贡献率分别为260.71%和-160.71%, 对总成本降低的贡献率分别为281.10%和-173.28%, 说明造成2011-2012年全国平均生产成本与人工成本降低的决定性影响因素是物质服务费用的大幅度降低, 人工成本不降反增。

在现行农产品种植成本核算体系下, 人工成本包括家庭用工折价和雇工费用两部分。家庭用工折价反映的是家庭劳动用工投入生产的机会成本, 雇工费用则是指雇佣他人 (包括临时雇佣工和合同工) 劳动而实际支付的所有费用。目前对家庭用工折价的核算尚不完善, 反映的仅仅是农业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价值, 对于提高劳动力扩大再生产能力的因素并未考虑在内[1];另外, 受农业劳动季节性特征的影响, 农民并不能像普通工人那样满负荷工作, 而是根据农业生产需要断断续续的投入或多或少的劳动时间[2], 因此劳动力价值在核算过程中并未得到完全体现[3]。实际上, 政府针对这方面的问题采取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民权益的措施也会增加农产品种植的人工成本。故农产品种植人工成本应比目前水平更高一些, 未来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1.5 化肥费等物质服务费用

在现行农产品种植成本收益调查核算体系下, 物质与服务费用包括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 共有18个项目。在这18个项目中, 大部分项目费用很小。2012年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单位面积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占物质服务费用的比重分别为78.57%和21.43%, 占物质服务费用比重较高的费用包括化肥费 (20.42%) 、农家肥费 (11.97%) 、农膜费 (11.75%) 、固定资产折旧 (10.61%) 、销售费 (10.30%) 、种子费 (9.91%) 、租赁作业费 (9.41%) 、农药费 (8.30%) , 上述8项费用合计占物质服务费用的比重达到92.67%。

2012年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单位面积化肥费为每亩278.90元, 比上年增加5.72%;农家肥费为每亩163.39元, 比上年增加8.14%;农膜费为每亩160.68元, 比上年增加27.48%;固定资产折旧为每亩144.86元, 比上年减少1.73%;销售费为每亩140.68元, 比上年增加132.88%;种子费为每亩135.32元, 比上年减少20.47%;租赁作业费为每亩128.44元, 比上年增加15.74%;农药费为每亩113.35元, 比上年增加4.35%;因此, 销售费、化肥费、农家肥费、农膜费、租赁作业费和农药费增加带动总成本上升。

尽管2012年化肥费占物质服务费用的比重较上年有所提高, 但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1.68%) 。2012年化肥折纯量为每亩39.76公斤, 较2011年降低2.88%, 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5.49%。

2 种植收益比较分析

本研究对全国大中城市与全国各地区蔬菜种植收益的比较分析主要选取产值、主产品产值、现金收益及净利润四种指标。

2.1 产值

产值包括主产品产值和副产品产值。主产品产值指生产者通过各种渠道出售主产品所得收入和留存的主产品可能得到的收入之和, 按照农产品成本收益调查核算规定, 其中出售部分按实际出售收入计算;以实物折抵税费的或以物易物的视作出售, 以所折抵金额或所交换物品的市场价格计算出售收入;留存产品 (包括自食自用的、待售的、馈送他人的) 按已出售产品的综合平均价格和留存数量计算。按照农产品成本收益调查核算规定, 副产品指与主产品密切相关的、一般与主产品属于同一作物不同部分的产品, 套种、间种作物产值不能按副产品产值计算, 而只能按照套种、间种作物所占耕地面积分别计算。在实际的农产品成本收益调查核算数据中, 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副产品产值占产值比重非常小, 因此对全国大中城市与全国各地区蔬菜种植产值的比较主要以主产品产值为研究对象, 副产品产值忽略不计。

影响主产品产值的因素为单位面积产量与出售价格。2012年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单位面积产值与全国平均蔬菜种植单位面积产值均比2011年有所增加, 但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单位面积产值增幅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2年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单位面积产值为每亩6 099.72元, 比2011年增加10.16%, 全国平均蔬菜种植单位面积产值为每亩6 382.51, 比2011年增加2.49%。从两年均值可知, 全国大中城市产值合计为6 305.08, 主产品产值为6 301.23, 分别比全国各地区高8.36%和8.30%。采用连环替代法分析表明, 全国大中城市单位面积产量和出售价格对产值增加的影响程度分别为29.02%和70.98%, 全国平均分别是-121.85%和221.85%, 因此, 2012年出售价格的上升时造成全国大中城市和全国平均产值增加的主要原因。

元/亩

数据来源: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数据整理计算。

2.2 现金收益

现金收益指产品产值减去为生产该产品而发生的全部现金和实物支出后的余额, 反映了生产者实际得到的收入, 包括现金收入和实物折算为现金的收入。

2012年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单位面积现金收益为每亩4 216.47元, 比2011年增加5.51%, 全国平均同比增长22.62%。2012年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单位产品现金收益为每50公斤主产品54.29元, 比2011年增长2.74%, 同比增长率比全国平均 (26.08%) 低23.34个百分点。2012年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单位产品现金收益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96.48%, 从两年均值可知, 全国大中城市单位面积现金收益为每亩4 106.33元, 单位产品现金收益为每亩53.57元, 分别比全国各地区高14.48%和6.18%。虽然增长幅度比全国平均水平小, 但仍然具备单位产品现金收益优势。

元/亩、元/50公斤主产品

数据来源: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数据整理计算。

现金收益为产品减去现金成本后的余额, 其基本影响因素为产品产值与现金成本。2012年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单位面积现金收益比上年每亩增加220.29元, 全国平均蔬菜种植单位面积现金收益比上年每亩增加728.86;全国大中城市增长率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主要原因在于产值的增加, 它对现金收益增加的影响程度为255.38%, 现金成本增加对现金收益减少的影响程度为155.38%。2012年全国平均蔬菜种植单位面积现金收益比上年有所增加, 产值增加对现金收益增加的影响程度为21.25%, 现金成本的减少对现金收益增加的影响程度为78.75%。

2.3 净利润

净利润指产品产值减去生产过程中投入的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全部生产要素成本后的余额, 反映了生产中消耗的全部资源的净回报。

2012年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单位面积净利润为每亩2 455元, 比2011年减少4.01%;单位产品净利润为每50公斤主产品31.61元, 比2011年减少6.53%。而全国平均蔬菜种植单位面积净利润为2 429.02元, 比2011年增加15.32%;单位产品净利润为每50公斤主产品34.59元, 比2011年增加18.58%。2012年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单位面积和单位产品净利润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01.07%和91.38%。从两年均值可知, 全国大中城市每亩净利润为2 506.34元, 每50公斤主产品净利润为32.72元, 分别比全国各地区高10.52%和2.63%。

元/亩、元/50公斤主产品

数据来源: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数据整理。

2.4 净收益优势指数

以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单位面积和单位产品净利润高出或者低出全国平均的程度作为净收益优势指数, 可以直观地衡量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净收益优势的大小。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言, 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单位面积净收益指数为1.07%, 比上年减少20.36个百分点;单位产品净收益指数为-8.62%, 比上年降低24.56个百分点, 丧失净收益优势;综合净收益优势指数为-3.78%, 比上年下降了22.47个百分点, 净收益优势显著缩小甚至丧失。

3 投入产出关系比较分析

3.1 成本利润率比较分析

2012年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成本利润率为67.36%, 比上年的85.84%下降了18.48个百分点。全国平均蔬菜种植成本利润率为61.44%, 比上年的51.10上升了10.34个百分点, 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所消耗全部资源的净回报率相对全国平均水平略高。但从成本利润率变化看, 2012年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成本利润率高于全国平均的幅度明显低于2011年, 2011年成本利润率比全国平均高34.74个百分点, 2012年成本利润率比全国平均仅高出5.92个百分点。

3.2 净利润影响因素分析

2012年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单位面积净利润比上年减少102.67元, 其原因在于总成本大幅度上升。产值的上升和总成本的上升对净利润减少的影响程度分别为-547.94%和647.94%。在总成本上升对净利润减少的影响中, 生产成本上升是关键因素, 生产成本和土地成本对净利润减少的影响程度分别为558.52%和59.42%;在生产成本上升对净利润减少的影响中, 人工成本是关键影响因素, 人工成本和物质与服务费用对净利润减少的影响程度分别为434.47%和124.05%。因此, 人工成本上升成为净利润减少的主要因素。

2012年全国平均蔬菜种植单位面积净利润比上年增加322.7元, 其原因在于产值的增加和总成本的减少。产值上升和总成本下降对净利润增加的影响程度分别为47.99%和52.01%。在总成本下降对净利润增加的影响中, 生产成本下降是关键因素, 生产成本和土地成本对净利润上升的影响程度分别为56.08%和-4.07%;在生产成本下降对净利润减少的影响中, 物质与服务费用是关键影响因素, 人工成本和物质与服务费用对净利润减少的影响程度分别为-90.12%和146.20%。与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单位面积净利润主要受人工成本影响不同, 全国平均蔬菜种植单位面积净利润增加受物质与服务费用的降低的影响更大。

4 结论与启示

4.1 主要结论

总体来说, 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进入“高投入, 高产出”阶段。

1) 成本数据分析表明, 2012年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单位面积和单位产品成本比上年均有所提高并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 但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 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总成本略低, 具有成本竞争力。2012年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单位面积现金成本为每亩1 883.25元, 比2011年上升22.21%, 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7.46%, 相对于目前全国普遍存在的现金惜投行为, 大中城市对蔬菜种植现金成本的投入却在增加。从现行农产品成本收益核算体系的角度反映了这样一种经济现象:2011-2012年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单位面积现金成本及单位产品成本均小于全国平均水平, 而蔬菜种植单位面积净利润及单位产品净利润却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在不考虑自然条件及农民种植习惯的情况下, 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收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而表明全国大中城市应当加大蔬菜种植力度。

生产成本增加推动了总成本的上升, 人工成本超过物质与服务费用, 越来越成为生产成本的主体。2011-2012年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单位面积物质服务费用和人工成本对生产成本上升的贡献率分别为22.21%和77.79%, 对总成本上升的贡献率分别为20.17%和70.66%, 人工成本增加的数量远多于物质服务费用增加的数量, 成为促使生产成本和总成本上升的主要影响因素。

2) 收益数据分析表明, 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具有现金收益优势, 但净收益比较优势逐渐丧失, 出售价格的上升是造成全国大中城市和全国平均产值增加的主要原因。2012年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单位面积产值为每亩6 099.72元, 比2011年增加10.16%, 全国平均蔬菜种植单位面积产值为每亩6382.51, 比2011年增加2.49%。采用连环替代法分析表明, 全国大中城市单位面积产量和出售价格对产值增加的影响程度分别为29.02%和70.98%, 全国平均分别是-121.85%和221.85%。

3) 投入产出关系分析表明, 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成本利润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2年成本利润率有所下降, 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与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单位面积净利润下降主要受人工成本增加影响不同, 全国平均蔬菜种植单位面积净利润的上升受物质与服务费下降用的影响更大。2012年全国大中城市蔬菜种植单位面积净利润比上年减少102.67元, 人工成本和物质与服务费用对净利润减少的影响程度分别为434.47%和124.05%。2012年全国平均蔬菜种植单位面积净利润比上年增加322.7元, 人工成本和物质与服务费用对净利润减少的影响程度分别为-90.12%和146.20%。

4.2 讨论

毋庸置疑, 农业是弱势行业, 特别是蔬菜具有不耐储运、炎热和严寒的特征, 更加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自1988年实施“菜篮子”市长负责制以来, 虽然蔬菜供给保证能力显著增强, 但通过比较我们可知, 城市与郊区相比净收益优势显著缩小甚至丧失, 蔬菜产业面临的供给不足问题仍然严峻, “菜贵伤民、菜贱伤农”问题仍然未得到有效解决。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但政府不可“无为而治”, 更不能过度干预, 因此需要进一步创新“菜篮子”市长负责制。

确保蔬菜种植收益的稳定增长, 是蔬菜种植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我们认为, 蔬菜种植成本增加趋势已不可逆转, 提高蔬菜种植收益水平更多的寄托于蔬菜单产的提高和蔬菜价格的稳定, 而目前蔬菜价格波动幅度较大, 因此积极创新“菜篮子”市长负责制, 建立完善的蔬菜价格形成机制, 扩大城郊蔬菜种植规模的同时提高蔬菜种植机械化和科技化水平, 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另一方面, 加强城郊与农区沟通与协作, 推广合作种植, 提高蔬菜种植成本利润率, 成为增加蔬菜种植收益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万劲松.完善我国农产品成本核算体系的设想[J].价格理论与实践, 2002 (7) :39-40.

[2]胡靖.非对称核算理论与农户属性[J].开放时代, 2005 (6) :92-97.

控制权私有收益计量模型比较与改进 第8篇

控制权私有收益概念的提出源于学术界对于普遍存在的大股东治理现象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多问题的思考。Holderness (1999) 采用时间序列法研究了美国公司的所有权集中度问题。他选择了1935年的大约1 500家上市公司和1995年的4 200家上市公司作为对比研究的样本。通过对比研究他发现, 1935年管理层持股比例由13%上升到1995年的21%。La Porta等人针对全世界27个属于超大型经济体的上市公司进行股权结构研究, 并按不同控制权标准, 将上市公司区分为股权分散和具有最终所有者两种类型。其研究结果表明, 在以20%投票权为最终控制形态划分标准以及以各国超大型公司为研究样本的条件下, 27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市公司中, 除了美国、英国及日本显示出较高的股权分散比率外, 其余国家大都存在最终控制股东, 而且有17个国家和地区以家族控制为最主要的控制形态, 其中投资者保护制度较不完善的11个国家显示出较高的家族控制比率。Claessens等人参考La Porta的研究方法, 探讨了东亚九个国家总共2 980家公开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 结果也发现家族控制广泛存在于东亚九国的公司中。这些研究结果也都证实了“股权集中在全世界较为普遍”这一观点。

以上的研究同时表明, 大股东并不简单地持有股份, 而是积极地参与到公司治理中。

那么, 是什么样的利益驱使大股东放弃分散投资的好处, 承担起不可忽略的监督成本, 而积极投身于公司治理当中呢?Grossman和Hart (1988) 为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开创性的答案。他们认为, 大股东可以通过获取控制权得到控制权共享收益和控制权私有收益。所谓控制权共享收益, 是指大股东获得控制权后, 通过加强公司管理、降低内部交易成本等方式创造公司价值, 此收益为全部股东所共享, 主要表现为公司股票的资本利得以及股利分配所得;而控制权私有收益是指大股东获得控制权后, 利用公司内部信息使大股东关联公司获取超额利润, 或者通过侵占公司财产、以低价将中小股东驱逐以及利用大股东的声望等方式为大股东获取的其他股东无法享有的超额收益。Jensen和Meckling (1976) 提出, “内部股东的私有收益不仅来自货币性收益, 而且包括由不同种类非货币性收益带来的效用”。Bebchuk和Kahan (1990) 对控制权私有收益这样定义:“控制权私有收益是指内部股东运用其掌握的控制权来侵占其所能获取的所有价值 (这些价值不能在股东间进行分配) 。”Coffee (2001) 认为控制权私有收益是“那些控制公司的人因为自我利益而从公司中掠取的利益”, 这些利益并不与其他股东分享。Dyck和Zingales (2001) 认为, 控制权私有收益是指“公司中只能由控股股东享有而中小股东不能分享的利益”。

从以上定义中可以看出, 控制权私有收益是通过公司控制权来实现的。公司控制权是指通过投票权实现对企业主要管理人员的任免及对重要经营管理活动的决策权和监督权。控制权的拥有者可以凭借这种权利, 按照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经营公司并从中获益。控制权可以为控制方带来利益, 这种利益就包括控制权共享收益和控制权私有收益。公司控制权可以在股东、经理、债权人、政府甚至员工之间分配。无论哪方获得控制权, 其都有可能利用控制权来获取控制权私有收益。区别只在于主体不同, 获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方式不同而已。不可否认的是, 企业正常状态下的所有者是股东, 而且这一正常状态是证券市场上的常态, 因而本文研究的是股东的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计量模型。

二、控制权私有收益计量模型的分析与评价

实务中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计量是很困难的。正如Dyck和Zingales (2002) 所指出的:“直接测量控制权私有收益是非常困难的。只有当外部股东发现度量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私有收益非常困难或者不可能时, 外部股东才会这么做。如果控制权私有收益很容易度量, 那么这些收益就不是私人的, 因为外部股东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要求补偿这部分损失。”Dyck和Zingales (2004) 认为, 除了上述因素外, 控制者在原有控制性资源中所凝结的主观精神价值, 因个体偏好的差异, 也很难统一和直接量化。控制权私有收益的隐秘性和控制者主观价值判断的不确定性, 使得从外部直接对控制权私有收益进行度量陷入了困境。因此, 目前对控制权私有收益度量的基本思路为:找到一个合适的基准价格, 通过比较控制权交易价格与基准价格之间的差额来计算控制权私有收益。

1. 控制权私有收益计量的主要方法与相关文献。

(1) 涉及控制权转移的大宗股权转让的控制权溢价模型。涉及控制权转移的大宗股权转让的控制权溢价模型 (BH模型) 是由Barclay和Holderness在其1989年的论文《公共公司的控制权私有收益》中首先提出的。他们认为, 控制权私有收益反映在大宗股权交易溢价上, 因而可以用大宗股权转让的价格相对于公开市场的股票交易价格的溢价水平来衡量控制权私有收益。这种方法简单方便, 在目前的实证研究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我国学者对于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测量大多集中于大宗股权交易, 基本遵循BH模型。唐宗明、蒋位 (2002) 以1999～2001年间沪深两市的88家上市公司共90项大宗国有股和法人股转让事件为样本, 以转让价格的溢价水平作为度量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指标, 研究结果表明, 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平均侵害程度不高 (我国平均溢价水平为6%, 低于各国平均溢价水平) , 但个别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侵害却极其严重。韩德宗、叶春华 (2004) 以1998～2001年四年间发生的88起控制权转移的上市公司为样本, 研究结果表明, 1998～2001年这些公司的平均溢价水平分别为17.5%、19.9%、8.8%和9.0%。另外, 他们还将我国的控制权私有收益与其他国家的控制权私有收益进行了比较, 发现我国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平均值大于世界各国的平均值。

(2) 投票权差异的控制权溢价模型。投票权差异的控制权溢价模型是针对那些存在两种不同类型股票的公司, 这两种股票现金流要求权相同, 但投票权不同。Lease、Mc Connell和Mikkelson于1984年在他们的论文《封闭公司的不同投票权的市场价值》中利用“投票权差异的控制权溢价模型 (LMM模型) ”对公司控制权价值进行了研究。LMM模型主要研究拥有多种投票权的双重股权的公司。所谓多种投票权的双重股权是指公司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类型的股权, 它们具有相同的现金流要求权, 但具有不同的投票权。因此, 掌握了具有投票权的股票才能对公司决策产生影响, 也才能控制公司。LMM模型认为, 在一般市场上的股权交易都是发生在小股东之间的, 而小股东并不能享有控制权私有收益。因此, 不具有投票权的证券市场价值仅仅代表了公司的现金流价值, 而不包括公司的控制权价值。然而, 具有投票权的证券市场价值不仅包括公司现金流价值, 还包括公司控制权价值。因此, 具有不同投票权的证券市场价值间的差异就能够反映公司控制权价值。

(3) 上市公司被ST前后的累积超额收益模型。这一模型是由香港学者Bai、Liu和Song (2002) 在研究中国上市公司时提出的。他们认为, 我国股票市场上某个公司被宣布ST前后的累积超额收益率就是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良好估计值, 并认为其方法与Barclay、Holderness (1989) 的方法是一致的。他们认为, 一家上市公司被宣布ST之后, 控股股东为了保住壳资源往往会频繁运作, 企图改善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 这些努力自然会反映到上扬的股价中。他们考察了1998～1999年被宣布ST的50只股票的价格变动情况, 发现ST公司22个月的平均累积超额收益率高达29%, 并且控制权的价值与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及其他大股东的股权集中度成正比。刘睿智、王向阳 (2003) 采用类似的方法, 测算出我国控制权私有收益水平高达56.73%, 反映出我国证券市场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侵害非常严重。

(4) 控制权交易价格和小额股权交易价格的差额模型。该方法是由Hanouna和Shapiro (2002) 提出的, 此方法是以控制权交易价格和小额股权交易价格的差额来衡量控制权价值的。他们对7个国家1986～2000年间发生的9 566宗收购案进行分析, 根据产业类别和交易时间将控制权交易和小额股票交易进行配对发现, 控制权交易价格比小额股权交易价格平均高出18%左右。我国也有一些学者采用类似的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进行了研究。朱峰、曾五一 (2002) 研究发现, 在上市公司股权交易中, 控股权交易的平均溢价水平与一般股权交易的平均溢价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控制权交易的平均溢价水平明显高于一般股权交易, 平均超额溢价幅度达到17.4%。叶康涛 (2003) 通过分析我国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转让交易中控股股份与非控股股份在转让价格上的价差, 对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的隐性收益水平进行直接测算, 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控制权的隐性收益约为流通股市价的4%, 相当于非控股股东的非流通股转让价格的28%。施东晖 (2003) 选取一年内同时发生控制权交易和小额股权交易的35家上市公司, 构造了一个近似理想的配对样本, 并以配对样本中两种不同份额的股权交易价差作为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测量结果。

2. 对控制权私有收益计量模型的评价与分析。

第一种方法, 涉及控制权转移的大宗股权转让的控制权溢价模型, 即BH模型。由于模型简单方便, 因此得到广泛的推广与应用。但不可否认的是, BH模型的推导依赖诸多的假设。首先, BH模型假设控制权出售者具有完全的讨价还价能力, 这一假设明显与事实不符, 出让方的砍价能力的差异可能会对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大小产生影响。其次, BH模型假设市场有效, 从而认为股票市价反映了控股股东享有的控制权证券收益, 这个假设在我国不成立。再次, 由于我国股市投机性质较明显, 影响我国股价的“噪声”较多, 因此股票的市场价格难以反映公司控制权证券收益。综上所述, 在当前证券市场环境下, 股票市场价格不能真实反映控股股东享有的公司控制权证券收益成为限制BH模型在我国运用的关键因素。

第二种方法, 投票权差异的控制权溢价模型。利用“投票权溢价”来分析控制权私有收益的确有其独到之处, 但是其缺陷也是明显。例如, 在很多国家, 法律禁止发行含有不同投票权的股票, 因此这个方法的应用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第三种方法, 上市公司被ST前后的累积超额收益模型。这一模型把上市公司被ST前后的累积超额收益等同于控制权私有收益的价值, 然而, 上市公司被ST前后的累积超额收益不仅体现在可借此获取控制权私有收益上, 也包括其他同样重要的收益, 如分散风险、满足企业发展资金需要、降低资本成本、提高资产流动性、获取外部监督以及品牌效应等。因此, 这一方法很可能高估控制权私有收益。此外, 由于ST公司数量在上市公司中所占比例不高 (10%左右) , 因此不能用ST公司存在的情况来替代整个市场的情况。

第四种方法, 控制权交易价格和小额股权交易价格的差额模型。利用同一市场控制权交易和非控制权交易的价格对比来分析控制权私有收益存在一个重要的缺陷, 那就是很难严格地给控制权交易和非控制权交易划出一个界线。有时, 股权交易比例较高并不意味着控制权的易手;而有时, 小比例的股权交易也可能包含了控制权的转让。

还有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是:各种间接度量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方法都忽视了一个问题, 即控制权私有收益实际上包括一些不能用货币度量的心理收益。这种心理收益也是控制权私有收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这部分收益可能因人而异, 不能完全反映在一些外在的价格指标上, 例如股权协议转让价格、投票权溢价等。

三、控制权私有收益计量模型的改进

Grossman和Hart提出的“控制权价值的两分论”, 认为一个公司中大宗股权的转让可以带来控制权收益, 而这种收益可以分为两种, 即控制权证券收益与控制权私有收益。其中控制权证券收益是可以为所有股东共享的, 是由股票价格的变化和所有权集中 (如监督的正效应) 带来的利益;控制权私有收益则是通过侵害中小股东利益实现的。这样, 在诸如兼并、收购等涉及控制权转移的大宗股权交易中, 买卖双方最终达成的交易价格不仅能反映出买卖双方对控制权证券收益的估价, 还能反映出他们对控制权私有收益的估价。另外, 假设市场有效, 股价就等于公司未来股利的现值。由于公司股利是公司控制权共享收益的主要载体, 并且资本利得也表现为股价的差异, 因此股票的市场价格反映出了所有股东 (控制股东和中小股东) 对公司控制权证券收益的估价。这样, 当发生涉及控制权转移的大宗股权交易时, 买卖双方达成的交易价格与公司股票市场价格的差额就反映了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大小, 而此差额正是所谓的控制权溢价。

笔者认为, 在当前证券市场环境下, 股票市场价格不能真实反映控股股东享有的公司控制权证券收益, 这已成为限制BH模型在我国运用的关键因素。为了使BH模型适用于我国证券市场环境, 我们需要寻找一个替代“股价”的变量来反映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所享有的控制权证券收益。在国内的研究中, 许多学者建立了适合我国特色的控制权私有收益计量模型, 较多学者在研究中都选择将每股净资产作为替代股价的变量, 但是由于每股净资产中包含了诸如三年以上应收款、长期待摊费用等所谓的不良资产项目, 因此, 需要对每股净资产指标进行一定的调整。修正后的控制权私有收益计量模型为:

其中, PBC表示控制权私有收益水平, P表示含控制权转移的股权交易价格, NA表示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 N表示转让的股权比例。

参考文献

[1].韩德宗, 叶春华.控制权收益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统计研究, 2004;2

[2].唐宗明, 余颖, 俞乐.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的经验研究.系统工程理论方法应用, 2005;6

[3].余明桂, 夏新平, 潘红波.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实证分析.管理科学, 2006;3

不同规模奶牛养殖的成本和收益比较 第9篇

一、我国奶业的生产现状

1. 我国奶类的产量和人均占有量。

我国奶类生产主要是以牛奶为主, 牛奶占奶类总产量的90%左右。2000年, 全国牛奶总产量827.4万吨, 人均占有量仅6.6千克;2005年比2000年牛奶总产量增长2.3倍, 达到2 753.4万吨, 人均占有量上升到21.1千克;2010年比2005年牛奶总产量又增长30%, 达到3 570万吨, 人均占有量为26.6千克。10年间, 人均占有量增长了3倍, 奶业发展很快, 成绩举世瞩目。但是, 如果与世界人均奶类占有量100千克、发达国家人均奶类占有量300千克相比, 我国的奶业尚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

2. 我国奶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近几年来, 我国奶业生产得到了长足发展, 出现了蒙牛、伊利、三元、光明、完达山等奶业生产集团, 为推动我国奶业生产发展作出了贡献。但不容忽视的是, 自2007年开始, 受奶品安全事件、饲料成本大幅度上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奶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波动, 饲养奶牛的效益大幅度下降, 有的甚至亏本。我国奶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奶牛养殖规模、牛群结构和养殖水平存在“小、散、低”的问题。据调查, 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发生后出现的倒奶农户都是小规模养殖户。这些散户既没有冷却、冷藏储奶设备, 更缺乏最基本的卫生设施, 再加上他们实行的是分散养殖, 一般管理水平都较低, 不仅鲜奶的卫生指标低, 而且牛奶的产量和营养指标也低。可见, 奶牛散户养殖的农户抗击市场风险能力很差, 不能承受即使是很小的市场波动。

(2) 技术支撑体系薄弱, 服务体系不健全。奶牛产业是技术密集和资金密集型行业, 属于农业中的“重工业”, 投资大、周期长、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均较大, 需要从优质牧草的种植、加工、青贮饲料制作、饲料贮备、奶牛饲养管理、发情配种、犊牛养育和挤奶、牛奶加工及牛奶销售等方面获得技术和资金支持。目前, 多数奶农还处在技术缺乏、养殖分散、规模较小、手工挤奶的生产状态, 而技术服务部门服务半径过大, 难以顾及全面, 造成奶牛营养代谢病和乳房炎发病率居高不下, 原奶质量难以保证, 生产效率难以有效提高。

(3) 乳品质量得不到保证。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 人们对食用乳制品消费有一种恐慌心理, 以致市场上乳制品销量急剧下降, 究其原因是乳制品质量难以得到保证。奶业生产的产业链很长, 从奶牛饲料入口开始, 到产出鲜乳、冷藏运输、乳品企业接收、进一步深加工, 再到乳制品包装、运送到商场上市, 最后到消费者手中, 乳制品在整个流通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造成重大安全事故。如何确保乳制品质量、强化生产管理, 是当前奶业生产中亟须解决的问题。

二、不同规模奶牛养殖的成本比较

任何产品的生产只有达到一定的规模才会产生较好的效益, 即通常所说的规模效益。为此, 我们将奶牛的饲养业按农户散养和规模饲养两种方式来进行会计核算, 以便对其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前者是指饲养规模小于10头;后者又分为小规模 (大于10头小于或等于50头) 、中规模 (大于50头小于或等于500头) 、大规模 (大于500头) 三种。

奶牛养殖总成本由物资费用和人工费用两大部分构成。不论奶牛养殖规模大小, 物资与人工费用占总成本近90%, 是奶牛养殖最主要的成本, 其中物资费用的饲料等直接费用约占总成本的65%, 固定资产折旧等间接费用约占总成本的15%;人工费用包括家庭用工费用和雇工费用, 约占总成本的10%。从奶牛头均养殖总成本看, 大规模养殖的总成本最大, 其次是中规模、散养和小规模养殖的成本最小。大规模养殖的精饲料费用、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和管理费用、雇工费用等都显著地高于散户和小规模饲养, 因此, 散户和小规模饲养生产成本比较低。奶牛养殖总成本构成具体见表1。

由表1可见, 在奶牛饲养总成本构成中, 间接饲养成本 (除了直接成本中的精饲料费和青粗饲料费以外的直接费用、间接费用和人工费用) 所占比例较小且相对稳定, 饲料成本就是影响总生产成本的决定性因素, 也就是说饲料价格的变动直接决定了生产成本的走势。2007年玉米的价格从年初到年末上涨幅度较小 (1.36元~1.55元/千克) ;到2008年底, 价格小幅下行, 与2007年初基本持平;从2009年初开始, 价格一路攀升, 年底达到1.77元/千克;到2010年底, 玉米价格高达2元/千克以上。豆粕的市场价格从2007年初的2.1元/千克一路飙升到年末的3.6元/千克, 涨幅高达71.5%;至2008年7月底, 全国豆粕价格达到4.51元/千克, 之后, 开始震荡下行, 年底回落到3.02元/千克;到2009年底, 豆粕价格又稳步上升到3.54元/千克;进入2010年, 豆粕价格开始下行, 降至近年最低水平, 为2.77元/千克, 但仍明显高于2007年年初水平。

单位:元/头

注: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 (2009~2010年) 整理, 表2同。

单位:千克、元/头

由于玉米和豆粕、DDG和棉粕等主要蛋白质饲料价格的暴涨, 各大饲料公司奶牛浓缩料和精料补充料的价格多次提价, 涨幅达到了50%以上, 最终导致2008年和2009年奶牛养殖生产成本比2006年和2007年明显加大。

三、不同规模奶牛养殖的成本收益比较

不同规模奶牛养殖的成本收益情况具体见表2。由表2可以看出, 大中规模养殖的奶牛单产显著高于散户和小规模养殖的单产。然而, 大中规模养殖的成本利润率并没有同步增长, 反而散养和小规模养殖户的成本利润率高于大中规模养殖。这表明, 我国的奶牛养殖业仍处于较低的水平, 规模效益尚未发挥出来。

散养和小规模养殖模式的成本利润率高于大中规模养殖模式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牛奶的质量差价很小, 导致后者的相对收入不高;二是在牛奶市场低迷的情况下, 前者比后者更容易缩减成本来维持生产。

不过总的看, 大规模化饲养与散户和小规模饲养相比还是处于优势, 主要表现在: (1) 有利于奶牛的营养调控和饲料的科学配置, 可避免散养饲料搭配不当而造成的奶牛前胃迟缓、瘤胃积食、难产等问题, 从而节省治疗费、医药费支出。 (2) 分散无序的生产不便于现代化技术和机械化的实施, 不利于新技术的推广与服务;而规模化饲养奶牛则可开展繁殖控制、胚胎移植、鲜奶集中榨取、对鲜奶产品质量进行控制等一系列现代养牛技术。 (3) 养殖规模小, 产值和总体效益都不能形成“大市场”, 奶牛业可持续发展的空间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四、促进奶业健康发展的几点建议

1. 转变养殖方式, 加强科学管理。

一些小型奶牛养殖场和散养殖户在整个奶业链中处于绝对劣势地位, 不论是在奶价还是在饲料价格谈判中, 单个奶农几乎没有发言权, 企业、奶站、饲料供应商都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特别是在牛奶销售环节, 由于牛奶是一种鲜活易腐产品, 季节性、时间性较强, 在生产、运输过程中对技术和设备的要求较高, 市场风险非常大。因此散户和小规模养殖要逐渐向大型规模奶牛养殖场和新型奶牛养殖小区转变, 建立合理的牛群结构, 采用科学的饲养方式, 推行标准化养殖和管理模式, 实行奶牛规模化、专业化、优质化生产。同时推广科学饲养技术, 加强饲料基地建设, 扩大青贮饲料生产, 加快普及机械化挤奶, 加强饲养环节的技术服务, 提高基层畜牧兽医人员业务素质和进场入户服务水平。

2. 完善原料奶的价格形成机制, 确保奶农增收。

2006年, 原料奶收购价格在1.8元~2.2元/千克, 2009年上升到2.4元~2.8元/千克, 上升幅度不足30%, 远远低于饲料价格的上涨速度, 以致奶农的增收不明显。

所以, 要构建合理的原料奶的价格形成机制, 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建立牛奶生产成本与销售价格的联动机制, 使原料奶的价格上升幅度最起码不低于饲料价格的上涨幅度;二是推动原料奶价格的合理上升, 确保奶农的收入, 避免奶业生产的下滑;三是建立原料奶质量第三方检测制度, 逐步实现原料奶收购的优质优价;四是构建奶制品加工企业与奶农的利益联结机制, 防止奶价过低损害奶农利益。

3. 提高奶牛养殖科技利用率, 降低饲养成本。

推广普及科学饲养管理技术是提升奶牛养殖整体水平的关键, 也是提高原料奶产量和质量的重要措施。因此, 要着力促使各级畜牧部门和技术研究推广单位, 为奶农提供优质的技术服务, 切实提高奶牛养殖科技的利用率, 降低饲养成本。

4. 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

与奶业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奶牛养殖在单产水平、牛奶质量和奶牛养殖管理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应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 引进、借鉴、学习先进国家的经验和技术, 促进我国奶牛养殖整体水平的提高。应通过加强国际合作, 有计划、有目的地引进奶牛优良品种, 进一步改良和提高我国奶牛性状。同时, 还要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科学的奶业生产组织形式, 提高奶牛养殖的经济效益。

摘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牛奶的消费量势必不断增长, 因此, 研究奶牛饲养成本和收益的影响因素, 推进规模化养殖, 对稳定牛奶供给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我国不同规模奶牛养殖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分析, 结合奶牛养殖面临的主要问题, 提出降本增效和稳定奶业发展的建议。

关键词：奶牛养殖,散户养殖,规模养殖,收益比较

参考文献

[1].马淑华等.当前牛奶价格及奶业生产成本分析.农业知识 (科学养殖) , 2010;8

[2].张永根, 唐赛涌.黑龙江省不同养殖方式的奶牛生产成本效益分析.中国奶牛, 2008;7

[3].卢晓春, 张立国.农户奶牛养殖模式的分析及探讨.吉林畜牧兽医, 2007;11

比较收益 第10篇

产品分成合同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印度尼西亚首创的, 后来这种合同逐渐被一些石油资源主权国和一些国际石油公司所接受,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形成一种较为通用的合同类型。目前, 全世界有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石油合作采用这种模式。

这种合同的主要特征是: (1) 资源国拥有石油资源的所有权, 其指定机构 (政府主管部门或国家石油公司) 拥有石油勘探、开发、生产、运输和销售的专营权。 (2) 外国石油公司与资源国政府 (或该国石油公司) 签订合同, 作为承包商在合同区内从事石油勘探, 开发和生产作业。 (3) 承包商要承担勘探风险, 若有商业性发现, 还要承担开发和生产费用。 (4) 合同区内发现的油田投产后, 全部产量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为成本油, 另一部分由资源国政府与承包商按合同规定的比例分享。 (5) 资源国政府 (或国家石油公司) 通常掌握管理权和监督权, 而日常作业管理由承包商负责。 (6) 承包商如果盈利, 应向资源国交纳所得税。 (7) 用于合同区内石油作业的全部设备和设施通常归资源国所有。

二、合同各方收益分配影响因素

1. 资源国政府获得收益的方式

在国际石油合作中资源国政府获得收益主要是通过以下方式:

(1) 定金。定金是外国石油公司为获得勘探或生产权而支付给地面财产权所有人或国家的一种费用。定金可以在签定合同或授予许可证时收取, 称为签字定金, 也称为许可证定金, 也可在有商业性发现时收取, 称为发现定金, 还可以在达到一定生产规模时收取, 称为生产定金。

(2) 租金。个别产品分成合同中规定外国石油公司要按面积交付租金, 征收方式大体有以下几种: (1) 按合同规定的期限, 各个勘探阶段的租金一次交清, 或按矿区面积定一个租金单价一次交清; (2) 按合同规定的矿区使用总面积交一笔年金, 且逐年增加; (3) 以一定年限为阶段, 以年金形式支付; (4) 在按年金形式支付的前提下, 对勘探阶段、开发阶段或生产阶段支付不同标准的租金。有些国家规定, 在产油后外国石油公司可回收己支付租金, 有的规定不能回收。

(3) 矿区使用费。矿区使用费是随着租让制合同而产生的, 是矿产资源所有者把矿产资源出租给他人使用而获得的一种权益所得, 矿产资源的所有者一般为政府。矿区使用费通常是按油气产值的一定比例征收。因此, 矿区使用费的费率是决定矿区使用费高低的重要因素之一。费率的形式有固定费率和滑动费率两大类, 滑动费率确定的指标多种多样, 有以单因素指标确定, 也有以双因素指标确定的矿费费率。一种灵活的带滑动比例的矿区使用费收取办法, 即每天的产量越高, 矿区使用费的比例越高, 滑动比例按产量或其他容易识别的标准来划分。但这种办法的不足之处是大油田并不总是高利润的, 矿区使用费的比例提到很高的百分数时, 可能使一个大的油田发现无利可图。

(4) 干股。在石油合作勘探开发合同中, 有些资源国政府规定了一种称为干股的参股方式。资源国政府参与干股, 则它对勘探投资只是在名义上参与, 而实际上发生的勘探费用仍由外国石油公司筹措, 并由外国石油公司承担勘探风险。干股的优点是, 它不会影响项目的盈利率, 但干股对每一美元风险投资的期望值都有不利影响。外国石油公司要负责百分之百的风险投资, 也即它承担了最大的风险, 因此它就必然期望着获得一笔不小的报酬。

(5) 利润分成。利润分成即利润油分配方式, 这一因素是资源国和承包商都关注的要件, 产品分成合同的利润分成模式世界上采用颇多, 方式各有不同。产品分成合同制中, 总产值减去矿区使用费后的净收入扣除成本油的那部分称为利润油。在利润油条款中规定利润油分配的比例。这一点在承包商影响因素中具体分析。

(6) 获得经济收益的其他方法。资源国政府除了从石油合作中获得现金、实物外, 还有其他方法获得相当份额的油气田经济收益。主要有:

(1) 勘探面积的撤销。撤销条款主要是促使外国石油公司将占有的面积逐渐减少, 以便可集中力量于最有利地区, 政府也可将撤销的面积重新对外租让, 并可以从中获得大量经济收益。撤销条款一般不包括正在开发和已生产的面积。在整个勘探阶段结束时, 除去正在开发和己生产的面积外, 应全部撤销其合同面积, 勘探面积的撤销一般都是按勘探的不同阶段而规定不同的面积撤销比例。

(2) 合同期限的缩短。油气田平均生产期约为20年, 很大的油田可能生产几十年。在北美和中东有些油田已生产了七八十年, 因此限制合同期, 譬如规定生产期在20年以内, 这是政府获得经济收益的一种重要手段。如果在合同期末租地完全归还给国家, 那么政府还可以在最后5年至10年的时间继续维持油气田生产。由于合同生产期的后期缩短, 这种获得经济收益的做法不会严重影响盈利率。因此合同里规定一个折衷的做法, 即在租期结束时重新谈判条款和条件, 油田剩余可采储量可按当时通行条件进行生产或通过谈判确定的条件进行生产。

(3) 免费供应。大多数石油公司掌握高度成熟的地质、技术和经济领域知识, 并利用这些专门技术诀窍, 可使从事石油勘探开发和生产石油的国家得益。因此, 在国际石油合作中, 资源国可以要求石油公司开创与石油工业有关的其他工业, 并进行人才的教育和培训, 也可要求石油公司进行特定的科学研究和发展项目, 国家通过在这些项目中获得好处。

2. 财务条款对承包商收益的影响

(1) 单一条款对承包商投资收益的影响

(1) 折旧方式和折旧年限。一般来讲, 允许的折旧年限越短, 折旧速度越快, 项目投产初期计算应纳税所得时的扣减金额越大, 所得税额少而净现金流量高, 对项目净现值和内部收益率有正面作用, 会鼓励外国石油公司采取增加固定性投入、安排高的初期产量策略。

(2) 成本油回收和回收项目。对于成本油规定的变化, 不管是固定比例还是滑动比例, 成本油上限高都会提供通过回收开发投资、增大前期现金流量而提高项目净现值的空间和可能性,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鼓励高固定投入的方案, 当结余成本油全部归资源国政府时更是如此。有些国家对发生的所有成本、费用均允许按有关规定进行回收, 如投资、操作成本、投资贷款利息、定金和地租等, 而有些国家规定, 定金、地租和利息不得在成本油中回收。结余成本油的处理有三种方式, 一是结余部分全部归资源国;二是结余部分按利润油分成比例分配;三是按一固定比例双方分配。若结余成本油按利润油处理, 并且实际成本不超过成本油界限, 那么承包商所获利润的多少直接与成本的高低有关。如果结余成本油归资源国, 承包商所得与利润油成本的多少无直接、明显的关系。

(3) 利润油分配方式。利润油分配比例有固定比例和滑动比例两类。在产品分成合同中, 约有35%的合同采用固定比例进行利润油的分配。按滑动比例分配, 确定利润油分成比例的滑动指标有产量 (日产量、年产量、累计产量) 、R系数、投资报酬率 (ROR) 、内部收益率 (IRR) 、投资倍数 (IM) 、油价和时间, 其中以产量作为滑动指标的合同最多, 其次是R系数、内部收益率 (IRR) 和报酬率 (ROR) , 只有个别国家采用投资倍数、油价和时间。利润油分成比例均随滑动指标值的增大而提高。

年产量随时间呈指数递减, 产量前期高后期低, 而合同条款规定, 产量越高承包商利润油分成比例越低, 因此承包商利润油分成比例是初期低, 以后随产量的降低分成比例升高, 约在5年至6年后趋于稳定。

投资报酬率 (ROR) =平均净现金流/投资, 它随时问呈递减趋势, 由此确定的承包商利润油比例随时问呈阶梯状上升, 前期低, 后期高。

累计产量通常随时间呈对数上升, 由此确定的承包商利润分配比例是前期高、后期低, 随时间呈阶梯状下降。

采用R系数作为滑动指标确定利润油分成比例的合同, 对R系数的计算并无统一规定, R系数=Σ承包商收入/Σ投入, R系数通常在前几年由低向高快速上升, 以后趋于稳定。由此确定的承包商利润油分成比例前期高、中后期低, 随时间呈阶梯状下降。

上述四种滑动指标中按产量滑动和按投资报酬率滑动确定的利润分成比例是前期低、后期高。按固定比例和累计产量及R系数来确定利润油分成比例, 其结果是前期比例增加。因产量前期高, 后期低, 所以承包商所获利润油更多地集中在前期。

固定比例、累计产量、R系数这三项指标属后期加载财务制度, 可使承包商在生产的前期获得更多的现金流入。在这种财务制度下, 可考虑以适当的投人增加初期产量。而投资报酬率、年产量指标属于前期加载财务制度, 承包商在生产的前期获得的利润油相对较低, 前期的现金流人少, 在这种财务下应根据滑动指标值及相应的分成比例适当控制产量, 不使初期高而递减过快。

(4) 所得税税基。公司所得税的税基也就是税前利润、税前净收入或所得税的应纳税收入。所得税的应纳税收入等于总收入减去合同或石油立法中规定允许的成本项目和费用。有些国家对国际石油合作项目采用滑动比例的所得税, 滑动指标有产量、R系数、投资报酬率等。因为利润受其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 该条款对项目方案选择的影响不容易确定, 一般按产量或投资报酬率滑动的所得税不利于初产高的方案, 而按R系数滑动时则相反。

(2) 条款之间的交叉作用对承包商投资收益的影响

(1) 矿区使用费和利润油分成。按产量滑动的矿区使用费和按累计产量或R参数滑动的利润油分成比例对项目方案和净现值的影响方向不同。同理, 按年或R参数滑动的矿区使用费和按年产量或投资报酬率滑动的利润油分成比例对项目方案和净现值的影响方向也不同, 对方案效益的综合影响需视具体强度而定。

(2) 具他合同条款与折旧有关时, 折旧速度对收益的影响。如前所述, 加速折旧独立作用会增加项目前期的现金流入, 提高净现值。但如果矿区使用费也同时按R系数滑动, 前几年的高额折旧会通过提高R系数使矿区使用费费率提高, 从而增加现金流出, 使项目净现值下降。正反两个方向作用的结果, 需视折旧和矿区使用费的具体数额分析确定。

折旧额的多少对收益的影响不只是从成本回收上增加或减少现金流, 还会从其他方面对收益产生影响。如用报酬率和R系数确定利润油分配比例, 折旧额可通过投资报酬率和R系数指标的计算来影响利润油分配的比例, 进而影响收益。折旧速度快, 折旧额高, 承包商收入额则高, 所以投资报酬率和R值亦高, 根据条款的规定, 指标值高承包商利润油分成比例低。所以折旧速度快有可能使承包商利润分配比例进入较高一级台阶范围, 而使利润油所得减少, 现金流亦减少。

三、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1) 在产品分成合同中, 油价风险、产量风险、实际操作风险及资源国国内政治风险等一些凤险因素均由承包商承担, 而资源国政府通过利润油滑动比例分配方式, 如年产量滑动、R系数、累计产量滑动、投资收益率和其他调整因子等因素来控制承包商的利润分成。

(2) 对资源国政府前期所得相对少而后期所得比例高的后期加载条款为主的合同项目, 重点考虑初产量高的方案;反之, 控制初产、力求较长时期的稳产, 然后缓慢递减的产量安排较为适宜。

(3) 资源国政府可以通过定金、地租、矿区使用费等多种手段降低自身风险, 保证项目有所收益, 但如果这类费用过高, 财务条款过于苛刻, 也会降低承包商的投资热情。

(4) 资源国政府以及承包商的收益影响因素, 体现了一国财务条款的严苛程度, 这也跟本国资源天然丰度、地质条件、运输便利条件、国家政治经济发达程度息息相关, 如何制定财务条款对我国今后参与国际竞争, 取得商业利润有很大帮助。

摘要：作为国际石油合作中主流的合同模式, 产品分成模式被广泛应用于国际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开发投资项目中, 在这种模式下, 合同双方最关注的莫过于各自的利益分配情况。本文通过提出影响合同双方收益的财务条款因素, 并进行对比分析, 总结出资源国和承包商在追求利益最大化、降低风险时, 合理科学应用这些财务条款, 满足各自的商业需求。

关键词：产品分成合同,财务条款,收益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徐振强、王育红:国际石油合作合同模式的特征及演进[J].国际经济合作, 2003年第1期

[2]薛久亮.靳凤兰:国际石油合作分成模式经济评价研究[J].石油化工技术经济, 2001第6期

[3]葛艾继 郭鹏 许红:产品分成合同中影响承包商收入的几大因素[J].国际石油经济, 2002年10月第10卷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