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农业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精选11篇）

农业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第1篇

农业企业作为农业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 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其竞争力的提高关乎企业自身乃至整个行业的发展。然而, 受农产品同质性的影响, 农业企业的局部问题极易引起整个产业或行业的危机, 正如古语所言“城门失火, 殃及池鱼”。2012年12月18日, 央视《朝闻天下》曝光了山东省高密、平度、滕州等地养鸡场使用违禁药物催肥速生鸡, 而这些抗生素鸡在没有经过检疫的情况下, 被山东六和集团收购, 并以每月约40吨的量供应肯德基。受该事件的影响, 百胜集团旗下的肯德基、必胜客等品牌的销售业绩出现大幅下滑, 六和集团母公司新希望的股价在事件曝光后也连跌3天, 累计跌幅达6.59%, 市值蒸发超过14亿元人民币。此外, 多家国内肉鸡产业类公司也深受牵连, 益生股份3天累计跌3.89%, 民和股份3天累计跌3.19%。因此, 要避免类似该事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行业传染效应的发生, 农业企业间应形成某种行业规制, 以规范和约束农业企业的行为模式, 从而促进整个行业的持续稳健发展, 形成共赢的局面。

企业社会责任意味着企业需要通过各种商业和社会行为, 保护和提高社会和组织现在和未来的福利, 并保证对各种相关利益者产生公正和可持续的利益[1]。不少研究都表明企业可以通过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获得竞争优势[2,3]。鉴于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竞争力提升的重要作用, 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 (1) 以企业社会责任作为农业企业间的行业约束, 是否有助于农业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2) 农业企业社会责任是如何影响企业竞争力的?其作用机理如何?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企业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一组契约集合体, 所谓的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对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产生影响或者能够被企业实施战略目标的过程影响的个人与团体[4]。利益相关者理论提出企业不仅要对股东负责, 而且要对利益相关者负责。企业社会责任是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并平衡其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包括消费者、股东、员工和社区等, 以保证多元资本的保值和增值[5]。从农业企业价值链的角度看, 农业企业通过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等环节实现其价值, 在其价值实现过程中, 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众多, 包括农民、股东、员工、消费者、政府以及农村社区等。因此, 可以说农业企业社会责任是指农业企业对股东、政府、农民、消费者、农村社区等利益相关者所必尽、应尽或是愿尽的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复杂的概念, 涉及多种类型或多个维度。Jamall (2007) [6]根据社会责任性质与动机, 将企业社会责任分为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与利他性企业社会责任。其中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是指能作为营销工具以提升企业形象, 进而增进企业利润的企业社会责任;而利他性企业社会责任是指弥补并非企业所致的公共福利缺陷, 而企业从中获益的可能性不确定的企业活动。据此, 将农业企业社会责任区分为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和利他性企业社会责任。其中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为了实现企业的经济效益乃至长远发展的战略目标, 农业企业对与企业战略目标实现有重要影响的利益相关者所履行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利他性企业社会责任是指受伦理道德或价值观的驱动, 以提高农村社区 (社会) 的福利水平为核心, 农业企业自愿对社区 (社会) 等进行的非生产性投资行为。

(一) 农业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竞争力

农业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关键在于向消费者提供高质安全的农产品或服务, 在市场上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其农产品也与其他同类产品区别开来, 即具有品牌效应, 从而获得消费者以及社会的认可, 进而转化为消费者的货币选票, 使得农产品的销售量以及企业的市场开拓能力得以大大提高。这不但增加了当期的销售收益, 而且创造了未来的市场需求, 农业企业从中可以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 反之亦然。需要指出的是, 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必须从生产者源头抓起[7]。农户作为农业企业经营活动的上游供应商, 能够为其提供初级农产品或原料, 对农产品的质量安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 农户在与农业企业合作的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 缺乏利益保护机制。受短期利益的驱动, 农户在生产过程中往往采取策略性行为, 例如滥用化学品、使用违禁农药等, 片面追求农产品产量增加和成本节约, 使得农产品质量安全存在较大的隐患。因此, 农业企业需对农户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遵循公平交易的原则, 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分配和协调机制, 从生产源头抓起, 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基于企业长远发展的考虑, 以追求价值提升和可持续发展为核心, 农业企业将企业社会责任进行战略管理并整合到企业流程中去, 能够形成企业的竞争优势、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8]。

此外, 农业企业诞生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下, 其行为受一定的政治权力架构约束,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农业企业对政府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政治关联, 并建立高效的信息交流方式、掌握更多的企业信息[9], 形成一种不可模仿的异质性稀缺资源, 最终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农业企业根植于农村, 与农村社区有着无法割裂的天然联系, 在伦理道德的驱动下, 农业企业出于利他性的动机, 对农村社区甚至社会进行非生产性投资, 例如, 参与社区的公益活动、资助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参加慈善捐赠等。农业企业积极履行利他性企业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与农村社区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 降低农业企业与农户之间的交易成本, 从而获得成本优势。从长远看, 农业企业的利他性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社会资本的积累。

资源和能力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基础, 获得具有价值性、稀缺性、不可完全模仿性及不可完全替代性的异质性资源, 企业可以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10]。无论是出于战略性动机抑或是利他性动机, 农业企业通过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不仅积累了人力资源、社会资本和各种化解危机的能力, 而且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有效地整合企业与社会的各种资源和能力, 进而转化成为农业企业的竞争优势。据此, 本文提出:

假设1:农业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竞争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1a:农业企业的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竞争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1b:农业企业的利他性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竞争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 企业声誉的中介作用

企业声誉是外界对企业过去行为和未来价值的一种感知, 描述了企业与主要竞争者相比所存在的吸引力, 企业借此获取社会认同并与外界建立牢固的关系[11], 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利益相关者基于直接经验对企业做出的全面评价, 涉及企业行为与其他主要竞争对手进行比较的信息和其他形式的沟通和符号[12]。根据社会认同理论, 人们对具有吸引力的企业产生认同感, 从而肯定企业的存在价值, 帮助企业建立良好的声誉[13]。农业企业通过对消费者、供应商 (农户) 、政府以及农村社区等利益相关者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可以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对农业企业的“期望”并获得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农业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经过一定时期的积累和传播, 即所谓的“广告效应”, 企业声誉得以大大提升。据此, 本文提出:

假设2:农业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声誉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企业声誉是企业的一种重要资源, 能够为企业提供三种无形的收益:第一, 声誉允许利益相关者遭受了关于企业产品质量或承诺社会责任的不完全信息后, 仍有评价一个企业有价值的能力。第二, 声誉作为一个企业过去与利益相关者互动的信号, 这样难以被其他企业模仿。第三, 一个好的声誉或许能通过改善企业招募和保留其主要的利益相关者———投资者、雇员、客户和供应商———创造经济价值。农业企业声誉是企业的“名片”, 能够将其产品与其他同类产品区别开来, 农产品的差异化成为农业企业的竞争战略, 有利于农业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农业企业根植于农村, 其经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村的资源。在一个“人情文化”较为浓郁、信任度较高且相对封闭的农村社区, 农业企业拥有良好的企业声誉, 有助于与农民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拓宽其关系网络, 积累社会资本。此外, 具有良好企业声誉的农业企业能够获得政府的青睐, 并享受政府的各种优惠扶持政策和稀缺的信息资源。显然, 这些资源形成了农业企业有别于其他竞争对手且不易被模仿的竞争优势。据此, 本文提出:

假设3:农业企业声誉对企业竞争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企业声誉作为企业的一种无形资产, 在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发挥作用的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土地、劳动力、资本、信息和技术, 对于农业企业而言, 同样是不可或缺, 是农业企业发展的根本, 而这些生产要素绝大部分取之于农村, 尤其是土地资源、生产原料以及劳动力。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背景下以及中国关系本位的社会体系中, 农业企业从农村获得所需的生产要素需要借助于政府、村委员会成员等力量。农业企业积极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表现, 在农村社区乃至社会建立了良好的企业声誉, 通过企业声誉的传导作用, 降低了农业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的交易成本, 获得成本优势。另外, 消费者越来越注重产品的品牌, 具有良好企业声誉的农业企业可以将其与同一类型的产品区分开来, 获得产品的差异化优势。无论是成本优势还是产品的差异化优势, 都有利于农业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和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不难看出, 农业企业对利益相关者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通过企业声誉的传导作用, 减少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的潜在风险因素, 获得各种竞争优势。据此, 本文提出:

假设4:企业声誉在农业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与数据

本文选取2011年上海和深圳两市的40家农业 (涉农) 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为了确保数据的有效性, 选取的企业中已经剔除了其中的ST和SST公司。

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各企业的公司网页、相关媒体报道、巨潮资讯网公布的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以及中国上市公司资讯网和新浪财经网公布的财务数据, 由手工录入。数据的处理和检验在EXCEL和SPSS统计软件中实现。

(二) 变量测量

1. 农业企业社会责任。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出现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多维度测量提供了可能并被广泛应用, 其中内容分析法是目前最常用的方法。因此,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测度农业企业社会责任。根据Clarkson (1995) 对利益相关者的分类, 将农业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区分为员工、供应商 (农户) 、消费者、股东、政府、社区 (社会) 和环境七个类别。其中企业对员工、供应商 (农户) 、消费者、股东以及政府的企业社会责任为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 对社区 (社会) 和环境的社会责任为利他性企业社会责任。通过利用农业上市公司的公司网页、年度财务报表、相关媒体报告等资料作为分析内容, 使用指数法衡量农业企业社会责任。打分的标准是:农业企业对某一利益相关者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每一条记录赋予分值为1, 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记录条数越多, 企业社会责任得分越高。若没有一条记录则得分为0。

2. 企业声誉。

企业声誉主要是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评估的认知结果, 其不是一个绝对指标, 而是一个相对指标。在企业声誉的研究中常常使用《财富》杂志建立的“最受尊敬的美国公司”年度调查数据, 因为该调查数据可靠性较强。显然, 研究中国本土的企业声誉不能用该数据进行测量。尽管从2006年开始, 《财富》 (中文版) 建立“最受赞赏的中国公司”的年度调查数据对中国公司进行行业声誉排名, 但是进入评选行列的只有少数涉农企业。为此, 结合企业声誉的内涵, 本文以农业企业获得各种荣誉称号的记录数来衡量农业企业的企业声誉。

3. 企业竞争力。

企业竞争力指标的建立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 国内外多位学者均有研究但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因此, 为了更科学合理地测度企业竞争力, 有必要从企业竞争力的定义入手进行考察。根据Porter and Kramer (2006) [3]对企业竞争力的定义, 一个企业的竞争力可用价值成本之比来衡量, 即价值/成本。而反映市场价值/资产重置的托宾Q值符合企业竞争力的内涵。托宾Q值用来衡量企业的投资价值, 是投资者对企业成长性的市场评价, 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的竞争力。为此, 本文使用托宾Q值来测度农业企业的竞争力。

4.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在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较大规模的企业受社会大众的关注相对较多, 往往承担较多的社会责任。因此, 农业企业的规模会影响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并由此对竞争优势造成影响。因此, 本文引入控制变量:企业规模。其中企业规模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值来表示。

四、实证结果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提供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各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其中, 企业规模与其中几个自变量之间显著相关, 表明把它设为控制变量是很有必要的。企业社会责任 (CSR) 分别与企业竞争力 (CC) 、企业声誉 (CR) 显著相关, 企业声誉 (CR) 与企业竞争力 (CC) 之间也显著相关, 这暗示假设1、假设2以及假设3有可能通过实证检验。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 (SCSR) 与企业竞争力 (CC) 之间显著相关, 而利他性企业社会责任 (TCSR) 与企业竞争力 (CC) 之间则不存在显著的相关系数, 这表明假设1a有可能得到验证, 而假设1b有可能得不到支持证据, 在下文中将对上述假设做进一步的验证。

注:*表示P<0.1, **表示P<0.05。

(二) 回归分析

表2的回归结果检验了农业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声誉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在6个模型中, 模型1、模型2和模型3是基本模型, 测量的是农业企业社会责任对竞争力的影响, 其中模型1和模型2中自变量的系数都显著, 且都为正数, 表明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都显著影响企业竞争力, 假设1和假设1a通过检验。而模型3中的自变量系数不显著, 表明利他性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不显著, 假设1b不成立, 这说明在中国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下, 利他性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不明显。

中介效应存在须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1) 自变量对因变量存在显著影响; (2) 自变量对中介变量存在显著影响; (3) 中介变量对因变量存在显著影响; (4) 自变量与中介变量同时代入回归方程解释因变量时, 中介变量的效应显著而自变量的效应消失 (完全中介效应) 或者减弱 (部分中介效应) 。从表2中模型1、模型4、模型5和模型6的结果可知, 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声誉分别对企业竞争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1和假设3得到了数据的支持。在加入企业声誉这一中介变量后, 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系数略微增加, 而企业声誉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系数则不显著, 没有通过检验, 这说明企业声誉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竞争力之间不起中介作用, 假设4不成立, 没有通过实证检验。此外, 从模型6的结果可知, 农业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声誉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 假设2成立。

注:*表示P<0.1, **表示P<0.05。

(三) 进一步讨论

本文探讨了农业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声誉与竞争力之间的关系, 结果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竞争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其中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对竞争力的影响显著, 而利他性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则不明显, 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为了进一步挖掘农业企业社会责任与竞争力之间的关系, 充分考虑了企业声誉的作用, 但农业企业社会责任对竞争力的影响则基本上没有变化, 企业声誉并没有发挥在其中的中介效应,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呢?

根据资源基础观理论, 可以把农业企业社会责任看做是企业发展所需的众多资源之一, 要充分发挥这种独特的资源, 使其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 必须要通过以下两个条件去实现:

第一, 如何获取该资源。近年来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频频见诸于媒体报端, 农业企业逐渐把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的发展战略结合起来, 这无疑是明智之举。但是农业企业却忽略了利他性企业社会责任, 普遍存在认识上的误区, 把利他性企业社会责任等同于慈善捐赠, 最终使得利他性企业社会责任这一独特的资源没有充分发挥, 反而演化成为一种负担, 甚至会削弱企业的竞争力。因此, 不难理解:为什么农业企业的利他性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不显著。为了更好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获得竞争优势, 农业企业可以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 把社会责任融合到公司的发展战略中以及把企业社会责任延伸到社会中。

第二, 如何合理的整合、利用资源。农业企业想充分发挥资源优势, 除了必须拥有独特的资源, 更主要的是要整合利用好该资源, 使其转化为企业的竞争力。农业企业除了要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不管是战略层面上还是利他性层面上的, 还需将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及情况向外界披露, 以实现该资源转化为企业的竞争力。Hooghiemstra (2000) 提出, 企业向外界披露信息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公共关系策略, 通过自我展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印象管理技巧, 不仅向外界提供了自身行为合法化的信息, 而且可以影响利益相关者乃至社会对企业的评价, 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或声誉, 最终建立竞争优势。然而, 目前只有少数农业企业规范、定期地向社会公开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 整体上而言我国农业企业社会责任意识较薄弱, 这不利于企业声誉效应的形成。上述分析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企业声誉没能在农业企业社会责任向企业竞争力转化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综合利益相关者等理论, 本文构建农业企业社会责任影响企业竞争力的分析框架, 在此基础上, 利用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对相关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农业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竞争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其中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对竞争力的正向影响显著, 而利他性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则不明显。此外, 企业声誉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竞争力之间不起中介作用, 这可能与我国农业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以及传统思维方式、社会经济法制环境等有关。基于资源基础观理论, 本文提出要合理整合不同层面的企业社会责任, 并公开披露, 通过发挥企业声誉效应培育企业竞争优势。

基于以上结论, 本文的政策含义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对农业企业而言, 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并对不同层面的企业社会责任进行有效整合, 建立系统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机制, 对农业企业的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Porter and Kramer (2006) [2]指出, 公益活动之所以未能解放生产力, 是因为企业通常把原本相互依存的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对立起来, 从未考虑将公益慈善与自身战略结合。因此, 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构建系统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实施“两条腿”走路, 战略性和利他性企业社会责任并重, 尤其要走出利他性企业社会责任等同于慈善捐赠的误区, 探索有利于企业竞争力提高的实践模式。

农业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第2篇

【摘要】本文使用文献研究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研究粮食主产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因素，研究结果是必须坚持粮食生产的区域定位，采取措施缩小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论文结论是：把固定资产投资、粮食种植面积、有效灌溉面积、建设用地审批和供应总量确定为政策切入点，以及其他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业经济；城乡统筹；政策研究；商水县

一、引言

从2004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开始，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持续解决“三农问题”，强化“工业反哺农业”，全国农业主产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在此过程中，粮食主产区农业大县在城乡统筹发展中仍然普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保护耕地与建设发展占用耕地之间的矛盾难以破解，土地低效利用闲置浪费现象长期存在，补充耕地后备资源严重不足，违法、违规建设占用耕地现象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等问题。作为粮食主产区的农业县，有着强烈的发展愿望，可不可以主抓一些主导因素，制定一些配套政策，科学合理可持续的促进粮食主产区农业县的城乡统筹发展呢？本文以粮食主产区平原农业大县商水县为例进行研究，不仅对商水县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其他粮食主产区也有借鉴意义。

二、评价体系的框架构建、数据来源、区域概况

（一）评价体系的框架构建

根据粮食主产区发展经济政策的研究需要，按照公开性原则、充分性原则、关联性原则、现势性原则、可比性原则、方便性原则等，采用文献研究与特尔菲法相结合的方法，选择了与粮食生产、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社会和谐紧密相关的一级指标13个、子指标38个指标（表1）。形成3个层面的数据：第1层以商水县的数据为主线，第2层以商水县隶属的周口市下辖各粮食主产县的数据作为检验，第3层以河南省粮食生产核心区省辖市的数据和全国粮食主产省份的数据作为展望，以上3个层次力图逐渐接近经济发展的最普遍规律。

（二）数据来源

按照上述三个层次的划分，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5、2008、2011-2014年）、《河南统计年鉴》（2005、2008、2011-2014年）、《周口统计年鉴》（2001-2014年）。为了提高三个层次的可比性，调整统一了各层次中各项指标的统计口径，并且以目标地区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作为检核，以保证数据的完整性、科学性、可靠性。三个层次的数据分别为：

1、商水县数据。

2、周口市9县市数据：周口市是河南省粮食生产核心区黄淮4市之一，下辖8县1市1区，其中：扶沟县、西华县、商水县、淮阳县、郸城县、沈丘县、鹿邑县、太康县、项城市等9县（市）为粮食生产基地县（市）。

3、全国粮食生产主产区13省数据：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等13个省（自治区）农产品主产区（由于统计口径不能与全国省级数据完全匹配，河南省粮食生产核心区商丘市、周口市、驻马店市、信阳市等黄淮4市的数据最后全部舍去不用）。

（三）商水县概况

商水县位于河南省东南部，地处黄淮平原、中原腹地，位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黄淮海平原农业主产区内（“七区二十三带”农产品主产区之一），中原经济区以粮食生产核心区为重点的农业战略格局之中。按照《河南省建设中原经济区纲要（2012.1.14）》、《周口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2011-2015年）》，以及周口市、商水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商水县的区域定位是：粮食生产核心区和现代农业示范区。

对比商水县与其他行政区的粮食、收入情况（表2），初步判定商水县承担着粮食生产核心区的任务，与其他粮食生产核心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比较，人均收入水平、人均生产总值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三、评价方法和结果

（一）评价方法

本文选择主成分分析模型作为评价工具，计划进行三次主成分分析：第1次使用商水县2000-2013年指标；第2次使用周口市辖9县市指标，作为对商水县数据的检核；第3次使用全国粮食主产区13个省份的指标作为展望。3个数据层次的分析过程都进行以下相同的步骤：

第一步计算得到相关系数并进行相关分析。

第二步进行相关关系的显著性检验，用以甄别是真实的相关关系还是抽样波动所致（采用提出假设、计算检验的统计量、对照给定的显著性水平和自由度查t分布表得到临界值等步骤，确定相关分析的结果）。

第三步消除“共线性”，用以提高主成分分析的稳定性（从相关系数大于0.85的指标中舍弃与其他指标相关系数较小的指标）。

第四步进行主成分分析运算（以满足累计方差的比例大于85%、主成分的初始特征值大于等于1来确定主成分个数，同时结合碎石图折线的走向来辅助判断应抽取的个数）。

第五步解释和命名主成分。

（二）相关程度分析结果

1、第1层次：商水县2000-2013年经济社会主要指标之间的主要相关关系

商水县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耕地面积关系不协调，粮食产量与有效灌溉面积、乡村人口关系不协调。说明商水县粮食产量不够稳定，受到气候、政策影响较大，财政收入、人民收入没有从耕地面积中获得相应收益。

2、第2层次：周口市9县市2000-2013年经济社会主要指标之间的主要相关关系

周口9县市没有出现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耕地面积关系不协调现象，粮食产量与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呈现高度正相關。说明样本数量越多、范围越大结果越合理。

3、第3层次：全国13省2000-2013年经济社会主要指标之间的主要相关关系

全国13省没有出现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耕地面积关系不协调现象，粮食产量与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呈现高度正相关。说明样本数量越多、范围越大结果越合理。

（三）主成分分析结果

商水县14年、周口市9县市的数据、全国粮食主产区13省的数据分别进行第1、2、3次主成分分析（表3）。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结论

1、商水县14年数据反映商水县最显著的特征依次是：固定资产投资和粮食种植面积、建设用地审批和供应总量、有效灌溉面积。同时，商水县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耕地面积关系不协调，粮食产量与有效灌溉面积、乡村人口关系不协调。该分析结论与商水县“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的现状完全吻合。

2、周口市9县市的数据反映出的最显著特征依次是：GDP和粮食产量、耕地面积和初中生师比、普通高中生师比和农机总动力。与粮食生产核心区县级层面的普遍特征基本吻合。

3、全国粮食主产区13省的数据反映出的最显著特征依次是：第一产业GDP和城市建设用地、农机总动力、总人口和教育水平、耕地面积、非税收入和职业高中生师比、粮食产量和等外公路。可见上述指标反映了粮食生产核心区省级层面的普遍特征。

4、商水县必须坚持粮食生产核心区和现代农业示范区的区域定位，同时努力缩小与其他粮食生产核心区人均收入水平、人均生产总值等方面存在的差距，走基于耕地保护视角的城乡统筹发展之路。最有效率的政策切入点依次为“固定资产投资和粮食种植面积”、“建设用地审批和供应总量”、“有效灌溉面积”三个方面。其发展的初级阶段应该是周口9县市的普遍特征，其发展的高级阶段应该是具备全国粮食主产区在省级层面上的特征。

（二）政策建议

商水县发展的近期目标、远期目标应该是分别达到周口市9县市、全国粮食主产区13个省的基本数据特征。具体政策建议是加大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力度努力实现占补平衡有余，加大建设用地审批和建设用地供应总量（包括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加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承接乡村劳动力的转移，实现耕地保护背景下的城乡统筹发展。

1、在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方面，坚持粮食生产这个大局不动摇，实行“堵疏结合”。一方面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严格土地用途管制、切实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积极争取“千万亩良田”、“沃土”工程等涉农投资，不断提高农田基础设施整体水平，严厉打击非法占用、破坏耕地和基本农田的行为；另一方面，积极鼓励节约集约用地，加大市场对土地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充分利用市场手段，促进工业结构转型，切实提高土地一级市场的征地率、供地率、产出率，摸清土地二级市场的底数，盘活存量的低效、闲置建设土地，减轻土地一级市场压力，切实减少违法违规用地的发生。

2、在城乡统筹发展方面，努力争取税收、财政、土地、金融、户籍等改革政策。如转移支付资金可以用于补偿粮食主产区各项事业的发展，使粮食生产核心区与非核心区人均财政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本持平；再如扶助、培育粮食主产区县域农业特色经济政策，争取上级信贷政策和吸引外资，以县域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产业集群化提高地方财政收入，就地消化和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切实减少粮食生产核心区城乡收入差距；还如探索和试点土地综合整治、农用地流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等新政策，统筹提高城乡收入水平。

3、在政府职能转化和社会和谐方面，构建对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严格的绩效考核机制，切实保障失地农民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如积极探索留地安置、作价入股等农民拥护的多种安置方式，保障其长远利益。如加强政务公开和政策宣传，政府行政行为必须于法有据、程序正当、规范操作，促使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对基层政府行使有效监督，同时畅通信访复议诉讼申诉等渠道，主动纠正不合规行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4、建议从两个方面研究糧食增产，合理界定各职能部门的责任。一是如何提升农业技术提高耕地单产，用有限的耕地持续稳定的打出更多的粮食，这个问题主要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二是如何明确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改革对粮食主产区党政干部的考核任用体系，加大对基层政府代理违约的问责力度，并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保护足够数量的耕地，并不断提高耕地质量，这个问题主要由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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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剑，安海忠.社会研究方法[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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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小胜，陈珍珍.如何正确应用SPSS软件做主成分分析[J].统计研究，2010（8）：105-108.

农业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第3篇

一、简介

( 一) 农业企业社会责任

农业企业社会责任, 顾名思义是指农业企业对社会所需要承担的责任与义务, 要求的是农业企业在追求盈利的过程中, 也要维护社会的发展, 降低对社会的损害和负面影响, 简单的说, 就是追求企业自身利益与社会稳定发展的“双赢”局面。此时, 对农业企业的要求就是要为社会的进步而贡献一定力量。

( 二) 对环保的责任

农业企业对环境保护的责任主要体现在企业需要追求自身利益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走可持续发展路线, 并且为生态环境的和谐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现如今我国的经济发展势头之大有目共睹, 但是由于过分地片面地追求经济的发展, 而忽视了其背后所隐藏的环保问题。据报道, 企业对环境的污染造成恶劣的影响要负主要责任, 而其中农业企业占百分之四十。我国农业企业由于自身特点, 受到成本、规模、资源等条件的制约, 使得他们履行社会责任时较为困难。

二、我国农企对环境保护责任承担的现状

近些年, 我国很多企业在对环境保护这一方面履行社会责任时, 不但没有做好应做的, 还为了一己之私破坏生态坏境, 为了蝇头小利乱排乱放, 导致环境状况恶化, 危害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身体健康。

( 一) 农企的承担意识不足

可以看出, 我国农企对环保的关注还不够, 社会责任感不强, 目光短浅只顾眼前利益。除此以外, 近些年, 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 大批外资企业涌入国内市场, 国内企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一些农业企业则面临着生存困境, 因此无法考虑大局, 资金不足等原因迫使他们选择牺牲环境的方式解决生存困境。其实也有一部分先进的企业管理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但是, 却无法将这样的理念灌输到执行部门中, 没有一个很好的监督环境, 使得一些工作人员为了实现目标业绩而偷工减料忽视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 二) 技术实力的限制

我国是农业大国, 但是农业技术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实力十分有限。农业企业对环境的破坏主要来自于生产废弃物的排放、滥用资源这几方面。而这些情况的改进都需要有效的技术支持。如果没有有效的技术, 那么意味着企业将消耗更多的资源。而且消耗的这部分资源没有得到很好地再回收利用, 使得废弃物对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

( 三) 政府以及社会监督力度不够

国家对于企业环境责任的规定不够明确, 对于不履行义务的企业惩罚力度不严。另一方面, 社会监督不够, 不能及时的举报, 这些都使得这些企业更加有恃无恐。

三、建议措施

( 一) 政府和社会监督方面

对于政府管理督察这一方面, 需要加强管理, 明确法律法规, 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并且应该加大环境保护法的立法力度, 征收一定的农业企业排污费, 通过法律规范约束农业企业的对于环境的社会责任。同时也需要加大宣传力度, 通过电视、广播、广告等各种媒体让环保理念深入人心。对于社会公众来说, 应该加强环境保护的意识和主人公意识, 要明白环境与人息息相关。企业履行对环境的社会责任是需要社会公众的监督与引导。重点是农业企业中的工作人员也要有这样的意识, 需要具备良好的责任感与社会观, 并且将这种理念放入日常生产的每一步中。

( 二) 农业企业自身

对于农业企业自身, 需要对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有一定的了解, 明确自身利益与环境保护社会利益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在这个前提之下, 完善农业企业生态环保系统, 建设环保基础设施。农业企业可以申请国家扶农政策的资金, 从而获得更多的运转资金以及更高端的技术来投入环保本初设施的筹建当中, 提升农业技术, 将农业生产中的废弃物再次回收利用。企业领导者需要将目光放得更远些, 考虑长远的利益, 从企业的收益里使用一定的资金比例对环保技术进行研究发展。

( 三) 技术方面

技术人员需要对生产中的废弃物再利用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 如何才能做到以最少的成本获得最大的环保收益。我们需要对环境污染状况进行一个明确的评估, 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技术解决问题。

四、结语

农业企业是我国企业产业链中的一个重要分支, 提高其对环境的社会责任感是非常有必要的。相信通过社会各界的努力, 农企缺乏对环境的社会责任感这一现象一定会有很大的改善。

摘要：现如今, 企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关键, 一直以来承担着促进社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任务。同样企业也承担着一定社会责任。本文主要就我国农业企业对环境保护责任的承担状况进行简要分析, 以此深入探讨农业企业对环境保护责任的承担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农业企业,环境保护,责任承担

参考文献

[1]胡慧.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环境污染防治的政府责任研究[D].湘潭大学, 2014.

[2]王林萍.农药企业社会责任体系之构建[D].福建农林大学, 2007.

农业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第4篇

摘要：建设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对解决三农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作用，文章力图从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发展历程与现状出发，探寻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关键词：农业 社会化服务 三农 新农村

当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加快建立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这充分表明了中央在深刻分析我国农业的现状后，将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作为今后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发展的战略举措。

一、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就相继建立了农业、林业、水利、气象等科教与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以及供销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商业、金融组织。几十年来，这些机构为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积累了丰富经验，并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国家农业服务网络。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过多年的建设，已初步建成了以各级农业服务机构为主体，以农科教培训中心为基地，多种形式共同发展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在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引进示范推广、农民科技培训、农产品质量监管及农业信息、流通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增加农民收入、推进产业化经营和农业的市场化、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据统计，截止2008年底，全国县乡两级有种植业、畜牧兽医、水产、农机化、经营管理推广机构15.1万个；乡镇水利站3.6万个；乡级林业工作站3万个；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村专业技术协会18万个；农业产业化组织15万个，其中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7万多个；以及数百万个科技示范户或示范场。全国初步形成了从中央到省、地、县、乡、村多层次、多功能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二、建设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意义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一个由专业经济部门、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其他服务实体组成的综合服务系统，主要包括政府的公共服务体系、农民的合作服务体系和公司的经营性服务体系。从国内外经验看，通过农业的社会化服务，满足了农、林、牧、渔等产业发展中产前、产中、产后过程的各类需求，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促进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其主要意义体现在：

（一）建设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对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完善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农村普遍推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家庭分散经营”切实保障了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收益权，极大地解放了农村劳动生产力，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发展，较好地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但在“统”的方面做得相对不足，随着农村经济形势的快速发展，这一经营制度也暴露出了一些弱点，“小生产”与“大市场”脱节的问题尤为突出，农业生产队统一服务的功能明显滞后，而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能够较好地解决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或办起来不经济的事，强化了集体的功能，真正实现有统有分、统分结合，有利于稳定家庭承包经营这一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二）建立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有助于减小农民承受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

我国农户生产经营规模小，生产标准化水平低，产品交易成本高，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小规模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相当突出，不少农民在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市场的迅速变动中往往容易遭受很大损失。解决这一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建立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民提供全方位的生产经营服务。只有这样，才能把千家万户的分散生产经营变为千家万户相互联结、共同行动的合作生产、联合经营，实现小规模经营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大幅度降低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

（三）建立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往往受限于家庭的需求以及其自身的经济能力，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农业机械变得无足轻重或者是没有必要，小农经济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往往会出现较大矛盾，同时，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也十分不利于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产品市场的开发，会导致生产资源难以实现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全面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的实现变得遥不可及。

三、我国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建国以来，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取得一定成效，已初步形成了包括政府、社区、公司、农协等几个方面的服务渠道，为我国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从总体来看，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

（一）现有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适应新阶段农业发展的新要求

现有的乡镇农技推广网络缺乏财力支撑，机制不活，新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不能适应新阶段农业发展的新要求，无法完全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对农业服务的需求。农村土地使用和流转制度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等各项改革尚没有完全到位，技术服务、信息服务、法律服务等尚未取得全面突破，对农村、农民的服务能力和水平还比较低。长期以来，乡镇农业社会化服务主要是完成上级下达的计划（或责任状）和上级布置的中心任务，是通过“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等行政命令来落实，针对性、适应性都不强。

（二）民间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需要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目前，为农业提供服务的主要是以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为主，很难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全方位为农业生产提供服务的要求。民办服务组织特别是各专业协会尚处于起步阶段，由于缺乏应有的制度规范和政策引导，组织机构与服务功能不健全，经营行为不规范，普遍缺乏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机制与动力。还有一些合作组织仍以“公司+农户”的形式和农民建立产销联营关系为主，这种合作模式，虽然实现了农工商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但对于农民来说，由于和龙头企业的地位并不对的，自身的经济利益往往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另外，从规模化经营的角度看，民间农业社会化组织规模普遍较小，整体实力不强，跨地区合作少，覆盖面窄，带动力弱。

（三）一些基层政府在推进农业服务体系建设中缺乏准确的定位

在目前的工作中，一些县、乡两级政府存在着“虚位”、“越位”、“错位”的现象。“虚位”，由于缺乏足够的财力，在建立和维护市场秩序，为农业提供充足的公共用品、基础设施和服务等方面，工作不到位，仍习惯于一般号召的工作作风，开开会、发发文，布置一下工作，提出些措施要求的方式，并未把有关政策落到实处，工作措施乏力。“越位”，存在过度推动，对服务体系建设“揠苗助长”，不是循序渐进的支持、帮助其发展壮大，有的习惯用简单的行政命令干预服务组织内部事务。“错位”，仍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的惯性，政府与企业、市场的分工不清，习惯于数量管理、项目管理而不是规则管理，习惯于直接的纵向控制而不是间接的横向协调。

（四）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经费投入与保障严重不足

目前，我国大多数乡镇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乡镇财政比较困难，投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经费十分有限。农村税费改革减轻了农民负担，但也直接减少了乡镇财政收入，进一步加剧了乡镇财政收支矛盾，导致乡镇机构运转更加困难，无力为农业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由于经费短缺，农业新技术项目的试验、示范、推广和培训工作难以正常开展，大多数农业科技人员得不到基本学习培训的机会，技术知识得不到新的补充，开展综合服务能力得不到应有的提高。此外，农村信用社资金只能满足农户的简单生产和一般生活需要，无法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服务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需要。

四、推进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统一思想，深化改革

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农业社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条件，通过建立新型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民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有利于促进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稳定和完善。同时，可以有效地把各种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和农业机械等注入家庭经营之中，不断提高我国农业生产的总体物质技术装备水平，进而促进农业实现集约化经营。各级政府需要充分认识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要作用，积极引导，加强指导，做好协调，营造一个有利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的舆论环境和政策环境，促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健康发展。各级农业部门是开展农村社会化服务的主力军，必须有正确的定位。一是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转变行政职能，要抓整体规划、引导性政策的制定、农业执法等宏观调控职能，把一些微观服务职能如技术指导等剥离出去，努力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创造公平合理和有序的政策与法制环境。二是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部门要强化服务职能。许多涉农部门和机构都可以改造成为农业服务部门，重点抓好技术攻关、技术咨询和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试验、繁育、推广等服务工作，不再接受委托执法和社会管理等行政职能。

（二）加大对农业的投入

政府要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在稳定现有农业投入的基础上，加大新增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向农业倾斜的比重，并逐步建立起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目前政府农业投入的重点应该是农业基本建设和农业科技，为此，可以考虑做到以下几点：一是中央财政应保证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发展有必要的资金支持。二是通过立法完善农业投入体制，确保中央和地方财政将一定比例的财政收入投入农业基础设施。三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设立专项资金，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利用率，保障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和普及。四是制定财税优惠政策鼓励、支持并帮助各类经济主体建立各种农业专业公司，由它们组成覆盖农业生产各个阶段、各个方面的农业服务部门，为广大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并通过这种服务推进农业产业化，提升农业的科技含量，提升农业的生产力水平。这些专业公司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运作，实行有偿服务。

（三）营造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良好发展环境

创造环境，为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创造条件。一是舆论环境。新闻媒体要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开辟专栏、开设专题等，扩大宣传，大力营造关心、支持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舆论氛围；同时，各级政府要广泛树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及经纪人典型，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确立他们的社会地位。二是政策环境。在新型的合作组织发展的初始阶段面临的矛盾和困难会很多，需要各级政府制定和落实扶持政策，尤其是要建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扶持资金。三是社会服务环境。工商、民政、税务、交通、银行等部门都要为新型的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提供便利条件。四是要加快农业信息网络建设。要积极创造条件，成立各级农业信息服务中心，开办专门的农业信息服务网站，加大农产品市场行情、农业科技成果、农村综合信息、科技人才、农业资源、农业企业、农业政策、招商引资等方面的信息服务。同时，要加快农村服务信息点和农村信息员队伍的建设，尽早实现县乡联网，并逐步联网到村，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以便更好地为农户生产提供系统的信息服务，指导农民尽量做到“以需定产”，帮助加工企业做到“以求定供”。五是加强农村商品流通服务体系建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打破了农业生产资料专营的体制，需要建立和完善农业生产资料现代经营服务网络；农产品由长期短缺转变为基本自给、丰年有余，需要建立农副产品现代购销网络；面对农业生产资料市场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需要加强监管体系建设，形成新型农村商品流通服务体系。六是加强农业保险体系建设。保险业要深刻认识农业保险面临的形势，推动农业保险工作上台阶上水平，要不断提高服务质量与服务水平，遵守惠农政策公开、承保情况公开、理赔结果公开、服务标准公开、监管要求公开和承保到户、定损到户、理赔到户的“五公开、三到户”服务规范，确保国家农业保险的惠农政策得以有效落实。只有不断提升保险公司自身的服务能力和水平，才能更好地发挥农业保险的功能作用，将有关支农惠农强农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四）多种形式实现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实现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必须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的，以创办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股份合作经济中介服务组织为主要形式。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发展以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股份合作经营等为主要形式的各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经纪人队伍，已经成为农民走向市场，生产者与千变万化大市场有效衔接的中介，是农村社会化服务创新的主要形式。在发展新型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时要做好十个相结合：一是同新农村建设相结合，根据新农村建设的实际需要去确定发展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形式和方向；二是同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相结合，通过合作经济组织的作用，把一家一户分散生产的农民联结起来，提高农民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三是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相结合，通过农村社会化服务中心的引导，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四是同当地绿色、特色经济相结合，把绿色、特色产业做大做强；五是同解决农副产品卖难相结合，围绕帮助农民销售农副产品创办各类合作经济组织；六是同开发当地资源相结合，通过社会化服务中心的作用，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商品优势；七是同农民增收致富需要相结合，把农民的需要作为创办合作经济组织的重点；八是同培育当地主导产业，壮大龙头企业相结合，通过“龙头”带动，形成有地方特色并具强大活力的新产业链；九是同推进“三农裂变”相结合，通过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加快农业工业化、农村城镇化的步伐；十是同基层农技改革相结合，充分发挥农技体系的合作优势和网络优势，在农村起到引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金兆怀.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国外借鉴和基本思路[J].当代经济研究，2002（08）

农业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第5篇

关键词 广东 ；热区 ；社会经济 ；农业产业

中图分类号 F327 文献标志码 A Doi：10.12008/j.issn.1009-2196.2016.11.025

Abstract In the article， data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basic situation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of Guangdong province tropical area in 2013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operation mode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ere researched， too.

Keywords Guangdong ； tropical area ； social economy ； agricultural industry

广东省位于中国大陆最南部，与香港、澳门、广西、湖南、江西接壤，与海南隔海相望，广东省是全国光、热和水资源最丰富地区之一，位于北纬20°09′～25°31′，东经109°45′～117°20′，属低纬度热带亚热带区域，跨越了热带、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3个气侯区，土地总面积17.8万km2，占全国陆地总面积1.85%，其中，全省丘陵山地面积为11.05万km2，占全省土地面积的62.43%，平原盆谷地面积为4.171万km2，占全省土地面积的23.44%，丘陵山地与平原盆谷地之间的台岗地为2.4万km2，占全省土地面积的13.5%；陆地水域面积0.15万km2，占全省土地面积的0.88%，多样化土地类型有利于广东省建立齐全农业体系，发展农、林、牧、副、渔生产以满足人民生活和多种农村副产品出口需要。

根据南亚办发布的区划划分标准，广东省热区包括17个市超过64个县（市、区），主要分布如下： 1.广州市（5个：白云区、番禺区、花都区、增城市、从化市），2.深圳市（2个：宝安区、龙岗区），3.珠海市（2个：斗门区、金湾区），4.汕头市（7个：龙湖区、金平区、濠江区、潮阳区、潮南区、澄海区、南澳县），5.佛山市（4个：南海区、顺德区、三水区、高明区），6.湛江市（9个：赤坎区、霞山区、坡头区、麻章区、遂溪县、徐闻县、廉江市、雷州市、吴川市），7.茂名市（5个：茂南区、电白县、高州市、化州市、信宜市），8.肇庆市（4个：鼎湖区、德庆县、高要市、四会市），9.惠州市（3个：惠城区、惠阳区、博罗县），10.汕尾市（4个：城区、海丰县、陆河县、陆丰市），11.阳江市（4个：江城区、阳西县、阳东县、阳春市），12.清远市（3个：清城区、佛冈县、阳山县），13.潮州市（2个：潮安县、饶平县），14.揭阳市（5个：榕城区、揭东县、揭西县、惠来县、普宁市），15.云浮市，（5个：云城区、新兴县、郁南县、云安县、罗定市），16.东莞，17.中山。

1 广东省热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

1.1 热区基本经济发展情况

据统计，广东热区2013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2 638.99亿元，比上年增长11.3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 597.49亿元，增长8.84%；第二产业增加值28 532.91亿元，增长9.93%；第三产业增加值31 508.62亿元，增长12.79%。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4.15%，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5.55%，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50.30%。全省热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58 540元，比上年增长8.22%。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广东省热区生产总值比重为0.11%。全年热区地方公共财政收入2 755.697 0亿元，增长12.77%；公共财政支出3 030.869 0亿元，增长10.55%[1-3]。

全年热区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2.25%，其中食品价格上涨3.77%。商品零售价格上涨1.6%。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1.4%。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1.19%。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下降1.8%。农产品生产价格上涨3.5%。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下降0.3%[1-2]。

2013年热区全社会从业人员数较2012年增长2.98%，其中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增长了50.84%，农村第一产业劳动者下降0.94%，热区各市从业人员年末总人数5 382.47万人，热区城镇单位从业人员1 966.98万人，农村从业人员2 944.3万人，其中第一产业从业人员2 512.16万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为4 916.57万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为4 071.45万人[1-3]。

热区各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 699.96元，各市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1 087.17元，各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3 465.72元，各市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9 520.40元。热区城市恩格尔系数36.7%，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50 638.64亿元，物价总指数101，全省热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5 453.93亿元，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3 601.71万人，基金征缴率95.66%，2013年热区各市医疗保险参保人数8 162.94万人[1-3]。

2013年，农村调查户中，热区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用房面积33.00 m2，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4.57 m2。2013年热区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主要耐用物品年末拥有量：彩电117.80台，固定电话部63.75部，手机247.05部，电脑40.35台，摩托车108.42辆，生活用汽车6.93辆，空调60.43台，电冰箱72.33台，洗衣机60.55台[1-3]。

nlc202309080856

2013年，广东热区主要农业机械动力19 592 649千瓦，其中柴油发动机动力13 693 244千瓦，汽油发动机动力1 528 140千瓦，电动机动力4 267 180千瓦，其他机械动力104 085千瓦。主要农业机械包括耕作机械、排灌机械、收获机械、渔业机械、运输机械；其中大中型拖拉机15 949台、小型拖拉机208 264台、大中型拖拉机配套农具23 983台、小型拖拉机配套农具172 253台、农用排灌柴油机331 068台、农用排灌电动机283 504台、农用水泵538 303台、节水灌溉机械74 085套、联合收割机9 365台。另外还有自走式机动割晒机1 650台、机动脱粒机330 175台、渔用机动船57 355艘、农用运输车97 698辆、机电井1 115 788座（其中规模以上机电井11 810座，规模以下机电井1 103 978座），灌溉面积152.11万hm2，耕地灌溉面积128.53万hm2，节水灌溉面积20.05万hm2，机电灌溉面积140.20万hm2，机耕面积264.61万hm2，机收面积109.81万hm2。水库数量5 670个，其中大中型水库265个，小型水库5 405个，乡镇、村办水电站2 962个，装机容量1 404 552千瓦，农村用电量11 550 327万瓦时。化肥实际施用量（实物量）6 314 880 t，其中氮肥2 030 225 t，磷肥1 670 066 t，钾肥906 227 t，复合肥1 708 362 t。农用化肥施用量按折纯量计1 961 724 t，其中氮肥792 162 t，磷肥182 580 t，钾肥399 012 t，复合肥587 970 t。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31 256 t，其中地膜使用量15 986 t，农药使用量89 572 t[3]。

1.2 热区社会文化发展

2013年，全年热区各市工业企业R&D活动人员经费支出708 215万元，比上年增长2.40%，占全热区生产总值0.11%。热区公共图书馆有103个，文化馆有111个；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99.9%，广播电台0座，中波广播发射台和转播台8座、电视台3座，100瓦及以上电视发射台和转播台53座，县、市 广播电视台54座；医院2 284个，有行医资格证书卫生技术人员381 170人。各类中等职业教育（不含技工校）招生41.752 4万人，在校生122.806 1万人，毕业生41.263 5万人；普通中学招生（高中、初中）174.749 2万人，在校生536.562 8万人，毕业生190.398 2万人，其中，热区普通高中在校生185.798 4万人，毕业生60.741 7万人，热区普通初中在校生350.764 4万人，毕业生129.656 5万人。热区普通小学招生130.906 3万人，在校生703.931 3万人，毕业生120.205 3万人。学龄儿童人数671.002 3万人，幼儿园在园幼儿超过670.773 0万人[1-3]。

2013年末，热区总面积12.03万km2，热区常住人口密度593人/km2，户籍人口密度488人/km2，城镇化率达到67.8%。热区常住人口共有9 170.51万人，户籍人口7 152.56万人，其中大专以上占7.43%，热区少数民族户籍总人口16.33万人，占热区户籍人口比例0.23%；热区人口年龄结构（户籍人口）为男性比例51.63%，女性比例48.37%，非農业人口57.42%，热区农业人口42.25%。0～14岁人口比例14.6%，15～64岁人口比例77.2%， 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8.2%[1-3]。

2 热区农业产业基本情况

2.1 种植业

2013年，广东热区各市主要粮食作物为水稻、小麦、薯类、大豆、甘蔗、糖蔗、油料、花生等，主要经济作物为水果（柑、桔、橙、香（大）蕉、菠萝、荔枝、龙眼等）及桑叶和茶叶等。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 780 916 hm2，总产量9 286 294 t；稻谷播种面积1 304 261hm2，总产量7 044 329 t；晚稻播种面积681 841 hm2，总产量3 467 448 t；旱粮播种面积159 476 hm2，总产量726 853 t；小麦播种面积922 hm2，总产量786 t；薯类播种面积283 916 hm2，总产量1 432 336 t；大豆播种面积32 339 hm2，总产量79 633 t；甘蔗播种面积162 356 hm2，总产量14 578 242 t；糖蔗播种面积147 675 hm2，总产量13 166 613 t；油料播种面积262 921 hm2，总产量735 390 t；花生播种面积259 899 hm2，总产量730 969 t；麻类播种面积157 hm2，总产量371 t；烟叶播种面积4 496 hm2，总产量11 756 t；木薯播种面积1 447 hm2，总产量1 325 256 t；药材播种面积14 073 hm2；蔬菜播种面积1 054 718 hm2，总产量25 503 243 t；瓜类播种面积30 423 hm2，总产量814 734 t；青饲料播种面积38 882 hm2；绿肥播种面积21 520 hm2；水果播种面积947 927 hm2，总产量11 384 369 t；桑叶播种面积29 487 hm2，总产量962 389 t；茶叶播种面积23 926 hm2，总产量47 784 t；柑、桔、橙播种面积222 321 hm2，总产量3 218 541 t；香（大）蕉播种面积118 130 hm2，总产量3 998 987 t；菠萝播种面积34 297 hm2，总产量886 688 t；荔枝播种面积258 112 hm2，总产量1070 909 t；龙眼播种面积117 405 hm2，总产量642 243 t；梨播种面积5 981 hm2，总产量61 359 t；柿子播种面积8 382 hm2，总产量74 269 t；李子播种面积30 210 hm2，总产量276 300 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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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林业

2013年，广东热区各市森林资源：林业用地面积638.2万hm2，有林地571.44万hm2、疏林地1.7万hm2、灌木林地43.81万hm2、未成林地9.53万hm2、无林地11.45万hm2、活立木总蓄积30 683.4万m3、林木总生长量1 452.7万m3、林木总消耗量618.7万m3、森林覆盖率47.34%.各市全部林业生产：当年造林、迹地更新、低产林改造面积共128 208 hm2、荒山造林（人工造林）67 806 hm2、迹地更新36 934 hm2、低产林改造23 468 hm2、封山育林面积119 889 hm2、林木种子采集量30 t、育苗面积3 216 hm2、未成林抚育作业面积75 012 hm2、中幼龄林抚育205 416 hm2、义务植树7 880.15万株[3]。

热区林业产值199.33亿元，林业产值指数115.5、主要林产品产量包括油桐籽、油茶籽、棕片、松脂、竹笋干、板栗、商品材、大径竹等。其中油桐籽4 127 t、油茶籽26 956 t、棕片2 544 t、松脂195 158 t、竹笋干31 904 t、板栗10 279 t、商品材总产量4 988 549 m3、大径竹总产量121 230 343根；林产工业主要产品：锯材731 734 m3、木片木粒加工963 112 m3、人造板7 819 052 m3、实木地板17 158 284 m3、实木复合木地板11 870 263 m3[3]。

2.3 渔业

2013年，广东热区渔业产值877.02 亿元，渔业产值指数103.11；水产品产值8 603 533万元，增加值3 525 154万元；水产品总产量7 155 081 t，其中，海洋捕捞1 445 106 t，海水养殖2 637 990 t，淡水捕捞103 433 t，淡水养殖2 968 552 t；水产养殖面积452 620 hm2，海水养殖面积169 628 hm2，淡水养殖面积282 992 hm2；捕捞种类主要为鱼类、甲壳类、虾类、蟹类、贝类、藻类、头足类[3]。

2.4 畜牧业

2013年，广东热区牧业产值890.23亿元，牧业产值指数96.17，各市畜牧业生产情况：大牲畜年末存栏头数190.59万头，牛年末存栏头数190.57万头，山羊年末存栏头数28.86万头，猪年末存栏头数1 765.69万头，家禽年末存栏只数26 260.14万只（其中鸡58 743.18万只。鸭17 767.87万只，鹅1 541.2万只），兔年末存栏只数77.38万只[3]。

热区各市畜牧业主要产品产量：当年出栏肉猪头数2 964.86万头，当年出售和自宰肉用牛47.57万头，肉用羊37.79万头，肉用狗180.99万只，兔189.52万只，家禽85 981.21万只，（其中鸡58 743.18万只。鸭17 767.87万只，鹅4 606.55万只，鸽4 202.41万只，其他家禽661.2万只）。肉类产量3 511 958 t，猪肉产量2 198 767 t，牛肉产量56 911 t，羊肉产量6 620 t，家禽肉产量1 199 689 t，兔肉产量6 043 t，其他肉产量43 928 t，奶类产量137 374 t，蜂蜜产量10 280 t，蜂蜡产量3 022 t，禽蛋产量250 124 t，蚕茧产量93 482 t[3]。

3 广东热区农业产业概况

3.1 农业产业化内涵及实质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农业经营形式， 是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和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产物， 是中国农业经营体制的重大创新[4]。农业产业化是根据资源条件和国内外市场需要，择优确定农业的主导产业，建立起有效的推广机制，鼓励和引导科技人员以多种形式参与农业产业化组织，加强农民的技术培训[5]。按照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形式，优化组合各种生产要素，对区域性主导产业实行专业化生产、系列化加工、企业化管理、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形成产供销一条龙、贸工农技一体化生产经营体系，使农业走上自我发展、自我调节的良性循环轨道，提高农业经营效益，促进农业经济全面发展。农业产业化实质是通过扩展产业链条，促进农业内部分工及专业化生产水平，增加农业收人环节，提高农业比较利益，使农业生产经营能取得社会平均利润，从而促使农业良性发展。

3.2 广东热区农业产业发展过程、运行模式

3.2.1 发展过程

农业产业化实质上是指对传统农业进行技术改造，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的过程。是加速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广东是一个农业资源型大省，农业历来在全国就有较大的影响[6]。广东省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了农业产业化的探索和实践，探出了当时闻名全国的产业化新路子—— 江高模式”，出现了各种农工商公司，农业产业化经营初具雏形，这一时期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显著特征就是企业与农户合作属自发行为，主要集中在家禽养殖行业。20 世纪90年代以来，广东各地相继建起了一批“两高一优”（ 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商品生产基地并培育和发展了一批龙头企业，贸工农一体化的经营形式得到进一步完善和提高。这一时期农业产业化经营呈现出行业覆盖领域拓展、联结机制趋于完善等特点，“公司+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从家禽养殖业推广到种植业。20 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来，广东农业产业化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时期广东热区农业产业化经营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订单农业”得到全面推广，龙头企业取得长足发展，助农增收效果明显[7]。

3.2.2 运行模式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发展阶段都有不同的模式，农业产业化经营要达到较高的经营效率和经济效益，就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选择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实质上是在选择联系农户与市场的机制。根据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广东热区各地农业产业化的运行模式大致可划分为珠江三角洲地区、东翼、西翼和粤北山区四大区域运行模式：（1）珠江三角洲农业产业化经营方式：以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品档次为主，重点发展创汇农业，大力开发、引进和培育经济价值较高的名、优、特、稀品种，积极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并形成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的产业化运行模式。（2）东翼农业产业化运行模式：初步形成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建成一批有实力的龙头企业。在农业产业化运行模式方面，以“农业龙头加工企业+基地+市场”和“市场+基地”等模式为主。（3）西翼农业产业化运行模式：西翼农业产业化发展目前已形成了湛江糖蔗、茂名荔枝和龙眼等为主导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主要为“生产基地+加工”的糖蔗模式、“生产基地+市场”、“市场+基地”的北运菜模式。（4）粤北山区在农业生产水平、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以及整个经济发展方面都处于落后的地位，但该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其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以“加工企业+生产基地+市场”、“生产基地+市场”、“生产基地+社会化服务”、“生产基地+加工”等模式为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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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广东热区农业产业发展主要特点

3.3.1 较为完善政策扶持体系，立足于地区资源优势，农业产业化框架初步形成

中国农业产业化深度发展过程，主要包括农户、龙头企业、政府和农业合作组织4个不同的主体，只有四者相互合作与协调才能保证协调机制有效地运转[9]。广东热区农业产业发展政策扶持较多，目前广东省已经形成涵盖财政、税收、金融、科技、用地、外贸等的农业产业化和龙头企业政策扶持体系，除财政扶持外，当前面向农业龙头企业的优惠政策还包括暂免征收初級农产品加工的所得税、提高免税农产品的进项税额抵扣率以及农产品出口退税，实行“公司+农户”经营模式企业所得参照有关规定享受减免所得税等优惠政策，另外，国有商业银行针对农业龙头企业实施信贷倾斜政策，科技部门积极支持农业龙头企业设立科技创新中心等[4]。广东热区立足于地区资源优势，初步形成具有广东热区农业特色的生产区域布局，各地区形成各具地方特色和资源优势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不少农业龙头企业在不断探索和实践新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发挥企业的组织优势，实现企业经营与农村建设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共同发展[10]。目前，广东已培育扶持42家国家级龙头企业，269家农业龙头企业销售收入突破了亿元大关，在全省建成了22个省级农业现代化示范区，累计扶持建设131个省级现代农业园区或示范区，示范带动提高全省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水平，为实施“公司 + 基地”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创造了有利条件[11]。

3.3.2 农业产业化组织发展不平衡

由于全省各地地理、经济和人文等条件差异，从整体上看，广东热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存在农业产业化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与产业结构、组织类型结构发展不平衡。从地区分布看，沿海和珠三角地区农业产业化组织规模大，经营水平高，带动农户的能力强，而山区则相对落后。从产业结构看，种植业的水果、蔬菜，畜牧业的养猪、养鸡，水产业的养殖加工产业化经营水平较高，而粮食、蔗糖等大宗农产品的产业化经营程度较低。从组织类型结构看，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型产业化组织较多，农业产业化经营程度较高，中介组织带动型和专业市场带动型农业产业化程度有待提高[6]。另外，广东管理体制仍然不能适应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需要，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中资金不足还是主要制约因素，如何使资金有效地运作起来，农户能够有充足的生产资金，是实现广东热区农业专业化和规模化的前提[12]。同时，产业化的基础是机械化。农业机械化对于农业产业化的升级，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围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方向，全省积极推进农业机械化进程，始终把农户利益作为重点保护战略，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贫困县，采取对口帮扶政策，把发展农业产业化与带动贫困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结合起来[13]。

参考文献

[1] 广东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

[2] 广东统计信息网. [http：//www.gdstats.gov.cn/].[2015-10-11].

[3] 广东省农业厅，广东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等. 广东农村统计年鉴[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

[4] 闫玉科. 加快发展广东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路径探讨[J]. 中国农学通报，2006，22（8）：600-604.

[5] 李朝庭. 广东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概况、问题与对策[J]. 广东科技，2012（23）：10-11.

[6] 孙雄松. 广东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产品品牌战略[J]. 南方农村，2005（4）：43-45.

[7] 蓝志文，胡学冬. 创新广东农业产业化经营体制机制研究[J]. 南方农村，2011（1）：32-36.

[8] 刘 炜，万 忠. 广东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现状及趋势[J]. 农业科技管理，2001（1）：20-24.

[9] 吴 晨.农业产业化深度发展过程中的组织协调研究——以广东省为例[J]. 改革与战略，2011，27（12）：108-111.

[10] 李朝庭. 广东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典型模式[J]. 广东科技，2013（8）：1-2.

[11] 曾 艳. 广东省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与展望[J]. 湖北农业科学，2010，49（7）：1 787-1 789.

[12] 梁 荣. 广东农业产业化发展历程与特点[J]. 农村研究，2000（Z1）：48-51，54.

[13] 陈 永. 浅析广东农业机械化发展“瓶颈”[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06，27（4）：28-30.

供销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研究 第6篇

关键词：供销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经验,问题,对策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20世纪末期出现了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 大量农村青壮劳动力流失, 农村剩余老弱幼小劳动力、出现了农田闲置耕种、土地使用率下降、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等一系列问题。农业社会化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为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提供农业托管服务、专项服务、供销服务及信息化服务。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农村改革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要按照为农服务的宗旨, 加快推进综合改革, 把供销合作社打造成为农民利益联合更紧密、为农服务更完备、市场运作更有效的合作经营组织体系”, 为全面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 推进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大力推进供销合作社试点工作, 供销合作社可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及分散农户提供全方位、高质量、高效率的公益性及盈利性农业社会化服务。

1 全国供销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典型经验

2015年, 浙江省供销合作社在生产服务上建立了“智慧农资”服务平台, 主要发展植保、农机合作社和庄稼医院, 为农户提供农业产前、产中、产后一系列服务;在供销服务上, 大力发展农产品市场、电子商务和农产品市场网络;在信用服务上, 发展资金互助会、资金互助组织等, 使得合作社各项工作的展开得到资金保障以及满足农户的金融服务求。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普遍展开, 把零散农户与供销合作社紧密结合, 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经济效益, 而且促进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 实现了三方共赢。河南省洛阳市供销合作社为解决农村大量劳动力转移、土地严重撂荒等问题, 以建设粮食生产为核心, 以土地托管服务为手段, 开展了农业全程化社会化服务。洛阳市供销合作社一是培育新型经营服务主体, 发展农机合作社、托管服务队、农业服务大院、土地托管中心等服务主体, 提供代收代种、病虫害统防统治、配方施肥、技术培训等服务[1]。二是加强配套基础设施。购置各类农业装备、农用机械, 对土地进行整理, 修建田间网路、水利设施, 方便交通物流, 提高了农业社会化服务设施水平。三是拓宽产后销售渠道。举办农副产品展销周, 组织90余家龙头企业走进上海展销活动, 连续2年取得现场销售8 000万元、订单5 000万元等良好成绩。发展网络服务平台, 成立洛阳农村电子商务协会、洛阳农超网、电商服务站等。四是协调制定出相应政策[2]。为开展全市土地托管工作, 2014年市政府就召开全市土地托管工作现场会。为对农业社会化服务工作进行奖补, 2015年市政府每年资金扶持100万元。同时, 市政府制定了以围绕土地托管为中心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内容、原则及保障措施等相应政策。洛阳市供销合作社试点工作的积极展开, 使得全市供销合作社系统托管土地2万hm2, 节约农民种粮成本逾2 000万元。

2 存在的问题

2.1 供销合作社基础不牢

供销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存在, 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农民种粮成本、市场公共成本、组织服务成本。虽然我国供销合作社在农业社会化服务方面发展较快, 但是由于农户实际规模较小, 同时合作社组织成本较高, 往往合作成本要大于合作收益;此外, 大多数供销合作社综合实力薄弱, 基础设施配套不齐全, 各项农业社会化服务难以展开, 导致组织机构瘫痪[3]。

2.2 农户需求不高

农户土地规模较小、零散化程度较高, 农村剩余劳动力文化素质较低, 不认可、不接纳供销社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 从而难以形成有规模、有组织的需求主体, 阻碍了专业化技术化现代农业服务业的发展, 制约了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

2.3 多方导致体制不顺

首先, 政府对于合作社的支持力度不够同时干预过多, 对于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保障不够、财政保障不足。其次, 政府没有极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有时会出现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现象。

3 对策

3.1 大力发展供销合作社

供销合作社不仅是农业经营主体与市场的联系纽带, 也是农户与行政机关的联系纽带。供销合作社具有对内服务及对外经营的重要功能, 既可以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 也可以弥补政府失灵[4]。

3.2 加强供销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

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与开展效果, 直接关系到农户的经济利益与农业产量。应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 实现农业设施配置齐全、农技推广人员技术到位、财政保障资金到位, 不断提高服务水平、为农民服务意识, 打造供销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品牌, 推动我国现代农业发展。

3.3 健全法制, 加强财政保障

供销合作社处于农户与市场之间的双重角色, 承担着很大的经济风险与市场风险。立足于供销合作社系统而言, 缺乏相应立法, 也无地方性规范, 政府部门应制定相应的地方性规范, 展开相应立法, 健全完善法制保障, 从而保障供销社的基本权益。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对于供销合作社的发展政府应积极调动金融、税收等经济手段来扶持供销合作社, 从而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质量, 促进为农服务和农业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田小平.美国、日本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经验借鉴:以中国河南省为例[J].世界农业, 2016 (4) :45-51.

[2]葛志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促进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J].中国合作经济, 2016 (6) :35-38.

[3]高炜.关于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思考[J].当代农村财经, 2015 (4) :46-51.

农业科技推广中的社会资本研究 第7篇

1.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

社会资本即有利于社会行动者调动和利用各种资源以实现一定目标的社会关系、社会规范和社会态度的统称, 是一种行动主体所动员的持有回报预期的社会结构资源。

社会资本的拥有者可以是个人、群体、组织、社区等, 就某一个人而言, 他的社会资本主要是其社会关系网络、地位、情感、信任等。对群体和组织而言, 社会资本体现为制度、规范、组织间的相互关系等。

2.社会资本的特征

第一, 社会资本来源于社会关系网络分析, 关系 (Relation) 是其最基本的概念。即使讨论的是个体的问题, 社会资本所涉及的是关系连结的品质与网络结构。

第二, 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最关键的因素。这也是促使集体行动产生的原因。作为一个集体需要通过共同合作的伙伴而在不同来源的个人之间建立信任的网络, 才能使这个集体有着共同的目标追求创新和迎接挑战。

第三, 规范是社会资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促使成员以信任的形式行动。

二、农业科技推广中的社会资本浅析

(一) 从社会资本所具有的特性中分析对农业科技推广的影响

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是改革开放后一个引人注目的村庄。其成功之处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 同时也有好多的事例效仿其成功之经验, 但却并未取得预期或是同样的成功效果。很显然, 造成这种差异性的原因不在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而在于社会资本。

首先, 社会资本中最为重要的是“规范”的形成。很显然, 在华西村里, 所有的村民都已经自觉或不自觉的形成了一个隐性规范, 并且适合了当时发展的新的管理模式。社会资本的这种规范的形成是无形的, 但却有极大的凝聚力, 可以促使行动的一致性, 还有一定的效仿作用, 便于村民从内心里真正的接受新思想, 新技术从而达到更好的实施科技推广, 便于新技术的有效扩散。

其次, 社会资本中的又一重要特征是“信任”的形成。这种信任不仅是对村庄的基层领导的信任, 更是对社区规范的认同而产生的区域“信任”这种来自于村民自身的信任很大程度上可以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 促使集体行动的产生, 也可以产生有效的合作方式。最大限度的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 也可以增进交流, 容易接受新事物, 掌握新技术。

最后, 广泛的社会网络对农业科技推广的作用尤为突出。社会网络可以加快信息的流动, 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新技术的传播与扩散。

(二) 从社会资本的作用机理层面上分析对农业科技推广的影响作用

首先, 社会资本改善信息分布。社会资本可以改善信息流从而减少不确定性。一个最好的例证就是各种行业协会的成立, 比如与单个农民相比而言, 大蒜生产者协会对大蒜价格、政府政策或者新化肥的特点可以进行更为准确的预期, 同时协会也可以改善每一个成员关于其他成员可能行为的认识情况。

其次, 社会资本促进个体间的合作。经济个体间的非合作性行为或者可以称之为机会主义的非合作性行为, 这当然也是由于信息不完全所造成的, 但同时其中也有个体间利益不一致的原因。社会网络可以通过改善沟通来增加合作的可能性, 建立起比较良性的合作网络体系, 进而最大程度的减少以上情况的发生。

此外, 社会资本还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降低监督成本, 促进物质资源的周转等作用, 来不同程度的影响作用于科技推广的实施。

三、对云南元谋县的实证分析

本次活动主要是对楚雄市元谋县平田村小户岭进行了调查研究。平田村是一个典型的以农业为主的半山区。平田村村委会根据农业产品质量不高, 商品化、市场化程度偏低等问题, 积极引导农民遵循市场规律、坚持市场为导向, 依靠科学技术, 以无公害蔬菜、经济林果 (芒果、龙眼、小枣、葡萄) 等为支柱, 依托优势资源, 坚持因地制宜发展经济。在发展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 使得最终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我们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入手, 想从中找出其关联的切入点, 得到一些启发, 进而找到真正的有效可行的科技推广的途径。此次调查通过访谈, 包括小组访谈、集体讨论和个人深入访谈等多种方法使农户真正的参与进来并得到了比较真实可靠的该村社会网络关系。该村的基本社会网络关系如下:

交往频率高的对象有:家人、亲戚、邻居、村民小组、农科站、村委会、老师、乡政府等等。主要联系方向都是双向。活动内容一般集中在日常生活的琐碎小事。

交往频率一般的对象有:医生、县妇联、邮电所、县政府、县民政、个体工商户等。主要的联系方向一般都是单项的。活动内容一般集中在日常生活中的非经常的事情上。

交往频率低的对象有:司法所、财政所、个体运输、雇工老板、县委宣传所等等。主要联系方向都是单项的。活动的内容一般集中在与个体日常生活无关的非经常事情上。

此次下乡调研活动还进行了问卷调查, 综合以上资料分析, 不难看出平田村小户岭的社会网络和存在的问题, 总结如下:

(1) 小户岭的农户社会网络比较简单, 基本上都是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单位, 村民交往较多的单位和个人一是他们较为信任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与外界的联系还是十分的闭塞, 存在着我们所说的地缘分割现象。

(2) 从问卷分析中得出农民存在一定的小农意识, 缺少风险意识, 生活中追求稳定, 传统思想制约着农户的行动。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意识。

(3) 访谈的过程中了解到农民有参与社区公共事物的积极性, 但现实情况是这种机会很少, 一般情况下, 他们只是单纯的实施者。社区集体活动较少, 村领导极少去组织实施。从中可以看出, 该村存在着领导与村民的沟通障碍, 农民没有成为真正的主体参与进去。

(4) 农村的信息量不足, 农民相信科学, 具体表现在对农科站和畜牧兽医站的信任。但是, 有极少的农民参加科技推广组织, 科技推广工作在农村实施不利, 村中信息流通渠道不畅, 农民掌握的信息量极为有限, 这势必造成信息的不对称, 使农民在经济活动中处于不利地位。

四、结论与对策

(一) 促进信任类型的转换

一方面, 信任的确立解除了农民与外部世界进行联系、从事非农职业以及异地转移进城的深层心理障碍, 使农民对体制的信任、对他人角色技能的信任逐渐取代建立在既定身份基础之上的情感义务性信任。这将导致农民在经济活动中自觉遵循普遍主义信任观, 约束失信行为的出现, 从而增加经济合作的成功机率。另一方面, 经济交易复杂性的简化也使农民对经济活动成功的预期值有所提高, 使农民减少无所依从的乏力感, 增强对外部世界的信任感与亲和感。这些将直接影响到农民个人的行为抉择, 从而在农民的人格现代性与经济现代性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二) 加强社区制度建设, 促进良性社会资本的形成

农村社区是目前农村城镇化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内容。加强农村社区建设, 农村社区发展, 就是农村社区居民与政府机构协同改善社区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福利等状况, 逐步实现人口、资源和各种生产要素在社区内部的合理配置。进而, 增强居民的往来互助, 达到社会资本良性形成。

(三) 加强正式组织建设, 实行村民委员会的规范化运作

组织是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受共同意志约束的个人的集合, 组织是建立社会关系确立信任的手段和方式, 是社会资本形成的前提和基础。对于我们日常接触频繁的基层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现村委会的规范化运作, 以促进社会资本的形成及运作。

(四) 制定严格的法律制度, 逐步实现社会管理法治转型

我们应积极的制定严格的一套法律体系, 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 从根源上杜绝社会资本非均衡性强化。现阶段我国农村社区中社会资本具有存量相对较少, 封闭性过强、过于分散、规模过小、向更大范围转化缓慢等特点。这就使群体与群体间形成相互封闭的格局, 社会资本的正面效应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受到抑制。应通过新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为社会流动创造畅通的渠道, 使社会资本在整个社会自由流动, 不至于形成社会封闭。

总之, 社会资本还是比较新的概念, 涉及的内容也很复杂, 我国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也才刚刚开始, 还存在很多争论和疑问。本文提出的一些观点也有待于更为广泛和普遍的实证研究予以证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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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第8篇

当前我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涌现,农业正朝着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社会化方向转变。〔1〕〔2〕然而,现有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相当不完善,特别是农业技术、信息、保险、金融等服务普遍缺位,不能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自2004年起连续出台11个 “一号文件”都强调构建和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十八大更是明确提出 “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近年来,不少龙头企业积极实践创新,为相关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社会化服务,对促进我国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做了多方位的探索。〔3〕〔4〕湖北省老农民高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从构建农业全产业链入手,采取 “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农户)”的经营模式,把政府承担的公益性服务、科研院所的半公益化服务与企业的有偿服务相结合,对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进行了创新,带动了周边农户致富,实现了多方共赢。湖北老农民高新农业科技公司的实践和探索为构建新型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启示。

二、以全产业链为平台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的构建与运行

湖北老农民高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从打造和整合农业全产业链入手,把重点放到农产品的销售加工环节,实践证明,这种探索方向正确,定位合理。

1.全产业链的生产经营模式

湖北老农民高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老农民公司)成立于2010年11月,立足武汉,是一家集蔬菜科研、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企业。公司现有现代化高标准蔬菜生 产基地5000亩,自建蔬菜研究所、万吨级有机肥厂和蔬菜分级加工厂。并在武汉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建有2个大型配送中心,3座冷库,拥有80台蔬菜直通车和128家直营店。公司的销售市场主要面向武汉市区及周边地区,以 “老农民”为基地产品品牌,以 “卖菜翁”为公司渠道品牌,通过连锁门店和蔬菜直通车两种方式销售基地产品和为农民提供以销售加工为重点的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系列服务。通过几年的探索和发展,老农民高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已初步形成了 “基地生产—分检包装加工—窗口化配送—直通车运输—直营店销售”的绿色无缝链接全产业链的经营模式。

老农民高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生产基地为依托,全力打造全产业链优势,将绿色有机蔬菜的科研、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紧密结合在一起,侧重在构建和完善配送中心、直销渠道上下功夫,建立了武汉市有一定影响力的绿色蔬菜配送、直销网络体系,不仅能快捷、高效地销售公司基地的自产产品,还为周边农村的合作社和广大农户提供蔬菜加工、销售等方面的社会化服务。公司分别在武汉白沙洲蔬菜大市场和汉口北四季美农贸市场分别建立了配送中心,日配送能力达5万公斤以上,并以直通车方式快速地将蔬菜运送到社区门店和客户手中。公司的直销渠道主要是直通车和直销店,直通车为政府 “菜篮子”工程的合作项目,直接进入社区进行销售,以低于周边市场10%~20%的价格销售绿色食品,深受市民喜爱,受惠居民达20万人。为了减少直通车在时间、地点上的限制,进一步拓展市场和为基地周边的农民提供更好的产销服务,老农民高新科技有限公司在武汉三镇开设了 “卖菜翁”蔬菜便民直销店,按照连锁模式进行管理,蔬菜直接从基地运送过来,流通环节少、成本低。

老农民公司采取 “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农户)”的经营模式,具体的经营模式见图1。

2.多层次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运作形式

老农民高新科技有限公司涉足多层次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其运作方式是 “以龙头企业为主体和平台,以专业合作社为单元和基础,以政府公共部门为支撑和补充”,结合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以蔬菜加工销售环节为重点,通过不同的合作方式为农户和家庭农场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

农户和家庭农场在公司蔬菜研究所、相关科研单位和专业合作社的支持、指导下进行生产,蔬菜采摘后按照 “预冷—出库—分级—捆扎—包装—装箱—入库制冷—出库运输”的流程由配送中心运通过蔬菜直通车送到各个 “卖菜翁”直销店。老农民公司先后成立蔬菜研究所、有机肥厂、检测中心、分级加工厂,为公司基地和周边农户提供育种、农药、检测和加工、销售系列化社会服务。为了提升服务质量,公司同时与华中农业大学、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聘请蔬菜种植专家为种植者提供种苗培育、种植规划、技术指导、田间管理等服务。为了更好的帮助农户种植蔬菜、发展现代农业,老农民公司在蔬菜基地的基础上帮助农户成立了农机专业合作社、汉江植保合作社和三江蔬菜合作社三家农业专业合作社,将政府、科研单位和企业的力量整合在一起,初步形成了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多层次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在与农户合作方面,采取 “龙头企业套专业合作社,专业合作社套家庭农场、家庭农户”的方式,通过统一的土地合作经营合同,明确了公司与经营者各自的责任和义务,把公司对经营者提供的各类社会化服务写入条款,极大限度的解除了农户的后顾之忧。老农民公司与农户具体的合作方式主要有3种。一是 “三七分成”模式。在汉江植保合作社的组织带领下,由老农民公司提供统一的社会化服务,农户出劳动力进行生产,所得的效益按照公司三、农户七的比例进行分成。二是 “保底效益分成+有偿服务费”模式。在三江蔬菜合作社的带领下组织生产,农户出劳动力,公司提供土地、大棚设施和相关的社会化服务,按每亩大棚保底效益分成1600元,和产品每斤2~5分钱的标准收取有偿服务费。三是 “内部股份制”模式。公司提供土地、设施,农户出技 术、成树、树苗,按公司占60%,农户占40% 的股份比例运行。模式一适合种植新手,只需投入劳动,公司提供相关的种植技术、生产资料等,模式三则适合种植专业户,方便技术好的农户进行规模扩大。模式二则介于两者之间。多种合作方式吸引了周边农户纷纷加入。

在生产配套服务方面,老农民公司成立了蔬菜研究所、农机专业合作社、有机肥厂和生产资料门市部。公司建有4个育苗温控大棚,蔬菜研究所承担育苗任务,年育苗近亿株,提供给各类经营者,也可以根据农户需求提供定向的育苗服务。农机专业合作社提供各类农机服务,按照低于周边市场10%的价格为各类种植者提供农机服务,公司进行统一的水电规划,统一接电、送水到田间、住房。通过记账的方式,为种植者提供农药、种子等服务,待产品回收再结账,减轻了农户的资金负担。

在产品监管服务方面,公司制定了严格的标准和流程,并成立检测中心配备专门人员负责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基地的蔬菜 生产统一 使用 “四不标准”:不使用无机肥、不使用有毒农药、不使用激素、不使用转基因种子,以保证蔬菜的 绿色、有机、无污染。采摘后的蔬菜经过多重检测后采用统一的包装,并统一使用 “老农民”品牌进行销售。为每个品种的蔬菜建立生产信息档案,包括生产地块、责任人、生产时间、投入品使用、质量安全监测等信息,实行产品编码,建立信息录入与电子查询系统,在配送和销售环节建立购销台账,形成互联互通的质量安全追溯系统。

在信息服务方面,结合产品销售和市场行情,为农户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的相关信息服务。公司派专人常驻武汉、北京、广州等地批发市场,了解市场价格,及时指导农户种植;同时,也通过自己的门店、直通车等自身终端系统及时反馈给农户,指导其种植。产中信息服务主要是为农户提供肥料、农药等生产资料的信息,产品价格走势分析等。产后信息即产品销售信息,公司不但提供批发市场的信息,也提供零售价格信息;既提供本地价格信息,也提供全国各地价格信息供农户选择,保证信息的透明化、公开化,减少农户矛盾纠纷。

在金融、法律服务方 面,公司提供 统一的保险、贷款和法律服务。由于农户生产受自然灾害和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较大,公司每年为农户统一购买近30万元的农业保险,抵御农户对自然灾害和价格波动的风险影响。龙头企业通过生产资料统一抵押的方式向银行或财政贷款,再转借给有资金问题的农户,解决农户的资金瓶颈。公司常年聘请法律顾问,对各类合同严格把关,处理各类纠纷案件,帮助经营者树立和增强法律意识。

在公共服务方面,为了方便政府的惠农政策确切的用之于民,老农名公司为农户与政府之间搭建了对接平台,制定了以龙头企业为平台,以合作社为单位进行支持的政策。具体表现为,龙头企业统一争取各级政府的支持,包括水、电、城管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支持,再以专业合作社为单位为经营者提供相关的社会化服务。与华中农业大学的蔬菜专家、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建立长期合作关系,通过专家讲座、科研交流等方式,为农户育苗、种植等提供相关的技术服务。

三、龙头企业创新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的启示

现阶段,一方面,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完善,千家万户迫切需要优质、高效的社会化服务;另一方面,众多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定位模糊、服务绩效欠佳。〔5〕湖北老农民高新科技有限公司的实践和探索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1.龙头企业通过打造农业全产业链为农民提供社会化服务优势明显

全产业链企业覆盖产 前、产中和产后 整个生产、经营链条,有利于提供全程的农业社 会化服务。老农民公司按照全程标准化的管理模式,对农业的生产技术、信息传递、金融支持、质量监管、政策法律等多方面提供了一体化的服务,涵盖了蔬菜生产的育种、种植、加工、流通、销售等环节。

全产业链企业既是社会化服务的提供者,又是社会化服务的接受者,双重身份成为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内生力量。一方面,湖北老农民高新科技有限公司凭借产业集约和组织优势,为种植者提供生产资料、机电服务等有偿服务;另一方面,公司在接受政府、科研单位等公共服务组织和半公益服务组织提供的农业技术、市场信息的同时,又以无偿服务的方式实现了政府社会化服务项目与农户的对接。

全产业链企业通过一定的利益联结机制,与农户 (家庭农场)和专业合作社构成利益共同体,有利于实现多方共赢。老农民公司通过 “三七分成”、“效益提成+有偿服务”、 “内部股份制”等多种合作模式,与种植者、专业合作社形成利益联盟。一方面,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农户以低于市场价格得到了社会化服务;另一方面,企业在农户高产高效的蔬菜种植中降低了收购成本,实现了企业、农户、合作社的多方共赢局面,充分发挥了全程社会化服务的效益。

2.龙头企业为农民提供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必须突出重点、准确定位

农民对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全方位的,既需要产前的市场信息、金融、保险支持等方面的服务,还需要产中、产后的技术、种植、加工、物流、销售等方面的服务。事实上,各地政府举办的公益性、准公益性服务主体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积极探索更好的为农民提供公益性、准公益性农业社会化服务。作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则应当从自身的优势出发,把服务的重点放在经营性服务上,尤其是当前农产品加工、销售薄弱环节。湖北老农民高新科技有限公司的探索表明,加强与政府合作,构建绿色蔬菜配送、直销体系,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公司基地蔬菜的销售问题,而且能有效地为当地农民提供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的社会化服务,成功地实现了千家万户农业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无缝对接。

3.龙头企业提供社会化服务需要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

龙头企业提供的一些社会化服务带有一定的公益性、准公益性,所以也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引导。政府应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提供服务,着力支持龙头企业成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骨干力量,按照分层引导、重点扶植的原则明确对龙头企业扶植的产品和产业方向。对于农业技术推广、农业水利等公益性项目,由于其普惠性、无偿性等特点,容易导致市场配置失灵,必须由政府投入为主构建公益性的服务体系,也可以尝试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对于政策类服务,坚持以政府财政资金为引导,促使社会资本加入,通过信贷支持、税费优惠等方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放大效应,引导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投入到社会化服务中,充分缓解企业土地流转难、融资难的问题。

4.龙头企业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需要与农民建立有效的利益联接机制

农业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第9篇

美国学者伯文认为, 企业社会责任是商人按社会目标和价值, 向有关政策靠拢, 做出相应对策, 采取理性的具体行动的义务。斯坦福研究所提出利益相关者概念, 强调企业应充分考虑与雇员、顾客、供货商、债权人、所属社区以及社会等利益相关者所担负的责任。而后弗瑞曼提出利益相关者理论, 认为企业是影响企业目标实现的集团和个人的利益相关者相互关系的联结, 应该针对主要利益相关者群体界定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利益相关者理论为社会责任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为确定企业社会责任对象和内容提供了理论框架。而国内,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学术界开始重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一致认为, 企业在创造经济利益及对股东负责的同时, 增进消费者、员工、债权人、社区、政府、环境等利害相关者的利益是企业重要的社会责任。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 国际上有SA8000、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 (DJSI) 和KLD指数等。国内学者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侧重于利益相关者等多角度构建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指标。而业界比较权威的解释是深圳证券交易所2006年9月25日颁布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中的第二条规定: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是指上市公司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自然环境和资源, 以及股东、债权人、职工、客户、消费者、供应商、社区等利益相关方所应承担的责任。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财务评价指标

建立有效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是正确评价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关键。财政部等五部委印发《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 要求企业应单独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等。2010年5月财政部会计司发表文章“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应尽的义务和使命解读《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4号社会责任》”。因此, 构建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 要立足于现阶段的国情, 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指导, 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数据和相关经济信息进行挖掘, 以便使所选指标具有可操作性和代表性, 全面客观地评价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状况, 深入剖析和总结上市公司业社会责任的实践行为, 引起企业社会责任的进一步思考。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角度构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财务评价指标, 着重分析公司对股东、债权人、供应商、员工和社区等五个层面责任。

三、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评价的因子分析

(一) 分析样本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业上市公司是农业产业发展中的典型代表, 农业上市公司的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 不仅能够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 对社会稳定及国民经济健康、快速、持续增长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上市公司标准行业分类中农林牧渔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 剔除ST公司6家, 以及2010年以后上市的12家公司, 最终选取30家农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样本公司的数据主要来自巨潮资讯网站披露的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和国泰安数据库和金融界网站提供的上市公司相关信息。

(二) 分析指标的适应性检验。

本文采用的评价方法是因子分析法, 首先要对指标原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再将待标准化后数据采用KMO检验与巴特利球度进行检验, 确定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如果KMO检验值大于0.5, 且其对应的相伴概率Sig值小于设定的显著性水平0.05, 即认为适合做因子分析。将选取的农业上市公司2010年财务指标值, 导入到SPSS软件运行, 得到KMO值0.629, 巴特利特球体检验统计量观测值为174.785, 对应概率Sig=0.000, 说明选取的样本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三) 因子分析过程及结果。

将整理的指标值通过SPSS软件运行, 得出因子总方差解释结果, 其中特征值大于1的五个因子, 累积方差贡献率为88.469%。表明用这五个因子替代原始的分析指标, 能够解释88.469%的原始信息, 能较好地评价上市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同时, 为了较好地分析公共因子的实际意义, 对其进行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 更清晰地看出同一因子上具有较高载荷的变量, 并分别命名, 依次是企业对股东F1、债权人F2、员工F3、供应商F4、社区F5的责任因子, 各因子均明确表示对应责任主体的履责情况。最后, 根据因子得分系数矩阵计算各因子得分, 再以各因子方差贡献率为权数加权汇总, 得出农业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因子的综合得分F值, 以及得分排序。如表1所示。

四、结论分析及建议

因子分析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消除了不同量纲的影响, 使得公共因子得分与综合得分的均值均为零, 为评价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提供了标准。表2因子得分显示, 农业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情况除员工责任外均超过平均水平, 但各公司及对各责任主体的履责并不均衡。首先, 从企业社会责任综合得分来看, 30家农业上市公司综合得分均大于0, 说明其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总体较好。综合得分排在前3名的是中福实业、新五丰、新赛股份, 得分大于1, 说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较好。而排在后3名的是冠农股份、景谷林业和东方园林, 也只有这3家公司的得分小于1, 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相对较差。农业上市公司农业行业的典型代表, 企业的一举一动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为此, 企业应继续保持并追求较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应该抓住企业自身的特点和政府部门给予的一些优惠政策, 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 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意识, 做到全面地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其次, 从农业上市公司各因子得分及排名来看, 各方面责任的履行情况是不均衡的。农业上市公司对供应商责任的履行占有重要地位, 股东和债权人及社区次之, 员工的责任履行较差。企业对员工的责任因子F3, 有22家公司得分小于0, 占总数的73.33%, 其中对员工责任履行得最好的是东方园林公司, 得分仅为0.658。相反, 企业对供应商的责任因子F4, 各公司的得分均超过1, 但其中得分最高的中福实业为64.162, 得分最小的东方园林仅2.282, 可见各公司对供应商的履责情况差异较大。而F1、F2、F5等3个因子的正数得分差异不大。为此, 公司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同时, 应该综合考虑, 兼顾各责任因子的履行情况, 以保证公司对各责任主体履责的均衡性, 而不是过分地偏向某一责任主体。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企业在寻求自身生存发展过程履行应有的社会责任, 既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近几年出现的三聚氰胺、染色馒头等食品、生产及药物安全的社会现象, 使得社会各界更加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国内现有文献在企业社会责任及评价指标体系等方面取得了研究成果, 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证分析研究还不够深入。因此, 对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进行评价与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业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第10篇

关键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民问题；小康

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现状

（一）农业龙头企业

近年来，我国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在促流通、建基地、强产业、培育合作经济组织中的带动作用，积极实施农业产业化发展战略，坚持把培育和壮大农业龙头企业群体作为保证农民持续增收的重要举措。通过扩大规模、提高质量、增长效益、拉长产业链条等措施，扶持、壮大了一批龙头企业。逐步健全完善了“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产业化发展模式，推进了农业生产向集约化、市场化方向发展。发展农业产业化，农业企业是龙头，龙头企业的带动决定农业产业化水平的高低。当前龙头企业整体规模不大，带动能力不强。特别在农业主导产业上，加工龙头企业规模小，数量少。龙头企业虽然与农户建立了利益联结模式，但从总体上看，在这种利益联结中，农民参与谈判的话语权不够，处于绝对劣势。农产品精加工滞后，以加工初级产品为主，已成为当前农产品买方市场的形势下，提高竞争力，扩大品牌知名度，提升农产品档次的制约因素。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多是按季节收购而且缺乏抵押担保物。这类型企业主要从事农副产品的收购、加工和销售，资金需求季节性强、时间集中且需求量大，在收购旺季资金供需矛盾较为突出，融资困难。

（二）农民合作社

随着中央及各级政府扶持政策的出台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颁布实施，有效的促进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领办主体有农村专业大户、经营能人，农村干部，有基层农业技术、农业机械、畜牧等部门，有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社分布范围越来越广，跨乡镇、跨县市的合作社也在不断增加。但农民合作社功能发挥有限。合作社经营带动能力不强。大部份合作社初级农产品是其主营业务，附加值不高，市场地位和竞争力弱小。不少合作社的财务很不规范，民主制度落实不到位。承担市场风险的意识薄弱，只能利益共享但却不能风险共担。利益联结不紧密。社员的观念相对落后，监督意识较为淡薄。合作社发展存在极大不平衡性。有相当一部分只是为了应付考核或享受优惠政策，没有实质性运作。

（三）农业种植大户和家庭农场

近几年，对农村土地流转工作的重视不断提高，随着土地流转和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种养大户举家迁入农业生产园区，兴起发展观光农业、农家乐、休闲农业等现代农业新模式，家庭农场式的农业生产方式逐步形成。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其主体为专业大户或者职业农民。土地规模经营是建立在工业化、城镇化基础上的，没有产业对城市对人口的容纳和就业的支撑，是不可能快速推进规模经营的。目前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影响了土地流转，农业生产小规模分散经营还比较普遍。土地流转速度受到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和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制约。随着不断推进土地流转、农田整治、园区建设，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种养大户，但仍然是单兵作业、各自为战，没能形成合力，难以实现规模效益，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种养大户、家庭农场有待进一步培育。

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存在的问题

（一）符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的各类人才缺乏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了对农民的要求，要由农村综合素质较高的劳动力经营。从生产到经营都要求农民在所从事的行业中有一定的技术和经验优势。尽管当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者总体上是农村中综合素质相对较高的群体，但调很多查表明生产主体成员年龄构成普遍高龄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人员多数缺乏规模化经营管理经验和专业化生产技术，急需加强对经营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能力。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农业劳动力结构性矛盾突显，21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加快发展。现有的农业从业者他们一旦从农业产业中退出，后继人才数量是否充足，情况并不乐观。绝大多数生产主体成员认为自己的子女去不会愿意从事农业；绝大多数生产主体成员文化水平不高，缺乏对农业经营主体壮大发展的驾驭能力。

（二）保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基础的土地流转困难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离不开土地流转。群众担心流转后失去土地，宁可抛荒也不愿参与流转。参与流转的企业无法解决和农民的利益问题，土地纠纷协调困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要求通过租地以实现规模化与集约化，但出让土地的一方所要得到的租金必须不低于其自己的经营利润，而受让土地的一方则在支付租金之后还要得到不低于平均利润的利润额。这就要求受让方必须具备较高的土地生产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因此地租的存在成为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的障碍，从而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进程和现代农业的发展。租地经营的工商企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等因追求高利润而倾向于非粮化经营和非农化经营；随着惠农政策力度的加大而租金不断提高，导致土地流转困难；占农业用地比例最大的粮食生产用地因为粮食生产利润率低成为土地流转的难点。以上原因，使保证新型農业经营主体基础的土地流转存在很大的困难。

（三）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农业融资艰难

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生产者绝大多数为农民，大多处于起步阶段，经济基础薄弱，而发展规模化生产，购买生产资料、农业机械、建设晾晒场地、仓储设施等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普遍存在资金不足的问题。而受到生产规模的制约，绝大多数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融资筹资方面都存在着授信、担保困难、申请手续繁复、隐性交易费用高等问题。

（四）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力的社会化服务不健全

我国以双层经营为基本特征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曾经发挥了革命性作用。然而，随着环境条件的巨大变化，目前农村双层经营中普遍缺乏为农民提供系统的服务能力；经营性服务组织发育不健全、不充分，经济实力弱，政策扶持不够；公益性服务供需衔接不紧密，服务机制极需健全。靠一家一户单打独斗开展生产的状况难以为继，迫切需要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这就是说，伴随农业生产向专业化分工、社会化协作转变，迫切需要加快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包括建立健全现代农业服务组织，包括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现代农业服务体系、现代农村金融体系、现代乡村治理和公共品供给体系等。（作者单位：西南石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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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第11篇

1.1 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概况

武汉城市圈以武汉市为中心, 由武汉及周边100公里范围内的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天门、潜江9市构成, 2013年, 武汉“1+8”城市圈区域经济联合体共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GDP) 15630.69亿元, 占全省GDP比重为63.36%。面积不到全省32%的武汉城市圈, 集中了湖北省53%的人口、63%以上的GDP总量, 不仅是湖北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 也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城市圈的建设, 涉及工业、交通、教育、金融、旅游等诸多领域。武汉为城市圈中心城市, 黄石为城市圈副中心城市。武汉城市圈于2007年底被批准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简称“两型社会”)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如表1所示:

1.2“两型社会”的基本内涵

两型社会指的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基于此“两型社会”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 “两型社会”是基于对传统社会经济发展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型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

(2) “两型社会”分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两个层次, 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两者相互统一, 密不可分。只有资源节约, 才能环境友好;实现环境友好, 必然要求资源节约[1]。

(3) “两型社会”的建设要求体现科学性、合理性、循环性及可持续性。

1.3“两型社会”与绿色物流的相互关系

(1) 两型社会与绿色物流发展本质相同。

两型社会是基于我国资源环境问题的实践而提出来的, 以可持续发展观为理论基础。“两型社会”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是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补充, 也是我国可持续发展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而绿色物流要求在物流过程中抑制物流对环境造成危害的同时, 实现对物流环境的净化, 使物流资源得到最充分利用。绿色物流的实质就是在物流管理与作业中体现环保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是绿色消费与绿色制造的基本要求, 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2]。

(2) “两型社会”建设是绿色物流创新的战略目标之一。

绿色物流是发展绿色经济的内在要求, 也是为了最终实现“两型社会”这一目标而服务的。发展绿色物流使得经济与资源、生态环境和社会运行过程结合起来, 最终实现资源节约型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

(3) 绿色物流是“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实现途径。

“两型社会”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基础, 满足可持续的发展需要, 充分考虑资源与环境的承载力。建设“两型社会”必然要依靠绿色物流的突进得以实现“资源真正节约、环境真正友好”。

2 武汉城市圈农业绿色物流优劣势分析

2.1 优势

2.1.1 政策优势: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战略的指引

2007年12月, 武汉城市圈被国家批准为“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 湖北省委、省政府和武汉城市圈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 加强领导, 组建了工作机构, 出台了系列方案和行动计划等政策, 为发展武汉城市圈农产品绿色物流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

2.1.2 产业优势:农产品资源丰富

以武汉为龙头的“1+8”城市圈, 农村地域广阔, 耕地肥沃, 水产、畜牧业发达, 农产品丰富, 山水资源独特, 人文历史底蕴深厚, 是名符其实的“鱼米之乡”、“多湖水乡”, 是休闲旅游的好出处, 这些都为武汉城市圈绿色物流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2.1.3 区位交通优势:“陆水空三位一体”齐头并进

武汉城市圈的龙头武汉历来被称为“九省通衢”之地, 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 是中国经济地理的“心脏”。独特的区位优势造就了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京广、京九、武九、汉丹4条铁路干线, 以及京珠、沪蓉等6条国道在此交汇, 武汉成为了名符其实的全国四大铁路运输枢纽之一。武汉圈城际铁路是由武汉经鄂州至黄石、武汉至咸宁、武汉至黄冈、武汉至孝感4条城际铁路共同构成武汉城市圈城际铁路。武咸、武黄、武冈城际铁路已经正式开通, 随着武汉圈城际铁路的相继建成, 必将为武汉城市圈发展农产绿色物流提供更好的交通运输条件。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是中部地区首个4F级机场, 现有两座运行中的航站楼, 分别为T2航站楼和T1航站楼, T3航站楼正在施工预计将于2015年建成, 2013年天河机场旅客吞吐量突破1500万人次大关, 达到1502.6万人次。

发挥黄金水道独特优势, 建设长江经济带, 是新时期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和对内对外开放相结合、推动发展向中高端水平迈进的重大战略举措。长江经济带面积180余万平方公里, 通航总里程长达7万余公里, 占全国内河通航总里程的70%以上[6]。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共有包括湖北省内8所城市在内的41个城市, 其中包括武汉城市圈中的武汉、黄石、鄂州、黄冈、咸宁5个城市。作为中国内河的重要港口和长江中游航运中心的武汉港是我国内河通往沿海、近洋最大的启运港和到达港。未来进一步协同城市圈内相关城市, 发挥长江航运交通优势将进一步推动武汉城市圈农产品绿色物流的快速发展。

2.1.4 科教优势

武汉城市圈的核心城市武汉被称为“大学之城”, 其科教实力仅次于北京、上海, 位居全国第三, 其在校大学生人数, 更是居全国城市之首。2013年武汉市大学生在校人数已经达到了118万左右, 稳居全球高校大学生数量首位。据统计资料显示, 截止2013年底, 湖北省具有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高等学校共计120所, 其中本科高校67所、高职院校53所, 这120所高等院校中分布在武汉城市圈8所城市的占到了82%。丰富的科教资源为加强物流人才培养、进一步推进武汉城市圈产学研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2.1.5 特色农产品初具规模、城市圈圈内农产品合作不断加强

现阶段, 武汉城市圈的特色农业初具规模, 培育出了一批代表性的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武汉市围绕“菜鱼肉奶禽游”六类重点企业, 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黄冈农业基础稳固, 是湖北省三大粮油生产基地之一, 多种经营方面比较突出的有蚕桑、板栗、茶叶、蔬菜、药材。桑蚕产量占全省80%以上, 罗田是全国板栗第一县, 英山是全国名茶基地县, 蕲春县是全过著名的药市和中药材之乡。黄石的“中国劲酒”是全国知名品牌, 年产保健酒、曲酒、饮料三大系列产品2万吨, 实现产值2.18亿元。天门市涌现出了金天贸易工农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健康集团等一批国家级产业化龙头企业, 天门特产黄花菜、莲藕、义河蚶、芋环、茨菇、江汉砂梨、花生、辣椒、西红柿、花菜等畅销全国各大省市。仙桃市地处江汉平原腹地, 是有名的鱼米之乡, 是国家第一批商品粮基地, 现已成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棉、油、猪、鱼建设基地之一。咸宁市是全国著名的“桂花之乡”、“楠竹之乡”、“茶叶之乡”和“苎麻之乡”。孝感的刁莲、焦湖藕、太子米、银杏、板粟和乌桕等名特优农副产品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培植了孝感麻糖米酒、安陆银杏、汉川水产、南大市场等十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集团[7]。

近年来, 圈内各市农业系统积极开展农业协作, 就组建城市圈农产品市场准入平台、农业信息服务平台、农产品加工合作平台等多方面进行协商对接, 达成了诸多共识。2010年8月, 圈域内各市建立了“两型”农业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为圈内开展“两型”农业战略合作加强了组织协调。

2.2 劣势

2.2.1 农业生产经验仍然粗放, 改革任务任重道远

从武汉城市圈农业生产现状来看, 传统农业仍有相当比重, 农业基础设施脆弱, 农业科技装备水平不高, 小规模分散经营与大市场对接的矛盾依然制约着现代农业的发展, 农业低效、高耗、污染重的情况尚未从根本上扭转。

2.2.2 政府和企业的绿色物流意识不强, 缺乏统一的科学规划

从武汉城市圈农产品绿色物流现状来看, 包括政府、厂商、第三方物流企业和农民在内的利益相关者, 对农产品绿色物流的内涵认识和理解不足, 绿色物流观念依然淡薄。农民更关心的是农产品的质量和价格, 企业和第三方物流公司更关系经济效益, 政府对现代绿色物流还缺乏科学的规划[3]。

2.2.3 物流基础设施落后, 物流企业规模小且技术及管理水平不高

(1) 农产品绿色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运行效率低下。

(2) 从武汉城市圈物流企业的运行现状来看, 物流企业主要包括传统的交通运输企业和货运代理企业、传统储运企业改造而成的配送中心、工商企业的后勤部门发展转型、专业物流公司。这四类物流企业数量不少, 但规模普遍较小, 无法形成物流业经营所需要的规模优势。

(3) 物流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不高。企业资源配置率低、绿色物流的管理制度不健全、物流的能耗和货物损坏现象较多、行业机械化程度较低、自动化和网络化滞后, 这些都与现代绿色物流的要求有较大差距。

2.2.4 绿色物流过程“名”绿而“实”不绿

从绿色物流的过程上看, “名”绿而“实”不绿主要表现在绿色信息收集与管理、绿色仓储、绿色运输、绿色装运及卸货、绿色包装等问题。绿色仓储的水平相当低、主要以通用仓库为主, 各类农产品混藏和农民分散储藏现象相当突出。农产品物流中在包装这方面的主要表现为各类农产品包装不绿色、过度包装、包装材料不环保、甚至于对人体有害等。

2.2.5 传统的农村中介组织实力不强且运作不规范

农村中介组织是农产品商品流通的桥梁, 又是农村经济社会化服务体系的载体。如荷兰的花卉协会、牛奶协会、农产品拍卖公司, 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羊毛协会等, 在城市圈广大农村都可借鉴。现阶段武汉城市圈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 中介服务组织不健全, 对农民缺乏凝聚力。

2.2.6 人才培养和企业需求存在脱节, 物流专业人才匮乏

现代绿色物流作业过程环节复杂、信息量大、对技术要求高, 而且各种物流信息具有不确定性、难以捕捉的特点。武汉城市圈虽然具备了科教优势, 但在高校林立的优势环境下, 在现代冷链物流人才、农产品物流管理等方面的培养却差强人意。湖北省及武汉城市圈城市所属高校开设物流管理专业数量不少, 但专门物流专业培养物流人才的高校在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 具体表现为课程设置陈旧、物流管理属于通识教育不分物流方向、校企合作不强等问题, 这些与现代绿色物流大发展仍然不适应。

3 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中发展农业绿色物流的对策建议

3.1 加强绿色物流观念培养和制度建设, 保障农产品绿色物流顺利实施

一方面, 要加快武汉城市圈农产品物流绿色化建设一定要转变传统的思想观念, 真正树立绿色物流、客户服务和市场导向等观念, 并在实践中执行上述观念。另一方面, 由政府牵头和企业广泛参与, 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加强农产品绿色物流方面法律法规的建设, 在制度上保障农产品绿色物流的开展。

3.2 做好科学规划和执行

从绿色仓储、绿色运输、绿色包装、绿色搬运和装卸、绿色信息的收集与管理入手全方位实施武汉城市圈农产品绿色物流建设。在绿色仓储方面要做到科学规划布局, 按照实际需求设置各类专门的仓库;在绿色包装方面要做到包装产品从原料选择、产品的制造到使用和废弃的整个生命周期, 均应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在绿色运输方面要做到合理布局规划各种运输工具采用节约资源、减少污染和保护环境的原料作为动力。绿色搬运和装卸方面要做到避免传统的野蛮运输和搬用造成的产品不必要的损失及浪费、要避免非绿色的搬运和装卸对环境造成的污染。

3.3 进一步深化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改革

武汉城市圈是湖北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 也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 其农产品绿色物流的发展对实现湖北农业跨越式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 吸收并借鉴发达国家农产品绿色物流的经验, 进一步深化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改革, 必将进一步推动武汉城市圈农产品绿色物流的发展。深化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改革应允许多种类型的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并存。一般来说, 如果当地农产品市场体系比较完善, 农民市场意识较强, 则可以考虑选择“专业批发市场+农户型”的产业化组织形式;如果当地生产的专业性较强, 又有一定的企业作为依托, 则可选择“公司+农户型”的产业化组织形式。

3.4 加快农产品绿色物流标准体系的建设

发展农产品绿色物流需要联合相关部门制定包括理化指标、感官指标、安全食用指标、鲜度指标等农产品质量标准, 并对产地进行大地环境检测、土壤成分检测、水资源检测, 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另外, 在农产品运输、配送、加工、装卸搬运等物流环节, 推行与国际接轨的农产品绿色物流标准体系建设[2]。发达国家绿色物流的一系列标准化系统都为农产品绿色流通提供了有利条件, 有利的推动了农产品绿色物流的发展。

3.5 进一步加强城市圈长江航运建设, 提高长江航运能力

长江航运资源是武汉城市圈区别于其它城市圈或区域经济协作体发展的重要优势, 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城市圈长江航运建设, 提高长江航运能力。

(1) 加快长江航运设施建设。加强武汉城市圈沿江重点港口及其配套实施建设, 加快航道整治, 创造良好的通航环境, 从而有利于航运能力的提升。

(2) 发挥长江港口城市, 尤其是武汉港等物流园区, 为实现武汉城市圈现在农产品综合物流提供有力保障。

(3) 加强长江航运物流信息建设, 推进现代物流技术的运用和革新。

3.6 加快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信息化是现代农业经济发展的核心, “数字湖北”在基础通信网络建设、开展惠农的信息服务等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目前湖北移动与湖北省农业厅联合启动四个重点信息化服务站综合试点、开通“12316”省级三农服务热线平台、“农信通”和“手机报”等三个农村信息化服务项目。今后应该进一步推动农村基础通信设施建设、农村信息化建设、县域营销建设, 践行“信息惠农”的时代重托。

3.7 加大能够服务于农产品绿色物流的物流专门人才的培养

要突破武汉城市圈发展农产品绿色物流人才缺乏的瓶颈, 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和企业必须加大对农产品绿色物流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力度, 大力培育绿色物流专业的技术人才。一方面, 通过政府支持、相关高校配合的方式, 在物流管理人才培养条件好、办学实力强或者农业特色的高校 (例如华中农业大学、长江大学) 开办专门的农业物流专业或者冷链物流方向, 培养出一批熟悉现代农产品绿色物流运作规律, 懂得生产管理并具备计算机网络技能的人才。另一方面, 加强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合作, 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 尝试农产品绿色物流人才“订单式培养”, 使理论型物流专业人才和实用型物流专业人才有机的结合起来, 形成农产品绿色物流专业技术人才教育及培训系统。

摘要：“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 (以下简称“两型社会”) 背景下, 传统的农业物流已经不能满足企业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必须进行绿色物流创新。文中在阐述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和绿色物流基本内涵和二者关系的基础上, 分析了现阶段武汉城市圈农业绿色物流优劣势, 最后提出了发展武汉城市圈农业绿色物流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两型社会,武汉城市圈,农业,绿色物流

参考文献

[1]李林.基于武汉“两型社会”要求的企业绿色营销创新研究[J].黄石理工学院学报 (人文社科版) , 2012, (2) :5-8.

[2]刘永焕.基于SWOT分析的河南农产品绿色物流发展研究[J].物流技术, 2014, (3) :44-46.

[3]郭玉杰.农产品绿色物流组织模式探析[J].企业科技与发展, 2014, (6) :7-8.

[4]许红莲.国外农产品绿色物流发展问题讨论综述[J].中国流通经济, 2012, (1) :27-32.

[5]翁心刚, 姜旭.日本绿色物流发展的状况及启示[J].中国流通经济, 2011, (1) :16-20.

[6]陶德鑫, 李睿.推进长江航运物流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思考[J].交通企业管理, 2004, (12) :2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