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沁方言的论文题目范文

科尔沁方言的论文题目范文第1篇

自举办“民情恳谈会”以来，科尔沁街道不断拓展民情收集途径，通过创新“民情恳谈会”机制，定期邀请群众代表、辖区企业负责人、党代表、人大代表等广泛开展互动交流活动，围绕基层工作的相关重点难点，“问情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不仅畅通了社区民意反映渠道，还架起了党群干群之间的“连心桥”，受到了广大党员、群众高度赞誉，被广大党员、群众称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交心会”。

一是时间安排体现固定性。针对过去收集意见会，时间不固定，次数无保证的症结，“民情恳谈会”以社区为单位每季度召开一次。若工作中遇到与群众关系密切的阶段性热点、难点问题，视情况增加召开次数。

二是参加对象体现广泛性。参会对象由以往单一的居民积极分子拓宽到社区党员代表、居民代表、辖区单位代表、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相关事务当事人等。参加对象可以会前确定邀请，也可以结合通知、公告等形式，动员对会议内容感兴趣的居民踊跃参加。

三是会议内容体现针对性。明确把基层精神文明建设、社会公共事业、党的建设及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会议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通报街道、社区正在开展的有关工作情况，听取居民需求和建议，讨论基层建设有关工作目标，商讨涉及居民利益的相关事宜。

四是组织程序体现规范性。召开社区“民情恳谈会”3日前,在社区居务公开栏和各主要出入口张贴告示,告知会议召开

的时间、地点和主要内容,参加和邀请的人员等。会议由社区党组织或居委会负责人主持,专人做好记录。根据会议形成的意见，由社区党组织进行研究并提出整改落实方案。会议召开后15日内将会议意见和落实情况反馈给相关人员并上报有关部门,并在社区居务公开栏予以公示。

街道要求，对群众反映的意见、建议和问题要建立台帐，按照“分级负责、责任到人、归口办理”的原则，对符合政策能够办理的安排专人立即办，对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做好解释工作，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切实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落到实处。

目前，街道和各社区及非公企业党支部已召开民情恳谈会26次，征求意见、建议60多条，通过积极会商协调，解决了外贸家属楼204户居民集中供热难题;解决了大修厂宿舍70户居民吃上自来水问题;解决了文化楼34户居民排污难问题;以及某些小区物业管理不到位、绿化不到位、文化活动场所缺乏等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热点、难点问题46个。

科尔沁方言的论文题目范文第2篇

婚制：蒙古族有抢婚和聘婚两种婚姻制度。抢婚是奴隶制社会的一种婚姻形式。聘婚是封建社会的一种婚姻形式。公元十三世纪以后，蒙古族进入封建社会，即普遍实行聘婚制。但仍有抢婚制的残余。

求亲：青年男女在定亲之前，男方要向女方求亲。新中国成立前，通常是由男方的父母或委托媒人到女家求亲，如果女家同意，就可以定亲。按蒙古族的传统婚俗，男方须多次向女家求亲，才能得到女家的许诺。后来形成了一句蒙古谚语：“多求则贵，少求则贱。”求亲达成协议后，由男方带上哈达、奶酒和羊五叉或全羊到女家“下定”。女家请亲友陪客人饮酒，表示正式定亲。

[2]

择吉日：蒙古族的婚俗之一。又称择喜日。男女两家定亲后，首先要请喇嘛占卜，选择吉日，确定结婚日期。吉日择定以后，由男家派媒人和亲友带上哈达、美酒、糖果等礼品，前往女家，同其父母商谈结婚事宜。谈妥后，男女两家开始准备婚事。

聘礼：聘礼的多少由男方家的经济情况而定。农区多以金银首饰、柜子、衣物为聘礼;牧区常以牛、马、羊等牲畜为聘礼。牧民视“九”为吉祥数，聘礼以“九”为起点，从“一九”到“九九”，最多不得超过八十一头，取“九九”为长寿的意思，也可以择小于九的奇数，以

三、

五、七头牲畜为聘礼，但绝不能择偶数。

嫁妆：女家陪送女儿的出嫁礼物。蒙古族非常讲究陪送嫁妆。男方送多少聘礼，女方就要陪送相应数量的嫁妆。通常是女方陪嫁的东西，比男方送给女家的东西多。因此，蒙古族有一句俗语:“娶得起媳妇，聘不起姑娘。”

娶亲：蒙古族的婚俗之一。过去，蒙古族的娶亲非常隆重，并保留着男到女家投宿娶亲的传统婚俗。娶亲一般是在结婚喜日的前一天。新郎欢穿上艳丽的蒙古长袍，腰扎彩带，头戴圆顶红缨帽，脚蹬高筒皮靴，佩带弓箭。伴郎也穿上节日盛装。一同骑上马，携带彩车和礼品，前往女家娶亲。娶亲者至女家，先绕蒙古包一周，并向女家敬献“碰门羊”1只和其他礼物。然后，新郎和伴郎手捧哈达、美酒，向新娘的父母、长亲逐一敬酒，行跪拜礼。礼毕，娶亲者入席就餐。晚上，又摆设羊五叉宴席。并举行求名问庚的传统仪式。次日清晨，娶亲者起程时，新娘由叔父或姑夫抱上彩车。新郎要骑马绕新娘乘坐的彩车三圈。然后，娶亲者和送亲者一同起程离去。

求名问庚：蒙古族娶亲的程序之一。求问新娘的姓名，又称讨封。娶亲者在女家投宿的晚上，要在新娘的闺房里摆设羊五叉或全羊宴，也叫求名宴。宴席上，大家戏耍新郎，逼他下跪或半跪，求问新娘的乳名或奶名。新娘羞怯不言，或故意不答。这时，由男方的祝颂人与女方的嫂子相互答辩，并唱对歌，直到女方说出真实乳名，求名宴才告结束。

刁帽子：也称抢帽子。蒙古族在娶亲途中，娶亲者和送亲者纵马奔驰，互相追逐，都想争先到家，成为优胜者。为此双方在途中要进行刁帽子竞赛。通常是送亲者想方设法把娶亲者的帽子抢过来，挑在马鞭上，或扔到地上，迫使新郎下马去拣，以影响其行速。具有浓郁的草原生活气息。

拜火：新娘娶到新郎家后，首先要举行拜火仪式，新郎新娘从两堆旺火之间双双穿过，接受火的洗礼，使他们的爱情更加纯洁，坚贞不渝，生活美满幸福，白头偕老。

科尔沁方言的论文题目范文第3篇

科尔伯格1953~1954年在一所心理医院做临床心理学研究[1~2]。他试图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观点研究和诊断个体的无意识心理结构, 结果失败了。于是他转向并接受了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展。他认为儿童是道德哲学家, 儿童能主动建构自己的道德观念, 形成自己对道德问题的判断。道德判断作为一种规定性的社会价值判断可以引导和驱使个体采取相应的道德行动。同时科尔伯格也指出个体的道德发展受一定的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影响[3], 但最终外部环境因素须通过儿童自身的积极活动才会发生作用。其中他强调了承担他人角色和采择他人观点的角色承担的重要性。依据科尔伯格的观点, 个体的角色承担机会越多, 个体的道德经验越丰富, 个体的道德判断就会越成熟, 从而其道德阶段就会越顺利向前发展。

道德发展阶段理论是科尔伯格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体系中最核心的部分[4]。以道德两难问题为切入口, 依据个体的道德判断科尔伯格提出了著名的道德发展阶段论[5]。“三水平六阶段”模型是以个体在道德判断中体现出的承担他人角色、采择他人观点的程度划分的。科尔伯格将发展作为道德教育目的, 主张通过提高个体道德判断能力来促进道德阶段的向前发展并最终达到个体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的统一, 以及个体通过道德行为的反复践行内化成为良好的道德品质[6]。在道德教育的实践方面, 科尔伯格最先提出道德两难讨论法, 后来科尔伯格在研究与实践中发现缺乏民主和公正的氛围, 停留于口头的争辩难以使个体的道德判断与道德行为真正统一, 于是他又提出道德教育实践的公正团体策略。

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是一整套包括道德发展的哲学、道德发展的心理学和道德教育的实践在内的完备理论体系[7]。不仅为道德教育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指导, 而且提出了具体可行的德育实践策略。这对我国当前的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2 道德认知发展理论的启示

长期以来, 德育低效一直是困扰学校道德教育的突出问题。这其中有社会环境不良因素的影响以及家庭教育偏差和缺乏的原因, 但主要还是学校的道德教育理念落后, 道德教育的内容空泛和德育的模式方法单一造成的后果。研究和借鉴科尔伯格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对改变我国德育低效的现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启发。

2.1 重视学生的主体意识更要尊重教师的主导地位

科尔伯格关于儿童是道德哲学家的观点要求我们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反对权威的道德灌输。但同时我们要意识到:道德认知发展理论是顺应六、七十年代美国要求民主和自由的潮流, 针对传统品格教育的弊端而提出的观点。作为有着与西方美国不同社会制度和文明传统的中国的德育工作者, 应认识到该理论观点是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个人主义社会道德价值观念体系在德育领域的反映。我们可以引用和借鉴但不可以照抄照搬。为了达到良好的德育效果我们应该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同时更要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这是由德育活动中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地位, 任务作用所决定的。道德教育是否取得成效最终取决于学生接受并内化的程度, 但是学生接受和内化的效果如何又取决于教师的教育。道德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处于主导地位, 设计、组织、引导和评估整个课堂的教学活动并有目的有计划的指导学生参与课堂外的德育实践;学生则能动地接受教师的教育, 同时也以自己的方式和观点影响着教师。教师的主导和学生的主体, 两者是双向互动的。所以要重视学生的主体意识更要尊重教师的主导地位。

2.2 重智育的同时更要重德育

近年来国家提出“以德治国”的政策, 教育部门对素质教育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德育成为素质教育的重中之重。其实, 智力教育和道德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 智育提供给个体将来适应社会的知识和技能, 德育则培养个体良好的心理素质、道德品德和正确的价值观念。作为学校的正规教育应该是重智育的同时更要重视德育。

科尔伯格关于道德发展的条件和动力理论中明确指出, 儿童的智力认知发展是制约道德发展的重要条件。由此可见, 学校重视智力教育是正确的而且是必须的。智力教育可以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获得将来踏入社会所必需的生存知识和技能。同时各门学校功课开展的过程也会呈现给学生引起其道德认知冲突的道德情境从而提供给学生道德发展所必要的角色承担机会。但是我们需要防止甚至是纠正现实中出现过度地重视智力教育忽视道德教育的局面。“德育为先”不仅是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 更是素质教育和培养全面人才的需要。

重视智育更要重视德育首先要树立正确全面的人才观, 重分数更要关心其品德素质, 重学历也要考察其道德水平。其次树立以智育保证德育, 以德育促进智育的教育理念。智育和德育要协调发展共促共进这样才能适应个体成长和发展的需要。从更高的层面上讲,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两个相互联系, 相辅相成的方面。道德教育对于促进人才的人格完善, 促进个体的社会化, 激发和调动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学校教育要重视智育更要加强德育, 应形成一种德育为先, 智育为主的教育模式。

2.3 正确对待灌输

植根于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土壤中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 反对传统品格教育的道德灌输的方法, 有利于当时美国的发展和稳定。但对于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不可完全否认灌输。首先是因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目的不仅是培养有道德的人还要是有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道德价值的人。其次是因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解放全人类的价值信念。

马克思主义将灌输确立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一个基本原则, 这已被我国社会主义的革命历程和建设实践所证实。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论述过灌输的理论, 但他们强调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占领。在阶级社会中, 教育是有其社会目的的, 道德教育更是有鲜明的阶级色彩。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详细地论述了灌输理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提出的社会主义意识必须从外部灌输的原理, 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道德教育也不可能完全摒弃灌输, 培育社会主义“四有”新人, 仍然离不开灌输的原则。

列宁关于灌输的理论更多是注重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层面, 对于个体道德教育中怎样对待灌输的问题, 笔者认为应该把握道德教育的规律, 分清情况找准时机, 给予合乎个体认知水平的合适灌输。科尔伯格反对的是传统品格教育的具体道德规范和美德观念的“美德袋式”灌输, 他强调的基于个体道德认知和道德水平之上的向个体提供丰富的社会经验和角色承担机会不可能没有一点灌输的意思。毕竟个体的精力时间和推理能力是有限的, 必要的时候有目的道德教育还是应该给予适当的灌输。这里所讲的灌输并不是封闭的压制主体性的强制性的教育方式而是基于个体道德认知矛盾冲突临界点之上的启发性的输送思想认识。我国孔子因材施教向其弟子灌输仁爱思想和伦理纲常就是很好的成功例证。在灌输这个问题上, 我们不应该全盘否定, 也不应该不分情况的以教师的权威向学生死灌和硬灌。

2.4 培养角色承担能力促进道德阶段的发展

道德实质上是个体之间或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一个有道德的人应该是能够合理恰当处理这种关系的人。道德阶段和道德水平的发展取决于这种道德关系的参与和协调的程度。科尔伯格关于道德发展的条件和动力理论中关于“角色承担机会”的概念对这个问题做了最权威的解释:个体在他们相互作用过程中, 想到他人的态度, 意识到他人的思想和情感, 设身处地从他人的角度看待问题并依据这些异于自己的态度和观点调整自己的道德判断从而提高自身的道德阶段水平。由此看来, 角色承担是道德发展的必要条件, 是道德水平提高的必经阶段。这要求我们在道德教育中要重视学生的角色承担能力培养, 有意识地给予学生角色承担机会, 引导学生理解不同情境的各种角色并把它们有机地联系起来。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由于城市化、网络化和家庭小型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当今许多青少年儿童缺乏与人的交往和沟通, 以自我为中心的现象比较严重, 就更谈不上设身处地从他人角度看问题。我们应意识到客观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于道德教育的各种因素, 利用现有的有利条件开展道德教育的活动, 提供给学生较多的角色承担机会。

培养角色承担能力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 拓宽渠道增加学生的角色接触。利用大众媒体、网络和优秀影视文化作品让学生认知和理解他人的角色, 把自己置于他人的位置思考道德问题。其次, 教师要善于发掘学生生活中的道德两难问题, 让学生处于模拟的道德情境之中促使学生更全面和更真实地体验自身和他人的角色关系。最后, 直接体验生活实际的社会实践。这是角色承担能力获得的最直接和最得力的途径。在社会实践中个体获得的角色承担能力用于指导自己的道德行为并又在更高层次上促进了角色承担能力的提高。

摘要：科尔伯格沿着皮亚杰道德认知判断的路线, 主要以儿童和青少年为研究对象, 进行了30多年的科学研究, 创立了当代德育界最具影响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学习和研究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和道德教育的实践策略将会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有助于我们道德教育的开展。

关键词：科尔伯格,道德认知发展,道德教育,启示

参考文献

[1] 蒋福明.论科尔伯格道德教育理论的特点、影响及启示[J].攀登 (双月刊) , 2007, 26 (3) :117～119.

[2] 陆春花.科尔伯格理论中的道德责任感问题[J].新疆社科论坛, 2006, 4:14～16.

[3] 科尔伯格[著], 郭本禹, 等[译].道德发展心理学[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4] 姚海静, 管亚军.科尔伯格道德认知发展论及对主体性道德人格的思考[J].理论月刊, 2005 (12) :49～51.

[5] 董秀娜.科尔伯格“公正团体法”及其对我国学校道德教育的启示[J].前沿, 2005 (6) :149～151.

[6] 科尔伯格[著], 魏贤超, 等[译].道德教育的哲学[M].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0.

科尔沁方言的论文题目范文第4篇

关键词：湘商文化;湘商精神;文化探析

自人类文明始便有商业文化，故对商业文化的探析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而商人文化与商人精神作为商业文化的研究范畴也常被学界所热议。所谓商人文化，即经商之人在进行商业活动时所展现的心理积淀与处事特征，包括价值取向、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等，是商业文化的主体体现和核心内容[1];商人精神常带有方向性内容，它与建构此种意识的商人阶层紧密联系，表达出商人阶层的价值、信仰和意义，既含自觉之信仰，也有自发之态度、习惯与情感。商人精神这一功能性质，反映出成熟商人阶层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2]。有别于经济史或阶级性的考察视角，虞和平曾运用现代化理论分析近代中国商人精神[3]，并考察商人在政治、经济、民族独立等方面的突出作用;朱英则以商人为构成基础的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剖析，总结市民社会与中国现代化成败关系[4];唐力行在《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论述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并对近代商人在社会变迁中的矛盾地位给予客观全面的评价[5]。

湘商文化作为湖湘地域一种特色商文化，尤其在2007年首届湘商大会对其进行明确的界定之后，引起学者广泛关注。学界普遍认为，湘商文化是湖南人在经济筹谋、经商创业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内涵与价值理念[6]205-207，是广大湘商群体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7]，它继承和融汇了宋代程朱理学的文化精髓，伴随晚清湖湘經世学风的兴起和演变[8]，汲取湖湘文化的“心忧天下”“肝胆相照”的爱国情怀和“不甘落后”“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展现了湖湘商界的经济才能和经营智慧。湘商文化作为湖湘文化的一张商界名片，具有历史继承性和现实价值，它彰显了湖南人所倡导的“商道即人道”的处事格局，力求为人诚笃忠厚、求实进取，将传统儒商精神与革新创造意识相结合，实属商业文明之宝贵财富，亦在中华文化中独具地域特色。

本文从1840-1949年的湘商历史出发，揭示近代湘商文化的兴衰发展、特质要素及历史局限性和影响，全面探讨湘商文化的内涵，深入分析构建湘商文化体系的历史意义和贡献。

一、近代湘商文化的兴衰

提起湘商，就会令人联想到湘军和湘政，当然还有绵延数千年的湖湘文化大背景，从湘军到湘政再到湘商，这是历史和时代的必然选择。由过去默默无闻，到如今“天下湘商”，湘商站在湘军、湘政巨人的肩膀上，沐浴着湖湘文化精华，是湖湘精神的延伸与拓展。

(一)近代湘商文化的产生

湘商文化，曾与楚文化同兴;随着朝代更迭，中原商业活动的兴盛对湖湘大地的商业活动产生重要影响，而明清时期的商业辉煌，更是助推湘商的发展[9]，如享誉汉唐的蔡侯纸、长沙铜官窑;湖湘区域的长岳衡潭常郴等地成为清代商业中心，湘商与徽商、晋商齐名;所谓“湖广熟，天下足”，映射了农业市场的丰足和兴盛。迨至近代，鸦片战争打破了自给自足农业经济的平衡状态，湖南随之被卷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浪潮，一批富有改革创新精神、敢为天下先的有志之士投身实业报国，积极发展民族经济，将“师夷长技”付诸实践，拉开了近代湘商发展序幕。

(二)近代湘商文化的兴盛

近代中国一直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从沿海到内陆逐渐为资本主义经济所浸淫，中国文明被动投入世界近代文明大计中。然而，对于地处中国内陆的湖南，近代初期受外国资本主义影响相对较小，湖湘各地仍然主要以小农经济和传统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为主。虽利用境内发达水系与陆路，积极开展航运、陆运，但商业活动范围相对受限，经营业务主要集中在米粮、桐油、木材、丝布、茶叶、鞭炮、陶瓷等农林手工贸易领域。是时，湘商群体仍受传统儒商文化的绝对引导，坚持“修身、治国、平天下”和“位卑未敢忘忧国”等传统儒家理念。

以“中体西用”为口号，洋务运动开启学习西方物质文明的风气，受军事活动刺激需求，湘籍晚清官绅或与其密切相关的人物开始进行近代实业活动。据史料记载，“道咸之间，举世以谈洋务为耻，而魏默深首治之。湘阴郭嵩焘远袭船山，近接魏氏，其谈海外政艺时措之宜，能发人之所未见，冒不韪而勿惜。”[10];中日甲午海战战败后岳州、长沙先后开埠，清政府宣布实施新政，外国资本主义渗透湖南原料和资本市场，内外部条件的变化也为湖南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带来巨大影响[11]，客观上刺激了湖南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近代实业家的产生。实业救国的民族资本家，早年历经国难家衰，熟知社会积弊民生疾苦，他们“心忧天下”，志存高远，敢为人先，兼济苍生。

民国伊始，辛亥革命打开民主的思想大门，以资本主义制度“振兴实业”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大口号[12]，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西方列强暂时放松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湖南督军谭延闿把促进湖南工矿商业的发展作为其督湘的重要举措，这对湘商发展迎来重要的“黄金时期”。湘商群体利用地理区位和资源储备优势，积极创办采矿、铁路、轮船等企业，广泛投资钱庄、银行和各式新型商业，创设实业和商业学堂，举办劝工会和劝业会。他们明了大势，把握全局，不惧帝国主义对民族工业的摧残，积极学习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研发技术，关注商业文化中的人性，探索科学管理模式。正如宋教仁所云：“湖南之民族，坚强忍耐富于敢死排外性质之民族也”[13]。一时间，湖湘的工商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种民族工商业的蓬勃发展，直至一战结束后方止。

(三)近代湘商文化的衰落

湘商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已经习惯长期笼罩在“伟大”的光环中，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客观上讲，湖南天然的地理区位“七山一水两分田”，是小农经济长存的依托，至近代土地兼并，人口猛增，矛盾加剧，社会动荡不安，难以进行长期稳定的经济建设与发展，实业经济无法发展，实业人才自然无法造就。主观上讲，一是“学而优则仕”的参政导向，中国自战国时期就开始“奖耕战”“抑商贾”，历代王朝统治者反复强调“农本商末”，因而绝大多数优秀青年都有志于“内圣外王”“济世为民”“兼善天下”，不屑从事那锱铢必较的经商活动。二是强烈的排他性，商界精英们拥有深厚的家族情怀与乡土情结，往往将经商兴业的方法视为少数宗族、亲信之秘笈，抵触外来人员关注本行业。三是急功近利求速富，忽视文化积累和经济人才的培养。从耻于言商到全民趋商，极端效应明显，儒商愈少，愚商愈多，从而慢慢造成了湘商的由兴至衰，以致没落。

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始，国内军阀混战，时局动荡不安，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民族危机深重，从而直接影响了湘商的繁荣与发展。这也直接印证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一论断。湖南地处后方，沿海及沦陷区人员、游资、工厂后撤，战时的湖南经济向湘潭、衡阳、湘西转移。直至1949年湖南各地相繼解放，政府开始宣传新的工商政策，鼓励各行业积极复工复产，旧时代的实业家从此真正转型，接受企业改制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湘商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蜕变。

二、近代湘商文化的特质

湘商文化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它既保留传统儒商的精神特质和商德基础，同时又发扬湖湘文化的优秀基因。湘商文化是湖湘文化由革命文化向建设文化转型的体现，湘商精神是湖南人将革命精神注入经济社会建设中继而转化为建设精神的彰显，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理论创新的表达[6]205-207。

(一)传统儒商文化特质

古代商德大体上以人性论、义利论、时空论作为其理论立足点。认为好利欲富是人的本性，自天子王侯到庶民百姓，皆心怀利欲，且患贫求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人性的好利求富心态是涵盖经商在内的一切行为的驱动力。

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开始走上集“法”“墨”“道”等诸家大成的发展道路。而儒商文化则将儒家文化和商业文化有机结合，以儒家思想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取向指导人们的市场行为和消费行为;经过历史沉淀，受到儒家道统影响，大抵形成了“言信货实、反求诸己、重利重义、仁爱节俭”等优良的传统儒商文化特质。其中，人本主义哲学观以“仁”为核心，可视为儒家思想的精髓，构成儒商文化的“仁者爱人、义利合一、以和为贵、诚实守信”的关键要素。尽管近代湘商群体有政府官僚或已退职官绅的加入，带有鲜明的“亦官亦绅亦商”等多重身份特征，甚至部分人员后期有着外出留学经历，但他们于商海中的为人处事，仍遵从传统儒家“仁、义、礼、智、信”等伦理准则;“经营商业，首重公平，故各业皆有社会创立公所，由董事组织评定甲乙价目，公道贸易，庶几有余不紊，进行发达之端，关于商业兴旺之一大宗旨也”[14]。故此，传统儒商文化特质仍是近代湘商文化的一种重要特征。

1.“仁者爱人”的人本经商思想。“人本”与“仁爱”作为儒家思想的精髓部分，在诸多儒家著述中得到反复倡导。儒家思想将“人”置于整个世界中心，进而衍生出“由此及彼”的“仁爱”思想，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在商业活动中，尊重人、爱护人、关心人是人应坚守的基本准则，如此才能在商场中广结良缘，扩充人脉。这里的“人”不仅仅是客户群体，更包括竞争对手、内部员工、邻里乡亲;做慈善，办教育，为国分忧，为民造福。如湘利黔织布厂创始人禹之谟于创业成功之后，积极投身教育事业以“保种存国”，就是典型事例。

2.“义利合一”的商业道德思想。儒家思想中的“义利合一”，不只单纯关注经济利益，“利，义之和也”“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它要求融合商业活动中的经济目标与人们追求的价值目标，融合经济利益与社会道义。湘商群体几乎都具有正确的义利观，能让利于民，热衷于地方公益事业，他们把追求“义”，并以此作为人生目标，将经商谋利作为实现社会道义的方式之一，追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境界。

3.“以和为贵”的商业伦理准则。儒商文化信奉“礼之用，和为贵”“和而不同”的伦理准则，商道中“和”的理念，就是强调交易双(多)方求同存异构成统一整体，达到“万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的状态[15]。在湘商“实业救国”的历程中，湘商群体他们和衷共济，各用所学，开办矿业、轻工业、铁路等各领域实业，相互支持，取长补短，共同担负着振兴民族工业、挽救国家危亡的重任。

4.“诚实守信”的商业行为守则。“诚实守信”作为儒家思想中重要价值标准之一，也是儒商在经营活动中一直坚守的行为守则，所谓“诚招天下客，信化聚宝盆”“人无信不立”，可见，信用关乎儒商声誉，影响其发展。甘长顺面馆为保证面条口感和质量，对用料标准及制作工序都十分考究，在近乎严苛的准则要求下，甘长顺面馆声名远扬，造就“百年老店”品牌。因而人们把“诚信”称为儒商之魂，它起源于德，发之于诚，合之于义，相从于善，恪守于道，得来实为不易[16]，所谓“天道酬勤，商道酬信”。

(二)近代商人文化特质

中国近代工业化初期，新型的商人群体在国家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环境下应运而生，他们作为近代中国的实业人物，大致由商业资本家、产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以及大量中小作坊主构成。这一群体普遍具备了积极进取的人生境界、目光远大的经商视野，具有极富特色的政商意识，以及开放包容的西法意识。

1.积极进取的人生境界。中国社会阶层自古就有“重士轻商”的社会意识，商人阶层一直不被社会所重视;近代商人则把封建中国强行推入工业化时代，使之逐渐改变传统农耕经济形态，兼具新旧时代交融气息。他们或因“贫”而弃学从商，或因“穷”而由仕转商，白手起家，历尽艰辛。同时，新思潮的发展，“实业救国”口号深入人心，他们深知发展工业是富国强民的重要路径，所以，他们毅然投身商业，谋求发展。一如当时中国化学工业的开创者范旭东和李浊尘、长沙正圆机械厂的戴桂蕊等，既实现了人生价值，也为落后的中国增光添彩，为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目光远大的经商视野。近代商业的发展之初，前途未卜，中国商业大多被迫置身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浪潮中，“变通者，时也”，近代商人他们不得不“开眼看世界”，顺应时代潮流，面对西方列强各行业竞争，这也造就了近代商人目光远大的经商视野。洋务运动期间，湖南双峰县人朱紫桂倡议四省茶商成立联合总会，以应对外商的低价收购策略，朱紫桂也凭此成为湖南近代著名茶商[17]。一战后，擅于国际贸易的长沙人李国钦利用湖南纯锑出口机会在美国纽约创建华昌贸易公司，不仅打破英国企业对国际锑品市场的垄断，还形成中国纯锑垄断世界锑品市场的局面，并将国内的钨、锡等矿产品及桐油、猪鬃等农副产品远销美国，同时将美国的机械、化工、钢铁等工矿设备和器材输入国内，沟通了中美贸易渠道，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至1937年，该公司已成为中美间进出口量最大的贸易公司。

3.富有特色的政商意识。近代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受诸多条件束缚，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封建势力的把控。虽然近代中国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但政府仍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个方面仍保持绝对的控制权和影响力，商人如果想获得长久的发展，与政府的沟通和联系是经营者不可缺少的途径。此外，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也导致一部分人想通過商业领域的成功和实力，从而获得与官贵交往的身份，乃至仕途平步青云的资本，这也是具有特色的政商意识在近代商人群体身上的重要标签。长沙县人朱昌琳善于把握政府出台利好政策，论其理财之道，关键在于审时度势，尤为关注国家形势和商业信息 ;他善于与政府官员合作，每遭自然灾害，必慷慨捐资，为政府分担责任，深得朝廷要员的欣赏和重用，“湘中兴作，巡抚皆倚毗以举”，湖南历任巡抚皆跟他交好，对其十分尊重，连左宗棠也称颂朱昌琳为“吾乡之豪杰”。

4.开放包容的西法意识。其本未遑，姑务其末，即学习西方技艺，发展近代工商业，“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改革传统教育制度，开办西学，造就“通变之才”为谋求富强的“要务”的重商主张。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的传教开启了“西学东渐”的进程，中国社会各阶层开始效法西方国家发展近代军事、民用工业。湘商西法意识的形成和发展，伴随着民族救亡图存的社会运动，体现在思想层面是自强求富的功利主义或实用主义。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中，实业家们看到了中西方科学技术的巨大差距，为迎头紧追，他们审视自身，学习和钻研先进的生产工艺，取他人之所长，在短时间内开创了中国工商业发展的奇迹。比如李烛尘曾在建议开发大西北时提到，“大胆招商引资，不要视外资为洪水猛兽，极力主张吸引外资开发西北。”这在当时特殊时期，极具前瞻性与战略性。

三、近代湘商文化的局限性及历史贡献

(一)近代湘商文化的历史局限

相较于中国历史上声明显赫的“三大商帮”晋商、徽商、潮商而言，近代湘商的发展起步较晚，与之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近代湘商文化存在的局限和不足。

晋商在近代的活动区域主要分布在中国北部和西部地区，以经营盐业、票号为营生，且多尊奉乡贤关公，他们“重钱不重官”，常常是“学而优则商”，他们把读书看作副业，甚至将走上考科举道路的子弟认作资质较差、不适合经商的人。其次，晋商多以地域亲疏为纽带实现商业扩展，以至有着“用乡不用亲”的说法。他们还有着浓厚的故土情结，无论事业拓展范围有多广，都会回到家乡，这也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如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曹家三多堂等。

徽商相较于晋商，更符合近代儒商的特质。他们尊奉并敬重儒家思想，秉承“学而优则仕”，主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重;他们注重血缘关系，常常以家族为商帮组织纽带;受中原移民的影响，他们的家乡观念比较淡薄，这也是他们常说的“用亲不用乡”的缘由。他们重视子孙教育，一般在业贾致富后踊跃捐资，广建义学，这就使得徽州日渐发展成为文风昌盛之地。同时，文化的繁荣对徽商经营又产生积极影响，使得他们擅于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在整个经营活动中更胜一筹。

潮商发端于明朝正德年间潮州居民的海上商业冒险活动，他们以拓展海洋版图为目标，利用海域优势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在近代，由于外国经济势力的渗透和胁迫，广东地区先后开埠，近代中国缓慢地迈开近现代化步伐。此时的晋商、徽商等商帮因身处内陆，依旧固守儒商传统而日渐式微，而潮商因伴随近代海外移民高潮而接受西式商道和贸易资源，逐渐崛起于东南亚、港台和潮汕地区。

相较于历史上的“三大帮”，湘商的发展得益于近代湘军的壮大。湘军举办工业并非单纯从经济需要和经济规律出发，从政治需要和军事需要开始，富国强兵以救亡，盘活经济是为复兴政治，而是以政治动机和理性思考为主导[18]4-8。从湘商群体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湘商无论是从文化影响力、发展历史还是势力范围，相较于“三大商帮”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却因为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最终在近代商帮群体中脱颖而出。当然，这些因素也给近代湘商的发展带来束缚，即受湖湘地域文化的影响，湘商更多地被赋予一种“崇官性”;由于“时势造英雄”，湘商文化缺乏一种像“三大商帮”那样底蕴深厚的商道基因，这就使得湘商群体继承了先辈强烈的政治意识和责任传统，并赋予他们强烈的责任偏好，商界的“叱咤风云”让他们更为期待政界的“指点江山”。这种强烈的政治意识，直接导致近代湘商后期关乎“商”的文化发展动力不足，这种滞后性甚至在当代也能略见端倪，比如，“今日之湖南，动辄自号湘军，诸如文坛湘军、出版湘军、电视湘军等等便可堪为明证”。此外，在为人处世和治学理政方面也有诸多负面效应，如“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崇官抑商”等。

(二)近代湘商文化的历史贡献

通过对湘商文化与“三大商帮”的横向对比分析，发现其存在的历史局限性，但从湘商经营管理角度去考察亦可以发现近代湘商文化的“过人之处”。简言之，有着历史光荣传统的湘商群体在充满艰险又富有希望的近代经济浪潮中，创造了曾让世人瞩目的成绩，对于近代湖湘乃至全国近代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为民族经济的振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诚信经营，塑造品牌。湘商追求商业信誉，坚持诚信为先，宁缺勿滥。清末“戊戌”之前，省城长沙绸布业商品售价均由店铺与顾客当面议定，时人谓之“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章绸布店老板谢芷香首创明码实价的“一言堂”，之后各店纷纷效仿，有人称之为绸布业的“戊戌改革”。讲究诚信经营，坚持信誉取胜开始成为长沙绸布业的优良传统。

2.重视信息，灵活运营。人常言“渠道制胜”，而湘商将其运用到极致，他们重视通过各种渠道搜寻市场信息与各地物资余缺[19]59-61。晚清湘商魏鹤林去往江浙一带调研盐业，赴陕西泾阳调查黑茶销场。之后在长沙朝阳巷创设粮栈，取名“魏德裕”;后又卖出三千石田产，专营盐茶业务，并将魏德裕栈扩张成为茶、盐、粮食总栈。

3.产品全程信息监管。岳阳戴同兴南货号规定，在酱制品制作过程中，酱汁制作配比要求严格，年初配齐，翌年开缸。不论是黄豆酱等酱制品，还是咸甜酱菜，品质都有所保障，尤其诸如京冬菜、雪里红等上等酱菜品质可媲美享誉全国的“周德馨”酱园产品;而在产品形象包装方面，戴同兴也要求包装精美大方，周正严实，丢掷不散;店内财务也需日清月结，原料成品每天出入过秤，进行单项品种成本核算。

4.重视人才培养选拔。“湘商四极”之一衡商的王玉衡在经营生涯中培训弟子72人，且大都具备一定的经营能力;福茂的刘焕庭常与学徒角色扮演买卖双方，故意挑剔商品缺陷与不足，以此训练其营销能力;常德聂振茂药号掌柜的每年需集会讨论药号人员去留，留者薪资高于同行业50%以上，且福利丰厚，优秀人才因此得到提拔与重用。[19]59-61

5.推动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湖湘文化根植于我国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湖南得天独厚的地形和水利条件以及“重农抑商”政策使得小农经济思想根深蒂固，因而湖湘文化也带有深刻的农耕意识形态。农耕文明时代生产力不足，“有限的资源与不断增长的需求矛盾日益尖锐，人们只好通过调节人与人的关系来解决需求增加带来的经济和政治问题”[18]4-8。工业化是现代化最明显的特征，湘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和地理区位优势，从政治需要与军事需要出发，开始了“中体西用”变革。湘商一直在不断影响湖南经济的发展，促使湖南人转变传统观念，越发重视工业文化，推动湖南一步步由传统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迈进，进而推动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

近代湘商历经百年发展，其商业文化融合了中国传统儒商文化和地域湖湘文化的基因，并通过对外学习交流汲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为建设和弘扬优秀的商业精神、营造和谐的商业氛围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塑造优秀的湘商精神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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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育平

收稿日期：2021-03-08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湘商责任意识的基因探源”(项目编号：18JD42)

作者简介：赵智，女，湖南株洲人，湖南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商业文化、新闻学;黎倬，男，湖南岳阳人，湖南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新闻学、商业文化。

科尔沁方言的论文题目范文第5篇

有一种东西，无国界，

那种东西不是音乐也不是体育。 而是骂人!

骂人是人类语言基本元素， 全世界没有一个民族不会骂人。

1

我们为什么要骂人?

讲到骂人这个话题，肯定有很多人好奇，君子以礼相待不好么?为什么偏偏要骂人

做人自然要堂堂正正，至真为诚，至善为美。但若遇到非骂不可之人，非辩不可之事，做一回性情中人又有何妨?

我们听多了“以德报怨”的故事，也难免会陷入“别人打你一巴掌，你不仅不生气还要把另一半脸伸出去让他打”的误区，但是老祖宗却教育我们道： “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总之，以德报怨不可取，以牙还牙才是正道。然而理论上以牙还牙是正道，可是狗咬了你一口，你也不能真的咬回去啊，万一感染狂犬病，死亡率可是接近百分之一百啊。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当然是骂人。

别看轻骂人两字，它的作用可多了。

首先骂人可以有效地发泄心中的怨气，让自己的心情重回一种平静的状态，防止负能量过多引发抑郁症。

一种常见的经验就是，受了领导无缘无故的批评之后，买上一两瓶啤酒，寻一个安全无人的角落暗搓搓的唾骂两句，就能立刻神清气爽，开怀畅饮。 其次，骂人可以减轻个体疼痛。

这不是开玩笑啊，BBC曾经拍过一个纪录片介绍这项研究，不然怎么那么多孕妇在生育的时候都嗷嗷喊娘呢?

因为当你感到压力的时候，应激反应会造成一系列的生理和心理变化，比如心率加快、攻击性增加等等，这种生理和心理变化会让你感受到疼痛和抑郁。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寻一个四下无人的角落开始破口大骂了，通过骂人的方式把压力和压抑都从身体里疏散出去之后，你的情绪的抗压能力就会明显增强，身体感受到的疼痛程度则会明显降低。

最后，骂人可以促进思维的活跃，防止老年痴呆。

美国精神保健研究所脑进化和脑行为研究室主任麦克莱恩，曾经提出过“边缘系统”的概念，它是大脑中影响和控制情绪的重要部分，环绕在大脑两半球的内侧，形成一个闭合的环状部分，将大脑中心的空腔脑室包裹起来。 此后，美国神经科学家发现，大脑中主管情绪活动的部分叫做额叶系统，额叶系统的活跃程度决定了老年痴呆什么时候到来，脏话作为一种特殊的情绪，有利于激活额叶系统，延缓或者防止老年痴呆。

如此可见，骂人真的是个技术活，骂的爽了不仅心情舒畅还能够延年益寿。

2

用什么语言骂人更爽?

谈完骂人的理由之后，我们要讲一下，如何骂人更爽? 首先讲一下骂人的姿态。根据调查，每个人骂人的姿态各异，有的是沐浴更衣焚香后，有的是抚琴吹笛高歌前，但无论哪种姿势，舒服就好。该穿戴整齐就穿戴整齐，该赤身果体就赤身果体，只要你喜欢就好。

骂人的姿态是可以随机变化的，一晚上好几个姿态的实属常见，但一晚上好几种语言的并不常见。

因为每种语言骂人的冲击力和感受度是不一样的。 在所有骂人的语言中，台湾话骂人冲击力最弱。

台湾腔调在大陆人看来有些发嗲，感觉像是不好好说话的卖萌姑娘一样，试想一下女朋友含羞带娇的对你说，混蛋讨厌死了。你肯定不觉得是在骂你，说不定还高兴地小心肝乱跳。 然而事实上，她真的有可能是在骂你。

看台湾电视剧的时候，就发现台湾话中骂人的词汇不是很多，即便是《艋舺》这样讲述台湾黑社会的电影，骂人的词汇也没有很多，而且大多都偏向于复古风，比如“王八蛋、更年期、不要脸”之类。

有人总结出台湾电视剧九大金句，其中“你很机车耶”等就是台湾当地典型的骂人的话，意思是你很挑刺啊，但是台湾腔调令它加上尾声“耶”后，不仅不像是骂人，反而像是来自林志玲姐姐的挑逗。

(想象一下林志玲姐姐说，你很机车耶的场景，是不是老鹿乱撞?)

粤语骂人冲击力强于台湾话，但弱于普通话。 粤语骂人的形容词很多，而且普遍具有比喻的含义。 港片中最常出现的就是“仆你个街”“顶你个肺”“洗衫板” “死蠢”“骑咧”“八婆、衰仔、扑街、食屎”这些骂人的词汇。

东北人骂人喜欢拿胎盘做文章，比如“我怕是把孩子丢了，把胎盘养大了” ，而广州人喜欢拿“叉烧"做文章，“叉烧"原来特指一种好吃的广东美食，后来被人形容为“旧叉烧甘”，广东人骂人常说，"生旧叉烧都好过生你啦!”

粤语骂人词汇丰富，但是在大陆人听来有一些“口齿不清”的感觉，因此冲击力较弱，林允在做客《非常静距离》的时候就表示，拍摄《美人鱼》的时候，经常被周星驰用粤语骂，但是她听不懂在骂什么。

如果说台湾话和粤语冲击力较弱是因为地域差异听不懂，那么普通话骂人，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中国的每个人，无论是台湾腔还是香港腔，哪怕不会说普通话，也一定能够听得懂普通话。

普通话咬字清晰，想要听不懂，其实很难的。在《失恋33天》中，王小贱为维护黄小仙而骂人的那一段话，实在是骂人的经典教程：

放开她，嘛呢，嘛呢，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不要再纠缠黄小仙!什么什么意思，上班路上拦，下班家门口堵。不接你电话，你就改写信，你丫够古典的呀。平时也就算了，还闹到这来，就算你不懂法，她旁边还站着一喘气儿的，你瞎啊!指，指，指什么指呀!大学老师没教过你要尊重人啊，小学老师没教过你，要讲文明，懂礼貌啊 。

这段话中的“你丫”“你瞎啊!”就是典型的普通话骂人的词汇。

所谓普通话骂人，其实就是国骂。国骂中最出名的是什么?就是“他妈的”。

鲁迅曾写过一篇文章《论“他妈的!”》来论述为什么“他妈的”一词，可以占据“国骂”一席，简单来说，就是粗野。

粗野之人，言语间常常涉及脐下三寸，脏话中常常涉及对手家门妇孺。因为“脐下三寸”在封建社会时代，是禁忌，然而人性的规律是，越是禁忌越刺激。这种体验就好像在课堂上偷吃零食一般，明明知道被老师抓到会被丢到门外，但是那种一边偷瞄一边偷吃的感受，因为太过刺激而屡禁不止。 相反你光明正大的让学生们吃零食，学生们就感觉无趣不想去吃了。

性爱在封建社会就是如此，属于话题中的禁忌，文化人是断断不可将“脐下三寸”挂在嘴边的，粗野之人才会满口“脐下三寸”。

可是文化人被粗野之人骂了怎么办?生生咽下则满腹牢骚，还击才是正道。

于是，粗野之人说“他妈的!”文化人则回击道：“去他妈的!” 这就是粗野之人与文化人的普通话骂战。

那么，普通话就是“骂人体验等级”的巅峰吗?不不不，年轻人，粤语难懂，普通话又太清晰，都无法给你带来超爽的体验。

最爽的体验，当然是方言。

方言骂人，无人能敌，既融合了粤语的难懂，又融合了普通话的清晰，而且词汇量之广，远远大于台湾、粤语、普通话的总和。 3

方言骂人为什么会爽?

刚才谈到周星驰的时候，林允说，周星驰经常在片场用粤语骂她，但她听不懂。

作为一个深受大陆喜欢的导演和演员，周星驰是会说普通话的，但他几乎不用普通话骂人，而用粤语，为什么呢? 因为当人生气的时候他们的大脑会加速运转，所以很多话语都无法思考而发出，这个时候母语就是他们思考的唯一方式，自然说出来的话都是母语。

而对于周星驰来说，粤语就是他的“母语”。对于广大的我们来说，方言就是我们的“母语”。

在如今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我们总是免不了和各地的人交流碰撞，偶尔也会产生一些冲突，这时候暗搓搓的来几句骂人方言，则会有一种强烈的亲切感!

而且，骂人话是方言的精粹啊，无论哪种方言，骂起人来那叫一爽，比普通话强多了。

常有的一个体验是，我们身边的同事调到湖南几年，湖南话没学会，反而学会这几句：“你有点宝勒”“嬲你妈妈别哦”之类的。

大陆省份太多，各地方言自然也千差万别。

上海常用的骂人的方言无外乎于“小赤佬 、小瘪三”;河南话骂人，常用“我类乖乖，你弄熊类、信球、奶奶个腿、我揍你个小鳖孙”;湖北人常用“呼死恩、抛死恩 、酸菜鬼 ”等讽刺一个人欠揍和抠门;四川人常用“龟儿子、哈批、妈卖”来骂人;东北人常挂在嘴边的则是“小样、瞅你咋的、俺整不死你”

由于每个地方的方言产生于独特的地理位置，所以即便是骂人的方言也具有极强的地域属性，一听到“瞅你咋的”就能判定那人基本上就是东北人，听到“龟儿子”立马知道是四川人，一骂“瓜皮”则猜到是陕西人。

这种“土味”的归属感，是方言骂人带给人强烈快感的原因之一。 当骂人对象是外地人，就抱有一种对方听不懂的侥幸快感;当骂人对象也是同一个地方的人，就有一种用更近的距离骂你、赤裸裸的挑衅你的满足感。

方言骂人带给人强烈快感的另一个原因是，粗鲁和顺畅。 你让一个习惯了说“我稀罕你”的人去正正经经的说“我喜欢你”是困难的，他会感觉跟背书的一样呆板;同样你让一个习惯了说“再瞅我我就整死你”的人去正正经经的说“你是个坏蛋”也是困难的他会觉得很矫情。 来，跟我读一遍：你是个坏蛋。 再跟我读一遍： 你瞅啥! 瞅你咋地~ 再瞅我我就整死你!

是不是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新脱俗”的快感?感觉自己瞬间从文艺男青年变身为黑社会大哥，走上了人生巅峰，掌握了人生的话语权。 4

如何有一场完美的骂人体验?

不过，方言骂人虽然很爽，但是也需要注意两个情况： 第一，并非所有的脏话都是骂人的意思。

假设，领导对你哈哈大笑说：“你这个小婊子养的，真行。”就不是骂人的意思。很多地区会把“你个婊子养的”当成一种语言习惯，虽然是一种陋习，但是却不是骂人的意思。 他要骂你，他就不会咧着嘴哈哈大笑，但也不排除你的领导“脸上笑嘻嘻，心里妈卖批”的可能。

第二，骂人之后一定要立刻走开。

曾在网上有一则最佳骂人姿态，这样写道：

当被敌人逼入窘境，无力反驳。立即掏出“小赤佬，小瘪三，去你妈的”等脏话开启复读机模式，反复冲击敌人的忍耐底线，掩盖自己的尴尬，同时配合手指戳对方脑袋，气势可以在瞬间得到大幅度提升。

这个骂人姿态得到了很多人的点赞，但是他漏掉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骂人之后一定要立刻走开。

不然除非你语速极快，没有给对方留丝毫的还嘴之地。

不然对方就能够成功的将你的所有脏话反弹，反弹方式就是“你才小婊子养的”“你才小赤佬”“你才小瘪三”。 所以骂人之后一定要立马走开，不然就是找骂。

总之，论骂人的爽的程度，台湾话最次，然后是粤语、普通话，最后方言登顶，成为最爽的骂人语言。

最爽的骂人语言，再加上令你舒服的骂人姿态与合理的骂人语速和程序，就等于一次完美的骂人体验。 然而，骂人体验虽佳，也不可无端骂人，无端骂人，和白嫖没什么区别。

骂人要看对象：

骂小人，可使人发泄压力、远离抑郁，但骂君子，就是损伤自己的品德，令自己陷入难堪。骂坏人，可以纠正风气、促进和谐，但骂好人，就是消耗自己的德行，减损自我的良善。 由此可见，骂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想要不亏损自己的德行，又骂的爽，就是一件更难的事情了。

科尔沁方言的论文题目范文第6篇

动”启动仪式

根据教体局《关于开展阳光体育冬季长跑活动的通知》要求，敖力布皋镇中心小学与2011年11月至2012年四月开展冬季长跑活动。 学校于2011年11月24日上午9点20分在操场举行了"阳光体育冬季长跑活动启动仪式"。仪式由主管副校长刘忠会主持，并做了动员讲话。她要求全校师生提高对开展"阳光体育冬季长跑活动"的认识，动员广大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每天坚持跑步1000米，通过冬季长跑活动的开展，磨练学生的意志品质，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

副校长刘忠会宣布冬季长跑活动开始。随着副校长的发令枪响，科尔沁区敖力布皋镇中心小学"阳光体育冬季长跑活动"拉开了序幕。

刘校长在活动中强调"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辈子"。同学们，让我们在阳光体育运动的启动号召下，一起走向操场、走进大自然、走到阳光下，积极锻炼，强健体魄，争做一名体育运动中的阳光学生。

郝校长及全校教师共同参与阳光长跑的启动仪式

科区教体局的重视及学校主要领导的大力支持。使得阳光长跑活动。在本校顺利而有效的开展起来。上图为校级领导为学生做为先锋楷模，领跑的情景。此图也正体现了，局领导和校级领导对学生及教师的关爱这情。用自己的体行来展示对事业的爱与责任。

校领导班子及全体教师谱写长跑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