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青年社会学论文范文
法国青年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中国当代青年运动的特点是政治性和政治作用弱化,娱乐化和自我实现强化;青年运动网络化;组织性和自发性并存;选择参与和旁观参与性增强。以青年运动为视角,深化高校基层团组织工作方面要做到:把握团的青年工作主题;做好团的组织引导工作;注重利用网络和新媒体,增强青年的参与性;做好青年服务工作,为青年的自我实现提供帮助和途径。
关键词:青年;青年运动;团组织
2015年7月,中央首次召开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不仅延续了党对群团工作一贯的重视,而且基于新常态将群团工作摆到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新形势下,党的群团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改进提高不能停滞不前。在党的领导下,共青团成为组织青年、宣传青年、教育青年、引导青年,发挥青年担当、服务大局的重要组织,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可否认的是,随着自由思潮的涌入,互联网及移动客户端的普及,团组织的凝聚和号召力在弱化,特别是基层团组织。“新媒体上形成的非正式青年组织淡化了传统青年组织的概念。”[1]而事实上团组织也或多或少地存在机关化和脱离青年的倾向。“互联网新媒体的广泛运用,更使教育的主客体处于一种比较松散的联系状态,其抓手效应明显被弱化和抵消,如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选择正确的方式,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凝聚人心、提升素养,若工作方法一旦使用不当,则根本无法教育学生,甚至会使原本岌岌可危的组织连接关系更加岌岌可危。”[2]习近平在致全国青联十二届全委会和全国学联二十六大的贺信中指出,要“认真研究新形势下青年运动的特点和规律”。研究当代青年运动的特点和规律是为了在党的领导下,更好地发挥共青团指导青年运动的作用,最大化地激发青年的优势和价值。
一、青年运动的概念
关于青年运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青年运动专指中国现代的青年运动,广义的青年运动则泛指古今中外所有一定规模的青年运动。站在广义的角度上,“青年运动是青年群体基于某种社会需要和切身的利益,为追求一定的社会价值目标并在其过程中表现和实现自我价值,而由青年参与的、具有一定组织的、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群体行动。”[3]也就是说,青年运动一词是中性的,是社会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有学者指出,“青年运动在中国,已然成为一种渐行渐远的宏大历史叙事”,青年运动“更多的是指历史”,“青年运动在历史中被定格为以往激情、火红青春的记忆,从而从青年完整的历史中被抽离出来,但在现实中它又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4]笔者认同这种观点,由于“青年运动”被历史化,“运动”往往等同于革命,以致谈运动而色变。从而不仅使青年运动渐渐远离一般的社会学意义,也使青年运动的研究边缘化。本文就是从一般社会学的意义来研究中国青年运动的。
对于高校基层团组织工作的研究,学界普遍比较关注,研究领域主要基于利用新媒体、打造新平台,但从青年运动视角来研究基层团工作还比较少。仅以青年运动为研究内容的论文和著作也不多,而且大部分是从五四运动开始总结党团和青年运动之间关系的,对青年运动本身以及新时期青年运动的特点和规律研究不够。本文从青年运动本体出发,深入分析当代青年运动的特点,以期给高校基层团组织作用的加强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
二、中国当代青年运动的特点
青年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并不是生而被发现的,青年对自己群体的认同感是由社会对青年的态度和青年对社会的认知产生的。青年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依赖三个要素:社会对青年的态度、青年对社会的感受以及青年对自身的认知。从三个要素出发,中国当代青年运动的特点可以归纳为:
1政治性和政治作用弱化,娱乐化和自我实现强化
在中国,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青年运动与民族存亡、国家独立紧紧联系在一起超过了半个世纪,所以中国的青年运动一直有着明确的政治性和政治作用。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青年对国家和社会制度的认同也在一种极端政治化和高度革命化的意识形态背景下迅速完成,青年对社会、对国家、对执政党的情感和信仰,始终保持着很高的热情和忠诚。”[4]由于青年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与热爱,对社会和制度的希望与信心,对自身能力和责任的认同,他们的关注点开始从政治领域转向社会民生和青年自身发展上,从而带来青年运动政治性的弱化。有学者认为,青年运动政治性的弱化是青年堕落的表现,这其实是指当代青年运动的娱乐化倾向。社会的高度发展带来的就是对人欲望的不断满足,娱乐是很重要的一项。当代青年运动自发追求娱乐是时代和青年特性所决定的,不足为奇,也不足为责。在笔者看来,中国当代青年运动政治性的削弱恰恰是青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认可,是一种自觉接受党教育引导的表现。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国当代青年的关注面明显增多:国际国内大势、经济社会改革以及新时代如何实现自身成长成才,这造成了中国当代青年运动的内容的多样化,也影响着中国当代青年运动政治性和政治作用的弱化。
2青年运动的网络化,网络意见领袖凸显
在中国的网民中,青年网民占绝大多数。大学生是各重点群体中最为活跃的,在测量的18种应用中,除了网络炒股之外,其他的应用全部高于总体普及率。“网络化非正式组织形态,活动更为开放自由,符合青年的猎奇心理和娱乐需求,相比于教育部门、政工部门、团的青年社团等传统青年组织的单一、封闭、被动等特性,非正式组织能够给青年创造一个更为广阔的平等的交流、娱乐的平台,提供一个自我实现的机会,其对青少年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在不断扩大。”[5]青年和青年活动更多地出现在网络,青年运动也随之在网络上发起和运作。以青年群体为主体,以网络公共领域为路径,成为当前世界性青年运动的新趋势[6]。自由是互联网的本质,青年在自由的网络上创造,但这也导致青年运动的无意义化、碎片化、低级化甚至暴力化。这就需要基层团组织的关注和引领,其中发现和培养具有主流价值观的网络意见领袖就显得尤为重要。早在2011年1月,陆昊同志在共青团十六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指出:“高度重视新媒体作用,积极探索利用新媒体有效引导青年的方式方法,注意发现和培养网络意见领袖,努力形成健康、理性的网络舆论氛围。”青年运动都有领袖,网络化的青年运动也不例外。意见领袖起着凝聚、鼓舞和指引的作用,由于网络意见领袖来源于网络认同,集网络的“反权威”与“权威”于一身,对当代青年和青年运动的影响比较大。
3组织性和自发性并存
党和国家始终重视对青年的培养,重视对青年运动的指导。“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就十分重视青年的教育,重视青年组织和青年训练,并把青年和青年运动视作革命事业必不可少的有生力量。”[3]在群团组织中,共青团组织是组织引领广大青年的先进组织。在新的历史机遇下,在民族伟大复兴的感召下,利用各级团组织开展青年运动是当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主要特点。青年运动具有先天的自发性,因为青年总是充满激情与理想的行动者和创造者。当代中国青年运动的自发性仍然保留着,它既是青年相对独立性的体现,也是对有组织青年运动的有效补充,填补着有组织青年运动的空白和间隙。虽然当代中国自发性的青年运动具有娱乐化的倾向,但在重要问题面前,青年运动还是彰显了它的先进性和责任感。
4选择参与和旁观参与性增强
青年运动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和地区对于青年来说都具有选择参与性,但表现在当代中国,青年运动的选择参与性更强,主要表现为青年对青年运动往往根据自己意愿和兴趣有选择地参加。青年运动的选择参性与本无可指摘,只是鉴于当代青年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影响较大,以及当代青年运动政治性弱化转向社会化乃至日常娱乐化的倾向,需要我们重新思考青年运动的选择参与性和如何引导青年参与青年运动的热情。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选择参与的极端就是不参与,如果当代中国青年选择不参与,那么青年就失去了巨大的潜能,社会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青年运动的旁观参与性则是消极参与的一种表现,即对青年运动的保守参与或是默声参与,参与青年运动的力度和深度明显减弱。中国梦的实现要靠青年的力量,社会的改革发展完善同样需要青年的激情、魄力和青年运动的推进,因此如何引导青年积极参与青年运动必须要引起团组织的重视。笔者以为,当代中国青年运动具有选择参与和旁观参与性增强的特点,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三点:(1)青年运动政治性和政治所用的削弱,青年的关注面较多;(2)社会改革带来部分亟待解决的问题引发青年对社会态度的不满;(3)受西方个人主义的影响,青年对自身看法产生偏颇,对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认识不够全面和深刻。
三、基于中国当代青年运动特点,深化基层团组织工作青年运动视角下,基层团组织工作的任务主要是让青年认识自身,激发青年的时代责任感;让青年正确客观地认识社会,理解改革的曲折性和复杂性,树立“三个自信”;了解青年运动的趋势、面向青年的需求,利用多种途径服务青年。在深化高校基层团组织工作方面要做到:
一要深入了解把握青年的特点,不放松思想引领,把握团的青年工作主题。从青年运动的三个要素分析出发,当今社会对青年的态度是认可、尊重和寄予厚望的,青年对社会的认识是接纳、关注和贡献力量,青年对自身的认知则是自信和自强。“传统的大学生思想引领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当前依然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必不可少的载体和内容。”[7]因此,在当代青年和青年运动朝着积极健康方向发展的势头中,团组织一定不能放松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引领,不能单纯地迎合当代青年运动的娱乐化倾向而抛弃主流的精神内核和价值理念,要牢牢把握团的青年工作主题。首先要在青年成长的关键期引导青年树立正确“三观”“三义”和“三德”,这是青年成长发展的基石,必须要筑牢;其次是明确青年的社会责任和时代担当,激发青年参加社会建设的热情和创造性,培养青年的世界情怀和人文情感,引导他们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贡献才智;再次是尊重和倡导大学生的自主性、独立性和能动性,鼓励他们自我实现,传递青春正能量。
二要利用当代青年运动的自发性,恰当地做好党团的组织引导工作。青年运动具有自发性,在青年自觉性和自主性进一步增强的当代则更加突出。当代的青年运动有爱国、励志、关注社会进步和自我实现等充满青春朝气和青年理想的,当然也有纯粹娱乐、盲目、偏激甚至是暴力的,这就更需要党团组织的正确引导。在基层团组织的引导中,要注意找准切入点,适时地介入,巧妙地避开当代青年对现实权威的逃离和反感,利用隐性的情感和理念增强组织引领的实效。所谓隐性教育模式,是相对于显性教育模式而言的,是教育者将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融入学生的生活环境和日常生活中,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隐性引导模式,一改传统引导的刻板、空洞、强制和一成不变的方式,便于青年和组织的交流互动,易于为青年所接受,从而发挥组织引领的最大效果。
三是注重利用网络和新媒体。高校基层团组织要开展形式多样、适度娱乐、贴近青年的活动,营造平等对话的氛围,增强青年的参与性。“大学生是一个很活跃的网络群体,他们成长在一个互联网在中国兴起和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大多数已适应全新的网络形式,而他们有着较为固定的世界观,而网络虚拟社会的平等、自由与开放也符合当代大学生追求自由和个性的整体特征。”[8]因此,深化基层团组织工作首先要进网络,把团的青年工作做到网上去。高校基层团干要放弃与网络争夺青年的偏颇思想,接受网络和新媒体的教育现实,积极学习网络和新媒体的知识技能,培养新媒体素养,充分研究和利用网络与新媒体的育人功能。其次则要营造平等交流的氛围,不能把现实的权威性和工作机制直接搬到网上。“民主对话是平等师生关系的要求,也是新媒介作为一种对话式媒介的必然,新媒体赋予主题信息发布者和接受者双重角色。”[9]再次,要重视虚拟和现实的对接,实现线上和线下的互动。高校基层团组织工作千万不能深陷网络而不顾现实,一定要探索“网上引导”和“网下教育”相辅相成的立体式引导教育模式。网络是现实的延伸,网上的很多问题需要在现实中得到验证和解决,网络又可以弥补现实引导的单一和缺乏共鸣性。基层共青团工作必须抓住形式多样、具有青春正能量的青年社会实践活动,让社会实践活动成为网络和新媒体思想引领的重要途径,让青年在社会实践中感受和印证青年的责任和力量。
四要做好青年服务工作,为青年的自我实现提供帮助和途径。当代青年运动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青年追求自我实现,因此基层团组织要做好引导青年和服务青年的工作,就需要为青年的自我实现提供关怀和帮助,做青年的引路人和贴心人。深化基层团组织工作首先要针对青年追求个性化发展的特点,及时有效地关注和解决学生思想、心理和实际问题。当代青年思想独立,接触的信息丰富而又复杂,面对社会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社会问题暂时得不到解决,容易产生困惑和焦虑。这就需要高校基层团组织给予疏导和帮助:可以通过网络和新媒体平台点对点或者点对面地解决,也可以通过现实中的谈心谈话和提供切实帮助来提供服务。其次,做好青年的就业和创业工作。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在工作中实现价值或者通过创业将梦想变为现实都是当代青年自我实现的重要途径。有一种观点认为,青年创业已经成为当代青年运动的主题,创业已经成为引领社会进步的青年集体意识和时代主题[10]。培养青年的就业创业素养和能力,为青年提供就业帮助和创业帮扶,利用共青团的组织优势引导全社会形成合力就是对青年最好的尊重和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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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方曙光.网络公共领域下青年运动的新趋势[J].中国青年研究,2012,(10).
[7]陈志勇.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27.
[8]曾昭皓,李卫东,陈静,谢恩.高校网络舆情引导工作理论与实务[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2.
[9]万云.高校辅导员思想教育工作在新媒体环境中的拓展和创新[J].教育与职业,2012,(15).
[10]李天华.青年创业是当代青年运动的主题[J].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0).
(责任编辑:侯秀梅)
法国青年社会学论文范文第2篇
团北京市委按照“青年汇+”工作模式,扎实做好党的青年群众工作,主动适应新时代团员青年分布聚集特点和青年工作组织形态多样化需求,推动构建以共青团为主导的组织体系,探索“青年之家”建设的北京实践,形成具有首都特色的共青团服务平台——社区青年汇。经过一段时期的摸索,社区青年汇在青少年思想引领、成长发展、身心健康等领域提供多元服务,逐渐形成了“扁平化联系个体青少年+矩阵式联系青少年组织”的复合型阵地,建立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联系渠道,有效延伸了团的工作手臂,打通了联系服务青少年的“最后一公里”。
发挥优势干实事。社区青年汇将社会工作理念融入党的群众工作和基层社会治理中,探索本土化青少年服务模式。以青少年需求为核心,围绕思想引领、学习培训、城市融入、志愿公益、创业就业、普法维权、文体健康、交友联谊八大类型,通过社区青年汇这一“共青团门店”向青少年提供专业化服务,主动回应青少年关切。如开展“小哥加油站”活动,统筹社区青年汇及社会化资源,打造快递小哥、外卖小哥专属线下服务阵地;仅2021年7月举办的暑期托管服务,切实解决双职工家庭、新兴青年家庭子女托管难题,直接服务青少年2.9万人次;举办“新青年交友聯谊”活动,帮助青年深化自我认知,了解自身情感需求;组织新青年学堂成人高考考前培训,助力有自我提升需求的青年群体圆大学梦;开设新青年职场加油站,打造首都青年线下学习型社群。
搭建平台做服务。找准工作着力点,创新工作理念,依托社区青年汇基层阵地,从开展系列特色活动切入,构建引领青少年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长效机制。比如以青少年带动家庭、以家庭带动社区,2020年5月至今,率先在全市社会化动员10余万人次开展“分小萌”青少年垃圾分类桶前值守志愿服务活动;围绕“节水、爱水、护水”主题,普及水环境知识,通过日常巡河公益行动,引导青少年增强生态环保意识;2019年以来组织2375名快递小哥、外卖小哥、房产经纪人等新兴领域青年、青年组织骨干等注册成为“小巷管家”青年志愿者,利用自身工作便利,反馈和直接解决社区、街乡环境卫生、生产生活安全等问题,动员青年深度参与推动“接诉即办”工作;社区青年汇600余名社工及60余名专职督导第一时间参与到社区(村)疫情防控工作中,累计参与基层防疫工作30余万小时。
延伸手臂促发展。按照社工密切联系青少年的工作要求,常态化开展大走访活动,通过外展宣传、入户走访等形式组织青年汇社工与青少年、青年社会组织打交道、共活动、交朋友。积极推动社区青年汇入驻“青年之家”云平台,活用互联网思维探索建立网上青年汇。运用社群化管理手段,以即时性、扁平化线上沟通形式建好青年诉求收集机制,做到件件问题及时反馈,次次活动征求意见,稳定有效地建立起联系、服务和引导青年的新渠道,实现对“原子化青年”的组织化凝聚,力求将社区青年汇打造成青少年身边靠谱的“朋友圈”。
法国青年社会学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灌输是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依据。本文认为在世界价值观多元化背景下,改革开放须坚持理论灌输,并以与时俱进的精神,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重新、正确认识灌输理论,从观念认识、内容、方法上进行丰富和创新,提高灌输的实效性,使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得到新运用。
【关键词】灌输理论;改革开放;新运用
灌输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在《怎么办?》中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灌输理论,强调了革命理论指导实践的重要性。灌输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方法,在改革开放中是必要的。可通过创新灌输内容和灌输途径,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一、列宁“灌输理论”
马恩曾提过“灌输”思想,却没展开论述。考茨基也使用过”灌输”概念。1902年,列宁通过批判经济派崇拜自发性,阐述了应从外部向工人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思想,基本肯定了考茨基关于“灌输”的概念,并作了系统论述,形成了“灌输”原理,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从而将“灌输”引入了思想政治教育。列宁主要从三方面进行了阐明:
首先,工人运动只能产生经济主义和工联主义,确立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只能从外部进行灌输。经济斗争只能暂时改善工人生活,不能使工人意识到贫困根源、彻底摆脱受剥削压迫的状况,因而工联主义仍是工人自发运动的表现。“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工人运动产生的,反映无产阶级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指导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科学。工人因受生活、工作、文化素质等限制,不能承担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务。科学社会主义意识产生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创造发展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因此,工人阶级只能靠教育即灌输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其次,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激烈斗争。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轻视和脱离,就是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加强和靠近。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历史渊源远远超出了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历史渊源,使自发的工人运动容易受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控制。进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灌输,可抵制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保证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
最后,无产阶级政党要重视理论和理论斗争,善于将革命理论和群众实践相结合。社会民主党要从经济斗争外部向工人阶级灌输政治意识,从工厂与工厂主的关系外部向工人阶级灌输阶级意识,使工人认识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两大对立阶级,存在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通过灌输科学社会主义,扩大工人阶级的眼界,使工人运动摆脱经济主义思想干扰,从经济斗争走向政治斗争。在灌输过程中,要发挥工人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重在引导、启发,不能填鸭式硬灌;要进行持久深入灌输,鼓励工人群众进行创造。
二、改革开放时期必须坚持“灌输”原理
灌输理论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国际形势呈现政治多极化,价值多元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国内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攻坚阶段,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面对国际国内环境,在意识形态对青年特别是未成年人坚持加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的理论灌输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首先,社会主义事业不是自发进行的,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中的各项事业都是广大群众在党领导下,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自觉进行的伟大实践。在当代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国情进行科学分析,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教育,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当前,改革开放面临着艰巨任务和复杂环境,广大干部和群众只有用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才能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
其次,在意识形态中,一是社会主义思想依然不会在人们头脑中自发产生,二是西方敌对势力从未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渗透,其推行的和平演变与过去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价值多元化使其有可趁之机,社会信息化使其有更多便捷的渗透渠道,特别是网络和宗教。坚持加强社会主义理论灌输可以强化科学社会主义意识,抵制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十七大提出,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它若被人民群众接受掌握,能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能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灌输理论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的必要途径。
最后,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灌输理论为教育者提高素质提供指引,为改进教育方法提供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与教育者的素质紧密相连。“理论家,宣传员,鼓动员,组织者”是灌输理论为思想政治工作者素质建设提出的标准。现阶段总体上看,思想政治教育者素质离这一目标还有一定距离,还不能很好的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者应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结合中国实际所形成的一系列理论成果。
三、“灌输”原理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新运用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可以看出,“灌输理论”指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目的、有组织地对人们进行系统的思想理论等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使之提高政治觉悟、坚定政治立场、树立政治信仰、保持正确政治方向。灌输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教育与宣传,它不属于形式的范畴。从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目的实现看,灌输是作为一种原则,在实践中必须遵循的标准与法则。灌输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要求在继续理论灌输的同时,积极开展实践锻炼法、自我教育法、榜样示范法等方法,把从教育内容内化为受教育者的思想,并外化为相应的行动实践。
正确认识灌输是运用灌输的前提,与时俱进、联系实际,丰富灌输内容、创新灌输方法是提高灌输的有效途径。
(一)与时俱进,创新灌输内容
灌输内容是灌输取得预期效果的因素,应把马列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和当代发展成果、发展需要相结合,丰富灌输的内容。
首先,适应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教育目标需要,灌输民主、法制、道德、权利、义务观念。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为己任,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
其次,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灌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我们可以用它来武装广大人民群众的头脑,重点把科学发展观灌输给人民群众,提高其思想、文化、政治素质,鼓励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最后,适应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新形势,灌输以理想信念为核心的政治信仰观。理想信念是一个民族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指南。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灌输的核心内容,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国情、形势政策等灌输教育,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二)与时俱进,创新灌输方法
灌输方法是灌输内容的载体,有效的灌输方法是灌输内容得以有效实现的前提。因此,灌输方法应与时俱进,随社会的发展不断创新,以增强灌输的实效性。理论界认为灌输要处理好四种关系:一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间建立起平等的双向交流模式;二是灌输与疏导、破除的关系,纠正灌输与疏导、破除对立的观点,在破除、疏导中进行灌输;三是思想性与娱乐性的关系,寓教于娱易于接受,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四是灌输与自我教育的关系,灌输是自我教育的前提,自我教育是灌输得以实现的途径,要注重两者的结合。
为处理好上述四种关系,进行灌输方法创新,要变传统的硬性、直接灌输为软性、间接灌输,将显性灌输和隐性灌输相结合。在灌输过程中充分重视环境优化对人所起的重大作用,通过环境灌输、行为灌输、文化灌输、活动灌输和网络灌输等多种途径建立健全灌输体系,充分尊重和调动受教育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改变其在传统教育过程中单纯的客体地位;坚持身教重于言传,教育者以身作则;借助文学、艺术等形象化教育方式进行熏陶教育,发挥文化的社会教育功能;充分发挥网络的积极作用,通过提高教育技术手段的现代化水平和信息化程度,加大灌输的覆盖面。
在国际国内形势不断变化,新问题、新情况频频出现的背景下,我们应正确、全面认识灌输理论。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坚持发挥灌输的积极作用,以新形势为基础,以解决新问题为目的,不断调整、创新灌输的内容和方法,并与已有的方法综合运用,提高灌输的效果,发挥灌输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注释:
①②列宁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317.
③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人民出版社,2007:34.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4.
[3]王嘉,林海玲.“灌输论”的历史发展及其当代价值[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9(6):42-45.
作者简介:杨林(1986—),女,新疆大学硕士研究生。
法国青年社会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法国 文化外交 对外出版 中国出版
French Foreign Publication Policy from the View of Cultural Diplomacy
Wang Jiying
(Foreign Language Institute,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Key words] France Cultural diplomacy Foreign publication China publishing
当今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综合国力不仅包括经济、军事、国防等“硬实力”,也包括文化、科技、教育等“软实力”。在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以文化为代表的“软实力”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实施文化外交战略,积极推动民族文化对外传播,改善国家形象和提升国际影响力。图书是一国精神思想的主要载体,是民族文化的结晶,自然也是对外文化传播的主要内容。一国图书在国际上的出口额度、流通速度、传播广度、被接受程度是该国文化产业国际化的重要体现,也是衡量该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法国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政府重视对外文化推广,是世界上较早实施文化外交的国家。出版业作为法国文化产业的领头军,在对外文化推广中占据重要地位。
1 文化外交与对外出版
“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一词最早出现于1934年出版的《牛津英语大词典》,指的是英国议会鼓励海外英语教学的做法。20世纪40年代,美国外交史学家拉尔夫特纳(Larf Turner)从文化服务于政治的角度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解读,并由美国外交史学家弗兰克宁科维奇(Frank Ninkovich)进行系统阐述。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文化外交”一般是指一国政府所从事的、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对外文化交流行为[1]。文化外交与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军事外交等外交领域一样,是一国总体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着重突出政府在对外文化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文化外交强调主体的平等性、方式的对等性和相互性、内容的相对真实性和目标的长远性[2],对民族国家国际战略的实施、国家软实力的提升、国家良好国际形象的确立、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乃至世界和平和人类自身的和谐发展具有独特作用[3]。
法国是世界上最早通过官方行为开展以外交为目的的文化行動的国家,具有悠久的文化外交传统。早在16世纪,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ois Ier)就与奥斯曼帝国统治者苏莱曼大帝(Suleyman the Magnificent)签订条约,保护法国在该地区的基督教徒,允许其传播法语和法国文化。17世纪法王路易十四执政时期,大力扶持文化艺术发展,为艺术家提供奖励,使其为王室和王权服务。18世纪启蒙思想时期,法国对外文化行动的最大特点是“文人外交”,利用伏尔泰(Voltaire)、狄德罗(Diderot)、卢梭(Rousseau)等知名作家和哲学家在欧洲其他国家传播法国思想和文化艺术。19世纪,教会团体是法国对外文化行动的主要行为体,政府为其提供财政补贴,帮助他们在国外开办法语学校,传播法国语言与文化。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严重削弱了法国的国力,美国与苏联两级对抗的冷战格局也迫使法国不得不在国际上另谋出路,法国政府更加意识到对外文化推广对于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性,采取更为直接的干预手段和方法,将对外文化事务纳入国家外交政策,在外交部设立专门机构(1909年成立国外学校与著作办公室,1920年升级为法语著作司,1945年改建为文化关系总司),负责协调政府的各项对外文化推广。
时至今日,文化外交已然成为法国的一项国家战略,是其外交政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主要是出于内部动力需求和外部环境压力。一方面,二战后,法国在硬实力上无法再与以往相提并论,但法国是一个视民族荣誉高于一切的国家,维护国家的大国形象和大国地位成为战后法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丰富的文化资源则成为实现该目标的主要依靠力量。正如法国人自己所说:“由于缺乏强大的军事、经济支撑和启蒙运动的光芒,要维护法国的世界地位’,只能通过向国外大量宣传和输出法国文化来实现。”[4]法国第五共和国创始人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也曾说过:“文化媒介负有国家使命”[5]。 因此,维护法国的大国地位和强国形象是法国实施文化外交战略的核心指导思想。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深入,文化领域也面临全球化趋势。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发达的文化产业在国际文化市场上独占鳌头,美国文化产品大量输出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使其民族文化呈现不同程度的“美国化”趋势。为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文化安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积极寻求对策和出路。对法国而言,实施文化外交,对外推广法国文化,捍卫世界文化多样性,是对抗美国文化霸权、维护本国文化利益的必要途径。
鉴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法国竭力推行文化外交战略,加强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对外出版也正是在此框架下展开。所谓“对外出版”,指的是面对外籍受众编辑和复制作品并进行传播的活动,主要指书籍的出版[6]。法国是出版业大国,国内拥有7000余家规模不等的出版社,每年的营业额高达40亿欧元,仅图书出口就占法国文化产品出口总额的25% [7]。而且,“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法国是唯一设有政府出版管理机构的国家。政府把支持本国出版业的发展视为保持法国的世界大国地位和捍卫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象征,而且一直把出版业作为国家的第一文化产业’”[8]。在文化外交框架内,法国政府大力推动出版业的国际化发展,鼓励和扶持法国出版商发展对外出版业务,向世界文化市场输出优质的法语图书,传播法国的思想和文化,提升法国的文化软实力。
对外出版是建构和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方式,是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途径。由此看来,对外出版和文化外交在目标上是一致的,都致力于让世界了解本国文化和思想,扩大本国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进而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因此,文化外交与对外出版密切联系、相辅相成。文化外交肩负着提升国家软实力、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使命,对外出版则是文化外交履行其使命的重要途径。
2 法国对外图书出版政策
对外图书出版是法国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展文化推广的优先途径,法国政府非常重视对外图书出版,采取各种措施加以扶持,如鼓励作家创作符合海外市场需求的图书、补贴图书出口公司、资助法国出版商参加大型国际书展、促进法语图书外译、资助海外法语书店购买和推广法语图书。这些措施涵盖对外出版从创作、翻译到传播的各个环节,形成“一条龙”服务,为法语图书对外出版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
就具体实施而言,法国对外图书出版政策依托法国对外文化行动网络展开,涉及所有对外文化交流机构和组织。目前,法国是世界上对外文化传播渠道最为完善的国家。2010年7月27日,法国通过《国家对外行动法》,对法国的对外行动主体进行整理和重组,形成更加符合时代需求的对外行动网络。此次整改后,法国对外文化行动网络由外交部统领,由法国海外领使馆下设的154个文化行动合作处(Service de coopération et d’action culturelle)和98个法国文化中心(Institut fran?ais)组成,辅以具有协会组织性质的800多家法语联盟(Alliance fran?aise)和12个运营机构(opérateurs)[9],共同推行法国文化外交战略,推广法国语言与文化,吸引外国学生到法国留学,促进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交流和对话,推进文化数字化工程建设,推广法国旅游业,加强与目标国地方政府和民间社会的合作。如此庞大和完善的对外文化行动网络为法国对外图书出版铺平了道路。下文将以外交部和文化部为例,具体阐述法国的对外图书出版政策。
2.1 外交部
2.1.1 组织机构
外交部是法国文化外交战略的组织者和决策者,是法国对外文化传播的核心机构,下设国际合作与发展总司(Direction générale de la coopération internationale et du développement),负责与其他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合作,制定和实施法国在全球治理、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影响外交等国际问题上的各项政策,监督和引导国家对外行动运营机构的行动,对TV5Monde、France Médias Monde等对外传播媒体实行监管,统筹协调外交部的各项对外文化行动。
国际合作与发展总司制定的涉及文化领域的政策由法国海外领使馆下设的文化行动合作处和法国文化中心负责具体实施。目前,163个法国海外领使馆中已有154个设立了文化行动合作处,负责在所在国家和地区执行法国文化外交战略的各项政策和措施。文化行动合作处下设图书办公室(Bureau du Livre),联通法国出版界和海外图书市场,为对外出版目标国的出版社、书店、译者提供咨询服务和资金支持,确保法国出版商和作者参加国际书展、读书节、出版业研讨会等与图书有关的国际活动。法国文化中心是法国对外文化传播的“新人”,依据2010年7月27日通过的《国家对外行动法》成立,是一个由法国外交部和文化部共同管理的对外文化行动公共机构。目前,法国文化中心在世界各地拥有98个分支机构,主要负责促进国际艺术交流,分享法国的技术创新,传播法国电影和视听文化遗产,支持南方国家的文化发展,鼓励法语传播与学习,组织“文化季”“文化年”“文化節”,提高创作者的国际流动性,协调和促进法国地方政府的对外文化行动,为法国文化传播系统的工作人员提供职业培训。
2.1.2 主要措施
出版业是法国文化产业中国际化程度最高的,海外市场占法国出版业年营业额的20.1%。法语仅次于英语,是世界第二大被翻译语言,以2016年为例,共计14087部法语图书被译成其他语言并出版[10]。鉴于此,法国外交部在对外文化行动中积极推广法语图书,鼓励法国或其他法语国家和地区的出版商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积极应对和参与国际图书市场的激烈竞争,资助法语图书外译,提高法语图书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外交部促进法语图书对外出版的措施主要包括作者资助、图书外译、译者培训和图书改编。
第一,资助和推介法语图书作者。作者是传播法国思想和文化的主要载体,法国外交部支持法语图书作者走出国门,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法国作家的作品被外译且出版须赴海外宣传推广,或者法国作家与国外作家合作创作须赴国外暂住,均可以向法国文化中心申请资助,具体项目包括见表1。
第二,推动法语图书外译。早在1990年,法国外交部就设立了“出版资助计划”(Programme d’aide à la publication),旨在与国外出版商建立合作关系,在不违背目标国出版政策的前提下提高法国作者在海外的知名度,主要内容包括向外国出版商和译者推介法语图书,解决被选中翻译的图书版权问题,并承担译著出版所需的全部或部分费用。“出版资助计划”均以对象国与法国文化交流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人物命名,如针对俄罗斯的“普希金出版资助计划”、中国的“傅雷出版资助计划”、印度的“泰戈尔出版资助计划”、埃及的“塔哈侯赛因出版资助计划”等。自设立至今,该项目已在世界80个国家资助翻译了近2万种法语图书[11]。
如果国外出版商有意翻译或直接引进在法国出版的法语图书,法国文化中心可以协助国外出版商取得法国出版的法语图书原版版权或外译版权,在版权转让方面予以资助。该项目也为非洲、加勒比海、印度洋地区的法语国家提供资助,使其能够引进法国出版的法语原版图书并以符合当地市场行情的价格重新出版。
第三,培训高水平法语译者。鉴于目前英语在国际上的强势地位和普及程度,世界上高水平法语译者的数量并不乐观。为此,自2010年起,法国文化中心资助阿尔勒国际文学翻译学院(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s traducteurs littéraires à Arles)开展“译者作坊”项目,由经验丰富的译者在10周时间内集中培训6名青年译者,其中3名为法国译者,另外3名是外国译者。根据各自的翻译目标语,6名译者两两结对,互相交流与切磋。该项目旨在培养新一代高水平法语译者,推动法语图书外译和对外出版。
第四,鼓励法语图书改编为影视作品。法国文化中心为法国出版商和国际影视制作公司牵线搭桥,力争把更多的法语出版物搬上荧屏,具体项目见表4。
2.2 文化部
2.2.1 组织机构
相较于外交部,法国文化部成立时间较晚,直到第五共和国成立后才成为中央政府的常设部门,直至今日尚不足60年历史,且一直以管理国内文化事务为主要任务,对外文化行动则一直由外交部主导。然而,随着文化全球化的推进、法国公共政策的改革和部际合作的深入,文化部的身影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对外文化行动中,已然成为法国文化外交战略的参与者和实施者之一。
1959年法国成立文化事务部时,时任部长、著名作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亲笔为该部题写了应该肩负的使命:“使人类的,首先是法国的主要成就,让尽可能多的法国人受益,确保我们(法国)的文化财富具有最广泛的支持者,对艺术作品的创造和丰富创造艺术的精神都应给予有力支持。”简言之,文化部应大力促进文化的普及、推广和创新。因此,对外文化行动并非是外交部的特权,文化部自成立之初就已将法国文化推广纳入自己的职能范畴。具体到图书领域,文化部同样致力于法语图书对外出版工作,主要通过其下设的图书阅览处(Service du Livre et de la Lecture)和國家图书中心(Centre national du Livre)两个机构实施。
图书阅览处负责制定、协调和评估文化部在图书和阅读领域的政策,保持图书业、书店、出版业领域不同行为主体的均衡发展,关注与图书创作、出版、传播和推广有关的经济、法律和社会问题。图书阅览处设有图书文化基金,为法语图书出口提供交通补助,尤其是空运补助;大学教材出版资助项目,主要面向非发达法语国家和地区;法语图书外译资助项目,为外国译者提供旅法奖学金。
国家图书中心是隶属法国文化部的一个公共行政机构,前身是成立于1946年的国家文学基金会(Caisse nationale des lettres),1993年演变为现在的国家图书中心,内设1个董事会和18个由作家、学者、研究人员、翻译家、评论家、出版商、书商组成的委员会。董事会主席由法国总统根据文化部部长的建议任命,委员会成员每年三次开会讨论收到的申请并就资助发放发表意见。国家图书中心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两项财政税收:一是按一定比例提取的出版业营业额,二是对复印机征收的税收。以2015年为例,国家图书中心的收入是4.25亿欧元,为其开展各项图书扶持活动提供了充足的财力保障[12]。国家图书中心对图书领域的扶持涵盖图书产业链的所有环节,涉及作者、出版商、书店、图书馆、图书活动组织者等。其资助分为直接资助和间接资助两种形式,前者针对作者和出版商,后者面向书店、图书馆等图书推广者。
2.2.2 主要措施
在对外图书出版方面,文化部致力于推动法语图书外译,加强与国外的文化交流,加大法语图书海外推广力度,提高国外图书馆、书店、文化机构引进和翻译法语图书的数量和质量。
第一,扶持译者。文化部为外国译者旅居法国从事法语图书翻译提供奖学金。以国家图书中心的资助为例,2016年,共有42名外国译者获得奖学金,金额总计154000欧元[13]。译者奖学金有利于发展和构建法语图书翻译人才队伍,提高法语图书外译质量,促进法语图书对外出版,尤其是流通难度较大的文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类图书的对外翻译和出版。另外,自2016年起,国家图书中心的译者奖学金项目也面向译著数字出版的译者,进一步扩大了该项目的受益面,更加有利于法语图书外译和对外出版。此外,2012年,国家图书中心创建了文学翻译学校,为青年译者提供专业培训,以多语言工作坊为模式,邀请著名专业译者为学员传授专业知识和翻译技能,有利于培养高质量的法语图书翻译人才。
第二,扶持出版商。国家图书中心为从事法语图书外译和出版的法国出版商提供财政补贴,使具有代表性的文学类或科学类法语图书能够得到高质量翻译并以纸质或数字形式出版。2016年,共计补贴251部外译图书,金额总计692061欧元[14]。 2017年,第69届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法国应邀成为本届书展的嘉宾国,这是法国时隔28年之后再次获得此荣誉。为表庆祝并借此机会展示法国出版业和法语图书,国家图书中心鼓励国内出版社将近几年的法语新作翻译成德语出版,并将翻译补贴比例提高到70%。由此可见国家图书中心对法语图书外译的重视程度之高。此外,文化部还借助民间社会的一些专业图书推广机构扶持法语图书海外推广,如法国国际出版署(Bureau international de l’édition fran?aise)和法国国家出版中心(Centrale de l’édition)。这是两个行业性协会组织,前者主要负责促进法国出版商参加国际书展,开展图书市场调查,培训国外出版业专业人员,与文化部合作促进法语图书版权海外转让;后者主要为法语图书出口提供运输和保险服务,并管理文化部下拨的海外法语书店资助款项。
第三,扶持海外法语书店。为扩大法语图书海外销售渠道,2010年,国家图书中心设立了“示范性海外法语书店”(Librairie francophone de référence),为海外法语书店的创建、采购和销售法语图书提供补贴。2016年,共计65家海外书店获得资助,金额总计165185欧元[15]。同年,国家图书中心还与法国国家出版中心(Centrale de l’édition)合作,设立了海外法语书店转让和接收基金,为接收并重新经营海外法语书店者提供无息贷款,帮助其维持书店的经营。这些措施有效改善了法语图书在海外实体书店的销售情况,有利于维持法语图书海外实体销售和推广网络。
2.3 法国对外图书出版政策的特点
第一,外交部主导、多方参与。对外出版是法国文化外交战略框架下的一个具体行动领域,外交部是行动主体,通过其对外文化行动网络展开具体行动。同时,对外出版是法国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负责国内文化事务的文化部也参与其中,通过提供各类资助直接或间接地扶持法国对外图书出版。除了政府机构,诸如法国国际出版署、法国国家出版中心等法语图书出口和推广领域的民间协会组织也积极参与法国图书对外出版,与政府部门通力合作,共同促进法语图书外译、出口和出版。
第二,政策系统化、机制多样化。法国对外图书出版政策的参与主体虽多,却并不凌乱,行动宗旨遵循国家的文化外交战略目标,以促进国际出版业多样化发展、维护国家文化利益、提升法国文化软实力为使命,在外交部主导下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行动。同时,对外图书出版各参与主体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多样化的扶持机制,通过补贴资助、专业培训、出口转让、展销推广等多种形式,形成覆盖创作、翻译、出版、推广等各环节的对外图书出版政策。
第三,平台多、渠道广。对外图书出版以外籍读者为受众,须了解和掌握目标国家的民俗风情、读者喜好、出版业现状、图书市场动态等情况,进而制定和采取有的放矢的政策和措施。一方面,法国对外图书出版政策拥有外交部完善的对外文化行动网络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由文化行动合作处、法国文化中心、法语联盟及其他部门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对外文化推广系统,为法国出版商获取信息和制定决策提供广泛的平台和渠道;另一方面,也是对外图书出版政策的“一线”实施者。
法语是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被翻译语言,法语图书对外出版和出口量在法国出版业中占据重要地位,这是法国对外图书出版政策的实施效果之一,对我国目前实施的出版“走出去”战略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3 对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启示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文化“走出去”战略。文化“走出去”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外交的主要内容之一。文化“走出去”自然包含出版“走出去”,这是我国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外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目前,我国已经开展多项对外图书出版计划,包括:
在国家大力支持下,上述项目取得了累累硕果。截至 2016 年底,“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已同71 个国家的 603 家出版机构签订资助协议 2676 项,涉及图书 2973 种,文版 47 个[16]。“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已和 25 个国家的 61 家出版机构签订资助协议 101 项,涉及图书 1062 种,文版 16 個[17]。截至2017年,“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累计资助国内外出版机构的 1323 个项目、涉及 44 个语种,共输出55 个国家和地区[18]。“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项目”和“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遴选的图书目前也在紧锣密鼓地翻译和出版中。在这些项目的带动下,一大批中国优秀作家和作品被推介到国外,受到外国读者的热烈欢迎,中国声音和中国故事在世界上得到广泛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熟悉中国,感受中华传统和现代文化的魅力。
取得成果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出版“走出去”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首先,随着文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文化交流变得更加密切和频繁,对外出版是一项跨文化传播活动,必须考虑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换位思考,灵活应变,才能做出符合目标文化群体需求的产品,在激烈的国际文化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然而,“中国当前的对外传播缺少对目标对象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这些差异不仅涉及制度规范层面,而且更多地涉及文化观念体系”[19]。因此,中国出版“走出去”战略实施过程中,应注意加强与国外出版界的沟通和交流,熟悉当地与出版发行有关的法律法规,做好前期市场调研,充分了解目标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习俗与阅读习惯。
其次,中国图书对外出版目前是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的格局,对外图书翻译出版项目主要针对国家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具有出版资质的出版集团和出版社,民营出版机构和文化机构大都无权申报,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外出版行为主体的多样化发展。在中国出版“走出去”战略实施初期,采取这样的措施有其合理考量。但是,随着国内文化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和文化产业国际化发展的推进,势必会有更多出版主体参与和从事对外图书出版。事实上,就法国经验来看,民间机构和政府机构合作更加有利于对外图书出版和推广。因此,我们应根据国家发展和市场需求审时度势地调整对外图书出版的各项政策和措施,以更加灵活的策略促进中国出版“走出去”。
最后,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化传媒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传统纸质传媒带来重大挑战,也是中国出版“走出去”战略实施过程中不得不考虑的因素。我国目前开展的各项对外图书翻译出版项目均以纸质图书为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外图书出版和推广的渠道,不利于抢占国际出版市场份额。在数字化出版逐渐成为主流的趋势下,中国出版“走出去”应适时调整对策,与信息通讯技术领域的公司合作,共同开发数字出版平台,利用电脑、手机等多媒体终端拓宽对外出版路径和渠道。
注 释
[1]李智. 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
[2]范勇鹏. 论文化外交[J]. 国际安全研究,2013(3):22
[3]吴晓春. 文化外交:内涵、发展与作用[J]. 长沙大学学报,2012(3):42
[4]彭姝祎. 法國对外文化活动及其启示[J].对外传播,2010(8):17
[5]戴高乐. 希望回忆录第一卷“复兴”(19581962)[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174
[6]陈世华,韩翠丽. 对外出版与国家形象传播[J]. 编辑之友,2012(9):79
[7][8]陆本瑞. 外国出版概况[M]. 沈阳:辽海出版社,2002:103
[9]Loi n°2010-873 du juillet 2010 relative à l’action extérieure de l’Etat [EB/OL].[2010-07-28]. https://www.legifrance.gouv.fr/eli/loi/2010/7/27/MAEX0912977L/jo/texte
[10][12][13][14][15]Centre national du livre. Bilan des aides 2016[EB/OL]. [2016-10-30]. http://www.centrenationaldulivre.fr/fichier/p_ressource/13672/ressource_fichier_fr_bilan.des.aides.du.cnl.2016.pdf
[11]Programme d’aide à la publication [EB/OL]. [2016-10-30]. http://www.institutfrancais.com/fr/actualites/programmes-daide-la-publication
[16][17]姜珊,胡婕. 不忘初心,连通中国与世界:“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项目十年进展情况介绍[J]. 出版参考,2017(8):18-19
[18]房毅,吕健泳. “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情况综述(20132017)[J]. 出版参考,2017(8):14
[19]张昆. 正视文化差异,增强对外传播的有效性[J].新闻记者,2013(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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