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新移民范文

城市新移民范文（精选11篇）

城市新移民 第1篇

一、城市新移民的概念

童星等 (2008) 认为城市新移民是指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正式或非正式途径实现自我或家庭的区域性迁移, 已在移居城市中获得相当稳定的工作和住所并具有定居意愿的群体[1]。在这个定义下, 主要包括农民工、来自其他城市的居民 (有城市户籍) 和来自外地的大学毕业生。对于第三种移民, 豆小红 (2012) 将其定义为知识新移民, 也即从农村、小城镇或其他城市来到求学的城市, 毕业后留下来工作并定居下来的青年, 成为了新市民[2]。而廉思 (2014) 将城市新移民定义为年满16周岁且1980年以后出生, 在城市工作、生活而没有取得该城市户籍的中国大陆地区居民, 包括三个典型群体:蚁族 (青年流动大学毕业生聚居群体) 、新生代农民工和城市白领[3]。在这个定义中, 城市新移民有了更量化的指标:从乡村到城市, 或从小城镇到大城市, 1980年后出生且满16周岁。而其中最为核心的指标就是是否获得当地户口, 如果获得该城市的户籍, 则认为从一个外来人变为“市民”, 不再是移民。

目前来说, 关于城市新移民的界定, 不同的学者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但尚未达成一致的定义。也有学者侧重更为细化的分类, 比如知识新移民、新生代农民工、城乡联姻造就的城市新移民等。但各种定义都强调: (1) “城”, 移居到城市, 无论是从农村或者小城镇来, 他们都是在一座城市中工作或生活。 (2) “新”, 他们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居民, 而是外来人口。 (3) “移”, 他们尚未拥有该城市的户籍。从这些定义中也可以看出, 符合第一点、第二点但取得该城市户籍的人并未纳入到城市新移民的概念中, 事实上, 这部分人群的现状与土生土长的城市市民还是有所差异的。

二、城市新移民的经济状况

城市新移民的现状首先就体现在经济层面上, 他们从熟悉的旧环境踏入陌生的环境, 首先要有经济收入上的相对稳定, 获得相对稳定的住所, 才能在新环境中生存下去。

豆小红 (2012) 对知识新移民的非正规就业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表明“知识新移民”受家庭资本、父母地位和社会关系的影响较大, 在城市里大多从事非正规就业, 职业发展表现出代际传递的特点[2]。从这个角度上看, 知识新移民的正规就业和地位、就业择业和自由发展都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同时, 由于不能完全享受市民权利, 加上城市新移民在职场中充分体现他的人力资本价值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 所以在同工同酬上与城市市民也有一定的差距。这些都影响到了他们的经济状况。

古语说“安居乐业”, 在我国, 住房和户籍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也关系到城市居民的各个方面。随着1998年开始的住房货币化改革, 城市房价迅速攀升, 无论是购房或者是租房, 城市新移民的生活成本都在不断提高, 新移民较低的货币支付能力与较高的商品房价格之间存在巨大反差,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市新移民的生活质量, 尤其是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和蚁族而言。魏艳 (2012) 对杭州市城市新移民的住房支付能力进行研究, 表明新移民居住条件较差, 支付能力堪忧, 实际支付水平超过意愿支付水平[5]。

三、城市新移民的继续社会化状况

社会化指的是个体与他人交往, 接受社会影响, 学习掌握社会角色和行为规范, 形成适应社会环境的人格、社会心理、行为方式和生活技能的过程, 社会化伴随人的一生。一般来说社会化包括语言社会化、政治社会化等方面。城市新移民要融入新的环境, 势必面临继续社会化的过程。

首先, 语言。语言是个体与他人及社会联系的纽带, 听得懂或者说得出当地语言往往是个人身份认同的外在表现, 对于城市新移民融入新的环境来说非常重要。葛俊丽 (2011) 对杭州新移民在城市化进程中语言状况的调查与分析显示新移民随社交场合的正式程度及与交际对象的关系不同, 呈现出普通话和家乡话并存分用的局面。在语言态度上, 新移民对普通话存在较高的情感认同、地位评价和功能评价;对家乡话情感评价较高, 但功能和社会地位评价较低, 而对杭州话的评价正好与家乡话相反[6]。这种现象也存在于其他城市中。

其次, 社会交往。作为社会中的个体, 社会交往在社会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当城市新移民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 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离他们非常遥远, 而新的关系网络又没有发展起来, 加上与这座城市不同的语言和生活习惯, 他们与本地居民的交往互动往往被局限起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很多城市新移民在社会交往中依赖和选择跟自己一样的个体,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圈子, 他们也往往选择居住在本地居民较少的边缘地区, 形成边缘化的聚居区, 这一方面对于他们获得社会支持有一定的帮助, 但另一方面也影响了他们真正融入到本地社区。李志刚 (2011) 对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新移民”聚居区居住满意度进行研究, 研究表明, “北上广”新移民聚居区的居住满意度属一般水平, 新移民聚居区的居住满意度不仅受其社会经济条件或设施配置水平影响, 其决定因素包括:社区归属感、所在城市管治强度、居民收入和设施条件;社会归属感是影响当代中国城市“新移民”聚居区居住满意度的最重要因素[7]。

第三, 社会信任。雷开春等 (2012) 对于城市新移民的社会信任及其与社会交往的关系进行了剖析, 显示城市新移民的社会信任构成是分层次的, 对于外人和陌生人的信任程度相对较低, 缺乏对外的普遍信任。在信任对象上, 城市新移民最信任的对象是朋友, 其次是亲戚、同学或同乡, 其中亲戚是社会信任建立的重要影响因素。而社会交往对社会信任的负功能大于正功能[3]。城市新移民的这种信任特点也显示出他们缺乏普遍信任, 当然这种信任特点与中国人缺乏对外的普遍信任一致, 这样一来, 外来的城市新移民和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交往就存在较大的障碍, 由此也影响到他们的继续社会化。

第四, 社会参与。廉思 (2014) 研究表示受教育水平较高、工作收入较高的城市新移民 (城市白领) 对于自身的利益诉求更多地集中在社会参与上, 呈现出对普世价值和多元文化的浓厚兴趣上[9]。这也表明, 其他的城市新移民在社会参与上的意愿不高, 或者说他们还有其他的需求尚未满足。这从一个侧面也显示出收入不高的那些城市新移民在融入新城市存在更高的难度。

总的来说, 除了语言、生活方式、文化等方面的差异, 我国实行的户籍制度也使得没有本市户籍的城市新移民事实上成为了“外国人”, 这影响了新移民的城市适应进程, 也影响了城市新移民的社会化过程。

四、城市新移民的心理现状

伴随着空间地域的转移, 城市新移民的心理现状也愈加受到重视。尽管目前少有实证的资料研究城市新移民的心理健康现状, 但是通过城市新移民的身份认同和犯罪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身份是由个体的社会地位及处境地位决定的自我认同, 它是由角色构成的。随着生活空间的变化, 城市新移民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目前来说, 城市新移民存在身份的“尴尬”, 一方面政府将其纳为城市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 由于城市新移民的流动性, 他们并没有被看作是永久的居民, 城市真正的主人。对于他们来说, 是从故乡走出来的人, 却又未真正容纳到新的城市之中, 看似左右逢源, 然而却是“准市民”, 欠缺心理归属感, 自我认同出现偏差, 影响到了心理的健康程度。

另一个方面, 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城市新移民在为城市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 其负面影响也日趋显露, 比如犯罪。这其中的原因包括他们的经济收入偏低、承受困难和挫折的能力相对较低、被歧视、心理失衡、内心冲突等, 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了这些人群的心理健康问题。

城市新移民来到一座新城市, 在心理上所承受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尤其是当他们面对疾病、失业、意外伤害等风险时更是显得弱小, 极易陷入贫困境地。

五、对 策

目前, 对于城市新移民来说, 在经济上已经被吸纳, 但尚未在新城市中真正被接纳和接受, 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也迫切需要得到重视。城市新移民作为一个日益庞大的群体, 他们在维持经济增长、人口城市化、社会改变中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他们的现状的改善也需要各方力量的支持。

首先, 在政策方面。政府应在就业、户籍、社会保障等方面研究出针对性的政策, 使得城市新移民能够获得与市民相等的权利和义务。

其次, 在社会环境方面。各方力量应营造出更为和谐、宽容的环境接纳城市新移民, 认可他们的贡献, 接纳他们。

再次, 重视实证调查研究, 收集第一手资料, 从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人口学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 更清楚地认识城市新移民的问题, 挖掘实质所在。

参考文献

[1]童星, 马西恒.“敦睦他者”与“化整为零”——城市新移民的社区融入[J].社会科学研究, 2008, (1) .

[2]豆小红.“知识新移民”的非正规就业与影响因素研究——以中部四省会城市为例[J].中国青年研究, 2012, (4) .

[3][8]廉思.城市新移民群体的主要利益诉求与社会融入[J].探索与争鸣, 2014, (1) .

[4]魏艳.城市新移民住房支付能力研究——以杭州市为例[D].浙江工商大学.2012.

[5]葛俊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新移民语言状况调查与分析[J].浙江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 (12) .

[6]李志刚.中国城市“新移民”聚居区居住满意度研究——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例[J].城市规划, 2011, (12) .

[7]雷开春, 张文宏.城市新移民的社会信任及其与社会交往的关系剖析[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2, (6) .

城市新移民 第2篇

其一，在相应的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配合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将通过自助住房建设脱离农村、居住城市，在发达地区的村镇、城镇和城市三个层面实现劳动力空间转化;其二，城乡社会经济发展互动反馈。城市非正式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在城市地域通过人口集中和产业集聚使城市空间扩张，另一方面城市正式和非正式经济的发展将改变城市的经济结构;其三，在自助教育过程中，移民城市适应性增强、观众转变、文化和社会意识提高，在“精神”上成为城市化的人。城市空间扩张、经济结构转化和移民精神城市化构成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发展。

收稿日期：-04-28;修订日期：2001-05-31

【参考文献】

[1] 王春光.社会流动和社会重构：京城“浙江村”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2] 项飚.北京有个“浙江村”：社会转型中一个自发城市化群体的初步研究(上、中、下篇)[J].社会学与社会调查城市经济，1993.3～5.

[3] 朱宝树.从离土到离乡[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

[4] 蔡fǎng@①.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5] 韩俊.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阶段性及其特点[J].人口研究，1990.(5):26～34.

[6] 黄晨熹.九十年代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征、作用与趋势[J].人口研究，.(2):8～22.

[7] 魏津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人口移动[A].翼党生，邵秦编.中国人口流动态势与管理[C].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5.

[8] 张善余.我国省际人口迁移模式的重大变化[J].人口研究，1990.(1):17～23.

[9] PughC.TheChangingrolesofself-helpinhousingusingandurbanpolicy

,1950-1996:Experienceindevelopingcountries[J].ThirdWorldPlanningReview,,19(1).

[10] 田剑平，许学强，赵晓斌.国外自助安置理论的发展[J].规划与观察，99.6.

[11] TurnerJFC.Minimalgovernmentaidedsettlement[J].ArchitecturalDesign,1963,379-80.

[12] TurnerJFC&FichterRFreedomtoBuild:DwellerControloftheHousingProcess[M].NewYork:Macmillan.1972.

[13] TurnerJFC.HousingbyPeople:TowardsAutonomyinBuildingEnvironments[M].London:MarionBoyars.1976.

[14] BurgessR.Self-helphousing:anewimperialiststrategy:acritiqueoftheTurnerSchool[J].Antipode,1977,9:50-59.

[15] BurgessR.Thelimitsofself-helphousingprograms[A].In:KorteBA&MatheyK:DevelopmentofLow-incomeNeighbourhoodsintheThirdWorld[C].Damstadt,Archimed-Verlag,1984.

[16] TurnerJFC.Issuesinself-helpandself-managedhousing[A].In:WardPM:SelfhelpHousing:ACritique[M].MansellPublishingLtd.,AlexandrinePress,Oxford.1982.

[17] WardPMSelf-helpHousing:aCritique[M].AlexandrinePress,Oxford.1982.

[18] MatheyK.BeyondSelf-helpHousing[M].Murchen:Profilverlag;London;NewYork:Mansell,1992.

[19] TaitJ.FromSelf-helpHousingtoSustainableSettlement:CapitalistDevelopmentandUrbanPlanning

inLusaka[M].Zambia.Brookfield,USA,1997.

[20] 辜胜祖.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21] 辜胜祖.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跨世纪的社会经济工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22] 许学强.中国小市镇的发展[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

[23] 陈俊生.关于农村劳动力剩余和基本政策问题[N].《人民日报》1995-1-28.

[24] McGeeTG.UrbanisasiorKotadesasi?EvolvingPatternsofUrbanizationinAsia[A].In:Costaeral(eds).UrbanizationinAsia:SpatialDimensionsandPolicyIssues[C].Honolulu:University&

nbsp;ofHawaiiPress.1989.

[25] 许学强，黎雅.外来劳工与城市发展初探――以广州为例[J].城市问题.1988.6.

[26] 柴彦威，周一星.大连市居住郊区化的现状机制及趋势[J].地理科学，,20(2):127～132.

[27] 甄峰，顾朝林，沈建法，等.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极化研究[J].地理科学，2000,20(5):403～410.

[28] 刘荣增，崔功豪，冯德显.新时期大都市地区城市定位研究――以苏州与上海关系为例[J].地理科学，2001,21(2):158～163.

[29] 牛文元.理论地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字库未存字注释：

城市新移民：青春犹如涌动的潮水 第3篇

青塔村是北京四环附近少有的未被“开发”的地区。但村民建房已是寸土必争，各个房子之间往往只留一条小道或是窄窄的间隙，以示分界。

“这里比较乱，小偷挺多的，还有打架的。”易亚东说，“不过这里的房租便宜。很多在附近打工的都住在这里。”

两三个拐弯之后，易亚东终于回到了他租住的房间，门上草草的107房号似乎是用毛笔蘸着油漆写就的。易亚东拉开窗，出现的是一堵墙，从间隙中射入的阳光很快被屋内的灯光盖过了。

《蚁族》的作者廉思把像易亚东这样来大城市工作的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青年称为城市“新移民”。他们往往居住在地下室、平房或隔断间，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服务行业工作。

在出租屋里坐下不久，他熟练地掏出一包烟，抽上一支。在烟雾里，易亚东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尽管他几次都说自己是个“内向”的人。

易亚东出生于1990年，老家在河南信阳固城。初中的时候，易亚东老打架，因为他初中时“个子高”，朋友有事都来找他。后来，就干脆不去读书了。当时他想跟在杭州跑运输的爸爸学车，但他爸觉得“跑车累”，“没前途”，一直没答应他。后来，他妈给了两百块钱让他直接去杭州找他爸。

“当时我妈和我爸关系不是很好，后来是我姥姥告诉我他们离婚了。”提到这事，易亚东愣了一会，随即将话题转到他的职业上了。

当时16岁的易亚东想从事的职业是厨师、汽车修理工或者司机。但是这三个职业都被家里人否决了，因为“油烟重”、脏、累。

直到有一天经过一家理发店，易亚东动了心，便跑去老爸那说要学理发。经过亲戚朋友介绍，易亚东进了一家理发店当学徒，学了半年觉得可以“出师”了，便辞职了。

然而，几次面试碰壁下来，易亚东才知道自己的技术“还是不行”，又进了一家大店当助理，除了洗洗头还时常跑到烫染区给师傅们帮忙。即使这样也没师傅教，都是“看着学”。

除了这个，易亚东还两次跑到上海的富康美发培训学校学发型。几叠复印的学习材料到现在还堆在他的桌上，他还从桌上找出一本16开的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记满了上课的笔记。

后来易亚东的姐姐叫他来北京发展，他二话不说就到了北京，打个电话给杭州的同事退了房，将电磁炉、被褥等等全卖了。说起为什么不用快递，易亚东不好意思地笑了：“当时不知道还有快递这回事。”

但是在北京几年，易亚东没攒下钱，他到现在换了三家店。虽然从发型师成了总监，但理发这行业需要积累，有老顾客才挣得到钱。他到现在每个月工资不过三四千，“不够花”。

“理发这行也是青春饭，如果不能自己开店或成店里的王牌，靠工资，老了怎么办？”但是易亚东也没办法，因为理发行业都没劳动合同，没保险。他说自己还是喜欢开车，“只要老爸一个电话”，他就立马转行去开车。

尽管出租房里没有暖气，但将近十五平的房间里，电磁炉、鞋架、衣架“齐全”，一月五百的租金也“还能承受”。

对另一名城市“新移民”李艳南来说，五百元的租金太高了。她之前住在鲁谷的地下室，也是五百一个月，但是现在搬到了天通苑。

李艳南算了一笔账：“地下室一个月租金五百，网费要五十，用洗衣机洗衣服要刷卡，洗澡也要刷卡，还要交水费，算下来，一个月要七八百。而天通苑只要三百五，包水电、网费。”

但她租的仅仅是床位，一个四人宿舍大小的房间里挤了八个床位，床位间只容一个人通过。此外只有一张小桌子，杂乱地摆放了一些小东西。

李艳南所在的小区里下了楼就是超市，超市再走几步就是5号线天通苑地铁口。出口两边摆满了卖食物的小摊位，间或摆了几个卖袜子、卖小物件的地摊。

李艳南找到的新工作——百度客服员的上班时间是8点半。每天早上最迟7点，李艳南就得从住处出发，才能挤上地铁，不至于迟到。还有一个麻烦是早高峰开始后，地铁站会限流，到那时会更难挤。

到了吃饭时间，露天的冷面摊坐满了附近的上班族。为了重复利用碗碟，摊主一般在碗上先套一只塑料袋，再放入冷面。吃完拿掉塑料袋，又马上用这碗上了另一桌。包子铺、面条摊都是如此。

1993年出生的河南人杨绍磊最羡慕就是李艳南这样的生活。坐办公室，不用当心城管、不用担心被老板赶走，还有固定的休息日。

杨绍磊的烧烤摊在石景山区鲁谷公交场旁的十字路口处，冬天就拉几块塑料布、搭了个棚子围住烤架，因为“风大”。

杨绍磊和易亚东一样，初中还没毕业就出来闯荡。刚开始什么都干过，装修、修车、歌厅。比起这些，烧烤“算轻松”的。

每天8点杨绍磊起来下货，下完货就开始串烧烤材料。4点从看丹桥出发，骑40多分钟才到鲁谷的烧烤摊。每天烧烤摊的收入得给旁边的店30%，剩下的钱只能租看丹桥这种地方的平房。

白天还算轻松，烧烤摊晚上得摆到2点，到了冬天，又冷生意又不好。杨绍磊最怀念的是夏天，“一个月能挣个八九千”。

让杨绍磊“自豪”的是石景山这片的烧烤摊基本上是他老乡开的。本来他自己也有个摊，但是“不赚钱”。挣的钱干了点别的就亏进去了，现在的摊位是杨绍磊叔叔的。

杨绍磊说，最近城管“管得严”，白天他们看到烧烤摊，直接把架子撬下来就拉走，好多老乡都因此回家了。还好杨绍磊在这边开的时间长，旁边又靠了个店。城管过来点个烤串什么的，也不跟他们要钱。

杨绍磊并不羡慕城里的生活。“外面（城市里）连上下楼的都不认识，像我婶婶说的，打麻将都找不到人。老家才是根，不能忘本。”

河南周口的王东领却不想回老家。王东领是个“80后”，在2002年的时候就到了北京，去年刚在燕郊买了房。

王东领是中专毕业，是他们村里第一个干销售的。“老家人觉得干销售不踏实，去工地干才实在。”王冬领认为自己的观念比普通农民工超前，他现在是西单大悦城一家索尼手机专卖店的负责人。

从燕郊到西单，晚上不堵只要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到。但是王东领每天要6点多起来等车，一来是公交车“没个谱”，有时候一辆不来，有时候来三四辆；二来早上上班基本都堵，半小时的路到了早晚高峰就得两小时，运气差点要四五个小时。用王东领的话来说，他“一半的青春都花在路上了”。

有时候王东领也会打车回家，不过收费都不低。这段路上还有两个高速收费站，一趟下来要15块钱，再算上油钱，即使是私家车主，也往往在上班路上带上一两个人，一个人收十五。出租车师傅说：“其实通州那个收费站早就到期了，早该取消了！”

王东领的孩子今年6岁了，明年他打算从老家把孩子接过来读书。但王东领现在一个月拿到手的工资6千左右，每个月1700的房贷，1800元左右的日常花销，这还只是在不买衣服、不聚会的情况下。

“以前北京的房子四五千一平，还不限购。当时我就想买，但家里人死活不肯。”王东领说起这事时脸色一下激动起来。在老家人眼里，房子买在外面，“看不到”。

老家人生活习惯、思维方式都不一样，但作为家里的老大，王东领还是花了30万给家里新建了房子。

可他并不后悔。只是每年过节回去，他仍有点“不适应”。“我们那边有玩牌的风气，别人来请，也不好意思不去。但去呢，你一年的工资就没了。”临近年关，王东领不禁发愁起来。

蚁族、北漂、新生代农民工常常被用来指代这群从外地流入大城市工作的外来青年。但他们并不喜欢这样的称谓，无论是在生活方式还是观念上，他们都已经“城市化”了。他们用的是iphone和小米，玩的是使命召唤和英雄联盟，也时常泡论坛、看新闻。

唯一阻碍他们融入这座城市的是微薄收入和买不起的房子。面对高消费的城市生活和相对的低收入，他们不得不压缩支出，而不断飞涨的房价使他们很难在短时间内在城市扎根。他们仍像候鸟一样在城乡间迁徙。城市“新移民”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暂时的称谓，很难看清他们会像潮水一般源源不断涌入城市，还是像涨潮过后不得不退回大海。

新移民浪潮中的城市社会学浅析 第4篇

一、概念界定

移民现象即通常意义上的地域流动, 是指个人或群体的跨越地域界线的持续行为。按照是否跨越国界, 移民通常分为两大类:外部移民和内部移民, 在中国也被称之为流动人口。社会学上也以移民的范围进行不同领域的研究, 内部移民多为发展中国家的城乡移民运动;外部移民主要观察全球范围内、不发达或发展中国家的公民向欧美发达国家的迁徙运动。

从时间上讲, 改革开放是大陆公民移民活动的一个重要分水岭。1949-1978年, 因私出国者只有21万人;1978年以来, 因私出国人数已达400万人, 其中属永久性迁移的已有二百万人以上。也就是说, 改革开放为人口的迁移带来新的契机。我国政府相关部门也将新移民定义为“改革开放以来, 从中国大陆移居国外者”。此后的移民高潮分别出现在上世纪70年代末, 90年代初, 以及进入新世纪元年的十年间, 且在人数规模和多样化方面都呈现明显递增。

与前两次的移民运动相比, 新移民浪潮在不少方面呈现出不同。首先, 移民的范围有所扩大, 移民群体从以往传统的东南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发展, 集中化变为分散;其次, 新移民文化程度高于老移民。为保证移民对本国的贡献度, 当代发达国家对移民入境有严格的控制, 较大程度上体现在文化程度上。因而新移民中的大多数均受过高等教育, 在某方面成就突出, 而将文化程度不高的移民排除在外。再次, 新移民职业较为多元, 涵盖各业精英。回顾历史上的移民大多从事简单繁重的体力作业, 或在对技术含量要求较低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做工。新移民中的许多人则已在原居住国中成为行业翘楚, 从事商业、金融、科技、医疗等各方面的工作, 并积累了不少的资源和财富。

从方向上讲, 新移民输入国家主要有美国、加拿大、澳洲、新加坡以及欧洲各国。移民的种类主要包括:1.商业移民:有投资移民、企业家移民、已建立生意移民等, 要有足够的资金, 有投资项目。2.技术移民:有工作经历, 有大专以上的学历, 雅思6分以上。3.亲属移民:在前往国有直系亲属, 申请人有稳定的经济来源。4.婚姻移民:建立真实的婚姻关系, 申请人须能够证实婚姻关系的真实性。5.家庭移民:目的国的永久居民或公民有机会把他们的亲属移民到目的国来一起生活。6.应聘移民:特殊能力者、杰出教授专家学者、国际公司多国业务主管和经理人员的移民;高学历人员、能力杰出者的移民;技术人员、专业人员和非技术人员的移民。

二、芝加哥学派视角下的“新移民”

帕克于1916年发表的《城市:对于开展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几点意见》中提出, “城市, 它是一种心理状态, 是各种礼俗和传统以及随传统而延续下来的统一的思想及感情所构成的整体。城市不是简单的物质现象, 它同其中居民的各种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 是自然的产物以及人类属性的产物。”帕克所建构的“人类生态学”将城市或集合体的社会属性显现出来, 具体的城市分析, 可以从生物的、空间的和文化的这三个向度来看。

首先, 从生物的维度来看, 帕克认为城市的过程如同生物为生存而去适应或改变的生态过程, 在此过程中对城市的有限资源进行“竞争”, 从而促成高度复杂劳动分工及社会组织的形成。与齐美尔将货币经济视为都市过程的主要动力的观点不同,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是其理论来源之一。如今的移民运动并非是强制性或被动的, 而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体能动地选择更能促进自身发展的行为。相应地移民国家为避免对本国资源的无限占用制订了一系列移民政策。如加拿大所制定的移民计划共有四个目的, 即:增加人口, 促进经济发展, 促进社会发展及体现人道主义。实际上, 影响加拿大移民政策的主要因素一直以来都是经济方面的, 不管是20世纪初大批从事农业工作的移民涌入, 还是上世纪末期的投资移民都体现了这一点。

其次, 从空间上看, 城市变化的过程又是空间改变和重组的过程。城市的过程既包括进行机体扩展, 即由中心向四周发散, 呈辐射状;也包括在扩展过程中城市分化形成了帕克所说的, 作为城市基本组织单位的不同“社区”。移民进入另一国家后, 对移民国的空间和社区都会产生一定影响。

最后, 这也是一个文化的过程。帕克的“人类生态学”中包含了人所具备的文化属性。移民之所以重新对自己的居住地进行选择, 除了自然条件以外, 更重要的是对其民族文化、社会价值的认同。

经过个体选择所形成的空间重组, 来自不同国家的公民加入一个城市, 并为其注入新鲜的活力, 当今发达国家对外来移民的要求使得这种贡献来自方方面面, 资本上或者技术文化上的, 也就意味着移民接收地的“异质化”程度加深。按照路易斯沃斯的说法, 城市是“由具有异质性的个人所组成的规模大密度高的永久聚落”。城市的三个核心特征, 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和人口异质性中, 异质性是城市的本质。三者相互作用下形成独特的“城市生活方式”, 人口异质性的增大会加速“城市人格”的形成。

芝加哥学派从生态学角度将城市、社会的发展演变进行了总结, 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在观察移民城市生活以及其社会化过程也做出了贡献。然而随着社会发展的复杂程度加深, 有学者也提出质疑, 如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就指出, 以生态学的将城市简单归类为“自然的过程”, 往往低估了有意识的设计规划在城市组织中所起到的作用。

三、全球化时代城市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 随着政治多极化及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麦克卢汉预言的“地球村”逐渐成为现实。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分析理论应运而生, 各国城市相互连结, 全球正加速形成一个紧密联系、互相依存的世界体系。跨国公司作为新的世界体系下的产物, 将实现成本的降低和各地优势的互补。全球范围的城市与地区为适应新的国际分工形势, 都将进行经济转型和空间重组, 这也解释了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新移民浪潮的部分原因。

1986年弗里德曼发表了《世界城市的假设》。“世界城市假设”更带有方法与政策规划的意涵, 突破了传统以个别国家都市体系为参考架构的思维, 提出一种以城市为中心对全球化进行讨论和研究的路径。在90年代后期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中, 经过整合优化后的世界城市对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和波动也越来越显著。

针对人才流失一说, 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认为, “移民是一个比较综合的动态行为, 尤其是跨国移民。仅从绝对数量的变动来判断是否出现新一轮移民潮并不科学。”它是集合体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也可以看做是全球化时代世界开放程度加深的产物。若翻看历史, “亚洲四小龙在上世纪50、60年代曾有过大规模移民欧美的经历, 但随着经济发展、各项社会制度的完善, 80、90年代后大量人才回流, 反令经济社会发展从中获益良多。只要我们改善吸引人才的条件, 从管理、文化上畅通人才回归的渠道, 他们早晚都会回来。”

四、移民族群的社会认同

2006年, 联合国秘书长在《国际移徙与发展》报告中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移民社会融合的观点。如果将社会融合的范围由移入国扩展到移出国, 当社会成员在原处国家不能获得很好的社会认同和发展空间, 就会寻求另外的空间环境进行融合。社会比较的概念最早由费斯廷格提出, 为了有效地应对世界, 人们需要自我感觉良好, 进行社会比较。泰费尔将费斯廷格的比较过程由个体扩展到群体, 认为群体成员通过群体间的比较获得认同以满足其自我激励的需要。当某个成员经过社会比较后得到激励便能获得提升, 反之如果他不能获得应有认同时, 可能会选择离开其所属群体。

当今的移民群体在中国社会由于各种原因找不到自我实现以及身份认同, 又缺乏国家“集体记忆”的文化根基, 离开内群体转而加入更好群体的选择就容易理解。

五、新移民运动的“推”与“拉”

移民并不是完全无序盲目流动的, 他们是因为迁出地的不利因素导致的“推”力和迁入地的各种有利条件形成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结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以及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的诟病, 我们可以得到新移民浪潮原因的思路。人的需要可大致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 安全需要, 社会需要, 尊重需要, 自我实现需要。其中因生存或生物性所致的基本需要为较低等级的需要, 而随生物进化而产生的社会化需要可视为高级需要。通常情况下当人的基本需要或低级需求得到满足后, 才会追求更高一级的需要, 并逐级上升。

中国的现实社会中诸多方面的问题, 不能满足某一类对生活品质有着更高要求的族群, 便成为促使其寻求更好社会氛围的推力。具体来说, 从最基本的生理及安全需要来看, 当今我国社会存在的种种食品质量问题, 污染的水和空气, 长期积郁的堵车, 高涨的物价房价等问题持续存在;医院、学校、银行等为民服务的机构现状不尽人意;严重的贫富分化, 社会普遍的仇富心理及看似公正的调控政策, 使得社会精英并不轻松。对于感情及尊重的需要, 作为共同体一部分的民族自信心和荣誉感, 相互尊重, 充满关爱, 也是当今中国社会所缺乏的。“社会精英”通常有一定经济基础, 多已实现了自我价值及理想抱负, 却很难在我国社会上获得普遍意义上的外部尊重。事实上由于处于转型期的社会问题众多, 这些精英人士并没有良好的发展平台, 自身才能施展的有利空间以及努力后的上升希望, 反而脆弱的市场环境、权力阶层化等都成为其自身发展渠道受阻的“瓶颈”。

上述现实社会的问题成为将移民向外“推”的原因, “国外的月亮”又成为“拉”动他们跨洋过海的力量。新移民运动的兴起既是生态化占据更好资源的过程, 也是社会化寻求更优发展的过程, 同时也是全新时代世界体系城市重组的产物。1983年,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出版了《想象的共同体》一书, 认为族群和文化认同的建构, 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上。对自己国家现实希冀的落空, 以及对其他共同体的想象, 是新的移民群体的共通之处。

摘要：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 然而变迁中所带动的社会振动也使各种问题凸显。财富的积累伴随着资本的流动。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为主力的新移民大军引人思考, 中国是否正在经历一轮财富与精英流失潮。本文试图从芝加哥学派为起点, 发展到后福特时代的洛杉矶学派的城市社会学角度, 结合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和人们的社会心理动因进行分析, 新移民浪潮背后的“推力”以及“拉力”。

关键词：新移民,城市社会学,世界城市,社会认同

参考文献

[1]李春玲.2007, “城乡移民与社会流动”.《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

[2]任贵祥.近代与当代两次移民潮比较研究.史学月刊.2002年第9期:58-63

[3]Park, R.Burgess, E.Mckenzie, R.“The City”.[M].USA: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8

[4]Wirth, L, 1938,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in Hatt, P.&Reiss, A.J. (1957) , Cities

[5][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6]Tajfel H, 1986, “11l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In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Worchel S, Austin W (eds) .Nelson Hall:Chicago, 7-24

美国华人新移民研究 第5篇

摘要：本文通过对美国华人新移民的人口变化、政治侨团、经济以及文化适应的分析，旨在全面剖析美国华人新移民的变化和现况，进而阐述了中国移民对美国所起的重要作用。从华人移居到社区的形成，进而出现了政治侨团，华人新移民在美国经济站稳脚和文化适应，作者阐述着美国华人新移民的变化。

关键字：美国

华人

新移民

唐人街

侨团

经济

文化适应

（一）战后的华人新移民主要分布在北美、西欧和澳洲等地区，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北美洲。这个地区原来的华人并不多，二战后，由于大量华人新移民的涌入，使该地区的华人人口在战后四十多间猛然地增长起来，其中又以美国华人的数量增长得最快。1940年，美国华人总共有77504人，1950年增至117629人，1960年再增至237292, 1970年剧增到435062人，1980年又跃增到806027人，现在则已达125万人①。战后40年间，华人人口增加了12倍之多，几乎每十年就翻一番。在之前西方各国都有排华法律，二战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1943年，出于共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美国总统罗斯福率先废除了排华法律，把严闭了数十年的国门重新向中国移民打开，每年允许105名华人进入美国。以后，移民对象逐渐扩大，名额也逐年增多。1956年，美国颁布新的移民法，使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每年可向美国移民2万多，以后又增加到大陆和台湾各2万名，香港5千名。接着，各国也纷纷效仿促使大量的华人向这些国家进行移民。不仅如此，向美国这种疆域辽阔。人口稀少的国家，还对外来移民采取欢迎的态度。特别是对那些具有学历和技能的技术移民，以及那些拥有资本，可在移居国进行投资的商业移民更是欢迎。美国等国家企望通过吸收外来移民来改变劳动力不足，资金缺乏的状况，加快本国经济发展的步伐。

美国华人新移民是相对于华人老移民而言的。中国大陆关于华人新移民的定义,比较有 代表性的是“改革开放以后移居国外的我国公民” ②或“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国大陆移居国外 者”。③上述定义对中国大陆而言是符合事实的,因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这段时间,中国大陆的国际移民活动基本上停止了。1978年以后,中国出现了大批公 派留学生、自费留学生以及其他合法、非法的海外移民。中国台湾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派出大批留学生,许多留学生学成以后滞留在所在国,成为新移民。推此外,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华人移民与之前的华人移民有很大的不同,之前的华人移民主要以劳工为主,而在此之后的华人移民则以留学、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为主,且主要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这与当代国际移民的流向相一致。因此,庄国土把“华人新移民”界定为“20世纪后期跨国移居的华人(指种族、文化意义上的华人,英文对EthnicChinese)”。④同理,美国的华人新移民是指20世纪50年代开始移居美国的华人移民,分别来自中国的大、台湾、香港、澳门和其他东南亚国家。

（二）华人新移民促使美国华人社区扩大

唐人街是华人集中居住的社区。就现在分布于美国各地的唐人街而言，旧金山和纽约的唐人街规模最大，而旧金山唐人街的历史比纽约唐人街的历史更早，早期和现在的许多侨团总部都设在旧金山；就华人而言，纽约唐人街总数已超过了旧金山。早期华人来美国，大多在天使岛登陆。

从华人祖籍来看，不同的地区的唐人街分布着不同的祖籍的华人。就像是广东人一般就居住在旧金山唐人街。而随着福州来的新移民的涌入，在曼哈顿唐人街随处能听到亲切的中国福州话的。台湾人却大部分居住于法拉盛华华人社区，温州人则是选择了布鲁克林第八道的华人社区。从华人的职业来看，洛杉矶的华人多是开商店，孟德雷·帕克的的华人打工和开公司的居多，然而在圣加夫列尔的华人则是以获得正式工作的白领阶层居多。

因为唐人聚居在唐人街，不易被美国主流社会同化；又因为唐人街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唐人街成为学术界争议的焦点。有的学者认为唐人街是充满经济活力的华人社区，有的学者认为唐人街是脏、乱和充满暴力的地方。彼得·帕克着重描述了唐人街存在的问题，他指出 唐人街的雇主们能剥削劳动者，因为他们可以不顾最低的劳动标准，而又不必担心征服强制行为。然而就是这样，华人在美国这种社区还是受到一定的剥削，这就是唐人街的一个现状，美国华人的一个现状。

（三）新移民引发华人政治侨团的变化

随着华人新移民的增多，华人社区的扩大，同样也引发华人侨团的变化。美国华人侨团也是多种的，但是在关春如在他的《美国华侨团体的组成》比较详细地作了分类，分为以下几种：华人地区性侨团；华侨宗族性团体；华人职业性团体；华人堂会主体；“堂”是秘密结社的称谓；其他侨团，包括宗教组织和政治组织。华人新移民也是按地域、宗教、职业和政治等组建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政治团体和职业团体的组建。下面就政治团体说一说侨团的变化。

美国华侨最早组织的政治团体是什么呢？——是“洪门致公堂”。它的宗旨是“反清复明”却并没有采取过实际行动。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因戊戌变法失败来美组建“保皇会”，以保救光绪皇帝。民国以后，改为“中国民主宪政党”。1930年孙中山在旧金山组建“兴中会”进行革命活动，又于1909年先后在美国东、中、西部设立“同盟会”，民国后改组为“国民党”。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华人参政议政，成立了华裔民主党协会等组织。

由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对立以及地域的差异，美国约25万台湾闽裔所成立的侨团自成系统。、（五）新移民的文化适应

早期美国华人习惯于一种复杂结构的社会秩序和家庭制度。但是他们的后代思想并不僵硬，慢慢倾向于接受和模仿美国人的价值观和信仰。这久不可避免地出现许多问题并引发冲突。文化适应时常被描述成一种单向的过程，认为不同肤色的各种种族群体被迫放弃自身的文化。然而年轻的华人并不是这样的。正如钱宁指出：在海外长期生活的华人可能会改变自己的穿衣打扮，但就像改变不了自己的肤色一样，他们难以改变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自我意识。

城市移民群,女性微力量 第6篇

在城市中生活、行走的女性，身上不自觉地会留有一座城市的感性印记；而一位位女性的言谈举止、气质品位，又能传递出城市的特征，并随着时间流逝，将这种个体特质融入城市文化的特色。

摩登独立的上海女姓

几乎所有上海女性都有点小布尔乔亚。她们坚信自己是女人中的女人，她们热爱时装、香水、化妆品、轻音乐、交谊舞等具有浪漫色彩的一切事物。

她们的内心世界又是怎样呢？从“海上才女”张爱玲、电影明星胡蝶，到今天上海女性的代表人物秦怡、潘虹、董卿等，都有个共同点：个性独立，不媚俗不盲从；内心坚韧，有不服输的傲气；衣着讲究，并保留着心态上的高贵。在全方位向世界开放的今天，上海女性又代表着中国都市化的进程。

勤奋隐忍的东莞女性

东莞，孕育了古老的岭南文明，也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如今，这个城市可谓是一座著名的“世界工厂”，80%的人口都是外来务工人员。

这里的女性来自全国各地，但身上都有着共同的特质———思变、冒险、开放；聚居在同一座城中，她们又被烙上了这座城市的性格———勤奋、务实、注重个人发展。

从郑小琼的作品中，我们读懂了东莞的女性，也读懂了东莞。这位与韩寒、春树等一同入选“中国80后作家实力榜”的著名打工女作家，2001年来东莞打工。她对生活的态度，正是一个群体的缩影，有疼痛，也有期待与希望。短诗《安慰》中写道：“我有一颗明亮而固执的心……我在某个机台上打磨生活，涌动如潮汐的未来……”

清灵自然的南京女性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都，南京女性由毓秀钟山、灵动长江所孕育，自然形成了她的清纯和空灵，温柔与恬静。

她们装束简单、语言朴实，甚至有些大大咧咧，但很多人觉得，这正是她们最可爱的地方———不扭捏不作态，自然清爽。

和六朝之都的古老相反，这座城市里的女性，永远有种青春活泼的健康心态，说话行事直截了当。这种“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做派，在别的城市很少见到。这份真实感，给她们增添了不少人情味，而古都遗韵，又使她们多了一分优雅风韵。

麻辣豁达的重庆女性

重庆女性大多个性张扬、桀骜不驯，优点和缺点都很突出。很多人把她们的美归功于辣椒的作用。她们的确也很像辣椒，充满诱惑又让人望而却步。

她们敢爱敢恨，爽直热情；她们前卫大胆，敢于标新立异，创业时，又显出霸气与精干。

重庆女性活得最没有忧患意识。比起上海女性，她们不必过于注重精致的修饰，以满足挑剔的审美；比起北京女性，她们也不必苦修学问，来匹配其国际化的视野。所以，在这块物质丰富的土地上生活，她们豁达爽朗，把生活的快乐和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大气自信的北京女性

因为无处不在的机会，因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北京女性大气、干练、精明。她们仿佛都见过大世面，富有公共意识，充满自信。

她们不会满足守旧的现状，永远都在积极进取，使自己的心膨胀不已。即便表面静如止水，内心也燃烧着不熄的火焰。从张洁、张抗抗、刘索拉等北京女作家的作品中，都能看出这种女性自我意识的洋溢、个性的舒张。

《莫愁•智慧女性》语汇新解：改变城市的微力量———

最近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指出：2009年中国流动人口达2.11亿，平均年龄约27.3岁；他们在流入地停留长期化，一半人停留超四年，成为除市民、农民以外的第三大人口群体。这个群体，国际上又称为“国内移民”。

针对这个群體，虽然在政策上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积极调控，但具体到个体命运，这种力量的效用还不能立竿见影。因此，在民间，在城乡结合部的移民群体中，有这么一批女性，她们凭借微小的力量，在时代大潮中博弈，为的是让自己活得更有意义，更有尊严。她们开办了自己的幼儿园、活动中心、超市……在这些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体会自身的活力、勇力与创造力。

不管梦想能否实现，可以确定的是，力量，在每一颗心里。

马小朵心里，无处安放的第三大人口群体

十来平方米的狭长屋子，家具都是捡来的，天花板铺着宾馆废弃的塑料拉花。

来自河南信阳的宋雪一家，就住在这处挤着三十几户人家的小院里。平日，35岁的宋雪就在家看孩子。丈夫做装修工，要养活一家四口。

“过得还行，就是愁孩子上学。”过去是挣了钱回农村盖房子。现在，他们为了孩子，为了改变孩子的命运，要留在城市，因此，特别关心孩子的教育。

她的女儿王瑞丽上五年级，进的是打工子弟学校。周遭有三所这样的学校，入学手续简单，交钱即可。而另一所当地小学，“要盖一堆章，家里条件还得差不多，外貌长得歪瓜裂枣的还不行。”

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学条件、学习环境是公认的差，可王瑞丽没有选择，而她这样的孩子，这里还有很多。

据北京市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统计，全市88.5%流动人口住在五环外。这些生活成本低廉的地方，被称作“城乡接合部”。拿宋雪住的刘娘府地区来说，外地人与本地人比例高达10∶1。而外地人口平均在此居住5.3年，多半已安了家，这个群体中，14岁及以下儿童占20.8%。这么多孩子，却因户籍限制，很难进入任何一所公立学校。

更糟的是孩子的早期教育。早在四年前，社会工作者马小朵就发现，在这里，许多家庭没钱送孩子上幼儿园，就关在家里，关到上小学。因此，她在这里创办了幼儿园。宋雪三岁半的儿子，就很幸运地进了这个幼儿园。

马小朵的幼儿园，藏在雍王府村一条胡同里，一间教室，一间卧室。绘着苹果树、向日葵的涂鸦，贴在有些泛灰的墙面上。孩子们不再“放养”在废品站、大杂院，有了拼图、积木、图书角。玩具是从贵族幼儿园“化缘”来的，那里装废旧玩具的仓库比整个“同心希望家园”还大几倍；捐赠来的童话书旧得不像样子，但对于没书可看的孩子们来说，还是“非常美好”。

开始，儿童中心一星期只开放两天，后来变为天天开放。看到孩子们喜欢这里，马小朵很欣慰，“最需要帮助的就是这些孩子，他们长大后，就是这个家的建设者”。

悲伤的是，马小朵没法预测未来———

“六•一”这天，村里挂上了横幅，和儿童节无关：“热烈祝贺刘娘府项目顺利签约”、“拆迁公司竭诚为您服务”。

和“蚁族”蜗居的唐家岭一样，这里也是北京今年要拆迁整治的50个重点村之一。根据规划，这些村将在两年内，变为“高尚社区”。

7月以来，园里孩子大量减少，有的随着流动人口的搬迁而离开；有的被送回老家。幼儿园也面临拆迁遣散。但马小朵说：“他们搬到哪，我就跟到哪。”她的坚定，是因为“被需要”。不少打工者已搬离了，仍将孩子送到马小朵的幼儿园，因为其他地方没有合适的托幼机构。

“现代化”和“高尚”即将到来，上万农民工的栖居地即将了无痕迹。在村角老杨树下堆放的水泥管上，留下了孩子稚拙的笔迹：“一天，一年，一月，一时……我都在长大！2010年5月”。

在孩子未成年前的记忆里，几乎全是城市生活。而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精神联系的城市，却不允许他们亲近。只因他们顶着农民身份，就注定了要迷茫、卑微地在偌大城市中苦苦寻找可以落脚的地方。

不知明天的他们，会生活在哪里？

我们住在这里，这里的温暖繁华却不属于我们

归属感———这是马小朵苦苦追寻28年的一种温暖。

正因为痛苦于漂泊的感觉，痛苦于不被城市接纳的感觉，才让她对刘娘府的人们产生共鸣，为他们做了那么多……

出生于江苏省溧阳县的马小朵今年44岁。16岁那年，她背起行囊和几十斤大米来到北京，开始了八年的保姆生涯。八年中，她一边工作，一边读书，拿了中文大专文凭、计算机函授文凭。

虽然也算个文化人了，然而，外地人的身份一直困扰着她，让她在城市找不到位置和尊严。她的初恋，就因为男方的北京人身份而阻力重重。为了和爱人结婚，为了一纸户口，她又孤身南下深圳，只因听说那边的户籍制度有松动。

她终于有了深圳户口，但当她想把孩子户口随丈夫迁到北京时，户籍警却说：“还了得，这北京的窗户一开，什么苍蝇、蚊子不都飞进来了？”在有些本地人眼里，她们就是来抢占资源的外来人。城市很美，这美却不能给她们享用。

正因为这些经历，虽成了城里人，马小朵仍然觉得“城市永远不是我的家”，她希望回到外来打工者的群体里，去服务他们。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结缘“打工妹之家”，成为它的工作人员，并受其派遣，到美国访问学习。回来之后，她创办了“同心希望家园”，在刘娘府社区，一干就是多年。

在马小朵眼中，这个城市的温暖繁华与外来工无关，“他们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还是被称为‘老外地’。”

刘娘府地区里，最好的房子也没有独立卫生间，刘娘府地区下属的边府社区不到十个公共厕所，担负着上万人的方便问题。每天清晨，厕所门口都排着长队，有些大人憋急了都会随地解决。

社区里最大的公共住宅，是把过去的猪圈砌上墙，再搭一个大顶。人们至今还以“猪场”来称呼这个上千人居住的地方。类似的住处还有“鸡场”，前年着过大火，但因为每月租金不到100元，如今还是挤满了人。

社区里有一个公共浴池，一次7元钱，依然让很多打工者望而却步……从乡土移植到城市，却找不到扎根的感觉，让农民工淪为城市中打酱油的局外人，才智枯竭、动力枯竭、价值枯竭、情感枯竭，丧失了群体参与意识。

马小朵觉得，这里更像一个松散的聚居地，算不上“社区”。它缺少群体间的有机联系、社区文化、精神纽带。她想做的，就是改变这一切，让外来工找到归属感。

2005年3月8日，马小朵在美国一家NGO申请到1.5万美元启动资金，“同心希望家园”以工商注册的形式成立，办公室设在刘娘府居委会内。“家园”的工作，就是结合当地实际，帮助外来打工女性认识自己、了解社区、增强自身能力。

为此，“家园”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参与式培训及座谈会———邀请专家，开展培训和座谈，活动主题有性别意识、法律知识、子女教育、妇女保健、处理家庭关系等。

爱心超市———鼓励绿色消费，推动不同群体间互动。

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为外来女性提供一个交流的活动场所，为孩子提供一个集体活动空间。

“家园”还和高校的学者、学生合作，把行动和研究相结合。

工作有条不紊地运作着，靠着那点启动资金，支撑到现在。“家园”办公室的房租是每月200元，办公室里没电话、没电脑。马小朵说，她很少去想资金压力，够花就行。

我们不是可有可无的潮水，我们要去博弈

曾经，一位著名学者对马小朵说，一亿多打工妹就像潮水，城市需要她们，就把阀门打开，城市不需要她们，就要将阀门关闭。

对此，马小朵很感慨，“我们是一亿多有血有肉的生命，他却把我们当成了水！谁来记录我们的历史？由这样的人来记录行吗？我们的脚步明明行走在时代的最前沿，我们的身影忙碌在城市的角角落落，为什么就听不见我们的声音？”

寻找一种模式，发挥打工群体的能力去“博弈”，把微弱的声音一点一点放大，争取社会地位、社会关注。这就是马小朵努力的方向。

努力之后的变化是可喜的。

在马小朵的爱心超市———一间出售旧衣服的路边小店里，我们看见货架上的衣服有的褪了色，有的袖口略有磨损，不过都干净整齐、款式多样。这些从各个大学募集而来的旧衣很便宜，一般不会超过5元钱，难得遇见六成新的“最大的品牌”，比如“李宁”，负责整理衣服的社区女性才会咬咬牙，标上十来元的“超高价”。

这里每年能卖出上万件衣服，从超市门口每天公示的流水账来看，一年盈利却不过上千元。这些钱，捐助过一个社区里患白血病的孩子，孩子的父母都以卖煤为生；一个社区妇女患了子宫癌，死后没钱火化，爱心超市替她出了这笔钱。

不过，为打工者省钱、捐助困难人群，并不是马小朵的主要目的。她的打算是，通过这个超市“创造家的感觉，让农民工拥有主人的心态”。因此，超市很多管理都是集体决议。比如衣服价格的确定，就是六七位社区女性民主讨论的结果。

店长宋朝莲是河南人，在这个社区生活了十多年。以往，她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看电视。如今，她整天忙碌，忙着把卖不出去的衣服做成鞋垫，送给工地上的小伙子，有时还给他们缝缝衣服。

超市里放着十几把塑料板凳，用来给打工者聊天，却远不够用，一到晚上，很多人都只能站着。一些人从工地下班后，会相约在超市“扯淡”。在这间屋子里，看不到歧视的眼光，这里是真正属于打工者的。

在马小朵的《同心社区通讯》上———打工者们阅读着自己的生活和情感。这张社区报，最多时印到1000份。

孩子们是投稿最踊跃的群体。有人在文章里写：只能躺在市场货架上睡觉的爸爸“是世界上最最伟大的爸爸”；有人写：放学回家如果见不到妈妈，那准是在废品堆里，“辛苦的妈妈，我爱您”。只有孩子的眼睛和心灵，还没有被身份的世俗同化。

在马小朵的幼儿园，许多不爱说话，看见生人“就把头扭到一边去”的孩子，现在却在圣诞节排演话剧，敢于去参加城里幼儿园的联欢会。

虽然梦想夭折，但力量永远在每一颗心里

一社区妇女问过这样一个问题：“是爱心超市对这个社区帮助更大，还是儿童中心对这个社区帮助更大？”“是你们。”马小朵脱口而出。其实，她们的社区，也需要更多外面的人关注。人们的关注，也是他们生存下去的勇气和希望。

2003年年初，马小朵被邀请到美国纽约唐人街，用三个月感受移民社区的建设。那里社区居民的条件也不好，拼命赚钱，勉强糊口。但那里的人，却有强烈的群体参与意识。“他们习惯了参与社区建设的决议，而不仅仅是参加社区活动”。

原来，真正对打工者付出感情，给他们家的感觉，便能呼唤出藏在他们心中的力量。随后，在自己的社会实践中，马小朵同样发现了这种力量，并为之感动。

在社区里，很多家庭是男性工作，女性带孩子，照顾家庭，生活单调，很孤独，也不与邻里来往。而马小朵和她们一聊社区里的公益活动，说要做些事，她们的眼睛就立刻亮了起来。

有个叫李晓静的女人来自河北，在社区住了近十年，基本都宅在家里，看那台二手电视。为了说服她参加社区服务，马小朵一遍遍上门沟通，她才勉强答应试试。

在后来的培训中，辅导教师让李晓静画画，画自己想要的东西。她画了很多，画了给父母的大房子，还画了给丈夫孩子的礼物。画完后，老师问她：“你自己在哪儿呢？”她愣了一会儿，“哇”地哭了。在国内移民的女性群体中，很多人找不到自我的存在感。价值感的缺乏，让她们活得麻木而没有希望。

不久，她当上了幼儿园的妈妈老师。白天，她跑到城里的幼儿园去旁听，晚上，她在床上背教案。很快，她成了最受欢迎的妈妈老师，还考取了成人自考的幼教专业，开始脱产学习。

一个叫石国平的女人，只上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去放牛。她从没想过，在参加了社区工作以后，自己还能走进南开大学，去参加慈善交流会。

一个年轻打工妹，在参加了“同心希望家园”一次免费体检后，主动告诉马小朵：如果有需要，她愿意献血；献骨髓，她也愿意。

还有很多打工者，已经开始琢磨怎么建设自己的家园。替爱心超市运货的司机黄师傅说，他想把超市开到他的老家河北永清；幼儿园的几位小朋友已经上了小学，正在向马小朵申请，要回到儿童中心做小志愿者……

人们对社区有了感情，对社区的责任感油然而生。和给他们提供一个住处相比，更重要的是培育一份主人翁意识。

遗憾的是，随着城市建设，这个家园即将消失。

马小朵正为这个社区做最后一件事：记录下居民的口述历史，编进一本社区故事集。

采访完三十位居民，马小朵发现：他们远比她想象的更坚强。他们又有了新的住处，有了新的计划。也许，这都得益于马小朵在他们心中，召唤起的一种力量？

最后，马小朵说：“我要跟同伴在一起，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一起向前走，不管多么艰难漫长，都不中断；不管做的事情多么微小，都一直做下去。我可能不是做得最好的，但我会是做得最长久的。”

（图片由gettyimages/本文作者提供

城市新移民 第7篇

水利水电移民安置模式是指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在特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的实现资源配置的数量和运行方式上的一套制度、手段和办法[1]。移民安置模式是否合理可行,关系到库区和移民安置区是否稳定和发展,是移民安置规划和实施的重要环节。

水库移民安置有多种途径和多种方式,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水库移民的安置可分为农业安置和非农业安置;就地就近安置和异地远迁安置;集中与分散、成建制外迁与分散插花、投亲靠友安置;兼业、自谋职业、养老保险和城镇化安置等等。安置方式是相互交织的,绝大多数水库移民安置采取的是以农业安置为主基础上的多种安置方式相结合的路径进行移民安置:一方面,在充分发挥政府资源配置作用的前提下,有土安置可以使得移民原生计模式得以延续,为移民提供最大限度的生存与心理保障;另一方面,又可以采取使用非农安置模式来缓解有土安置受土地资源约束问题,有利于库区与安置区产业结构优化和移民增收,对于移民及安置区安稳致富和社会稳定维护具有积极意义。

然而,随着国家宏观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农村生产经营从集体经营管理土地、统一分配收益的集体经济模式转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家庭生产经营模式,加上国家投资体制改革、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林权制度改革、移民权益意识觉醒、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发展等,水库移民安置实施与管理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以农业安置为主的安置模式已经难以满足我国水库移民安置模式多样性的要求,逐渐影响到了库区和移民安置区的长远发展,也不利于国家农村战略和城镇化战略的发展,所以,如何既妥善安置移民,同时又符合国家总体战略的发展,已经成为水库安置模式领域需要积极探讨的重大问题。

2 “城市楼房安置”模式内容、特点及创新点

城市楼房安置模式是指在统筹运用已经确定的水库移民安置政策的前提下,根据移民意愿和区域移民工作实际增加的一种新的城市安置方式:政府统一建盖楼房,移民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按照成本价购买住房;移民享受20年生活补助;同时由移民安置部门做好移民长期生计保障与生产发展相关服务的一种安置模式。

当前此种安置模式只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青山嘴水库工程移民工作中提出并初步运用,在国内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中尚属首例,故本文在探讨时采取实例形式对该种安置模式的相关实践加以分析。

2.1 工程及移民安置概况

青山嘴水库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批准的2006年西部地区新开工建设的12项重点工程之一,同时也是云南省和楚雄州“十一五”期间的重点建设项目,是一项以解决城市防洪、农业灌溉、兼顾工业供水、总库容为1.08亿m3的大(二)型骨干水利工程。该水库建成后,与下游堤防联合应用,可有效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改善当地社会经济环境。水库工程建设概算总投资为7.26亿元,其中水库淹没和移民补偿投资4.3亿元。

根据《青山嘴水库工程技施设计阶段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设计报告》,青山嘴水库工程建设征地涉及楚雄市东瓜、吕合两镇,水库淹没涉及4个村委会,34个村民小组,规划水平年安置人口6 818人,其中农业移民生产安置人口5 578人。安置方式初步确定为城市安置、集镇安置、外迁安置、后靠安置和货币安置。

至移民安置实施阶段,据《楚雄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州青山嘴水库工程移民安置实施方案的通知》(楚政通[2006]83号),青山嘴水库工程移民安置工作与2006年开始启动搬迁,2009年完成搬迁安置任务,计划外迁从农安置3 551人,城市安置1 400人,后靠安置1 700人,其他安置751人[2]。

2.2 “城市楼房安置”模式创新探索

2.2.1 原计划方案实施的阻力与新方案的形成过程

根据规划方案,2006年上半年顺利完成了枢纽区青山嘴村移民安置任务,相关部门随即转入下一阶段工作。但是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移民安置工作遇到一些问题。

首先是移民不愿意外迁到外县安置,抵触情绪较大;其次是安置地群众不愿意接受安置移民,认为移民是来与自己争土地的、山林等有限资源;三是要求进入城市安置的移民较多,但城市安置限制条件又太多;四是移民要求政府在安置过程中要充分尊重移民意愿。因此,移民工作开始处于僵持状态,移民不愿意签订搬迁安置协议书。

随后,移民安置有关部门采取了以奖代补的促进措施,但是收效甚微。针对这一情况和群众普遍反映的问题,根据《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国务院令第471号)精神,借鉴《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移民安置补偿补助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2007]159号)在水库移民安置工作中采取“多样化安置”的做法,在已定的青山嘴水库工程移民搬迁安置政策、方式、办法、规定等不变的前提下,本着“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充分尊重移民意见,创新移民安置方式,增加一种的城市楼房安置方式供移民选择。

方案提出后,相关部门广泛宣传,引导移民群众参与方案讨论,在建议征集和意见吸收的基础上,对方案进行完善。在此过程中,管理部门充分尊重移民参与权和建议权,多方参与对话,使得移民也在参与的过程中实现了“从知悉方案内容到理解、支持方案实施”的良性转化[3],为模式创新实践提供了保障。

2.2.2 内容创新

城市楼房安置模式创新是在已经确定的多种安置方式的基础上坚持了“以人为本、节约用地、高起点规划和统筹兼顾”的原则提出的一种新的安置模式。其具体创新内容如下。

(1)住房安置。

对于住房安置,方案对于安置方式、安置标准、户型选择、建房形式、购买形式和铺面房分配等内容做了具体规定,详见表1。

(2)生活补助。

从移民搬迁安置之月起20年内,符合享受生活补助的原迁移民和合法增加的人口,管理部门对每人每年补助3 000元(按月发放,每月250元/人),补助费来源为:水库淹没土地补偿补助费,青山嘴水库收益和州、市两级财政安排解决。在享受生活补助人员资格的审定上,在20年内实行一年一核定,合法增加的人口给予补助,减少人口取消补助。原迁移民的后期扶持,按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后期政策执行。

用集体资产补偿收入和移民资金建设的商铺在尊重移民意愿的基础上,由集体出租经营,取得的收入交由移民分配。

实现城市楼房安置后,移民享有城镇居民同等待遇。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及社会事业机构要有计划有组织的对移民进行培训,开展劳务输出,增加移民收入,同时按照各自的职能职责提供政策优惠与扶持,以加快移民生计恢复和移民安置区域安稳致富。

(3)移民自主选择。

虽然鼓励移民接受城市楼房安置模式进行安置,但并不要求“一刀切”,强调移民要根据自己家庭经济状况和补偿资金选择安置方式,依法依规尊重移民权益,切实维护移民的自主选择权[4]。

(4)组织管理。

管理部门帮助移民群众在安置小区成立居委会,对于移民安置区的治安、人口等社会事务进行统一管理。并完善小区幼儿园、清真寺和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以保障移民合法权益,调动移民群众搬迁的积极性,争取广大移民的拥护和支持,进而有力推动移民安置工作的顺利实施。

2.2.3 特点及创新机理

(1)在模式选择和实施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依据“按需定供”理念为指导,充分尊重移民的意愿,进行了移民安置模式的创新,给予移民有了更多的安置方式选择,可有效解决当前水库移民安置中遇到的土地资源调整困难、移民维权意识加强和要求多样化等挑战,实现移民和谐安置[5]。根据青山嘴水库农村移民安置规划报告测算,安置1 771户6 651人,共需建设用地56.84 hm2,需要配置耕地279.80 hm2,林地848.3 hm2,实行城市楼房安置,仅需建设用地23.33 hm2,不需要配置耕地和林地,达到节约了土地资源,缓解了人地矛盾突出的问题。

(2)对选择城市楼房安置模式的移民实行20年生活补助,即解除了移民想进城,但又担心进城后无生活保障的问题,实施结果表明多数移民是理解和支持的,有利于促进移民搬迁安置,有利于社会稳定的维护。

另一方面,采用城市楼房安置模式,还可以取得减轻移民建房压力的效果。划拨宅基地方式安置,每户一般要建480～600 m2,花费30～40万元,则补偿费远远不够建房,欠账较多,影响今后生活。而楼房安置,移民可以根据自己的补偿费和家庭经济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户型,一般不会欠账:从库区淹没补偿补助标准看,移民个人财产人均为1.7万元,加建房补助费人均3 000元,搬迁奖励费人均2 500元,合计人均补偿补助费2.25万元。对大多数移民来说,补偿补助和个人存款能够购买人均35 m2的住房(按800元/m2计算,需要2.8万元);补偿多的移民户,购房后还有结余存款。

(3)安置模式创新为当前农村水库移民安置方式指引了一个创新方向,即寻找城乡功能交集空间进行移民安置:通过劳动技能培训、适应城镇化的需要的社会资本重构、利用土地置换与水库移民原有住房补偿换取城市较好住房,既解决了移民不愿意外迁、安置地群众不愿意接受移民的矛盾,又可以为水库移民长期稳定的在城市就业、生活提供后盾。

(4)整合资源,实现移民开发与发展的可持续。一方面,原安置地不需要大规模地调整土地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安置模式创新也有利于推进城镇化建设。将水库移民安置在城市规划区内,交通便利,基础设施条件好,移民就医就学较方便,有利于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同时也为移民发展二、三产业创造条件[6]。

(5)利于减轻政府在移民安置推进过程中的压力。采取“城市楼房安置”模式,一方面为移民提供更多的模式选择,使得移民可在多种模式库中进行参与式选择,在移民对安置工作满意度提高的同时也减少了政府与移民的协商成本;另一方面进行移民安置模式创新推进移民安置的同时也有利于城镇化建设,将移民安置活动变成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契机。

3 新安置模式的限制性条件分析

3.1 生活补助标准和期限的确定

在城镇楼房安置模式创新中,规定每个移民在搬迁安置后可以享受每年3 000元、共计20年的生活补助,那么,这里的生活补助标准和期限确定的标准是什么?根据青山嘴库区人们生活水平和城镇居民的低保水平,移民每人每月250元的补助标准是高于现行水平的。但是当前的城镇居民生产生活水平和低保水平是随着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发展的,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5年后(甚或是10年后、20年后),城镇居民生产生活水平和低保水平大幅提高的情况,移民的生活补助水平还保持不变,会不会出现移民“保障不保,”现象?

其次,这个生活补助标准在20年的长时间段内并没有考虑物价水平的变化情况而其中的后果就有可能引起生活补助的“有名无实”[7]。

而且,在生活补助发放期限的选择上,选择20年的有没有科学依据?根据以前移民从搬迁安置到生产生活恢复的时间经验,还是工程发挥作用的时间段?如果20年后移民并没有如规划中所述实现“农转居”的实质性变化怎么办,会不会出现类似丹江口库区移民的“回流返迁”现象?

3.2 生活补助的资金来源

根据多种安置方式的资金花费比较,采取城市楼房安置模式后,移民安置费用与原计划安置方案相比节约15 659.69万元,但要增加20年生活补助所需费用(6 300人3 000元/人20年)3.78亿元,不足的费用可由青山嘴水库工程运行收益、州市财政逐年补助解决,同时所需补偿补助费用不需一次性投入,只需逐年安排解决,可大大缓解一次性资金投入的压力。这些费用在前期可由水库淹没补偿费用保证按期足额支付,那么10年以后呢?是不是已经建立了完善的机制和保障措施,已为移民提供按时、足额的补偿、补助和发展扶持资金的支付。

3.3 宅基地/房屋产权权益保全

宅基地使用权主要发生在农村,是广大农民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是基于集体经济组织的分配所取得,不是通过交易行为以支付对价方式获得。农村宅基地具有很明显的社会福利性质。尽管在有些地区,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要支付一定的费用,但目前我国有关法律尚未明确规定实行有偿使用。按照有关制度规定,村民取得宅基地使用权是无偿的。农民能够无偿取得宅基地使用权,获得基本的生活条件,这也是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相比较,享有的最低限度的福利[8]。同时,宅基地使用权是无期限的。宅基地使用人有权在依法取得的宅基地上建房、建厕所、拱棚等建筑物,并对建筑物享有所有权,依建筑物所有权而长期、永久地使用宅基地。即使地上附着物灭失后,房屋所有权人可以翻建、改建、扩建,而仍然使用宅基地。

这种农村宅基地使用的获取无偿性和无期限的特征与城市房屋产权的获得有偿性、有期限性就产生了矛盾,问题如何解决?

3.4 移民农转居后的转型和社会适应

农村移民选择城市楼房安置模式进行搬迁安置后,虽然在制度上保障了移民取得了合法的城镇居民身份,并且无歧视的享有同等的城镇居民待遇,但是从农民向居民转化,不仅仅是一个户口身份、住址的转变,而且还包括思想观念、生产生活方式、就业、休闲娱乐等方方面面的转化[9],只有经过这个过程转化,才能逐步在变化中完成农转居的社会适应,而其中的社会适应的完成不仅受到移民自身素质的影响,而且还包括相关部门、社区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否则,城镇楼房安置模式实施效果将大打折扣。

3.5 集体收入管理机制

对于城市楼房安置小区中的门面房,在方案规划中是按照集体管理的模式进行管理的,但是在方案中没有细化采取何种模式进行集体财产的管理,同时也没有明确这些集体财产获取收益后如何分配,是收益分红,还是作为留存收益进行集资以实现可持续发展?采取何种决策机制等等,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落实。

4 新安置模式实现的保障措施及完善建议

4.1 合理确定生活补助标准和期限

因为移民生活补助标准和期限都已经以政策性文件下发并在安置过程中实际执行,已经具有了法律效力,为了维护其公定力和权威性,不易再行更改。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以综合考虑区域城镇人民生产生活水平与综合物价指数的变动,合理对移民生活补助标准进行调节,保障生活补助资金效力不打折扣。

4.2 确保生活补助资金来源

目前实施方案中已经明确生活补助费用出自青山嘴水库工程运行效益、水库淹没补偿费用、州市财政,为了移民生活补助费用能够得到长期保障,当前应该在前期获取水库工程淹没补偿费用保障的基础上,设立移民生活补助专用账户,合理规划,统筹分派资金来源和资金获取途径,根据“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建立科学的工程收益机制和上下游、受益地区和受损地区的区域补偿机制[10],同时,明确政府财政支付资金的来源,做到“早积累、全方位保障”,切实维护好移民的合法权益。

4.3 保障移民宅基地/房屋产权

由于农村宅基地获取福利性、使用无期限性的特征,同时根据国家有关土地流转的相关政策和《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可以采取一种折中的方案,即:让农村集体所有的宅基地纳入水库淹没补偿,获取一定的补偿费用,这个费用的目的等于买断移民的农村宅基地的长期使用权(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在新村建设过程中通过土地整理的方式解决该问题);待移民进入城镇后,小区建设土地所有权属于国有,农村移民购房和其他居民购房一样,不存在特殊标准,房屋产权与其他城镇商品房购买人权利和义务一致。

4.4 加强移民社区管理

相关部门要加强组织管理,重视移民参与,指导他们建立复合城镇运转的社区管理机构和居民自助组织,妥善协调和处理好移民间的利益冲突,大力维护移民权益。健全移民社区治理和移民参与决策机制,完善集体事务“一事一议”和集体财产的保值增值。加强服务提供,促进移民上岗就业;完善社区管理,推进社区事业的良性发展。

4.5 注重“农转居”移民的居民化

城镇是人口与非农业产业发展和集聚的产物,城镇的发展,不仅要有非农产业的发展,也要有移民居民化的发展。所谓移民居民化,也就是指农村移民逐步转化为城镇居民的过程。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居住地的变化,农村的组织形态向城镇的组织形态转化,农民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向城镇居民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方式转化。通过这些转化,移民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居民,这也是移民城镇化安置逐步适应的过程。而移民要实现这个转变,不仅需要自身有意识地进行居民思想认识和生产方式的主动适应,也需要全社会营造移民实现农转居转变的良好氛围:管理部门的介入、NGO的参与、社区的帮扶以及完善的社会管理机制和公共服务体制的运转等。

5 结 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影响水库移民“城市楼房安置”模式创新是否可以成为移民安置模式库中备选模式的关键问题是:采用该种安置模式的移民在搬迁安置前后的财产权益是否得以保全甚或是增值问题,尤其表现在宅基地的用益权益保障方面。综合考量国家有关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政策规定,在土地所有权国有或集体所有制度框架下,可以通过土地整理、宅基地分配与补偿等手段解决上述问题。另外,“城市楼房安置”模式在本质上也是契合城乡共建发展政策的,二者可以相互促进,将移民安置视为一种发展机会,纳入城乡共建体系,进行资源整合,不仅可有效保证移民生计恢复所需资金、管理资源和移民市民化素质培训等目标的实现,而且对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也是一种促进。由此,水库移民“城市楼房安置”模式虽然当前只是在青山嘴库区进行实践探索,但综合分析评价其在发展方向的引领、现实问题的解决、利益关系的梳理和移民的接纳意愿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是具有较强生命力且可以进一步完善发展以推进水库移民安置工作的一种新模式。

摘要：在分析当前水库移民安置模式现状与现实挑战的基础上,结合青山嘴水库工程移民迁安过程中出现的“城市楼房安置模式”,探讨了青山嘴水库移民安置模式创新的背景,分析了实施“城市楼房安置模式”推进水库移民安置工作开展的创新机理,同时对该模式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生活补助标准和期限的确定、宅基地/房屋产权问题、移民农转居后的转型和社会适应、集体收入管理机制等限制性条件进行梳理,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建议,使其更具有生命力。

关键词：水库移民,城市楼房安置,创新

参考文献

[1]余文学.水库移民对区域社会发展的影响及对策[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64-67.

[2]云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青山嘴水库工程技施设计阶段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设计报告[R].2007.

[3]曹静晖.非自愿移民安置中的移民参与[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0,(5):138-141.

[4]迈克尔M塞尼.移民与发展:世界银行移民政策与经验研究[M].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6:46.

[5]施国庆,郑瑞强.社会和谐型水电工程建设探讨[J].中国水利,2008,(6):22-24.

[6]郑瑞强.和谐库区建设思想的理论支撑与特性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9-12.

[7]盛济川.水利工程移民投资的静态控制与动态管理[J].人民黄河,2009,31(10):119-120.

[8]马智利;陈进兵.农村宅基地确权和流转机制设计研究[J].农村经济,2010,(10):7-9.

[9]陈传锋.被征地农民的社会心理与市民化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155-157.

城市新移民 第8篇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汽车大众消费时代已经到来, 机动化出行水平迅速提高。据公安部统计, 截至2014年年底, 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2.64亿辆, 其中汽车1.54亿辆, 全国平均每百户家庭拥有25辆私家车。相对而言, 国内许多城市在规划建设和管理政策方面并未做好足够准备, 交通投资更侧重新区拓展和动态交通等方面, 对静态与动态交通关联性问题考虑不足, 导致停车设施严重缺乏, 城市老城区和核心区尤为突出。因此, 研究并逐步缓解城市停车难问题, 对城市健康运行、提升宜居水平具有积极意义。

1 万州道路交通概况

万州地处三峡库区腹心, 是三峡库区最大移民城市, 移民人口达26.3万人。长江自中心城区穿城而过, 建设用地沿江至山呈台地状逐级升高, 局部地区起伏度大于50 m, 属于典型山地城市。现状建成区城市道路354.6 km, 路网密度7.1 km/km2, 道路面积率7.3%。现状建成区道路等级结构为1∶0.34∶0.89。截至2014年年底, 全区机动车拥有量约20万辆, 其中私人汽车约10万辆, 近5年小汽车年均增长率约25%。

2 万州区停车设施及管理概况

据统计, 建成区范围内, 现状停车泊位总量为42 596个。其中, 路外公共停车场124个, 泊位8 559个;配建停车场185个, 泊位29 699个;合法路内划线式泊位4 338个。根据组团发育程度、面积大小和建设年代, 停车位主要集中在高笋塘、枇杷坪、观音岩、江南新区、百安坝等组团。

万州执行《重庆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标准, 普通住宅每100 m2建筑面积配置不少于0.8个停车位, 商业、办公等每100 m2建筑面积配置不少于1个停车位等。

根据部门职能分工, 区市政局负责城区公共停车场、城市道路临时划线停车的规划编制和监督管理;区公安局负责为路内停车提供交通秩序管理和执法保障;区建委负责编制相关停车规划, 涉及路内停车的空间保障;区发改委负责含停车场收费的价格管理。万州公共停车服务收费主要分三类:机场、火车站等配套停车场和临时占道停车实行政府定价;宾馆酒店、写字楼等配套停车场和专营停车场实行市场调节价;其他公共停车场停车实行政府指导价。

3 主要存在问题

1) 三峡移民搬迁等历史原因导致城市停车功能先天不足。万州地处库区腹心, 属典型半淹城市, 因三峡移民安置“搬得出”要求, 城市建设利用短短几年时间, 迅速建成双河口、百安坝、陶家坪、周家坝等四大片区64个城市移民小区, 缺乏系统布局的通盘考虑, 导致城市功能空间分布不合理, 现状城市级公共设施主要集中于高笋塘地区, 造成该地区功能高度集中、复合, 城市业态分布失衡[2]。同时, 移民安置小区建设几乎欠缺停车等标准指导, 布局分散, 人口密度过大、配套设施不齐全, 尤其严重缺乏停车场地。

2) 三峡水库消落带管理要求和山地地形使停车场布局落地困难。万州中心城区集中分布于吴淞高程175 m~400 m台地之间, 临江台地地下车库多位于175水位线以下, 受水下抗浮、抗渗影响, 施工技术标准要求高、周期长、难度大。加之三峡移民大纲及地方相关法律条例, 海拔175 m以下为库区开发建设严格禁止区域, 用地不批准、规划不许可、产权不登记, 往往造成建设项目配建地下车库难以获取合法认可的尴尬局面。同时, 万州地处深丘低山区, 地貌破碎, 地形坡度大, 受道路交通等相关工程建设规范限制, 停车设施建设存在经济成本和竖向交通组织困难。地方技术规定对建筑计容以建筑掩埋为判断标准, 更直接影响到建设单位对于增配建停车场的积极性。

3) 公共停车、配建停车和路内停车比例倒挂, 影响城市综合交通效益。较为科学的情况下, 路边停车位占3%~5%, 路外公共停车位占12%~20%, 配建停车位占75%~85%[3]。但万州中心城区公共停车位、配建停车位、路内停车位 (包含非法路内停车) 比例为1∶3.5∶3.8, 相对呈倒挂态势, 配建停车位标准实行一刀切, 部分区域标准不够合理。

4) 停车管理缺乏统筹, 各自为政、多头管理, 难以形成管理合力。管理职权呈现块状分割, 权责不清, 多头管理, 缺乏统一协调机构和相对完备法规体系, 难免出现各自为政的现象, 停车监管联动性不强、合力不足, 造成停车设施在选址、规模、收费等方面的诸多不合理性。

5) 停车管理手段落后, 存量停车资源挖掘不够充分。万州路外公共停车场主要以露天平面式停车场和配建停车场对外开放形成, 绝大部分停车场均未设置停车诱导系统, 城市停车交通引导系统仍是空白, 呈现粗放、低效管理状态。经调查, 万州高笋塘区域路外停车场24 h平均空置率超过0.55。其次, 万州不同区域停车管理缺乏差异化手段, 也导致路外停车资源利用率不高。

6) 现有鼓励政策难以充分激发社会投资热情。近年来, 当地政府已逐步采取措施缓解停车难题, 但公共停车场建设投资大, 成本回收时间长, 仅依靠收取停车费来实现回收投资成本难度较大, 现行政策配套不足, 操作性不强, 缺乏吸引力。在撬动社会资金以及如何鼓励商办、居住等存量停车资源措施共享开放方面鼓励措施仍乏善可陈。

4 停车难缓解综合策略及措施

万州区停车难问题凸显, 是其特定历史背景、地域特征和现实经济社会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 也与其他城市停车难问题存在共性。针对上述问题, 结合目前国内城市缓解停车问题的措施, 本文认为应立足停车资源需求和供给平衡, 通过宏观调控和微观措施, 多管齐下、综合施策、逐步缓解的思路加以解决。

1) 完善移民区和新区配套, 逐步疏解老城功能, 引导停车需求均衡分布。首先强化交通引导, 突破交通瓶颈, 加快完善跨江穿山道路, 减小老城过境交通, 构建新区组团快速通道系统, 吸引人流、物流、车流向新区聚集。其次是按照“减量、增绿、留白”的思路, 加快老城区功能疏解, 结合城市修补, 将存量用地用于公交站场、公共停车场等基础设施建设, 缓解集中停车需求。最后是落实总规要求, 加快完善移民安置区和城市新区功能配套, 注重组团内职住平衡。

2) 完善山地慢行、公交系统, 促进绿色、低碳出行, 从源头降低停车需求。以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系统为解决城市停车问题主要手段, 促进公交发展与土地使用相协调。按照“易达、便捷、安全、经济、舒适、准点”目标, 构建一体化公共交通客运体系, 提高公交承载力、运营效率和舒适度。其次是构建慢行交通系统, 提升山地步行系统通达性, 改善步行系统景观环境, 引导组团内部交通以慢行为主。优化“公交+慢行”的出行条件, 促进步行系统与机动化交通高效衔接。

3) 利用经济杠杆, 实行差异化停车收费政策。停车价格管理是实施交通需求控制, 提高停车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手段。为此, 要采取政府定价、政府指导、市场定价、明码标价相结合的方法, 逐步建立健全的停车收费管理体制。按分区管理、优地优价、周期性变化的原则, 收费标准自中心区由内向外逐级递减、路内停车价格高于路外, 形成级差关系, 从而充分提高停车资源的利用率, 避免将经济成本向社会成本进行无形转移[4]。

4) 针对停车缺口差别, 合理制定配建停车位标准并严格监管实施。配建停车位是城市停车设施的主体, 通过对建筑物配建停车设施标准的科学制定和有效执行, 是万州区静态交通系统发展必由之路, 针对万州城市不同区域所处发展阶段不同, 应实施差异化交通管理目标和停车需求, 制定区别化停车发展政策和目标, 也包括配建指标差异性。针对停车矛盾最为突出的核心区域, 适当提高配建标准, 尤其应加强批后监管, 严格禁止挪用、改用行为。

5) 制定鼓励政策, 推动“PPP”投融资改革, 激发社会投资建设、开放共享停车资源的活力。停车场 (库) 投资大, 回收期长, 完全依赖政府财政投资难以为继。大力推进停车产业化进程, 建立多元化投资机制, 同步探索规费优惠和经营权政策, 多管齐下, 共同筹资, 同时通过市场力量提高经营和管理效率。采取措施鼓励引导现状建筑配建泊位通过一定措施配建停车泊位的开放性和共享性, 以调剂停车位的不足, 有效利用停车资源。

6) 坚持规划引领, 利用闲置、零星土地和斜坡地挖潜, 增加公共停车场供给量。针对不同区域停车差异性需求, 全面摸排清理零星土地、闲置用地, 鼓励用地功能复合, 在服务半径合理、交通组织可行、城市景观环境优化等前提下, 直接建设停车场。同时, 利用山城“有利”地形条件, 借助地形高差修建立体停车设施, 既可增加公共停车泊位, 又有利于增强竖向交通联系。对满足要求的地下停车场进行机械化升级, 提高停车效率和容量。

7) 布局城市外围停车场, 构建“P+R”交通换乘系统。为缓解高笋塘、牌楼等老城区停车难问题, 借鉴“防止中心区停车供给过度”的做法[3], 在外围区域结合城市公交枢纽以及大型物流、市场用地, 布局大型公共停车场, 辅以内外停车收费政策调整, 鼓励自备车通过换乘公交或以步行等方式进入中心区, 缓解停车供需矛盾。

8) 创新管理手段, 提高停车管理的智能化、精细化水平。先进静态交通管理措施不仅提高停车设施管理效率、降低违章现象, 而且反映城市现代化交通管理水平[4]。按照“统一规划, 合理设计, 有序建设, 充分利用, 加强监督”的思路, 完善停车规划、建设、运营和管理体系, 构建城市停车一体化管理机制。借助交通数字化管理信息平台和电子科技手段, 建立车辆—车位管理信息系统, 并与道路信息系统互联互通、信息共享, 为机动车使用者提供便捷、准确、有效的停车信息导向服务, 从而缩短道路迂回距离和时间[4]。

5 结语

随着新型城镇化不断推进, 城市发展方式向可持续、人性化方向转变, 城市静态交通也进入新阶段。研究停车问题对缓解城市停车难, 改善城市交通环境具有重要意义。而停车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系统工程, 既存在普遍共性问题, 又有城市个性。因此, 研究停车问题应对之策, 应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开放”理念, 从系统角度出发, 综合施策, 不应就停车而论停车, 还应与动态交通、城市用地等协调考虑, 以久久为功的恒心去逐步缓解停车难题, 从而为经济社会民生的持续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5]。

参考文献

[1]孙婷, 杜枫, 罗彦.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规模研究的思考[J].规划师, 2015 (10) :20-25.

[2]孙晓燕.解决我国城市停车难问题的研究[D].南京:东南大学, 2009.

[3]韩凤春, 王景升.我国城市停车发展战略研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2006 (2) :89-92.

[4]包丹文, 邓卫, 季彦婕.城市静态交通发展战略研究[J].交通运输工程与信息学报, 2006 (2) :99-104.

城市新移民 第9篇

安德森对于民族主义研究指出, 民族通过一种新的时间感和新的空间感代替了旧式的社会组织形式 (宗教、王朝等) , 筑起了一座能抵御某些现代性 (modernity) 的不安全感的堤坝, 从而为现代世界人民提供了一种身份认识和安全感。深圳作为一个改革开放后才形成的都市, 其边界和历史都是在改革开放后形成, 在这个大都市内成长起来的一代, 需要在现代世界中寻找到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 在这样的背景下, 对于“深二代”这样的文化建构是不能被避免的。然而, 这个被建构出来的“深二代”族群, 实际上是不可能认识他们内部大部分同胞的, 这种概念只是存在于想象之中。我们可以说, “深二代”是一个被想象出来的共同体。

媒体或是政府是如何建构这样的一个族群的呢?文化研究的普遍观点认为, 主体性和身份认同是文化产物, 是社会的、文化的, 身份认同是社会建构。身份认同是透过文化 (品位、信仰、态度和生活风格) 等符号所意指的本质, 媒体透过再现这些符号, 使“深二代”的文化主体对某一些文化认同, 从而建立出一个充满情感的主体性认同。在此类文章中, 多以以下几种符码再现:

(1) 深圳市统一校服

(2) 身份证号码前3位:440 (深圳)

(3) 性格特征:创新、包容、开放、拥有较强的国际观

(4) 年龄:以90后为主

就政府政策而言, 最突出的是深圳市统一的校服。作为全中国唯一一个全市统一校服的城市, 深圳市的校服成为“深二代”身份认同的主要符号, 越来越多的深圳人穿着深圳校服出现在全国各大都市, 并以此为骄傲, 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同时, 网路上、电视媒体上也涌现大批漫画、新闻报道, 将穿着深圳校服的中小学生绘制成漫画, 被“深二代”疯狂转发, 深圳学生对于深圳的校服拥有非常强烈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加上媒体的再现或是明星效应 (何炅、nichkhun等艺人穿着深圳校服的照片被疯狂转发) 。校服作为一种文化, 已经成为建构深圳人对于其主体性认同的重要符号, 同时深圳作为一座新兴城市, 不同于北京、上海等城市——拥有自己本身的历史、方言以及长久以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文化体系——深圳更加需要符号, 使“深二代”对主体进行自我认同, 从而加强族群内部的整体性。

二、“深二代”的身份认同困境

1. 语言文化的断层

深圳作为一个移民城市, 虽然是广东省内的城市, 但主要语言仍是普通话。有相当一部分“深二代”的父母来自于内陆各大城市, 其中以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份为主, 其父母不会深圳当地语言 (粤语) , 而是使用自己的方言或普通话进行沟通, 这样的“深二代”们常常既不会父母故乡的语言, 也很少有机会使用粤语交流, 导致他们不会任何方言, 加上深圳移民城市的特性, 对外地人相对于其他城市更加包容, 因此并不排斥不使用粤语的外来族群, 因此绝大部分的“深二代”没有学习粤语的紧迫性, 造成了“深二代”语言文化的断层。而语言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符号, 是族群建构的一项重要指标, “深二代”作为语言断层的一代, 因此也失去了在语言方面的认同。

2. 我是深圳人?还是来自父母的城市?——多重身份认同 (multiple identities)

作为新兴的移民城市, 深圳一向被认为在文化、历史方面底蕴不够强烈, 因此“深二代”在文化寻根上的困境相较于其他拥有浓郁历史气息的城市而言, 是比较困难的。在这个议题上, 根据霍尔的理论, (下转第96页) 所谓去中心或后现代的自身, 人们并不是由一种身份认同构成, 而是拥有多种的 (且时而冲突的) 身份认同, 由此可以看出, 绝大多数的深圳人虽然认同自己作为“深圳人”的主体地位, 但同时也不否认自己来自父母故乡城市的身份。由此可见, “深二代”的身份认同体系已经进入一种后现代的模式中。

三、移民城市象征经济式的新型文化认同建构

为了提升城市形象, 越来越多的城市宣传者利用文化创新吸引投资者和旅游者 (Sharon zukin, 1955) , 这样的做法可以提高城市居民的城市认同, 作为一个新兴城市, 深圳是拥有象征经济文化认同的代表。象征经济是指以新的公共空间, 从文化象征与企业资本的交织中获得它们特殊的形态。

深圳市民中心, 也就是深圳市政府, 以大鹏展翅为创意灵感, 在深圳市中心建造了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建筑, 当提及深圳的时候, 这样的建筑成为了不可避免的象征, 而大梅沙、华侨城OCT-LOFT、南海意库等深圳市的新地标, 以公共艺术的方式形成了新的旅游景点。地标以及区域规划成为新的文化符号, 增强了当地居民对于城市的认同, 就像象征经济所提倡的, 这是一种统一金融、劳动、艺术、表演和设计的物质实践, 并且在全球化以及城市化的浪潮中, 也暗含了文化同质化的因素 (霍尔, 1991) , 因此加强了地域性的认同危机。由于深圳拥有本身的缺憾——缺乏历史, 公共艺术式的城市规划、文化工业, 成为这个城市在宣传策略上的一种新型文化认同方式, 我们可以称它为象征经济下的文化符码。在这样的环境下, 加强城市身份认同便是移民二代非常需要的, 而这也是未来应该非常重视的一种策略。

四、结语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 是中国几十年来最具有代表性也是最大的移民城市,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二三线城市的崛起, 中国越来越多的城市迎来了新住民, 城市凝聚力可能将会随着城市化逐渐减弱。新住民的认同困境更应该被城市规划者重视, 但同时作为城市居民, 对于媒体对其主体的建构应该拥有主动的批判能力。在后现代的城市发展中, 个体差异性很可能在主体认同的实践中被消除, 无论是政府、市民或是媒体都应该在未来的发展中更加注重认同方面的问题, 更有效地加强城市的凝聚力。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深圳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截至2013年末, 常住人口1062.89万人, 户籍人口310.47万人。近年来, 深圳相继被有关机构评选为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城市”、“最受农民工欢迎的城市”。在《福布斯》杂志中文版发布的2013年中国大陆创新能力最强的25个城市中, 深圳位居第四位。在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4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 深圳综合竞争力位居第二位 (深圳市政府, 2014年8月12日) 。在这样的条件下, 深圳越来越被年轻人青睐, 也成为年轻人毕业就业的首选, 在这样的城市中, 有一部分年轻人, 是出生、成长在深圳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一批年轻人从中国内地各大城市前往深圳创业, 移民至此并成家立业, 因此他们的子女是第一批移民生长在深圳这个城市的一群人, 也被现在的媒体型塑成“深圳人” (父母一代为移民) , 然而这群年轻人虽然是户籍上的深圳人, 但祖籍大多不在深圳, 他们是第一代生长在深圳这个移民城市的居民, 是非常特殊也是非常新兴的一代。此篇论文旨在浅析“深二代”身份认同的建构与困境。

关键词：深圳,改革开放,身份认同,文化认同

参考文献

[1]深圳市政府 (2014) 。http://www.sz.gov.cn/cn/

[2]罗世宏 (译) (2010) 。Chris Barker著。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 (Cultural Studies-Theory and Practice) 台北市:五南

[3]陶东风等 (译) (2004) 。Elaine Baldwin等著。文化研究导论 (修订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63-168

城市新移民 第10篇

一、移民基本情况

丰城市位于赣江中下游,全市共辖5个街道、20个镇、7个乡、80个居委会、467个村委会,总面积2848平方公里,总人口136万。全市共有大中型水库10座,大中型水库移民38262人,涉及全市29个乡镇(街道);有小型水库390座,其中小一型水库38座,小二型水库352座。

二、主要成效

(一)直补资金及时且顺利发放。

我市每年年初对已核定的移民直补人员进行动态管理,五年来累计核减移民958人,全市移民直补人数由2006年的27690人变更为2011年的26732人。到目前为止,共计发放移民直补资金8188.38万元,移民每人每年政策性增收600元,直补资金的发放直接增加了移民家庭的经济收入,为困难家庭提供了基本生活来源,解决了温饱问题。

(二)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

近年来,我市维修加固水库68座,闸坡堰坝14处,改建水塘6个,渠道维修86.96千米,兴修排灌站16个,冷浆田改造575亩,低产田改造25亩,进村公路589千米,机耕道22千米,桥梁29座,打井130口,安装自来水27处,进村电网改造4.8千米,新建小学28所,中学1所,学校维修11所,学校附属设施建设5处,厕所3所,新建沼气池46个,排水沟2.05千米,新建文化活动中心12处,改厕7处,巷道硬化4.78千米,村内水泥路12.14千米,门塘整治12处,硬化晒谷场2200平方米。这些项目的实施,实实在在地解决了当地移民的“行路难”、“饮水难”、“上学难”等基本问题,极大地促进了库区和移民安置区的经济发展,确保了当地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移民示范村建设成效显著。

五年来,我市整合新农村建设资金,在全市安排了20个移民示范村建设,投入扶持资金401.048万元。全面实施了“三清三改”和文化活动室建设,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四)生产开发稳健起步。

重点对立体养殖、果树栽培给予扶持,建立葡萄基地1个,综合性果园2个,总面积420亩;建立2个大型的生猪养殖基地,年出栏1万头。共计投入扶持资金111万元。

(五)科技培训扎实有效。

举办蔬菜种植及病虫害防治、生猪养殖及疾病防治技术等实用技术培训班14期,培训移民2200人次,移民就业人数达540人。

三、主要做法和体会

(一)强化领导,增强了移民工作的执行力

1. 构建了四级移民网络。

丰城市委、市政府把移民工作列为民心工程,纳入全市“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架构了四级移民工作网络,在市、乡、村、组配备专职人员,落实专项经费,确保了移民工作有人办事、有钱办事。

2. 列入了民生考核目标。

市委、市政府把移民工作列入了对乡镇民生工程的考核,出台并下发了绩效考核办法和奖惩制度,每年联合财政、审计等部门在组织领导、项目管理、财务结算、和谐稳定四个方面对各乡镇(街办)的移民工作进行年终综合考核,评比出三个优胜乡镇,并给予其10万元的项目奖励,激发了乡镇的工作热情啬、增加了乡镇对移民工作的重视程度,移民工作被提上了乡镇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

3. 建立了长效管理机制。

为了规范移民工作,我们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首问负责、动态管理、项目管理、财务管理、绩效评价等工作制度,同时为了确保移民资金的安全运行,出台了县级报账制、责任追究制等一系列的问责制,有效地促进了移民工作健康有序发展。

(二)科学管理,增强了移民工作的操作力

1. 坚持规划先行。

我们把做好水库移民规划作为移民工作的一项重点工作来谋划,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聘请具有专业资质的咨询公司对库区和移民安置区每五年进行一次详细全面的科学规划,编制了《丰城市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五年规划》、《丰城市大中型水库库区和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丰城市小型水库库区和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这些规划的编制为移民工作提供了科学的决策依据。

2. 实行“六个统一”。

为了使项目实施取得政府、社会和移民群众“三满意”的效果,我们做到了“六个统一”,即统一规划实施、统一报账程序、统一资金管理、统一建立账目、统一制作项目标志牌、统一规范档案。通过“六个统一”,使项目管理有目标、项目实施有制度、资金使用有方向。自后扶政策实施以来,我市没有一个项目出现质量问题,没有出现一起挪用、截留项目资金的事件发生。通过项目的实施,极大地改善了库区和移民安置区的基础设施落后的现状。

3. 提高服务水平。

我们把增强移民干部素质、不断提高服务水平,作为一条准则始终贯穿于整个移民工作。每年定期组织两次以上全市移民干部学习班,及时将党和国家的移民政策传达贯彻下去。要求每个移民干部树立“移民工作无小事”的观念,要求市移民办干部每月下乡调研不少于十天,乡镇移民干部要深入每个移民村组了解民情,要求村组干部密切关注移民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化解矛盾。五年来,全市没有发现一起群体性和越级上访事件,市政府在全市开展的对部门信誉度的民意调查中,移民群众对移民工作的满意度高达90%以上。

(三)突出实效,提高了移民工作的满意率

1. 在项目选择上尊重民意。

坚持“三原则”,确保计划项目安排合理。一是坚持“充分尊重移民意愿”的原则,在上报年度计划项目时,必须征得移民群众同意方可予以上报。二是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杜绝项目计划上报存在暗箱操作。各村在上报年度计划项目之前,必须张榜公示。公示必须注明项目名称、建设地点、投资规模、建设年份等要点,确保项目敲定程序的公开、透明。三是坚持“轻重缓急”的原则,对于移民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行路难、上学难、就医难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优先安排实施。

2. 在项目实施上维护民权。

让移民群众全程参与项目管理。一是参与设计论证。选派移民群众参与项目的前期设计和论证,充分听取他们的合理化意见。二是参与确定项目实施方式。实施项目的决定权在移民,是村组实施还是实行承包,必须由移民说了算。三是参与招投标。不论是公开招标还是邀请招标,除了乡、村干部参加外,还邀请移民群众参与,确保项目在阳光下操作,防止暗箱操作,消除以往有的移民总认为工程队是乡、村干部指定的误区。四是参与项目实施过程。由村民推选产生项目管理小组,全程参与项目工程管理,确保项目质量。

3. 在扶持政策上落实民利。

方言不应成为城市移民融入的障碍 第11篇

以上海為例，你会发现，理发店里的理发师是苏北的，但说着流利的本地话。停车场的看车人，家里曾经请过的钟点工都会说本地话。甚至有一位同事和我说，他的太太是做银行理财的，但不会说本地方言，结果本地客户还是更愿意找当地人提供服务。

方言能力对人的影响是农业社会快速现代化进程中的困惑。在农业社会，人们可能世世代代居住在一个地方，不同地方的人交流甚少，虽然文字是统一的，但方言却各不相同。尤其是在南方，山多水多，加上古代从北方迁入的移民，形成了更为复杂的方言。哪怕相邻的两个县，都可能说着完全不同的话。甚至相距不远的两个村，口音都有所差异。

在现代社会，工业和服务业取代农业成为经济支柱后，人和土地的关系日益松散，大规模、长距离的人口流动随之出现，不同口音的人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早已成了普遍现象。

本地方言有回报吗

人口正进行大量流动的现代中国，会说本地方言还重要吗？

最近，笔者和哈佛大学的Richard Freeman教授、复旦大学陈钊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的陈斌开副教授一起做了一项有关方言的研究。这项研究使用了2005年人口小普查数据，我们根据语言学家的定义将中国划分为七大汉语方言区。

这项研究发现，在一个城市中，相对于来自同样方言区的外来人口，那些来自不同方言区的外来人口更难进入收入更高的行业和职业，特别是需要更高语言交流能力的服务业。而且，这种效应主要出现在与普通话差别比较大的几个方言区，包括吴语区、粤语区和闽南语区。其中，“本地方言回报”特别高的又是以上海为代表的吴语区。

在西方国家，也有不少学者研究语言能力的回报，但主要是研究在美国、加拿大这样的英语国家的英语能力的回报。但是，从统计上看，英语能力高的人，其收入更高，这并不能直接得出“提高英语能力能够增加收入”的结论，因为在那些英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英语能力较差的人往往也具有一些其他特征同时影响他们的收入，比如，他们可能来自具有不同肤色的其他种族。

说英语的能力本身也包含了英语的阅读和写作能力，也有可能是阅读和写作的能力带来了更高收入，而并非英语说得好的能力所致。

但是，我们在中国的环境下研究方言的回报就没有这些担心，因为，在中国，大家不能简单地从长相的差异来判断一个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而且，汉语的书写系统是一样的，一个人说方言的能力和他读写汉语的能力也没什么关系。

掌握上海话可以提高外来人口进入销售行业的概率

既然我们在之前的研究里已经发现了方言的回报，那方言为什么会产生回报就成了一个需要探究的问题。

在理论上，本地方言的回报来自两个渠道：一是使用本地方言本身带来的经济价值，这可能是因为方言能够传达某种特殊的信息；另一个产生方言回报的机制是文化和身份认同，外来人口如果会说本地方言，可以传递出与本地居民有相同（或相似）文化和身份认同的信号，从而增进信任，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额外回报。

本地方言能力是否能够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呢？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是因为方言能力的确增强了经济信息的交流，还是因为方言成为了一种有关身份的信号发送机制呢？在中国的大背景下，由于普通话是绝大多数人共同使用的交流语言，因此，本地方言能力主要起的不是交流经济信息的功能。即使一部分本地居民不会说普通话，只要外来居民能够听得懂本地方言，就不影响信息交流。

于是，我们的研究团队专门做了一项针对“上海话的回报”的研究。

为了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来考察方言能力的作用，2012年，我们建立了一支由复旦大学95位学生组成的研究团队，在上海进行了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问卷调查。调研覆盖上海有代表性的七个区，包括宝山、普陀、浦东、黄埔、闵行、嘉定和闸北。

2011年的数据显示，这七个区的人口占上海总人口数的59.3%，而外来人口占上海总外来人口的62.1%。在问卷中，我们询问被访者是否听得懂上海话以及是否能说上海话，同时，我们也收集了有关外来劳动力就业和收入的信息。

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谙熟上海话的确是有回报的。

具体来说，我们发现，掌握上海话可以提高外来人口进入销售行业的概率，但主要是因为一部分外来人口有选择地学习了本地方言。

使用上海话的能力中，听说之间的能力差异对收入的影响完全不同。我们发现，听上海话能力对不同行业外来人口的小时收入没有影响。然而，会说上海话则显著提高了他们在建筑业、制造业和销售业的小时收入。比如，说上海话的能力能够提高在建筑业和制造业中的小时收入，是因为这样的人更可能自己做“老板”。

无论是在建筑业和制造业中做老板，还是在销售业中工作，都更需要与人打交道，说上海话的能力产生的作用是显露劳动者的身份，显得在身份和文化上与本地居民更相似，从而增进与本地居民的信任。

国际大都市的移民与语言

在上海，没有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已经占到全部人口的40%，更不要说在本地户籍人口中还有大量的“新上海人”。而随着户籍人口常年呈现自然增长为负的趋势，加上大量外来人口（包括外国人）进入本地，外来人口占比必然会继续提高。

在上海这样的移民城市，移民融入得越好，本地方言的能力越不应该成为人们身份的符号和相互信任的障碍。相反，如果在制度和文化上移民融入得不好，移民的流动性强，本地人与移民之间打交道的不确定性增强，反而会使方言能力成为判断移民融入程度的信号。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鼓励人们更多使用本地方言，则可能产生一个意外的后果，那就是强化人们对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差别意识。

比较一下其他的国际大都市，就知道上海还有多远的路要走。截至2008年，36%的纽约人是在美国之外出生的，48%的纽约人在家里使用除了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另外，2011年英国的人口普查显示，在伦敦的常住人口中，出生在英国以外的居民占37%，外籍居民占24%。而在伦敦的常住人口中，白种英国人比例从2001年的58%减少到45%，不到一半。

随着移民（包括国外移民）比重不断提高，语言本身就可能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不断地发生变化。在20世纪的前半叶，上海曾经吸引着来自全球和全国的淘金者，上海话也曾经受到苏州话、宁波话和英语的共同影响。

未来，多种语言（包括外语）在上海融合的情形完全可能再现，甚至上海式英语可能会夹杂进普通话和上海话中的词汇，而这恰恰是上海这座移民城市充满活力的体现。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本研究得到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上海市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研究：语言能力的视角”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