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文艺实验管理论文范文

电影文艺实验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作者简介：叶磊蕾(1983－)，女，上海嘉定人，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5级文艺学专业硕士生。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八届年会暨“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生产”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12月15日上午8：30在华东师范大学科学会堂隆重开幕。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原名“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1979年5月成立于西安，是全国性学术专业团体，由从事文艺理论教学、研究、评论和编辑出版工作的专业人员自愿组成，是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1985年3月，第4届年会上改名为“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为全国一级学会。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学会宗旨是：团结全国文艺理论方面的专业人员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展学科的研究，为提高教学、深化研究、活跃评论、繁荣创作，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研究事业做出贡献。学会接受教育部业务指导和国家民政部、社团登记管理机关的监督管理，会址设在上海市华东师范大学。学会会刊《文艺理论研究》(双月刊)，于1980年6月创刊。学会本着坚持学术性、艰苦朴素的原则，至2006年第6期已连续出刊149期，发稿3千万字。

此次年会为期三天，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文学评论》编辑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办，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暨南大学中文系协办。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香港岭南学院等全国数十所高校和研究机构以及部分学术期刊、出版社的两百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丽娃河畔，讨论“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化状况和文学命运”问题。

开幕式上，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济顺，校长俞立中亲切会见与会学者。俞立中校长致开幕词，祝贺大会胜利召开。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名誉会长九十二岁高龄的徐中玉先生出席会议并发表了意气风发的讲话，对年轻学者给予了勉励之辞，强调了文艺理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性，期望学者们共同努力，互相勉励，互相帮助。

15日下午和16日上午，两百多位与会学者分为四组展开小组讨论，围绕着大众媒介技术和消费主义挑战下的文学和文学生产，中国现代性与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下的知识分子心态，“大众传媒时代”文学何为及文学理论何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交流。12月16日下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进行换届选举。著名文艺理论家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南帆当选会长，暨南大学蒋述卓教授等当选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朱国华教授当选秘书长。

在历届文艺理论学会年会中，本届年会规模最大，与会专家人数最多。大家对文艺理论的建设、文化研究的发展、文学的命运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表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对中国当代文化与文学的去向，以及人在现代性中的生存状态和可能性的深切关怀，并且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

一、中国当代语境下的大众文化与传媒

与会者普遍认为，我们的大众文化研究和讨论必须首先厘清大众文化本身的几个问题，包括大众指的什么，大众文化是什么，传媒与大众的关系，意识形态与大众的关系等，以及学者们普遍关心的正确引导大众和大众文化的问题。

大众是什么?苏州大学鲁枢元教授认为，“大众”一词的含义在各个时代是不同的。以前时代的大众有时被领袖操纵，现代的大众则完全被超级市场所操纵。胡适也讲大众文化与白话文学，但那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大众”这个词可以为各种力量所控制。华东师范大学胡范铸教授则提出质疑，大众是大众传媒制造的大众，还是仍然包含了其他大众?大众文化的商品性是可疑的。

大众文化是什么?学者们争论颇多，但学者们一致认为中国语境下的大众文化与西方的大众文化之间有很大差异，它与中国现代性问题息息相关。上海《社会科学报》的许明认为，我们要理解当前兴起的中国的大众文化是扎根在中国的现代性基础之上的，它的性质注定是不定向的，迷茫的；实践上，是出乎意料的速成速朽；趋向上，注定不是一个运动，一个有方向的价值趋向，而是未来某一个运动的先驱。这充分显示了中国现代性的当代特点。学者们同样身处于现代性之中，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跳出来思考。武汉大学张荣翼教授却认为，我们也是大众，无法站在外界讨论大众文化。南帆教授则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视角，认为如今的大众是消费者生产者市场之间的大众，也是与知识分子对立的大众。

因此，中国当代语境下的大众文化与西方的大众文化是有差异的。比如华东师范大学殷国明教授认为，在西方，大众文化既是政治性的同时又是娱乐性的，但在中国这两者却是分裂的。而浙江大学徐岱教授认为，大众文化与大众文化研究，在西方是与西方的语境有关，比如当年法兰克福学派赞同大众文化，为的是它能够对当前的意识形态问题进行某些冲击和挑战。

任何大众文化都不是纯粹的。大众文化不是一个整体，它是由各种各样的亚文化的形态组成的。因此，学者们普遍认为，我们所说的大众文化，具有一种多面性，需要进行意义分层，考虑它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和左翼的关系，和自由主义的关系，和现代性的关系，和精英文化的关系。湖州师范学院颜翔林教授认为我们现代的大众文化具有很强的表演性，带有虚假成分，我们如何从中厘清真实和虚假?我们现代的大众文化缺少个人意志，幻想性和想像性缺失了，更多的是一种再现和模拟。大众文学还体现了现代的神话意识，神话和神话思维依然存在我们的思维和行动之中，大众文化不断地在制造神话英雄。这都是我们在理解大众文化时所要思考的问题。另外，四川大学吴兴明教授认为，中国大众文化的兴起还与市场体制背后的民主诉求有关。

其中，传媒在大众文化中成为了各种关系和诉求的表征中心，因此，学者们对于他们的关系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有学者认为，大众是需要引导的，甚至从负面地说，大众常常是被操纵的，而媒体充当了这个操纵的手，其背后又暗藏了各种权力关系和利益层次。但无论是意识形态话题下操纵，媒体与大众的关系如何，作为研究者，我们首先必须在中国自己的历史语境和当下语境中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将我们的研究落到实处从真正的个案解剖中来，把经验分析透了，把个案解剖透了，才是有意义的。当然其中肯定会有理论预设，没有一个可以套用的西方模式，来应对自身丰富复杂的经验。这就为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个建立自我话语的要求。有学者认为，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市场经济和民主体制的体制建构，买卖之间存在平等自愿的交往关系，这样一种关系进而成为生产者的牟利诉求，我们必须要在这种作为体制现实的大众文化下进行讨论；而且这种情况下的大众文化，其意义走向呈现多元化动态的特征，并非专为精英文化而设，学者们应该对这种文化持一种反思立场。这种反思的立场是，我们不应该赞成它，也不应该不去批判他，但这种批判应该是平等的、谦逊的、对话的、交流的。

同时，学者们都非常关注大众文化的接受主体，

特别是青少年。青少年的审美趣味与其人生经历有关。作为受众，他们有求知向善的一面，有互动参与的一面，还有避难趋易的一面。有学者认为，要注意媒体的积极作用，要利用媒体的自身优点进行反操纵，对接受主体进行正确的引导。但是我们的研究者也意识到，研究者与受众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比如白烨与韩寒的韩白之争所表征的问题。如何看待大众文化的受众，成为了知识分子在确立自身立场上的一个关键的切入点。而在什么程度上可以引导大众，成为了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

二、大众传媒时代的知识分子立场和文学研究的出路

与会者们在会上颇多讨论到大众传媒时代中的知识分子和文学研究的问题。其中多带有自身和学科反思的意味。

对于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的研究立场，华中师范大学胡亚敏教授认为，知识分子的精英情结在大众传媒的平台上面临着身份的尴尬，文艺工作者失去了指导性的身份，甚至是“斯文扫地”。文学成为公共领域，同时，文学家也成为市场化当中的一份中坚力量，如教授编选书籍、作家与出版社之间所建立的共谋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一种雇佣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实现两种转换：一方面，作家身份地位需要确认，体验传媒的同时更要坚守自己的领域。(这个观点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赞同。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南帆先生认为我们不该为了迎合媒体而放弃自己本学科的学术深度。暨南大学饶芃子教授说这是知识分子的底线。)另一方面，理论批评话语的转型，这需要充分的知识储备以及文论话语的建设，强调文学作为精神生产的特殊性，不能忽视其自由性与多元化。

但正如上海大学王鸿生教授指出的，我们还没有学会讲述自己的故事。我们学科本身的文章还存在“抽象不上去，具体不下来”的状态，一些学者生活在一种虚假的概念里面，他们对文学艺术观察的经验，不能进入他的写作，处于一种非常窘迫的状态里。这种窘迫的状态正是体现在了南京大学赵宪章教授总结的文学研究者面对大众传媒时代文学生产的四种立场上：一是坚守，坚守经典，坚守精英，对大众文化持批判态度，但有力不从心之感；二是借力，利用电视、网站特别是博客扩大自己的声誉，如余秋雨、易中天等，但这只是少数人的权力；三是转向，转向文化研究，在方法论上有所启示，但这种研究令人眼花缭乱，是非学术的；四是面对，面对中国当下的现实直面研究。注意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更要注意个案分析，甚至细节分析。

如何解决我们研究者这种窘迫状态?不少学者们认为，研究学理化和脚踏实地的做研究是必要的，对文化研究来说，特别要注重个案的研究。香港岭南学院许子东教授就强调。重要的不是立场，而是学理，关键在于文人能否沉下心来做。学理可以让我们在有限的空间挖掘更多，立场太过于简单，缺少支持。山东大学陈炎教授也认为学术要做的是研究某个趣味是怎么来的。学者不应该忙于做价值判断，而应做切实的事实分析，但也不是不说价值问题，而是提倡价值中立，方法多元，认为这才是自身也处于大众文化中的学者们应具有的最基本的学术态度。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也呼吁学者们在切实分析中，不仅仅是要加强文本阅读，也要关注当下的文化现象，解释中国大众文化下的文学创作本身，因此强调我们自身的理论原创力，我们的学术研究也要做相应的调整。这个观点得到了较普遍的认同。比如就文学写作而言，北京大学陈晓明教授认为青春写作往往是十三、四岁的孩子进行的写作，同龄人写给同龄人，而且同龄人只阅读同龄人的东西。这对文学研究是一种挑战，我们的研究者很多就从来不看这一类写作。而另一部分写作，比如女性写作，它们往往包含了复杂而独特的人生经验，对爱情、友情的重新理解，对超越当下生活的纯真向往。但评论界对这类作品尚缺少应有的耐心。它们决不是垃圾，而总是提供着新的活生生的人生经验，改变着我们对文学的理解，理论也会从这样一些不同的写作中获得更新。我们要在他们的写作中寻找东西，在沙中捡金。有的学者对此提出了很多实际上的困难，比如我们的学术建制上的分工造成的各学科的沟通不足，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经验和审美上的差异，以及不可沟通性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白烨先生认为80后现象得靠80后自己来研究。

因此，学者们对于这个文学经验上的断裂，提出了我们本科教学中所教的文学理论与学生自身的文学经验有间隔。年轻学生的文学经验往往与影视合谋，与媒体合谋，与历史合谋与游戏卡通相合谋，而教师却依然站在古典美的立场上研究新的文学生产，教授我们的文学，这就造成大众化的文学与精英文学的间隔。学者们普遍认为，我们不能也不需要抛弃传统的审美经验，而是要努力弥补传统审美经验与当下审美旨趣上的断裂，不少学者因此呼吁各大高校开设“大学语文”，同时要注重讲课的精彩，以及对教材中篇目的选择和课程设置给予高度的重视。其中南京大学汪正龙教授提出，台湾设《论语》研究、唐诗研究、宋词研究。而我们的知识生产环节有问题，我们的课程总是设置通史、通论课，宏观掌握有好处，但也可能造成范式，导致微观上、深入研究上有问题。

另外，也有学者认为，学理的建立与学者自身的生存视野和人文关怀是息息相关的，同样应该被学者们和文学教授者们所重视。上海交通大学夏中义教授呼吁，人文不是理念，是一种生命态度，生命的样式。终极就是对一个人的生命全程支配性影响的普及价值，是根基性的原理，是中国传统儒生的情怀。西南民族大学戴登云教授就认为这就必须要重构个体的现实生存视野。上海师范大学王纪人教授认为知识分子在审美的场域、娱乐的场域都要有自己的坚持，这才是我们做学术的底线。华东师范大学殷国明教授也认为我们自身还没有真正找到能够让我们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而当代大学生也同样没有找到，他们面临三个问题，同时意味着要有三种打开，即思维的打开，胸襟的打开和生命的打开。其中生命的打开是最重要的，打开我们的生命才可能有所坚持，才可能有所建立。这意味着，我们文艺工作者，不仅要在这样的时代做好自身的建设工作，也要在教学中、在研究中做好对大众的“打开”工作。

三、大众传媒发展对文学生产的影响

学者普遍承认了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生产与传统文学创作差别甚大，但大众文化对文学生产的影响，学者们的评价却有截然不同的两种倾向。

一种倾向认为大众文化对传统文学生产带来的是负面的印象大于了有利的方面，持类似观点的学者带着沉痛惋惜地分析了当下的文学处境和文化现象。

比如，河北师范大学郭宝亮教授关注当代文学创作中的现象，即“猎奇化”现象，包括身体写作、大话和戏说，这些现象虽然包含着某种意义上的反叛，但在消解的同时连根拔去而并没有经过沉淀。他认为“猎奇化”是一种时代病，是一种普遍现象，从中人们能得到的是虚拟的享乐，遗失的是“深度”。而我

们的文学创作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猎奇”的基础上的。温州大学马大康教授则从大众传媒对文学写作方式的改变上讨论了这种猎奇与传媒的关系。他认为，大众传媒是空间化的存在，将历史性的纵向传媒转变成了空间化的传播，将历史、传统的传播转变成了重当下、讲猎奇的传播。在这样的传播手段下，经典产生的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大众传媒是以利益为驱动的，在与大众的互动中，不断迎合大众趣味，同时也恶性循环地引导了大众猎奇的趣味和利益倾向，于是就自然会引向欲望创作、文学的消费化、理性中心的消解，和文化的零散化。暨南大学蒋述卓教授从另一个角度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当下的文学生产多是先有媒体炒作，后有理性批评，带来文学创作虚假的繁荣。掩盖了文学创作的失误，或者说是粗糙。有时不得不借助炒作来推荐文学。比如，小说刚出来，开新闻招待会。这样的媒体在一定程度上阻挠和误导了文学的阅读。另外，网络对文学生产的影响也很大。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文学的影响，这种放大很可能形成批判暴力、语言暴力、网络暴力，借打名人来出名，对一些批评家形成不必要的压力。

另一种倾向则是立足于当下文学的处境，为文学寻找当下乐观的可能性，认为这是文学的一种发展，根本不存在所谓文学消亡论，我们也不该对大众文化持一味地否定态度，应该要摆脱传统的精英写作和研究的立场来看待大众文化。

比如，哈尔滨师范大学冯毓云教授就认为，经典意义上的文学确实已经消失了，但经典文学的消亡不等于文学终结，媒介对文学的冲击是事实，但文学自身有多层建构。同样地，首都师范大学王德胜教授说，文学是不会死亡的，死亡的只会是文学的某种形式，如唐诗。今天所谓的文学的死亡，其实只是文学遇到了某种挑战。文学自古以来就只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对文学应有一个发展的眼光。而批判大众文化首先要知道大众文化是什么，要了解它，文化不存在死亡的问题，只存在如何改变的问题。我们对大众文化的无奈往往是因为不知道如何真正地进行对话。

另外就大众文化本身，有学者认为要寻求当下文学的可能性，不能仅仅从其自身出发，更要考虑它的整个历史语境的可能性。比如同济大学朱大可教授就对大众文化持支持态度，认为“他者化”是“大众文化”的一个良好特质。苏州大学刘锋杰教授分析了大众文化自我消解的特性，认为固然被意识形态所操控，但它也会消解意识形态。而湖州师范学院颜翔林教授则认为大众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在重新制造神话，是对古代神话的一种当代复活，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没有消亡。

也有学者分析了文学消亡论本身，认为所谓文学死亡是在文学中心主义的语境中言说的。文学死亡事实上是一个伪命题。文学是一种建制，而正因为建制没有改变，才有文学死亡这一提法。上海师范大学杨文虎教授认为，我们之所以对大众文化一味持反对态度是因为很多人对大众文化和纯文化的概念是分裂的。暨南大学饶芃子教授因此认为，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要突破以前的纯文学视角，突破以前主流的、单一的视角去研究它，将之当作文化现象，从文化视角去研究它。而且大众文化形式多样，要言说它，首先只有你自己先熟悉它，才能研究，熟悉它才能对话。有些大众文化也是可以当作艺术来批评的，如《大明宫词》和《走向共和》。对大众文化要宽容，对之进行合理地评价，当然有些东西也是很糟糕的，当然要批判。但是文学有她自己的生命，不是你判她死亡她就会死亡的。

电影文艺实验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应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确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但与人才培养方案不相配套的是，专业本身的基础课程改革滞后。面向专业发展要求，引入德国高校关键能力培养模式，设计模块化课程体系，达到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

[关键词]关键能力；模块化课程体系；应用型；汉语言文学

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相伴生的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正由一元走向多元。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不仅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需要，更是高校乃至高等教育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鉴于汉语言文学专业(以下简称中文专业)的大量毕业生从事的是企事业文员和文化传播性质的工作，专业人才培养已不能停留在从事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单一类型。因此，不少高校的中文专业根据办学定位重新设计人才培养方案，确立了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人才的培养目标和规格。

一、专业课程设置现状

在人才培养方案中，课程设置一般遵循以下模式：压缩专业基础课、专业课课时；设置2—3个专业方向，相应增设经济学、传播学、社会学、管理学、艺术学等选修课程；开设办公自动化、驾驶、摄影等技能课程等。以此拓宽专业口径，提高学生就业竞争能力。

但与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培养方案设计往往有出入的是，中文专业规定开设的专业课程改革却被忽视，相对滞后。除了简单压缩课时之外，在学生专业能力构成分析、课程体系的优化设计、具体课程的教学目标、内容、方法等方面，缺少切合实际的思考和行之有效的举措。而专业课程建设是体现中文专业人才培养特征、提高培养质量的根本。

二、引入关键能力培养模式设计模块化课程体系

鉴此，可借鉴德国关键能力培养模式，重组课程体系。关键能力培养类似于我国的素质教育，根据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资助的高校信息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德国大学生所应具备的、对未来职业发展至关重要的关键能力可分为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自我能力、应用能力和环保意识能力。关键能力培养具有较强的职业导向性，贴近社会和学生需求，目的是培养合格的职业人和人格完善的社会人，是一种比较成功的培养模式。这对于现阶段课程设置老化、培养方案与实际执行脱节的中文专业课程改革极富借鉴意义。具体来说，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人才应具备以下关键能力：

人文素养——就通识教育程度而言，具有一定的人文修养、严谨的科学精神和生态意识，这是首要特征。

专业能力——优秀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较强的外语运用能力和计算机等办公设备使用能力，必备的法律知识和经济知识等。

方法能力——良好的思维能力，自我学习和完善的能力等。

社会能力——合作能力、组织能力、发现和解决问题能力等。

据此，可设计相应的课程模块，并围绕教学目标设置教学内容、授课时数、授课形式及自学方式和时间等。各模块可根据需要，自由拆分、重组，构成模块化课程体系：

1．跨学科建设专业基础课程模块，突出学生素质培养。整合学校各种资源，建设思政课模块，素质教育模块(如军事理论教育、职业生涯与就业指导、心理健康教育、科技文献检索、演讲与口才、环境科学概论、生命科学概论、大学语文、应用文写作、文学艺术鉴赏、中国文化通论、公共关系学等)，大学英语模块，计算机知识和应用模块，第二课堂模块，体育俱乐部教学模块等。使学生建立合理而宽泛的知识结构，具备良好的综合素质。

2．调研市场需求，设置专业课程模块。如优化设计语言类课程模块，强化学生语言表达能力训练，培养学生“说”的能力；整合构建写作类课程模块，发挥集合优势，强化学生文字表述训练，培养学生“写”的能力；探索建立文科实验教学模块，依托人文社科实验平台，推动实践课程实验化，强化学生办公、制作、策划等操作实践，培养学生“做”的能力；整合哲学逻辑类课程模块，设置自主学习模块，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等方法能力；拓展教育资源，建设社会实践、认知实习、专业实习等模块，培养学生的社会能力。

3．开发实训项目库，完善实践教学体系。突出产学研相结合，课程设计、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等实践环节结合生产、管理实践课题进行，提倡真题真做。

三、以文艺学与写作学为例构建模块化课程体系

写作能力是中文专业学生核心专业能力之一，不妨以此为例来构建课程模块。写作能力培养主要涉及文艺学和写作学两类专业基础课程，可打破学科界限，实现课程融合，设计课程模块。

(一)课程改革目标

根据应用型人才培养规格要求，在学分制条件下，根据社会、职业、兴趣需求，设计文艺学、写作学课程模块，增加选修和实践教学模块，使学生了解文艺学、写作学学科基本理论，具备初步的理论水平；了解中西文论和美学流派，熟悉写作思维操作模型，提升写作思维过程能力；具备适应职业需求、满足个体兴趣的文体写作能力。

(二)课程改革原则

课程改革遵循“三个贴近”，“两个结合”的原则：

1．贴近社会需求。贴近大众文化需求：随着人类跨入信息时代，课程改革必须主动应对大众文化对高等教育的冲击，增加新兴理论和文体教学内容。贴近区域需求：应用型人才服务面向区域经济，课程设置需要体现区域文化特性，关注区域文学流派、作家创作，关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热点。

2．贴近职业需求。认真分析学校中文专业毕业生就业行业分布，针对行业需求设置相关模块课程，培养学生职业能力。

3．贴近学生需求。满足学生个体兴趣，开设特色选修模块，培养学生个性能力。

4．文艺学与写作学课程结合。打破学科界限，突出系统性，优化课程资源配置；降低理论深度，突出应用性，培养适销对路人才。

5．课程教学与学生认知实习、社会实践、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科技文化活动等实践教学环节结合。实现人才培养过程的联动与优化。

(三)课程设置类型

1．理论课程。必修模块，专业选修模块，专题讲座模块三部分组成。

2．实践课程。学生阅读、思维、写作训练和科技文化活动等模块。

(四)课程设置模块

以系统论为指导，基于文艺学与写作学课程的学科渊源，充分利用、整合现有课程资源，将文艺学、写作学课程加以优化设计：一年级、二年级设置“经典文本解读”、“文学理论常识”、“写作思维训练”3门必修模块。经过大二暑假的认知实习阶段，根据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兴趣，设置6个专业选修模块“马列文论原著选读”、“中西文论和美学流派”、“文学文体写作”、“事务文体写作”、“新闻广告文体写作”、“网络文体写作”和1

个专题讲座模块“学术论文写作”，培养学生实际文体写作能力。其中，“经典文本解读”、“写作思维训练”和5个文体写作选修模块，可面向全校学生开放，作为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中的素质教育课程。如图1。

1．“经典文本解读”：一年级开设，必修。该课程分为文学文本、事务文书文本、新闻广告文本、网络文体文本四个部分。选取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作品，引导学生阅读、欣赏，进而要求学生掌握感性的文学理论知识和写作原理。讲授中注意培养学生的审美心态和文体意识，使学生完成从中学语文学习到大学文体欣赏与写作的转变。通过教师推荐和学生自主选择两种方式，解决文本内容构建问题。可与现“大学语文”课程整合。

2．“文学理论常识”：二年级开设，必修。该课程以文学基本范畴和基础理论为重点，简明系统地讲授文学的特征、功能、创作、传播、接受和发展的规律等，帮助学生确立开放的、发展的具有兼容性的文学观念。该课程要求学生了解基本的文艺理论知识，注重学生理论思维能力和理论思维习惯的培养。可在现“文学概论”课程基础上整合。

3．“写作思维训练”：二年级开设，必修。该课程是将写作基本原理和写作实践训练紧密结合的一门“中介性”课程。淡化理论深度，突出思维和能力训练。重点训练写作发现、想象、赋形思维、路径思维、策略思维、主体写作动力机构、写作立意、写作行文、写作措辞、写作完善等，实现写作原理、写作规律的技术化、操作化，提高写作能力。可在现“写作”课程基础上整合。

4．“文学文体写作”：三年级开设，选修。该课程主要面向对文学创作、评论有兴趣或有志于从事相关教学科研工作的学生开设。包括诗歌、散文、小说(主要是微型小说)等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影视、娱乐等大众文化批评等。可与文艺学课程体系中“文学批评”等课程整合。

5．“事务文体写作”：三年级开设，选修。该课程主要针对有志于从事政府、企事业单位行政管理工作的学生开设。包括行政公文写作，日常应用文写作，申论等。可与“应用文写作”、“秘书写作”、“申论”等课程整合。

6．“新闻广告文体写作”：三年级开设，选修。该课程主要针对有志于从事文化、新闻传媒等工作的学生开设。包括消息、通讯、深度报道、报告文学、新闻评论、广告文案策划等文体写作。可与新闻专业中“新闻采访与写作”、“广告文案写作”等课程整合。

7．“网络文体写作”：三年级开设，选修。该课程适应大众文化发展，既满足学生兴趣，又可为意欲从事文化管理、网络传播工作的学生提供培训。包括短信、邮件、博客、网络新闻、网络文学、网络评论等。

8．“学术论文写作”：三年级或四年级开设，专题讲座。结合学生认知实习、社会实践、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培养学生学术论文写作能力。包括学术述评、书评、学术论文等。学生可选择对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具有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的课题作为毕业论文方向，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

9．“马列文论原著选读”、“中西文论和美学流派”：三年级、四年级开设，选修。这些课程不再重复必修课内容，是“文学理论常识”后续课程，既从不同方面深化文艺学教学，较好地处理了文艺学系列课程的系统性和相关性问题，又尽量简化理论教学，分工而不遗漏，优化了教学内容和教学时数，而且使学生获得更多选择余地。可在现“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美学”、“马列文论”等课程基础上整合。

(五)课程教学改革

1．团队研讨式学习。(1)组织研讨小组。将教学班级分为若干小组，每组6人左右，组长轮流担任。(2)文本解读。阅读教师推荐书目和自荐书目并写出读后感。(3)专题讨论。教师将理论知识教学内容划分若干专题，围绕专题每个小组每次讨论写出发言提纲。(4)文章评论。配合文体写作训练，课上由2—4名学生发表原创作品并互作评论，课程结束进行评奖，调动学生写作热情和培养写作兴趣，提高学生写作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2．第二课堂纳入人才培养方案。(1)“百篇文”写作训练。可借鉴湖州师院改革成果，设置必修学分。学生4年内全程进行写作训练，自主完成约100篇文章的写作并装订成册。文章体裁不限，提倡文体多样、图文并茂、编辑有序、电脑写作等，基本实现出版物的过程训练。包括读书报告、随笔、课程论文、社会实践、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等。(2)提倡应用。强调广泛阅读，允许自主创作，提倡应用写作。鼓励学生为各级各类刊物投稿，包括校内外各种刊物、网站等。特别引导学生组成调研小组，围绕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问题，集体思考、撰写实用性文章。

3．网络教学。构筑立体、分层的课程教学体系，把网络教学作为拓展课程内容的选择性学习空间。网络课堂内容设计包括基础教学内容和提高性教学内容。基础内容多用课堂讲授方法，提高性内容利用网络技术供学生自主选择学习。同时，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展示学生训练成果，建设学生作品库。开辟师生交流平台。

(六)考核方法与要求

1．采用“N+2”考核制度，变末端考试为过程监控，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其中，“N”是教学过程的考核次数，N≥3，可是小测验，也可是课程综述、小论文等，占总成绩的50％；“2”是期末考试和读书笔记，分别占总成绩的40％和10％。

2．学生文章在校内外各种刊物、各网站等录用发表，总评成绩承认学分。

高等教育由规模扩张转入内涵发展阶段，社会对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要求日益提高。设计模块化课程体系，培养学生职业能力，是中文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要求。这种设计，需要通过试点形式验证体系的科学性，并提出优化推广方案，使之发挥应有的示范作用。

[参考文献]

[1]徐朔．“关键能力”培养理念在德国的起源和发展[J]．外国教育研究，2006(6)：66-69．

[2]蔡敬民，魏朱宝．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思考与实践[J]．中国大学教学，2008(6)：14-15．

[3]胡亚敏．文艺学课程改革与教材建设探讨[J]．中国大学教学，2003(6)：41-43．

[4]朱祎．论写作课程能力培养模式的构建[J]．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9(1)：30-33．

电影文艺实验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动态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会2010年学术年会举行

2010年12月11日至12日，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会2010年学术年会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教育部民族教育司、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会、贵州省教育厅、贵州省民委、部分民族地区高校、民族预科教育承办学校、民族中学的相关负责同志。与会者围绕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促进民族教育跨越式发展进行了深入研讨。

这次学术年会由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会主办，贵州民族学院承办。

北京教育学院举办青海省高中英语骨干教师培训班

2010年12月，北京教育学院举办了青海省高中英语骨干教师培训班。青海省各地、州、市的50名高中英语骨干教师在京参加了为期20天的培训。

这次培训是北京市和青海省教育交流合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培训期间，青海省、北京市的相关负责同志看望了培训班学员。

文摘

意义学习中的意义

美国认知教育心理学家奥苏伯尔把学生的学习划分为意义学习和机械学习两种。意义学习的过程即新旧知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过程。当学习材料本身具有逻辑意义，学生原有认知结构中又具备适当观念时，学习材料就对学生构成了潜在意义，接着，学生积极主动地使这种具有潜在意义的新知识与头脑中的适当观念发生实质性的联系。结果，新知识被纳入到学习者的原有认知结构中去，获得了心理意义，内化为学生自己的知识和心理品质。而原有认知结构经过吸收新知识，自身也得到改造和重新组织。在奥苏伯尔看来，意义学习过程是一个从逻辑意义到潜在意义再到心理意义的过程。从教学实际来看，意义可分为以下4个层次：

1.文本意义。文本意义即文本符号本身具有的“意义”。美国文艺理论家赫施把文本的含义分成“意思”和“意义”两种。赫施认为，文本的第一种含义是意思，是解释者可以复原的部分。文本的第二种含义是意义，是就文本与某读者、某事物的关系而言的，是解释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作出不同解释的部分。

2.潜在意义。潜在意义是由文本意义与读者的关系确定的，只有当文本意义与读者的原有知识比较接近时，文本意义才会转化为潜在意义。潜在意义具有对象性，对有些人有意义，对另一些人可能没意义。

3.心理意义。心理意义是相对于客观意义而言的，是由文本意义转化来的，它体现在以下3个维度：外在———内在，客观———主观，公共———个体。按照奥苏伯尔的观点，心理意义是在新旧知识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产生的。

4.精神意义。这是指知识及其学习具有的促进人的思想、精神发展的力量。知识及其学习对儿童的精神成长和人格发展具有实质性的作用。教学过程中强调的“转识成智”就是把知识及其理解转化为智慧和方法；“教书育人”就是要挖掘和展现知识及其学习过程中的情感、道德、态度、品行，让知识升华为精神。

（摘自《今日教育》2010年第11期余文森/文）

校长考察“三注意”

外出考察学习是学校开阔教育视野、提升管理水平的重要途径。校长组织外出考察，需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1.要避开“虚热”。校长带队外出考察，不要迷信名校，特别是不要迷信突然“火”起来的名校。学校管理没有神话，所谓的“神话”常常是“包装”的结果。校长外出考察，不妨先进行一番甄别，对“虚热”的名校要有判断能力。其实，一些在默默开拓中平稳发展起来的学校，才是可行的目的地，去那樣的学校考察，才能得到可借鉴的发展经验。

2.要深入考察。因为受经费和时间的限制，许多学校组织的外出学习考察多是浮光掠影地走过场。这就造成了考察团仅仅看到考察对象的成果，而对于产生成果的机制和做法却无从知晓。校长要想得到“真经”，就不能简单地转一圈，而是要组织一个“长久团”，在考察学校驻点一段时间，才能看出门道。

3.要领会理念。每个教师都有自己独特的教学思路和方法，很难用同样的模式统一起来。很多事实证明：统一的“模式”是不可靠的。虽然统一的模式不可靠，但是模式中所体现出的教学理念却是可以借鉴的。校长不要急于生硬地落实人家的模式，而需要从模式中提炼理念，然后灵活地将教学理念注入自己的“模式”中，让教师在更新教学理念的过程中有“依靠”，而不是盲目地打翻一切，把别人的模式拿来强行推广，生搬硬套。

电影文艺实验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项

目文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工程项目的管理思想、方法和手段。中铁隧道集团公司按照“出精品、出形象、出亮点”的项目文化建设要求，通过文化融入项目管理，落实标准化施工规范，提升了项目的施工品质。本文从项目文化建什么、如何建、怎么评的角度作进一步探索，以期推动项目文化建设向纵深发展。

项目文化建什么

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明确管理思想，实现理念引领。一是贯彻企业要求。项目是企业的派出机构，肩负着完成工程建设任务、实现企业管理目标的重任。因此，项目必须贯彻企业的文化理念，体现企业的意志力和执行力。二是制订项目目标。项目经理作为一个项目的主官，是项目的灵魂，首先要思考怎么结合项目实际，制订项目建设目标，并信心百倍地去克服困难、实现目标。三是明确项目理念。项目文化是项目班子的管理思路的体现，是项目班子成员智慧的体现。项目领导班子要深刻领会上级领导的要求，理清自己的管理思路，然后形成项目文化理念，并成为项目精神引领。

明确行为规范，实现标准管理。首先要明确工作程序。确立和完善项目各方面的管理制度，明确工作的责任领导、实施人员和规定文件，强调工作流程、实施步骤和质量标准，指出解决问题的边界条件、注意事项和超出边界后的处理办法，尽量把各项工作变成常规程序。其次是培育核心人才。一个项目必须要有数个业务精通熟练、工作认真负责、不怕艰难险阻、坚决完成任务的班子成员和中层管理骨干鼎力支持，抓好这批人的管理，就为项目成功提供了核心人才保障。再次是凝聚施工团队。施工中难免不会出现思想波动，这就需要项目领导加强思想沟通，消除疑惑，化解矛盾，使员工形成一股合力。四是落实标准化管理。中铁隧道集团公司编制了《铁路项目标准化管理手册》，各个项目要结合实际搞出一套标准化的套路，全面营造标准化管理文化氛围，做到事事有流程、事事有标准、事事有责任人，让标准成为习惯、使习惯符合标准、让结果达到标准。

明确视觉要素，实现形象管理。其一，开展视觉建设。加强策划，严格按规范使用企业标识，视觉色调同周围色调和谐，定期保养、维修和更换。其二，形成文化环境。通过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促进各种关系默契融洽，产生一往无前的力量。其三，鼓励学习创新。要通过多种载体，组织员工学习，立足本职在管理、工艺、技术、业务上进行创新，使之形成“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

项目文化如何建

具体说来，开展项目文化建设，有以下12个方面的具体要求：

项目领导的核心作用。管理项目不仅是执行指令、进行施工，项目领导的思维判断水平、对下属人员的管理风格、对工作的态度、待人接物的态度都会影响周围人的认识和做法。项目领导的要求就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和工作的标准。项目领导要有意识地把自己的工作要求贯穿到项目管理的过程中去，形成自己的管理特色，有意识地去影响周围员工。

理念精神的引领。理念精神是虚的东西，但又是非常实的东西，要做到虚实结合。要明确项目建设的指导思想，提炼文化信念，培育员工精神，以此来提振员工士气。

落实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员工为根本，改善员工包括劳务工的劳动条件和环境，保障并不断提高员工的收入，帮助员工实现人生价值。还要研究员工的需求，针对员工的迫切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树立起员工的主人翁自豪感，自觉地为项目建设作贡献。

遵循市场规律。项目文化提倡矩阵式的扁平化管理，是非常典型的市场经济的做法，必须采用市场经济的管理手段。项目文化一定要按照项目法管理来做，不能脱离市场环境。

刚柔管理结合。文化管理是最高层次的管理，文化从来不能离开制度的强制规范。文化管理必须是刚性的制度约束和柔性的人本关怀结合起来，既让员工知道如何做，又让员工感觉到受尊重，才能得到员工的认可，促进自觉实施。

现场文明有序。现场是一切项目管理的中心，项目文化要把现场当做理念引领的重点、成果检验的重点、体现效率的重点，按照项目标准化管理要求，把项目文化管理融入现场，做到有序、規范，确保现场进度、安全、质量、技术、成本目标的可控和全面落实。

不断思维反省。项目部在强化管理体系建设、设置质量管理防线、制订制度、配齐人员、盯紧现场、过程控制的同时，通过责任意识引导员工用心做事、精益求精，让员工养成“过电影”的习惯，睡觉前回忆白天干过的工作，看能否睡得着觉。

加强典型培育。项目要认真贯彻中铁隧道集团公司党委《关于建立典型经验培育制度的意见》，按照“抓典型、树导向，抓培育、促辐射，抓推广、促发展”的指导思想，深入挖掘和培育鲜活的有说服力的身边典型进行示范引导，以指导和推动工作全面进步，让广大员工学有目标、赶有榜样。

不断拓展载体。项目文化需要各种载体、仪式和活动，吸引员工参与，增强员工的参与意识，激发员工的活力，使之保持旺盛的精力投入到施工生产中去。

重视政治工作。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国有企业的优良传统和重要优势，要重视发挥党群工作的优势载体和宣传教育作用，把项目理念体系和文化元素深植于员工的思想中，让员工充分了解项目每一项理念和每一个元素的深刻内涵，知晓每一个理念和元素中的目标要求、自我责任和行为规范。

抓好新闻宣传。要高度重视新闻宣传报道工作，制订新闻报道考核奖励办法，培育一批兼职通讯员写作队伍，组织投稿和报道活动，提升项目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重视舆论应对机制的建设，组织网络评论员队伍，提高应对突发事故应急公关能力，维护项目的形象和利益。

做到常改永新。项目文化建设是动态的，要根据项目建设各个阶段的情况，积极进行策划，及时提出新的理念要求，及时明确阶段目标，加强宣传引导，激发员工干劲，安全优质高效地完成项目各节点施工任务。

项目文化怎么评

项目文化怎样才算做得好，我认为有以下10条标准：

员工精神在状态。可以说这是项目文化建设的第一要义，调动员工参与项目建设的积极性，做到：遇到任务抢着上，遇到困难不退缩，岗上工作劲头足，岗下有事随时到，班组工作比着干，集体荣誉记心间，工作态度稳而细，待人接物有礼貌，斗志高昂，永不懈怠，一直保持最佳精神状态。

内部关系和顺。要打造一个有战斗力的团队，必须做到内部关系和谐。项目经理要有民主意识，要积极与班子成员合作，兼听则明。要教育员工宽容大度，在生活中忽视别人缺点，多看别人优点，善于与人合作共事。

施工快速进展。项目文化好不好，员工精神状态好不好，都体现在施工进度上。只有进度上去了，业主才会满意，企业才有效益，员工才有收入。

现场零事故。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出了安全问题，肯定与岗位操作有关；出了质量问题，肯定与工作态度有关；出了治安问题，肯定是政治责任有关。项目领导要审时度势，把握好分寸，做到不出现不合适宜的问题，尤其是不出现大的问题。

工作没有缺陷。任何一项制度都会有缺陷，任何个人思考都会有遗漏，任何工作都会有疏忽，作为一个团队，大家应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互相补漏，这样就能使整体工作做到最优。

各方评价良好。作为隧道和地下工程专业企业，干得好是应该的，但同时我们不只是干得好，还要发掘我们各方面工作的亮点，让各方都说我们的好话，为企业后续经营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彰显企业品牌。项目担负着为“中国中铁隧道”品牌增光添彩的任务，要安全优质快速高效完成施工任务，在专业优势、管理模式、政治工作、社会影响等方面为企业品牌添砖加瓦，铸就企业发展史上的丰碑。

完成企业指标。项目要根据中铁隧道集团公司和各子分公司的考核要求，在计划、安全、质量、成本、上交等方面完成指标，实现目标。

培育企業人才。一个项目不仅要干一项工程，也担负着为企业培育人才的任务。要通过项目建设，推动一批员工快速成长，担负起更重要的工作任务

让人回味无穷。物质会毁灭，而精神永存。建完一个项目，不仅留下宝贵的物质财富，更要留下传承永久的精神财富，让项目的形象产品在企业发展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干完一项工程，员工奔赴其他的项目和各自的岗位，数年后，仍能让人感到因参建这个项目而自豪，对当年领导的关怀和同事们的友好交往回味无穷，这也是我们项目文化建设的成功之处。

企业品质的提升不仅在于综合能力的增强，更在于项目能力的打造与提升。我们将继续深入开展项目文化建设，提升项目施工水平，以优质文化提升企业品质，为打造“中国中铁隧道”知名品牌作出更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李万全）

电影文艺实验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王学泰兄与我是相识十余年的老友。记得最初认识他是在一次品尝美食的聚会上，以后就成了谈论饮食文化的同道。由于我一直从事着科技专业，于文史只是蜻蜓点水式的玩票客，所以尽管他对游民的研究已达十年之久，不断地发表了深有见地的长短文字，我却只至近两年才拜读了他在学术上最闪光的成果--有关游民、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的论著。

尽管个别前辈学者也曾关注过游民问题，但作为一个专题做全面深入剖析的，他是当之无愧的开山者。而这山一开，便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上下三千年的游民与游民文化的历史长卷。

这一幅游民与游民文化的历史长卷，画面并不美丽，很像是用扫帚蘸了阴沟污泥画就的大泼墨。因而它给我的不是美感，而是一种毛骨悚然的恐惧感，它使我忆起了鲁迅先生在《华盖集·长城》一文中说的：

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

我突然觉得这可怖的游民历史画卷，就是一道围绕在身边的长城，砌城的砖有的古至数百年、上千年，但其间混杂着颇多补添的新砖。请看：往日劫取生辰纲的好汉们已改去抢劫银行运钞车了；偷鸡的\"鼓上蚤\"改行去偷汽车了；往日拦路生财的成了今天的车匪路霸；当年的\"酒色娼妓\"阎婆惜们走进了发廊、歌舞厅、洗浴中心；而当年出自游民文化人笔下的通俗小说，也化做了今天的新式武侠小说和痞子文学，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小说行销排行榜的首席宝座，成为高等学府内最走红的文学读物……。

面对\"长城\"之围的我，不禁浮想联翩，于是开笔写下这篇《长城之围的联想》。

一、我的读史恐惧症

我读中国历史时，总是感到既自豪又痛心。何以自豪用不着再做解释，可痛心的是中国历史中不断出现人与事的轮回，其出现的频率远比外国大得多。

本来学历史是要人们从中吸取教训，不再重复前人走过的弯路，避免出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不该发生的事。然而事与愿违，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却总让人看到一出出循环上演的丑剧、恐怖剧，令人毛骨悚然。它使我想起知堂先生在《永日集·历史》一文中写下的：

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他能揭去我们眼上的鳞，虽然也使我们希望千百年后的将来会有进步，但同时将千百年前的黑影投在现在上面，使人对于死鬼之力不住地感到威吓。……世上如没有还魂夺舍的事，我想投胎总是真的，假如有人要演崇弘时代的戏，不必请戏子去扮，许多脚色都可以从社会里去请来，叫他们自己演。

我不信鬼神，也不信投胎转世之说。但活了六十多年，亲见那一再转世的游民英豪确乎车载斗量。

近来看了学泰兄对游民与游民文化的研究专论，我突然有所领悟，尤其是他在《被忽视的游民与游民文化》一文中说的：

一个民族(特别具有古老文明传统的民族)早期思想资料会成为这个民族文明、文化发展的基因，不管此后其经济与社会背景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其文化机体如何成熟，还是要表现与其它文化不同的面貌，这就是基因在起作用。中国也是这样。除了儒家、道家、法家一些思想主张构成中国文明发展的主流外，游士纵横家们的无是非观、纵横捭阖的阴谋诡道也为离经叛道的士大夫和游民知识分子所取资。它与游民从自己的地位和经历所生发的思想情绪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游民意识。游民在人格理想上崇拜游侠；在人际关系上注重小圈子，重视帮派的利益；在道德上他们推崇义与义气；在处理事务和斗争中看重目的，不讲究手段，只讲敌我，不讲是非。这些在游民知识分子的历史的作为上与文艺创作中皆有所反映。

看到这儿，我对自己何以对历史怀有恐惧感似乎有所了悟，这当是游民文化基因的魔力所致吧!看看我们这个人口繁衍力特别强盛的民族，当井田制一经解体，就出现了为数可观的不同于\"石民\"的\"游民\"。由于\"游民\"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它有远比\"石民\"更顽强的生命力和\"游走性转移\"(借用病理学称病灶时说的)力，因而不时再现其祖先的面目。

其实\"石民\"也曾出现历史的轮回。如果不健忘的话，\"文革\"前十余年的毛泽东时代，严格的户口制度和按户口发放的各种命根子票证(粮票、油票、肉票、鸡蛋票、豆腐票、布票、糖票、点心票、工业券……)，已使人成了比\"石民\"更坚牢的\"钢民\"了。当年那良好的社会治安，至今还让人怀念不已。不过这为时短暂的桃花源，毕竟是历史的怪胎，转眼间\"文革\"造反有理的大旗一挥，一批蛰伏冬眠了的蛇蝎又一个个复活起来，成为更加可怕的\"两头蛇\"与\"双尾蝎\"。

改革开放以后，系在\"石民\"身上的绑绳逐渐松动。经过\"文革\"锻炼的游民寻找\"快速致富\"的门路，于是乎男盗女娼等见不得人的勾当又在阴暗处蔓延。我终于明白了我的读史恐惧症的病理机制在哪里。只叹\"五四\"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时，却没有谁去触动\"游家店\"的一根毫毛，而\"文革\"中起来砸烂旧世界的却又是这\"游家店\"的嫡传弟子们!

二、移民文化、游民文化之异同

记得改革开放初期出现过一场被誉为\"80年代的文化热\"的文化史、文化发展战略和比较文化研究的热潮。它发端于1982年下半年上海复旦大学召开的两次中国文化史研讨会，随即出现了全国性的研讨热潮，并成立了专业的研究机构。随后上海、广州两市又在1986年分别制订了文化发展战略。

就在制订上海文化战略的过程中，有关\"海派文化\"的形成再次成为热门的话题。一些学者就上海这一当年东亚最大的国际商埠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指出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上海发展最快的这一时期，来自五湖四海的拓荒者、淘金者，一齐涌进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就国内移民而言，早期来上海的广东人多数做了大洋行的\"康白度\" (Comprador·买办)，宁波人做了中小商人和裁缝，江北人做了厨师、剃头匠等下层服务人员。这里不仅有精明的金融家、企业家、顶尖级的学者，能干的报人和出版家，还汇聚了顶尖级的作家、艺术家--鲁迅、茅盾、夏衍、田汉、黄自、聂耳、刘海粟……等等。海派文化人来自天南地北，决定了海派文化具有最大的兼容性，它最不墨守陈规，最能突破窠臼，最勇于接受新事物。海派京剧敢于吸收话剧的灯光布景，演《小放牛》可以真牛上台，演《天河配》时可以插映一段织女入浴的电影，没人担心这么干会不会气歪了祖师爷的鼻子。

从这些方面看海派移民文化，确实与大洋彼岸的移民国家美国的文化有几分相近之处，原因首先在于勇于走出故土的移民都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闯将，胆子小的、心计不强的、生命力不强的，谁敢只身到\"冒险家的乐园\"去闯码头呢!因此，当年参加讨论的学者中有人引用了费孝通先生在《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一文中说的：

文化，本来就是人群的生活方式，在什么环境里得到的生活，就会形成什么方式，决定了这人群的文化性质。

20世纪中叶以前的大上海这一迅速成长的移民城市，决定了\"海派文化\"的特征，它既不同于\"京派文化\"，也不同于中国其它大都市的文化。不过，所谓移民者，是从甲地移到乙地之民，到了乙地后，绝大多数都落地生根，和游来游去无处生根也不想生根的游民，自有本质上的不同。

回过头来再看游民文化。请允许我当一回文抄公，摘引几段学泰兄的文字：

游民与匍伏在角色规定下的\"四民\"不同，他们脱离了社会秩序，失去了角色位置(许多游民无妻无子)。他们是没有根基、随着时势浮沉游荡的一群，暂时获得的谋生的手段极不稳定，生活堪虞，前途渺茫，所以他们有一种不安全感和焦灼感。这决定了他们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反叛性，从总体上说他们是反社会的，而且，时时都有可能引发出破坏一切的能量。

游民又一无所有，为求生存，他们富于进击精神。这一点与大多数国民退缩保守的性格不同。他们是我国传统社会中最具有政治主动性的一伙，敢于索取属于他们甚至是不属于他们的东西。特别是在社会动乱或改朝换代之际，他们是敢为天下先的，并常常在世事的变化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他们愤世嫉俗，反对一切贫富不均，但同时又梦想一夜暴富，坐拥百城，而且为此不择手段，为财而死；他既可打家劫舍、劫富济贫，也会骚扰百姓、为害乡里，加剧社会矛盾；他们标榜江湖义气、四海一家，但又往往拉帮结派、内讧内斗不断，为了个人私利或帮派利益，反目成仇，聚众械斗，心狠手辣；他们既反对封建专治权利的代表--官府，又崇尚暴力、权威，以暴易暴；他们既不满当代最高的封建统治者，又幻想取而代之，或者辅佐造反的英雄做打天下的开国元勋，封妻荫子、福禄绵长。在斗争中，见胜利则趋之若鹜，败则作鸟兽散，甚至沦为旧统治者的走狗。即使他们推翻了旧的封建统治者，也马上会成为新的封建统治者。

引文就此打住。写到这儿，我们已可清楚地看出移民、移民文化与游民、游民文化，二者既存在着一定的共性，也存在着许多本质上的差异。

二者的共性是：

移民和游民都拒绝了\"故土难离\"的信条，都认定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都抱定了\"向前走，莫回头\"的决心，勇于到外面的世界闯天下。因此他们都不愧为勇于突破窠臼敢为天下先的闯将，而且对闯天下抱有较高的期望值，都敢于充当冒险家。因此，移民文化与游民文化都是敢字当头的文化，都是破字当头的文化。

二者的差异是：

移民进入新天地，经历或长或短的时间后，即在新的沃土上落地生根，由阿拉宁波变做了阿拉上海，并引以为自豪；游民则习惯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并不想或不能(有案在身，不敢久居)落地生根。

移民在新土地上落地生根后，勇于吸收外来的新事物，不像游民只顾眼前利益，对新旧事物都不感兴趣。尽管移民与游民都有破字当头的精神，但移民既敢于破旧又敢于立新，而游民则一破到底，直到他们坐了龙庭，到了非立不可的时候，才重新拣起被他们砸烂的旧统治机制，实现一个名符其实的新瓶装旧酒。

移民期盼落地生根，因而总能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社会秩序，在秩序内尽可能多地扩张自己的利益；而游民则具有先天的反社会性，蔑视一切秩序、规范、公德和一切对他们有所约束的东西，只热衷于他们自己的帮派秩序。

移民闯码头，为求生存也为尽快脱贫致富，练就一副灵活的经济头脑。在他们身上往往染有浓重的商贾气。而游民致富靠的是强取豪夺，商贾在他们眼中是夺取的对象，只有胳膊粗力气大脸厚心黑才是致富的本钱，所以游民身上总带有一股流氓气。

就以上几方面的异同来看，同样离别故土闯码头的移民和游民，他们的谋生手段、人生追求、思维模式、处世哲学都有很大的差异，其最终的结果是移民与游民成为两个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社会阶层。移民文化与游民文化也各奔东西，分道扬镳。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的进程将日益加速，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将转进城市，但愿这数以亿计的离土的人群中多一点移民，少一点游民!

三、游民研究与城市社会学

我是学建筑的，曾多年从事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所以看了学泰兄对游民研究论著中涉及的中国古代城市史和古代城市社会学的分析后，我特别敬佩他的跨学科知识的深厚底功，和综合的系统思维的缜密。给我印象至深的是他在《中国流民·序》中说的：

儒家认为周代实行的是井田制，这种制度下，田有常制，民有定居，其实是无游民的。如果井田制有所败坏，农民、手工业者或商贾脱离了原来的定居点与相应的职业，就成为\"游民\"。

宋以前的大城市多采取封闭的城坊制。所谓\"城坊\"，指城市被街道分割成若干坊，坊的四周筑有高墙。居民住在坊中，坊有门朝启夕闭。隋唐的国都长安就是这种类型的城市。它有一百多个坊，商贾云集的东、西市与居民所住的坊分开。晚上坊门关闭，坊角有警卫，街道上有金吾巡道，不准夜行。这种城市容纳游民的能力很差。到了宋代，大多数城市打破了封闭凝固的城坊，一变为市民居住区与商业区相互混杂的街巷制(与现在城镇类似)。北宋首都汴京、南宋都城临安，商业服务业都十分发达，许多食品店通宵服务，这为游民提供了糊口谋食的机会。北宋时期人口膨胀，土地兼并激烈，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入城市成为生活极不稳定的游民。

的确，游民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它和城市的发展、开放型的城市结构的出现，以及人口的过度增长，生活资料的相对匮乏，以及官场的腐败、贫富差距的拉大，都有着密切的机缘。

再看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城市社会学，虽然它并不属于新兴学科，但由于社会学在我国曾消失了近三十年之久，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的城市社会学只到80年代才重新出现在高校的讲坛上。

城市社会学是以社会学的概念、观点(视野)、方法研究城市社会的学科。它的使命是正确地认识和掌握城市社会的发展规律，为制订正确的城市发展方针、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以提高管理城市水平。

城市社会学诞生于西方的工业社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该学科的创建做出极大贡献的美国芝加哥学派。19世纪下半叶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工业革命浪潮席卷全国，城市化的进程空前加速，1880年才50万人口的芝加哥，到1930年增长到337万，一跃成为美国第二大城市。大量的移民涌入芝加哥，使芝加哥成为种族混居、藏污纳垢的大都会，成为犯罪率直线上升的罪恶之都。正当此时，芝加哥学派率先走上街头做实际调查，分析了许多复杂的社会现象后，提出了积极的诊断和处方，为芝加哥的健康发展，也为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二次大战后，和平环境下人口迅速增长，再次出现了城市化的高峰，相继出现了人口老龄化、青少年犯罪、离婚率上升，以及各种心理畸变等新的社会问题。因此，1955年出版美国学者柏吉尔的《城市社会学》一书，特别增加了病态社会秩序的研究，日本学者大桥熏的《城市社会病理》一书，也对现代城市病做了详细的诊断。但由于西方国家没有我国特产的游民与游民文化，因此，当世纪之交中国的城市进程加速时出现的游民急速膨胀，和游民文化一步步向主流文化逼进的严重局面，都是西方学者未曾接触过的新问题，从他们的著作中根本找不到诊断和处方，更没有有效的免疫疫苗。因此，我以为学泰兄对游民与游民文化的研究，有着开创性的贡献。但接下来应该有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的学者接过接力棒，对因游民与游民文化迅速膨胀导致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城市病，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电影文艺实验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三、 中国电影批评与中国电影实践

众所周知，中国电影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也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20世纪30、80年代，是中国电影批评公认的的两个黄金时代，但与今天相比却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无论如何我们也不可能回到那个时代，因为历史是不会简单重复的。或许现在电影批评不像20世纪80年代跟创作、特别是创作者的关系那么紧密，能够直接对创作产生影响，也没有出现那个时代曾经有过的一言九鼎的批评家。但是，电影批评集合成为一种整体性的力量，形成了一种更大的气场和一种新的社会氛围并且对电影实践产生不容低估的影响。在电影批评的影响和促进下，中国电影已经摆脱了转型之初的古装商业大片模式，乃至整个电影产业都发生了有效的扭转。当下中国电影出现的问题不仅在于中国电影产业化处于初级阶段、整个中国电影行业对电影产业化的认识也处于初级阶段，更在于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与电影产业化改革和发展实践相适应的电影观念体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还没有建立起与中国特色电影产业化实践相适应的评估体系，没有形成动态的、科学的评价体系、科学评价机制，对电影产业现状、电影文化现状无法做出比较有说服力的判断。当下中国电影确实存在很多新现象、新的热点问题，过去时代没碰到过，过去批评家也没碰到过。过去的批评家，过去的批评理论和批评成果无法为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现成的方法和方法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电影批评有愧于电影创作，但不能把电影创作和生产存在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中国电影批评。无论如何，观察、认识和评价中国电影必须有建设性的、善意的思路和态度。但是，观察并且指出中国电影存在的问题并不是电影批评的全部内容。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要帮助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产业少走弯路，助推中国电影实现“弯道超车”，必须在准确指出中国电影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形成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当下特别需要电影批评在中国电影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中国电影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的关键时刻，秉持建设性的思维、态度和方法，有力度、有温度地发出主流的声音，并且不应该有任何的禁区、禁忌。就是说，电影批评只要坚持专业的立场、客观的态度、建设性的思路、具有辩证的方法，任何问题都可以讨论，任何形式的禁区设置都不是建设性的思维、态度和方法。现在社会上对电影批评还有很多误区，比如电影市场、电影创作的同质化问题，很多人都归咎于电影批评不作为，很多会议上都把批评的目标对准了电影批评，指责近年的电影批评无所作为。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澄清一下，因为批评的疆域和影响力是有限的。批评可以提出问题，但是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毕竟，批评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我们不能把电影创作、电影市场体系出现的所有问题，统统归结于电影批评的不作为、电影批评的失职。无论是有效推进差异化电影市场体系建设优化电影生态，还是大力推进电影文化体系建设有效解决观众的观影态度和素质问题，都需要整体性的顶层设计，需要整体性的顶层设计下政府的推动和支持。

确实，相对于中国电影实践的迅猛发展，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的脚步有些沉重和缓慢。比如，创作界从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乃至第六代后以至于无法再分代，随之中国电影进入“无代”，只好用“新生代”统称和表述，而且新生代也已经换了好几拨人了。但是，包括本人在内的所谓第五代批评家依然相当活跃，在很大程度上占据着电影理论批评话语的主流。尽管从事电影理论批评的年轻人很多，但整体性的声音不够响亮，“更新换代”的历史性任务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当下中国电影批评与中国电影实践一样，也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变化，需要在更高、更广层面上进行整合，尤其需要结构性的调整以追踪当下中国电影实践并发出强有力尤其是有说服力的声音。

在笔者看来，当下中国电影面临着三大风险。第一，在各种资本、尤其是非专业资本的推动下中国电影有可能出现“发展失控”，有可能出现只注重经济效益、经济价值而忽视社会效益、社会价值的偏颇。第二，资本对创作的绑架有可能使得创作出现某种变形乃至畸形，从而失去艺术创作应有的创造力和想象力，难以创作出更高质量、更高品质的电影。第三，中国电影在高速发展过程中，整个中国电影业界缺乏一个对话和沟通的机制，难以达成基本共识乃至有限共识。

如今中国电影缺乏共识，甚至彼此都没有追求寻求共识的愿望。通过对话一时半会也难以达成共识，但只要愿意相互倾听，愿意坦诚对话，无论如何也是可以产生积极效果的。不仅创作者需要在平等坦诚的基础上相互倾听和对话，其他如管理者、投资者、批评者及其相互之间都需要相互倾听和对话。由于缺少相互倾听和对话，对抗性情绪暗流似乎在悄然涌动，甚至出现了某种撕裂的苗头和征兆。有人说，现在电影界由于身份差异、方法论差异，特别是利益诉求差异，几乎很难在一个共享的时空里对话。或许实际情形真的就是这样，但即使如此，哪怕是隔空对话也很有必要，至少可以倾听各方的立场、方法及其利益诉求。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努力创造电影业界交流、沟通、对话的平台和机制，促成电影业界更多、更有效果、有意义的沟通和对话。因为对话本身是现在社会的一个本质性特征，对话过程或许就能形成很多意想不到的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因此，跟过去时代相比，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通过促进电影业界各个方面、各个层面有效对话从而促进电影产业健康发展，促进中国电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应该而且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面临撕裂、分裂的中国电影业界及其各种现象，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自身的思考应该具有辩证平衡和包容。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还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两种对立的现象和评价交织纠结，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本身是否具有包容性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具有包容性才可以让各种声音都有发言的渠道、通道，也才有可能达成某种对话哪怕是隔空对话，即使短时期内达不成共识也可以“求同存异”的方式把分歧摆到桌面上。最重要的，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不能仅仅需要指出问题的存在、问题的所在并且作出客观的评价，更要在对问题进行有效诊断的基础上凝聚更多的智慧，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贡献各自的方法论。前面已经说过，当下中国电影各种新现象、新玩法、新热点可谓是层出不穷，目不暇接乃至眼花缭乱。我们不能简单的停留在现象罗列和梳理上，更应该看到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即所谓透过现象看本质。当下中国电影生动复杂、充满变数也充满活力的电影实践也为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发展奠定了“实践性”基础。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需要在中国电影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实践中提炼出富有说服力和生命活力的理论话语，勇于理论创新，并且与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实践有效互动和联动。总之，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必须更加紧密地追踪电影实践，聚焦新的电影实践提出的新问题、新现象进行辩证、平衡和包容性的理论思考，并且最终形成解决问题的“方法论”。这是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在当前特别需要关注和调整的，也是电影批评自身能否与时俱进并且得以现代化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关键性环节。

事实上，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人需要相互倾听和对话：2015年12月17日下午，在尹力导演的主持下，华语青年影像论坛年度青年导演峰会在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举行。参加峰会的青年导演秉持着不同的电影艺术理念、艺术追求，分别拍摄了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电影。在讨论和对话中，青年导演们都有着基于自己艺术理念的坚持，但同时也都愿意倾听他者的意见，表现出了应有的宽容和包容。在笔者看来，这应该是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人、尤其是中国电影批评应有的一种态度和境界。事实上，无论是拍摄偏大众化的商业类型电影，还是拍摄偏小众化的艺术电影，并没有高低上下之分——不过前提必须有基本的艺术诚意和专业的艺术态度。①如今中国社会缺乏共识，中国电影更是缺乏共识。虽然通过对话一时半会也难以达成共识，但只要愿意相互倾听，愿意坦诚对话，无论如何也是可以产生积极效果的。不仅创作者需要在平等坦诚的基础上相互倾听和对话，其他如管理者、投资者、批评者及其相互之间都需要相互倾听和对话。

有调查显示，中国主流商业院线核心电影观众群的平均年龄是21.5岁，也有调查说，18岁至30岁的电影观众占中国影院观众群的63.5%。当下中国电影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观众的变化、观众群体的变化，观众群体的更新换代。三四线城市新兴观众群体也就是“小镇青年”成为中国电影新的增长点。所有这些都对中国电影提出了一个很大的挑战。电影创作如何来应对这种挑战？电影批评如何来应对这种挑战？众多更为年轻的导演敏锐地意识到了这样一种观众群体的结构性变化，所以他们更愿意用更加通俗化、商业化的姿态来面对观众群体的结构性变化以争取更多的观众。②中央最近反复强调“供给侧改革”，这样一个新的理念是全局性的、战略性的，而电影业界特别是电影批评对“供给侧改革”的认识和理解还不是很到位。当下中国电影的需求很旺盛，几乎可以用空前绝后来形容。中国电影需求的空前旺盛，其实也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转型而放大的一种“口红效应”。但是，即使是空前高涨的电影需求，最终还是依靠优质的产品、优质的供给来保障，用优质的产品、优质的供给创造更多的观影需求。

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产业在其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都是一种与好莱坞电影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关系，并且伴随始终。中国电影与世界电影的关系，在最大程度上就是与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关系。我们遗憾地看到，有些批评家甚至是以国外、尤其是好莱坞对中国电影的“差评”作为立论的依据和根据，对中国电影面临的具体问题、发展困境不去进行深入分析并且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思路和对策，无意中成为了好莱坞“传声筒”。而好莱坞贬损中国电影的内在目的无非是引导中国观众都去看好莱坞电影而已，从而到达他们处心积虑占领中国电影市场的企图，因为中国电影市场对于好莱坞来说就是一座最后的“金矿”。数据显示，在全球电影总票房排行榜上，排在前20位的影片全是美国各大公司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好莱坞大片，众多好莱坞大片海外票房均超过50%，大多超过了60%。也就是说，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好莱坞不仅以“异形”和“虚拟现实”的电影引发了空间观念的革命与电影叙事的空间革命，而且以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海外票房成就和维持着一个覆盖全球、党同伐异的影业帝国。这必然是一个文化同质化的过程，是一个好莱坞电影特别是好莱坞大片潜移默化影响全球文化的过程。按照麦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的观点，国家之间权力斗争的一个可以想见的结果是，某一个国家一枝独秀地主宰了权力，并在它扩张性的国家形成过程中力图发展出一个全球共同的文化。[23]对此，我们必须有所警惕，有所反思，并且寻找有效的对策。尽管目前看中国电影市场国产电影的市场份额情况比较乐观，但即将到来的2017年仍然是中国电影的大考乃至大限。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产业需要在短短不到两年时间里迅速做大做强电影市场，特别是迅速增强中国电影的市场竞争力，取得与好莱坞电影长期博弈的的主动权。与此同时，中国经济面临极其艰难的转型，需要文化创意产业成为国家支柱型产业，并且引领和推动经济转型。而电影作为最具影响力和传播力的文化创意产业，或许更应该发挥先导性、引领性、示范性作用。事实上，在国家战略层面，电影不仅仅是电影，貌似还担负着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如国家文化安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或许可以看得更加清楚。除此之外，资本、跨界、新力量、题材开放和类型拓展，以及互联网背景下中国电影发展模式、路径、方法的创新，一个也不能少。

电影对于国民经济转型及其增长的推动、贡献，也远远超越了票房乃至单纯经济效应的边界。而在大国博弈、现代文明竞争乃至构建新的世界秩序过程中，电影所能发挥的软力量都是别的任何东西无法替代的。因此，我们除了对电影本体的认识和理解进一步深化、细化之外，在某种意义上恐怕还要超越电影。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建立起更具有包容性、前瞻性、科学性的评价标准和体系。可以说，我们对电影、尤其是中国电影的认识、理解和阐释依然在路上。事实上，中国电影发展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上，那就是应该关注从单纯票房的高速增长过渡到中国电影全面质量和效益的增长上。优化电影生态，提高电影品质，推出一批有情怀、有境界、有经典气质的电影无疑是中国电影发展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对于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而言，如果说10年前关注电影产业研究具有开拓性、先锋性的话，那么今天重新回到电影美学的分析和研究则符合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的辩证法。如果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能够对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潮流和趋势作出战略性、前瞻性的研判，那对于中国电影而言真正是善莫大焉。遗憾的是，不少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依然只是聚焦于票房等产业指标，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电影理论批评应该有的高度和深度，失去了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应该有的品质和规范，也失去了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应该发挥的引领、引导作用。中国电影需要清醒和调整，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更需要清醒和调整。

毫无疑问，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是对中国电影的思考、讨论和阐释。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与中国电影一样，走过了一条有自身内涵丰富并且有其本质规定性的道路。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也应该从中国电影传统，特别是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美学传统中来汲取更多的营养，无论是概念的打造，还是方法论的借鉴和使用。更重要的是，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与中国电影特别是中国电影实践是紧急捆绑在一起的，是依托于中国电影实践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的立足点、核心竞争力在于——中国电影批评一方面在第一时间密切追踪中国电影实践，另一方面又借助于理论武器和思考前瞻性的先于中国电影实践提出问题，确立方向，在相互支撑中实现有效互动，实现双赢。毫无疑问，当下的中国电影现象是最复杂、最生动也是最具有活力的；这种最复杂、最生动也最有活力的电影实践，为电影理论批评的发展、为构建电影理论批评的中国学派提供了、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实践基础。“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从当前中国电影的丰富实践中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电影话语体系，建构电影理论的中国学派，形成建立在当下中国电影实践基础上的科学话语体系、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可以说，时代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历史契机，理应产生电影理论批评的中国学派，产生电影理论批评大师级人物。”[24]电影批评无疑是一种融汇情感与智慧的审美活动，“电影评论同时也是孕育创作人才或研究学者的温床，过去产生过伟大的理论家安德烈·巴赞和成就斐然的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现在与将来也正源源不断地推出新人”。[25]

参考文献：

[23]（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M].杨渝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24-125.

[24]饶曙光.建构电影批评的中国学派[J].电影新作，2015（5）.

[25]杨远婴.当下电影批评的格局与再建构[J].当代电影，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