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收益机制开放教育

成本收益机制开放教育（精选6篇）

成本收益机制开放教育 第1篇

成思危认为:“经济只能保证我们的今天, 科技可以保证我们的明天, 只有教育才能保证我们的后天。”研究生教育属于“精英教育”,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文化、科技等的发展水平;对一所大学来说, 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也是其办学水平、办学质量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

数量和质量是衡量研究生教育的双重标准。我国研究生教育从20世纪90年代末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经过几年的发展, 在规模上取得了很大成就, 然而, 研究生教育扩招也使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日益凸现。有人认为, 当前我国研究生整体教育质量有趋于滑坡的倾向。我们当然不能妄下扩招引起质量下降这样的结论, 但是我们应该承认, 随着研究生教育招生规模的扩张, 教育质量问题日益显现。尤其是对于办学实力相对薄弱的地方性高校, 研究生教育质量问题已引起人们的日益重视。总体而言, 笔者认为目前大多数高校在研究生教育方面存在以下特点:

(一) 研究生教育起步较晚, 而且发展规模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以山东建筑大学为例, 1998年, 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才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 拥有建筑学、土木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3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31个硕士学位二级学科授权点, 1个工程硕士培养领域。相比山东省而言, 该校研究生教育发展还比较缓慢, 发展规模也比较小。

(二) 研究生教育结构不合理。

虽然该校的研究生教育几乎覆盖了全国现有的12大学科门类, 但是所涉及的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点覆盖面窄, 而且与学位点重复建设现象并存。很多二级学科尤其是文科类成本小的学位点重复建设, 导致同类专业毕业生多, 就业困难。而许多与山东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需要密切, 社会和就业市场需求较大的学位点太少甚至没有。

(三) 学科水平总体较低, 学位论文质量不高。

学科水平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基础, 高水平的学科才能有高质量的科研成果, 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研究生。学科优势可以凝聚优秀导师、吸引优秀学生。但就山东建筑大学而言, 除特色专业建筑类以外, 其他学科水平几乎居于全省的中下游。而且毕业生优秀论文匮乏, 甚至许多在校生仍很难找到论文写作的创新点。

二、研究生教育投资成本

(一) 保健成本

人的健康状况决定了人的体力, 即人的寿命、肌体活力、力量强度、耐久力等, 而它们又是人的精神活动的基础。因此, 保健投资便成为各种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前提。就研究生个体来说, 增加其卫生、保健方面的支出将会增加其健康资本存量, 延长其寿命以及寿命期的“无病工作时间”, 并提高单位时间的工作效率。粗略地说, 研究生个体的健康投资的成本是由耗费在保健与疾病预防、医疗以及环境改良等方面的物品和服务上的一切费用所构成的。

(二) 个人财务成本

教育投资就研究生而言主要是正规学校教育投资。它主要是指研究生为接受学校教育而花费的由自身所承担的有形成本。以山东建筑大学公费研究生为例, 主要有住宿费、生活费、书本考证等学习培训费。以1年为期, 平均每位研究生所需负担的成本包括:住宿费1200、生活费4000、学习培训费1500, 当然这只是一个估计数, 实际远不止此。

(三) 学校财务成本

为提供研究生教育, 学校需购进额外的教学设备, 支付额外的水电费, 教师工资等。

(四) 机会成本

它包括的是研究生因接受教育而放弃了直接从事其他经济活动的机会所损失的收入。以往人们在谈论教育成本时, 往往只看到直接成本, 而忽视了机会成本。实际上, 对于研究生个体来说, 因其都接受研究生教育, 为完成学业而承受的机会成本是相当大的。与其本科就业的同学相比, 其不仅不能够获得自己的经济收入, 相反还需要支付一定的财务成本, 这两者之和构成了其继续教育的机会成本。

(五) 心理成本

即对未来就业的担忧, 年龄增长面临结婚生子却无经济承受能力的担忧等。

三、获得的收益

(一) 经济收益。

经济收益是受教育者因为接受研究生教育多得的经济收入。

(二) 社会心理收益。

研究生教育还会为个人带来社会地位的提高, 进入上流社会的机会、成就感和良好的卫生保健等, 这些构成个人投资研究生教育的社会心理收益。

四、研究生教育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

比较成本和收益的一种方法是计算研究生教育的投资收益率, 即经济收益与全部成本之比。根据1986年世界银行的一份调查 (调查对象为亚、非、拉22个发展中国家) , 发展中国家研究生教育的平均个人收益率为24%, 高于13%的平均社会收益率。研究生教育的个人收益率高的主要原因在于:1.不需要高素质劳动力的传统部门与需要高素质劳动力的现代部门的工资或收入差别很大;2.获得大学以上文凭后, 在现代部门中获得就业的可能性更大;3.个人负担的研究生教育成本低, 由于政府扶持, 个人实际支付的研究生教育学杂费往往只是实际培养成本的一小部分;4.由于传统部门劳动力过剩和收入低, 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间接成本或机会成本低, 即个人接受研究生教育期间实际放弃的货币收入低。

从数据统计来看, 似乎研究生教育投资不存在沉没的风险。事实上, 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扩招的日益加剧, 研究生就业难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很多研究生难以找到理想的工作, 不得不退而求其次, 甚至开始了一些卖猪肉之类的纯体力劳动;越来越多的研究生由于就业压力, 被迫选择读博。大学生失业, 人才降格使用, “学历病”等症候正在显现。特别是现在许多高校开始取消研究生公费制, 学费支出增加导致总成本上升, 毕业生工资水平的下降意味着经济收益的减少, 所以, 我国目前个人进行研究生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呈下降趋势。

五、研究生教育收益率下降反映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一) 校园质量文化氛围不够浓厚。校园质量文化是一种观念, 又是一种物化形态。它对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形成具有特殊意义。然而, 由于受外部功利性影响较大, 高校对质量文化的建设不够重视, 而恰恰现代企业对于个人的人文素养、道德素质越来越重视, 这也造成教育与现实的脱节, 使得培养出的人才难以符合社会的需要。

(二) 课程建设不完善。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 课程学习占整个培养期的近一半, 在这个阶段能否切实加强相关领域知识与科研技能的学习是至关重要的。在调研中, 笔者发现, 研究生课程设置具有随意性, 课程体系构建不完整, 存在本科化倾向;课程设置内容陈旧, 不能够有效地追踪学科发展的前沿;课程的开设有因人设课的情况, 对于一些本专业无法开出的课程也被列入培养方案, 而很多研究生感兴趣的课程, 由于本专业没有老师不能开等。

(三) 对研究生科研实践能力的培养不够, 致使许多研究生依旧像本科期间一样, 只会纸上谈兵, 缺乏将理论转换为实践的能力。

(四) 导师队伍建设滞后。首先, 导师对研究生指导不够, 而且缺乏对兼职导师的规范管理;其次, 导师遴选标准模糊, 遴选不够严格;再有, 导师缺少培训进修, 使得学生根本无法从导师那里学到真正的知识。

六、提高研究生教育投资收益率应采取的措施

(一) 转变研究生教育观念, 营造质量文化氛围, 多开展人文学术讲座, 加强学院间、各高校间的交流, 使学生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做人。

(二) 建立研究生院 (处) —学院—学科点三级管理组织结构, 明确学科在研究生教育管理中的地位和职责, 使学科资源得以整合;建立学生与学校的交流平台, 使得学校可以根据学生需求及时修订课程设置。

(三) 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能力。学院可通过建立实验室、校企合作等让学生尽快熟悉本专业的业务流程, 为将来的就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四) 加强导师队伍建设, 实行规范化聘任, 激活导师队伍, 建立和完善岗位责任制, 对导师进行培训, 激励导师加强研究生的指导, 密切师生关系。

七、结论

目前, 我国个人进行研究生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呈现下降趋势。这一现象遵循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笔者认为, 研究生教育投资就是一场个人的自我博弈, 无论结果如何, 最大的赢家永远都是自己。毕竟, 在某种程度上企业看重的依旧是高学历高素质的人才, 即使不能获得一份稳定多金的工作, 在研究生三年里学术水平及思想的提升也是一个不小的收获。我们不应该仅仅从经济的角度去衡量研究生教育投资沉没的概率, 而应更长远地看到其对未来职业生涯发展的潜在效益, 以平和的心态踏实钻研, 去努力缩短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差距, 使现行的研究生教育实现效用最大化, 真正的物超所值。

参考文献

[1]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0.

成本收益机制开放教育 第2篇

一、教育乱收费的成本与收益

按照成本收益理论，成本是指为了获得某种收益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收益则是通过投资或付出而获得的利益与效用。当收益大于成本时，付出就是值得的。教育乱收费也存在着成本与收益。教育乱收费的成本是乱收费必须承担的风险成本，而其收益则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教育乱收费现象之所以长期禁而不止，与其收益与成本的严重不对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教育乱收费的低成本性

教育乱收费面临的成本不是直接经济成本，而是可能的风险与心理成本。从近年对教育乱收费查处的情况来看，这种风险成本不外乎被撤职、党纪政纪处分、被勒令清退乱收费资金等类型。之所以称之为可能的风险成本，是因为这种成本只是一种潜在成本，且潜在性变为现实性的概率很小，对于一般学校的乱收费行为不具有震慑力。这一点从乱收费的普遍性与受到查处的学校与人员数量的有限性即可见一斑。

近年来，教育乱收费一直居于各项价格举报之首，2006年达27637件。对于教育乱收费的查处却不尽如人意。2003年起，中央政府加大了对于教育乱收费的治理力度。据不完全统计，从2003-2005年，各地共派出检查组5.6万个，检查各地学校87万多所，查处违规收费案件1.9万件，受到党政纪处分5931人，其中撤销校长794人。岡假定每所学校仅违规收费一件，那么，查处的违规收费案件仅相当于被检查学校87万所中的2.18％，受到党政纪处分者如果分属于5931所学校，则仅相当于所检查学校的0.68％，而撤销的校长仅占被检查学校的0.09％。再从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来看，2006年。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果。据统计，各地共派出1.9万个检查组，对全国25万余所学校进行了检查，查出教育乱收费资金5.72亿元，清退教育乱收费资金3.49亿元，3510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被检查的25万所学校中，仅有3510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假如一所学校查处一人，其查处率仅为1.40％，换句话说，乱收费的风险仅占被检查学校的1.40％；如果把全国所有学校都纳入其中，那么，乱收费被查处的风险概率会小之又小。如此小的风险成本，无法给乱收费学校以强大的外部压力，很难对其乱收费行为产生有效的抑制力；而规章制度的执行不力，也无法对一些学校的乱收费行为形成有效的内在约束力，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教育乱收费的禁而不止。

(二)教育乱收费的高收益性

与极低的风险成本相比，乱收费却可以使学校、教师获得较高的经济利益。以山西大学附属中学初中部为例，在将初中部民办化为“知达实验学校”以后，无论是学校还是教师都从中获得了极大利益。据一位知情教师说：“知达”早年实行梯级收费，根据考生成绩优劣，每个学生3年最低收1.5万元，高至3万元，有些甚至被索要8万至10万元。近几年，学校实行统一标价，每生交费两万元。所办班数，近年来一直维持在12个；每班人数，多数接近或超过60人。以此推算，几年来，“知达”的收费达到上亿元。其支出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笔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一笔用于教师的外出进修、学习以及招待检查部门和迎来送往。但相当一部分数千万元一是发放月奖金和代课、补课的费，除工资外，任课教师凭此两项可额外领到三四千元；二是发放年终奖：退休教师象征性领取千八百元，普通教职工3000元，相当一部分教师分到几万元，甚至接近10万元；三是游山玩水，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每年让骨干教师去“放松”，2007年夏天，有些足迹远至港、澳、台。由此可见，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是学校乱收费的助推器。

二、教育乱收费低风险的内在原因分析

教育乱收费的低风险性一方面与监管部门的查处不力有关，同时也与其自身的特点有关。

(一)教育乱收费的群体性

教育乱收费属于行业性乱收费，具有集体陸与群体性特点和广泛的社会与行业基础。在重点中小学，乱收费现象普遍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一些学校顶风乱收费，大多数学校则是随大流，亦步亦趋，紧紧追随同类同等学校的脚步，结果，普遍的从众心理与从众行为进一步泛化了教育乱收费现象，也强化了整个行业的负面公众形象，学校不再是圣洁之地，教师的形象也不再高尚，殴打教师的事件时有发生。

(二)教育乱收费的隐蔽性

当前对于乱收费的查处数量非常有限，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较大的隐蔽性。很多学校在收费时，只收费不开票，学生在交费后得不到任何形式的凭证，学校以机构“信誉”保证交费学生在该校上学的学位或参与某种活动的资格，学生家长诚惶诚恐、战战兢兢接受学校的做法。最终，虽有乱收费之实或价格违法举报，结果却查无实据，不了了之。收费不开票成为各个学校应对乱收费检查并从根本上化解风险的重要法宝，这就在无形中大大增加了查处难度，乱收费现象也变得以肆意横行。另有一些学校则通过将乱收费合法化逃避查处风险，其主要做法是将强制性的教育乱收费转化为学生家长的自愿陸捐款，通过改变乱收费的性质使其变得更加隐蔽。

(三)教育乱收费的可融通性

这里所说的可融通性是指有些乱收费从道理上似乎是可以讲得通的，如补课的费。因为补课多是在正常的课堂教学或者是在教师的正常劳动时间以外进行的，占用的是教师的合法休息时间，利用这样的时间给学生补课，给教师一定的补偿是应该的，从道理上是可以讲得通的。由于学校不可能获得该方面的财政拨款支持，对教师的劳动补偿只能通过向其劳动或服务对象学生征收。如此以来，课余时间对于学生的补课活动就变成了教师的有偿服务活动，只不过，一般情况下这种服务不是自愿进行的，而是强制性的，服务的收费标准也不是通过师生双方协商确定的，而是学校和教师单方面制定的。尽管关于有偿服务有着明确的政策规定，如“学校向学生提供服务，必须坚持自愿和不盈利原则，严禁采取强制或变相强制手段提供服务和进行收费。”但是，高考指挥棒下社会推动型应试教育使得许多重点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而不得不采取强制、有偿教学服务(补课或提高)的形式。在这里，学生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在是否接受服务上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对服务价格讨价还价的权利，不管学生是否愿意，都必须服从学校的安排。虽然这是一种不对等的交易，但却是学生不得不接受的交易。学生与家长的意见不在于补课或提高本身，也不在于收费本身，而在于其高收费。   (四)教育乱收费的利益共享性

所谓利益共享，是指乱收费不仅使学校可以从中得益，同时也使得地方政府与学校的上级主管部门可以从中获益。这就使得几个获利主体之间形成了一种利益联盟关系，对于学校的乱收费行为，上级主管部门往往会表示默认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其结果必然会纵容学校的乱收费行为。2006年3月中央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田淑兰在“教育乱收费”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六成违规收费由政府引起”。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03年10月至2004年1月，在对17个省(市、区)50个县(市、区)2002年和2003年上半年基础教育经费投入及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审计调查时发现：有45个县违规教育收费4.13亿元，其中43个县地方政府及财政、税务、教育主管部门和中小学校挤占、挪用、滞留教育资金4.45亿元，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克扣教育经费的总额，比教育违规收费的总额还要多。地方政府部门的违规行政必然导致学校的乱收费，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监管部门对于乱收费的默认与“迁就”，自然成为乱收费得力且持久的外在动力。

(五)教育乱收费的政策诱致性

这种诱致性主要体现在学校及其政策上双轨制的影响。教育乱收费，不仅有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之分，更有公办学校与以体制创新名义存在的转制学校之分，不同学校，收费政策与标准不同。以1999年率先在全省4万多所中小学中实行初中部转制的山西大学附属中学知达实验学校为例，其在原有师资队伍、教学设施不变的情况下，开始收取高额学费，初中3年学费达几万元。与之形成鲜明对此的`是，其东相距约1000米的太原市第五十一中学、其西不足500米的三十八中、其北约2000米的二十七中等公办学校，都免收学费，只收取书本费和杂费，每学年一两百元。办学体制的变化导致收费政策的变化，不同学校不同对待，从而人为制造并扩大了学校之间的收费差别和福利待遇差别，导致了一些学校领导与一般教师心理上的不平衡，也成为推动学校转制和高收费乱收费的内在经济动力。虽然自2006年起，各级政府部门全面停止了审批新的改制学校，清理改制学校也取得重要进展，但是，学校改制及在改制名义下实行的高收费乱收费给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带来的负面影响却很难在短期内消失。

(六)教育乱收费风险的自我化解性

在乱收费的同时，许多学校还通过各种方式来实现教育乱收费风险的自我化解。一是钻政策的空子。即利用中央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收费政策的不一致、或者政府收费政策前后的不一致乱收费。二是不认真落实业已建立起来的收费听证制度、公示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等规章制度，在很多学校，这些制度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没有落实在实际办学活动中，对于学校的乱收费行为自然也起不到公众监督与阻隔作用。三是利用广泛的人脉关系与社会资本。重点中小学往往聚集了不少权力者的子女，在关键时刻学校总会千方百计利用这些可资利用的家长资源尽可能化解其面临的危机。由于重点中小学学生家长背景的特殊性和权力的集中性，在应对地方性教育乱收费的检查中，学校往往会得到满意的结果，从而实现权力者得益、学校得益的双赢结果。

总之，由于教育乱收费的特点及学校自身对于乱收费风险的化解，使得乱收费的风险成本大大降低；而与此同时，教育乱收费的预期收益则大大提高，对于学校来说，其诱惑力便也大大加强。因此，要从根本上治理教育乱收费，必须加大乱收费者的风险成本。

三、教育乱收费的治理对策

(一)保证政策的一致性和连贯性

这种一致性和连贯性不仅体现在上下级政府之间的政策要一致、连贯，同一级政府前后的政策也必须一致和连贯。长期以来，在教育乱收费的治理方面，各级政府政策的不一致是导致一些乱收费冠冕堂皇、有恃无恐的政策根源。为了防止一些学校钻政策的空子，2008年4月初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发布的《关于2008年纠风工作实施意见》中，明确要求地方自行制定的与国家教育收费政策不符的文件规定一律废止，以消除政策之间的摩擦，为提高政策的执行力扫清障碍。

(二)提高教育乱收费的风险成本

要从根本上治理教育乱收费，就要提高其收费的风险成本，并且要提高到有足够震慑力的程度，使学校不敢轻易乱收费。这就要求对于乱收费一定要严加查处，真正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并追究学校校长与主要领导的相关责任。对于社会上举报的乱收费行为，必须严加追查，在发挥专门监管机构责任的同时，充分利用家长及媒体的作用，在全社会营造一个全民监督的良好氛围，加强对于重点中小学收费的审计、监督与惩处，提高其乱收费的风险，抑制其乱收费的冲动。“十一万”期间，政府准备采取两个“三管齐下”规范教育收费。其中之一是加大思想教育力度，构建“不愿为”的自律机制；加大制度建设力度，形成“不能为”的防范机制；加大监督检查和惩处力度，强化“不敢为”的惩治机制。如果两个“三管齐下”能落到实处，将会大大影响学校乱收费的成本与收益，并达到有效治理乱收费的目的。

(三)消除学校与收费上的双轨制

双轨制学校的存在是教育乱收费的一个重要原因。学校双轨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普通中小学区分为重点与非重点；一是在办学体制上分为公办与民办。不同学校，政策与待遇不同，但都对乱收费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前者，可以通过加强薄弱学校建设的办法，尽快缩小公办中小学校之间的差距，从供给方面为所有学生提供大致相同的受教育条件和机会，消除择校热，从而消除乱收费的温床。对于后者，不是消除公办与民办的区别，而是区分真民办与假民办，从根本上纠正公办学校改制和名校办民校的错误，使义务教育学校回归到政府办学的轨道上，实行统一的收费与免费政策，不给乱收费留下任何活动空间。

(四)斩断乱收费的利益链，杜绝政府部门的惩罚性经济行为

成本收益机制开放教育 第3篇

【关键词】高职院校 学前教育专业 教育私人成本与收益 入职去向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01C-0025-03

学前教育对于个人的一生来说非常基础和关键，对于整个国家和社会来说，学前教育的发展可以提高整个国家人口的素质。因此，不管是家庭还是社会，都希望有更多高素质的幼儿教师从事学前教育工作，提高学前教育的质量。高职学院学前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主要是高素质的幼儿教师。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对汕尾职业技术学院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的调查，获取毕业生的入职状况、收入状况，进一步掌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入职去向与教育私人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发现其中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研究方法

（一）调查对象。汕尾职业技术学院87名学前教育专业大专毕业生。

（二）研究方法。主要采用问卷调查、个别访谈和文献研究等方法，研究汕尾职业技术学院学前教育专业大专学生的成本与收益状况和专业毕业生入职去向之间的关系。同时运用Excel软件进行数据处理、统计分析结果。本次发出调查表87份，回收87份，有效问卷84份，有效回收率96.5%。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毕业生基本资料。学前教育专业93.1%的学生为女生。在汕尾职业技术学院学前教育专业87名毕业生中，共有6名男性。

（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入职去向情况。调查结果显示，有82.1%的学生毕业后进入了幼教机构工作，14.3%的毕业生进入中小学工作，还有3.6%的毕业生进入了非教育行业。学前教育男性毕业生有50%进入了幼教机构。通过随机的个别访谈发现很多毕业生表示将来会换工作，可能会转行。从调查数据显示，毕业生签约的时间都比较短，94.2%签约时间都在一年及其以下。

（三）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教育私人成本现状分析。教育私人成本是指受教育者个人家庭亲友为其子女接受教育直接支付的全部费用，以及达到法定劳动年龄的受教育者因受教育而未能入职可能放弃的收入。主要包括学杂费、书籍文具费、住宿费、交通费、文体费以及生活差距费等。

通过查阅汕尾职业技术学院收费情况，学院收取的学费标准分三类：文科类、理科类和外语类，学前教育专业收费标准和其他文科类专业一致。学院住宿费视住宿条件不等，各个专业都有来自广东省内各地方的学生，住宿标准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选择。因此，学前教育专业与其他文科教育专业比，住宿费、交通费以及生活差距费没有专业差别。

我国法定的劳动年龄是16岁，即义务教育结束时的年龄，而高职教育属于非义务阶段的教育，存在教育个人机会成本。教育个人机会成本是指达法定劳动年龄的个人因为受教育而放弃的闲暇和工作时间的经济价值。汕尾职业技术学院三年制大专招收对象相同，因此同等教育层次的学生在教育个人机会成本上没有专业差异。

书籍文具费和文体费则会因专业的不同而不同。各个专业每年的教材资料费预交相同数目费用，学年结束后多退少补，根据调查，平均下来各专业之间的差异不大。学前教育专业需要学习弹唱跳画等技能课程，这是专业特色课程，是必须学习的科目。这些科目的学习需要有钢琴、舞蹈服、画笔、颜料以及画纸等。在汕尾职业技术学院，琴房按固定的时间平均分配给每个同学，完全免费，勤奋的学生可以在课余时间到有钢琴的教室练习，无需缴纳额外的练琴费用，舞蹈服在生活中也可以穿，校内组织的娱乐表演的服装、用品等由学校提供。美术课的画笔、颜料以及画纸则需要自己购买。再看其他专业，比如英语教育专业必须人手一部英语词典，为了加强口语练习还需要买收音机或录音机等；语文教育专业需要购买毛笔、宣纸等用品。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每个专业有自己的特色，都需要支付额外的专业费用。而费用比较高的专业用品，学校通常都会提供，如钢琴、电脑、演出服装费用等。属于发展个人特长的校外学习班未列入计算。从个别访谈的结果来看，学前毕业生在校期间所花的费用与同等层次其他师范专业学生没有显著区别。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学前教育专业和其他文科师范专业学生相比，教育私人成本并无显著差异。

（四）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教育私人收益现状分析。教育的私人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个人（或家庭及其亲友）投资不同而获得不同的教育程度，因而从社会总产品中取得不同的个人劳动报酬。本次研究主要通过月收入标准来体现个人所获得的劳动报酬。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单位内员工之间的工资、福利待遇彼此相差无几。但改革开放后，由老板决定工资和奖金的方式被很多事业单位效仿，也有很多人认为收入和工作能力有一定相关性。因此，工资收入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一个非常敏感而隐私的话题。在回收的有效问卷中，对于工资收入，有35.7%的毕业生选择了保密，只有64.3%的毕业生进行了作答。

通过对有效问卷中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月平均收入1526元。我们把收入与工作性质进行关联时发现，进入其他教育机构的毕业生月收入为1756.25元，高出幼教机构毕业生的15.09%，而非教育行业的毕业生只有一名毕业生填写了月收入为2000元，其他均选择了保密。从个人访谈中得知，非教育机构中的待遇和工作业绩呈正比，无法进行确定，加上提成一般在每个月3000元左右，明显高出幼教机构的待遇。

（五）小结。本研究发现，高职学前教育毕业生在入职上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中，女性更愿意选择幼教行业工作。二是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在对未来的工作选择上不稳定，在幼教行业长期坚持下去的意愿不明显。三是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教育私人成本和同层次其他文科师范专业相比并无显著差异。四是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总体收入不高，相比之下，在中小学教育机构工作的收入高于在幼教机构工作的毕业生，而非教育机构的收入则更高。

三、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入职去向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毕业生择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些原因既与职业有关，又与毕业生有关，还和家庭有关，更与社会大环境有关。

（一）社会因素。社会对幼儿教师的要求和态度会让教师感到压力。尤其是在当前，越来越多的家庭中都是独生子女，这种现象进一步加剧了家长“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渴望，这些都会使幼儿教师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此外，幼教机构教师工作时间长，从早上幼儿入园到离园长达10多小时。幼儿教师工作量也很大。按国家标准，小班班级人数为15人最合适，但是幼教机构里实际人数比这个标准要高很多，一些省一级幼教机构的小班人数也在40人左右，这就需要幼儿教师付出更多的精力。然而，幼教机构招聘要求不高，社会对幼儿教师的地位较为轻视。这导致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会出现这样的想法：什么人都可以进入幼教机构做教师，体现不出专业优势；幼儿教师社会地位低、工作辛苦，又难以满足幼儿家长的要求，从而不愿意进入幼教机构工作。

（二）经济因素。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居民就业选择自主性的增强，人们对于教育的选择表现出强烈的经济考虑。教育资源投入后，对其个人的经济收益影响如何，这是教育投资者也是每个家庭非常关心的问题。通过之前的计算，幼教机构教师待遇低于其他行业，这是很多学前毕业生不愿意进入幼教机构的重大原因。

从私人教育成本看，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没有优势，一方面，高职学前教育专业的教育成本并不比其他高职文科师范专业低，而进入幼教机构工作的话，收入却比在小学、中学以及其他单位工作的毕业生收入都要低。家庭对于教育成本的投资是必然要求有对应回报的。从国家统计局的资料看，中国城市居民储蓄第一位的目的一直是子女教育，而且随着大学收费制度的全面实施，大学学费逐年上升。因此，无论是家庭还是毕业生个人都希望能尽快收回投资。通过调查也可以发现经济的因素对学前教育专业入职方向的选择影响最大。

（三）个人因素。从性别角度来看，男性更愿意按照自己的意志去生活，对个人价值的体现、职位晋升比较关注，同时受到社会观念影响，他们不愿意进入幼教机构工作。而女性更喜欢相对稳定、福利待遇好，能够兼顾个人发展的单位，因此，公立幼教机构比较受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女性毕业生的青睐。

许多大学生容易眼高手低、拈轻怕重。这个问题在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时表现为毕业生不太愿意去效益不好的私立幼教机构，即使找不到其他工作也不愿意进入幼教机构，或者把幼教机构当作临时跳板，等等。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巨大差距，影响了毕业生的入职取向。

（四）家庭因素。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与西方社会个人本位价值观不同，家庭观念在东方人的核心价值观中占有更重要的位置，东方人更注重家庭生活。一些研究表明：家庭所在地区会影响大学生的就业，学生期望入职地区与生源地一致，但是部分来自落后地区的毕业生却并不希望回到家乡去工作。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拥有了更多的择业自主权和择业机会，更倾向于进入大城市工作。因此家庭地理位置的因素对是否进入幼教机构工作造成的影响并不大。

（五）高校因素。学前教育专业的课程体系、教学质量、就业指导等因素影响了学生的入职。汕尾职业技术学院的学前教育专业属于艺体教育系，系内同时还有音乐教育和美术教育专业，在师资力量强大的同时，这也容易让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不自觉地去对比，在艺术技能的自我评价上产生自卑心理。而很多幼教机构面试的第一关就是艺术技能，毕业生带着一种自卑的心理很难有出色的发挥。其次，学前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上理论课程太多，也使得很多学生技能掌握不够熟练，难以达到优秀幼儿园的要求，不愿意去幼教机构工作。此外，学校的入职指导工作不够到位，这会使得毕业生仍然带着一种眼高手低的思想去择业，不愿意进入幼教机构工作。

四、对策与建议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在入职去向上存在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这需要通过多渠道、多方面的共同努力配合才能够解决。

（一）加强学前教育立法，实行高职学前教育师范专业定向培养和免费制度。高校学前教育专业这几年招生上生源数量不足，不可能通过面试方式选拔优秀学生，导致生源的质量严重下降。学前教育专业的学费和其他专业相比无任何优势，毕业生就业是双向自主选择。虽然学生可以自愿选择进行回乡任教以及到欠发达地区工作，但在目前情况下，如果不靠政策或报酬上的支持来吸引学生的话，是难以在欠发达地区建立优质学前教师队伍的。

国家应该实行定向招生和免费教育政策，将招生名额分配到县，按县录取，毕业后回原籍任教，定向就业。同时，通过免学费的方式降低教育私人成本，吸引家庭经济条件不太好的高考生报读学前教育专业，并通过政策的方式确保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学前教育师资的质量。

（二）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提高社会对学前教育的认识。众多研究表明，学前期非常重要，然而学前教育效果的滞后性使得其难以引起人们的重视，这就需要国家通过政策的方式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提高学前教育的地位，逐步改变人们的意识。根据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社会制度会影响到行动者的选择，所以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会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并更加重视学前教育事业，学前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得到真正实现和发挥。

（三）改革幼教机构管理体制，提高幼教机构教师待遇水平。私立幼教机构教师的待遇参差不齐，公立幼教机构在对待在编教师和非在编教师的态度和待遇上都有很大差别。如今的高职毕业生要获取公立幼教机构的编制比较困难，做一名非编教师待遇又较低，这严重挫伤了毕业生从事幼教事业的积极性。国家应改革学前教师的人事制度，在严格幼儿教师准入制度的同时，实行同工同酬，同层次资格（学历、职称），享受同等待遇的原则。理性选择理论认为，行动者的某种行动所追求的是价值或利益的最大化，国家应提高幼教机构教师待遇水平。通过研究也发现，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不愿意进入幼教机构工作的最大原因就是经济问题。因此，政府必须保障幼儿教师的基本待遇，并应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逐步提高幼儿教师的待遇，稳定幼儿教师队伍。

（四）建设有“高职”特色的学前教育专业课程体系。作为高职高专学前教育专业，培养目标定位为学前教育工作者，尤其是一线幼儿教师。这需要高校在关注人才市场需求的同时，按照幼儿教师专业标准来设计人才培养方案。应该对旧有偏重理论学习的课程体系进行改革，加大实践课程比例，改革课程教学方法，重视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此外，熟练的技能必须在长期不断的练习和实践中才能获得，高校要增加学生见习、实习时间。为充分保证学生见习实习时间和质量，最好在每学期安排一周让学生进入幼儿园，最后一年则需安排至少半年的实习时间，同时必须安排实习指导教师，切实落实每项实习任务，保证实习质量，让学生在实习中掌握工作技能。

（五）提高学生自我定位，树立科学的就业观。就业观念是直接影响毕业生入职的关键因素之一。总体上看，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的就业观是积极向上的，但是，受到社会的影响，毕业生在入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以自我为中心、急功近利，不愿做平凡小事，社会责任感、义务感淡漠等。

高校除了加强人才的专业发展外，同时也应加强价值观、人生观和择业观的教育。高校应该根据学生的思想实际，加强德育工作，教导学生在择业时不能好高骛远，盲目追求高收入和安逸的工作环境，应使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既具有远大的理想，又能合理认识自我，从基层做起，全面发展；既有合理的经济追求，也要爱岗敬业、展望幼教事业的美好前景，树立为幼教事业献身的远大志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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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宏伟，等.学前英语教育专业毕业生入职意向调查与分析[J].长沙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7（1）

成本收益机制开放教育 第4篇

近年来, 养育一个孩子需要花费高额的教育成本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2005年,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徐安琪研究员发表了一篇有关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的报告, 报告中, 她根据2003年的物价水平, 核算出徐汇区家长从孩子刚出生到30岁, 共要在孩子身上投入49万元。这一新闻在当时引起了社会不小的轰动, 而八年后的今天, 物价水平不断上涨, 加之补习班、赞助费盛行, 孩子教育所要支出的经费数量已经难以估算。

但是, 孩子教育的成本不仅表现在金钱上的花销上, 也表现在时间上的使用上。1950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是1.0年, 1980年估计是4.5年, 2000年是7.11年 (1) 。教育部2009年数据显示, 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为8.5年, 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0年以上。由此可见, 我国国民受教育水平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发展迅速。

笔者试通过第四次人口普查和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 探求十年间我国孩子教育成本的变化, 从而分析这一成本的变化的原因和对于生育决策的影响。这些研究将基于孩子成本-收益理论。

1.1 孩子成本-效益理论

不同国家或地区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同, 生育率呈现出较大差异;并且, 同一国家或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生育率也差异明显。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 大致形成了社会学派、社会心理学派、经济学派三大学派。社会学派注重从生育文化和家庭制度进行分析, 社会心理学派则认为是以孩子的经济价值减小和心理效用增大为特征的孩子效用构成变化导致了低生育率。经济学派则对孩子的成本-效益进行比较分析, 从而得出结论。孩子成本-效益理论即属于经济学派。

莱宾斯坦认为, 父母生育孩子的成本是指从母亲怀孕起到把孩子抚养成为自立者的各种费用和支出, 及父母抚育孩子所花费的时间;孩子的成本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孩子的效用包括:消费效用、收入效用、保障效用和家庭效用。家庭外部经济条件和内部经济条件同时影响着孩子的成本和效用, 而孩子的成本和效用影响着生育决策: (1) 当孩子成本随家庭收入的上升而增加时, 孩子效用将会降低, 这种成本和效用的一升一降使得对孩子的净投入增大, 从而父母对孩子的需求下降; (2) 当孩子成本保持不变时, 家庭收入增加导致孩子效用减小, 使得原来孩子效用大于成本的比值关系变为互相抵消或成本超出效用的比值关系, 从而父母对孩子的需求也下降; (3) 当孩子成本随着家庭收入的上升而下降时, 孩子效用下降的速度大于该孩子成本下降的速度, 父母对孩子的需求还是下降。

贝克尔用消费者需求理论来进行生育率的经济分析。他认为孩子是“耐用消费品”, 把对孩子的需求分为孩子数量的需求和孩子质量的需求。生产孩子需要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贝克尔认为, 孩子的数量和质量之间有一种相对的代替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 父母在孩子数量和质量上所花的费用也会增加, 但其数量弹性小于质量弹性, 而且在一定条件下, 这种相对替代关系可以转化为绝对替代关系, 其转变机制主要是避孕知识变量的加入。有超额孩子的家庭减少了对其他商品的消费, 尤其是孩子的数量直接替代商品。

美国人口学家伊斯特林提出了生育率的供给和需求理论。伊斯特林认为直接影响孩子需求的内生因素是家庭收入、价格和偏好。孩子需求直接受家庭收入、市场商品和孩子价格制约。在其他条件都相同时, 孩子需求的数量可能随着家庭收入的变动而变动。一定质量的孩子体现了一定数量的时间和商品投入, 孩子的价格会受到投入的时间和商品的价格影响。如果投入抚养和教育孩子的时间和商品价格上升, 希望得到高质量孩子的父母会支付更大的成本, 一般而言, 家庭收入的上升意味着孩子成本中预期孩子数量和孩子质量提高。由于收入和价格的这种变化, 父母对孩子的偏好也会改变, 父母将更加倾向孩子的质量, 而对孩子数量的需求会减少。而对于孩子的供给而言, 可以理解为一种潜在供给, 它受自然生育率和婴儿存活率的影响。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对孩子的供给和需求也有较大影响, 因素包括:公管卫生和医疗技术的发明、正规学校教育的改革;城市化、新商品的引进、家庭计划方案的实施。

1.2 概念界定与理论假设

孩子的教育成本, 是指父母为了让孩子得到正规教育而支出的各种费用, 以及所父母花费的时间;既包括孩子的学费、杂费、宿舍住宿费、书本费等, 又包括父母为孩子教育而失去的闲暇时间和浪费的时间。

本文里, 我们将用两个指标来衡量孩子的教育成本, 即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就学率。平均受教育年限, 是某一时刻某一人群受教育年数之和与该人群总数之比, 用来解释某一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状况。就学率是指各类在校学生数与相应年龄应受教育人数之比, 常用来说明教育普及程度。而人口学一般认为劳动年龄人口是15～64岁人口, 所以, 为了让研究结果更准确, 我们将计算已经达到劳动年龄人口在普查时年轻人的教育成本, 也就是普查时15～24岁人口的教育成本。

为了让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就学率这两大指标对于孩子的教育成本更具有说明性, 我们还将做出以下假设:第一, 每一单位受教育时间所需要的教育成本相同, 例如, 甲受教育10年, 乙受教育20年, 则乙是受教育成本是甲的2倍;第二, 在相同时间段, 每个人花费的教育成本是相同的, 可以这样理解, 2000年某地15岁就学人口为2万人, 16岁就学人口为1万人, 那么该地2000年15岁就学人口花费的教育成本是16岁在学人口的2倍。

我们的研究是要查看孩子教育成本变动对于生育决策的影响。这里, 我们选取了总和生育率这一指标来观察。总和生育率 (Total Fertility Rate) 指假设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 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众所周知, 总和生育率的变化受多重因素的影响, 包括社会发展程度、医疗卫生水平、政策限制、生育观念等等。而从孩子成本-效益角度分析, 总和生育率是人们在进行了孩子的成本和效益比较之后做出的生育决策的结果, 它同时受孩子的成本和孩子的效益影响;孩子的教育成本作为孩子的成本之一, 必然对总和生育率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 不能疏忽的是, 我们这里研究仅仅是孩子教育成本的变化与总和生育率的关系, 研究略显片面, 所以不能因此否认其他因素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

1.3 数据来源及说明

研究中所使用数据的原始数据均来自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 (2) 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3) 。

在计算平均受教育年限时, 每种学制的受教育年限按以下计算:小学5.5年, 初中8.5年, 高中11.5年, 中专11.5年, 大学专科14.5年, 大学本科15.5年。另外, 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增加了文盲、扫盲班和研究生, 分别按0年, 1年, 18.5年计。然而值得说明的是, 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的“大学本科”的实质含义是“大学本科及以上”, 这部分人计算人均受教育年限时全部按“15.5年”计算似乎有失公允, 但是考虑到1990年前后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人实属少数, 所以笔者认为可以将这部分人暂时忽略。

对于城乡孩子的教育成本分析中, 由于未能找到第四次人口普查的人口教育程度城乡数据, 故只对第五次人口普查的人口教育进行了分析, 其中, 城镇数据来源于“全国分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的6岁及6岁以上人口 (城市) ”数据和“全国分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的6岁及6岁以上人口 (镇) ”数据的加总。

2 数据分析

总体上来说, 从1990年到2000年, 中国孩子的受教育成本上升。具体表现为, 1990年15～2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87年, 2000年15～2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08年, 增长15.37%;1990年15～24岁人口的就学率为94.28%, 2000年15～24岁人口的就学率为98.88%, 十年间就学率增长4.88%。

2.1 分性别孩子教育成本比较

由于中国几千年“重男轻女”、“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文化影响, 家庭中女孩的教育问题往往不被人们重视。表现在孩子的教育成本投入上, 我们也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平均受教育年限上, 如图1所示, 无论是1990年还是2000年, 15～24岁人口中男孩的值均高于女孩, 男孩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8.0874年、9.1909年, 女孩分别为8.0874年、9.1909年, 其增长率均为13.64%。

就学率上, 如图2所示, 1990年男孩就学率为96.98%, 2000年为99.21%;1990年女孩就学率为91.45%, 2000年为98.53%。可以推算, 从1990年至2000年, 男孩的就学覆盖率扩大2.23%, 女孩的就学覆盖率扩大7.08%;分别增长了2.30%和7.74%。

由此可见, 由第四次人口普查到第5次人口普查的十年间, 分性别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率没有差别, 也就是说, 就时间而言, 十年来, 父母对男孩和女孩的平均教育成本投资的增长率没有差别。但是, 就代表教育普及程度的就学率而言, 十年内女孩的就学率增长了7.74%, 远远高于男孩, 可以理解为, 社会上有更多的人愿意为女孩进行教育成本投入 (图1、图2) 。

2.2 年龄别孩子教育成本比较

从年龄别平均受教育年限上看, 无论是1990年还是2000年, 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7岁或18岁处出现拐点, 原因是15岁、16岁人口大都处于在读期间, 难以计算出最终的受教育程度。但是从增长率可以看出, 16岁～21岁人口的平局受教育年限明显增高, 且程度大于其他人口,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 中专、高中、大专、大学本科教育得到了更好的普及, 家长更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可能的情况下接受更长时间的教育;而21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程度不及16～21岁人口原因可能是研究生教育普及程度尚不及高中、大学本科的普及程度, 并且2000年距离国家实施“高等教育扩招政策”仅有一年之久。

可以说, 10年的变化是家长更愿意为义务教育以上的高等教育进行教育成本投资。

分年龄被就学率在1990年和2000年均显示出了随这年龄增长就学率下降的趋势, 原因在于越到高等学历就读人数越少, 这一特点符合一般规律。而各年龄组就学率的增长程度处24岁组以外, 则显示出了随着年龄增大增长程度扩大的趋势。这再次证明了我们前面的结论, 接受义务教育以上学历的人员比例日益增大, 家长更愿意为义务教育以上的高等教育进行教育成本投资 (表2、图3、图4) 。

2.3 城乡孩子教育成本比较

我国城乡成二元经济结构, 这一特点也表现在了孩子的教育成本上:2000年普查数据显示, 城镇15～2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农村, 城镇15～24岁人口就学率高于城市;并且这规律体现在城乡分性别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就学率上。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农村家庭的父母不如城镇家庭的父母为孩子教育成本投资多。这既与农村对于教育的观念有关, 更与农村的教育资源有关。并非农村父母都不希望子女读书成才, 而是由于农村教育资源落后于城市, 基础教育差, 使得在农村孩子买入高等教育时难以与城市孩子竞争。表3中就学率“百分比差值”表现的更为明显, 随着年龄的上升, 城市就学率与农村就学率差异成增大趋势, 城市远远超过农村。可见, 越到高等教育, 农村孩子的机会越小、竞争力越低 (图5、图6、表3) 。

3 孩子教育成本与总和生育率

1990年代初, 全国性调查的数据都一致性表现出生育水平大幅度迅速下降 (陈胜利, 1996;于景元、袁建华, 1996;曾毅, 1996) , 后来的一些全国性调查乃至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出来的总和生育率 (TFR) 甚至低到了“似乎难以解释的极低水平 (郭志刚, 2000;张为民、崔红艳, 2002;于学军, 2002;丁峻峰, 2003) 。

郭志刚根据2000年普查数据重建的全国1990年代的总和生育率如下:1990年2.373, 1991年1.803, 1992年1.683, 1993年1.570, 1994年1, .466, 1995年1.479, 1996年1.362, 1997年1.308, 1998年1.309, 1999年1.233, 2000年1.232。 (郭志刚, 2004)

可以看到, 1990年代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迅速, 到2000年远远低于更替水平。笔者认为, 孩子教育成本的上升和总和生育的下降二者有着相互影响的关系。

一方面, 总和生育率下降诱导孩子教育成本上升。计划生育政策限制了人们的生育决策, 根据贝克尔的孩子需求理论, 孩子的数量和质量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那么在限制了生育数量的情况下, 父母会通过提高孩子的质量来满足欲望, 而增加教育投资无疑是提高孩子质量的一种有效途径。

另一方面, 孩子教育成本上升导致总和生育率的下降。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正如莱宾斯坦所言, 观念的转化、人口城市化、家庭结构的变化、妇女受教育状况的改善、劳动力人口的流动等因素都会间接影响生育率下降而这些因素都可以通过影响教育成本来影响生育率。这些变化也正悄然发生在中国的1990年代, 观念的转化让中国人越来越重视教育的作用;人口城市化, 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口孩子的教育成本增加;家庭结构由联合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 代际支持减少孩子教育成本完全落在父母身上孩子教育成本增加的速度大于家庭收入增加的速度, 且大于孩子效用增加的速度, 父母对于孩子的需求下降, 影响生育决策, 对总和生育率下降产生影响。

4 讨论

4.1 孩子教育成本上升的其他表现

前文讨论的孩子的教育成本通过“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就学率”表现出来, 但笔者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衡量是片面的, 因为它只衡量了孩子教育成本的显性成本, 即每个人都要花费的时间, 和在这一时间内的平均金钱支出。

但是, 孩子的教育成本还存在隐性成本。幼儿园数量不足问题严重, 入园之前幼儿园对于孩子的各种考核日益增多, 并且家长为了让孩子进入好的幼儿园还要交高额的赞助费。“小升初”、“中考”、“高考”的战争日益剧烈, 各种课外辅导大行其道, 既增加孩子的学习时间, 有增加家长的金钱支出, 并且家长为了陪孩子上辅导班而花费的机会成本更是难以计算。大学阶段, 各种“证书”的考试、为获取各种证书而上的学习班再次增加了教育成本。孩子教育成本中的隐性成本价格越来越高昂。

4.2 孩子教育成本上升的原因

(1) 家庭收入:经济的突飞猛进带来的是人均收入的增长, 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越高, 投入到孩子质量上的费用也就越多, 每个孩子的质量也就越高。由于父母从高质量孩子身上得到的效用大于低质量的孩子, 所以父母更愿意在孩子的教育、培训上花费更多的投入提高孩子的质量。

(2) 孩子的质量偏好:贝克尔认为, 父母的偏好总是指向高质量的孩子, 即父母宁愿选择数量少的高质量孩子, 也不愿意选择数量多的低质量的孩子。所以为了获取高质量的孩子, 必须加大教育投入。

(3) 政策与观念:计划生育政策限制了生育数量的选择, 同时生育观念的转变使得人们不再愿意多生, 所以, 父母用提高孩子的质量来弥补数量的不足。

(4) 教育成本本身的升值:由于人们越来越重视教育, 近年来教育的隐性成本不断增加。

4.3 孩子教育成本何去何从

孩子的教育成本不断增加意味着这个社会对教育的重视, 和人才的产出;但是, 笔者认为教育成本无限增加并非是百利无一害的好事, 这涉及到两个问题。

第一, 教育显性成本无限增加的后果是整个社会受教育水平普遍过高, 导致劳动力的“奢侈使用”, 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使用着大量的高端人才。无疑这是对教育投入的一种浪费。

第二, 教育隐性资本的增加使教育失去意义。赞助费是上学成为“财力”的竞争而非“才力”;辅导班让学生失去独立自主学习的能力与年轻人该有的活力;奔波于各种证书的考取使得教育成了形式。

所以, 如何使孩子的教育成本的效益最大化还值得我们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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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志刚.对中国1990年代生育水平的研究与讨论[J].人口研究, 200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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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收益机制开放教育 第5篇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人力资本投资比物质资本投资更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高等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 作为一种理性的投资行为, 高等教育投资的成本和收益问题也一直倍受关注。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 教育经济学家便将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引入到教育领域, 并作为测试教育收益率, 制定教育计划和实施教育评估的重要工具, 为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提供了理论和数据上的支持。

黑龙江省由于经济增长较为缓慢, 在高等教育投资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因此, 对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投资现状进行科学的分析并给出相应的建议, 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相关理论概念

1. 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理论的重要贡献是冲破了传统理论中资本只能是物质资本的束缚, 将资本划分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 这样就能够以全新的视角来进行经济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在当今时代, 人力资本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 在经济增长中, 人力资本的作用远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的质量, 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 高等教育可以培养出高技术知识程度的人力, 而高技术知识程度的人力带来的产出明显高于技术程度低的人力。因此, 舒尔茨认为“人口质量和知识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前景。”

2. 成本收益理论。

成本收益分析的目标是追求效用的最大化, 高等教育的投资也是从追求利润最大化出发, 以求用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只不过在进行研究时, 各类文章或专著普遍将高等教育视为具有巨大正外部性和消费竞争性及明显排他性和拥有公共产品特征的准公共产品。 (1) 投资经费不能简单地视为由政府承担, 因而在分析高等教育投资成本时应遵循“教育成本分担理论”和“谁受益谁付费”的公平原则, 高等教育投资收益分析则应该从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两个方面展开, 这也对应了成本收益理论中只有收益各方按比例分担各自的成本, 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观点。 (2)

3. 高等教育投资的成本。

高等教育的投资成本应从社会成本和个人成本两个方面分析。社会成本又可以分为直接社会成本和间接社会成本。其中前者主要是指政府或者高校为培养人才所直接支付的费用, 后者主要包括培养人才所需要的时间成本以及在接受教育过程中, 因无法劳动或工作而给社会带来的无形损失。同样地, 个人成本也分为直接个人成本和间接个人成本。直接个人成本是指由家庭或个人所支付的从接受教育到开始工作期间的一切费用, 包括学费、生活费等;间接个人成本主要是在达到工作年龄后因选择继续接受教育放弃工作而给自己带来的损失, 以及包含在其中的心理成本。

4. 高等教育投资的收益。

一般情况下, 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与其个人的经济收益是成正比的, 通过高等教育可以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技能, 并因此带来更高的经济收入。同时, 高等教育的收益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 其社会收益也十分明显。一方面, 高等教育既可以培养或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知识和劳动技能, 又可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并通过教育使新兴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工具在短时间内为劳动者所掌握;另一方面, 通过高等教育, 可以提高人们的道德认识, 激发人们的道德情感, 并不断校正人们的道德行为, 促使人们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

二、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

高等教育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其社会成本更容易受通货膨胀、教育供给与需求状况、高等学校之间的竞争、教育技术的运用、管理水平和效率等因素的影响 (3) 。当作为个人投资者时, 家庭的收入水平和教育投资观念将成为影响投资决策的关键因素。

在对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时, 在社会和个人两个角度上的价值衡量略有差别。政府和公共部门等投资者更注重的是社会收益最大化, 其常用的投资决策评价方法为净现值法。即社会净收益=社会收益-社会成本= (内在收益+外在收益) - (内在成本+外在成本) 。计算公式为:

NPV=B-C

其中NPV为净收益现值, B为全部收益, C全部为成本, 考虑到时间t和折现率r, 则:

通过计算NPV的值来评价投资决策的可行性。NPV>0, 决策是可行的;NPV<0, 决策不可行。NPV=0, 此时通过方程求得的折现率即为内涵报酬率IRR, 一般情况下, 当IRR小于市场报酬率或折现率时, 说明该决策无法达到标准投资收益率 (或预期收益率) , 是不可行的;IRR大于市场报酬率或折现率, 说明决策可行, 且IRR越大说明投资决策越优。

知识经济时代, 如何通过高等教育获得更多的个人收益是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近年来, 考研人数的不断增加使“考研热”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社会现象。基于个人投资者的角度, 引入明瑟 (Mincer) 收益模型来进行说明:

式中, Y表示工作收入, S表示受教育的年限, X表示工作年限, 对上式两边求偏导, 可以得到:

b为明瑟收益率, 指在相同工作年限条件下, 就业者多接受一年教育的收入比未接受该年教育收入的变化率。

据应届毕业生网统计数据, 2012年毕业生平均年收入为40328元, 其具体收入状况见下表1和表2。

(单位:元)

(单位:元)

可以求得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收入系数 (等于接受某级教育的收入与平均收入的比值) (4) 分别为1和1.45, 以此推算出研究生未来的预期收入见表3。

(单位:元)

运用SPSS19.0, 结合上述表格中的数据, 可以得到回归方程 (在进行回归分析时, 将本科生的受教育年限设定为16年, 研究生的受教育年限设定为19年。)

从回归结果上看, 回归系数的标准差都很小, 说明它们对总体参数的估计较为精确;T的绝对值均大于3, 表明回归系数都是显著的;R2很大, 说明方程的拟合优度很好;F值远大于20, 说明整个方程是显著的。其中, 明瑟收益率b的值为0.124, 意味着在本科教育的基础上多接受一年教育可以给个人投资者带来12.4%的收益, 这就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近年来“考研热”的现象。

三、黑龙江省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现状

图1为新华网2012年4月公布的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教育发展指数排名部分截图, 从图中可以看到黑龙江省排在第11位, 与教育发展较好的省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综合社会和个人两个角度考量, 现阶段黑龙江省的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 教育投入总体不足, 高层次人力资本大量外流。根据黑龙江省2013年的统计年鉴数据, 2012年, 黑龙江省地区生产总值 (GDP) 为13691.6亿元,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位列全国第17位。其中教育投入仅占GDP的3.98%, 也未到达作为世界衡量教育水平基础线的4%, R&D经费为129.6亿元, 占GDP比重仅为0.95%, 更是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7%。在有关专家的评估中仅能排在第三方阵, 稍好于一些中西部经济科技相对薄弱的省份。受制于经济水平和地理位置的影响, 黑龙江省人力资本的流失现象也十分严重。仅2011年黑龙江省的本专科毕业生出省就业的人数就将近45000人, 超过全年毕业生总数的20%, 在高层次的人力资本中, 约40%的博士、硕士学位拥有者流往外地 (5) 。

2. 教师人力资本水平较低, 教学仪器搁置浪费。“十五”期间, 黑龙江省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高校教师占33.25%, 低于全国平均值4个百分点, 截止到2012年, 全省高校共有教授6928名, 副教授13843名。具有高学历高职称的教师数量较少, 青年教师的教学科研能力又相对不足, 加之缺少相应的政策保障, 造成了高校教师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在2001年至2010年间, 全省公共财政教育投入从65亿元增加到299亿元, 增长了3.6倍, 年均增长18.5%, 为高校的教学仪器等硬件建设提供了保障, 部分高校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增长了2~3倍甚至更多。然而, 仪器设备的性能不断提高, 大部分高校教师队伍的建设却未随之进行相应的改革培训, 明显滞后于教学仪器等硬件的发展, 导致高性能的仪器设备长期处于低效率的运转甚至搁置状态 (6) 。

3. 专业设置过于盲目, 个人教育投资观念陈旧。在2012年黑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招生人数中排名前三的学科依次为工学、管理学和文学, 分别为46324人、25820人和23760人, 占招生总人数的34.98%、19.50%和17.94%, 而人数最少的历史学和哲学仅为561人和83人, 占总人数的0.42%和0.06%。此外, 黑龙江省25所本科院校均开设了管理类专业;有20所院校开设了计算机类专业, 占总数的80%, 剩余的5所院校为医学类和体育类专业, 属于单科性院校;另外还有21所院校开设了外语类专业, 占总数的84%。 (7) 由于高校在专业设置和招生上的盲目, 不仅压缩了自身的生存空间, 降低了高等教育的收益水平, 也导致了考生在报考时一味地追逐热门专业。此外, 很多家庭在对子女进行高等教育投资时也依然受着“学而优则仕”和“高投入高收入”等传统观念的影响。

四、对策和建议

黑龙江省是一个教育大省, 但并非教育强省。针对目前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投资现状中存在的问题, 笔者提出以下三点对策和建议。

1. 继续加大对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投入力度。高等教育对现代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和保障作用。人才培养的滞后性决定了高等教育发展的优先性。黑龙江省的高等教育曾经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做出过历史性贡献, 但是, 改革开放以来, 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使得按照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来的黑龙江经济始终没有迈上快速发展的轨道, 政府在全省高等教育投入上始终落后于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十二五”期间, 黑龙江省一定要抓住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机遇, 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使省内高等院校的生均拨款水平真正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要进一步拓宽投资渠道, 鼓励和吸纳民间资本、企业资金投向高等职业教育和民办高等教育;要把社会捐赠作为增加高等教育投入的重要渠道, 国家要将社会捐赠的配比资金覆盖到地方院校, 充分体现政策的公平性。

2. 深度开发高校教师资源, 提高教师人力资本水平。在提高政府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基础上, 黑龙江省政府要在高校教师资源的开发上加大工作力度。一是通过“请进来”的方式, 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来黑龙江高校从事教育教学和科研工作。在吸引优秀人才来黑龙江高校工作的问题上, 既要舍得投入, 又要制定灵活多样的引才政策;既要用事业吸引人才, 又要用感情留住人才, 还要使引进的人才生活的体面舒心, 真正形成拴心留人的引才机制。特别是要注意积极引进外籍教师来黑龙江高校工作, 通过柔性引进人才的办法提高外籍教师在黑龙江省高校教师队伍中的比例。二是通过“送出去”的方式, 把黑龙江省高校教师, 特别是年轻教师有计划地选派到国内、国外高校和科研机构中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工作。通过国内、国外之间的校际交流, 不断扩大黑龙江省高校教师的学术视野, 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国际化程度, 进一步增加高校教师的人力资本。

3. 优化学科专业结构, 积极引导家庭和个人理性投资高等教育。“十二五”期间, 国家要着手对全国高校进行分类管理以解决高校发展目标趋同的问题。黑龙江省高校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 进行系统地学科专业结构调整。要通过学科专业结构调整, 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积极发展名牌专业和特色学科, 依靠特色学科专业提升学校的层次和品位, 高校要靠特色立足并为行业、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由于教育投资的收益具有间接性、滞后性和长期性的特点, 高校要积极引导家庭和个人理性投资高等教育, 注意对考生选择学校和专业的指导。既注重学历, 又要注重能力;既要看个人兴趣, 又要看学校特色, 不能以学科专业的冷热为判断标准, 简单地选择学习专业, 从而导致教育投资的不理性和成本的增加。

摘要：教育是促进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的重要手段, 高等教育的质量直接影响着人力资本的质量。首先, 对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关理论和概念进行界定。然后, 从社会和个人两个角度对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投资进行成本收益分析, 并运用SPSS软件计算出明瑟收益率为12.4%, 从个人投资者的角度解释了近年来“考研热”的社会现象。最后, 结合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投资现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成本,收益

注释

1武长河, 蒋莉莉.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投入研究的缺陷[J].高等教育研究, 2006 (10) :49-53

2石鸿, 刘颖.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分析[J].中国冶金教育, 2004 (1) :4

3甘国华.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研究——基于准公共产品理论分析框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7

4李雪.我国研究生教育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 2010

5翟丽丽, 云丽虹, 单子丹, 等.黑龙江省人力资本外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J].科技与管理, 2013, 15 (1) :50-53

6孙正林, 陈立君, 张春雷.加强实验队伍建设, 提升师资队伍整体水平[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2013, 32 (8) :448-450

成本收益机制开放教育 第6篇

㈠山东省农民工的基本情况

农民工是指在我国特有的“二元”制社会结构下, 具有非城镇户口、不从事农村生产经营而主要在第二、第三产业的单位工作并领取工资的人员[1]。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农民工是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

山东省是传统农业大省, 拥有丰富的农村劳动力资源。截至2006年末, 总人口9308.9万人, 其中农业人口6055万人, 占65.05%[2]。全省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为4862万人, 农村从业人员4419.6万人, 其中外出从业劳动力760.9万人。全省转移到非农业的农村劳动力达1574.1万人, 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2.4%, 其中90%在省内就地就近转移, 70%以上在县内转移[3]。

外出农民工受教育水平主要集中初中及初中以下。其中文盲占1.4%, 小学文化程度占12.8%, 初中文化程度占74.9%, 高中文化程度占9.7%, 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2%[3]。与山东省农业从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横向比较, 如图1所示, 外出从业人员整体受教育水平高于农业从业人员, 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收益效果从农民工角度分析可以得到有力的体现。

山东省外出从业人员中, 主要集中在第二、第三产业, 多数在技术水平低和“重、脏、苦、累、险”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转移到第二产业的人数占56.1%, 其中, 转移到制造业的占38.6%, 转移到建筑业的占15.1%;转移到第三产业的人数占43.6%, 其中, 交通运输业占7.9%, 批发和零售贸易业占9.9%, 住宿和餐饮业占9.3%,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占19.7%[3]。

外出农民工收入水平与其付出的劳动不相称。2006年山东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达1571.3元, 比农民工工资水平高27.5%[4], 再考虑到农民工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作条件恶劣、劳动保障差等因素, 农民工相对收入水平更低。

㈡研究意义及目的

从农民工的现状来看, 一方面是农民工收入低, 而且是整体收入都偏低。收入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农民工数量庞大, 而且所从事的低端简单劳动替代性很强, 相互之间竞争十分激烈。另一方面是产业升级所需要的中高级人才十分匮乏, 在东部沿海地区频频出现用工单位招熟练技术工人难。照这两方面来看, 农民工有提高自身素质摆脱低端劳动市场竞争的动力, 同时国家也需要这方面的人才。但是实际上却并没有出现教育投资空前高涨的场面。因此, 测量农村教育资本的投资收益以及分析教育投资对农民工收入分配的影响,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利用所收集的山东省的农民工数据, 采用人力资本理论和技术经济学及财务管理的分析方法, 研究农村家庭投资教育所带来的收益。结合山东省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 希望能对农村家庭投资教育提供参考, 并为山东省农村教育的发展提出建议。

二、模型构建

㈠模型构建原理

由于教育的投资具有连续性, 而带来的收益具有滞后性的特点, 其成本和收益都具有时间价值, 所以投资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关系可以利用技术经济学中所学的净现值的方法来表示。

假设教育的投资发生在数期内, 令C表示教育的投资成本。Ci为第i期的投资成本, r为市场利息率, n为预期投资年限, 则教育投资成本的现值和为:

同理, 假设A为教育投资的预期报酬收益, Ai则报酬期中第i期的收益, 教育投资预期收益的现值和为:

综上, 计算整个教育的投资净收益公式如下:

V为整个教育投资的净收益;r为利息率;Ci表示第i年 (i=1, 2, k) 的教育投资成本, 1～k年为教育期间;Ai表示第i年 (i=k+1, k+2, L) 的收益 (工资, 福利收入等) , k+1～L年为工作期。该公式内含原理十分简单, 就是将各年的成本收益分别折现, 以计算整体的收益现值是正是负来判断投资的可行性。很明显, 折现值大于零时教育投资是有“利”可图的, 而折现值小于零时, 表明教育投资是亏本的。

㈡相关概念

教育投资成本是指为使受教育者接受教育而耗费的资源的价值, 它既包括以货币支出的教育资源的价值, 也包括因资源用于教育而造成的价值损失, 通常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机会成本) 两大类[5]。

个人在教育投入上的直接成本是指个人在教育上的直接货币支出, 包括学费、书费、交通费以及住宿费等各项支出。个人在教育投入上的间接成本是指个人因接受教育所放弃的闲暇和工作的代价。这种放弃的闲暇和工作的代价属于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 选择了教育意味着放弃了闲暇和工作的机会。

模型中的Ci表示接受教育期内每一年投入的总成本 (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 其中间接成本在此模型中采用某人接受高一级教育而放弃的低一级教育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所获得的收入。

教育收益是指通过教育这种人力投资的重要途径, 给投资者带来的收益。微观经济活动中, 教育作为商品被个人、家庭所购买, 不但可以满足受教育者精神上需要, 增长其才智;同时又给受教育者在工作期带来源源不断的收入流, 所以它既属于消费品又属于投资品[6]。进一步说, 个人在教育上的支出即属于消费又属于投资。至此, 我们已经能够了解, 个人的教育收益最起码可划分为货币性的投资收益和非货币性的消费收益[6]。由于现实中非货币性的消费收益不便于测量, 模型中计算的是教育的货币性的投资收益, 即Ai所代表的是个人、家庭因教育所增加货币性收益。该模型除了“经济人假设”等经济学通用假设外[7], 还存在

以下假设:为了计算简便, 教育投资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均发生在接受教育期间的年末, 而不是陆续发生;市场利息率或折现率 (r) 固定不变;一个人只有两种活动可以选择:一是教育投资, 二是就业。

三、模型分析

㈠分析依据

个人选择继续教育投资成本增加这毫无疑问, 但是接受不同阶段的教育成本的增加所带来的收益有什么差别呢?文章将引入具体数据进行分析。

文章的重点是要分析农村家庭在子女初中毕业后面对继续上学和参加工作时会做出何种选择。本文选取初中毕业基于以下两点考虑:首先, 在实行义务教育的阶段, 个人接受教育的这些费用基本上由政府承担, 也就是说个人接受教育承担的直接成本很小。但在义务教育阶段是不允许个人弃学就业的, 所以无论义务教育阶段对个人的收益是多少, 都是个人必须接受的教育阶段。在非义务教育阶段, 政府提供的资助相对来说大规模地减少, 在教育上的大部分支出由个人承担。其次, 目前山东省农村居民每百名劳动力中文盲和半文盲平均占4.75%, 小学程度19.96%, 初中程度54.86%, 累计79.57%, 而达到高中程度的占15.65%, 中专程度的有3.45%, 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占1.33%[8]。山东农村劳动力基本教育程度在初中及初中以下, 初中教育水平占绝大多数, 选择接受非义务阶段教育的较少。

㈡分析方法

本文主要是在不同的教育投资项目之间的比较, 按照模型原始形式为:

通过比较V (整个教育投资的净收益) 判断一个人教育投资是否带来了一生整体利益的提高, 由于Ai的数据量太大, 需要有整个生命周期的收益流, 测算非常困难。所以, 在比较分析设定的项目优劣的时候, 采用了财务管理中常会用到“差额分析法”。考虑所比较项目之间成本与收益中互不相同的部分, 即差额部分, 将差额折现以比较项目之间的优劣[9]。

运用差额分析法分析时, 模型可演变为以下形式 (其中字母前“Δ”均表示差额) :

假设对比较项目A与项目B进行比较, 公式中ΔCi表示项目B比项目A在1到k中第i期增加的成本, ΔAi表示项目B比项目A在k+1到L年中第i期所增加的收益。

当假设使ΔV=0时, 表示此时项目间成本的差额部分与收益的差额部分相等的。具体到教育投资, 则表示对不同教育投资项目成本的增加等于教育收益的增加量。利用这一相等关系, 本文将着重分析教育投资项目之间所增加的成本Δci, 并折现带入ΔV=0, 计算出ΔAi。ΔAi的值表示投资高一级的教育收益与比低一级的教育收益至少多出ΔAi, 对高一级的教育投资才是值得的;反之, 教育投资则是亏本的。

㈢引入数据

本文将农村家庭教育投资设定为如下形式的三类投资项目:A为初中毕业后直接参加工作;B为初中毕业选择职业教育的, 毕业后参加工作的;C为初中毕业后继续上高中和大学, 并假设高中三年后考入大学, 大学四年后直接参加工作。

第一, 投资职业教育与直接工作比较分析。在满足假设的前提下, B项目比A项目多了一个3年的投资期, 这3年内增加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读职业中学阶段三年接受教育比不接受教育增加的费用主要有学杂费和参加工作的工资收入。

根据山东省规定的职业高中学杂费标准见 (表1) , 取职业中学平均的收费标准604.17元/学期, 即一年学杂费是1208.34元/人。

单位:元/学期

资料来源:山东省各地教育局、物价局资料。

对于参加工作的工资, 本文对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和收入分布进行了实证研究。数据分布在山东十个地市, 有效样本共1356, 其中来自笔者假期调查样本156, 来自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调查的数据550, 青岛大学经济系调查的数据650。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 笔者选取了调查对象的受文化程度及对应的收入水平两项统计指标。对所得数据采用算术平均数方法计算出初中毕业的农民工月收入约842.14元, 一年以十二个月计的收入为10105.63元;职业中学毕业的农民工月工资则为1250元, 一年以十二个月计的收入为15000元。

将数据代入公式得ΔCi=10105.63+1208.34=11313.97元。另外, r一般以一年期贷款利率代替, 考虑到商业银行的加权平均贷款利率在6%左右变动[10], 为了计算简便将r限定为6%。将ΔCi代入折现可得: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调查, 中国公民的实际平均退休年龄为53岁[11], 职业中学毕业18岁后工作工作了35年, 将数值代入公式计算出ΔAi=2654.69元。其实际意义是, 一名职业中学毕业生一年要比已经工作3年的初中毕业的工人工资高2654.69元, 相当于每月多赚221.22元, 每个月平均工资要达到1063.38元。根据调查数据显示的职业中专毕业的学生每月工资达1250元大于1063.38元, 可以推算得出一年的净收益达到2239.68元。所以, 职业教育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值得投资。

第二, 投资大学与直接工作比较分析。项目C为初中毕业后继续上高中, 并假设高中三年后考入大学, 大学四年后直接参加工作。为方便成本的计算, 我们将读高中并升入大学的七年教育投资期分为高中三年和大学四年两个阶段。

高中阶段三年接受教育直接成本主要为学杂费, 收费标准见 (表2) 。根据本文研究对象农村家庭的实际情况, 采用农村普通高中学费标准计算一年的学杂费为1142.86元。工作收入按为10105.63元/年计算。高中阶段三年接受教育比初中毕业直接工作的费用包括学杂费和参加工作的工资收入。将数据代入公式得

单位:元/学期

资料来源:山东省各地教育局、物价局资料。

大学阶段ΔCi也是由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两部分组成。大学学费与高中学费一样存在着差异, 具体是按山东大中专院校学费收费标准和结合实际估算的杂费标准见 (表3) 来计算。

单位:元/学年

资料来源:山东省教育厅。

数据所示, 大学阶段每人每学年的花费为10750元, 加上放弃工作所得的收入

综上, 7年间总的教育投资成本折现为

令ΔV=0, 大学生毕业22岁后, 假设退休年龄仍为53岁, 工作31年, 则ΔAi=7532.86元, 即大学毕业生每个月要比一名工作七年的初中毕业熟练工人多赚627.74元。也就是说一个月要赚1469.87元。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网站发布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第三次学生就业调查结果的课题简报显示, 2007年毕业生月起薪的算术平均值为1798元, 有一半的毕业生月起薪在1500元以上, 而另一半的毕业生月起薪在1500元以下。

第三, 投资大学与职业中学比较分析。把读大学与初中毕业选择职业教育比较, 在初中毕业后, 选择三年的职业教育一年的学杂费平均值为1208.34元, 选择农村普通中学的一年的花费为1142.86元, 即高中阶段比职业中学教育投资少65.48元, 即选择高中教育ΔCi=-65.48。

而大学阶段的教育投资为在读期间的学杂费和职业中学毕业后参加工作的收入, 所以

综上, 总的教育投资成本为:

同理, 要使ΔV=0, 计算得ΔAi=10588.99元, 即大学毕业后每个月要比一个职业中学毕业的熟练工人多赚882.4158元, 即每个月收益要达到2382.42元, 这与前面提的调查显示数据2007年毕业生月起薪的算术平均值为1798元相差比较大。单从这一点上来看, 让人很难相信投资上大学的教育是“有利可图”的。

㈣对上面的分析加以修正

由于为了简化模型分析, 实际上少考虑了许多因素, 这些因素可以包括增加成本的因素和增加收入的因素。

第一, 增加成本的因素。一方面, 文中的模型采用的数据, 尤其是教育投资期里的成本是属于比较谨慎的数据。如从大学期间费用来看, 采用公立学校的收费标准, 差不多是最低标准;高中时是按收费较低的农村高中计算成本并且没有计算很多学校要求的所谓择校费。另一方面是教育投资的风险考上大学的概率。文中假设高中三年后即考入大学, 但是实际上又有多少人能考上呢?如果考不上大学或者说要复读几年来考大学, 这种风险对于农村家庭来说是很难承受的,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农村家庭一般只愿意为学习好的子女提供上高中的机会, 而学习不好的往往就得另找出路了。这个风险如果想体现在公式里, 可以按照“调整现金流量法”给收益期加一个风险权数, 如果风险权数是0.5 (表明考上大学的概率是50%) , 就意味着ΔAi应是原来的两倍。

第二, 增加收入的因素。增加收入的因素主要是指教育作为投资项目带来的非货币性的消费收益。例如, 教育可以满足受教育者精神上需要, 增长其才智;接受了高等教育往往也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提高, 可以得到别人的尊重;受过较多教育的父母对子女的认识发展有更大的促进作用[12]。现实中, 高层次的学历就业有很多进入国企、事业单位、机关、外企的机会, 拥有非货币化的福利、收入以及各种保障, 工资上升的空间比较大。

㈤结论通过利用模型对不同的教育投资项目的成本收益进行如上比较分析, 得出以下的结论。

第一, 农村劳动力在具有基本的初中毕业的文化程度后, 选择继续投资受教育比直接参加工作收益高。分析数据显示, 投资职业教育毕业后, 一人一年的工资可以比初中毕业净收益2239.68元, 投资收益效果明显;投资大学毕业后, 虽然直接收益效果没有职业中学毕业效果显著, 但大学教育对个体长期职业发展的作用毋庸质疑的, 工资的提升速度和水平均比初中毕业的教育程度快。

第二, 农村家庭在选择初中毕业继续接受教育时, 选择接受职业中学比上高中读大学的更实际。从两个投资项目之间的投资成本收益来看, 与职业中学毕业生月工资1250元比, 大学生毕业一个月收益要达到2382.42元才可以收回教育投资成本;并且相对读大学, 投资职业教育风险小, 对与农村家庭收入整体水平不高的情况来说, 应明智地选择教育投资成本风险小、收益大的职业中学教育。

四、原因分析

通过以上对农村家庭教育投资成本收益的研究,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农村对高等教育投资是缺乏经济动力的。本文从影响教育成本收益的多个方面考虑, 分析原因如下。

㈠教育投资成本分担不合理加重了投资负担

山东省农村家庭教育成本分担的不合理集中表现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收费过高。非义务教育, 尤其高等教育学费过高一直是备受争议的事实。现行山东省学费标准是按高校生均年日常运行成本核算的。这一成本高的超过1.4万元, 低的在1万元左右, 按25%提取, 每生每年学费便是3500元。很显然, 将高校日常运行成本都折算计入学费, 无形中加大了学生应当负担的比例, 这是不科学、不合理的。而且即便按照3500元计算, 大多数高校的学费水平也远远超过了这一标准[13]。2006年山东省农村家人均纯收入为4368.33元, 而投资一个大学生一年的成本为10750元, 据山东省农村调查队调查, 200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7%, 农村人均教育消费支出增长25.8%, 农村家庭支付大学教育的成本困难, 即使他们认为大学教育是“有利”的, 也会因缺乏资金而放弃这个“投资”, 资金的匮乏实际上是农村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之一。

㈡教育资源供给不足降低了投资意愿

山东省虽然自古以来有着崇尚教育的观念, 但却是一个高等教育小省。山东省的人口在全国排行第二, 历年高考报名人数均在全国前三名。然而同时, 山东省高等教育的供给十分有限。一是本科招生的数量少。2007年山东省高考招生达到41万人, 但本科招生不足16万人。二是山东高校少。山东高校的特点是数量少, 规模小, 水平低, 分布散。山东共有本科院校42所, 包括部属院校三所, 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石油大学。按山东总人口约9300万人计算, 平均221万人有一所高校。这42所高校每年从山东招生的本科人数不到16万人, 平均每所高校招生人数不超过4000人。因此, 尽管近几年高校一再扩招, 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激烈高考竞争在山东依然没有得到改变。这种对教育资源的竞争所带来的风险, 直接影响了农村家庭选择投资高等教育。

2007年山东省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为51.98万[14], 与考入大学相比相对容易。但职业院校教资力量不足, 实训设备配备相对缺乏的情况也不容忽视。直接的后果就是毕业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和对不同岗位的适应能力比较欠缺[2], 影响了农村家庭对职业教育的投资。

㈢经济产业结构发展决定了人力资源的需求

随着改革开放, 山东省作为重要的沿海经济省份, 经济发展和产业状况出现了新的局面。具体体现在山东省的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 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 年均贡献率为57.4%, 占到了近六成, 拉动经济增长最高达14.1%, 平均为6.69%。例如山东半岛的8个城市制造业实现增加值5380.9亿元, 占山东省规模以上工业的82.8%。拉动工业增长25.2%, 发展势头强劲[14]。与此同时, 山东省农民工就业地域中, 选择在环渤海地区就业的占79.3%, 产业发展的现状决定了人力市场在一段时间内相对于大学生更需要的一线职业技术性劳动力。

五、建议

㈠政府加大教育扶植管理, 减少直接成本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体制决定了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不平等性, 因此, 山东省作为一个农业大省, 应该对农村教育政策倾斜力度逐步加大。在财政上, 保证明确教育投入责任, 使财政对教育的公共投入总量每年的递增幅度不低于同级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同时, 按照农村教育发展的需要, 把财政的教育投入增量, 重点用于缩小地区之间公共教育投入差异和城乡之间公共教育投入差异, 尤其要加强对贫困地区县乡的教育投入。建立教育成本核算体系, 实行合理的成本分担。在公开学校经费预算的前提下, 开展生均培养成本核算, 通过社会专门机构开展成本收益评估, 向社会公布结果, 并且同财政拨款紧密挂钩, 规范学校收费。

㈡调整教育结构, 发展职业教育

通过上文分析, 我们可以现从农民工的角度来看, 职业教育或培训投入的成本低, 收益。最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是通过职业教育的转移, 最好的扶贫通过职业教育的扶贫。所以, 政府必须对教育结构进行调整以证研究型、开发型、应用型人才的合理比例结构。结构调整既准未来新经济关键领域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性人才培育, 要面向当前社会急需产业的技术性人才培养。在高等教育向众化迈进的同时, 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关注市场, 合理规, 重点扶持发展和创建一批高、中级职业技术学校。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规范的职业教育机制, 可以界定统一的职业资格标准, 建立国家职业资格鉴定专门机构, 扶持重点培训基地;深化高职院校教学改革, 把职业资格培训和职业教育相结合。这样可以使职业教育的文凭更有公信力, 同时吸引更多的农村家庭合理选择教育投资[15]。

㈢促进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