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科普范文

地质科普范文（精选4篇）

地质科普 第1篇

比赛期间中国石林喀斯特地质博物馆的3名选手,立足于博物馆特色,体现自身资源,分别从《神奇的矿物世界》、《地球生物演化发展史》、《动物的牙齿》几个方面,通过视频、PPT与现场讲解,深入浅出、生动形象、大方得体的为观众送上了丰盛的地质科普大餐,充分展现了中国石林喀斯特地质博物馆讲解员和云南科普工作者的卓越风采。

通过层层角逐,3名选手获得“昆明市科普传播使者”荣誉称号,2名选手在云南省首届讲解大赛中表现突出,获优秀奖。

此次大赛,吸引了各大媒体的关注,扩大了科普工作的影响力;比赛选手相互交流学习,进一步提升了科普工作者的工作能力;以比赛的形式向广大民众传播科学知识,取到较好科普宣传和基地宣传作用。

地质科普 第2篇

关键词：科普,地质公园,发展

我国国土资源颁布的《中国国家地质公园建设指南》中明确指出:“建立地质公园的主要目的是为保护地质遗迹资源,普及地学知识,同时以旅游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由此可以看出,科普及科普旅游在地质公园的建设与发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 科普对地质公园建设与发展的作用

试想若没有成功的科普,社会大众就难以了解地质公园,也就自然不会去欣赏地质公园。而若广大群众无法进入地质公园,建立地质公园也就失去了最基本的意义,因此,科普直接关系到地质公园的建设与发展。另外,随着人们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旅游,现代人们不仅仅是游山逛水,而且更热衷于了解旅游地的背景及科学内涵,以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素养,拓宽自身视野及知识面。为此就有必要利用现代化科学技术,采取社会大众易于接受的方式,将枯燥而深沉的地学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科普产品,将地学知识真正在社会大众当中普及开来,从而通过旅游带动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此外,很多欧美国家将科普视作地质公园及保护区建设的理念驱动及必要元素,地质公园的建设与实施基本都是依靠科普方式完成[1]。由此也可以看出,科普有利于促进地质公园的建设与发展。

2 地质公园如何成功进行科普

2.1 准确定位宣传对象

地质公园的宣传对象主要有青少年、科学工作者、社会大众及外国人。首先是青少年,特别是大中院校的学生及中学生,多年以后,其可能成为地质公园的管理人员、建设人员或是游客,直接关系地质公园未来的建设与发展。其次是科学工作者,不管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的工作者,其都对地质风光非常感兴趣,也是地质公园的重要游客,因此,也不能忽视对此类人群的科普。再次是社会大众,我国人口数量超过13亿,而其中了解地质公园的人员所占比例未达1%,,试想若能激发更多人员了解并深入地质公园旅游,地质公园的建设与发展道路将会无限延长。最后是外国人,包括外籍华人。我国地域辽阔,地质复杂多样,地貌景观非常丰富,如岩石、溶洞、丹霞、奇峰等,这些都极大地吸引着国外游客,科普工作若能普及这些人,地质公园的建设与发展将会有着光明的前途[2]。

2.2 选择适当的宣传媒体

根据宣传对象的特征,可选择网络、电视、报纸、杂志、书刊、广播等媒体。地质公园管理人员首先可利用QQ、新浪微博、搜狐、网易等大众化媒体,将地质公园的相关内容展现出来,以形成良好的外在形象。其次,可利用国家级地质公园门户网站,结合各地地质公园的具体情况,建立有特色的地质公园网站,刺激宣传对象点击了解。同时,还可利用电视、广播等媒体进行宣传,如可在中央10套播放有关于地质公园的宣传短片,或是开辟地质公园专题栏目,为观众介绍地质公园;利用报纸、杂志、书刊等进行科普,如《中国地学》、《中国国家地理》、《科技导报》、《中国中学生报》等;利用推介活动进行科普,如2003年及2004年,南阳市在北京所举办的“丹江情”旅游宣传活动,这就是利用推介活动进行科普以促进地质公园建设与发展的表现。

2.3 选取科学的宣传内容

根据宣传对象的不同,选取科学的宣传内容,才能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如针对高中文化程度的宣传对象,可利用《百科知识》进行宣传。如2004年第9期所刊登的《地质公园:美与文化的徜徉》,此文详细介绍了国内第1批8个世界地质公园;再如《北京日报》2004年7月7日所介绍的国内世界地质公园及3个地处北京的地质公园,这是《北京日报》首次系统地刊登国家地质公园信息。此外,《中国国家地理》也为地质公园的宣传作出了一定贡献。

3 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科普在地质公园的建设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效完善了地质公园的建设,并促进了其向前发展。因此,在未来的工作中,要结合我国地质公园的实际情况,同时借鉴发达国家地质公园科普的经验,在广大科普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做好我国地质公园的科普建设工作,以期加快我国地质公园及科普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正洪,杨桂芳.中国地质公园科普创新政策研究[A].中国地质学会旅游地学与地质公园研究分会第27届年会暨张掖丹霞国家地质公园建设与旅游发展研讨会论文集,2012

地质科普 第3篇

一、科研之翼:勤奋专注, 勇于创新

(一) 青年勤奋, 潜心于学

李星学, 字行之, 1917年4月出生于两广两湖兵家必争之地湖南郴县坳上, 童年饱受战乱之苦, 直到10岁才受正规小学教育。1935年至1937年就读于长沙雅礼中学, 常受科学教育和爱国主义熏陶。1938年夏, 因参加全国高校统考名落孙山, 于是将卧室命名为“三三斋”, 闭门苦读数月后, 成功考取了金陵、同济大学的物理、医学系。1938年秋途经重庆大学时, 受著名地质学家、二舅朱森教授影响, 极力劝改学地质学, 从此李星学与地质古生物学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

大学时期的李星学, 经常中午不休而勤奋学习, 获得优异成绩, 顺利考入当时中国地学界人才汇聚最多之地重庆北碚中央地质调查所。1944年李星学跟随在北碚任兼职研究员的斯行健先生学习, 并投身于古植物学研究。斯先生是国际著名古植物学家, 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所长。李星学常受到斯先生的亲切教诲, 静心研究, 潜心于学, 还秉承了其治学严谨、不畏艰难和待人热心的精神。经过长期的潜心研究, 李星学终于在1955年有了他第一篇独立写成的古植物学论文《论拟织羊齿》, 这是李星学发现, 但曾被斯先生忽视的一种二叠纪植物。紧接着, 李星学提出了一批祁连山化石是东亚地区首次发现的纳缪尔期植物群等观点。此后, 李星学获得了斯先生的认可, 才被放心地去独自承担很多较大的研究课题。

(二) 排除万难, 勇于创新

20世纪40年代, 抗战期间的重庆经常遭到日军空袭, 人们精神状态长期处于惊恐之中。此时的李星学生活非常艰苦, 但他排除外界干扰, 仍坚持做科学研究, 协助斯先生完成了两本有关侏罗纪植物的古生物志和若干篇论文。50年代之后, 经过在华北和内蒙古的几年地质勘探研究和积累, 李星学成果丰硕。1963年出版了两本古生物专著《华北月门沟群植物化石》《中国晚古生代陆相地层》, 同时为应地质野外工作者之需, 合编了具有科普性的著作《中国中生代植物》。

我国地大物博, 是华夏植物群的故乡, 占世界四大植物群之一。李星学身为华夏之子, 得天独厚, 几十年来成就举世瞩目[1]。如《华北月门沟群植物化石》是一部关于华夏植物群分布概况的经典之作, 是李星学研究华夏植物群的心血结晶。该著作系统记述了华夏植物群化石37属88种, 有1新属13新种和1新变种, 并对每种化石作了时代鉴定。这些属种里的一些新种和典型属种曾被国内外许多专著或教科书广泛引用, 其中就有国际古植物学会编纂的综合性巨著《古植物学论丛》。书中还充实了华夏植物群的组成内容, 创建从本溪组至石千峰组6个植物化石组合层序, 即将植物群分为早、中、晚3个时期, 并将中期和晚期各划分为A、B两期, 从而理顺了华北至东亚晚古生代陆相地层划分对比关系, 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李星学的这种勇敢和创新精神深得古生物界同行们的高度赞誉, 他的划分方案至今仍被国内外学术界广泛采用。李星学在该书中对瑞典古生物学家T.G.赫勒 (Halle) 的经典著作《山西中部古生代植物》有关华夏植物群的结论也做了重要补充和修正, 如:华夏植物群与安加拉植物群的关系、山西组植物群的内容与时代对比, 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人士的普遍重视。因此, 可以说该著作是一部研究华夏植物群最重要的参考文献, 于1978年获得中国科学院重大科学技术成果奖。

古生物研究涉及地层学, 古代陆相地层研究是古植物学的基础。1959年, 为满足全国地层会议的需要, 李星学结合长期野外工作经验和资料积累, 参阅引用近500篇中外文献, 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赶写出了又一代表之作《中国晚古生代陆相地层》。这部典型之作以古植物学观点为主, 将自早泥盆纪至晚二叠纪陆相地层逐一进行了划分和对比, 并论证了一些长年悬而未决的重要地层时代问题, 如:龙华山群、五通群、石千峰群和G层铝土矿等。同时, 他实事求是地阐述了一些地层存在的问题, 并指出了今后的研究方向, 其中某些观点已被证实。《中国晚古生代陆相地层》将某些有关地层的传统观念进行了重要修正和补充, 阐述了我国晚古生代地层分布规律, 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至今仍是地层古生物工作者重要的文献资料之一。李星学在这个时期里的著作成果, 奠定了其学术地位, 深得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赞誉。

(三) 团队合作, 引领卓越

文革十年, 李星学停止了一切科研工作。直至70年代中期, 在和同事、外单位同志协助下, 他又走向了新的产出高峰期。

1975年, 为填补我国早、中泥盆世植物研究领域的一些空缺, 培养专业人才, 李星学带领蔡重阳、欧阳舒对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滇黔、四川等地进行广泛的地质剖面勘查, 采集大量的植物化石。然后根据研究情况, 与蔡重阳合编了不少文章, 为后续的研究发现和人才培养, 起到重要的奠基作用。1980年, 李星学参加北京首次青藏高原科考国际会议后, 开始着手于青藏高原古植物及其地层、地理区划的研究。他还与姚兆奇、吴一民等进行合作, 先后发表了近十篇相关论著, 对该地区古生代植物群的组成和地质、地理分布的概貌有了全面的认识。

70年代的李星学在甘肃靖远、景泰等地, 都有较详细的地层古生物研究。80年代后期, 正值第11届国际石炭纪地层会议在中国召开, 李星学与吴秀元、沈光隆再次对这些地区进行勘查研究, 并为此会议的成功举办, 先后合写了十几篇研究论文作为会议资料。尔后在1993年, 李星学将颇具特色的纳缪尔期植物及古生物地层的论文, 合编并出版《北祁连山东段纳缪尔期地层和生物群》专著, 还获得了1995年第七届全国优秀科学技术图书奖一等奖和1996年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三等奖。该著作约有60余万字, 200多幅图, 后附110幅黑白照片图版, 是全球海陆交互相纳缪尔期生物地层和动植物群研究和相关高等院校的重要参考资料和书目。其详细研究了此类地层唯一发育地区甘肃靖远、景泰等地的石炭纪地层及生物群, 系统地描述其中的植物、孢粉和头足类化石218属494种, 包括2个新属50个新种, 还特别研究了我国尤其丰富、世界上亦属罕见的含棱菊石类Eumor phoceras带的植物[2]。书中以详实的地层剖面资料、丰富的生物化石, 对北祁连山东段纳缪尔期生物地层进行详细分层、分界, 厘定地层单元含义, 树立了我国纳缪尔期海陆交互相剖面的代表柱, 成为国内外同期地层赖以对比的标准, 填补了国内外石炭系中间界线研究的空白[3]。此书还有新见解, 认为偶脉羊齿类等植物起源于我国西北地区, 然后辐射迁移到欧洲, 提出了华夏植物群起源于中国而非欧美的观点, 并初步提出“前华夏植物群”的概念, 引起国际同行巨大的反响[4]。此外, 由于书中的许多研究资料, 主要来源于腾格里沙漠的东南边缘, 所以该著作不仅为沙漠地区煤、石油、天然气等沉积矿产资源的勘探和进一步探讨该区古地理、古环境、古气候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还为开发大西北提供了基础地质资料[3]。

1980年, 李星学参加英国伦敦首届国际古植物学大会后, 深感我国白垩纪植物方面研究的薄弱, 于是开始对该植物群进行研究。终于在1986年, 与叶美娜、周志炎合作的《中国吉林蛟河杉松早白垩世晚期植物群》专著问世。这部著作不仅充实了我国早白垩世植物群的组成内容, 还采用了较新的研究方法和细致而简明的论述, 都颇具特色[5]。八九十年代的李星学, 还进一步对华夏植物群做系统研究, 并将同时代的欧美植物群、安加拉植物群和冈瓦纳植物群三大植物群也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除了六十年代《华北月门沟群植物化石》的研究发现外, 李星学此时在这几大植物群的研究里有较重要发现:1980年的《东亚华夏植物群鳞木类植物》, 1986年的《二叠纪华夏冈瓦纳混生植物群》, 1997年的《华夏植物群的起源、演替与分布》, 还有1996年与吴秀元合著《中国及邻区晚古生代植物地理分区》等。尤其在大羽羊齿类植物的研究发现里, 1983年与姚兆奇合著《华南大羽羊齿类植物生殖器官的发现》, 是近百年来此类古植物学研究最具突破性的进展, 是华夏植物群研究中最重要的代表, 曾引起国内外学术界高度关注。

李星学从事地质古生物学研究六十多年, 自1943年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后, 先后发表140多篇论文和出版11种专著, 其中有10多项研究成果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中科院重大成果奖、自然科学奖和科技进步奖等, 硕果累累。李星学一生勤奋好学, 专注于古生物和陆相地层学研究, 以持之以恒、勇于创新的精神, 不断练就科研之翼, 使之丰厚坚毅, 立于国际古生物研究领域先列。

二、科普之翼:无私奉献、为国利民

据第八次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统计, 我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仅有3.27%, 相比发达国家水平显得很低, 而且科技人员参与科普工作的现状比较严重, 大部分科学研究人员很少甚至没有参加科普工作。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作为科普工作的主体, 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科普责任和应尽的国家义务, 做好科普宣传工作, 自觉培养起群众的科学兴趣爱好, 唯有将科普像科技创新那样重视, 才能使得科学的两翼强壮而有力[6]。

(一) 不吝时间, 科普推广

科普是科技成果实现社会价值的桥梁, 没有了科普, 科研便失去了意义, 而离开科研, 科普则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没有前途[7]。至今仍有不少人对科普工作漠不关心, 他们认为撰写科研论文是真正的搞科研, 事关职称评定, 而科普文章是雕虫小技, 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不划算。李星学勤勤恳恳、潜心坚持研究古生物学几十年, 既担负着繁重、艰苦的野外勘查、科研和撰写研究论文、专著工作, 又花费大量时间来创作出不少科普文章和著作。他用浅显的语言表达专业高深的古生物、地层学知识, 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益, 对提高全民族科学素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普及我国地学界古植物学知识, 使之进一步传播和推广, 促进我国古植物学的迅速发展, 李星学分别在1963年和1974年, 合编了《中国中生代植物》和《中国古生代植物》科普专著。李星学在著作中将近百年来相关的研究文献资料做系统地总结, 并进行简要综述和附以图示, 对推动古植物学在我国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两本比较通俗实用的古生物专业书籍, 满足了当时的国家发展的需要, 而正是由于李星学朴实无华的爱国主义情感, 成为他重要的潜心科研动机[8]。李星学在《心迹中国院士实话实说》的科普文集里曾说过, 个人的兴趣爱好首先要服从国家的需要, 虽然地质勘查工作条件十分艰苦, 但却为解放初期的国民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

李星学怀着浓烈的爱国情感, 无私奉献的科普精神, 产出不少地质古生物科普专著。他还对我国古植物学发展与研究工作作出了评价研究, 如在1981年与周志炎合著的《中国古植物学三十年》, 2000年发表的《亚洲华夏植物群研究现况评述》等。这些宝贵的科普成果, 不仅让国内外学者能够全面了解我国古植物的研究现状与发展历史, 还有助于提高我国古植物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

(二) 一生爱国, 精神普照

李星学除了在古植物学里有部分专业科普成果产出外, 他还用最生动、浅显的言语来讲述科技故事, 表达了对科技未来的憧憬, 对我国科普教育事业发展的期盼。这方面的产出有1981年与周志炎、郭双兴合编的《植物界的发展与演化》和2000年与王仁农编著《还我大自然地球敲响了警钟》高级科普读物, 还有《生物的奥秘》等。

李星学在《植物界的发展和演化》专著里, 根据野外勘查采集的植物化石标本, 分类介绍了大量的古植物知识, 并运用唯物辩证法原理和通俗的语言阐释了植物界发生、发展和演化的历史过程。该书分类系统的叙述, 呈现出李星学非常清晰的哲学思想脉络, 体现了其广阔的哲学视野, 从而帮助后来者能够站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高度上更加热爱科学, 并以正确的认识论和理性的思维为指导, 解决学习、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8]。在长期的勘查科研工作中, 李星学通过大量的地质剖面实地考察和研究报告, 深刻意识到人类对地球环境的破坏。所以李星学警示后人, 声讨人类《还我大自然地球敲响了警钟》, 通过翔实的勘查调研数据, 客观描述了当今地球遭受的各种破坏和大自然严重失衡的现象, 还旁征博引了许多古今中外环境保护实例, 呼吁国家应从人口控制、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及与自然和谐相处等方面出发, 进一步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问题, 做到防患于未然。

李星学一生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研究, 是由于其怀着对个人、家庭、科研事业、祖国发展、社会和谐的强大责任心, 是真实的爱国主义情感和以身作则的榜样精神体现。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甘心牺牲大量的业余时间, 尽心尽力做地质古生物学的科普工作, 并将成功之道和科学精神传授后人, 努力推动国家科学事业发展。

三、科研科普相结合, 引领科学新辉煌

李星学始终关心年青人的学习和事业发展, 并将其一生总结为“学贵有恒, 业精于勤”, 寄语于后人努力。他将成功之道、科研精神应用于人文思想教育领域, 产出不少内容丰富的文章, 比如《勤奋是做学问和立身之本》《勤能补拙》《成功的人没有不勤奋的》。在许多文章中, 他多次谈起其外语学习的艰难历程, 由于专业研究需要经常参考大量国外的论著和文献, 若多掌握一门外语就等于多一把通向知识宝库的钥匙, 所以他决定报名参加法语提高班。但是李星学在学习法语时已年近半百, 是法语培训班里的最高龄者, 记忆力和精力无法与年轻人相比, 为了不至于落后, 他除了每周3小时听课外, 还坚持用每天早晚的空闲时间来背单词、做练习, 从不间断。通过4个月培训之后, 最后坚持下来的仅有七八个人, 其中李星学在结业考试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其往后的科研工作里, 李星学能够熟练地阅读和使用英、俄、德、法语的专业文献资料, 主要靠其持之以恒的勤奋精神。此段经历亦成为了经典传读, 收录于卢嘉锡、吴阶平主编的《院士思维》, 李士主编的《心迹中国院士实话实说》和韩存志主编的《新世纪的嘱托院士寄语青年》等科普文集中。

科研成果需要科普工作进行推广应用, 才能产生社会价值, 而科普工作必须以科研为基础, 两者紧密结合才能实现成功价值最大化。李星学的地质古生物研究是非常艰辛复杂的科学工作, 既要有不畏艰险、排除万难和不怕牺牲的坚强意志;敢于实践、勇于创新和持之以恒的精神;潜心钻研、勤奋努力和踏实严肃的学习、工作作风, 还要有相当强健的体魄, 敢于改正错误的宽阔胸怀, 立足于广大群众、热爱国家的情操, 才能在科学工作上取得较大的成就。这不仅是李星学对其学生的要求和年青后来者的殷殷期盼, 更是他科研人生的真实写照[8]。李星学以难能可贵的精神, 不平凡的科研一生, 通过科研科普相结合, 造就了一双坚实丰厚的科研科普“双翼”, 引领更多的科学“双翼”展翅翱翔, 为祖国科学事业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邹国良, 柳杉.刻在植物化石上的李星学[J].科学大众, 1993: (13) .

[2]吴秀元.北祁连山东段纳缨尔期地层和生物群[J].地层学杂志, 1995.

[3]刘韶明.北祁连山东段纳缪尔期地层及生物群[J].古生物学报, 1993, 32 (05) .

[4]王军.纪念李星学教授[J].古生物学报, 2011.

[5]李星学.勤奋与求索—李星学院士自述[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108-118.

[6]人民政协报编辑.科普与科技是科学的两翼[J].政协天地, 2012.

[7]窦杰贵.科研与科普应当同时并重双管齐下[J].中华临床医学杂志, 2005, 6 (06) .

地质科普 第4篇

科普著作是科技文体的一种, 兼具科技文体科学性和文学作品文学性的特点, 是介于科技文体与文学作品之间的特殊体裁。在当前的国内图书市场, 科普图书无论是从种类还是销量而言都不甚理想。本文作者在翻译《普通地质学》的过程中, 对翻译实例进行详细分析, 寻求行之有效的方法解决翻译过程中在选择词义及句法转换方面遇到一些难题, 从而得出最自然贴切的译文。通过这些努力, 对于功能对等理论的理解得到了进一步加深, 同时, 作者在该篇论文中总结的翻译原则及方法对科普翻译今后进一步的研究作了铺垫。

二、文献综述

很长一段时期, 科普作品的翻译在翻译界未被重视, 但随着国际交流的加深, 许多优秀的国外科普著作被引入国内市场, 如《时间简史》、《裸阳》、《太空漫游》等, 在这种趋势下, 一些中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科普翻译进行广泛的研究, 主要侧重翻译原则与翻译策略方面。郭建中在2004年的《科普与科幻翻译》一书中将科普著作定义为“Science made simple for the public”, 是文学与科学的结合体。方梦之在1999年出版的《科技翻译:科学与艺术同存》中提到科技著作根据其正式程度可分为不同的类别。

三、“功能对等”理论指导下《普通地质学》译文分析

本文作者从功能对等理论的角度出发, 以《普通地质学》翻译实践为研究, 探索恰当的翻译策略来解决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1.科普作品的写作风格与特点。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也应该将科学性作为第一考虑要素。科普著作所传达的科学知识必须正确无误, 符合逻辑。

科普著作的第二个特点是文学性。既然科普作品是科学与文学的结合, 那么文学性便是其不可或缺的一个特点。很多成功的科普著作所使用的语言非常优美, 是阅读成为一种美的享受。

2.科普文体的翻译原则与策略分析。科普著作的翻译标准是由其性质与特点决定的, 同时也取决于其读者对象。在高度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作者将科普文体的翻译原则总结为下面三点。

(1) 忠于原文。译者必须传达准确的信息, 因为科普著作的主要目的就是向大众传播科学知识。

(2) 译文要流畅自然。正如前文已经讨论过的, 文学性是科普著作的一大特征, 尤其很多著名的科普作家, 都有鲜明的写作风格, 因此译文也必须体现原文的文学美。

(3) 通俗易懂。从读者的角度以及作品本身而言, 通俗易懂是作品的生命。在很多情况下, 译者必须改变原有的句子结构甚至是重写句子来使译文为译入语读者所理解和接受。下面, 作者将从两个层面对科普著作的翻译策略进行探讨。

首先是词汇意义。奈达曾经说过, 翻译即译意。为了译意, 译者首先要能准确译出词语的意义。郭建中将与科普翻译密切相关的词语意义分为四类:概念意义、语境意义、搭配意义及文化意义。本文从该观点出发, 列举一些翻译实例进行阐释。

其次是句法。英汉两种语言在表达形式上有很多差异。翻译的过程中, 为了获得对等的译文, 译者在很多情况下需要对原文的句法作出适当的改变。奈达曾说, 译意, 就必须改变形式。

例:Modern scientific discoveries lead to the conclusion thatenergy may be created from matter that in turn may be createdfrom energy.

译:现代科学的发展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物质可以产生能量, 能量又可以产生物质。

原句包含一个同位语从句, 其中就带有一个定语从句, 译文则用三个并列从句来表达。

例:NATURAL RESOURCES ARE NOT ENDLESS ANDMUST BE MANAGED

译:自然资源是有限的, 人类必须谨慎管理

译文用两个短句将原文一分为二, 更加具有可读性。鉴于英汉两种语言在句法层面的巨大差异以及科普翻译的目标, 这种句法改变的例子在科普翻译实例中极为常见。

四、结论

通过详尽的分析与研究, 笔者得出结论, 用功能对等理论指导科普翻译具有可行性, 对翻译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可以帮助译者选择合适的策略与方法来表达原文的内容与内涵。在《普通地质学》翻译实践的基础上, 作者对功能对等理论的指导意义作了简要的总结, 探讨了科普著作翻译的一些原则与方法, 对今后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参考文献

[1]Leech, G.N.Semantics:The Study of Meaning[M].Bungay, Suffolk:Richard Clay, 1981.

[2]Newmark, Peter.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