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透明度的研究述评

财政透明度的研究述评（精选7篇）

财政透明度的研究述评 第1篇

随着经济发展的全球一体化,世界各国在享受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成果同时,也逐渐意识到世界经济链中其他国家的经济状况将一定程度上影响本国的经济发展,开始关注他国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对财政透明度的呼声也日益高涨。透明度的缺失被认为是导致危机频繁爆发的重要因素[1,2,3,4,5]。为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2008年5月1日我国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然而与IMF推出的《财政透明度良好做法守则》相比,我国财政透明度仍有一定的差距。据国际预算合作组织(IBP)公布的2008年预算透明度的调查结果,在所调查的世界85个国家里中国排在63位,也未达到预算透明度所要求的基本标准。因此,迫切需要提升我国财政透明度。鉴于此,本文对国内外财政透明度的研究进行梳理总结,指出其尚待研究的方向。期望对丰富我国财政透明度相关理论有所裨益。

1 财政透明度的界定

财政透明度是一个非常抽象而复杂的概念,难以全面、清晰的加以界定,目前比较权威的定义是Kopits和Craig给出的,即财政透明度主要是指政府向公众最大限度的公开政府的结构和职能、财政政策的意向、公共部门账户和财政预算等信息。这些政府活动信息具有可靠性、全面性、及时性、易懂性以及国际比较性,以便于选民和金融市场准确地估计政府的财政地位和政府现在、未来的经济及社会活动的真实成本和收益。并从制度透明度、会计透明度、指标与预测的透明度等三个方面对财政透明度的含义进行详细说明[1]。这是迄今为止对财政透明度最全面的定义,被广大国内外学者所引用,IMF制订的《财政透明度良好做法守则》也是以此定义为基础的。

国内学者对于财政透明度的界定基本上引用Kopits和Craig的定义,或者与其本质相同。但Kopits和Craig给出的财政透明度定义只是从范围上指出实现透明的要求而对于信息披露的对象、方式、时效等因素未涉及,更重要是缺乏对“度”的界定,这是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

2 财政透明度的构成要素及测量

财政透明度是财政制度的一种表征现象,透过它的涵义也可知其涉及的范围很广泛,对其进行测量具有一定的难度。尽管透明度的研究得到了广泛关注,但关于财政透明度的构成要素的实证研究非常有限。

Von Hagen和Ian J.Harden(1995)[2]根据预算过程中财政部长的职责、议会程序的限定、预算的透明程度、预算执行中灵活性等特点,以财政表现的政府支出、政府赤字、政府债务等三个的变量为基础对12个欧洲国家的财政透明度进行分析。

1998年IMF制订的《财政透明度的最佳做法标准》中,财政透明度的描述指标体系包括作用和责任的澄清;公众获得信息的难易程度;预算编制、执行和报告的公开;真实性的保证等四个维度共37个要素指标。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更全面的处理资源收入透明度问题和税收征管透明的问题,2007年修订的《财政透明度的最佳做法标准》在保持1998年版本的四个维度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资产与负债管理的做法、定期公布长期公共财务报告、公有资产的买卖应公开并且大型交易应单独列出等8个要素指标。

2001年OECD公布了《预算透明度最佳做法》,依据成员国的实际经验,从政府应该编制预算报告的种类及主要内容、预算报告中应具体详细披露的信息、预算报告的质量及完整性等三个维度共17个要素构建预算透明度的指标体系。

2004年IBP从预算信息的发布、提交给立法机构的年度预算报告以及其他有助于分析预算政策和做法的信息可得性、四阶段的预算过程等三个维度共123个要素指标设计预算透明度的指标体系。在这123个具体指标中91个指标是用来计算透明度指数的;其他32个是关于公众参与预算过程和监督的机会的,属于描述性的指标。每个指标设定了“a,b,c,d,e”五个标准,其得分依次是100%、67%、33%、0、忽略。并于2006年对59个国家进行了预算透明度评价。随后每两年公布一次调查结果,调查的国家也不断扩大,2008是85个国家,2010是94个国家。

Farhan Hameed(2005)[3]在前人分析的基础上,从信息的内容和易处理性原则出发,以数据保证、中期预算、预算执行、财政风险四个维度为次级指标选取了20个具体要素指标构成透明度的评价指标体系。每一个具体要素指标根据透明程度强弱设置四个评判标准,由弱至强得分分别为0、0.33、0.66、1,对自愿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财政透明度《标准与守则遵守情况报告》的57个国家的透明度计算得分,进行评价。

J.E.Alt等(2006)[4]从提供信息数量、独立核查、财政报表体系的记账原则和预算充分说明四个维度,选取向立法机构提供的预算报告中常规是否包括非金融数据、选举前是否发布关于财政前景的特别报告、政府是否定期提供公共财政的长期规划、政府是否定期发布或有负债、在每个会计年度里政府是否提供多于1个的补充预算、是否审计年内的政府财务报告、预算中使用的经济假设是否服从独立性、政府财务报表是否使用权责发生制的记账原则、预算报告中包含下年度以后的预算支出是否合乎法定要求、包含未来年度预算支出与近年来的实际支出间的事后比较的预算报告是否合乎法定要求、预算是否讨论主要经济假设的变化对预算结果的影响等11个要素指标构建财政透明度评价指标体系,采用0-1评价方法即“是透明”的为1,“不透明”为0,对OECD中的19个国家的财政透明度计算得分,进行排名评价。

Nicoló等(2009)[5]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7年修订的《财政透明度的最佳做法标准》的45个要素指标,从信息的质量、作用、职责;公开的预算编制;信息的公众可获得性三个维度选取了39个指标构成财政透明度评价指标体系,每个具体要素指标得分区间为[0,10],对82个国家和地区的财政透明度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PCA)进行评价。

国内财政透明度的构成要素及其测量的研究屈指可数,仅有个别学者对此进行了尝试。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中心[6](2009,2010)以财政信息的公开性和可获得性为评价标准,从政府信息的公开程度、信息所覆盖的范围、信息的具体程度三个维度共113个要素指标构建财政透明度的评估体系,以省本级财政的政府基金、社会保障基金、国有企业基金的前三年决算数据作为调查对象,根据现行政府收支分类标准,按照最低的透明要求设计了113个信息项指标和财政机构的工作态度、责任心项指标共两部分,对其进行打分,并按评分的高低进行排序进而对各省2006年、2008年的财政透明程度进行评价。

从上述关于财政透明度的构成要素及测量的国内外研究中可见,随着2007修订的《财政透明度手册》发布,国外逐步对财政透明度的指标体系进行完善和修正。而国内仅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中心对省级层面进行评价,但在评价指标体系上主要基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通过对比政府要求公开的财政信息是否公布与否作为财政透明度的判断标准,未考虑国际上对于财政透明度的标准设定。在评价方法上,国内外研究主要通过打分法,采用等权的方法进行简单加总得出财政透明度的综合值,未考虑各指标对财政透明度的影响程度存在一定差异的。因此,无论在评价体系构建还是评价方法上,现有的研究都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3 财政透明度的意义

财政透明度的意义是国内外学者和国际机构组织研究财政透明度的根源,研究成果比较显著。

国外的研究大致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3.1 透明度与金融市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财政透明度促使责任制定和实施财政政策的人士更加负责。遵循更有力和更可信的财政政策有助于赢得知情公众的支持,为进入国内和国际市场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降低发生危机的次数,并降低危机的严重程度。

Gelos和Wei(2002)[7]对透明度数据集和包含300多个新兴市场基金的1996-2000年国际投资控股公司的月度微观数据进行分析,得出透明度较低的国家往往压制国际投资的水平。其次也有证据显示在发展中国家透明度较低将导致国际投资者中游资行为的增加,会引起新兴市场中波动性和金融危机的频发性。并且在危机爆发期间,基金会逃离透明度较低国家而投向透明度高国家。OECD及Erbas(2004)也认为政策环境更透明的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中表现较好。

Zdenek等(2002)[8]认为透明程度是一个国家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透明度水平低的国家可能大大减缓国家预期吸引外资的数量。并通过实证分析表明财政透明度的排名每提高一个名次会引起FDI增加40%。因此采取措施提高透明度水平将带来FDI的显著增长,从而增加社会福利和经济效益。

Haksoon Kim(2010)[9]运用28个国家1990年至2002年的FDI和透明度具体分类指标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宏观经济变量下,FDI和透明度之间存在很强正相关。

3.2 透明度与财政成果

关于财政成果的制度解释已经成为研究的热点,许多学者已经构建了针对预算程序的预算制度指标,这些研究普遍显示预算制度影响财政成果。

James E.Alt等(2003)对OECD中19个成员国家计算其透明度指数。并利用此数据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财政透明度与财政成果中的债务、政治竞争指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财政透明度与债务水平之间存在强的负相关,提高财政透明度水平是提高财政成果的重要因素。

Mariusz Jarmuzek(2006)探索了在经济转型期,建立财政透明度对财政纪律起到更好的作用。并利用James等构建的财政透明度指标分析了财政透明度与财政成果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无法证明财政透明度是经济转型期国家的财政成果的重要因素,此外,财政透明度与债务积累之间存在弱的负相关。

Bernar等(2009)[10]利用基于国际标准的41个反映预算特征的指标,建立一个预算透明度的综合指数。以40个国家的数据为样本分析了预算透明度、财政状况、财政成果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单变量模型中,透明度指数与财政成果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3.3 财政透明度与腐败

财政透明度是影响腐败的一个因素,如果政府能公布预算执行报告等信息,那么政府以外的信息使用者,如预期受益者、民间团体、政策分析者等就能执行监督责任,减少滥用公共资金等腐败行为。

Hameed(2005)通过对57个国家1998至2002年截面的平均数据进行回归,得出在控制人均GDP、通货膨胀等其他社会经济变量下,财政透明度越高的国家其信贷评级、财政纪律越高,贪污腐败行为越少。

国内关于财政透明度的重要性研究[11]-[13],主要有:王满仓和赵守国(2005)通过对财政透明度的基础理论分析,认为财政透明化作为政府治理变革的核心,对于政府治理效率的提高有积极性影响。晏晨晖(2006)通过对财政透明度经济理论的追溯,认为财政透明度是实现良好公共治理的基本条件和构建民主财政的制度基础。并提出了我国改善我国财政透明度应从法制化财政信息披露机制入手,逐步构建有效共同治理框架的建议。贾康和常丽(2009)认为财政透明度是实现社会公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必要前提;是提升政府科学理财水平的必要手段;是促进政府依法理财的必要途径。并以实现财政透明度所需要的信息支持为依据,对政府财务报告目标进行重构。

3.4 总结与研究展望

从上述分析可见,在财政透明度的相关研究中,国内的成果更加注重于理论分析,重点均放在财政透明度的重要性以及提高财政透明度的途径等方面。由于数据获得的难度较大,往往研究都是把“财政透明度”混同于“财政透明”,忽视了“度”的衡量。进一步的研究可以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财政透明度的构成维度上展开研究,2007年IMF新修订的《财政透明度手册》、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为财政透明度评价指标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二是在明晰了财政透明度的指标体系基础上,强化财政透明度的统计测度问题。IMF给出的财政透明度的执行手册对财政透明度的构成维度进行详细描述,但这个维度体系更确切地应属于描述指标体系,如何应用于我国财政透明度的评价及测量,需要进一步的突破。

摘要：随着金融危机、政府危机的爆发,财政透明度的重要性日趋明显。本文主要从财政透明度的含义、财政透明度的构成要素及测量以及财政透明度的意义等三个方面对其国内外研究进行梳理总结,指出其贡献和研究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了关于财政透明度的尚待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财政透明度的研究述评 第2篇

摘要：自上世纪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直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动高公共性及效益性财政管理体制的建立，并且认为提高财政透明度是改善财政管理的关键之一，而我国目前的政府财务报告制度远低于国际水准，与我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并不配套，因此改革势在必行。本文以规范研究的方法对我国政府财务报告进行研究，将提高政府财政透明度为研究重点及其衡量标准，分析我国政府财务报告目前存在问题，提出针对我国特殊国情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政府财政透明度；政府财务报告；财务报告改革

1.政府财务报告定义及内涵

政府财务报告是政府相关机构为满足财务信息使用者需求而编制的，以财务报表等形式全面系统地披露政府财务信息，以反映政府财务运营状况，解除政府受托责任的书面综合报告。

政府财务报告的主体：政府财务报告主体是对报告组成单位范围进行界定的关键因素，即规定哪些政府部门的财务报告应当被汇总入政府财务报告中。政府财务报告主体又可以被分为报告主体和记账主体：IFAC对报告主体的定义为能够合理预期到有使用者存在的主体，而记账主体则根据“基金理论”可以被定义为各类“基金”并不直接与组织或单位相关。政府财务报告的会计基础：政府财务报告的会计基础决定了政府的收入与支出将在何时被确认，政府财务报告模式如何及将生成什么样的财务信息。常见的会计确认基础有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收付实现制又被称为实收实付制，只考虑现金收支而不考虑其与商品和服务交易的发生时间。权责发生制又被称为应计制，在应当发生现金流动的当期进行确认而非实际发生现金流动的当期。

2.我国政府财务报告存在的主要问题

2.1政府财务报告目标不清晰

目前我国尚无任意一项法律规章对财务报告目标进行明确规定，对我国财务报告使用者、对财务信息的需求及其获取财务信息的能力这方面研究缺乏。而没有明确的政府财务报告目标政府财务报告编制将失去具体的指向性，其披露信息自然会缺乏针对性和透明度。

2.2政府财务报告主体界定过于笼统

目前我国政府会计主体通常为一级政府，而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制图却是各级行政单位与事业单位，这一模式将政府预算会计与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之间的核算割裂开来，使得政府对资金划拨后流向失去控制，不利于现金流向的透明性。

2.3会计核算制度无法反映权责信息

目前我国实行的收付实现制虽然极强地简化了整个政府会计核算程序，但是在现在交易发生频率高的现在这种会计核算制度不能反映政府的资产负债状况与权责关系，负债及其利息完全不透明，成为政府的“隐性债务”，不利于信息使用者对政府风险的评价。

2.4政府财务报告内容不完整，披露信息单一

尤其是在固定资产和投资及负债上，固定资产不进行折旧使得资产负债表上固定资产项目虚高，而国有资产和负债目前没有任何一项数据能够表示出来，上海财经大学的调查也显示几乎没有省份能清晰列出其国有资产及负债。

3.改进我国政府财务报告的思路与对策

3.1合理界定政府财务报告主体

政府财务报告主体通常指政府部门、作为政府的一部分主体及整个政府。美国NCGA在《政府报告主体的界定》中对政府财务报告主体中给出的标准：财务上相互依存；管理授权；管理指派；业务活动的重大影响力和财务事项的受托责任[19]。而在我国，这一界定至今为止尚未达成共识，这也给实际操作增加了相当大的难度。目前根据“三制一则”的相关规定，我国政府财务报告主体是各级政府及行政事业单位。这种结构使我国政府财务报告主体整体性差，甚至形成了多个财务报告主体并存的情况。针对此情况，我国可以考虑学习美国“金字塔”模式建立分层的政府会计主体：政府整体主体——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部门主体——政府部门；基本主体——部门下属单位，基金主体。分层次的政府财务报告主体可以让整个体系更系统整合，也能够让各级信息获取者清晰直观地获取自己想要的信息。

3.2制定政府财务报告分层目标

财务报告目标，或者被称为会计目标规定了财务报告主体进行会计活动及编制其报告时应该到达的效果或者结果。而目前国际上对政府财务报告目标通常定义为提供财务及相关信息以满足使用者的需要，而鉴于我国国情可以将这一目标定为：反映政府和单位对受托资源的保管、使用和配置情况，并向使用者提供对经济决策有用的信息。其中提到的使用者既包括内部使用者，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监察审计机关、主管部门、单位内部管理人员和职工等，也包括外部使用者，即一般纳税人、缴费人、出资人和债务人及新闻媒体等。内外部不同的使用者对财务报告也有不同的需求，对此，政府财务报告应充分考虑这一问题，设立分层目标，包括：让使用者了解和评价政府预算的执行情况——帮助使用者了解和评价政府的财务状况——帮助使用者了解和评价政府的成本和成就。有助于政府财务报告的针对性和解读层次，提高透明度。

3.3确立权责发生制会计制度

目前政府会计的改革的关注点在于政府会计核算制度由收付实现制转为权责发生制，权责发生制对于政府的隐藏负债能有更直观的体现，有利于提高政府权益及负债的透明度。已经改革各国家都不同程度的将权责发生制引入了政府会计核算中，因此引入权责发生制势在必行。但鉴于我国目前的政治及经济体制，学习英国模式的全盘改革并不适合，可以考虑效仿法国建立“双基础”运用模式，该会计制度也可以被称作“修正的全责发生制”，在这套制度下预算会计与财务会计各自独立运行，预算会计采用收付实现制而财务会计采用权责发生制。同时，在改革过程中也将有可能将遇到很多问题，目前国际上已经发生过改革的国家改革时间多在十年以上，因此我国在制定改革过程的设计上需要主要步骤和节奏。

3.4丰富并规范政府财务报告内容

由于政府公共受托责任相对于企业的特殊性，要求政府财务报告不仅需要财务上的信息，也会需要非财务的社会性的信息。我国目前实行的财务报告反映的是财政预算收支和预算执行情况，对于信息的使用者来说信息量并不足以让人满意。在资产上，首先应当摸清固定资产家底，规范固定资产记录：在目前的首付实现制下，固定资产的记录与管理一直存在很大空白范围，尤其完全无法反映固定资产的计提折旧及运营中消耗的成本，使得账面价值虚增。其次应当将国有企业的运营情况纳入财务报告中，国有资产是全体人民的公有资产，政府作为受托人负有国有资产保值和增值的责任，该委托代理责任的解除要求政府财务报告必须包含政府是如何有效管理和維护国有资产权益的相关内容。最后政府财务报告应当披露各项权益性资产，包括我国政府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及其他国际组织中拥有的股权、对外投资或外国政府的国债，及上下级政府之间应补助、应上解的款项和应返还税收等；在负债方面，应通过引进权责发生制全面清算、记录并反映我国政府目前承担的负债情况，计提利息费用，分摊债务风险和坏账损失；在财务运营状况上，政府财务报告应该全面、真实、客观地反映政府运营的成本费用及相关社会保障费用，详尽反映资金流动情况及流动方向，并提供收时间支执行情况与预算之间的比较信息等等。给使用者提供更全面而完整的财务及非财务信息，保证财务报告内容上的透明度。（作者单位：鞍山市财政局）

参考文献：

[1]刘杰，赵鸿.基于财政透明度的政府财务报告目标与政府会计职能研究[J].东方企业文化，2013，03：163.

[2]高银，刘晓琴.对政府财务报告探讨——基于财政透明度视角[J].商业会计，2012，21：89-91.

财政透明度的研究述评 第3篇

美国在2010年3月中旬披露了雷曼兄弟的惊人内幕, 之后, 会计舞弊的问题引起世界范围的热议。同年3月29日, 美国证交会公布对24家金融机构进行调查, 旨在反映这些金融机构是否出现与雷曼被曝光的相类似的违规会计操作。我国的资本市场与美国相比, 还不成熟, 同样存在着会计透明度亟待提高的问题。普华永道在2001年1月, 公布了“不透明指数”的调查结果, 显示我国的“会计不透明”指数是86, 只小于南非的“会计不透明度”指数90。该调查结果表明与其他国家相比较而言, 我国会计透明度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二、会计透明度的度量:脉络梳理

在实务中, 如何度量会计透明度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关于如何度量会计透明度, 还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有的研究者采用CIFAR指数、T&D评级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考核结果来度量会计透明度;有的研究者采用自行构建的信息披露指数来度量会计透明度;而有的研究者则选择个别指标来度量会计透明度。

(一) 采用CIFAR指数和T&D评级

国际财务分析研究中心公布了CIFAR指数, 该指数通过选取90个重要的项目, 通过计算90个重要的项目在年报中披露数量的多少来衡量透明度, 这些项目在年报中披露的数量越多, 说明CIFAR指数越大, 则透明度越高。如Hope (2003) 就利用CIFAR指数指标来表示透明度的高低。

同样, 美国标准普尔公司公布的“T&D评级”也是用披露的数量代表透明度的指数, 该指数选取28个所有权结构和投资者权利项目、35个财务透明度和信息披露项目及35个董事会和管理层结构和程序。该指数越大, 表示该公司的信息透明度越高。

(二) 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考核结果

2008年12月5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重新修订了信息披露考核办法, 从2009年开始执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所属的各个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情况综合评定, 最终对各个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结果进行评价, 结果划分为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四个等级, 并在深交所网站上公开各个上市公司的评价结果, 增加了公平性和透明度。鉴于深交所全面搜集信息的能力较强, 容易了解上市公司的真实信息。因此, 该所的分析和评价,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考核结果具有较强的权威性。

(三) 自建的信息披露指数

有研究者用自愿性披露的数量作为会计透明度的度量指标, 如汪炜、蒋高峰 (2004) 选择临时公告与季报数量的合计数表示公司透明度指数, 该指数越大, 说明信息透明度越高。Botosan (1997) 选取五类对投资决策有用的自愿性披露项目, 根据公司自愿披露这些项目的数量来构建透明度指数。有研究者按照需要强制披露的项目是否已经披露、已经披露的是否具体, 详细标准自己建立评价指数, 用来对透明度进行评价。如崔学刚 (2004) 选择41个信息条目, 对每家公司的自愿披露信息条目打分, 再把各信息条目分值求和, 用自行构建的信息披露指数来代表透明度。

(四) 选择个别指标

有研究者选择个别指标来度量会计透明度。国外研究者, 如Ball, Kothari&Robin (2000) 和Ball, Robin&Wu (2003) 发现用盈余确认及时性和会计稳健性等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来度量会计盈余透明度有较强的科学性。实践中, Ball, Kothari&Robin (2000) 和Ball, Robin&Wu (2003) 的研究都选择了该种指标。而Bhattacharyaetal. (2003) 在其研究中, 选择“盈余平滑度”、“损失规避度”和“盈余激进度”3个指标及其综合指标“总盈余不透明度”, 来度量34个国家的盈余不透明度。我国学者, 如周中胜等 (2008) 和王克敏等 (2009) 均采用了Bhattacharyaetal. (2003) 的方法来度量透明度。

三、现有研究述评

关于会计透明度的度量, 有研究者直接选择CIFAR和T&D发布的指数或者自行构建的信息披露指数来度量透明度, 认为信息披露数量与信息透明度正相关。尽管主导思想充分反映了披露的内涵, 然而披露数量越多, 并不代表透明度越高, 而披露质量的好坏才是决定透明度高低的重要因素, 同时自行构建信息披露指数的研究者只是依赖自己的主观判断, 依此得出的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值得探讨。此外, 上市公司常常对需要披露的关键信息轻描淡写, 而对于无关紧要的信息却长篇大论, 这样冗长的信息披露需要信息使用者自行筛选, 甚至会对信息使用者的相关决策产生不利影响。所以, 用信息披露数量来度量透明度有明显的缺陷。

有研究者自己建立个别指标作为透明度的度量指标, 有代表性的是利用“盈余质量”作为透明度的度量指标, 显然关注了信息披露的质量问题, 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然而, 客观的“质量参数”难以准确获得, 选择的个别指标是否具有代表性, 需要进一步的检验, 同时选取的个别指标并不能涵盖一切会计信息, 更无法全部反映上市公司的关键信息。因此选择个别指标来度量透明度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目前, 我国大多数研究者都选择深交所的信息披露评价结果来度量透明度。如李丹蒙 (2008) 、杜兴强, 周泽将 (2009) 、谭劲松等 (2010) 、权小锋、吴世农 (2010) 和朱雅琴 (2012) 的研究均采用了深交所的信息披露考评结果作为透明度的度量指标。选择该指标度量透明度, 主要基于如下原因:一是方军雄、洪剑峭 (2006) 验证了该评价指标的科学性, 认为深交所的信息披露考评结果与审计意见类型相吻合;二是该信息披露考评机制同时关注了强制性信息披露和自愿性信息披露, 还考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等重大事项披露情况, 促进了信息披露考核结果的全面性;三是上市公司对外披露的信息, 绝大部分是会计信息。所以, 深交所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考评结果, 也代表评价了该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 两者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现实中, 会计透明度的度量具有复杂性, 如何构建科学、准确的透明度指标是未来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尽管以深交所的信息披露评价结果来度量透明度并进行实证研究, 获得了一些有现实意义的研究结论。但是, 即使评价结果同为一个等级下的上市公司, 其透明度也存在差异, 依此的研究缺乏一定的细化。以后的研究将继续完善透明度度量指标, 使其具有科学性和权威性。

摘要：在现代经济社会中, 资本市场与会计信息密不可分。会计信息不再是孤立的数字, 而是社会财富转移或经济利益分配的基础。因此, 上市公司的会计透明度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研究者已提出了度量会计透明度的多种指标, 文章在梳理已有文献的基础上, 对该领域的研究进行了述评。

财政透明度内外 第4篇

《报告》认为，在现阶段，提高我国公共财政的透明度已经成为限制公共权力、加强社会监督、整治官员腐败、增强执政合法性、推进民主与法治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建设。

近二十年来的信息与传播技术革命深刻改变了包括公众与政府在内的所有社会关系，重塑公共治理方式。与此同时，政府财政公开透明的交易成本也极大的降低，在技术上具备了向社会完整公开财政信息的条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课题组希望通过本研究报告推动政府与社会，共同为改善我国的公共治理而努力。

财政透明度水平低

《报告》显示直辖市政府的财政透明度情况居前列，计划单列市政府次之，省会城市政府弱于计划单列市但是仍好于其他地级市政府的总体水平。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市级政府在财政公开排序前三十位中各占一半、广东省的市级政府在财政公开方面居全国之首，中部的安徽省紧随其后，而华东发达地区则相对滞后。

但排序最高城市的得分均未仍超过总分的50%，得分超过总分38%的城市仅有十个，占全部城市数量的3.5%。这反映了目前我国各市政府的财政透明度普遍处于较低水平，和国外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评价结果表明：

1）在“纳入预算机构和部门”部分，市级政府结构及职能公开情况较好，但国有企业和本级财政结构图公布情况较差；企事业单位公开、群团、民主党派与工商联、市委党委这三部分的公开情况有待加强。

2）在“一般性预决算收支情况”部分，比较全面与完整地公布一般性财政预决算情况的市级政府近占少数，而且公布中也存在着口径、方式以及公布时间缺乏规范性等问题，相当一部分地级市政府未能主动公布此类信息。

3）在“财政专户与政府债务情况”部分，目前我国大多数城市政府在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政府债务等方面的财政信息十分不透明。在全部的289个城市中仅有呼和浩特、鄂尔多斯、淮北、安庆、萍乡、鹰潭、威海、临沂、平顶山、南阳、北海、遵义、酒泉等13个城市政府公开了这方面的信息，而且并非完整与全面的披露该项的内容。其中，只有淮北和遵义两个市政府公开了政府性债务数据。该项工作亟待加强。

4）在“国有资本经营与国有企业收支情况”部分，除了北京、上海、贵阳、淮南、青岛等城市公开了部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总表中的内容之外，绝大多数城市的国有企业财务信息均没有公开，国有企业公布的情况最差。

全口径财政透明指标体系

现阶段我国政治治理具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点，国际通行的政府财政透明度评价指标难以准确衡量中国政府的财政公开情况，这决定了我国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的指标体系与国际做法存在差异。因此该课题组在国际通行标准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中国政府财政活动的各类因素，对财政透明度衡量的指标进行了调整和补充，建立了评估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的方法与相应的全口径指标体系。

《中国全口径财政透明指标体系》包括四大部分：1）纳入预算机构和部门；2）一般性预算（决算）收入与支出情况；3）专户（前预算外财政）与政府债务情况；4）国有资本经营与国有企业收支情况。这四部分指标各自的分值各位100分，总分值共为400分。在不同指标下，赋予了具体的详细分值，以求尽可能全面、准确、系统、完整地评价我国市级政府财政信息的公开情况。

财政透明良好做法指南

目前，中国政府财政公开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从中央到地方往往是基于自身的判断和认识，有选择性地公布部分财政活动的相关信息。这使得各政府部门、各地区政府的财政公开做法存在极大的差异，限制了财政透明度的一致性、完整性与准确性。该课题组在全国市级政府财政公开的实践之上，根据全口径中国财政透明度指标体系并结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财政透明的基本原则，提出了《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良好做法指南》。主要内容如下：

（一）纳入预算机构和部门信息公开。市级政府部门和其他有关公开部门的结构、关系以及职能是财政透明度的核心内容。良好做法要求：

1）市级政府公开财政供养的部门的结构图或列表；2）市级政府、市级党委须公开下属的行政部门的结构图和图表，对各部门承担的行政职能做出清晰而详细的说明；3）市级政府对所有的企事业单位按照其承担的职能或者经营所属的行业分类，并提供每下属系统名录和列表；4）公开群众团体系统下具体单位的信息；5）公开所有当地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列表，并详细说明每个党派以及工商联的内部组织架构和职能；6）公开市人大、政协的内部机构和职能；7）公开市级政府下属国有企业以及投融资平台的名录，并对他们的职能做出说明。

（二）公开政府一般性预、决算情况。公布一般性预算、决算的收入与支出情况是财政透明度的基本部分。良好做法要求：1）公布公共财政（原一般预算）预、决算收入与支出总额，公共财政预、决算收入与支出“类”级科目的具体数额，以及“款”级科目的具体数额；其中，转移性收入与支出公布到“类”级科目的具体数额，以及“款”级科目的具体数额；2）公布政府性基金收入总额（“款”级科目）和“项”级科目的具体数额；政府性基金支出的“类”级科目和“款”级科目的具体数额；3）公布财政预、决算每一资金使用主体（机构及部门）的收支情况；4）公开《年度财政总预、决算报表》及预算报告编制基础。

（三）市级政府财政专户（原预算外财政）与政府性债务公开。公布专户财政和债务时财政透明度的重要部分。良好做法要求：1）公布当年专户（原预算外）收入、支出的总额及收支明细项目；2）公布专户（原预算外）转移性收入、支出总数及收支明细项目；3）公布政府直接债务余额和结构；4）公布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其他债务余额和结构；5）债务当期的偿还本息的结构与数额。

（四）国有企业经营情况。良好做法要求：1）公布地方国有资本经营情况预决算表；2）公布当年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支出总额及明细；3）公布国有企业总资产、总负债、总收入情况；4）要求主要国有企业公布财务报表。

财政透明度的研究述评 第5篇

从理论上说，提高财政透明度有助于强化政府公共受托责任、降低政府的代理成本、减少腐败、建立高效政府；有助于改善商业环境、降低经济发展成本，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减少财政风险；可以有效地保障纳税人的权利。目前国外关于财政透明度作用的实证研究表明，财政透明度对政府规模和州长支持率（Alt J.E,2002）、官员选举（Benito B.,2009）、抑制税收（Alt J.E,R.C.Lowry,2010）和降低风险溢价（K.Bernoth,G.B.Wolff,2008）等方面具有积极的影响。

国内关于财政透明度的研究表明：乡镇财政透明度对乡镇债务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黄伯勇，2008）；国企财政透明度有助于提高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并抑制其过度投资（王少飞，2011）；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对官员腐败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黄寿峰、郑国梁，2015）。关于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研究目前较少。刘佳（2015）利用2008～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财政透明度对财政支出中的行政管理类支出和公共服务开支的影响，发现财政透明度对行政管理支出有负向影响，而对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不显著。但是，刘佳并未考虑到财政支出分权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鉴于此，本文根据评估年份省级财政透明度的数据并对数据做出一定的调整，利用2007～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年财政透明度对行政费用支出、公共服务支出和社会保障类支出的影响，并进一步比较财政透明度与财政支出分权对财政支出结构影响的大小，从而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供一定的依据。

二、相关文献评述

就目前国内的研究结果来看，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张钢、段澈，2006）、收入差距（王艺明、蔡翔，2010）、社会公平（孙文祥、张志超，2004）、居民消费（郑尚植，2012）、居民幸福感（阚祥伟、李帆，2012）和价格水平（储德银、宋根苗，2014）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是研究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意义所在。

由于财政支出结构的重要性，大量文献对影响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在影响财政支出结构地众多因素中，财政支出分权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财政支出分权以及基于政绩考核下的政府竞争,使得地方政府“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公共支出结构明显地被扭曲（傅勇、张晏，2007）。黄国平（2013）研究发现，财政支出分权使得地方政府偏重于基建，而忽视教育、卫生和社保等公共社会支出。郑磊（2008）实证研究了财政支出分权对地方政府教育支出比重的影响，发现两者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孔卫拿（2015）以财政自主度衡量财政支出分权的大小，研究发现，财政自主度越高，地方政府越倾向于增加投资额而降低再分配额。李丹和唐善永（2014）认为，财政支出分权度越大，使得地方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越多，而减少民生支出，从影响程度看，除GDP之外的其他变量，财政支出分权指标对财政支出结构的扭曲程度最为严重。潘镇（2013）等基于实证研究发现，财政支出分权促进财政支出中的科技投入。王明成和尤思梦（2013）研究了财政支出分权、政府竞争及其交互项对生产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的影响。王箐（2015）研究了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对人均卫生支出的影响，并发现财政收入分权对人均卫生支出有抑制作用，而财政支出分权对人均卫生支出有促进作用。

然而，国内学者研究财政分权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大多是基于财政分权对某一类财政支出的影响，很少有学者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同时对几种财政支出的影响；并且不同学者在研究财政分权对财政支出结构影响时，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分类标准不同，部分学者研究财政分权对“经济建设性支出比重”和“消费性支出比重”的影响，还有部分研究财政分权对“维持性支出比重”、“公共服务类支出比重”和“经济服务类支出比重”的影响。因此本文主要研究财政分权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教科文卫类支出比重”和“社会保障类支出比重”的影响。

三、财政透明度、财政支出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三者之间的关系

与财政支出分权相关的部分文献表明，财政支出分权对官员腐败行为（郭广珍等，2011）、对政府行为或政府规模（苏小红、王文剑，2008）、对教育发展或公共教育等服务供给（罗伟卿，2010）等都存在一定的影响。根据现有文献，笔者发现财政支出分权、财政透明度、官员腐败与财政支出结构之间存在如下关系（见下图）：

图中四者之间存在(1)、(2)、(3)、(4)、(5)五种关系，分别为：财政支出分权对官官腐败的影响（黄君杰，2006；郭广珍等，2011）、财政透明度对官员腐败的影响（黄寿峰、郑国梁，2015）、财政支出分权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黄国平，2013）、财政透明度对财政支出结构影响（刘佳，2015）、官员腐败对财政支出结构影响（刘穷志、何其，2011）。从上图可以看出，财政支出分权和财政透明度既可以直接对财政支出结构产生影响，又可以通过影响官员行为，间接地对财政支出结构产生影响。不过从现有的研究结果来看，财政支出分权比财政透明度对财政支出结构和抑制官员腐败行为更为显著。基于以上4个变量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认为财政透明度与财政支出分权的交互项对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正向影响。

财政支出分权影响财政支出结构的作用机制是：财政支出分权给予了地方政府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地方政府出于职位晋升考虑，会将财政资金更多地投入到经济建设中，从而增加经济建设支出，压缩其他财政支出。财政透明度影响财政支出结构的作用机制是：财政透明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使得无法通过简化财政信息掩盖其财政支出偏好，从而减少官员滥用权力的机会。财政支出分权和财政透明度既影响地方官员的行为，又影响财政支出结构，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交互效应，并且财政透明度抑制了财政支出分权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

从国内外的研究来看，同时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和财政透明度对财政支出结构影响的文献目前还没有涉及。本文研究有两个目的：第一，利用现有关于财政透明度的有限数据，进一步实证检验财政透明度对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是否存在影响以及影响程度的大小；第二，实证检验财政透明度和财政支出分权的交互作用对财政支出结构有无影响。为此，我们利用2007～2012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财政透明度与财政支出分权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类支出比重、教科文卫类支出比重和社会保障类支出比重的影响。本文的一个待检验的假说是，财政支出分权和财政透明度对财政支出结构存在交互效应，并且这种交互效应削弱了财政透明度对地方政府三类财政支出比重的影响。

四、变量描述与实证研究

（一）变量指标选取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07～2012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年鉴》和《中国财政年鉴》，少部分数据通过中经网络数据库获得。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指标为财政支出结构，包括行政管理类支出比重、教科文卫类支出比重和保障类支出比重，核心解释变量为财政透明度和财政支出分权度。其中，财政透明度数据使用上海财经大学编写的《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中的历年“省级财政透明度得分（均转化为百分制）”，时间跨度为2007～2012年（其中未评估年份采用取平均数的方法），用ft表示；财政分权有较多的测度方式，本文仅使用财政支出分权，其中财政支出分权=本级人均一般预算支出/（本级人均一般预算支出+中央本级人均预算支出）×100%，用fd表示。

本文的控制变量指标为：财政自给率、儿童人口比重、老年人口比重、城镇化水平、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情况、经济发展水平和外商投资水平。其中，财政自给率通过一般预算收入与一般预算支出比值计算得来，用self表示，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财政年鉴》；儿童人口比重、老年人口比重分别通过各地区0～14岁、65岁以上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计算得来，分别用child和elder表示，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人口与就业年鉴》；城镇化水平通过城镇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计算得来，用urb表示，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人口与就业年鉴》；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衡量，用pgdp表示，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产业发展水平用二三产业占GDP比重衡量，分别用sec和thi表示；外商投资水平使用外商投资额与GDP的比值来衡量，用invest表示，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络数据库。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限于篇幅，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已省略）表明，2007～2012年间各省行政管理支出比重的均值为19.32%，教科文卫类支出比重的均值为26.71%，社会保障支出比重的均值为12.58%。总的看，我国的省级财政透明度水平整体不高，近六年财政透明度的平均得分仅为26.32分（满分为100分）；我国省级财政支出分权水平较高，其平均值为69.03%。

（二）计量模型的建立

为了实证财政透明度、财政支出分权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本文使用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模型（1）和模型（2）是为了分别估计财政透明度、财政支出分权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模型（3）是为了估计财政透明度、财政支出分权以及两者交互项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在以上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财政支出结构，分别为行政支出、教科文卫支出和保障类支出；核心解释变量为财政透明度和财政支出分权度。本文使用的控制变量为X5～X12，具体包括财政自给率、0～14岁人口比重、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城镇化水平、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外商投资额与GDP比值；μ为残差项；α为待估计参数；下标i表示省份、下标t表示时间。

（三）实证结果分析

计量模型使用的是我国31个省份6个年份组成的平衡面板数据，根据豪斯曼检验结果，本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根据计量模型（1）～模型（3），运用Stata软件分别估计了财政透明度、财政支出分权及其交叉项对三类财政支出的影响（实证结果见表1），其中列（1）、列（4）和列（7）仅估计财政透明度对三类财政支出支出的影响，列（2）、列（5）和列（8）仅估计财政支出分权对三类财政支出的影响，列（3）、列（6）和列（9）为估计财政透明度、财政支出分权及其交互项共同作用对三类财政支出的影响。考虑到教科文卫类支出主要侧重于儿童，故在控制变量中未加入老年人口比重。类似的，在影响社会保障支出的控制变量中未加入儿童人口比重。

注：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差；***、**和*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限于篇幅，常数项、省份个数以及观察值个数未在列表中显示。

从列（1）和列（3）可以看出，在不加入财政支出分权变量的情况下财政透明度对行政管理支出有负向影响，但不显著。在加入财政支出分权及其交互项后，财政透明度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根据列（2），财政支出分权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另外，通过对比列（1）～列（3）财政透明度和财政支出分权的回归系数，可知财政支出分权要比财政透明度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的影响强。列（3）显示财政透明度和财政支出分权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这与财政透明度和财政支出分权系数符号相反，说明两者的交互项同时削弱了财政透明度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的负向影响和财政支出分权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的负向影响。

从列（4）和列（6）可以看出，在不加入财政支出分权变量的情况下财政透明度对教科文卫类支出支出有微弱的正向影响，而在加入财政支出分权及其交互项后，财政透明度对教科文卫支出的影响从不显著变为显著。从列（5）可以看出，政分权对教科文卫支出比重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比列（4）～列（6）财政透明度和财政支出分权的回归系数绝对值，可知财政支出分权要比财政透明度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的影响强。列（6）显示加入交互项后，拟合优度得到提升，且财政透明度、财政支出分权以及两者交互项的系数均较显著。交互项的系数为负，说明交互效应对教科文卫支出比重有负向影响。交互项的系数为负，与财政透明度系数符号相同，但与财政支出分权系数符号相反，说明财政透明度和财政支出分权的交互效应削弱了财政透明度对教科文卫支出的正向影响，而加强了财政支出分权对教科文卫支出的负向影响。

从列（7）和列（9）可以看出，在不加入财政支出分权变量的情况下财政透明度社会保障类支出具有较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是系数较小。在加入财政支出分权及其交互项后财政透明度对社会保障支出比重的影响从显著变为不显著。列（8）显示，财政支出分权对社会保障支出有负向的影响。由列（9）可知，财政透明度和财政支出分权交互项对社会保障支出比重无显著影响。

根据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财政自给率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较为显著，对行政管理支出和教科文卫支出比重的影响均为正，而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为负。这说明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越强，其越倾向于增加行政管理支出和教科文卫支出比重，但会减少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儿童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对财政支出结构均有一定程度的负向影响，但是不显著。城镇化水平对行政管理支出和教科文卫支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社会保障支出比重有负向影响，但是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地方政府需要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并且为了满足不断增多人口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地方政府通常会增加行政管理支出和教科文卫支出的比重。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人均GDP对财政支出结构的正向影响部分显著，而外商投资额与GDP比值对财政支出结构没有多大的影响。

（四）财政透明度对财政支出结构的相对贡献：夏普利值分解

为了进一步量化各个变量对财政支出结构的贡献度，特别是财政透明度及财政支出分权与财政透明度交互项对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本文采用夏普利值分解方法，分析各个解释变量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中所产生的影响。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相对于其他解释变量，财政透明度对财政支出结构影响的相对贡献度较小。虽然如此，财政透明度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和教科文卫类支出比重影响的相对贡献度呈逐年上升趋势，这说明我国财政透明信息制度建设对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正在逐渐显示成效。具体来看，财政透明度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相对影响贡献度从2007年的2.1%增加到2012年的9.2%，结合表1的回归结果可知，财政透明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的负向影响在逐渐增强，类似地可知，财政透明度对教科文卫支出比重的正向影响也在逐渐得到加强。

财政支出分权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和教科文卫支出比重影响的相对贡献度比财政透明度对两者的相对贡献度要大，并且其相对贡献的增长速度明显比财政透明度相对贡献增长速度快得多，这说明财政支出分权对于削减行政管理支出和教科文卫支出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这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偏重于地方经济建设，把过多地财政支出投入到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挤占行政管理支出和教科文卫支出，从相对贡献度上看，财政支出分权对教科文卫支出的挤占更为显著。

财政透明度与财政支出分权交互项对行政管理支出和教科文卫支出比重影响的相对贡献度基本维持在5%左右的水平并呈缓慢的上升趋势，说明交互项对行政管理支出和教科文卫支出的影响正在不断地得到加强。此外，财政透明度、财政分权以及两者交互项对社会保障支出影响的相对贡献度都不是太高，这可能是因为我国地方政府在管理社会保障支出方面逐渐地走向规范化。

在其他变量中，财政自给率对三类财政支出比重影响的相对贡献度都较高，基本维持在20%及以上水平。结合表1的回归结果可知，财政自给率对增加行政管理支出、教科文卫支出比重和削减社会保障支出的作用较强。这表明财政自给率对于影响财政支出结构具有重要作用。儿童比例和老人比例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和教科文卫支出比重的贡献度呈逐年下降趋势，但儿童比例对社会保障支出比重的贡献度较大，并有逐年上升趋势。老人比例对社会保障支出比重贡献度稳中有升。城镇化对于行政管理支出比重的贡献度基本呈逐年下降趋势，对教科文卫支出比重的贡献度基本保持不变，对社会保障支出的贡献程度有逐年上升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社会保障支出更对地偏向于城市居民。二三产业对三类财政支出比重的贡献度较小，而经济增长对三类财政支出比重的贡献度在逐渐下降，说明经济增长不一定会带来大众所希望的公共服务支出比重的增长，这说明我国存在经济增长速度与教育支出增长速度不匹配的问题。外商投资占GDP比重对三类支出比重的贡献度较小。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根据2007～2012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财政透明度、财政支出分权以及两者交互项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透明度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有负向影响，对教科文卫支出比重和社会保障支出比重有正向影响，但仅对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影响显著；而财政支出分权对上述三类财政支出比重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比财政透明度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财政透明度、财政支出分权两者的交互项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和教科文卫支出比重均有显著影响，但对社会保障支出比重的影响不显著；相比而言，现阶段财政透明度要弱于财政支出分权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此外，夏普利值分解结果表明，财政透明度、财政支出分权对对行政管理支出和教科文卫支出比重影响的相对贡献度呈不断上升趋势。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我国政府应进一步推进政府财政信息公开，打造透明财政。根据上海财经大学编写的《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和清华大学编写的《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报告》数据显示，我国的财政透明度普遍偏低。这也是造成财政透明度不能显著影响财政支出结构的原因之一。由于财政透明度暂时未纳入我国政府绩效体系，科研机构对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评估并没有太大的约束力，因而地方政府没有太大的动力提高财政透明度。中央政府可考虑将财政透明纳入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增强对地方政府财政信息公开的约束力。同时，应提高全社会的预算透明意识，培养公民的监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进一步加强对预算知识的普及与宣传，提高公众的预算“自愿参与度”。地方政府在实施预算过程中，应明确公开信息的范围、内容及频率，严格细化预算编制的内容，预算审批过程中引入民主参与机制，改进预算报告的公开制度；中央政府应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深入推进预算的科学民主决策。

其次，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财政支出分权体制，强化事权的财政支持力度，使得财政资金更多地流向提高居民福利的公共服务部门。根据实证结果，财政支出分权的提高使得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教科文卫支出比重和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减小，这必然会导致经济建设类支出比重的加大，说明目前我国地方政府更多地偏好于经济建设类支出。因此，中央政府应将部分民生支出事权收归中央政府所有，以改变地方政府“重经济建设、轻民生支出”的财政支出现象。

参考文献

黄伯勇.乡镇财政透明度对乡镇债务的影响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08(10).

曾军平.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对我国财政透明度的影响及原因[J].财贸经济,2011(3).

王少飞,周国良,孙铮.政府公共治理、财政透明度与企业投资效率分析[J].审计研究,2011(4).

我国财政透明度建设中的问题研究 第6篇

►►一、现今国内情况和提高途径

在财政透明度的改革过程中, 我国政府强化了财政法制建设, 完善了相关法律法规, 提出 “阳光财政”的口号, 各省市也逐步响应了中央的政策要求。我国财政领域的学者也积极探讨财政透明度的建设道路, 丰富了适用于我国情形的理论, 但是, 到目前为止, 国内都没有明确规定信息公开范围与程度的法律, 关于政府预决算报告, 财务报告和财政数据的公开也存在争议。2008年国际预算合作组织发布的预算公开性指数显示:我国不仅低于英美等发达国家, 也低于南非、泰国、印度等非西方发达国家。

财政透明度的提高应从透明与度两个方面综合考虑, 基于我国的特殊国情, 财政透明度的发展需要预先构建良好的环境。下面主要就透明的实现基础、透明程度两方面来论述。

(一) 实现财政透明度“透明”的基础

1.预算透明度。

预算信息是政府财政信息中的关键内容, 预算的贯彻执行能有效地控制和规范政府活动, 打击财政资金滥用的现象。我国政府预算在预算编制、审批、执行、审计各环节都有“黑箱”区域, 严重阻碍了财政透明度的提高。

在预算编制方面, 首先应使预算涵盖各个口径的财政资金。目前, 我国预算外资金存在无效低效使用现象, 大规模的税式支出没有纳入预算编制, 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依然游离于监管范围之外, 政府准财政活动、或有负债、公债及金融资产等也未成为预算编制的目标。其次, 应调整编制时间, 消除“预算真空期”造成的执行上的随意性。另外, 预算的编制应给予详细的解释说明。预算是为大量没有专业知识、政策分析能力和财务分析能力的普通群众服务的, 如果只是单纯的数据信息, 群众即使能够获得国家预算表, 也难以明白税收和各项费用起到了什么作用达到了什么效果, 这显然不是所期望达到目的。

在审批环节, 应加长预算审批时间。中央预算草案 (资金总额上万亿) 由人大代表在一个月内审议无疑是个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来自于整个预算表涉及的范围之广、资金数额之大和处理时限短。与我国1个月的短期审议相比, 美国国会对预算的审议长达8个月。

而在执行环节, 我国现状暴露出的执行弹性大、执行不到位、挪用滞留、监管不力等众多弱点反映了我国财政制度以及相应配套设施方面需要跟上改革的步伐。因此, “透明”不仅是覆盖面与内容的问题, 也应包括促进透明化, 维持透明度的一系列硬件和软件条件。

2.财务报告体系和政府会计制度。

财务报告是提高财政透明度的关键所在, 是公众在众多信息渠道中能用来评价政府业绩的唯一重要来源。一套较完整的财务报告体系需明确报告针对的主体、报告的目标、报告的内容。我国政府应在明确受托责任的基础上, 按四个层次构建政府财务报告主体。 (见图1) 此外, 应将报告重点转向为委托人提供受托人责任履行情况的信息上去。报告的使用者还应有审计监督部门、宏观经济决策部门、财政管理部门和立法机构。根据IMF《财政透明度手册》对报告内容的要求, 应涵盖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预算情况表及其他附注与补充信息。

一套良好的政府会计体系应能监督国家预算执行, 反映政府资产负债, 为财务报告提供真实有效的信息, 并为政府部门绩效评价提供依据。当前, 我国政府会计改革应从三方面入手, 一是政府会计法规的修订调整。建立一套与我国财政体制转型相适应的完善的政府会计法规, 是真正实现改革进而提高财政透明度的优良方案。二是由收付实现制逐渐向权责发生制的转变。三是政府会计核算范围的调整。政府会计核算范围理论上应涵盖本级政府年度内的所有收支活动, 反映政府真实的财务情况。

(二) 财政透明度中“度”的把握

近年来, 随着世界各国对透明财政的提倡与我国政府的改革行动, 学术界对财政透明度问题发起了热烈的讨论。但关于财政透明度几乎各方面问题都有涉及, 但与透明的深度相关的论述却寥寥无几。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目前还处于财政透明度改革的初级阶段, 另一方面, 有些学者在论述相关问题时已经隐含了自己对“度”这一问题的看法, 因此没有单独列明。

而笔者认为, 无论处在财政透明度发展的哪个阶段, 都存在“度”的把握。总体上应该在公众信息需求、政府信息安全、行政效率最高这三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具体的, 在初级阶段可以采取相对较宽的度, 成熟阶段适量缩小度的范围, 使提高财政透明度既不成为一种空谈也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现阶段, 我国在处理“度”的问题上应该基于以下几点。首先, 以法律形式严格规范透明程度。此外, 《预算法》的编制应为信息公开提供保障。《预算法》中必须明确地加入公开政府财政信息的内容, 同时, 还要具体对财政信息公开的范围、详尽程度、时间、规范等加以界定。其次, 财政透明度要以群众的需求为根本, 这是最为核心的要求, 财政是社会公众与政府之间的特殊的代理关系, 所以也应遵循这一规则, 以强化政府的公信力度。最后, 结合我国目前国情和国际发达国家公开度情况, 我国初级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在现有政策下尽量扩大透明范围, 并随着财政体制改革和财政管理改革不断调整这一限度, 向国际标准看齐。

►►二、财政透明度成效评价

根据以上所述内容, 笔者认为财政透明度的成效主要与透明范围、透明程度和接受群体三方面相关。因此, 基于这三方面设计了一个简单的评价方法。下面进行说明:假设:

1.财政透明度涉及范围R与透明的程度D之间相关, 即一者增长必然会引起另一者的增长。

2.各项政府财务信息的社会信息关联群体G相同。

变量设置:

①设单项政府财务信息公开的透明范围为R (Range) , 透明程度为D (Degree) , 而获得这项信息的社会群体数目为G (Group) 。

②财政透明范围R可表示为:r=f1 (b, l, w) , 其中b, l, w分别表示影响范围的预算编制, 法律和各单位公开意愿。

③财政透明程度D可表示为:d=f2 (l, q, s, θ) , 其中l, q, s, θ分别表示造成影响的法律因素, 公众需求因素, 国家信息安全因素和其他可能影响。

④社会群体数目G是与此项信息应有关联的所有群众。

另设实际获得政府该项信息的人数为g, 称g为实际关联群。undefined称为单项信息发散系数, 则g=ψG。

具体方法:

可将政府单项财务信息透明度成效定义为, P=RDg, 即P=RDψG。

作图直观表示单项信息财政透明度成效。 (见图2)

容易知道, 如果政府对该项信息完全保密, 则Pmin=0, 若完全公开, 则Pmax=RmaxDmaxG。

通过上面单项政府财务信息的公开的衡量方法, 可以综合测评政府全部信息透明度。设某一政府部门共有n项信息, 其中第i项的发散系数为ψi, 财政透明范围为Ri, 财政透明程度为Di。那么, 全部n项信息的总财务信息透明度成效为:

然而, 考虑到对公众来说信息的重要性不同, 引入权数来计算会更加准确。同样是n项信息, 设第i项信息在所有信息中的权重为λi, 那么全部n项信息的总透明度成效为:

说明:由假设1可知, 图中面积为H的部分忽略不计, 由假设2 单项信息发散系数决定了高度。D R的大小解释了透明度提高的基础层面的成效, g 是公众信息可得性的衡量, g 越大, 公众从政府得到财务信息的途径就越多, 越方便。长方体体积可用于政府单项信息透明程度成效的衡量, 其数值越大, 则政府所做的成绩越好。

如果只计算部门当年总财务信息透明度成效, 还无法获得该部门的改进收益。所以, 将不同年度的成效相比较得到的透明度增长指数也应作为评价指标之一。假设第t年的成效为undefined年的成效为undefinedt+1, 则透明度增长指数为:

这一模型是建立在理论分析上的成果, 只是为财政透明度成效评价提出一个建议。但由于笔者水平有限, 可能存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地方, 在今后学习过程中还需加以改进。

►►三、综述

随着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日渐成熟, 政府财政信息的公开成为了我国经济继续稳定发展的必然趋势。财政透明度是一个与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技术环境等各方面都相关的复杂范畴, 这种特点决定了要通过多方面共同改革来实现透明度的真正提高。同时, 对所取得的成绩也应予以测量, 将结果纳入政府业绩考评范围, 以激发部门间的竞争意识。

参考文献

[1]张平.我国财政透明度的现状及其国际比较研究[J].财政理论与实践, 2010;第167期

财政透明度的研究述评 第7篇

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 事业单位是我国一种特殊的组织类型, 我国事业单位的数量庞大, 一般来说, 可以分为行政性事业单位、公益性事业单位和经营性事业单位三类。近年来, 我国事业单位开始进行改革, 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的要求, 逐步将公共功能较强的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划分为政府单位, 将不以盈利为目的公益性事业单位划分为非营利组织, 将竞争领域的经营性事业单位划分为企业。由于本文立足“财政透明度”视角, 因此本文的内部控制主体范围界定为政府单位中的政府部门。政府部门和行政机关是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 行政机关也可称为政府, 强调的是政府总体, 是广义的政府概念;政府部门特指各级政府下面管辖的职能部门, 是狭义的政府概念。

二、财政透明度的含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财政透明度问题在全球已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财政透明度是良好财政管理的一个方面, 但财政透明本身不是目的, 它是促进效率、保障政府和官员负起责任的一种方法。财政透明度由此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世界银行、经合组织 (OECD) 和许多国家的高度关注, 学术机构和研究人员也把它视为宏观经济稳定、政府良治和财政公平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IMF和OECD都制定了财政透明度的最佳做法准则, 作为指导各国财政透明度实践的指南。

Kopits和Craig (1998) 最先给出了财政透明度的定义, 并且从制度透明度、会计透明度、指标与预测的透明度等三个方面对财政透明度的含义进行了详细说明。他们认为财政透明度就是向公众最大限度地公开关于政府的结构和职能、财政政策意向、公共部门账户和财政预测的信息, 并且这些信息是可靠的、详细的、及时的、容易理解并且可能进行比较的, 便于选民和金融市场准确估计政府的财政地位和政府活动的真实成本和收益。这是目前最为权威的财政透明度的含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2001年政府财政统计手册中给出了财政信息的披露主体, 如图1所示, 这对理解财政透明度的含义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我国财政透明度的现状及国际比较

(一) 我国财政透明度的现状。

Bellver和Kaufmann (2005) 对20多个国家进行调研, 结果表明透明度高与国家的腐败程度低、宏观经济和人类的发展指数高、经济竞争力强有关系。Brautigam (2004) 的研究回顾了若干国家的公众参与性预算编制, 发现财政透明度高是公民参与预算的必要条件。Gelos和Wei (2005) 的研究表明国际资金乐于在更透明的国家持有更多的资产。Ritva Reinikka和Jakob Svensson (2004) 认为反腐败的另一个思路就是以公共服务的使用者为出发点, 使公民容易得到关于公共服务提供的信息, 而不是单单试图增加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感。

上述研究表明一国财政透明度与财政业绩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 透明度确实给国家的财经秩序带来了有效约束, 这成为国际社会发展财政透明度的主要动力。在我国, 蒋洪、刘小兵等 (2009) 对我国各省的财政透明度进行了评估。财政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导致政府在大众中的公信力下降、促使虚假信息在网络中广泛传播。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自2008年起每年通过对我国省级财政信息的公开情况进行调查研究, 来评估我国省级财政透明度的现状。评估结果表明目前我国省级财政信息透明度的状况并不乐观, 政府及各部门对财政信息的公开并不积极, 仍有所顾虑。其中, 2013年的《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中显示:31个省份财政透明度平均得分为370.56分, 换算为百分制得分为31.4分, 这意味着31个省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 只公开了全部调查信息中不到1/3的信息。因此, 从调查对象的整体水平上来看, 我国省级财政透明度状况仍然不高。财政透明度状况最好的省份是海南省, 得分为77.7分;紧随其后的福建省得分为68.46分。这两个省得分超过了60分及格线, 这是课题组进行省级财政透明度评估5年来首次有省份冲破及格线。而得分最低的3个省份依次是吉林 (14分) 、辽宁 (18.69分) 、浙江 (19.44分) , 均不超过20分。从得分分布来看, 20-30分的省份最多, 占48.39%;30-40分的省份占19.35%;而及格的省份仅有6.45%。大多数省份信息公开程度较低。但相比往年, 2013年各省份的财政透明度整体状况有明显提高。31个省市财政透明度平均得分为31.4分, 去年这一得分为25.33分。与去年相比, 31个省份的财政透明度提高了23.96个百分点, 这是项目组进行省级财政透明度评估以来增幅度最大的年份, 这说明从2012年到2013年, 我国省级财政透明度在以较明显的增幅改善。

伴随着我国改革公共财政体制的逐渐深化, 政府加强市场化经济体系的建设, 我国的民众和相关利益团体对政府财政信息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目前我国财政透明度状况在不断完善与提高、政府也加强了对财政信息公开的意愿, 但是从我国的整体情况来看, 各省的财政透明度状况还比较差, 这与政府部门内部控制制度不够健全有着直接的关系, 因此, 需要建设政府部门内部控制, 进而增强政府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建立透明、服务型的政府。

(二) 美国Tucson市政府财政透明度的启示。

徐敏丽 (2013) 通过对Tucson市政府实地走访与资料分析, 发现Tucson市财政透明度总体比较高, 主要体现在: (1) 预算制作、修订、审计体现了连续性、完全性。政府所有的活动和收支都全面、细致地体现在预算文件中, 没有任何遗漏。 (2) 内部审计部门监督预算的执行, 使公众获得信息并参与预算的制定、修改与监督。市长与理事会安排详实的预算修改与听证会时间表, 审计部门一丝不苟地审查监督财政资金的来龙去脉。公众积极地参与预算修订, 提出意见并得到相应程度的采纳与重视。 (3) 信息的可获得性便捷、全面、系统。基本上, 近些年的文件资料, 包括修订文件在网站上能方便地获得, 不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搜索。政府尽其所能让公众读懂这些文件, 并通过不同的角度体现预算, 让不同专业层次的人根据自己的能力了解、领会政府资料。 (4) 政府的财政信息通过财务报告披露, 以了解政府的资产负债情况和收支执行结果, 网上的财务报告连续性强, 更新快。 (5) 政府财政信息披露及时、连续。预算报告中, 每项收支和活动都列出三年的数字:财政年度的预算数、前一年度的预算数和修订数、再前一年的实际数。 (6) Tucson市政府的财政预算精准、公众参与度高。预算日历详细而且通过调研与网上资料分析, 财政预算的制定与讨论严格按照财政日历来执行。在每次修订与讨论中都有公众的听证, 公众积极提议或者参与预算修订。在网站上每个小小的提议都能够得到政府的关注。

我们可以借鉴, 但不能完全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设计我国的财政透明度提升的路径与透明程度, 脱离对财政透明度提升的环境基础研究而做出决策。一国政府的政务信息公开透明程度一定与该国的政治体系、经济发达程度、文化底蕴、历史背景、社会组织特征、信息管理科学技术等环境因素紧密相关, 因此, 笔者认为应该有效建设政府部门内部控制, 增强政府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进而提高本国的财政透明度。

四、建设政府部门内部控制, 提高财政透明度

干胜道和王磊 (2006) 认为内部控制可以降低政府部门中严重违法违纪问题和经济案件未能被查出的风险。国家审计署审计科研所课题组 (2007) 按照国际组织有关公共治理的意见, 认为强化政府部门内部控制是实现良好政府治理的关键。刘玉廷 (2008) 认为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 是政府部门切实加强内部管理、提高公共资金使用效益和为人民服务水平的重要举措。

(一) 政府部门内部控制的含义。

美国《联邦政府内部控制准则》充分结合了COSO报告, 将政府内部控制定义为:政府为了实现运行的有效性和效率、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和符合适用的法律和法规而进行管理的组成部分。王光远 (2009) 认为政府内部控制是为保证政府 (机构或组织) 有效履行公共受托责任、杜绝舞弊、浪费、滥用职权、管理不当等行为而建立的控制流程、机制与制度体系。因此, 政府内部控制是更高层次的内部控制, 其以满足公共利益为目标, 以追求社会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平衡为价值取向, 而且能产生影响宏观经济效果和政府公众信誉的社会效应, 在政府管理中发挥制约、规范公共行为的作用。

一般来说, 政府内部控制更加宏观, 它的主体是政府总体, 而政府部门内部控制从属于政府内部控制, 它的主体是政府职能部门。2006年, 审计署《政府部门内部控制研究》课题组对政府部门内部控制的含义给出了比较权威的理解:政府部门内部控制是内部控制要素与过程的统一。从静态上讲, 内部控制是指政府部门为履行职能、实现总体目标而建立的保障系统, 该系统由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和内部监督等要素组成, 并体现为与行政、管理、财务和会计系统融为一体的组织管理结构、政策、程序和措施;从动态上讲, 内部控制是指政府部门为履行职能、实现总体目标而应对风险的自我约束和规范的过程。刘永泽 (2012) 认为政府部门内部控制, 是指由部门领导层和全体人员共同实施的、旨在实现控制目标的过程。内部控制的目标是合理保证政府部门运行管理合法合规、资源分配公平公正、会计报告和相关信息真实完整, 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果, 促进政府部门实现发展战略。本文强调的是政府部门内部控制, 要与政府内部控制区分开来。

(二) 政府部门内部控制建设的建议。

内部控制要素是政府部门建立和实施内部控制的具体内容。美国审计总署 (GAO) 在《联邦政府内部控制准则》中界定政府内部控制要素包括: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五个要素, 政府部门内部控制也包括这五个要素。本文借鉴美国Tucson市政府财政透明度的经验, 从五要素视角提出建议。

1. 建立良好的内控环境。

借鉴国际公共部门内控准则, 结合政府部门的特殊性和我国国情, 进一步完善政府部门内部控制法制建设, 以法律和制度形式强化内部控制责任约束, 使内控活动有章可循, 为违法必究提供有力的理论保障。同时, 还要促进与之配套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出台, 以适应多数行政事业单位的共性和个别单位的个性。实行内部控制责任追究制度, 以加强法律对各部门内部控制的监督。

2. 建立风险评估机制。

政府部门领导层必须时刻关注政府部门各层次的风险, 并对面临的各方面风险进行评估, 以有效地应对各种危机。首先确定宏观层次的风险, 主要包括滥用职权的风险、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的风险、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风险和道德寻租风险等;其次确定微观层次的风险, 主要包括预算管理的主要风险、政府采购的主要风险、资产管理的主要风险、财政收支和非税收入的主要风险。

3. 确保控制活动顺利开展。

美国Tucson市政府的预算制作、修订、审计体现了连续性、完全性。政府所有的活动和收支都全面、细致地体现在预算文件中, 没有任何遗漏。我国政府部门应当建立“以预算管理为主线, 以资金管控为核心”的预算管理体系, 预算管理体系的控制活动主要是预算控制, 预算控制是政府部门最重要的控制活动。还应该建立严格的授权审批控制和会计信息系统控制。

4. 健全内控信息系统, 加强沟通与协调。

美国Tucson市政府这方面做的非常好, “信息的可获得性便捷、全面、系统”、“政府财政信息披露及时、连续”、“财政预算精准、公众参与度高”, 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我国政府部门应当建立信息与沟通制度, 确保信息及时沟通, 促进内部控制有效运行, 应当建立一套有效的机制提高信息的有用性和沟通的有效性, 包括建立内部报告制度、建立反舞弊机制、建立岗位责任制、建立内部控制信息化系统等。

5. 健全内部审计制度, 确保内部监督质量。

美国Tucson政府是由内部审计部门监督预算的执行, 使公众获得信息并参与预算的制定、修改与监督。我国政府部门要结合自己的情况, 认识到内审的重要性, 合理设置内审的组织结构, 要坚决彻底地保证内部审计机构的独立性, 要加强内部审计技术的创新, 还要借助政府审计的独立性, 内外部审计相互联系, 形成合力, 致力于我国政府部门内部控制建设。

参考文献

[1] .徐敏丽.美国Tucson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J].科技经济市场, 2013, (10) .

[2]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2013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省级财政信息与部门行政收支公开状况评估[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3.

[3] .刘永泽, 张亮.我国政府部门内部控制框架体系的构建研究[J].会计研究, 2012, (1) .

[4] .申亮.论我国财政透明度的制度构建[J].财政监督, 2008, (4) .

[5] .刘玉廷, 王宏.美国加强政府部门内部控制建设的有关情况及其启示[J].会计研究, 2008, (3) .

[6] .方红星主译.COSO内部控制——整合框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8.

[7] .国家审计署审计科研所课题组.政府部门内部控制失效溯源[J].财经, 2007, (5) .

[8] .干胜道, 王磊.基于信息不对称的政府审计风险的控制研究[J].审计研究, 2006,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