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伦理道德范文

传统伦理道德范文（精选12篇）

传统伦理道德 第1篇

历史是一面镜子, 以史为鉴可以反省自我, 认识自我, 超越自我。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贯重视历史教育, 倡导全党全社会形成学习历史的浓郁风气, 强调“要用历史教育青年, 教育人民”。

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指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传统。”《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要重视对学生进行中国优秀传统教育”。学习历史是弘扬和继承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途径, 对于培养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新人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素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著称, 有着丰富的历史遗产, 其中包括不同历史时期关于伦理道德学说的理论及种种道德规范, 这些传统的伦理道德对我们今天的素质教育仍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及其一贯思想就是强调为社会、为国家、为人民的整体主义思想。所谓整体,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 也就是指的整个社会, 民族和国家。《诗经》中提出“夙夜在公”, 贾谊《治安策》中提出的“过而忘家, 公而忘私”等, 都不断强调这种为整体而献身的精神。儒家经典《大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正是在这种人生观的影响下, 范仲淹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认为“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这些都显示了强烈的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献身的精神。也正是从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原则出发, 在个人对他人、对社会的关系上, 中国传统道德强调先人后己、助人为乐;强调个人对社会尽责。

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仍有着重要意义。

儒家学派的鼻祖孔子认为, 一个人应有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崇高理想, 这种价值观在孟子那里演变成“浩然正气”。有了这种正气就能做到“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荀子称之为“德操”, 他说:“生乎由是, 死乎由是, 夫是之为德操。”操守是关系人的生死存亡的根本精神, 如缺乏这种精神就不能成为正真的人。孟子的许多伦理道德思想, 也成为我们民族的宝贵遗产, 有些话被我们一代又一代人作为座右铭传颂。《孟子·告子上》说:“鱼, 我所欲也;熊掌, 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 我所欲也;义, 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 所欲有甚于生者, 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 所恶有甚于死者, 故患有所不辟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 所恶有甚于死者, 非独贤者有是心也, 人皆有之, 贤者能勿丧尔”。这里提出的人生观、价值观、生死观, 成为中华民族不畏劫难, 繁荣昌盛的精神支柱。舍生取义, 大义凛然可说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精髓, 它从思想上养育了千万贤者。荀子还主张“以义制利”, 认为“义与利者, 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 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义利两全、以义制利的思想, 对于我们今天在发展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正确处理两个文明的关系, 仍是有益的。尤其是我们处于社会和经济的转型时期, 市场经济有很容易使人注重“金钱”。多少人正是由于没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一味追求金钱, 贪图个人享乐, 不择手段, 铤而走险, 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前车之覆, 后车之鉴。”可是, 有多少人步胡长清之后, 以身试法, 真可谓“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 孔子提出“仁者爱人”。自己不想要的, 不要强加于别人。又说“己予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自己要站住脚, 必须让别人站住脚, 自己要做成事情, 同时也要让别人把事情做通。以此为起点, 去爱大众。这种舍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的价值和广博的爱心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各个方面, 用这个准则去要求我们的言行, 就不难处理好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孔子不仅是中国的, 也是世界的。在整个西方, 孔子都备受推崇。西方出版的“100个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中, 孔子排名第五, 美国人尊孔子为世界10大思想家之首。当年罗马传教士来到中国, 看到孔子的名言:“已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时候, 他们震惊了。因为耶稣也说过“你们想让别人怎么对待自己, 就应该怎么对待别人。”但是, 耶稣比孔子整整晚了五个世纪, 正因为如此, 西方人对孔子更是尊敬有加。这两句话, 在西方被称为是“黄金律”。

在人论价值中, 强调伦理道德应尽的道德责任, 提倡“忠、孝”。儒家把“孝”看做道德的核心与根本, 认为孝是天之经, 地之义, 人的一言一行都与孝密切相关, “善事父母”看作是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平最根本的前提。明代大儒方孝孺在《家人箴》序言中告诫子孙“杜绝私心, 孝悌和睦”、“孝敬父母, 敬兄爱弟”。尊老爱幼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历史上有“孔融让梨”“张良拾履”的佳话, 可是现实生活中, 不乏虐待父母、打骂父母的丑闻, 更有徐力、谢波弑母的悲剧。可见, 在青少年中进行“孝”的教育不能说没有必要。

综上所述, 传统伦理道德中的精华部分对于提高个人修养, 完善人格都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历史的发展有力地证明, 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已成为维持社会秩序、改善社会风尚, 协调人际关系、增强国家凝聚力的精神力量。在今天实行改革开放、发展会主义经济的形势下, 家庭、学校、社会应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对青少年进行传统伦理道德教育, 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发扬光大, 提高全民族素质。

摘要：传统优秀的伦理道德, 对于怎样做人, 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既晓之以理, 又动之以情, 还导之以行。在今天实行改革开放、发展会主义经济的形势下, 家庭、学校、社会应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对青少年进行传统伦理道德教育, 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伦理道德,素质教育,德育教育

参考文献

[1]孟子.滕文公下.

[2]荀子.劝学.

[3]荀子.大略.

[4]论语.卫灵公.

传统伦理道德的完美范型 第2篇

[ 摘要]《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是金庸先生的代表作，其中小说人物郭靖得到广大阅读者的喜爱，学界对其研究不少，其中的争议也颇多。在这两部小说中，金庸没有像其他武侠小说家那样宣扬尚武精神，而是从人性、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考察人物的人格理想、精神在人生遭际中的嬗变和完善。细读文本，会发现在人物郭靖身上有很深的“孝”与“义”的传统伦理胎记，且随着故事的不断深入，孝与义在人物内心也有纠结和嬗变。

[关键词]郭靖 孝 义 纠结和嬗变

《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是现代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先生的代表作，其中小说人物郭靖得到广大阅读者的喜爱，学界对其研究不少，其中的争议也颇多。本文结合小说人物郭靖的成长经历，从传统文化出发，认为郭靖在金庸小说人物中是最具有传统文化意义的人物形象，是一个传统伦理道德的完美范型。在这两部小说中，金庸没有像其他武侠小说家那样宣扬尚武精神，而是从人性、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考察人物的人格理想、精神在人生遭际中的嬗变和完善。细读文本，会发现在人物郭靖身上有很深的“孝”与“义”的传统伦理胎记，且随着故事的不断深入，孝与义在人物内心也有纠结和嬗变。

一、孝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孝敬父母师长、忠于君主是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核心。对父母的孝，一方面是因为父母为儿女生命的来源，另一方面是儿女要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所以应行孝道。孔子把孝悌这种感情和行为当作仁的根本，是区别于动物的最基本的特性。而忠是由孝推衍延伸出来的。金庸先生也说“‘孝’是绝对的。对无论是多坏的父母也必须尽孝道……所谓的‘孝’属于纵向型的道德，是非常强力的。”[1]金庸小说中的孝，因其主人公多为孤儿，故对师长格外感恩和尊敬。即使对岳不群这样的反面人物，令狐冲对其抚育之恩也始终不敢忘记，也不因其无义而不孝。中国人历来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尊师传统，“对于徒弟学子而言，师父与父亲处于同样尊崇的地位，要像尊敬父亲一样来尊敬师父。”[2]所以笔者认为郭啸天、黄药师、杨铁心、成杰思汗、江南七怪、哲别师父、洪七公及马钰等在郭靖眼里都是“父”的形象，与郭靖都是纵向型的伦理道德关系，郭靖都要对他们行孝道。在小说里郭靖并不因启蒙老师江南七怪武功低劣、地位卑下而失恭敬之心就是这个道理。当然，孝在郭靖身上的展现在小说中随处可见。但最集中的表现却在为父亲报仇，为师父报仇上。“报仇”在现代现实社会当然不容许，但在武侠小说的幻想世界和传统社会里，却是基本的道德责任。《大戴礼记•曾子制言》说：“父母之仇，不与同生;兄弟之仇，不与聚国……”吴霭仪也说过：“在看武侠小说时，我认为不应以现实眼光看‘报仇’，而是要从象征的观点看，把‘报仇’了解为世俗社会指定的道德责任及权利。郭靖‘报父仇’的目标，根本就是‘做个好男儿’，履行社会义务的一部分。”[3]最重要也是尽孝。小说至始至终都围绕复仇去展开情节，杀段天德，杀完颜洪烈是小说中的关键情节。另外当江南七怪在桃花岛遇害后，郭靖面对爱情和师父两难选择时，主人公的心理天平一下子就倾斜了。虽说郭靖误认为黄药师是杀师父的仇人，不是黄蓉所为，也只有牺牲爱情，成全孝悌。因为在传统社会里爱情是个人的行为，而孝悌则是道德伦常。另外在传统社会里，对晚辈来说，“孝”就是“顺”，也就是常说的“孝顺”。按照父亲的遗命，郭靖必须要跟杨康好;按照杨伯父的遗命，必须娶穆念慈为妻;顺着成杰思汗的意思，必须娶华筝。这些有些做到了，有些没有做到，但郭靖都尽力而为，因为在他心里孝是根深蒂固的，不打折扣的。

二、义

金庸一直认为：中国民间最重视的道德，第一是孝，第二是义。孝与义同时也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最根本原则。什么是义呢?金庸说：“不管《三国演义》还是《水浒传》也都强调：不但讲友谊，还讲义气，友谊主要源自感情，义气则包含了理智的判断。即使和一人感情并不深厚，但为了应当这样做才合道理，往往会作出重大牺牲，那就是所谓义气。”[4]按照曹布拉的说法，在金庸小说中，义气流灌小说的始终，“义气成了金庸小说人物的集体无意识”;义气同时在维护传统社会起着中坚作用，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孝道对繁衍种族，维持社会秩序有重要作用;义气对忠诚团结，进行生存竞争有重大作用。”[5]对此，读金庸的小说深有感触，《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中的郭靖是一个义盖云天的大英雄，浑身都倾注着义的精神。

但郭靖身上所表现的义与一般武侠身上的义不太一样，虽然有一些墨家任侠的味道，但融入更多的是儒家的伦理道德原则。在《神雕侠侣》里，郭靖反对杨过与小龙女的恋爱，是因杨龙的`师徒之恋，违背了他所认为的伦理道德原则，也就是义的原则，故而大加反对。更加不同的是，笔者认为郭靖在不同时期分别展现不同意义的义。主要有三个层次：一、早期主要展现和传统游侠身上一样的义，“结私交，讲义气，重然诺，轻生死，言必信，行必果，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史记.游侠列传》这种在文本中有多处表现，但最突出的地方是《射雕英雄传》中郭靖与黄蓉相遇时最精彩。黄蓉在张家口出场时装扮成衣衫褴褛的少年男子的模样，郭靖被假象迷惑，代她付了肉馒头钱，她却以肉馒头喂狗。接着又点了几十碗菜，冷后又倒掉，重新再点热菜。折腾了半天才从饭馆出来，又喊肚饿，要进当地最高档的长庆楼。然而郭靖毫不计较这些，只觉得她谈吐不凡，见多识广，真诚爽朗，于是和她十分投契，竟然一见如故。临别时郭靖竟然赠以貂裘。二、在早期和中期所表现出的兄弟义。按照金庸先生所说：“传统上，中国人认为兄弟比夫妻之情更重要，有古谚说：‘妻子如衣服，兄弟如手足;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不可续。’……中国人说义结金兰，通过一种仪式，异姓朋友结拜为兄弟，在家立誓：‘虽非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在西方社会中，只有热烈相爱的恋人，才会立誓同死。但在中国这个重义气的社会，友情比爱情更受重视。”[6]所以郭靖广交朋友，广交异姓兄弟，杨康、拖雷、周伯通都是他的义兄弟。并且在其心中，兄弟义比爱情、亲情更重要。从两个细节很容易看出来，在同时面对杨康和黄蓉时，使黄蓉醋意大发，在心里嘀咕郭靖心里只有他的好兄弟;在同时面对故人之子杨过和郭芙时，便决意砍断爱女一臂赎罪。三、在后期所表现的为国为民之大义，也是义的最高层次。发现岳飞的遗书之后，郭靖陡然找到了真正的抱负和理想，找到最有价值的义。郭靖在领导蒙古人抗金战事中，经过极艰难的考验反省，他终于确立了“为国为民”为终生目标。《神雕侠侣》中郭靖在襄阳曾对杨过说：“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地助守襄阳，……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

三、孝与义的纠结及嬗变

一个人一生要做出多样选择，一个道德完人更是如此。郭靖在成长为一个传统伦理道德的完美范型的过程中，内心的纠结也是很多的。但喝着传统民间伦理的乳汁长大的郭靖，虽然愚笨，却能够始终固守着传统伦理道德原则，致使金庸先生对郭靖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获得很大成功。

传统伦理道德 第3篇

关键词 传统伦理：道德；文化

我国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把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的问题，其前提是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进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道德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能够凝聚一个民族的重要的精神力量之一，在新阶段，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应从学生抓起，充分发挥中国传统道德积极进步的作用，首先就要让学生正确认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基本内容：

在我国，传统道德主要指的是儒家道德，其创始人是孔子。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他从自己的政治理念出发形成他全面系统的道德思想。他以“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境界。

“仁”是孔子道德思想和道德学说中的核心概念，“仁”的含义最基本的解释是“仁者人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者爱人”，就是说要把人当人看，而且要爱人，在孔子看来“仁”是社会规则和人文精神的基础，学生爱家人，爱同学，爱老师，才能创造和谐家园、和谐校园、和谐社会。

董仲舒根据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提出“三纲”《春秋繁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 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五常”《举贤良对策》说。宋元时期 ，人们在管子的礼义廉耻上，配以孝悌忠信，就成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

张岱年先生在《道德与文明》1992年第3期上发表文章，在总结传统道德规范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九个主要规范：公忠、仁爱、诚信、廉耻、礼让、孝慈、勤俭、勇敢、刚直的“九德”。

国家教育委员会组织编写，罗国杰主编的《中国传统道德》的多卷本《规范卷》中把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分为四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道德规范，有公忠、正义、仁爱、中和、孝慈、诚信、宽恕、谦敬、礼让、自强、持节、知耻、明智、勇毅、节制、廉洁、勤俭、爱物；第二部分是职业道德规范，有政德、武德、士德、民德、商德、师德、艺德；第三部分是家庭伦理规范，选取了三个最主要的方面，它们分别是关于亲子关系的规范，关于夫妻关系的规范，关于长幼关系的规范；第四部分是文明礼仪规范，分别是尊老敬贤之礼，接人待物之礼，仪态言谈之礼，庆典婚丧之礼。

这些道德规范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中国封建社会道德的纲目，道德规范体系，充分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在人类道德文明上的智慧和贡献，当然，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又具体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思想和要求，成為统治阶级实现统治的有效工具。所以，对待中国传统道德规范既要继承也要批判。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特点 ：

第一，历史悠久，良莠杂陈。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政治性明显，它必须服从并服务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要让学生有所鉴别，融入社会主义道德观。

第二，紧密结合社会政治，服务于宗法等级制度。与社会政治紧密结合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另一基本特征。这一基本特征，反映了先哲们所具有的自觉为社会政治服务，为社会的安定和谐服务的务实精神，中国古代社会制度有两个基本特点，一个是宗法制度，一个是等级制度。在中国社会中，家庭是一个最基本的单位和社会细胞，在一个“家”中，有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之间的血缘关系，还有主人与奴仆之间的社会政治关系。社会治理得如何，从一定意义上说，其关键在家。

第三，入世尚仁，重义轻利。任何社会都需要用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来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形成社会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引导人们如何为人处事、如何在社会中共同生活。“仁者，爱人”、“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以及“恭、宽、信、敏、惠”等都是人情世故。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坚持其入世性质的同时，却又在世俗生活中尚义不尚利，提倡先义后利，以义制利。孔子告诫人们要“见利思义”，见到利益要想到道义，只有通过节制人对利欲的追求，自觉“存义去利”，才能保持国家清廉和公平。

这就形成了中华民族在现实生活中特有的义气：对国家民族——尽忠义，对父母长辈——行孝义，对亲人——重情义，对朋友——讲信义。人们义不容辞、见义勇为、伸张正义、施行道义直致舍生取义。“为义”已成为整个社会道德的重要信条，“舍生取义”的高尚境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国捐躯、为民献身。

弘扬传统伦理精神构筑现代商业道德 第4篇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 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 是人类千百年来智慧的结晶, 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一种内在动力。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 还可以起到使一个民族凝聚和团结起来的作用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优秀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潜在力量是巨大的, 这种优秀文化包括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 尤其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一旦与商品经济相结合, 就能够转化、生成一种积极的生产力。

中国传统伦理与文化中包涵着丰富的管理思想, 这些思想始终贯穿着中国从古到今的社会实践, 涉及到行政、经济、军事、文化、家庭等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层次。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有着深刻的联系, 要把古代优秀的文化与我国企业伦理建设与管理创新有机结合起来, 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和谐、持续发展。20世纪70年代, 日本的企业管理模式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关注, 众多的学者通过调查与研究发现, 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源于企业文化建设。在日本商业界与管理界存在着一种普遍现象, 就是高层管理者几乎人人学习中国的传统伦理与文化, 从《论语》、《周易》和《孙子兵法》等书中汲取思想与管理的智慧。可以说, 日本和许多东亚、东南亚国家的文化都与中国传统伦理与文化有很深的渊源。

中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构筑与发展初级阶段。其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是生产力水平低下, 经济以粗放型方式增长;二是市场体系不完善, 市场规则不健全, 市场处于从“无序”到“有序”的紊乱阶段;三是人员素质偏低, 管理水平与生产效率不高;四是“以力角逐”到“以德角逐”的过度阶段, 传统伦理及文化秩序被打乱, 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伦理体系还处于初见端倪的起始阶段。我们必须认识到, 市场经济一旦走出其初始阶段, 那种单纯以物质刺激为手段, 忽视伦理与文化的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模式就会被逐步淘汰。尤其是随着世界经济逐步从传统的市场经济时代进入到以知识、技术和文化为特征的新经济时代, 社会总需求和个人总需求已不能再完全用物质范畴来涵盖, 人们的伦理与文化消费的比重却越来越大。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与文化在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中, 既有积极的一面, 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因此, 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 中国的商业模式必然是东西方文化撞击、交融、渗透、升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我们既要学习西方的管理、技术、制度与文化, 促进商业企业实施组织化、科学化管理, 又要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及伦理思想的精髓和营养, 实现“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需要强调的是,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及伦理观念根深蒂固, 至今影响着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东西伦理与文化的交融与升华, 需要继承与扬弃, 也需要借鉴与创新。

二、 我国传统伦理与文化中的商业伦理精神分析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伦理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也是安邦治国、经世济民理论的基础。中国传统的商业伦理思想及精神主要表现为:

(一) 以义生利与生财有道

儒家重视社会财富的创造与增殖, 在物质生产与商业活动中, 强调以义生利。对此孔子认为:“邦有道, 贫且贱焉, 耻也”“政之急者, 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儒家并不反对社会生产, 但要“以义生利”、“义, 利之本也。”墨家也重视“以义生利”和“义利统一”, 提出“义, 利也”。吕不韦也强调以义生利, 提出:“义者, 百事之始也, 万利之本也。”古代所谓的“生财有道”, 是指人们的生产行为应守各自等级名份, 不能越级。具体表现为:一是社会各等级应严守各自“生财”之路。如“仕者不穑, 田者不渔”, “为君者不可与民争利, 为仕者不可兼利农工商业”。二是各行各业应严格社会分工。在《周礼》中, 儒家提出“以九职任万民”的思想, “九职”是:“一曰三农, 生九谷;二曰园圃, 毓草木;三曰虞衡, 作山泽之材;四曰薮牧, 养蕃鸟兽;五曰百工, 饬化百工;六曰商贾, 阜通货贿;七曰嫔妇, 化治丝;八曰臣妾, 聚敛收财;九曰闲民, 无常识, 转移执事” 。三是每一种职业必须遵守职业道德。儒家认为恪守职业道德的“生财”活动都具有道德合理性。总之, 无论是务农、做工, 还是经商, 都要坚持“生财有道”的职业道德。

(二) 讲求诚实守信与勤劳敬业

我国古代的交换伦理是以“诚实守信”为基础的。“诚信”不仅是儒家重要的道德规范, 也是商业伦理规范之一。古人对“诚信”的内涵与思想进行了深入地挖掘。孟子认为:“诚者, 天之道也;思诚者, 人之道也。”《中庸》也指出:“唯天下之至诚, 为能经伦天下之大经, 立天下之大本, 知天下之化育。”宋代著名儒者周敦颐认为:“诚, 五常之本, 百行之源也。”孔子的“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就强调了“信”的重要性。在经商实践中, 中国古代商人非常重视信誉, 如晋商的“宁叫赔折腰, 不让客吃亏”“生意无诀窍, 信誉第一条”就道出了这一思想。中国人非常重视勤劳敬业。勤劳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古人云:“民生在勤, 勤则不匮”;“君子勤礼, 小人尽力” (《左传》) ;“夫民劳则思, 思则善心生;逸则淫, 淫则忘善, 忘善则恶心生。” (《国语》) 孔子也说:“生财有时矣, 而力为本”, 民间对联:“勤为摇钱树, 俭为聚宝盆”也通俗地指出了勤俭的重要性。另外, 我国古代商人能吃苦耐劳、艰辛创业。中国大地上所产生的晋商、徽商都能吃苦耐劳, 也非常精明强干。晋商谚语“山西人, 大褥套, 发财回家画房置地养老小。”就反映了商人的艰辛。

(三) 藏富于民与均遍不偏

传统伦理思想倡导藏富于民, 民富则国强。孔子倡导“仁政”和爱民。他认为, “道千乘之国, 敬事而信, 节用而爱人, 使民以时”, “下贫则上贫, 下富则上富。”孟子也提出:“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基, 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 “亲亲而仁民, 仁民而爱物”等。墨家也认为, “忠实欲天下之富, 而恶其贫。”管仲则倡导“凡治国之道, 必先富民。”道家认为, “绝圣弃智, 民利百倍”。值得注意的是“平均主义”也是传统伦理的重要思想。孔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 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 和无寡、安无倾。”墨家认为, “兼相爱, 交相利”, “夫爱人者, 人亦从而爱之, 利人者, 人亦从而利之”。管仲则提出:“天下不患无财, 患无人以分之。”, 道家则主张“损有余而利不足”等。值得注意的是, 平均主义分配思想是与生产力水平低下相适应的分配思想与分配方式。它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分配是不相适应的。

(四) 重本抑末与反对竞争

“重本抑末”的主张是由法家代表人物商秧最早提出来的。法家“重本抑末”的思想依据主要有:一是从人性上看, 人们好逸恶劳, 追逐名利;二是工商业有利可图, 投机取巧, 自然产生奸商。三是农民愚昧、淳朴, 便于统治。对此商秧认为:“圣人知治国之要, 故令民归心于农, 则民朴而可正也, 纷纷则易使也, 信可以守战也。”吕不韦也提出:“故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 先务于农;民农, 非徒为地利也, 贵其志也。民农则朴, 朴则易用, 易用则边境安, 主位尊。民农则重, 重则少私义, 少私义则公法立, 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后, 其产后则重徙, 重徙则死其处, 而无二虑”。竞争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 也是商业行为的本质属性。竞争对繁荣市场、刺激消费、促进生产都具有重要作用。然而, 我国古代伦理思想中, 虽然认识到了竞争的客观存在, 但基本持反对态度。吕不韦提倡“义气之大者莫大于利人”。墨家认为“人与人不相爱必相贼”, “强必执弱, 富必侮贫, 贵必傲贱, 诈必欺愚。”道家也反对竞争, 老子倡导“见素抱朴, 少私寡欲”。儒家也反对竞争, 提倡“和为贵”, “与人为善”, “争则乱, 乱则穷”, “争者祸也”, “争之则失, 让之则止”等。

(五) 崇尚节俭与反对浪费。

古今中外伦理评价的核心问题是节俭和奢侈的善恶问题。中国古代提倡用伦理引导消费, 消费要符合礼制和道德, 并崇尚节俭, 反对奢侈和浪费。《左传》认为:“俭, 德之共也;侈, 恶之大也”。孔子说, “大哉问!礼, 与其奢也, 宁俭;丧, 与其易也, 宁戚。”荀子则认为:“务本节用财无极”, “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墨子说:“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老子说:“今玉满堂, 莫之能守, 富贵而骄, 自遗其咎”, “见素抱朴, 少私寡欲”。

三、传统伦理思想的继承与现代商业道德的构建

江泽民同志曾指出:“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我们既不要妄自尊大, 也不能妄自菲薄, 要学习各方面的知识, 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以儒家伦理思想与文化为主流的传统文化在两千多的历史时空中对我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今, 商业道德的建设仍需要从传统伦理思想与文化中吸收精神营养。

(一) 正确认识道义与功利, 树立现代“义利观”

我国传统伦理与文化中强调“以义生利”, “见利思义”和“重义轻利”等思想。尤其是儒家文化的重义轻利的思想, 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 它规范人们的一切行为准则都要以“义”为最高标准, 人们必须重义轻利、见利思义, 做到“义然后取”。求利是商业企业的目标之一, 获利是商业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保障。然而。一味地、疯狂地, 失去“道义”地追逐“利”, 对企业、对客户、对国家都是“一损俱损的”的。儒家文化传到日本后, 日本人把义和利巧妙地结合起来, 提出了“利义两全论”, “道德经济合一论”的观点, 这对日本经济发展、商业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古今中外, 商业道德最重要的就是讲信誉, 讲货真价 实, 讲买卖公平。但是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 所出现的商品假冒伪劣、企业囤积居奇、强买强卖、欺行霸市、哄抬物价及诚信缺失等现象实质是“道德建设”与“经济发展”失衡的表现。在全球化的今天, 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企业比我们还重视商业道德建设。其道德建设理论之一“道义论”与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倡导的“义利”理论是非常相似。可以说, 正确的义利观是商业道德的灵魂。

(二) 弘扬勤俭创业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勤俭创业发愤图强的精神对现代商业企业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传统文化的“节用”、 “薄敛”、“富民”、“博施”、“使民以时”等思想, 养成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奋发图强的民族品格。这些品格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仍有重要作用。当今, 一个商业不仅要积极地推行成本管理, 坚持节俭, 而且要引导节俭的消费方式。奢侈和浪费虽然能一时地刺激消费, 拉动生产, 但对全球人口最多的中国, 不是福, 可能是祸。商业企业的发展不是简单地追求企业致富, 而是满足客户对物质和精神财富的需求。这是“共富”。只有“共富”才能和谐, 才能更好地发展。目前, 我国不少商业企业已经或正在沦为“损人利己”、“铺张浪费”、“巧取豪夺”、“唯利是图”的“奸商”境地。商业企业要发展, 必须发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发愤图强”的民族精神, 决不能有了点“钱”, 就“比富”、“斗富”, 追求“奢侈”, 贪图“享乐”。如果这样, 只能是自毁长城。

(三) 尊礼守法建立和谐的商业秩序

儒家伦理思想与文化中的“礼”, 其义“理”也, “礼”是社会秩序、国家秩序、经济秩序、家庭秩序之“理”。儒家的“尊礼守礼”思想实质是保持社会和谐、国家安定、经济繁荣、家庭和睦的法则。孔子的“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的守礼思想对保持封建社会稳定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辛亥革命后, 尤其新中国成立后, “君臣”的政治体制已经彻底覆没。但在处理行政上下级关系、企业内外关系和家庭关系中, “礼”仍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儒家的“礼制”在当今市场经济及商业发展中, 有可以借鉴的精髓, 也存在较大的消极因素。因此, 商业企业营销道德建设既要吸收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 也要克服消极因素。儒家文化非常重视五伦, 即:“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这五伦实质是“礼”的体现, 是保持社会和谐有序的基本价值准则。这五伦在现代商业企业改革与发展中仍有积极意义。中国的文化核心是“家”文化, “五伦 ”与现代商业企业仍有结合的必要和作用。如果商业企业中人与人的关系能像家庭一样和睦, 企业领导与下属讲“忠诚”和“关怀”, 职工之间讲“诚信”和“关爱”, 企业与客户之间讲“仁义”和“信誉”, 这就会形成企业运行与发展润滑剂, 增强凝聚力, 减少人为的阻力, 从而在降低管理成本的同时, 产生积极的激励与约束效应。

摘要：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包含丰富的管理思想, 这些思想在改革开放,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尤其是以儒家伦理文化为主的传统文化是现代商业企业的魂魄, 现代商业企业要提高竞争力, 必须继承传统伦理文化的精髓, 加强商业道德建设。

关键词：传统伦理,企业文化,商业道德

参考文献

[1]陈炳富, 周祖成.企业伦理学概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4.

[2]汪荣有.当代中国经济伦理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3]苗泽华.商业企业营销道德与文化研究[M].北京:新华出版商, 2005.

[4]刘路.先秦经济和中国经济思想史[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5.

[5]陈国庆注释.论语[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6.

关于对农村传统伦理道德的调研报告 第5篇

陈玉荣

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人类生命繁衍、财富创造的物质文明发展史，更是人类文化积累、文明传承的精神发展史。中华民族在其发展的历史上一直是一个注重伦理道德，崇尚优秀文化的民族。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典型的农耕社会，千百年延续下来的生产生活方式，也促进了特有的伦理道德的产生，并在实践中不断强化。即便如此，农耕社会的伦理道德也会受经济基础、政治基础、社会基础、文化基础等方面的影响而逐渐发生变化。建国后，生产资料重新分配，集体经济全面铺开，使乡村社会的整体面貌发生了颠覆性的变革。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西风劲吹，大众文化愈来愈向自私化、娱乐化、庸俗化等方向发展，这时我们必须重视传统文化教育，因为文化传统源于历史又超越历史，具有现实的精神生命和文化范式，富有时代意义和现代价值。本调查报告是通过长期驻扎乡村，并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的方式先了解农民的道德生活。

一、农村传统伦理道德状况调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并且是一切新的更高的文明的再生源之一。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日益尖锐，许多人对传统文化的了解越来越少，传统文化正不断流失。日前，笔者特地制作了一份调查问卷，从乡村传统道德文化状况对社会、人民的影响与作用以及民众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与继承情况两大方面进行调查，深度了解民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情况，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

（一）村庄介绍。课题组选择了川渝交界的几个行政村，泸县的天堂村、牛滩村，合江县的福宝村等，重庆永川区的坪上村、永泸村等。本文选择天堂村为主进行介绍，再对其他村比较有特色的情况加以补充。

泸县天堂村是一个与重庆永川区相邻的行政村，属于丘陵地带。天堂村是离泸县县政府是最远的村，约53公里，离泸州市约38公里，而离重庆的永川只有40公里。因为精简基层行政组织拆乡并镇，小村变大村，由以前的几个村合并而成天堂村。由于地处四川重庆交界，该村村民信息来源比较便利，会把两地的政策、经济状况、文化习俗等进行比较。

1.政治方面天堂村委会实行了基层民主选举，对于投票选举积极参与的人基本在50岁左右，50岁以上的人占绝大多数，这一群体经历过改革开放前的集体经济生活，有一定的政治意识，村民们对于选出自己满意的村委会成员极其重视。曾发生过如下事件：由于他们认为投票过程有问题，强烈要求镇政府下派监督选举人员主持重新选举，当时已超过午饭时间，然而没有人愿意离开，直到重新选举，得到认为公正的结果。

在这种情势下选出的村委会在履行职责过程中确也真正能意识到自己的权力来源于村民，能够考虑村民的实际需要。这个村在十年前实现了水泥公路的户户通（比一些与泸州市距离近许多的村早六七年）。该村在2014年实现了天然气户户通。50岁往上的男性村民，即使是一部分人根本不识字，没上过学，都普遍比较关心国家大事、社会舆情。但从妇女到为数不多的年轻人，40岁以下，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及其以下生人，对政治的热情明显逐步下降。

2.经济基础天堂村几乎没有任何企业或手工业作坊，但村民的经济水平和收入比较高，住房基本以砖混结构的二层楼为主，土木结构的平房几乎绝迹。村民家中电视、冰箱、空调、净水器、热水器比较普遍，家里只要有50岁左右及以下的人，几乎都有自己的摩托车、面包车或者电动三轮车。

村民的经济来源一是外出务工，有远赴珠三角，广东、中山等地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的，也有去新疆、内蒙从事建筑业。二是在家务农，种地，养殖鸡、鸭、猪以及水产养殖。50岁左右及以上的村民乡土情结浓重。即使子女已经在城镇安家，经济条件也允许全家迁去城镇生活，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愿意放弃村里的生活，反而更加珍视土地，见缝播种。村民之间仍然寸土必争，为此还会闹矛盾。尽管忙碌于田间地头的人全是50岁以上，该村仍然没有荒芜的土地。他们的想法是年轻人去外面挣钱，老人在家里务农，家里外面都要抓。村民对与自己切身利益关系重大的事务，比较有大局观念。比如修公路会占用自己承包的土地，村里会比较容易地协调好。

3.文化习俗天堂村村民文化生活主要是看电视，其次打麻将、玩牌，村民会在农闲时节或者节日，有小赌怡情的，也有真正玩大赌博的。再次就是部分年老女性村民每年会定期参加观音会的吃素活动，天旱的时候，很多人聚集在一起举办吃素祈雨的聚会。曾经也有“全能神”等邪教侵入该村，但影响力极小，随着国家对该邪教的依法取缔，村里的“全能神”组织也自然消亡。随着医疗水平提高，新农合的推进，迷信活动几乎绝迹。对佛教主要是观音菩萨的信仰还在一部分年老女性村民中浅存。本土化的道教活动范围依然较大，主要是村里的丧葬事宜需要道士或风水先生，测定土葬的地点、时辰，主持整个丧葬仪式。此外建筑动土也需要道教人士的指导。

大型婚丧嫁聚活动会有自建乡村文艺队表演。改革开放初期的乡村文艺队分两种，一种就是延续至今的歌曲、话剧类，一种是川剧。歌舞话剧类在改革开放初期节目内容更丰富且有相当的技术含量，歌舞是现场拉二胡、吹唢呐等其他乐器伴奏，还有说书。

话剧是村民最为喜爱的形式，根据当地民间流传或者自编的反映现实生活的故事进行表演。说书技术含量高，不是谁都可以表演，正因为此，目前说书已经绝迹。川戏表演队也已消亡，因为不是谁都可以唱川戏，现在偶尔在田间地头会有年近八旬的老头偶尔哼唱川戏的调子。歌舞表演的内容地方特色逐渐淡化，多是学电视里的节目，音响设备震天响。观众大多已是五六十岁以上的人，他们只为看到真人在台上跳，觉得比看电视更热闹和喜庆。学龄儿童和年轻人也为感受热闹和喜庆将就看看，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看电视、玩电脑、耍手机。

大型正式的聚会活动，多因为老人做大寿而举1越来越罕见。婚姻的仪式被淡化简化。很多人在没举办婚礼也不领结婚证的时候已经为人父母，然后日子就顺其自然地过下去。有的人又在怀孕几个月挺着大肚子的情况下举办婚礼。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为人们的道德观念不允许的。70、80、90年代生人离婚率明显比前辈人高出许多。未婚先孕的情况在改革开放之前为村民所不齿的事，现在已见怪不怪，大家自然而然地理解为时代不同了。

4.其他村简况泸县牛滩村与天堂村有所不同的是经济状况，由于离泸州城区高速公路约二十分钟路程，该村村民进入城镇生活就业的人更多。村民对村里的公共事务积极性显得逊色很多，土地有荒芜现象。活动在村里的民间文艺队表演内容更缺乏地方特色，歌舞、钢管舞等都是电视节目的山寨版。村民几乎没有因为公共事务而进行的聚会活动。例如清明节举行的清明会，都是以宗族为依托，多半是在外事业有成的成功人士号召举办，一则是聚集族人看到自己衣锦还乡，二则也可对逐渐散落于各处的宗亲稍稍维持血脉亲情，有的甚至会为宗族修建祠堂。但是修完就完了，没有约定俗成的聚会祭奠规则。

福宝村由于地处国家级原始森林的山区之间，留在村里的村民对公共事务更无积极性。但村民淳朴善良，热忱好客。课题组在调研过程中车轮陷入路边的深坑，先是在林中挖冬笋的村民发现，主动前来查看，然后他喊来了七八个村民，有的还带来了绳子，路过的一辆车帮忙在前面拉，很快解决问题。最后我们只是主动以合理的价格买下了他所挖的全部冬笋。

永川区的坪上村也是由于离永川市区比较近，村1弃。有较多的土地荒芜，即使婚丧嫁聚的聚会，人也寥寥，且多为老弱妇幼。很多以前需要村民互相帮助的事务，已由产业化的组织机构完成。

（二）问卷调查分析。本课题的问卷调查从不同年龄段，分生活生存状况、国家集体主义观念、婚姻家庭观念、社会公德状况几个板块进行。

40岁以上的人文化程度一般是小学或初中，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生存状况较为满意，对共产党的执政也较为有信心，对目前的反腐持肯定态度，对于社会生活中不尽人意的事情归结于“经是好的，只是被和尚念歪了”.在家庭婚姻方面，这个群体思想观念已然有相当大的进步，认为婚姻的基础是感情、经济状况，对离婚、婚外情等现象认为很正常。承认生男孩和女孩都一样，但多数人还是对男孩抱有更大的期望，期望其能传承家业、养老、传宗接代等。村民对于邻里关系都秉承互相帮助、相互关照的原则。与年老的父母交流沟通较少，90%的人认为自己在孝敬父母方面做得不够，在有效的调查问卷中，几乎没有人选择“很孝敬父母”一项。50%的人认为打麻将很正常，四川人都喜欢。

30-40岁年龄段文化程度更高，绝大多数在高中以上。其中80%都对目前的生活状态满意，认同共产党的执政行为和效果，对未来亦较有信心。对于生男孩的态度更多人选择了“无所谓”一项，从内心深处更认同男女平等，生男生女都一样。有更多的人选择了“很孝敬父母”一项。更多的人不喜欢在打麻将方面耗时间。对信息时代的适应和对更多生存技能的掌握，使他们的生活内容更丰富。

20岁年龄段的年轻人不太关心公共事务，对目前的生活大部分不满意，需要更多的物质上的东西，对党政时事知之甚少，不考虑未来。与父母之间关系比较淡漠，大部分人觉得自己谈不上孝顺父母。在男女平等问题上内心更为实质性地认同。每个年龄段的人都很确信勤俭节约是好的传统美德，认为应该延续下去。父母抚养子女和子女赡养年老的父母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行为，没有人选择“是法律规定的义务”一项。对自己生活环境中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无一例外地选择了环境被破坏，有事不知道该找谁。

二、农村传统伦理道德状况的理论提炼

（一）对现代城镇伦理道德的误解

当今农村中对城市的向往潮流在盛行，尤其是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在精神上追求城市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但村民在物质生活方面对科学性知识知之甚少，当城市提倡并践行“光盘行动”的时候，农村开始大鱼大肉，铺张浪费。而在精神生活方面，村民及其在农村长大而奔向城市的年轻人只看到了城市生活的开放和自由，却忽视了背后的法治思想与伦理道德。

年轻人奔向城市，失去乡规民约的束缚，远离父母的管束，行为有失范现象。盲目轻率的男女关系、未婚生子、无视计划生育政策等现象较为普遍。在调研的一个村里有一对夫妻有三个孩子都交了社会抚养费，造成生活负担沉重。

真正的城镇文明并没有在村民中扎根。村民无视法制，摒弃部分传统道德。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得不到应有的赡养的情况时有发生，尽管该老人多子多孙；在乡村乘坐公交车，罕见有人给老人和小孩让座；女性在父母长辈去世后当然地没有财产继承权；各年龄段的男女都存在污言秽语的情况。在自私、狭隘、势利的心态之下，公共场合的无序现象很严重。村民的价值观有金钱标准化现象，只要发财后衣锦还乡就会得到大家的赞赏，而不去追问钱的来路。最为严重的是，这些现象不为乡村社会以否定的评价，大家习以为常。

村民对于村干部能给自己带来福利是基于对其人品的信赖，没有制度约束意识，既然是自己投票选举出来的村干部，他的人品和能力一定是值得信赖的，不再有其他的监督意识和措施。受封建社会“法即刑”观念的影响，片面地把法视为惩罚的工具，把寻求司法诉讼视为畏途，每遇纠纷和冲突，往往寻求“私了”或寄望于行政解决的途径，不习惯也不善于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农民在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或者是忍受，或者是以非对非，或者寄希望于清官，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必要性和权威性尚未被人们所接受[2].在调研的村庄中，几乎没有了解到一起除刑事案件之外的诉讼案件。

（二）对传统经济秩序无谓地坚守

农村的“统分结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曾经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也被广大农民颂扬。但是目前农村的经济结构只有“分”的家庭责任制，没有“统”的痕迹，甚至改革开放前生产队建立起来的集体的果园林地也被分掉，最后砍倒果树，沦为普通的出产率极低的田地。70年代以后的人已经无法接受这种高度的体力和时间的投入而产出极其低下的方式，他们毫不犹豫地抛弃这种经济模式和秩序，选择远离故土。而50、少数60岁还坚守着过时的经济秩序，邻居之间仍旧寸土必争，睚眦必报，尽管其子女已经根本不再回乡生活。土地耕种无论如何需要人力，在外生活的子女寄钱回家让年老的父母请人代工，但是代工之人无处寻找，农村劳动力已面临断代。

（三）对未来的生活变化有心理准备。尽管浓厚的土地情节使村民无谓地坚守着传统的经济秩序，年老的村民也预知未来的农村生活必将有极大的改变，甚至为将来土地应该怎样处理做出了设想。子女对传统经济秩序的抛弃他们也不得不接受，并且尽力为子女对城镇生活的向往尽最后的努力，省吃俭用，存钱、储存粮食。

（四）绝大部分村民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于近年来的各种改革措施减轻了农民负担，医保、养老保险的覆盖，提高了农民的可支配收入，绝大部分村民尤其是80岁以上的村民是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希望祖国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对于现实生活中存在腐败、违法犯罪及其他不尽人意的现象，他们选择理解执政党和政府，并且对未来也比较有信心。

三、提升农村伦理道德水平的几点建议。由于农民的知识文化水平有限，积极性差，宿命性强，政府必须有所作为，有意识地去引导与提高乡村伦理道德水平。

（一）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与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是农村伦理道德体系中的核心内容。但对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应摒弃传统形式主义、抽象空洞的道德说教方式。应加强党组织在农村的影响，适当发展农村党员。尤其是农村城镇化之后，进入城镇的村民面对各种意识形态的争夺，能否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文认为这是执政党极其重要的工作。

1.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改革开放前，乡村物质生活匮乏，但是精神生活却是比较富足的，有定期的聚会，有文艺队演出，那个时候的文化生活可谓生气勃勃，而现在的乡村情况恰恰相反。改革开放初期，人们解决了温饱问题，精神生活也还比较丰富，大家热热闹闹一起过年过节，走亲访友。而现在的乡村，年轻人逃离，老年人无法适应信息时代，出现了文化的真空现象。因此邪教、西方宗教与各种思潮趁机入侵，给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造成侵蚀。

乡村文化建设应摒弃“虚实论”“附属论”“点缀论”“靠后论”等错误思想，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文化占据乡村。政府应该有专门的农村文化建设计划，扶持商业文艺队，也对其作相应的引导。目前乡镇政府也偶尔有文化活动，但都依托于某种商业或者经济目的。应该针对留守儿童、老人有定期的文化活动，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引导其正确面对生活中存在的困难，引导村民过健康向上的精神生活，而不仅仅是打麻将。定期有针对性地对村民在生产生活过程中经常遇到的法律问题进行深入浅出地法治宣传、咨询和讲解，提高其法治意识。

2.弘扬传统伦理道德，鼓励其进行精神产品消费在农村伦理道德建设的过程中，应避免跟风建设，必须从当地乡村实际情况、经济发展水平、村民人员结构、生活方式，因地因时制宜，区别对待，综合考虑，统筹规划，形成各村各县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围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八荣八耻”等主题引导村民开展各种聚会活动，丰富精神生活，提高道德水准，丰富和提升农村传统伦理道德。

鼓励引导农村民俗文化，使乡村文艺队人才能代代延续。文艺队利用节日、集市日进行表演，或者播放适合各年龄段人员的影视剧作，从中引导其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调研过程中发现大部分村民除了支付孩子的学杂费，几乎没有其他像样的精神文化消费，电视是使用“山寨锅”进行节目收看，政府没有提供正规的电视信号。在目前村民可支配收入提高，社会保障逐步成熟完善的情况下，政府应该进行精神生活资源的提供，接通电视讯号、宽带网络，开设适合村民的图书室，引导村民进行精神文化消费。引导村民组建兴趣互助小组，例如烹饪、针织、棋牌、新科技产品使用、健康知识等，在促进村民之间的交流合作的同时，提升其生活质量。

（二）顺应城镇化进程，加强农业现代化。经济结构是伦理道德的重要因素，高效健康而适应时代的经济结构才能为乡村伦理道德提供积极向上的土壤和环境。村镇干部应该有专门的人员长期下基层，沉到村民之中，引导其进行经济、文化活动。

1.进一步改善农村物质条件，实现公共资源方面的城乡一体化在交通、医疗、教育、社会保险方面给予农民同等待遇。让年老农民可以在领取养老保险和继续承包土地经营之间进行选择。对农村青年进行科学技术方面的培训与引导，提供更多在农村创业就业的激励性政策，让其能在农村实现自我价值。政府应提早逐步对农村土地规划，实现产业化，以适应农村人口结构和思想观念的变化。

2.多方面引入人才与资源，鼓励乡村创业政府应大力完善金融服务环境，加强对农民创业的融资支持，根据农民的实际创业需求，建立有效的信贷机制，为农民创业提供资金保障，并完善农村创业优惠政策，加强技能培训提供技术支持，并根据各村地理环境引导农业产业化、现代化。鼓励大学生到乡村创业、农村女性创业、农村家族创业、外出打工者者回乡创业。课题组调研的村中都没有大学生村官，适当引入大学生村官，既可以解决大学生就业创业，也能让大学生在信息知识技能上对村民起到带动作用。

传统伦理道德 第6篇

【论文关键词】：传统 商业 伦理道德 现代

这几年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大力推进和入世后市场经济主体及行为的复杂化，新闻媒体中有一个话题日见趋热：市场要不要讲道德？什么样的商业行为才是我们应该提倡和遵行的？中国现在正处于转型时期，由于市场经济的时间比较短，大量问题涌现，商业诚信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的一大问题。中国商业伦理的建设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关注。很多学者对此发表意见时均源从西方主流管理学和经济学相关领域中寻找理论，动辄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等等，本文拟略换思路，讨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是否可寻找些重建现代商业伦理的契机。也许国人于传统文化中能接受和汲取的会更多更深。

一、何谓现代商业伦理？

经济伦理指的是直接调节和规范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一系列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是和人们的经济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内在于人们经济活动中的伦理道德规范。商业伦理规范的领域其实很广泛，商业伦理对财务数据的准确、合同的遵守、人事管理等方面的要求是很显然的。此外，产品质量、环境影响、知识产权、雇用关系也都是商业伦理规范的领域。如果一个公司始终坚持商业伦理，那么其员工会有自豪感，从而会激发出更多的热情与创造性；如果产品始终是可信赖的，最终会获得客户的信任；与供应商的交往也是如此，供应合同不可能是面面俱到的，如果能获得对方的信任，那么合同不完备的问题就能很容易得到解决。当然，有些时候，坚持商业伦理是有代价的，尽管最终会有收益，但长期收益可能是当时无法预见的，这就需要一种勇气。

二、中国传统商业伦理中的可取之处

尽管我国历代君王都有重农抑商的思想，因此我国商业产生的历史非常久远，发展却十分缓慢。甚至长期把商人视为社会底层人物，但正是这样一个阶层在与社会其他人交往过程中发展出了很多充满商业智慧的好的商业伦理。略举如下：

1.“诚信为本”、“薄利多销”的企业理念

贱买贵卖，获取利润是商人的基本目标或经营手法。中国古代商人不乏奸商，但是廉贾如陶朱者也不少。“诚”是儒家伦理中具有积极意义的德目，也是中国交换伦理德重要典范。宋儒周敦颐在《通书》中写道：“诚者，圣人之本”；“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诚”可以赢来商业信誉，引来更多的顾客。司马迁说“贪贾三之，廉贾五之”。他们的经营方针是“诚信为本”、“薄利多销”即通过树立“诚信无欺”的经营信誉赢得顾客。以“薄利多销”来增加利润。“诚信为本”的企业理念也可以被视为中国传统企业道德的核心。现在所推崇的诚信经济，与合作者、消费者共赢多赢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2.价实、货真、量足、守义的企业伦理道德

传统的企业理念体现在企业道德行为上就是“价实”、“货真”、“量足”、“守义”，这既是企业的伦理道德观念，也是企业的行为准则；价实，是说的商品价格，历代把“口不二价”作为经营者的美德；货真这是说商品质量。《礼记·王制》云：“布帛精细，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就是说经营者必须对消费者负责，保证商品质量；量足，是说商品计量，这里不仅是说商品绝对数量的足量，还指计量单位的统一；守义，是谈经商作风，也是一种企业风尚。中国传统道德观是“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信义不欺，一诺千金”。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商业伦理发展中所提倡的4P理论（产品、价格、渠道、促销）其实也和这些思想息息相关。

3.富好行德，周济贫民，捐赠国家的企业传统行为

商业社会中的商品交换行为不应当是无序的，必须有一整套商业伦理原则和规范进行制约。我国商业伦理产生最早，其中最重要的规范就是“勤”、“俭”、“察”。我国古代商业企业优良传统正是通过商人的行为而表现出来。乐施于民成为商人的美德。正确处理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利益关系是商人的道德行为准则。

4.体现着强烈的民族爱国意识，观念文化起主要作用

这一点在中国近现代体现尤为强烈。近代中国的经济及历史现状，决定着强烈的民族爱国意识是中国近代和现代企业文化的主导意识。爱国民族意识主要表现在“实业救国论”、“主人翁精神”，近代民族资本家荣氏兄弟、新中国成立后鞍钢的孟泰、大庆油田的王进喜等就是典型代表。在中国传统企业文化中，不是制度文化起主导作用，而是观念文化即意识形态起主导作用。民族资本家兴办企业其经营往往不单纯为了经济目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如荣氏兄弟、张元济等把“实业救国”作为其兴办企业的最高目标。 现代商业伦理中当然不能一味强调为国奉献，但涉及到幼稚产业发展，出口遭遇贸易壁垒，国内价格战烧到国外市场时，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前人更为高远的一些看法呢？

三、从传统商业伦理中寻找建设现代商业伦理契机

当前西方商业书籍流行极广，中国悠久的商业文化和伦理道德几乎已成被遗忘的对象，甚至完全没有话语权。相关学界和企业界人士应该认识到：加强我国现代商业伦理建设是一个必经阶段。国外的很多管理思想和方法未必一定能完全为我所用。当前最应考虑的一个话题显然应该是如何在现有国际化大背景下，勿忘现有历史资源。不仅是把优秀的传统商业伦理封存在记忆中，或者仅作为讨论谈资。重要的是应考虑如何从可操作层面上探索建立完整现代商业伦理体系的方法和模式。比如政府、企业、社区甚至整个社会如何引导互动，相关理念的宣传贯彻，文化表达权和话语权应如何树立等等。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宝贵资源，经过去粗存精，结合现代思想，必将大放异彩。不要忘了我国的传统商业思想也经历了一个个大循环，当我们在埋头拜读西方相关著时，西方也在认真学习我们的论语和道德经。

参考文献：

[1]《经济伦理学研究什么》夏伟东 《江苏社会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略论传统服饰色彩伦理 第7篇

它一方面体现着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文化,同时又推动着一定历史阶段文化的向前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郭沫若先生曾说:“衣裳是文化的表征,衣裳是思想的形象”。所谓伦理,既是指一定社会的基本人际关系规范及其相应的道德原则。(贾崇吉,杨致武等主编中华伦理道德辞典第3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06)因此,蔡元培先生在《中国伦理学史》一文曾指出:“我国伦理学说发轫于周季,其时儒墨道法,众家并兴,……吾人得于《易》、《书》、《诗》三经求之。《书》为政事史……,《易》为宇宙论……,《诗》为抒情体……”。(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第2、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可见伦理学在所包含的范围上,应该是以人为具体研究对象道德规范和道德原则(包括一定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及人们在表达这些世界观、方法论时所借以表现的文学艺术),它不但物质世界领域而且包括思想精神领域,这种物质与精神的相互融合与交错,构成了一定意义上的狭义文化的积淀和表征,作为这种狭义文化的外在表现,服饰无疑是其最佳载体。正是因为服饰有着这种文化符号的特殊功用,所以它一经出现就必然地与一定社会的伦理精神联系到了一起。

二、传统服饰色彩伦理的发生与发展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服饰一直被赋予了浓重的伦理色彩,“贵贱有级,服位有等”,“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该穿什么,不该穿什么,一直以一种显性的或隐性的伦理思想、道德观念,灌输于人们的思想行为之中,这些思想或观念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社会的进步,以及指导人们的行为规范,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作为服饰构成元素中最为鲜明和最为本质的要件便是服饰色彩,所以服饰色彩是一直伴随着服饰伦理的发生和发展诠释着自己的内容和形式的。

三、服饰色彩伦理的内容和特征

服饰伦理是通过服饰这一载体,以一定的伦理现象或者伦理要求来规定人们的社会行为举止的,在具体的社会生产活动中又是以一定的道德准则和道德评价来完成其外化规定的,其渗透于服饰心理、服饰审美、以及服饰社会制度等各个领域。具体表现为:服饰伦理活动、服饰伦理意识、以及服饰伦理规范三个相互关联内容。通过这些道德内容的外在规定,我国服饰色彩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本民族特有的对服饰色彩的善恶评价、荣辱区分以及审美取向,所有这些有关服饰色彩的善恶评价、价值选择以及制度要求构成了服饰色彩伦理所要研究的基本内容。例如:作为服饰色彩伦理的阶级性体现,封建伦理思想的首创者孔子,首次将服饰色彩赋予了“礼”的规范性。他曾经把服饰的色彩分为正色、杂色、美色、恶色,并且相互不能随便混淆。他认为,纯正的颜色是君子礼服的色彩,绀(天青色)、緅(绛色)等都不能用于礼服,而红紫这类颜色不能用于便服和睡衣。“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内衣)。”(《论语·乡党》)正是赋予了色彩于礼的含义后,他用“恶紫夺朱”(《论语阳货》)来批评当时社会风气日下伦理纲常缺失。

四、传统服饰色彩伦理历史演变

从历史角度来看,自从人类开始用天然石块、树枝等捕击野兽,用兽皮来掩盖保护身体御寒保暖时,便表明人类已开始脱离动物的境界,开始了属人的实践性活动。(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装史第1页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4)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开始以自己的目的支配着自然界,所以当人们开始用服装及饰物色彩表达善恶,区别美丑,彰显荣辱的时候,服饰色彩伦理便开始出现了。如果从服饰色彩伦理的道德主体来考察服饰色彩伦理的演变过程的话,我们可以粗略的将服饰色彩伦理划分为以“神”为主体的历史时期和一“人”为主体的历史时期。在前一个历史时期里,服饰伦理的善恶评价和道德区分基本上是以“神”的标准来进行的,所有他们认为符合“神性”的东西皆是“善”的,反之则是“恶”的。所以,当先民们“将自己认为具有“神”的特征,或者能够取悦于‘神’的色彩涂在脸上或身上,点着篝火欢呼跳跃,从而使色彩成了他们与‘神’沟通的媒介,成了他们取悦于神的梦想途径”。(杨凤飞中国传统服饰色彩的历史演绎与价值内涵装饰2005.12)在后一个历史时期里,“人们开始由对自然色彩的崇拜与赞颂转变为观赏和赞美,并开始用色彩来装扮自己的生活”。(杨凤飞中国传统服饰色彩的历史演绎与价值内涵装饰2005.12)符合“礼法”社会规定的价值原则和审美规定被引入到服饰伦理的评价原则中来。由于“礼法”社会本身是阶级性的社会,因此这一历史时期里服饰伦理的阶级性特征得到极大彰显,其政治性服务目的极为突出。

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个历史时期里,服饰伦理的道德主体并非是截然割裂的,而是相互交错相互影响的。例如:在先秦历史时期里,“以德配天”的思想被人们所接受,君权的“神性”开始被“人性”所替代,因而“天玄地黄”的色彩思想被植入到服饰色彩的价值评判之中,黑色(皂色)和黄色被视为是尊贵之色,这一点可以从冕服的色彩搭配上可见一斑。

五、传统服饰色彩伦理的价值评判

伦理的价值评判是指对一定的道德现象或者道德活动按着一定的价值标准所作出的善恶区分、真假辨别和美丑取舍,这些评价原则和评价内容构是成了伦理道德体系的核心内容。

1.集体价值评判

所谓集体价值评价是指按着一定社会的主流文化的价值标准对服饰色彩所作出的善恶区分、真假辨别或者美丑取舍。因为主流文化具有很强的阶级性和历史性,因此这种评价标准不可避免的带有阶级烙印或历史特征。

首先,这种集体价值评判标准是为了维护阶级利益而设定的,因而带有很大程度的强制性。传统服饰色彩伦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道路中逐步形成了以儒家为价值核心的主流价值评价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一系列硬性的原则规定,使服饰色彩回归到“发乎情,止乎礼”的理性轨道。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服饰色彩的区分可谓径渭分明,一目了然。自唐代以来,我国开始了以袍衫颜色区分官员等级的色彩制度化管理阶段。按照制度性的规定,“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也就是说黄色是黄帝的专用色,其它的庶民百姓与黄色是无缘的,否则就有杀头的危险。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定二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六、七品服绿,八、九品服青,后因怕深青乱紫,遂改成八品九品服碧。

其次,这种集体价值评判标准是在封建性土壤基础上发芽并成长的,因此带有很大程度的历史延续性。儒家文化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需要,内在地规定了一套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并辅之以各种宗法特点的清规礼仪,在这一套复杂的泛道德体系中,色彩的宣扬也就被发挥的淋漓尽致。例如,按着儒家“五色”所规定的含义,色彩被潜移默化地植入了民众的心理之中:黄色被认为是有尊贵、神圣及神秘的意义,被广泛地应用于儒教、佛教与道教之中;红色则被广泛地运用于婚、嫁等喜庆场合;而青色、蓝色与白色则因具有哀悼和伤感之意,则被广泛地应用于丧葬活动之中,所有这些色彩观念都因封建性思想的延续而相对稳定的流传下来。

最后,这种集体价值评判标准是在一定文化思想指导下的标准,文化的变异决定了这些标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着不同的时代特征。从最早关于服色的记载“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虞书·益稷》)来看,五色是人们对关于服色的选择,按儒家代表孔颖达对“五色”的作疏,五色应该是青、赤、黄、白、黑,除去五色以外的色彩便是间色(“五色谓青、赤、黄、白、黑,据为方也”《十三字经注疏》)。就服饰色彩而言,当时把五色作为尊贵之色来认可的,而其它色彩则被认为是“间色”(贱色),所谓“绿衣黄裳”受到孔子的批判其原因也就在于此。现在看来,这种有关五色的解释是基于“五德始终说”来定位的,但后来随着“五德”思想的没落,服色选择“正色”的观念逐渐改变。汉朝成立后开始对这一学说产生了怀疑,汉武帝以后仅将黄色作为皇家专用色。唐代受西域文化及宗教文化的影响,除正色黄色是官家专用服色外,间色紫、幻卜、绿相继成为官服的用色,可见间色在此时的文化环境下已经是间色不“贱”了。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文化变异的极端结果导致了服饰色彩伦理悖论的出现。也就是说在官方所不容许出现的某一色彩在一定时间或者区域在一定范围的人群中出现;或者某种色彩出现了不该穿此中色服的人身上,出现了色彩的越“礼”。这一现象在唐代和明代末期尤为明显。明市井小说《金瓶梅》对此种现象作了描述。如第十五回写吴月娘、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正月十五到狮子街灯市赏灯,她们的穿戴是:吴月娘“穿着大红妆花通袖袄儿,娇绿段裙貂鼠皮袄”;李娇儿是“沉香色遍地金比甲”,孟玉楼是“绿地金比甲”,潘金莲是“大红遍地金比甲”。当时人们见了西门庆这几个妻妾的装饰,惊叹不已,议论纷纷。很显然,这位普通庶民(注:西门庆虽然有钱有名但其政治地位在当时仍然是位居第四的商人)妻妾的服饰色彩在当时是不“合礼”的,但它却在现实中“合理”的存在着,这似乎也从侧面说明了传统服饰伦理的包容性。

2.个体价值评判

个体价值评判是与主体性价值评判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它是指按着非主流文化的价值标准对服饰色彩所作出的善恶区分、真假辨别或者美丑取舍。因为非主流文化多为草根性文化,因而这种评价多有很大的差异性和不稳定性特征。

其一,个体服饰色彩评价不象集体色彩评价那样出于维护统治目的而强制进行色彩观念的灌输,相反的,它是服饰主体完全出于个性彰显需要而进行的色彩观念表达,其在色彩搭配上或求奇求艳、或主客对应,以达到突出个人性格情趣、主观好恶、个人信仰的着装目的。如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记述明末情况道:“记予儿时所见,女子之少者,尚银红、桃红,稍长者尚月白,末几而银红、桃红皆变大红,月白变蓝,再变则大红变紫,蓝变石青。”这恰好说明了传统服饰色彩伦理中色彩应该与个人年龄标识、兴趣爱好相一致的主客对应观念。

其二,由于个体评价是出于个体性格爱好而进行的服饰色彩表达因而它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这种随意性造成了个体性评价标准的不稳定性。在唐朝时期,由于政治环境相对比较宽松,当时的宫廷仕女们流行一种“残晕妆”,一时间全国的女性都争相在自己的脸上化妆出各式各样的刀疤状“伤痕”,为配合这种“残晕妆”的需要,女性在着装的色彩上更是千奇百怪各具特色,但是到了宋朝时期这种“残晕妆”却销声匿迹了,因为这种装束被“朱、程理学”认为是有伤风化。

需要指出的是,服饰色彩伦理的这两种评价标准并不是相互孤立而是相互影响的。前者是相对于社会宏观总体服饰色彩而言的,后者是相对相对于局部个体色彩而言的。在这两种评价标准的规定下,集体性评价指导和约束个体评价,个体评价影响和量变着集体评价。因此,也就客观的造成了传统服饰色彩在整体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出现了局部的不稳定,在某一历史时期里某类色彩占主导性地位而另类色彩占被支配地位,这可能也是传统服饰色彩“时尚”萌芽的根本性原因。

六、传统服饰色彩伦理的社会功能

服饰色彩伦理的社会功能是由服饰色彩符号所代表的伦理道德内容所决定的。千百年来,服饰一直受到社会伦理道德的制约,同时又通过服饰本身反映出伦理道德的内容及形式。正是因为此,服饰色彩伦理通过对色彩作出制度性规定和习惯性约束,从而将人的社会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和提升,最终在维护阶级统治、促进社会和谐以及推动社会进步上体现出服饰色彩的文化力量。

1)维护统治阶级权威

维护统治阶级的权威,是服饰伦理社会功能的显性表现。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奴隶社会中“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初见端倪。在西周时期,已经有了“别内外,辨亲疏”的礼仪冠服制度,为王做专门服饰安排的官员开始以“司服”的名义出现,并且有了专管后妃在各种礼仪场合服饰的官员,名曰“内司服”。至于王与后妃在祭先王、祭山、祭水、祭蚕以及燕居时的穿着也都有了一套十分详尽的规定,诸侯以下官员的穿着也是如此。通过服饰色彩来“昭名分,辨等威”的做法在中国宋唐时代尤为明显。据《宋史·舆服志》记载:在宋代,黄色是皇家的专用色,并规定了赤黄、金黄等一系列黄色系所代表的各等级含义。三品以上官员的朝服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通过这种服饰色彩的区分配以冠帽及佩绶制度来达到官位等级的区别,从而体现皇家权威神圣不可侵犯这一政治目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服饰色彩伦理的封建性已经被政治性取消,因而其维护统治阶级的权威这一社会功能已经不在占有突出位置,因此它更多的是借助服饰贯制或民俗的形式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2)体现有序和谐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序和谐的精神一直贯穿始终。所谓有序和谐,就是说在合乎“礼”的规定性前提下的和谐。服饰色彩通过不同色彩符号的伦理性规定,将礼法所规定的“秩序”与“和谐”这两种思想得到了完美体现,因此对维护封建等级统治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儒家认为:“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也就是说为人要适度、不夸张、不偏激,性格、行为、观念等都要执其两端而守其中和。基于这种“中庸”思想,就服饰色彩而言,穿衣要适可而止,不要太暗淡,也不能太花哨。孔子曾说服不讲穿戴的子桑、伯子要讲究服饰礼仪,又提醒子路不能“盛服”,穿戴适度,又不能脱离常人。儒家的“中和”审美观潜移默化地深入中国人的观念当中,并且塑造了一种温顺厚道、遇事忍耐的民族性格。这种性格促使人们的穿着意识表现为注意端正、文雅、大方、适度、规矩,另一方面则不喜欢式样怪异、色彩跳跃的服装。因此,人们往往避免与众不同且超前的打扮,色彩趋于选择暗、淡明度适中的颜色,因而显得因循守旧、保守拘谨、含蓄有余而随意不足、严肃有余而变化无多。

七、传统服饰色彩伦理对现世的影响

随着历史封建制度的消亡,传统伦理的阶级内容和政治性目的也随之消解或异化,但它依然以历史的惯性影响或左右我们的意识及社会活动,因此服饰色彩伦理在历史的今天依然以其特有的隐性或显性形态指导着我们的着装和服饰色彩表现。

首先,这种传统服饰色彩伦理的变异表现为价值评价标准的异化上。由于封建政治制度的丧失,传统集体性评价标准已丧失了其强制性基础,但这并不是说这种标准已经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相反的它却以隐性形式存在于我们社交礼仪活动之中,左右我们的评价结果。例如在一些正式场合,人们总喜欢选择深色调的服装,此类的服装色彩一般都是纯度偏低,以突出沉稳、信赖的个性特征。

其次,这种传统服饰色彩伦理的变异同时也表现为价值评价客体的异化上。在政治民主文化多元的今天,传统色彩符号所代表的政治含义已经失去了其以往所代表的等级含义,而其所形成的文化含义却得到了有限性的保存。例如在一些喜庆场合中,鲜艳的红色总是不可或缺的。在一些丧葬或者宗教活动场合,黄色的神秘性、黑色与白色的庄严肃穆性的到了保留,如果在这些场合穿着服色艳丽之服则被认为是对死者或者是神灵的不敬。

再次,传统服饰色彩服饰伦理对现世的影响表现为服饰色彩在现世的泛化上。这些泛化的伦理评价原则以服饰色彩惯例、服饰色彩习俗、服饰色彩禁忌等多种显性形式指导着人们的着装和审美。以服饰色彩惯例为例,传统服饰色彩中黑白色主要适用皇帝祭祀所穿的冕服,如今,这种冕服色彩所代表的封建含义已经被政治性的取消,但其所代表的庄严和肃穆的文化含义却以服饰色彩惯例的形式被保留下来,在政治或外交场合,我们官员统一黑色的西装白色的衬衣以及红色领带便是这种服饰色彩惯例最直接的外在表现。

传统伦理道德 第8篇

关键词：传统伦理,大学生德育,意义

全球化也为我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尤其在思想道德领域, 随着网络化时代的到来, 西方一些社会思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击着我国本土文化, 对我国思想道德建设构成了威胁。大学生作为接受新鲜事物最快的群体, 极易受到不良思想的影响。目前, 高校学生思想道德现状令人堪忧, 高校德育工作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境。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我们呼唤传统伦理道德精神的重现。

一、传统伦理道德对个人的现实意义

(一) 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政治品质

传统伦理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其优秀的政治思想观念至今广为流传。这对于当代大学生良好政治品质的形成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第一, “以德治国”思想。传统政治观讲求仁义原则, 倡导统治者“以德治国”。《论语·为政》载:“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者要想使自己的政治地位稳固, 就必须以德治国。第二, “民贵君轻”思想。“以民为本”是我国优秀的政治思想之一, 《尚书》载:“民可近, 不可下, 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儒家、道家、墨家均提倡“民为邦本”的思想。第三, 爱国主义思想。儒家的“忠孝观”和“舍生取义”思想铸就了大批的民族英雄。战国末期的屈原, 在无力挽救楚之危亡而又无法实现政治理想的情况下投江自尽。汉代司马迁有“常思奋不顾身, 而殉国家之急”的名言。

传统伦理道德的优秀政治观对我国高校的政治教育具有促进作用, 它为高校的政治观教育提供了理论依据和丰富的素材, 同时也对当代大学生的良好政治品质的形成具有极大的意义。传统的“以德治国”思想、“民为邦本”思想使大学生有了明确的政治理想, 坚定的政治信念, 正确的政治方向。传统的爱国主义思想对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 也有利于大学生形成集体主义思想, 抛弃个人为中心的观念。

(二) 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 人们将过多的精力放在对物质的追求上, 而与物质生活同样重要的精神生活被渐渐地冷落到了一角。原本重要的道德品质被人们渐渐忽视。而传统伦理道德精神的重现, 有利于改变这一局面。

首先, 传统伦理道德的重现有利于改善人际关系。当前社会, 人与人的关系被一层层紧闭的防盗门所隔开, 门里门外的人很可能出现“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处在同一空间而又互相熟知的人关系也好不到哪去, 勾心斗角成为家常便饭。“市场经济的普遍存在, 使诚信成为稀缺的东西, 人与人之间原本纯纯的感情无形中就渐渐变成了谎言。”[1]当人际关系这种冷漠态势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我们呼唤传统伦理道德精神的重现。它所提倡的“仁爱之心”、“和谐之品”、“诚信之德”有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帮助、相互尊重;有利于促进平等、友爱、互助、团结的社会主义新型人际关系的形成。

其次, 传统伦理道德的重现有利于使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传统伦理道德注重集体利益的精神以及“义以为上”、“见利思义”的高贵品质有利于使大学生在利益面前能够明辨是非。孔子一再的提醒人们“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 以此警示世人应该重义轻利。传统的伦理道德有利于大学生树立健康向上的价值观, 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 想到集体利益;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 要以集体利益为重。

再次, 传统伦理道德的重现有利于引导大学生形成求真务实的态度。许多大学生怀揣着“一夜成名”的梦想, 期盼着“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在各种选秀场地来回奔波而不惜牺牲自己的本职工作——学习, 最后造成两手空空而归的悲剧。而传统伦理道德中一些警世名言时刻提醒着大学生不要被物欲冲昏了头脑, 在追求物质生活时要把握住度, 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脚踏实地、求真务实, 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二、传统伦理道德对家庭的现实意义

(一) 有利于形成正确的婚恋观

俗语说得好:“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郎”, 婚姻是人生的头等大事。传统的婚恋观虽然以“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为其婚姻基础, 虽然存在“指腹为婚”、“童养媳”等丑陋习俗, 但是传统的婚恋观有其精华之处。

首先, 传统的婚恋观较注重人的品德行为。古语有云:“女子无才便是德”, 一位称职的妻子可以没有文化, 但是她必须具有良好的品德。“娶个贤德妻, 垫好孝子贤孙基”, 唐朝的长孙皇后以其贤德著称, 在盛世群芳中登上了人间巅峰并流芳百世, 以至于在她去世后的许多年, 李世民再也没立过新的皇后, 她以贤德成为世人敬仰的绝顶人物。

其次, 传统的婚恋观注重家教家风。《礼记·礼运》载:“何谓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我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 家教家风相当严格。人们到了谈婚论嫁年龄, 挑选配偶非常慎重, 每个单身男女都喜欢挑家教好的伴侣缔结婚姻、组成家庭。

然而当代大学生的婚恋观似乎没有沿袭传统婚恋观的优秀成分。很多大学生都崇尚“宁可坐在宝马里哭, 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婚姻。伴侣的品德行为被放在了其次, 更多的是追求物质方面的享受。传统的婚恋观有着注重人的品德行为的美德, 有着注重家教家风的光荣传统, 这些精华之处在今天仍不过时, 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它将指引着当代大学生形成正确的婚恋观。

(二) 有利于弘扬家庭美德

传统伦理道德蕴含着丰富的家庭美德观, 几千年来, 传统家庭美德观制约和规范着我国的家庭生活, 维护着家庭关系的稳定。

“在家庭关系中, 由婚姻结成的夫妻关系和由血缘结成的亲子关系是两种最基本的关系。”[2]首先, 夫妻关系是家庭伦理道德的核心。在一个家庭中, 先有夫妻, 后有父子和兄弟。《礼记·婚义》载:“婚姻者, 合二姓之好, 上以事宗庙, 下以继后世。”夫妻双方要“夫义妇顺”、“相敬如宾”、“和睦相处”。虽然传统家庭关系有着“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 夫为妻纲”的“三纲”之糟粕, 有着“未嫁从父, 既嫁从夫, 夫死从子”的“三从”之恶习, 但是其基本价值取向是积极的, 是值得后人肯定和借鉴的。

其次, 父慈子孝是家庭伦理道德最具特色的道德要求。《大学》载:“为人子止于孝, 为人父止于慈”, 孝顺父母乃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作为子女, 孝敬父母天经地义, 《孝经》载:“夫孝, 天之经也, 地之义也, 民之行也。”在当今, 传统的“孝子”观念被曲解为“孝敬儿子”的时代、“啃老族”越来越“盛产”的时代, 传统的孝亲观念应该被予以高度重视, 继续发扬光大。

最后, 兄友弟恭是家庭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子曰:“入则孝, 出则悌。”以血缘为纽带的兄弟关系有利于家庭的和谐发展, 长幼有序是很重要的。《史记·五帝本纪》载:“使布五教于四方, 父义, 母慈, 兄友弟恭, 子孝, 内平外成。”兄友弟恭被看成是“内平外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总之, 兄友弟恭是维系家庭稳定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中国人自古重视家庭美德的培养, 它是维护家庭和睦的重要因素。同时,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 家庭的和睦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在离婚率逐渐上升、“包二奶”已成为普遍现象的今天, 夫妻和睦的传统美德应被大力宣扬。“传统的家庭美德内容丰富, 不仅提倡夫妻和睦, 也大力宣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重要内容。”[3]如果我们将这些优秀的传统美德深入到学校德育的课堂, 深入到每个大学生的心灵深处, 那么我们的社会会少千千万万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取而代之的是千千万万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我们的社会这个大家庭也会少许多不稳定因素,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安定平稳的社会, 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

参考文献

[1]肖松涛.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道德初探[J].中国建设教育, 2007.

[2]杨新亮.中国传统诚信观的历史解读[J].赤峰学院学报, 2011.

[3]汪东慧.中国传统道德在家庭美德建设中的作用[J].新疆社科论坛, 2003.

传统伦理道德 第9篇

学者对中国传统道德的某些关键概念进行了哲学新诠。贡华南从生命节奏、时令节气、天地节律等方面, 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节制”道德进行梳理, 认为天道人性由之可以贯通思考。姚新中则从孟子“养”的概念入手, 分析其生理之养、道德之养和精神之养的层次区别, 由之可延伸出养生、养心、养性、养气等内容, 从而对儒家伦理中内与外、德性与德行的互动模式进行哲学审视。

关于儒家是否具备公共道德属性, 历来争议多多。针对儒家道德观念仅限于“熟人社会”、只重亲情伦理的说法, 王国良予以反驳, 认为自强不息、义以为上、反求诸己、立己达人、和而不同、身正忠信、选贤使能、以民为本等理念, 都是古今中外共通的公共道德思想。郑淑媛认为, 前诸子的道德价值建立在神的基础上, 而先秦儒家则把道德价值的基础落实在个体的心理经验事实之上。

儒家伦理道德在两千多年文明发展过程中, 与中国传统政治、社会和文化结构互为表里。冯天瑜认为, “五伦”先于“三纲”, 前者成于封建时代, 后者成于君主集权时代。将二者捆绑在一起, 并不完全符合中国思想史实际。吴光指出, 阳明学的主要思想结构, 包含良知本体论、致良知的方法论、知行合一的实践论和“亲亲仁民”的民本论四个部分。阳明学的根本精神在“良知”, 表现在道德理想主义、人文精神、和而不同、力行实践四个方面。张昭炜以方以智重启青原山王门讲会和《传心堂约述》一书为线索, 勾勒江右王门学脉的传承情况。张丽珠认为, 戴震的人性论与孟子、荀子都有交集, 戴氏认同孟子之性善论, 其理论重心放在“如何实现善”上。他虽然与荀子同持气性论, 但其性论结构则与荀子有本质不同, 是更纯粹的孟学诠释者。

论及中华传统道德, 孝道是不可遗漏的焦点之一。欧阳祯人指出, 《孝经》的根本哲学理论基础来自孔曾思孟, 其前提则是“性善论”, 孝具有宗教性, 是古代治国安邦的法宝。杨华指出, 古代的养老礼、侍亲礼、家训族规、乡规民约, 构成了古代对于孝行的礼制约束;在法律层面, 从先秦到汉唐都有关于“不孝”罪的严格惩罚。中华传统孝道代代相沿、传承不辍, 不仅仅是儒家鼓吹和推扬的结果, 还是国家 (法律) 与社会 (礼制) 共同作用的结果。姜生则着重从经济环境和社会保障体制, 指出孝道的古今差异。

传统伦理道德 第10篇

一

大气候影响小环境，尽管大学校园相对独立于社会，但它是整个社会必不可少的组织部分，况且广大师生除了校园外，还不可避免地与世俗社会打交道，这就对高校学生的思想意识、道德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带来了冲击，使得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呈现出如下特点：

责任感缺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各种思想和理念激烈碰撞，学生的竞争意识也不断增强，这对于不断提升人才的智能水平有着积极作用，但是面对激烈的竞争，学生的压力却越来越重，心理承受能力日渐脆弱。于是，许多学生只注重个人的奋斗与获取，只停留在个人名利得失上，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认同偏低，道德责任意识和义务观念薄弱，缺乏应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现实的学习与生活中，一部分学生学习缺乏内在动力，丧失积极性，常常出现一些散漫、懒惰、粗俗等不良行为;不少学生把入党、当学生干部，作为实现个人利益的一种手段，以实现个人的发展和要求，有的学生，一旦入了党，当了干部就放松下来，甚至比一般学生表现还差;有些学生缺乏克服困难、战胜挫折的勇气和信心，一旦遇到的阻力稍大一点，往往表现出不可思议的脆弱，甚至以极端不负责任的方式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有些学生过分强调自我价值，当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把自己凌驾于集体之上，把个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对立起来，表现出强烈的个人本位行为[2]。

个人价值突出。伴随市场经济逐利性的日益侵蚀，部分大学生在具体价值选择上，以自我为中心，片面追求个人价值、个人利益和个人需求的实现，只讲索取，不讲奉献，认为个人贡献应与社会索取相等价，群体意识减弱，团队协作精神隐匿。不少学生把实现较高经济收入和安稳生活放在人生追求的首位，拼命学习，是为了个人更好的发展，重实惠、求实用，甚至陷入极端个人主义的泥淖。在他们看来，人生一世，草木一春，追求的就是逍遥自在的物质享受，活着就是为了自己，至于他人、民族、国家均可置后，“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往往就是他们的座右铭。有些学生甚至将商品经济中的价值尺度简单同社会道德尺度等同起来，错误的认为只有获取实实在在的金钱、物质，才算是真正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道德水准下降。大学生作为文明素质相对较高的群体，理应成为遵守道德规范的模范，但由于社会道德的整体滑坡，部分学生意志不坚，日益受其影响，成为校园内道德规范的破坏者。大多数大学生希望能够尽快建立起公平竞争的道德规范体系和社会秩序，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一旦涉及切身利益，一些学生就会放弃自己的道德准则，进而出现了社会道德观念淡薄、生活行为失范：学生考试作弊，求职简历弄虚作假等现象;上课迟到早退，甚至旷课，逃学;言语粗俗，不讲礼仪;自私自利;不爱护公物、不讲环境卫生、不遵守社会公德，甚至打架斗殴，酗酒闹事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种道德行为与大学生的教养和文明程度极不相称，冲击着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已成为学校道德教育的重大难题。

二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我们深入挖掘传统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将传统道德思想与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有机结合，有利于充实和丰富大学生德育教育内容，提高德育工作的实效性。

以儒家思想培养责任担当。儒家传统道德思想中的“修身”、“仁爱”、“礼仪”、“信”、“义”、“廉耻”、“忠”、“孝”、“自省”、“慎独”等内容，如果剔除其消极的糟粕，保留其合理的内核，可以说，这些理论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它们要求思维主体面向自身，以自我完成、自我超越、自我实现为目的，进行内在的自我体验和反思，不断完善自身，完成人格的美化，进而实现自身的最大价值，从而有利于大学生道德高度自律性的形成，可提高大学生遵守社会道德规范的自觉性。提倡这些修身的德性，对培养当代大学生基本道德准则、养成遵守日常社会规范的习惯，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儒家思想中的“立德立功立言”，如果对其用社会主义思想加以合理改造，对培养当代大学生在学习生活中坚持以人为本，自行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并决定自己的作为，完全可以走一条全新的“立德立功立言”之路。它们要讲的首先应是公德。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社会公德的人会有很好的品行。这时候的立德，是社会的要求，也是时代的要求，任何人都是不可回避的。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是平等的，这种秩序和规范需要人们自觉去维护，这甚至包括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对所交往的人讲诚信，救死扶伤等等。每个学生自觉或不自觉的“立德”，就将形成真正文明的社会环境;“立功”从来就不是只有大人物才能做的事，而是平民百姓对社会的贡献，每个学生都可以立此志向。另外，儒家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思想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以道家思想提升人生境界。道家“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的思想，这就是说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侮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造成危险，以“知足”、“无欲”作为个人进行道德修养的主要内容。在道家看来，多欲就是罪恶，不知满足就是祸害，贪得无厌则是最大的罪恶。人生有高潮也有低谷，低谷时期，对理想、愿望要有一定的限度，量力而行，据情势而来，也就是要有一种视名利如过眼烟云的心态，能够安闲地度过淳朴闲适的生活。当然，高潮时期尤其要有这样的心态。这样就可以培养大学生远遁物欲，宁静致远的心态，成为一个胸襟开朗的乐观主义者。

道家关注人的生存本身，落实在个体的自由境界上。首先，应该不为名利所动所累，因为人的欲望是无穷尽的，欲壑难填，人如果去追求它们，那么就离自由越来越远。其次，应该去除外物之扰。只有洞察事物本性，从更高的层面，即天人合一的层面，从人与世界、人与天的和谐上去看待事物，从而意识到万物和自我，摆脱各种不自由的状态，从而达到高度的精神自由。破除执意的迷雾，我们可以从中寻求到精神世界的宁静与自由，建立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当下社会，即使在校园也不可完全避免各种利益关系的纠结缠绕，如何做到超然于利益之外，这就要求大学生脱离出个人主义的窠臼，能够包容天下万物，体尽自然而自由自在，回到了生命的素朴、真实之境，以全局、整体的眼光看到事与物，去除了杂心烦恼，实现着对现实名利、财物、权势和礼制的超然洒脱。

以佛家思想平衡人际关系。儒道思想都是以“我”为本，为出发点，以此观照世间的人与事。无论是修身、立业，还是超越自我，与天人相合，都离不开“自我”这个执念。而佛家思想，尤其是大乘佛教，不仅要度己，终极的目的是要尽己所能广度众生，以“以身伺虎”的大慈悲“觉他”，超越了“自我”的困囿，达到了“人我”的平等。这就是说，从内涵的深度上，它有超越功利、道德和人造的种种理念，从而拥有了一种高于道德、大于道德的终极价值。从外延的广度上，它超越了民族、阶级甚至历史的界限，属于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大宇宙。它完全拒绝人间世的等级分类，无分别、破对立，绝对确认众生平等，万有同源，不同生命类型可以并存并置。它尊重每个生命个体，宽恕每一生命个体的缺陷。剔除其中的唯心主义成分，教育当代大学生以慈爱之心体尽天下万物带来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以慈爱之心审视与人所处的共在之物，人与各种存在，包括人、社会和自然之间成为共生共荣的相互依赖、互相需要、互相支持的和谐发展关系，就能够不自私自利，越帮助别人越充足;越给予别人，自己越能得道多助。

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高校教育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和教育资源。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直接关系到当代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正确树立和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面对多元思想对学生思想道德的影响，并针对大学生存在的问题，在大学生中加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十分必要。在高等教育过程中，有选择、有侧重地对大学生进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应该是新世纪高校德育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摘要：当下社会, 受消费文化的影响, 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呈现出责任感缺乏、个人价值突出、道德水准下降特点。为更好地进行思想道德教育, 应将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资源, 不妨以“拿来主义”的眼光, 将传统道德思想与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有机结合, 有利于充实和丰富大学生德育教育内容。

关键词：大学生,思想道德,传统思想

参考文献

[1]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2.

壮族传统伦理思想管窥 第11篇

【关键词】壮族传统伦理思想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2）10C-0092-02

壮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主要分布在广西、广东、湖南、云南、贵州等省区。“壮族”称谓随着历史更迭而变化，于1965年改为“壮族”。壮族历史悠久，由于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显示出民族的个性和独特的道德观念。

一、壮族家庭邻里中的伦理思想

家庭伦理不仅是社会伦理的缩影，而且还构成社会伦理的基础。个人的生存、民族的发展繁衍、国家的兴盛、社会的进步都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壮族传统伦理思想重亲情，以家庭为最基本单元，形成了以孝为基础的伦理世界，规范着家庭成员关系以及维系着邻里大家庭的和谐有序。

（一）尊老重孝

壮族是一个敬老、尊老的民族。壮族宗教经文《布罗陀经诗》中伦理观最突出、最基本的内容也是尊老重孝。在壮乡，老者象征智慧，诗中多处提到“老人家的话就是宝，老人家的话就是药”。时时提醒晚辈要尊重老人，说话不能顶撞老人。壮族的孝道除对父母，还表现为关怀鳏寡的“泛爱”，达到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境界。在壮乡，邻里关照鳏寡老人和孤儿是很自然很平常的事情，这是壮族的公德，体现了儒家思想“四心”中的怜悯之心和恻隐之心。壮族呼吁善良的人都关心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让所有人都能体会到人世间的真情和温暖。

（二）和睦齐心

壮族《布洛陀经诗》第六篇伦理道德（唱罕王）》里记载：“最亲还是长兄亲……我们宁愿承担一切苦楚，我们不谋算别人，哪天有酒有茶，找兄弟先喝，如果不让兄弟先吃，碰到倒霉落败的日子。”尤其是“不要欺负祖宗，不要欺负兄长，欺负长兄不合伦理。”壮族格言“刀砍水不断”说明了兄弟之间本是同根生，手足亲情是斩不断的。兄弟分家以“不伤手足情”为原则，分家中孝敬父母问题仍很重要，所有儿女都有赡养父母老人的义务，这点不容置疑，是人最基本的人性道德。“兄弟齐心，其力断金”。家和万事兴是处理家庭成员间关系永恒不变的真理。

（三）友爱互助

壮族聚族而居以及重农轻商，壮族村落中的邻里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对此，壮族人民认为“邻里众兄弟，莫用话相伤”。因为壮族人民性格谦让，使得他们认为“少一句也罢，何必话相咬”。乡亲邻里之间互相帮助是壮族人的高尚美德。如《宜山县志》说：“宜山贫民，丧葬相助，如甲有丧，乙为之资；乙有丧，甲为之助，名曰节孝。”如遇到家庭建造新屋或是婚丧等事，同村和亲友，都自动前来帮助。这种互助习惯，不仅增进劳动人民之间的团结友爱，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力得以组织起来，对生产起着积极的作用。

二、壮族生产生活中的伦理思想

千百年来，壮族人民在自身生产生活的历史长河中，不断与大自然搏斗，与剥削压迫的统治阶级斗争，锲而不舍地追求着理想和美好生活。这样的生产生活历史正是壮族民族文化、民族意识的重要载体，充分展现出壮族的传统伦理思想。

（一）开放、包容

壮族人民对外来文化持开放、包容态度，善于吸收、融化，使自身发展充满活力。如利用汉字构字法创造壮语文字，吸收汉族宗教文化，形成以“筛”为代表的民间宗教。壮族经历过自然界和其他族群力量的冲击，却不绝如缕地延续民族血脉，演化成如今拥有1700多万人口的中国第一大少数民族。这一事实本身，值得从民族血脉的繁衍以及人类与自然相适应的角度加以系统研究。

（二）公正、平等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壮族倡导和平处事，追求“人和”和人人平等的大同社会。“富家样样有，香火也断根。花钱如流水，还得见阎王。”这体现了老百姓渴望公正，对作恶者恶有恶报的愿望。同时，“以上补下”思想反映出壮族朴实的平等观。强调人民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才是历史的主人，是社会的主人。对为富不仁者进行警告：“劝你有钱人，莫欺穷汉家。量人莫量尽，他日会翻身。”通过揭露为官者生活骄奢淫逸，鱼肉百姓，胡作非为，蛮狠无道的丑恶嘴脸，烘托人民强烈要求平等的愿望。

（三）牺牲、奉献

壮族古老神话《母子访天边》是自我牺牲的赞歌。壮族及其先民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从未间断过。清朝太平天国起义、辛亥革命和孙中山领导的多次起义，这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壮族人民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保卫祖国南疆的重任，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千百年来壮族人民正是把这种精神视为自己民族的崇高美德，每当外族入侵，或是祖国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他们就会挺身而出，敢于牺牲和奉献。

三、壮族礼仪习俗中的伦理思想

壮族人民向来都有敬贤尊誉的美德。在壮族人心中，贤德之人就是权威，他们的见解往往十分受尊重。壮族伦理思想强调取“利”必须合乎于“义”。“打老庚”习俗的出现，正是因为壮族人民主观上相互提携和重义轻利的民族性格所致。

（一）尊贤敬贤

“凡有吉庆，必唱歌以为乐”，“善唱歌者，能博得全社会一般民众的尊誉”，形成了一种社会风尚。刘三姐被尊为保佑人们的聪明、善歌的神仙。由此可见壮族民间尊贤敬贤的风俗。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推崇礼治和仁政，敬贤已成为一种历史的要求。今天我们提倡发扬古代“敬贤之礼”，须赋予现代新人才观的内容，就是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刘三姐故事中的“对歌”说明壮族文化坚持民间性和人民性，民间立场即人民立场。在当时也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反映出壮族人民对于追求社会发展方向先进性的朴素世界观。对今天仍有积极、普遍意义的传统文明礼仪，如尊老敬贤、仪尚适宜、礼貌待人等，我们要加以改造与传承。这些对于个人素质提升、人际关系协调、社会风气塑造，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一定的价值。

（二）博爱尚义

壮族有“打老庚”习俗。“打老庚”又叫“认老庚”，不受民族、地域限制，邻居或远方朋友，只要性格接近，志同道合，都可成为“老庚”。虽有血缘差别，但“打老庚”后，就来往频繁，互相照应，亲如兄弟了。大家的权利和义务都是平等的，没有地位高低、身份尊卑之分。逢年过节，相互拜访邀请，若家中有事，对方亦会鼎力相助。“老庚”关系是可以世代延续的。一般父辈有“老庚”关系的，他们的子女也会互相称之为“老庚”；对长辈也要称“老庚爹”或“老庚妈”。“老庚”之间保持淳朴的兄弟关系，几乎没有功利色彩。“老庚”情感延续，人与人的互助发展到家庭与家庭的互助，小团体之间的互助发展到大集团之间的互助。这样就能使“小爱”延展为“大爱”。

传统儒商伦理精神及其特质探析 第12篇

传统儒商是指受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具有良好的文化道德素质和商业经营才能, 其经营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体现出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特色的商人 (1) , 即以儒经商, 贾业儒风, 是既能体现儒家优秀伦理传统和人文美德, 又有良好商业经营, 是“儒”与“商”的完美结合, 即用儒家伦理约束和规范商业活动, 用经商活动来实践儒家伦理。

一传统儒商伦理精神

传统儒商伦理精神, 概括地说, 就是用儒家伦理文化来指导经商实践活动, 就是传统儒商的经济道德理性精神, 它的实质就是传统儒商在经济活动中体现出的儒家伦理精神。传统儒商伦理精神是经济理性主义与道德理性主义的合一。传统儒商所从事的商业活动是一种现实的实践活动, 同时也是一种经过传统儒商主体选择、创造的理性行为。传统儒商伦理精神作为传统儒商的经济道德理性精神就是以儒家的价值观指导统御经济领域和人们的经济行为, 使经济与道德、社会、人、自然等达到和谐统一。可以说, 传统儒商伦理精神, 实质上就是儒家精神中的经济道德理性;传统儒商的经济活动, 实质上就是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业向经济领域的落实和扩充。

传统儒商在精神价值上有一种导向性趋势:旨在寻求经济活动与伦理文化精神间的沟通, 推进商业与伦理的结合, 借助儒家伦理的价值效应, 塑造商人的人格形象, 以提高商业和商人的社会地位和名誉声望。总之, 就其精神特质而言, 传统儒商力图建构一种儒化的经济伦理观念体系和精神, 即传统儒商伦理精神。联系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背景来看, 传统儒商伦理精神的特质至少有一点很明显:它把儒家长于伦理、注重理性的精神气质引入商业经营领域, 对纯商业活动必然产生的功利追求和物欲冲动加以必要的限制和调整, 在一定意义上, 代表着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性主义和经济功利主义的适度结合。而这种结合, 对于完善商业运行机制, 促进经济活动的有序和规范, 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兼顾产生过积极作用。

作为一种具有儒家伦理文化特色的伦理精神, 传统儒商伦理精神是儒家伦理文化与商品经济法则相结合的产物, 是在传统儒商的商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 是儒家伦理文化与商业经营实践契合的产物。一方面体现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是商品交换关系的伦理反映, 另一方面体现了儒家伦理对人的行为的基本要求, 反映了儒家伦理精神的基本原则。正是在儒家文化精神的熏陶和指导下, 传统儒商才在其经营活动中形成了仁和、诚信、勤俭等基本的伦理精神。作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孕育出来的商人伦理精神, 传统儒商伦理精神具有不同于其他文化背景中生长起来的商人伦理精神的特质。

二传统儒商伦理精神的特质

1. 商业价值取向上的特点

传统儒商商业经营的价值取向深受儒家思想文化中家庭本位、“修齐治平”人生理想的影响, 具有鲜明的儒家传统特色。他们从来不把经营的过程仅仅视为获取利润的过程, 而是同时视为道德价值的实现过程。他们进行商业经营的价值取向的立足点不是个人, 而是家庭、国家和天下, 具有明显的群体本位的倾向。一般来说, 传统儒商从事商业经营活动主要目的不只是从个人的利益和欲望出发, 而是更立足于把经商活动当做养家糊口、创家立业, 以至救国救民的一种方式和手段。他们既不把个人利益作为商业经营活动的最高目的, 也不仅仅是为了通过经营活动来实现自我价值, 他们商业经营的根本价值目标在于家庭, 在于光宗耀祖, 而最高的商业理想则是“济世利民”。

2. 商业伦理规范上的特点

第一, 传统儒商的管理伦理规范。传统儒商内部管理的伦理原则归纳起来主要是“仁”与“和”。“仁”主要是雇主对员工的伦理态度, 不仅在利益上给予合理报酬, 而且在精神上给予关怀, 人格上给予尊重。“和”是处理内部各方面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原则, 其基本要求就是内部的各个方面、上下左右之间都要团结协作, 和衷共济。西方商人在内部管理中提倡的基本原则是公平, 即确立一个统一的利益标准, 根据这一标准来调节雇主与雇员的利益关系。谁能给企业带来更多利润, 谁就可以获得提升及更多的利益, 反之则少。如果一个员工不能给企业带来利润, 公司则可以毫不留情地解雇他, 雇主与雇员只是一种契约化的利益关系, 很少像中国传统儒商那样在管理中注重道德和精神因素。在西方企业中劳资矛盾、雇主与雇员矛盾一直较突出, 不像传统儒商家族式企业那样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第二, 传统儒商的经营伦理规范。商业经营的一个基本伦理原则是“信”, 讲究信用与信誉是任何正派商人普遍遵守的道德规则。但西方商人重契约的信守而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西方商人不同的是, 传统儒商强调“信”, 不仅注重自己讲信誉、重信用, 同时提倡彼此之间相互信任, 而且他们的信用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道德承诺和人格自律。正像英国学者S.B.Redding在《海外华人企业家的管理思想》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 华人商人之间交往和做生意, 常常采取的是简单的口头承诺方式, 成百上千万的交易在彼此的一次简单谈话、一次握手中就可以达成, 而不需要像西方商人那样进行反复谈判和签订繁琐的契约文件。传统儒商这种对商业活动“信”的理解, 显然与儒家文化中的性善论和重信义的观念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他们在经营过程中注意把信用与信任结合起来, 正是儒家文化传统在商业经营中的反映。

传统儒商作为商人, 当然不能不参与竞争。但传统儒商

参考文献

[1]施炎平.儒商精神的现代转化[J].探索与争鸣, 1996 (10)

[2]李惠钦.略论古典儒商精神及其现代价值[J].焦作大学学报, 2002 (1)

[3]罗能生.儒商价值观探析[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1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