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出版范文

期刊出版范文（精选12篇）

期刊出版 第1篇

近年, OA理念迅速普及。2013年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 全球OA论文出版数量占论文出版总数的比例逐年提高, 由2007年的5%上升到2013年的13%, 预计到2016年将达到22%。OA出版也是近几年出版研究热点。吕小东等利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分析了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SCI) 收录的3种期刊学、编辑学和出版类期刊 (Serials Review, Learned Publishing, Journal of Scholarly Publishing) 2008年1月1日年至2012年12月31日5年间发表的所有文献, 发现了5大前沿研究, 其中就包括机构存储与出版、开放获取。

国内的OA研究相比国外起步要晚2~3年, 主要集中在开放获取概念、发展和图书馆等基础性研究, 少量文献对开放获取进行过探索或实验性研究, 而国外则更加关注开放获取自身优势以及开放获取动态发展过程等实验性研究。本文主要分析学术期刊OA出版中科研人员、出版机构、图书馆、中间代理商以及科研机构面临的问题及OA出版对上述主体的影响。

1 科研工作者

科研工作者既是科研成果的创造者 (作者) 也是使用者 (读者) 。一方面作为创造者, 论文能否被同行阅读、认可、引用影响着科研人员的学术地位, 基金申请、职称评定等利益;另一方面, 作为使用者, 科研人员需要获取更多的学术资源, 了解行业的前沿动态。OA出版提倡学术成果的免费传播, 可帮助科研人员实现展示科研成果和获取学术资源的双重目标。

然而, 2013年吕小东等人的研究表明, 目前学术界, 尤其是读者和作者对开放获取的认知和认可还有待观察。那么了解OA出版的科研人员对OA发表的意愿如何呢?李麟的调查显示, 68.8%的调查对象愿意以开放获取的方式发表文章, 30.5%不愿意。影响OA发表意愿的因素主要有期刊传播范围、速度, 影响因子, 出版费用、学术质量以及OA期刊是否被本机构考核评价体系认可。国外的相关研究也表明, 开放获取因素并不是作者是否选择发表论文的决定性因素, 影响因子、期刊知名度、声誉以及期刊质量和专家评议过程的速度, 是决定论文是否发表的重要因素。科研人员是否愿意在OA期刊发表文章还与合著者态度、发表时滞等其他因素有关。

由此可见, 要促进学术期刊OA出版, 应让更多科研人员知晓和接受这种出版模式;不管期刊是否开放获取, 决定科研人员发表论文的核心因素仍然是期刊的质量、影响因子和声誉等。

2 出版机构

OA出版对传统出版机构的冲击是纸质发行量减少, 发行收入下降, 版权转移, 积极的影响则主要是纸质印刷成本下降和提高期刊显示度, 增加潜在被引频次。

2.1 发行收入下降

实现OA出版后, 随着读者和机构订阅量下降, 不可避免会导致发行收入减少, 这对依靠订阅收入为主要来源的出版社是个极大的冲击。

不过, 与国外商业化出版集团不同, 我国学术期刊大部分由高校、科研机构或学术团体主办, 市场化、产业化程度较低;收入来源主要是主办单位财政拨款, 协作单位赞助、向作者收取版面费、评审费等, 商业发行占收入来源的份额很小。例如高校学报纸质版几乎全部都用来赠阅作者, 少量用于寄送数据库, 赠阅合作单位、兄弟学报, 以及图书馆馆藏, 很少有个人订户, 发行订阅收入几乎为零。

2.2 扩大期刊显示度

OA出版可大大提高期刊论文的显示度。研究表明在同一个时间段内, 同种期刊的开放获取论文要比非开放获取论文的引用率高2~4倍, 在某一学科领域中, 随机选取的开放获取期刊论文相比非开放获取期刊论文的被引频次要高出3倍左右。也有人提出开放获取期刊引文数量的增加并非完全由网络可见性与免费获取性所引起, 比如在线出版的OA期刊论文时间通常要早于印刷版出版时间, 读者可进行早期浏览等。

方红玲对比分析了《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7~2011年间OA网站 (该刊自建的独立网站) 以及商业网站 (中国知网) 的下载量和被引频次, 发现OA网站论文的篇均下载量 (622.88±568.03) , 和高下载量论文的篇均下载量 (1001.95±1173.88) 都远高于商业网站对应的下载量 (32.89±30.67) 和 (78.20±40.08) , 吴岩等人对《金属学报》的数据统计也发现开放获取大大增加了刊物网站的访问量和全文浏览量。这证明OA出版确实有扩大显示度和快速传播文献的优势。

相比自建OA网站, 加入大型开放获取平台这种增加可能还更加明显。例如:英文期刊Asian Pacific Journal of Tropical Biomedicine (ISSN:2221-1691, CODEN:APJTC7) 被Pub Med Centre (PMC) 收录后访问量明显增加。从2013年4月8日~2014年5月10日, 该刊在PMC网站上传了35期共557篇论文, 产生443 780条访问记录 (包括HTML full text, article PDF和other pages) 。其中, 排名前3位的文章2013年4月8日~2014年1月11日分别获得了24 693, 15 585, 和6 629次访问 (包括Full text requests和PDF requests) 。2014年1月1日~5月10, 单日访问IP地址个数最多为1 542个 (相同IP地址不重复计算) 最低676个;意味着在此期间平均每天有约1 017个不同IP地址访问该刊在PMC的页面。

2.3 增加潜在被引频次

方红玲进一步分析了下载量与被引频次的关系, 发现2007~2011各年度《中国科技期刊研究》OA网站论文高下载量与被引频次并不相关, 相对而言, 被引频次与商业网站论文的下载量相关性较强[8], 这与国外的研究一致。PMC Asian Pacific Journal of Tropical Biomedicine网站访问量前25位的论文中有5篇2011年发表, 7篇2012年发表, 13篇为2013年发表。在收费平台Elsevier Science Direct上该刊主页来自Scopus的数据显示, 该刊被引频次前25位的论文 (被引频次19~46次) 除了2篇为2012年发表, 其余全部为2011年发表。同时出现在两个排名列表的只有一篇文章 (PMC访问量排名第一, Scopus被引频次排第23位) 。这说明, 该刊PMC网站高访问量论文, 并不一定是该刊高被引频次论文。

这说明开放获取增加了期刊的显示度和潜在被引频次, 然而仅开放获取这一个因素并不是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提高的保证。决定论文是否能被引用还有其他许多因素, 例如, 文章内容的科研价值, 对同行的指导意义以及作者的选择偏好等。对出版机构而言, 要在OA出版中受惠仅仅是实现开放获取是不够的。

2.4 版权转移

传统的出版模式中, 在投稿过程或论文被期刊录用后, 出版机构即要求作者签订版权转让协议。OA出版中, 出版机构大多允许作者拥有版权, 可将其论文进行自存档或机构仓储。

3 图书馆

OA出版模式可减少图书馆购买期刊和数据库的大额支出, 一定程度上可解决期刊和数据库价格上涨与图书馆购买力有限的矛盾, 但从长远看, 如果大部分期刊都实现OA出版, 在这种新型出版模式中图书馆在这一体系资金流中的中介的地位将会大大削弱。随着OA出版模式逐渐成形, 国家可重新调整资金流向, 例如将图书馆采购文献费用转移为支持学术期刊OA出版、机构仓储建设或补贴中间代理商提供开放获取资源。

4 中间代理商

4.1 汇聚期刊

有人将电子信息时代期刊服务机构分为:出版者和汇聚者两种类型。出版者是期刊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实力较强的出版社建立自己的电子期刊服务系统, 不需要中间商介入。

有些出版社不建立自己的网络维护系统, 而是通过中间代理商提供服务。这些代理商汇聚不同出版社的期刊以相同的界面及查询系统供用户查询, 访问和使用, 用户可以直接登录主页, 通过检索访问各期刊中的论文, 也可通过不同的期刊的入口访问论文, 还可实现跨库检索。

4.2 提供增值服务

通过中间代理商提供的平台, 用户可对文献进行简单分析。例如可实现作者发文检索、科研基金检索、句子检索、文献来源检索等, 并可通过时间等条件格式精炼结果, 还可通过主题、发表时间、被引以及下载频次对文献进行排序。国外大型数据库如SCI的Web of Science可对检索结果创建引文报告, 并提供结果分析按钮, 可对结果按“国家/地区”、“基金资助机构”、“出版物名称”等字段分析。使用者可很快对相应领域国内外研究概况有所了解。

中间代理商把各学科的期刊资源汇聚在同一个平台, 具有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 对自身网站影响力小、访问量少的期刊提高期刊显示度和影响力有明显帮助;另外对于用户, 中间代理商利用技术和资源优势提供的便捷、友好、多功能的使用界面大大节约了查阅资料时间, 提供个人难以单独完成的分析报告。针对我国出版机构大多以分散的编辑部形式存在的现状, 这种双重优势是出版机构自建网站难以比拟的。

目前我国已有中国知网、万方数据资源系统和维普资讯3家从事期刊汇聚业务的大型网络中间商, 但没有实现开放获取, 访问需要付费。要实现这些网络平台的资源开放获取涉及多方利益, 是个十分复杂的课题。

5 科研机构

5.1 机构仓储

作者自己存档和开放仓储是实现OA的绿色之路。科研机构在OA出版模式中的角色主要与开放仓储和对科研人员的资助有关。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出版者允许作者将其发表论文的预印本/后印本在网上张贴或进行学科与机构仓储。

机构仓储是指机构将其内部成员的研究产出以数字资源保存, 为其研究人员建立电子文档库。截至2014年5月10日, 在全球机构开放获取政策登记网站 (http://roarmap.eprints.org/) 可查询到世界各地科研机构的开放获取政策572条, 这些政策包括教育机构开放获取政策, 机构下属部门开放获取政策, 跨机构政策, 机构基金政策, 还有学位论文开放获取政策。其中欧洲国家284条, 北美地区169条, 大洋洲41条, 亚洲36条。美国以137条居于首位, 英国64条, 其次是澳大利亚 (36) 、加拿大 (30) 、芬兰 (28) , 我国仅有6条 (主界面仅显示5条) , 分别来自国家科技部 (现无记录)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香港理工大学 (2条) 、香港大学和香港大学图书馆。可见我国机构仓储建设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5.2 版权问题

大学和科研院所研究人员进行学术研究既是一种为本机构尽义务的职务行为, 他们通过研究得出的成果、创作的作品, 都属于职务作品。我国的著作权法规定, 职务作品的“著作权由作者享有, 但法人或者其组织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因此, 我国大学和有条件的研究所可尝试要求科研人员提交学术成果, 为本单位的研究者提供论文电子印本的仓储服务, 实现开放访问。

不过, 目前我国机构仓储内容有些著作权归属难以明晰, 导致机构仓储内容不容易实现开放获取。例如作者本人不清楚著作权是否已经转让, 或者发表论文时候已将著作权出让或者转移给出版机构, 这些问题给机构仓储实践带来不少困难。

6 结语

目前, 由于我国高影响因子的英文期刊较少, 导致大量优秀科研成果在国外期刊发表, 这意味着, 国家支出巨额科研经费, 科研成果却成为国外出版商索取高额利润的工具, 而本国科研人员却被剥夺了获取这些资源的权利, 国家自主知识产权也受到威胁。积极地加入世界开放获取潮流, 可使我国科研人员更广泛地获取发达国家的科研成果, 一定程度上改变科研成果向发达国家单向流动的局面。

在国内, 也只有大型教育、科研机构和大型科研密集型企业才可能购买较多期刊, 大部分中小型教育科研机构、中小型企业、社会机构和社会大众对科技信息的获取还受到限制, 这也严重影响了科研成果的产业化转化。

学术期刊OA出版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2012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温家宝提出公共科研资金创造的科技信息资源应尽可能广泛地被获取更好地支持科技创新。近年, 各级政府、科研资助机构以及大学都大力支持和积极响应国际开放获取政策, 以此为契机, 科研人员、出版机构、图书馆、中间代理商以及科研资助机构等各方都应加强关注, 尽快开展这方面的尝试。

期刊优先数字出版介绍 第2篇

一、期刊优先数字出版

1、什么是期刊优先数字出版？

优先数字出版期刊：是以印刷版期刊录用稿件为出版内容，先于印刷版期刊出版日期出版的数字期刊。

优先数字出版的特点是出版时间快，出版方式灵活，发行范围广。优先数字出版节省了等待期刊版面时间、排版印刷时间、邮发邮寄时间、图书馆编目上架时间，作品一般可以提前半年与读者见面。优先数字出版既可以出版经编辑定稿的稿件，也可以出版编辑部决定录用但尚未编辑定稿的稿件；既可以以期为单位出版，也可以以篇为单位出版。优先数字出版的稿件可以被广大读者通过互联网、手机等多种途径订阅、检索、下载，也可以由出版者通过电子邮件和手机短信主动向读者推荐、推送。

目前，国际上许多著名学术期刊都出版了优先数字出版期刊，如Nature创办了“AOP”(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Science创办了“Express”, Springer创办了“Online First”, Elsevier创办了“In Press”。

2、期刊优先数字出版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a)符合国家推进知识创新的战略需要

提高全社会创新竞争能力已经成为国家的基本发展战略。可以预见，按篇优先出版文献的传播速度和交流空间将比当前提高几倍，甚至几十倍，这相当于在期刊上发表的科学成果的传播速度和交流空间提高几倍到几十倍。缩短知识传播周期，加快知识更新速度，提升知识创新能力。按篇优先出版对于促进国家知识创新的具有重要意义。

b)期刊出版业态创新的需要

新闻出版总署指出，加快数字出版转型是实现新闻出版业转型跨越的必由之路。对于期刊业来说，期刊文献优先数字出版可能是各期刊由传统出版直接转向数字出版的更为革命的方式，并且是各期刊自主经营的模式：各期刊编辑部可以根据刊物特点，自主决定文稿的编辑出版模式（如录用稿、单篇定稿、整期定稿）、网刊版式、出版时间、发行方式、营销模式、经营策略等，“中国知网”主要做好平台服务。

c)期刊需要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和经营模式 增加文献价值，提高期刊经营效益。第一时间的研究情报的价值相当高，研究机构和研究者希望以最快速度获取所需的科技情报，并愿意为此付出较高的代价。按篇优先出版从速度和服务上都将大大提高内容的情报价值和经济价值（外国人为获取一条情报，往往花几千美元），这既切合了研究者的迫切需要，又提高了期刊经营的效益。

吸引海外优秀稿件，提高期刊国际竞争力。

从期刊竞争的角度看，按篇出版可能有效提高刊物的选稿竞稿能力。它不仅可吸引国内优秀稿件，而且可借此吸引国际优秀稿件。国外有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有数量可观的华人学者，他们除了写英文稿，而且有必要用中文写稿（如历史考古等），华人学者也愿意用中文写稿。设想我们的期刊能够每天、甚至每时、每分钟快速发表论文成果，通过中国知

网海外平台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的研究者手中，这对作者是相当有吸引力的，这无疑是国内期刊面向国际竞争的有效途径。

开拓未来更大的空间，面向手机用户定向推送。

对接手机出版，实现科技情报定向发送。根据手机幅面小、容量小的特点，作者或编者对按篇出版的论文，可编辑短小精悍的科技/学术文摘，通过中国知网平台，按需定向定时向读者推送，并自主设计营销策略，引导读者阅读期刊全文内容。这种方式不仅可能获得广大科研工作者的青睐，而且可极大拓展了期刊的发行空间，甚至引导全民消费。

d)作者需要尽快发表成果，争取成果首发权

据统计,SCI收录的我国作者的论文中,约80%是在国外发表的。撇开期刊语种及其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谈,国内杂志刊出周期过长不能不说是国内作者将优秀论文投向国外期刊的重要因素。

作者的成果需要尽快发表，缩短出版周期，争取科研成果的首发权和知识产权。国际上普遍认为科研成果的首发权是以发表时间为准。论文出版时滞长会造成科研成果不能得到及时发表,造成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被别人抢先注册（科学研究中的发现和发明只有第一，没有第二）。一些专业性学术成果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几天、几个月后就可能成为“过去时”，失去刊发意义。

研究成果按篇出版的优势在于更加彻底地解决学术论文发表时滞过长的问题，使作者的成果首创权和知识产权得到更可靠的保证。

e)研究者需要以最快的速度获取第一手文献资料，抢占科学发现制高点和竞争主动权；同时，读者从阅读整本期刊逐渐转向按需阅读单篇文献

现代科学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大大加快，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对获取研究情报的要求越来越强烈，谁能第一时间获取到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科研情报，谁就可能抢占科学发现的制高点，夺取竞争的主动权，这就迫切要求成果发表的速度大大加快。中国的研究者在与世界科学家和学者相切磋、抢前后的过程中，更需要中国期刊文献的发表速度赶上国际水平，甚至快于国际同行。

同时，读者的网络阅读需求逐渐从阅读整本期刊转向按需阅读单篇文献（其实，检索工具正是将单篇文献整合汇编而出版的），这也要求期刊出版方式逐渐转向按篇出版、按需订阅。

3、期刊优先数字出版如何获得著作权人的授权？

要将自己的学术文献实行优先数字出版，期刊文献作者应向期刊编辑部和“中国知网”授权，签署“‘中国知网’优先出版授权书”；期刊编辑部应向“中国知网”授权，双方订立“期刊优先数字出版合作协议”。优先数字出版文献作者的稿费由期刊统一支付。

4、期刊优先数字出版的出版方式是什么？

优先数字出版期刊的名称与印刷版期刊相同，其编辑单位是期刊编辑部，出版单位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中国知网”出版网站的主办单位）。

a)单篇录用稿出版

单篇录用稿是指期刊编辑部正式录用但未编辑定稿并将在印刷版刊登的单篇稿件。单篇录用稿出版是指将录用稿在“中国知网”优先数字出版。录用稿发布后由“中国知网”自动

赋予出版日期和网址，永久保存出版记录，期刊编辑部和“中国知网”联合向作者开具录用稿出版证明。

b)单篇定稿出版

单篇定稿出版是指在“中国知网”出版发布期刊编辑部按其印刷版稿件录用、编辑、排版规范定稿的文献。单篇定稿出版的文献须有期刊编辑部指定的与印刷版相应的出版年份和卷期号，并在文献首页页脚编排“数字出版日期”和“数字出版网址”。

c)整刊定稿出版

三大技术引领期刊出版 第3篇

如今,我国网民上网总时长已超过10亿小时,“移动互联网”时代也来势汹汹,以用户为核心,达到网络的全方位覆盖、业务的全方位提供、终端的全形态呈现,已经成为摆在期刊界面前的最大,也是必须要完成的挑战。

10亿小时背后的巨大变革

据统计,截至目前,我国网民数量已增至4.2亿,其中,移动互联网应用最为广泛的群体就接近3亿。正是这一移动互联网应用的巨大人群基数,孕育了一个巨大的,接近天文数字的市场总量——据权威调查机构调查,我国4.2亿网民每天的上网时间总和超过10亿个小时。

面对这个充满无限潜力的市场,数字内容产业、电子商务呈现了爆炸式增长,其中,增长最为迅猛的就是由网上出版物、手机报刊、电子书等新终端组成的“移动阅读”。这种现象也被称之为媒体移动化趋势。

事实上,这种趋势之所以出现,是与消费者阅读习惯的改变有着紧密的联系,其最大的特征即是:网上阅读、手机阅读的时间日渐增加,随之而来的则是传统纸质书、期刊和报刊的阅读时间相应下降。此外,阅读内容呈现碎片化的特点。

期刊领域的数字巨变

面对上述变化,期刊领域如何针对当今用户阅读需求和习惯进行有效迎合?如何准确把握用户需求?答案是:只有终端多元化、内容载体多元化、发布渠道多元化这三大应对措施,相互配合、相互辅助才能够丰富且满足当今用户的阅读需求。

那么,如何打造一个面向多渠道发布、多终端呈现、融合多种媒体形态的数字一体化内容采编和信息服务平台呢?笔者认为,这一平台的建设主要包括:一是数字内容协同创作平台建设,这将是平台的基础构架;二是全媒体内容管理及数字内容动态出版平台建设,这是平台的核心;三是布局数字内容发行运营服务平台,这是平台的关键,同时,出版商也可通过与内容运营商和电信运营商、终端厂商等多方面合作,建立适应数字化战略的新的运营及营销方式。

当然,数字出版平台不仅是一个技术型平台,更重要的是这一平台的建立,还将涵盖涉及内容全媒体采集加工,内容协同编纂的数字内容协同创作生产平台,全媒体内容管理平台,实现同步出版纸书、互联网、手机、阅读器的数字内容动态出版平台以及数字内容发行运营平台等多个运营平台,这将是推动整个期刊领域步入信息化、数字化的一个重要支撑。

推动期刊转型为信息服务提供商

事实上,当数字化出版平台改变期刊领域的同时,期刊领域的所有产业也都将受惠于这一数字技术与平台。如2010年方正推出的期刊跨媒体出版解决方案,就能够帮助期刊领域利用数字化技术,以个性化的内容和服务吸引用户,为其提供独特的品牌体验,在消费者所能接触的任何传播平台上进行传播,满足当下读者的多元化需求。这就是全新的数字化出版平台带给期刊领域的最大利益。

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这一系列变化,不仅改变了传统出版及运营模式,更多的则是需要借助数字化技术,创造新的核心价值——提供内容的集成,让期刊领域向“专业的信息服务提供商”转型。

三大技术与产业链融合之捷径

除了数字化出版平台之外,还有三大技术或将影响整个期刊领域的发展。一是云计算,二是三网融合,三是3G技术。

首先是云计算。作为一种集资源加工、数字内容生产、数字内容分享分销、电子商务为一体的综合性开放式云出版服务平台,其生产平台托管服务将会成为越来越多的出版商的选择;而随着出版业集团化搭建统一数字出版平台,云计算驱动私有云服务也将成为为各书、报、刊提供数字内容产品加工生成工具及运营服务的平台。

二是三网融合。随着三网融合的传播渠道不断延伸,过去十年的技术平台主要基于互联网,而三网融合带动了基于移动互联网(电信网)、有线电视网融合的新业务模式出现。

三是3G技术在拓展终端的应用,会大大影响出版变革技术的发展趋势,然而更重要的是商业模式的变革。

在当今的数字时代,产业链相关环节融合与合作,将是应对数字化转型的捷径,技术提供商的技术支撑能力、技术创新能力、服务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内容运营能力。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今天,出版商与技术提供商的合作必须,也会必然变得更为紧密、更为深入。

当代音乐理论期刊出版问题探讨 第4篇

当下, 转企改制的推进、出版技术变革、媒体多样化等一系列现实给传统出版工作造成了冲击, 也给音乐理论期刊带来了空前的压力和挑战。音乐理论期刊传统的出版运营模式该如何适应新的出版环境求发展, 也成了音乐学人密切关注的问题。笔者将对音乐理论期刊及其面临的出版问题尝试做一剖析, 并重点对音乐理论期刊应对出版现实问题可采取的具体做法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

一、当代音乐理论期刊出版面临的现实问题和自身状况

《2011—2015年期刊行业竞争格局与投资战略研究咨询报告》的数据显示:近年来, 我国期刊发行总量经历了10亿册、20亿册两个台阶后, 一直徘徊在29亿册左右。在近万种期刊中, 目前真正活跃于市场的不足3%, 能够自我发展的不过10%。不少行业期刊, 由于体制机制、地方保护、行业壁垒等原因, 真正的竞争并未完全展开。 (1) 目前, 音乐理论期刊能自我发展的也不多, 阻碍其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出版环境的变化、自身的局限性、既有资源未得到充分发掘等。

(一) 当代出版环境的新变化

出版技术的革新和相关文化政策的推行, 给传统出版单位带来了变革, 提出了新的要求, 也给出版环境带来了新的变化。

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信息技术的革新, 各种新的出版技术随之应运而生, 数字化出版的席卷之势给传统出版技术带来冲击和挑战, 也给音乐理论期刊传统的“编、印、发”环节带来影响。数字化出版集内容加工、印刷、销售、管理等各项内容于统一的平台上, 打破了各部门的界限, 各部门之间可共同协商, 同时开展工作, 大大提高效率;另外, 数字化出版也打破了传统的内容提供商、技术提供商、终端制造商、服务商等各商家缺一不可的合作模式, 可将优质内容跳过某些程序, 仅依托数字平台直接提供给受众, 改变原有传受模式, 较传统出版而言更为便捷。

新媒体的不断出现促成当下多媒体并存的格局。在媒体形式多样化的今天, 各种更为便捷的阅读方式的出现促使受众分流, 原本属于期刊的读者部分流失。近几年, 通过互联网、手持阅读器、手机等进行阅读的人数正在快速增长, 人们的阅读习惯正在不断发生变化, 特别是许多青年人更偏好从互联网等媒体获取信息, 很少阅读纸媒。由此, 传统的期刊受到了较大的冲击, 其读者逐年流失, 生存面临较大挑战。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工作的全面实施, 我国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工作进一步向前推进, 很多出版单位由原来计划经济时代下国家统一拨款提供经济保障, 变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被统一推向市场自负盈亏。音乐理论期刊的正常运营往往要靠所属单位的补贴维持, 很多音乐期刊实际上都在“赔钱做生意”, 在被推向市场后, 这类纯理论期刊如何自负盈亏、如何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前行, 是需要进行一番研究和探讨的。 (1)

笔者认为, 以上问题是当下音乐理论期刊出版要综合考虑的变化。媒体多样化、出版数字化、转企改制这三个问题的同时发生并非偶然, 是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 也是文化出版事业发展的需要。今天, 音乐理论期刊的出版应寻求三大因素的完美融合, 必须积极主动探寻适合当下出版环境新变化的新“招数”, 通过把握转企改制带来的各种自主权利、积极利用新出版技术、借助合理的出版方式来应对转型期的各种困难与挑战。

(二) 音乐理论期刊的自身状况

笔者认为, 面对当下的出版环境, 音乐理论期刊既有传统模式的不足, 也存在值得挖掘的潜在资本, 如能及时调整、尽快融入市场, 也可能有突出的竞争优势和光明的市场前景。

自身存在的不足大到包含“编、印、发”各环节的整个传播流程, 小到内部组织管理和运作模式, 传统的音乐理论期刊自上而下、由内而外都透露出在以往出版环境下形成的传统出版特色, 这些特点似乎显示出一些与新的出版环境之间的“不协和”之处。

第一, 部分期刊管理者责任的缺失风险。社会经济利益的驱使、多重社会角色的内在责任冲突、对管理者监督机制的不完善等主客观因素, 有可能造成一些期刊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心不在焉, 得过且过, 或学风浮躁, 片面迎合市场需求, 以致期刊偏离方向, 甚或以权谋私, 滥发“人情稿”、“关系稿”。 (2) 这一系列失职行为将严重影响期刊的发展。

第二, 技术型编辑人才缺乏。由于出版单位缺乏网络技术人才提供技术支持, 很多既有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 丰富的专业内容没有得到有效整合, 内容资源的利用率降低;网站缺乏维护、内容过期、形同虚设, 造成资源浪费。另外, 数字型编辑人才的缺乏也使传统出版转型有一定的技术难度。

第三, 对财政补贴的依赖。音乐理论期刊的受众特点等方面决定了其难以自给自足的性质。专业化、学术性等特点决定了其读者对象基本限于专业音乐工作者, 较窄的受众面和有限的发行量决定音乐理论期刊的经济效益难以实现, 自我生存难度大。强调社会效益是音乐理论期刊生存的意义, 所以音乐理论期刊的正常出版运营, 往往依然需要外来的财政补贴的支持。

第四, 出版单位旧有体制的不足。一些出版单位原有的运作模式缺乏动力机制, 以至工作人员积极性没有被激发, 并导致编校效率低、出版耗时、送货不及时等问题。另外, 旧有的市场体制造成传统的音乐理论期刊没有市场观念和生存危机, 缺乏竞争意识和宣传营销手段, 一时难以满足新形势的要求。

应予利用和挖掘的潜在资源虽然有的旧有的期刊出版机制不再那么适应当下新的出版环境的要求, 但长期以来的传统出版工作也积累了很多有价值的宝贵资源。同样, 音乐理论期刊的出版转型, 离不了传统出版积累的经验和资本的支撑, 因此对潜在资源的进一步挖掘和开发甚为重要。

第一, 大量的专业原创理论内容。音乐理论期刊的论文作者大都是集专业技术和理论知识于一身的专业研究人员, 其研究成果是音乐文化建设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 音乐理论期刊凝结了“各家学说之长”, 集大量的专业研究成果于一身, 如果能很好地利用新技术, 把专业内容进行整合、重组, 将成为新的出版时代宝贵的优势资源。

第二, 丰富的编校经验。音乐理论期刊工作长期以来形成了一支自己的专业编辑队伍, 他们集多种技术和经验于一身, 是传播音乐文化不可缺少的中坚力量。无论出版形式发生怎样的变化, 对内容加工的本质要求不会改变, 新的出版时代, 依然离不了传统的编辑技术和经验。

第三, 潜在的竞争优势。在各种出版形式迅速发展的今天, 纸质出版物的优势不能被新兴媒介形态所取代, 因此传统形式的音乐理论期刊在当今消费市场仍然有其固定的读者群。另外, 音乐理论期刊在新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也可能很好地生存。面向市场后, 音乐理论期刊需要自主寻求生存之道, 在竞争压力面前将会结合自身条件主动寻求转变, 积极寻求合作, 也可能探索出适合自己的多种可行的新型发展模式。

面对当下竞争激烈的出版市场, 无论数字出版技术商、服务提供商、终端制造商如何挖空心思探寻个性化的出版模式, 他们都要建立在传统出版活动的基础上, 一切终究还是要围绕传统的内容传播这一核心才能正常运作。音乐理论期刊在长期的出版活动中积累了大量的非专业行业无法取代的特有资源, 所以未来音乐理论期刊的数字化如能主动权在握, 很好地利用新出版技术挖掘自身潜在的优势, 并将多种出版特色融于一身, 其前景将是光明的。

二、音乐理论期刊应对严峻形势可采取的措施

严峻的现实要求音乐理论期刊要深度挖掘潜在资源并进行重新配置, 采取具体可行的措施变被动为主动, 提高自身综合素质赢得市场。多样化的市场需求以及各行业的彼此渗透和高度融合, 要求音乐理论期刊出版必须积极利用各种有利条件, 根据当前形势寻求可行的解决办法。笔者认为当下音乐理论期刊未来的出版工作要从三方面着手。

(一) 紧握王牌, 将自身优势发挥到最大

音乐理论期刊作为音乐文献的重要载体, “高、精、尖”内容是其核心竞争力, 社会效益的实现是其安身立命之根本, 以社会效益带动经济效益才是其发展之道。

坚守办刊宗旨, 保持自身特色 面对出版市场的转型, 很多理论期刊经济效益得不到实现, 它们其中一部分可能迫于生存的压力, 纷纷抛下原先的办刊理念和办刊宗旨, 一味迎合一般受众“快餐文化”消费需求, 转而生产格调低俗的“应景式”低水平重复的刊物, 久之便失去了读者的认可, 也丢失了自我。音乐理论期刊要引以为戒, 始终明确自身定位, 沿着自身的办刊路线, 保持自身的风格和特色。每一种音乐理论期刊都是一面音乐文化的旗帜, 在各自的领域引领音乐研究风尚。音乐理论期刊各自的专业特殊性和特定的读者需求是其始终应该关注的办刊方向, 有思想有特色的音乐理论期刊是建设音乐文化事业之所需,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出版环境, 有价值的理论期刊都不会被社会舍弃。

选好主编, 建设精良编辑队伍 主编是刊物的最高编辑执行人, 其态度极大影响着其他编辑人员的工作态度,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期刊未来的发展, 必须慎重选择。笔者认为, 主编必须水平高、业务精、责任心强, 还须保证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好主编职责。因此, 出版机构应对编辑队伍加强建设, 选择出名副其实的主编, 选择高素质的编辑, 自上而下地建设精良的编辑队伍, 这是提高音乐理论期刊出版水平的内在动力。

利用多种渠道, 挖掘优质稿源 不同的音乐理论期刊发展至今, 往往形成了各自相对固定的栏目, 有了相对固定的作者群, 稿件获取方式和渠道也有相对稳定的模式。在新的环境中, 编辑要善于求新求变, 利用新的交流技术和平台, 拓宽组稿渠道, 扩大组稿对象。这就要求编辑掌握多门信息技术, 做好调研工作, 多方关注音乐相关信息, 具有敏锐的信息捕捉能力, 且还要善于在“民间”寻求“高手”。如, 笔者认为, 在全民素质提高、信息高度融合的今天, 许多非从事专业音乐工作的人同样可能有较好的音乐教育背景和较高的音乐素养, 他们“圈外人看圈内事儿”的思想和观点, 有可能打破音乐专业壁垒的限制——这种复合型的知识是当下音乐理论期刊所需, 此类复合型人才更是音乐理论期刊编辑今后可以寻求的组稿对象。编辑同样要关注青年作者和读者群体, 他们的声音当中可能有很多值得借鉴的闪光点, 再者, 他们是音乐理论期刊内容未来发展的主力军, 要及早培养其对音乐理论研究的兴趣, 锻炼其写作和研究能力, 充分挖掘其潜力。在选题策划上, 编辑可以通过即时通信工具 (如QQ等) 、微博、论坛等渠道了解年轻读者最新关注的问题和需要的内容, 并可据此向资深作者进行专业层次的约稿、组稿, 以对年轻读者起到传道授业解惑之功效。

质量严格把关, 坚持内容为王 期刊的竞争根本上是内容的竞争。目前音乐理论期刊在营销等方面不占优势, 主要靠内容本身来满足读者的精神消费需求, 进而吸引更多读者, 因此“内容为王”是音乐理论期刊发展始终要坚持的原则。要保证较高的质量, 除了要有好的稿件来源之外, 编辑的主观能动性、责任感和把关作用至关重要, “关系稿”、“人情稿”、学术不端等阻碍音乐期刊事业发展的行为应坚决杜绝。对于“高、精、尖”的理论期刊, 严格的编审制度尤为重要, 尤应杜绝错讹。因此出版单位要动态地掌握审稿专家的基本情况, 比如审稿态度、质量、能力和时滞等, 保持好编校能力过硬、责任心强的审稿队伍。同时, 一些审稿的具体实施方案, 可借鉴国内外优秀刊物的编审模式来不断调整和及时更新。

利用新兴技术, 提高编校效率 在信息化进程不断加速的今天, 快速高效成为各个行业竞相追求的工作目标。音乐理论期刊的生产同样要跟上新节奏, 在保证编校质量的前提下, 利用各种编校工具和技术缩短编校环节的时间, 加速期刊出版, 有效解决稿件时滞问题。优秀的原创成果及早面世, 可以抢占市场先机, 提高期刊受关注度, 提升期刊自身竞争力。同时, 编校过程的缩短可以给音乐理论期刊传播链条中的其他环节留出充足的时间, 使之进一步完善, 促进音乐理论期刊健康发展。

开发衍生产品, 带动自身发展 在充满竞争的市场经济中, 打破行业壁垒寻求合作与共赢是各商家生存之道。各家音乐理论期刊不能仅仅在自己的“一亩三分田”上“耕作”, 而应携手共同探讨未来发展之路, 共同协作勇于多方向多领域地“试水”。笔者认为有很多方案可以试行, 比如:各家理论期刊都有自己的特色栏目, 可以共同策划出集各家所长于一身的精品集刊, 打造“高、精、尖、全”的音乐文化权威产品。另外, 也可各自增加与自身栏目和选题相配套的增刊, 刊载与专业选题相关的通俗化文章, 形式如同文言文的配套讲义, 将专业的学术内容以通俗的方式讲述, 以供更广大的人群阅读, 使其了解音乐文化建设事业发展的动态, 提高全民的音乐文化素养。这些配套的有娱乐趣味性的系列产品, 用增刊的形式发售, 以获取更多供音乐理论期刊办刊的经费, 实现“以刊养刊”的目的。再者, 音乐理论期刊还可以和多方单位合作, 寻求赞助或经济支援, 举办各种相关的有益活动, 提高社会对音乐理论事业的关注度, 提高读者了解音乐理论文化的热情, 进而培养更多读者研读的兴趣, 逐步争取更多读者。

(二) 了解读者需求, 丰富出版形式

出版技术的革新及媒介形式的多样化, 是文化市场的需求, 也是出版界实践的结果。好的文化内容若没有一定的承载方式为依托, 则难以充分实现其价值。因此, 面对当今信息需求和全民阅读方式的多样化, 任何出版形式的存在都有其特殊的意义。面对数字化出版的大趋势, 我们既不能故步自封坚持单一的传统出版模式, 也不能盲目跟风人云亦云, 而应理性分析自身现状, 扬长避短, 根据读者需求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出版形式。

留住传统读者, 按需出版纸质形式 读者的认可是出版物存在的意义所在。音乐理论期刊发展至今, 凝聚了一大批忠实的传统读者, 他们的支持也给予了音乐理论期刊前进的动力。在出版转型的今天, 音乐理论期刊首先要满足传统读者对纸质期刊出版的需求, 再适时进行数字化出版。音乐理论期刊的固定读者大多是专业的科研人员, 他们在进行音乐理论研究时深入阅读资料的需要, 决定了其对健康、无辐射、不伤眼睛的纸质读物的需求。他们长期以来大多养成了翻阅纸质文献资料的习惯, 对各种新兴出版形式热情不高。另外, 由于其缺乏对新出版形式的操作技术的驾驭能力, 传统纸质媒体的优势就在此得以凸显, 于是纸质期刊仍旧发挥着其不可取代的作用。纸质出版和数字出版并存, 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发展趋势, 笔者认为, 音乐理论期刊在新的出版环境中, 实现转型的同时仍然要留住传统读者, 按需出版纸质期刊。

整合内容资源, 建设专业数据库 对有用信息的快捷、全面获取是广大读者的需求, 因此寻求整合信息资源的方法, 是音乐理论出版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而数字出版在功能上区别于传统纸质出版之处, 正是对知识资源的深度开发和利用。因此, 音乐理论期刊大量专业、原创内容资源优势, 想要得到最大程度发挥, 势必要整合新技术“试水”数字出版。在音乐理论期刊数字化转型初级阶段, 建设专业数据库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数据库以大量纸质内容为基础, 将其以数字格式统一整合到同一个技术平台, 并对期刊内容进行碎片化处理, 将大量信息重新分类组合, 既整合了海量内容, 又将其深度开发, 提高知识检索的便捷性, 提高利用率, 实现期刊固有内容的价值增值。另外, 互联网成为当代专业音乐研究工作者检索和获取音乐信息的主要途径之一, 因此主动寻求技术开发商, 及早建立专业数据库是音乐理论期刊应抓紧着手进行的工作。

加速数字化转型, 加紧移动网络出版 随着“文化与科技融合”趋势的愈加明显, 数字化、网络化出版的进程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传统出版业与新兴信息传播技术的结合已是大势所趋。在此背景下, 音乐理论期刊也宜加紧数字化转型, 借助更多的信息传播平台扩大受众面。2013年1月15日, 中国互联网络中心 (CNNIC) 在京发布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内容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 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64亿, 互联网普及率为42.1%, 与往年相比保持低速增长, 与之相比, 手机网络各项指标增长速度全面超越传统网络。 (1) 网民用户增长迅速, 电脑普及度日益提高, 而手机网民数量增势更迅猛, 互联网、手机网络信息检索和阅读倍受青睐, 因此, 音乐理论出版数字化, 应将互联网和移动网络出版转型视为重要发展方向, 结合传统出版和网络出版传播特点, 制作不失专业水准又满足读者个性化需求的音乐网络期刊。

整合多种媒介形式, 实现全媒体出版 只有将音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使音乐理论反作用于音乐实践活动, 才能更好地促进音乐文化事业的发展。笔者认为, 以音乐理论期刊蕴含的广博的理论知识为基础, 主动争取与多方音乐实践团体和新型出版技术提供商合作, 吸纳更多与理论期刊发展相符的音乐实践内容进行整合, 利用先进的出版技术, 策划出集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等信息于一身的复合型全媒体音乐出版物, 是既能实现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传播理念, 又符合新传媒环境要求的发展路径。MPR出版物 (2) 这一“全媒体”出版方式的产生和蓬勃发展的态势, 给音乐理论期刊的改造升级和平稳转型提供了可能。它融纸质、数字、音像三类出版特点于一身并以纸质出版的形态呈现, 在某种程度上说, 是把数字出版技术引进到了传统出版领域, 可用于体现音乐理论期刊转型中的主动性, 符合音乐理论期刊发展的要求。各种音乐理论期刊可以根据自身定位, 将与期刊论文相关的图像、视频、音频、数字等内容通过技术加工打包压缩, 并以二维码等识别标志呈现在相应纸质页面上, 供读者扫描下载阅读, 起到对文字内容的补充作用, 满足读者对不同音乐内容的多样化需求。比如, 可将采风现场录像、录音、照片等同音乐理论研究论文的文字内容整合在一起出版, 使鲜活的研究对象可以立体化呈现, 让读者同样感受到现场的氛围, 同时也可使场景再现, 更直观更准确地传播传统的音乐文化, 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传统音乐文明。另外, 评论型的音乐理论期刊同样可将所评论的音乐演出视频、音频等内容配套整合出版, 丰富期刊内容, 增强可读性和观赏性, 同时使多方受益。

勇于试水新渠道, 尝试特殊出版形式 以服务为卖点, 及时更新内容, 提供个性化出版, 满足读者个性化需求是当代出版的又一理念。个性化的优先出版 (3) 、自助出版等出版形式值得音乐理论期刊借鉴。音乐理论期刊大多为季刊或双月刊, 其出版周期相对较长, 部分文章出版时滞较严重, 优先出版则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该问题, 提高音乐研究成果的利用率。另外, 音乐学科中的子学科较多, 专业分工较细, 不同读者所需音乐资源较有针对性, 此时, 自助出版形式可允许读者事先遴选自己所需资源, 满足个性化需求, 又避免资源浪费。

(三) 融入竞争市场, 树立经营理念

传统的生产模式, 使音乐理论期刊缺少经营意识、缺乏市场经验, 因此寻求有效的盈利模式是当下音乐理论期刊要解决的问题。音乐理论期刊应根据自身的现实状况, 在尽可能减少资金投入的情况下, 充分挖掘既有资源, 发挥自身优势, 适时运用新技术, 获得最大程度的利益产出。

及时维护官方网站, 提升期刊整体形象 互联网时代到来后, 几乎各家音乐理论期刊均建设了自己的专业网站, 由于出版单位内部往往缺乏熟练掌握网络技术的音乐工作者, 网站多是委托音乐界之外的专业建站人员构建。而由于他们缺乏音乐专业知识, 因此网站未必能准确体现刊物自身特色, 对网站的维护工作也未必做得及时, 部分音乐理论期刊网站形同虚设, 内容久未更新, 网站的作用未能有效发挥。实际上, 音乐理论期刊在转型期, 利用好网站资源加强自我宣传, 对自身的发展有很大好处。其中, 网站除了登载期刊介绍、编委成员、编辑部简介、投稿指南、刊物内容目录等常规内容外, 还可以设置作者、读者互动平台, 建立网上投稿、审稿、订阅和发表系统, 形成音乐理论期刊的电子与纸质互动模式。随着行业内部竞争的加剧, 出版单位应该及时培养了解音乐知识与网络操作技术于一身的人才, 将自己的官方网站这张网络名片做出特色, 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利用新媒体宣传效应, 提高期刊影响力 转型期音乐理论期刊应在利用好自身传统优势资源的基础上, 借用新媒体的宣传效应提高自身的影响力。首先, 音乐理论期刊工作者要把工作的内容, 从传统的单一编辑流程拓展到整个传播流程中去, 利用一切有效的技术手段融进音乐理论期刊的传播流程中, 如可构建官方微博、微信等, 及时向社会大众报道刊物最新动态, 包括来稿情况、出版进度、发行数量、当期作者情况、近期活动等讯息。其次, 音乐理论期刊工作人员可以充分发挥个人的能动作用, 利用自身的工作身份建立个人工作微博、微信、QQ、博客等, 在各大平台上做好刊物的宣传、服务、营销工作。同时, 还可以充分利用知名作者的名人效应, 充分利用名作者微博的高关注度, 向广大粉丝实施宣传活动, 扩大宣传效应乃至促进营销, 实现音乐理论期刊运作模式与市场经济的对接。

利用多种销售平台, 拓宽营销渠道 传统的音乐理论期刊基本采用邮局征订这个单一发行渠道, 而在市场竞争中, 应改变单一的发售方式, 在完善传统发行渠道的基础上利用新的技术和平台开拓新渠道, 实现多元化发行格局。如, 若条件允许, 首先可通过书城、书店等部门进行销售, 且可多方寻求代理商;其次可开通网上营销, 如入驻“淘宝”、“当当”等电子商务平台;第三, 利用微博、二维码等新技术展开营销;第四, 与技术提供商、终端设备商和网络服务商合作进军数字化阅读终端领域。

采取一定措施, 挖掘潜在读者 音乐理论期刊专业性较强, 音乐专业院校的广大师生均为其有待进一步开发的潜在读者群。目前, 虽然各大高校图书馆和音乐专业资料室都订有音乐理论期刊, 但大多种类不全、数量太少。据笔者了解, 某些高校图书馆迫于经费压力, 逐步删减期刊的订购数量和种类, 仅订购知名度较高的核心音乐理论期刊, 而且每一种音乐期刊仅订一到两份, 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师生的需求。出版单位可以与高校图书馆合作, 以某种活动为平台面向师生征订音乐理论期刊, 这样既能满足广大师生的阅读需求, 又能给出版单位带来效益。

另外, 有相当一部分专业音乐院校学生只重实践而忽视理论的学习, 对音乐期刊的阅读更无从谈起。而他们本应同时重视音乐理论素养和技术实践能力的提高。因此, 对音乐期刊知识的普及、对高校读者的开发, 自然也是音乐理论期刊出版单位应该重视, 并应积极同教育单位合作共同解决的问题。高校的不断扩招带来的音乐院校师生的增多, 意味着音乐理论期刊的潜在读者群规模的扩大, 因此出版单位应高度重视这片广阔的市场, 采取合理措施赢得更多高校读者。

满足读者个性化需求, 探寻特色经营方式 此外, 可借鉴其他行业成功经营模式, 以服务为卖点, 寻求适合音乐理论期刊的特殊营销手段——要充分考虑读者个性化需求, 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如, 可利用音乐理论期刊及其主办单位的品牌效应发展衍生产品, 如刊发各大音乐理论期刊简介合集、某期刊办刊周年纪念册等;又如可向读者提供购书指南、刊物导读、音乐活动季度和年度安排讯息等个性化服务;又如以赠送购刊打折卡等优惠活动进行经营等。

结语

科学技术的进步决定了数字化出版是大势所趋, 转企改制的进一步推行意味着将出版工作推向市场恐怕是势在必行。音乐理论期刊出版工作既要符合文化政策又要顺应出版趋势, 除了努力争取更多的外部合作与财政支援之外, 从自身方面, 必须结合既有优势资源, 实现数字化转型。在当今的传媒环境中, 音乐理论期刊的传统出版模式固然存在很多局限性, 但专业的编辑团队和丰富的专业内容是其宝贵的优势资源, 任何新兴的出版模式都无法跨过这两大传统资源独自发展。因此在数字化转型中, 音乐理论期刊应掌握主动权, 将先进的出版技术和有效的出版形式拿来为我所用, 既保持自身优势又弥补了自身不足, 实现“华丽变身”。转型后的音乐理论期刊可以将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模式有效融合, 在出版流程的编印发各环节分别采用不同技术手段, 寻求适应市场经济竞争的复合型出版形式, 实现音乐理论期刊全面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陈荃有《中国音乐期刊——脚下的路该要如何走?》, 载《音乐传播》2009年第3期。

[2]臧彦彬《将音乐出版进行到底》, 载《中国新闻出版报》2011年9月19日, 第6版。

[3]陈刚毅《产业化导向下音乐期刊的经营策略探寻》, 载《编辑之友》2012年第4期。

[4]庄春梅、赵永华《传统期刊在新媒体冲击下的发展探索》, 载《今传媒》2013年第4期。

[5]左曙光、林曦《对媒介融合时代媒体运营策略的几点思考》, 载《新闻界》2009年第5期。

互联网下的期刊出版发展形势论文 第5篇

二、互联网支撑下的创新驱动

目前，学术期刊的出版模式由于在公办经费驱动下并没有太多地考虑经费规划和开支收入比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学校或者期刊组织方只负责收集论文、审批和发表，而并不会考虑发表之后能不能取得足够的回报，很多学校的校报正处于这种模式之下，而我国大量的低质学术期刊也就是这么诞生的。在互联网+的模式下，期刊的形式和成本上有了本质上的改变，那么就应当让学术期刊圈子进入半市场化的模式，不能都处于一个公办模式下。笔者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应当将所有的期刊进行整合，每期将会发布什么内容，每年的量化考核指标做到公开透明，对那些只发低质量的文章帮人凑资历的期刊应当坚决抵制。每份期刊都应当是我国科研圈子里有价值的一份子，应该具备一群忠实的读者。另外，以前购买论文的方式是给人看了摘要之后就需要购买全文，而全文的价格非常昂贵，这是因为几个大库都只跟校方图书馆进行大批量包年交易，他们并不重视个人对于专业论文的需求，这是不对的。新媒体时代下，大家对于知识的需求也在增长，个人对于学术期刊的需求绝对不可以被忽视，我国正是因为学术圈子只在自己的小领域内玩，封闭不对外沟通才导致了一些领域仍然被西方远远拉开距离。

三、组织结构与内容的重塑

(1)组织结构的重塑“互联网+”模式的引入不应该只是改变一些模式和行为方式，想要互联网真正地对学术期刊圈子带来革新，那么应当从组织结构上就去适应互联网模式。以下是笔者认为应该从组织结构上作出的几点改变.第一，学术期刊的出版倾向于数字化，原本以纸质印刷刊物为主的部门应该进行全面修改，数字化出版应当成为主要的出版活动，并要吸纳大量新媒体人才来加强自己数字化信息业务对外的吸引力。第二，除了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刊物外，只靠自己一家很难成为一个流量趋势，论文期刊的发表和出版也是一样的，一般来说，读者很难靠一本期刊就能获取自己需要的全部内容，所以同类期刊之间应该进行深度合作整合，打造成这个专业领域的信息化平台，读者在需要查询资料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个平台，那么人流量都吸引过来了。之后各家期刊在一个平台内进行公平竞争，这样就可以相互促进激励，那么我国的学术期刊的质量就会越来越好。第三，期刊在同一个平台上之后就不能自家只管自家事了，在平台内的期刊都需要服从统一的管理，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最后做成一个领域的专业性集团，成为独角兽型的产业带头者。(2)学术期刊内容的解构和重塑“互联网+”背景下学术期刊的出版不仅要重视学术论文内容的质量，还要重视内容产品形态以及内容的增值服务，纸质学术期刊成了副产品，网络化、移动化正被越来越多的学术期刊所重视和接受。同时学术期刊的纸质内容也要不断的向网络产品状态转变，比如：对书中内容解析形成不同的元素，对其进行标注，再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对元数据实施内容重塑，形成一个智能的信息咨询数据库。

四、结语

学术期刊优先数字出版刍议 第6篇

学术期刊优先数字出版可以有效保障学术成果的首发权，大幅缩短出版时滞，促进学术信息及时传播和交流，提高学术期刊的影响力和科学研究的效率，成为信息时代学术期刊发展的潮流方向，已经被《Nature》《Science》等国际知名期刊和爱思维尔、施普林格等国际学术期刊出版巨头所采用。然而我国学术期刊优先数字出版起步较晚，发展极其缓慢，阻力重重，究其根源在于我国现有的以纸质学术期刊作为唯一评价标准的学术评级制度。

学术期刊优先数字出版被界定为预出版，其与最终印刷版在版面格式、文献标识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甚至在内容上也有出入，这主要是出版单位人力资源不足等因素，致使优先数字出版往往并未彻底完成编校工作。因此，学术评价机构对其是否等同于正式出版存在争议，大多不被认可。学术期刊作为我国整体改革和发展浪潮中的一分子，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出版模式和适应国际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的大环境，已经成为摆在整个学术期刊出版界面前的难题，必须寻求突破。设法将优先数字出版打造成正式出版，这也是唯一符合我国学术评价体系的路径，至少是推进学术期刊优先数字出版阻力最小的可行选择。学术期刊优先数字出版受出版标准、出版平台、人力资源、评价观念等因素的影响，要明确和协调好数字出版与纸质印刷版的主辅关系。一旦优先数字出版等同于正式出版，作者、科研单位随即对其产生很高的认同度，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的市场问题，有市场即可大有作为，开辟我国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的新局面。

笔者下文采用“优先数字正式出版”一词将这一新的出版理念与目前的“优先数字出版”区别开来，针对“优先数字出版”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学术期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出版提供参考。

一、我国学术期刊优先数字出版概况

大学学报是高校软实力的表现，我国985所高校大学学报代表了当下学术期刊的较高水平，为此笔者以CNKI优先数字出版平台的数据统计了2013年985高校102种大学学报（中文期刊）优先数字出版论文的实际情况。结果显示，未加入优先数字出版的共44种（占43.14%），加入优先数字出版平台但优先数字出版0篇论文的共30种（ 占29.41%），实际开展优先数字出版的仅为28种（仅占27.45%）。统计结果充分说明，我国学术期刊优先数字出版仍处于起步阶段，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将优先数字出版打造成正式出版的目标还很远。优先出版还停留在宣传阶段，有相当一部分学术期刊仅仅是打上“优先数字出版”的标签，用于期刊自我宣传，形同虚设。大多学术期刊未进行优先数字出版实践，新型出版模式没能受到足够重视，发展非常缓慢。我国大多学术期刊并未意识到学术期刊出版的根本任务是信息服务功能，而不是为了迎合现有的唯纸质期刊是权威的学术评价制度，学术期刊应该将信息服务功能放在重要位置，以高质量的学术内容和高效率的传播能力作为出版能力和提升竞争力的主要依托。

二、优先数字正式出版是学术期刊出版的必由之路

学术期刊出版的根本目的是学术交流和成果展示，纸质学术期刊在互联网时代之前为学术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信息革命的到来使得互联网成为科研工作者获取学术情报最高效的渠道，数字网络可以实现全球学术信息的实时发布和快速传播，这是纸质学术期刊无法做到的。传统学术期刊出版模式已经无法满足高速运转的科研体系，优先数字正式出版已成为学术期刊出版的必然选择。

优秀的科研工作者时刻关注全球最新的科研动态，期望及时获得最新学术信息，这样才能站在学术最前沿，提高科技创新的效率。但目前我国学术论文发表时间滞后，学术信息的时效性被大打折扣，不仅不利于作者首发权的确定，也使读者无法及时了解行业动态。严重的出版滞后必然有损科研成果的首创价值和可利用价值，而且影响到科研人员的创新竞争能力，不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对我国学术创新带来一定负面影响。论文发表周期过长也是造成大量优秀学术论文外流的原因之一，严重制约我国学术期刊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优先数字正式出版成为可以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可行路径。

现阶段优先数字出版无法等同于正式出版，这是优先数字出版无法大力推广和被高度认可的根源。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使优先数字出版成为正式出版，并与最终的印刷期刊完全一致，这样才能被学术评估机构充分认可，作者也会积极支持优先数字出版，进而真正实现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即不是将纸质期刊制作成数字期刊，而是将数字期刊根据需要制作成纸质期刊，从而构建一种全新的学术期刊数字出版模式。真正的数字出版必须是以数字出版为主，纸质印刷出版为辅，必须厘清二者在新时期的主从关系，不能再抱着“纸质印刷期刊是最终权威”的错误理念。目前优先数字出版的论文都标注“优先出版”，等印刷版出版后再替换为正式出版物的电子版，这实质是纸质期刊的数字化，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出版。这样势必会造成重复劳动，并且会出现数据替换不及时和引文混乱等情况，给读者阅读和比较造成困难。将优先数字出版打造成正式出版，是提高我国学术期刊出版能力的重要标志，是学术期刊出版的必由之路。

三、将学术期刊优先数字出版打造为正式出版需要解决的问题

1.构建与印刷版衔接的数字出版标准

纸质学术期刊有着严格的出版标准和引文格式，但数字出版却尚未出台相关标准。优先数字出版成为正式出版，必须保证其内容、页面版式、卷期、页码等文献标志和最终印刷版完全一致，这就要求构建和印刷版完美衔接的数字出版标准。中国知网要求优先数字出版的论文必须完成95%的编校工作，说明优先数字出版论文距离较高质量的正式出版仅一步之遥，剩余编校工作量已经很少，说明其无法等同于正式出版的因素不在编校加工而在出版标准。优先数字出版成为正式出版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学术论文编校完成，内容不再修改，二是文献标志信息和印刷版完全一致。目前优先数字出版的论文多采用数字对象标志符DOI标志，等印刷版出版后再将优先数字出版的数字文件替换，这使得优先数字出版的文献无法被直接引用，且往往与最终版本有明显差异。这就需要将数字期刊和印刷期刊出版标准融合起来，建立新的期刊出版标准体系。可以尝试打破固定页码，无须补白和转页，印刷版期刊的栏目和页码设置根据优先数字正式出版论文的实际情况合理切分和动态变更，可以采用年、卷、页码标注形式，和现有文献著录格式有效地衔接起来。

2.协调好优先数字正式出版与纸质印刷个性化出版之间的关系

以大型数据库为平台的优先数字正式出版注重的是单篇学术论文的实时发布，而期刊自身的众多特质只能通过印刷版体现出来，必须两者兼顾，构建数字出版与纸质印刷协调发展的新型出版体系，不可片面过分强调数字出版的优势而贬低传统出版的价值。从期刊的发展历史来看，纸质印刷可以说是学术期刊的天然属性，拥有漫长的发展历史和深厚的沉淀，在现有的学术期刊出版文化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和受到广泛关注，短期内不会因数字出版而退出历史舞台。在新型出版模式下，印刷版期刊作为数字期刊的再加工，可以进一步发展个性化出版。纸质学术期刊的封面、目录、广告页等仍然可以采用高度自由的个性化设计，唯一不变的是学术论文的版面、标志和内容，要实现变与不变的有机结合，协调好数字出版和个性化印刷出版之间的关系。印刷版期刊因其有形特质不仅会存在相当长的时间，还将扮演着重要角色，与期刊的权威性和品牌效应密切相关。纸质期刊的发展可以提升期刊的影响力和关注度，有助于公众对与之对应的优先数字正式出版产生认同，从而促进数字出版的发展。

在信息时代，必须明确优先数字正式出版与印刷版的先后、主次和从属关系。学术期刊优先数字正式出版先于纸质印刷版，而印刷版是以优先数字正式出版为基础，进一步通过创意设计加工成具有个性特征和有形载体的出版物，两者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

3.充分利用大型数据库的优先数字出版平台

出版平台长期以来是制约我国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的关键环节之一， 很多学术期刊通过自建网站实现在线采编，也可以将其出版的学术论文在线发布，但大多没有检索功能，且因我国学术期刊高度分散的国情，致使读者无法便捷获取所需的大量学术信息，无法适应已经形成的学术信息获取习惯。学术期刊优先数字出版成为正式出版必须建立在大型数据库的平台之上，而不是仅仅在采编系统的网站显示，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服务读者的出版理念，使学术信息获得更广泛传播，同时可以借助数据库服务商先进的数字出版技术，节约出版成本，提高出版效率。学术期刊编辑部可以通过数据库的预留接口，自主灵活地开展出版工作，这可以避免数据库企业因人手不足而导致的出版滞后，从而消除等待上传的时间，在最短时间内将编校完成的稿件入库发布。学术期刊出版单位可在数据库和自建网站同时进行优先数字正式出版，使期刊学术论文出版的源与数据库结合起来，进一步提高影响力和竞争力。

4.改变观念

学术期刊在信息时代的激烈竞争中能否胜出，不仅取决于其出版论文的学术水平，还与期刊的出版效率和服务水平密切相关。国际知名期刊均是靠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高效率的出版能力和高水平的服务意识赢得读者和作者的信任，占据学术期刊竞争的制高点。然而我国大多学术期刊却仍然故步自封，没能积极主动参与到国际学术期刊变革之中，究其原因是落后的出版观念。学术评价机构以纸质学术期刊作为最终权威的评价观念是阻碍我国学术期刊数字出版事业发展的根本原因，这使得作者大多只关注能否被印刷版出版和被知名数据库收录，对优先数字正式出版心存疑虑。学术期刊出版者无法制定学术评价规则，但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影响和引导新型学术评价体制的建立，与其被动等待何不自我创新，更何况这是国际学术期刊出版文化发展的必然方向。大多学术期刊编辑因传统思想作祟，竞争意识淡薄，对新型出版模式没有正确认识，导致优先数字正式出版举步维艰，这就要求学术期刊出版者善于学习新的出版理论和了解国际出版动态，摒弃陈腐观念，而不是固守传统出版模式，早日实现优先数字正式出版与印刷出版的完美结合。

5.加强人力资源建设

对于学术期刊来讲，广义的人力资源包括作者、审者和编者。优先数字正式出版不仅追求出版效率，也高度重视出版质量。这就需要有高素质的作者、高效率的审稿专家，尤其是一支数量充足、高素质的复合型编辑队伍，这也是高效出版的人力资源保证。学术论文从投稿到出版主要包括收稿、审稿、编校、在线发布或印刷出版环节，多环节导致论文发表时滞。要提高出版效率和缩短出版时滞，必须在这些环节上下功夫，尽力压缩每个环节的耗时并使其紧密衔接起来，归根到底还是人力资源建设问题。现在大多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期刊都有自己的在线采编系统，收稿和审稿效率大幅提高，但因工作繁忙和社会兼职较多等因素，审稿专家未能及时审回稿件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就需要学术期刊编辑部多和他们沟通，尤其注重邀请青年学者加入，建立高效稳定、新老接替和可持续发展的审稿专家库，进一步提高审稿效率。学术期刊优先数字出版成为正式出版对编辑提出了更高要求，出版单位应该和主管部门增加沟通，争取更多的资金支持，重视人才引进和技能培训，组建一支能够满足新型出版模式要求的编辑队伍。

四、结语

我国学术期刊数字出版仍然处在起步阶段，需要摒弃落后的出版观念和学术评价制度，充分利用中国知网、万方等大型数据库的优先数字出版平台，构建信息时代学术期刊出版新模式;亟须出台与纸质印刷期刊相适应且符合我国学术期刊出版文化的优先数字正式出版标准，破解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之间的技术壁垒，为优先数字出版成为正式出版提供制度保障;学术期刊出版单位应该协调好优先数字正式出版与纸质印刷个性化出版之间的关系，使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学术期刊应该大幅提升服务作者和读者的能力，加强编辑队伍和审稿专家库建设，以吸引优秀作者投稿和为优先数字出版成为正式出版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1] 岳岭. 高校科技期刊不积极采用优先数字出版模式的4个原因及5项应对措施[J]. 科技与出版，2013（7）：86-89.

[2] 王福军，冷怀明. 高校学报数字化在线优先出版研究[J]. 编辑之友，2011（3）：60-63.

[3] 丁媛媛，翁洁敏. 国内医学科技期刊在线优先出版状况调查[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4（2）： 243-245.

[4] 张春军，董凯. 科技期刊应重视优先数字出版[J]. 科技与出版，2011（8）： 75-76.

[5] 李江，伍军红. 论文发表时滞与优先数字出版[J]. 编辑学报，2011（4）： 357-359.

[6] 徐铭瞳. 论我国学术期刊优先出版的现状及未来发展[J]. 编辑之友，2013 （3）： 42-45.

[7] 周桂莲，杨智全，华千勇，等. 农业科技期刊优先数字出版现状与问题分析[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4，25（001）： 155-158.

[8] 孔艳，颜帅. 学术期刊距离优先数字出版有多远[J]. 科技与出版，2013 （2）： 72-75.

[9] 吕赛英， 王维朗， 张苹， 等. 学术期刊推进优先数字出版的问题及对策[J]. 编辑学报，2012（1）： 74-76.

[10] 陈华，巩倩.医学期刊文献优先数字出版模式[J].中国出版，2010 （20）：69-71.

浅析科技期刊全媒体出版方案 第7篇

中国人民大学彭兰教授指出:全媒体是指一种业务运作的整体模式与策略,即运用所有媒体手段和平台来构建大的报道体系[1]。新华社新闻研究所认为:全媒体是指综合运用多种媒介表现形式,如文、图、声、光、电,来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示传播内容,同时通过文字、声像、网络、通信等传播手段来传输的一种新的传播形态[2]。

目前,全媒体出版在新闻、大众及各新兴媒体领域已得到迅猛发展,但对刊载最新科研成果的科技期刊而言,全媒体出版的应用却仍处于初级阶段。目前,我国已有一些科技期刊同人对全媒体出版加以关注[3,4,5,6],但尚未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适用于科技期刊的全媒体出版实施方案。

一、优先数字出版(含单篇出版)

优先数字出版是指以印刷版期刊录用稿件为出版内容,先于印刷版期刊出版日期出版的数字版论文或期刊。优先数字出版的特点是出版时间快,出版方式灵活。优先数字出版节省了等待期刊版面时间、排版印刷时间、邮发邮寄时间、图书馆编目上架时间,论文录用即可以发表,一般至少提前3~6个月与读者见面。优先数字出版形式灵活,既可以出版经编辑定稿的稿件,也可以出版编辑部决定录用但尚未编辑定稿的稿件;既可以期为单位出版,也可以篇为单位出版。期刊优先数字出版可缩短知识传播周期,加快知识更新速度。目前,国内科技期刊的平均出版周期超过10个月,因此,编辑部缩短出版周期的需求强烈。

二、论文发布形式多样化

1. 制作HTML网刊

在科技期刊的全文阅读中,PDF格式在过去的十年中一直是主流模式,因此,科技期刊在其网站发布的论文格式多为PDF版。然而,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PDF全文下载阅读越来越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对读者、研究人员来说,能够提供碎片化、结构化、加以标签辅助的HTML(超文本标记语言)格式的全文阅读越来越受到推崇。同时,随着电子产品的多样化,手机、平板电脑等方式的移动阅读需求也日益显著,PDF劣势尽现,只有以XML为基础的多媒体出版方式才能满足读者多样化的阅读需求。因此,对期刊而言,HTML格式的论文更利于检索,该格式将论文的章节、图、表及参考文献均进行了结构化、碎片化处理,可实现图、表与公式的单个下载,使读者便于查询、阅读与引用,而论文的点击量与引用概率也会相应增加。因此,科技期刊在网站上发布的论文形式应该逐步由PDF格式向HTML格式过渡,以提升期刊论文的网络显示度。

2. 增加多媒体版本

当前,传统的纸质论文形式已无法满足人们对知识立体化、全方位的获取需求。在全媒体时代,网站发布的论文除了含有纸版刊出的内容,还可将与论文实验有关的图像、视频同时发布,以增大论文信息量,为读者提供更加丰富的内容。

视频出版是科技期刊出版的新生事物,可将实验的过程与方法、数据分析及结果,以动态的形式展现给读者,力求直观、准确、专业地诠释学术成果。当前,国内采用视频发布学术成果的科技期刊较少,但国际上已经有期刊采用视频发布学术成果。

另外,科技期刊在发布论文的同时,还可考虑设计对论文的分享、评论功能,以便读者阅读后及时与同行分享,并在线发表对此论文的观点与看法,进而提高期刊论文的互动性与趣味性[7],弥补纸版期刊的局限性。

三、论文推送形式多样化

科技期刊作为科技论文的载体,不仅展示了某个领域的研究成果,而且承担着学术交流、知识传播的重要责任。目前,越来越多的科技期刊除了利用期刊网站发布论文,还拓展了信息传播渠道,通过邮件推送、微平台(微博、微信)发布论文信息。

本文重点介绍科技期刊如何利用邮件与微信平台主动推送论文信息,以扩大知识的传播效应,增强期刊的影响力。

1. 邮件精准推送

信息爆炸时代,人们获得信息的途径多种多样,如何让与本领域相关的学者关注你的期刊,阅读你的期刊,进而引用你的期刊,论文的精准推送是一个值得推广的方法。

论文推送过程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1)确定推送对象为与期刊密切相关的小同行,以提升推送内容的关注度[8]。小同行专家名单可从期刊投审稿系统的审稿专家库、作者库导出,并根据关键词分类,以便精准推送相关论文。

(2)由于许多科研机构的邮箱会自动拦截群发、带附件的邮件,为提高推送邮件的送达率,推送时不要将文件过大的PDF文档作为附件。可考虑在推送邮件中加上可下载本期电子刊全文的链接,一旦收件人对本期内容感兴趣,可方便地根据链接下载全文。当然,前提是期刊网站上制作了相应电子刊以供下载。此举既不易引起专家的反感(邮件过大会占用其邮箱空间),又可引导专家登录期刊网站,查阅相关信息,起到宣传推广期刊的作用。

(3)推送邮件应根据期刊每期刊出的内容进行相应的修改,邮件内容可包括本期介绍、导读,如有专刊、专栏或特约综述应特别推荐,以引起读者关注,这也是知识定向传播的一种方式。

2. 微信平台发布

当前,科研工作者越来越青睐借助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获取相关信息。其中,微信已逐渐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因此,学术期刊应重视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发布期刊论文相关信息,为读者与行业提供服务。

科技期刊微信公众号发布论文信息有以下两种方式:

(1)进行二次编辑加工,增加可读性。由于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导致知识的爆炸性增长,读者的阅读习惯已由深阅读向浅阅读转变,他们期望能得到最精简、最有用、感兴趣的信息[9]。因此,科技期刊在其微信公众平台发布论文信息时,应对论文进行二次编辑加工,不建议发布全文信息,只需列出论文的基本信息,如:论文题目、摘要、关键词,并配合一些精美图片与重要内容,以提高文章的可读性和吸引力。在推送论文信息的结尾处,可附上论文的全文链接,一旦读者认为此文是他所感兴趣的选题,并希望由浅阅读转向深阅读时,他可以通过链接阅读原文。

(2)将科技论文科普化,吸引大众关注。科技期刊作为科技论文的载体,肩负着引导大众关注科学、热爱科学的重要责任。因此,科技期刊在其微信公众平台发布论文信息时,可以尝试将晦涩难懂的论文科普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原文欲表达的科学问题阐述清楚,使大众能明白该论文的研究背景及解决的问题,进而引导大众关注该研究领域,为该领域研究培养后备人才。当然,将科技论文科普化,对科技期刊编辑来说是一个挑战。编辑不仅需要提升专业素养,对该研究领域有深入了解与认识,同时还要具有良好的写作表达能力。编辑无法自行完成此项工作的期刊可由论文作者自愿撰写,由编辑部负责把关和修改,以保证发布内容的准确性与趣味性。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全媒体出版是未来科技期刊数字出版发展的趋势。科技期刊编辑应根据所在期刊的具体情况,采用适合自己期刊发展的全媒体出版方案,以提升期刊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摘要：文章介绍了科技期刊全媒体出版的实施方案,包括优先数字出版(含单篇出版)、制作HTML网刊、制作多媒体版本、邮件精准推送、微信平台发布等多种渠道对论文进行传播的全过程。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全媒体出版是未来科技期刊数字出版发展的新趋势,科技期刊编辑应重视对其的研究与应用,以提升期刊传播力与影响力。

关键词：科技期刊,数字出版,微信平台

参考文献

[1]彭兰.如何从全媒体化走向媒介融合——对全媒体化业务四个关键问题的思考[J].新闻与写作,2009(7):18-21.

[2]刘光牛.中国传媒全媒体发展研究报告[J].科技传播,2010(4):81-87

[3]郝秀原.医学期刊应加快推进全媒体出版的实现——以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为例[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3,14(6):1214-1216.

[4]韩锟,黄翊彬,孙静.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实现全媒体出版可行性的初步调研[J].出版发行研究,2011(4):67-68.

[5]李雪,邱文静,董艺.全媒体时代科技期刊的编辑策划能力[J].编辑学报,2014,26(Sup.1):S1-S3.

[6]刘清海.全媒体出版对科技期刊编辑角色的影响及其应对策略[J].科技期刊研究,2012,278-281.

[7]李雪,黄崇亚,邱文静.科普期刊全媒体出版创意探析[J].编辑学报,2015,27(3):210-213.

[8]郭媛媛,黄延红,侯修洲.邮件精准推送实现学术论文高效传播[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5,26(11):1227-1231.

期刊出版 第8篇

“一定意义上来讲,编辑是出版物之父,作者是出版物之母。有什么样的编辑, 就有什么样的出版物”。[1]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中等教育类期刊担负着重要的职责, 在传递新理念、呈现新成果的过程中,须时刻体现我国教育发展和课程改革向我们提出的更高要求。因此,作为中等教育类期刊编辑,应明确自己肩负的重大责任,在传统出版业的发展面临重大挑战的今天,应当坚持职业操守,不断提高专业素养、知识修养, 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

一、站位与方向

中学各科教育是国民教育的一部分, 必须体现国家意志,具体到我国,就是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师德水平和业务能力,增强教师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中等教育类期刊的受众主要是中学教师,中学教师个人的道德修养、专业能力是影响国家中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学老师自身的提高又有赖于他们自觉、不断的学习。

就期刊特点而言,中等教育类期刊与专业书籍相比较,出版周期短,刊载论文数量大、内容新颖、发行与影响面广,能及时反映国内外中等教育教学方面的新成果、新水平、新动向;中等教育类期刊内容广泛、角度多样,可涵盖教育热点、教学实践研究、教研情况、中考高考研究、教师学生的生活智慧等等内容;中等教育类期刊还可刊登文献述评、会议情况、书评等,这些资讯对于一线教师来说有很大的价值,便于他们及时了解课程改革的新动向、学科方面的新成果。中等教育类期刊具有连续出版的特性,不仅有利于信息的传递,而且它们所积累的大量文献, 历史地、系统地记录了某一学科或某一研究对象的发展过程。期刊每期都有目录, 卷末或年末编有各种索引,有的期刊还出版多卷或多年的累积索引,便于文献情报检索。许多一线教师多年坚持订阅、收藏相关学科的期刊,甚至自己装订成册。对于期刊的阅读、积累,大大提高了教师自身的综合素养,也建立了与期刊深厚的感情。中等教育类期刊的特点决定了期刊编辑必须能够站得高看得远,要了解国家关于教育的规划与政策,了解世界范围内教育方面的新理念、新观点,只有站得高, 才能捕捉到最美的风光并与读者分享。

二、引导与选择

中等教育类期刊的作者与读者具有特定性,因此对于期刊内容的选择与引导也应有自身特点。在坚持出版物内容明确的思想政治方向、严肃的学术性原则的前提下,我们应从工作实践出发确定符合中等教育类期刊的一些行为规范,做到“以质取胜”“以诚待人”。

中等教育类期刊的作者主要包括高校及一些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各省市教研员、一线教师等。笔者认为,坚持导向性、思想性、知识性、实用性等原则,是做好内容选择与方向引领,使期刊能够“以质取胜”的重要前提。在选题策划方面,编辑应将教育与学科教学紧密结合起来,在体现国家意志的前提下,了解相关学科的发展趋势,吸收新观念、新成果,融入到策划创意中,实现期刊的导向作用。有了好的选题,我们在选择稿件方面应坚持优选原则,践行在原则面前人人平等。

在期刊出版过程中,我们会接触到大量的作者。对待来自不同背景的作者,与之交流的方式也不同。但是,编辑本着“以诚待人”的这一原则是最基本的, 应当持这一态度,努力地“发掘和寻找具有一流水准的作者,并和他们成为朋友”。[2]中学老师工作压力大,用于教学研究的时间很少,写文章的动力多是为了评职称。在这种背景下,老师很难静下心来梳理自己积累的东西。许多老师在急着要用文章参加评选的时候,才确定选题写文章,选题的时候往往是注目于一些当下流行的新理念、新方法,写的时候也很难抓住重点,这样就很难写出自己真正的心得,很难写出编辑心目中期待的文章。因此,对待一线教师的投稿一定要有耐心,要用编辑的“火眼金睛”看到他们文章中出现的亮点并引导其进行取舍。笔者在工作中非常珍惜与一线老师进行交流的机会,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教研成果,帮助他们修改文章,通过与老师交流还可以了解到许多相关的信息并融入到办刊实践中。

三、加工与润色

中学教师日常工作任务重、压力大, 对于教研文章的撰写投入精力有限。从笔者的工作实践看,每天都投稿量非常大但是能够通过审核的稿子很少。通过三审进入编校流程的稿件,大多需要编辑花大量时间进行加工、润色。因此,一个好的中学教育类期刊编辑,把好文章的文字关非常重要。与学术类期刊相比,中学教育类期刊编辑在加工、润色文章方面的精力要多出好几倍。

全媒体时代期刊出版的发展趋势探讨 第9篇

一、全媒体时代期刊出版的特点

1.多样化

全媒体时代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信息的海量化及传播的多渠道化。全媒体时代是在多平台上进行多落点、多形态的传播,实际上运用了网络、电信、卫星通讯等各类先进的传播工具。

2.广泛化

全媒体时代可以通过视、听、触觉来满足人们接受资讯的全部感官,针对个性需求选择最适合的媒体形式和管道提供超细分的服务,使受众在新媒体的使用中体现出自主与参与,同时数字化是包括期刊在内的各种传播媒体发展的基本趋势。数字化期刊表现手段丰富多样,不仅可以有更丰富多彩的文字和图片,还可以更形象、更直观地向读者传递信息。纸质期刊由于受到版面的限制,导致一些优秀的稿件不得不删改文稿,而数字化期刊几乎没有篇幅和尺寸上的限制,可以自由流畅地编排所有页面。

3.交换性

数字化期刊使得传播者和接受者随时可以进行交流,可以将某种有逻辑关联的信息相互链接,对这些链接的点击可以使读者非常便捷地进行关联阅读,如果结合扩展型期刊搜索工具,还可以通过超文本链接实现这种关联阅读方式,更加适合人类思维方式非线性和扩散性的特点。

4.经济化

数字化在不断的演变进化过程中并没有被正式提出,它来自于媒体形式和内容的融合,全媒体的概念开始在新闻传播、远程教育等领域广泛运用。全媒体出版是以信息技术为平台,通过各种不同的媒体形式和传播渠道,实现最大经济效益的一种出版手段,通过期刊的搜索工具更方便读者获取利用信息。数字化期刊可以保持很高的信息时效性,同时造价也明显降低。

二、全媒体时代期刊出版的发展趋势

纸质版期刊的转化

1.1传统资源文化的继承

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科技期刊表现出的巨大优势是,可以使读者在电子阅读器上进行阅读,纸质期刊应该采用先进的数据处理技术、数字印刷技术和网络传播技术,将出版物信息按照需要,随时印刷装订,这种满足读者需求的新型出版方式,必须突破传统限制,实现出版全流程的重新组合,满足读者对纸质期刊的个性化需求。

全媒体时代的门槛越来越低,使得各种莫衷一是的信息不再属于有效资源,科技期刊内容的权威性、可靠性和公信力会变得更为重要。期刊出版无论采用什么样的表现手段,将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对信息进行甄别、判断与优化,而不会使科技期刊编辑的功能和地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必然会彻底改变编辑出版工作的模式。

1.2推进传统纸质产品体系的转化

长期以来,期刊出版在各自的科技领域中积累了相对固定的读者群,新媒体的出现意味着对传统渠道的全盘颠覆,以效率和价值为原则,通过创新机制鼓励不同能力的经销商介入销售行列,最终促进转化进程。期刊出版有利于借助各种学术活动建立广泛的信息渠道,在协会的指导下走上更广阔的舞台,当然对于更有实力的出版集团可以选择相关联的企业或技术公司,以利增强新媒体出版业务的综合能力。

1.3拓宽信息资源渠道

现今编辑接收稿件采用的是网络投稿平台,而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是依靠计算机技术来完成的,计算机及其软件的应用就成了每一名编辑运用全媒体技术完成日常工作必不可少的伙伴。全媒体时代的期刊出版,对编辑的全媒体策划运作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科技期刊编辑要从单纯的信息提供者转变为全方位的信息管理者,并具备良好的信息鉴别、整合能力。

2.实现媒体之间的边界消融

在全媒体时代,媒体之间取长补短,相互之间的边界逐渐消融,期刊出版要打破模糊纸质版和数字版之间的界线,根据不同媒体终端实现多元发布,其多样化产品可以满足不同读者的个性化需求,有利于实现更高层次的按需出版。

全媒体时代缺少的是对信息的整合与深度的挖掘,可以说,无论终端产品形式多么丰富多彩,最后媒体之间竞争的核心依然是内容资源的竞争,这种新技术下的整合能力,有利于形成宝贵的品牌价值优势。我们应该树立创新思维,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更好地满足读者需求,同时应该将期刊出版的内容优势和品牌优势综合起来,进而成为全媒体资源的整合者。

3.促进资源整合

3.1编辑理念的提升

在全媒体时代,人们可以通过人体的多个感觉器官去接受他们想要知道的内容,这打破了传统的只有通过报刊来获取信息的格局。作为学术交流的平台,期刊出版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大方向的前提下具有价值导向作用,这要求期刊编辑必须要有事业心和责任感。数字化出版物抢占了传统出版物在人们心中的重要地位,不久的将来需要期刊编辑从思维方式、专业知识和学术失范的遏制方面进行再教育学习。

3.2内容的整合

一是期刊出版要在纵向上面向自己所服务的学科领域,把传统内容资源进行结构化处理,从而形成更丰富的数字化产品;横向上着眼于内容资源的转化,拓宽服务渠道,逐渐打破传统出版的线型生产模式,逐步形成复合出版的新格局。二是实现生产元素的融合,建立资源库为传统出版所使用,借助于传统纸质出版形式使其价值最大化。三是丰富传统出版的内容形式。

4.数字化出版的发展模式

随着数字化出版业的快速发展,各个地区在资源分配、劳动力成本、管理创新技术的需求下,传统的出版模式不能完全满足或者不能满足新形势的需要,因此必须采用现代化的数字出版,这种期刊发展模式相对容易管理,而且数字化出版与传统出版相互补充,在继承传统出版资源的同时不断开拓数字化出版业务。

总之,期刊出版代表了21世纪出版业发展的方向和潮流,随着知识密集程度的逐渐加快,时刻都在提供一些新的陌生的未知领域。数字化不断推动着传统出版的转型升级,促使期刊出版要重新构建融合发展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财政部.新广发[2015]32号.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2015-3-31.

[2]郭向晖.传统出版单位如何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以人卫社数字出版转型升级实践为例[J].科技与出版,2015(5):22-24.

[3]方卿.论数字出版产业发展中的五大关系[J].编辑学刊,2013(1):14-18.

期刊数字出版中的编辑素质要求 第10篇

1 数字化出版对期刊的影响

数字化出版是对作品进行选择、编辑、加工和数字化制作、登载在互联网上或者通过互联网发送到用户端, 供多人同时在线、浏览阅读、使用或者下载的传播行为, 依托传统期刊的内容资源, 用数字化工具进行立体化传播。数字出版并没有改变期刊的内容, 只是改变了其出版形式。传统的期刊出版需要经过组稿、编校、印刷和发行等四个主要出版环节, 数字出版则对这四个主要出版环节具有很大的冲击, 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学术期刊出版流程, 使其更加细化、规范化和程序化[2]。数字出版促使期刊获得了更自由的发展方式, 越来越多的期刊采取网络版与纸质版同时发行, 二者并不是简单的相互替代关系, 而是在内容传播和市场运作上相互配合, 实现深层次的交互与合作, 在整体上提高学术期刊的影响力。同时, 期刊的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随着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的不断革新, 人们的阅读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作出了改变, 网络阅读、手机平板电脑掌上阅读受到了很多读者的青睐, 影音、图像、文字往往兼容并包, 使期刊所登载的内容形式更加多样化[3]。电子期刊以数据库、超文本等形式进行信息传播和存储, 提供更为灵活、方便、快捷的信息检索方式。读者可以不受时空限制, 通过数据库检索, 获取更加准确更高质量的期刊信息。数字出版方式提高了学术期刊的出版效率, 使期刊的文献资源得到深入发展, 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 传播覆盖面更加广泛, 受众指向更加精确。

2 数字化出版对编辑的素质要求

在数字出版时代, 期刊编辑除了应该具备传统出版时代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出色的业务素质, 还要具备网络数字时代所要求的能力和素质, 这给广大的学术期刊编辑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因此学术期刊编辑不能故步自封, 更加应该积极主动学习和提高自身修养, 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 不断完善自身的信息素质、专业素质和编辑素质, 以适应数字化出版的需求。

2.1 信息素质

在期刊网络数字化时代, 培养和提升编辑人员的信息素质对学术期刊的数字出版至关重要。期刊编辑要在数据库处理、信息检索、信息发布和网络传播技术等方面紧跟信息化发展步伐, 增加对信息的敏感性、辨识性、观察力、判断力、把握信息的能力和准确分析选择利用信息的能力[4]。首先, 期刊编辑应在工作中增强信息意识。通过与作者的交流沟通, 参加期刊研究领域的学术研讨会议, 关注国际上学术期刊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相关动态信息, 并且及时追踪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和难点, 了解期刊相关研究领域的未来发展趋势, 建立并增强信息捕捉意识和信息处理能力, 力求在最短时间内将有价值的重大发现进行出版公开。其次, 期刊编辑还应该不断提高信息获取的能力。信息获取能力是指在长期的编辑活动中培养发展起来的一种捕捉、筛选、转换和利用信息并改变固有信息的能力。在选题策划过程中, 编辑需要能够通过网页浏览、高校间文化资料交流, 广泛进行信息的收集、积累和优化, 有效地整合信息资源和知识库, 综合分析各类信息并且进行深入调查研究, 使论文的选题更加准确、科学和具备一定的创新性。

2.2 专业素质

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是编辑人员对学术论文进行编辑和编校的基础。数字化出版可以将编辑从繁杂的事务中解脱出来, 将时间更多的用于组稿、选题策划等创造性工作, 同时也可以不断扩充和巩固专业知识。编辑是“杂家”, 随着数字出版模式的兴起, 对学术期刊编辑的知识涵盖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5]。为了弥补知识结构上的缺陷与不足, 青年编辑应系统地阅读、学习有关期刊编辑方面的书籍, 了解有关方针、政策、法规, 掌握期刊编辑工作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 并熟练运用。通过阅读期刊学术相关研究领域的文献著作, 参加相关领域学术会议或论坛等途径了解和增加对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和了解, 以满足期刊数字化出版的需求。同时, 除了期刊研究的相关知识, 编辑还应该掌握新闻出版的专业知识。出版学作为独立的研究学科, 是一个全新的知识领域。编辑应该紧跟数字化出版技术不断进步的脚步, 快速适应数字化发展的变化, 科学地把握编辑活动的变化规律和发展趋势, 掌握数字出版领域的相关知识, 不断积极参与数字出版的实践活动, 提升对数字出版内涵的认识, 树立不断学习的意识, 时时为自己充电, 做到活到老学到老, 不断更新知识结构, 熟悉信息与传播领域的相关法规与政策, 掌握数字化科技编辑手段和新的编辑方式, 促进学术期刊的网络化和数字化。

2.3 网络意识

数字化出版的前提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 文献的检索和论文的发表模式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在内容编校加工环节中, 编辑应学习和掌握现代化的编辑手段, 适应从手工编排过渡到利用计算机加工稿件、绘制图表、审稿、修稿、校稿, 提高大规模快速处理和管理稿件的能力[6]。利用互联网等现代化工具进行文字传输、编审、检索、出版、发行等工作, 使其办公自动化达到最大程度上的利用。在信息爆炸的时代, 学术期刊编辑工作面对的是各种类别的信息和庞大的知识体系, 信息量大, 更新速度快, 知识密集度高, 学术性和专业性强, 依靠传统的技术平台根本无法处理如此庞大的信息量, 因此编辑必须利用互联网的巨大平台, 建立高效的信息处理反馈系统, 掌握快速查找和处理信息的方法, 积极参与数字出版各项活动, 探索和熟悉数字出版各个流程, 掌握现代编辑技术, 通过网络实现学术期刊的出版数字化。

2.4 创新意识

学术期刊的主要任务是报道有科学性、创新性的成果, 为知识的生产、传播、利用、转化起到桥梁和推动发展的作用。因此, 创新是科技期刊发展的永恒主题。数字出版为期刊的发行方式带来了创新, 包括光盘版、网络版、手机版等的发行方式的改变。除此之外, 数字出版的发展要求学术期刊编辑应该走在科学研究的前沿阵地, 寻找知识创新的新思路、新方法, 在编辑过程中树立创新意识, 精心挖掘作者文稿中的创新内容, 获取新信息, 创造性地完成对论文内容的审核、鉴别、编辑, 才能不断推出高质量的有创造性的期刊, 才能不断开拓新领域、新课题, 不断展示新观点、新视角, 不断推出新思路、新经验、新发现。创新是策划的灵魂, 科技期刊编辑在策划选题时一定要有创新意识, 这就需要编辑紧密跟踪学科发展动态、了解学科发展前沿, 对学科发展具有一定的预见性, 挖掘发现新思想、新方法, 达到选题策划的目的。在栏目设置、期刊经营、作者群和读者群的培育等方面也需要不断创新, 只有不断创新, 期刊才有活力, 才有可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2.5 良好的政治思想和职业品德品质

学术期刊的编辑出版工作是社会主义新闻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期刊健康发展必须遵循社会主义的新闻出版方针政策, 因此学术期刊编辑需要具备一定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敏锐的政治觉悟[7]。在数字出版迅速发展下, 学术期刊编辑同样也面临着各种诱惑, 学术期刊的质量与编辑人员的思想道德觉悟紧密相关, 编辑人员必须具备较高的思想境界、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 才能做到公正无私, 坚守原则, 以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对待每一位作者, 仔细核实每一篇待发论文的内容。学术期刊编辑工作是学术生产、学术发展链条上的最重要一环, 只有坚守崇尚学术的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操守, 科技期刊编辑才能明确自己的担当, 维护学术出版界的这片净土。

2.6 其他素质

网络出版数字化形势下的学术期刊编辑还应具备一定的经营能力和意识、法律意识、社会活动能力、优秀的外语水平等必备的素质, 尤其是法律意识, 其在编辑工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学术编辑应在日常工作中遵守并自觉运用法律法规, 依法执行国家有关的出版的法律法规, 维护期刊编辑部和作者的权益。在数字化出版的背景下, 数字化期刊更有利于信息的传播和利用, 但其共享性和开放性不可避免地与著作权的专有性产生矛盾。著作权问题是编辑工作中矛盾纠纷的主体, 主要涉及复制问题、传播问题和报酬问题。因此, 编辑需要具备较高的法律意识并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 以保障期刊依法有序地出版发行。

3 结语

数字化出版的迅猛发展, 促进了期刊由传统出版向网络化出版的转型, 给期刊的发展既带来了机遇, 同时也带了挑战。数字化出版对编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除具备编辑的基本素质外, 敏锐的信息素质、扎实的专业基础、强烈的网络意识、创新意识、法律意识、良好的政治思想和职业品德品质、强烈的责任心和事业心、较强的学习能力等将是一个优秀编辑的必备素质。

摘要：进入数字出版时代后, 数字出版技术对学术期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同时对期刊编辑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除具备编辑的基本素质外, 敏锐的信息素质、扎实的专业基础、强烈的网络意识、创新意识、法律意识、良好的政治思想和职业品德品质、强烈的责任心和事业心、较强的学习能力等成为一个优秀编辑的必备素质。

关键词：数字化出版,编辑,素质

参考文献

[1]李仲先, 梁雁.数字化出版对高校学报及编辑意识的影响.四川理工学院会报, 2011, 26 (3) :138～140

[2]杨嵘均.论网络数字化时代高校学报编辑素质的提升.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0, 27 (6) :94～96

[3]史春薇, 仲崇民, 朱伟.数字化出版对编辑活动的影响.出版广角, 2010, (11) :152～153

[4]吕志军.数字出版对传统出版业务流程的影响.大学出版, 2007, (2) :31～37.

[5]徐正达.科技编辑的科技素质.出版科学, 2002, (3) :32～32

[6]李德华.科技期刊编辑的信息素质及其培养.编辑学报, 2004, 16 (4) :298～300

期刊专有出版权论略 第11篇

【关键词】期刊；专有出版权；版权

【作者单位】葛声波，成都师范学院政治学院。

专有出版权是版权的延伸，由于许多版权的权利人通常不具备出版主体资格，所以往往将专有出版权授予具备出版资质的出版者行使，以达到出版作品的目的。版权是期刊经营的战略资源，专有出版权因为具有排他性、独占性和专断性等特征，成为期刊出版者参与市场竞争的利器。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及其配套法规未有对出版者权、专有出版权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明确界定，加之对图书出版者与期刊出版者就专有出版权的问题做了区别规定，使得长期以来学术界围绕“期刊出版者是否享有专有出版权”“期刊出版者享有的专有出版权是法定还是约定”“期刊专有使用权和专有出版权的关系怎样”等问题争论不休，不仅对期刊出版者的版权管理实践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成为期刊出版者利益被忽视与容易受到侵犯的重要原因。

一、期刊出版者享有专有出版权的主体资格

1985年，文化部在《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以下简称《试行条例》）第13条第4款规定，出版者对此前已经出版或者已经接受的作品享有五年的专有出版权。虽然该条款未明确“出版者”是图书出版者还是期刊出版者，但是由于《试行条例》的《实施细则》第8条第4款专门规定“期刊对在本刊上首次出版的作品享有一年的专有出版权”，所以应指图书出版者。无论是图书出版者还是期刊出版者，在《试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框架内享有的专有出版权都是法定的，尽管专有出版权的含义并不清晰。然而，这项规定随着1990年《著作权法》的实施有了较大变化。

1990年，《著作权法》第30条第1款规定：“图书出版者对著作权人交付出版的作品，在合同约定期间内享有专有出版权。”有学者据此认为，专有出版权是法定授权，只要权利人与图书出版者达成出版事宜并签订合同，图书出版者就当然地取得专有出版权。或者说，权利人将专有出版权授予图书出版者是没有选择余地的，图书出版者取得专有出版权是基于法律规定，而不是基于和权利人之间的合同约定[1] 。但是，《著作权法》并未如《实施细则》那样赋予期刊出版者专有出版权。于是，学术界就出现了“专有出版权只是图书出版者享有，而报社、期刊社虽然同样为出版者，却不享有专有出版权”的观点[2] 。支持依据包括：期刊出版周期短，传播时效性强，盗版的可能性不大，赋予期刊出版者享有专有出版权没有必要。其二，按照“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规定，既然期刊登载的作品在未附带禁用声明的前提下，能够被转载、摘编，那么就否定了期刊出版者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可能性。

虽然图书出版与期刊出版的特点和受到侵权威胁的程度不同，但与权利人的关系都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而且都面临市场竞争。在专有出版权的问题上对图书出版者给予特殊照顾，而将期刊出版者抛弃于一边，有失公允。有学者认为，期刊出版者不是没有专有出版权，现行《著作权法》第33条第2款规定的从作者投稿之日起到收到期刊出版者采用通知的“30日”就是期刊出版者享有的专有出版权期限。这种观点无法律根据，而且即便“30日”可以作为期刊专有出版权的期限，对期刊出版者利益的保护也无意义。其一，从作者收到期刊出版者通知到期刊出版还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可能很长），待期刊出版时该期限已过。其二，“30日”的专有出版权期限太短，期刊出版者据此行使和主张权利只能是“画饼充饥”。其三，“30日”的专有出版权还会随着期刊出版后的法定许可转载、摘编而失效。

好在《著作权法》在肯定图书出版者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同时，没有对期刊出版者“可以”享有专有出版权予以明确否定，这既为后续立法预留了空间，也给期刊出版者通过相应方式获得专有出版权暗藏了有利条件。反过来推论，期刊出版者可以成为专有出版权的享有与行使主体。《〈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送审稿）》赋予了图书出版者与期刊出版者同等的法律地位，一方面第55条规定图书出版者“可以”享有专有出版权，另一方面在第48条第2款规定“报刊社对其刊登的作品根据作者的授权享有专有出版权”。这项规定是对不同学术观点的正面回应，是现行《著作权法》早就隐藏的“期刊出版者可以享有专有出版权”规制措施的显性化，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

二、期刊出版者获取专有出版权的途径

版权法上的权利因一定的行为而产生，就权利的原始取得而言，版权因作品的创作而取得，与版权相关的权益因传播作品而产生[2] 。作者是专有出版权的原始主体无疑，但只有将这种权利转交给出版者行使才能实现其发表作品的目的，于是人们就会很自然地认为，期刊专有出版权是基于出版活动的权利。特别是我国《著作权法》将专有出版权置于“出版、表演、录音录像、播放”的范畴，似乎使这种观点有了佐证。但是，期刊出版者对专有出版权的享有并不是因为其开展了出版活动。1991年《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41条规定，由权利人承担出版经费的图书，图书出版者不享有专有出版权。出版活动和出版经费是否由权利人承担无关，所以出版活动不是出版者享有专有出版权的理由。这种推论适用于期刊出版者，因为就出版业务本身而言，期刊出版与图书出版无实质性不同。

按照1985年文化部《实施细则》第8条第4款的规定，只要是在本期刊“首次”刊登的作品，期刊出版者就享有一年的专有出版权，这种权利不因权利人的授权而享有，也不因权利人的否定而灭失。为了保护期刊出版者享有的这种法定权利，《实施细则》第8条第4款还将“禁止权”赋予了期刊出版者，而不是作者，规定未经期刊出版者（而非作者）同意，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摘编、选编、改编作品。然而，期刊出版者享有的法定的专有出版权在《著作权法》实施后就荡然无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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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虽然现行《著作权法》没有明确规定期刊出版者可以享有专有出版权，但是《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3条规定实际上已经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因为，该条款规定，期刊出版者无须与权利人签订书面合同就可以获得专有使用权，而“专有使用权”的范围大于“专有出版权”，“专有出版权”只是“专有使用权”的一种。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作者向期刊投稿，只是希望就其作品的出版与期刊出版者达成合意，这种合意通常认为只是作者将其发行权、复制权、汇编权授予了期刊出版者，不涉及其他权利，也不表明期刊出版者获得了对这些权利的专有行使权。在作者未明示的前提下，不能认为作者在投稿的同时就将专有出版权自然授予了期刊出版者。

经常看到期刊出版者以声明、稿约等形式声称自己对专有出版权的享有。比如，有的期刊在稿约中规定：凡在本刊发表的作品，本刊享有2年的专有出版权。还有的期刊社声明指出，文章自发表之日起，专有出版权归期刊社所有。对此做法，有学者认为，声明、稿约并非期刊出版者想直接获得专有出版权，而是一份标准合同，期刊出版者通过这一合同向不特定的第三人──作者要约。当作者承诺──在看到声明后将作品寄给期刊出版者，这一标准合同才成立，期刊出版者即通过这一出版合同取得了一定期间内该作品的专有出版权，这是符合法律规范的[3] 。还有学者对期刊出版者以声明、稿约获取专有出版权的做法大加赞赏，认为是期刊出版者获得专有出版权的简便方法，可操作性较强，值得推广。

早在1991年《著作权法》实施之初，国家版权局就在《关于报刊社声明对所发表的作品享有专有出版权的意见》中明确表示：“报刊社发表作品，仅获得非专有出版权，只有著作权人有权声明不得转载、摘编和授权刊登此类声明。”[4] 这是因为，出版合同属于双务合同，声明、稿约只是要约邀请，而非要约，作者向期刊投稿并不是对声明、稿约内容的承诺，更不能认为是作者在知悉了声明、稿约的具体内容后做出的意思表示。期刊出版者希冀通过声明、稿约来获得专有出版权，并对作者和作品使用者产生约束力是无效的。有的期刊出版者在声明、稿约中称“已经获得了权利人的授权”，但是如果没有加注规范化标记，仅靠声明、稿约，作者与其他作品使用者是难以判断授权是否有效的。期刊出版者通过声明、稿约主张专有出版权只对自己享有全部版权的法人作品，或者享有除署名权之外的所有版权的特殊职务作品具有法律效力。

进一步分析，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下图书出版者享有的专有出版权也并非有的学者认为的属于法定授权。1990年《著作权法》第30条关于图书出版者专有出版权的规定用了“合同约定期间”与“合同约定期满”的表述。2001年《著作权法》第30条与现行《著作权法》第31条都规定，图书出版者“按照合同约定”享有的专有出版权受法律保护。可见，专有出版权的享有不仅与合同有关，而且是一种合同授权，不是法定授权。《〈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送审稿）》第48条第2款规定，报刊社对其刊登的作品“根据作者的授权”享有专有出版权，第54条第4款又规定“报刊社与著作权人签订专有出版合同……”，这明确指出了对大多数期刊出版者来说获得专有出版权的唯一途径是“与作者约定”。如果期刊出版者和作者没有约定专有出版权的授予与行使问题，期刊出版者获得的只是非专有出版权，而非专有出版权。

那么如何理解现行《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3条关于报刊出版者取得专有使用权无须书面合同授权的规定呢？这种规定是考虑到报刊出版作品数量较大、来稿周期不规则和出版周期短，通过合同约定专有出版权具有操作困难而做出的，表明法律不鼓励报刊出版者取得专有出版权[5] 。但是，这项规定的确造成了人们对期刊出版者取得专有出版权不需要合同授权的误解。如果立法不明确规定期刊出版者必须通过合同约定享有专有出版权，那么就剥夺了权利人的专有出版权，期刊出版者享有的权利也处于不确定状态。作者向期刊投稿可以不签订合同，但不应当认定专有出版权一并授予了期刊出版者。

三、期刊出版者对专有出版权的行使与保护

专有出版权作为一项与版权有关的权利，包含了“专用权”和“禁止权”两层内涵，“专用权”是对于获得授权的出版者而言的，“禁用权”则是对于其他出版者或者作品利用者来讲的，“禁用权”的边界会略大于“专用权”的边界[6] 。期刊出版者拥有专有出版权意义重大：其一，期刊出版者享有专有出版权之后，这项权利就从版权中脱离，权利人自己不得在约定期限内的同一地域以同种文字出版本作品，并且不得再许可其他出版者行使专有出版权。其二，在期刊出版者享有专有出版权期间，其他出版者（包括图书出版者、报刊出版者等）不得在同一地域以同种文字出版本作品。其三，在专有出版权存续期间，期刊出版者享有独立的诉权，包括对违反合同约定的“一稿多发”，非经授权的转载、摘编，以及图书非经授权的结集出版期刊文章等行为的指控。期刊出版者与权利人约定专有出版权对权利人利益的保护也是非常有利的。比如，期刊出版者在获得专有出版权后就可以代理权利人身份行使禁止权，代收并向权利人支付转载、摘编的报酬，并以期刊出版者的名义依法维权，为权利人挽回损失等。

期刊出版者与作者就专有出版权的约定应该具体、清晰、明确，避免约定不明、含糊其辞。其一，享有权利的期限。按照《〈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送审稿）》第4款的规定，期刊出版者如果与权利人约定不明，那么只能享有一年的专有出版权。其二，地域与版本。现行《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8条和《〈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送审稿）》第55条规定，在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图书出版者的专有出版权指“享有在合同有效期内和在合同约定的地域范围内以同种文字的原版、修订版出版图书的专有权利”。这项规定同样适用于期刊出版者，合同应就专有出版权的适用地域、文字、版本等问题做出具体约定，但是对于一篇文章的原稿、修改稿如何认定，或许比对图书原版、修订版的鉴别要困难得多。其三，权利涉及范围。无论是现行《著作权法》及其配套法规，还是《〈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送审稿）》都未对专有出版权的权利范围做出规定，一般认为期刊出版者的专有出版权主要包括复制权、发行权和汇编权。期刊出版者不仅要与权利人就上述权利约定明确，而且在约定不明的情况下，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获得了专有出版权之外的其他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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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出版者在获得专有出版权后，应在期刊或者文章的相应位置加注版权标记，宣示权利。加注版权标记是国际期刊出版的普遍做法，也是许多国家的版权法和相关国际版权公约的要求。比如按照美国《版权法》的规定，如果作品加注了版权标记，侵权者就不能主张善意侵权，无法逃避侵权责任。《世界版权公约》第3条第1款规定：“……经作者或者版权所有者授权出版的作品的所有各册，自首次出版之日起，要标注?的符号，并注明版权所有者姓名、首次出版年份等，其标注的方式与位置应使人注意到版权的要求。”对于期刊出版者来说，加注版权标记是易于实施的简便的利益保护方式，本身包含“请勿侵权”的警告。我国期刊加注版权标记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在取得权利人授权后发布版权声明。《〈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送审稿）》第48条第2款规定：“报刊社对其刊登的作品根据作者的授权享有专有出版权，并在其出版的报刊显著位置做出不得转载或者刊登声明的，其他报刊不得转载或者刊登。”二是按照《世界版权公约》的要求加注标记?。如果期刊出版者对期刊中的所有文章都获得了专有出版权，只在版权页的显著位置发布声明或者加注版权标记就可以了，如果只是对期刊中的部分文章取得了专有出版权，那么就要在对应文章第一页的显著位置发布声明或者加注版权标记。

期刊出版者要按照与权利人的约定行使专有出版权，不得在合同之外超地域、超期限、超文种地使用相关权利。对于侵犯专有出版权的行为，期刊出版者应积极维权。权利人将作品的专有出版权已经许可给一家期刊出版者后再许可给另一家出版者，或者其他报刊出版者未经授权转载、摘编，或者图书出版者未经授权选择期刊文章后结集出版，以及未经授权对期刊整体或者部分文章进行数字化销售，都构成对期刊专有出版权的侵犯。《著作权法》第48条第2款明确规定，侵犯图书专有出版权者，将承担民事、行政，甚至是刑事责任。随着《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的尘埃落定，期刊出版者享有专有出版权的主体资格将得到明确，对侵犯期刊专有出版权的处罚规定也将颁布实施，从而为期刊出版者维护权益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

参考文献

[1] 曾敬.分析我国图书专有出版权[J] .现代法学，1992（6）：20-21.

[2] 董炳和.略论专有出版权[J] .知识产权，1999（1）：31-32.

[3] 马健.论专有出版权[J] .北方论丛，2000（6）：59-62.

[4] 马建平.一稿多投正当性的法理分析及其权利规制[J] .现代出版，2012（5）：18-21.

[5] 詹启智. 一稿多发现象：基于作品本质特征的研究[J] .学术界，2013（2）：109-121.

[6] 谢甄珂.汇编作品专有出版权问题研究[J] .科技与法律，2011（2）：44-48.

期刊数字出版产业链的结构分析 第12篇

什么是数字出版?数字出版的实质是什么?新闻出版总署下发的《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归纳为:“是指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内容编辑加工, 并通过网络传播数字内容产品的一种新型出版方式”。[1]数字出版改变了传统的出版形式, 掀起了出版业的革命。计算机技术与网络的广泛应用为读者提供了便捷的阅读方式。技术的发展, 阅读的改变, 新生的数字出版产业链应运而生。数字出版大致有两种模式。一是:作者+网络平台+终端读者;二是:作者+传统出版+网络平台+终端读者。从两种出版模式看, 在数字出版运营商还没有期刊出版资格的情况下, 第二种模式更适合期刊数字出版。因此, 期刊社是构成期刊出版产业链的必要环节, 期刊数字出版是由期刊社将作者的论文编辑加工符合出版要求后, 将已经出版或当期出版的期刊的权利交由期刊数字出版商以数字形式出版, 读者通过终端设备进行阅读、检索、查询、下载等。期刊数字出版产业链可概括为:作者+期刊社+数字出版运营商+终端读者。

二、期刊数字出版内容提供商是产业链的源头

“数字技术改变了传统出版模式, 但是没有改变其出版实质, 内容创作和信息传递仍然是出版的核心。”[1]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期刊的出版行为必须合法化, 新闻出版活动必须得到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 这种严格意义的审批制度是非常必要的, 不具备出版资格的出版行为视为非法。论文的作者不能申请期刊刊号, 也不能将论文交给网络运营商直接出版。期刊实质是经期刊社编辑加工后, 符合出版要求的论文集。因此可以说, 作者与期刊社是内容的创造者, 是期刊数字出版的内容提供商。

期刊社作为数字出版产业链的源头, 拥有版权与内容的优势。虽然创造内容的实质没有变, 数字出版要求期刊产品形式数字化。适者生存、与时俱进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数字出版悄然间改变了期刊社的职能。一是编辑加工的业务流程的数字化, 从原来的白纸黑字的纸稿变成了电子稿。通过计算机技术, 应用采编系统完全实现期刊的审、编、校等编辑过程自动化、网络化。没有应用采编系统的期刊社, 作者可通过QQ、Email把电子版稿件传给期刊社, 编辑通过电子版稿件进行专家审稿, 通过网络与作者沟通, 交换修改意见及处理结果。编辑人员加工后的电子版稿件由印刷厂印装部门排版制作出清样, 经计算机校对软件校对等一系列工序制作成品。工作流程也完全可以依赖于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实现数字化。期刊形态除了传统的纸介质印刷物外, 还有以磁盘、光盘为介质的电子出版物, 网络传播形态的数字出版物, 期刊终端产品实现了数字化。二是期刊社增加了与数字出版运营商合作的环节。日前, 绝大多数期刊社不具备数字出版的能力, 期刊依靠数据库集中上网方面已具有相当规模, 其发展势头强劲。中国知网、重庆维谱、万方数据、龙源期刊、论文在线都有集约化出版的特点。期刊社与数字出版运营商的密切合作, 资源共享, 在互惠互利的前提下, 实现双赢是期刊社数字出版进程中新的机遇与挑战。

三、期刊数字出版数字运营商是产业链的关键

数字出版是以数字内容为流通介质, 以网络与电信为流通渠道, 网上支付为交易手段的出版方式。[2]数字技术改变了传统的出版模式, 传统出版因技术而发展, 期刊数字出版的革命根本在于技术的推动。内容服务商、网络运营商、电信运营商、终端运营商构成了数字出版运营商产业链上的各环节, 也是产业链产生、运营、发展的关键。

“内容服务商依托内容提供商提供的电子文本, 将其数字化后进行一定加工, 以数据库的方式将集中化了的大量信息提供给平台或渠道商。”[3]

纸质期刊的网络化是我国目前期刊网络化的主要形式, 网络服务者将纸质期刊的作品全文扫描录入制作数字媒体后在网络上出版。纸质期刊为母本, 作品的数字化是对原作品的复制, 实质上转载的是纸质期刊的知识与内容。中文三大期刊数据库是通过这种出版方式实现期刊网络化的。中国知网、重庆维谱、万方数据数据库集约化出版解决了期刊分散上网及财力、技术、版权等方面的众多问题, 期刊社不需要前期投资, 方便易行, 而一站式检索优势更避免了分散上网期刊多次检索的弊端。[4]因此, 期刊数据库是读者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 已成为图书馆提供数字化信息服务的主要资源, 是当前我国期刊数字化的有效方式。

网络运营商、电信运营商、终端运营商是期刊数字出版的平台, 平台的正常运行通常需要相关的设备和技术支持。目前的期刊数据库以互联网为平台, 未来手机查阅刊物可以通过基础电信运营商, 即移动联通接入手机终端, 到时, 基础电信运营商是无线数字出版的主要支持平台。终端运营商产业链终端是直接接触消费者的企业, 是产品的分销渠道。目前, 数字出版领域中分销渠道的建设比较滞后, 数字出版企业大部分在自产自销。未来, 随着产业化程度的提高, 会出现多种形式的数字产品的分销商和零售商, 还会形成规模。消费者读者通过电子付费、划付费卡或购买书店、超市销售的一些数字产品阅读期刊。[4]

四、期刊数字出版产业链的融合及发展

期刊数字出版产业链是长期的战略联盟关系。内容提供商、内容服务商、网络运营商、电信运营商、终端运营都是为作者与读者服务的其中一个环节, 出版产业分工的细化, 单个企业所掌握的资源和具备的能力越来越无法满足竞争的需要, 产业链上的企业只能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期刊数字出版产业链间是融合不是取代, 融合是协作, 不是绑架, 也不是“通吃”。融合可以改善产业链薄弱环节, 加快产业链的融合进程, 可推动期刊数字出版产业链的整体发展, 最终确保期刊的竞争力。融合和优化整个数字出版的产业链, 从内容提供商到终端设备各个环节均紧密协作, 将更大范围、更多种产品进行深加工和创新, 提高期刊数字出版产业链中的竞争能力。

摘要：阐述了期刊数字出版产业链的结构。论述了期刊数字出版内容提供商是产业链的源头;期刊数字出版数字运营商是产业链的关键。提出期刊数字出版产业链间是融合不是取代, 融合是协作, 不是绑架, 也不是“通吃”, 构建一条完整的期刊数字出版产业链, 是期刊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期刊数字出版,产业链,职能,融合,发展

参考文献

[1]杨西京.抓住机遇主动应对积极探索勇于实践: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在数字出版业务中的探索[J].科技与出版, 2011 (2) :8-11.

[2]曹胜玫.当前数字出版产业链的相关问题及思考[J]编辑之友, 2009 (3) :15-17.

[3]朱莉莉.以“把关人”为主导的科技期刊数字出版产业链构想[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9, 27 (5) :175-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