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生活范文

政治文化生活范文（精选12篇）

政治文化生活 第1篇

一、师生情感交融, 打造无障碍生活课堂

政治课是讲道理、讲政策、讲思想的一门课, 很容易形成教育人、塑造人的驯化课。这样自然会让学生感到压抑, 认为教师是主动传授者, 自己是被动接受者, 形成情感上的对立, 从内心深处形成一种接受障碍, 思想的活化自然受到影响。课堂沉闷、教与学形成偌大反差, 教学进入僵持境地, 课堂效率极低。因此, 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进行情感的交流尤为重要。

教师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年龄特点。青春期的学生处于半成熟状态, 人格上要求平等, 性格上非常敏感, 精神生活丰富, 接受新鲜事物非常快。在语言表达上, 教师应多以商讨、对话、合作、鼓励的语气与学生交流, 以平等的姿态、平和的风格引导、感染学生。在教学内容上, 教师应多以学生关心热议的话题为背景切入, 多用贴近他们生活的例子来说明道理, 启发学生, 而不是用抽象的书上语言解析教学内容, 这样有利于学生透彻理解所学内容。在教学气氛上, 教师应该民主, 在课堂教学中鼓励学生多发表意见, 多辩论, 从中了解他们的思想状态, 适时调整教学方向, 以便更进一步走近他们。这样可以让学生感到:说的是自己的事, 辩的是自己的理, 学的是书中的内容, 会的是书中有观点, 解决的是政治问题。这样课堂自然轻松愉快, 大大提高了课堂效率。

二、鲜活开放的内容, 开凿课堂生活化源泉

教材内容仅是课程标准的呈现形式之一, 是一个参考, 而不是唯一。因为一次教材的编写要连续为几届学生服务, 所以必然带有普遍性、规律性、长时效应, 也就缺少了针对性、时效性和时代感, 这也是造成教学乏味的一个内在因素。教师只有把教材内容研究透彻, 找出其中要传授的政治原理, 在把握该原理的基础上进行换血, 以崭新的内容对书中原理加以阐释分析, 才能有效地吸引学生, 盘活课堂教学。

1. 让学生独立走进生活。

“使用价值与价值”对学生来说是个非常抽象的问题, 如何使这一问题具体化, 让学生在生活中无障碍理解, 并做到活学活用呢?教学中指定学生比较感兴趣的商品。比如, “便携式音乐播放器”, 让学生走进市场对此商品进行了解, 学生热情高涨, 货比三家并研究起了性价比, 在亲身体验中理解了这一概念, 并会对以后的生活有所指导, 对解决相关的政治题目有了很大的帮助。还有一部分家长购买了此类商品, 极大地鼓舞了学生的信心。学生在经验与感性认识中有了理论升华, 学习变得轻松简单。教师经常设置类似问题让学生走进生活, 学生就会把关注生活变成一种习惯, 把学习变成一种生活所需。

2. 带着学生走进生活。

例如, “国家的宏观调控”这一知识点学生似乎感觉跟自己很遥远, 热情不高。对此, 教师给学生出了个题目:“假如家中有一万元, 如何存入银行、存入哪家银行才能获取最高利润呢?”学生可以深入银行调查, 也可以运用网络查询, 还可以与家长、亲朋好友交流, 学生切实感觉到政治是生活中的问题, 是自己生活中的事。这时教师继续提出:“近几年国家在存款利率上有哪些调整?其背景和目的如何?”在引起学生思考后, 教师投放一些数据和相关信息帮助学生了解情况, 从中理解国家的宏观调控无时不在, 国家政策与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此时, 教师再引入“银行存款与民间借贷的利润与安全性问题”引起学生进一步思考, 使问题更加深化。这样可以让学生明白生活离不开政治, 政治可以指导生活, 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的热情。

3. 乐观向上的思想引领政治课堂的方向。

青春期的学生, 思想处于高速发展期, 树立何种人生观对将来的发展至关重要。教师必须利用政治课堂这一阵地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 积极的心态, 成为有责任, 有个人担当的栋梁之才。政治素材无处不见, 育人机会时时可循。教师只要有心, 把握时事政治热点、政治经济信息, 就能使学生的思想绽放正义、科学的火花。

比如, “我爸是李刚”给我们提供了“官二代、富二代与社会公平”的很好素材, 激发学生自我独立向上的意识;“感谢当年不杀之恩”引发了学生关于“唯我与合作、包容的思考”反思完善自己的个性发展;“贪官、淫官”让我们展开了“公仆与财富”的讨论;“高职毕业生与本科毕业生就业与薪金问题”让我们思考“学与用, 学与需”的问题, 指导学生将来的学习与就业;“甘露露与赵红霞”让我们反思“正确的人生观与谋生手段的冲击”树立“根正自然直”的意识;“中国大妈炒金热”让我们探讨“理财与理性问题”;“光盘计划”让我们想起“生活意识与习惯养成的重要性”;“钓鱼岛争端”让我们思考“联合保钓以及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地位问题”;“宇航员登天与蛟龙潜水”让我们自豪“国家科技实力与经济发达”, 等等。

看过上述例子你还会认为政治课乏味吗?相信教师的用心投入会激发学生对政治课的热情, 更相信你的尝试会使政治课变得更加轻松。

政治文化的民族性与民族的政治文化 第2篇

政治文化的民族性与民族的政治文化

世界是各民族人民所共创的,由于各个民族生活的自然环境、经济制度、政治生活结构的差异,使各民族的政治文化有着各自的`特点,形成我们所说的文化的民族性.

作 者：欧阳小聘 孙益全 刘成锦 Ouyang Xiaopin Sun Yiquan Liu Chengjin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商学院,四川南充,637002刊 名：绥化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SUIHUA UNIVERSITY年，卷(期)：200727(2)分类号：G03关键词：民族 政治文化 民族性

政治文化与比较政治学 第3篇

只有在“文革”结束后，沉睡了近三十年的政治学才破土而出，步入了学术的殿堂，走上了科学的正轨。

作为例证之一，就是我刚读过的一部书稿《比较政治分析》。这本书是这些年来国内第一部有关比较政治学的专著，作者也恰是近几年来在政治学界崛起的第一批年轻学者之一。仅这件事本身，也有某种历史象征意义。本书综合现代政治学的各种方法，围绕相互联系的十个方面的主题集中论述了当代比较政治学，这十方面即：政治时代(分析当今时代在历史中的地位以及它作为一个政治化的时代的特征)，政治国家(国家的历史演变及其当代功能)，政治形式(对各种政治形式及其成因的纵横两向度的比较)，政治过程(当代政治活动的动态分析)，政治决策(决策的形成机制和执行过程)，政治文化(比较不同社会形态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差异及其对政治体系的影响)，政治思维(人类对政治根本价值的思考)，政治发展(对前景的估价)，政治世界(国际社会的政治关系)，政治科学(政治学的沿革、趋向及社会作用)。相信大多数读者都将从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从而开启思索的阀门。

通读全书，不难体会到作者从政治体系的主体及其生态环境的二元运动这一主导观念和独特视角出发，对纷繁杂多的政治现象的艰苦思考，并感受到其力图捕捉新的时代脉搏的可贵探索。

作为一位勤奋的学者，作者阅读了大量资料，并在长期教学科研的实践中独立运思，融会贯通，这就为本书的信息量和知识性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可视为对当代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各种成果便览，提供了某种当代政治分析的各家学说大要。虽略嫌简略，仍不失其参考价值。更重要的是，作者基本上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分析框架，从中不难时时窥见作者的创意。虽然如作者言，本书是一种宏观研究，然其中仍有些微观信息，值得细细品味。

理智化而非情绪化，现实化而非理想化，条分缕析而非浪漫想象，加之阐述清晰流畅，不乏生动之笔，这些都增加了本书的可信性和可读性，值得推荐。

我不想全面而精细地估价此书，这也不是我这短短的书评所能胜任的，这里仅仅把注意力汇聚于如下三点：

1.政治文化与政治形式的相互关系

2.对政治思维的思维

3.利益集团的合法化和政治体系的法治化

一

在政治文化这一章中，作者从政治信仰，感情偏好，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等各个文化角度考察了各不同的社会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政治体系的影响，分析颇为细致周到。

如所周知，一个政治体系(一般指一个国家)所采取的存在方式，特别是其政治形式直接与此体系的政治文化水准相关，即，这个体系的组成者的普遍的政治信仰，感情偏好，价值取向，理想追求，直接制约它的制度形态。这也就是通常所谓，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往往从根本上决定了该国家所采取的政治形式和实际的统治方式，极而言之，从根本上说，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形式的国家。这两者的关系是相互依存，互相适应的。不可想象，对当代美国国民有可能实施希特勒式的或康熙式的政体和统治方式，也很难想象，对康熙时代的中国老百姓，或对现在黑非洲最贫困、落后国家的人民，有可能移植英国式的代议制民主制度。要而言之，政治文化是政治形式(制度)的深层结构，而政治文化作为整体文化的一个方面，又与该社会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概览整个世界历史，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所说的政治文化，主要指政治体系内的特定政治行为模式、信仰系统和每个个人政治倾向的模式等，基本上属于政治的主观意识领域，包含认识性成份、情感性成份、价值性成份和理想性成份，并且具有某种相对稳定性。

国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如何，与之相应的政治形式也就如何；反过来，某种政治统治形式、制度在长期的运行中，也会逐步塑造国民的某种文化素质，同化其政治形式下的文化形态。二者是互为因果的。

然而，由于文化传统的相对稳定性和顽固性，因此，它的变化相当缓慢和困难，因而，就基本方面而言，是文化传统和国民素质制约了政治形式，而政治形式总的来说只是文化这一深层结构的外化而已。于是，我们看到逻辑结论是，不存在统一的对所有文化体系都适合的政治制度模式。

这是第一步结论。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有没有对全人类共同的文化统一模式呢？很明显，由于一种文化必须与一种特定的人类共同体相适应才称得上好的文化，既然没有完全相同的人类共同体，既然不存在绝对超越的参照系，因此，也就没有抽象意义上的绝对的最好文化，正如作者指出，“政治时代应该有这样一种意识，……不能绝对地说哪一种文化形态比另一种文化形态优越多少。”(《比较政治分析》第172页，以下援引该书只注页码)

倘如此，我们似乎将落入某种彻底的政治价值和政治形式的相对主义，也落入了某种完全被动地顺应政治现实的犬儒主义，从而放弃了对社会进化的追求。

作者并未屈从于这种犬儒主义。

根本的原因在于当代的一个显著特点，这就是，我们共处于“全球村”的时代。

在当今的世界政治海洋中，完全与世隔绝的政治体系孤岛已不复存在，在这种状况下，“西方各个民族政治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东西方政治文化相互交叉，当代社会和传统社会政治文化的相互并存，都是政治时代的基本趋势。……现代通讯、交通建立了世界性社区，文化传递已经成为世界性的事，狭隘的民族主义，血亲关系、家族感都将化为陈迹，一种新的博大的世界主义精神正在诞生。”(第173页—174页)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

在这样的大规模空间接触的世界性过程中，在这种博大的世界主义精神下，文化选择和文化逐步统一的趋势不可避免地增强了。虽然，人人都看到了文化多样化的事实，并且也都确认它的价值；但人们更清楚，文化的交融和某种趋同化、部份政治形式的变革，更是题中应有之义。

上述变革的动力，在纵向，来自历史的经济和精神运动的驱迫；在横向，也源于现代各开放的政治体系的大规模空间接触的推动。事实上，它是多元并存的各种文化竞争而必然导致的逻辑后果。以我国为例，作为我国现行政治文化中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并非来自我国本土，而是产生于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西方，这就是一个外来文化融入本土文化的典型例证。而鲁迅等五四先驱们所进行的根治国民劣根性，及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卓绝努力，正是为最终变革黑暗政治形式的极有远见的着眼点。他们正是利用文化交融的历史契机，进行着东西交融的文化综合，从而使中国在全球性的文化(生存)竞争中免于被淘汰的命运。五四先驱业已清醒地认识到，对文化传统和对国民素质的改造才是根本的改造；而只有文化传统和国民素质的根本变迁，才有可能使政治形式、政治制度真正稳定而不可逆转地从根本上变迁，从而避免换汤不换药的历史丑剧，进而真正彻底地变革业已过时的黑暗政治现实。

综合上述，可知，作者通过详尽分析所获的两点结论是有说服力的：首先，不存在某种超越时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框架和政治形式；其次，我们也不能因循被动地单纯去适应生态一文化环境，无论是对政治形式或政治文化，人类都有权利也有可能去变革它。须知，以宏观历史的眼光鸟瞰，文化与政治形式二者都曾经历过并在继续经历着演变。一六八八年光荣革命之前和之后，英国的状况就很不相同。事实是，英国人民找到了与他们的文化形态能更好配合运行的政治形式(体系)。这就表明，客观的标准仍是存在的。

二

本书探讨了政治哲学的某些根本问题，特别是在“政治思维”和“政治国家”两部份中，尤为集中。

一旦进入这一历史悠久的主题领域，我们立即发现有显眼的两极：个人与社会。而在政治时代，这两极实质是：个人与国家。这里着重讨论后者。正如作者所说：“人与社会的主题始终是人类政治思维的主要对象。”(第226页)“当代人类思维对政治的探究，更加依赖人与社会的主题框架。”(第196页)这里的核心在于：两极之中，什么是首要的、第一的或根本的？也即是说：政治哲学的终极实体何在？

仔细考察的结论是：即使在欧洲的同一文化传统中，对上述问题的答案也是众说纷纭的。最主要的，是存在两种对立的思维方式：个体主义和国家主义。

虽然康德曾宣称“人是目的”，但他并不代表大部份德国(特别是普鲁士)政治哲学家占统治地位的看法。人们发现，德国传统，尤其是黑格尔之后的德国传统，一直是国家主义的大本营。他们的根本观念是：国家是政治哲学的终极实体和根本目标。国家并不是单个个人的总和，它的目的也并非是为每个个人的利益服务的。它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的化身。在这个至高无上的神圣的民族共同体中，个人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争取个人的权利和幸福是卑鄙的和不道德的。

正如黑格尔所说：“由于国家是客观精神，所以个人本身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法哲学》第254页)他进而宣称：“国家是在地上的精神”(同前书，第258页)，国家“是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同前书，第259页)

这种彻底的国家至上主义实质上是主张，存在一种生活，这种生活比每个个人的生活高出千百倍，这就是某种神秘的国家生活、整体生活、社会生活。个人的唯一最高的最根本的目标，就是为上述最高的总体生活而牺牲自己，个人只是总体的工具。而战争，就是这种国家英雄主义的极至，也就是贬低个体的人生观所能达到的顶点。

这种德国政治思维传统的理论代表人物是黑格尔和斯宾格勒，实践代表人物就是军国主义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纳粹党魁希特勒。

与之相对立的传统是英国式的政治思维方式：个体主义的政治哲学。在根本点上，它与前者针锋相对。它的终极实体是个人。个人才是最高的目的，个人有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个人价值、个人尊严、个人独立、个人自由，它们至高无上。但为保障各自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人们互相达成协议，订立契约(法律)，各自让与部分权利组成国家，这就承担了与权利相应的义务。这些个人作为社会的主人，委托一部份人进行管理，国家从根本上是被看作一种公共职能机构，官员则是社会成员的公仆。国家只是工具，是为每个个人服务的，它根据法律，保障每个个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和自由。国家公职人员可由社会成员通过经常的法律程序撤换。这种政治哲学的基本倾向是，强调个人作为自己目标的最后判断者，个人在法律范围内有自由选择和行动的权利，争取个人的权利和幸福是理所当然和无可非议的。在国家关系上，提倡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这些，就是英国传统的基本点。

这一传统的理论代表人物是英国人洛克、穆勒、罗素、培罗德·拉斯基，法国人狄骥以及德国人康德，而它在实践上的代表人物则可举出美国政治家林肯和英国政治家邱吉尔。

这两种传统导致的社会形态的对比是鲜明的。依德国国家主义传统看法，权力是属于整体的，社会恰象一个金字塔，每个人都有一定地位，或者命令别人，或者服从别人，从总体上看，二次大战之前，近代德意志民族的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于命令与服从的权力等级的区分上面，而近现代英国(及与英国类似的美国)的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则是奠立在财产的多寡和贫富的差别之上。换言之，前者是个兵营化的政治共同体，后者则是商业化的政治共同体。

以国家为最高目标的哲学，施行的结果使国家遭受无穷尽的浩劫；以个体为根本目标的政治哲学，虽然导致了国家的繁荣，但是作为资产阶级国家，这种繁荣是不稳定的，现有的稳定是相对的。但这种历史的逻辑还是引人深思的。

两害相权取其轻。人们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兵营化”的政治体系正逐步向“商业化”的政治体系转化，德国传统正向英国传统靠拢，西德与日本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当今，“‘反国家主义’正风行一时”(第50页)(当然，这里所反对的“国家主义”与本文前述的国家主义有所不同，本文所指的国家主义，实质上是国家至上主义。但二者仍有某种精神相通处)。由这里，我们也看到历史运动的某种难以避免的进程。

论及此，我不由想起斯宾格勒曾下过的判断，他认为：“西方三个最后的国家所企求的三种生存方式是以三个有名的口号为代表的：自由(英国)、平等(法国)和共有(德国)。”这三个口号在政治实践上最典型、最集中的代表就是英国式的自由主义代议制，法国大革命时的雅各宾专政式的社会民主主义，以及德国希特勒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即法西斯主义。

当我们研究西方的政治体制时，除了看到它们的共性以外，对比这三者间的区别及其后果是意味深长的。

关于这方面的学术探讨，过去国内学术界还未仔细深入地进行过，而本书特别强调政治思维中“人与社会”这个永恒的主题，我想，其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三

与个体主义的政治哲学相关的另一点，就是确认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

本书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在实际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社会上并不存在普遍一致的社会价值，更多的只是利益集团和个人的价值观念。”(第150页)

事实上，本书所阐述的团体决策和搏奕理论的精髓和依据，都奠立于利益集团的划分之上，这绝非偶然。

作为现实主义者，只能面对这种现实，而不是掩盖这一现实，更不能否定这一现实。重要的是，政治体系应以上述事实为出发点和根据，确立某种公平的规则，使各利益集团通过种种合法的途径去争取自己的利益。诚如作者所说：

“政治体系的基本任务就是制定各利益集团的竞争规则，平衡各相互冲突的利益，制定公共政策。任何公共政策，均是利益集团经过一个竞争过程后达到的均衡。均衡取决于政治共同体中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如果力量对比变化，公共政策也随之而变。”(第151页)

这是现代政治学的一个基本原则，事实上，政治体系的基本构成形式也应以上述事实为依归。这就是说，可以把上述思想更彻底地推到逻辑终点：把利益的概念扩展，把政策的地位升格。这里利益的概念既包括经济利益，也包括政治利益及其它内容，使公共政策的地位上升到根本法律的地位，这里的法律就是政治体系的最根本的“竞争规则”，它以如下原则为基础，

(1)承认社会上不同利益集团的存在，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

(2)承认各不同集团有利益冲突的可能性

(3)法律是调节各集团利益的最高的公开的准则，各利益集团只被允许在法律范围内竞争

(4)除法律外，不存在高于或超越于各利益集团之上的“总体利益集团”或个人，不存在全知全能的高于法律的绝对最高权力实体或个人

(5)制定与修改法律的立法机构是经由公正选举而授权的。选举是有规则的和公开的。法治社会的法律，是事先公开宣布的一般原则——竞赛规则(不针对特定集团与个人)，它使利益集团或个人能预见国家机器运转的规则，预先知道自身在某种条件下能做的事不能做的事；在法律面前，各利益集团和个人都有均等的机会以合法手段争取自身的利益，进行公平竞争

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公开化和规范化。公开化才有可能有舆论和各对立利益集团的监督，规范化才对各集团和个人公正合理，利于社会稳定。从而使各成员各得其所，各获其益，相互竞争，动态平衡。

过去我们不敢承认利益的不同，有时矛盾被掩盖而酿成大动荡乃至文革式的浩劫。这个教训，是值得永远记取的。

鉴于此，可以说，承认各不同利益集团争取自身利益的合理性，使之纳入法律运行的范围，使政治竞争公开化、规范化、合法化，这是健全法治社会的必由途径。本书使这一主题进入政治学研究的领域，应当说，在国内具有开风气之先之功。

政治文化生活 第4篇

一、高中政治课堂教学生活化的意义

(一) 有利于促进教学方式的改革和创新

伴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新的教育理念不断深入人心。传统的教学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当下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 不仅降低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同时还增加了知识难度, 导致学生学习起来较为困难。在高中政治课堂教学中采用生活化教学方式, 是一种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如在课堂上创设一定的生活情境, 可以极大地活跃课堂气氛, 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促使学生主动学习政治知识, 积极探究其在生活中的作用, 进而提高政治教学质量, 最终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

(二) 能够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程度

高中政治教学内容偏重于理论, 其中包含一些抽象难懂的知识点, 导致学生对高中政治理论知识的理解存在一定的难度, 因此, 在政治课堂中引入生活化元素具有重要意义。在传统的高中政治教学模式中, 教师主要是对理论进行详细讲解, 直接将教材中的内容灌输给学生, 导致学生难以理解相关的知识, 枯燥的课堂使学生失去了学习兴趣。但是教师采用生活化教学方式进行政治课堂教学, 可以将理论知识具体化, 从而使学生理解起来更加容易, 这样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政治课堂教学效率。

二、实施高中政治生活化教学的策略

(一) 更新教学理念

在高中政治教学过程中, 更新教学理念是前提, 同时也是进行课堂改革的关键因素。生活化教学理念主要包括三点, 即对生活化教学方式的设计、生活化话题的分析以及自主探究。在高中政治课堂教学中, 教师需要充分了解生活化教学的理念, 明确政治教学生活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同时要本着生活化原则, 采用科学合理的教学方式, 从而有效避免生活化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二) 改变传统课堂教学模式

首先应改善课堂氛围, 使课堂氛围更加活跃, 让学生能够在轻松愉悦的课堂上学习政治知识。其次, 政治教师要改变以往高高在上的形象, 如在进行小组讨论时, 教师要放低姿态, 积极参与到学生的讨论中, 并给予适当的指导意见。最后, 教师要给学生一定的空间, 引导学生积极发表自己的意见, 从而打造活跃课堂。例如, 在讲述“企业”的相关知识时, 教师安排学生自由讨论, 让学生各抒己见, 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发表自己对企业的看法, 并提出自己的意见。

(三) 在高中政治教材中挖掘生活元素

新的高中政治教材和以往的教材相比更加完善合理, 教材中存在着许多生活案例, 教师要对这些案例进行充分的利用。在高中政治课堂教学中, 教师要将课本中的实际案例通过多媒体等进行利用, 使其和实际生活紧密相连, 从而使课堂内容更丰富。

例如, 在对“经济全球化”相关内容进行学习的过程中, 教师可以充分利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资源, 如利用多媒体把当今现代化经济的变化情况充分展现在学生面前。同时还可以将生活中的外来商品作为例子, 让学生产生真实感受, 进而充分感受到政治知识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四) 开放课堂教学, 紧密联系实际生活

高中政治知识内容较为繁杂, 其涉及了政治、经济、哲学等内容。在政治课堂教学中, 教师需要对这些内容进行科学运用, 才能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例如, 在讲述“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相关内容时, 教师需要充分了解当前的市场动态和相关产品价格等, 并在知识讲解之前, 为学生讲述这些内容, 这样能极大地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夏天水果较为丰富, 选择性大, 因此属于买方市场, 水果价格便宜, 但是冬天水果较少, 选择性也小, 属于卖方市场, 所以价格贵。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一定的生活场景, 然后提出一种商品, 这时教师为学生规定商品的价格范围, 让学生根据提出的生活情境, 自主制定商品价格, 并说出制定这一价格的根据。又如, 教师在讲解“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相关内容时,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可以组织学生到文化博物馆进行参观, 切身体验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 使政治教学内容深入学生内心。另外, 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 开展一定的实践活动, 从而使学生的生活体验得到丰富, 使政治知识和生活内容完美的结合起来。

三、结语

总而言之, 在高中政治课堂教学过程中采用生活化教学方式, 可以极大地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有效地提高政治课堂教学效率。另外, 在实施过程中还可以活跃课堂气氛, 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课堂氛围中学习政治知识。

摘要：在高中政治教学中, 教师应擅长于挖掘、整合生活素材, 并将其融入课堂教学, 这不但有利于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程度, 还有利于促进教学方式的改革和创新。本文主要阐述在高中政治课堂教学过程中采用生活化教学方式的意义及具体策略。

关键词：高中政治,生活化教学,策略

参考文献

[1]吐尔逊托合提·肉孜.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建立生活化的高中政治课堂[J].课程教育研究:学法教法研究, 2015 (13) :74-75.

政治文化生活考试知识 第5篇

1、为什么

(1)对文化本身意义：

A.展示传播本民族文化，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

B.吸收、借鉴外来文化，促进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和进步C.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2)对经济、政治、民族、综合国力的意义

(3)对个人的意义

2、怎样做

(1)热情欢迎世界各国优秀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主动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做传播中华文化的使者。

(2)尊重文化的多样性，首先认同本民族文化。

(3)积极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优点，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4)反对错误倾向(守旧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封闭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

(5)充分发挥大众传媒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关于大众传媒

①是什么?传媒真正开始向大众传递信息以印刷媒体的推广为标志的。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形式，被称为大众传媒。

②地位：现代文化传播的主要手段。

③特点：大众传媒能够最大程度地超越时空的局限，汇集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日益显示出文化传递、沟通、共享的强大功能，已成为文化传播的主要手段。

④作用P87：(即文化生活的“喜”与“忧” )

积极作用：满足文化需求，充实精神生活，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提高思想道德素质。

政治文化生活 第6篇

关 键 词思想政治课；理性精神；文化生活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编码A

文章编号2095-1183（2016）07-0034-03

“何为理性，康德这样解释：一是要自己思考，即不迷信任何权威，包括书本、教条、经验、领袖、导师、救世主、专家等等，一切要经过自己的思考和判断；二是要自己思考，也站在每一个别人的立场上思考，这样才能避免单是自己思考有可能造成的自我膨胀，才能时刻保持谦卑而与人类共同的理性相沟通。如果能做到这两点，就是坚持了理性精神。”[1]由此可知，理性是与盲目相对立的逻辑、冷静、质疑、反思、批判等品质的综合体，是人类理智对待秩序、法则、公理、规范的品性。理性精神即是对理性的追求与坚守，是人们在实践活动、思维活动中体现出来的独立、辩证、批判的品质和行为特征。具有理性精神的人能独立思考、辩证思维、理性批判，深刻而不感性、辩证而不偏执、批判而不乏理智。可以说，理性精神的养育在于培养一个有思辨理性的公民。它关涉学生素养的全面提升和能力的综合发展，也是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性质和课程体系的综合体现。因此，理性精神理应是高中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教学的重要目标。

素养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在活动中形成、在过程中内化、在引领中提升。本文试以“文化生活”教学为例，作一探讨。

一、价值澄清，做独立人格者

“独立人格是指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它要求人们既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也不依附于任何现实的政治力量，在真理的追求中具有独立判断能力，在政治的参与中具有独立自主精神。” [2]人正是因为具有完全独立的精神价值，独立的思维和行为准则，并具有选择独立生活方式的权利，才能保持独立人格。而独立思考能力是具备独立人格的先决条件，理智的思考能让人摆脱偏见，摆脱缰化的教条和精神上的奴役，达到独立自主的精神境界。只有达到独立的精神境界，才能完善独立的人格。可以说，独立人格是理性精神的基石，也是形成辩证思维和批判意识的前提。

爱因斯坦说：“教育应该把发展独立思考能力和独立判断能力放在首位，而不应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在“文化生活”中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就是要让未来的公民面对缤纷多彩的文化生活时，独立思考不盲从，保持精神独立不流俗，树立文化自觉，坚持自己的文化自信，理性地参与公共文化生活，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勇于担当的公共精神。梳理现行“文化生活”课程资源，笔者认为，“文化生活”要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可归纳为：对中华传统文化、世界文化及当前社会文化现象进行仔细分析和思考，自主作出正确的价值评判，自觉理性地做“文化的享用者、创造者、传承者、传播者、创新者、民族精神感染者和弘扬者、先进文化的发展者、伦理道德的践行者、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善用者”。[3]

在实践中，许多教师通常会采用比较的方法引导学生明辨知识，但往往是为了比较而比较，缺少具体情境中的理性选择，更缺乏价值澄清引领下正确价值观的确立。因此，“文化生活”的教学应注重创设具有文化冲突的情境，引领学生独立思考，在比较鉴别中学会理智选择，做文化生活的独立人格者。如此，学生的理性精神才能得以涵养。

例如，在教学“传统文化的价值、作用”时，笔者引入以下情境，引导学生展开独立思考：

在2015年10月6日，屠呦呦在接受采访时说道：中医药是个伟大的宝库，古老的中药在今天仍然有益，传统中还沉睡着尚未开发的、可能进一步改善人类健康的潜力，这一点是宣称“废除中医”者也无法否认的。

中药被证明有其独特的价值，但是仅靠烘、炮、炒、洗、泡、漂、蒸、煮等传统方法难以将其功效最大化。我们应把中医药的精华与现代医学工艺结合起来，不断进行发展和创新。根据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1.针对中医存废的争议，你持哪种观点？请说明理由。

2.你认为应该如何对待传统中医医术？

在对具体的传统中医药文化进行辩证分析后，教师引领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价值与作用进行澄清，从而对“传统文化对现实生活而言是财富还是包袱”形成理性的价值判断，并由此作出“对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面向世界、博采众长”的价值选择，水到渠成地实现了理性精神的升华。

二、辩证思维，做理性思考者

学科素养是经历特定学习后形成的学科观念、思维方式和跨学科知识及技能。基于学科素养视野下的思想政治课程设计应注重将“内容标准”与“社会活动”整合起来，力求课程内容活动化和活动设计内容化，让学生在“经历”中形成素养。那么，描述素养水平的证据自然主要是学生的“行为表现”，而不单纯是考卷上的答案。因此，引领学生在思辨活动中形成辩证思维，做理性思考者，自当是“文化生活”培育理性精神的重要内容。

辩证思维是在独立人格的前提下，善于用整体的、全局的、发展的、对立统一等观点来分析和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在“文化生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重在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理性思考和正确面对各种文化现象的能力，增强其文化鉴别、文化欣赏能力，提升文化品味和文化修养，形成科学的文化观、文艺观”[4]。具体来讲：即运用整体与部分相统一的观点，正确认识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运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正确认识和处理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创新的关系；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理性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思想道德修养与科学文化修养的关系，理性看待不同性质、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运用文化共性与个性辩证统一的观点，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

例如，在教学“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时，为了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对待文化多样性的正确态度”，教师创设了如下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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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学者联名发出倡议书，号召人们抵制圣诞节，驱除西方文化的不利影响，维护和振兴我国的传统文化。与此同时，国家将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三个传统节日列为法定假期。

观点一：抵制“洋节”；观点二：引进“洋节”。思考：你赞成哪种观点？依据是什么？

这样的辩题充满了辩证思维精神，引发了学生的思辨。学生畅所欲言，思维不断拓展，逐步形成了对待文化多样性的正确态度。教师进一步点拨，促成学生的思维升华：对待事物或现象的看法，不应遵循“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而应辩证、全面地看问题，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

三、实践引领，做理智建设者

素养最终形成的关健是学生的自觉实践、自我内化。这要求思想政治课教师要创设实践活动情境，引领学生在活动中形成、提升理性精神。一个具有理性精神的公民应该是既富有批判精神和批判能力的智者，又敢于创新、脚踏实地的建设者，能对事物进行独立思考，多方质疑反思，积极求证，探索真伪。“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讲，即要培育学生的理性批判思维，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方法，对所学知识的产生背景、过程、论述的方法，推理的逻辑性，引用的证据，评价知识的标准等进行全面而深刻的质疑、反思、分析、评价，认识其内在的必然联系，揭示其中蕴含的规律原理，并以此做出理性的价值判断，从而指导信念和实践。”[5]

据此，笔者认为，“文化生活”应重在养成学生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和精神气质，使其能冷静地面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具有辨识、判断的理性思维能力，不盲目、不偏执、不消极，能积极参与现代文化生活，将自己创新而有价值的思想积极地奉献出来，成为一个冷静的批评者和理智的建设者。具体而言，要培养学生具有以下批判思维的品质和能力：尊重不同民族文化、反对文化霸权主义的观念，理性做好中外文化文明交流使者；辩证分析我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弘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促进传统文化的发展创新；对多元文化进行理性分析，认同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敢于同落后腐朽思想进行斗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具有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具有努力在社会中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意识，具有在实践活动中的科学探索精神和革命批判精神和与时俱进的品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的引领，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例如，在教学《色彩斑斓的文化生活》一课时，教师呈现事先准备的中央电视台频道栏目设置和节目单，在学生观察后，要求学生思考“为什么如此设置”；学生讨论后回答：是为了满足人们的不同文化需求，进而抛出辩题：

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増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我国必须提供多种类型、多种风格的文化产品与之相适应，包括经典的和流行的，传统的和时尚的，高雅的和通俗的等等。面对“经典”和“流行”作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流行文化作品的价值大于经典文化作品的价值，二是经典文化作品的价值大于流行文化作品的价值。

请同学们分两大组分别代表正反方，就上述话题展开辩论，并思考“我们中学生可为发展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做哪些力所能及的事？”

在话题辩论中，学生进行对话和思维碰撞，领悟到大众文化的主流方向和内涵，并产生了创新与丰富大众文化的愿望。在此基础上，教师布置了课外活动练习：结合你对“文化生活喜忧的表现及原因”的判断理解，为身边参与不健康文化活动的人作出正确引导，并撰写一篇文章。实践引领是对课堂所学内容的巩固和检验。通过参与这样的活动，可以引领学生将课堂所学应用于生活实践，在真实的社会生活中积淀理性精神。

理性精神的涵养促进了学生完整、成熟人格的提升，是高中思想政治课程立德树人的重要体现。教师要准确把握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方向，努力探索，有效实践，通过理性引领培养学生的理性精神，让理性精神闪耀于思想政治课堂。

参考文献：

[1]郭建峰.让理性之光照进现实[J].现代教育科研论坛，2013（1）：2.

[2]季成伟.学科核心素养内涵的三维思考[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16（1）：9.

[3]金程远.高中生思想政治学科素养及其培养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5.

[4]刘丙胜.辩证把握《文化生活》的理性之美[J].教学考试， 2014（10）：23.

[5]王小光.高中思想政治课对学生批判性思维培养研究[D].辽宁师范大学，2012.

（作者单位：赣州市全南中学

江西赣州 341800）

责任编辑 毛伟娜

政治文化生活 第7篇

一、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是最有效的教学手段

不止一次听很多教政治的老师抱怨政治课不好教, 因为他太枯燥、太乏味了。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纪连海老师大家都知道, 现在是闻名全国的历史老师, 百家讲坛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 有一年他教的高三的一个班在高考的时候所有的学生无一例外的填报了大学的历史专业, 他就问学生为什么, 所有的学生回答都只有一句话:因为历史太有意思了。所以, 怎么样才能让政治课受学生喜欢听、有意思呢?我把他总结为一句话, 那就是让政治走进生活。政治不就在生活中, 生活不就在政治里吗, 如果能把政治与生活中的实际结合起来, 如果我们尽可能多地搜集整理生活中的案例、故事, 把他们融入到课堂之中, 一定会激发学生兴趣的。由于篇幅的限制, 本文只选取经济生活中的一些课例进行分析。

二、让政治走进生活是教学创新的重要抓手

德国教育家洪堡曾说过:“教育必须培养人的自我决定能力, 不是培养人去适应传统世界, 不是首先要去传播知识和技能, 而是去“唤醒”学生的力量, 培养他们自我学习的主动性、抽象的归纳力和理解力, 以便使他们在目前无法预料的种种未来局势中自我作出有意义的选择。”在教学的过程中, 以生活中的事例为索引和突破口, 通过层层设计, 然后引导学生就这一问题结合课本知识逐层探究, 让学生提出具体看法, 进行交流验证, 把自己结论与别人进行交流, 以求达成对这一问题全面认识和有效解决。这样, 通过构建平等、和谐、互动、合作的新型师生关系, 通过交流沟通, 合作互动, 自主探究等方式, 可以有效激发学生思维, 活跃课堂气氛, 推动探究活动取得良好效果。

三、经济生活内容融入生活的实践分析

(一) 创设生活情景, 让学生情由心生

课例:价值规律

讲过价值规律的老师们都很清楚, 这是教材中的一个难点。在实际的讲课过程中, 学生不理解的难点主要有两个地方:第一, 为什么等价交换不是每一次都是等价的, 第二, 为什么不会让经济生活中的供给和需求都恰巧平衡呢?在突破这一问题的时候我就创设了这样一个情景:

在一个小山村里, 居住着一位王老汉。改革开放以后, 村里的很多人都逐渐的富了起来。看着邻居们都过上了好日子, 王老汉心里非常的着急, 于是也想能够致富奔小康。但是怎样才能富起来呢?王老汉左思右想:要技术没技术、要资金没资金。怎么办呢;不如到集市上去看看什么价钱高就干什么。王老汉到集市上转了几天之后, 发现这段时间鸡蛋的价格非常的高, 平时两三块一斤, 此时却卖到了四五块一斤。王老汉觉得机会来了, 于是就拿出了家里仅有的几百块钱, 买了一批小鸡仔回来。在王老汉的精心照料下, 小鸡慢慢长大, 开始下蛋。但是等他拿着鸡蛋到集市上出售的时候发现坏事了, 鸡蛋的价格是三块多一斤, 而且越来越低。王老汉一算账, 这养鸡不仅不赚钱, 反而还赔钱。最后, 王老汉一狠心, 杀鸡吃肉, 每天变着花样吃。等王老汉把鸡子快吃完的时候, 他发现市场上鸡蛋的价格又上去了。 (讲到这里, 学生就已经开始笑了)

接着咱们可以设计问题了:

1.为什么王老汉想要致富却把自己治穷了呢?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多吗?

2.为什么市场上鸡蛋的价格会时高时低呢?

此时, 学生的积极性很容易就上来了, 看过书的都知道, 没有遵守价值规律, 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多如牛毛:大白菜烂地里了, 西瓜烂地里了, 芹菜烂地里了。

接着咱就得往问题上引了。既然同学们提到了价值规律, 那么什么是价值规律呢?讲完书本之后, 还得结合刚才的情节分析问题。

为什么等价交换不是每一次都是等价的, 第二, 为什么不会让经济生活中的供给和需求都恰巧平衡呢?原因很清楚了, 因为有太多的王老汉存在。当王老汉看到鸡蛋价格高的时候, 李老汉看到了吗、张老汉看到了吗、刘老汉看到了吗?其他的一堆老汉看到了吗?当王老汉杀鸡的时候, 其他的老汉吃肉了吗?不用讲学生就已经清楚了。在市场中, 由于供求的变化会导致价格的变动, 而生产者数量的不确定性, 很难让供求保持绝对的平衡, 因此价值规律唯一可能的表现形式就是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2.结合生活实践, 让学生置身其中

课例:生产与消费的关系

这一部分的内容是经济生活第二单元的重点和难点, 在突破这一重难点问题的过程中我采取了联系生活实践进行教学的方法。生产与消费关系的第一方面是生产决定消费。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结合一个生活中的实际进行了处理。

大家都知道, 在今天, 当你的亲人远在他乡的时候, 你想念他了, 怎么办呢?学生会回答。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和手机的方式给他们通话或者视频聊天。那么在手机流行之前用什么通信呢?固定电话。再往前呢?大哥大?再往前呢?手摇的电话?再往前?电报?再往前?书信。再往前, 放狼烟——狼烟起, 苍山北望。再往前, 学生不会了, 我再逗他——古人有明月寄相思的说法。这样, 由看月亮——放狼烟——电报——大哥大——电话——手机——互联网, 很容易就激发了学生的兴趣。

总之, 政治就在生活中, 生活就在政治里, 只要能把政治与生活中的实际结合起来, 尽可能多地搜集整理生活中的案例、故事, 把他们融入到课堂之中, 一定会激发学生兴趣的, 让政治课堂成为燃烧学生激情的课堂。

摘要：中学政治课教学大纲指出:“学生学习思想政治课的积极性是学好政治课的重要前提。”因此, 教师要注意从学习思想政治课中引起学习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兴趣也是学习重要的动力。本文旨在通过基于教学实录和教学过程中的经验来探讨激发学生学习思想政治课的手段和措施。

关键词：学习兴趣,生活课例,教学创新

参考文献

[1]刘艳才.让兴趣引领学习[J].吉林教育, 2011年19期.

浅议政治文化与政治合法性 第8篇

对政治文化的研究也是从很早就开始的,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所写不同气候对人的禀性的影响, 进而影响到政治统治形式;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中特别论述了美国独特的民情对美国民主政治的影响, 实际上可以看做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及政治统治形式的作用。1956年, 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在《政治学季刊》上发表《比较政治体系》疑问, 首次使用了“政治文化” (political culture) 的概念, 用它来划分和比较不同的政治体系, 此后政治文化成为政治学中重要的分析性概念。

一、政治文化概念及其与合法性的关系

身为政治文化研究的开创者, 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有关政治文化的论述严谨而富有启发。在谈到政治文化研究的价值时, 阿尔蒙德指出, 每个政治体系都根植于某种决定政治活动取向的模式中, 后者对于政治体系的形成、发展和变迁起着“取向”的作用。在《公民文化:五国政治态度与民主》一书中, 阿尔蒙德与维巴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阐释政治文化的内涵, 认为政治文化是人们“对于政治体系及其各个部分的态度, 对于该系统中自我角色的态度”;在宏观上政治文化表现为一种体系, 是指“被内化于该社会成员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体系”, 它是政治体系的主观心理部分, 是政治行为的基础。在微观上, 政治文化有认知取向、情感取向和评价取向三种心里取向模式构成。根据政治取向在全部人口中的分布状况, 他将政治文化划分为“村民型政治文化”、“臣民型政治文化”、“参与型政治文化”三种典型类型。一般来说, 村民型、臣民型、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分别与传统的、中央集权的、民主的政治制度相一致 (1) 。

结构功能主义代表人物、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 将一切社会角色赖以存在并发生交往行为的环境称作“社会系统”, 此外还存在文化系统、个人人格和行为有机体三类系统。各个系统因信息的交换作用而呈现以下关系:文化系统在信息方面限制社会系统, 社会结构在信息方面控制人格系统, 人格在信息方面控制社会有机体。在帕森斯看来, 政治体系不仅是社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且是社会系统中唯一与实现目标功能有关的部分。因此, 政治体系与文化系统、其他系统之间发生“交换”关系:文化系统构成政治体系的外部环境, 为政治体系提供合法性的支持 (2) 。

所谓“合法性”, “这个概念意指某个政权、政权的代表及其命令在某个或某些方面是合法的, 即该秩序是否和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的忠诚的问题。”政治合法性的核心内容,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 在某个社区或社会范围内, 政府、政权、政治统治如何依靠价值观念或与价值观念相适应的规范有效运作:其次, 是这种有效性的范围、基础和来源。由此可见,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价值问题, 他绝非来源法律或命令的强制规定, 而是直接源自一个社会中人们对于“何为正确或正当”所持的观念和判断。

马克斯·韦伯通过其社会史的研究, 发现由命令和服从构成的每一个社会活动系统的存在, 都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建立和培养对其存在意义的普遍信念, 这种信念也就是其存在的合法性。有了这种合法性, 这个社会活动系统中的人们就会服从来自这个系统上层的命令。韦伯把发出命令的一方看作是统治者, 对统治者命令服从的情况, 取决于统治系统的合法化程度, 当统治系统拥有的合法性程度高的时候, 统治者的命令得到服从的程度也就高。反过来说, 这种对命令的服从情况也就是统治者的合法性要求得到实现的程度, 即统治者的要求在何种意义上具有合法性, 他的命令也就会得到相应的服从。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论述, 在一个传统社会中, 政治合法性往往取决与统治者的世袭地位, 取决与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所遵守的宗教习惯, 或取决与政治权威人物的个人魅力, 而在现代民主政治体系中, 政治的合法性则取决与政治活动的民主宪政基础。不论建立在何种合法性基础上, 政治统治都必须与当时主流的政治文化相适应, 否则, 就会导致人们对政治的正当性产生怀疑, 其结果要么是弥漫与整个社会的政治冷漠, 要么则走向另一个极端, 因政治不信任而爆发政变、内战、革命以及相应的政权和政制度变迁 (3) (4) 。

二、合法性:价值与规范

政治合法性是指某个政权, 政权代表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的忠诚的问题。合法性体现一种价值判断。

首先, 笔者认为政治合法性问题是政治价值问题, 即什么的政治是正确的、正义的、至善的。这关涉到政治之目的及政治之手段的问题, 政治追求的目的必须是正确的, 其次目的不能决定手段合理, 要用正确的手段来实现正确的政治目的, 这是对政治合法性进行评判的一个标准。从合法性的价值内涵来看, 政治文化与政治合法性之间的关系是矛盾的。

一方面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使人们产生什么样的合法性的观念。文化在先, 合法性在后, 即合法性的观念是相关文化观念的产物, 文化塑造合法性。文化是个复杂而宽泛的概念, 有关政治合法性的文化是其中的一部分, 可以说是核心的部分, 政治合法性问题不是一个不正自明的问题, 合法性需要文化上的证明, 从文化上获得支持, 这种支持是稳定而持久的的。另一方面, 一旦人们对于政治合法性的观念确立, 合法性问题便从文化中独立出来, 文化有稳定性一面, 也有变动性的另一面。新的政治文化在不断的产生, 统治政权为了证明其合法性创造新的政治文化, 经过传播而深入人们的价值观念。人们在价值观念上是否能达成共识是很值得怀疑的, 尤其是在存有不同宗教信仰的社会里, 价值观念上的对立往往难以调和, 政教分离后, 宗教在政治上平等的, 政治采取了价值中立的立场, 没有强制性。政治若偏向其中的一种, 则难以获得其他价值观的自觉服从, 因此政权必须获得公共价值观, 或是模糊或是放弃自己的价值观, 采用价值中立的做法, 站在没有价值观的立场上, 像机器一样不偏不袒地维护公共秩序。

其次, 合法性问题也是一个形式性的问题。形式是相对与实质而言的, 政治价值问题是政治合法性的实质性问题。自从人类发明代议制之后合法性问题就成了一个经常性的问题。代议制理论建立在契约论基础之上。卢梭 (Rousseau) 认为, 政府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公意必须表现出来, 而公意的表现形式就是人们直接的投票。合法性问题成了选举投票问题, 得到大多数人的赞成就具有合法性, 反之则不具有合法性。卢梭反对代议制, 主张直接民主制。投票问题是一个形式性的问题:第一, 在存在利益冲突和终极价值信仰冲突的情况下, 人们是否真正对某一问题达成一致性的方案, 这很值得怀疑。第二、大多数人赞成是否就真的可靠也很值得怀疑。通过选举学知识, 选举是技术性的, 财团操纵政客, 出色政客发表演说迎合选民的需求, 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影响选民的观念。形式与内容、目的与手段相分离是个很麻烦的问题, 人们要从中辨别真伪, 善恶。正如哈贝马斯 (Habermas) 所批评的:“在今天, 社会科学家对合法化问题的处理, 大多进入了韦伯的‘影响领域’。一种统治规则的合法性乃是那些隶属于该统治的人对其合法性的相信来衡量的。” (5) 这样, 合法性作为统治的前提就是不需要前提的, 统治如何获得合法性, 只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也就是说, 合法性主要意味着赢得社会公众的同意或忠诚, 至于其他的价值判断和理性标准则不在考虑之列。哈贝马斯对合法性问题上的这种理论倾向是持否定态度的。

三、合法性与适宜性

我们还要区别政治合法性与政治适宜性。政治合法性不同于政治适宜性, 合法性是价值问题也是程序问题, 在合法性中存在普遍价值之争, 也即有没有政治价值观是全人类共享的, 并应该共同遵守的, 如果普世价值是存在的, 那么就要共同遵守, 同时程序合法性理论为合法性提供了一个标准。而政治适宜性则与一国的现实国情密切联系。其中文化最具有民族特殊性, 文化的适宜性是十分重要的方面。政治的适宜性是个特殊性的问题, 最理想化的政治并不是最有效的, 一国施行怎样的政治统治和政治制度应根据自身情况来定。

在东亚, 非洲、拉丁美洲有些国家的政治统治看起来是专制的, 未开化的, 政党、政府的更替不是通过选举程序来实现, 而是通过其他方式。这使得该政权的合法性不足。但政治相对稳定, 经济稳步发展, 人们生活和谐等等, 并没有因程序合法性不足而导致政治动乱。这些国家的政治因为其适宜性而获得人们的赞同。这也就引起我们下面的思考:当合法性与适宜性相冲突时, 何者优先?笔者倾向于适宜性优先, 合法性反映一种价值追求和良好的程序保障, 但适宜性要解决的现实政治秩序要更迫切。没有适宜性也就不会有合法性。

四、现代性、政治文化与政治合法性

现代性是近些年来被广泛讨论的一个话题, 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都对之进行研究, 表明现代性内容复杂, 具有多面性。给现代性准确的定义是件很困难的事情。现代性首先被看做是一种时间观念或历史观念, 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 这种历史观指向未来, 以为“来来”指导“现在”。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说, 在黑格尔那里, 现代性成为一个时代概念, 新时代是现代, 新世界的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发生于1500年前后的历史事件成为划分现代与前现代的界标 (6) 。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在《什么是启蒙》中把现代性看做是一种态度, 把自己与时代、未来联系起来的态度, 期待从未来那里寻求人存在的意义。现代性在政治领域催化了两个过程:一、政治理性化的过程;二、政治世俗化的过程。而今这两个过程都产生了很大的恶果, 一、理性的过度滥用;二, 政治世俗泛滥。这使得现代性最终走向反对现代性, 即墨西哥诗人帕斯所说现代性不断地“自己反对自己的传统”。

在这种现代性的背景下讨论政治文化与政治合法性, 也就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 现代政治的合法性就是建立在启蒙运动开启的理性化和世俗化的基础之上, 如果质疑这些政治理性和世俗价值, 那么就动摇了合法性的根基, 或者说对现代政治失去情感和信仰。这正是现代政治面临的困境。非理性的政治和天国的政治已不具有合法性, 这表明政治不会后退回去, 人们要求的是更高级的合法性, 笔者的直觉是这种合法性不是来自于统治者, 而是来自于被统治者。被统治者统治自身的合法性, 乃是自己为自己立法, 自己约束自己。这其实也是现代民主要解决的问题。

注释

1 (美) 阿尔蒙德 (Almond, G.A.) , (美) 维巴 (Verba, S.) 著马殿君等译.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M].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2塔尔科特·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M].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

3 (德国) 马克斯·韦伯著阎克文译.经济与社会[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4曹沛霖, 陈明明, 唐亚林主编.比较政治制度[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58-62.

5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9:206.

政治文化生活 第9篇

一、“二战”后德国政治文化的转型

德国学者海因茨劳施(Heinz Rausch)曾在其所撰的《联邦德国的政治文化》一书中,对政治文化下了一个经典定义,即“特定的政治体系中民众对政治的态度、信念和感受”,“这些要素会对政治的发展产生影响,并凝聚和产生普遍可接受的基本立场和游戏规则,进而引导政治体系中所有成员的行为表现”。[3]据此,政治文化不仅能够呈现一国民族精神与政治信念的整体面貌和特质,也能彰显出全民对政治的态度倾向,进而对国家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如前文所述,“二战”结束后经过约30年左右的发展变迁,联邦德国的政治文化逐步完成了从战前臣服型政治文化到参与型政治文化的转型,国家也从根本上完成了政治的西方民主化和现代化。政治文化的转型,意味着民众对联邦德国政治的基本图像、认知模式和价值评判发自内在的彻底改变。这样的内在转变并非一蹴而就。从帝制时代的“臣服型政治文化”,经魏玛共和国政治乱象中的强烈的反共和倾向,再演变为纳粹时期极权下的政治狂热,直至战争惨败后彻底的“政治悲悼无能”,这些使得联邦德国的政治文化建设是在背负了沉重的历史遗产的背景下起步的。联邦德国人民经历了10年至20年对西方民主政治的重新体认、学习和演练,才为政治文化朝全民政治参与方向的转型奠定了基础。[4]

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联邦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已经明显为普通民众所接受。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参与型的民主政治文化已经在联邦德国形成。在1955年,只有30%的人赞同《基本法》,到1978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71%。更重要的是,认为联邦议会中各政党能代表公众利益的公民人数从50年代的35%上升到1980年的70%。民众对政党竞争和选举制度亦表示高度支持。1978年,79%的人认为政党竞争对民主是必不可少的,90%的人认为政党竞争确实在联邦德国发挥了作用。[1]同时,各重要政党人数也与时俱增。1949年～1978年的30年间,基民盟党员增加3倍以上,基社盟增加近4倍,社民党虽然增幅不大,但党员总数在1978年高达百万之多。联邦议会选举的全国投票率在1972年、1976年和1980年分别达到惊人的91.1%、90.7%和88.6%。[4]1952年,对政治感兴趣的受访者只占27%,到1977年已经有一半人表示了对政治的兴趣。在1976年的调查中,89%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参加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活动,88%的人赞成参加公民创制团体,59%的人愿意参加经过批准的政治示威活动。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联邦德国已经有约3,000个公民创制团体,成员总数达到了200万。[7]正如阿尔蒙德所说的那样,“比经济奇迹甚至更令人惊奇的,恐怕是西德在短短的30年间就成功地创造了一种民主政治文化”。[8]

那么,联邦德国臣服型政治文化向参与型政治文化转型的成因有哪些?普遍的观点认为主要集中在:西方式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社会经济的现代化成就、政治体系的良好表现、新老代际的交替、德国人民对历史教训的牢记和对西方民主真谛的自我觉醒、德国原有的地方民主传统、战后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浪潮、由国家推动的政治教育,等等。应该说,这些因素都对促进联邦德国政治文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无疑,在所有因素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建立及其有效运转。只有健全的政治制度的保证,才能使政治文化的形成、发展成为可能。文化不是体制结构的原因,而是体制结构的结果。因此,政治文化不应被视为一种前理性的信仰和一种形成政治体制的原因。政治文化只能是人们生活在政治体制下通过学习而发展形成的价值和实践规范。而政治教育恰恰充当的是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之间的“中介”角色。通过(尤其是由政府主导推动的)政治教育,才能把参与型政治体制的知识、精神和行为方式系统地传达到每一个公民,进而使他们普遍形成赞同西方民主政治的思想态度,并最终在全社会形成主流的政治文化。

“二战”中获胜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为了实现《波茨坦协定》确立的“以民主政治为基础改造德国人的政治生活方式”的原则目标,极力将本国的政治价值观及民主政治运作模式植入西占区,藉以引导德国人及时建立起民主共和秩序和现代化的公民社会。“二战”后的联邦德国吸收美国的政治文化来确立自身的政治文化原则,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是必须的。正是盟国推动的政治再教育运动,才使得联邦德国第一次接受了西方式民主政治的文化启蒙。哈贝马斯为此曾指出,“要不是在战后10年期间吸收了美国政治文化的思想,今天的联邦共和国的政治文化也许要糟糕得多”。[1]

二、国家政治教育与政治文化转型

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政治制度发展进程,使得德国政治教育有着不同于英美的独特个性,主要表现在特别强调政府和政治组织在政治教育中的主导作用。20世纪50年代,在联邦德国政治教育启动之初,传统政治文化及其影响并未因“二战”的结束和再教育的改造而销声匿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然对联邦德国的政治生态发生作用,也使得政治教育面临着如同“教育悖论”的困境。一方面,由于缺乏民主政治文化,德国的民主政治教育的条件还未被创造出来。“在德国,政治教育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开始的,即民主体制和标准还根本不存在或才开始,而这些东西是政治教育所必须具备的。对于其他西方民主国家而言,这是一个明显的让步,他们可以从一个既定的条件出发”。[10]而德国还缺少这一必备的条件。另一方面,政治教育又是政治文化发展的条件,“即必须借助于政治教育,民主的决定因素才能被创造出来”。[10]在这种情况下,在政府主导下借助行政力量来开启和推动民主政治教育,成为破解这一“教育悖论”困扰的必然选择。也正因为如此,“直至20世纪70年代,联邦德国是西欧仅有的设置相关政府机构参与政治沟通过程的国家,它由一个特殊的机构承担政治教育的责任”。[12]这个政治教育的政府机构,就是隶属联邦内政部的“联邦政治教育中心”(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1952年建立时名称为“联邦乡土服务中心”(Bundeszentrale für Hemimatdienst),1963年之后,更名为“联邦政治教育中心”)。

20世纪50年代,“联邦乡土服务中心”的建立,对于联邦德国推行以西方民主为核心价值观的政治教育具有重大意义。它意味着,在占领时期由西方盟国主导的政治“再教育”之后,联邦德国独立自主的政治教育工作正式启动。以“联邦乡土服务中心”及其在各州分支的建立为标志,联邦议会和政府开始逐步建构政治教育的国家体系。这一时期也是民主政治教育在联邦德国的摸索阶段,虽然确立了民主的宪法思想,但在国家社会政治现实面前,传统的力量往往会占据上风。在国家急需医治战争创伤,并在战争的废墟上进行政治经济各方面重建的历史背景下,民众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而不是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更加重视。联邦政府虽然为政治教育确立了“传播民主”的基本目标,但在国家、各州的教育实践中,似乎“如何承担起公民的义务”大大优先于“如何成为公民”的问题,“民主”教育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

正因为如此,“二战”后联邦德国由“臣服型政治文化”向“参与型政治文化”的转型并不是直接完成的。在这一过程中,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的“合作型政治文化”对联邦德国社会的影响不容忽视。当然,这种“合作”也并非此时才出现,而是早已融入德意志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之中的。在传统意义上,德国人把合作理解成一种绝对的和谐,这种对于合作狭隘的理解,使得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各政治党派只从表面认识到斗争是民主赋予的权利,而没能领会到妥协才是民主的精髓。在亲身体验了纳粹时代政治狂热带来的惨痛经历后,对政治的冷漠、对社会的敌视和对他人的不信任是大多数人的心理态度。这种态度也意味着如果新的民主政体再次遭遇魏玛共和国式的危机时,是不会有来自社会的力量去支撑它的。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力量再一次得以显示。尽管“民主”教育是德国政治教育的核心任务,但现实社会所急需的“合作”、“责任”、“集体”、“秩序”而不是民主体系必需的“权利”、“批判”、“个性”成为其主要教育内容。这些固然对于联邦德国的经济、政治、社会重建十分关键,但过多注重从国家、社会的需要出发,强调个人的义务和责任,忽视了对青少年民主思想的培育和政治参与能力的培养。这些弊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和大学生运动中得以凸显。

经过10年到20年时间的不断摸索,“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政治教育任务和目标更为细致和明确,不仅继承了宣扬《基本法》下的西方式民主体系及其思想观念这一20世纪50年代就确立的基本方向,而且进一步发展了达到这一目标的基本途径。它从方法论的角度回答了“联邦乡土服务中心”建立之初业已提出的历史任务,使得如何“在德国人民中传播民主”成为可具体操作并取得较好效果的教育实践。那就是通过发展公民的政治认知能力,促进对现实政治的理解和判断,在此基础上增强他们参与政治的意识和兴趣,拥有采取符合政治体系和政治权力利益的政治行为的能力,并在政治参与实践中体认西方民主的原则价值。这既是对20世纪60年代后期激进大学生抗议运动深刻反思的结果,也是吸取了政治教育理论界的最新成果并运用于教育实践的具体体现。随着议会民主制度在联邦德国的发展、稳固,无论是政治家、学者还是政治教育政府机构,对于政治参与的理解也不断深化和开放,不再局限于带有顺从特性的“合作式”参与,而是鼓励一种积极的“批判式”参与。这对于在全社会形成参与型的政治文化至关重要。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纳粹及其历史的深入反思和反政治极端主义的广泛教育,是联邦德国政治文化形成、发展的重要基础。相比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冷战历史背景下的反共产主义宣传,70年代勃兰特政府“新东方政策”带来的东西方缓和的新形势,客观上既为“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所领导的政治教育增进意识形态之间的理解提供了条件,也为进一步深刻“反思纳粹”和“清算历史”提出了时代要求。只有深刻反思纳粹及其历史,才能对外取信于国际社会,对内清除纳粹主义遗毒,为联邦德国实现地缘政治理想创造条件,也为实现由传统政治文化向西方民主政治文化的转型奠定基础。虽然阿登纳政府也通过承认纳粹罪行、诚挚道歉、积极赔偿等姿态和措施来承担正视历史、教育民众的政治责任,但从实践效果来看,力度显然不够。因而,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多数联邦德国民众乃至政府领导层仍然尽量回避纳粹及大屠杀的历史。这也是极端主义亚文化在联邦德国社会20世纪60年代末期兴风作浪的一个重要成因。正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反思文化尚未形成,才使得“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在对纳粹主义更多集中在研究而不是斗争上。这种状况在20世纪70年代有了极大改观,通过旗帜鲜明地反纳粹主义和政治极端主义教育,“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在联邦德国参与型政治文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显著增强。

三、结语

德国政治教育学者沃尔夫冈希里根(Wolfgang Hilligen)曾将政治教育划分为几种模式。按照他的分类,可以将“二战”后联邦德国的政治教育划归到“形式上民主自由而又保守的”这一类中去。其基本特点是“一个侧重于社会福利和财产分配的政治概念;一个形式与内在都民主的民主概念;面对社会转型进行有效改革;在《基本法》的基础上达成一个形式上的共识;解放被理解为一个人的人生过程;合格的目标是对共同生活的秩序和责任的理解;重点内容是社会规则和知识信息”。[13]

尽管国家政治教育机构(联邦政治教育中心)主导的政治教育紧跟联邦德国所面临的国内外政治、社会发展形势(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冷战背景”下的反共产主义宣传与社会合作教育,60年代的反极端主义宣传与冲突教育,70年代的反思纳粹与理性教育,80年代的环境教育、和平教育与公民教育,90年代统一前后的宽容教育等多个与时俱进的主题内容),但始终贯穿其中的便是《基本法》指导下的宪政教育(它建立的法理依据就是出于宪法保护的需要)。因而,政治教育意味着对宪政及其原则和价值的宣扬,并力图在民众中形成广泛认同,使民众能够在宪法的框架下理智地观察、选择、判断和参与共同事务。为此,“联邦政治教育中心”也被视为在联邦议会监督下的“宪法保护机构”。

由于宪政体制的健全,政治社会化及公民社会的发展,再加上民主政治教育的落实,使联邦德国民众普遍认同和热爱《基本法》下的联邦德国。联邦德国社会科学界在20世纪70年代末将此种爱国意识定义为“宪法爱国主义”或“宪政爱国主义”(Verfassung spatriotismus)。哈贝马斯也对此予以认同,“联邦德国人民普遍表现出一种宪法爱国主义的精神;绝大多数民众基于深植于他们信念中对《基本法》原则及西方社会自由民主根本价值的认同和奉行,而忠于联邦共和国的宪政之治,并热爱自己的国家”。[14]有调查表明,1980年,高达96%的受访者认为,联邦德国人民在本国所享有的民主政治是最佳的政治。[15]除了少数激进政党,如极右的“社会主义帝国党”(SRP)、“国家民主党”(NPD)及政治极端分子以外,民众普遍对《基本法》秩序予以明确肯定和接受,并以实际行动支持宪政民主的贯彻。

当然,联邦德国民主政治教育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政治文化的变迁也来之不易。国家政治教育机构建立初期宣传与教育的矛盾,后来政治教育对于传播民主与维护统治、政治冲突与社会稳定的矛盾,机构运行中“超党派”的制度理念与现实政党政治的利益偏向的矛盾,以及政治文化的历史遗产与现实政治形势的负担,都成为联邦政府主导的政治教育在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所面对和必须克服的障碍。至于以“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工作为代表的政治教育,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联邦德国由臣服型政治文化到参与型政治文化的转型做出了贡献,本文难以给出一个准确的回答。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政治体系“合法性”来源的重要基石,而这种良性互动关系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在“二战”后的联邦德国便是由政府行政主导实施的政治教育。

参考文献

[1][5][9]徐贲.战后德国宪政与民主政治文化[EB/OL].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_Detail.asp?ArticleId=65677,2010-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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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23.

[10][11]Hermann Giesecke.Politische Bildung:Didaktik undMethodik für Schule und Jugendarbeit,München:Wein-heim Press.1993.17.18.

[12]Benedikt Widmaier.Die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staatlicher politischerBildung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Frankfurtam Main:Verlag Peter Lang GmbH.1987.6.

[13]Wolfgang Hilligen.Zur Didaktik des politischen Unter-richts,Bonn: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1985.66.

[14]Heinrich August Winkler.Die Berliner Republik in derKontinuitt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Berlin: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199.243.

政治文化生活 第10篇

(一) 政治文化的定义。要回答什么是政治文化, 必须先解决政治和文化之间的内部疏通关系。事实上, 文化与政治之间并非是彻底分离的两个领域, 尽管现代文化与政治作为独立的领域分离开来, 但是, 无论从何种程度而言, 文化和政治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与政治的结合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这对解决现代由于文化因素和种族主义引发的现代民族和国际争端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视野。 学术界普遍认为, 政治学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文化的概念最早由美国政治学家G. 阿尔蒙德提出, 据他介绍, “政治文化是内化于民众之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系统”。笔者基本认同以阿尔蒙德为代表的观点, 因为如果将政治的所有方面比如政治制度等都泛文化, 那么政治文化其独特的文化功能就不到位。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从某个外部环境的经济和社会的思想文化体系中生长出来的、经过长期社会化的积累而相对稳定的政治人的心理态度和价值观。

(二) 政治文化的作用。不同类型的政体形式在任何时候都存在政治发展问题, 而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等都将影响政治发展, 而在此, 我们着重研究政治发展与政治文化之间的特殊关联。政治文化理论一开始便和政治发展研究紧密相连, 政治文化作为一个深入点, 能够从文化开发的角度在相当程度上能够解决首先不能被经济、政治因素所解答的政治问题。政治文化对于政治发展具有较强的凝聚作用, 而这种小规模的凝聚作用又在大范围内起着广泛的社会凝聚力的作用。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需要建设与社会主义民主相适应的政治文化, 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 这将改变我国传统的政治倾向, 塑造具有独立人格的现代公民。

二、影响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障碍

要显现政治文化的作用, 首先必须具有相应思想文化基础的群众, 否则作为意识形态的观念, 只能在没有得到积累积淀的情形下就丧失了。当然, 我国政治生活存在一些政治优势,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政治文化中也有很多缺点, 譬如权力腐败、权力的崇拜、滥用资金、滥用资本, 甚至出现实用主义盛行、拜金主义张扬等。具体来说, 当前政治发展面临的不利因素有

(一) 政治参与冷漠化。在政治运动和思想宣传工作中, 我国当前社会的政治冷漠比较多的表现在针对以往的政治运动和思想宣传工作的缺陷显现出来的忌谈政治、或者只是埋怨和抱怨, 急于散布谣言, 缺乏认真负责的态度去进行政治参与。建设一个民主社会需要公民的正义感和积极参与才能完成。克服政治参与冷漠, 最重要的是政府应该有这样的勇气, 让老百姓来监督自己, 习惯于在阳光下行使权力。否则, 缺乏对民众利益的及时维护, 往往造成党群关系恶化, 损害到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二) 政治关系庸俗化。由于长期的传统政治的影响, 新中国在成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又忽略了民主法制建设。权力部门化、地方化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除了规章制度不健全, 唯利是图的心态也不容忽视。一些不平衡的改革导致部分官员利用地方部门的权力和小团体牟取私利。小团体人情关系的庸俗化在国家机关中蔓延, 极大地污染了政治气氛。

(三) 政治信仰低质化。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指导思想, 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就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改革开放以来, 一方面, 在思想解放的同时, 一些人原来的信仰发生动摇而无法正确处理新的改革和发展的新思路的出现。另一方面, 随着对外开放, 国外的一些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涌入。可以说, 廉政文化与腐败思想的较量是长期而复杂的, 体现在政治意识上, 就是为不正当利益做违法辩护, 这样对民主政治建设是非常有害的, 它使党和国家形象受到极大损害。

三、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文化方略

(一) 强化人民当家作主意识的培养。在一定的历史时期, 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是政治文化。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它被统治者认可, 内容积极向上、富有开拓进取和创新精神。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中, 政治领域的基本价值观必然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继续化, 我们的执政党需要在科学发展观的引导下依法民主执政, 使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合乎实际, 对社会各阶层更具有影响力和号召力, 从而呼吁各界人士, 团结各阶层人民, 共同化解人民内部矛盾。

(二) 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以制度引导政治文化建设。文化不是现代化的必然产物, 它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 如果不进入宪政的实际生活, 就无所谓公民文化。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政治权力高度集中, 党政不分。目前, 我国正处于政治改革的关键阶段, 我们应该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逐步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 以此来巩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

(三) 利用入世的契机, 实现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从1978 年到2015 年的三十多年间, 我国因改革开放而脱胎换骨。全球化的外因与改革开放的内因一起, 终于将中国的现代化包括政治文化送入了新的旅途。我们要利用有利条件, 抓住不同领域的优势, 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建设我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经济基础, 为我国的各项改革提供丰富的政治文化资源。

参考文献

[1]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 西德尼·维伯.《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徐湘林译.华夏出版社, 1989年版.

[2]李艳丽.《政治亚文化:影响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因素分析》.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3]李田新.《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概论》.知识产权出版, 2013年版.

美的文化政治实践 第11篇

该事件引起不少关注，或谓张氏名败为风气守旧恶果，或谓知识范式转型变异，或谓叙述笔法未变遗毒。扼腕唏嘘者，为抱不平者，在在皆是。有谓张氏性学知识非不落后，还很科学，“第三种水”看法为二十世纪性学研究重要发现，其被誉为近代中国性学第一人，亦不为过。而令人迷惑的是，论者除感慨张氏超前壮举、行为奇诡之外，很少分析其何以编撰《性史》。如此悬空叹息，满足了读者泛滥的同情心，却错过了古人的真问题。深究《性史》编撰之因，会发现它的出现是美的文化政治实践，是私领域的重要变革，其后有深刻的思想史命题。

按常理论，此文化事件之前，张贵为北大哲学教授，地位已经不低，其大可固守学院，谨慎从事、明哲保身即可，却冒不韪，做此“败俗”之事，岂不令人生疑？笔者认为这与其性格冒进、知识分子职责等相关之外，更重要的是与其思想路径有关。此事发生前，张已出版两部著作，分别为《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此二书集张彼时思想之大成，在两书中，张构建了一个美的乌托邦。在此乌托邦中，一切行为、事物都以美为标准，当然包括性。如《美的人生观》，留有一节—美的性育，对儿童、青年性教育做了初步讨论；而在《美的社会组织法》中专辟一章，讨论性趣及男女情爱。实际上，编撰《性史》可谓对其乌托邦理念的展开，其来有自。

而《性史》其来有自之《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两书，为张回应彼时思想困境的产物。前书初版于一九二五年，原为一九二一年张入北大哲学系的讲义。此一时期中国思想界经历了一系列重要辩论，如科玄论争。此书即是对此论争的积极回应，只因该书未收录进论争结束之后亚东图书馆、泰东书局分别编辑的《科学与人生观：〈科学与玄学论战集〉》与《人生观之论战》两书中，以致研究者忽视了这一关系。在该书中，张从两方面回答了科玄论战中的认识分歧。首先是方法上的分歧，科玄论战中一方认为科学方法是认识一切事物的方法，而一方认为在精神领域，科学方法无能为力，只能以直觉等哲（玄）学方法来认识，于是矛盾出现。而张提出一种艺术方法，统合上述矛盾，可谓推进了科玄论争中认识论问题。其二，科玄论争并未为彼时迷惘青年，提供具体指导，而张以美为人生的目的方向，且建构了一套具体行动方案，可谓在一个更具建设性的层面推进了科玄论争。

因此，张的两书是对科玄论争的推进性回应。而从此书延伸出来的《性史》编撰即可追述至这一思想论辩语境中。

如把上述二书的思想史背景做进一步追述，《性史》编撰还可延伸东西文化论争语境。这不仅因科玄论争直接源自东西文化论争，更因张氏在上述两书中尝试以美的理念融合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冲突问题，正为东西文化论争中核心。可见，上述两书也对东西文化论争做了推进性回应。由此， 两书实践之产物《性史》也与东西文化论争有隐秘关系。

而东西文化论争直接缘起“一战”发生以及知识人对西方文化的反思，认为西方文化存在缺陷，战后重塑世界文明图景，东方文化能占一席之地。如梁启超认为东方精神文明能补足西方物质文明缺陷，挽救文明危机。表面上，呈现出文明孰优孰劣的讨论，但埋伏着中国现代政治的大问题，即什么文化与理念才能作为中国现代政治的基础。这一大问题可从彼时国内政治状态得到理解。民国肇建，共和开始，但民主政治发展，并未顺遂，袁氏称帝，共和告急。部分知识分子认为旧文化不改造，民主政治不能着地，因此要从文化上做根本改造，为现代政治奠定根基。然以何文化作为现代政治根基，答案并未清晰。但这一模糊状态却为时人带来严肃思考现代政治基础的契机。张氏两书缘自对东西文化论争中命题的回应，实际上，也回应了该论争中埋伏的这一大问题。因而，由此二书逻辑衍生出的《性史》编撰亦可谓重构现代政治基础的尝试。而如果把为现代政治奠定新的文化基础称为文化政治的话，那么，《性史》编撰实践则是文化政治的实践。

那么，《性史》内容到底呈现出一种怎样的文化政治实践呢？笔者认为是一种美的文化政治实践。在该书序言中，作者说要用艺术家的态度和方法来把世人污蔑为猥亵与误会为神秘的性欲，变成世间最美妙的事业。而什么是美的性关系？该书没有回答，但在《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中则解释为如节制、精神与肉体合一等。在这两本书中，张竞生构建了一个以美为理念的乌托邦社会。然什么是美？张未曾明言，但这一理解与柏拉图相似，即作为实体的美是一种理念，世界由它展开。实际上，在上述两书中，张竞生为现代政治的基础确立了一种美的文化理念。而美的理念所展开的乌托邦世界，性生活作为其一，也分享了美的理念，专门讨论性生活的《性史》，则是这一美的理念在具体领域的实践。

由此，在为现代政治寻求基础上，张不仅在文化理念及其思想资源上与梁漱溟、陈独秀等不同，在由此理念引出的实践上，亦有巨大区别。与梁走向乡村建设、陈等走向工农革命不同，张竞生走向对性领域的改造。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领域不重要，如果说现代政治包括公私两个领域，那么，张的实践无疑属于相对公共领域的私密领域的改造。以此来看，《性史》非仅为娱乐，而是有关宏旨。《性史》编撰及该实践前后的一系列活动，正是对现代政治基本组织单位—家庭问题的回应。那么，张在这一现代政治的基本问题上有何见解以及为此见解构建了怎样的文化意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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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中夫妇关系至为重要，传统中国认夫妇为人伦之始，造化之根，并以夫为妻纲作为家庭基本关系的原则。张亦从此处着眼，在著述中花大量篇幅加以讨论。他认为这一原则有违基本平等精神，以此形成的婚姻制度，易为男子自私自利之图，成压抑女子和悖逆人性之势。为改善这一状况，需先提高女子之地位，注意她们对生计权、教育权与参政权的争取。在此基础之上，再改变旧有婚姻制度、夫妇关系。在其理想的乌托邦中，张主张从根本上推翻旧有的一切制度而实行更符合人性的情人制。但这一理想过于高远，鲁迅认为二十五世纪才能实现。然理想虽浪漫，但在现实问题上，张并不冬烘。他亦有技术方法应对实际，如夫妻离婚，在夫不喜欢妻时，认为既不能勉强相安，也不骤然离婚。最好救济之法，“莫如离居，使妇人去读书兼习实业”。“俟妇人有独立的学识与生活之后”再离婚，“于情理上想无大背”。法虽折中，但在新旧过渡之际，未必不是周全合理之法。而其通达世情的妥协处理，除为新旧顺利过渡、以免人间惨剧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对夫妻感情的强调，这一情感不仅是其美的社会中情人之间的基本状态，也是现时社会夫妻之间应该达至的目标，甚至他认为在夫请求与妻离婚之后，亦应与她“保存一种极好的朋友爱情”。实际上，对情感要素的强调成为其处理夫妻关系的基本原则。

这一原则的得出，是与他把夫妻关系理解成朋友关系的一种有关，他认为朋友关系最重要的是平等和情感。平等之后，“感情浓厚的可以密交，淡薄的当然不相往来”。而夫妻比朋友关系更密切、情感更浓厚。夫妻情感如不相孚，不如早日解散，以免重累家庭。而为营造情感融融的夫妻亲密关系，在结为夫妻关系前之恋爱阶段，需明白爱情道理；在结为夫妇后，更应该在夫妻私人生活上加以讲究，而这正是《性史》编撰回应的具体问题。在《性史》中，张竞生以美的理念来讲述男女性生活之技术，其目的便为增进夫妻情感。不过为营造这种脉脉温情，其大肆渲染性生活场面而不加节制，遭人诟病。但并不能否定其对此背后深刻的思想问题的回答，实际上，他的《性史》编撰为现代政治基本组织单位中家庭的夫妇关系，构造了一种新的文化理念，即平等和情感融洽。这一替代夫为妻纲的原则，今日虽已成常识，但彼时却不失其意。

恋爱、婚姻、家庭向被看成是相对公共领域的私有领域，本是近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革中的重要部分，张竞生讨论与重构该政治领域的文化基础，可谓直击要害。然而这一重构的努力却因触犯忌讳，出版后被斥以淫书，张亦背负骂名，不容于士林，与之相随，其论背后的思想史问题被世人忽略。所以有论者认为《性史》导致张竞生人生失败，非因《性史》内容科学与否，而是它碰触了国人的私密，不无道理。今日看来，张竞生剑走偏锋，彼时正直击要害。而此文望不辜负这直击要害的刺痛。

政治文化生活 第12篇

我国学者对政治参与的研究是多方面的, 王绍光从我国不同发展时期入手, 详细介绍了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1.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参与

自新中国成立之后, 我国民主建设迎来发展的新时期, 在1953年, 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性的人民代表选举。其中, 参加投票的选民达到2.78亿, 约占登记总人数的85.88%;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从1953~1963年间共进行了5次选举, 基本实现了按时选举。上述数据与现在相比, 当时尚处于较低水平;但从新中国成立时期的环境来看, 受了几千年的专制压迫, 民众能行使选举权参与到民主政治中, 这依然是我国民主建设的一大标志。

从政治文化与社会环境的角度来看, 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能在民主政治上取得上述成就的主要原因为: (1) 新中国成立, 建立了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 并写入宪法, 人民政治参与扩大到所有中国公民; (2) 新政府重视人民民主参与, 在初次选举之初便向各地区分派大量民主人士指导当地选举, 人民参与民主选举的热情高涨; (3)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传统精英阶层 (主要指地主、资本家等) 的政治参与能力受到限制, 农民阶级、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发生根本性变化, 成为国家主人; (4) 传统的“蜂窝型”社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加强, 转变为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人民公社模式, 中国共产党对各地区民主建设的指导能力增强; (5) 经常性的政治运动使群众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明显。从1949到1976年, 我国群众运动不断发生, 成为了民众政治参与的新形势。

2. 改革开放以后的政治参与

自改革开放之后, 我国民主政治迎来发展的新时期, 改变了民众政治参与的制度条件, 进一步推动了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其主要表现为: (1) 在坚持“人民主权”的同时, 进一步扩大了“人民”范围, 取消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阶级成分, 所有人都是“人民”的一分子, 同时享受人民主权; (2) 政府宣布不再开展群众运动, 剔除“四大自由”, 传统的“蜂窝状”单位体制结构松动并逐渐破坏。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 之所以能在政治参与建设中取得巨大成就, 其主要原因为: (1) 改革开放后, 国家经济快速发展, 原有的社会机构发生变化, 市场经济对人们的影响更加明显, 人们追求政治参与常态化的要求越来越明显; (2) 中国共产党经过几十年的探索, 对民主政治的认识更加深入, 主张以更具有广泛性、代表性的政治参与方式加快民主政治建设; (3) 社会就业结构发生变化。在1978年, 几乎所有城镇就业人口都是国有员工或集体员工, 在20世纪90年代后, 这种情况开始明显改变, 在1995年, 受到“抓大放小”“减员增效”等思想的影响, 全国大量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倒闭, 大量员工下岗。原有社会就业形势的改变, 使中国共产党需要以更加多样化的政治参与方式加快民主建设; (4) 自改革开放以来, 人民思想发生明显改变, 言论自由、居住自由、个人政治权利、平等分配等受到居民的广泛重视, 居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

二、基于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为基础的政治参与分析

为进一步强化公民政治参与能力, 需要在充分掌握当前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基础上, 进一步创新相关方法, 为加快我国民主建设奠定基础。

1. 建立以合理开放为基础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

刘纯明等指出, 在当前社会结构中, 我国社会呈现出明显的分化与整合的趋势, 这一趋势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从不同国家的发展情况来看, 中间大, 两端小的“橄榄型”结构属于合理的现代化结构, 这说明当前我国社会结构符合其发展规律。对我党而言, 在建立以合理开放为基础的现代化阶层机构时, 为强化政治参与, 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1) 充分注重当前社会结构的变化性、动态性特点, 认识到民主政治建设的艰巨性, 并积极引导、规范不同阶层的社会管理秩序; (2) 正确处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划分问题, 建立以公平合理为标准的利益格局, 为社会多阶层参与民主政治奠定基础; (3) 强化各民主党派在民众政治参与中的作用。各民主党派是民众参与政治的重要方式,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根本制度被写入宪法。对中国共产党而言, 需要加强新社会阶层的社会整合力度, 对多种政治资源进行科学配置, 进一步拓展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

2. 科学利用多种媒介展开政治参与宣传

在当前政治参与宣传中, 中国共产党可利用多种媒介提高宣传效果。从当前民主参与传播情况来看, 民主参与信息传播方式主要集中在社区公示板、报纸、广播、党政机关官网上, 其核心是通过多种宣传方式, 将科学的民主参与思想渗透在政务信息中, 实现对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从当前媒介传播过程来看, 政务微博是党宣传政治参与的新途径。

与传统方法相比, 政务微博的优势明显, 主要表现为: (1) 受众广泛, 社会影响大; (2) 用户数量增长速度快, 民众对其认可度高等。

在传播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首先要加快自身思想意识的转变, 加强对政治传播主体情感的思考, 转变传统直白的发布政府理念的现象, 主要通过在政治价值渗透过程, 将民众政治参与的情感传递出去, 实现政治思想传播的人性化与宣传性的统一;其次, 在政务信息发布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应该贯彻自身坚守的政治价值, 重视多种民主参与信息的叠加与处理, 保证政务微博具有良好的政治支撑, 最终达到预期的宣传效果;最后, 政治参与应该以形象化、具体化的形式出现。在当前的政治思想传播过程中, 经常出现说教式政治传播现象, 严重降低了政治思想传播效果。因此, 中国共产党需要以一种更加亲切的形象展开宣传, 通过综合利用情感投入、思想教育等方式, 使民众能顺利接受政治参与传播。

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十分明显, 从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来看, 政治参与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相互依靠、相互影响并相互促进。对我党而言, 在加快政治参与建设的过程中, 需要积极发挥社会多方面要素的力量, 从民主政治建设入手, 强化民众政治参与能力, 为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王绍光.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对政治参与的影响[J].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8 (04) .

[2]梁柱.体现人民民主的制度选择:新中国三大基本政治制度的由来和发展[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05 (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