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

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精选11篇）

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 第1篇

一、当前全球经济形势

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下, 国际市场疲软、外需不振, 中国的经济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的出口承受巨大压力, 加上投资萎缩, 企业盈利能力下降, 中国经济在经过7年加速上涨后, 增长势头在2008年发生逆转。

(一) 消费增长速度趋弱化

以2008年1至10月为例, 虽然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2%, 但是CPI涨幅就达到6.7%, 扣除价格因素, 消费实际增长并不快。以直辖市重庆市为例, 1至10月居民食品类消费价格上涨46.1%, 需求弹性小的粮油类和肉禽蛋类上涨高达57.3%、60.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4.5%, 表面上看消费形势喜人, 扣除价格因素,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6%。物价上涨较高直接影响了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即期消费和生活质量。作为居民生活首选必需品, 食品支出日益增加, 多数家庭无奈之下只能缩压其他消费品开支。即便如此, 部分地区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仍趋弱化。

(二) 投资增长存在不确定因素

2008年期间, 总体而言既有刺激投资增长的因素, 这与地方新一届政府开始工作以及灾后重建等相联系, 也有抑制投资增长的因素, 主要与房市股市变化和城市建设规模、速度等相联系。此外, 资源环境工作以及对新开工项目的管理, 对投资也会形成一定的约束。

(三) 出口增量明显回落

2008年前三个季度, 我国出口10741亿美元, 增长22.3%, 比07年同期回落4.8%。对美国的出口比07年同期回落4.6%。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大幅回落, 其中服装和玩具前三季度出口分别比07年同期回落21.2%和6.3%。08年前8个月, 我国家电业累计出口250亿美元, 增幅比07年同期回落10.7%, 其他行业的情形也不容乐观。

二、我国为应对金融危机已经实施的财政政策

2009年, 中央提出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 围绕扩内需、保增长, 调结构、上水平, 抓改革、增活力, 重民生、促和谐的要求,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我国2009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主要包括五方面内容。

一是扩大政府公共投资, 着力加强重点建设。在2008年末增加安排保障性住房、灾后恢复重建等中央政府公共投资1040亿元的基础上, 2009年中央政府公共投资安排9080亿元, 增加4875亿元。以发挥财政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 并通过财政促进社会公平、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在金融海啸之下, 仅由市场来配置资源, 往往会影响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与发展。难以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

二是推进税费改革, 实行结构性减税。结合改革和优化税制, 实行结构性减税, 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 扩大企业投资, 增强居民消费能力。预计2009年将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亿元。由此可看出财政从宏观上具有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作用, 以防止结构性通货膨胀, 从微观上看, 财政可改善人民生活, 以促进社会公平。

三是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 大力促进消费需求。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充分发挥财税政策作用, 增加财政补助规模, 重点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从这一方面我们可清晰地看出财政是如何促进资源配置, 促进社会公平, 改善人民生活, 使得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

四是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 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加大科技投入, 促进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增加节能减排投入, 稳步推进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改革。改革完善资源税制度, 促进资源合理利用。

综上所述, 从我国2009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五方面内容可清晰地看出财政在宏观和微观上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从当前应对金融危机来看, 财政必不可少, 财政是促进社会公平、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保障, 财政促进了资源的合理配置, 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期待国家更好地运用好财政来应对金融危机

三、我国未来的财政政策选择

(一) 进一步提高财政透明度

政府在向社会公布财政收支状况、赤字状况和债务状况等方面信息时, 应该全面、详细、及时, 民众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支持财政的每一次改革, 确保财税改革顺利进行。特别要加强政府对各种救助承诺的透明度, 使各类潜在的被救助对象形成更明确的预期, 从而避免风险累积和向政府转移。目前我国的财政改革正向纵深推进, 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改革、发展充满不确定性, 包括改革的路径、过程和结果都是无法预知的, 传统的改革路径和改革方式不一定完全适应新形势下的新要求, 在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和公共危机的理念引导下, 不断进行新的探索, 使财政改革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自身的全面发展, 通过构建民生财政的过程, 更加凸显财政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支撑作用。

(二) 进一步改革税收和减费政策

1、增值税转型。

推进税费改革, 实行结构性减税, 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 扩大企业投资, 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我国从2009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 据测算这项措施将减少当年增值税收入约1200亿元, 减轻企业税负约1233亿元, 共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亿元。增值税转型有利于释放生产力, 促进鼓励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 提高经济效率, 但其实施效果往往有滞后性。作为制度性改革, 其实施效果的显现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出口退税政策。

调整完善出口退税政策, 能鼓励外贸发展, 促进外贸出口保持稳定增长。在2008年下半年两次调高出口退税率的基础上, 我国自2008年12月1日起, 进一步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机电产品和其他受影响较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此次出口退税率调整有利于缓解外贸企业资金链紧张, 并有望进一步减轻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企业的压力。此次部分产品出口关税税率的调低有利于降低原材料企业的出口成本, 提高相关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减轻库存积压。

3、自主创新和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下一步将实施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优惠政策, 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 支持完善担保体系建设, 帮助中小企业融资, 促进中小企业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同时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 支持服务业发展。中国还将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 推动经济结构性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加大科技投入, 促进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

(三) 大力支持服务外包产业发展

服务业是公共消费和私人消费的有效载体和平台, 与投资和消费的关联度相当大。同时, 提供的营业税全部归地方, 是地方政府的第一财源。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短板”和财源的结构性缺陷。服务外包产业是现代高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信息技术承载度高、附加值大、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吸纳就业能力强和国际化水平高等特点。去年以来, 受金融危机影响, 国际服务外包产业逐渐向人才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美国、印度等服务外包产业发达的国家, 都看中了中国廉价的人力资源, 逐渐将部分产业转移到中国。

(四) 落实困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 鼓励企业自主创新

首先, 强化政府资金的“四两拔千斤”的带动作用, 政府的研究投入方式应尽快从“政府投入推动型”向“政府投入推动型”转变。政府资金应更多地体现在建立科技投入机制、创造投入环境、引导各类主体增加科技投入等方面, 通过开放式科技创断平台的建设、多主体平等参与的科技准入制度安排以及政府投入的示范效应, 将更多的投入主体吸引到科技创新活动中来。

其次, 政府的投入形式从“直接投入”特向“引导投入”。政府引导性投入是指政府通过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金融政策引导各类主体的投入, 政府直接投入是指国家财政或财政性资金的投入, 如项目投入、基地建设、补贴、人才培养等, 因此, 在建立政府直接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的同时, 还需增加“引导性”投入的比重, 如加快中介组织的教育等。同时, 可利用金融、税收减免、贷款担保、财政贴息等方式, 对企业的研发机构给予间接补贴。对间接技术投入项目, 可采取政府采购的办法, 鼓励技术创新和达到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邓子基.财政理论与财政实践:1997-2002[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欧阳煌.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路径选择[J《]财政研究》.2007.03, P64-66

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 第2篇

国内外机构调低我国经济预期增长幅度

各机构在2008年第四季度调低我国

经济预期增长幅度。2009年第一季度，仍有许多机构继续调低我国经济的预期增长幅度。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国内外8个权威机构的数据统计，2009年第一季度我国经济的预期增长幅度从8.2%被调至7.4%，调整幅度为0.8个百分点。

各机构调低我国经济预期增长幅度的原因主要是：第一，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经济衰退，特别是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国欧美国家经济严重衰退的影响，我国出口持续下降，出口对经济增长呈负贡献率。第二，政府投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经济下行速度，但由于投资和消费信心下降，对私人投资可能产生挤出效应。第三，从国内经济环境来看，居民收入增长仍然缓慢，股市和楼市的动荡影响了国内投资和消费预期，刺激内需政策实施难度较大。

上半年经济增长率可能在7.1%左右

上半年经济运行将呈现以下主要趋势：

经济增长速度提高。国家从2008年10月实施了一揽子刺激经济计划，在经历2个季度之后，效果将开始显现，第二季度经济将进入上升调整期。未来财政和货币政策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尤其是财政投入的持续带动作用，将推动经济增长速度较快提高。

消费力量将持续增长。预计2009年第二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在17%左右。国家采取的一系列金融和财税等措施，如家电下乡和汽车下乡等扩大内需项目的实施，都有利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从而拉动经济增长。

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起到重要的拉动作用。具体表现为基础设施投资增加、新开工项目增加。第一季度全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了87.7%，意味着第二季度和今后再建和续建的项目将增加，经济增长存在后劲。同时，投资在结构方面会有积极变化。预计今年上半年的投资增长速度为30.1%。

进出口形势十分严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负。预计2009年上半年进口增长率下降15.7%，出口增长率下降13.2%，进口增长率下降幅度超过出口增长率。受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出口将继续低迷。国际金融危机加深了国际经济的调整程度，对我国出口造成重大的不利影响。

综合多种方法的预测结果表明，2009年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仍然较低，预计在7.1%左右。从三次产业增长速度来看，预计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长速度分别为4.1%、6.5%和7.6%。从总需求来看，预计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0.1%，出口增长-13.2%，进口增长-15.7%。消费、投资对经济增长起积极的拉动作用，而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

全年经济增速有望实现8%

考虑到内需将保持稳定增长的势头，去年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gdp基数较低，特别是宏观调控政策效应将进一步发挥，预计全年经济增长速度能实现8％的预期目标。物价涨幅前低后高，预计全年上涨1.5％左右。通过加强税收征管，全国财政收入能够完成预算计划，中央财政会有所短收。

下一步的宏观调控重点将以落实好既有政策为主。据分析，上半年还将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实施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

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保持投资平稳增长

一是密切关注投资增长的变化趋势，把握好政府投资调控的重点、节奏和力度。尽快下拨中央投资，将其重点用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改善民生、生态环境建设以及地震灾后重建等。二是结合推进城镇化，以扩大中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切入点，扩充市场容量，带动民间投资。三是推进投资审核制度改革，打破行业垄断，放宽准入限制条件，促进民间投资增长。四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优化信贷投向，加大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支持。五是促进房地产投资稳定增长。处理好保持合理投资规模与消化存量房的关系、住房保障与市场协调的关系以及满足居民多层次住房需求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的关系。

货币政策仍将保持适度宽松并适时微调

在公开市场操作方面，央行可能通过合理安排公开市场工具组合、期限结构和操作力度等方式，继续保持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在利率政策方面，由于经济已经开始显露出触底反弹的迹象，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已经变得不再迫切，央行可能会暂时停止连续降息的政策。在存款准备金政策方面，仍有较大的调整空间。在信贷政策方面，第一季度新

增贷款已经接近全年的信贷增长目标，而货币供应量的增速也远远超出了全年计划17%的增速，因此监管层应该会对信贷规模增长过快进行适度调控。

着力扩大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

当前经济回暖主要还是缘于投资拉动，消费需求还需要进一步促进。一是加大财政对居民转移支付的力度，增加对农民的补贴，提高各种社会保障对象的保

障标准，推进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制度改革，合理控制企业高管人员过高薪酬，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二是进一步完善家电下乡政策。研究扩大家电下乡的品种和补贴范围。同时，研究开展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三是进一步优化消费环境。加大财政对流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继续推进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加快完善农产品流通网络和农业生产资料流通体系，以及城市社区便民服务设施。四是鼓励培育消费热点，包括扩大汽车消费，支持居民购买自住性、改善性住房，规范发展二手房市场和住房租赁市场；支持发展旅游、网络、动漫等热点消费。五是进一步降低居民消费成本。取消和降低农产品流通环节税费，继续实行工商用电同价，降低银行卡刷卡手续费，加大对消费信贷的支持，清理公共事业领域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规定和收费。六是健全居民生活必需品储备机制，切实增强市场应急调控能力。

稳定进出口贸易增长

一是密切跟踪分析调整出口退税率政策的实施效果，必要时继续适当提高机电、高新技术产品等的出口退税率，并对其出口适当给予补贴。二是进一步优化外贸出口政策配套环境，清理和取消限制出口的政策措施，加大对外贸易的金融支持力度，继续简化口岸手续，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贸环境等。三是抓住国际市场大宗产品价格下跌的时机，利用相对丰裕的外汇储备，增加对石油、矿产等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等的进口。四是稳定人民币汇率，增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弹性，稳定出口企业收汇预期。五是进一步加大对外贸企业的支持力度，增加外贸发展基金规模，重点支持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和培育出口品牌。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 第3篇

一、现代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现状的分析

科学分析现代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现状有利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有利于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和谐发展。目前, 各级政府将经济增长作为城市发展的重点、忽略了生态环境对城市宜居水平及城市发展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环境下, 城市的快速扩张虽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但是也造成了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过快而引发了城市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矛盾。为了缓解这一问题、切实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 现代城市发展中应注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通过财政政策的引导作用促进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协调、促进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

二、以财政政策为基础促进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

1、树立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意识, 促进财政政策的科学制定。

在现代财政政策制定中, 应加强对生态环境意识的树立。以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为中心, 促进财政政策的科学制定。进而以财政政策为指导, 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在各级政府财政政策的制定中, 在注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时, 还要认识到财政政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环保型产业、各项财政政策中对生态环境的重视以及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作用等, 实现地区经济与生态的和谐发展, 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 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与保护。根据这一理论, 我国多个省市纷纷出台了相应的财政政策, 以政策补偿等方式促进企业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以污染治理等政策实现生态环境的改善与保护。

2、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促进财政政策职能的发挥。

为了实现以财政政策为基础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 现代各级政府还要注重市场调节手段与法律保障方式运用的意义。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发挥财政政策的重要作用。进而使辖区企业强化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通过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作用, 实现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通过法律制度的完善与财政政策的指导, 使企业加强污染治理。进而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同时, 通过财政政策补偿机制与相关部门的技术支持使企业在污染治理中提高技术含量、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以法律法规的完善加强污染治理, 实现良好生态环境的构建。而良好的生态环境能够为地区招商工作奠定良好的环境基础, 进而促进地区就业岗位的增加、促进财政税收的增加、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

3、改革资源税费制度, 促进是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

我国存在许多资源型城市, 其以资源的开采为经济增长点、实现城市的运转。而这一过程中, 由于传统环保理念以及管理存在的不足造成了这类城市生态环境的恶化。针对这样的情况, 现代财政政策中应注重资源税费的改革。针对矿产资源开采、森林采伐等产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实现生态补偿税费的征收。并将这一税收纳入到生态环境改善工程中。同时, 根据资源型企业污染治理情况进行税费的征收。对于污染治理好、污染低的企业可以相应的减少税费, 鼓励企业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资金投入与技术创新。对于污染大而不进行整改的企业应通过关停并转等方式要求其进行整改。同时加大税费的征收, 以对其造成的环境污染进行治理。通过资源税费制度的改革以及相应管理工作的开展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

三、以财政政策目标的重新定位及改革促进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

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是政府职能履行的基本工具。在现代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不断提高的今天, 财政政策目标也应进行重新定位。以科学发展观为中心, 贯彻财政政策改革指导思想。注重生态环境改善、注重经济的全面发展。以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为中心进行财政政策的改革。以追求经济增长、追求生态环境保护、追求社会全面进步为重点进行财政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促进可耻学发展战略的实施。

综上所述, 现代社会发展中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是我国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通过财政政策这一宏观调控手段的改革, 使财政政策的引导调控职能目标进行改革, 进而实现以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为中心的财政政策制定与实施。通过这样的方式使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能够通过财政政策引导作用实现生态环境的改善、实现社会经济的增长。以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理念为中心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所需环境的改善, 为增加就业机会、提供良好投资条件奠定基础, 促进生态黄静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建云.可持续发展战略指导下财政政策目标的中心定位[J].财政资讯, 2011, 9.1、刘建云.可持续发展战略指导下财政政策目标的中心定位[J].财政资讯, 2011, 9.

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 第4篇

连纪发„2009‟43号

关于严明纪律切实保证中央扩大内需 促进经济增长政策措施贯彻落实的通知

各县区党委、政府、纪委、监察局，市各有关部门单位、党组（党委）、纪检组（纪委）、监察室：

中央作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重大决策部署后，我市各级党委政府、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迅速行动，积极推进新增中央和省投资项目实施，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在项目实施中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为严明纪律，确保中央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政策措施的全面贯彻落实，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统一思想，充分认识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各级党委政府、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中央重大决策精神，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1— 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坚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抓实做好。而近期省、市组织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监督检查发现，项目实施中还存在地方配套资金不到位、进度缓慢、监管不力等突出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势必影响中央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影响我市经济的拉动和经济社会的平稳较快发展。因此，各级党委政府、各相关部门和单位必须高度重视，着眼解决问题、强力推进、确保成效的工作思路，认真抓好新增中央和省投资项目的实施。

二、多措并举，确保中央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政策措施落实到位

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明确责任、强化监管、搞好服务，强力推进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一是要加大资金筹措力度，把有限的资金优先投入到新增中央和省投资项目的建设上来，及时落实配套资金；二是要进一步强化项目推进责任制，全力加快中央和省新增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迅速扩大实物工作量；三是要加强项目的管理，在项目实施上，严格执行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合同管理制、施工监理制等制度，切实保证工程质量；四是要加强资金管理，严格执行资金专户制或报账制，按照投资预算、国库管理制度规定、项目建设进度、供货合同等加强对资金申请、拨付的审核把关；五是要做好项目服务工作，各项目服务、审批单位要按照“分工协作，各负其责”的—2— 原则，提前介入、主动服务，简化办事程序，实行急事急办，特事特办，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完善项目手续。从而确保中央有关部门提出的“项目要100%开工建设，地方配套资金要100%落实到位，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100%整改到位”的目标顺利实现。

三、严明纪律，切实为中央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提供有力保证

各级党委政府，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发改、财政、审计等相关部门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及时纠正存在的突出问题。要加大问责力度，对思想麻痹、行动迟缓、地方配套资金不及时筹措到位、项目进度滞后的，发现问题拒不整改造成不良后果和影响的，职能部门服务意识不强、办事效率低下、影响项目推进实施的，按照《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和连云港市《关于对损害投资发展软环境行为实行责任追究的暂行规定》等规定给予相关责任人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停职检查、调离工作岗位、免职等组织处理。对弄虚作假骗取套取扩大内需资金，在项目审批、实施中索贿受贿，监管不力造成质量安全责任事故，违反招投标和政府采购等相关法律法规，在资金分配、使用中贪污私分、截留克扣、挪用挤占、铺张浪费，失职渎职、玩忽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严格依据党政纪有关规定给予相关责任人党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绝不姑息。

—3—（此页无正文）

中共连云港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连云港市监察局

2009年8月24日

主题词：扩大内需

严明纪律

通知 抄报：省纪委、省监察厅，市委、市政府。

连云港市纪委办公室 2009年8月24日印发

(共印80份)

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 第5篇

关键词：财政农业支出；农民收入；优化

中图分类号F810.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English Topic An Analysis of Fiscal Agricultural Expenditure Promotes Our Country farmer income Growing

ABSTRACTthe thesis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our country finance agricultural expenditure on farmer’s income increasing from the reform and the open, in terms of the size of finance agricultural expenditure,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finance agricultural expenditure has surely promoted farmer’s incom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for optimizing finance agricultural expenditure and promoting our country farmer income growth.

Key words: financial expenditure on agriculture;farmer income;optimizing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农民人均收入增长了38倍，从1978年的133.6元提高到2009年的5153元[1]，2010年农民人均收入达到了5919元。在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得到巨大提高的同时，农民收入增长来源于财政支农支出的比例也越来越高。通过对财政支农支出影响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效果的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我国目前财政支农支出运行状况，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我国财政支农支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只不过大多数文献都是以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经济为研究背景。从理论上说，财政支农支出和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着替代和互补两种不同的关系。有时是互补关系，即财政支农支出可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扩大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起到了拉动的作用；但是，有时二者又可能是替代关系，扩大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会产生挤出效应。一般来说，财政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可能同时具有替代和互补关系。

传统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理论认为，政府扩大财政支出能够带动民众收入增长，对国民经济起到倍增的刺激作用。贝利首次提出，财政向农民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相当于单位 的农民生产性投入[2]。根据这种假说，某农户的生产函数 ， ， ， 。如果 ，就有 ，即财政支农支出的扩大引起农户生产边际效率下降，从而引起农户生产性投入的减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财政支农支出和农民收入增长是替代关系。相反，如果 ，就有 ，即财政支农支出的扩大引起农户生产边际效率增加，从而引起农户生产性投入的增加；这时，财政支农支出和农民收入增长呈互补关系。Barro[3]将有效生产概念 引入财政支农支出的产出效应模型，Komendi[4]和Aschauer[5]各自用美国的经验资料，Ahmed[6]用英国的经验资料分别检验 的符号；他们研究证明，当 ，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呈替代关系；当 ，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呈互补关系。

国内许多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和财政支农支出变动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从整体上看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替代的关系；指出扩大以基础设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重点的财政支农支出规模，对农民收入增长能够起到拉动作用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特别是农村基础设施、社会保障体系落后，加快我国特别是农村基础设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短期内能够直接降低农户生产成本，长期有助于夯实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基础。本文在借鉴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实证分析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

二、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来源结构变化

从《中国统计年鉴2010》可知，农民人均纯收入来源分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指农民受雇于单位或个人，靠在城市二、三产业劳动而获得的收入；农民从事工业、建筑业、运输、批发、零售、餐饮、社会服务等非农业生产活动取得的收入属于非农业收入。家庭经营收入指农民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农业生产而获得的收入，农民从事农、林、牧、渔以及采集、捕猎等农业生产活动取得的收入属于农业收入。今后，财政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这两部分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会逐年增加。根据农民收入来源的性质，我们将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取得的非农业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合并为非农业收入，将家庭经营农业取得收入称为农业收入。2008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5919元，其中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分别为2473元、2356元、448元和642元。

改革开放以来，非农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增加，从1980年的21%增加到了2010年的60%，上升了31个百分点；农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逐渐下降，从1980年的79%下降到了2010年的40%。特别是从1990年以来，非农业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作用强劲，非农业收入增加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2010年非农收入增加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142%，也就是说，在农民来自农业收入减少的情况下，来自非农业收入迅速增长，使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得到较大的提高。这表明我国农民收入来源结构正在发生本质性的变化。但是，近年来，2008年世界爆发金融海啸后，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步伐放慢甚至停止，农民从非农领域获得收入正变得越来越困难。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保障农民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合法利益，拓宽农民非农收入渠道，是财政支农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2）影响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

从前面的统计资料分析中得知，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农民占有的人力资本数量、农作物耕种面积以及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财政支农支出规模等。我们应从农业和非农业这两种取得收入的渠道去寻找影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因素。

农民占有的人力资本数量多少决定了农民来自非农收入的大小，而农民人力资本数量又取决于农民接受教育的年限、接受生产技能培训的时间和享受的医疗卫生条件等。农民接受教育的年限和生产技能培训的时间越长、享受的医疗卫生条件越好，农民人力资本数量就越多，农民选择非农产业就业的机会就越多，从非农领域取得的收入就越多，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就越快；反之，农民接受教育的年限和生产技能培训的时间越短、享受的医疗卫生条件越差，农民人力资本数量就越少，农民选择非农产业就业的机会就越少，从非农领域取得的收入就越少，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就越慢。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越快，第二、三产业产值占农村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就越高，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人数就越多，农民获得的非农业收入就越多，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就越快；反之，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越慢，第二、三产业产值占农村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就越低，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人数就越少，农民获得的非农业收入就越少，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就越慢。

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农民信贷资金需求越容易得到满足，农民在市场经济中拥有的权利就越多，农民从市场交易中获得的收益就越多，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就越快；反之，农村金融越落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就越慢[7]。农民耕种的农作物面积越多，农民取得的农业收入就越多，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就越快；反之，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就越慢。财政支农支出越多，农民获得的财政补贴和转移支付就越多，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就越快；反之，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就越慢[8]。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1）计量模型设定

依据影响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各种因素设定模型变量，模型中的因变量是农民人均纯收入 ，解释变量是农民人均人力资本数量 、农民人均耕种农作物面积 、农民人均信贷资金数量 、农民人均财政支农支出资金数量 、农村产业结构状况 。基于以上因变量和解释变量设定，我们构建如下面板数据（panel date）回归方程：

其中， 为常数项； 、 、 、 、 分别为农民人均人力资本数量、农民人均耕种农作物面积、农民人均信贷资金数量、农民人均财政支农支出金额、农村产业结构状况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弹性系数，最后一项 是残差项。

（2）数据说明

下面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民人均人力资本数量、农民人均耕种农作物面积、农民人均信贷资金数量、农民人均财政支农金额、农村产业结构状况等变量所涉及的数据进行说明。

本文用各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上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数据衡量农民人均纯收入，并且用1980年等于100的CPI进行了换算[9]。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农村劳动力接受教育的年份与其选择非农产业就业机会的数量正比例；农村劳动力接受教育的年份越多，其获得非农业收入越多，收入增长越快；据此，本文用农民人均接受教育的年份来衡量农民人均人力资本数量，数据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用每年全国总的农作物耕种面积除以总的从事农业劳动力人数所得结果，代表农民人均耕种农作物面积；数据来自各年份《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本文用金融机构投向农村地区的信贷总量除以农民总人数所得的商，代表农民人均信贷资金数量，数据来自各年份《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财政支农支出资金规模包括支农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和农业基本建设支出；用每年国家财政支农支出总数量除以农村居民总人数所得结果，代表农民人均财政支农支出金额；数据来自各年份《中国财政统计年鉴》。用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表示农村产业结构变量；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上升和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比重上升，是一国（或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表现，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比重可以反映我国农村的产业结构状况。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和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比重高，说明我国农村地区的工业化水平高、城市化水平高，该地区农户来自非农收入肯定也高；反之，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低和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比重低，说明我国农村地区的工业化水平低、城市化水平低，该地区农户来自非农收入肯定也低；数据来自各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0]。

四、检验结果与分析

本文涉及的都是时间序列变量，由于对时间序列数据直接进行回归分析有可能产生虚假回归。格兰杰（1998）提出了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多重协整检验方法[11]，该方法对模型中所有独立的协整关系做总体分析，不事先假定模型中协整关系的个数，也无需确定对哪一个变量作规范。本文将采用多重协整检验方法对各种变量间的长期关系进行检验。

（1）检验结果。

根据eviews5.1输出，检验结果如下：

下面分析各解释变量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影响的显著性：

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通过查表可以得出t分布的自由度为v=91-4-1=86的双侧分位数 ；给定显著性水平α=0.25，通过查表可以得出t分布的自由度为v=91-4-1=86的双侧分位数 。显然， ， ， ， ， ，表明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上，农民人均受教育年限、农民人均信贷资金数量、农民人均财政支农支出金额、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社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均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有着显著性的影响；又因为 ，这意味着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上，农民人均耕种农作物面积没有表现出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影响； ，即在7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t检验，表明在75%的显著性水平上，农民人均耕种农作物面积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有着显著的影响。

从上面的检验过程可以看出，加入地区虚变量后，回归分析模型的拟合优度提高，虚变量系数显著。说明不同的农村地区，由于自然资源禀赋、市场化程度和社会制度等因素所形成的地区差异性，会使不同地区的农民就业、发展经济的机会出现差异性，从而导致不同地区的农民增收的途径不同，造成不同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出现差异性。

（2）财政支农支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效果分析。

从加入地区虚变量回归方程的检验结果可知，农民人均人力资本数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财政支农支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区域差异性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具有显著影响，特别是农民人均人力资本数量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影响更显著，而农民人均耕种农作物面积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影响不明显。

虽然检验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农民人均耕种农作物面积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影响不明显，但并不证明我国农民来自农业生产的收入非常小已到极限，它只表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单靠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已不足以让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收入迅速增长；如果能够加速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农村土地规模经营，那么农民从农业生产中增加收入的空间还会很大。首先，我国目前不稳定的农地制度使农户对自己承包的耕地缺乏长期经营的打算，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不定期调整的负作用如同一种随机税，集体在不可预见的某一天将承包耕地拿走，同时拿走农户投入耕地上的中长期投资，耕地的原承包者将会失去投资土地的信心，从开始承包就减少对土地的投资，久而久之，我国土地产出率就会很低，从土地上获得的收入会越来越少，这是我国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不能带来收入增加的根本原因。其次，我国目前的农地也缺乏必要的流动性，农业生产无法实现规模化经营，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被几亩耕地捆绑住的农户是很难增加其收入的；再次，我国目前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纷纷放弃从事农业生产，许多耕地荒芜。由于农业生产无法带来农民收入增加，使农民失去了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也导致我国目前财政支农支出资金在引导农户增加农业投资、促进农业、农村发展中没有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正如前面分析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因素时所提到的一样，由于不同的自然资源禀赋、市场化进程、城市化进程等因素所导致的不同地区农村产业结构差异性，会使不同地区的农民的就业获利机会出现差异性，从而导致不同地区的农民增收途径和速度不同[12]。例如，广东省农民人均耕地面积比湖南省少，但是，广东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远高于湖南省；这是因为广东省农民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远高于湖南省。实证检验结果也证明这一点，农民人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将增加589元；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或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社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将增加877元。

从统计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农民人均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1元，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只增加0.47元；虽然财政支农支出直接带来农户收入增长的效果不高，财政支农支出资金大部分被用于农林水利气象部门等管理人员发工资或投入没有发挥作用的农业基本设施建设。但是，财政支农支出在增加农民人均人力资本数量、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缩小区域差异性等方面发挥了相当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从非农产业获得的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财政支农支出帮助农民提高知识水平与生产技能，等于农民从非农领域获得收入的能力就会增强。

五、扩大财政农业支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政策建议

1.加快建立覆盖农村的公共财政制度，

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改变重城镇居民、轻农村居民的财政支出结构，建立中央与地方相互分工城乡一体的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各级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实现由“吃饭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变，从根本上促进农村地区政府机构大幅度“消肿”和政府职能转换[13]。财政农业支出资金要重点用于完善农村的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失业养老保障等公共事业上，要充分发挥转移支付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的作用，今后财政转移支付的重点是应支持农村地方政府尽快建立对农民的利益保障机制，帮助困难地区解决社会保险金和医疗费等拖欠问题，帮助地方政府组织落实就业和再就业政策，支持农村居民参加社会保险，支持地方政府建立医疗保障、救助制度。

2.优化财政农业支出结构

目前，我国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支出占财政农业支出的比重过高，各农业事业部门人员和机构臃肿，许多部门出现人员编制严重超标，机构重复或有的机构名存实亡。精简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行政机构，降低农业事业费支出在财政农业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是优化财政农业支出结构的前提。通过降低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支出占财政农业支出的比重和不断扩大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增加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和农业科技研究推广的支出，提高其在财政农业支出中所占的比重[14]。

3.开辟各种促进农民增收的途径

长远来说，增加农民收入的最直接办法是。（1）社会各界支持农民因地制宜地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大力发展优质高效农业，推进农产品深加工，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使其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增加农产品的出口。（2）支持农民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解决农业生产技术落后问题，支持农户实行农业的规模化经营。要实行农业的规模经营，必须将农业中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减少农民的数量。要使农村土地得以集中和规模经营，要改革农村土地制度，首先使土地的使用权得以流动和转让，进而使土地的所有权得以流动和转让，也就是使土地这一资源也得以经由市场来配置，以提高其利用效益。（3）支持农村推进城镇化发展、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把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在改革户籍制度的基础上，支持农民在中小城市就业、安家落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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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artin J.Bailey. National Income and the Price Level[M].McCraw-Hill, 1977, pp.263-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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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haghil Ahmed. Temporary and Permanent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n Open Economy[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vol.17,1986,pp.197-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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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5)[M].国家统计出版社,2005年8月,254-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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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Johansen.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ointegrating vectors[J].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1998(12),231-254.

[12]赵玉亮等.制度与贫困—以中国农村贫困的制度成因为例[J].经济科学, 2009(1), 17-29.

[13] 刘振彪.我国税收遵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0,(3):93-96.

[14]韩林.财政农业支出促进我国农村消费增长分析[J].消费经济,2009,(6):56-59.

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 第6篇

今年以来, 麟游县牢牢抓住中央出台扩大内需, 促进经济增长以及支持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政策措施, 认真研究政策内涵, 准确把握国家投资意向, 科学分析, 超前论证, 找准全县经济发展切入点, 做好项目对接点, 及时建立项目库18类151个, 上报省市各类项目11类102个, 总投资52.14亿元。全方位、多层次、广渠道争取上级财政大力支持。目前, 到位各项专项资金9 030万元, 较上年增加3 127万元, 增长37.3%, 为该县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财力支持。

一是完善了促进经济发展的配套政策。配合部门制定“九大”行业发展规划, 出台了《关于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扩大招商引资管理办法》、《关于财政支持农民增收的若干规定》、《关于促进就业和再就业奖励政策》等8项政策, 前半年, 兑现扶持资金691万元, 有力的推动了县域经济地发展。二是建立健全保增长的激励机制。对历年制定文件进行认真清理, 清理出制约科学发展制度26个, 修定了全县保增长目标责任制考核办法, 完善了加快骨干财源建设奖励办法、制定均衡发展的“六奖一补”的激励约束制度, 形成了上下联动的保增长促发展的工作机制。三是坚持“放水养鱼”, 全面落实国家出台的各项减税让利政策, 减税701.5万元, 为全县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创建了宽松的外部环境。四是健全协税护税网络平台, 在全县21个单位11家企业聘请了46个协税员, 建立动态监督机制, 实行代扣代缴、委托代征的方式, 征收税款315万元, 保证收入足额入库。坚持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并举, 开源和挖潜并重, 强化征管措施, 加大税收稽查和非税收入清查力度, 清收欠税158万元, 保证了各项收入按时、足额入库。1-8月份, 全县地方财政收入完成1 697万元, 较上年增长33.7%。

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 第7篇

(一) 专门的碳税缺位, 限制了低碳经济的发展

碳税是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税, 其以环境保护为目的, 通过削减二氧化碳排放来减缓全球变暖的速度。目前, 中国缺少针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或产品课征的专门性碳税。碳税应在环境保护税收制度中处于主体地位, 它的缺位限制了税收对污染、破坏环境行为的调控力度, 也难以形成专门用于发展低碳经济的税收收入来源, 弱化了税收的环境保护作用。碳税的缺乏使得中国距离完善的发展低碳经济税收体系还比较遥远。

(二) 现行降碳税收政策调节力度不够且缺乏协调配合

1. 资源税存在的问题。

(1) 资源税征收面过窄。资源税的征收范围主要局限于不可再生的矿藏品, 对大部分非矿藏品资源没有征税, 征收范围仍大大小于世界其他国家资源税的征收范围, 许多重要的自然资源, 如森林、草原、海洋、名贵中药材、淡水资源等, 未列入征税范围, 不利于对自然资源的全面保护。这使非税资源的价格由于不含税收的因素而明显偏低, 以非应税资源为主要原料的下游产品的价格也偏低, 从而导致企业对非应税资源及其下游产品的需求畸形增长, 使自然资源遭受严重的掠夺性开发, 造成资源配置不合理, 影响可持续发展。 (2) 资源税的计税依据不合理。目前, 中国资源税的计税依据是:纳税人开采和生产应税产品销售的, 以销售量为课税依据;纳税人开采和生产应税产品自用的, 以自用量为课税依据。这使企业对开采而未销售或自用而积压的资源不需要付出任何税收代价, 变相鼓励了企业对资源的过渡开采, 造成大量资源的积压和浪费。 (3) 资源税的单位税额过低, 只是部分地反映了资源的级差收入, 这也使应税资源的市场价格不能反映其内在价值, 造成资源的过度使用。

2. 消费税暴露的缺陷。

中国消费税设立之初并没有考虑这些消费产生的环境外部成本, 但在统一征收增值税的基础上对这些产品另征一道消费税确实体现了限制污染的税收意图。特别是对含铅与不含铅汽油实行差别税率以及对生产销售达到低污染排放值的小轿车、越野车和小客车减征30%消费税等, 则更是保护环境有力的税收措施。2009年实施的燃油税改革理顺了成品油的价格关系, 使价格变动直接传导到最终消费者, 充分发挥价税杠杆调节供求、促进资源节约的作用。但是, 消费税征税对象限于五大类、十四个税目的消费品, 其中与环境有关的仅有八种, 课税范围过窄, 一些容易给环境带来污染的消费品没有列入征税范围, 如电池、氟利昂、化肥、一次性产品 (简易相机、剃刀、饮料容器、塑料袋) 以及煤炭等, 这对环境的保护也是极其不利的。

3. 城市维护建设税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

尽管每年征收的该项税额仅占年税收收入的4%左右, 但由于该税具有专款专用的特点, 已经成为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投资的一项重要资金来源、对改善城市大气和水的环境质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是一项绿色税收, 但它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潜力还有待进一步挖掘。中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是以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实缴税额为计税依据, 专门为城市维护建设 (包括环境治理) 而征收的一种地方税。税款具有专款专用的特点, 但此税主要依赖于上述三税, 税基不稳定。若三税减免, 必然减少城市维护建设税, 也必然使园林绿化、环境卫生等资金减少。

4. 车船税的设计没有考虑污染程度且份额小。

自2007年开始, 中国对原来的车船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进行了改革, 开征了新的车船税, 加大了对车船的税收调节力度。车船税中规定, 机动车船主要按辆或载重吨位征收, 对车辆对环境的损害程度则未予考虑, 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与车辆对环境污染程度毫无关系。此外, 由于车船使用税征收额度较轻, 实际中很难利用该税种来缓解交通的拥挤和减轻大气污染, 而更多地需要采用交通管制手段。

总之, 现行涉及低碳经济的税种大都存在征收范围过窄、条款粗糙、税额设置不合理、环保意义不突出等问题。而且资源税、消费税、车船税等带有环境保护性质的税收条款, 各自独立、互不衔接, 难以形成合力进而系统地调控环境问题。

(三) 发展低碳经济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待完善

中国现行税制中已包含一些有利于发展低碳经济的税收优惠政策, 但这些政策多数限于直接的税收减免, 没有充分利用加速折旧等间接优惠政策, 形式过于单一, 对环保科技进步与创新的优惠不足, 而且这些优惠政策过于零散, 没有形成一定的体系, 相互之间的协调配合较差, 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另外, 一些税收优惠政策客观上产生不利于环境保护的后果, 抵消其他税种的环保功能。如对生产金、银产品的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的规定, 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对金、银矿源的无度开采, 加剧了资源的破坏与环境污染;对农膜、农药特别是剧毒农药免征增值税规定, 对土壤和水资源产生不良影响。因此, 要使发展低碳经济税制真正产生积极的效果, 必须从整体上制定协调统一的低碳经济税制。

二、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税收政策选择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还没有实现根本性转变, 税收体系的绿化程度一直较低。近年来, 中国税收体制改革一直在进行, 但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角度看, 从发展低碳经济的角度看, 需要进一步深化。发达国家在运用税收政策推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有着广泛实践, 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借鉴。结合中国实际, 借鉴国际经验, 笔者认为, 可以从反向抑制、正向鼓励和改革相关税种三种方案进行突破, 逐步构建中国的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

(一) 反向抑制方案对高排放、高污染企业征收碳税

碳税, 是二氧化碳排放税的简称, 是针对化石燃料使用征收的税, 旨在减少化石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在中国开征碳税的必要性, 应当说已不容置疑。碳税开征已成为中国减缓国内外压力的需要, 有利于中国树立负责任的国际形象, 它对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具有重要作用, 也是完善中国环境税制的客观需要。

作为反向抑制方案, 碳税的设计必须结合中国化石能源比重极大的国情、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综合各方面考虑, 现阶段碳税税制基本要素初步设计宜作如下安排:征收范围和对象可确定为:在生产、经营等活动过程中因消耗化石燃料直接向自然环境排放的二氧化碳。由于二氧化碳是因消耗化石燃料所产生的, 因此碳税的征收对象实际上最终将落到煤炭、天然气、成品油等化石燃料上。纳税人可以相应确定为:向自然环境中直接排放二氧化碳的单位和个人。其中, 单位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股份制企业、其他企业和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军事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单位。

税率形式采用定额税率形式。由于采用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计税依据, 且二氧化碳排放对生态的破坏与其数量直接相关, 而与其价值量无关。因此, 需要采用从量计征的方式。考虑到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 为了能够对二氧化碳减排行为形成激励, 同时不过多影响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过度降低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 短期内应选择低税率, 然后逐步提高。同时, 还有必要根据中国经济社会的实际发展状况和国际协调等方面的需要, 建立起碳税的动态调整机制。

碳税收入的归宿应确定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碳税不仅影响整个宏观经济、产业发展, 还涉及到国际协调问题, 应当作为中央税, 但中国目前地方税税收收入较低, 为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采用共享税较为合适, 分享比例可以动态调整。

中国碳税的开征, 涉及国际协约中发展中国家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上承担义务的确定问题, 中国政府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上的态度, 与现有对化石能源征税的税种之间的协调, 矿产资源、能源等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完善程度, 以及制定相关法律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为了减少碳税实施的阻力和负面效应, 碳税需要遵循渐进的改革思路, 采取税率逐步小幅度提升等措施。开征碳税无疑会增加企业的成本, 如果让税率一步到位, 公众可能会接受不了, 还可能大大降低本国企业的竞争力, 甚至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应采取国际通行的做法, 引入碳税时实施预告和渐进时序策略。给企业一个缓冲期和充足的调整时间。

(二) 正向激励方案进一步完善降碳税收优惠政策

除了运用税收政策对碳排放进行反向抑制以外, 利用税收优惠这一杠杆对企业和消费者进行正向激励也是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笔者认为, 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 取消不利于低碳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

按照国务院关于限制“两高一资” (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 产品出口的原则, 逐步取消或降低这类产品的出口退税 (率) , 使出口退税政策真正成为鼓励出口产业升级换代的产业政策手段。

2. 严格碳税税收优惠政策的运用。

对二氧化碳排放削减达到一定标准的 (超过国家排放标准) 企业给予奖励。对于不同时期受影响较大的能源密集型行业享受税收优惠必须规定严格的条件, 如与国家签订一定标准的二氧化碳减排或提高能效的相关协议, 作出在节能降耗方面的努力。

3. 鼓励企业进行低碳技术研发、应用和交流。

根据低碳企业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 制定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相比商品化阶段, 处于研发阶段的时候应该给予更多的扶持, 对从事低碳技术研究和成果推广给予支持。鼓励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 促进国内外技术交流, 提高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 实行技术转让收入税收减免、技术转让费税收扣除、引进技术的税收优惠等。

4. 鼓励发展可再生能源。

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是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 可再生能源在中国能源消费构成中不到2%, 远远低于8%的国际平均水平, 因此要对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和运用在现有的税收优惠基础上给予更多的增值税和所得税方面的优惠 (如进一步降低税率或加大扣除) , 加大扶持力度。

5. 鼓励发展循环经济。

对销售工业余热、热电联产、煤气综合利用项目给予税收优惠, 可以采取免征增值税和所得税形式。通过税收优惠大力推行节能产品, 对循环经济的科研成果和技术转让可以通过免征营业税和所得税加以鼓励。

6. 鼓励环保产业发展。

改革中国现行税法中的一些环保优惠政策, 以税式支出鼓励和支持环保企业或个人。目前, 环保相关产业已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 国家应加大力度扶持、引导环保产业的发展, 对利用废弃物、资源综合利用和清洁生产继续给予一定形式的税收优惠。如对环保投资、再投资、捐赠予以退税或所得税税前扣除等;对环保设备生产企业和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等防治污染企业的固定资产实行加速折旧制度;对环保类企业和一般企业的环保类的研究与开发费用允许加倍扣除;对从事环保科学技术研究和成果推广给予支持;对用于清洁生产的进口设备、仪器和技术资料, 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对废旧物资回收企业实行免税政策;鼓励家庭安装节能设备, 教育公民增强环保意识, 实现环保的综合治理, 造福子孙, 给后代留下蔚蓝天空。

7. 鼓励消费者购买低碳产品。

发展低碳经济需要每一个社会公众的参与, 我们不仅要大力宣传低碳生活方式, 更应通过税收政策等手段积极引导社会公众消费低碳产品, 对消费者个人购买低碳产品应给予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 引导和鼓励居民自觉地保护环境, 节约资源, 改变不可持续的消费方式, 为构建低碳社会奠定坚实的社会公众基础。

对高碳企业征收碳税和对低碳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征收碳税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碳排放量, 但并不一定能把企业导向低碳经济发展的轨道上来, 企业完全可以发展其他的经济模式。单就发展低碳经济来说, 对低碳企业给予税收优惠能够起到更好的导向和激励作用。最好的策略是税收优惠与征收碳税齐头并进, 双管齐下。要发展中国的低碳经济, 不宜采取单一的模式, 应该两者兼顾。当然, 前提条件是对“低碳”、“高污染”、“高排放”等都要有较明确的限定, 使得方案本身能落到实处, 具有可操作性。

(三) 折中方案改革相关税种, 完善其降碳功能

中国现行发展低碳经济的税收政策是在长期的税收实践中形成的, 实践证明也是行之有效的。这些税收政策, 奠定了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税收制度的基础。今后的环境保护税收制度建设, 应将改进和完善低碳经济税收政策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笔者认为, 可以以中国现行税制结构为基础, 通过增加特定税目、调整适用税率或改变计征方式等做法绿化税制结构, 实现发展低碳经济目标。

1. 加大消费税的降碳功能。

现行消费税在环境保护上主要是通过调控能源消费中占较低份额的石油产品或其互补产品 (摩托车、小轿车) 来实现的, 由于没有将煤炭这一主要能源消费主体以及其他一些容易给环境带来污染的消费品纳入征税范围, 其环境保护的效果并不突出。为了增强消费税的环境保护效果, 可以对消费税进行以下改革: (1) 在近期可以考虑增设含磷洗涤液、汞镉电池、一次性餐饮容器、塑料袋等产品的消费税税目。 (2) 在远期可能的条件下增设煤炭资源消费税税目, 根据煤炭污染品质确定消费税税额。采取低征收额大征收面的方式进行征收, 对清洁煤和型煤免征消费税。 (3) 对低标号汽油和含铅汽油提高税率或者征收附加, 利用差别税率鼓励高标号汽油的使用, 推动汽车燃油无铅化进程。 (4) 在继续试行对不同排量的小汽车采用差别税率的基础上, 应对排气量相同的小汽车视其是否安装尾气净化装置而试行区别对待, 并明确规定对使用“绿色”燃料的小汽车免征消费税。使用燃油的助力自行车也应和摩托车、小汽车一样征收消费税。

中国现行消费税仍属于有限型消费税, 设置的税目偏少, 调节功能偏弱, 即使同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 也有较大调整空间, 应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及时增减税目, 调整税率。应当讲, 上述关于消费税的改革措施是切实可行的, 目前中国消费品的选择空间很大, 从环境保护角度进行的调整并不会对生产和消费产生多少负面影响, 并不会有较大阻碍, 对于低收入家庭产生的影响完全可以通过一定的财政补贴来解决, 而对煤炭行业征税则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 具体征税安排也要视国际范围内的情况不断进行调整。

2. 增强资源税的降碳功能。

现行资源税是为了调节级差收入和促进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而开征的一个税种。从实际运行来看, 对节约资源和降低污染作用并不大。由于资源税中与污染相关的项目主要在矿产品中的能源产品上, 但就减少污染而言, 在资源开采环节征收资源税没有在消费环节征收消费税的效果明显。反倒是通过消费的调节可以影响到开采, 因为当消费者不使用具有污染的资源产品时, 矿业企业也就不会去开采这种资源。因此, 中国资源税对环境保护的作用应该主要体现在保护资源、促进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上。对此, 目前资源税的一个明显缺陷是没有把水资源、森林资源、草场资源等也包括到征收范围中来, 实现对全部资源的保护。为了提高资源税的环境保护作用, 可以对其进行如下改革: (1) 扩大征收范围。现行资源税征收范围仅限于七种矿产品和盐, 征收范围过窄, 不仅不利于资源的适度开采和保护, 反而加剧了资源的过分开采和环境破坏。应将那些必须加以保护的资源列入征收范围, 如淡水、森林、草场、土地、海洋、滩涂和生物等自然资源。 (2) 调整计税依据。把现行的以销售量和自用数量为计税依据, 调整为以开采或生产数量为计税依据, 并提高单位计税税额, 对非再生性、非替代性、稀缺性资源课以重税, 以限制掠夺性开采与开发。进一步应考虑择机将从量征税改为从价征税, 以充分发挥其调节功能。 (3) 将现行其他资源性税种如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等并入资源税, 并将各类资源性收费也并入资源税。 (4) 制定必要的鼓励资源回收利用、开发利用替代资源的税收优惠政策, 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使资源税真正成为发挥环境保护功能的税种。

资源税税率提高与征收范围的扩大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推高资源产品价格, 并会向下游产品传导, 此时, 相关配套措施, 如以保护资源为目的的激励措施应尽快出台, 以鼓励企业通过节能降耗来消化成本的上升, 而不是单纯向消费者转移;同时, 应加强对于地方政府所征收的税款的管理, 将一部分增收主要用于资源环境的治理及节能降耗。此外, 应考虑将一部分税款用于补贴消费者, 以缓解物价上涨的压力。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制约已经变得十分突出,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低碳增长已经成为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改革现行资源税是推进这一战略任务实现的重要举措, 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整体效益的提高, 虽然改革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多种阻力, 但是我们必须下决心稳步推进, 只要时机选择适当, 改革中注意对受影响较大的企业的合理处置, 就一定能顺利完成资源税的改革。

3. 改革城市维护建设税制度。

城市维护建设税为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主要的资金来源, 其中就包含了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为增强其在筹集环境保护资金上的作用, 可以进行的改革有: (1) 城市维护建设税作为一个独立的税种, 应改变其附加税的性质, 使其拥有独立的税基, 根据受益与负担相一致的原则, 可以纳税人的经济活动总量, 即销售 (营业) 收入为计税依据, 实行普遍征收。 (2) 重新确定税率。由于中国地域辽阔, 存在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城镇维护建设的资金需求不一等实际情况, 在税率的确定及其他管理权限方面应给地方一定的“自主权”, 以便使各地根据实际情况, 因地制宜, 合理确定。国家可采用幅度税率的形式, 规定最低限度, 进行宏观控制, 既防止地区间税负过分悬殊, 又便于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适宜的税率。

改革后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收入应归属地方政府, 由地税机关负责征收。以经济活动总量为计税依据能较好地体现公平原则, 也有利于改变作为附加税时征管混乱的状况。为保证改革后的城市维护建设税能顺利实施, 不至给企业带来较大的成本影响, 总体税负设计应在目前基础上略有提高, 以后再根据经济发展情况进行适度调升, 对于受影响较大的企业 (主要是“三税”减免较多的企业) 可设置一个减免过渡期加以缓冲。

4. 完善车船税制度。

与对车辆征收消费税一样, 车船税同样是作为燃料的互补品来发挥环境保护的调控作用。国际惯例是按照排量和吨位的差异来征税, 但中国现行的车船税基本上是根据车船的吨位数和固定税额进行征收, 与其使用的强度无关。考虑到车船税税负偏低的情况, 为了增强对汽车尾气和噪音的消减作用, 应该适当提高税额标准或者征收污染附加税, 应采取车船税差异化政策。需要注意的是, 对于车辆等交通工具的征税税率的确定, 应该综合考虑所有与车船等交通工具有关的税种以及收费来进行。车船税的修改完善是与相应的国家管制政策相配合的, 具有较强的可行性, 有利于抑制高耗能高排放车船的生产与消费, 尤其是实行差异化政策既可提高税收收入, 又不影响消费, 并鼓励中低收入群体保有车辆, 还可保证国家节能减排和减少碳排放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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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 第8篇

关键词：贵州,农民收入增长,财税政策

属西南贫困省份的贵州,农村人口占据较大比重。当前, 农民的收入问题已经成为制约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持续增加本省农民的收入也成为该省“三农”问题的核心任务。本文将主要从贵州省当前农民收入情况着手,在深入分析造成农民收入低、增收困难的诸多原因基础之上,力图从财政方面寻求一些措施来增加本省农民收入,从而为促进贵州省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一、当前贵州省农民收入情况

(一)农民收入有所增长,但较全国平均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

近年来,由于贵州省特色农业、旅游业等的稳步发展,农民的收入有了一定提高。据贵州省统计局发布数据,2010 ~ 2015年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呈增长趋势,该指标在2015年达到了7386.7元。但是,与2015年的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11422元相比,贵州还存在很大差距。

(二)农民收入渠道少

虽然,近年来在中央和省一级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贵州省农民收入有了显著提高,且其增长率在2014年列举全国首位。 但是,本省农民的收入渠道并不宽。外出打工的工资性收入、 从事农业生产的第一产业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构成了其主要收入来源。以2014年为例,与农业密切相连的家庭经营性收入中, 第一产业人均收入占据当年人均总收入的比重只有1/3左右, 且当年的人均转移性收入占据当年人均总收入的比重为21.5%。 这说明,一方面贵州省农业本省身产出不高;另一方面,本省农业对中央财政的依赖性较强。较窄的收入渠道限制了本省农民收入的增加,也阻碍了本省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二、制约贵州省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

(一)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落后贵州省是以喀斯特地貌为主的典型山区农业

贵州省是以喀斯特地貌为主的典型山区农业省,自然环境恶劣。受自然条件影响,贵州的生产成本很。同时,由于地方财政实力有限,使得交通运输等一些基础设施供给不足,难以将其产品销售出去。贵州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诸如农民贫困、 农业落后、农村不稳等这些因素明显的制约了拓展具有贵州特色的广大市场。

(二)专业人才缺乏,科技水平低

贵州省的农村经济改观不显著,这与本省科技水平总体不高是密切相关的。一方面,科技所具有的渗透力对农业较弱, 在生产力方面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能力不高。在农业发展中,新产品、新技术的研究怠慢使得资源还得不到最大效率的利用,资源消耗仍是农业发展的的一个弊端。另一方面,农村人才的大量外流,教育系统的不完善,文盲的大量存在使得地区缺乏高科技人才,不能更好的掌握新技术,无法对农业新技术进行研究利用。

(三)农民整体素质不高

与很多省份相比较而言,贵州农民群体存在一定特殊性。 首先贵州是一个多民族共存的省份,少数民族占据人口较大比重,各民族的农业生产方式、生产效率差异较大,且总体落后。 其次,由于教育水平的落后,农民生产技能不高,受过一定教育的农村人口出离农村的比重较高。所以当前留守农村从事各种农业生产和其他农村经营性行为的农民,其农业生产和经营的能力相对不高。这也是制约贵州省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促进贵州省农民收入增长的财政政策建议

(一)加大财政对农村的投入力度

当前,贵州省农村中跟农业发展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尤其是水利、运输等方面。这些问题的存在一方面减少农业生产的收成,另一方面阻碍了农业产品的向外销售,是制约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问题。因此,本省应该在这方面投入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相关基础设施的配置。

(二)进一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

在稳定本省现有农业投入的基础上,要下决心调整分配结构,新增的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资金都要要切实向农村、农业、 农民倾斜,逐步建立既稳定又增长的农业投入机制。另外,当前较重的税负成为制约农业相关产业的企业和个人发展的瓶颈。 除法定的税收以外,还附加各种各样的行政规费,导致农业无力转型升级、科技创新,农民则无力去扩大消费改善生活。这势必会影响本省经济的发展后劲,影响农民生活质量的改善。 加之,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很多时候不想匹配,使得地方政府需要用有限的资金去做大量的工作,自然用于农业的资金会有限或受到挤占。所以在财政体制改革方面还要有针对性地设计改革方案,以扭转地方政府财权、事权过于不相匹配的局面。

(三)对农业科技创新方面实施财政激励政策

增强农业创新能力是贵州省农村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为了能更好的促进农业相关技术的创新和将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贵州省可以考虑在跟农业创新相关的方面予以相应的激励措施。比如,对于农村义务教育、农业中等技术学校等,加大财政资金的投入;对农村走出去的大学生回乡创业给予土地租金、创业资金等方面的扶持;对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的农业公司,一方面对其审核合格的科技创新技术进行奖励, 另一方面还可以考虑由地方政府搭建平台帮助其拓宽销售渠道和扩大生产规模。这样,既能在一定程度上让农民不离开家乡就能打工增加收入,又能让农村经济得到发展,从而也促进农村社会面貌的改变。

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 第9篇

关键词：内生增长理论,人力资本,技术约束,财政政策

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内生增长理论,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从理论发展的角度分析, 内生增长理论主要的贡献在于将“知识”和“技术”在模型中内生化。内生增长理论认为, 技术进步既是经济增长之源, 又是“知识”内生积累的结果。这样, 经济增长就取决于经济系统本身, 而不是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是外生的。但这一时期的增长理论学家主要是在完全竞争假设下考察长期增长率的结论。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完全竞争假设条件过于严峻, 限制了模型的解释力和适用性;二是完全竞争假设无法较好地描述技术商品的特性, 即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 并使一些内生增长模型产生逻辑上的不一致。为了克服上述内生增长模型存在的问题, 从90年代开始, 增长理论学家开始在更接近现实的垄断竞争假设下研究经济增长问题, 提出了一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 标志着内生增长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问题进行研究, 并采取有效的财政政策, 对于促进我国长期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思路

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及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理论于20世纪30年代推出后, 在经济学界引起很大震动, 但这套理论主要采用静态均衡分析方法, 考察的是经济的短期静态均衡和比较静态均衡, 因而无法分析长期问题和动态问题。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试图将凯恩斯的《通论》长期化、动态化, 即试图确定在给定假设条件下实现持续充分就业的条件。为此, 他们研究了国民收入、储蓄率、资本、劳动生产率等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 各自独立地提出了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这一模型虽然能够部分解释经济增长问题, 但主要还是在资本产出系数不变的基础上, 强调实现经济增长理想状态的困难性, 即所谓“刀刃”问题。基于要素边际收益递减和资本与劳动具有可替代性的假设, 以索洛斯旺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 由于资本积累会出现收益递减问题, 最终人均产出将停止增长。他们发现, 仅靠要素投入并不能解释全部经济增长, 为此, 他们引入了一个外生的技术进步因素, 并认为技术进步是比物质资本和劳动投入更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虽然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这一理论对知识的生产过程仍然一无所知。因此, 如果这个外生的技术进步的来源被切断, 经济终究难逃零增长的稳定均衡状态, 那么经济的长期增长仍是无法解释的现象。为突破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不切实际的假定前提和最终结论, 阿罗在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方面做了最初的尝试。他指出, 技术进步与投资过程是联系在一起的, 投资都是在做新事情, 这无疑将产生新知识, 他用“边干边学” (Learning by doing) 来解释这一过程。此后宇泽弘文、谢辛斯基等人的研究首次分析了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的来源, 并强调生产经验的积累或教育投资的内生化知识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 研究并发展了阿林扬、熊彼特、阿罗等人的经济增长思想, 提出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 重新探讨了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 构筑了一种新的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认为, 长期经济增长率不会像新古典经济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最终趋向于零, 因为新投入的要素积累不会出现边际收益递减的现象;而如果企业层次的资本投入边际收益率发生递减现象, 整个经济层次的资本边际收益率则不会发生变化, 甚至在一定条件下递增, 促进资本边际收益保持不变或递增的源泉在于人力资本投资、知识积累与技术进步。例如卢卡斯认为, 人力资本在积累过程中 (包括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等) , 会发挥正的外部效应, 使平均人力资本水平递增, 并通过学习效应从一个人扩散到另一个人, 最终对所有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产品产生正的影响。罗默认为, 一国的知识总量假定取决于所有过去企业从事的研究与开发活动总量, 则由于每个企业都可以从其他所有企业所从事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中受益, 说明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具有外溢性。这种外溢效应不仅使知识自身形成递增收益, 而且使物质资本、劳动等其他要素也具有递增收益, 从而会导致无约束的长期经济增长。

此外, 内生增长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政策主张上也产生了分歧。尽管之前的财政学家认为财政政策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等领域具有重要作用, 如通过增加税收动员额外资源以增加投资水平、通过征收累进所得税调节居民收入差距、通过补偿性财政政策防止出现大的经济波动等, 但一般认为财政政策在促进长期经济增长方面作用不大。有些学者甚至通过“李嘉图等价定理”和理性预期学派的理性预期假定, 认为财政政策在拉动消费与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根本就是束手无策的。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 一国的经济增长是由内生因素决定的, 这些内生因素对财政政策非常敏感, 也就是说, 财政政策在促进长期经济增长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为, 无论是知识的积累过程, 还是人力资本的投资过程, 财政都可以通过税收、支出、补贴、公债等手段予以积极支持, 进而提高单位生产要素产出率, 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正因如此,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 财政政策再度成为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研究重点, 这从美国布什政府的所得税减税, 以及加大对教育、科技、研发等领域投资的财政政策可见一斑。

二、内生增长模型对财政政策影响的关系分析

1. 基于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对财政政策分析。

卢卡斯认为, 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人均收入增长率与人力资本投资占总投资比重成正比。但人力资本投资又存在外部性, 即虽然经济整体收益及每个企业的单个生产率均会因人力资本投资深化过程而提高, 但人力资本拥有者并不能因为其对经济整体所做的贡献而得到补偿, 从而经济行为主体的投资不会达到最适状态。由此, 政府部门可通过财政政策, 在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或直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 或通过税收减免、投资补贴、财政贴息等手段, 鼓励企业投资人力资本。卢卡斯指出, 基于人力资本积累的途径在不同行业中有所不同的事实, 如果某一行业具有较高的潜在人力资本增长率, 政府最好引导资源从别处流向该行业, 提高资源的投入产出效益。财政可通过税收和转移性支出过程实现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资源优化配置, 如加大对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人群的定向培训, 使其能够从事某些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工作等。另外, 索伦森的人力资本分析模型指出, 对资本征高税只影响利率, 并在长期内降低生产的资本密集程度。如果政府提高学费, 对劳动所得课税会降低平衡增长率;如果政府对教育提供补贴, 对劳动所得课税会提高平衡增长率。因此在社会最适状态下, 对资本所得征税税率并不为零, 政府需要为扶持人力资本的形成提供生产型服务。此外, 索伦森还说明了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大小决定了对劳动所得的课税是正还是负, 这同样适用于教育学费或教育补贴。如果这种外部效应非常大, 且教育过程的效率很高, 政府应当提供教育补贴;如果这种外部效应非常小, 且教育过程的效率很低, 政府应当对家庭收取学费。

2. 基于知识外溢性效应对财政政策分析。

另一种解释资本投资收益率在长期中不会发生递减现象的思想, 是认为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 知识和经验也在不断积累, 而知识的积累具有外溢效应, 使物质资本收益率长期中不会趋向于零。阿罗认为, 知识的取得与经验紧密相关, 而经验的衡量指标是总投资积累额。当总投资不断增长时, 经验的取得促进了知识存量的不断提高。一旦知识作为一种共用品被生产出来, 即可促进所有工人生产效率的提高, 由此说明私人边际产量与社会边际产量不一致, 政府应通过一定的财政手段, 弥补私人投资与知识积累的不足, 使总投资水平达到或趋近于政府认定的水平。罗默模型同样说明了由于知识的外溢效应, 资本边际效益并不会因资本固定性而逐渐降低, 因此仅靠分散化的私人投资过程将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知识存量, 政府应采用一定的财政政策, 引导私人经济将消费转向物质资本投资和知识积累。具体措施包括对知识资本的持有、积累或对知识的生产过程提供补贴, 并对知识资本以外的其它要素课税, 最简单的方法是政府对厂商所拥有的每单位知识支付一个依时而变的单位消费品补贴。

3. 基于生产性公共投资理论对财政政策分析。

传统经济学普遍认为政府支出具有非生产性, 内生增长理论则否认了这种看法, 认为公共投资具有很强的生产性和外溢效应。例如教育支出能提高全社会人力资本拥有量和提高人均产出率;经济基础设施 (包括公路、铁路、通讯、电力) 投资不仅是拉动有效需求的重要手段, 同时也能提高单位资本产出效益和全社会供给能力;国防支出中的高新技术研究开发更可以提高知识存量和劳动生产率。阿罗和库兹通过构建生产函数模型Y (t) =F[K (t) , G (t) , L (t) elt], 说明公共投资对增加劳动力的技术进步率具有重要作用。巴罗和萨拉把“公共部门”引入具有不变规模收益的增长分析框架中, 构建了一个以政府公共支出为中心的内生增长模型, 认为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所认为那样是相互替代的, 而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政府部门通过公共资本投资可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 维持长期投资规模和经济增长率。格鲁斯曼和卢卡斯甚至认为, 公共投资不但不会排挤私人投资支出, 甚至可以通过扩大供给, 降低全社会物价与利率水平, 从而对私人投资产生拉动作用。在政府应采取的财政税收政策方面, 巴罗和萨拉认为, 最优税收政策应依据所提供的共用品的特性而定。如果政府提供的是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共用品以及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私用品, 则一次性总付税优于所得税, 因为所得税会对劳动供给、储蓄, 以及投资产生负效应;如果政府提供的是具有拥挤性的共用品, 则所得税的作用如同使用者付费, 可能优于一次性总付税。由此内生增长理论认为, 政府应该一方面尽量压缩消费性支出, 采取财政手段刺激公共储蓄和家庭储蓄, 加大对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投资力度;另一方面应针对所提供共用品的不同特性采取区别对待的税收政策, 以使税收对投资和储蓄的调解与刺激作用得到最充分发挥。

4. 基于R&D投资理论对财政政策分析。

罗默拓展了对外部性的研究, 并将技术变化与垄断力量结合起来, 构建了一个基于内生技术变化的垄断竞争均衡增长模型。该模型建立了三个生产部门, 即家庭部门、研究与开发部门和中间资本品生产部门, 证明如果没有政府干预, 研究开发部门的研究活动规模是次优的。罗默强调, 政府的政策取向是在向知识积累提供补贴的同时, 向中间产品的购买提供补贴, 这将导致研究与开发部门人力资本收益的增加, 促进更多人力资本配置于研究部门。格鲁斯曼和赫尔普曼在罗默模型的基础上, 建立了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说明研究与开发使企业有了新发明的机会, 这种发明完全拥有私人产权, 但也同时使公共知识存量增加, 而每个企业都能从公共知识存量的增加中受益。由于私人企业决策时并没有考虑到R&D投资的外溢效应, 导致私人竞争性均衡将低于社会最适增长率, 由此政府政策需要发挥作用, 通过税收、补贴等财政手段鼓励私人企业增加研究与开发支出, 提高劳动生产率。

三、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对我国财政政策的创新

基于对内生增长理论的分析, 财政政策在于促进我国经济长期增长中作用重大, 但以消除短期经济波动为目的的宏观经济政策作用未能充分显现, 必将严重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传统产业技术水平严重落后、技术自主研发动力不足等技术约束问题长期存在, 要改变这种状况, 必须从全社会的改革入手, 使我国的经济增长能够从投入型的粗放增长转变为以技术进步为动力的内生增长, 政府的政策创新是责无旁贷的, 因而必然要求加强我国财政政策的创新, 其路径选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1. 创新政府支出政策措施, 优化R&D经费投入领域。

这将是今后R&D经费大幅度增加的主渠道。目前我国的财政承受能力及企业的实力还不是很强, 因此合理、有效地配置现有财政资源是关键问题, 国家应选择能最大限度地促进我国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重点产业、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集中投入, 放弃对“模仿类”产品和项目的支持。有重点、有突破地将经费集中于那些具有潜在优势、产业关联度高、市场前景好, 以及国民经济发展亟需解决的技术和产业领域, 真正体现“有所不为”才能更好地有所为。内生增长理论认为, 研究与发展不仅是科学知识产生的重要来源, 也是技术产生和转化的必要方式, 增加R&D投资将成为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及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 财政可以从多方面鼓励和支持企业增加R&D投资, 提高产品科技含量, 促进技术进步。

2. 完善教育和培训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

这将有利于全社会的知识积累及人力素质的提高, 不仅会降低劳动力的协调成本, 而且有利于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更好地利用, 也有利于自主的技术创新。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包括加大基础设施投资, 加大对儿童、教育和培训的支出, 增加科学研发费用支出, 鼓励高科技发展等, 这一方面保证了美国经济的高增长、低通胀;另一方面则使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和经济结构高级化成为可能。因此, 要完善教育和培训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 促进人力资本生成, 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内生增长理论告诉我们, 增加人力资本投资, 提高人力资源素质, 可以促进单位劳动生产率和物质资源利用率的提高, 避免经济长期内的下降趋势。政府通过财政手段增加对人的教育、培训, 必将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水平, 激发其创造性和创新热情, 促进市场结构的改善升级和经济的长期发展。以下财政政策的实施将颇为重要:各级政府要严格按照《教育法》相关条例的规定, 充分挖掘各级财政增加教育投入的潜力, 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加强教育经费管理, 完善经费使用效益考核体系。规范财政教育支出范围, 优化支出结构。应科学划分各级政府在教育投入方面的事权职责, 建立合理的政府间分权机制, 强化中央、省级政府的教育发展事权职责。

3. 给予高新技术产业在金融税收方面的政策支持。

建立健全风险基金和贷款担保基金制度, 对企业用于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的费用实行税收抵扣, 建立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基金和加速折旧制度, 强化对传统产业高新技术化的税收优惠力度。同时, 利用税收杠杆鼓励那些能淘汰大量重复建设产品和项目的技术创新以及那些外部效应明显, 与企业及地方资源禀赋适应的适宜技术的引进。此外, 我国应加强自己的知识产权意识, 通过加大出口退税力度对我国的技术出口进行一定的扶持, 帮助它们在国际市场上产生经济效益, 以此产生对其他国内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通过必要的“政府购买”的特殊政策, 强化国家对科技成果转化的调控、导向机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采取“政府购买”的政策, 帮助那些很有发展前景, 但一时还不能被市场接受的高科技成果实现其市场价值。但这种调控和导向主要是对那些经过慎重选择的, 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的科技成果所实行的特殊政策保障。这也是向企业传递国家支持重大科技创新的一种信号和必要的引导。

4. 强化经济长期增长的体制保障。

基思格里芬曾明确提出, 发展的实质就是体制改革与创新。体制创新的过程可以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独立变数, 可以成为发展的前提。更重要的是, 体制改革可以补充其他的发展政策, 增加他们的有效性。王小鲁的研究结论表明, 1979年~1999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不是来自于技术进步, 而是来自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变革所带来的大规模的资源优化配置。可见, 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完善, 将能够创造出一种最大限度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提高全社会创新能力的社会环境和制度安排。可以相信, 明确划分各级政府间的财权和事权, 进一步深化政府分权体制改革将使财政运行更具效率;对非国有企业进行科技投资的税收优惠制度将使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更为迅速, 更具生命力;改革现行财政收入征管机制特别是税收征管机制, 加大税收监督检查力度, 将使财政收入规模更能得到保证;财政预算和支出管理体制的改革, 必将提高各级政府预算的严肃性和宏观调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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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 第10篇

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于日前结束，本次会议是在国内外经济形势面临严峻的情况下召开的。就外部形势来讲，欧美连续爆出的主权债务危机使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大，有可能进入长期停滞的趋势，这对高度依赖外需的中国经济而言，绝非好事；就国内形势来说，2011年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经济下行和物价上涨的压力同时并存，尽管经过一年的防通胀努力，到年末物价终于有了较大程度的回落，但与此同时，经济减速的局面也已形成。可以说，用“内忧外患”来形容2011年的中国经济，并非夸张。

鑒于此，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的经济和社会工作将可能遇到的严重困难作了充分的预判与分析，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五大主要任务，一是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二是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三是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四是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五是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这五个方面概括起来，就是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它充分体现出了会议对明年经济工作“稳中求进”的定调要求。

需要指出的是，这次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促进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相对于历年经济工作会议乃至其他会议，这是个新的提法，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政策刺激造成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政府迅速出台了史无前例的刺激计划，包括4万亿政府投资、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产业发展规划，从而使中国经济得以快速从危机中复苏，保持较高增速。可以说，这几年经济的高速增长，是政策刺激的结果。二是中国经济还没有形成自主增长的机制。尽管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一个较高的增长水平，但主要是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尤其是后者，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长期以来对中国商品的庞大需求直接促进了中国经济的繁荣，但由此也使中国走向了一条依赖外需的出口导向型的发展不归路，而代表自主增长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这30余年里很少。

但无论是短期的政策刺激，还是长期的依赖出口，都会导致严重后果。政策刺激不用讲，一旦停止刺激，或者政策刺激的效果全部用完，经济增速立马就会下降。这在2011年表现得很明显。随着前两年政策刺激导致的通胀，今年为防通胀恶化，减少了刺激力度，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经济增长呈现出一个前高后低的走势，很多企业陷入了困境。从出口依赖看，为了满足美欧民众对中国廉价商品的需求，我们不得不压缩国内劳动力、资源和土地的价格。因为对后发国家来说，要积累促进经济增长所需资本，必须向发达经济体出口商品，换取外汇，于是在众多后发国家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你的商品如果不能做到价廉物美，人家就不要你的，这逼得你不得不去剥削本国劳动者，压低生产要素的价格。它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国内劳动者的收入水平长期上不去，收入不高，想消费也不可能，致使消费占GDP的比例很低。除此外，依赖出口还会导致另一后果，即当发达经济体自身出问题，其民众也开始节衣缩食时，对发展中国家商品的需求会大大减少，这样这些国家大量依靠出口商品的企业会纷纷倒闭，工人失业。这正是今年以来我们在经历的事情。

问题还在于，政策刺激和出口依赖的后果不是单个在发生作用，而是互相叠加在一起，它使得已经高度固化的靠牺牲资源和环境，以及低成本的人权优势，来谋取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走到尽头，难以为继，如果不谋求经济的转型，从依赖政策刺激转向自主增长，中国经济就可能或者说势必会陷入长期的增长泥潭。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促进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化可谓非常及时。

不过，这种有序转化并不那么容易。它不仅要有克服既得利益的勇气，还要有系统的规划和推进。这也就是中央为什么在此次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四个“牢牢把握”的原因。也就是，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牢牢把握加快改革创新这一强大动力，抓住时机尽快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着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牢牢把握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一根本目的，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切实办好涉及民生的大事要事，注重提高发展的包容性。这四个“牢牢把握”，实际上构成了一个转化的整体。

当前来说，在四个“牢牢把握”中，关键是要把握第一个，即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没有民生的保障和改善，老百姓就会有后顾之忧，不敢去消费，就此而言，保障和改善民生重点是要加强社保体系的建设，加大公共服务的力度。没有收入差距的缩小，不培育发展一个中等收入群体，就会出现“富人有钱无处花，穷人有钱不敢花”的情形，加大低收入群体的不满，加剧社会冲突。所以，只有让中等收入者在社会结构中居主体地位，才能形成一个稳定的消费结构。

加快发展服务业则与这两者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由于服务业是处理交易成本的产业，它具有的许多优势，使得在中国发展服务业意义特别重大，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必由之路。如与工业相比，服务业的能源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有利于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服务业能促进消费，有利于实现生产与消费的协调发展；服务业容纳的就业人员特别多，加快发展服务业有利于扩大就业；而作为直接提供消费产品和服务的行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需求将向旅游休闲、医疗保健、文化娱乐、教育培训等方面拓展，只有服务业得到较好发展，才能满足人们的这些需求，其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才能得到提升。

因此，上述三方面构成了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的主要内容和途径。换言之，要真正扩大消费进而扩大内需，使经济发展的支点从依靠投资和出口转到依靠消费上来，从而培育经济自主增长的内生机制，必须在这三方面都要加快发展和完善。

2012年注定会是一个不平静的年份。经济环境的复杂和严峻考验着政府的调控艺术和水平。所幸的是，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来看，高度的忧患意识，不回避问题和矛盾，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精神，以及一揽子解决问题的手段和措施，将为中国经济走出困境，转变发展方式，生成自主增长的机制，带来希望。

专利产出促进经济增长研究 第11篇

专利作为技术创新成果的载体, 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最核心、最具有竞争力的技术产品之一, 专利产出水平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技术研究和开发能力, 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科学技术实力以及竞争力的主要标志。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专利产出与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的研究。本文探讨了专利产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渠道和机理, 研究归纳了专利通过技术的创新、扩散、转化和转移实现对经济发展实现推动作用的路线图。

专利产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与路线图

专利产出通过知识产权制度影响经济发展

知识产权制度是激发创造力、促进经济发展的加速器, 是保障经济发展的关键制度。知识产权制度通过激励机制、保护机制和优化配置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专利产出通过知识产权制度影响经济发展的过程如图1所示。

专利产出通过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发展

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用动力源, 专利作为最重要、最基本的技术创新表现形式, 刺激了投资与智力创造活动持续不断地进行, 促进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专利产出通过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发展的过程如图2所示。

专利产出通过技术扩散影响经济发展

随着技术经济和知识经济高速发展时代的到来, 技术扩散已成为促进企业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和国家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技术创新只有扩散, 才能够创造出规模效益, 才会推动社会经济发生周期性的变化。专利产业化进程有力推进了经济发展。专利产出通过技术扩散影响经济发展的过程如图3所示。

专利产出通过科技成果商业化影响经济发展

专利权人在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下, 愿意将自己的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成果等发明创造公之于众, 使得其他社会公众通过有偿的手段获得发明创造成果。专利产出通过科技成果商业化经营, 不仅实现了知识产权价值, 而且推动了科技进步。专利产出通过技术扩散影响经济发展的过程如图4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