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神道范文

日本神道范文（精选3篇）

日本神道 第1篇

什么是社会控制呢?罗斯认为:“社会控制就是由社会有意识, 有目的地采取各种措施, 对个体和群体的行为加以规制和约束。”庞德认为在社会控制的诸多手段中, 法律是主要的手段, 但还需要宗教、道德和教育的支持。

1 神道教

神道教是以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天皇崇拜等为主, 属于泛灵多神信仰, 视自然界各种动植物为神祇, 也赋予各代日本天皇以神性。神道教没有创始人, 也没有像佛经或《圣经》那样的宗教经文和普遍的传道活动。神道教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儒教, 佛教, 基督教等宗教的思想文化。

2 天皇制

天皇制是在推古改革, 和大化革新以后逐步形成的, 推古改革和大化革新是日本历史上比较有名的改革, 推古改革是在推古天皇和圣德太子掌权以后, 为了内强王权、外增国威, 仿照唐朝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而实行的改革。603年制定了“冠位十二阶”制度。朝廷根据个人的才干、功绩和忠诚而不是出身门第来赐予他们划分着等级的冠位头衔。冠位可以晋升, 不能世袭, 而且贵族不在其列。此举遏制了贵族世袭的特权, 既有利于提拔人才、建立官僚体制, 又为树立中央政府及天皇的权威奠定了基础。604年颁布《十七条宪法》。这部“宪法”实质上并无法律约束力, 仅为官僚、贵族的道德规范或者行为准则, 其目的在于加强皇权, 压制氏姓贵族的势利, 消除人民的反抗。这部宪法大致可分为三部分内容:首先是强调天皇的绝对权威, 其次是规定各级官吏的权利义务, 再者是关于民生的内容。这17条宪法的重点放在“和为贵”、“崇君”、“公正”与“尊三宝”上。其中, “崇君”是为了树立天皇的权威;“公正”是为了让官员服从天皇统治秩序;“尊三宝是为了统一信仰和思想。也就是奉“佛、法、僧三宝”为“四生之终归, 万国之极宗”。以圣德太子为首倡导信仰佛教, 对于推古改革中提倡佛教这一举措的政治意义, 井上清 (Kiyoshi Inoue, 1913—2001) 评价道:“一方面为了用这种超越‘氏’的新信仰来统一贵族的思想, 一方面使中央和地方的氏姓贵族和群众对朝廷的威力产生强烈的印象。”同时, 在中国的儒学和佛教经典中“王权神授”、“王道思想”的理论, 在与日本传统信仰结合的基础上, 形成了国家最高统治者天皇的精神支柱。推古改革的政治思想便是意欲通过借用儒学的道德观念、阴阳五行学说的自然规律理论阐明王权、君主制度的合法性。推古改革虽然并没有触及当时的经济制度, 但是他为建立天皇集权政治迈出了比较重要的一步。圣德太子逝世后, 圣德太子派到中国的留学人员陆续回国。他们带回隋唐的封建统治制度和思想文化, 并传授给皇室贵族, 为日本迈向封建社会提供了思想基础。645年, 新政权在宫廷政变之后改年号为“大化”。646年, 孝德天皇 (596—654) 颁布了由4项条款组成的《改新之诏》, 并极力在全国贯彻, 随后所进行的一系列政治改革被称为“大化改新”。大化改新吸收了推古改革的教训, 从一开始就从政治、经济两方面打击、削弱贵族势力;并参照唐代法律, 从日本的社会实际出发制定《近江令》, 《飞鸟净御原令》, 《大宝律令》, 《养老律令》这些法律的主要内容包括班田、赋税、户籍、政府机构、军事制度、身份制度和司法制度等, 基本上实现了实现了以唐朝为楷模的天皇制国家。《近江令》的编纂在古代天皇制形成的道路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得天皇制有了合法性依据、得以初步形成。《养老律令》中犯法的诸种罪中, 有8种罪是最重的, 其中有4种就属于触犯皇权、社稷的。按照规定, 臣民对君父要“惟忠惟孝”, 若违反忠孝之理, 持凶恶之心, 则会危及君位。企图危及君位者, 犯有谋反罪;谋图破坏皇室宗庙、山陵、宫室者, 犯有谋大逆罪;企图叛国、出走异国者, 犯有谋叛罪;盗窃天皇乘舆、服饰, 伪造天皇御印, 诽谤天皇, “指斥乘舆者”, 则被指控为大不敬罪。犯以上四罪者, 一律处以斩、绞、流等重刑。此外, 对于天皇的职能, 律令中的记载虽然简单, 但也有《神祗令》、《仪制令》和《公式令》对天皇的祭祀权、称谓以及职能的相应规定。这样一些明文的规定在制度上树立了天皇的权威, 而且使天皇权威有了明确的法律保障。经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 终于在日本建立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以天皇为最高统治者的中央集权式政治体制。

3 神道教与意识形态

日本神道教教义以“尊皇”和“和”为主要内容, 对国民进行意识形态的教育。《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神话篇中记载, 皇祖天照大神创造出日本国, 天武天皇是皇祖天照大神的嫡系子孙。有天照大神才有日本人及日本国家, 神皇一统, 万事一系。因此国民应以感恩的心忠于天皇, 接受天皇的统治。尊皇思想发展到武士阶段, 表现为忠诚思想, “忠诚”被置于所有道德规范的首位。镰仓幕府制定了日本历史上的第一部武士法《贞永式目》有“仆忠主, 子孝父, 妻从夫, 舍非赏直, 安定庶民”的规定, 将忠诚放在了第一位, 山鹿素行的《士道论》规定了武士的最高道德规范, 认为武士之本在于对自己所担负的职分的自觉。有了这种自觉, 才能以忠诚作为第一要义, 身体力行人伦之道;进而成为其他三民 (农工商) 的楷模, 使自己的道德标准成为全社会的最高道德和行为准则。

“和”的思想是指“和睦”“和谐”要求人们与集团步调一致, 团结合作。不做违反集团和谐的事情, 江户时期日本乡村社会对于不遵守规矩、破坏秩序的人采用"村八分"制裁措施。指的是在同一地区居住的人们通常会进行十种集体行为, 分别是葬礼、灭火、成人仪式、婚礼、生产、照顾病人、帮忙新建或改建房屋、照顾受水灾者、忌日、旅行。村八分就是指, 除了前两者葬礼和火灾时予以帮助以外, 断绝其余一切交往的制裁。被课以此种制裁的人将不能使用入会地等共有土地, 因此实际上是无法继续生存下去的。也就是如果破坏群体一致原则, 在团体中冒尖或特立独行就会被看作“害群之马”而受到惩罚。越害怕惩罚就越要与集体保持一致, 把自己奉献于集体, 久而久之, 发展成为集团成员对集团忠心耿耿, 一心一意, 必要时以牺牲个人自由, 个人利益来换取集团内部的和谐统一。曾经有一位研究日本国民性的学者说过这样一句话:“日本人好比一群在水中游着的鱼, 突然一个石子扔进去, 被打散了, 但它们很快又调整好秩序, 或许是向着相反的方向游去, 但绝对是井然有序的。

“尊皇”是日本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之一, 它在历史上的重大变革时期以及在抵御外力、推动民族一体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它可以使日本民族对内一体化, 对外一致行动, 保证了集权与共同体内部的凝聚力。“和”的思想又使日本人对本集团忠心耿耿, 一心一意, 成为战后日本的恢复建设的动力之一, 对日本近代化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4 通过宗教礼仪和祭祀活动强化人们的群体意识, 融洽人际关系

神道教的祭祀活动是人与神进行交流的行为方式, 祭祀包括楔拔, 斋戒, 祈祷, 神兴仪礼, 参拜等主要活动。神道崇尚“明净正直”只有明净的身心才能与神感应沟通, 得到神的冥护, 楔拔就是祭祀前需以水洁身行拔, 神社都有清水充盈的“手水舍”, 人们在参拜前在此洗手漱口, 精洁体内外污秽。斋戒又称“洁斋”, 被神道界视作“捍卫神道的重要宗教行法”。祭祀之前, 祭祀者要在一定的时日内脱离世俗生活, 不触秽恶, 清净身心, 使精神和肉体都达到与神交流的最佳状态。祈祷是祭祀的必行程序, 其目的不外是求得神明的加护与冥助, 在内容上没有限定。从现代神社祭祀的祈祷内容看, 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祈祷世界和平, 国家安宁, 没有天灾地变;二是祈祷农业丰收, 风调雨顺, 防止虫害;三是祈祷早得贵子, 分娩安全, 子孙繁荣, 家运享通;四是祈祷健康长寿, 疾患早愈;五是祈祷事业有成, 富贵发达;六是祈祷家内安全, 交通安全, 旅行安全;七是祈祷转换厄运, 雪洗无实之冤。总之, 祈祷的内容十分贴近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所谓“神兴仪礼”, 指让神高兴欢悦的神事活动, 以场面热烈、娱乐性强为主要特征, 也是把祭祀推向高潮的重要行事。主要包括神乐、节会、神贩三部分, 参拜者在洁身净斋, 虔诚敬献等神圣庄严的仪式结束后便转入欢腾热烈的活动中去。各神社祭典后的祭事活动没有统一模式, 往往和各地域的风土人情有机地结合起来, 成为民俗风习的一种写照。例如, 京都八坂神社的“抵园祭”规模盛大, 历时一月之久, 号称“天下三大祭之一”。又如东京的“银座祭”, 横滨、神户的“港祭”, 参加者动辄数十万人。小口掘监修的《宗教学辞典》这样评价祭祀活动:“给广大民众带来了日常生活中所匾乏的、令人振奋、欢欣鼓舞的感受, 增进了共同参与、相互体验的联带感与共属感。”

总之, 从历史发展来看, 神道教是日本统治者利用宗教来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工具, 宣扬“尊皇”思想, 与“和”的意识, 把国民聚集在天皇的统治之下, 做顺从的天皇子民, 忠于天皇, 忠于政府的统治, 维护集体内部的和谐统一, 通过一系列的宗教仪式增强人们的归属感和集体意识。有效的维护了社会秩序, 有利于统治者的政治稳定。具有强大的社会控制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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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日本茶道中的神道精神 第2篇

关键词：日本茶道,神道精神,禅茶一味

古代的日本国并不产茶,人们也没有饮茶的习惯。因此,在日本茶道发展的初始阶段,从根本上并没有茶这一物质带来的源动力,所以茶在日本古代被隔离于日常生活之外。也因此,日本产生了“意不在茶”的茶道礼法,并且在艺术领域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日本从中国引入茶道后,汲取神道中的有益思想,相继对茶道进行了创造性的改进、补充和完善。而本文中,笔者主要探究了日本茶道如何吸纳、融会并体现神道精神。

1 日本茶道简介

1.1 日本茶道的由来

日本茶道又称“数寄道”,是日本茶人所尊崇的茶汤道礼仪的简称。茶汤指的是向放有抹茶的茶碗里倒入热汤,再用茶筅搅拌的一种饮茶游艺。抹茶指的是由用茶臼将精制的茶叶碾成的粉末茶。茶道涵盖了沏茶和饮茶整个程式化形式中的所有礼仪,通过程式化的礼仪形式,有助于爱茶人士的修身养性,增进情谊与研习礼法。

相传,在日本的奈良时代,日本的留学僧最澄法师与空海一同入唐。归国时,将中国的饮茶风尚带回了日本。起初,这种饮茶风尚只流行于日本的上流社会。镶仓时代末期开始,日本出现了民间茶会。松平定信在《茶道训》、《茶事规则》中提出,所谓茶道是一种寻求人的道德性质的生存方式。同时,他在《茶道训》中还强调茶道要与人和善,要尊老爱幼,要忠主孝亲,要不言自长。简言之,茶道要以“五伦五常“为准绳。室町时代中期,日本制定了庄严的茶汤礼法,茶汤师范珠光和尚逐渐对茶室的构造、茶器的选择、茶事的方法等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到了一代茶道宗师千利休时期,千利休对茶道的改革进行了总结和完善,开创了以”闲寂“为主旨的千家流茶道,并规定了草庵闲寂茶的规范方式,茶花、怀石料理的法则以及作为茶人的资格。正是因为千利休为日本茶道的发展做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因而使其成为日本茶道史上最具权威的集大成者。

1.2 日本茶道的精神追求

1.2.1 日本茶道的“禅茶一味”

日本茶道的终极目的不在于饮茶,而是修行,也可以说是育人。茶道的第一要义就是禅,即佛教中的禅宗。因而,日本茶道中最重要的茶具就是茶室中壁完里所摆设的挂轴,挂轴上或是佛画,或是禅宗和尚的墨宝。在日本国内,茶道是一种在茶室里招待客人的礼仪。通过在这种具有宗教意味的、神圣的场所中招待客人,可以达到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和敬气氛,进而明心见性,领悟人生。换一个角度讲,宁静的茶室是主客修道的场所,整个茶道饮茶程序实为参禅的过程。

1.2.2 日本茶道的“和敬清寂”

“和敬清寂”是日本茶道的理念,也可以说是一种信条,此源于儒家“以和为贵”的思想。“和”指的是主客之间相互和合,构建一种和谐的氛围。“以和为贵”的日本茶道将日本文化注重和谐人际关系的传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除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日本茶道中的“和”还有人与自然和谐之意。日本茶道用花要求茶人亲自到大自然中采摘,而且在采摘过程中需小心谨慎,避免破坏其它花木。“敬”是日本茶道的宗旨之一,指的是主客在茶席上要抛开一切世俗的贫富、等级观念,互敬互重,忌傲慢无礼、巧言令色、自高自大。“清”与佛教中所讲的清净含义相同,即不含任何邪念、清洁无垢之心。具体来说,“清”有两层含义:一是茶事用的茶室、茶具干净;二是参与茶事之人心无杂念。日本茶道要求参与茶事之人一旦进入茶室庭院,就要彻底摒弃心中所有杂念,以一颗清澈、宁静的心参与茶事。“寂”意为“寂静无为”、“寂灭为乐”,是日本茶道的最高境界。只有茶人自我驾驭心境,以一颗寂静不动的心对待世间的喧嚣、烦忧,才能获得与达到一种安乐祥和的世界。

2 日本茶道中的神道精神

自公元805年,日本的留学僧最澄把从中国带回的茶籽种到日吉神社的旁边,日本的茶道与神道便结下了不解之缘。神道是日本原始的、特有的一种宗教形式。纵观日本茶道的发展轨迹,日本神道对其产生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茶道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迁入日本,不可避免地受到日本本土文化,包括日本神道的影响。通过与神道的碰撞、交融,日本茶道逐步走向成熟。以下内容,笔者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阐述了日本茶道中的神道精神。

2.1 日本茶道形式上体现的神道精神

在日本,茶室的建筑风格寺院建筑、神社建筑的风格如出一辙。(1)日本茶道发展初期,茶室和茶庭都是自然木石色调,风格简朴、朴素。这是受日本神社“佗”建筑风格的影响形成的茶室、茶庭建筑风格,容易使人们忘却世俗的烦恼。(2)在日本,茶室被看作神圣之地。除了祭祀或茶室外,平常时间是禁止人们涉足茶庭的。此外,日本的茶室中设有“参道”,目的是帮助人们排除杂念、达到一种清净的精神境界。日本的神社也是如此。(3)日本茶道崇尚“清”,忌讳“污”“、杂”。“清”是日本茶道的理念之一。日本神道同样主张保持清净无垢之心,不要有任何“妄想”。(4)日本茶庭中有由竹竿编制而成的扉,又叫做“中门”。日本神社入口处也有一道特殊的门,是由四根木头建成的,叫“鸟门”。这两种门都蕴含着同一种意念,即“门内是圣地,门外是凡尘”。(5)通常,日本茶庭中都摆放着石灯笼。日本社寺中也有照明用的石灯笼。经过历代茶人的补充和改进,茶庭中石灯笼的种类越来越多。

2.2 日本茶道内涵中蕴含的神道精神

日本的茶道是广泛意义上“道”的载体,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内涵,在其中就有神道。笔者在下文中从茶道茶事、茶道“佗”思想、茶道插花艺术、茶道礼仪四个方面阐述了日本茶道内涵中蕴含的神道精神。

2.2.1 茶道茶事与神道祭祀。

日本茶道的茶事严肃、正规、繁琐,这一点与神道祭祀十分相同。通过茶事,主客摒弃一切世俗观念,一同参悟、一同修行。茶人们把茶事看作修身言行的场所、洗涤心灵的仪式。其实,在日本茶道发展的初始阶段,茶事并没有像现在这样严肃、正规、繁琐。在长期受到神道祭祀的影响后,茶道才逐步改进和完善。

2.2.2 茶道中的“佗”思想。

简言之“,佗”思想就是正直、谨慎、不骄,即“和”“、敬”理念。日本茶道中的“佗”思想源于神道派别中的伊势神道。“佗”思想是伊势神道教理之一,武野绍鸥将这一思想引入到了茶道中,后经过历代茶人的改进,逐渐发展成为日本茶道的中心精神。

2.2.3 茶道中插花艺术体现的神道精神。

日本的茶人把插花艺术当成一种宗教仪式。茶人们亲自到原野采摘茶道用花,而且在采摘过程中要根据自己的构思准确无误地采取,绝不破坏需求之外的一花一木。为了表现植物生命的整体美,他们小心翼翼地裁剪枝叶,避免采摘的枝叶超出需求。此外,茶人们还以“过度”采摘为耻。在日本茶会上,花瓶中插着的往往都是单只独叶的花。这一点与日本神道中的“纯粹主义”不谋而合。日本神道主张“纯粹”和“简朴”。也可以说,日本茶道中的插花艺术,即花道源于神道中的“纯粹主义”。

2.2.4 日本茶道礼仪中体现的神道精神。

日本的茶道非常讲究礼法。但是,这种礼法并不是世俗观念中的尊卑等级关系,而是以“和”“敬”为核心思想的平等、和谐的相处之道。日本等级制度森严,有无数个阶梯和级别。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被森严的等级制度束缚着,永远不可能跳出自己的级别,茶道世界是人们制造出的一个“世外桃源”。在这里,人们是凭借修道的年龄、技艺的高低来确定位置的上下,不用考虑世俗的等级观念。换一个角度来讲,茶道可以助茶人摆脱现实等级社会的压抑感,享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感和满足感。日本神道也是人们为了反叛现实世界而创造出来的另一个时空、另一个世界。

3 研究日本茶道的现实意义

首先,茶道是日本人独有的生活方式,也是日本社会文化的缩影。通过对日本茶道的研究,可以“窥视”到日本人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人格形成等,为两国人民的沟通和交流构建“桥梁”。同时,也有助于了解日本的社会文化特点,

其次,日本茶道起源于中国。两国的茶道精神有许多相同之处,表现最突出的就是两国的茶道都主张“以和为贵”。需要指出的是,日本人尚武,推崇武士道精神。同时,又倡导和平的茶道。不难看出,这两者是自相矛盾的。通过对日本茶道的研究,可以认识到日本文化的本质,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再次,在中国社会推行的可持续发展观,与日本茶道中的“和敬清寂”精神理念不谋而合。我们通过对日本茶道的研究,可以学习并借鉴日本茶道中的思想精华,“拿来”为我所用。

4 结语

神道在日本民族文化体系中根深蒂固。日本从中国引入茶道后,创造性地利用本土传统的神道对茶道进行了改进、补充和完善。所以,在日本茶道中处处体现着神道精神。正是这两种“道”的交汇融合,才使得日本的茶道逐步走向成熟,并融合到日本人的思想行动中,成为日本民族的生活哲学和生活艺术。茶道和神道是日本文化的载体,也是世界了解日本社会及日本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通过对日本茶道、神道及两者关系的研究,有助于促进两国文化交流。同时,为我国文化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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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董书婷.论《茶经》中的禅宗思想及其英译再现[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44-46.

日本神道 第3篇

一、关于李泽厚的“神道”理念

在《略稿》中, 李泽厚指出:“儒学并非日本文化的主干或核心, 其主干或核心是其本土的大和魂或大和精神。”[1]并认为所谓的“大和魂或大和精神”是“某种原始神道信仰的变换发展和不断延伸”。也正是在此种信仰的基础上, 根据现实利益的需要, 日本有选择地对中国儒学进行了吸收和化用。李泽厚认为, 从整个历史文化进程来看, 日本对中国儒学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从政治历史进程来看, 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和其后的大化革新引入了当时颇为先进的唐代的社会政治制度, 亦即儒家礼制体系, 以及与之相关的儒家政治、伦理、道德观念。这种社会政治上的借鉴不可能在日本文化心理深层上产生重大影响, 因为此时的儒学只是被用来维护社会秩序增强人们对天皇神的崇拜的工具。

其次, 从日本儒学流派的总体观念来看, 江户时期, 无论是朱子学派、阳明学派, 还是古学派, 以及水户学派, 尽管在观点的表达上有所不同, 但是神秘主义与非理性、重实用的经验论的融合却是它们共同的内在精神。神秘主义是指“神儒一体”, 也就是在坚持日本本土神道传统的基础上, 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中国儒学, 以不同的方式使两者融合。

可见, 在当时的日本文化中, 神道是根本, 是基础, 是源泉;儒学是枝叶, 是辅翼, 是表现。日本人强调儒学与神道根本合一的“神儒一体”, 不提倡理性思辨, 而是推崇神秘崇拜, 这种文化心理使儒学成为日本社会制度和全体行为秩序的外围维护, 其实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正因为如此, 李泽厚认为, 儒学在日本并不构成其文化心理的主干和核心, 只不过是被吸取去作为某种辅助的工具而已。

李泽厚关于儒学在日本文化中的非核心地位的观点, 与著名学者王家骅在《日本儒学的特色与日本文化》中的主张基本一致。在此文中, 王家骅指出, 日本儒学长期与佛教、神道等思想共存, 它一度作为佛教的附庸而存在, 但最终成为促使人们对现实伦理道德产生自觉意识的工具。在王家骅看来, 日本文化的特质是重直观、轻抽象, 重感情、轻理智, 以有用性决定文化选择取向, 多元共存。显然, 在两位学者看来, 本土神道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是导致日本儒学排拒中国儒学理论思辨的根本原因, 这同时也是日本儒学非理性和重实用性倾向的文化根源。

此外, 在《略稿》论述“忠”“孝”问题的第二部分, 论述生死观问题的第三部分, 以及论述现代化问题的最后部分中, 李泽厚也突出阐述了神道信仰对日本文化观念形成的决定作用。他指出, 与中国重“孝”相比, 日本人更重“忠”, 而且日本的“忠”来自对神的绝对服从, 是无条件的、相当非理性的。这种特质是由日本的“国情”, 尤其是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神道信仰造成的。日本的“忠”作为神道观的主要内容之一, 是一种神秘性很强, 要求彻底献身的情感态度和行为标准, 它高于世间的一切理性标准。

李泽厚还认为, 日本人的“惜生崇死”观念是对神的积极主动的皈依, 其中呈现出对死亡的崇敬、崇拜, 以及病态的美化和爱恋。毫无疑问, 原始神道中神秘的“大和魂”不畏死的精神和神道本身所强调的神人生死依存、互相转化, 继而合一的精神对这种“惜生崇死”观念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最后, 在有关实现现代化的论述中, 李泽厚进一步指出, 非理性主义的本土神道, 其中的“大和魂”正是“惜生崇死”、一往无前的武士道精神。正是由于在这种本土精神的基础上接受和吸收儒学, 日本儒学才得以摆脱中国儒学中“大经大法”的严格约束, 可以自由地发展其经验论和实用性, 去适应和接受各种现代西方观念、制度和思想。

十分明显, 李泽厚的论述目的不是要阐述神道, 而是把神道作为阐述中日文化心理差异的理论根据。神道在其文中充当分析理论的全部依据, 从而使研究者难以回避神道在日本文化中所具有的意义。这种日本文化神道决定论在日本本土研究界亦有很高的呼声。日本人类文化学家石田一良在《神道的思想》一文中称神道是“不断变换思想的外衣的偶人”。他认为, 任何时代传入日本的思想都不过是神道的一件新衣裳, 神道未曾因此而改变过自身;与佛教、儒教、基督教和回教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得到自身发展的结果相反的是, 日本的神道一直都保持着原初的模样, 神道与同时代的其他宗教、思想对它的影响之间存在着一种偶人与衣裳的关系。

这种观点为解释日本的很多文化现象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但我们必须承认其中也存在很多疑点。仅从神道与儒学、儒教等明治维新前传入日本的各种思想并存的情况来定义神道, 这本身在范畴和时空上就有局限性。因而, 从这样的神道理论出发界定的日本文化的特质也就更加值得推敲。神道是不是非理性的, 受神道影响的日本文化是不是也是非理性的, 日本文化是不是盲目地追求实用性的文化?下面, 笔者将结合李泽厚先生的观点进行分析和探讨。

二、非理性的神道与非理性的日本文化

在《略稿》中, 李泽厚多次提及日本本土神道, 同时也介绍了多个学派对神道的理解。李泽厚将众多的文化特征归结为非理性的日本神道, 却始终未说明神道因何是非理性的。神道在日本文化中虽然十分重要, 但事实上, 日本人自身也未曾定义出它的具体内涵。一般认为神道是日本固有的传统宗教, 没有系统的教义和经典, 自洪荒时代发源, 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略稿》中也有“日本的神道乃不言之教, 无书也”的阐述。然而, 与这种普遍认识不同的是, 日本著名学者上田贤治在《神道文化》中提出了以祭祀和政治为体现的“文化神道”理论。他评述说, 神道概念有两种阐释:一是作为日本文化的神道;二是作为宗教的以神社为中心的神社神道。在具体考察时, 应避免将两者混为一谈。而作为日本文化核心的神道文化, 是日本文化中自我同一性的根据。对于它的把握, 应从口传神话入手。

神话, 一般人常把它与虚构等同, 认为它不过是古人对上古英雄和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的神化。这显然是普通人对神话的浅显理解。芬兰民俗学家劳里杭柯 (Lauri Honko) 在他的论文《定义神话的问题》 (The Problem of Defining Myth) 中把神话定义为众神的故事, 一个涉及世界的起源、创造和重大事件的宗教性叙述, 众神的典型性行为的结果是世界、自然、文化, 以及由此衍生的事物被创造了出来, 并被赋予意义。神话表现社会的宗教价值与规范, 并对其予以认定它提供了人们应遵循的行为模式, 确定了宗教仪式及其实际功效, 建立了圣物崇拜。

虽然神话的真正生存环境是在宗教仪式与礼仪之中, 但那些在原始时代创造出来并反映在神话中的世界秩序, 作为一个范例和模式, 对今天的人们来说仍有其价值。对于一个宗教信徒而言, 神话中所讲述的事件具有真实性。

仔细辨究, 神话的功能远非塑造一个神秘性世界, 它的社会功能总是引人注目的。尽管各地神话差异较大, 但是, 神话个体适用于独特社会却是一个显见的事实。特定的神话是特定社会秩序的支柱与根据, 它使后者具有伦理, 具有一个健全社会应该有的生活法律。由此可见, 神话在非理性神秘的特质之上具有理性的内核。神话是非理性的, 其中的神没有经过道德的洗礼, 是超是非、超善恶、超人性的神。同时, 神话又是人类为了某种目的, 依凭理性创造出来的, 是一种有着独特逻辑和功能的文化现象, 蕴含着人类的意志。神话的共性如此, 发达且体系完整的日本神话当然也不例外。这正是上田贤治主张从神话着手来把握日本神道文化的原因所在。

日本的古神道与古神话有着不解之缘。日本著名学者本居宣长曾经说过, 通过古神话、古传说可以了解日本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可以探求日本人精神文化的本质和源泉。国内也有学者指出, 近代以来, 日本学者大凡倡导国粹, 弘扬民族精神, 都要回到日本最早的古文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找根据, 认为那里有日本文化的根、民族的魂。这表现为在这两本书中, 日本民族神话形成了以天皇为中心的统一理念, 而且历史意识也开始觉醒。如此说来, 作为日本文化之根的神道, 其根柢也应追溯到《古事记》中的神话, 而神话的理性和非理性特性也就先天地传递给了神道。

当今, 信仰神道的人已不再如原初时代那样对神充满感激和敬仰, 更多时候神道都是被统治阶级加以政治利用, 被冠以日本“特有”, 从而成为“大日本帝国”的精神源泉。神道作为日本固有的宗教, 它与日本文化高度融合。日本人以神道为基础, 对中国儒学进行选择性吸取和化用, 抛弃中国儒学的思辨与抽象, 形成与自身相适用的日本儒学, 这种明显的趋利避害的吸取方法实在是再理性不过了。理性选择它需要的东西, 摒弃空而无用的东西, 可以说, 这才是日本文化发展的实质过程。因此, 过于强调日本文化的非理性特征, 显然并不合理, 也不客观。

三、非理性的神道与重实用的日本文化

李泽厚在《略稿》中指出:“日本儒学所排拒的是中国儒学的理论思辨的理性系统, 而吸取和发挥的是中国儒学中具有实用价值和社会性内容突出的方面。他们更注重实践、行为、活动, 把儒学尽量落实在社会制度和行为秩序上, 重视它的实用性能。”[1]“与古代吸取儒学一样, 近代日本人所吸取的西方自由、民权等理性思想, 并未真正深入其内心世界, 构成其思想信念、行为准则、情感信托或献身对象, 这些理性观念只能作为适应现实的经验论的实用手段。”[1]可见, 无论是对儒学的有选择的借鉴和吸收, 还是对西方文化的引入, 日本都表现出了重实用的文化倾向。事实上, 说日本文化有重实用的倾向, 几乎没人会质疑。可以说日本在任何时代都没有放弃对实用性、实际利益的追求, 也正是因为这个关系, 日本才在经济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 日本绝不是盲目地追求实用性, 不顾一切后果地追求实用性, 换句话说, 它追求的实用是相对的, 这表现在它有着自己的理性的、合理的选择标准。这一点, 我们可以通过美国哲学实用主义在日本的传播为例来论证这个问题。

实用主义是美国本土产生的历史最为悠久、影响最为广泛的哲学流派, 是“美国精神”的代表, 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诞生以来, 除了二十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其风头被分析哲学夺去之外, 一直到目前在美国仍占据主导地位。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讲, 它追求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其核心即“思考是行动的一个阶段”, 充分体现实用主义的重行动、重实践的特点。对于抽象的理论, 至于它有什么样的构造, 实用主义者并不关心, 实用主义者关心的是这样的理论可以带来怎样的好处, 可以多大程度地改变现有的生活。这样的美国哲学与重实用的日本文化本来有着极大的契合, 但日本却没有全盘引入这个理论, 更没有把它作为其重实用的文化心理的理论依托。

众所周知, 二战战败的日本对美国极端崇拜。当时介绍美国思想、文化的书籍和论文大量涌入日本。不但论述实用主义的论文和杂志的数量繁多, 而且涉足此领域的研究者也很多。但却没有哪个人, 尤其是知识分子, 公开宣称自己是实用主义者, 足见日本对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所持的慎重态度。这同时也表明, 日本文化是理性的、重实用的文化, 并不会因为某种思想与本国文化相切合, 就盲目地推崇与吸收。不但如此, 日本国内的某些学者甚至抨击说, 美国文明是轻佻浮薄的物质文明, 以此为根基的美国哲学思想也必然价值低下。对于社会、文化、思想都处于崩溃边缘的日本, 自古以来都看重实用性的日本, 能够对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作出如此冷静的应对, 足以说明其重实用的文化不是盲目的, 而是理性的、有着特定标准的实用主义文化。

四、结语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我们应客观地认识和理解神道决定论和日本文化特质。通过神道我们固然可以解释很多的日本文化现象, 但神道的政治色彩过于浓重, 多是日本人宣扬日本精神和大和魂的道具, 这必将遮蔽日本文化的客观形成, 以及与此相应的外在表征。另外, 对日本文化的特质也不能简单地定性为非理性、重实用, 因为这两个特质本身就存在显见的矛盾。同时, 由于文化心理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的衣食住行、社会组织、家庭状态、人际关系、风俗习惯都在不断发展, 从而其情感、思想、心绪、观念等也都在不断变化, 因此用新的发展的眼光考察异国文化非常有必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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