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日记范文

季羡林日记范文（精选11篇）

季羡林日记 第1篇

季羡林日记

我们过去把季羡林先生奉为学界泰斗，国学大师，俨然一个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其实，生活中的季羡林先生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跟我等普通人一样，具有七情六欲，会突然在脑子中产生多和几位漂亮的青年女孩发生性关系的念头。季老的可爱和可敬之处在于，他不象某些道学家那样，满肚子的男盗女娼，却又想给后人留下故作高尚的名声。季羡林先生在编辑自己的日记的时候，早年时代的`那些青春的冲动，那些想多日日一些青年女孩的念头，都原汁原味地保留了下来，从而给我们留下了一位有血有肉的季羡林形象，而不是一具不食人间烟火的僵尸。下文摘自《季羡林经典作品集：红》 作者：季羡林 出版社：华艺出版社

在人的一生中，思想感情的变化总是难免的。连寿命比较短的人都无不如此，何况像我这样寿登耄耋的老人!

我们舞笔弄墨的所谓“文人”，这种变化必然表现在文章中。到了老年，如果想出文集的话，怎样来处理这样一些思想感情前后有矛盾，甚至天翻地覆的矛盾的文章呢?这里就有两种办法。在过去，有一些文人，悔其少作，竭力掩盖自己幼年挂屁股帘的形象，尽量删削年轻时的文章，使自己成为一个一生一贯正确，思想感情总是前后一致的人。

我个人不赞成这种做法，认为这有点作伪的嫌疑。我主张，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决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这样的文章决不应任意删削或者干脆抽掉，而应该完整地加以保留，以存真相。

在我的散文和杂文中，我的思想感情前后矛盾的现象，是颇能找出一些来的。比如对中国社会某一个阶段的歌颂，对某一个人的崇拜与歌颂，在写作的当时，我是真诚的;后来感到一点失望，我也是真诚的。这些文章，我都毫不加以删改，统统保留下来。不管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幼稚，甚至多么荒谬，我都不加掩饰，目的仍然是存真。

像我这样性格的一个人，我是颇有点自知之明的。我离一个社会活动家，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我本来希望像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那样，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不求闻达，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又决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决不是不爱国，那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然而阴差阳错，我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人。应景文章不能不写，写序也推脱不掉，“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会也不得不开。事与愿违，尘根难断，自己已垂垂老矣，改弦更张，只有俟诸来生了。

(六月)十七日

前两天下了点雨，天气好极了。

今天看了一部旧小说，《石点头》，短篇的，描写并不怎样秽亵，但不知为什么，总容易引起我的性欲。我今生没有别的希望，我只希望，能多日几个女人，〈和〉各地方的女人接触。

十八日

看Plato的DialoguesPlato的Dialogues柏拉图的《对话录》。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古希腊哲学家。

一天糊里糊涂地过去，没有多大意思。同长之晚饭后到海淀去，我印了五百稿纸。同访赵德尊。

季羡林日记 第2篇

生于1911年8月，山东清平(今临清市)人。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1935年秋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掌握了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在德期间，发表论文多篇，获得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1946年回国，受胡适、傅斯年、汤用彤三位先生之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主持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78年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期间还先后担任过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华民族古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 季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吐火罗文译释、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东方文化、敦煌学等，范围之广，国内外罕见。他的100多部著作已汇编成24卷《季羡林文集》。他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丛书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季羡林先生清华园日记节选

二十五日

以前我老觉到学生生活的高贵，尤其是入了清华，简直有腚上长尾巴的神气，绝不想到毕业后找职业的困难。今年暑假回家，仿佛触到一点现实似的。一方又受了大千老兄(美国留学生)找职业碰壁的刺戟忽然醒过来了，这一醒不打紧，却出了一身冷汗。我对学生生活起了反感，因为学生(生活)在学校里求不到学问，出了校门碰壁。我看了这些摇头摆尾的先生我真觉得可怜呵!

我对学问也起了怀疑。也或者我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现在常浮现到我眼前的幻景是我在社会上能抢到一只饭碗(不择手段)。我的书斋总得弄得像个样Easy chairs，玻璃书橱子，成行的洋书，白天办公，晚上看书或翻译。我的书斋或者就在东屋，一面是叔父的。婚姻问题，我以前觉得不可以马虎，现在又觉得可以马虎下去了。

我时常想到故乡里的母亲。

(补)早晨的生活同昨天差不多。午饭后访杨丙辰先生，杨先生早已进城了(刚才长之去访他来)。回来后，又忽然想到发奋读德文，并翻译点东西给杨先生去改。第一个想到的是J . Wassermann，但是他的短篇小说太长。于是又读Hölderlin的Ein Wort über die Iliad，里面有句话：Jeder hat seine eigene Vortrefflichkeit und dabei seinen eigenen Mangel。午饭前，刚同长之谈杨丙辰、徐志摩，长之说：杨先生攻击徐志摩是真性的表现，他捧孙毓棠是假的，因为人在高傲的时候，才是真性的表现，并且人都有他的好处和坏处他刚走了，我就读到这一句。我简直有点儿ecstatic了!

杨丙辰攻击志摩，我总觉得有点偏。

杨丙辰忠诚，热心，说话夸大，肯帮人，没有大小长短等等的观念。

阅报见姚锦新(我们系同班女士，钢琴家)出洋，忽然发生了点异样的感觉。

晚访王炳文，请他说替找的宿舍能否一定。

忽然想到翻译Die Entstehung von Also Sprach Zarathustra，是Nietzsche的妹妹Elizabeth Förster Nietzsche作的，据说最能了解他的。岷借去十元。

二十六日

昨天同岷源约今日同往图书馆找沈先生托往英国购 William Blake：Songs of Innocence & of Experience(一镑十先令)。今晨往访岷，竟不遇，心中忐忑不安，盖余若决意办某事不达目的心中总是不安的。刚才岷来找我，我们去找了沈先生，大约二月后书就可以到了。到时，经济或发生困难也未可知，反正不要紧，不必管它。(上午九时)

午饭时遇长之于食堂，他说他借我的《新月》“志摩纪念号”看完了，他作一篇文，分析里面所载的十几篇纪念志摩的文章，大意是骂他们。不过，我对他这举〈动〉，颇不以为然。杨丙辰先生骂徐纯是杨个人的偏见也可以说是谬见，他并不能了解徐。我承认，最少徐在中国新诗的过程上的功绩是不可泯的。长之也承认，他近来对杨先生戴的有色眼镜太利害了。杨不是坏人，但不能因为这一点，他一切都好。长之不该为他张目，难道为的在《鞭策》上登一篇稿子就这样作吗?

刚吃完饭，长之又来找我谈，谈的仍是徐志摩。他说自徐死后，这些纪念文字都没谈徐在文坛的价值。我想这也难怪，因为纪念徐志摩的这些人都是他的朋友，蓦地一个亲爱的朋友死了，他们在感情上是怎样大的创伤呵!他们的感悼还写不完呢，谈他的价值，是以后的事了。比如我们一个朋友死了，我们作文章纪念他，这文章登出去，别人一样拿来当艺术品(自然够不上)读，我们这死朋友不必在文坛上或什么坛上有多大价值。长之说，这样还不如印荣哀录或挽联录。这话仍是他的偏见。

后来，他又说，要组织一个德国文学研究会，请杨丙辰作指导。

晚饭后，姜春华君来访，他才从山东回来。谈许久，他说要以后常谈谈。

过午睡了一过午，晚间还是困，真不〈得〉了。

写致遇牧、剑芬信。

理想不管怎样简单，只要肯干，就能成功，“干”能胜过一切困难，一切偏见这是我读《新月》“志摩纪念号”任鸿隽译的《爱迪生》起的感想，长之释之曰：干者生命力强之谓也。

二十七日

今天是孔子的诞日，偶然从长之的谈话里，我才知道的。

《季羡林归国日记》国内首次出版 第3篇

解放日报消息,已故文学家、 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季羡林所著《此心安处是吾乡:季羡林归国日记1946—1947》前不久由重庆出版社推出。该书记录了季羡林自德国回到祖国,受聘为北大教授,并在北大组建东语系这一时期生活、工作、社会交往的原始材料。 季羡林生前有写日记的习惯,目前已出版的有《清华园日记》和《季羡林日记:留德岁月》。此次出版的 《季羡林归国日记1946-1947》从时间上来说是《留德岁月》的接续, 在国内首次出版。短短一年多时间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季羡林性格与生活的很多方面,如个性率真、节俭、勤学苦读、尊师重道 、待人真诚、作息规律等。

本色季羡林 第4篇

我所认识的季羡林，执著于记忆中的每一桩珍贵往事。他曾对我讲过鲁迅，讲过胡适，讲过他的恩师陈寅恪。其神情谦恭无比，如师长犹在前。他说，他们都非常爱护年轻人。北大郝斌曾跟我讲过他陪季老去台湾的事。他说，当时邀请一来，季老马上就答应了。说明他心里有事，想去。到了台湾，季老就提出要去谒胡适墓。那天，郝斌跟在他后头。季老上前就恭敬地朝着胡先生的墓三鞠躬，然后回头对跟在后面的郝斌说：“鞠躬！”语气很严厉，容不得半点商量。这在季老平时是很少有的。郝斌于是赶紧鞠躬。后来郝斌跟我说：“他不叫，我也是要鞠躬的。因为他在我前头，我意思得等他行礼退下，我再上前行礼。不料季老那么性急。他怕我不行礼。”情之急切，可以想见。回来之后，季老写了“在胡适墓前”的文字。这埋藏在他心中已久的感情终于宣泄。可见，季老是一个有心灵底线的人。面对多少年来对胡适的谩骂，季老只能沉默不语。但该守望的东西，他没有丢掉。

季羡林是认真的人。学者的严谨个性也体现于平素的处世中。我在拍摄《西南联大启示录》时，提出要采访他。季老先是拒绝，以为不合适。他还从来没有拒绝过我什么事。但这一次，因为他本人不是西南联大的，抗战时期他正留学德国。我说，我采访他是因为这部片子需要谈谈陈寅恪，而国内能够谈陈的人不多了。季老才答应了。他着重地给我讲了陈寅恪一家“三世爱国”的传统。他说：“爱国，也是遗传。”他们是唯一的三代人进入《辞海》的世家。采访时，也请他谈西南联大，他谈得非常审慎，自己的身份摆得很恰当。我当时曾暗想：今后我也要这样，不能什么都插一杠子。季羡林不是圣人。作为一个从建国后各种“运动”中走出的知识分子，他的脚步不可能是笔直的，也有过若干的徘徊，而一旦猛醒，便不随大流。铁肩担道义，衰躯护犊子。这是我由衷敬佩季老和愿意一生追随他的原因。

那时我在海南，曾想创办一所职业大学。季老欣然地支持我，还为我筹了六十万韩币，让我用发票来取。但大学没有办成，钱也就没动。在那以后，他对我说得最多的是：一个民族最需要的是创造文化和传播文化的人，他希望我做这样的人。每一次见面，他都要求我坐下来写作，要坐冷板凳。他说：“曼菱要能坐下来，必有大成就。”关于名誉，他曾在电话里对我说过一句话：“实至名归。”

最近，他住在301医院里，仍然在问起我：“她现在在做什么？”李玉洁老师答道：“反正她两只手不会闲着。”这一次季老为《张曼菱文集》的题辞，我要用它了。我知道，他以风烛残年，辗转病榻之躯，两手为我握笔，慎重加印，目的就是在勉励我提醒我，要写下去，要“坐冷板凳”。坐冷板凳，其实正是季羡林的本色，本色，也是他心安理得之处。

他爱引用的一句话是：“任重而道远，士不可以不弘毅。”他一生致力于东方文化的研究。这在他的《学海泛槎》一书中一一作了交代。而近年来人们瞎给他称号，其实有损他的学者风范。

“什么‘一代宗师’，好像听着不入耳。”季羡林这样反应。

再问他：“如果给您下一个定义，应该是什么？”

他说：“我是北大教授，东方学者。足够了。”他还说：“对一个人，要给他名符其实的定义，他自己心安理得。如果不名符其实，他自己也吃睡不安。好多事情不是这么出来的。什么是‘国学大师’？先得把这概念搞清楚。”在他心中，王国维够称作“国学大师”。

最后一次到他家中，是在卧室中见他的。他于半坐卧中对我说：“够本了，就这样吧。”神情非常恬静。季老很多方面不像他的先师陈寅恪，但有一点绝同，这就是九死而无悔，将生命和进了中国泥土，一辈子没有离开中国的大学。

编辑 张金余

季羡林的《清华园日记》读后感 第5篇

季羡林先生是国际著名的东方学大师、语言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他早年留学国外，通英、德、梵、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当代世界上分布区域最广的语系印欧语系中的一种独立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为“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著作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季羡林先生之所以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除了他的聪明和所受的教育外，我想原因之一就是他对读书的痴迷和热爱。

在日记中，他这样写道：“我最近对书仿佛产生了极大的爱情(其实以前也这样，不过轻点罢了)，同班中也有几个书迷，见面时，大部分总是谈到书。即如我本学期，买书费占总费用的三分之二强，不能不算多了。”

季羡林先生在课余时间喜欢进城去，大部分时间就是去买书，所以他一学期买书费占总费用的三分之二强。如果按现在一个大学生一学期花费一万元，如果买书就占三分之二，也就是用六千多元来买书，那要买多少书呀，可见季羡林对书的痴迷到了怎样无可比拟的程度，后来成为一代宗师也就不足为怪了。

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是多么幸福，完全不必花钱也可以读到自己想读的书，遍布在单位、社区、城市各个角落的图书馆免费向我们开放，成都市区的图书馆还可以通借通还。据悉，在不久的将来，将实现从县级到村级的公共图书馆通借通还网络全覆盖。另外，现在还有许多手机读书APP，不但可以进行文字阅读，还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听书，相当方便和人性化。

然而现在人们有太多消遣方式，上网打游戏、刷微信、耍抖音、浏览网页，还有看电视、打麻将、斗地主、蹦迪吧等娱乐方式不一而足，哪有时间看书呢?不知不觉中，时间过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大好的光阴就这样溜走了。当时光逝去，留给自己的却是无尽的空虚和茫然。

据说，犹太人平均一人一年读68本书，俄罗斯人平均一人一年读24本，而中国人平均一人一年仅读2.6本。虽然我没有拖后腿，但读的书还是太少太少。

正如季羡林日记中写到的“今天我忽然想到，我真是个书迷了。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总想倘若这里有一架书，够多好呢!比如游西山，我就常想到，这样幽美的地方，再有一架书相随，简直是再好没有了。”

季羡林日记 第6篇

《清华园日记》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2月出版的图书，由季羡林编著。

该书是乃季羡林先生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的日记，是70年前季先生对清华园的真切描述，是作者最具体的生命的痕迹的记录，构成了《清华园日记》独特的价值。

季羡林作品_季羡林散文集 第7篇

季羡林作品_季羡林散文集

季羡林：人生季羡林：再谈人生季羡林：三论人生季羡林：马缨花季羡林：二月兰季羡林：夹竹桃季羡林：幽径悲剧季羡林：清塘荷韵季羡林：听雨季羡林：八十述怀季羡林：我的老师们季羡林：在饥饿地狱中季羡林：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季羡林：赋得永久的悔季羡林：新年抒怀季羡林：漫谈散文季羡林：为胡适说几句话季羡林：谈成功季羡林：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季羡林：迈耶一家季羡林：虎年抒怀季羡林：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季羡林：黄昏季羡林：年季羡林：学习吐火罗文季羡林：别哥廷根季羡林：赴瑞士季羡林：重返哥廷根季羡林：记张岱年先生季羡林：神奇的丝瓜季羡林：山中逸趣季羡林：有为有不为季羡林：开卷有益季羡林：温馨，家庭不可或缺的气氛季羡林：人间自有真情在季羡林：走运与倒霉季羡林：毁誉朗读者赵文u季羡林《老猫》朗读者余秋雨《莫高窟》、季羡林《在敦煌》季羡林读后感季羡林选集读后感季羡林散文读后感季羡林寻梦读后感季羡林散文集读后感季羡林听雨读后感季羡林二月兰读后感季羡林讲真话读后感寻梦季羡林读后感季羡林：我的童年季羡林：成功季羡林：月是故乡明季羡林我的人生感悟读后感季羡林随想录读后感季羡林谈人生读后感季羡林人生格言季羡林名言季羡林语录季羡林经典语录季羡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季羡林：不完满才是人生

季羡林日记 第8篇

一季羡林散文创作的基础

季羡林的散文创作可以说是他大学期间情感和文学素养积累到临界点的爆发。

所谓文由心生, 优秀的散文离不开作者细腻的内心情感。季羡林从6岁起便被寄养在叔父家, 淡薄的亲人关系使他从小便养成了敏感、孤僻的心理。在1933年10月, 母亲的突然离世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悲痛和遗憾, 在日记中他多次提到午夜梦回, 悲痛不已, 想要自杀。这时他的情感急需要宣泄的端口, 因此散文成了最好的倾诉方式, 并且他创作的散文大多属于抽象并带有回忆色彩的文章。

此外, 大学里的季羡林虽然生活清贫孤苦, 但却并不孤僻无为。在清华大学的前3年里, 大量的阅读和勤于书评写作不仅填补了他孤寂的内心, 而且还为他的散文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通过《清华园日记》里提到的书目可知, 他的阅读范围广泛, 横贯中西, 仅大三、大四两年时间里, 季羡林大概就读了近两百本中外文学作品, 创作的翻译和书品总数也多达几十篇。他甚至还梦想能拥有一间自己的书斋, 大学期间即使生活拮据, 他也尽其所能地从国内外购买喜爱的图书。

日记还记道, 他喜欢德国作家荷尔德林。荷尔德林的作品整体上比较注重主观情感的抒发, 流露出忧郁、孤独的情绪, 反映出理想和现实之间的不可调和, 这正照应了季羡林当时的内心情感, 或许这也正是他热衷于荷尔德林作品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他的散文的情感基调深受荷尔德林的影响, 就连他的毕业论文最终也选定在荷尔德林早期诗集上。

还需指出的是, 季羡林开始散文写作离不开师友的引导和帮助。从日记中我们还能发现, 在大多课余时间, 访友闲谈、阅读写作是季羡林的主要活动内容。他在闲谈中交流思想、开启创作, 好友李长之对他的帮助较多, 二人亦师亦友。李长之激发了季羡林的创作欲望, 很多时候季羡林写完一篇文章都会拿给他品评, 李长之也总能给予其极为中肯的建议。

从翻译到书评, 再到散文写作, 季羡林的创作经历了一个从写别人的东西到写自己的东西的过程, 也因此, 散文才是季羡林大学里真正意义上的创作。他的散文写作起始于对已逝母亲的思念和忏悔, 因此有了《心痛》;还有对童年趣事的回忆, 如《兔子》;以及对自然景物的随感而发, 如《黄昏》和《枸杞树》等。根据《清华园日记》及其他相关文献, 《年》《黄昏》《寂寞》《枸杞树》是其中比较出色的4篇, 它们也是季羡林对自己当时的作品认可度较高的4篇, 一直到今天, 文人们依然对这几篇散文赞声不断。

二季羡林散文创作情况分析

那么季羡林到底是怎样开始散文创作的呢?其实, 他自己曾在大学里写过一篇名为《我怎样写起文章来》的文章, 文章无疑真实地记述了季羡林那一段少年时代厚积薄发的写作历程, 但后来丢失了。所幸的是, 文章虽已遗失, 但线索仍在, 日记里有比较详细的记录。

《清华园日记》始于1932年8月22日。在大一、大二期间他也许发表过一些小作品, 但从日记内容可以很容易地推断出, 他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应该始于1933年12月, 作品以散文为主。而在此之前的3年里, 他的作品应该只是些零零散散的文学批评和翻译, 日记里有的几乎都一笔带过, 所以无须多言。而12月以后, 他的日记内容显然比之前更丰富和具体, 心情描写也更加细腻, 少了些愤懑抱怨, 多了对创作的叙述。

《心痛》是他散文创作的开始, 日记中详细记载了这一创作过程。1933年11月, 在文学批评的课上, 他突然想到刚去世不久的母亲, 当时悲痛剧烈, 就像日记中所说“像一排连珠箭, 刺痛我的心”, 他想哭, 甚至多次说到想要自杀。为寻求感情的解脱, 于是他决定作《心痛》一文。虽然有浓烈的情感基础, 但他这次的创作并不顺利, 心痛时袭, 落笔踌躇。最后, 这篇文章终于在近1个月后的1堂课上完成。其实, 除了开始比较拖延外, 这篇文章对于他并不困难, 文章一气呵成, 心情舒畅, 感觉良好, 他甚至还幻想完成了一篇中国小品文的杰作。至于落笔踌躇, 主要是因为他想要好好作文一篇, 想要成为一名作家。在此之前, 他要做的就是先在国内培植起个人的名誉, 赢得文坛上的一席地位, 然后再利用这地位出国留学, 并以翻译或创作的方式获得经济上的来源。《心痛》是季羡林大学创作的一个真正的开始, 而其写作动机则促使了他后面几篇优秀散文的诞生。只是《心痛》最后应该没有发表, 日记没有明确记录, 但提到李长之看完后的评价是“形式松而内容挤”等, 虽然自我感觉良好, 但似乎并没有得到周围人的认可。

“在静静的长夜里, 忽然醒了, 残梦仍然压在我心头, 我注视着这神秘的黑暗, 我描绘给我自己……我做着天真的童话般的梦。” (1) 这是季羡林作的一篇颇有英国意识流作家伍尔夫风格的文章《枸杞树》里的段落, 文字清新自然, 充满了童稚般的幻想和对当时大学生活淡淡的迷茫。按照日记写作日期来看, 季羡林是在构思《心痛》期间完成这篇《枸杞树》的, 文章成文很快, 于他而言, 一切似乎来得太容易, 以致他不敢相信它会是一篇好文章。后来, 他把文章寄给学校老师沈从文, 出乎意料, 这篇文章仅时隔一天就被登载了出来, 还得到了不少人的好评, 沈从文甚至因此想要认识他, 这让他颇有成就感, 也更加激发了他写作的热情。之后, 季羡林又写了《黄昏》一文, 历时两个月后被《文艺月刊》刊登。

在1934年2月, 季羡林的日记里出现了不少愤懑埋怨之词, 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散文《年》在寄往《现代》时碰了壁, 文章被退回。“只怪编辑没眼”, 他很自信, 而且坚信自己的文章其实写得并不坏。不甘于这样的结果, 他把《年》连同《枸杞树》和《兔子》一起拿给叶公超看。可喜的是, 叶先生看了之后对这3篇文章都赞赏有加, 还约他到家里面谈。此次面谈对于稚嫩的季羡林来说意义重大, 有鸿蒙初开、醍醐灌顶之效, 除了让他把《年》修改几个字之外, 叶先生还从写作思想上给予了极大的提点。他说他喜欢《年》, 因为它写的“不是小范围的Whim, 而是扩大的意识” (2) , 他希望他以后写文章要朴实, 要写扩大的意识, 不要集中于个人的怪癖, 譬如描写早晨、黄昏一类都是无聊的。此一说让季羡林茅塞顿开, 备受鼓舞, 之前的愤懑之情一扫而空, 后来《年》也终于在《寰中》和《学问》上发表。不难看出, 叶公超先生当时对身为学生的季羡林在写作上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在《年》之后, 是一篇描写幼年真事的文章——《兔子》。关于这篇文章日记所提不多, 虽然写作过程充满着矛盾, 但它的发表倒是没费多大周折。也许越是真实具体的事越难以描绘, 季羡林写作《兔子》的每一阶段, 他总是不满意, 甚至成文以后誊抄时他还是感觉很勉强和苦闷。为弥补不满, 他想到了作《忆母亲》, 后来不久又写了《回忆》。除了《兔子》发表在《文学季刊》上, 其他两篇去处不明。这3篇文章产生时间相近, 风格也极其相似, 都属于回忆类文章, 他这是在追忆童年和家乡, 或者说是想搜寻更多的关于母亲的事和物。显然, 母亲是季羡林一生永远的痛, 回忆落在纸上何尝不是他年少心里孤寂的一笔笔难舍的温情。珍视乡情母爱, 却又内心纠结痛苦, 所以在作文过程中, 季羡林总是对自己吹毛求疵, 就跟他开始写《心痛》一文一样, 往事历历在目, 却难以成文。

根据《清华园日记》中的记录, 1934年3月, 在写作上已取得不俗成绩之后, 季羡林开始构思一篇讲述自己是怎样开始写作的文章, 《我怎样写起文章来》由此产生。结合季羡林一生的学术成就, 一篇写作自传对于学界来讲实在珍贵之极、不可多得。但这篇文章在彼时彼地却有些不合时宜, 以当时他的资历来讲, 写这样的文章未免有自大之嫌, 文章因此没能发表, 后来又由于各种原因被遗失。

值得一提的是, 《我怎样写起文章来》的产生是季羡林在为《自己》一文纠结烦恼而不得的情况下, 而另寻的一条自传性写作支脉。日记中讲述的《我怎样写起文章来》的发表过程实在有点啼笑皆非。其实, 在创作之初, 他就明白, 这种题目一般是比较有名望的作家写的, 自己若写了, 是不打算发表出来的, 因为一定有人笑话他。后来, 他把写好的这篇文章送呈给叶公超先生看, 结果却狠狠地碰了颗钉子。当时, 叶公超把他叫过去, 铁青着脸, 把原稿掷给了他, 并直截了当地说“我一个字都没有看”, 沮丧之下, 他颇为狼狈地拿稿遁走了。可以想象当时书生意气的季羡林是多么尴尬和不平, 毕竟他自己对这篇文章的感觉是极为良好的。至于为什么会被叶公超拒绝, 或许后来的季老能理解其中的缘由吧。

《我怎样写起文章来》失败之后, 执拗的青年并没有停止他对“自传”的构思。但是从日记间隔来看, 十几日过去了, 《自己》一文仍旧是毫无进展, 他想来想去, “越想越糊涂”, 若一味强求, 恐怕这里面的痛苦要比快乐来得更多。最终, 这篇自传性质的小品文总算不了了之。其实, 从个人情感来讲, 学生时代的季羡林作《我怎样写起文章来》和《自己》并不能说他当时有多大的自信或是自负。青年多敏感, 这时正是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开始形成的关键时期, 加上大量的阅读和不一样的亲情背景, 表达、倾诉的欲望也就愈来愈强, 于是只要得到些许朋友和老师的赞赏, 便会促使如季羡林这样的年轻人开始去审视和展现自己, 而写作则是最好的呈现方式。只是在这种时候, 往往是当局者迷, 够不够格不是问题, 关键是想要被认识和认可。虽然最终宏愿破灭, 然而能不知所畏地倾诉, “又岂不快哉!”

日记到了这里已经接近尾声, 季羡林的大学生活也快要结束了, 但他的写作却丝毫没有半点懈怠, 《寂寞》《老妇人》《夜里香花开的时候》和《红》纷至沓来。其中在写《老妇人》的过程中, 他的心情是最为得意、欢畅的, “开始写《老妇人》, 觉得非常满意”“一天都在写着《老妇人》, 仍然很满意”“把《老妇人》看了一遍, 仍然觉得很满意”“《老妇人》我实在太爱了, 我要用来打破《现代》的难关” (3) , 最后他把《老妇人》改为《母与子》寄给《现代》, 结果有点让人忍俊不禁, 文章应该是被退了回来, 只是日记里没有明说。究其原因, 可能正如季羡林自己在日记里所说, 自己往往觉得很满意的文章, 别人却总是认为写得不好, 反之亦然。就好比之前的《兔子》一文, 他自己在写作过程中可谓是千般纠结、万般不满, 结果李长之却说不错, 《文学季刊》也很快刊登了出来。至于《寂寞》《夜里香花开的时候》和《红》这3篇, 《寂寞》应该是写得不错的, 最后发表在《文学评论》上, 而另外两篇则去处不明。

季羡林大学时期创作的散文基本都能在《清华园日记》里找到线索, 有明确去处的篇章主要都发表在《文学季刊》《学文》《文学评论》《文艺月刊》和《现代》5个期刊上。这些期刊在当时文艺界都有着比较大的影响力, 有不少著名作家参与编辑、撰稿, 如郑振铎办的《文学季刊》, 规模很大, 鲁迅、周作人、俞平伯, 以及施蛰存、闻一多等都是其编委成员。作为学生的季羡林, 能在这些期刊上发表文章, 足以说明他当时的写作水平和散文质量。

不过正如叶公超所说, 他的散文大都集中于小范围的意识, 甚至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出现这种问题不足为奇, 首先, 在那个时代, 一个学文学的人若不写点文章, 就显得落伍了, 他的写作有很大的功利性在里面, 主要是为出国留学打基础;其次, 文章的深浅、意识范围的大小更多取决于一个人阅历和知识的广博, 显然, 大学时代的季羡林在这两方面都还不够成熟;最后, 季羡林从小形成的幽闭的心理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幽闭的心理往往会让人聚焦于一事一物和一类情感之上, 所以季羡林这时期的散文大多缘起于母亲, 回忆性质比较强。

注释

1 季羡林.季羡林散文精选[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8

2 季羡林.清华园日记[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5

季羡林语录 第9篇

◎时间是亳不留情的，它真使人在自己制造的镜子里照见自己的真相！

◎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日真，二日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

◎根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自己生存，也让别的动物生存，这就是善。只考虑自己生存不考虑别人生存，这就是恶。

◎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西方采取的是强硬的手段，要“征服自然”，而东方则主张采用和平友好的手段，也就是天人合一。要先与自然做朋友，然后再伸手向自然索取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宋代大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做人要老实，学外语也要老实。学外语没有什么万能的窍门。俗语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就是窍门。

◎任何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以及任何一个生物，从本能上来看，总是趋吉避凶的。因此，我没怪罪任何人，包括打过我的人。我没有对任何人打击报复，并不是由于我度量特别大，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而是由于我洞明世事，又反求诸躬。假如我处在别人的地位上，我的行动不见得会比别人好。

◎时光流失，一转眼，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活得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算。有人说，长寿是福，我看也不尽然。人活得太久，对众生的相，看得透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叹息时多。

季羡林故事 第10篇

他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家里没有一本书；他的叔父决定送他上学，令其命运有了转折，但也给他一个包办婚姻，在离家求学十余年后，他依然跟妻子相濡以沫；他同时考上了清华和北大，为了能够出国选择了清华；他在哥廷根大学有过一段苦涩的异国之恋；他谢绝剑桥邀请，毅然回国；在受过“文革”的炼狱之后，走出“牛棚”，他笑容依旧；耄耋之年，他依然笔耕不辍，这就是一代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一生的几个片断。20多年前就谈“和谐”本月6日，是季羡林先生的95岁生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解放军总医院，向这位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表示祝贺和敬意，两人还一起探讨了“和谐”话题。其实，早在20多年前，季先生就大谈“和谐”———“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就是和谐”，人与人要和谐相处，人与大自然也要和谐相处。东方人对待大自然的态度是同大自然交朋友，了解自然，认识自然;在这个基础上再向自然有所索取。“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就是这种态度在哲学上凝练的表述。他说：“我们讲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布衣情怀在解放军总医院一住就是4年，这是入院时谁也没想到的。但季老先生自谓早已达到“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不仅处之泰然，并且，很快在医院建立起了新的大家庭。这个家庭的成员，从医生、护士、护工，到清洁工，再到其他病友及其家属，热热闹闹，亲密无间。季先生被称为“爷爷”或“老爷子”，三天，护士们给他买来个毛绒猫咪;两日，小保安又送来几个柿子;再几天不见，传达室的老门卫就带话来问安了。

半夜有了尿，老爷子总是把两次三次憋成一次，宁愿自己睡不好也不叫醒护工，因为“他们白天也很疲劳了，晚上不忍再让他们起来”。

一个细小的习惯，就能勾起往事。给季先生做了几十年秘书工作的李玉洁说，她注意到季老吃馒头炒菜时总是速度很快，吃饺子、面条时速度相对慢一些。那是因为他幼年时就离开父母，寄居在同样贫困的亲戚家，每逢上桌吃饭都是小季羡林最尴尬难熬的时候，他不愿意往自己的碗里搛菜，所以吃得很快，盼着吃完赶快离开。

季羡林一生培养了6000名弟子，其中30人成为各国驻外大使。但作为誉满国内外的学术大师，季羡林却没有半点架子和派头。但是，他却受到人们的普遍敬仰。

在北大校园里，季羡林经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咔叽布中山装，圆口布鞋，出门时提着一个50年代生产的人造革旧书包。他像一个工友，说话平常，总是面带笑容；他像一个老农，声音低沉，平易近人。他的家谁都可以推门而入，同他谈话，如沐春风，决不会感到紧张局促。600本《留德十年》有一天，一位年轻护士说起某报正在连载季先生的著作《留德十年》，表示很爱看。老爷子马上把李玉洁找来，吩咐叫人去买，说“书是给人看的，哪怕有几句话对年轻人有用了，也值得。”这一来轰动了全医院，大家都来伸手，还索要签名本。“都给。”“买去。”季先生发话说：“钱是有价之宝，人家有收益是无价之宝。”最后，一趟一趟买了600本，也一笔一画地签名600本。

勤学一生1917年，6岁的季羡林从乡下的父母家，来到城市济南的叔父家，叔父虽未受过正规教育，却思想开明，有远见。在季羡林上高小时，他便出钱让侄子课余去学英语，学古文，一直要到晚上十点才能回家。在清华、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的十几年里，他的日程就是学习、吃饭、睡觉，与旅游、晚会、跳舞、娱乐都无缘。1946年，季羡林回国后经陈寅恪推荐赴北京大学任教，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为了专心研究，独自过了16年，他才把家属接来。即使“文革”期间当门房儿时，他仍然暗自怀揣小纸片，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而他平生最艰巨的两部书，长达80万字的《蔗糖史》和长达数十万字的吐火罗文A方言（焉耆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译释，都是在耄耋之年完成的。为了写《蔗糖史》，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中，八十几岁的季老每天都要跑一趟图书馆，风雨无阻。“只要有一口气就得干活”，从入院第一天起，季先生就把办公室搬到医院来了。凡输液，必伸左手，留下右手写东西。滴水石穿，一部《病榻杂忆》就这样渐渐出来了；由于眼睛必须保护不能再看电视，季先生特别重视读报，他订阅了13份报纸和若干大学的校报，《参考消息》的大字版他篇篇必读，有时由李玉洁或护士念给他听。怀真情，说实话季老曾说：“‘真情、真实、真切’是我做人做事的原则。”他对事真，对物真，对情真。在《留德十年》这部回忆录中，他真诚地披露了自己三十岁时一段鲜为人知的情事：在德国时，他和德国姑娘伊姆加德因为给论文出清样，有过一段恋情。与伊姆加德结合，自己未来的生活或许是幸福美满的。但这样一来就意味着对妻子儿女的背叛，意味着把自己的亲人推向痛苦的深渊。尽管置身于包办婚姻中，季羡林最后决定，为了不伤害或少伤害别人，还是由自己来咽下这颗苦果。他想，伊姆加德还年轻，她以后还会碰到意中人。据说，伊姆加德小姐终身未婚。季羡林还以敢讲真话而闻名。早在1986年，他就写了《为胡适说几句话》一文，震惊文坛。当时胡适还是个“反面教员”，人人谈“胡”色变，无人敢涉足这一“禁区”，有朋友劝他不要写这样的文章，风险太大。季羡林认为，由于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胡适的评价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评价问题，而是一件涉及到许多重大学术问题的大事。自己有必要站出来说话，把真相告诉大家，还胡适以真面目。他的文章发表后，得到学界的普遍肯定和响应，开启了重新评价百年学术史的先河。宽人严己前些日子，外省有一位学者在某报撰文，指责季羡林先生“自封大师”云云。季先生闻说后如往日一般平静，说:“人家说得对，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大师。只不过我运气好，好事都往我这儿流。”他说：“我就两条，爱国和勤奋。我总觉得自己不行，我是样样通，样样松。”见李玉洁不服气，季先生就叫她端正态度，并说:“人家说得对的是鼓励，说得不对是鞭策，都要感谢，都值得思考。即使胡说八道，对人也有好处。就怕一边倒的意见，人就晕了。”

他特别能看到别人的优点，赞扬起来从不吝啬。在《我眼中的张中行》中，季先生称张先生“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淡泊宁静，不慕荣利，淳朴无华，待人以诚。”“我常常想，在现代作家中，人们读他们的文章，只须读上几段而能认出作者是谁的人，极为稀见。在我眼中，也不过几个人。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难得一位大学者对另一位大学者如此欣赏。季羡林先生把他对张先生的钦佩之处老老实实告诉读者，一副甘拜下风的若谷虚怀。用季老自己的话来说：“近年季羡林走俏”。然而，光环和浮名并不能帮助人们理解季羡林，理解他的平淡和孤寂，理解他拒绝“一代宗师”的称号。“什么‘一代宗师’，好像听着不入耳。”季羡林这样反应。问他：“如果给您下一个定义，应该是什么?”他说：“我是北大教授，东方学者。足够了。”季老很喜欢顾炎武的两句诗：“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

季老谦虚地说：“我哪敢自比为苍龙？比做老树，也许还是可以的。不管怎样，我还是想再行一点雨、再著一点花的。”

外一则

“唐僧”季羡林 第11篇

诞生于民国初年的季羡林是中国当代不多见的几位高龄知名学者之一，他的炫目光环令附于翼下的人得到了诸多实惠，希望与他接触的人比比皆是。

已有诸多迹象显示，有人经过精心设计来到这位学术名宿面前，利用他因年老体衰而陷于视听等多重功能障碍的困境，假他之手一连炮制出“北大软禁”、“字画失窃”等数起闹剧，令不明真相的公众遭到蒙蔽。

据记者了解，一些当事人在未能掌握基本证据之时，即做出了“人身软禁”以及“藏品失窃”等指控。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指控能够成立。而依据一些检举人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所做陈述，他们更多时候是基于某种“感觉”做出了这些指控。

季氏的一些门生故旧则表示，这是一场事先预谋的行动，有人试图摧毁季先生周围的屏障，以便在这位孤苦伶仃、信息闭塞的老人身边“有所作为”。

真假“软禁门”

“软禁门”指控颇为蹊跷。尽管季承早前曾向媒体控诉自己与父亲季羡林之间的见面遭到百般阻挠，但是在过去13年间，有若干文献表明，季老一直不曾中断过社会往来，陌生求访尚不拒见，亲人阻隔一说存有疑窦。

现已退休的张国铸是季羡林亲妹妹季漱林的女婿。1995年，季羡林84岁。在济南一家设计院工作的张国铸前来北京学习，受岳母等人委托，学习间隙前去北大朗润园探望舅舅。

季羡林当时还在带研究生，状态不错。他告诉张国铸，有一次自己要出门，门锁了，又忘了钥匙，就从一米多高的窗台上翻了出来。那次见面，张国铸证实并没有遇到任何阻挠。他表示，90年代季家的一些亲戚亦有来北京探望。

“1994年季老还去了泰国，1995年他还在国内到处走，这不稀奇，”北京大学一位工作人员对本刊记者说，“他那时候还住在北大，家里不相干的访客都能进，更不要说儿子和亲戚了。”

由于来北京一趟不容易，张国铸就把济南亲人的电话一一留给了季老。之后逢年过节，济南亲戚都要通过电话问候。据张说，结果大都接不上，“不是说正在休息，就是说正在学习”。

2001年，山东大学百年校庆，季羡林应邀以贵宾身份出席，并在济南南郊宾馆与19年没有见面的妹妹等亲属相见。不愉快随之发生了。

已是傍晚时分，室内光线暗淡。亲人们提议一家人集体合影留念，陪同在侧的李玉洁不同意，说照相机的闪光灯会伤着老爷子的眼睛。此言一出，一屋子的人都静默下来。张国铸说，亲人之间19年没有见面，合个影都不允许，一种被阻碍的感受立刻产生。

夹在秘书和亲人之间的季羡林显得为难，拿眼睛左右看看，结果没有理会李玉洁，携亲人们来到贵宾室门外集体合影。李玉洁没有出去，只有杨锐陪着。照完相离开，陪同季羡林送他们的杨锐还安慰一行人说，回北京后会把相片寄给他们。明知是安慰，但张国铸说，这些话让他们心里暖和。

2007年农历除夕上午，坐了一夜火车的张国铸来到解放军总医院，探望时隔6年不见的舅舅。由于忙了一晚，没有得到充分休息，那天早上季羡林很虚弱。张国铸和他聊了一会儿，向他索要了一个签名，并拿出自济南带去的相机合了一张影，就此告别。

2008年除夕下午，张国铸再次到北京探望季老。这次他带着精心准备过的两份以提案形式写成的书面材料，准备通过季老递给中央领导，以助他那曾是地下党员身份后被遗忘的岳父恢复名誉和地位。这一次，季羡林换了病房，安检也没有放行。杨锐告诉他。季老身体虚弱，正在接受治疗，不宜见客。

张国铸把材料交给杨锐。杨锐表示，季老既不是人大代表，又不是政协委员，这种事情恐怕办不了。但她答应转交给季。张国铸回到济南后，打电话询问杨锐事情进展。“杨锐当时的回答好像是舅舅不愿听还是太累了之类，反正这事儿就这样压下来了。”

“他就是这样，不好开口求人。”季羡林的一位故旧兼同事对记者说，有位香港商人曾想通过他的关系向中央领导谋一个政协委员当当，结果被他沉默以对。他晚年主持的学术工程“东方文化集成”，本来也有机会得到一些商界资金支持，碍于脸皮太薄，又不愿意主动向人提起。

没有走通季羡林这条门路的张国铸回忆，那时候他还不知道杨锐的爱人吴志攀在北京大学担任党委副书记，否则他也许会去找吴志攀，托他帮忙过问一下自己岳父的事儿，“这也是季羡林的家事啊”。

让张国铸感到气愤的是，除夕的第二天也就是正月初一，媒体有报道说季老在病房里接受了学生拜年。季老坐在沙发上，状态不错。身在济南的.张国铸把这条消息连同图片从网上下载，并附上一段话，“我们被骗了，季老家中亲情被人为阻隔”。

父子交恶

在日常面向社会就诊之外，解放军总医院同时还承担着党和领导人的医疗保健任务，和所有医疗机构一样，军方卫生系统的人士对本刊记者表示，医院一般均有探视规定，确保正常有序地开展医疗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探视不成功并不奇怪。

季羡林的老同事和老朋友也回忆，他们一般若要去探望季羡林，要提前和他的秘书打好招呼，征得病人和院方意见后，再做安排，并非想见就能见。

季承及女儿季清早前提出多般抗议，声称亲人被阻隔。北京大学核心层的一位工作人员对本刊记者表示，北京大学从来尊重季老的意愿，一切都是按照老爷子的意思办，“他说不见，那我们就去落实”。

据这位工作人员介绍，季羡林住进军方医院高干病房是北大努力争取来的，即使是与季羡林同年龄和同名望的侯仁之先生也没有得到这种待遇，依然住在校办医院。这些年，都是北京大学出钱出力替季承照顾季老，“现在我们反被咬上一口”。

季羡林与季承的父子关系僵持，一直是圈内人所共知的，这也是父子不相见的焦点。否认存在软禁的季承表示，他与父亲的这种关系正遭人利用。但北京大学方面强调，季羡林父子关系一直很僵，关于此事，北京大学手里握着许多季羡林写的纸条，但“我们不敢公布，毕竟是他们的家事儿，我们也怕伤害季老，所以迟迟不出手”。

季承与父亲的关系在13年前之所以恶化，至少由两起事件导致。本刊记者从包括季家亲属在内的多方人士那里了解到，大约在1994年，季羡林的妻子彭德华因病去世，在4万元丧葬费用中，季羡林要求作为儿子的季承出2万，一个要求出，一个不愿出，结果父子交恶。季羡林此时便扬言要与之断绝关系。

另一件事情，即季承与他们家的小保姆有私情，父子由此反目。70多岁的季承老来得子，今年已与他的继妻诞下一子。张国铸说，

“这是健康的表现，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就说，我不如你啊。”

就这些事情，张国铸很认真地谈到，他们父子即使一时决裂，也不会持续13年。他认为，哪怕拒见确是季羡林本意，杨锐等做秘书的也应该从中撮合。“得想办法化解他们的矛盾，”他说，“像这次见面一样，你把季承引进去，给老人一个惊喜，不行吗?”

“秘书有秘书的工作，没有义务包办你的家事。”熟悉杨锐的人士对记者说。即使是这样，吴志攀也曾提醒杨锐，季承与季老毕竟是父子，人家要见面，你不要阻挡。

问题是，季老的脾气似乎并不允许通融。有时候，他的沉默就是一种不容违拗的旨意。据一位故旧介绍，季羡林的性格是，凡你就一件事情征询他的意见，如果他一声不吭了，那你最好趁此打住，不要再说。“50多年了，我们已经摸透了他这点性子”。

没有人清楚季氏父子之间的感情冷战何以长期持续。见诸文献的一个事实是，季羡林应媒妁之言迎娶了彭德华，于1935年在山东诞下季承之后，翌年即抛妻别子、远赴德国，从此天人远隔。直到1946年，季羡林方始回国，执教于北京大学，但并没有迅速回家探望。1960年代，季羡林才将一家人正式接到北京，结束了独居生活。

在季承最需要父爱的幼年时期，季羡林并不在身旁。

季氏的外甥在文章里写道，有一天看到一位叔叔走进屋里，摸了摸他们的头，然后进了里屋，听到里面一片嚎啕哭声。季羡林归来，但陌生的记忆使这种亲情显得脆弱。在后来的一连串变故中可能危机四伏，加速了碎裂。

据季老一位已退休的北大故交介绍，季氏父子关系恶化到顶点的时候，他甚至扬言遗嘱之中不会将一分钱留给儿子。这可能也是他将毕生的积蓄、收藏大半捐赠给北大和其他机构的原因之一。据信，包括汶川地震捐助希望小学的20万在内，由秘书经手的这个数目大约为250万之多。

父子决裂之后，季羡林的生活空间里除了护工，还先后经历了三任私人秘书。2003年之前，他尚能过着行走自如的生活，及至住进解放军总医院，终日与秘书、护工朝夕相对，老人只能以病房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