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化问题范文

归化问题范文（精选7篇）

归化问题 第1篇

译文是介于原语和目标语之间的中介语文字, 文字本身只是一种形式, 但文字所承载的意义在不同语言中具有文化上的差异, 处理文化差异的两大理论代表是归化理论和异化理论, 归化异化争论的流派代表人物分别是奈达 (Nida) 和韦努蒂 (Venuti) 。国内归化异化的争议也随着越来越多人的参与而进入胶着状态。归化异化泾渭分明的时候, 我们看到明确的选边立场;归化异化相互对立, 但两者变得模糊交叠 (overlap) 的时候, 直译、意译和音译也牵涉其中, 归化异化概念扩大, 边缘问题由此产生:归化异化之争是不是意译、直译和音译之争?归化异化与意译、直译和音译有怎样的关系?归化异化能和谐统一吗?这是本论文讨论的话题。

2归化异化的定义

韦努蒂对归化异化定义的原文是:“An ethnocentricreduction of the foreign text to target-language cultural values, bring the author back home, while the latter is―an ethnodeviant pressure on those (cultural) values to register th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difference of the foreign text, sending the reader abroad.” (Venuti 1995:20) 归化翻译是要同化原本, 抑制、消解其异域特色或风情, 使译本符合目的语语言文化的主流价值观、社会规范、诗学和意识形态;异化翻译则是要打破目的语语言文化的社会规范和主流诗学, 保留原本的异域特色和差异。 (韦努蒂, 1998) 国内翻译界的理解是:归化法是译者为了制造出透明、通顺的译文而将异域文本中的“陌生性”降低到最低程度的翻译策略。而异化法是指译者为了故意对目的语文化的规范进行冲击而保留原作中一些“陌生性”的翻译策略。从原话到中文, 有几个词是我们理解和把握归化异化的关键:“策略、文化、陌生性”, ethnocentric与种族为中心的文化和价值观有关, 其相反的意义是ethnodeviant, 另外三个是linguistic and cultural difference, 根据英汉内容, 我们可以把归化异化归结为一种翻译策略 (而不是技巧或方法) , 处理的对象是文化差异 (而不是语言意义) , 所追求的目标是去除“陌生性”或保留“陌生性”。有了这些核心词作为判断的基准, 我们就不会在纷繁复杂的争议中迷失。

3归化异化的争议和边缘问题

3.1归化异化的争议

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 直到后面修改成的功能对等理论, 主张翻译即交际, 为了达到有效交际的目的, 任何话语都必须以接受者 (听众、读者) 为出发点。译文与原文在效果上达到“对等”, 即译文读者的理解与感受与原文读者的理解与感受基本一致。奈达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传到我国后, 在国内掀起了归化热, 这场归化热至今还保留旺盛的势头, 规模覆盖了翻译的策略、方法、技巧, 甚至翻译标准等方方面面, 认为最好的翻译是“出神入化, 不留痕迹”。其实“归化异化”概念的使用开始于韦努蒂, 90年代后期韦努蒂的归化异化理论传到我国, 异化热随之产生。在归化异化争议如火如荼的今天, 异化派似乎稍占上风, 认为传播文化是翻译者的使命, 归化抹杀了文化的多样性。

3.2归化异化的边缘问题

归化异化是翻译策略的两个极端, 它们彼此的过渡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濒临和交叠现象, 形成了归化异化的边缘地带, 这里界线模糊, 重叠交叉问题多, 主要归纳为以下几点:

(1) 归化异化概念扩大化

国内翻译界把归化异化概念扩大到了语义、句法 (秦洪武, 2000) 等各个领域。王平 (2004) 把归化异化分解成文化层面上的归化异化和语言层面上的归化异化。

“One cannot make bricks without straw.” (意义归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好久不见!” (句法异化:Long time no see!)

按这样的逻辑, 归化异化覆盖翻译的方方面面, 语义上不对等, 就成了语义异化, 句法上不对等, 就成了句法异化, 问题是:都对等了还叫外语吗?

(2) 归化异化和意译、直译和音译混为一谈

把归化与意译划等号, 把异化与直译划等号 (裴少华, 2008;王岩, 2012) , 望文生义, 还以为“土气”的是归化, “洋气”的是异化, 于是很多地方把音译与异化划等号。

(3) 意义的不确定性

文化负载性成语、习语或谚语在翻译过程中会产生意义不确定现象, 其中有多译同一意、多译近一意和多意一译, 难以取舍。例如:“班门弄斧”, 有下面几种可能的译文:

(1) Show off one’s profi ciency with axe before Lu Ban, the master carpenter.

(2) Teach grandmother to suck eggs.

(3) Teach fi sh to swim.

有时候好几个汉语成语都使用同一个英语译文。例如:“一石两鸟”、“一举两得”和“一箭双雕”都说成: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4) 归化异化对立化

归化异化非此即彼, 两者不能兼容, 相互对立, 走向极端, 问题就会很严重, 刘英凯 (1987) 曾对归化译法做了尖锐的批评。

(5) 文化负载词带来的窘境和困惑

一些源于典故, 具有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双重身份的文化负载词, 在翻译时候该归划还是异化, 或者两者结合, 带来一定难度。例如下面一则广告:

Chloe Narcisse

Narcisse:A scent of exotic tropical flowers and fruit, enticing you into its own heart to a spicy quiet sensuality, then drawing you on with mysterious sandal-wood, heady vanilla and the provocative, intimate note of musk.Narcisse is the fragrance that says watch me, touch me, hold me and make me yours.Narcisse:The heart of a woman.

这是一则男性香水广告, 品牌叫Narcisse, 该词的文化负载意义是水仙花仙子Narcisse, 普通名词就是“水仙花”, 这里我们很难简单地判断用归化还是异化。如果用音译手段, 读者不一定明白其中的文化涵义, 如果用普通名词的直译手段, 文化涵义不复存在, 同时还要考虑品牌形象, 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会陷入窘境。

(6) 归化异化与音译的交叠关系定义不清

音译法包括汉语拼音和近音发音, 主要用于处理词汇空缺现象, 一些人名、地名、商标名、专有名词、特殊词汇等等, 当我们在目标语中无法找到意义对等的词汇时, 一种有效的方法是音译处理, 那么音译属于归化还是异化, 译界还有争议, 有研究人员将音译归结为异化现象 (步雅芸, 2003;胡博, 2014) , 有时甚至自相矛盾。这里提供音译的几个边缘现象:

(1) 汉译英的拼音译法或近音译法

一些汉语名称, 我们通过拼音译法, 保留其发音形态, 如Jiaozi (饺子) 和Kungfu (功夫) , 其本身只是一个发音符号, 翻译开始阶段是需要解释的, 只有等到该词为读者和社会所接受后才不再需要解释, 成为了具有文化负载意义的词汇, 姑且认为这属于异化现象, 下面更多问题有待于解决。

(2) 英译汉的近音译法

A.具有目标语特征的音译法

一些商品的品牌, 例如:Olay (玉兰油) 、Pentium (奔腾) 、Colgate (高露洁) 、Crest (佳洁士) 、Marlboro (万宝路) 、Gillette (吉利) 、Avon (雅芳) 、Johnson (强生) 、Revlon (露华浓) 、Robust (乐百氏) 等等, 虽然是近音翻译, 其文字并非任意, 而是带有一定的意义。这个意义与原语名称不一定有直接关系, 但与品牌内涵、功能或特征在目标语中有一定的联想意义, 这个意义不同于以上单纯的汉语拼音或近音译法, 这种现象该属于归化现象还是异化现象呢?

B.具有原语特征的音译法

有一些品牌, 如Motorola (摩托罗拉) 、Casio (卡西欧) 、Sony (索尼) 、Rolls Royce (劳斯莱斯) 等等, 其译文本身几乎没有意义, 但却充满着原语的“异国风情”, 恐怕这才是有人把它定义为异化的根据。其实原语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内涵或形象意义, 只是我们无法翻译而已, 就像一些汉语名称, 文字有一定内涵和形象意义, 只是无法翻译成英语所以才使用拼音, 这种情况是归化还是异化呢?

4如何区分归化异化和直译意译, 实现归化异化的和谐统一

4.1归化异化和直译意译的区分

国内很多研究把归化异化和直译意译等同起来, 认为“实际上, 归化就是意译, 异化就是直译” (蒲红英, 2006) 。罗选民 (2004) 认为最明显的错误是翻译策略和技巧等同于归化异化, 实际上归化异化强调的是文化, 而意译直译所关注的是语言方面的问题。所以归化异化, 直译意译是两码事, 但它们确实有交叠的存在。区分这两对概念, 需要回归归化异化的定义。英语中具有明显的文化负载意义的词汇, 短语, 甚至句子, 一般是那些有典故背景的成语、习语或谚语等等, 处理那些仅仅是语义解释, 与文化关系不大的词句, 应该属于直译意译范畴。但是对交叠中的归化异化和直译意译进行严格的区分也很难,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没有离开语言的文化, 也很少存在完全脱离文化的语言, 我们只能从侧重一方寻找判断的依据。

原文:John can be relied on.He eats no fi sh and plays the game.

译文:约翰可以信赖, 他为人正直、公平行事。 (侧重习语典故的寓意, 即文化:归化)

原文:Yes!After you had cheated on her and treated her like dirt for months!

译文:是!但那也是在你欺骗她并且冷落她几个月之后的! (侧重意义解释:意译)

原文:叶公好龙

译文:Lord Sheh’s love of dragons (直接翻译, 但文化内涵深刻, 话中有话:异化)

原文:瑞雪兆丰年

译文:The year of snow, the year of fertility. (有生活常识就能理解, 文化内涵低:直译)

区分了归化异化和直译意译, 以上的第一和第二个边缘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

4.2和谐归化异化的主要制约因素

同样的原语, 我们既可以归化处理, 也可以异化处理, 或者两者相互妥协, 例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杨宪益夫妇异化处理, 翻译成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而霍克斯则归化处理, 翻译成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 our.归化异化的选择, 要受到下面因素的制约:

(1) 文本因素

文本因素就是原语本身, 原语因素要求我们翻译必须忠实于原文, 这是翻译的基本要求, 任何归化和异化都不能歪曲原文要传达的语言信息或文化信息。

(2) 读者因素

最显而易见的道理是, 不同群体的读者, 有年龄、文化水平、生活经验、专业等差异, 翻译要照顾不同读者群体的需要, 既能实现跨文化交际, 又能传播异域文化, 例如儿童翻译读物就要求语言朴实易懂、道理浅显明了、情节简单有趣等等。

(3) 目的因素

目的对翻译的影响和制约可谓是极其关键的, 翻译目的论 (Skopostheory) 认为, “翻译是一种目的性行为”, 且翻译的目的在翻译开始之前就要确定。翻译时, 译者应根据具体要求, 结合翻译目的和译文读者的特殊情况进行有选择性的翻译。以明末清初为例, 严复、林纾、梁启超等学者的翻译目的在于“宣教启蒙, 唤醒国民”, 所以他们多采用十分归化的方法, 不欲制造冷僻的术语、词汇及形象, 只要中国读者能明其理, 识其事, 甚至为达此目的不惜增删。现代翻译开始倾向于异化了, The Milk Way也从“银河”回归到它的本意“牛奶路”或“仙奶路”, 国人对丘比特、维纳斯、天使等早已耳熟能详。

(4) 语域和文体的需要

翻译也要顾及语体和文体的对等, 原文是诗歌, 我们最好不要译成散文;原文书面语风格突出, 语言凝炼古雅, 言简意赅, 我们就不要翻译成松散、冗长的口语体。体裁失真从形式上也影响到译文的可信度。

(5) 语境因素

提到语境我们自然而然想到上下文, 这里的语境因素包括上下文在内的语言语境和语言以外的非语言语境, 非语言语境涉及到原语所描述或承载的内容所在的地点、时间、人物、社会背景, 以及译者对这件事的相关知识, 这也是发挥译者主体性的关键。语境因素是解决以上第三个边缘问题的法宝, 当语义难以确定时, 语境将发挥作用, 在具体的语境制约下, 我们会找到最佳选择。

(6) 美学因素

翻译的美学价值体现在它的形式美、意义美, 追求形式、意义、声音、节奏等方面的和谐统一, 使译文刚性铿锵有力, 柔性似水, 念起来朗朗上口, 听起来悦耳。看看下面例子, 体验它们的美学价值:

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Penny wise and pound foolish. (小事聪明, 大事糊涂)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眼不见, 心不烦)

No pains, no gains. (不劳则无获)

Easy come, easy go. (来得快去得也快)

Great boast, small roast. (夸夸其谈, 其实枉然)

As you sow you shall mow.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4.3如何实现归化异化和直译意译的和谐统一

(1) 归化与意译的交叠使用

归化的主要处理对象是那些具有文化负载性的成语、习语或谚语, 通过归化策略, 直接传达其背后的寓意;而意译处理的对象是语言, 两者交叠, 既能满足对文化的解释, 又能满足对文字意义的解释。

原文:Speak of the devil (and he will appear) .

译文:说到曹操, 曹操到 (归化) , 提到谁, 谁就来 (意译) 。

(2) 归化与直译的交叠使用

这两者看起来自相矛盾, 但两者交叠, 一来读者理解原语的文化内涵, 二来又能领略原话的原貌, 对于传播和保留文化的多样性是非常有帮助的。

原文:John can be relied on.He eats no fi sh and plays the game.

译文:John可以信赖, 他守规则, 不吃鱼 (直译) , 为人正直, 公平行事 (归化) 。

刚开始读者可能不习惯, 时间长了, 他们自然而然就会建立文化与原语的对接, 就像我们常说的“她吃斋念佛, 是个善良的人啊!”, 前面的“她吃斋念佛”是原语, 后面的“是个善良的人啊”是文化内涵。既然我们能接受“她吃斋念佛, 是个善良的人啊!”这样的表达, 那么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 我们也会接受:“约翰可以信赖, 他守规则, 不吃鱼 (直译) , 为人正直, 公平行事。”这样的表达。

(3) 异化与意译的交叠使用

异化强调保留原语的文化, 但考虑到读者的理解能力和可接受程度, 我们需要采取一定的变通手段, 在保留原语文化的同时, 通过意译手段对原语的寓意进行解释, 两者放在一起就形成了交叠。例如:

原文:He is wealthy.To give him money is simply carrying coals to Newcastle.”

译文:他很富有, 给他钱简直好比往盛产煤的纽卡斯尔运煤一样——多此一举。

这句话中保留了carrying coals to Newcastle的文化原貌, 同时又赋予解释“盛产煤的”“多此一举”之意, 异化意译都兼顾到了。

(4) 归化与异化的交叠使用

这种两极关系看似对立, 实际上也可以和谐统一, 杨宪益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例子:

原语:没良心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译文:You ungrateful thing!Like the dog that bit Lvdong Bin—you bite the hand that feeds you.”

Like the dog that bit Lvdong Bin是异化处理, 体现原语的面貌, you bite the hand that feeds you.做了归化处理, 让英语读者明白了前者的文化内涵。

(5) 异化与直译的交叠使用

这两者的区别原理与归化和意译的区分一样, 既保留原语的语言面貌, 又保留原语的文化原貌, 这里还做一些直译解释 (异化+直译+解释) 。

原语:三个臭皮匠, 顶个诸葛亮。

译文: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equal Zhuge Liang, the master mind.

(6) 音译与归化异化的交叠

要解决以上的第六个问题,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音译归结为归化或异化, 要看看音译的效果, 音译过程采取哪种策略, 取决于原语自身的特点、翻译的目的等等。人名翻译要像人名, 商标和品牌翻译要符合商品的特点。汉译英音译法常用汉语拼音, 有时我们也参考外国人的发音特点, 例如“功夫”没有翻译成Gongfu而是翻译成Kungfu, 英译汉的音译法更不是任意或随意的, 当音译结果被赋予某种意义或形象时, 我们就可以判断其属于归化还是异化, 归化的音译体现目标语的特征, 而异化的音译体现原语的特征。

音译与归化的交叠:Benz (奔驰) ;BMW (宝马) ;Revlon (露华浓)

音译与异化的交叠:海尔 (Haier) ;海信 (Hisense)

以上第五个边缘问题, 我们根据商品和商标本身的特征和想象需要, 再结合Narcisse既有文化负载意义, 又有普通名词意义的双重特点, 采取音译+归化处理, 最后翻译成:“娜希斯花仙子”, 既照顾了该词的读音, 又兼顾了该词的典故意义, 同时又能体现该词作为香水品牌的形象特征。

5结束语

综合上述, 纷繁复杂的归化异化边缘问题其实并不复杂,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对归化异化概念存在误解, 另外归化异化也不是相互对立的。翻译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实现跨文化交际目的和传播文化的多样性并不矛盾, 归化异化、直译意译和音译可以在相互交叠中创造平衡与和谐。

摘要：归化异化在争议中变得纷繁复杂, 一些边缘问题比较突出。文章重新理清归化异化的定义, 区分归化异化和直译、意译及音译, 阐述制约翻译的各种因素, 通过归化异化和直译、意译及音译的交叠运用, 探讨如何使归化异化既能实现跨文化交际目的, 又能传播多样性文化的和谐途径。

关键词：中介语,归化,异化,边缘问题

参考文献

[1]Venuti, Lawrence.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New York:Routledge,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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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径运动员移民归化问题研究 第2篇

关键词：田径运动,运动员归化,文化认同

近年来中国体坛风靡的“海外兵团”、“海外使团”等概念,是对运动员移民归化现象的有力回应。以中国职业体育为例,从若干被媒体放大的事件即能反映出来,如早年的“何智丽事件”、“王治郅争议事件”,甚至媒体大肆炒作的“李娜事件”等,实践问题的产生赋予了职业运动员移民归化问题探索的迫切要求。长期以来,中国职业体育优势项目一直是国人的骄傲,随着运动员移民归化现象的广泛出现并导致的社会影响,运动员移民归化问题逐渐干扰到中国职业体育发展,引起广泛的社会争论与反思。以往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竞技体育优势项目,例如乒乓球、羽毛球等单项体育上,在单项案例研究方面突显单一,同时也难以在全球层面上高屋建瓴地思考问题。笔者以田径运动为例,在全球视野重新审视运动员移民归化问题,希冀对中国运动员移民归化的理论与实践有借鉴参考价值。

1 田径运动员移民归化现象——以肯尼亚长跑项目为例

中长跑运动的成功可以用来界定肯尼亚的国家成长经历。运动员的成功往往被比拟为普通人的希望、愿望和梦想。运动员被视为英雄,并且比政治家更能代表一个国家。很多国家的体育英雄被视为“民族的代表,在国家认同的社会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因此,运动是流行文化的一种,将国家象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与广泛共享的流行体验相连。体育的全球成就能够增强国家自尊。国际体育是一种媒介,通过这种媒介,我们得知本国和他国的形象和故事。精英们的表现是最外显的媒介,普通百姓通过运动员的努力而获得成就感。在肯尼亚,人们认为中长跑的成功增强了民族团结,尽管本国在区域和政治方面有着严重的社会阶级分化、贫富差距、种族和语言差异。

鉴于肯尼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分裂,体育成为弥补这些问题的手段之一。尽管田径在肯尼亚仍然是一项业余运动,优秀的肯尼亚赛跑选手在代表国家参与国际比赛时仍然充满自豪。他们穿着民族色彩的衣服,国歌奏起,然后展示所获得的奖牌,这使他们充满了自豪感和成就感。然而,随着商业人才的商业化发展,赛跑的主要动机变成了谋生,并支付运动员报酬。一些肯尼亚选手选择去巴林和卡塔尔等国家追寻更好的生活,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窥到一些移民运动员面临的挑战。

中东正在成为一个主要的经济发展区,同样也是一个体育发展区。重点城市如多哈、迪拜现在定期举办具有全球吸引力的比赛,如高尔夫球赛、一级方程式汽车大奖赛、网球和田径比赛以及区域性的比赛等。事实上,尽管没有赛车传统,巴林已经成为一级方程式赛车比赛举办的中心地区,卡塔尔也主办了亚运会。此外,卡塔尔还胜过美国和其他几个主要的体育国家赢得了申办2022年世界杯的资格。

有些运动员从处于现代化外围的国家迁移至富裕的中东国家,将被纳入不平等框架,尤其是对个体运动员的财政补贴方面。那些缺乏体育文化的国家现在可以选择付钱引进具有上进心的雇佣运动员,就像卡塔尔和巴林等中东国家一样。这些国家拥有大量财富,但是却缺乏具有运动天赋的运动员为本国的国际形象做代言。这导致了具有较多优秀运动员国家的运动员向新国家的移民趋势,用他们的体育能力来换取金钱回报,这种体育能力已经成为出售给出价最高的人的一种商品。其中田径体育人才的主要净出口国是肯尼亚,在全球范围内的田径性能指标中居于前列,尽管其发展受到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制约。

巴林和卡塔尔在奥运会的排名都很低。例如,巴林从没有在奥运会上赢得过奖牌。仅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1500米女子赛跑中差一点获得奖牌,但是后来却被取消了资格,金牌颁发给了第二名的肯尼亚选手。另一方面,卡塔尔迄今为止仅在1992年的1500米赛跑和2000年的举重比赛中获得了两枚铜牌。因此,相比于肯尼亚,这些国家在体育方面没有任何重大成就。然而,由于他们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大量财富,并且热衷于参与运动,因而吸引了来自包括肯尼亚的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全球财富分布的不均衡以及体育团体的财力也导致了运动人才从薪酬较少的俱乐部和国家移民到薪酬较高的俱乐部和国家。当肯尼亚的运动员转移到其他国家时,他们可能会永久性地进行移民(公民身份也会改变),或者短暂移民(短期的基础训练或准备比赛),或者因为婚姻而移民。然而,那些去中东的运动员改变了国籍、姓名甚至宗教信仰,并且接受货币补偿。

2 田径运动员移民归化问题研究

2.1 全球化竞技体育人力资源配置的作用

体育的全球化和商业化推动了运动员取得成功。运动员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品牌,而不再像过去那样,为国家效力能获得足够的满足感,现在运动员希望最大化经济收益来保证生活质量。有学者认为,“自1970年以后,运动员可有意识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对其运动生涯进行规划”。现在,运动员正在变得越来越有自我意识,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因此,以前的成功是通过代表出生所在的国家所寻求的,现在则可以通过在移民国家寻求这种成功,甚至还可获得更高的经济回报。“我们和我的平衡”的理论依据还被用来分析人类发展中的自我认知变化。“我们和我的平衡”概念指的是,当社会变得日趋差异化和复杂化,社会生活规模不断扩大时,人们往往会越来越少地通过特定社会群体进行自我界定,而是将自己看作独立的个体,控制自己的命运。与此同时,博斯曼法案的效力及其全球影响力扫清了运动员移民归化的制度障碍。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会自动接受既定规则和标准,他们会出于为自己的考虑做出更多的选择。

2.2 国际成就和经济能力的获得

从历史上来看,在西方国家以及世界的大部分国家,体育一直担任着经济扶梯、帮助摆脱贫困的作用。因此,金钱无疑是运动员移民的最主要动机,尤其是那些贫困程度很高的国家的运动员。这正好符合体育移民分类中对雇佣、追求地位者的定义,即他们通过移民可以获得更多的物质回报,而他们的劳动也可获得更多的回报。追求地位的运动员意在实现体育生涯的目标,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的动机是希望通过移民参与更高质量的比赛,获得更多的机会。

按照分类,那些移民到巴林和卡塔尔的肯尼亚运动员则属于追求地位者,因为他们在寻求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并且尽量将体育劳动的回报最大化。此外,通过移民,他们更有机会获得金钱上的成功,同时又能够在奥运会上赢得奖牌。赢得奥运会金牌不仅是一个人职业生涯的巅峰,也是获得财富的一种手段。对于大多数的肯尼亚运动员,在奥运会上赢得金牌仅仅是为了赚钱,从而改善他们的生活和社会地位。然而,肯尼亚具有较高比例的长跑运动员意味着该国运动员更新的速度更快。

2.3 国家忠诚问题

田径运动员Saif Saaeed Shaheen原名为Stephen Cherono,是一个障碍赛跑运动员,目前3000米障碍赛跑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出生于肯尼亚京叶,但是目前代表卡塔尔。他的哥哥Abraham Cherono同样也是一个障碍赛跑运动员。Cherono移民到卡塔尔产生了广泛争议,因为他更改了国籍且对肯尼亚多年具有主导地位的3000米障碍赛跑提出了挑战。主导地位由于一个有争议的身份转变而受到了影响。如果Cherono赢得了障碍赛,他将得到人们的祝贺,尽管是以卡塔尔的名义,奏响的国歌也是卡塔尔国歌。每当Shaheen赢得障碍赛,并为卡塔尔赢得经济利益时,肯尼亚文化意义和肯尼亚3000米障碍赛的田径历史就会受到挑战。

2.4 国籍变更及其影响

更改国籍代表运动员愿意融入当地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然而,仅为了经济回报而移民的运动员无法忽视移民所带来的这些牺牲。国籍变动的影响包括要采用移民国家的国名或者可能会改变名字、宗教以及社会和经济地位。有些变化要求急剧转变以及自身的重塑,特别是名字的变更。例如,一位肯尼亚赛跑选手移民到了巴林,并成为第一位代表阿拉伯国家到以色列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但之后他失去了公民权和生计。

2.5 姓名和宗教信仰的改变

宗教在全世界而言都是强大的社会化代表,因为它能够嵌入到一个民族的社会结构中。因此,成年后放弃一种宗教而信仰另外一种宗教是极具挑战性的,尤其是如果运动员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或者没有对这个问题深思熟虑过的话。对于一个运动员,国籍的变更则与运动能力有关,因而与潜在的回报有关。伴随而来的文化转变常常不会被察觉,因而运动员及其家庭往往意识不到。

2.6 社会孤立和远离家人的孤独

很多移民去为其他国家效力的运动员之所以做出如此大胆举动,是因为他们有意识地选择破除与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对于那些移民到卡塔尔和巴林的运动员,他们的家人仍然住在肯尼亚,而且他们也更希望能够在肯尼亚的山上生活和训练。然而,由于对肯尼亚政治领导人的失望,他们选择移民到其他国家继续像以往那样自由的体育训练。对于那些移民运动员以及帮助他们移民而敌视肯尼亚的人,往往很少能得到访问肯尼亚的签证,也不允许在肯尼亚进行训练。限制运动员访问肯尼亚和家人这一后果导致运动员与家人之间形成了社会隔离,并且在没有社会关系的新国家很孤独。

2.7 移民的双重影响

移民运动员的问题虽然在增加,但是却有了多种解释。从捐助国的角度看,会有一种背叛、心痛和损失的感觉。另一方面,接受国期待通过运动员赢得国际比赛来改变体育地位。对于个体运动员而言,他们期望更好和更安全的生活,更好的财务激励和运动生涯成功,这些远比出生国的社会和政治成本要重要得多。然而,Leonard Mucheru在赢得胜利时获得庆祝,但是当他错误地为以色列比赛后被否认的案例唤起了对移民身份缺陷的关注。在过去几年,两个移民到巴林的肯尼亚选手(Leonard Mucheru和Gregory Konchellah)遇到了问题,迫使他们回到肯尼亚来拯救自己的田径运动生涯。

3 结论

本文探讨了肯尼亚在中长跑项目中统治地位丧失的问题、体育劳务移民问题、肯尼亚运动员外流到巴林和卡塔尔的问题、运动员移民的后果以及运动员移民对捐献国和接受国的私人层面和国家层面的影响。尽管运动员移民被认为是一种提高技能人才储备的手段,但是本文也揭示了随着肯尼亚竞技体育地位的重建危机,要么显现,要么降低。事态发展的积极方面包括国际级运动员的结构化激励机制,肯尼亚田径协会和政府为运动员们建立了数据库,并在宪法中规定了双重国籍的适用性,运动员可以进行投资从而为本国创造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令人怀疑的是比起本国国际形象的提升,接受国可能会面临着长期体育结构性的变化。

参考文献

[1]黄璐,郭超,兰健.应理性看待新世纪新阶段中国体育“海外兵团”现象[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7,30(10):1313-1315.

[2]黄璐,兰健.中国体育“海外兵团”开发的战略意义[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5,24(5):29-31.

[3]辛松和,郭惠杰,赵明元.中国运动员被归化的现状、成因及对策研究[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4,29(1):19-23.

[4]韩方廷,谭明义,钟颖惠.乒乓球海外兵团的发展历程与策略[J].体育文化导刊,2012(11):38-41.

[5]吴晓敏.体育海外兵团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0(5):

归化问题 第3篇

关键词：欧洲体育,职业联赛,球员移民归化,跨国流动

运动员国际流动是日渐凸显的国际体坛现象,是职业体育全球化纵深发展的结果,亦是国际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范畴。运动员国际流动对输入国和输出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带来了变化和影响。以欧洲职业体育联赛球员移民归化问题为研究主题,运用文献资料、数理统计等研究方法,对欧洲职业体育球员移民归化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

1 欧洲职业体育联赛球员跨国流动研究述评

对于球员跨国流动问题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实际上,球员的跨国流动在足球运动发轫之初就开始了[1,2,3]。欧洲职业足球正在进行重大变革,欧洲诸国和国际足球监管机构对于目前有才华的年轻球员,无法通过青年发展计划进入他们所属的顶尖足球俱乐部表示担忧[4]。并且,对于欧洲顶尖足球俱乐部缺乏本土球员,欧洲足球界也非常担忧[5]。最近欧洲顶级足球俱乐部的球员招募策略似乎限制了本土球员的发展机会[6]。这些招募策略包括了这些俱乐部预期购买更多“成品”球员,以及招募那些认为是高天赋、非本土的年轻球员的倾向[7]。同样,那些研究高技能运动员迁移的学者,在各国研究的基础上,把研究重心局限在某些领域,比如信息技术、金融、法律等。很少有研究提出一种新方法,能结合关注高技能运动员活动的研究和专业运动员迁移的研究,后者用现代理论来定义,可以名正言顺地被称为高技能运动员。[8]

首先,提出一个概念方法,须借鉴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和关于高技能运动员迁移的社会学研究,并试图更充分地了解到一些运动迁移是如何发生的,此案例研究表明运用相同的能识别高技能球员的迁移研究的机制,体育工作者是如何加强招募新运动员。对于各类工作者,招聘工作并不总是发生在更正式的通过雇佣代理或顾问的渠道,也引发的文化身份争议问题[9]。相反,它们更多的是通过相互依存的网络,非正式的沟通渠道。从埃利亚斯的研究中得知,过程社会学主要问题之一就在于试图了解,人都受到相互依存问题的影响。过程社会学的一个方法是,当提到全球移民问题时,必须集中注意力去了解世界各地的人们是如何彼此结合,及如何以多种全球网络或全球形构相互依存,从而推动和限制运动员的行为和迁移[10]。相互依存的过程概念阐释了一定程度的整合概念,而倘若仅依靠个体自身的知识,是难以理解整合概念的。相反,通过考虑形构中的复杂和多层次的权力分配,过程社会学认为人之间存在差异依存关系。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权利分配将体现形构的空间扩展和长远发展[11]。

2 欧洲职业体育联赛球员移民归化问题研究述评

为了说明通过使用依存社交网络,迁移是如何得到推动的,该文特别关注两项研究,审视运动员被招募的流程。在运动员招募的背景下,审视朋友网络这一方法论路径,而在高技能运动员招募的背景下,审视桥塔这一概念。该文提出一个发展前景,这将有助于推动英国足球进入全球及英国本土的视野。在了解他们是如何为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招募运动员的方式。根据这一融入概念,当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的球员、教练、经理、球队老板和代理被质疑招募移民球员的方式时,本文提供了具体解释。这些解释是从更广阔的关于全球体育移民归化研究中获得的。说明在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中,运用非正式的机制如何加强对移民劳工的招募。

很少有研究通过分析招募运动员或高技能的运动员,从而致力分析其机制,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事实上,对于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研究是目前唯一分析了移民运动员招募的研究。在关于外籍运动员被招募到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分析中,招募系统是由特定位置中精心策划的社交网络组成的。一些北美的大学篮球教练认为“关键是有一个社交网络”,来促进运动员的移民归化过程[12]。此外,它也显示了作为已经开发和运用的社交网络的结果,一些最重要的成功招聘中受益的大学是如何做到的。该数据来自于更广泛的探讨体育劳力的多层面研究[13]。本研究不仅探讨体育劳动力被招募的方式,同时也分析了移民的迁移动机、教练的招募动机以及影响移民运动员参与当地的体育比赛的因素。在这方面,这里引用的数据反映了此研究中的一个方面。

世界上最优秀的球员聚集在五大国家联赛市场,抛开薪酬、语言、关系网络、价值观等跨国流动因素的影响,球员梦想站在更高的联赛平台上证明自己的竞技实力和社会价值,由此也引发了外籍球员和本土球员之间的社会争议[14]。本研究使用了两种主要的数据收集工具。数据统计用于统计无论是欧洲联赛中,或者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中专门聘用的足球运动员人数,尤其是欧洲精英运动员的人数。为了统计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中移民归化球员的参与度,数据来源得益于与全球体育管理机构的协助,即国际足球联合会的官方网站。为了统计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中的移民球员的招募情况,这里有必要分析一下在欧洲联赛中移民球员的参与度,以及定位一下在信誉方面,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在欧洲层级中的地位。要做到这一点,就有必要对联赛的排名进行分类。

因此,有资料可查的欧洲的那些职业联赛,在由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提供的变量资料的基础上,可以被分为四类。这些变量包括收入、观众的支持、媒体的报道、球员的工资和球队在欧洲赛场的表现[15]。这种分类方法是根据每个联赛的球员数据库中移民归化球员和本土球员的数量而形成的。然后就能算出欧洲籍本土移民球员的数量在全体球员总数中和移民球员总数中的百分比。当数据统计的方法用于分类时,就有可能分析出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相对于欧洲其它职业体育联赛的地位,以及在此分类中,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中欧洲籍本土球员的数量。此外,也要关注欧洲职业体育联赛球员移民归化的亚洲状况。2002年韩日世界杯赛之后的亚洲足球获得了长足发展,尤其是日本队、韩国队的进步有目共睹。

3 结语

归化还是异化 第4篇

近年来，国内的外语类学刊发表了不少有关归化和异化的文章，这些文章努力将西方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理论中关于归化和异化的讨论运用于翻译理论和实践之中，有的文章高屋建瓴，从文化的角度对直译和意译作出概括，还有的文章运用关联理论来寻求归化和异化的最佳关联点，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拓宽了归化和异化的研究。

但归化和异化翻译的讨论仍存在一些误区，最明显的是将归化与异化翻译等同于直译与意译，将文学策略和文化的意识形态同语言的策略和翻译的技巧等同起来，从而将关于归化和异化的讨论拉回到传统和经验的讨论之中，这样做有碍归化和异化翻译研究的发展。本文从跨文化的角度来探讨翻译的归化和异化问题。

二、关于“直译”与“意译”

直译与意译是归化和异化讨论的源头，不少学者常常把它们放在一块来讨论。在谈到直译和意译时，人们常常用英文词语literal translation和free translation。此时人们关心的是语言层面的技术处理问题，即如何在保持源语形式的同时，不让其意义失真;而意译则认为语言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和表达形式，当形式成为翻译的障碍时，就要采取意译。还有人提出用形合与意合来与直译和意译对称。在中国的翻译史上，赞成直译和意译的均有人在，初期佛典翻译中的文质说，唐代玄奘的“求真”与“喻俗”，近代有严复的“信、达、雅”及鲁迅的“宁信而不顺”与赵景深的“宁顺而不信”等，都是从直译和意译的角度来探讨翻译的原则。直译和意译是翻译的两种主要的方法，它们并非是排斥性的，相反，它们是互补性的。在同一翻译中，直译和意译都可能有。文体也有关系，在有些文体中，意译会多一些，而在另一些文体中，直译可能会多一些。关于直译和意译的讨论，译界已基本上达成共识。

翻译的归化/异化(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 and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是在1995年由美国学者L.Venuti(文努迪)所提出的，而这一术语又直接来源于德国学者Schleiermacher(施莱尔马赫)1813年宣读的一篇论文。Schleiermacher着重探讨了翻译与理解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指出翻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让读者靠近作者，另一种是让作者靠近读者。如果让读者靠近作者的语境，他就能感受到异国的情调。在这儿，Schleiermacher使用了foreign一词。根据上述两种翻译情况，Schleiermacher提出了以作者为中心的译法和以读者为中心的译法，这一做法突破了传统的直译和意译的界限，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Venuti的异化/归化观无疑受到Schleiermacher理论的启发。

Venuti为什么十分青睐异化的翻译呢?我们可看看他在《翻译再思》一书中的一段话。他十分欣赏布朗绍的名言：“翻译是纯粹的差异游戏：翻译总得涉及差异，也掩饰差异，同时又偶尔显露差异，甚至经常突出差异。这样，翻译本身就是这差异的活命化身。”在他看来，差异在翻译中被弱化的原因有二：首先，长久以来，翻译的讨论被遮蔽了，它在目的语坐标的价值体系中处于边缘化地位，差异非但没有活现，反而处于融化的过程之中。其次，英国和英语的价值标准，在战后形成了全球性的优势，从而更加确定了英美国家主义文化的语境。这种语境只接受在意识形态上符合英美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外语文本。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归化的翻译为了迎合接受者的口味，总是依照译入语的特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规范对译入文本进行调整，弱式文化只得听从英美文化的摆弄，成为殖民者进行文化殖民的工具。

三、汉语中的归化/异化

在英汉语中，异化与归化的内涵究竟有多宽?这是我们在研究和讨论归化/异化与直译/意译时得注意的问题。归化/异化翻译的英文表达是domesticating/foreignizing translation，它虽然和我们今天探讨的free translation/literal translation有某些相同之处，但就其本质而言，存在明显的差异。当我们说直译/意译和形合/意合，前者是方法，后者是结果，如果我们再说神似和形似，则是对这一结果的描写。归化/异化与意译/直译却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犹如两个圆，其边缘只有小部分重叠。异化归化翻译的结果不能用形似和神似来描述。异化和归化是一种策略，在实践中，直译、改译、增译等方法都可能被采用。作为一对专有翻译术语，foeignizing translation/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只是在最新的英文学术著作中得到阐述。而free translation/literal translation则不然。“看一个翻译是归化翻译还是异化翻译，完全取决于文化形态的重构，翻译在这一形态中得到生产和销售;什么是归化或异化只有在考虑到改变译入语文化的价值关系时才能得到界定”。然而，我们还可对它们的性质作出区分：忠实原则下的归化是语言层面的，关心的是翻译的艺术效果，是一种翻译的方法;非忠实前提下的归化是文化层面的，关心的是翻译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翻译的策略。至今我们讨论的翻译研究存在两种不同的异化和归化，第一种是Venuti的术语，已在前面提到，另一种是一些中国反复使用的归化/异化，笔者用英文的assimilation (adaptation)和adaptation来指代它们。异化和归化翻译表现为文化的思考，从翻译的意识形态看其对文学乃至文化产生的影响，属于文学批评和哲学范畴。

四、结语

异化与归化的翻译策略的讨论没有结束，还会继续下去，我们应从跨文化的视野去思考异化/归化问题，这样，它的影响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我们可以肯定，这一讨论，不仅对翻译研究，而且对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比较文学等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摘要：最近, 翻译界对归化和异化的讨论很多, 散见于国内的各种外语类学刊, 这些文章大大推动了“归化”和“异化”的研究, 但这些文章更多是停留在语言研究的层面。本文将从跨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文学翻译中的异化现象。

关键词：归化,异化,翻译,跨文化

参考文献

[1]Baker, Mona (ed.)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8.

[2]Venuti, Lawrence (ed.) .Rethinking Translation:Discourse, Subjectivity and ideology[M].London&New York:Routledge, 1992.

[3]葛校琴.当前归化/异化策略讨论的后殖民视阈[J].中国翻译, 2002, (5) :32-35.

[4]孟建钢.关于翻译原则二重性的最佳关联性解释[J].中国翻译, 2002, (5) :27-31.

论归化与异化及其文化延伸 第5篇

关键词：《道德经》,道,文化语境,归化,异化,音译

1 异化与归化:直译与意译的文化延伸

直译与意译所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语言层面处理形式和意义, 主要局限于语A层面的价值取向。但翻译不仅仅局限于语A层面。当我们突破语A因素的局限, 将视野扩展到文化、哲学等领域, 则引申出异化 (foreignization) 与归化 (domestication) 。

在世界和我国翻译史上, 异化与归化早就有人提及。鲁迅先生在论述翻译问题时曾提到过“归化”和“洋化”。归化法和异化法较为准确的定义是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 (Lawrence Venuti) 在翻译理论研究出现“文化转向”后于1995年提出的。他认为, 归化法是“采取民族中心主义态度, 使外语文本符合译入语的文化价值观, 把原作者带入译文语文化, ’;异化法是“对这些文化价值观的一种民族偏离主义的压力, 接受外语文本的文化差异, 把读者带入外国情景”。正如美国翻译理论家勒弗菲尔 (Lefevere) 所指出的, 翻译是一种文化“改写”, 是一种文化“操纵”。

2 《道德经》的英译今后应采取的翻译方法

《道德经》翻译实践中采取何种策略, 以归化为主还是以异化为主, 或者两者并重, 非译者情绪、喜好随意决定, 而取决于一定的社会因素。勒弗菲尔认为, “两因素”自始至终影响着翻译, 即意识形态 (ideology) 和/或译入语中占支配地位的“诗学观” ( poetics) 。两者对翻译的影响是全面的, 不仅影响着翻译过程, 而且影响着翻译结果。孙致礼教授梳理研究了我国近代文学翻译史, 得出了我国近代文学翻译以归化翻译为主。在西方列强社会长期处于的相对优越的社会环境下, 西方知识分子形成了自己的意识形态, 因而在翻译中“刻意借着各种操纵手段, 利用译作表达自己的一套意识形态”, “不想在译作里传递自己不能接受的意识形态”, 于是, 便对原作从内容上进行“归化”处理。在一开始在1868年第一篇 《道德经》 的翻译中John Chalmers就针对当时的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很少, 为了让西方读者们能更容易的理解道德经的基本内容, “道”采用了归化的翻译方法, 将“道”译为西方哲学中常见的“reason”的概念。

再从“诗学观”上看, 西方国家是先进的工业国, 同时有着深厚的基督教文化积淀和传统, 西方的知识分子往往以此为荣, 不少人在翻译实践中喜欢圣经文学传统上靠拢, 在语言上抛弃原文的“阶生”说法, 在文化上尽量归化成西方的文化习惯。总之, 意识形态上的排他心理, 以及“诗学观”上的自负心理, 构成了英语特殊语境下的民族中心主义, 导致了归化译法在《道德经》英译中长期占主导的局面, 其中 “道” 就被分别译作了 “way”、 “god”等。

中国学者在翻译《道德经》时其翻译方法和策略同样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双重因素的影响。19世纪中叶以后, 伴随着西方侵略者的隆隆炮声, 西方近代文化涌进中国, 在现实面前, 国人开始认识到西方文化的优势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西方强势文化不仅在中国社会迅速生根、发展, 而且动摇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思想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形成巨大的冲击, 西方哲学思想在中国迅速传播。这就造成了长期以来, 《道德经》翻译由于受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 较多采用归化翻译。不仅从语言层而上强行“拉郎配”, 而且, 在文化层面放弃了民族中心主义态度, 在一定程度上用译入语文化价值观取代中国道家的文化价值观, 造成中国的道教思想在国外变得不伦不类, 严重地危害着其在海外的传承与发展。

近年来, 《道德经》翻译异化趋势有所增强。这是由于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 我国不仅从国外吸收的文化理念、思维方式、价值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内容也向国外介绍和推广。同时, 经过20多年的发展, 我国的综合国力增强了, 国外开始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 开始接受并吸收一些对其有益的成分。

中英语言中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地方很多, 翻译中一般可采取两种方法:归化和化。归化是指在翻译中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 最大限度的淡化原文陌生感的翻译策略。归化策略恪守本族语表达方式, 译文以译入语、译入语文化或者译入语读者为归宿。它在处理文化差异时运用具有译语文化色彩的词语和表达方法来翻译源语语词和表达方法, 比较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 容易被读者接受, 便于沟通。在我们英译汉时就常采取归化的方法进行翻译。

例如, High buildings and large mansions are springing up like mushrooms in Shanghai

译为:在上海, 高楼大厦正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此译文中, 采用归化的方法“like mushrooms”被译为“犹如雨后春笋”而不是采用异化的方法译为“犹如雨后蘑菇”, 译文更容易被中国读者接受和理解。可见该方法在翻译中还是有其必要性。但是我们在英译《道德经》的时候小心使用该方法, 不然会让外国人在的时候有读西方哲学作品的感觉。因此归化法并不是是我们翻译像 “道”这样术语时候的首选。

异化则指“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文的异域性, 故意打破目标语常规的翻译再翻译”。这就要求译者在方法上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 吸纳源语表达方式, 译文以源语、源语文化或者原文作者为归宿。异化中尤其以音译最为极端和典型。

音译模式能丰富译入语词汇, 保留源语词汇文化特征。当目的语中还没有某个既定词汇时, 有时就需要从异语中引进新词汇, 从此角度看有的新词汇的产生就是跨文化交际的结果。随着时问的推移, 新词汇渐渐为目的语读者所熟悉、所接受。武术中有很多术语具有强烈而浓厚的中华文化色彩, 在英语中找不到相似意义的对应的词或表达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 适宜采用音译的方式进行翻译, 成为目的语言中的新词汇。源语有强烈的文化含义, 而目标语中无对应意义, 如:道Dao、常Chang、武术Wushu、太极拳Taijiquan、散打Sanda、八卦Baguai, 就是以此种模式进行翻译的。当然这主要是针对在一些独特的文化概念上。如果我们有太多的地方都直接音译, 那就相当于是没有翻译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我们还要掌握适度的原则, 灵活的结合使用归化和异化这两种策略, 让读者能读懂, 也能更有助于我国文化的传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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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llis, R.1985.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翻译策略的选择——归化和异化 第6篇

1 归化和异化的内涵

归化和异化是美国翻译理论家Lawrence Venuti (1995) 创造的、用来描写翻译策略的两个术语。Venuti把归化和异化归因于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Schleiermacher的翻译论说“有两种翻译方法:译者要么尽量不惊动原作者, 让读者向他靠近;要么尽量不干扰读者, 请作者向读者靠近”。前一种翻译方法就是我们所说的异化, 后一种翻译方法就是我们所说的归化。那么究竟什么是归化呢?该如何来理解?韦努蒂认为, 归化法是“采取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 使外语文本符合译入语言的文化价值观, 把原作者带进译入语文化。”以译入语为中心的归化翻译追求译文符合译入语言及文化规范, 也就是说译文在表达方式、遣词造句及行文风格等方面, 完全纳入译文读者的文化范畴, 符合译文读者阅读习惯和阅读心理, 较好的满足译入语读者较少异味的阅读需求, 易于使读者在付出最小努力的情况下便可达到最佳语境效果。如英语成语“to grow like mushrooms”, 在译成中文时可用汉语成语“雨后春笋”来表达。关于异化, 韦努蒂明确指出, 它是“对这些文化价值观的一种民族偏离主义的压力, 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 把读者带入到外国情景。”也就是说保留原作中的“异质成分”, 呈现给读者原汁原味的异国情调, 给读者以精神上的享受, 如英语习语“go to law for a sheep, you lose a cow”, 按异化法就译为“为一只羊打官司, 却损失了一头牛”, 原汁原味, 既易于读者理解, 也体现了该习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

在我国, 一直都有关于直译和意译的争论, 实际上这就是归化和异化之争的源头。20世纪30年代, 一场围绕鲁迅先生的“硬译”而展开的争论就是归化和异化之争的代表。鲁迅先生是主张异化的。他指出“凡是翻译, 必须兼顾两面, 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 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针对当时所谓“与其信而不顺, 不如顺而不信”而提出“宁信而不顺”的原则。从40年代到70、80年代我国译界更注重归化译法, 其中的代表有林语堂的“忠实、通顺、美”、陈西滢与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以及许渊冲的“三美论”。

归化和异化, 是针对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而采取的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 是选用归化还是选用异化的翻译策略是由当时的社会、文化、政治与读者的审美情趣等多种因素支配的。过度归化就可能损害原作的原汁原味性, 过度异化就可能会导致译作生涩难懂, 影响读者的理解。所以下面本文将从影响归化和异化的因素入手去分析如何准确把握归化和异化的度。

2 文化环境的影响

文化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 是个无所不包的大范围、大概念。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给文化定义时候, 是这样表述的:“文化是一种复杂体, 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社会上学得的能力与习惯。”翻译活动本身就涉及到文化交流的问题, 在翻译时, 译者不但要以正确的形式尽量传达出语言间的差异不仅表现在语意、词汇和句法等形式上, 还表现在其文化特色上。

《红楼梦》是一部有着丰富中国文化的经典名著, 从它的两个译本中我们可以找出社会文化对归化和异化两个翻译策略使用的影响。如:粉面含春威不露, 丹唇未启笑先闻。 (《红楼梦》第三回)

The spring time charm of her powdered face gave no hint of her latent formidability.And before her crimson lips parted, her laughter rang out. (the Yangs, vol.i:38~39)

The ever-smiling summer face of hidden thunders showed no trace;The everbubbling laughter started almost beforethe lips were parted. (Hawkes, vol.1:91)

中英位于不同的大陆, 有着不同的气候环境, 在英国夏天凉爽宜人, 是一年当中最美丽的季节。夏天能使当地人联想到和煦的阳光, 就像中国人眼中的春天一样。所以霍克斯的翻译采用了归化策略, 为了使目的语文化的读者能够感受到同样的意境, 而杨宪益先生是为了让中国文化传播到英国, 让当地人了解中国的文化, 他选用了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原则的异化策略。

《茶馆》是我国著名剧作家老舍先生的代表作。老舍先生通过对茶馆中各个阶层人物活动的描述, 真实而深刻的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茶馆》的两个英译本的两名译者一位是中国人英若诚, 另一位是外国人霍华。对待涉及文化因素的内容, 两者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如:

秦仲义:不能这么说, 我那点威风在您的面前可就施展不出来了!哈哈哈!

庞太监:说得好, 咱们就八仙过海, 各显其能吧!哈哈哈

Qin Zhngyi:Not so, not so.What little prestige I have pales in your presence. (Laughs heartily)

Eunuch pang:nicely said.Like the eight immortals crossing the sea, we each have our own strengths, eh (laughs heartily) (霍华译本:p49)

Qin Zhongyi:well, I wouldn’t say that.What little influence I may wield won’t go far in your presence.Ha!Ha!Ha!

Eunuch pang:well said!Let’s both try our best, and see what happens.Ha!Ha!Ha! (英若诚译本:p41)

霍华采用的是异化法, 保留了中国文化的内涵, 把异域文化的特色传递到了西方, 但也增添了读者的理解难度, 英若诚采用了归化策略, 省略了中国文化的内涵, 把意思传递给了读者, 使读者较易理解内容。

3 语用环境的影响

由于在地理、宗教、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 各个民族的语言文化都带有鲜明的语言民族特点。而习语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带有很强的民族性和内涵性。所以翻译习语的过程中, 归化和异化的选择要受到语用环境的影响。汉语中有许多成语是我国所独有的, 如“三个臭皮匠, 顶个诸葛亮”“说曹操, 曹操到”“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等等, 如果采取异化策略, 进行逐字翻译, 恐怕会让外国读者摸不着头脑。再如英语谚语“a horse stumbles that has four legs”若是译为“有四条腿的马会失蹄”, 就不免让人产生莫名其妙的感觉。所以习语的翻译一定要根据特定的语境进行不同的译法。例如, 英语谚语among wolves one must howl, 若要读者较易理解它的内涵, 用归化法译为“入乡随俗”;若要保持原文的语言文化风格, 就采用异化翻译策略, 不妨直译为“在狼群中你就得嗥”。由于人类所要表达的思想和情感都是一致的, 所以世界各种语言中都有相当数量的习语有着相似的语言形式和含义, 这对于我们在翻译中如何选择翻译策略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如“information highway”可译为“信息高速公路”, “every potter praises his pot”可译为“王婆卖瓜, 自卖自夸”, 显然, 前者使用了异化策略, 后者采用了归化策略, 究竟是该选用归化还是选用异化, 要根据习语所在的语境来决定, 使译文既能通顺易于理解, 又能保持原文的语言特色。

4 语言形式的差异

英汉两种语言在词汇, 句法和语法上有着很大的区别, 英语是以主从结构为主的语言, 句子多结构冗长, 盘根错节, 在表现形式上注重形合;汉语则是以并列结构为主的语言, 句子结构松散, 多为单句, 注重意合。所以在进行英汉两种语言转换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两种语言各自的特点, 根据中英文读者不同的审美习惯和阅读方式, 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比如在进行英译汉中, 要多采用归化策略, 尽量避免使用太过欧化的句子。例如:Lulled by the gentle motion and soothed by the rippling music of the waves, the babies soon fell asleep.

译文: (1) 这两个孩子被船的轻柔的动作摇晃着, 被波浪的潺潺之音乐所抚慰, 不一会他们都睡着了。 (2) 船儿轻轻摇荡, 波声潺潺悦耳, 孩子们不久就睡着了。译文 (2) 显然比译文 (1) 简洁明快, 符合中国人喜爱的那种潇洒风骨和幽漫情致。

总之, 归化和异化作为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 互为补充, 相得益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 要尊重彼此文化间的差异, 发挥好两种翻译策略的优势, 根据实际情况恰当选择, 既要保持译文的生动流畅又不失原作的异域风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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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异化与归化翻译策略 第7篇

1 异化与归化的概念和意义

异化和归化的概念最初由韦努蒂提出, 在《译者的隐形》中, 他引用施莱尔马赫关于翻译方法的一段演讲来帮助人们理解异化和归化的定义:“翻译方法只有两种。一种是不打扰作者, 让读者去接近作者;而另一种是不打扰读者, 让作者去接近读者。” (Venuti, 2004:19-20) 在韦努蒂看来, 前者表达的正是他对异化法定义的理解, 而后者则是对归化法定义的理解。韦努蒂认为, 采用异化法翻译的译文应该以源语或原文作者为归宿, 尽可能保留源语文化的异域性和原文的风貌, 这样有利于打破目的语规范, 保留原文的异质成分, 消除文化交流的不平等, 从而达到抵抗文化霸权主义的目的。在大力提倡异化法的同时, 韦努蒂强烈反对和批评归化法。按照他的说法, 归化法是“采取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 使源语文本符合目的语的文化价值观, 把原作者带入目的语文化”。 (ibid:20) 韦努蒂认为, 正是由于这种主张通顺流畅, 符合目的语语言文化和习惯的翻译方法, 读者在译文中看不到翻译的痕迹, 致使译者在翻译中的地位下降了, 甚至隐形了。为了提高译者的翻译地位, 使译者显形, 韦努蒂极力推崇异化法, 把翻译问题上升到伦理层面。韦努蒂最初提出异化观点之时, 赢来翻译界一片赞赏之声, 然而不少翻译学者也开始对此有所批判。一味地追求异化, 不考虑目的语受众的理解能力, 不但不能使源语文化顺利进入目的语, 还可能导致受众因晦涩难懂的译文对源语文化产生误解, 排斥源语文化, 使源语文化处于孤立状态。对此, 笔者认为, 异化法固然有利于保留源语的语言特点和文化风貌, 丰富目的语的语言与文化, 然而, 受众作为翻译过程中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也不该被忽略。因此笔者认为翻译时译者尽可能采用异化法, 必要时可适当地采用归化法辅助, 以便受众更好地理解译文。

2 异化法与归化法的运用

2.1 异化为主线, 归化勿滥用

“语言是文化的反映, 作者使用的特有语言往往打上了其民族文化的印记。” (孙致礼, 2003:35) 因此, 译者在进行翻译时, 应该遵循作者的思维、表达方式, 尽可能采用忠实源语的语言特征与文化的异化法。切勿滥用归化法, 用目的语语言盲目替换源语语言, 从而给受众造成“文化错觉”。如:

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中有这么一句话: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对于这句话的翻译, 杨宪益先生和霍克斯先生分别给出以下两种译文:

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 (Yang)

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Hawkes)

从上面两个译文可以看出, 译文的前半部分是相同的, 不同的是对后半句中“天”的翻译。众所周知, 《红楼梦》是一部充满佛教与道教色彩的经典名著, 那么其译文也应相应地体现出这样的特点。霍克斯先生在翻译该句时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只是直接地采用了英语谚语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这样翻译虽然比较容易被外国受众接受, 可却把中国文化中的“上天”误解为基督教中的“上帝”了。笔者认为, 杨宪益先生的译文更胜一筹, 由于考虑到《红楼梦》中的宗教文化, 杨宪益先生把God巧妙地改成Heaven。这样一来, 不仅外国受众可以理解, 也避免了将中国佛教文化转化成基督教文化的尴尬。除此之外, 同样问题也发生在英译汉的译文中, 请看下例:

“I supposed I should be condemned in Hareton Earnshaw’s heart, if not by his mouth, to the lowest pit in the infernal regions... (E.Bronte:Wuthering Heights, Ch.18, V.Ⅱ)

我想, 哈雷顿.厄恩肖即便嘴里不说, 心里也要诅咒我下到十八层地狱里去” (ibid:35-36)

初看此译文, 中国受众可能不会发现有何不妥。可是, 仔细斟酌之后,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 像“十八层地狱”这样独具佛教色彩的术语竟然也会出现在英国经典小说之中。熟知英美文化的读者应该知道, 哈雷顿.厄恩肖是一名基督教徒, 那么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 又怎么会说出“十八层地狱”这样的佛教术语呢?莫非他在信仰基督教的同时还潜心研究佛教文化?为了避免这种“文化错觉”, 译者应以源语文化为准, 将“十八层地狱”改为“下到地狱的最底层”, 才更忠实原文。因此, 在采用归化法时, 译者应更加谨慎小心, 多加了解源语文化。否则, 像这样随意用目的语语言替换源语语言的译文, 只会让读者感到啼笑皆非。

2.2 异化勿过度, 归化为辅助

“翻译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为了文化交流, ” (陈小慰, 2013:244) “异化强调过度, 效果可能恰得其反。突出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阅读困难, 使译文读者产生排斥心理;二是可能造成信息变形、误导;三是可能丑化源语文化。” (ibid:246) 特别是在翻译谚语这样独具民族文化特色的语言时, 一方面译者需要通过异化法来保留谚语中所包含的丰富多彩的民族语言文化, 另一方面又要避免过度异化, 以防译本语言过于生硬, 晦涩难懂, 给读者带来阅读困难。因此, 在对谚语进行翻译时, 译者应该将异化法与归化法相结合, “在形式上归化’的前提下, 通过异化’直接移植原文的喻体形象”。 (刘新义, 张京生, 2002:80)

一般来说, 谚语在形式上“短小精悍”, 内容上言简意赅, 因此译文也应突出相应的特点。将英语谚语翻译成中文时, 多采用四字短句, 既生动形象地表达原文意思, 又符合中国受众的语言习惯。如:

“1) The body pays for a slip of the foot, and gold pays for a slip of the tongue.

失足亏身, 失语赔金。

2) Silent worms dig holes in the walls.

蠕虫不言, 凿洞于墙。” (ibid.)

1) 中的译文, 译者不仅准确地翻译出原文内容, 还采用了类似英语中押头韵的修辞方法, 使译文读起来朗朗上口。关于 (2) 的翻译, 译者通过运用异化法保留silent worm这样的“异质”喻体, 既丰富了中文的修辞语言, 又使中国受众感到耳目一新。尽管如此, 在强调异化法给译文带来特殊的翻译效果的同时, 译者还应避免过度异化的翻译策略。请看下例:

“3) He who holds his tongue will save his head.

守住口则保住头。

4) Once out of the throat it spreads over the world.

一言出口天下传。

5) Talk is cheap but it takes money to buy whisky.

话语虽便宜, 买酒要用钱。

6) Many words will not fill a bushel.

话语再多, 装不满箩。” (ibid.)

在对以上五个谚语进行翻译时, 译者将句中的tongue, throat, whisky和bushel都做了适当的归化处理, 分别译成:口, 酒和箩。 (3) 和 (4) 两个谚语原文采用了英语中的提喻法, 分别用舌头和喉咙来代表人的口, 意在劝告人们要谨慎自己的言语, 否则祸从口出。如果译者在翻译时不采取归化法而把原文中的舌头和喉咙直接翻译出来, 不只无法准确表达谚语中所隐含的意义, 还会让中国受众感觉用词突兀, 完全没有修辞美感。 (5) 中的whisky是威士忌酒, (6) 中的bushel是指容量为一蒲式耳 (谷物、蔬菜、水果的容量单位) 的容器, 如果译者坚持用异化法把“威士忌酒”和“容量为一蒲式耳的容器”直接翻译出来, 不仅使译文变得拗口冗长, 也无法让受众理解谚语所要表达的含义, 导致受众不知谚语所云为何。相反, 适当地采用归化法, 将“威士忌酒”泛译为“酒”, 将“容量为一蒲式耳的容器”转换为中国受众所熟悉的“箩”, 使得译文变得简单明了, 方便受众理解并接受。

3 结束语

翻译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交流的过程, 好的译文既传达源语的语言文化, 使受众乐于接受源语的熏陶, 又丰富了目的语的语言文化。不好的译文不仅糟蹋源语作品, 还使受众对源语文化产生排斥心理, 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因此, 如何正确采用翻译策略, 创造出既保留源语语言文化, 又让受众易于理解乐于接受的译文, 便成为考验译者的艰巨任务。无论是采用异化法还是归化法, 关键在于把握“度”的问题, 在尽可能采用异化法还原源语语言文化的前提下, 将归化法作为一种辅助手段, 未尝不是一种翻译好方法。

参考文献

[1]Venuti L.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M].London:Routledge,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2]陈小慰.翻译与修辞新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3.

[3]刘新义, 张京生.归化异化, 各得其所——从谚语翻译谈归化和异化翻译法的应用[J].山东师大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2 (1) :78-81.

[4]孙致礼.新编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