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生殖技术优质护理

辅助生殖技术优质护理（精选7篇）

辅助生殖技术优质护理 第1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我院2014年10月~2015年10月的不孕症患者中随机抽取80例作为观察对象。年龄范围23.6~38.5岁, 平均年龄 (31.1±2.7) 岁, 病程2~7年, 平均 (4.5±2.4) 年。取得患者及家属同意, 签署知情同意书, 按分组原则将其均分为2组, 2组患者一般资料,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 护理措施为 (1) 入周期日进行全面检查。 (2) 实施健康教育, 给予心理疏导, 缓解负面情绪, 告知患者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后可能出现的并发症。 (3) 配合手术、药物治疗, 并告知患者妊娠期注意事项, 给予饮食治疗, 给予良好的门诊环境。

观察组:给予观察组患者预防并发症护理, 具体措施为 (1) 谨遵医嘱, 合理使用促排卵药物, 密切监测患者治疗期间四肢疼痛以及头痛情况, 定期进行常规身体健康, 若有异常, 及时告知主治医生。同时给予饮食指导, 以高蛋白食物为主。 (2) 在取卵手术过程中, 患者需要承受手术风险, 在围术期可能会导致脏器损伤、盆腔出血、卵巢扭转等术后并发症, 护理人员应该严格术中无菌操作, 密切监测患者生命体征, 若发现异常, 及时处理, 术后给予常规抗感染治疗。 (3) 患者在进行辅助生殖技术进行治疗后, 有可能出现异位妊娠、流产以及多胎妊娠等并发症, 护理人员应告知患者定期到院复查, 若有下腹疼痛、腹胀症状尽早检查。

1.3 评判标准

采用本院自拟满意度问卷调查表, 评估护理满意度, 记录患者妊娠成功率, 满意80~100分, 一般满意60~80分, 不满意<60分。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0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 计数资料以例数 (n) 、百分数 (%) 表示, 采用x2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临床疗效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

2.2 妊娠成功率

观察两组患者妊娠成功率, 观察组患者共40例, 妊娠成功35例, 妊娠成功率为87.50%, 对照组患者共40例, 妊娠成功19例, 妊娠成功率为47.50%, 对比两组妊娠成功率, 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3 讨论

医学上将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超过1年, 性生活正常且未成功妊娠的称为不孕症, 该病为妇产科常见病, 临床可分为继发性不孕和原发性不孕, 继发性不孕指有过怀孕史的患者, 而原发性不孕则指从未怀孕的患者。导致不孕症的原因通常有排卵障碍、输卵管异常、子宫膜异位症以及免疫学不孕等, 近年来, 发病率有逐年上涨趋势, 临床治疗不孕症。通常采用辅助生殖技术, 取得了满意效果, 已有研究表明, 在治疗期间, 由于卵巢遭受不同程度刺激, 进而引起卵巢刺激综合征、血栓形成、过敏反应甚至卵巢肿瘤等并发症。因此, 给予患者预防并发症护理, 能够显著提高妊娠成功率和护理质量。

综上, 对采用辅助生殖技术进行治疗的不孕症患者实施预防并发症护理, 可改善护患关系, 拉近与患者的距离, 获取患者信任, 从而提高护理满意度, 另一方面, 通过预防并发症护理, 可有效避免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后的并发症, 从而提高妊娠成功率, 可在临床大力推广和使用。

摘要：目的 观察分析辅助生殖技术治疗不孕症患者实施预防并发症护理的效果。方法 本研究研讨对象的选择采用随机抽签法, 从我院2014年10月2015年10月收治的不孕症患者中随机选取80例作为观察对象, 按随机分组原则分为2组, 观察组40例, 采用优质护理, 对照组40例, 采用常规治疗, 对比两组护理效果。结果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比较两组患者妊娠成功率, 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采用辅助生殖技术进行治疗的不孕症患者实施预防并发症护理, 能有效提高妊娠成功率及护理满意度, 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辅助生殖技术,不孕症,并发症,护理

参考文献

[1]蔡春娇.为采用辅助生殖技术进行治疗的不孕症患者施行预防并发症护理的效果分析[J].当代医药论丛, 2016, 14 (3) :47-48.

辅助生殖技术优质护理 第2篇

关键词：生殖医学护理,人文关怀,不孕不育症

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 为不孕不育患者提供了宝贵的生育机会, 对于不孕不育患者, 他们在心理、生理、社会环境中都承受着不同程度带来的压力, 他们呼吁着现代高科技医学的发展, 同时呼吁着人文关怀, 从事生殖医学护理工作者在医患之间就如纽带一样在整个治疗的过程中为患者提供信息和帮助, 故应在工作中树立人文关怀的理念, 强化人性化服务的意识, 将人文关怀贯彻于具体医疗护理工作中[1]。

1 创造人性化的就诊环境

不孕不育患者为一特殊群体, 以患者心理和医院心理学理论为基础和指导, 对生殖医学的就诊环境进行人性化的配置和管理。如就诊环境干净、安静、明亮、舒适, 标识清晰, 设施方便、安全, 环境布置美化, 候诊厅放置绿色盆景, 墙壁上有通俗易懂的不孕不育宣传资料, 报刊架上有不孕不育知识宣传手册, 电视上不间断播放孕育知识、辅助生殖技术有关知识等, 使患者在了解疾病的同时可以缓解一下紧张焦虑的情绪。便捷的就医流程, 人性化服务, 由咨询护士在咨询台进行分诊及接听电话, 指导患者就诊, 复诊患者在咨询台由护士根据医嘱直接安排监测、检查, 以及告知患者下次的复诊时间, 提前开出下次监测缴费单, 既方便了复诊的患者, 又不影响新患者的就诊。工作人员着装整洁, 仪表端庄, 态度主动热情, 语言文明礼貌。人人注重礼仪, 主动帮助患者, 为患者提供优美、洁净、轻松愉快、和谐的就诊环境, 时时处处体现人文关怀。

2 与患者的沟通[2]

不孕症患者的性格、文化水平、社会背景各有不同, 护士应从患者特有的角度出发分析问题与患者沟通, 首先将患者当做亲人来看待, 关心和解决他们就诊时的需要, 尊重患者, 理解患者, 主动帮助患者解决困难, 并不断给予患者心理上的支持和安慰。其次, 护士学会换位思考, 要有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 有责任回答患者对治疗过程中提出的疑问, 为患者提供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 将沟通贯穿于整个医疗护理过程中。生殖医学是一门年轻学科, 患者对它了解甚少, 但不孕不育治疗需要患者对疾病有一定的认识, 治疗过程中定期复查、用药、有关检查都与月经周期关系密切, 因此, 护士在诊疗过程中与患者以聊天似的沟通, 让患者能够正确认识疾病知识, 消除了以往因对孕育知识缺乏而产生的盲目求医、心理压力大、自卑急躁等不健康情绪, 积极主动配合治疗, 同时在沟通中多用一些鼓励性的语言、成功例数等增加患者信心。

3 健康宣教

辅助生殖治疗过程复杂, 时间长, 各个环节要求高, 任何阶段出现问题, 都影响结果, 护理人员在患者的整个治疗过程中, 通过个别指导, 提供健康教育处方和在不同阶段交待注意事项等对患者进行健康宣教, 让患者获得生活方式、用药知识, 检查治疗及取卵、移植前后等注意事项的信息。在接受辅助生殖治疗前, 不孕夫妇参加由专科护士主讲的辅助生殖技术讲座, 讲授辅助生殖技术的种类、适应症、过程和注意事项, 介绍本科的就诊环境和就诊流程, 解答患者提出的问题, 使准备接受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的夫妇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在患者进入辅助生殖技术治疗中, 将宣教贯穿于整个治疗过程中, 同时选择关键期进行宣教, 如进周期时、注射促排卵药物时、注射HCG日、取卵日和胚胎移植日等, 提供有关注意事项的健康教育处方。辅助生殖治疗过程中给予及时的健康宣教, 可以缓解患者紧张焦虑的心情, 改善妊娠结局。

4 加强自身人文修养[3]

不孕症患者的生活环境、文化水平、性格各有不同, 生殖护理工作者根据不同患者进行分析问题和心理疏导。加强医学、心理学、伦理学等人文科学的学习, 完善自身结构, 接受优秀文化和优良医德的熏陶, 提高个人修养。不孕症对患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影响, 还带来社会问题, 如夫妻感情破裂、离婚等。生殖护理工作者应运用医学、心理学、伦理学等知识, 逐步引导患者接受现实, 对自己的病情有明确的认识, 从而减轻压力, 树立信心。生殖护理工作者要为患者提供专业性知识, 改变其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 使患者能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和行之有效的方法正确对待疾病。生殖护理工作者要从多角度、多层次培养自身的人文素质, 在同患者接触的过程中, 不仅要治病, 还要关爱和尊重患者, 弘扬医学人文关怀精神。

总之, 要把“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贯穿于整个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的护理工作中, 用爱心和责任心去关爱我们的每一个患者, 实行人道的、人性化的护理服务, 自觉的将人文关怀整合到生殖护理工作中,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不断提高和推进辅助生殖技术护理的质量。

参考文献

[1]孟丽娟, 孙伟, 张莹.辅助生殖中心的伦理关怀在护理工作中的体现[J].中国优生与遗传杂志, 2011, 19 (2) :110.

[2]闫文杰, 杨箐, 尹太郎, 等.人文关怀在生殖医学中的体现[J].中国医学伦理学, 2010, 23 (4) :90-91.

辅助生殖技术与肿瘤发生 第3篇

1 不孕患者与肿瘤发生

在临床观察中发现, 卵巢癌患者的平均妊娠次数较少, 不孕症妇女卵巢癌合并乳腺癌、子宫内膜癌的发生率高于一般妇女2～3倍。产次增加与卵巢癌负相关在恶性卵巢肿瘤和交界性肿瘤中均获得证实, 据估计每妊娠1次发生卵巢癌的危险性将减少10%。妊娠的主要保护机制是由于抑制了排卵。卵巢刺激与卵巢肿瘤的因果关系的解释主要有以下3个假说:①Fathalla的持续排卵假说, 即卵巢上皮细胞反复破裂和修复在卵巢癌的发生过程中起重要作用;②卵泡持续暴露于内源性或外源性促性腺激素的环境, 随着促性腺激素的增高, E2可能有直接致癌作用;③促性腺激素、E2刺激卵巢局部产生了化学致癌物。已生育的妇女由于在妊娠期停止排卵, 减少了卵巢上皮的损伤, 对卵巢有保护作用。而在不孕症妇女中, 特别是排卵正常的继发性不孕症患者, 由于卵巢受高促性腺激素的长期刺激, 持续排卵, 成为卵巢癌发病的高危因素。2004年, 美国报道了一个多中心合作回顾性研究[1], 观察1965～1988年间12193例不孕症妇女, 随访至1999年, 其中45例妇女在随访期间发生了卵巢癌, 结果显示不孕症患者较一般人群发生卵巢癌的风险明显增高。在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中, 排卵障碍一方面引起不孕;另一方面可使子宫内膜长期受单一雌激素的作用, 其远期并发症之一便是子宫内膜癌。业已证明, HPV感染与慢性宫颈炎和宫颈癌的发生密切相关, 输卵管因素是不孕症的主要病因, 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阴道炎、宫颈炎、子宫内膜炎逆行感染输卵管, 导致输卵管堵塞所致。文献报道输卵管性不孕患者慢性宫颈炎的发生率明显高于普通人群。Hamont等[2]对进行IVF的不孕妇女治疗前做宫颈细胞学检查, 并与一般人群作对照, 结果显示, 前者宫颈细胞学高度病变发生率为6.1%, 而后者仅为3.9%, 两者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P<0.05) , 证明行IVF治疗的妇女发生宫颈细胞学高度病变较正常人群高, 认为行IVF治疗前有必要常规进行宫颈刮片细胞学检查。此外, 研究表明肿瘤的发生与癌基因的激活和抑癌基因的失活密切相关, 癌基因的激活和抑癌基因的失活多由于染色体的异常和缺失所引起。文献报道不孕患者卵细胞染色体非整倍体率增高, 说明其卵巢细胞发育不良, 可能易导致卵巢肿瘤的发生。综上所述, 不孕症妇女被认为是发生肿瘤的“高危人群”。

2 促排卵与肿瘤发生

超排卵 (control ovarian hyperstimulation, COH) 是辅助生殖技术的关键, 合理的COH方案能使多个卵泡同步发育, 可获得多个高质量的卵母细胞, 产生高质量的胚胎, 从而提高妊娠率。COH方案常采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 (GnRH-a) 和促性腺激素, 如HMG、Hp-FSH、rFSH等刺激卵巢, 诱发多个卵泡发育, 同时使性激素水平升高。这是否有可能导致卵巢癌、子宫内膜癌、乳腺癌和其他靶器官肿瘤的发生?近年来, 虽然一些研究资料表明COH与大多数肿瘤没有关联, 但是这些结果目前仍存在争议。

COH中应用GnRH-a引起的一过性FSH、LH急剧释放效应 (flare up效应) 刺激卵巢是否导致肿瘤发生率升高, 目前尚有争议。研究发现GnRH及其受体在肿瘤细胞表面有表达, 其中观察到卵巢癌、子宫内膜癌和乳腺癌组织上均有GnRH表达, GnRH表达受促性腺激素、性腺甾体激素和褪黑素等多种因子的调节, GnRH作用于卵巢的GnRH受体对细胞凋亡有影响。

临床和基础研究对于促排卵药物的使用与发生卵巢癌风险之间的关系仍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可能促性腺激素促进卵巢上皮组织增殖分化, 排卵数目及次数的增加, 以及反复穿刺取卵造成卵巢局部创伤和修复, 增加恶变的危险性。Rossing等[3]大样本的研究发现, 不孕妇女使用氯米芬>12周期, 明显增加卵巢癌和卵巢交界性肿瘤的风险, 但作者认为那些接受氯米芬治疗>12周期的妇女, 可能是特别难治的不孕症, 其本身就是卵巢癌的高危因素。Mahdavi等[4]的报道表明促排卵药物的使用与浸润性卵巢上皮癌和非上皮癌无明显关联, 只与卵巢交界性肿瘤发生有关。Celik等[5]用鼠做动物实验, 研究FSH/HMG促排卵对卵巢病变的影响, 分别观察促排卵1、3、6个周期后, 动物卵巢均未发生恶性病变, 只在连续6个促排卵周期组中发生卵巢囊肿、卵巢上皮分层现象;作者认为尽管促排卵后卵巢未发现恶性病变, 但是促排卵后随着促排卵周期增加, 常出现卵巢上皮增生, 提示某些卵巢病变可能继发于促排卵后。Choi等[6]的研究提示卵巢上皮细胞FSH受体过度表达引起卵巢上皮细胞增生, 可能增加潜在的致癌性。但是, 也有文献报道认为促排卵治疗没有明显增加发生卵巢癌的风险, Klip等[7]对芬兰25152例接受不孕症治疗的妇女进行了观察, 经过5～6年的随访发现17例卵巢癌, 通过对卵巢癌病例的不孕症病因、药物的使用、肿瘤的高发因素进行分析评估, 结果表明即使考虑周期数和安慰剂的应用, 在治疗组与非治疗组之间卵巢癌的风险率无明显差别。Venn等[8]回顾性分析了10358例行IVF的妇女, 其中5564例进行促排卵药物诱导多个卵泡发育, 4794例未行卵巢刺激或采用自然周期, 共发现6例卵巢癌 (每组各3例) , 结果表明促排卵并不增加卵巢癌的危险性, 在促排卵组, 卵巢刺激次数与卵巢癌危险性无剂量依赖关系, 认为促排卵对卵巢癌没有必定的诱发作用。不孕症本身是发生卵巢癌的独立危险因素, 不论是否用促排卵药物, 均可能潜在有高的卵巢癌发生的危险性, 这可解释为什么有的文献报道促排卵与卵巢癌有明显的相关。

子宫内膜癌的发生与体内性激素水平的变化或应用性激素有一定关系, 促排卵过程中应用促性腺激素和氯米芬等常导致体内性激素水平不同于生理状态。Modan等[9]一项随访时间超过20年的研究显示, 不孕症患者使用促排卵药物治疗后子宫内膜癌的风险增加了两倍。Althuis等[10]做了一项回顾性研究, 对1965～1988年间8431例不孕妇女的治疗情况随访至1999年, 发现其中有39例发生子宫内膜癌;同时该研究也表明氯米芬增加子宫内膜癌的危险性, 并且与剂量有关, 治疗后仍未育的妇女和肥胖的妇女患子宫内膜癌危险性更高;在同时存在上述两因素的妇女中, 患子宫内膜癌的危险性较单一因素者更高。但是, 也有随访时间少于10年资料的显示, 促排卵药物包括氯米芬使用后不增加子宫内膜癌发生的危险性。

促排卵过程中由于应用较大剂量促性腺激素或氯米芬, 可导致体内性激素水平的变化, 是否会增加乳腺癌的发生风险呢?大部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不孕症促排卵治疗和乳腺癌的发生风险无显著相关性。Brinton等[11]报道了一个多中心合作回顾性研究的结果, 该研究对1965～1988年间12193例不孕症妇女的治疗情况随访至1999年, 其中202例妇女在随访期间发生了乳腺原位癌或浸润癌, 结果显示不孕症患者与一般人群相比发生乳腺癌的危险性轻微增高, 但氯米芬和促性腺素并不增加乳腺癌的发生率;该研究强调仍需继续观察远期影响。Burkman等[12]研究中发现使用氯米芬不增加乳腺癌的危险性, 但长时间应用HMG有可能增加乳腺癌的发生。Healy等[13]的研究结果显示, 使用HMG或FSH≥6个周期, 尽管血清中E2和孕激素水平升高, 但乳腺癌的发生率并没有增加。而最近Allan Jensen等[14]的病例对照研究也有类似结果, 该研究对1963～1998年间丹麦全部生育诊所54362例不孕症妇女的治疗情况随访至1998年, 有331例妇女在随访期间发生了乳腺浸润癌, 结果显示促性腺激素、 氯米芬、绒促性素、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均不增加发生乳腺癌的风险, 且与使用促排卵药物的时间长短及周期数无关;但是孕激素的使用却增加发生乳腺癌的风险;促性腺激素的使用可增加治疗后仍未育的妇女发生乳腺癌的风险。此外, Kristiansson等[15]调查了瑞典1981年1月日至2001年12月31日足月分娩的妇女, 平均随访7年, 分为IVF组 (8716例) 和自然受孕组 (640059例) , 结果显示两组乳腺癌的发病率相似, 而宫颈原位癌的发生率IVF组较自然受孕组低。

另有研究显示, 单胎妊娠的妇女滋养细胞肿瘤发生率和未使用助孕药物的妇女相比差别无显著意义, 但伴随促排卵药物产生的多胎妊娠者滋养细胞肿瘤的发生率却有增加的趋势[16]。促排卵治疗后患葡萄胎者与自然受孕葡萄胎患者发展为侵蚀性葡萄胎的危险性相等。印泡浆内单精子注射技术 (ICSI) 能避免因多精子受精所致的部分性葡萄胎, 但不能避免完全性葡萄胎的发生, 尽管发生的机会很低。

3 ART的子代肿瘤发生风险

随着ART技术的日趋广泛应用于不孕不育的治疗, 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试管婴儿出生, 以往人们所关注ART后子代健康情况的重点在于胎儿结构异常的危险率, 如神经管缺陷, 尤其是ICSI的安全性问题, 很少观察ART后子代肿瘤发生的危险率。关于ART后子代肿瘤发生的个案报道和大样本量回顾性分析均较少, 几个流行病学研究提示经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子代发生儿童期肿瘤的危险性没有增高。Doyle等调查了英国1978至1991年间经ART治疗出生的2507例婴儿中, 有2例患癌症, ART后婴儿癌症发生率与自然受孕的婴儿癌症发生率无显著性差异。Bradbury等[17]观察了358270个非IVF出生和176个IVF出生的婴儿, 视网膜母细胞瘤发生分别为24例和0例, IVF婴儿视网膜母细胞瘤发生率与一般人群差异无显著性。Lidegaard等[18]调查了丹麦两个中心1995年1月1日至2001年12月31日出生的单胎婴儿, 分为IVF组 (6052例) 和非IVF组 (442349例) 两组, 随访截止至2002年底, 平均随访时间4.5年, 在IVF组与非IVF组中发生儿童肿瘤的分别为0例和72例, 结果显示IVF组与非IVF组儿童肿瘤的发生率相等。Brinton等研究了促排卵药物与应用者的子代肿瘤发生率的关系, 尚未发现5岁以前的儿童肿瘤发生率与促排卵药物治疗有关, 但其母亲生育年龄的增长可增加肿瘤的发生率, 母亲生育年龄与子代患造血系统肿瘤的危险率升高相关, 而与神经系统肿瘤或其他肿瘤的发生无关, 说明IVF子代肿瘤发生主要与母亲的内在原因相关。鉴于目前通过ART治疗出生的子代年龄较小, 尚难准确评价IVF后子代发生肿瘤的危险性, 仍有待于今后多中心大样本长期的随访观察研究。

摘要：辅助生殖技术 (ART) 的发展为不孕不育夫妇带来了福音, 但由于在ART中广泛使用的促排卵药物, 如氯米芬、HCG、HMG、rFSH等可使性腺激素水平升高, 促排卵药物是否增加乳腺、卵巢、子宫内膜和其他靶器官肿瘤的风险, 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后代是否会增加患恶性肿瘤的风险。本文综述目前的文献资料, 多数认为促排卵药物的使用并没有增加乳腺癌、子宫内膜癌、浸润性卵巢癌的风险, 卵巢交界性肿瘤的发生率可能增加;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后代儿童肿瘤的发生率与一般人群相似。对接受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妇女其肿瘤发生、子代肿瘤的发生应引起高度重视, 有待于今后多中心、大样本、长期的随访观察研究。

辅助生殖技术妊娠结局的分析 第4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2009年1月一2013年12月在大连市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包括体外受精-新鲜胚胎移植IVF-ET、卵细胞浆内单精子注射-新鲜胚胎移植ICSI-ET、冻融胚胎移植F-ET)助孕成功的2955个妊娠周期中,妊娠12周以后发现的胎儿畸形或分娩后新生儿期发现的出生缺陷儿及其父母为研究对象,包括因胎儿畸形的死胎、死产、引产及分娩后有先天畸形的新生儿。

1.2 方法

通过电话随访获得辅助生殖技术助孕子代的信息。出生缺陷是依据卫生部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司颁布的《中国人群出生缺陷监测方案中列出的畸形种类进行分类》。

1.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13.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x2检验用于比较不同助孕方案组出生后代出生缺陷率,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胎儿异常的发生率

辅助生殖技术助孕2955个临床妊娠周期中,随访到妊娠结局的2939个周期(IVF-ET 1254个,ICSI-ET 964个,F-ET721个),其中早期流产362例,占12.31%。异位妊娠101例,占3.44%。分娩新生儿2875个,其中(IVF-ET 1224个,ICSI-ET 948个,F-ET703个)。妊娠12周后因胎儿畸形妊娠中期引产38例,其中IVE-ET新鲜胚移植18例(1.44%)、ICSI-ET新鲜胚移植12例(1.24%),冻融胚胎移植(F-ET)8例(1.11%)。新生儿出生后发现出生缺陷45例(45/2875,1.57%),其中IVF 16例(1.31%),ICSI-ET 26例(2.74%),新鲜周期出生缺陷42例(42/2172,1.93%)F-ET 3例(3/703,0.43%)。IVF与ICSI出生缺陷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5.8,P=0.015)。新鲜移植周期与冷冻移植周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7.83,P=0.005)。

2.2 中引胎儿畸形类型分析

38例引产周期中畸形类型分别为无脑儿4例、脑积水3例,神经管缺陷3例,小头畸形伴脑脊膜膨出1例、先天性无耳1例、唇腭裂6例、十二指肠闭锁4例,肾脏、膀胱畸形6例、染色体异常6例、多器官畸形4例。见表1。

2.3 出生缺陷类型分析

新生儿中出生缺陷率1.57%(45/2875),出生畸形构成比顺序依次为:心血管循环系统、眼耳面部颈部畸形、染色体畸形、中枢神经系统、唇腭裂、泌尿生殖系统、骨骼肌肉系统等。见表2。

3 讨论

据估计,目前我国总体出生缺陷发生率为5.6%左右[1]。文献报道[2]一项中国多个生殖中心合作研究报道对15 405个ART新生儿出生后7 d随访得到的出生缺陷率为1%～2%。该研究中ART新生儿出生缺陷率1.57%,与文献报道相似,提示ART技术没有增加出生缺陷的风险。该研究中ICSI组的出生缺陷率高于IVF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ICSI作为一项具有侵入性且跨越自然选择的ART特殊技术,可能增加了对卵母细胞的结构的损伤,可能干扰细胞的正常周期,是导致出生缺陷的潜在风险。虽然个别研究发现ICSI子代出生缺陷发生率较IVF有增高的趋势,但既往众多研究并未发现ICSI增加子代出生缺陷的风险。但从染色体体角度研究发现,ICSI轻微增加新发的性染色体异常和遗传于父体染色体结构异常,ICSI子代发生Y染色体微缺失、精子非整倍体、性染色体异常等的概率明显增高[3]。由此可见ICSI对子代健康的风险不容忽视。该研究结果显示,FET组的出生缺陷率0.43%低于新鲜移植周期组1.93%(P<0.05)。Jane等[4]的研究结果表明IVF或ICSI胚胎早期出生缺陷的风险增加,FET可能会降低这种风险。国内其他研究中[5,6]也提到与新鲜胚胎移植相比,冷冻复苏胚胎移植没有增加出生缺陷的风险。冻融胚胎移植是可行和安全的[7]。在实际工作中,实验室医生会选择形态和质量好的胚胎冷冻;胚胎复苏后再次挑选,选择形态和质量好的胚胎移植。因此,有学者认为冷冻复苏的过程本身就是对胚胎优胜劣汰的选择,可以筛选出好的胚胎移植,从而降低了出生缺陷的风险。但小样本量的研究尚不足以评估该技术的风险性。实验已显示胚胎冷冻可损害DNA、胚胎基因表达、端粒、胞浆及核膜[8]。除了ART技术本身可能对出生缺陷的影响,研究证明双亲因素增加了ART人群出生缺陷风险。澳大利亚Davies等[9]采用大样本回顾性分析发现,不论行与ART否,不孕本身与出生缺陷相关。双亲因素、妊娠时间与出生缺陷的风险增加有关。

该研究的引产周期中,胎儿畸形发生率前两位依次为中枢神经系统畸形、染色体异常;新生儿中畸形发生率最高为心血管系统畸形、眼耳面部和颈部畸形、染色体畸形、泌尿生殖系统畸形等。我国出生缺陷监测(监测期为孕满28周至出生后7d)数据表明[1],2000—2011年期间,先天性心脏、多指(趾)、唇裂伴或不伴腭裂、神经管缺陷、先天性脑积水等10类疾病是我国围产儿前1 0 位高发畸形。该研究ART出生畸形与普通人群出生畸形的构成比相似。

3结语

该研究提示与文献报道的普通人群妊娠结局相比,ART技术没有增加子代畸形的风险。但是ICSI组的子代出生缺陷率高于IVF组。与IVF/ICSI新鲜周期移植相比,FET出生缺陷的风险较低。但是部分畸形在子代生长发育过程中才会被发现,因此,告知不孕患者ART的潜在风险是必要的,ART技术的应用应该慎重,评估ART子代安全性需要更长时间的随访。

参考文献

[1]秦怀金,朱军.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2012年)[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2]Yan J,Huang G,Sun Y,et al.Birth defects after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inChina:analysis of 15,405 offspring in seven centers(2004 to 2008)fJ].Fertil Steril,2011,95(1):458-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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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生殖技术后的异位妊娠 第5篇

1 ART后异位妊娠的发生率

国外统计表明, 在所有妊娠中EP的发生率大约为1%~2%, 而ART周期EP发生率为1%~5%, 明显高于自然周期, 特别是在IVF-ET周期, EP的发生率高达2%~11%。ART后EP的主要好发部位是输卵管, 约占82.2% (其中壶腹部占92.7%, 间质部占7.3%) , 卵巢或腹腔妊娠占4.6%, 宫颈妊娠占1.5%。Ribic等分析了7991例经药物促超排卵和92例自然排卵接受IVF-ET的资料, 发现1059例妊娠妇女中EP发生率为4.2% (44/1059例) , 其中输卵管妊娠38例 (86.4%) , 卵巢妊娠1例 (2.3%) , 子宫角妊娠2例 (4.5%) 。

2 ART后异位妊娠的特点

由于ART中促排卵及IVF-ET等技术的应用, 常常有超过1个卵泡发育, 而在IVF-ET过程中常移植1个以上胚胎, 由此引起的多胎妊娠的发生一直是困扰辅助生殖技术的难题。在导致多胎妊娠发生率增加的同时, 一些在自然妊娠中较少见或不可能发生的EP, 如HP、异位多胎妊娠、双侧输卵管切除术后的输卵管间质部妊娠、宫角部妊娠发生率增加。

2.1 输卵管间质部妊娠

自然妊娠过程中输卵管间质部妊娠发生率为1/2500~1/5000 次分娩, 在EP中占2%~6%[1]。但在IVF-ET周期中其发生率明显增高, 确切原因不清。由于其特殊的解剖位置, 胚胎绒毛对病灶局部肌层及血管侵蚀, 常引起大出血, 病死率约为2%~2.5%, 而总的异位妊娠死亡率已经从1980年的72%~90%显著降至1990年的0.14%。目前, 其经典治疗为剖腹探查加宫角切除术, 甚至为控制出血行子宫切除术。但对于那些年轻、未生育, 迫切要求保留生育功能者, 要求我们选择对生殖系统无毒副反应, 尽量保持生殖器官完整性的治疗方案。自1982年Tanaka首次报道成功应用甲氨蝶呤 (MTX) 治疗1例输卵管间质部妊娠后, 越来越多的报道证实了应用MTX的有效性。其用药方法、途径、剂量各异, 主要有全身用药、局部用药、全身与局部联合用药等。既往认为, 输卵管妊娠保守治疗适用于:①输卵管妊娠直径<3 cm;②未发生破裂或流产;③无明显内出血;④血β-HCG<2000 U/L。随后国内外学者报道, 对于血流动力学稳定、无腹痛、不愿手术治疗及有条件随诊者, 均可行保守治疗。异位妊娠包块大小及血β-HCG水平不是限定因素, 有胎心搏动的异位妊娠也可选择保守治疗[2]。

近年来, 随着超声影像技术分辨率及灵敏度的提高及微创手术的进展, 使异位妊娠局部用药成为可能。局部用药血药浓度高, 副反应小, 疗效显著, 近年备受关注。国内外文献报道的有效率为76%~93%, 具有定位准确、局部药物浓度高、杀伤力强、可直接杀死胚胎组织、用药剂量小、疗程短、血β-HCG下降快、全身性反应轻、方便易行、可重复性高等优点, 避免了手术对生殖器官完整性的破坏。MTX溶解度大, 对正常输卵管组织无明显影响。Benifla等报道, 保守治疗输卵管间质部妊娠15例, 其中9例为妊娠囊局部穿刺抽吸注射MTX或15%氯化钾, 全部保守治疗成功, 其中3例有胎心搏动, 血β-HCG最高25000 U/L。术后2个月行输卵管通畅试验, 91.7%的输卵管通畅。作者认为, B超引导或腹腔镜下输卵管间质部妊娠局部注射MTX 1 mg/kg, 治疗有效, 可避免子宫局部切除, 预后不影响输卵管及子宫的功能。经阴道在超声引导下注射杀胚药物, 直接进入到胎儿心脏, 避免腹腔镜下穿刺不能区别妊娠囊和周围血肿的缺点, 为提高异位妊娠保守治疗成功率, 降低化疗药物毒副反应, 探索了一条保守治疗的新途径。其主要适用于输卵管间质部妊娠、宫角妊娠或宫颈妊娠, 常见的输卵管妊娠 (峡部或壶腹部妊娠) 在使用该技术时需慎重, 容易发生破裂出血, 应让患者在充分知情同意情况下慎重选择。保守治疗成功的关键在于选择合适的病例、用药剂量及对病情的严密观察。

2.2 多胚胎不同部位妊娠

HP是指两个或多个胚胎在生殖系内的不同部位同时发育, 其中至少一个属于宫内正常妊娠, 其余的为异位妊娠。自然妊娠情况下罕见, 发生率自3.3/10万~ 6.4/10万次妊娠不等, 而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开展, HP发生率呈上升趋势, Clayton等[3]报道, 每100000 次ART妊娠发生152 次HP。IVF-ET后HP发生率为1%~3%, 继1985年Sondheimer等报道了IVF-ET后的HP病例以来, 陆续有配子输卵管内移植术后的HP、卵巢早衰患者卵子捐赠后的HP及冻融胚胎移植术后的HP病例报道。由于同时合并宫内正常妊娠, 给诊断及治疗带来一定困难, 诊断、处理不当会延误诊治, 导致不良妊娠结局, 应引起重视。一旦确诊, 无论破裂与否, 应立即治疗, 其宫内妊娠的预后取决于异位妊娠的处理。对于输卵管间质部妊娠、宫角妊娠或宫颈妊娠合并宫内妊娠, 可以考虑超声引导下异位妊娠部位灭胎术。但由于同时合并宫内妊娠, 一般不主张应用MTX。Clayton等[4]报道207例ART后宫内外同时妊娠患者的妊娠结局, 结果发现, HP患者自然妊娠或人工终止妊娠比例明显高于单纯宫内妊娠者, 但两组新生儿结局 (活产率)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3 单侧输卵管多胎妊娠

亦是十分罕见的情况。单侧输卵管双胎妊娠约占EP的1/200。Berkes等报道1例IVF-ET后单侧输卵管三胎妊娠, 应用MTX保守治疗失败, 行腹腔镜手术。

3 ART后异位妊娠的危险因素

在众多引起自然妊娠的EP危险因素中, 盆腔感染、盆腔手术、人工流产和不孕史是引起EP的主要不良因素。而在IVF-ET过程中, 虽然胚胎直接放入子宫腔内, 但胚胎于移植后3~5天种植, 在此过程中, 胚胎可能会游走到输卵管内。胚胎移植时的刺激引起子宫收缩以及子宫内膜的蠕动波, 也有可能将植入子宫腔内的胚胎挤压进入输卵管。当输卵管发生病变时, 如输卵管炎等导致输卵管管壁纤毛上皮细胞功能异常时, 则不能将已进入输卵管的胚胎及时迁移到宫腔内, 而输卵管具有适宜于胚胎种植的结构, 并可表达“种植窗”期的一些特异分子, 因而导致胚胎在输卵管内种植发育。研究发现, IVF后EP的发生率一般小于5%, 但在输卵管因素不孕患者及曾有盆腔手术史者中, EP发生率高达11%。所有这些都提示输卵管结构和 (或) 功能的改变是导致ART中EP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此外, 胚胎移植过程也可能增加EP的发生。美国对94118例ART妊娠周期的统计表明, 不同的助孕方式, EP发生率不同。合子输卵管内移植周期EP发生率最高 (3.6%) , 而在赠卵IVF-ET (1.4%) 及代孕周期 (0.9%) 的发生率则明显降低。在新鲜IVF-ET周期, 输卵管性不孕、子宫内膜异位症及其他非输卵管性女性因素不孕者中发生率较高, 而在前次分娩过活婴者发生率下降。移植1~2个具有高分化潜能的胚胎对EP的发生具有保护作用, 而当移植3个及以上胚胎则失去这种保护作用。另外与IVF-ET及其衍生技术相关的因素也与异位妊娠发生有关。移植管过深, 异位妊娠发生率增加, 移植管放置于宫腔中下段可能降低EP的发生;困难的胚胎移植能刺激子宫环状收缩, ET时使用宫颈钳可引起子宫收缩, 增加EP的发生, 尤其当患者同时有输卵管病变或EP史时。随着超声在辅助生殖领域的广泛应用, 有学者应用B超定位宫腔深度, 认为比移植前导管测量宫腔法更精确, 术后EP发生率低。但也有作者对1024例接受超声引导下移植者及1027例无超声引导下移植进行对照, 发现两组EP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有学者对1095 个IVF-ET周期及 741个赠卵IVF-ET周期进行统计分析, 发现用自体卵行IVF-ET者EP发生率为1.8%, 明显高于供卵IVF-ET者的0.5%[5], 另外的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患者年龄、促排卵方案、治疗方案 (IVF 或卵细胞浆内单精子注射) 等与EP 的发生率无显著相关性[3]。其他盆腹腔手术与EP的关系也不确定。

总之, 随着ART技术的开展与普及, 相应的一些并发症也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尤其一些罕见的异位妊娠发生率明显增高, 甚至一些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发生的异位妊娠, 如双侧输卵管切除术后的输卵管间质部妊娠、宫角妊娠等也有发生, 提醒我们临床医生提高诊断的敏感性, 要考虑到ART技术的特殊性, 时刻警惕漏诊、误诊的发生, 降低ART的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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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中的伦理教育 第6篇

1 辅助生殖技术中伦理教育的重要性

1.1 伦理教育是协调科学和伦理道德关系的重要策略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快速发展并日渐成熟, 如今已成为越来越多渴望孕育子女却存在生育障碍的夫妇的一个巨大福音。但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可控性在人类的控制极限之外, 更好的技术和更广泛的知识必然会伴随着一定的风险与不确定性[2], 因此与其相关的伦理问题也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方面, 赠卵、供精、代孕、克隆等技术的发展为人类生殖造就了更多的可能性;另一方面, 这些先进技术对家庭亲缘关系和社会人伦关系的冲击引发了许多伦理争议。这就导致了科学与伦理道德关系之间的冲突。因此, 如何既能够实现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 又可以避免辅助生殖技术中伦理问题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 成为医务人员及全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 这就决定了伦理教育产生的必要性。

1.2伦理教育是提高医务人员和病人素质的重要方法各种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特别是人类胚胎干细胞临床试验及克隆性技术都存在很多伦理和安全问题。当一种技术既存在利又存在弊时, 应以实现坏处最小化为原则, 这就要求医护工作者除了在提高自身专业技能外, 还要清楚相关法律法规, 形成坚定的责任伦理价值观和道德自主性, 加强医护人员的伦理道德素质。另外, 不孕症病人是接受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主体, 通过伦理教育能够帮助病人了解相关治疗情况及其存在的伦理问题。但研究表明, 不孕症病人就医愿望迫切, 而医疗机构对病人健康与伦理教育的现状并不乐观, 病人对治疗过程及法律后果还未完全知情同意, 对伦理教育内容不明确, 伦理教育方式可接受程度也有待提高[3]。而郭靖等[4]对不孕症病人实施的新型伦理宣教方案总体效果良好, 有助于提高病人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的了解, 增强其伦理意识。因此, 伦理教育是提高医务人员和病人素质的重要方法, 而制定切实可行的伦理教育方案则是伦理教育的关键。

1.3 伦理教育是促进病人及其后代和社会利益保障的重要途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临床应用, 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的繁衍和发展, 关系到不孕症病人及其家属和利用该技术出生的孩子的健康和权利, 关系到整个社会公益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健康发展。比如, 伴随供精或赠卵甚至代孕和捐胚而产生的是多种性质的父母, 包括遗传学父母、生物学父母和社会学父母, 随之而来的伦理问题就给病人及其后代和社会带来极大的挑战。正确利用辅助生殖技术和国家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是避免出现伦理和社会混乱的有效途径[5]。因此, 进行全面有效的伦理教育, 一方面能够使病人及其后代了解相关法律法规, 充分享有自身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 另一方面还有利于普及社会公众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知识, 减少混乱的社会舆论。这一新技术的特殊性就使加强对从事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工作的医务人员和接受助孕治疗的病人的伦理教育工作显得格外重要,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健康发展, 才能保证病人及其后代利益和社会公益。

2 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教育方案

2.1 伦理知识宣教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 应高度重视生殖医学相关的伦理教育工作, 加强伦理知识宣教力度和效度。其一, 应规范医疗从业人员的伦理教育培训制度, 开发出系统的培训教材, 所有从事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工作的医护人员都要接受正规的伦理教育培训和考核, 并对其开展经常性的伦理学习, 不断强化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的理解和认识, 可通过自我学习、专题讲座、组织讨论等多种形式开展伦理教育强化工作, 从而提高医务工作者贯彻伦理原则的自觉性和提高其妥善处理医患伦理问题的能力。其二, 对不孕症病人进行伦理宣教是整个伦理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生殖医学中心应根据病人的实际需求和前期调查研究设计出合理的伦理宣教内容, 将病人伦理教育通过生殖中心网站、专业的伦理宣传手册、多媒体宣教等多元化的宣教方式贯穿于病人的诊断、治疗和愈后的全过程, 并定期或不定期地评价对病人伦理知识宣教的效果。在伦理宣教过程中, 应引导病人认识到宣教的重要意义, 提高其学习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 使被动式接受宣教转变为主动关注伦理宣教并积极学习宣教知识, 从而增强伦理知识的宣传效果。另外, 应加强医疗机构生殖伦理委员会的监督和管理工作, 坚持有利于病人、知情同意、保护后代、社会公益、保密、严防商业化和伦理监督等基本原则, 建立规范的伦理管理定期评价机制, 还可根据病人的意见和建议来了解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治疗过程中的伦理原则执行情况, 并呼吁社会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伦理的重视, 从而促进辅助生殖技术医疗机构的伦理道德建设。

2.2 伦理关怀医学在本质上是一门人学, 它内涵着一种人性温度, 在医疗服务中体现的是伦理关系和心理关系[6]。不孕症病人是—个特殊的就医群体, 都有不同程度的情绪问题包括焦虑、抑郁、敏感、内疚负罪感、人际关系孤独、性关系及婚姻满意度下降等[7]。刘述珍等[8]的研究表示, 运用积极应对可提高不孕症病人的社会支持利用度, 降低不良心理应激水平。研究表明, 心理干预能够有效改善不孕不育病人的心理状况, 可明显改善妊娠结局[9,10,11]。因此, 面对不孕症病人, 除了应用医学技术为他们解决生育问题外, 更要给予他们一定的伦理关怀, 这不仅是对病人的个人关怀, 也是医学发展的需求。医护人员在告知不孕症病人治疗相关知识的同时, 也要让他们意识到良好的心理状态是治疗不孕症的重要条件, 也是成功受孕的因素之一, 并尊重和倾听病人的情感需求, 在共情的基础上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其负面情绪, 增强其自信心, 使病人夫妇积极配合治疗。针对心理压力过大的病人, 医疗机构可制定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措施和建立专门的心理咨询服务, 促进病人的身心健康, 提高其生活质量和治疗效果。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在解决不孕不育的同时也给病人带来了一定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 且不能保证能够成功妊娠, 医务人员应告诉病人手术前后的注意事项及期望值不可过高等, 以免加重病人的心理负担。另外, 还应呼吁社会对不孕症病人多一些宽容和理解, 鼓励家庭成员给予病人更多的安慰和支持, 使病人获得良好的社会与家庭支持, 从而降低病人的不良心理应激水平。

总之,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仍在飞速发展, 技术的进步对社会伦理道德提出了更高层次的挑战。伦理教育在促进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不可忽视, 而伦理教育的规范实施是我们在开展辅助生殖技术时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因此, 相关医疗机构一定要注重从业医务人员和不孕症病人的伦理教育工作, 促进辅助生殖技术医疗机构的伦理道德建设, 使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更好地为病人服务。

摘要：阐述辅助生殖技术中伦理教育的重要性, 探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中的伦理教育方案。认为相关医疗机构要注重从业医务人员和不孕症病人的伦理教育工作, 促进辅助生殖技术医疗机构的伦理道德建设, 使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更好地为病人服务。

辅助生殖技术优质护理 第7篇

关键词：辅助生殖技术,不孕不育症,研究进展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是指利用处理卵子、精子、受精卵以及胚胎以治愈不能怀孕症状的技术。目前主要包括宫内受精、体外受精-胚胎移植、人工授精、卵子体外成熟、卵胞浆单精子注射、卵子、精子以及胚胎冻融技术、移植前遗传学诊断等[1]。随着人们对配子与胚胎培养条件的不断优化, 各项技术不断完善改进, 成功率显著提高, 现已成为治疗不孕不育症的理想治疗措施之一。

人类ART的运用不单单在技术层面上攻克了不能怀孕、生育这种长时间困扰医学界的疑难杂症, 更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基础医学研究以及临床应用研究的进步。但同时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有益处自然有坏处, 在给人们带来福音的时候, 随之而来的是许多伦理道德、婚姻家庭以及法律等方面的问题。

1 辅助生殖技术

1.1 人工授精 (AI) [2]

是不通过性交的方法把精子放入女性生殖道里, 使其与卵母细胞自然相遇受精, 获得妊娠, 是目前最广泛应用的一种辅助生殖技术。属于体内受精, 没有过多的人工干预, 是较为安全的。依据提供精子的人不一样分成夫精人工授精、供精人工授精以及混合精液人工授精3种。

1.2 试管婴儿

这是人类生殖自我调控的新里程碑。当前人们利用改变超数排出卵子方案、培育高质量卵子、发展实验室培育体系等方法, 出生健康婴儿。

1.2.1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 (IVF-ET) :精卵在母体外受精, 在长成前期胚胎后移动安置在母体子宫里, 经历妊娠之后分娩, 这是第1代试管婴儿技术, 主要以解决女性不孕为主。

1.2.2 单精子卵胞浆注射 (ICSI) :男性不育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精子形态异常, 其形态与功能密切相关。ICSI被称为第2代试管婴儿技术, 在解决了由男方因素导致不孕的同时, 也为生殖基础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 还促使克隆动物的成功, 其意义重大。有资料显示“ICSI儿”和“IVF-ET儿”之间的出生缺陷发生率并无显著差别, ICSI儿的智力发育也没有出现异常[3];并且自然流产、先天身体缺陷、出生体重过低等现象没有出现与其有关的增长[4]。

因此, ICSI目前已在全球许多国家获得广泛应用。然而, 随着近年来对精子产生基因调节控制以及筛选分析男性生育能力不强以及不能产生精子病症的基因, 国际学术界根据研究的结果发布预警:ICSI在治愈男性不能生育的症状时某些不同寻常的染色体亦或是突然改变的基因会随之下传, 有很大的可能性携带更多的遗传缺陷给后代[4]。精子形态选择性胞浆内单精子注射这种新技术是在活精子细胞器形态学检测基础上结合传统ICSI技术发展而来, 可以提高不孕患者的胚胎质量、胚胎种植率和妊娠率等[5,6];但也有研究认为, 除反复ICSI助孕失败的患者外, 此技术并不改善患者的生殖结局, 其适应证尚存在争议[7,8], 需进一步研究。

因此与原来的IVF作比较, 在不是男性原因导致不能怀孕的情况时ICSI技术不能在提高女性怀孕的几率方面起到明显的作用, 因此, 除了确实要这样做, 不是必须要采用ICSI技术。

1.2.3 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 (Preimplantationgeneticdiagnosis, PGD) 及植入前胚胎遗传学筛查 (Preimplantationgeneticscreening, PGS) :PGD是在胚胎移植之前对配子或是胚胎做遗传学的鉴定, 把没有遗传性病症表型的胚胎移植到子宫进行妊娠, 以此避免遗传病儿童的妊娠以及降生。PGS是选择染色体整倍体的胚胎进行移植, 进而提高IVF-ET的成功率, 即第3代试管婴儿。即使PGD以及PGS能够规避寻常规定生产前的检查引起的认为造成的流产或引产, 不过在现实临床运用上依旧有着很多不足的地方, 有研究表明应用PGS可显著提高移植率和受孕率, 降低流产率;但也有学者研究显示PGS虽没有增加胚胎种植率, 但提高了妊娠率和活产率。因此, 还需要更多的实验研究来确定PGS在改善妊娠结局中的有效性。

1.3 代孕技术

代孕技术也是其中一种, 其实质是人工授精和体外授精技术的延伸。目前暂无权威的定义。

1.4 囊胚培养

是目前的研究热门。长期分析结果表明囊胚时期的胚胎具有良好的发育潜力, 选择性单个囊胚的植入不单单可以提高患者的累积妊娠率, 更可以降低由于多胎妊娠造成的卵巢过于刺激综合征和产科风险, 降低异位妊娠率[9,10], 并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

1.5 卵子和卵巢组织冷冻的新突破

从1986年第1次人类卵子冷冻-复苏并且使母体怀孕之后, 卵子以及卵巢组织的冰冻让长时间保留生殖细胞或组织成为可能, 它不单单能够保存肿瘤患者放、化疗前以及目前没有生孩子的想法等女性的正常卵子, 达到以后可以生育的心愿, 并且能够规避冰冻胚胎引起的伦理、道德以及法律等问题。另外, 它还可用于赠卵的治疗周期。根据最近的文献可以了解到[11], 冰冻以及新鲜卵子在胎儿和围产时期并行发生的症状以及天生不正常的产生几率方面并无非常明显的区别。

1.6 核移植技术

年龄相关的卵子非整倍体增加是导致高龄不孕妇女胚胎种植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使用年轻供卵者的卵子可明显增加怀孕的几率。近年来核移动植入技术的前进给卵子再造供给了很多新的解决办法。

1.7 其他技术

除此之外, 还有睾丸或副睾穿刺单精子注射术 (PESA/TESA) 、赠卵试管婴儿、胚胎冷冻复苏、人工孵化、多胎减胎术等。

2 ART的并发症

ART的短时间并行发生症状是相对能直接观察并且评断的难易程度较低, 经常见到有多个胚胎怀孕、OHSS、异位妊娠、多部位妊娠、早产、低体重儿、出生缺陷儿等, 据数据表明, ART的多胎率一般在20%~35%, 严重增加围产儿发病率、死亡率、流产、早产及剖宫产率[12,13]。OHSS的发生率轻度为20%~33%, 中度为2%~6%, 重度为0.1%~0.2%, 严重者可发生血栓性疾病, 导致心脑血管意外乃至危及生命。异位妊娠发生率可达4%~10%[14];宫内、外同时妊娠发生率达l%~3%[15], 并有增加的趋势。目前对于ART的远期并发症研究相对较多、较成熟的主要为ART儿的脑瘫问题。HvidtjrnD等的研究表明, IVF儿脑瘫的发病率为0.43%。别的国家已经有一些研究机构分析研究了那些并行发生的症状, 不过我们国家依旧缺少大样本流调数据以研究有关的问题。

3 ART的伦理问题[16,17,18]

3.1 多胎妊娠问题

为了提高辅助生殖技术的临床效率, 促排卵技术在ART中普遍使用, 通常移植2~3枚胚胎, 多个胚胎妊娠是不能够避免的情况。多个胚胎妊娠对母体和婴儿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胎儿数目越大母体和婴儿越危险;另外, 有很大可能造成一连串繁复的家庭以及社会问题, 不但与发展辅助生殖技术最初的目的背道而驰, 更与国家“控制人口数量, 提高人口质量”的基本国策不吻合。

3.2 冰冻胚胎问题

在人工授精阶段, 为了增加成功的几率通常会在患者子宫内移植进入必须胚胎之外更多的胚胎, 冷冻胚胎问题由此而来。

3.3 遗传物质商品化问题

采用辅助生殖技术的最初目的是立足于医学人道主义, 给不能生育的夫妻提供帮助。但是, 由于这种技术带来经济效益的诱惑, 现在精子、卵子以及胚胎等遗传物质逐渐朝着商品化演变。我们国家尽管有明确的条例严禁交易精子, 不过阻挡不了私底下买卖精子的行为。所以, 人们会出现这样的忧虑, 精子的商品化会推进别的组织器官加快演变成为商品。

3.4 对传统人伦、家庭关系的冲击

辅助生殖技术的前进, 直面把血缘关系作为基本的人伦规则发起挑战,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原本的人伦关系。

3.5 儿童的身体和心理健康问题

现在针对ART儿童身体健康的分析很少: (1) 父母不想告诉子女ART过程; (2) 运用ART的时间还不长, 出生的孩子年龄尚小, 评断这种儿童随着其年龄增加得病的几率是否会随之增长难度很大。通过研究可以知道, IVF过程里出生过早、出生时身体重量过低和天生有身体缺陷的发生几率很大;虽然IVF儿童前3年的身体发育速度比不过正常的儿童, 健康状况也不是很好, 不过在精神、运动方面看不出存在着显著的差异[19]。

4 对策

第一, 应当严格执行审批准入制度, 流程符合要求, 严格实行审查批准, 运行监督管理, 实际把好关口。这些规则会为我们国家辅助生殖技术良好、稳定的前进打下牢固的基础。第二, 内部的治理要加大力度、履行好伦理委员会的职责, 受过科学训练、拥有医学技术的人代表着人类社会的道德观, 是指引人们遵守伦理规则以及阻止一些做法的首道防备线;当这些人秉承职业操守的心被内界和外界干扰时, 伦理以及法律规范会是阻止某些行为的第二道堡垒。第三, 利用多种多样的方法, 严格治理采用辅助生殖技术的组织单位;控制配子提供的来源, 严令禁止商业化行为。需要注意的是要对普通的不能怀孕生育的夫妻进行鼓励以及扶持政策, 限制别的方式的家庭类型 (单身个体亦或同性恋家庭) , 促使ART良好稳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