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依恋研究简述

成人依恋研究简述（精选3篇）

成人依恋研究简述 第1篇

关键词：医学生,成人依恋,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在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直接的心理上的关系或距离,反映了个人寻求满足其社会需求的心理状态[1]。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助于个体的整体发展。医学生拥有较高的专业技术,要想毕业后在工作岗位上做出一番成绩,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必须的。

依恋理论为我们从深层次了解人际困扰产生的根源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提供了依据。最早的依恋理论由精神分析学家John Bowlby于19世纪60年代提出,他把依恋定义为“一种个体与具有特殊意义的朋友形成牢固的情感纽带的倾向,它能为个体提供安全和安慰”。由于依恋贯穿于人的一生,具有相对稳定性,我们可以通过了解医学生的成人依恋风格来间接追溯其早期的依恋经历[2]。

已有的依恋理论方面的研究非常丰富,对依恋与人际关系的研究也有相应报道,但具体深入到不同依恋风格与各种人际关系是如何对应的研究并不多见,而在此领域针对医学院校学生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本研究以依恋理论为基础,运用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亲密关系体验问卷(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 Inventory,ECR)对医学院校大学生人际关系和成人依恋的相关性进行研究。一方面有助于医学生依据自身的依恋特点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希望能为医学院校开展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依据,进而指导医学生加强自我认识,建立健康的人际交往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从江西省赣南医学院在读医学生中随机抽取320名作为调查对象,共收回有效问卷303份,回收率为94.69%。其中男生154人,女生149人。

1.2 研究工具

1.2.1亲密关系体验问卷(ECR)

由Brennan、Clark、和Shaver等在1998年编制的亲密关系体验问卷是目前使用广泛、评价高的自陈式问卷之一。ECR有36道题,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两个分量表各18题。该问卷采用七级评分(从非常不赞成到非常赞成),Brennan等报告的依恋回避维度的α系数为0.94,依恋焦虑维度的α系数为0.91[3]。本研究采用了田瑞琪(2004)在其硕士论文研究中修订的ECR量表,修订后回避维度和焦虑维度的α系数分别为0.81、0.80,重测系数分别为0.805、0.820[4]。

1.2.2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

本研究选用的人际困扰的诊断量表为郑日昌等编制的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分为4个分量表:人际交谈困扰、交际与交友困扰、待人接物困扰、异性交往困扰。4个因子的α系数在0.56~0.68,校正后的分半信度在0.51~0.63,皮尔逊相关统计分析表明,每个分量表与总量表的相关在0.69~0.81[5]。

1.3 研究方法

将调查对象批量集中后当场发放问卷,由心理学本科生按指导语规范操作,当场收回,测试时间为25分钟。数据采用SPSS

1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主要有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医学生成人依恋与人际关系的总体状况

亲密关系体验问卷,医学生依恋焦虑分量表得分高于依恋回避分量表得分。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医学生交际与交友困扰分量表得分最高,其次是异性交往困扰,最后是人际交谈困扰和待人接物困扰(见表1)。

2.2 医学生成人依恋类型分布

医学生成人依恋类型人数分布中,恐惧型(47.52%)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专注型(23.43%)、冷漠型(20.46%)、安全型(8.58%),其中专注型和冷漠型比例很接近(见表2)。

2.3 成人依恋和人际困扰的性别差异

为研究医学生成人依恋和人际困扰各分量表得分的性别差异,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待人接物困扰分量表,男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P<0.05);异性交往困扰分量表,男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P<0.01),其他各分量表性别差异不明显(见表3)。

2.4 成人依恋与人际困扰的相关分析

对人际困扰与依恋焦虑、依恋回避做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见表4。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总分与ECR所测量的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分量表得分存在显著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403、0.228(P<0.01)。依恋焦虑分量表得分与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的各分量表得分均存在显著相关性,即依恋焦虑分量表得分越高,个体在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各分量表的得分越高,存在的人际困扰越大。依恋回避分量表与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各分量表得分也有显著相关性,即依恋回避得分越高,个体在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的各分量表得分越高,人际关系越不理想,困扰越多。

注:*表示P<0.05,**表示P<0.01

2.5 医学生成人依恋各维度对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各因子的回归分析

以ECR两个分量表和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4个因子分别为自变量与因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依恋回避进入人际交谈困扰、待人接物困扰、异性交往困扰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依恋焦虑进入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各因子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见表5)。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医学生成人依恋类型分布不均衡,安全型个体占8.58%,恐惧型占47.52%,专注型和冷漠型分别占23.43%和20.46%。国内外的研究结果大都是安全型的。如Lopez于2001年在人数为245的大一样本中实测RQ,所得依恋比例为安全型占46%,恐惧型占20%,专注型占15%,冷漠型占19%[6];Creasy在2001年采用AAI对145对恋人进行测量,发现安全型占40%,未解决型占26%[7];何红娟2007年的研究显示安全型占34.9%,恐惧型占20.9%,焦虑型占13.3%,回避型占30.9%[8];王金奎2007年的研究结果为安全型占11.9%,恐惧型占49.4%,迷恋型占23.2%,冷漠型占15.6%[9];何腾腾等2012年的研究结果为安全型占11.6%,恐惧型占47.7%,专注型占16.3%,冷漠型占24.4%。这些研究结果与本研究基本相同[10]。

本研究所获得的医学生成人依恋比例与之前国内外的研究不太一致,笔者认为造成这一差异可能有以下原因:(1)研究对象的差异。本研究以医学生为调查对象,之前国内外有关成人依恋的研究很少针对医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医学生比普通大学生学业压力、就业压力更大,初入社会的人际困惑更多。(2)使用的测量工具不同。Lopez的研究使用的是关系问卷(Relationship Questionnaire,RQ),Creasy采用的工具是AAI,而田瑞琪使用的是自己修编的亲密关系体验问卷。(3)中外文化差异。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提倡含蓄、谦虚,不提倡张扬个性和外露自己的负性情绪,同时也不倡导像外国人一样有身体的亲密接触。

医学生成人依恋和人际困扰性别差异的显著性检验发现,医学生依恋维度不存在性别差异,这与大多数已有相关研究相同。Lopez采用ECR研究也发现性别与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都没有关系[11];Creasy采用AAI访谈发现依恋类型性别间没有显著性差异[7];田瑞琪2004年研究发现男生和女生无论在依恋回避还是在依恋焦虑维度都没有显著差异;郭庆同2007年的研究也发现依恋类型不存在性别差异[12]。但也有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依恋类型存在性别差异。如王金奎2007年的研究表明,大学男生和大学女生在依恋回避维度上得分差异显著,依恋焦虑维度得分差异不显著[9]。Zimmermann等2002年研究了恋爱中的成人依恋,结果发现男性依恋回避数量多于女性[13]。

依恋维度上的性别差异存在与否跟社会传统文化等有关系,不同的地域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具体影响模式有待深入研究。

对医学生成人依恋和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各因子的相关性及回归分析发现,依恋回避与人际交谈困扰、交际与交友困扰、待人接物困扰和异性交往困扰都相关,说明依恋回避维度得分较高的医学生更有可能面临人际关系困扰。依恋焦虑与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4个因子也都相关,焦虑指标高,个体自我评价偏低,在与人交往中会有很大的不安全感,难以建立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因此,依恋回避进入了以人际交谈困扰、待人接物困扰、异性交往困扰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依恋焦虑在对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各因子的回归分析中表现出了显著的预测作用。

4 结论

大学生成人依恋职务和学历差异研究 第2篇

【关键词】大学生;随机抽样;亲近依赖复合

成人依恋是指成人对其童年早期依恋经验的回忆和再现，以及当前对童年依恋经验的评价[1]。大学生人际关系的发展与逐步完善和其童年其的依恋关系有关，在其早期形成的依恋关系会在大学生成长过程中，形成其独特的心理模式，这种模式会影响大学生亲密关系的建立和人际关系及人格的发展，故大学生成人依恋的研究很有必要。为了解大学生成人依恋在班级职务和学历上的差异现状，调查研究情况如下。

一、对象与方法

1.对象

随机抽取198名大学生进行调查，获得有效样本198份，有效回收率100%。其中，班级职务：班干部有56人，非班干部有142人;学历：专科生36人，本科生162人。调查时间为2014年10月。

2.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调查表，调查基本情况，包括班级职务和学历。采用2003年吴薇利编制的成人依恋量表[1]，该量表是自评量表，共18个项目，采用五点自评，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该量表含4个维度，分别为亲近、依赖、亲近依赖复合维度及焦虑维度。该量表信度和效度良好[2]。并事后做相应访谈。

3.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7.0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和独立样本t检验。

二、结果

不同职务、学历大学生成人依恋差异比较（表1）

表1  不同职务、学历大学生成人依恋结果比较（）

因子 班干部（n=56） 非班干（n=142） t 专科（n=36） 本科（n=162） t

亲近 3.32±0.67 3.29±0.43 0.28 3.34±0.34 3.29±0.53 0.81

依赖 3.21±0.50 3.14±0.47 0.86 2.99±0.48 3.20±0.47 2.31*

亲近依赖复合 3.26±0.48 3.22±0.37 0.60 3.17±0.33 3.24±0.41 0.97

焦虑 2.73±0.78 2.79±0.77 0.47 2.77±0.65 2.77±0.80 0.01

注：*代表p（双侧）< 0.05，**代表p（双侧）< 0.01

表1所示，从班级职务自变量上看，大学生成人依恋4个维度上的得分，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p>0.05）。从学历自变量上看，大学生成人依恋在依赖维度上的得分，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p<0.05），且本科高于专科生;大学生成人依恋在亲近、亲近依赖复合与焦虑维度上的得分，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p>0.05）。

三、讨论

1.班级职务差异分析

研究发现，不同职务大学生成人依恋4个维度上的得分，没有显著差异。结合事后访谈推测，大学生的班级职务对成人依恋的影响较小，因为成人依恋受其早期的影响较深，和婴儿时期的依恋相比较，成人依恋比较隐蔽，而且成人依恋是在互动中起作用的，婴儿时期的依恋关系中，婴儿有明确的依恋对象。大学生的班级职务差别较小，不同班级职务对大学生的锻炼作用差别并不大，和社会上的工作职务更是不同，相对较小任务的班级职务，大学生并没有明显的班干部的责任感，也没用像工作职务那样看重。故不同班级职务的大学生，他们的成人依恋是在同学和朋友或者亲人交互作用中相互影响，大学生成人依恋的亲近、依赖、亲近依赖复合、焦虑这4个维度得分上差异不显著。

2.学历差异分析

研究发现，本科大学生成人依恋在依赖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专科生;不同学历大学生成人依恋在亲近、亲近依赖复合与焦虑维度上的得分，没有显著差异。访谈中发现，原因可能是，本科生能考上本科，和专科生相比较，本科生的学习成绩和学习习惯较专科生好，平时生活中，本科生较听父母的话，是父母眼中的乖孩子，和专科生相比无论经济还是心理上，更多的依赖父母。故本科生依赖维度得分显著高于专科生。

四、建议

社会方面，社会可以给在校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让他们在生活实践中多练人际交往能力，发展中养成社会需要的成人依恋，社会也可以给不同学历的大学生提供勤工俭学的岗位，本科生和专科生都有机会锻炼自己，都能在交互中培养依恋，也可以让本科生和专科生共同完成一项工作，在合作互动中共同进步。学校方面，学校可以实施班级职务轮流制度，让大学生都有机会体验班干部的职责，还可以让不同学历的大学生混合住宿，从学习到生活，增加本科生和专科生之间的交流机会，多组织一些本科生和专科生共同参加的活动，增进不同学历大学生的相互影响。家庭方面，家长可以给大学生交流中，改变教养方式，多听听大学生的意见，把大学生作为家庭中可以承担责任的成年人，家庭大小事物都与其协商，共同做决定;家长在生活中，和亲友互动及父母之间的互动中，用良好的互动模式，给大学生做个良好的榜样，让大学生能看到成人之间亲密关系是怎样建立的，父母的夫妻关系是如何互动的，从而给大学生的良好关系建立有学习的对象。个人方面，大学生首先意识到自己是独立个体，自己有能力建立良好的成人依恋关系，然后大学生自己和亲友主动建立亲密关系，特别是在和恋人建立伴侣关系过程中，明白依恋双方是交互作用的，互动中形成良好的依恋关系。

参考文献：

[1]戴晓阳.常用心理评估量表手册[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4.

[2]吴薇利，张伟，刘协和.成人依恋量表在中国的信度和效度[J].四川大学学报（医学版），2004.

作者简介：

柳絮（1982～ ），女，河南省驻马店，硕士研究生，职称助教，主要从事心理学教育教学工作。

成人依恋测量工具述评 第3篇

关于依恋的研究最早起源于弗洛伊德提出的一个假设, 他在对精神病人的临床观察基础上提出:个体在童年期所形成的亲子关系会成为其此后一生所成长和发展出的各种人际关系的原型。而确切提出依恋这一概念的则是依恋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英国的心理学家John Bowlby。他认为, 依恋是指婴幼儿与其主要抚养者之间长期稳定的亲子互动形成了一种牢固持久的情感关系[1]。早期的依恋研究主要是针对婴幼儿与其母亲之间的关系, 然而在研究的后期, Bowlby又提出:“导致个体对他人产生一定程度亲密感的任何行为模式都具有个体差异性, 这种个体差异性可能会持续一个人的一生, 在个体依恋关系的形成、保持、去除及更新的过程中, 都会产生强烈的情感[2]。”由此开始,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倾向于将对婴幼儿的依恋研究扩展至青少年、成人。此后, Hazan和Shaver在1987年发表了《浪漫的爱可以看做是依恋过程》[3]成为了成人依恋研究开始的标志, 他们认为成人依恋是由个体与当前同伴之间形成的一种长期而持久的情感联系[4]。Berman与Sperling则认为成人依恋是指个体寻求和保持能够为其生理和心理提供稳定感和安全感的依恋对象的一种个体倾向[5]。我国学者吴薇莉认为成人依恋是指成人对其童年早期依恋经验的回忆和再现, 以及当前对童年依恋经验的评价[6]。

目前, 国际上对于成人依恋的研究主要依靠测量工具的开发和使用, 常用的测量工具主要分为自陈和访谈两种类型。

2 成人依恋测量工具的研究现状

2.1 国外成人依恋测量工具

(1) 成人依恋访谈法 (Adult Attachment Interview, AAI;George, Kaplan&Main, 1985)

AAI由George, Kaplan和Main在1985年共同设计, 是迄今为止成人依恋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测量方法, 为半结构式访谈, 由18个项目组成, 需时60分钟。AAI是一种半结构式访谈法, 它是依据受访者对其童年时期回忆描述的一致性、合理性以及可信度, 来对青少年以及成人早期的依恋关系表征和心理状态进行测量, 从而使得对依恋的研究从婴幼儿进一步拓展到了青少年和成人, 促进了依恋模式代际传递问题的研究。作为一种访谈法, AAI是成人依恋研究方法学上的转折点, 它标志着成人依恋的研究真正从行为层面上升到了认知表征的层面, 开创了测量成人依恋的叙事传统[7]。AAI通过评价个体所回顾和描述的童年期依恋经验对其当前心理和社会功能的影响来确定成人的依恋模式和心理状态[8]。经研究验证, AAI具有良好的稳定性, 重测信度高, 结构效度显著。AAI的缺点是:由于研究者必须对受访者童年早期经验的描述进行逐字逐句的分析导致该访谈法很容易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如访谈时间过长, 有可能导致受访者出于对自我的保护而隐瞒或改变对其童年早期经验的描述;部分受访者因历时过久无法确切回忆童年早期经验等。

(2) 成人依恋调查问卷 (Adult Attachment Questionnaire, AAQ;Simpson, Rholes, &Phillips, 1996)

AAQ是由Feeney&Noller所设计的自陈问卷, 与AAI一样, 是对成人依恋类型进行评估。AAQ前后共经历了三次修订, 现在国际上常用的为AAQ3.1版本。该问卷由15个分测验组成共包含90个项目, 重测信度中等, 结构效度良好。有研究选取了101名被试进行AAQ和AAI的对比测试, 发现AAQ问卷和AAI的分类结果存在显著相关 (χ2=47.3, p<.001, k=.54) 。[9]。AAQ的优点是比AAI更为简单易于操作, 并且可以直接将研究者本人的研究与他人的研究进行比较。因此AAQ是目前研究领域最常用的。

(3) 关系调查问卷 (Relationship Questionnaire, RQ;Bartholomew&Horowitz, 1991)

RQ是由Bartholomew&Horowitz设计的自陈问卷, 需时2到3分钟, 重测信度中等, 结构效度良好。该问卷在四种类型上对成人依恋类型进行评估, 并将这四种类型并入了“焦虑一回避”这两个维度来对各种复杂的关系进行定位。这四种类型分别为:安全可靠型, 拒绝疏离型, 完全投入型, 极端恐惧型。该问卷可以被重述, 即由被试重述给其亲密的同伴和朋友以及这些同伴再重述给其他的同伴来进行依恋评估。RQ的优点是提出了焦虑和回避这两个维度, 与AAI和AAQ不同, 丰富了成人依恋测量工具的研究方法。

(4) 依恋类型量表 (Attachment Style Measure, ASM;Hazan&Shaver, 1987)

ASM由Hazan和Shaver设计, 为自陈量表, 用于测量依恋类型, 需时2∼3分钟, 重测信度为中等水平, 结构效度良好。Hazan和Shaver在该量表中将成人依恋类型分为3类:安全型、回避型和期待型, 认为安全型个体的依恋描述为“我觉得我比较容易亲近别人, 并使他们感觉舒适, 他们对我通常容易产生依赖。我并不经常担心被遗弃或者他人与我太亲近。”回避型个体的依恋描述为:“对于他人的亲近我感到有点不舒服, 我很难完全信任他们, 难以让自己依赖他们。当他人亲近我时我很紧张, 而且往往我的伴侣也希望我能比我觉得舒服的状态表现的更亲密。”期待型的表现为“我觉得别人都不愿意亲近我。我经常担心我的伴侣不是真的爱我或不想要留在我身边。我想要完全融入他人, 而这种欲望有时会让他人觉得恐惧。”

(5) 成人依恋等级量表 (Adult Attachment Scale, AAS;Collins&Read, 1990)

1990年, Collins等在Hazan和Shaver (1987) ASM量表的基础上开发出了成人依恋等级量表 (adult attachment scale, AAS) 。AAS主要用于将测量所得的成人依恋维度转换成成人依恋类型。Collins在1996年对先前的AAS重新修订, 使其更加适合于对成人亲密关系以及伴侣关系的评定[10]。AAS作为一个测量成人依恋等级的自陈量表, 共包含18个项目, 需时3~5分钟, 重测信度中等, 结构效度良好。

(6) 亲密关系经历量表 (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ECR;Brennan, Clark, &Shaver, 1998)

Brennan等人于1998年将目前已有的14个成人依恋量表进行了整合, 设计出一个共有323题的新量表, 并用这个新量表对1086名大学生进行了测量, 抽取出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 每个因子都由18个题目组成, 共36题[11]。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和重测信度, 以及良好的效度[12]。ECR与RQ相比拥有更好的结构效度, 是目前为止最为全面的成人依恋量表。

2.2 国内成人依恋测量工具研究现状

(1) 成人依恋量表 (AAS-1996修订版) 在中国使用的信效度

1996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的吴薇莉、张伟、刘协和三人对89名神经症住院患者以及110名正常成人进行了AAS的施测。结果显示住院患者组和正常成人组的Cronbachα系数亲近和焦虑均在0.7以上, 依赖为0.6202。表示该量表对于焦虑、亲近、依赖均有良好的区分效度。因素分析表明结构效度较好, 各条目在各自分量表上的载荷均较高, 由此结果可以得出AAS对于成人依恋三因子的构想可以成立[13]。在AAS中文版中原有的三个因子各有一个条目载荷不足0.3, 分别为第15、16、17题。15题原为焦虑因子条目, 但在亲近因子上的载荷达到0.4。16题原为依赖因子条目, 但在其他因子上的载荷也低。16题原为亲近因子条目, 但在焦虑因子上的载荷高于0.3[14]。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与文化差异有关, 该量表的中文修订版结在国内的使用构效度总体较好。

(2) 成人依恋问卷 (AAQ3.1) 在国内的初步试用

浙江大学心理系的李菲茗, 傅根耀于2001年对45名神经症病人、160名高中生以及80对学生父母进行了AAQ3.1的施测。所测结果表明, 在AAQ3.1的90个项目中, 93.3%的项目得分与其分测验总分相关值在0.5以上。这说明AAQ3.1的项目区分度是令人满意的[15]。有7个分测验的内部一致性在0.6~0.7, 4个在0.7~0.8, 3个在0.8以上, 而在对父母影响消极评价这一分测验上, 内部一致性系数只有0.36[16]。对高中生以及高中生父母各分测验上的结果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结果发现共有8个分测验中成人与青少年均存在显著差异。该研究通过对57对学生父母在各分测验得分的相关性检验发现, 仅在“父亲的拒绝”这一分测验上无显著相关, 其余均存在显著相关[17]。

(3) 亲密关系经历量表 (ECR) 中文版

2006年, 北京大学心理系李同归和日本九州大学人间环境学府的加藤和生对371名中国大学生进行了ECR中文修订版的测试, 同时使用了自尊量表, 他人观量表等对测验的效度进行检验。对测验中231名正处于或者曾经处于恋爱中的被试结果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得出ECR中文版在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2个分量表上的Cronbachα系数分别为0.77和0.82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重测信度分别在0.72和0.71也较为理想[18]。

3 结论与展望

对于成人依恋, 在访谈和自陈报告中尽管存在一些共同的因素, 但它们评估的是成人依恋安全感的不同方面和表征。例如访谈法中的AAI, 更适合通过受访者对早期经验的回忆个描述来评估早期记忆对当前心理和社会功能的影响。自陈报告法则更适合用于评估受访者自己相关依恋的人际特征意识, 特别是在亲密的人际关系情境中。这些测量更为便宜和方便使用, 当然它们还是会容易出现自我防御和反应定势偏差。相对于其他自陈量表, ECR有更好的分量表信度;尽管与其他成人依恋自陈量表很类似, 但它在分量表中评估了“安全”端的变异性, 与不安全端比具有较少保真度。不论新的自陈量表是否可以用于评估少数成人依恋风格和方向的意识方面, 这都是个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极具争议的命题。

成人安全依恋的结构包含着大部分人格特质的整合和统一, 并且和心理健康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当代依恋理论在探索安全关系的进程和对于非家庭/非亲密关系的领域的研究结果也显示了相当的通用性和衍生性, 如对于工作关系 (Hardy&Barkham, 1994;Schirmer&Lopez, 2001) 和师生关系 (Larose, Bernier, Soucy, &Duchesne, 1999;Lopez, 1997) 的研究。在这些领域上的后续研究似乎是可行的并且有价值的。甚至, 可能进一步努力扩展到对于关系结构的评估和在治疗学关系领域的深入研究 (Slade, 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