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问题范文

编撰问题范文（精选9篇）

编撰问题 第1篇

由中国日报英语点津栏目编撰的《最新汉英特色词汇词典 (第五版) 》 (以下简称《词典》) 于2010年7月出版, “它秉承一贯收录中国特色词语及流行词的传统, 注重翻译的灵活性和实用性, 旨在提高读者在学习和工作中运用英语的能力。它收录6000余词条, 紧跟最新经济、社会、生活动态;配以英汉对照例句, 方便使用;汇集国内外著名媒体报道, 翻译精当;14种专业领域词汇附录, 方便迅速查词”。不可否认《词典》的确具有诸多优点, 如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 对语言使用者, 特别是从事口笔译的工作者来说, 是一份比较充实的案头资料。但从严格的双语词典编撰要求来看, 《词典》存在诸多问题值得探讨。

2.词典编撰的原则

本文从双语词典编撰的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角度分析和探讨《词典》编撰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修改方案。

宏观结构指“词典中按照一定方式编排的词目总体”。“辞书的总体设计是全书编纂工作的基础, 它指的是将全书当做一个科学地组织起来的有机整体, 将全部编撰流程当做一项系统工程而提出的规划和设想, 它的中心课题是为全书的编撰找到最佳方案, 使该辞书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主要读者对象的需要, 并在与同类型的其他辞书相比时具有不同的特色” (杨祖希, 1992:17) 。

词典的宏观结构原则包括:最简单的词汇, 应在结构之内有适当的位置;结构中的各部分词汇应形成有机联系;全词典的任何单词都应在结构之内。

微观结构讨论的是词条内部的细节, 也称词条结构。

词典的微观结构原则包括:撰写词条时, 既要保证科学性, 又要考虑针对性和实用性。包括合理的收词、准确的释义、通顺的译文、简明的体例、精当的注释、典型的例证和科学的编排。钱厚生提出的双语词典的释义原则有准确性、适用性、简明性、客观性和规范性五项 (转引张后尘, 1994:199-207) , 其宗旨是便于用户理解和使用。

3.《词典》编撰方面存在的问题

3.1宏观结构方面

3.1.1编写宗旨

任何一部词典不可能满足所有用户的需要, 只能满足部分用户的需要, 如果用户对象不明, 针对性不强, 实用性自然就会大打折扣。《词典》的“致读者”部分, 先是将服务对象定位为“翻译爱好者”, 后又笼统地称为“广大英语学习者”, 显得宗旨不明, 贴上为“广大英语学习者”的标签并不能成为《词典》的卖点。

修改建议:服务对象和宗旨最好符合词典编撰的单一性原则, 让所有读者群都满意的词典是不存在的, 窃以为《词典》的服务对象最好定位为翻译工作者和翻译专业师生。

3.1.2词典名称

词典的中文名称是“最新汉英特色词汇词典”, 可能会被用户理解为“最新汉语和英语特色词汇词典”, 但《词典》的编撰目的只是用英文表达“中国特色词语及最新流行词汇” (其实“中国特色词语及最新流行词汇”的说法也有问题, 成为两个主题, 中国特色词语可理解成中国特有的文化意义上的词汇, 这与中国最新流行的词汇不能相提并论) , 不包括最新英语特色的词汇。

修改建议:鉴于词典中不含“英语特色词汇和最新英语流行词汇”, 似乎将词典改名为《最新汉语特色词汇英译词典》较合理。

3.1.3整体编排

张后尘指出:“对义项的划分和排列有各种不同的方法, 不可能要求各家按一个模式、一个标准。编撰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这里会得到充分发挥。但有一点是基本的, 无论用哪种方法排序, 都应考虑它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而且在整个词典中应该做到体系的统一” (转引张后尘, 1994:1-9) 。

《词典》前部分词条按照字母顺序编排, 而“同时, 本词典还以附录形式系统整理了有关教育、体育、手机、网络、环保、航空和影视等方面的专有领域词汇, 方便读者定向查找, 学习起来事半功倍” (《词典》的“致读者”部分) , 这样的编排是“一书两制”。陈楚详的《词典评价标准十题》其中一条是:“检索是否便捷, 就是要求编排科学、层次分明、简洁醒目、查检方便” (陈楚详:1994) 。并且谈道:“体例反映一部词典的面貌, 体例混乱, 必然降低词典的质量。同一部词典体例必须绝对统一, 这一方面便于查检, 另一方面免去读者在查检中可能产生的困惑。”

还有《词典》中词条存重叠现象, 如在《词典》正文有词条“半独立式房子”, 在附录“房屋词汇”部分又重复了该词;在《词典》正文有词条“首期付款”, 在附录“房屋词汇”部分又用“首付”这样的简称。诸如此类重复收录的词条还有:“按揭”、“安全岛”、“染发剂” (在附录“美容词汇”部分为“染发”) 、“关机”、“全球定位系统”、“黑客”, 等等。

修改建议:全书在规划时就应考虑统一, 可按照字母顺序编排, 将附录部分的词汇融入前面部分 (过于简单的分类词汇, 如“房屋词汇”中的“沙发”、“卧室”;“交通词汇”中的“红灯”、“绿灯”;“旅游词汇”中的“旅行”、“火车”、“护照”、“签证”;“教学词汇”中的“大学”、“小学”, 等等, 因与词典编写主旨不符, 没有收录必要) 。或者可以“政治、经济、外交、教育、文化、体育、科技、通讯、法制、食品、旅游、军事、环境、时尚”等为主题, 编写一册《汉英特色词汇分类词典》, 也具有现实意义。

3.1.4词目词条

3.1.4.1编排欠考虑

有许多词条是可以合并的, 如“按揭”、“按揭贷款”、“按揭购房”分成三个词条, 并配有繁琐的汉英文造句, 一行就能说明的问题占了半页。诸如此类的还有“财政包干”、“财政赤字”、“财政年度”、“财政收入”;“基层民主”、“基层社区”、“基层组织”;“投资风险”、“投资环境”、“投资热点”;“绿色产品”、“绿色复苏”、“绿色旅游”、“绿色能源”、“绿色农业”、“绿色通道”;“旅游车”、“旅游城市”、“旅游热”, 等等。

修改建议:可以考虑建立二级词条, 用“~”代替重复部分, 便于读者跳跃查询, 例句没有必要面面俱到。

3.1.4.2收词不平衡

笔者粗略翻阅发现:《词典》收录“大专生”, 却未收录“本科生”;收录“单一经济”, 却忽略“多元经济”;有“房奴”, 却未收录时尚词“蜗居”;有“文科”, 却忽略对应的“理科”;有“正版软件”, 却未收录相应的“盗版软件”;有“旺季”, 没有“淡季”, 等等。

修改建议:利用网络跟踪最新词汇发展, 搜狐、谷歌等网站都有历年中国最新词汇评选, 可作参考。词典的作用之一是记录词汇的时代特征, 可让后人翻阅时, 了解处在这一时空交叉点上的汉语特色词汇。

3.1.4.3归类不合理

一些词条, 如“拜把兄弟, 哥们儿”;“斑马线、人行横道”;“闭门羹、受到冷遇”;“仓库式超市, 大型廉价商店”, 不应作为一个词合并, 若用户要查找的是后一个词, 就无着落了。再如“电视或广告节目中的广告”栏目设置值得商榷, 应附属于“广告”词条。

修改建议:若以字母为序, 一旦确定就严格遵守, 不应带有随意性。

3.1.4.4词目选择不清

词典的编撰人应首先确定词典的性质和收词范围。“一本词典不可能满足所有读者的需要, 因此一本好的词典应当集中力量满足某一部分读者十分敏感的期待。不同的读者对词典有不同的需求, 要求购买不同性质的词典”。《词典》的“致读者”部分谈道:“本词典适应时代需要, 收录6000余条近年来在报刊媒体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中英文词汇”但笔者觉得词目选择比较随意, 以字母A顺序开头的词汇为例, 第一条选的是熟语“矮子里拔将军”, 出现频率未必高于“矮子里拔长子”。

《词典》中选录了诸多“保留为自然耕地”、“被指控接受贿赂”、“别跟自己过不去”、“层层转包和违法分包”、“此地无银三百两”、“打开天窗说亮话”、“穿新鞋走老路”、“发展是硬道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词目。什么情况下字与字的组合成为“词”?多长的组合是“词”?这是语法学家们众说纷纭的问题, 但以上所列有不少已为“句”了。周荐对《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修订版做过统计, 共收条目58481个, 其中双字组合占67.63%, 三字组合占8.40%, 四字组合占8.20%, 五~十二字组合只占0.73%。可见大部分“词”控制在二~四字。既然编撰的是词典, 主要定位就应该是“词典”, 不是“句典”, 因此短句、熟语是否作为词条选用就值得商榷。

修改意见:对词的选用应有统一标准, 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成语、俗语的收录应控制比例, 以免编撰成一本熟语词典或成语词典, 与初衷相左。

3.2微观结构方面 (仅以准确性和简明性为例)

3.2.1准确性

“准确性是词典的生命, 一本词典的首要任务是译义精准详尽” (李明、周敬华, 2001:7) 。准确性要求译词能够全面准确地再现被译词语的词汇意义、语法意义、语体意义和语用意义等, 尽可能做到词汇意义相符、语法功能一致、语体风格相近、语用功能相当。笔者粗略翻阅《词典》, 发现存在译词不准的问题。

3.2.1.1误译现象

如“两个文明一起抓”翻译成place equal emphasis on material progress and spiritual development。spiritual, 带有唯心色彩, 与其中含义南辕北辙, 因此早就受到学者们的质疑, 现在将“精神文明”一般处理成ethical progress或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progress。

再如“ (邮票) 小型张”翻译成stamp sheetlet, 这个词汇属于专用名词, 在集邮界约定俗成翻译为souvenir sheet, 简称ss。另外, 这个词不属于“特色词汇”的范畴被选录, 违背了词典编写的宗旨。

3.2.1.2忽略一次多义现象

在汉语和英语中, 一词多义现象非常普遍, 两种语言的两套语言符号的对应是参差交错的, 只有少数专有名词和科技术语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在《词典》中, 一些词汇的翻译没有注意到这一现象, 因而在译义过程中顾此失彼。

比如:“炒作”翻译成hype;commercial speculation, 仅涉及商业方面, 最常用的还有“ (媒体、广告) 炒作”, 可翻译成sensationalization;“ (包装、推广) 炒作”, 可译成publicity。还应注意词性问题:“炒作”一般用做动词, 对译的英语应该选择动词。笔者建议这个词的右项可以这样编排: (1) speculate (如股票、房产) , (2) hype, sensationalize (如媒体、广告宣传) , (3) publicize (如包装、推广活动, 不含贬义) 。若词典规模许可, 最好配有相应例句, 至少是词组, 以方便词典用户了解这个词的搭配。“编者在撰写右项时必须有全局观念, 讲究综合效果, 调动包括对应词、例证、各种标注、用法说明、插图等在内的一切手段帮助读者掌握词目的正确意义和用法” (李明、周敬华, 2001:91) 。

再如“分流”翻译成reposition of superfluous employees, 仅指 (人员) 分流, (笔者认为翻译成personal downsizing较为精简) , 也是片面的, “分流”也可以是 (河道) 分流 (bypass flow) , 也可以是 (运输) 分流 (diversion) 。

又如“透支”翻译成overdraft, 仅指金融方面, “透支”也可指个人或家庭开销方面 (overspend) , 也可能是精力和体力方面 (overdraw) 。

另外, 对于每条义项在词条右项中的排列顺序, 还应注意历史发展原则、逻辑联系原则和使用频率原则, 并且“一部词典中义项的排列原则一经确定, 就应贯彻始终、首尾一致” (黄建华, 2001:58-59) 。

3.2.2简明性

在无损词汇含义传递的条件下, 简明性是任何双语词典都必须遵守的原则, 不重视译词的简明性不仅会浪费词典的宝贵资源, 而且会使译者在实际工作中难以运用, 有时还会节外生枝, 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简明性可能是《词典》存在的最大问题, 有些只是对词汇的解释, 并未找出“对应词”, “翻译对应词可插入目的语的句子中, 而解释性文字只是对源语词义加以说明而已” (李明、周敬华, 2001:74) 。如果只提供解释性文字, 篇幅过长, 词典用户就不能用于翻译实践, 当然一些译法值得讨论。

“大片”翻译成big-budget movie, 不如翻译成blockbuster;“海归”翻译成students who return to China after studying overseas;returned overseas students, 十分啰唆, 现在都称为returnee。“哭穷”翻译成complain about not being rich e nough;pretend to be poor, 纯粹是解释, 英语中有个词poor mouth基本可以对应, 但要注明用法 (如He always poormouths when asked to donate to charity, 该词也可作名词用) ;“老字号”翻译成a business in China of good repute with a long history, 可简化成time-honored brand;“实干家”翻译成man of action, 可精简成doer (来源于21st century的一篇“许多中国的决策者是实干家, Many Chinese decision-makers are doers”, 光说不做的人称sayer, 言简意赅) ;“抬杠”翻译成argue for the sake of arguing, 可替换成bicker或wrangle, 但要注明这个词的用法, 如bicker about/over, wrangle with?或提供例句;“摊牌”翻译成put one’s card on the table, 可使用一个英文单词showdown代替;“停息留职”翻译成get permission from one’s employer to suspend one’s job and pay with an opening to come back, 是17个单词组成的长句, 若要再造成句子, 如“他正考虑向公司领导提出停息留职”, 就显得力不从心。双语词典作为翻译词典, 其主要任务是为用户提供插入性对应词, 解释性对应词只能为用户理解, 并不能为他们运用, 建议精简成be on leave with pay suspension;“无人售票车”翻译成buses with self-service ticketing, buses with a ticketvending machine, 可使用conductorless bus或self-service bus;“息事宁人”翻译成patch up a quarrel to have peace, 可运用一个动词conciliate或reconcile, 最好再提供例句, 表明用法;“贤内助”翻译成capable and complementary spouse, 可简化为good wife;“乡巴佬”翻译成country bumpkin, 可精简成一个名词hayseed;“暴发户”翻译成nouveau riche, 比较生僻, 可替换成upstart, 等等。

3.2.3一些词的翻译值得商榷

如“排名不分先后”翻译成names listed in no particular order, 笔者认为翻译成names listed in random order较好;“人肉搜索”翻译成cyber manhunt, 更常用的是flesh search;“主持人”翻译成anchor, 更常见的有presenter或host (hostess) (尤指电视广播主持人) , presider或chairman (chairwoman) (尤指会议主持人) , 等等。

3.2.4例句作用不大

没有例证的词典称不上一部完备的词典, “只是一副骨架”。但是例证不经科学系统的选择, 就没有针对性和实用性。例句的选择应以便于用户理解和运用为原则, 尽可能为用户提供丰富的素材, 使其从“被动”走向“主动”, 从模仿走向创造。

《词典》的特色之一是每个词条后面都配有一个汉语句子, 并附有对应的英文译句。“配例句大多摘自《中国日报》、新华社、路透社、美联社等国内外权威媒体”。例证目的是使抽象的词目具体化, 补充译义的欠缺, 显示其典型的用法并提供百科信息。“典型的例证应起到示范作用, 显示词在言语中的使用特点”。但《词典》中一些例句过长而且纯粹是“造句”, 这对理解和翻译词语的意义和用法没有多大实际价值, 也就是说违法了词典编者在撰写词条时应寻求典型例证的准则。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A到F的词目中, 英文解释超过四行的有许多, 如“奥运中心区” (44个词) 词目下的内容为:“《京华时报》周三报道, 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拟于周五向游客免费开放, 但鸟巢、水立方、国家体育馆等奥运场馆仍需购票游览, 票价尚未确定。The Olympic Common Domain is set to open to the public free of charge on Friday, the Beijing Times reported on Wednesday.But tickets are needed to visit the Olympic venues, such as the Bird’s Nest, the Water Cube and the National Indoor Stadium.其他的还有“保健品” (48个词) 、“常委会” (45个词) 、“城管” (45个词) 、“三大通” (75个词) 、“房地产开发商” (54个词) 。

以上词目中国人不难理解, 但读者购买这本词典主要查询英语中的对应说法。Zgusta指出:“对找出的对应词, 若大多数读者能够理解, 不必对其作进一步解释” (Zgusta:1971) 。繁琐的造句和译句只是徒增篇幅而已, 理解词条本身和实际用法的无关信息过多, 显得喧宾夺主, 对使用者来说几无受益, 这样的例句和译句占据全书的大部分, 词目的篇幅大大削弱。更奇怪的, 如对“派对”一词的解释动用了长达八行的对话 (第203页) , 短对话后面是大片空白, 很大程度上浪费了资源。

修改建议:惠宇版《新世纪汉英大词典》中的例子几乎就找不到超过10个词的。词典编撰讲究以最少的篇幅给出一个词目最大的信息量。对一些必须提供例证的词语, 可采用词组, 简洁明快, 既节省篇幅, 又不浪费使用者时间。

4.结语

《词典》的编撰目的是:“专门为翻译爱好者及广大英语学习者编写, 旨在帮助他们学习用地道英语表达中国特色词语及最新流行词汇, 提高他们学习和工作中的英语运用能力。”在“致读者”部分谈到了:“《词典》自2002年首次出版就深受读者喜爱, 凭借其新鲜、实用、准确’的流行词汇翻译赢得了广大读者的支持。”若能做进一步调整, 则较符合词典编纂者的初衷, 即科学、全面、实用, 较好地为广大英语爱好者服务。

摘要：本文从双语词典编撰的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角度分析了《最新汉英特色词汇词典 (第五版) 》存在的若干问题, 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编撰问题,修改建议,《最新汉英特色词汇词典》

参考文献

[1]Zgusta, L.Manual of Lexicography[M].The Hague:Mouton, 1971:171.

[2]陈楚详.词典评价标准十题[J].辞书研究, 1994 (1) :4-8.

[3]黄建华.双语词典学导论 (修订本) [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4]惠宇.新世纪汉英大词典[Z].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4.

[5]李明, 周敬华.双语词典编纂[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6]钱厚生.双语词典释义原则与问题[A].载张后尘, 双语词典学研究[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199-207.

[7]杨祖希.辞书学词典[M].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2.

[8]张后尘.词典编撰是创造性的科研活动[A].载张后尘.双语词典学研究[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1-9.

方志编撰基础知识 第2篇

领导们，同事们，为了圆满完成《王庙镇志》的编纂工作，就方志的编撰要求，我讲几个问题：

方志从历史渊源、理论研究，到编撰原则及编撰方法，繁茂芜杂、博大精深。今天我们只探讨与《王庙镇志》的编撰、供稿有关的知识和要求，并力求简明扼要、深入浅出。

第一讲什么是方志

方志，是各种地方志的统称和简称。教科书上说：方志是记述一定地域的自然和社会，历史及现状的资料性著述。最突出的特点是，内容横阵百科，包罗万象。另一个重要特点是用史笔，所谓史笔，就是秉笔直书，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是啥写啥，不作评价和分析。

第二讲为什么要编修方志

对于这个问题，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李贯通（王庙镇人），在为去年出版的《鱼台县政协志》题词时这样写道：“于大地敬畏存史，于发展耿耿资政，于人民高扬精神旗帜”。从这个题词中，我们可以看到，保存资料是编修方志的重要原因。

第二个原因，2005年，国家颁布地方志条例，以法律形式规定，20年上下要修一次方志。修志既然形成了法律，那 就不是愿意修与不愿意修的问题了。

第三讲方志的结构

方志结构一般先是设卷，或者叫编和篇，然后设章，章里面设节，节里边设目，有时候还设子目。整体结构是以卷统章，以章统节，以节统目。必要时设子目。大家在供稿时要尽量按照这个体例要求去写。

另外，章、节前，包括一卷的开头，有时用一段短法的文字概括介绍一下全卷、全章或全节的内容，这段文字叫小序，或叫无题序，这种序可以设，也可以不设，要视情况而确定。无题序的好处是可以让人先知道下述部分的大概内容，缺点是容易与下面的内容相重。

第四讲方志编撰的基本原则 首先讲一下资料性与著述性

方志的属性有两个，一个是资料性，另一个是著述性。也可以说：资料性是用途，著述性是编撰方法。一部方志，如果没有资料性，就没有存在的社会基础，如果缺少著述性，志书就成了资料汇编。因此，要避免简单地堆砌原始材料，将志志搞成资料汇编，而应当对各种资料进行整理、加工、取舍、提炼，由编撰人员消化吸收后，用编撰人员的语言写出。举例：领导讲话、报告、单位工作制度，工作总结等，都不宜直接编入志书，应当用编者语气提炼中心意思记述入书。第二个原则是：遵守疆界，不越境而书。就是说，行政区域以外的事一般不写，但是，无论哪一级的垂直单位，哪个地方的单位及事件，只要发生在境内，就应该写。

第三个原则是：把握时限，一般不超越断限。特殊情况可以上溯或下延。比如，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或涉及到事件的连续性，可以有必要的越限。

第四个原则是：详近略远，重近轻远。对时间跨度长的历史和事件，只作脉络性的叙述，记载确属重要的事件，把主要笔墨用于近几年的状况。

第五个原则是：写历史的概貌，不写工作的方方面面，不总结规律和经验。文笔以精炼为好。如清朝本《鱼台县志》在记载一场水灾时写道：“崇祯14年6月，暴雨决堤，田禾被淹，人相食”概括性很强，事件写得很清楚，却并没作过细的记述。因此，志书惜好，象用手机发短信一样节省文字。

第六个原则，坚持述而不论，寓论于述。主要指志书的本体内容，记、志、传中，只记述事实，不加评论、分析、褒贬，不直接阐明观点，编撰人员的观点要通过对史实的记述去体现。另外，志书只写发生过的历史，不记述将来可能发生的事。

第七个原则：志书的部分内容，如序文、概述、编后记，可以有简洁明了的议论，而概述中，不但可以有议论，还应该有对美好前景的描绘。例如山西省《阳城县志》的概述中 这样写展望：“倘能变短期行为为长久之计，变靠吃资源老本为靠智力进取，变粗放经营为集约经营，变简单加工为精细加工，变单一生产为综合利用，阳城将具有极其光辉的前景”。对前景描述得很美，很能叫人瞳憬未来，发奋图强。

第八个原则是：横分门类，纵向记述，横不能缺项，纵不能断限。

应该说明的是，横写也好，纵写也罢，都要坚持客观、真实地记载历史，有内容就写，没内容则罢，再则，有内容就长，没有内容就短，别用空话、套话凑数，文章不以长短为优劣。

第九个原则是：要突出三大特色、即时代特色、地域特色、专业特色。任何文章，都应以有特色为妙，志书也不例外。

第十个原则是：要写好大事记，大事记在志书中是必不可少的，基本要求是，一要严格选材，突出大事，二要要素齐全，言简意明，大事纪包括6个要素，即：背景、时间、地点、人物、活动经过、结果与影响。大事记内容：如某名人来，党委、政府重大举措，建造重大建筑物等。

第十一个原则是：人物志，在方志中，人物部分是不能缺少的。人物志一般分5个方面，即人物传、人物传略、人物简介、人物表和人物名录。人物传记述人物的一生情况，人物传略只记载人物的主要事迹，但有一个共同点，两者都 是生不立传，盖棺定论，活着的人是断断不可立传的。简介的要求是把人的基本情况，主要事迹，主要特点写清楚。人物表虽简单，但要素要全。人物名录最简单，如上本鱼台县志中，就有革命烈士英名录，只列名就可以。值得注意的有三个问题：一是人物应以藉贯为准，包括在境内和境外的鱼台人，在境内工作和居住的也可以。二是正面的、反面的均可入志，比如，王庙镇出现过毛泽东式的人，可以入志，出现过蒋介石式的人也可以写进去，但要以正面人物为主。三是写人物必须选取在某个方面有一定影响，一定贡献的人，或者是在王庙镇的历史发展中产生过推动作用或阻碍作用。

第十二个方面是关于附录，附录是不适合入正志，却又很珍贵，很重要的资料，一般包括重要文献，镇党委、政府的文告，有代表性的乡规民约，重要人物在王庙办的啥事，或是电函，重大事故，民间传说，奇闻逸事，反映某项事业的艺文等。附录收录的资料一般应保持原貌，不轻易改动。

第十三方面，谈谈图、表的使用。表、指的是一些重要数据，用表格反映。图，包括图画、地图、照片，增加各种形式的图，能使人耳目一新、一目了然，因此，志书应尽可能多增加一些图，随文插图、图文并茂。图，包括收集旧的和补照、补画。如18间屋应当注意的是，图要尽量多样化。

第五讲谈谈编撰过程的细节要求。

首先，一律用第三人称，不能用我单位，我镇之类。对 人物要直书其名，不加先生、同志、女士之类。名子前可以点出职务，如镇长×××，但不称张镇长、李镇长等。

二、单位名称首次出现时，要用全称，再次出现时如果用简称，必须加括号注明，简称应约定俗成，社会认可。比如北京—上海的铁路，简称京沪线，就不能说成京海线，因为大家不认可。另外，有些简称要加注释：

三、时间表述要确切，不可用今日、去年、目前，最近之类的模糊词语。

纪年要用阿拉伯数字、不用汉字。而且要用全称，如：1996年，2008年，不要用96年、08年之类。

年龄表述要用具体的某年某月，不用现年、今年多少岁。

四、某年至某年，中间的至字可以用“～”，不用“—”，这是中指组的统一规定。

五、记数与计量，要用阿拉伯数字，不用汉字，5位以上的数字，改为万或亿等作单位。比如13亿，全用阿拉伯数字，13后头8个零，一会子弄不明白怎么读，形成句子中的庇块，影响句子的流畅。

六、行文中的计量单位如米、平方米、克、公斤用汉字表示，图表中的计量单位，可以用字母或符号。

七、客观，自然地记载史实，只写事实，不写间接的内容，不写史实的折光和回光返照。也就是说，不要写了一件事，接着是推动了什么、促进了什么、影响了什么。王庙镇志按照篇目设置共46章，129节，约40约万字，编撰王庙镇志是一项浩繁而艰巨的工作，需要很多人辛勤劳动，但是，只要我们有责任感，有出精品、创佳志的意识和决心，经过两年的努力拼搏，我们一定能够打造一部党委、政府满意、群众称赞、社会认可，同时又气势磅礴，雄伟壮观，无愧于伟大时代的《王庙镇志》，为王庙镇的人文景观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玉台新咏》编撰动机考异 第3篇

一

《玉台新咏》的编撰动机一直以来是一个聚讼不断的话题, 据《大唐新语》载:“梁简文帝为太子, 好作艳诗, 境内化之, 浸以成俗, 谓之“宫体”。晚年改作, 追之不及, 乃令徐陵撰《玉台集》, 以大其体。”[1]故传统认为, 《玉台新咏》为徐陵受萧纲指使所编排, 目的是为宫体诗存在的合理性张目。这种观点多为今人所质疑, 理由主要有二:一为材料记述矛盾, 从《玉台新咏》的编撰看不出追悔改作的迹象[2];二为材料来源可疑, 有学者认为刘肃《大唐新语》为伪本, 此条记录的真实性值得怀疑[3]。

近年学者在讨论此问题时, 多从《玉台新咏序》入手进行考察。《玉台新咏序》中有明白交待编撰动机的文字:“既而椒宫宛转, 柘馆阴岑;绛鹤晨严, 铜蠡昼静。三星未夕, 不事怀衾;五日犹赊, 谁能理曲。优游少托, 寂寞多闲。厌长乐之疏钟, 劳中宫之缓箭。纤腰无力, 怯南阳之捣衣;生长深宫, 笑扶风之织锦。虽复投壶玉女, 为观尽于百骁;争博齐姬, 心赏穷于六箸。无怡神于暇景, 唯属意于新诗。庶得代彼皋苏, 微蠲愁疾。但往世名篇, 当今巧制, 分诸麟阁, 散在鸿都。不籍篇章, 无由披览。于是燃脂暝写, 弄笔晨书, 撰录艳歌, 凡为十卷。”今人詹锳[4]、隽雪艳[5]、沈玉成[6]、许云和[7]等学者就是以此段为主要依据, 得出《玉台新咏》是为后宫妇女消遣而编的结论。

笔者认为, 此序通篇以第三人称“丽人”的视角展开, 从始至终并无视角的转换。“丽人”一般又认为是徐陵自托, 那么, 这里所说的“愁疾”便为徐陵所有而非宫女。此外, 序文的结尾有“娈彼诸姬, 聊同弃日, 猗欤彤管, 无或讥焉”之语。如果“愁疾”为“宫女”所有, “无或讥焉”之“讥”就无法合理解释。因此, 据此段文字流露出的幽怨得出《玉台新咏》是为后宫妇女所编的结论值得商榷。

二

既然序文叙事角度无变化, 其中所说的“愁疾”为徐陵之愁, 那么“无或讥焉”的“讥”也当为徐陵的担心。然则, 二者具体所指又为何呢?

通过对徐氏生平的考察, 笔者认为, 徐陵此处是在暗示他在梁代时亲身遭遇的一次事件, 即被刘孝仪弹劾免官一事。此次事件在史书中有所反映, 据《陈书》卷二六《徐陵传》载:“中大通三年 (531) , 王立为皇太子, 东宫置学士, 陵充其选。稍迁尚书度支郎。出为上虞令, 御史中丞刘孝仪与陵先有隙, 风闻劾陵在县赃污, 因坐免。久之, 起为南平王府行参军, 迁通直散骑侍郎。”徐陵随萧纲入东宫的时间为中大通三年 (531) , 据刘跃进先生考察, 徐陵“出为上虞令”的时间为中大通四年 (532) , 被刘孝仪弹劾“因坐免”的时间亦为中大通四年 (532) [2]。也就是说, 徐陵刚被任命为上虞令旋即便被罢免。上虞隶属会稽郡, 徐陵所任为清要之职, 是被统治者重视的, 不想在志得意满之时却被人弹劾。梁代遭遇弹劾是极为严重之事, 据《颜氏家训》卷二《风操第六》载:“梁世被系劾者, 子孙弟侄, 皆诣阙三日, 露跣陈谢;子孙有官, 自陈解职。子则草履粗衣, 蓬头垢面, 周章道路, 要侯执事, 叩头流血, 申诉冤枉。若配徒隶, 诸子并立草庵, 于所署门, 不敢宁宅, 动径旬日, 官司驱遣, 然后始退。江南诸宪司弹人事, 事虽不重, 而以教义见辱者, 或被轻系而身死狱户者, 皆为怨仇, 子孙三世不交通矣。”[8]徐陵的情况亦当如是, 序中“庶得代彼皋苏, 微蠲愁疾”之“愁疾”, “猗欤彤管, 无或讥焉”之“讥”均反映出徐陵遭劾后的郁闷之情。实际上, 上引交代编撰动机的文字, 其指向均为此事。

既然以上情绪均源于被劾免官的遭遇, 序文结尾一段就可做如下解:至如青牛帐里, 馀曲未终;朱鸟窗前, 新妆已竟。方当开兹缥帙, 散此縚绳, 永对玩于书帷, 长循环于纤手。“青牛帐”, 据章培恒考证为皇帝朝会之所。这段话的意思为:当皇帝率群臣早朝时, 自己却在家里以阅读《玉台新咏》为消遣。岂如邓学《春秋》, 儒者之功难习;窦专黄老, 金丹之术不成。因胜西蜀豪家, 托情穷于鲁殿;东储甲观, 流咏止于洞箫。娈彼诸姬, 聊同弃日, 猗欤彤管, 无或讥焉。言阅读其他书籍不能减轻心中苦闷, 唯玩咏《玉台新咏》, 不仅可消磨时间 (“聊同弃日”) , 同时也因远离世事, 不致再遭非议。

三

徐陵免官后的郁闷心情在《玉台新咏》其他部分也有所体现。

首先, 体现在《玉台新咏》书名含义上。“玉台”二字, 吴兆宜解释为:“以喻妇人之贞。”并引陆机《塘上行》:“发藻玉台下”句用以证明。今人也多认为“玉台”与女性有关, 表明了《玉台新咏》的收诗性质。从《玉台新咏》所收诗歌绝大多数涉及女性这一特征看, 当有此一层含义。但徐陵又是在暗示另一层隐义:据《文选》吕诜注, 陆机《塘上行》主旨为“言妇人衰老失宠行于塘上为歌也”。故陆机“玉台”下所发之“藻”, 当为失宠后的幽怨之辞。这与郭茂倩《乐府诗集》所载魏文帝甄皇后《塘上行》古题表意一致[9]。陆、甄诗均见录于《玉台新咏》, 显然为徐陵所熟悉。以“玉台”为题, 一方面表明此集所收诗歌多与女性相关;另一方面为暗用陆机诗意及《塘上行》本事, 以暗示自己是被谗害之意。

其次, 体现在《玉台新咏》徐陵诗作中。卷八徐氏《为羊兖州家人答饷镜诗》云:信来赠宝镜, 亭亭似圆月。镜久自逾明, 人久情愈歇。取镜挂空台, 于今莫复开。不见孤鸾鸟, 亡魂何处来。此诗作于中大通四年 (532) [2], 据《梁书》卷三九《羊侃传》, 此时君王对羊侃宠信正隆。故此时为羊侃家人代笔之作理应带有恭奉之意, 至少基调应是愉悦的。但这首诗却用“镜鸾”之典表露哀怨之情, 让人不解。但如果注意到此时写作时间与徐陵遭遇弹劾免官时间相一致, 疑问便涣然冰释:诗中带有的幽怨之情是徐陵的情绪使然, “镜久自逾明, 人久情愈歇”与其说是为羊侃家人抒发离别之苦, 不如说是把自己免官遭遇与羊侃仕途平坦对比后苦闷心境的写照。

再次, 体现在《玉台新咏》收诗标准上。《玉台新咏》所收诗歌绝大多数与女性相关, 所以胡应麟说其“但辑闺房一体”[10], 纪容舒说其“非词关帷闼者不收”[11]。事实上, 胡、纪之语并不精确, 很多与“闺房”、“帷闼”无关之作也得以入选。所以许梿“或以为选录多闺阁之诗, 则是未睹本书, 而妄为拟议者矣”[12]的批评很有道理。无论是“闺房一体”, 还是与此无关的作品, 诗歌表露的情感能否与徐陵免官后的情绪相契合, 才是其能否入选的关键。有学者把《玉台新咏》“闺房一体”诗歌分为“热烈或温馨的恋情”、“缠绵悱恻的相思”、“如泣如诉的幽怨”、“咏物遣兴, 描摹女色的闲情”四类[13]。这一分类恰与《玉台新咏序》中徐陵表露的情绪相契合:“恋情”与序中徐陵对昔日受宠经历的追忆相吻合;“相思”、“幽怨”正是序中徐陵渴望再被任用而不得所产生的情绪;“闲情”则与徐陵闲居中的消极情绪相关。

或许有人认为, 《玉台新咏》既为收录与女性相关作品的诗集, 那么收入以上几类作品实属必然, 其中未必有徐陵情绪的因素。但以“闺房一体”视之, 此说尚可成立, 若结合《玉台新咏》所收“别调”来看此问题, 则笔者观点可得进一步证实。其实, 若不看诗题, 这首诗的内容完全可以看作是徐陵当时心境的反映。可以说正是有这种契合, 徐陵才会把这首与女性无关的诗收入书中。再如卷二左思《娇女诗》。此诗既非艳体, 篇中字句又于闺帏无涉, 按纪氏的观点是无法解释此诗为何入选的, 只有结合徐陵免官经历才能作出合理解释。据《陈书》卷二六《徐俭传》:“侯景乱, 陵使魏未反, 俭时年二十一。”侯景之乱在梁太清二年 (548) , 据此上推, 徐俭当生于梁武帝大通二年 (528) , 当时徐陵22岁。又, 徐陵于中大通四年 (532) 免官, 此时徐俭5岁。大同三年 (537) 徐陵被重新起用, 此时徐俭10岁[2]。故徐陵免官闲居之时, 其长子徐俭不满10岁, 与左思诗中所描绘的爱女年龄相仿。此诗所以入选, 概为苦闷中的徐陵从作诗入神的刻画中产生了天伦之乐的共鸣, 与序中追求闲情生活的情绪相一致。

综上, 《玉台新咏》为徐陵在梁代遭遇弹劾免官后, 为排遣心中郁结而编撰。因忧愤而著述并非徐陵独有的行为, 其身前身后都有类似行为的发生。汉代司马迁发愤作《史记》, 清政府组织编撰《全唐文》没有征召严可均, 致其不满从而发愤以一己之力编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都是著名的例子。

摘要：徐陵在《玉台新咏序》中隐晦地交待了自己遭劾免官, 借编撰《玉台新咏》排遣郁结的行为。徐陵在序文中使用典故委曲表意暗示的编撰动机, 在“玉台新咏”书名含义、《玉台新咏》所收诗歌中均得以证实。

电子版夷陵年鉴编撰简介 第4篇

电子版夷陵年鉴编撰简介

一、《夷陵年鉴》是由中共夷陵区委领导，夷陵区人民政府主办，夷陵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纂的地方综合性年鉴。

二、《夷陵年鉴(2013)》为第五卷。她全面、系统、真实地记录了2012夷陵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基本情况，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为中外人士了解和研究夷陵区提供资料，也为地方史志留下宝贵史料。

三、《夷陵年鉴(2013)》采用条目式记事体，分类编纂。基本结构为类目、分目、条目三个层次，其中“党政机关”增设次分目，以达到方便读者、贴近实际的目的。全书共设置类目24个，下设分目187个、次分目6个、条目829个、表格66个。

四、《夷陵年鉴(2013)》继续丰富公共彩页的宣传内容。公共彩页以“宜人夷陵”为主题，分“关爱夷陵”、“实力夷陵”、“生态夷陵”、“幸福夷陵”等栏目，用78张图片重点体现了各级领导对夷陵区的关爱之情，展示了夷陵区橘都茶乡酒城电都的新风貌以及园区建设加快推进、人居环境日趋优化、文明城市创建成果。随文插图105张。

五、为进一步突出时代特色、地方特色、特色，《夷陵年鉴(2013)》在继承的基础上继续优化。对框架结构进行了适当调整：增设“园区建设”类目；将“政党政权”类目分解成“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两个类目；将“文献选辑”、“统计资料”、“附录”合并成“附录”：将“夷陵慨貌”类目下的“建置沿革”分目调整为“历史文化”分目，增加“名胜古迹”、“历史人物”、“夷陵精神”等3个条目；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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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耀夷陵”类目下的“区领导机构获得的荣誉”等11个分目调整为“夷陵区及区内单位获得的市级以上荣誉”、“2012夷陵区红旗单位、文明单位”等2个分目；在“附录”类目下增加“专文专访”、“领导在夷活动”2个分目。对篇幅进行了适当调整：减少了“大事记”的篇幅；降低了一次文献的比重，无论是“特载”，还是“附录”，只要适合节选的均采用节选或摘要。

六、《夷陵年鉴(2013)》采用的稿件均由区内乡镇(街道、开发区、试验区)、各部门、各单位提供，且经供稿单位领导审核。统计资料由区统计局提供，正文中的数据由各撰稿单位提供。“特

载”、“附录”中的部分面积计量单位沿用原文的“亩”，未换算成“公顷”。由于统计口径不同等原因，有关部门和单位所用数据与“统计资料”中的数据不尽一致，请读者在查阅和引用时注意。

七、《夷陵年鉴(2013)》有纸型版和光盘版两种版本，光盘版随纸型版赠送读者。

八、根据行文实际需要，《夷陵年鉴(2013)》对单位名称采 用全称和简称并用的办法。

九、《夷陵年鉴(2013)》卷首有中文目录，卷末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的主题分析索引，文中所有信息均可由目录、索引、书眉获得。

十、《夷陵年鉴(2013)》征编过程中得到各级领导、各乡镇

(街道、开发区、试验区)、各部门、各单位及有关专家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表诚挚谢意。因水平有限，错误与疏漏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三字经》编撰思想述略 第5篇

一、明确的编辑宗旨———儒学思想统摄下的启蒙读本

《三字经》的出现应该与编撰者生活的时代背景有很大关系。南宋中晚期,一方面是集传统儒学之大成的理学兴盛,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理学家们热衷于将理学思想贯注在现实政治和日常生活中。另一方面是城市的兴起、商品经济的繁荣对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带来冲击。因此,《三字经》的作者一方面接受了传统的儒学正统思想,力图维护封建统治,一方面又在实际生活中感受到商品经济对传统儒家道德带来的冲击。编撰蒙书,将思想教育从儿童抓起,从而为世人垂范,为社会立教,大约是编撰者的初衷。另外,《三字经》的成书与南宋中晚期兴起的编撰蒙学教材的热潮有关。这一时期,私学空前繁荣,理学家们热衷于通过编撰蒙学教材推行自己有关伦理道德的教育主张。如朱熹编撰《童蒙须知》和《小学》,吕祖谦编撰《少仪外传》,吕本中编撰《童蒙训》等,应该都是将理学思想世俗化的一种实践。《三字经》的编撰也体现出鲜明的实用性,从其命名来看,编撰者显然希望此书可以作为一部经典,像儒家“六经”一样传播儒家正统思想。《三字经》体现了“‘蒙以养正’的编写理念”[1]。它融伦理道德、教育、历史、天文、地理知识于一炉,最终目的是“立人”。具体而言,有如下几点:

一是注重君子人格的培养。《三字经》开篇直陈孟子“性善论”,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这与南宋理学思想强调思孟心性学说一致。钱穆认为,人与人相处之道的基础是处在善这一点上[2]36。以“性善”开篇,实言教育的前提在“善”,君子人格的起点是“善”,君子人格的养成需要后天的教育。孟母、窦燕山的教育就是在性善前提下的成功典范。编撰者认为孝悌是基本的做人之道,因而特别强调儒家伦理关系:“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强调儿童应该遵守的礼仪规范和儒家亲亲爱人的思想。编撰者强调道德人伦的重要性还见之于名物常识部分,认为这些常识是生活中必须知晓且掌握的知识,并提到了儒家的“五常”以及“十义”,对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所要遵守的道德准则、所要知晓的人伦关系及对不同人伦关系所秉持的原则都作出了说明。

二是强调读书内容的先后次序和侧重点。在对儿童进行德育和智育方面的教育时,作者强调“凡训蒙,须讲究”,遵循的是“以德统智”、“德先智后”的顺序:孝悌为先,见闻为后;先通经,再诸子,最后读史。要求儿童的启蒙从“小学”开始,注重待人接物、应答进退的礼仪规范,然后是儒家“四书”“六经”(“五经”之外加上孝经),在这些熟知后才是对中国历史变化沿革的学习。这种排列次序与传统儒家“经为各学之权衡,史为经之羽翼,子为经之流裔,集为经之鼓吹”的认识是一致的。另外,编撰者对中国历史同样显示了以儒学为指导的历史观,以周室东迁为分水岭,此后“王纲堕”,从而导致天下纷争。

三是对事功境界的追求。编撰者在全书最后部分提出了儿童通过学习磨练从而达到“上致君,下泽民”的事功境界,这是全书编撰的目的所在。也就是说,编撰者用大量篇幅谈修身,谈为人处世之道,谈勤学苦练,其最终的“立人”目的仍然是儒家理想的事功境界———“治国平天下”。

总之,《三字经》编撰者的编撰宗旨就是写一本儿童启蒙教育的书,借此传播儒家思想,可谓将儒学教育“从娃娃抓起”。

二、精准的读者群定位——儿童

《三字经》的读者群是儿童,为儿童编一部启蒙书是编撰者的初衷。这种精准的定位意识是其成功的必要条件。显然,《三字经》的编撰者注意到儿童接受心理和审美情趣诸方面的特点,在编撰时通过对出版物的体例、内容、形式的调整来适应和满足儿童的特点,从而达到传播的效果。

一是在内容次序上精心安排。国学大师章太炎说“:其书先举方名事类,次及经史诸子,所以启导蒙稚者略备。”[3]《三字经》虽然没有分章分节,但内容的排列顺序极有章法。开篇先谈学习的重要性,实际上回答了为什么要学习的问题即学习目的的问题,中间部分回答了学什么的问题即学习内容的问题,最后强调学习态度,实际上是回答怎么学的问题。作者首先提到教育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强调启蒙教育对儿童成才的至关重要性。在德育和智育的教育上,重在礼仪孝悌,端正孩子的思想,知识的传授则在其次,即“首孝悌,次见闻”。在知识的学习上,则分阶段提出读书内容和要求,先从小学入手,即先识字,然后读经、子两类的典籍。经部、子部书读过后,再学习史书,正如书中说“经子通,读诸史”。撇开作者传播儒学思想这一点,三字经在学习内容先后的安排上也是符合儿童认知规律的。比如开篇提到的礼仪孝悌这些养成教育,可以在孩子有基本认知能力时进行,而不用等到儿童六七岁时进行。在知识的学习上先识字后读经典,也是符合循序渐进的教学规律的。

二是选材贴近儿童。在字词的选择上,没有生僻字,基本都是日常习见的字。在知识的介绍上,用简练的语言介绍与儿童生活密切相关的实用知识。例如,在动物方面介绍“马牛羊,鸡犬豕”“六畜”,在植物方面提到“稻粱菽,麦黍稷”“六谷”,因为这是人类所饲、所食的东西,且与儿童的生活密切相关。还有其他名物,如天地人、日月星、春夏秋冬、南北东西等,这些都是儿童日常生活中所必须知道而又常见的,很容易引起儿童的兴趣。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三字经》用大量人物故事来传道说理。全书所涉及的人物有七十多位,每一个人物背后都有着精彩的故事。据统计,《三字经》总共载录了二十一个广为流传的著名历史人物的故事。其中孟母三迁、五子登科、黄香温席、孔融让梨等故事,其情节内容都与儿童有关甚至以儿童为故事的主角,易使儿童产生身份认同感,从而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

三是行文删繁就简,简而有法。例如对中华两千年历史的交代,编者利用简短精炼的语言浓缩成精华,或以朝代带出人物,或以人物带出朝代。其中的故事可在儿童诵读熟练后进一步详细讲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名物方面,作者采用了从一到十的数字计数法,用这种方法告诉孩子生活中应该知道的数字、三才、三纲、四时、四方、五行、五常、六谷、六畜、七情、八音、九族、十义等等,其内容可谓包罗万象,短短180 字,涵盖了算术、天文、地理、社会、人伦等知识。钱文忠认为:“在简单的数字序列中传达了丰富的人文思想,表现了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念。小中见大平中见奇,循序渐进潜移默化。”[4]确为的评。

四是循循善诱的劝导方式。在这一方面,编撰者很重视语言的通俗性。尽管内容关涉中国古代儒家经典、诸子典籍和中国历史,谈的是为人为学的大道理,编撰者却能举重若轻,深入浅出。一方面,运用大量的故事说理。例如在劝导儿童要勤学苦练时,作者列举苏老泉、梁灏、祖莹、李泌、蔡文姬、谢道韫、刘晏等人物的事例来加强说服力,从年龄的大小、男女性别等不同方面进行举例,举例后又及时加上劝勉的话加以强化。另一方面,以情动人,语气恳切。如文中“尔小生,宜立志”、“尔幼学,当效之”等语言,庄重中不失亲切,劝导中有殷殷勉励之情。

三、准确的语言定位———简单易诵

《三字经》传播的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其语言形式。模拟《三字经》语言的读物,种类繁多,不一而足,足见《三字经》在语言形式上的魅力。

从语言形式来看。编撰者在语言的选择上应该是颇费推敲的。在此之前的蒙书,如《弟子职》、《千字文》《蒙求》均为四言,《急就篇》以七言为主而杂以三言、四言。而《三字经》通篇用三言。编撰者没有选用四言、五言、七言的形式,而是选择了三言的体式,这应该是针对儿童认知规律做出的审慎选择。从诗经的时代到汉魏六朝及唐宋,通篇用三言形式写作的诗歌基本没有,通篇运用三言这种形式应该是《三字经》的首创。三言句式三个音节一句,四言、五言、七言句式分别为四个、五个、七个音节一句,一句诗中的几个音节在意脉上是相连且有意义的。《三字经》三个音节一句,显然比四言、五言、七言简短明快,更符合儿童的认知能力。正如前代学者指出:“句短而易读。……殊便于开蒙。”[5]

从声音节奏上看。四言句式节奏“二二”式,每顿两个音节;五言句式节奏是“二一二”或“二二一”式,每顿三个音节;七言句式节奏为“二二一二”或“二二二一”式,每句四顿。顿的划分既要考虑音节的整齐,又要兼顾意义的完整。一般而言,读四言诗觉得节奏比较呆板,五、七言则显得活泼,其奥妙也在于音节的组合上。而三言的形式可以是“一二”、“一一一”、“二一”式,每句两顿或三顿。即使是三顿也不妨碍儿童对意义的理解,因为每一顿只有一个音节。如“曰三才,天地人”句,就是“一二”、“一一一”式。如果顿的节奏单一,老是“一二”或“二一”,就会显得单一枯燥,不符合儿童活泼的天性。但如果顿的次数太多,则句子的意脉不容易连贯,对儿童的理解能力是个挑战,没有知识和阅历积淀的儿童在诵读时很容易将完整的意思割裂开来。

从叙述语言上看。一方面《三字经》虽然讲的是修身立人的大道理,却没有端起架子,空谈道理。另一方面注意贴近儿童的实际情况,其讲述方式多样化、生活化、情趣化。有讲述式,如“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句就是对“孟母三迁”这一故事最精炼而简洁的概括。有列举式,如“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句,信息量大,包含的人物及相关故事更多。有迁移类比式,如“犬守夜,鸡司晨,苟不学,曷为人。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等,这类比喻撷取的是儿童习见的事物,用来勉励儿童向学,可将枯燥的道理讲得生动有趣,深入浅出,明白显豁。

从押韵上看。《三字经》继承中国古代蒙文押韵整齐的特点,通篇押韵。有时一韵到底,如“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这一段“时、仪、席、执、梨、知”均为偶句最后一字押韵,且押的是同韵。有时押韵错落或中间换韵,如从“人之初,性本善”至“教不严,师之惰”这一段,前面“善、远、迁、专”押同韵,中间“处、杼”押同韵,后面“方、扬”押同韵,“过、惰”押一个韵。押同韵在诵读时带来整齐划一的效果,而中间穿插的换韵则造成错落有致、生动活泼的效果。总之,三字一句,押韵上口,通俗易记。

从音调上看。一般而言,上声、去声、入声适宜表达劲挺急促的感情,平声适于表达平和的感情。笔者以陈彭年、丘雍等编《广韵》和丁声树《古今字音对照手册》为依据,将《三字经》1116 个字标出平仄使用情况,发现平声字共589 个,占整个字数的一半多一点,无论从平字的比例还是从平字的分布看,长、高、轻、迟的平声字对全书语言格调的营造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平仄字数的差别不是很大,整篇文字在诵读时显得声音跌宕错落,音调抑扬顿挫,变化多端,又不失和谐灵动;句末字的平仄是一句的关节点,《三字经》全文186 个对句中,以平字结尾的98 句,以仄字结尾的88 句,平字略多于仄字,由于平仄相间,交互使用,使全篇诵读起来显得既自然平顺又跳脱生动,具有韵律之美。据学者研究,六岁以前的儿童发音器官尚未成熟,四声中最容易发的是一声,其次才是其他三声。《三字经》通篇以平字为主,符合儿童的发音规律,也在某种程度上促发了儿童诵读的积极性。

从篇幅上看。《三字经》在篇幅长短的设置上也很有讲究。与中国古代其他启蒙读物一样,《三字经》避免篇幅冗长,字数控制在千字左右,可谓短小精悍。这使儿童能在较短时间内掌握全篇内容,避免因篇幅冗长产生厌烦情绪,从而影响诵读积极性。

简论报纸类志书的编撰要旨 第6篇

这两套书所遵循的编撰思路, 乃是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运用社会主义新方志理论, 采取现代科学方法, 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河南日报》创刊60年来所经历的大事, 以期总结、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 探索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发展规律, 为后来新闻工作者搭建一个传承、教化的载体, 并为以后编写河南日报史提供较为翔实、准确的资料。记述时限始自1949年6月1日《河南日报》创刊, 止于2009年5月31日。因为《河南日报》是由原《豫西日报》、《开封日报》、《中原日报》合并组建的, 故而其创刊前的一些大事亦一并收录。记述范围是《河南日报》宣传报道的大事、要事 (包括省内、国内和国际的) , 河南日报社的内部事务 (包括社址变动、班子调整、人事改革、职称评定、报纸改革、业务培训、业务研讨等) , 宣传报道方面的史料从《河南日报》上摘录, 内部事务方面的史料从报告、简报、会议记录等档案资料中摘记。其选录原则是突出大事、不漏要事, 举凡对世界、国家、全省及报社内部产生重大影响或关键作用的事件, 尽皆收录。对那些关涉大转折、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期和事件浓墨重彩, 大书特书;对一些非常典型、能够反映时代特征的时期和事件着重记述, 不惜篇幅;对某些混乱时期和敏感事件既节约笔墨、谨慎措辞, 又秉笔直书、还原真相。

《河南日报大事记》的编撰体例的突出特点是纵:以编年体为主, 辅以纪事本末体。对简单的过程单一或一次成型的事件, 采用编年体;对过程较长而复杂或多次成型的事件, 采用纪事本末体, 或以“注”的形式、或以“按”的形式、或以自然分段的形式补充完整;对特别重大、过程特长而复杂的事件, 采用二者结合的方式 (即《史记》之“互见法”) 分阶段记述。其编排方法, 原则上是一事一条, 依时系事, 按事件发生时序, 以年月日分条目编排, 以事件发端或结束之时记述, 一般为日清者以日记之, 无日者以月记之。对特殊情形下的事件, 以前述本末体、互见法记之。凡同步进行的诸多事件, 同日分而记之。此种体例一事一条, 平列到底, 不分领属, 互相独立, 好处是不拘一格, 灵活方便, 易于编排, 信息含量大, 使读者一目了然, 便于查阅。但其弊端亦显而易见, 即难免资料拼盘之嫌, 缺失尽掩, 层次不明, 无宏观综合, 逻辑性、系统性不强。因而在其编撰成书、尚未出版之际, 我们便筹划编撰《河南日报六十年》了。《河南日报六十年》的编撰体例的突出特点是横:以时为序, 时经事纬, 择其要者, 横向展开。根据历史发展和时代特色, 分成若干大的单元, 如创刊初期、激情燃烧的岁月、“文革”十年、改革开放时期等;每个单元又细化为若干板块, 如重大事件报道、先进典型人物、报纸改革、记者站建设等。这样, 单元和板块之间形成领属关系, 层次分明, 整体上显得逻辑严密、系统性强, 而且板块内容集中、综合, 可使人迅速地了解某一时期、某一方面的概貌, 对各个单独介绍的历史事件、先进典型人物产生鲜明的印象。

就其编撰体例及覆载内容而言, 这两套书合起来看, 便可以体现一般志书的纵不断主线、横不缺主项的基本要求。从纵的看, 记述事物的发端资料、重要历史时期和重要历史发展阶段的资料、下限的资料都很全;从横的看, 作为一部志书所应具有的主体内容比较齐全, 主要社会事物均包含在具体的门类之中, 足以显现事物的本来面目和相互之间的客观联系。

志书应具有的特性主要是资料性、科学性和思想性, 其中资料性无疑居于基础的地位, 科学性则首要表现在志书资料的翔实、系统和准确上, 而思想性也只能通过资料的筛选和使用来体现。在编撰这两套书的过程中, 我们力求做到资料性、科学性、思想性的有机统一。

志书具有十分强烈的资料特征, 是一种资料性的科学著述, 资料性实乃志书的本质属性。增强志书的资料性, 须悉心把握其特定的内涵及外延。其一, 真实、准确的资料是志书的第一生命。这除了对入志资料进行严格考证和认真核实, 以保证真实可靠、确凿无误之外, 还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透过表象揭示本质。例如对大跃进时期钢铁生产、粮食生产的诸多报道, 以及“反右”中、“文革”中社会上、报社内部的许多情况, 我们今天理当以历史的眼光、科学的态度审视, 还其本来面目。其二, 志书应辑纳广泛、全面的资料, 但并非包罗万象, 巨细皆录。就河南日报史而言, 理当立足宏观, 放眼省内外乃至国际, 站在历史的高度, 将最能反映事物本质面貌的资料纳入有限的篇章, 使读者观百事而不觉烦琐, 明万物而不觉冗长。其三, 志书是资料汇集, 但绝非简单的资料堆积和罗列, 应该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有机整体, 朴实、严谨、科学的组合。我们在《河南日报六十年》的编撰中, 努力做到系统严谨, 排列合理, 逻辑性较强, 以便于读者理其端绪, 寻其始末, 究其因果, 识其规律。其四, 志书是资料性著述, 一方面可以辑录必要的原始资料, 另一方面还应在驾驭翔实资料的基础上, 由编撰者用自己的语言写出来, 而不是完全照抄照录原始资料。特别在编撰单元式、板块式的志书时, 编撰者应当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 用自己的思想、文风统率资料, 进行著述, 而非简单的转述。编撰者必须改变自己所面对资料的多种文体形式, 如各种报道、文件、讲话、简报、回忆录等, 形成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风。比如可以将关于某些历史事件、典型人物的总结报告、工作简报、新闻报道等资料, 改写成朴实、严谨的志书表述样式, 当然也不排斥直接引用一些必不可少的原始资料。

志书以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为记述对象, 科学性作为它的一种属性, 要求真实、准确、全面、系统地反映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实际。简言之, 科学性主要体现在编撰者对志书的编撰态度、编撰思路、编撰方法等方面。正是这种科学性的要求, 决定了我们鉴别资料要反复考证, 务求其真;筛选资料要去粗取精, 务得其要;谋篇设章要归属得当, 排列合理;行文记述要严谨朴实, 规范流畅。只有增强科学性, 志书的资料性才会强起来;若没有科学性的制约和保障, 志书的资料性无疑会大大减弱。首先, 筛选资料时必须忍痛割爱。编撰志书所面对的资料数量是惊人的, 因而须抓住记述的主线, 剪除枝蔓, 采取详主略次、详干略枝的记述方法。要筛选资料, 浓缩资料, 去掉资料中的水分, 删去与主题 (包括单元主题) 无关或关系不大、联系不紧密的细枝末节。如何做到这一点呢?编撰者须要立足于历史高度, 提升志书资料的存史价值。所选资料不可过于琐细, 应注意撷取宏观、中观的资料, 还应对具体资料进行适当的提炼、升华和综合概括。在编撰过程中, 应当把握历史发展的主线, 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和认识事物起伏盛衰、兴废交替的发展规律, 学会用史家之笔对资料进行取舍, 围绕历史主线组织相关资料。惟其如此, 方可使志书在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上达到较高的统一。其次, 志书是资料性著述, 而非研究探讨之作, 它具有自身独特的体例和规范。它直陈事实, 以资料说话, 写“是什么”、“做什么”、“怎么做”, 一般不写“为什么”, 极少评价其高下优劣, 以真实、客观的记述展示历史的进程和社会的面貌, 为读者提供有价值的阅读资料或研究资料。编撰者的立场、观点、方法应巧妙地融化在组成志书的资料中, 体现在志书资料的筛选、核实与排列、组合中。其三, 篇目设计也要有资料书的特点, 这主要是指《河南日报六十年》。志书汇集多项资料, 因而其框架结构应遵循事以类从的原则, 采取横陈诸项的形式。篇目设计力求分类科学、布局合理, 体现社会分工、报社分工的真实结构, 反映各类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标题应当就实避虚, 以事命题, 做到简明概括、名实相符, 能准确地反映其所容纳的资料内涵。

思想性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态度立场和观点, 它是客观存在反映在人们的意识中、经过思维过滤所形成的社会观念和倾向。志书的思想性体现着编撰者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思想倾向。思想性要求志书在内容记述上要有深度, 能够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 反映充分, 记述深刻, 努力揭示事物的本质, 记述事物的兴衰起伏、发展变化的过程, 通过资料的排比看出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只有在思想性的统率下, 深入、系统、全面、准确地研究现实的、历史的资料, 正确地认识历史发展及时代特点, 克服随机性和散在性, 既注意从特色上下工夫, 又不忘从全局上下工夫, 才能将志书所应覆载的内容记述深刻, 反映准确。志书属于意识形态范畴, 必然要反映出编撰者的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和政治要求, 在事关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 应当不掩饰、不讳言, 秉笔直书, 不模棱两可, 鲜明地表达编撰者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与一般志书相较, 尤其是在思想性这一要素上, 报纸类志书有其“与众不同”的情形, 其思想性的构成要件、表述方式与一般志书有很大区别。编撰报纸类志书, 如何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首先一点, 应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 坚持资料收录的原则性要求, 站在讲政治、讲原则的高度, 对入志资料进行认真的甄别和检查。譬如关于“大跃进”、关于“文革”, 我们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既尊重历史, 如实记述, 又注意使其符合资料性、科学性、思想性的要求。再者就是选择的问题, 选什么、不选什么, 哪选多、哪选少, 无不体现着编撰者的政治倾向、思想导向和价值取向。比如在《河南日报大事记》中, 凡涉及国家和我省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建设成就的内容, 均精心遴选;尤其是关涉我省两个文明建设的各类报道, 考虑到展示发展成果及河南形象的问题, 便尽可能多选。

我们在编撰中认识到, 与思想性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 就是志书中的议论和评述问题。方志界普遍认为, 志书乃是严谨的朴实的资料性科学文献, 而不是进行议论和评述的论文或论著, 一般在行文中应坚持述而不论或少论的原则。笔者以为, 在编撰报纸类志书中, 适当插入一些画龙点睛式的评论, 给读者以明确的引导和提示, 应该说还是可以的。

《河南日报大事记》通篇只提供历史资料, 有些地方适当点出当时的形势、背景, 一概不加评论。《河南日报六十年》则对史实进行归纳、概述, 于必要之处生发一些议论, 旨在以史为鉴, 警世、醒世和明世。比如《河南日报六十年》第一章《在硝烟中诞生 (1949~1954.10) 》之第五节《重大事件报道》, 在其第一部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 大段叙述了《河南日报》对新中国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的报道处理之后, 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河南日报》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报道, 为以后的重大报道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建国初期, 政治生活中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河南日报》在没有经验可循的情况下, 满怀热情、竭尽全力地做好工作, 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新性, 使这些报道集中热烈, 主题突出, 扣人心弦, 达到了宣传鼓动、动员群众的目的。”在其第十部分《突发事件报道 (抢救霜灾) 》中, 先是叙述《河南日报》的相关报道, 而后以一段话作结:“《河南日报》关于抢救霜灾的报道反应迅速, 说理充分, 有政策发布, 也有技术指导, 实用性强, 导向正确, 对于以后的突发事件报道和救灾报道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再如在第三章《十年文革 (1966~1976) 》第十二节《批林批孔运动》中的评论:“这次批林批孔’虽然只搞了半年左右, 但后果十分严重。它使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以来, 周恩来等经过艰苦斗争刚趋好转的全国政治局势重新陷于一片混乱, 使有所恢复发展的国民经济重新遭受严重破坏。”在第十三节《“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评论:“反击右倾翻案风扰乱了人们的思想, 干扰了正常的经济工作和社会秩序, 使全国刚刚稳定的形势再度陷入混乱。”都是恰如其分的。这些简短、精当的评论, 无疑强化了志书的思想性, 给读者以有益启发和引导。

需要指出的是, 在志书中插入评价和议论性文字, 应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选准可以议论和评述的对象, 评论语言也须细加斟酌, 以免把握不准而评点失当, 留下严重的败笔, 甚或贻误后人。

(作者单位: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论医科留学生的医学汉语教材编撰 第7篇

就目前情况看, 学生对医学汉语课程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一些已经实习的学生, 甚至要求重修医学汉语。但作为一门新开课程, 教师们并无太多经验。特别是没有相关教材, 使得教师只能用医学英语教材来准备一些讲义应付上课, 这就影响到课程的教学质量。在这样的背景下, 医学汉语教材编写就显得非常必要。2008年, 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医科大学等十余所开设医学汉语课程的院校联合编写了国内首部教材《医学汉语实习篇》, 作为整个编写工作的参与者和副主编, 其间很多经验对于医学汉语教材的长远建设不无裨益。

1 医学汉语教材的使用对象

医学汉语教材所针对的对象应该是有一定汉语基础的留学生。陈贤纯说:“学会’有两个层次。第一是掌握基本句型和2, 000个左右常用词, 能够初步进行日常生活会话。第二是掌握5, 000个左右常用词, 能够比较熟练地听懂和读懂一般内容的汉语, 能够写800字左右的短文[1]”。这样看来, 这本教材的学习者应该是经过一年左右学习, 至少达到了第一个“学会”层次, 其汉语水平考试 (HSK) 成绩在3级以上的学生。但考虑到目前以南亚为主的留学生汉语学习的实际水平, 这里的“一定”, 主要是指接受过2-3个学期正规汉语训练的留学生。这些学生的实际汉语水平是参差不齐的, 其中既有汉语水平在HSK3级以上者, 也有只掌握少量词汇和常用会话的水平低下者。但学习这本教材, 至少也应具有1, 000个左右的词汇量, 知道基本的句型格式, 否则将无法进行专用汉语的学习。

2 医学汉语教材编写原则

强调针对性。近10年来, 我国对外汉语教材的种类大约已有548种[2], 但大部分都是通用教材, 对学习者的需要分析得不够是这些教材的共同缺点。教材要让学习者“不仅能学, 而且能学会”, 则理清他们的学习需求至为重要。对于医科留学生而言, 他们学习医学汉语的目的就是为几年后的医学见习和实习做语言准备。所以, 为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 普通汉语的语法和语用知识不应是这类教材的重点。即便是与医学相关的语言内容也应凸显住院部的语用, 因为学生的实习将会主要被安排在住院部, 他们与病人的接触也更多发生在住院部的各个科室。

注重交际性。医学汉语教材应以培养学生在医院中与医生和病人的语言交际能力为目的。因而, 从课文的编写、注释的添加、练习的设计到附录的增补, 都应以培养使用者的言语交际能力为目的。以功能为纲和以词汇扩展为目标, 是教材编写的内在纲目。从某种意义上讲, 医学汉语教材在扩展词汇上有点类似著名的中级普通汉语教材《桥梁》, 但又不像《桥梁》那般注重普通汉语语法、语用的教学。

注重效率性、实用性。由于专业限制, 医科留学生学习汉语和医学汉语的时间是比较有限的。因而医学汉语教材在容量上, 不能片面依靠增加学习内容, 投入学习时间, 来粗放地获得教学效果。教材要通过典型课文、练习的集中教学, 完成教学目标。同时要提供一定数量的补充词汇, 以供学生课外查阅, 甚至在实习期间也能发挥出词汇手册的部分作用。但对于副课文的添加要比较谨慎, 因为专业性比较强的文章, 学生在课外自学比较困难。添加副课文不能起到将课内、外连成体系的作用。

注重医学性原则。除了生词主要以医学词汇构成外, 医学性原则还应该体现在教材体系的架构之中。在课文的布局上, 应该以医院住院部各部门的划分来安排课文, 大的部门安排2-3种常见疾病, 小的部门安排1-2种。在病种的选择上应该反复听取相关医学专家的意见, 认真统计他们对临床实习生的语言要求, 可以由专家提供用于语言加工的课文之原始文本。如果条件允许、经费充足的话, 可以考虑去医院实地统计临床对话的基本模型和相关词汇的使用频率。

3 教材的内容构成

3.1 词汇的选择是医学汉语教材编撰的关键

好的语言教材, 词汇的选择和词汇量的控制是教材编写过程中最为费时费力的部分。一般汉语教材的编写主要是依据《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 而医学汉语因为对专业词汇的偏重而不以《大纲》为限制。“专用汉语不仅跟通用汉语有区别, 而且难度比较大。”这就决定了医学汉语教材的大部分生词都是以医学词汇为主的超纲词, 这是教材实用性的体现。因为对于在医院见习和实习的留学生来说, 这些使用频率极高、对他们来说超纲的词汇正是应该掌握的基本语言要素。也正是由于教材的大部分生词应该留给医学词汇, 课文的一般叙述性语言应该尽量使用简单的词汇。叙述性的词汇应该严格参照大纲, 控制在甲、乙级词的范围。一般而言, 甲级词不需要做生词处理而乙级词则要视情况适当列入生词。

专业词汇的选择需根据中国三甲医院住院部各个科室的纵向排列, 在各科室对常见疾病的表述中做文章。具体包括医院各科室的中文名称、常见疾病及其主要症状及体征的中文名称、常见药物、人体器官结构的中文表达等。考虑到学生的接受能力, 每课的生词应该控制在18-25个之间, 太少或太多都不利于实际的教学。当然, 比较重要的, 如内、外、妇、儿科这样的科室可以多设几课, 对其常用的语汇加以表述。

重现率是词汇控制的重要手段, 保证重要词汇的重现率是功能教学法的基本精神。虽然学界还没有能够对医学汉语词汇做出使用频率上的等级划分, 但教材还是应该尽力在后面的课文中有目的地重复前面出现过的专业词汇。比如:剧痛、恶心、肿大、炎症、化脓这些使用频率极高的医学术语, 几乎在每课课文中都能出现, 以帮助学生有效掌握医学汉语对话的一般叙述形式。此外, 一些以前课文中出现的病种在后面的课文中也可适当复现, 比如《医学汉语实习篇》第二册第一课“您得的应该不是肿瘤”中就围绕诊断疝气, 帮病人排除对肿瘤的疑虑展开课文。第十二课“我得的是不是恶性肿瘤”中又描述确诊乳腺纤维瘤而排除恶性肿瘤的过程, 关于肿瘤诊断的专业词汇都得到了有效的重现。

3.2 课文的质量决定了教材的质量, 是整个教材编写的重中之重

虽然杨寄洲先生强调“初级汉语教材应该以语法结构为主线”[3], 但是考虑到实用性, 严格意义上仍然属于初级汉语的医学汉语教材还是选择了以交际功能为纲。这也符合《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 (短期强化) 所提倡的任务式教学模式的基本精神。

编写功能大纲是必要的步骤, 大致上教材应考虑到划分学生与医生对话、与病人对话、阅读各种检查报告、阅读和撰写病历这样几个基本功能项目, 并且将这些横向划分的功能项目按照医院的科室和病种在纵向上细化为更多的功能子项。在功能的划分上要有别于普通汉语教材, 重视医学的交际功能在课文中的落实。诸如询问病人病情、向医生汇报病情、与医生讨论疾病的诊断、安慰病人等医院特有的交际功能要充分征求医学专家的意见, 体现医疗行业的表述传统。

课文的形式可以考虑以对话为重, 成段表达并重。对话比较适合初级汉语水平的学习者, 当然也符合实习中面临的实际语境。课文对话应该由数位留学生充任, 一般应有固定的2-4位贯穿整个教材以形成连贯性, 另有不固定的医生、病人、病人家属等穿插在对话中。对话的内容主要涉及医患交流沟通、医生之间的交流、实习生之间的讨论等。询问回答、评论同意、道歉宽慰、建议同意、介绍致意/介绍、要求 (请求) 接受/拒绝、提供接受/谢绝、指责责备[4], 这些功能类型都可以在对话的课文中得到体现。

成段表达作为叙述体文本, 难度上稍大于对话体, 与对话体的文本一起形成了课文的难度梯次。当然, 医学汉语教材需要安排成段表达的内容, 主要是考虑到实习生向病人转述诊断, 阅读或撰写病历这一类实际的表达需要。至于病历的表述和撰写, 教材应该提供规范的范文。

3.3 医学汉语教材的练习应重视听、说、写的训练, 尤以听说为重

近年来, 大题量的练习成为各类教材的编写趋势, “提供足量的练习对于学生把汉语知识转化为汉语的表达技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5]。根据以往的经验, 课文、生词等课堂教学时间与课后练习学时的比例要基本相同。因此练习的编写是医学汉语教材非常重要的一环。教材应提供记忆操练性、理解性、交际性三种不同类型的练习, 并且兼顾教学内容和心理认知的次序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地排列, 从而起到巩固教学内容, 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提高的作用。操练性训练所获得的对语言材料的记忆是前提和基础, 大量的操练性练习应经由理解性练习最终被引入交际性练习。交际性练习是对言语交际能力的直接培养, 也是为学生的实际交际活动作准备。

当然, 医学汉语教材练习的编写, 最重要的是紧扣医学这样一个要点。扩展词汇的听读是语言教材最常见的操练性练习, 应该安排医学词汇的重现。比如:腹痛、肚子痛、腰背痛、压痛、剧痛、疼痛、触痛、止痛、止痛药这些关于“痛”的不同表述都可以放在此类练习中加以强化。替换与扩展是介于机械与理解之间的常用练习形式, 一些简短的交流程式可籍由这种练习在学生的印象中得到加强。比如:我判断这个患者得了急性阑尾炎、糖尿病、支气管扩张、胰腺炎、急性肠胃炎。你的精神、身体、恢复情况、尿量怎么样?这类短句是语言交流的基本单位, 通过替换联系可以有效加强学生对基本交流能力的把握。

交际性的练习应当鼓励学生进行语言实践, 两人一组完成对话并互相问答, 情景交流或看图说话都是很好的形式。这些练习的设计要紧紧围绕医院中真实的交际场景展开, 比如实习生与医生对话, 就各项检查结果讨论对病情的诊断;实习生之间交换对于病人的病情和治疗方法的看法等。这些形式可以有效地将课堂教学内容最大程度上转化为真实的交际能力, 起到沟通课堂与交际实践的窗口作用, 在练习体系中居于最高层次, 在教材的编写中应予以更多的重视。

3.4 医学汉语教材的注释是对课文中出现的难点的解释与说明

教材注释的重点应该放在诸如“主诉”、“收治”之类的医用短语和“拉肚子”、“打嗝”之类的医学术语的口头化表达上, 主要包括语法难点、常用短语、句式和专业术语的解释。这些是学生将在实习中经常使用和接触的语言形式, 此外专业术语的说明也极为重要。注释应该附有英文翻译, 以便学生的理解。附录可以用于补充常用的专业词汇, 比如围绕讨论胃出血课文, 附录可以追加“消化性胃溃疡”、“顽固性胃溃疡”、“胃镜检查”、“甲氰咪胍”、“雷尼替丁”等相关词汇。

医学汉语教材的编撰才刚刚起步, 对于教材编写理论的深入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有一条基本经验是可以肯定的, 那便是教材的编写应该以交际性和实用性为核心, 培养学生在专业语境中进行专业交流的能力。正如朱迪斯赫利所说:“语言的首要目的是交流, 这就是说, 不同于一般的理解, 掌握一门语言, 并非必须获得达到母语程度的发音或语法。语言理论中所谓的交际能力远比好的口音和完美架构的句子重要”[6]。这应该是医学汉语教材编写的基本思路。基于这一思路, 随着教学实践经验的积累, 相信我国医学汉语教材的编写水平会不断提高。

摘要：医学汉语教材的编写应从医科留学生的实际需要出发, 紧扣医院住院部语境背景下的交际性原则, 从词汇的选择、课文的编撰、练习的编写、注释与附录的添加等方面突出医学实用性的特点。

关键词：医科留学生教育,医学汉语教材

参考文献

[1]陈贤纯.强化教学:提高效率之路——《汉语强化教程》的编写与实验[J].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5 (6) :48.

[2]朱志平.1998-2008十年对外汉语教材述评[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5) :131.

[3]杨寄洲.编写初级汉语教材的几个问题[J].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3 (4) :52.

[4]关颖.从陌生人之间会话的开头语看对外汉语教材会话的编写[J].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 2006 (3) :28.

[5]周健.对汉语教材练习设计的考察与思考[J].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4 (4) :68.

清代阮元的图书编撰思想和特点研究 第8篇

一、阮元编撰图书的时代背景

清朝虽然是满族人建立的封建王朝,但是对于汉学仍然高度重视,特别是到乾隆和嘉庆年间,汉学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鼎盛时期。清代学者十分注重考据,主张通过训诂、音韵、文字等入手,寻求经书义理,阮元追究在文字训诂和圣人之道之间建立一种实实在在的、有机的联系,他认为“稽古之学,必确得古人之义例,执其正,穷其变,而后其说之也不诬”,他十分重视藏书,不仅自己藏书丰富,而且在各地担任地方官的过程中,大力提倡兴办教育、建立书库、购买图书,名曰“文选楼”、泰华双碑馆、雷塘庵、唐宋旧经楼、研谱宅、积古斋、军经事、琅姐仙馆等,分别藏有丰富图书。至今所流传的《文选楼藏书记》共有6卷8册,并且分类著录2500种图书,特别是宋元本和明清刊本藏书更多,甚至还有许多名家藏本和抄本。丰富的藏书为阮元的图书编撰提供极大便利,例如他就曾经利用收藏的《宋十行本》,编撰了《十三经注疏》。对于《皇清经解》、《经籍篆话》等这样总结性很强的图书而言,更是离不开大量藏书的支持。

阮元长期担任各个地方官员,大部分时间忙于公文,闲暇时间不多,因此署名为阮元的图书,很多并非他本人所编撰。文名政声使他身边集聚了一大批杰出的文人墨客。阮元给各种怀才不遇的人才提供发展的机会,形成了规模壮观的文人幕府,人数最多的时候达120人,陈寿祺、李锐、臧庸、顾广析、焦循等众多名人学士集聚其中,他们或自有作品传世,或入幕修书成名,一时间各种学科著作异彩纷呈、百花争艳。在编撰《十三经注疏》的时候,臧庸总纂了《经籍纂诂》,负责为《十三经注疏》校勘刊刻,其本人所著的《拜经日记》为世人所称道。李锐精通历算,在天文算数方面被阮元称赞为“江南第一人”,参与了《畴人传》编撰工作,并且为《地球图说》一书补画天文图和地图;顾广析精通于校勘,并专门编写了《顾广析书目题跋》一书;段玉裁在训诂音韵方面有特长,编撰了《说文解字注》一书。

二、阮元编撰的相关图书

1.国史《儒林传》。为弘扬文治“,记述学行”,阮元“自顺治至嘉庆之初得百数十人,仿《明史》载孔氏于儒林之例,别为《孔氏传》,以有《史记·孔子世家》之意”。阮元所编纂的《儒林传》可以说是全部摘抄了群书中的佳句,然后裁缀集句而成,自己没有加上任何一句话。在清代史馆修史的过程中,要求记载的各种事例都必须要有相应的依据,但是《儒林传》却没有现成的依据可用,但是阮元认为群书就是依据。阮元编撰的《儒林传》中,认为选用贤士的标准是:第一,从清朝建国之初就为政权服务的,如果是从明朝变节过来以及行为上有议论的,都不得列入其中;第二,必须要在学术上和品行上都突出的“,必其学行兼优”;第三,虽然担任过明朝的官吏,没有在清朝担任过职务,但是其所著述的书籍,为《四库全书》所采用的。根据这个标准选拔人才,实际上就是站在清朝统治者角度来选拔人才。在采集词句上,注重实事求是,对“著述醇疵互见者”,不是一味吹捧和溢美,而是给予“直加贬辞”。

2.《十三经注疏》。阮元所刊刻的《十三经注疏》共有416卷。在清代,各种经书历经多次辗转刊刻,可以说是错误百出,其中以刊刻的《仪礼》错误最为明显。阮元在刊刻《十三经注疏》过程中,把自己所编撰的《校勘记》共243卷附于其后进行说明。《十三经注疏》最为重要的贡献有两点:第一,《十三经注疏》对于多种善本进行集中校勘;第二,《十三经注疏》在编撰的过程中,集群儒之大成,综合历代校勘家研究成果。因此,焦循在评述《十三经注疏》时认为“,校以众本,审订独精,于说经者,馈以法程”,后来中华书局对阮元编撰的《十三经注疏》进行多次影印,在学术界影响甚广,成为许多档案文献研究人员和史学研究人员不可缺少的必备工具书。

3.《经籍纂诂》。阮元编纂的《经籍纂诂》共有106卷,是当时的一个浩大工程。清代卢文昭认为,如果一个人没有通读《经籍纂诂》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通六艺之文而求其义”。阮元编纂《经籍纂诂》过程中,广泛搜集各类图书文集,包括十三经、唐代以前的各种史部、子部、集部主要著作、两汉时期以来的共有一百多种书籍。《经籍纂诂》给后代学者查阅训诂史料和资料带来极大便利,可以说是“经典之统宗,诂训之渊薮,取之不竭,用之无穷”,因此而得到许多学者的高度肯定。

4.《四库未收书目提要》。阮元在担任多个地方官员时候,广泛搜集一束,编撰了《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在担任浙江巡抚期间,阮元一直致力于对各种孤本秘集的搜集,前后十多年,共采进了174种《四库》未收的图书,每种图书都仿照《四库全书总目》,撰写了《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各有解题,随书送到内府,嘉庆十分高兴,特意建造“宛委别藏”来收藏这些图书。在《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中,对于每本书的作者、学术价值、版本、篇卷等内容进行详细考评。这些图书,大多数是唐朝、宋朝、元代的学者编撰的,至今仍然十分罕见,其版本许多都是善本,学术研究价值很高。

5.《广东通志》。阮元在担任两广总督期间,看到《广西通志》“载录详明,体例雅饬”,但是《广东通志》却仍然是由郝玉麟在雍正八年所修的,整本书仅有六十四卷,在四库全书中提到仅一年就完成编撰工作,但是“体例抵牾,未悉订正”,而且有九十多年都没有进行修订,如果再不对其进行修订的话,则“文献愈替,是不可不亟修纂矣”。于是阮元决定要仿照《广西通志》,重修《广东通志》。阮元认为,古代学者不说志而说图经,由此可见图经是最为重要的,因此,以一县一州为图,沿海各地为长图,最终编撰“按册读之,粲然毕著矣”。

三、阮元图书编撰思想和特点

1.实事求是。阮元所编撰的多部图书,大多数都是经过他长期酝酿而成的。他所编撰的几部主要图书,大多数在少年时期就已经开始筹划了,例如《淮海英灵集》的编撰,他在数十年前就有此计划,乾隆六十年他从山东学政转任浙江巡抚的时候,离家不是太远,于是在当地十二个县邑博求遗籍,最终成书。《经籍纂诂》作为训诂总汇图书,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决定要和同里学友分别编纂,最终在嘉庆五年完成,历经二十多年才完成。《十三经注疏》同样如此,他在弱冠之年就决定要对其进行校勘,并先后数次修改成书,嘉庆十年才完成。由此可见,阮元编撰图书都经历很长时间,这与阮元实事求是的严谨治学态度有很大关系。为了确保编撰图书的质量,阮元将实事求是作为最为重要的要求。他曾经说:“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

他不仅提倡实事求是,而且也身体力行,在编撰堪舆、地方志、金石录方面的图书,都是遍访相关图书古籍,而不会蜗居书斋空想而言。在其诗集收录的272首诗词中,231篇都是与地名有关,见证了阮元自己的亲身游历,例如他的《同人过西湖晚泊湖心亭看月》、《同人登岱至对松山日暮而还》等,多是他所亲临的旧庐古刹和名山大川。通过实地造访,掌握许多第一手资料。对于当时的西学,阮元同样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之,对于那些先进的科学仪器,他总是要亲自观测以后给予相应的评述,例如他在《望远镜望月歌》中就以“广寒玉兔尽空谈”来表明他的实事求是态度。阮元在编撰图书的过程中,实事求是指导着他的图书编撰,对于人才选择方面更是如此,他选用的图书编撰人才都是一些“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之士”。在此思想指导下,阮元酝酿很久的图书编撰计划得以实现,也为后代学者留下了许多读书治学、文化典籍经典著作。

2.经世致用。阮元所编撰的众多图书典籍,其创作的动力在哪里?如何选题?通过阮元编撰的相关图书可以看出,阮元编纂图书最终是为了“经世致用”,求知治学、为民行政。在求知治学方面,阮元少年时期就已体验到治学的不易和不便,需要有较为齐全完善的工具书,于是在阮元担任各地官员以后,大力提倡编撰《经籍纂诂》、《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等图书,这些图书对学者治学研究产生很大影响,至今仍被学者所引用。在为民行政方面,阮元在担任山东学政、浙江巡抚等职务以后,为了大力弘扬地方文化,保护文化遗迹,编撰了《两浙防护录》等图书,引发到各个地方,供各地保护文化遗迹时候参考使用。为了保护南方粮食能够顺利通过京杭大运河上调到京师,阮元在对前人经验进行总结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编撰了《海运考》一书两卷。在担任两广总督以后,他对于西方的文化制度有了更多接触,编撰了《畴人传》一书,实事求是反映西学相关特点。阮元作为清代著名学者,同时还十分重视对于科技著作的编撰,他十分推崇李锐,认为他在天文算数方面是“江南第一人”,认为明朝的天文、数学和历法等方面都位居世界领先位置,只不过在明朝以后,由于学风空疏不严谨,导致后来在这方面的落后。在编撰《畴人传》中,他也辑录了当时优秀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历法家等传记资料和主要研究成果,同时也对西方37位学者的科技研究成果进行介绍和分析,希望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

编撰问题 第9篇

一、内容适合才是王道

“适合的, 才是最好的。”这句广告很适合我们的教育。当然, 对于我们编撰教材也是正确的指导。于是, 我去经典诵读网学习了一些相关文章, 希望自己能少走弯路, 避免前人编写的经典诵读书目存在的问题。通过学习, 我更坚定自己在做一件极其有意义的事情——在儿童时期, 经典诵读对于孩子来说, 是一种意义深远、合乎人性的素质教育, 具体的施教也是非常轻松愉快的。于是, 我选择每一部分内容时都会去想:这个内容对于二年级孩子来说, 难吗?他们会喜欢吗?对孩子的成长, 这个内容具有什么价值?

对于低段的孩子来说, 识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步阶段, 于是, 在编写教材时, 我考虑到二年级孩子在识字方面已经建构了一些方法, 但对于汉字的文化了解还是不够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 汉字这个瑰宝应该从儿童开始, 喜爱、珍视我们的汉字及汉字文化。于是, 这也成为我们教材的一部分。

古诗部分一学期我选择了四首送别诗, 分别是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 高适的《别董大》, 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和李白的《赠汪伦》。首先我给这四首诗寻找了匹配的体现中国山水画特色的插图, 这也无声地熏陶了我们的孩子。这四首诗脍炙人口, 四首诗的意思只要根据插图、词语注解就比较好理解。通过这一组诗的学习, 我们引导孩子提出学习后想了解的关于送别诗中的“文化”:送别的方式不同, 为什么会有不同的送别方式。或许孩子还能提出自己希望去了解的内容, 这样就可以以小组为单位一起进行古诗系列的探究式学习, 从而激发孩子对古诗及古时文化的探究欲望。

二、编排的样式贴合孩子的心理

无论是内容还是编排的样式, 我们编排时, 首先应以儿童为中心, 要时刻清楚:编排好的教材所面对的是西新二年级的孩子。于是, 我们的编排样式也大胆地进行了改变。特别是关于古诗诗人的注解, 国内外儿童文学家或作家的注解。我们摒弃了以往传统式的对诗人、作家的注解, 用孩子更易懂的词句, 更想知道的内容来进行注解。

如, 李白, 汉族, 据说李白妈妈生他时, 梦见了太白金星, 于是给他起名白, 字太白。李白被称为“诗仙”, 很爱喝酒。有人说:“李白醉酒诗百篇”。在古诗《赠汪伦》之后, 还附了与本诗有关的一则故事:【小故事】有一位与李白素不相识的人叫汪伦, 写信给李白, 邀他去泾县旅游, 信上热情洋溢地写道:“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白欣然而往。见汪伦乃泾川豪士, 为人热情好客, 遂问:“桃园酒家何处?”汪伦道:“桃花者, 潭水名也, 并无桃花;万家者, 店主人姓万也, 并无万家酒店。“引得李白大笑。留数日离去, 临行时, 写下上面这首诗赠别。

可别小看这种小小的改变, 我记得很清晰, 自己小时候背古诗, 最害怕的就是记诗人名字和朝代之类的文学常识, 因为它太难了, 而且有的根本就不明白什么意思, 于是, 我们用更贴合孩子心理需求的内容, 孩子认知能力能达到的水平来给予孩子一些额外的“营养”。让孩子在心理上更容易接受这些“文学常识”。用孩子的话来渗透知识, 这也是我们编撰的校本诵读的一大特点。

在编排的过程中, 我总是把自己当成二年级的孩子, 读着读着会想什么?想知道什么?会有怎样的反应?于是在排版时, 我就巧妙设计了一些互动的环节, 从而让孩子的阅读更有意思。还给孩子自由阅读的空间, 让想象和书写成为一种阅读的习惯。

三、反馈形式更接地气

校本诵读的内容, 不要过分增加孩子的负担, 不要从小就让孩子成为经典的傀儡。它应该为孩子后续的发展注入前行的动力。如果这些文章只是让孩子背诵一下, 似乎在老师的规定下可以达到, 那在这个评价体系的背后, 我们失去了什么?或许失去的比得到的更多。

于是, 我在每一篇文章之后, 都会有相对应的一些学习要求———也是对学生学习的一种反馈。我们的反馈遵循了:适合孩子年龄特点, 不同层次的孩子可以有不同的挑战。体验成功是孩子继续前行很大的外在驱力。

如, 读完法国拉封丹著, 远方译的现代诗歌《知了和蚂蚁》, 我从如何激发孩子表达的欲望, 让读书后的所思用孩子的语言来表达。我是这样设计的, 知了们会怎样去请求蚂蚁的帮忙呢:“勤劳的小蚂蚁 , ____________。”“可爱 的小蚂蚁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小蚂蚁, ___________。”那此时的蚂蚁们会怎么回应知了们呢?“爱唱歌的知了, ___________。”

用说话的方式激发了学生表达的欲望, 表达的指向性也很明确, 就是孩子用自己的话来讲故事给予自己的思考和启迪, 比起我们枯燥的说教要生动、灵动得多!

当然, 语言表达的练习只是我们反馈形式中的一种, 我们还注重反馈设计的层次性、多样性, 让不同层次的孩子能在不同方面得到提升, 在阅读中体验阅读带来的快乐和创造。反馈形式如果是富有儿童情趣的设计, 那孩子会更容易地体验到阅读的快乐。

作为一名语文老师, 和孩子一起阅读自己编撰的教材, 和孩子一起分享文字的魅力,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为西新孩子的幸福阅读, 编撰教材是一件幸福成长的事儿。用心去享受这个编撰的过程, 自己在其中也成长了。做一个真正了解孩子的语文老师, 才能让孩子真正喜欢文字, 真正喜欢阅读。愿西新的孩子能在西新的校本诵读课中体验阅读的快乐和魅力, 让自己能在阅读中幸福成长!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