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庭范文

人民法庭范文（精选11篇）

人民法庭 第1篇

在中国, 军队有两种叫法, 正式些的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亲切点的叫做人民子弟兵。子弟兵, 是人民母亲在唤着这支队伍的乳名, 让人想起血浓于水, 让人感受到母子深情。

刚到舟曲的第一天, 我站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淤泥堆上问身边的战士, 这里是哪里?战士停下手中的锹告诉我, 这里就是舟曲的城区, 我的脚下就踩着一栋三层的楼房和人数不明的乡亲。半座舟曲县城, 竟然被一条巨大的泥石巨龙, 硬生生地拍进了白龙江滔滔的江水里。

身在灾区, 你才能知道人在自然的面前是多么的渺小。

当灾区的群众一批批往外撤退、得到安置的同时, 一股绿色的洪流再一次逆着避难的人群, 深入到了灾区的每一个角落。人民子弟兵, 在人民遭难的时刻再一次出现在了最危险, 也是最需要他们的地方。

舟曲救灾战斗中, 兰州军区某工兵团班长唐文君第一个执行堰塞湖爆破任务。在右脚被钢筋扎伤后, 他依然坚持战斗在爆破一线, 为排除险情做出了突出贡献。

唐文君是兰州军区某集团军专业比武第一名, 曾经赴刚果金执行国际维和任务, 被联合国授予和平勋章。今年5月, 唐文君患上了甲亢住院治疗, 医生定下的复诊时间是8月9日。8月8日, 部队接到救灾命令, 迅速组成16名突击队员乘坐直升机赶赴舟曲, 唐文君主动报名。他的连长代晋文告诉我, 唐文君一个月瘦了有十几斤, 身体很虚弱, 连队在刚开始定人的时候没有定他。但是唐文君主动找到他和指导员说:“我是我们连的技术骨干, 这时候不发挥点作用, 什么时候发挥作用?”

8月8日下午1点, 唐文君赶到了舟曲。为了判定堰塞湖的堵塞点, 他在江水中来回勘察, 浑身被废墟的碎片划得伤痕累累。8月9日, 在对瓦场桥堰塞体实施第一次爆破时, 唐文君把身边的战友拦在了警戒线外, 一个人实施炸药的装填作业。唐文君说, 平时都是先捆绑好了炸药再固定雷管, 可是这一次在湍急的江水中爆破, 只能是装上了雷管再捆绑炸药。

唐文君的第一次爆破就很成功, 瓦场桥堰塞体被炸开了3米宽的缺口。可是由于舟曲堰塞湖的坝体是一个由淤泥包裹着坚固的建筑物形成的阻塞带, 炸开的缺口很快又被江水冲平。所以在接下来的抢险战斗中, 唐文君连续参加了26次爆破工作, 右脚被扎伤, 肿得穿不进鞋, 但他却没有离开爆破一线。

唐文君是一名年轻的小战士。当他的大部分同龄人还在父母身边享受温暖的时候, 穿上军装的小唐已经在为了保护人民的安全而奋力战斗。

二

在灾区, 除了像唐文君这样的年轻战士, 头发花白的老军人也能常常见到。

2010年8月12日晨, 刚刚赶到舟曲灾区的海军潜艇学院教授张可玉站在尚未垮塌的城江桥上, 遥望前方淤江断流的三眼峪堰塞体。他是我军最权威的水下爆破专家, 曾经在多次重大爆破任务和汶川堰塞湖排险中屡建奇功。

前四天, 某工兵团在舟曲的十几次爆破没有取得满意的效果。淤泥包裹的残垣断壁, 形成了一道犬牙交错、连绵几公里的堰塞带。浑浊的江水, 还浸泡着灾区群众的大片家园。

此时此刻, 张可玉的身边将星云集。解放军总参谋部、兰州军区、武警部队的高级指挥员们轻声低语, 就为了让他能够专心地观察和思考。

将军们等待的, 可能就是他的一句话。而这句话, 将直接影响指挥部定下救灾决心。淅淅沥沥的雨中, 这位年近70, 超期服役近十年的老军人箭步叉腰, 脚蹬着桥侧的台阶直视三眼峪。

一天前接到上级电话通知时, 张可玉正在上海开会。作为安保专家, 他为世博会的安保工作付出了太多的精力和心血, 却一直没有能够安下心来好好转转世博园。这一次, 他把老伴也接了过来, 准备会议结束后直奔世博园。

当领导在电话里询问老张能不能去舟曲的时候, 张可玉没有一丝的犹豫。他说:“虽然我的年纪大了, 但是作为一名当了几十年的老兵, 这个觉悟应该有。”

张可玉把老伴一个人丢在了上海, 连夜从上海赶回青岛, 回到学院时已经是夜里11点。他直接去了学校办公区, 接受首长布置前往一线灾区的具体任务, 回到家里已是半夜2点。进了家门, 他又赶紧上网打开新闻网站, 边看新闻报道里的舟曲灾情, 边思考自己赶赴前线需要做好哪些准备。躺在床上时, 时钟已经指向了凌晨4点, 张可玉的脑海里又开始琢磨起了舟曲排险种种可能采取的方案。

张可玉早上6点就出了门, 赶上了7点55分的首趟班机。从青岛飞到西安, 再转飞兰州, 随后乘坐兰州军区的汽车冒着大雨前往舟曲。张可玉饱含着全部的深情, 投入到这场抗击天灾、挽救群众的战斗中。

满街的迷彩绿、橄榄绿中, 这位身穿深蓝色海军作训服的老军人异常地显眼。蓝色的作训帽下, 丝丝白发挂满了汗珠, 炯炯的目光如同一柄利剑直刺白龙江。

淤泥、巨石、犬牙交错的断裂钢筋、随时可能滑坡倒塌的陡峭河堤, 都没能拦住69岁的张可玉。舟曲灾区的重灾点他全部都走到了, 有的地方甚至是爬着去的。

当踏遍舟曲灾区每一条河道后, 张可玉的心里有了底。看着周围将军们期待的眼神, 这位水下爆破的权威说出了自己的意见:“舟曲堰塞湖属于河床整体抬升, 爆破后的堰体碎片依然留在河道, 回填速度很快。必须在实施多点爆破, 加大爆破量的同时, 加大机械挖掘清淤力度。爆破、挖掘作业的顺序, 应从下游开始, 向上游逐步推进。”

现场来自解放军理工大学、徐州工程兵指挥学院的多位爆破专家全是张可玉亲手教过的学生。他们说, 老师已经用眼神炸开了淤塞的江水。

按照张可玉和他的弟子们提出来的建议, 新的舟曲堰塞湖排险方案开始实施。每一声隆隆的爆炸声后, 长臂挖掘机及时跟进, 第一时间把炸碎的堰体碎片从河道了清除出来。

瓦场桥、罗家峪、三眼峪……白龙江的堰塞点一个个被排除。

180立方每秒、240立方每秒、350立方每秒……白龙江水的下泻速度每天都在加快。

10厘米、50厘米、1米……白龙江淤塞河道的水位也不断地下降, 再下降。

浸泡在江水中的家园多露出来一点, 灾区群众重新开始生活的希望就多了一分。舟曲隆隆的爆破排险声就像驱凶辟邪的爆竹, 正在驱散灾区群众心中的那片乌云。工程机械轰鸣的挖掘, 挖去了灾后的废墟, 也慢慢挖走了灾区人民积在胸口的那份阴郁。

爆破专家张可玉用他擅长的爆破技术, 为灾区的群众炸出了一片平安。

三

在舟曲的采访, 让我又串联起了我在历次抗灾采访中的一幕幕回忆……

6月24号, 抚州唱凯镇古港村已经被决口的洪水浸泡了3天。然而, 100岁的老人姜晚女依然滞守在她那栋两层老楼里。

瓢泼大雨中, 镇上的工会主席找到了抗洪的官兵。当我们驾舟、涉水来到老人家中时, 看到了老人和她的儿子、媳妇。

儿子说:“妈, 出去吧, 家里真的危险。”老人说:“不, 我要守着我的老屋, 人走了有偷儿咋办?”

媳妇说:“妈, 雨还要下, 再呆下去会生病。”老人说:“不, 到外面住我不习惯!”

工会主席看着我们, 两手一摊, 摇头低语:“已经三天了, 谁劝都不听。”

谁劝都不听!连儿子、媳妇都劝不了, 谁去劝, 老太太还会听呢?

小战士胡建走上去了, 帽檐滴着水, 裤腿沾满泥, 一双手握住了老人的手:“奶奶, 我们是子弟兵。我们接您来了!”

老人的语气竟然温和起来:“伢子, 人走了有偷儿。”胡建说:“奶奶您放心, 我们有战友会留下巡逻, 会给您看好家。”

老人又说:“伢子, 出去了我不习惯。”胡健说:“奶奶, 政府已经给您安排好了, 出去了我们也会来看您。”

这时, 老人握着小战士的手, 竟然点下了头, 说了一声:“走!”

小战士胡建开始为老人收拾换洗的衣物, 接着趟着泥水把老人背到冲锋舟边, 战士们用雨衣包着救生衣给老人设了冲锋舟上唯一的软座, 最后把老人送到安置点。

这一路, 老人的儿子、媳妇不停地说感谢, 工会主席连连地感叹不可思议。而被深深震撼的我, 一直沉浸在思索中。

为什么?为什么一位经历过多少世事变幻、人间沧桑的百岁老人, 一位连至爱亲人都劝不动的倔强老人, 会如此地听从一位18岁小战士的话呢?他们一共才有两句对话啊!

信任, 只有绝对的信任才能有这样的情节发生。老人也许不会信任一个和她孙子一般大小的年轻孩子, 但是, 她信任这个孩子身上穿着的这身绿军装。江西是老区, 小战士胡建的那一声我们是子弟兵, 一定唤起了老人对红色队伍的深刻记忆。她信任这支队伍, 所以她信任这支队伍里的每一个人, 信任子弟兵给她说的每一句话。

2008年抗击雨雪冰冻灾害, 某红军师的官兵们冒着路滑坠崖的危险把发电机送到贵州铜仁灾区的中学里。高三学生的家长们泪流满面, 他们的孩子终于不用点着蜡烛复习了。一名学生对我说:“我爱解放军, 毕业了要当兵。”

“5·12”汶川抗震, 我们在武文斌烈士灵堂前采访群众。大嫂、大婶哭声一片, 一位老伯捶着心窝说, 丧子之痛, 丧子之痛。那一刻, 我感觉在场的所有人都是武文斌的兄弟姊妹, 父母双亲!

今年年初云南抗旱, 战士们背着50斤的水桶为楚雄偏远山区的群众送去救命水。几位70多岁的老大娘竟然扑通几声跪在了官兵们的面前。大娘们摸着官兵们发紫的肩膀说, 儿子们在外打工, 孙子们在外读书, 记得她们这些老人的, 还是当年的恩人解放军, 还是现在这些亲人子弟兵!

再想想我从江西转往福建报道抗洪。当驰援的官兵完成抢险, 准备撤离南平、三明灾区时, 老乡们知道了消息。一时间, 男人们准备宰牛杀猪, 女人们张罗着煮蛋熬汤, 拿出家底要为子弟兵们送行, 谢恩。最后, 部队把启程的时间定在了凌晨4点, 悄悄地离开了营地。

人民法庭 第2篇

传统文化的新文化体系、新价值体系、新道德体系

2010年12月，蔡洪滨被任命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时，他刚刚度过43岁生日不久。作为一位年轻的院长，蔡洪滨教授一直非常低调和务实。有着丰富留美经验的他曾表示“我个人更喜欢做研究”。日前，《中国经济报告》记者就广泛的话题对他作了专访。

中国经济报告：你有在中西方求学的不同经历，在你看来，中国和美国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区别在哪？你如何看待现在国内的经济学研究？

蔡洪滨：在我看来，中国的情况可能并不完全适用所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国的市场经济与西方非常不一样。在中国，一个简单的现象，你都很难概括。光华管理学院的大多数老师都是从海外回来的，他们对中国的经济问题都非常感兴趣。我跟这些年轻的老师说，你们研究中国的问题，一定要到地方和企业多看看。但在国外不一样，在国外做经济学研究是没有调研这一说的。为什么国外就不害怕脱离实际的问题呢？这就是中国与国外的区别。

具体来说就是，首先，国内的研究还没有达到分工的层面，系统性的数据也不是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多人去收集；有了数据以后，也没有那么多的专家去分析。第二，美国的经济和中国经济不同。在美国，研究一个政策问题，这个政策一出，联邦法案一旦成为法律，各个地方都得执行，不执行就会有人来起诉你。而中国出一个经济政策，在沿海地区是一个执行结果，在中西部又是另外一个执行结果。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不同的情况，各个地方的执行结果五花八门。根据这些情况，收集一个全国的数据，你根本不知道数据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只有到各地了解实际情况，才知道收集到的数据是什么。所以，国外的经济学家不主张调研，但是回到中国一定要做调研。

以国际贸易理论为例，最新的贸易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出口应该是有效率的企业出口，在中国做一些实证研究会发现，这个结论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形式完全不一样，和现有的贸易理论也完全不一样。不能简单说这些理论不对，应该思考，这些理论在中国为什么会不对，不对的原因是它的假设和中国的现实不一样。它的假设是说，一个企业要出口到海外，比开发国内市场要难。但是，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如果你是一家广东、上海的制造企业，你去开发国际市场，比开发成都和西安的市场可能还要容易。所以，不同的理论，在中国的适应程度不同，研究中国问题，就一定要对实际情况非常了解。

20世纪80年代，市场机制的理念被引入，对推动当时中国的经济改革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90年代，中国开始引进系统的教学体系和研究方法。一批从海外留学回来的学者建立了一些学术机构，如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也采取了新的研究和教学方法。21世纪以来，经济学研究进一步扩展，逐渐形成研究中国问题的氛围，研究成果持续增多，水平日益提高。可以说，一方面，经济学研究在中国发展良好，另一方面，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比如，中国的整体研究水平还有待提高，经济学研究人员从数量到质量都还非常不足，经济学研究社区建设还不成熟，学术评价体系和人才市场有待完善，很多领域的研究还只是刚刚开始，等等。当然，也要看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经济学研究正在变得日益重要起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现阶段改革进入了深水区，重要经济问题的解决需要严谨细致深入的经济学分析。讨论和制定重大经济政策的需求对于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经济报告： 国外经济学研究一直非常注重模型分析，近年来国内的研究也越来越模型化，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蔡洪滨：国外经济学的分工非常细。有专门出具数据的，有专门分析数据的，还有各个层次的分析。在美国做研究，你拿到一份数字，它说的是什么，那么我们相信这背后就是什么。所以，即使一辈子在学校里做理论，当你碰到一个具体的问题，把不同的文章和研究报告拿过来，基本上就可以掌握比较全面的事实。在别人已经分析出来的很多事实基础上，你可以就这个现象深入挖掘，最终按照自己的理论维度，朝着有意思的方向去探索。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经济现象都是很复杂的，没有一个模型可以客观、完美地描述清楚现象。模型不是来描述现实的，而是抽象化之后用来发现原来没有发现的东西。模型不是试图更真实地描述现象，而是帮助我们理解真实。

中国经济报告：那么，在你看来，如何才能把西方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应如何创新？

蔡洪滨：中国经济理论的创新，从研究方法来讲，我个人认为应该走国际化和本土化相结合的道路，做有世界水平的中国学问。应该说，国际学术界有一些非常好的研究方法，比如在大样本的数据基础上，怎样提炼出有意义的因果关系。这是很好的工具，我们可以很好地利用。有一种看法是，现在要建立中国的经济学，要把经济学研究大本营放在中国来。有些人为此拼凑一些概念，拼凑一些方法，这些是站不住脚或者经不起实践检验的。还有另外一种看法：中国在搞市场经济，西方经济学模型是不是搬到中国来就可以用？我认为这也是非常不对的。我觉得我们需要掌握好方法，只要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好用的分析方法都可以用，但要确实了解中国的情况，把这种好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样才能做出有意义、有创新性的理论成果。

经济学的主要功能并非为了取悦大众

中国经济报告：你认为，经济学家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里面，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或者说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蔡洪滨：经济学家当然应该扮演经济学家的角色。经济学的主要功能并非为了取悦大众，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它的最终目标是“of the people，from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属于人民，源自人民，并服务于人民）。经济学在当今中国，好像是一个所谓的显学，大家都在讨论，大家都觉得经济学家很重要。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是反对这种说法的。说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工具，这把经济学太过工具化了。经济学如果能起到这个作用当然好，但是，我认为经济学首先是一种社会科学。我想强调的是它的科学性，经济学跟社会学、心理学及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对所研究问题的分析框架，它的前提条件，需要比较清楚，要在一个比较科学的体系下讨论我们所关注的社会经济现象。

总之，经济学是一种社会科学。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我觉得科学精神首当其冲。科学精神就要求经济学家对所研究的问题，要有深入的分析，要有严谨的态度。

“决定性作用”这一提法排除了任何理论上的含糊

中国经济报告：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是中国的既定国策。你如何评价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决定？

蔡洪滨：《决定》的内容非常丰富，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16个方面60条重大部署。经济体制改革是此次改革中的重点，主要有三个重要突破：第一，更加清晰地明确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这一变化反映了我们对市场化改革的决心更加坚定。“决定性作用”这一提法排除了任何理论上的含糊和不清晰，这应该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探索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最明确的说法。第二，明确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目标。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市场体系还是一个不统一、不够开放的市场，也存在很多无序竞争。这一目标的提出对未来如何通过改革构建一个良好的市场，从微观基础上做了非常清晰的阐述。第三，将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放在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决定》非常明确地指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这赋予两种市场主体以平等地位，其实这也是市场经济能够真正发挥效率的一个必要条件。

“调结构”的危害是取代了深层次体制改革

中国经济报告：你曾讲过，传统“调结构”的危害是往往取代了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这些危害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政府又该在“调结构”中扮演何种角色？

蔡洪滨：一个危害是“调结构”成为一个大筐，什么都往里装，容易掩盖经济中的主要矛盾。对于“调结构”，可谓众说纷纭，但是我们并没有讲清楚究竟要调整什么，为什么调，也没有分清什么是可以调整的结构。更重要的是，“调结构”往往取代了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很多亟须推动的改革踏步不前。传统“调结构”的另一个危害是：往往造成更严重的资源配置扭曲。

在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情况下，不存在政府动不动就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的情况。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经济结构是市场运行的自然表现，其本身没有优劣之分。机械地“调结构”是一种计划经济惯性。现在我们也延续了计划经济时“调结构”的一些手段和做法，其实这阻碍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发挥。这也常常体现在政府不断制定的产业政策支持计划上，一轮一轮地“调结构”之后就形成一轮一轮的产能过剩，陷入了一种越调越乱、越乱越调的怪圈。我们应该彻底放弃机械地“调结构”这种做法。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能起的作用，一个是宏观调控，另一个是通过各项改革去完善市场环境，包括法制环境、商业环境、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市场主体的公平性等等。只有把这些市场微观机制完善好，才能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真正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使得经济能够相对稳定地运行。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是增强社会流动性

中国经济报告：你对中等收入陷阱也非常有研究，你认为中国应该如何借鉴别国经验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你曾公开表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是增强社会的流动性，为什么？

蔡洪滨：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社会上讨论得很多，能不能化解中等收入陷阱，对于中国未来二三十年的发展至关重要。仔细研究世界各国经验和教训就会发现，有些国家，看其经济政策很一般。比如韩国，韩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去的时候，它用的经济政策，无论是替代政策，还是工业化政策，或者其他政策，从经济理论角度来看，并不完全合理，在其他国家看来，也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另外一个例子是墨西哥。墨西哥可谓占有天时、地利、人和，市场环境优越、交通离美国便利，美国又专门开放了自由贸易，墨西哥自身也进行了很深入的改革，出台了宏观调控政策，但是几十年来，墨西哥经济一直在中等收入水平徘徊。有些经济学家研究它的经济政策，发现它的经济政策并没有问题。所以，没有事实能明显地证明，一个国家某些方面做对了，这个国家就一定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再深入分析，你会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哪些国家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是日本、东亚四小龙等国家。哪些国家是陷入中等陷阱最典型的国家？是拉美这些国家。这两类国家的区别并不在于他们的政策和资源禀赋等方面；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在社会流动性方面。这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尤其拉美国家，其社会流动性很差，社会结构非常固化。以教育为例，拉美国家的小孩要接受好的教育，最好的机会是必须出生在教育背景很好的家庭；如果出生在父母背景不好的家庭，基本上没有机会得到良好的教育。反观日本、韩国等国，对教育的公平和重视程度，在全球是首屈一指的。这充分反映了这些国家间的最大差异是社会流动性，是全社会的年轻人能不能得到公平的教育机会，能否公平参与市场经济，能不能看到这样一种希望：不管自己的出身怎么样，通过自己的努力就可以改变命运。

中国消费被低估，投资被高估

中国经济报告：你之前曾说过中国的消费被严重低估，世行报告也认为中国消费是被低估的。理由何在？

蔡洪滨：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学术界有不少批评的声音。体现在当前政策导向中的一种主流观点是内需失衡，即所谓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投资过多，消费太少”。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其主要原因是对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存在误读。我认为，如果按国际可比口径算，中国消费被严重低估了。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的住房消费被低估。美国住房消费占家庭消费的20%，占GDP的14%。其计算方法是：如果你租房住，租金就是你的住房消费；如果你是自住房，也按等价租金来计算。中国的住房消费仅仅占居民消费的8%，占GDP的3%，比例相对较低，主要原因是统计口径不一致。我们不是按等价房租计算，而是对房子的历史价格按照50年折旧来算。如果按国际同口径计算，中国住房消费占GDP的比重至少被低估了5%。

第二，服务部门的消费被严重低估。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在70%以上，发展中国家印度是57%，泰国是53%，而中国仅45%。人们经常拿这个数据来论证中国经济结构不合理，服务业比重太低，但是数据背后的不可比性往往被人们忽略。以医疗和教育消费为例，中国医疗价格是国家管制的，教育价格也被人为扭曲，都未能反映真实的市场价值，被严重低估。中国服务业存在大量的家政、中介等非正式的现金交易，其劳动产出没有纳入统计。此外，在中国特殊的会计制度下，政府部门的“三公”消费、企事业单位的各项招待费用，这些条目都没有被统计成消费。我们曾经用世行大范围的企业调查数据做过一个研究，发现中国企业的差旅费和招待费占GDP的比重远远高于国际水平，这些不同形式的消费，在中国的会计制度中都变成了企业成本。如果用以上因素对统计结果进行调整，我觉得最保守估计，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可以提高大概10个百分点。

第三，投资。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多年来被严重高估。将每年各省公布的当地GDP数据加总起来，都要高于中国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数据。例如，2009年各省GDP高出全国2万多亿元，2012年高出5.76万亿元，2013年高出6万多亿元。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各省之间在统计中存在重复计算，二是地方政府的政绩注水，这两者都主要集中在投资领域。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我认为中国经济中消费被低估了10%，投资被高估了10%，两相抵消，跟公布的GDP总数可能差不多。现在官方统计投资占GDP比重47%，其实，其比重应该减少10%，也就是37%左右。日本、韩国早期经济增长的时候，投资占GDP比重也是40%左右。据此判断，中国经济不存在严重失衡问题，投资比例仍在正常区间。有人说37%的投资比例还是过高，美国现在投资仅占17%，发达国家普遍不到20%。这种简单类比是非常错误的。经济学上并没有最佳投资比一说，因为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情况都不一样。投资比例多少算合适，不能一概而论，没有人能明确告诉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比例应该是多少。

中国经济报告：这种错误的估计会对中国经济政策造成何种影响？又该如何纠正呢？

蔡洪滨：对经济形势的错误判断，干扰了我们对政策导向的选择。中国经济现在增速放缓，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在所谓的调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框架下，一些正常的合理投资受到质疑，新开工项目投资增速明显放缓。不但公共投资的积极性下降，民间投资积极性也受影响，很多民营企业家持观望态度。

刺激消费抑制投资，也就是所谓的再平衡，不会使中国经济回到正确的轨道，只会使经济在错误轨道上越行越远。中国经济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民营企业投资没有信心，没有可能做长期投资，这是经济持续下滑的最深层原因。如果这种认知错误中加以改变，中国经济还会持续下行，真的有可能导致衰退甚至危机。

我们要纠正这个错误判断，就必须回归经济增长的本质。官方所谓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都是从需求角度讲，总需求的调整只是短期调节宏观经济的平衡，解决不了经济的长期增长问题。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增长要依靠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是通过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质量改进提升生产率，这才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唱衰中国的言论并不正确

中国经济报告：有人说中国股市长期疲软，房地产成交率也不高，行业也不景气，中国经济在走下坡路，国际上很多人也在担心中国经济。你对中国经济的现状持何看法？

蔡洪滨：我个人的看法正好相反，短期内我们没什么问题，我们现在短期调控的能力应该还是不错的，但是长期来看，面临很多挑战。从短期来看，我还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我觉得我们在预测经济形势的时候，往往会犯一个常见的错误：如果当下大家感觉比较好，就会认为以后会一直好下去；如果当下稍微碰到点困难，这种悲观情绪就会使得所有人预期看空。事实上，中国现在的经济确实困难很大，而且这些困难可能比官方数据所显示的还要严重得多。但是，如果我们观察经济增长的一些基本力量，我认为这些困难都是短期的，中国经济短期内走出这种困境问题不大。所以，对于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发展，我还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中国经济报告：国外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在唱衰中国，你对此如何评价？

蔡洪滨：前段时间的确很多西方经济学家都在唱衰中国，认为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是比美国次贷危机更严重的一次危机，对于世界经济是一个难以想象的灾难。这些经济学家用他们的方法看中国，用他们所熟悉的模型和分析框架看中国，往往会看走眼。这些方法本身没有错，理论逻辑也没有错，但是背后的假设并不符合中国实际。比如，不少经济学家说美国货币政策中最主要的一个理论是货币主义，货币主义最简单的公式是说整个社会的价格水平乘以社会经济总量等于货币供应量乘以货币流通速度。这个公式有四个变量，如果经济总量一下子很难改变的话，价格和货币供应量就联系在一起。从大面上讲，这没有错，或者说没有太大的错，对美国来说是挺适合的。但据此判断中国房价的走势，就是简单照搬。在美国，上述公式的四个变量中，两个变量较为固定，基本不变，另外两个变量之间具有线性关系。在中国，还没有这样类似深入的研究，货币流通速度在中国实际上是经常变化的，不是一个不变的因素。所以，有的时候货币供给量增加了，价格不一定上升，因为货币流通速度变化了。这个假设在美国和在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唱衰中国的言论也不都是正确的。

常来中国的美国人对中国经济往往会很乐观，从来没来过中国的美国人，对中国经济往往比较悲观。虽然这些常来中国的美国人也不见得对中国经济有多了解，至少他们看到的东西多一些。对于美国人来讲，很容易把他们看美国的角度自然地套用在中国。实际上，这两个国家的背景、制度、国情差别太大，制度、文化发展阶段都有相当大的不同。另外，中国确实很复杂，像我们这种在海外学习、工作过很长时间的人，回到中国后，要真正对中国有了解，也需要相当多的实践，需要非常用心地去了解，更不用说对中国不熟悉的国外学者了。

理性看待中国GDP成为全球第一

中国经济报告：据世行的一个报告，按照PPP（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你的判断呢？你认为，应如何理性看待中国GDP成为全球第一？

蔡洪滨：我自己并不觉得这是一个重要事件。第一，购买力平价这一方法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它的计算方法有很多随意和主观的因素在里面。有时候用作国际比较，有一定意义，但它依然不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指标。第二，即使我们认可PPP的做法和指标，拿总量来做这个比较的意义也不是很大。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指标是人民的生活水平、人均收入，或者简单一点，人均GDP的水平。我刚才讲了，中美还是处于非常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左右，所以，过分强调中国的整体数量很大，并没有太大意义。

人力资本投资可能是影响长期增长的最重要因素

中国经济报告：在长期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蔡洪滨：在国外的经济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要素由资本、技术、劳动力这几个因素构成。西方的经济制度保护产权，其作用是让人们有积极性投资于资本、投资于创造。所以，西方的经济理论关注资本积累和创造的积极性，他们并没有关注的一点是劳动力的投入。不是说他们不重视劳动力，西方这些理论也认为，劳动力不只是指一个人能否干活，而是指这个人能干多少活，所以是人力资本的概念。但是，现有的经济理论从来没有关注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为什么在有的社会，年轻人愿意读书，愿意去学各种各样的技能，愿意提高自己的劳动生产力；而在有的社会，年轻人愿意呆在家里面，愿意看电视，愿意聚在一起抽烟、赌博、在街上闲逛。观察年轻人的状态，你就知道社会有没有活力。实际上，人力资本投资可能是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未来中国既要重视正式制度建设，更不能忽视非正式制度建设

中国经济报告：你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要着重注意哪些方面？

蔡洪滨：我认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当然要强调市场机制的完善，当然要强调法制建设，当然要强调政府行为的规范。还有，我们绝对不能够忽视非正式制度的建立。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既符合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又适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新文化体系、新价值体系、新道德体系。这个问题对于未来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原因在于，我们的正式制度，市场也好、政府也好、法制也好，都有很大缺陷，所以，需要在非正式制度建设上面更加着力。

中国经济未来面临的挑战的确很大，但中国经济总量很庞大，要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需要时间和耐心，关键要保证投资质量和效率。

中国经济报告：你为何重点指出非正式制度建设？

蔡洪滨：从制度学派的观点来看，制度分为两种，一种是正式制度，一种是非正式制度。这些所谓非正式的制度就是文化价值体系、道德体系在一个社会里对公民行为的规范和影响。比如说北京的堵车，有人说新的交通规则——闯黄灯扣6分——加剧了这一现象。其实我们想一下这个红绿灯制度，尤其是黄灯，它的设立本意上是为了红灯和绿灯之间有一个缓冲，要司机根据自己的现实情况，该过的、能过的快点过，不能过的快点停。这个黄绿灯制度实际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在其他国家都实行得很好，但是在中国就出现问题了，因为很多司机没有把黄灯当做一个缓冲器。所以，交管部门开始下重手，把闯黄灯的处罚变成闯红灯的处罚。这个现象说明，再好的制度设计，其运行好坏，取决于文化的因素、习俗的因素、人的规范和人的道德水准。

模型不是试图更真实地描述现象，而是帮助我们理解真实

蔡洪滨。CFP供图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其社会流动性很差，社会结构非常固化

中国经济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民营企业投资没有信心，没有可能做长期投资，这是经济持续下滑的最深层原因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经济新常态孕育持久新机会。

蔡洪滨简介：

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8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并获学士学位，1991年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7年获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年至2005年任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2005年至今任教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曾任应用经济系主任、院长助理、副院长。2010年12月至今，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教授还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政协委员、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以及民盟北京市副主委等社会职务。

人民内部矛盾并非人民币矛盾 第3篇

权利与利益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权利在性质上是一种道德原则和价值判断，它关注社会行为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具有伦理主义色彩;而利益则是以社会效果作为衡量标准，具有功利主义的倾向。利益可以协商，而权利不能妥协。比如人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健康权等，是不可以随意转让和剥夺的。正是由于权利不是以功利和社会效果为基础，而是以正当性的演化以及与利益无关的道德原则为基础，因此权利优于利益，并制约着利益。

权利与利益之分决定着矛盾主体的主导地位。在一个权利至上的社会里，“每个人都享有建立于正义基础上的不受侵犯的权利，即使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也不能将其践踏。”而在一个利益优先的社会里，主持分割利益的主体则居于主导地位。利益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化权利，它由国家以法律形式分配给予个人，受法律保护。在利益发生冲突时，尽管利益主体可以通过协商、谈判、讨价还价的方式进行协调，但是掌握法律的国家权力成为最终的仲裁者，个体权利退居其次。换言之，个人权利在一个利益至上的社会中将被转换成可量化的利益，它的存在要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前提。由此一来，恰当的界定多数人利益或公共利益就变得至关重要。

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纠纷有相当部分表现出来的实际上是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现实实践中，部分地方基层管理部门不仅忽视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而且往往把公共利益部门化，认为公共利益就是“公共部门利益”，以“多数原则”为幌子，将利益分配给所谓“看不见的多数人”，而把损失分摊给没有话语权的弱势群体。公共利益的强势成为一个不必言说的现实。

人民法庭指导基层人民调解工作制度 第4篇

一、培训学习制度。加强对人民调解员的法律知识培训，提高人民调解员的法律知识水平和调解能力，每半年到村指导调解委员会一次（按2011年目标管理考核要求执行）。重点对调解工作中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相邻纠纷、宅基地纠纷、婚姻家庭纠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中过错责任及赔偿数额的确定，以及调解协议制作上对主体内容和具体格式的要求等进行辅导培训。

二、联系制度。向人民调解员发放《指导便民联系卡》，载明联系人、联系方式、指导内容，加强与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热线联系，从而增强指导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并且主动与辖区党委、政府联系，定期与司法所沟通，完善法庭、乡（镇）、村三级调解网络。

三、纠纷排查制度。每半年对各村级调委会进行一次纠纷摸底排查，掌握纠纷信息情报，对排查出的纠纷及时主动调解，对纠纷苗头及时做好疏导、化解工作，防止纠纷的形成；每进行一次纠纷排查，掌握纠纷重点户、重点人、重点事的情况，组织调处重点、疑难纠纷。

四、典型案件旁听制度。选择公开审理的典型案件，尤其是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到案发地开庭审理，邀请人民调解员与群众进行旁听。人民调解员通过旁听庭审，听取双方当事人陈述、举证、质证和法官的认证分析，更多地了解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合同性质及所涉及的相关法律知识，以增强对他们的法律知识水平和调解纠纷能力。

五、信息反馈制度。对在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以司法建议的形式反馈、告知司法行政机关或人民调解委员会。

人民法庭 第5篇

关键字：人民法庭；农村法律服务；作用；现状

一、农村法律服务的界定

农村法律服务是我国特有的一个词汇，至今尚未有确切的定义。在实践中，农村法律服务的主体呈现多样化，包括农村地区的司法组织、村委会、乡镇政府、基层派出所、法律服务所等。其次，农村法律服务的对象也极为广泛，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其服务对象还包括个体工商户和服务业者等非农主体。所以，笔者认为应该从广义上去理解农村法律服务，分别看待其不同的主体在这过程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以便更好地完善这一服务体系。

二、人民法庭在西部农村司法中的作用

农村法律服务体系中主体较多，但作为真正司法组织的却只有人民法庭，其在农村法律服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言而喻。总的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职能：

1.基层司法的功能。人民法庭作为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依照法律的相关规定审理案件，实现对个案的定纷止争，体现司法正义。基层司法的職能就是基层人民法庭行使法定的司法职能，这也是人民法庭最主要的职能。人民法庭通过这个职能，审判了许多的案件，坚守在司法为民的第一线。

2.兼具纠纷解决和法律服务职能。在纠纷解决方面，人民法庭通过依法审判，实现对个案的定纷止争，促进个案的纠纷解决。纠纷解决功能主要是伴随着司法职能的实现而得到体现，法律服务职能的单独实现，有可能也伴随着纠纷的解决。实践中，经常有农村居民来人民法庭咨询相关法律问题，此时法庭内的工作人员则充当了法律服务者的角色，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这样，人民法庭既实现了纠纷解决职能，又为当地人提供了免费的司法服务，在农村法律服务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基层治理的作用。通过延伸司法职能，参与社会治理，促进矛盾纠纷的源头化解，培育理性文明、民主和谐的基层社会秩序。②这个功能是通过延伸其自身固有的司法职能，与其他乡村司法机构和组织、地方行政相联系和相结合，共同参与治理社会而发挥的。人民法庭作为基层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其他组成结构一样不可或缺，都是实现基层治理的必要环节，都在农村法律服务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三、人民法庭在西部农村法律服务中存在的不足

1.人民法庭的工作人员专业水平和素质参差不齐。关于基层法官的大致状况，苏力先生曾做过调查，主要有复转军人进法院、大专院校毕业生进法院工作、其他地方单位调进法院工作等三类①，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基层法庭的法官的专业化水平值得深忧。实践中，受到地区经济水平和工作待遇影响，高学历的法学人才在西部基层更加少见。

2.人民法庭办理案件数目很多，而人员数量和人员配置不合理，在上级法院过于追求司法效率的指导下，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案件的审理，不利于基层司法正义的实现。数据显示，在西部农村和其他边远地区，人民法庭办理审结的案件在同期人民法院办案总数中占很大的比重。因而法庭工作人员在农村法律服务中的积极性不高，对当事人态度冷漠，不利于向农民普及法律知识和为他们维护合法权益支招。

3.基层法律服务队伍逐渐减少，农村法律服务缺少国家法律保护。从2000年开始，全国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数量急转直下，从业人员大幅减少，据统计，全国真正在一线从事法律服务的人员不超过3万人，实际从业的法律工作者与农村人口的比例还不足0.003%。②从法律的角度来说，需要对农村法律服务提供相应的法律保障，以解决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满足农村法律服务市场的需求与发展。

4.基层法庭的审判和调解呈现出不同的结构形态，价值导向更加趋向社会稳定③，其受到的不同外力影响因素仍然很多，由此可能影响基层司法的效率和司法正义的实现。人民法庭的审判体现出的更多是一种形式上的司法，而在调解中，法官经常处于主导地位，因而更像是一种传统的治理化形态。而现在价值导向却从社会治理转移到了社会稳定。在乡村司法中，基层法官也易受到行政权力和其他外力影响，对基层司法实施形成不利的环境。

四、完善人民法庭的对策

人民法庭在农村法律服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仅需要人民法庭自身的不断完善，同时也要求其他主体的不断改进。从这两个角度来谈，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

1.加强基层法官的文化和专业素质建设，将书记员专职化，对基层司法工作人员进行法律专业训练，进一步使基层司法工作人员专业化。基层法官、审判员和书记员等司法工作人员专业化水平和素质不高，是我国基层司法普遍存在的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关乎法治化进程的一个重要问题。基层法官需要努力提高专业能力，国家应该考虑建设健全完备的法律人才培育制度和法律人才选拔制度，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使基层司法工作人员专业化。

2.合理配置各人民法庭工作人员数量，完善法院内部考评和监督制度，使司法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提高司法效率。提高对法律中程序性方面有关规定的重视，注重保护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人民法庭在提供法律服务的时候应当按照相应的规定进行，既不耽误工作，也不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努力做到司法效率和司法正义的双重实现。

3.逐步完善其他农村法律服务主体，设置律师服务机构。西部农村地区由于贫穷，专业法律人才和律师服务机构缺少，因此可以在这些地区设立一些专门的律师服务机构，在经济较为发达的需求量大的地区或在需求量小的几个地区联合设立律师事务机构，这对合理构建农村法律服务体系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我国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农民对农村法律服务的需求逐渐增大，但由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巨大差异、东西部农村之间存在的客观差距，使得西部农村法律服务体系远未成熟，农民的法律意识仍很淡薄，所以乡村司法组织任重而道远。想要让西部农村的农民群众真正享有法律服务需要各个主体的不断努力和完善，需要积极发挥人民法庭的作用，建设合理而完善的农村法律服务体系。

注释：

①参看，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237至247页。

②陈婷《农村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调查与思考》，载《法治与社会》，2010年5月（上）。

人民法庭 第6篇

教育是一个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 但很长时间内, 我们更重视教育的“国计”性, 而忽视了教育的“民生”性, 也就是说我们更多关注教育对于国家发展的贡献而较少考虑到教育对于个人生存与发展的意义。尽管个人利益与社会和国家整体利益是一致的, 比如国强则民富, 但这二者的利益又不可能完全相同。国家的发展和个人的发展一样都有阶段性, 例如, “精英教育”对国家的某一发展时期是非常有益的, 但是某些个体则可能因为“精英教育”而利益受损。如何协调“国计”与“民生”是政府的重要任务。令国人欣慰的是, 在综合国力大为增强的今天, 我国已深刻认识到“教育是重大民生问题”, 让人民满意成为政府的行为准则, 这也是改革开放30年来, “人的解放”的必然结果。

关注民生, 政府就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人民自然要参与政策的制定。现代社会中, 国家的教育制度“代言”了民众的整体需求, 要想这种“代言”切实有效, 政府就要倾听民意, 民众就需要通过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机制来伸张权益。民意的畅通表达不仅可以让民众的权益最大限度地被予以保障, 同时不同群体的利益主张碰撞, 也有利于让民众明确自己的权利边界, 更有利于增强政府工作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因此, 一个能使不同阶层的民众都能有效伸张自己权益的沟通机制在民主社会尤为重要。政府提供怎样的平台让人民参与到教育制度的建设中来, 这是需要社会各方努力探寻的。

当前备受关注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以下简称《规划纲要》) 的制定工作迈出了令人振奋的步伐。有学者指出, “《规划纲要》公开讨论在中国当代教育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是一次重要的制度创新, 打破了多年来闭门决策的模式,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此次《规划纲要》的制定采取了事先公示的方式, 并提供了多种平台让民众参与《规划纲要》的制定。

2008年8月29日正式启动《规划纲要》的研究制定工作之后, 规划领导小组与工作小组并没有急于起草《规划纲要》的内容, 而是开展了广泛的调研。这次调研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同类工作借鉴。

一是调研方式多样。“重大战略专题调研、重大项目调研、各类社会调研、广泛听取社会意见”, 这四种方式调动了不同群体的人员。2008年下半年, 众多的专业人士参与了《规划纲要》制定的实地调研、访谈、座谈、研讨, 一些教育研究院校、机构, 甚至全体成员都通宵达旦地为《规划纲要》的制定献计献策。2009年年初, 《规划纲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引起社会各界的热议, “收到意见的规模在教育部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二是民众表达建议的渠道畅通。除教育部提供了网络发帖、电子邮件、普通信件等方式以供民众表达建议外, 纸面媒体、网络媒体、电视媒体积极介入, 通过专题报道、官员采访、连线专家、征文等形式为民众表达建议意见提供了广泛的平台。

三是反馈及时。2009年伊始, 教育部就《规划纲要》的制定举行了两次新闻发布会:及时通报调研情况, 介绍意见收集组的工作程序, 并公布了依据民众的建议调整后的调研重点问题。对于民众意见的及时反馈, 有利于保护民众参与教育的热情。

人民法庭 第7篇

《粤江流域人民历史》所述内容横越了数千年, 然而在这其中作者对于铜鼓做了一章的专项写作。因而铜鼓对于这一地域的人们来说重要性可见一斑。本文 (铜鼓印记) 是在对该书第二十一章学习之后的读后感, 并就铜鼓在这一地域的产生与发展、地区分布、壮族铜鼓等方面作梳理性写作。充分体现了铜鼓这一敲击乐在壮族人民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及重大意义。

2 铜鼓简介:

在我国古代西南少数民族中铜鼓是一种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铜器, 它本是一种打击乐器, 后来逐渐成为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因此成为民族首领或贵族所追捧, 并认为它是一种极为贵重的重器或礼器。铜鼓历史悠久上至春秋战国时期下至明清时期, 其中制作的最为精美的还属汉代铜鼓, 形式多样, 成为西南许多少数民族中最具代表性的民族文物。按照铜鼓流行的地区和各异的式样, 主要可分为两大派 (滇系和粤系) 。总体上体型较小是滇系的特点, 花纹以单弦分晕为主, 晕圈构造大小宽窄各有不同。铜鼓体型高大的主要出现在粤系铜鼓, 鼓面雕有立体的青蛙。

3 壮乡人民“铜鼓印记”

3.1 起源:

关于铜鼓的起源地, 现如今受到认可的说法为云南中部地区的壮乡文山———“铜鼓之乡”。从青铜制造的历史上来看, 春秋战国时期云南中部已具备较为发达的青铜冶炼技术以及丰厚的青铜文化, 因此可以推测该地区为铜鼓的铸造创造了一个必不可少的技术条件。楚雄万家坝出土了一批西周至春秋时代的最早的铜鼓, 这就为铜鼓起源于云南中部提供了直接证据。

3.2 壮乡铜鼓史:

壮乡铜鼓历史悠久最早出现于公元前二世纪。在田东县锅盖岭出土的战国时代的铜鼓, 有利的证明了壮乡铜鼓的历史源远流长。壮乡铜鼓已经成为文物《后汉书·马援传》说:马援南征交趾时, "得骆越铜鼓"[1]。研究发现考, 这里所说的铜鼓所在地正是现今的广西境内。自汉代以后, 有关广西壮乡铜鼓的记载屡见不鲜。

3.3 相关文献记载:铜鼓历史悠久, 对壮族具有极其非凡的意义, 因此有关其的记载也屡次出现在各个文献之中。

3.3.1《陈书·欧阳頠传》曰:

梁左卫将军兰钦之少也, 与 (欧阳) 頠相善, 故頠常随钦征讨。钦南征夷稽, 禽陈文彻, 所获不可胜计, 献大铜鼓, 累代所无, 頠预其功。[2]

3.3.2《晋书·食货志》曰:

孝武太元三年, 诏曰:“钱, 国之重宝。小人贪利, 销坏无己, 监司当以为意。广州夷人, 宝贵铜鼓, 而州境素不出铜, , 阁官私贾人, 皆于此下贪比输钱, 斤两差重, 以入广州, 货与夷人, 铸败作鼓。其重为禁制, 得者科罪。”[3]

3.3.3 裴渊《广州记》却说:“俚僚铸铜为鼓, 鼓唯高大为贵, 面阔丈余。”[4]如此之大的大铜鼓, 目前来看只有广西、广东相邻的云开大山区才有。

因此《广州记》、《晋书》、《陈书》等书中有关铜鼓的记载皆为壮乡铜鼓。

3.4 分类与形制内涵:

壮乡铜鼓的制作工艺十分精细, 其材料主要成分为铜, 同时加入锡、铝等共同铸造而成。铜鼓可分为五个部分即面、胸、腰、足、耳, 高超的制作工艺使其相得益彰浑然一体。从鼓结构来说可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 (分别对应胸、腰、足) 。腰间常铸有两对鼓耳。通常来说铜鼓鼓面直径的大小有五十公分左右, 高度大致有三十公分 (个别的略大) 。鼓腔中空, 无底。两侧铸有铜环鼓耳。常在鼓面和鼓身上雕刻着精美纹饰。

3.4.1 以下几种是铜鼓常用的装饰花纹:

3.4.1. 1 铜鼓中鼓面最为常用的饰纹为太阳纹, 它主要为两种形式:

光芒呈长的锐角的太阳纹用于滇系铜鼓中, 而粤系则以光芒则细长如针的太阳纹为主。

3.4.1. 2 在壮乡铜鼓纹饰中蛙纹极具特色, 常用多只 (四只或更多只) 蛙的立体浮雕状为主。

这些蛙或是面对鼓心, 或是背对鼓心, 或是向同一方向旋转。更为有趣味的是还有叠蛙的形式, 也称之为垒蹲蛙, 小蛙蹲在大蛙的背上, 有的多达三四层。

3.4.1. 3 鹭鸟纹:其形为鸟头有大的羽冠, 以飞翔状, 姿态甚是优美。

3.4.2 形制分类:

(1) 万家坝型、 (2) 石寨山型、 (3) 冷水冲型、 (4) 遵义型、 (5) 麻江型、 (6) 北流型、 (7) 灵山型、 (8) 西盟型。

3.4.3 纹饰内涵

3.4.3. 1 反映对自然现象的崇拜。

壮族人民在从事长期的农业生产过程中, 认识到阴晴雨雪的变化, 与太阳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但无法解释着这种天气现象的产生的原因。

3.4.3. 2 北流型壮乡铜鼓。

壮族人民认为“万物有灵”, 从而对太阳极为崇敬, “太阳与月亮的传说”在壮族的民间广为流传。直至解放前, 挂“日月牌”的情况在依旧壮乡存在。因此鼓面正中必以太阳作画, 反映了壮族人民在生产民生活中对阳光的渴求。

3.4.3. 3 反映对雨水的渴望。

在壮族铜鼓中多使用方形的雷纹与圆形的云纹。这反映了壮族先民在劳作之中对求雨的心理状态。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就出现了这种图文, 从甲骨文中同样可看出它的演变, 在青铜器广为使用的商周时期获得以发展。铜鼓用它作花纹图案, 清晰的反映了壮族先民长期从事农业生产。以雷纹影响最大, 并因求雨而修建了雷庙, 解放之前南宁亭子仍旧立有雷庙, 古时壮族人民把六月二十四日作为雷公的诞辰日。

3.4.3. 4 图腾崇拜的反映。

或是鼓面雕刻有多只蛙, 亦或是大蛙背着小蛙的形象, 当然还有的是大蛙中有多只小蛙。这清楚的表示了先民对蛙的崇拜。因“蛙鸣即铜鼓精”、“鼓声宏者为上”, 龟蛙能预知天时, 因而认为其乃神物。铜鼓作为壮族先民的重器, 在人民心目中具有崇高地位, 因而鼓面饰蛙就是一种对图腾崇拜的象征。解放前东兰县每年还举办“埋蛙婆的盛典之俗”。

3.4.3. 5 反映了壮族人民的历史传说。

如竹节纹, 《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说:“有竹王者, 兴于遁水, 有一女子浣于水滨, 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间, 推之不肯去, 闻有儿声, 取持归破之, 得一男儿, 长养有才武, 遂雄夷狄 (《水经注》作“遂雄夷濮”) , 氏以竹为姓。”[5]由于在古代僚人和近代仫佬族中, 有着竹王的传说和崇拜情况。因而铜鼓面上刻有竹节纹便不足为奇了。

3.4.3. 6 反映壮族先民的生活和环境。

《旧唐书·地理志》说:邕州、宣化州所治灌水在县北, 本胖柯河, 俗呼郁状江, 即骆越水也。亦名温水, 古骆越地也。”[6]按温水即南盘江。南盘江与红水河相接, 因此, 温水就是胖柯河, 唐代叫骆越水。划船纹跟濮族住于濮水有关。其他如水波纹, 亦跟濮水有联系。

古时壮族人也有存在骑马的在情况, 因此立体骑马纹也在鼓面纹饰中被刻用。这样的铜鼓花纹也反映了壮族人民骁勇的战斗精神。

3.5 用途。

嘹亮的壮族铜鼓声音, 在古代具有是传达信息或发号司令等重要作用, 也用于祭祀、赏赐或作为进贡的重器。至明清以来,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其逐渐变为了较为普遍的娱乐敲击乐器。人们常在喜庆的节日或在宗教的活动中祭祀祖先运用。

因壮族铜鼓被神化而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成为人神之间沟通的宝器, 故史书载:“夷僚……击壮族铜鼓、沙锣以祀鬼神”[7];民间还流传着它拥有驱邪除恶的能力;所以人们都认为, 通过它可以洗刷心灵中的痛苦和忧愁, 从而得以排解心中的迷茫;还可以祈求心愿与表达诚意之功用。并且, 敲击壮族铜鼓, 奏乐起舞, 常用于婚丧庆典或重大节日之时。以示“天地自然和谐相生, 人文情怀长存不息”, 同时表达了对和平幸福生活的向往。

3.5.1 铜鼓舞特点。

动作大致可分为六种形式左右。每种舞姿各有其特定的舞步和拍子, 风格多样。男女青年围成圆圈队形是铜鼓舞中集体舞的一种固定形式。主要可分为半圆形、一字排开形、纵列形、交叉对跳形、四方形五种队形。舞步矫健有力, 舞姿灵动多变, 夸张的动作幅度, 情绪高涨。鼓手们以激动的呼喊声将表演推向高潮, 整个演奏过程跌宕起伏, 场面宏大, 表现了苗族人民豪放、质朴的民族性情, 抒发了思想感情。

3.5.2 敲法。

敲奏铜鼓的手法千变万化, 鼓声铿锵有力带有极强的律动感。皮鼓一面, 摆在铜鼓中间。当铜鼓敲响, 并进入节拍之后, 皮鼓手从人群中跃出, 双手持两根鼓棒, 围着皮鼓敲击。他是舞蹈中的中心人物, 必须同铜鼓奏出的节拍, 边敲打, 边跳各种舞蹈动作。动作变幻莫测而极富有力量。

铜鼓舞在表演上气势恢宏场面与壮族古代“三月三”对歌的传统习俗息息相关, 都具有活跃、谐趣及生活气息浓厚的特点。

4 结语:

通过对铜鼓历史的梳理以及其在壮族中的重要地位。可以发现铜鼓对壮族的人民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 贯穿了壮族人民的生活的各个方面。铜鼓的发展演变史都充分说明了其在壮族人民心目中拥有着不可取代地位。

无论是作为权力的标志亦或是作为神格化的神明还是作为乐器用于节日和祭祀, 都体现了铜鼓与壮族人民的生活生产紧密相连。因此无论是在历史记载中还是民间表演中都带着本民族的印记。

当然, 铜鼓除了以上的特点, 铜鼓还涉及到矿冶、铸造技术、声学等人文历史的价值。因此对于铜鼓的发掘、保护与研究上仍需不断的探索。从而更为深刻了解壮乡铜鼓。

摘要：铜鼓历史悠久上至春秋战国时期下至明清时期, 而铜鼓对于粤江流域人民人们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在阅读《粤江流域人民历史》一书过程中对铜鼓产生了好奇。本文通过对历史、地理、人文等方面的梳理体现了壮乡人民对铜鼓的“独爱”。

关键词：铜鼓,壮乡人民,神格化

参考文献

[1]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历史.中华书局, 1912.

[2]姚舜安.中国南方少数民族铜鼓演奏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1996 (01) .

[3]张冬茹.壮族铜鼓传说的文化研究.广西民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 2009.

人民法庭 第8篇

革命战争年代,江西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付出了巨大牺牲。让老区人民过上好日子,是革命先烈为之奋斗的理想,更是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这些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西按照党中央部署,把扶贫攻坚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强化组织领导,完善帮扶机制,加大投入力度,取得了明显成效。2013年和2014年,全省一共减贫150万人,是历史上减贫力度最大、老区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由于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等原因,革命老区发展依然落后,扶贫开发任务依然艰巨繁重。截至2014年底,江西仍有276万贫困人口,农村贫困发生率7.7%。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中,我们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把扶贫攻坚作为重中之重,全力以赴啃下这块“硬骨头”,确保老区人民与全国人民一起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坚持点面结合

点面结合,就是面上抓整体推进,点上抓精准扶贫。江西是贫困面较大的省份之一,有17个县(市、区)被纳入罗霄山区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54个县(市、区)被列为赣南等原中央苏区范围。近两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下,我们大力实施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战略,认真落实罗霄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我们把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用好国家战略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帮助贫困地区改善生存条件,提升发展环境,切实解决制约发展的长期性、瓶颈性问题。贫困地区多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外面的企业不愿进来,里面的优势资源难以开发。我们把重点放在打好基础设施建设攻坚战上,加快通达贫困地区的高铁和高速公路建设,加快县与乡镇之间公路建设,早日把一条条致富路修起来,促进人流、货流的四通八达,真正让老区天堑变通途、旧貌换新颜。

扶贫攻坚进入新阶段,更要在精准扶贫上下功夫。贫困群众致贫的原因很多,有的因病致贫,有的因灾致贫,有的因不具备或丧失劳动能力而致贫。2014年,全省基本完成了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建立了贫困户、贫困村电子信息档案,详细记载了每家每户的人口结构、文化程度、致贫原因等具体情况。我们运用扶贫大数据,在摸清底数、区分类型、找准问题的基础上,分类施策、因户施策,“量身定做”个性化扶持措施,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一是定政策。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实施“雨露计划”,加强就业培训、搞好就业服务,千方百计帮助他们实现就业,确保零就业家庭至少有一人就业;对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对象采取特惠性措施,以低保等社会救助政策“兜底”,保障其基本生活;对生存环境恶劣、就地脱贫难度大的贫困人口,扎实推进易地扶贫搬迁,有序引导贫困人口向县城、工业园区、中心镇、中心村搬迁转移,彻底“挪穷窝”。二是定对象。实施党员干部结对帮扶、种养大户和合作组织带动帮扶等办法。三是定目标。通过帮扶到户,使扶贫对象收入水平有明显提高、生产生活条件有明显改善、自我发展能力有明显增强,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的目标。四是定责任。落实扶贫到户责任制,把帮扶到户成效作为检验扶贫工作的根本标准,作为考核干部业绩的重要依据,要求各级党委、政府以摘掉贫困县的帽子为荣,全力以赴带领群众脱贫致富。

注重远近统筹

远近统筹,就是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扶贫首先要救急济弱,解决好老百姓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保障贫困群众基本生产生活。为此,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把急事、难事放在前面来办,加快推进贫困地区的房、水、路、电和特困群体生活改善五大工程,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向贫困村覆盖。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力度,从根本上解决贫困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结合新农村建设,加快解决危旧土坯房改造,给老百姓一个安全的生活条件。着力解决饮水安全和用电问题,使贫困地区饮水水源水质达到国家Ⅲ类标准,具备条件的地方逐步用上自来水。加快实施贫困地区农村电网升级改造,满足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用电需求。加强教育扶贫,让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接受公平的、有质量的教育,以斩断穷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健全贫困地区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实现县县有标准化综合医院,乡乡有规范化卫生院,行政村有合格卫生室。总之,扶贫工作首先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多做“雪中送炭”的事,确保贫困群众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

发展是减贫、脱贫的根本途径。增强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才是扶贫工作的长久之计。我们高度重视产业扶贫,把扶贫开发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与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结合起来,不断增强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实施“四位一体”产业扶贫措施,按照选准一个优质高效产业、组建一个支撑有力的合作社、设立一个放大贷款的风险补偿金、创建一个部门帮扶新机制的模式,开展产业扶贫到户工程,一揽子解决贫困户发展产业目标不准、资金短缺、经营分散等难题。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坚持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游则游,引导贫困地区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加快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提升综合实力。尤其要积极推进农村改革,着力培育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大力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和农业产业化水平,更好地组织和带动贫困农户发展生产。扶贫先扶智,扶智先学技。贫困地区农民之所以穷,多数是缺乏致富技术。我们着眼于提高农民综合素质,结合当地产业发展需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实用技术、就业创业知识培训,加强基本文化素质教育,不断提高扶贫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为脱贫致富提供最根本的保证、最持久的支撑。

促进内外兼修

内外兼修,就是既争取外部支持,又激活内部活力。这些年来,中央机关、国家部委对江西的支持力度较大。《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以来,各支援单位都出台了援助政策,下派了挂职干部,为加快老区脱贫致富发挥了重要作用,老区人民发自内心记党恩、赞党好、跟党走。我们要用好用足政策机遇,主动和中央单位对接,扎实推进相关政策、项目的落地生效。对已经明确的扶持政策,一条一条认真梳理,一条一条对照研究,一条一条抓好落实;对已经明确的重大项目,制定时间表、任务书、责任人,确保签约项目早落地、落地项目早开工、开工项目早投产。

脱贫致富,既要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更要靠自身的主动作为。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本。解决贫困问题,固然离不开外部观念、资金、技术、项目的推动,但最根本的还是要激发内生动力,靠贫困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们绝不能满足于要了多少资金、多少项目,而要着眼长远发展,下大力气培育支柱产业,建好重大平台,这才是老区发展的百年大计。贫困群众既是扶贫开发的受益主体,也是扶贫开发的实施主体。要继续教育引导贫困群众坚定战胜贫穷、改变落后面貌的信心和决心,克服“等靠要”的思想,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幸福美好新生活。要让贫困群众参与扶贫开发规划制定、扶贫项目建设、扶贫项目管理和监督全过程,充分尊重他们的意愿和民主权利,充分调动他们自我脱贫致富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着力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优质高效的政务环境和创新创业的社会环境,让更多的资本、人才和创新成果在老区落地生根、发展壮大。“给钱给物,不如建个好支部。”要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大力推进“连心、强基、模范”三大工程,配好配强贫困地区基层领导班子,加强贫困地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尤其是把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帮助贫困村选好配强村支部书记,使之成为带领农民致富、密切联系群众、维护农村稳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落实扶贫开发政策措施、各项工作和目标任务提供组织保证。要加强扶贫资金的使用监管,坚决防止截留和贪污行为,防止挪用扶贫资金搞形象工程,真正把扶贫开发打造成民心工程、德政工程和廉洁工程。

推动齐抓共管

齐抓共管,就是既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又鼓励社会各界参与。要按照“政府主导、统筹规划、社会参与、多元投入”的思路,有效整合扶贫资源,形成扶贫攻坚的强大合力。各级党委、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把扶贫开发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把解决贫困问题作为最重要的政绩之一,真正做到工作部署上经常研究,政策资金上加大倾斜,干部配备上优先加强。各级党政主要领导要坚持重大问题亲自研究、难点事项亲自协调、任务落实亲自过问,切实把扶贫开发放在心上、抓在手上。各级部门和单位要认真落实行业扶贫任务,从制定政策、编制规划、分配资金、安排项目等方面向贫困地区倾斜,统筹加大扶贫开发投入力度,增强扶贫开发整体合力。要继续实施“四个一”组合式扶贫,即每个县一名省级领导、一个省直部门、一家国有企业定点扶贫和省财政每年专项支持1000万元扶贫资金,有力助推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加快脱贫致富步伐。

扶贫攻坚是全社会的事业,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要着力畅通社会力量参与扶贫的渠道,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完善扶贫捐赠减税免税等政策举措,通过给荣誉鼓励、用政策引导、以机制推进,汇聚壮大社会扶贫力量。要引导民营企业采取“公司 + 基地 + 农户”模式,辐射带动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和贫困群众增收。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到贫困农村捐资助建、助学、助困和培训人力资源、吸纳劳动力就业、推广新技术新品种、帮助销售农业产品等,开展形式多样的“帮村带户”活动。要积极开展扶贫志愿者行动,构建扶贫志愿者服务网络,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方式参与扶贫。要加强舆论引导,大力宣传热心扶贫的先进典型,弘扬“扶贫向善、济困光荣”的社会风尚,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扶贫、参与扶贫、支持扶贫的浓厚氛围。

人民币离岸业务与人民币区域化 第9篇

一、离岸金融中心的定义及人民币离岸业务的开展

离岸金融中心又被称作境外金融市场或离岸金融市场, 是指境外居民在货币发行国境外或境内参与经营、兑换、投资本国货币, 进行资金融通的, 不受货币发行国的法规和税制限制的货币交易中心。离岸金融中心对交易者最具吸引力的就是其高度国际化和自由化的金融管理体制以及优惠的税率制度。

某种货币离岸业务的发展是其国际化的必不可少的过程, 随着该货币相关的离岸业务开展和以该货币为计价单位的产品增长扩散, 货币国际化的市场条件就逐渐形成了。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 中国非居民对人民币的需求量将会逐步增加, 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流通量也会逐步增加, 而人民币离岸业务正好为这种流通提供了一个载体。通常情况下, 人民币离岸业务一般包含人民币个人业务, 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 人民币债券及裹在业务, 人民币保险业务等。

二、国际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欧洲美元市场”的形成带动了早期离岸金融市场的出现, 这一阶段离岸金融市场刚刚成型, 处于发展的萌芽期。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是离岸金融市场在西欧形成一定的规模, 并进入快速发展期。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末是离岸金融市场在欧洲区域成熟并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了全球扩展期。离岸金融市场在80年代飞速发展, 形成了完善的发展模式并具备全球化的地理分布。90年代离岸金融市场发展趋于停滞, 各国纷纷反思离岸市场建设的经验教训, 其发展也进入调整期。在2000年以后, 国际离岸金融市场对于加强监管的呼声越来越高, 呈现稳步前进的趋势。21世纪以来, 离岸金融业务又开始恢复增长。非银行金融机构在离岸银行业务结构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 离岸银行业务结构不断优化。全球离岸金融市场发展最显著的进步主要体现在监管和信息透明上。虽然全球离岸金融业务曾在在2002年略有下降。但随着规范式监管制度的形成, 全球离岸金融业务量稳步上升。据估计全球有一半的金融交易在离岸金融市场发生, 离岸市场中积累的财富超过6.5万亿美元。较为知名的全球离岸金融中心就有40多个, 世界私人财富的约20%投资于离岸金融市场, 世界货币存量中的50%在离岸金融市场中周转, 银行资产的22%投资于离岸金融市场。

三、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选择

人民币国际化的首先应保证人民币成为亚洲区域性货币, 增强人民币在中国周边国家的派生能力。在未来世界经济中, 中国和亚洲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贸易与投资联系日趋频繁, 无论是亚洲新兴经济体还是中国都需要一种货币为媒介的来促进金融交易往来, 特别是最基本的投资清算服务和贸易结算业务, 以及相关的融资服务。这种货币不能是美元, 只能是人民币。这些金融服务的开展必然带动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建立, 选择建设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是人民币离岸业务开展的关键。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金融竞争力的强弱、服务的好坏、服务范围的大小、金融机构数量的多少, 都关系到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发展, 继而影响到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在最近的十年中, 香港和新加坡发展迅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的新兴力量, 而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 东京在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复从前;另外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强势, 上海正在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中扮演不可忽略的角色。

对于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构建过程中, 主要是通过是从 (1) 离岸金融市场的收益 (2) 离岸金融市场的成本 (3) 制度环境这三个要素进行考虑。具体的考虑因素如下表所示:

资料来源:陆红军.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评估研究。

从以上大因素综合考虑, 香港、新加坡、上海都有成为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潜力。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人民币离岸规模只会越来越大, 单一的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并不能满足离岸人民币业务的需求。但就目前情况而言, 我国经济金融和发达国家尚有一定差距, 不可能同时建设多个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先期重点建设一到两个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 不但符合长远考虑还能兼顾人民币国际化全局。

从几大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竞争力以及离岸金融中心的选择要素考虑, 香港相比于其他城市都有巨大的优势。全球金融机构大部分都在香港开展业务, 全球最大的100家银行中的68家在香港开展业务在2007年底香港就拥有200家银行机构, 这其中外资银行的数量达到了132家。香港共有258个境外银行香港代表处及外资认可的机构。香港有亚洲第二世界第七的股票市场, 亚洲第二大基金管理中心。香港的保险及债券市场发展也迅猛, 香港还是亚洲最大的对冲基金中心和亚洲的基金管理中心, 亚洲第二大基金管理中心。香港可以说是东南亚地区最佳的资本投资平台。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金融中心的优势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政策支持和优惠的税制。

香港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从2003年开始, 政府就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的相关政策。另外, 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对比, 香港不仅税率较低, 还对离岸金融服务提供减免税优惠。

2. 较为成熟的人民币业务基础。

香港是海外人民币流通最广、人民币业务开展最全面的地区。香港人民币结算贸易额在2010年占到了人民币跨境结算额的七成以上, 到2011年所占的额度已经超过了八成。大部分跨国企业都愿意将贸易投资所得的人民币存放在香港, 这些都促使香港成为除了中国内地市场之外的一个最具规模的人民币资金池。另外, 人民币已成为香港仅次于港币的第二大交易货币。香港不但是目前离岸人民币业务最完善的地方, 同时还是境外人民币存量最多的城市。

3. 金融机构的聚集地。

前文关于此点已经说明, 香港相对于内地最大的优势在外汇自由兑换和资金自由流动。

4. 完备的制度条件和良好的金融环境。

香港拥有高度自由的经济体制和健全的法律体系, 其完善的金融基设施以及高效的金融监管体系, 都使其成为全球闻名的金融中心和离岸金融中心。另外, 香港还具有较为丰富的离岸交易及监管经验, 只要国家相关政策给予扶持, 香港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有望在短期内取得较大发展。

5. 透明高效的金融管理体制。

香港一直实施高度自由化的金融管理体制, 在2009年和2010年全球金融中心《经济自由指数》, 香港的经济自由度连续两年排在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首位。

就目前而言, 香港无疑是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首要选择。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上海和新加坡的潜力。上海作为中国大陆最重要的金融中心, 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规模和内外交易带来的巨额资本流量会极大地扩展其金融市场交易容量和范围, 而香港与大陆货币的不统一也使上海更具竞争力。新加坡有着与香港不相上下的金融竞争力, 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往来更为频繁, 这些也促进新加坡成为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

四、人民币离岸业务对人民币区域化的作用

首先, 人民币离岸业务开展以及离岸金融中心的建设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在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 选择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业务试点可以为以后开展人民币离岸业务提供宝贵经验, 可以通过香港让人民币成为亚洲区域化货币进而走向国际化。其次, 人民币离岸业务可以促进人民币回流, 增加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业务, 促进人民币境外债券业务和国债业务的发展, 使人民币成为区域储备和投资货币, 实现人民币的区域化。再次, 离岸金融市场的建设, 可以规避我国企业外贸过程中的汇率风险, 有助于提高境外人民币投资者抵御风险的能力, 从而促进人民币的跨国直接投资。最后, 人民币离岸市场在港发展能带动中国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深度。把部分外贸以美元计价的地区和国家转变为人民币计价, 促进这些国家和地区于中国经济的联系度。

总之, 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 应努力促进人民币成为亚洲区域性货币。而人民离岸业务开展和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建设是人民币区域化的关键。把香港建设为辐射整个东南亚的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 无疑会大大促进人民币区域化进程。随后, 在借鉴香港人民币离岸业务发展经验的基础上, 全面推动各大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建设, 并最终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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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巴曙松.把香港打造成人民币离岸中心[J].沪港经济, 2003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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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曾之明.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发展研究[D].中南大学, 2011.

[5]贾辉艳.离岸人民币市场与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J].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5 (1) .

[6]沈建光.离岸市场迈向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石[J].中国金融, 2011 (7) .

让苏区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奔小康 第10篇

在《若干意见》酝酿起草的半年时间里，中央政治局5位常委先后作出13次批示或指示。4月，国家42个部委派出149人组成联合调研组深入赣南，进村入户，调研入微，为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问题“把脉开方”，仅2个多月后，《若干意见》就正式出台。

“四特”赣南

“特别地位”、“特殊贡献”、“特殊困难”、“特殊扶持”，观察《若干意见》，“四特”赣南的提法引人关注。

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地跨赣闽粤，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最大最重要的革命根据地，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所在地，是人民共和国的摇篮和苏区精神的发源地，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和巨大牺牲。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由于种种原因，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与全国的差距仍在拉大。

目前，赣州18个县（市、区）仍有国家扶贫重点县8个，按国家新的2300元贫困线标准，贫困人口达215.46万，小康目标实现程度比全国低10.3个百分点。

“把老区的真情实况带上去，把群众的期盼愿望转化为政策。”《若干意见》起草调研负责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为党和国家作出过特殊的贡献，有着特殊的地位，如今面临特殊的困难，必须采取特殊的措施，努力促进赣南等原中央苏区超常规、跨越式发展，让苏区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奔小康。

此次出台的《若干意见》中制定了2015年和2020年“两步走”发展目标，并要求国家发改委牵头建立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负责对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指导和统筹协调。下一步，国家发改委还将会同有关部门与江西、福建、广东三省抓紧编制赣闽粤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

中部政策“西部化”

全国革命老区扶贫攻坚示范区，全国稀有金属产业基地、特色制造业基地和特色农产品深加工基地，重要的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我国南部重要的生态屏障，红色文化传承创新区，是《若干意见》对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区域的五大战略定位。

围绕五大战略定位，《若干意见》出台了一系列含金量高、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被当地干部最为看重、对当地影响最大的是三条：执行西部大开发政策、国家部委对口支援和中央财政对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财力补助。

在赣州市发改委副调研员朱俊东看来，“赣州市执行西部大开发政策”是给予赣州的最大政策支持。据此，位于中部地区的赣州18个县市区有望全面享受西部大开发政策，让赣州在发展政策上成为“中部的西部”。

2007年，国务院确定中部六省中243个县（市、区）比照实施西部大开发有关政策，其中赣州有赣县、上犹、安远等10个县（市）。对比分析表明，10个“比照县”的主要经济指标增长明显快于另外8个“非比照县”。

“可以预见，新增8个县（市、区）执行西部大开发之后，赣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条件将全面‘西部化’。加上赣州毗邻沿海的优势，承接产业转移将大有可为，赣州有望迎来一轮投资高潮。”朱俊东说。

先行先试政策多是《若干意见》的一大特点。赣州市委政研室调研员黄明哲说，据不完全统计，《若干意见》出现了9个“试点”、5个“试行”、4个“探索”、2个“试验区”、4个“示范区”、13个“重要基地”和30个“重大项目”，并有5个“扶持”、7个“补偿”、9个“补贴”、11个“优惠”和128个“支持”，赣南等有望成为现代农业、城乡发展综合改革、旅游扶贫等多项政策先行先试的新“特区”。

土地政策支持也是《若干意见》的一大亮点。其中“支持赣州开展低丘缓坡荒滩等未利用土地开发利用试点和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试点，相关指标单列”，被认为是为赣州这个丘陵地区量身定做的土地政策。赣州市国土局副局长符艳冬说，在一个地方同时进行这两项试点，赣州是全国首创，这将有效缓解赣州在承接产业转移时面临的“土地瓶颈”的制约。

稳增长的潜力点

解决突出的民生问题是《若干意见》的切入点，研究者分析，推进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既可改善赣南苏区的城乡生产生活条件，也将为扩内需、稳增长提供新的发展空间。

例如，仅赣州18县市的土坯房改造，就将带动数百亿元的投资需求。《若干意见》提出，将把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土坯房危房纳入农村危房改造中央补助范围，加大扶持力度，率先完成赣州市的改造任务。据此前赣州市调查，赣州全市现有土坯房69.5万户，每户按照100平方米建造，每平方米600元计算，即使按现行国家农村危房改造每户1.1万元的补助标准，将带来417亿元的投资需求。

《若干》意见还提速或新增了一系列重大项目，包括加快赣（州）龙（岩）铁路扩能改造，开工建设昌（南昌）吉（安）赣（州）铁路客运专线，规划研究赣州之深圳铁路客运专线，改造扩建赣州黄金机场，加快鹰瑞梅铁路、赣井铁路、浦梅铁路、广梅汕铁路扩能前提工作，研究论证瑞金电厂扩建项目，规划建设抚州电厂、粤电大埔电厂“上大压小”工程等电源点项目。据初步测算，仅提速的昌吉赣客专和新增的赣深客专，其投资规模就将达到千亿元以上。

跨境人民币结算与人民币国际化研究 第11篇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稳定因素的增多,尤其是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更加凸显,而跨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步,该业务的稳健发展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尤为重要。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是指经国家允许指定,有条件的企业在自愿基础上以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的结算,商业银行在人民银行规定的政策范围内,直接为企业提供跨境人民币相关服务。为提高应对国际货币体系动荡的主动性,及时加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与人民币国际化研究,对保障我国经济金融稳健发展,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货币国际化的条件和路径

(一)货币国际化:理论分析

从主要货币国际化的实践历程和理论研究看,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需要满足如下基本条件:一要有足够高的国际贸易占比。Grassman(1973)认为在进口国和出口国之间的贸易中,一般会选择出口国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和计价单位,贸易规模直接决定货币的国际需求。英镑和美元国际化初期,英国和美国进出口贸易分别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5%和15%左右,联邦德国和日本也分别为10%左右。二要有足够大的经济规模,Bergsten(1975)认为一国货币国际化的条件应包括经济与政治两个方面,关键货币是由最强的经济实力所支撑的。英镑和美元成为国际货币时,其GDP分别占世界的5%和27%;马克和日元成为国际货币时,其GDP占世界的5%和7%。三要保持较稳定的货币币值,Krugman(1980)认为具有相对较低的交易成本是一国货币成为国际媒介货币的前提,而稳定的价值对于一国货币保持低水平的交易成本至关重要。

1970-1989年联邦德国年均通胀率为3.9%,汇率年均变动仅为1%,为马克成为国际货币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金融市场发达、货币可自由兑换、金融基础设施完善等也是货币国际化的重要条件,成功发展成为国际货币的国家均对本国货币的国际化采取一定的制度安排。李建军(2003)认为英镑利用了殖民战略,美元利用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双挂钩制度,马克和欧元国际化依赖的是货币主权联邦制的区域性制度安排,而日元由于单边推进并实施了不恰当的政策,所以未达到预期目标。

李稻葵、刘霖林(2008)认为在境内实行有步骤、渐进式的资本账户下可兑换,逐步改善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为人民币走出国门的创造成熟条件。任哲、王思程等(2008)认为应在时间、区域、功能上取向阶段性,先周边后区域再全球,先贸易后投资再储备。即在地域上先使人民币周边化,推进人民币在港澳台三地及俄罗斯和越南等周边国家的流通,逐步再成为区域性主导货币。在货币职能上先使人民币成为结算货币,逐步增加人民币在全球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份额,再使人民币成为投资货币,并逐步成为主要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要投资币种,最后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

(二)四种货币国际化的经验分析

1. 英镑与美元。

英国在19世纪中期就已经具备了绝对的经济优势,但其贸易收支却始终是赤字。已显现大英帝国逐渐走下坡的征兆,但从金融循环来看,贸易赤字(逆差)将本币英镑作为世界货币播种到全世界,由于英国实行金本位以及在国际贸易中的霸主地位,在1870-1914年英镑发挥了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然而在二战中大大增强了经济实力的美国,为挤开传统世界货币英镑,先是在大战期间对欧的军事援助都使用美元结算,战后再通过马歇尔计划,对欧提供了130亿美元的复兴援助,仍要求用美元结算,其目的实际上起到了保证有一定规模的美元外流的作用,并有效地将美元渗透入欧洲,然后实行自由贸易主义,开放国内市场,主动扩大进口,推进了美元全面成为世界结算货币的进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多年,美国的对外贸易一直是顺差,但美国却一直利用积累的贸易顺差进行大规模的对外投资,以弥补美元的回流。美国利用其在二战中建立的世界霸权地位和世界第一的黄金储备量,通过布雷顿森林条约,将美元升级为其他国家的储备货币,并由此站稳了世界结算货币的第一把交椅。虽在1971年美国出现战后的第一次贸易赤字以后,且贸易赤字在1984年起还不断地扩大,其巨额的贸易逆差,对美国的国内经济产生了很多负面作用,但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却从未受到丝毫撼动。至今,全世界已到了虽不想储备美元但又不得不储备的地步。可见,长期的贸易逆差在客观上起到的使美元净流出并被储备的效果。

2. 马克与日元。

德、日两国在20世纪60-70年代所处环境大致相同,大量的贸易顺差给两国货币带来了巨大的升值压力,经济都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高速增长期。在此背景下,德、日两国都选择逐步放松并最终放弃外汇管制,两国货币的国际化都始于货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使用,得益于区域货币联动机制的制度设计。德国在马克升值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通过资本账户逆差大量向外输出马克,增加了国际市场上的马克供应,减轻了国内的通胀和马克升值压力,避免了因美元贬值购买资产的损失。德国马克稳健的走势加上德国央行的公信力,导致马克在区域贸易投资中被广泛采用,并被广泛接受为国际储备货币,从而促进了德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日本通过贸易顺差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国内资产价格持续上涨,日元面临升值压力。但日元的不稳定和自由浮动,其作为价值储藏手段的效能也无从发挥,这是扼杀日元国际化的主要原因。可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对国际化结果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德、日两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与当今中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期,本币进入升值的通道。但当今世界金融格局已基本成型,人民币要想楔入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中必将招致既得利益集团的极力抵制。

纵观历史上英镑、美元、马克和日元国际化的条件和路径:货币国际化与一国的经济实力相联系的,与该国资本账户的自由化进程和金融体系的完善程度密切相关;在持续大额贸易顺差条件下,由政府通过推动各种形式的本币对外融资输出金融资本,继而带动产业资本输出,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本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强化本国货币在国际贸易、结算、储备等方面的优势,形成本币的境外自我循环,最终实现国际化。

二、跨境贸易人民币业务与人民币国际化

(一)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发展与人民币国际化

1. 经常项目层面:

经济实力的增强为人民币成为区内贸易货币结算奠定了基础。我国已经是世界贸易大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进出口总额已超过GDP的60%。2011年3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已经达到3万亿美元,巨大的经济体量和不断上升的全球经济影响力,使得人民币初步具备了越出国界发挥货币职能的条件;同时货币多样化的组合可以减少因为储备货币的币值波动,而带来的储备货币资产的缩水情况。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增加国际货币的币种和数量,形成多元国际货币的格局,有利于发挥“反格雷欣法则”,使处于强势的国际货币更好地发挥国际货币的作用,同时使处于弱势的国际货币减少其发挥效应[1],该机制的优势性在金融危机中得到了很好验证。因此,我国境外人民币业务的范围逐步扩大,而且在海外建立分支机构或兼并收购,从事跨国投资、生产和销售。截至2010年底,参与试点的出口企业由最初的365家增加到67 359家,为人民币成为结算货币奠定了基础。

2. 走向资本领域:

布林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是推动人民币跨境结算的动力。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信用货币本位和浮动汇率制为主的时代。发生在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使人们意识到美元“一币独大”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以及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性。为此,各国迫切需要一种相对稳定的币种。从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着稳中有升的态势,也让人民币在边境贸易中受到欢迎,如人民币在俄罗斯等周边国家已经成为边贸结算的主要币种。人民币跨境结算有效避免了美元汇率波动过大所造成的损失,实现了人民币作用范围从国内向国际的扩展。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深化与恶性循环不断演化的形势下,不但境内进出口企业对人民币用于国际结算有强烈需求,而且那些希望从人民币升值中获取收益的境外出口商,及在内地有相当投资规模和人民币收入的外资企业,对使用人民币进行国际结算也具有较大需求。因此,应在全球多元贸易结算体系中增加人民结算的领域和空间,使全球多元结算体系更具有灵活性和活力。

3. 政府间合作层面: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继续扩展,需要中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政府间合作是树立人民币的国际信誉,保障和推动人民币的全球流通,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环节。目前,合作内容主要有四方面:一是双边贸易本币结算,“金砖国家”等对此表现出了较强的合作意向,中俄双边本币结算协议已经签署;二是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目前我国已与韩国、香港、新加坡、新西兰等12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三是边境贸易本币结算,即在边境贸易中推动人民币结算,已在中国和越南等国的边境贸易中付诸实践;四是与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亚洲开发银行(ADB)、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等,在人民币参股、经济合作与发展、贷款、官方援助等方面有广泛的合作空间。中委大额融资项目是跨境人民币结算的典型案例,实现了对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局部均衡和重大突破,这为跨境人民币结算谋求一般均衡提供了有益借鉴[2]。

4. 企业效益层面:

在国际金融危机形势下,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积极效应。相对外汇结算,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优势明显。据统计,仅仅委托银行进行衍生品交易的费用就约占企业营业收入的2%-3%,同时还涉及到开信用证、结汇以及汇兑等费用。综合起来,采用人民币进行对外贸易结算可降低了企业4%-6%的贸易成本,进而有效提升我国外贸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5. 银行间合作层面:

商业银行进行海外拓展、完成国际化布局,开辟新的盈利空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以来,人民币跨境业务逐渐在周边、区域、全球等不同范围,投资、融资等多个领域全面展开,提高对客户的综合服务能力,开辟新的盈利空间。随着人民币对外投资的放开,促使各商业银行加大境外扩张的步伐、加速完成国际化布局,商业银行通过海外网络扩张,拓展人民币跨境业务。

(二)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发展与人民币国际化

1. 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扩展面临制度和政策约束,增加了宏观经济调控难度。

我国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扩展面临制度和政策约束,如跨境人民币结算与边境贸易外汇管理的政策存在较大差异(见表1),增加了宏观经济调控难度。

2.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带来更大国际风险冲击,对全面风险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涉及央行、银监会、外汇局、海关、财政部、商务部、税务等多个部门,目前权责关系不明确,信息共享和管理机制容易出现不协调,难以形成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有效监管。由于货币壁垒的消失,国外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等都有可能通过国际途径传递到我国。境外人民币资金将可能以热钱形式流入境内,增加境内流动性泛滥的风险,进一步加大我国外汇储备管理的压力和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因此,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后,对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和金融市场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3. 中资银行业的国际化程度不高,制约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纵深发展。

从交易成本看,境外企业一旦将美元作为国际结算货币,其交易惯性将持续很长一个历史时期。由于中资银行业的国际化程度不高,人民币结算的境外推动力不足,境外企业人民币计价结算意愿不强,美元的世界货币功能短期内还难以撼动。调查显示,截止2010年6月,在与中国相关的支付活动中,非人民币占到98%,美元占比约80%;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占0.24%,中国的贸易额在全球贸易中占11.4%,前者大大低于后者,而且跨境贸易人民币业务主要集中在香港、新加坡,两地分别占总结算量的74%和13%。因此,在货币地位上难以与美元、欧元等国际货币竞争,制约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纵深发展。

4. 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发展对我国专业人才队伍与交易系统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一,我国商业银行人才队伍建设与后台系统建设面临挑战。尽管我国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成功改制后,已逐渐培养出一批具备竞争力的人才,但与境外人民币创新业务的需求还有一定差距。目前由于我国相当一部分商业银行的后台系统仍处于本外币隔离的状态,不适应境外人民币创新业务的需求。第二,人民币利率定价机制和利率风险规避机制仍有待完善。人民银行与我国周边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之间尚未建立货币定价机制。由于周边国家的货币多为非自由兑换货币,与人民币无法形成基准汇率,结算需通过第三国货币(美元或欧元)进行套算;商业银行海外分支机构经营业务相对简单,缺乏境外经营的经验,尤其是一些利用汇差、利差的套利产品对商业银行的汇率利率组合风险管理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第三,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使境内外资金流通更加便利化,境内外融资产品的套利空间存在也引发了一些没有真实贸易背景的跨境业务的产生。不仅为洗钱等金融非法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滋生的温床,同时也加大了商业银行对贸易真实性审核的难度。

三、政策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监管体制建设,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

一是应尽快完善相关制度,实行严格有效的监管制度。要建立高效运作的市场法律、法规体系,完善与国际接轨的金融监管制度体系,以利于中外金融机构能在符合国际惯例的健全的金融法制环境中进行良性竞争发展,维护本国经济金融的稳定[3]。二是应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培育和发展人民币业务海外市场。注意认真选择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以推动人民币跨境贸易支付领域为引导,逐步培育和发展区域经济金融合作,增强本区域货币联动。应根据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发展要求,制定相适应的外汇管理协调政策。鼓励境内外企业在贸易中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鼓励金融机构提供各类外贸人民币信贷工具,降低人民币国际结算成本,不断完善政策的科学性、合理性。三是健全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各种货币跨境流动的监测机制,制定相应的检查管理制度,明确检查主体资格和检查流程,对违反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各种行为实施处罚,有效维护正常的人民币国际结算秩序。

(二)加快跨境人民币业务系统建设,进一步推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发展

一是加快跨境人民币交易网络系统建设,提升清算质量。应加大本外币系统的融合力度、提升本外币系统的联动效率。应尽快将本币结算币种纳入到会计核算系统中,实现会计核算系统升级,做到即时入账,及时平仓,提升境内外人民币业务的清算质量,为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提供良好的运行基础。二是构建人民币跨境结算的风险监测体系。应加强央行对本外币市场联动的分析、预警、预测以及快速反应能力,根据海外人民币的规模情况分析研究调控的渠道和效率,适时调整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同时,要避免出现像日元那样的大幅波动,导致非居民对人民币稳定缺乏信心,探索建立主权货币清算银行。应该建立区域性或多边性的主权货币结算或清算银行,解决多边货币结算所带来的众多问题。三是完善国际收支统计监测系统,增加其自动识别和分离人民币跨境汇款的功能,升级统计监测系统的银行接口程序,增加人民币会计账户系统向统计监测系统导入人民币跨境收支基础信息的功能,进一步推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发展。

(三)搭建境内外信息资源平台,推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发展与风险防范并举

一是依托人民银行RCPMIS系统,按照便利化原则,搭建人民银行、外汇、反洗钱、商业银行、海关、税务、环保信息共享数据服务平台。通过与有关部门之间的联网,建立起进出口人民币报关、人民币跨境收付、出口退税及绿色环保的联动监管机制;并提高决策部门的调控能力。政府部门应建立起科学高效的决策体制,对新出现的经济问题及时反应、迅速调控。二是按照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搭建境内外信息资源平台。通过境外分支机构、外部评级公司、咨询公司等渠道,搭建境内外信息资源平台,力争尽快熟悉掌握境外市场规律和有效识别境外市场风险,有效提升包括境外信用风险、政治风险等风险敞口的管理水平;并依法向有关部门公开披露信息,推动业务发展与风险防范并举。

(四)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和海外分支机构建设,为投资者提供更加便利的金融服务

一是加强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的人才储备,提高宏观调控水平。跨境人民币业务对商业银行人员综合素质、创新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应进一步提高国内经济研究水平,建立一批高水平智囊机构,能对出现的各个领域经济社会问题进行专业性研究,并提供有价值的决策建议。为了加快我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发展进程,需要重视培养和引进专业的国际结算及相关业务的人才,有效推动业务的发展。二是加快海外分支机构建设,提升对境外风险的识别能力。商业银行必须加强对人民币衍生产品的研发力度,提高定价能力,有效控制创新业务的汇率风险。应积极配合金融监管机构,对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过程中新出现的操作风险、政策性风险进行研究,特别应加强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测和防控,防止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成为非法金融活动的温床。三是银行机构可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建立全过程跟踪管理的动态管理系统,引入适当的资产管理工具,面向收益管理的精细化管理模式,通过产品创新,将贸易融资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相结合,推动向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深层次发展,为各类投资者提供更加便利的金融服务[4]。

(五)加强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及协调,构建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金融生态环境

应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及协调,积极参与国际市场游戏规则的制定,与周边国家开展多层次、全方位合作,稳步有序地推进人民币业务的开放[5]。积极开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合作,培育市场对人民币的需求。从国家层面进一步推动与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合作,加强政府间的沟通,消除一些政策壁垒,共同营造互惠互利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发展环境;加强与香港、澳门监管当局协商,允许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参加行在当地办理企业人民币存款质押融资业务,适当放宽企业在当地银行人民币账户取现限制。此外,有关部门应积极协调贸易对象国金融主管部门,促进在其境内银行开展人民币相关业务,帮助中资商业银行与其建立合作关系,支持中资商业银行在对方国家开设分支机构,构建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金融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1]A.K.Rose.Currency Unions and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Z].NBER Working Paper,2002.

[2]卜凡玫.跨境人民币结算的资本推手:中委大额融资项目案例[J].金融发展研究,2011(1):33-37.

[3]曾文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法律思考[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8(1):78-81.

[4]沈继伦.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问题与对策[J].中国发展观察,2009(5):47-48.

[5]马松峰.我国边贸结算本币化与人民币区域化问题[J].经济视角,2009(2):4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