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对比范文

日韩对比范文（精选4篇）

日韩对比 第1篇

一、日本“I-mode”模式

“I-mode”业务是日本NTTDoCoMo公司于1999年2月22日正式推出的移动互联网技术,是为了满足用户日益增加的对移动上网的需求而设计的基于PDC数据包通信网络上的移动互联服务。I-mode模式的成功成为各国运营商效仿的典范,不仅提升了NTTDoCoMo的市场占有率,而且使NTTDoCoMo数据业务的ARPU值得到增长。NTTDoCoMo占据了日本移动市场60%以上的市场份额,其数据业务ARPU达到2 010日元(合16.5美元),占总ARPU的30%,2007年比重将提高到33.2%。I-mode业务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它创造了一条合作共赢的产业价值链,价值链上的所有部分,包括内容、入口、网关、网络以及终端都能彼此啮合,相互协调(如图1)。

I-mode创造了新的电信服务赢利模式,即代内容提供商收取信息费,与内容提供商进行利润分成,分成比例一般是9:91,即其中信息费的9%作为手续费归NTTDoCoMo所有。合理的收费模式使内容提供商获得一定的收入,激励内容提供商不断提供完善和新颖的内容。从I-mode合作模式中可以看出,NTTDoCoMo重点解决了制约移动数据业务发展的瓶颈问题和相关产业链的薄弱环节手机终端与内容。I-mode价值链模式不仅为NTTDoCoMo创造了价值,也为SP/CP、终端制造商带来了巨大经济利益,形成了良好的移动数据产业生态环境。

二、韩国“NATE”模式

2001年10月,韩国SKT在用户需求的基础上,联合内容/服务提供商开发并推出了融合有线与无线网络服务的的个性化内容服务网“NATE”。SKT在NATE平台上提供视频点播、移动广告、远程医疗服务、金融驱动业务等,受到了用户欢迎。

韩国SKT的NATE之所以成功的关键在于建立起良性循环的价值链而构造的成功商业模式。NATE价值链模式创造了合理的利益分成比例,信息费由CP自行确定,SKT收取其中的10%作为代理费。此外,根据用户的个性化需求进行市场细分是SKT的重要特色。SKT把韩国所有用户按五岁一个年龄段进行了细化,在仔细研究各年龄段的用户特点后,建立品牌化服务。如“SPEED OII”是针对基本服务的品牌;“TING”是面向13-18岁中学生的品牌;“TTL”是针对19-24岁大学生和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品牌;“UTO”是面向25-35岁的职业人士的;“LeadersClub”则是针对具有会员资格的高端用户,他们可以享受SKT提供的特别服务。SKT通过市场调查与分析及时捕捉用户需求的变化,不断调整对用户市场的细分方案,以满足用户的不同需求。

三、我国电信产业价值链模式

(一)中国移动的“移动梦网”模式

中国移动在2000年12月正式推出了“移动梦网”计划,“移动梦网”汇聚了中国移动与新浪、搜狐、首都在线等多家加盟的SP/CP,联手推出众多如短信、新闻、图片、铃声下载、娱乐游戏、证券彩票等精品服务。短信业务是移动梦网的利益增长点,2007年春节7天,中国移动用户手机短信日均发送量达到15.97亿条,比2006年春节同比增长48%左右;彩信日均发送量达到2500多万条;WAP站点访问用户数日均达到470万,比去年同期有大幅增长。这种价值链运营模式为中国移动在增值业务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益。2007年上半年,中国移动的增值业务收入增长势头强劲,较去年同期上升35.5%达到419.15亿元,占总营运收入的比例达到25.2%,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6个百分点,其中彩铃、WAP和彩信业务成为业务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移动梦网的价值链模式(如图2)。

在这根链条上,增值业务的收费按通信费与信息费独立、信息费由SP和中国移动分成的模式进行。信息费完全由SP依照市场需求自由定价,同时将其中的15%交给中国移动,作为代收信息费的手续费。这样的价值链模式使移动梦网走出了移动通信语音时代运营商自己包揽一切的传统格局,建立了一个开放、合作、共赢的商业合作模式,向众多的服务提供商提供平台,实现开放、公平的接入,并以客户聚集者的身份架起服务商与用户之间的桥梁。

(二)中国联通的“联通无限”模式

“联通无限”是中国联通推出的无线数据业务,联通通过自身的网络,联合搜狐、新浪、网易、在线等颇具知名度的ICP,向其手机用户提供基于短消息平台的订阅和点播业务。联通无限的价值链模式为中国联通在增值业务领域带来了显著的收益。中国联通2006年全年移动增值业务收入达到172.5亿元,增长了39.5%,占移动业务收入比重为22.1%。

“联通无限”的价值链模式与“移动梦网”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不同之处在于为了让优秀的SP、CP能迅速脱颖而出,中国联通采取动态的利润分成模式,将用户交纳的信息费按照12:88的比例在联通与SP/CP之间进行分成,对于那些深受顾客喜欢的CP,所获得利润比例还将更大,这将使那些业务流量大、受到用户欢迎的CP在利润分成中获得更多的收益。根据中国联通公布的2007年1月SP收入排名,来自联通的SP收入数额较大的包括新浪、TOM在线、腾讯、搜狐等,收入最多的新浪为750万,TOM在线为550万、腾讯和搜狐分别为310万和275万。

(三)中国电信的“互联星空”模式

2002年5月17日,中国电信推出“互联星空”计划,它以丰富的网络内容支持宽带接入业务的发展,网易、盛大网络、飞行网、TOM.COM等成为该计划的首批合作伙伴,与中国电信在游戏、网上教育、影视点播等信息服务领域开展了全面的合作。互联星空正式运营两年多来,在全国已经吸引了近600家具有不同特色的SP,他们一年带给中国电信的收入达5-6亿元。同时,自2005年下半年以来,互联星空的交易量和用户群每月都在快速增长。2006年,中国电信财务表现良好,扣除初装费因素,公司经营收入为人民币1 701.22亿元,较上年增长4.7%“互联星空”的价值链模式如图3所示。

“互联星空”倡导的是一种“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理念,一种面向用户提供网络服务的全新运营模式,它的核心就是运营商与周边服务商的收入分成。在“一点结算,全网收益”的诠释下,中国电信向SP提供单点结算服务,电信代其收费,费用将计算在使用者的上网账单或固话费中,电信从网站的收入中获取代理费约为10%-15%。

四、中日韩电信产业价值链模式对比分析

从上面对国内外电信产业价值链模式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文化、商业环境等的不同,各国电信业务具有不同的特点,价值链模式也表现出地域的差异,对中日韩三国主要运营商的电信产业价值链模式进行对比分析(见表1)。

通过上表的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国内外电信产业价值链模式的特点、优势和劣势。我国电信产业价值链模式是在借鉴日韩成功经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目前这种模式正在完善与成熟中,与日韩那些移动服务产业发展先进的国家相比,我们仍有很多可借鉴的东西。

五、我国电信产业价值链和谐发展的对策建议

不同国家的电信产业价值链的成功经验都有各自的特点,但也具有共同点,即“移动运营商代收服务费;SP和CP与移动运营商按一定的比例分配服务费”。通过对日本NTTDoCoMo的I-mode模式及韩国SKT的NATE价值链模式的分析,提出促进我国电信产业价值链和谐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满足顾客需求是最终目的

3G时代的电信产业价值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顾客的需求和价值,特别是移动数据增值服务上的需求和价值。产业链中的参与者既可能直接服务和满足于顾客需求和顾客价值,也可以通过与其它参与者联盟特别是与运营商的合作达到更好地服务和满足于顾客需求和顾客价值。韩国SKT对最终用户市场细分这一成功经验带给我们的启示是运营商应该重视内容服务这个产业链上的薄弱环节,对顾客的消费需求进行市场细分,针对不同的顾客群体提供不同的有吸引力的服务,以满足顾客的需求和价值。

(二)重视与SP/CP合作并加强对其管理

从日韩的电信产业价值链模式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点,就是运营商都很重视与SP/CP进行合作,制造共同市场并创造盈利。我国运营商也很重视与SP/CP合作,但是我国采取的是完全开放的产业链合作模式,运营商在对SP/CP管理上相当简单,这一方面不利于发挥运营商在产业链上的主导作用,同时也助长了SP/CP乱收费等不良行为的发生,损坏了运营商自身的企业形象和利益,在这方面日韩两国给予了我们成功的经验。SKT不仅对内容进行严格筛选,而且还与CP一起研究应该提供怎样的内容;而日本运营商为SP制定完善的考核和评价标准,并为SP提供资金和人员上的支持。这些经验都值得我国运营商很好的借鉴,使SP/CP在规范化经营和市场运作的成熟度方面得到培养和提高。

(三)与终端保持良好关系

日韩在移动数据业务方面成功的原因之一是这两个国家的运营商与终端保持良好的关系。一方面运营商应该通过制定和设计统一的行业标准获得终端提供商的支持。尽管日本的“家长制”的合作模式不适合任何国家,但是制定统一的行业标准有利于确定运营商在产业链中的主导地位,有利于产业链的协同发展,这方面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另一方面,日韩运营商一直以来就对手机终端进行定制,NTTDoCoMo以手机定制的模式快速拉动数据业务的应用,形成了完全由运营商主导的产业链。SKT也凭借手机定制成功整合了产业链上游内容供应商和下游手机终端厂商的资源。当前我国运营商在终端定制方面已经走出了坚实的步伐,但据估计国内定制手机占手机总销售量尚不到20%,可以说国内定制手机市场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对手机定制的深度、广度方面仍有待拓展。

(四)确定合理的、动态的利益分成模式

在电信运营商与SP/CP收益分成这点上,日韩的运营商收取的分成比例都相对较小。比如韩国SKT收取信息费的10%作为手续费,日本NTTDoCoMo更是仅收取9%。与之相比,我国电信运营商代收费的分成比例总体上高出了3-6个百分点。我国运营商应该适当降低信息费的分成比例,这既是运营商之间竞争加剧的必然结果,也是迅速促进电信增值业务市场繁荣的客观要求。另外运营商对SP/CP应该采取动态的利润分成模式,使经营不好的SP/CP逐渐被淘汰,而提供有特色的、稀缺的、受到用户欢迎的SP/CP在利润分成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如NTTDoCoMo规定,在新业务的内容确实属于原创的情况下,CP可以得到更多的分成;韩国SKT注意到不但要对那些具有高访问量的SP进行奖励,还要对开发出独特内容的优秀SP进行奖励。这样有效地激发了SP/CP的创新热情,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内容服务。

(五)实现价值链模式本土化

尽管日韩两国的电信产业价值链模式发展很成熟,但是应该看到任何价值链模式都具有自身的特点,难以模仿和复制。这是因为价值链模式都是根植于特定的商业环境中,与环境密不可分,因此要借鉴一个成功的价值链模式必须要结合本民族的环境特点将其批判的吸收,实现价值链模式本土化。如果把某个特定环境条件下形成的价值链模式照搬到另一个环境中,很难成功。NTTDoCoMo把本国成功的3G模式搬到欧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同环境中用户的消费能力、消费意识、消费文化、地理特征、经济发展水平都是不同的,特别是文化是一种沉淀和积累,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无法移植,更不能克隆。我国电信运营商应当借鉴日韩价值链模式的可取之处,并结合本国电信产业环境的特点实现其本土化,而不要去模仿或者克隆其整个价值链模式。

参考文献

[1]刘立.我国电信业价值链与电信企业运营模式演进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6(6):85-91.

[2]颜承捷,许可.电信运营商数据业务价值链模式比较与策略选择[J].当代通信,2003(22):60-63.

[3]梅军,基于产业价值链模式的电信运营研究[J].通信世界,2003(9):31-32.

[4]黄传武,移动运营商与终端厂商合作关系的国际借鉴与建议[J].电信科学,2006(5):46-49.

[5]宋军,运营商如何与SP合作的策略分析[J].移动通信,2004(4):45-47.

[6]王育民,从电信价值链到产业生态系统[J].通信企业管理,2004(3):28-30.

中日韩企业文化差异对比研究 第2篇

关键词：企业文化；霍夫斯蒂德；中日韩企业 文化差异；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8-00-01

基于对广东省惠州市的中国、日本和韩国的三个主要企业的实地考察和问卷调查，以霍夫斯蒂德的文化分析理论为理论基础，发现三国企业在五个维度上均存在差异。

一、中日韩企业文化差异的具体体现

（一）权力差距维度：中国企业呈中企中央高度集权，领导虽采取一定措施拉近与员工的距离，如定时召开会议促进上下级沟通，但是决策权大多集中于领导者，内部信息披露度较低，对于员工绩效的较不重视。员工与领导间存在明显的权力差距，不利于保障公司制度的执行力。而日本企业是严格制度化。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企业内部等级制度森严，职工级别明确，但由于严格按照规章制度进行管理，信息披露度较高，较为民主，但由此导致员工施展空间不足，企业高离职率等。韩企则为家庭式管理。其等级制度也明显，领导者的管理也较专断，领导与员工的沟通频度相对低，但兼顾规则与人性化，企业保持较高的信息披露度，韩企领导是以权威和关爱并行的家庭式管理员工。

（二）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维度：三国企业都是以团队精神为导向。日韩企业通过举办丰富的文化活动来促进员工的团结合作，中国企业在这方面还有待加强；另外，在强调集体作用的情况下，日韩企业也很注重创造机会培养员工个人能力。日企丰富多样化的工作安排制度，韩企的弹性安排制度，都有助于员工的个性发展，中国企业则相对单一地以正常上班制为主。综上，中国企业的集体主义相对日韩而言，落实程度不够，集体主义更多还只停留在制度上，没能深入人心，制度与员工的行为方式不一致，另外，日韩企业各以不同方式做到了在集体主义中发挥个人能力，中国企业则显得过于追求集体主义而忽略了对员工个人能力的培养。

（三）男子气概女性气质维度： 三国企业中男女员工在培训机会，升职机会，工资等方面，待遇总体上基本没有优劣之分。但中企相对偏重男性员工，一方面是因为男工在相同条件下能承担更多责任。另一方面受传统观念影响，社会赋予男子气概更高评价与名声，女性也普遍形成一种避免成功情境的倾向，表现为不敢或不愿涉足社会、参与竞争。日企中，男性待遇较有优势的情况较多。除了日本传统文化影响外，主要还是因为日企通过采用加班制度以保障员工薪酬，其在惠州的产业也以机械类生产为主，高强度的工作使之对男员工的需求较大。而韩企，较多是女性略胜男性，在惠州发展的韩企多以微型电子类企业为主，部件的精密性要求员工有较细致的品质。因而女员工在韩企的需求量相对较多。进入21世纪后，韩国企业为能确保企业竞争力，利用女性的细心，感性等特点，大胆开发及利用女性人力资源。

（四）不确定性回避维度：三国企业都有采取相应措施规避发展的不确定性，只是采取的措施各有侧重，以及实施的力度和收效不同。在报酬福利方面，三国企业通过提供各种条件吸引员工，但日企为员工提供的条件达到了保质保量发展，对员工吸引力较大，韩企与中国企业在个别条件上有待提升。员工在企业中的安全感方面，三国企业存在的问题各有不同，中国企业主要存在企业前景不好，福利制度不完善以及施展空间不足的问题， 而日企则是员工跳槽情况较严重，流动率较之三国中最高，韩企的问题是工作压力大。

（五）长期观念/短期观念维度：三国企业都是以长期目标为导向，但中国企业在实现远长计划的过程中，缺少对整个发展历程的整体规划，近期目标较少，员工信心不足，行为动力不够，出现了理想和行动严重分离，长期目标只停留在口头上。为改变这种情况，企业选择以利鼓励员工，因而公司需要有足够资金来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最终导致企业片面注重短期利益的情况。日资企业注重完成短期目标以促成长期目标完成。在遵循劳动法的前提下，日企注重效率的同时利用加班制度，促进员工对每一个目标的切实完成。韩国企业也很注重长期性发展，为此，在这方面的投资力度较大，从员工的入厂伊始，公司对员工的培训是非常全面而又严格的，并且利用奖励制度不断鼓励员工努力做出阶段性成果。

二、启示

在惠州这片文明土地上，中日韩企业以其鲜明具有特色的企业文化存在着，都有各自的优势与不足。综合三国企业文化的差异，我们可以发现，在领导与员工的关系上，领导者可发展低权力距离文化，权威与关爱并行，以人为本的同时加强企业制度文化的建设，有效规范企业员工行为方式，维持企业秩序；坚持男女平等、共同发展，综合男子气概与女性气质，提倡友爱合作，公平竞争的价值观，营造友善和谐的工作氛围；以团队精神为导向，提高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紧密性，保障企业强大的凝聚力，同时注重个人能力的培养，鼓励员工个性发展；不断完善福利制度，改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从而提高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度，激励员工不断进取，为公司争取更大效益；长短目标相结合，实现企业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1] 冯乃祥.霍夫斯蒂德及其文化维度简介[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英语学院，2009

[2] 李佐军.人本发展理论：解放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思路[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

[3] 金明善.國是我见[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8

日韩对比 第3篇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那种单纯靠增加投入来增加产出的投入式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失去了效力。这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现状极其相似。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中国经济之所以快速增长取决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 由于边际产出的递减规律, 这种增长方式已经不能使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因此, 当前中国经济, 技术进步才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外商直接投资 (FDI) 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是推动东道国技术进步的一种重要方式。近年来,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外资的流入量也在不断增加, 中国已成为外商投资的首选地区之一。外资的流入除了为东道国带来资本以外, 其先进的管理经验、生产技术和经营理念也会通过一些非自愿的途径渗透到当地的其它企业, 产生技术溢出, 从而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作为中国近邻的日本和韩国, 对华投资量已经跃居世界前列。截止到2011年, 日本和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量分别达到127.8亿美元和48.7亿美元, 占中国吸引外资总额的10.3%和3.9%, 分别位居亚洲二, 四位。因此有针对性的研究日韩对华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 以及在技术溢出基础上存在的差异性, 进而探究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无疑对中国有针对性的利用日韩投资促进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目前关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大多采用Fare (1994) 所提出的数据包络分析 (DEA) , 通过数据包络分析得出内资企业的生产率指数, 在此基础上运用投入产出法分析生产要素对生产率指数的影响。范爱军、刘云英利用索罗余值法测算了1988~2003年间山东省的全要素生产率, 然后建立回归方程测算了韩资与山东省技术进步的关系, 得出结论认为韩资的技术溢出是山东省技术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 (2006) 张宇、蒋殿春 (2007) 利用数据包络分析 (DEA) 以及面板数据模型对FDI流入在不同地区所引发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验证了FDI技术外溢效应在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具有相当的差异性, 并且证实了影响FDI技术外溢程度的“门槛效应”的存在。王亚星、曲泉儒 (2011) 以工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和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余额作为投入要素, 以工业增加值作为产出要素得出内资企业生产率指数;再以此为因变量, 运用面板数据广义矩估计模型分析外商直接投资 (FDI) 对不同地区技术外溢影响的差异性。龚三乐 (2011) 利用区域面板数据, 基于Cobb-Douglas生产函数构建对数线性回归计量模型估计广西各地资本、劳动产出弹性, 并估算各地全要素生产率;建立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变系数面板模型 (SUR模型) , 测算FDI技术外溢作用影响系数, 以此来证明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区域差异。

通过整理技术外溢效应地区差异的相关资料发现, 大多数学者研究的重点集中于FDI总量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 而针对具体某个地区某个国家对东道国技术溢出效益的研究甚少, 基于此, 文章选取日韩两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从更微观的角度分析国家对国家间投资的技术溢出及差异性。

二、计量方法与模型设定

(一) 数据包络分析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数据包络分析 (DEA) 方法的引入为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思路。数据包络的思想就是在研究的对象中选出一个有代表性的前沿个体, 并通过与前沿个体的对比来确定其它个体的水平或者效率。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来说, 我们可以用数据包络分析的思想来测算基于投入的劳动要素生产率指数。

因此模型设定的基本思路是, 利用数据包络分析 (DEA) 计算出中国各省市的生产率水平, 然后利用日韩对中国有稳定连续投资的十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 得出日韩在中国直接投资、科研经费支出、其它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生产率水平的影响

(二) 模型设定

1. 模型设定理论依据

衡量技术进步最常用的方法有基于生产函数的总量测算方法和指标体系法, 指标体系法易受指标数据的限制, 且主观性强, 一般不宜采用。本文采用总量测算方法中的Slow余值来计算各省份的技术进步。

首先建立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

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视为常数项A, 全要素生产率 (TFP) 通过A的残值来表示。为得出TFP我们可进行如下计算:

首先两边同时取对数得:

Ln At的对数值即为TFP值:

得出TFP的对数值后经过数学运算便可得出TFP值。

2. 日韩在华投资技术溢出理论模型

本论文假设内资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受制于两个因素, 一是各省市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 二是FDI的流入情况, 为得到日韩FDI对各省市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模型将FDI分为日韩FDI流入量和除日韩以外的FDI流入量。因此可以得到检验模型如下:

在模型中, uit为随机扰动项, TFPit为第i个地区第t年内资工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 以通过DEA计算的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来衡量;Rit为各地区科研投入, 以各省市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 (经过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平减) 衡量, 本文选择吴瑛 (2006) 的方法来计算经费存量;FDIit (去除日韩投资量) 为外资流入程度, 以各地区FDI流入量 (去除日韩投资量) 占该地区全部固定资产实际存量的比重来衡量;fdiitjap和fdiitkor分别为日本和韩国FDI流入程度, 同样以各地区日韩FDI流入量占该地区全部固定资产实际存量的比重来衡量。

3. 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科学技术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 (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州) 2000~2010年统计年鉴。由于统计年鉴所载的数据均以当年价格计算的名义值, 其中包含了价格变动的影响, 为了避免价格因素的干扰, 得到准确的估计结果, 需要对各个检验指标进行必要的价格调整, 其中工业总产值通过各地区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固定资产净值通过固定资产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由于以人数为单位的从业人员数量不涉及价格变动, 因而不需要对此指标进行价格调整, 我们以各地区历年的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部门从业人数总数作为各地区工业部门的劳动投入。

工业企业数据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具体指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范围1998年至2006年为全部国有及年主营业务收入在500万元及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2007年至2010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在5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业;2011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在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业 (下同) 。内资企业数据由“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与“三资企业”对应指标相减得来, 外资企业数据采用“三资企业”对应指标。

三、计量结果与分析

(一) 内资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DEA估计

对1999~2010年间各地区内资部门和外资部门作为分析样本, 以价格调整之后各地区内资部门1999~2010年的工业增加值为产出变量, 以价格调整之后各地区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和固定资产净值作为投入变量, 对各地区内、外资工业部门全要素投入效率进行估计, 得到1999~2010年我国各地区内、外资工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 (见表1) 。

从计算结果来看 (见表1) , 2000~2007年间, 我国各地区生产率水平保持持续性增长, 技术进步明显, 其中由以华北、华东和华南最为明显。西北和西南地区的生产率水平也有明显的改善, 但相比东部而言技术进步的幅度要弱, 从这一点来看, 我国各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还存在不平衡性。但是2007年之后各地区的技术效率明显下降, 2010年各地区内资部门的技术水平都低于其它各年。可见我国内资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受外部因素影响比较明显。

(二) 日韩对华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

在估算我国内资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可以对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进一步分析。具体到日韩对华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我们可以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验证日韩对华投资是否对全要素生产率有影响, 如果有影响这种影响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 产生这种影响的背后原因是什么, 以及日韩对华各地区技术溢出效应的差异性。因此, 我们首先对日韩对我国各地区FDI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具体的实证分析。

注:在估计中我们计算了1999~2010年各地区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Malmquist指数, 据此在1999年各地区投入效率水平的基础上算出了1999~2010年各地区内资部门各自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根据从地区分布来看,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形成三大集聚区, 分别为环渤海地区 (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 、长三角地区 (江苏、上海、浙江) 和华南地区 (广东、福建) , 2001~2010年, 按实际使用日资金额算, 华南地区占13.1%, 长三角地区占41.5%, 环渤海地区占32.9%。韩国对华投资主要集中在环渤海地区, 北京、山东、河北、天津、辽宁合计占比71.5%。今年来韩国对长三角以及华南地区投资也在逐渐增加, 其中尤以江苏省最为明显, 2008年和2010年的实际使用外资额已超过山东。

根据《2011年中国外商投资报告》统计的相关数据发现, 日韩对华投资主要集中于中国的环渤海地区, 长三角地区以及珠三角地区, 因此本文采用的是日韩有连续稳定的10个省市2001~2010年的面板数据处理或计算而得, 在实证前需要检验样本数据适合哪种面板数据模型, 采取的数据模型不同, 实证结果会受到影响。本文采用Hausman检验方法得出文章适用于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另外, 为消除截面异方差的影响本文采用cross-section的赋权法。分析结果如下表2。

通过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 (见表2) , 科研经费投入 (R&D) , 其它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 (FDI) ,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 (FDIjap) , 韩国对华直接投资 (FDIkor) 都产生了正向的技术溢出, 其中科研经费的投入对提高技术水平的作用最大, 即通过本土的研发能促进当地的技术进步, 这可能与科研经费投入与技术增长的直接性关系有关;日本和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虽不如科研经费投入, 但是其效果仍然比较明显, 这表明日韩对华直接投资有助于我国当地企业的技术进步, 从技术溢出效应系数大小来看,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果要比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果大, 这可能与日本对华投资量明显高于韩国对华投资量有关, 同样也不排除其它影响因素。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理论基础上, 首先利用数据包络分析 (DEA) 计算出中国各省市的生产率水平, 然后利用日韩对中国有稳定连续投资的十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 得出日韩在中国直接投资、科研经费支出、其它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生产率水平的影响, 得出以下结论:

注:“*”为10%水平下显著, “**”为5%水平下显著, “***”为1%水平下显著。

1.以1999年的技术水平为基期 (TFP1999=1) , 我国各地区生产率水平在2007年之前都一直保持增长, 技术进步明显, 其中由以华北、华东和华南最为明显。这些地区工业基础好, 资本和人力投入充实, 加之优越的区位因素, 使得这些地区技术进步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欠发达的西北地区技术进步也比较明显, 这种现象与中国1999年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 资本的流入以及人才支持分不开。但是2007年之后各地区的技术效率明显下降, 2010年各地区内资部门的技术水平都低于其它各年, 可能是由于2008年以来的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影响, 整个经济运行缓慢, 出现了后劲不足的现象, 导致技术进步由2000年以来的一路上升转为下降。由此可见, 中国的技术水平不仅受国内相关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国外相关因素的影响。

2.科研经费投入 (R&D) , 其它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 (FDI) ,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 (FDIjap) , 韩国对华直接投资 (FDIkor) 都产生了正向的技术溢出, 其中科研经费的投入对提高技术水平的作用最大, 即通过本土的研发能促进当地的技术进步, 这可能与科研经费投入与技术增长的直接性关系有关;日本和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虽不如科研经费投入, 但是其效果仍然比较明显, 这表明日韩对华直接投资有助于我国当地企业的技术进步, 从技术溢出效应系数大小来看,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果要比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果大, 这可能与日本对华投资量明显高于韩国对华投资量有关, 同样也不排除其它影响因素。

从上面的分析结果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中国地区间存在技术发展水平不平衡状况, 东部地区生产率增长水平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尽管近几年中西部地区生产率水平增长明显, 但是仍然落后于东部地区, 优越的地理区位条件、健全的基础设施以及人才机制等因素成为东部地区优势。相比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的唯一明显优势就是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植, 因此, 要想缩小地区间技术水平的差距, 西部地区要大力发挥好国家政策方面的优势, 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 以政策优势来克服地理区位和基础设施上面的劣势。

2.中国企业技术水平的增长不仅受到内部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内部因素是可控因素, 而外部因素是不可控因素, 因此如何处理好外部因素对内部因素的影响是当前克服中国企业技术水平受制于外部因素的关键所在。中国在大力引进外资的同时, 应当坚持以内资为主, 不断加强有助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基础设施建设, 不断地完善人才机制和科研机制, 不断地培养自主创新能力。

3.就微观领域的日韩对华直接投资效应来看, 日本和韩国对华直接投资促进了当地企业的技术进步, 产生了正的外部性。日本和韩国分别是中国的近邻且经济技术水平都高于中国, 中国要想提高技术能力, 在坚持自主创新的同时还要不断地学习外来的先进技术。因此, 中国可以适度加强引进日韩对华投资的力度, 为日韩企业进入中国提供优惠的政策措施;创新投融资渠道, 拓展日韩对华投资融资方式, 为日韩对华投资提供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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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韩农业考察报告 第4篇

宜昌市赴日韩“一村一品”考察培训团

一、基本情况

此次考察团共16人，其中县级干部6人，农业系统干部5人，乡镇书记镇长4人，市外办领队兼翻译1人，由宜昌市伍家岗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永和和宜昌市外办专家科科长袁新民分别担任团长和秘书长。主要学习考察了日本静冈县农业“一村一品”运动的成功经验和韩国济州道柑橘产业发展情况，实地参观了静冈县柑橘试验场、静冈市清水区农业协同组合（简称农协）、日本最大的柑橘选果包装线、日本农产品及农资超市以及济州暖地农业研究所柑橘科，访问了日本和韩国果农，并与日本和韩国柑橘界有关专家进行了座谈和科技交流，加深了考察团成员对日本“一村一品”运动的了解，对日韩以柑橘产业为主的农业情况有了一定认识。

二、主要收获

（一）日本农业“一村一品”运动

“一村一品”运动的核心内容是：要以自主自立的精神，根据本地特点，发挥本地优势，因地制宜，反复钻研，富有创见，最大限度地挖掘潜力，从而创造出高质量的，创日本第一的，市场面向世界、创地球牌商标的，有本地特色的农产品（包括工业产品、旅游观光产品），并培养出一批年轻有为，振兴地方经济的带头人。

“一村一品”运动得到了国家、县、市政府的补贴，其目的是要把农民发动起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提高农民的收入，在搞一村一品运动之前，农民比较贫困，通过“一村一品”运动，搞活了经济，提高了农民收入。农协对“一村一品”产前、产中、产后进行服务的体系，是“一村一品”快速发展的保证。

各市、町至少要创造出一个有特色的产品，当然也可以是“一村二品”或“一村三品”也无妨“二村一品”或者“三村一品”。本地情况如何，怎样科学的规划品种、确定规模，采取哪些先进技术，都要绞尽脑汁思索。选对、选准、选定以后，就由政府出面统一规划，规划一经批准实施，便不得轻易改变。

（二）日本农协的发展概况及成功经验

1、日本农协的历史沿革。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制定了《农地改革法案》，实行农地改革。1947年日本颁布了《农业协同组合法》，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农协的特殊地位。从

1947年到1950年，在不到三年时间里，日本各地的基层农协都建立起来了，全国成立的基层农协约有4000余个，有99％以上的农民都加入了农协组织。

2、日本农协的工作范围。农协工作范围十分广泛，既有农业生产资料、生活用品的采购和农业公共设施建设，也有农产品的收集、加工、贮藏、保鲜、销售；对农民开展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和经营技能的继续教育培训；对连锁农业仓库的经营、家畜、家禽、水产品市场的设计和建设；运输、建筑设计的企划和工程监管，海外农协组织的建成和拓展。用日本《环境农业新闻》报主编、发行责任人成濑一夫先生的话来讲，日本农协从摇篮到坟墓全都涉足。

3、日本农协的主要职能。日本农协是根据《农协法》由日本农民交纳会费成立的一种民间组织。其工作职能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指导农业生产。农协对农民的生产指导非常全面，包括生产技术的教育培训、生产计划的安排制定、新品种的改良和更新、种植业结构调整、技术标准应用等。

二是集中销售农产品和采购农业生产资料。帮助农户集中销售农产品、促进农产品及其生产资料的流通是农协最重要的日常工作。农协销售的农产品包括大米、蔬菜、花卉、水果等；销售的方式有超市销售、批发市场销售和直接销售。农协为减少生产资料流通中的环节，降低生产成本，根据会员的需要，组织农用生产资料的集中采购，由农协统一与生产厂家订货，再分售给各会员。对入协农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农协也组织统一购买，可以享受厂价或批发价。通过集中采购，使入协农民得到了实惠。

三是信用合作。日本的法律规定农协可以自办信用事业。日本农协金融活动的主要特点是：不以营利为目的，旨在为农协全体成员服务；资金主要用于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两大领域，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同国家的农业政策和金融政策密切配合。

四是社会福利和保险。日本农协建立了风险基金制度，号召会员发展互助协作精神，共同解决面临的问题，并确保农民由于意外灾害或事故遭受损失时能得到一定补偿，提高了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日本农协的福利事业包括医疗保险、婚、丧、嫁、娶等各个方面。农协组织农民参加保险，有的还建立自己的医院，为农民的健康提供保证。还投资兴建许多农民婚丧等大事所需的基础福利设施，为农民提供服务，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

4、日本农协发展的条件。一是法律保护。日本早在1947年就颁布了《农业协同组合法》，并在60年代又进行重新修订。这是日本为促进和保护农协的发展而制定的专门法律。明确规定了农协不同于经济团体和政治团体，是特别法人；承认农协自主经营权和民主管理权，以保证不受行政干扰，确保农民的经济地位，规定农协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经营团体，是服务机构，农协各种事业所获收入归农协成员所有。二是政策支持。体现在日本各级政府制定的农业政策、税收及金融政策等方面。坚持以经济手段调整农业，而很少使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如政府在新品种推广、农业基地和农产品批发市场及产品加工设备建设、稳定蔬菜生产等方面都是通过制定相应的补贴政策来完成的，不仅使政府的计划得以实现，也保证农民得到实惠。在扶持农协开展信用事业上，各级政府都制定了相应的政策，确保农协资金来源，有国家贴息贷款、县政府的无息贷款及农林渔业金库贷款等支持。在税收政策上，规定农协各种税收均比其他法人纳税税率低10个百分点左右。

三是农民的积极参与。日本农协把分散农民组织起来，共同组织生产，进入市场为宗旨，不以盈利为目的，坚持服务第一，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农民踊跃参加农协，服从农协的指导，保证了农协发展有坚实的基础。这在农协成立之初表现得最为明显。只是在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受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加之日本农协本身的一些原因，才使农民对农协的依赖程度有所下降。

日本农协的会员分为正式会员和准会员。正式会员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准会员不从事农业生产，只靠出资通过农协做生意。准会员不享受正式会员的权利，也不承担正式会员应尽的义务。

农协的工作经费除了会员交纳的会费外，主要靠收取农产品交易手续费作为补充，日本农协的农产品交易量占日本全国农产品交易量的80%，手续费大约是交易额的8.5%，然后按一定的比例，由中央全农协会分配给县市农协会分会。其次，日本国家的有关经费也通过农协分配给农民使用。

（三）日本柑橘产业情况

目前，日本柑橘面积约6万公顷，总产170万吨左右，面积和产量10年来基本稳定。其中温室种植面积约占1/10。其主栽品种有日南1号、青岛、大津4号、清见、不知火、太田椪柑、春见等。我们重点考察的静冈县，柑橘年产量15万吨，约占全日本产量的10%，90%为青岛温州蜜柑，脐橙已逐渐退出日本桔园。日本柑橘不能自给，每年进口柑橘鲜果约60万吨，主要进口产地有美国、巴西、南非和澳大利亚等。

日本先进的柑橘栽培技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合理密植。尽管土地资源有限,日本桔园栽培密度一般控制在21至40株之间，最多不超过60株，桔园行间宽阔，便于机械通行操作。二是节水灌溉。所有的桔园都安装了自动灌溉系统，过去大多为喷灌，现在则以滴灌、微喷为主。三是实行桔园生草栽培。四是应用反光透气膜覆盖，以降低土壤湿度，提高土壤温度，改善下部果实着色，从而提高果品的含糖量。五是机械化程度高。在抽槽、施肥、防虫治病等生产环节均实现了机械化操作。六是重视设施栽培。日本的设施栽培柑橘基本上都是冬季加温型，最早的从9月份开始加温，温室柑橘在6月份上市，但生产成本较高,售价十分昂贵(每公斤约合人民币70元)。

（四）韩国济州柑橘产业情况

韩国柑橘面积2.3万公顷，产量78.9万吨，其中99.9%是在济州岛。按产量构成，88.7%是早熟温州，9.6%是普通温州，其他占1.6%。

设施栽培的面积由1990年的30公顷，上升到2002年的520公顷，2004年达到1000公顷，14年增长了30倍。设施柑橘总产达到25903吨。成熟期基本达到周年供应，露地栽培的在10—12月上市，大棚避雨栽培（无加温温室）的2—3月上市，大棚加温的在4-10月上市。加温最早的在11月以前，果实在4-6月成熟，加温在12月1日到12月12日的，果实在6-8月成熟，12月25日到元月底加温的在8月中到9月上市，元月21日以后加温的成熟期在9月中到10月上市。

韩国的设施栽培与日本相比，基本上是依靠农户自己投资，与日本75%来自政府投资形成鲜明的对比。对农户的调查发现，加温温室种植温州蜜柑最大的开支是燃油开支，一般需要加温200天，一亩大棚需要燃油8吨，如果按每吨3500元，则燃油成本为2.8万元/亩，按照他们的生产水平，亩产可以达到4吨，每公斤果实的燃油成本达到7元。温室栽培的柑橘果园门口为3000-4000韩元/公斤，折合人民币24—32元/公斤。零售价格约为5000韩元/公斤，折合人民币40元/公斤。据农户反映，一般50%的收入为利润。

三、思考与建议

1、借鉴日本农协发展的成功经验，积极推进我市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通过考察，联系我市实际，我们感到在农产品供应日益国际化的今天，我们必须把一家一户的农民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个有一定生产规模，具有相当经济实力，能够参与市场竞争的新的农业合作组织，而日本农协则不失为一种可供借鉴的农业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应具有为成员服务，保护成员利益，培训示范和互助合作的职能。这种在农民自愿、合作、互助、民主管理基础上成立的合作组织，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将会有力推动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要抓好试点，选择工作条件好，农民认识水平高，领导重视的地方建立专业合作组织示范基地，着重在组织性质、地位、服务功能、运行机制等方面开展试点工作，还要在政策扶持上加以探索和推进，形成一套完整、规范的运作方法。

3、注重我市农业技术人员（骨干）的培训。考察团成员一致感到日韩两国先进农业技术及重视农业技术人才培训的经验值得学习借鉴。建议市政府和市直有关部门进一步重视我市农业技术骨干的学习培训工作，拟定培训和研修计划，安排培训经费，定期组团赴日韩等发达国家学习考察。同时，应经常邀请日本和韩国专家来宜开展学术交流和指导。(执笔:梅必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