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身份范文

人物身份范文（精选4篇）

人物身份 第1篇

关键词：奥尔南的葬礼,库尔贝,人物身份,象征意义

群体人物肖像画, 是1849年的沙龙展览之后库尔贝艺术创作的主要内容。1849年10月, 库尔贝从巴黎都市回到奥尔南乡间, 作为本土艺术家, 他将身份设定为“为他家乡小镇所吟唱诗篇的吟游诗人”, 即一位巡回游走于乡里市井的, 并非坐于画室不问世事的现实主义画家。

库尔贝手持画笔画稿, 徜徉于奥尔南的山水田园, 乡间那些诚心祈祷的信徒, 牧师, 善男信女是他那段时间主要的肖像题材, 而这些作品也构成了《奥尔南的葬礼》的形象素材。

据库尔贝遗留的信札记载, 奥尔南当地民众, 极其热衷于被画在这幅巨作中, 在库尔贝绘画时, 他们不厌其烦的为其摆出各种姿势, 穿着各色民俗服饰, 并无数次的造访库尔贝的画室, 他们每位都十分在意被库尔贝如何描绘。

奥尔南人这种近乎狂的对于被画入画面的热衷心态, 其表面原因是受到库尔贝这位衣锦还乡的大艺术家的盛名吸引, 其深层社会原因是:无论城乡, 肖像画成为19世纪中期法国民众所追求的盛极一时的时尚潮流。

1850年2月下旬, 《奥尔南的葬礼》在持续绘画了三个半月后, 接近完成。47个坚实可信的人物形象, 以现实主义的真实状态, 一个个极具个性, 充满生气的摩肩接踵于巨大画面之中。上到市长, 法官, 下到贫民百姓, 画中每个人物形象都有其明确的真实身份和隐喻的象征意义。

在庞大的送葬人群中, 库尔贝的祖父被隐藏在画幅的最左边。对祖父隐秘且虚化的描绘, 表达的是库尔贝难于言表的追思。这一细节, 客观上将学界对《奥尔南的葬礼》所描绘的是库尔贝的祖父的葬礼这一猜想, 予以彻底否定。

画面中最引人注意的老年牧师, 真实身份是牧师Benjamin Bonnet, 是欧洲殡葬礼仪中的重要角色。此形象被库尔贝设定为法国社会中宗教神权的象征。其神情庄重的侧脸在美术史上极具符号特征。

在老年牧师的身后, 是副牧师的形象, 真实身份是拥有土地的自耕农Francois。其让人过目难忘的尖锐面庞, 被库尔贝用经典的四分之三面角度予以展现。他手持这一把插入穹窿的基督受难十字架, 这个被镶嵌于天空的巨大十字标志, 隐喻的是伟大而慈爱的基督精神。

在画面的中间位置站立的人物形象, 其真实身份是奥尔南地区的市长Prosper Teste。

市长的右侧人物, 其真实身份是奥尔南法庭的审判长Te Proudhon, 他与市长被定义为和平与正义的象征, 而律师Adolph Francois Marle则象征着司法的公正。

农民Antoine-Joseph扮演的角色是掘墓人。他坚毅的冷酷面容和坚实伟岸的造型, 所隐喻的是政治经济学上工人阶层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

带着鲜红色高大帽子的送葬领队人物Pierre-XavierMaurice Clement和Jean-Baptiste, 两人背靠背地站着。那鲜红的服装和被误读为傲慢嚣张的神情以及巨大的鼻子, 被许多学者错误解释为是一种与从杜米埃到鲁奥的, 对法国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及其官员的讽刺嘲笑的传统的体现。

但究竟库尔贝为何会安排这两个似乎与这场气氛肃杀的葬礼格调不搭的人物出场, 现在将予以详细解释:库尔贝崇尚人文主义精神和基督教生死观念。19世纪的狂欢节是他热衷并深谙其理的宗教活动。在狂欢节中, 大量人群在城镇街道集会游行, 人们通过扮演代表死亡的小丑, 将自己想象成一个角色, 即中世纪传承至今的“死亡之舞”中的骷髅死神 (在由骷髅死神主宰的中世纪死亡之舞中, 死神将带走社会各个阶层的所有代表, 一个接一个, 无论高低贵贱最终难逃死亡的宿命。这是基督教生死观念的具体展现) 。在狂欢节的死亡之舞中, “狂欢的笑声”和“难逃的死亡”同时到来, 既饱含乐观面对生死的生活态度, 更不乏死亡面前一切平等的基督教的大同思想和某种生命终将走向共同的终点——死亡的宿命论的观点。这种思想体现在《奥尔南的葬礼》上, 就是一方面充斥着对于逝者的悲伤情怀, 另一方面也暗含着一种“轻天下, 细万物, 齐生死, 同变化”释然的宗教情怀和近乎“鼓盆而歌”的对“死亡”这一无可奈何结局的泰然处之的乐观态度, 即“既然不能避免, 不如以乐观面对”的人生哲学的胸襟。送葬领队者艳丽的红袍, 怪诞而傲慢的神情, 巨大且红的鼻子与身着朴素黑衣的表情凝重的哀伤的送葬妇女和老人在画面中的结合, 即是上述思想的表现。

在《奥尔南的葬礼》中的47个人物形象, 个人背景大相径庭, 社会地位和阶层身份相差甚远, 但都被库尔贝安排在一起, 摩肩接踵地组一个统一紧密的送葬行列。其用意在于, 库尔贝要表达的是:这47个人物形象, 不仅仅代表奥尔南小镇这些热心的社会成员, 更是19世纪整个法兰西民族和国家政府作为一个整体的缩影。这一点是库尔贝创作时的真实构想, 画面也确实达到了这预期的艺术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画中人物形象都能从史料中找到其真实身份和社会阶层, 但时至今日, 葬礼所殡葬的死者身份仍没有确切答案, 成为美术史上的难解谜团, 等待着后人的研究和揭示。

参考文献

[1]阿尔伯特·甘霖 (作者) , 赵中辉 (译者) .基督教与西方文化 (英汉对照) [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莫言：三农人物符合我的身份 第2篇

当手捧“2012年度三农人物奖”金色奖杯的时候，莫言由衷地感慨：“我认为这个奖比较符合我的身份，因为我一直说，包括我在瑞典也说，我实际上是一个会讲故事、会写书的农民，尽管我现在生活在北京，但是我的根还在我的老家，在农村，而且从情感上，我觉得还是对农村比对城市更亲近一点。”

了解莫言的人都知道，莫言曾在农村工作过，虽然后来他在部队长期工作，但每年都花大量的时间在农村写书，这使得他的文学创作打上了深深的农村烙印，像被国家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剪纸等等，都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最艺术化的加工。“我在日常生活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这也是民间艺术，代表了农村的状态，也是一种审美，这也在我的作品中有非常直接的体现，我的艺术风格也是跟那些密切相关的。”莫言如此坦言。

对农村的热爱使得莫言对现下农村的精神状态充满了期许，对新时代的农村青年也充满着更多的期待：“我写的文学作品尽管都是跟农村密切相关，但主要还是在研究人、在写人，我想我的重点还是关注了当下农民精神状态的变化，尤其农村新的这种年轻人的变化，我希望在当下的农村生活当中能发现新人，发现跟我们这代农民精神状态大不一样的新的农民。”

颁奖典礼上，谈到当前农民纷纷离开故土进城务工的现状时，莫言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希望当下的农村青年，第一就是我们尽管可以到城里去工作，但是我们的根本不能忘，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乡土，也不要忘记我们的父老乡亲。尽管在城里工作，但是我们也是在间接地为建设新农村而作贡献。”可见，虽然已身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但莫言对农村的情感却依然不减，农村是他心中永远的“根”。

受邀参加本次颁奖典礼并表演助阵的空政青年歌唱演员严当当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莫言老师获得如此高的成就，已是中国文化的旗帜标杆，却不忘自己的根，这是值得每个人钦佩和学习的。”

据了解，本届三农人物评选活动共产生了年度三农人物奖、奉献奖、公益奖、创新奖等13座三农人物奖杯，进一步推动了三农人物精神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广泛影响力。

一个闻名于世的大作家居然自称是个只会讲故事的农民，其实仔细想想也是，若不把自己当农民，莫言怎会有机会去聆听那些田间地头、村头村尾、大叔大妈说道的神奇故事；若不把自己当农民，莫言怎会有机会去遐想那些高粱地里、淤泥沟里、河堰坡上的魔幻场景；若不把自己当农民，莫言又怎会有机会去写出那些朴素真实、深入浅出、形神俱佳的小说作品。

人物身份 第3篇

《大进军》自出版以来,获美国图书评论奖(2005)、美国福克纳小说奖(2006),小说以美国内战时期谢尔曼大将军率领军队深入南方作战的背景为线索,讲述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战争背后隐藏的众多小人物的故事,他们从平静的生活过渡到战争,目睹战争与死亡带来的伤害,却依然要为生活寻找活下去的动力。当今发展多元化的世界里,有一部分被边缘化的群体夹杂在主流文化中,无法对自我进行准确定位。基于社会发展产生的“他者”意识和文化殖民问题,探讨黑白混血儿珀尔的身份问题也有了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从迷茫到觉醒:寻求身份之路

2.1从“他者”到“自我”

《大进军》就像一曲自然和谐的交响乐,不仅重现了美国内战的恢弘气势,还传递不同人物的声音。根据美国法律提倡的“一滴血原则”,只要和黑人有血缘关系,那么无论他皮肤多白,都会被视作黑人[1]。珀尔的父亲是种植园的白人主人,母亲是种植园里的黑人奴隶。即使遗传了父亲白皙的皮肤,她也只是一个被边缘化的无声的“他者”。霍米•巴巴提到杂糅身份是一种处于文化边缘的状态和一种跨越文化间的无归属感[3]。面对战争带来的变化,珀尔感叹到:“我自由了……自由了又怎么样呢”[2]。家庭与社会文化的“他者”的双重身份迫使珀尔接受“无归属感”的现实。珀尔渴望跻身于白人主导的社会,证明自己的存在,“她在努力训练自己按照白人的谈吐说话”[2]。“模拟”既巩固主流社会文化的发展,又产生差异对现存规范构成威胁[3]。模拟白人语言是珀尔的一种有意识的行为,表明了这种混杂身份使她迷失了自我,同时也是对主体稳定性的一种解构。

无论是对白人语言的模仿还是自身混杂的身份,珀尔是连接两种不同文化的纽带,并在这种文化交融中寻求一个适合自己的最佳位置。经历了家人的背弃、战争的洗礼,以及身为军队护士所面对士兵们的伤痛和死亡后,她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也逐渐感受到一种带有荣誉感的自我意识。在战争中成长的过程是痛苦的,在两种文化冲突中寻找自我也是艰难的,而珀尔终究摆脱了迷茫与无助,转变为一个自我主宰的自由人。

2.2追求理想的新生活

经历了南方种植园的蓄奴制,带着奴隶主的女儿和奴隶的双重身份,珀尔被置于白人主流文化的边缘地位,而跟随行军队伍走向一个充满差异和变数的世界,而后作为一名护士为自己的身份重建构造了一个分裂的空间,最终完成自我的独立人格建立后便追寻新的理想生活。巴巴将这种有限空间称之为“第三空间”,这是一个居间的空间,处于文化位移和协商的混杂地带[3]。珀尔的存在使传统纯洁的种族文化观念失去稳定性,在黑人和白人文化相互交流的过程中,生发出对自由和人权向往的可能性。“她的活动都是作为一个白人……这样一种深深的羞耻压倒了她,这使她恶心”[2]。在珀尔看来,没有一种真正独立的人格和身份的意识,她就永远不能摆脱种植园上黑人奴隶的命运。

在处理珀尔的特殊身份时,多克托罗流露出细腻的情感,深刻反映出当今多元文化世界背景下,种族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和文化身份危机遭遇的新挑战。表达了他对种族和谐和文化融合的深切希望。经过战争洗礼,珀尔越发成熟独立,但真正到了战争结束之时,却不知自己该何去何从。多克托罗为珀尔搭建了一个文化居间的第三空间,并赋予她一个追寻理想生活的自由身份。只有从边缘文化危机中重建自我身份,才能真正成为自由人。从迷茫到觉醒,赢得独立身份的珀尔在战后开始追寻自由理想的新生活。

三、结语

在美国社会,由于特殊的血缘和白人话语权的主导地位,黑白混血儿总是漂浮在两种文化中,很难对自身进行定位。《大进军》中,多克托罗将作品背景置于宏观历史中,描写了珀尔身份重建的过程,促使读者深度反思当代社会现实问题。经历了风风雨雨,带着对这场特殊战争的深刻情感、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和对自我认识的新突破,珀尔以自由人的身份开始追寻属于自己的新生活。在战争冲击着一切秩序的背景下,多克托罗将一份特殊的温暖寄托在珀尔身上,用一种折中的方式使她走出身份危机。结合霍米•巴巴理论中的“无归属感”、“模拟”以及“第三空间”的概念,对《大进军》中女性人物珀尔的自我意识和身份重建进行分析,不仅呈现了珀尔自我认识成长的过程,还体现了多克托罗对文化身份边缘人生存困境的关注,希望通过相互沟通学习的方式达到种族和谐、文化共荣的景象。

摘要：多克托罗(E.L.Doctorow,1931-2015)是当代美国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他擅于从历史中提取文学素材,创作出如《但以礼书》等许多优秀的作品。2005年出版的《大进军》同样将虚构与真实相结合,再现美国内战时期丰富的社会历史。在整部作品中,黑白混血儿珀尔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结合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的相关理论,分析特殊战争条件下珀尔的身份重建和成长过程,反思文化身份边缘人群的生存困境。

关键词：E.L.多克托罗,《大进军》,后殖民主义理论

参考文献

[1]朱振武.美国小说本土化的多元因素[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2]E.L.多克托罗.大进军[M].邹海仑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人物身份 第4篇

关键词：《最蓝的眼睛》 非洲裔女性人物 身份构建

托尼·莫里森是美国著名的黑人女作家，她的首部小说就是《最蓝的眼睛》，主要展现和探索了非洲裔女性的命运，谈论研究了她们在这个频频受害的世界上如何完整地生存。小说中的人物佩科拉忍受着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最终陷入了疯狂之中，但是小女孩叙述者克劳迪娅却幸运地生存了下来，在小说中也有提及到自己曾经遭受的种种不公和压迫。而面对这样的生活状况和社会环境，非洲裔女性所能做的就是重新构建自己的身份，找回属于自身的真正价值。

一 从《最蓝的眼睛》谈非洲裔女性人物身份的缺失

1 女性话语权的缺失

在非洲裔遭受种族歧视的百年历史过程中，实现自我解放和读写能力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当时的社会中，白人文化才是主流，黑人自身的文化却深陷危机，即使是非洲裔男性在读写能力的提高上也面临着一定的障碍，而女性甚至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这就必然导致了非洲裔女性话语权的缺失。在《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在面对亲人、朋友以及社会的屈辱和鄙视时，采取的是默默接受和忍气吞声的态度，想要通过自己的无限幻想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却一直不肯发声为自己辩驳，始终处于“失语”的状态。在学校里就连其他的非洲裔小孩儿都欺负佩科拉，她却坚持忍受这些侮辱，不曾反抗，只是尝试着逃离这一切。而且当莫丽恩嘲笑她的时候，佩科拉也只是将这些痛苦和难堪忍受了下来。佩科拉是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脆弱不堪，特别容易受到别人的攻击和伤害，却从不知道反抗，就连自己都无法叙说自己悲惨的遭遇，更说反抗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了。佩科拉的遭遇并没有受到非洲裔的关心，反而被同族的人嘲笑和愚弄，实际上非洲裔的人是比较冷漠的，他们不肯努力去改变这一切，只能承受。非洲裔在面对白人文化的强大时，没有力气抗争，导致他们渐渐失去了表达自我身份的能力，与此同时也失去了同族人应有的关心和爱护，这就是女性话语权缺失的可怕之处。

2 家庭教育的缺失

《最蓝的眼睛》描绘了一幅在家庭教育中因为父母的缘故而造成家庭教育缺失，最终造成家庭悲剧的画面。非洲裔的母亲是黑人文化传统上的传承者和教育者，她们应该学会教育自己的孩子如何在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社会背景下保护自己，并且逐步走向不平等的挑战舞台。但是，小说中佩科拉的母亲却没有尽到责任，甚至可以說佩科拉从未得到过母亲的爱，在她的世界里，母爱就从来没有出现过，在她的记忆中，母爱应该出现的位置一直都很荒凉。佩科拉的母亲宝琳在白人主流社会的影响下，那颗原本质朴的心早已渐渐迷失，就连最基本最伟大的母爱都未曾在自己女儿的身上表现出来。在佩科拉刚刚出生之时，宝琳就嫌弃她太丑了。后来宝琳在白人家族中工作，她变得更加自卑，更加讨厌自己的家人，逐渐失去了对家庭的关心。在同学的嘲笑、同族的漠视以及母亲的厌恶下，佩科拉开始否定自己的身份，她祈求上帝给她一双蓝色的眼睛，所有的摧残最终使佩科拉陷入了疯狂。不仅如此，在小说《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的父亲乔利更是禽兽不如，他也是造成佩科拉命运悲剧的主要原因。乔利不仅对佩科拉使用暴力，还将其强奸至怀孕。作者莫里森通过佩科拉的遭遇向人们展示了白人文化背景下非洲裔女性的艰难生活以及扭曲的精神状态，这都是在父母家庭教育的缺失下形成的。

3 爱情的缺失

爱情从古至今一直都是人类最美好的一大理想。然而因为非洲裔人需要面对难以承受的历史苦难和现实压迫，使得他们逐渐丧失了爱人和表达爱的能力，他们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自己内心的情感，而所谓的暴力就成为了一种宣泄的方式，这爱情的缺失带来了无尽无止的伤害。宝琳出生在南方，因为跛脚而天生性格敏感且带有几分忧郁，但是却一直渴望得到爱情。而乔利出现了，他抚摸了宝琳的那只跛脚，然后两人就相爱了。宝琳和乔利整天待在一起，乔利很喜欢这样的日子，他不嫌弃宝琳的无知，还对其疼爱有加，在他眼中宝琳的跛脚才是最可爱的，所以宝琳由于跛脚带来的自卑感和抑郁感便不复存在。他们的爱情很美好，也令人羡慕。然而当他们迁移到北方之后，一切都改变了，乔利长年沉浸在父母遗弃、童年被白人欺侮的阴影中，日渐消沉。精神上的压力和新婚之后的生活压力让他彻底颓废了，他对宝琳开始冷淡，甚至在酒后对其拳脚相加，暴力相向。在怀孕后，宝琳通过电影意识到白人生活的美好，并逐渐产生了深深地向往和憧憬，也开始厌倦现在的家庭生活。宝琳也希望自己能够融入到北方非洲裔人的生活中去，但是这一切都只是她的幻想，现实是非常残酷的，为此宝琳开始自暴自弃，放弃自己的家庭责任，诱发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强势的宝琳，暴躁无能的乔利，是这一个原本充满爱情的家庭不再温暖。这样的家庭状况使得他们的儿子萨米多次离家出走，女儿更是痛苦不堪。两个人之间的争吵毁了整个家庭，对于孩子而言不再是可以躲避的港湾，而且美好的爱情和亲情都失去了其原有的色彩。爱情的缺失不仅摧毁了一对曾经相爱的恋人，更分裂了一个家庭，所以保障一个家庭完整和谐的基本就是爱情。

二 从《最蓝的眼睛》谈非洲裔女性人物身份的构建

1 文化身份的构建

《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的人生梦想是希望自己能够拥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在她看来有了蓝色的眼睛自己就可以融入白人的世界。当时的非洲裔人倍受种族歧视，再加上男权专制横行，佩科拉更加想要进入白人社会中去，当然她的梦想也是当时所有女性的梦想。当时的非洲裔女性是社会弱势群体中的弱势，在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压制下，她们连反抗的力量都没有，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她们就连基本的立足之地都没有。小说中深刻揭示了假如非洲裔人放弃自己的文化和思想意识，完全从属于白人社会，那么将会带来更具毁灭性的灾难。《最蓝的眼睛》的主人公佩科拉的人生经历向人们展现了非洲裔女性想要真正意义上的生存下去，就必须争取拥有属于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权利，最重要的就是文化权利。在民族文化的推动下才能实现整体种族的提升，文化是非洲裔女性前进走向独立的精神力量，也是实现自我身份构建的基础。在小说中，克劳迪娅是对抗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反抗白人文化专制的代表。克劳迪娅喜欢自己的肤色，对自己的肤色充满了自信心，并坚持以独立自主的非洲裔女性形象保卫了自己民族的文化，为整个种族保留了属于自我的尊严。克劳迪娅非常喜欢妈妈唱的那些歌曲，尤其是反映生活艰难困苦，一切茫然的歌曲。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影响下，克劳迪娅倍受影响，养成了坚毅的性格和积极乐观的态度。非洲裔女性在歌唱中获得了力量，解放了心灵，在对民族文化的追寻中实现了文化身份的构建，最终重新找到了自我。

2 性别身份的构建

在《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是性别压迫的受害者，在承受了外界的侮辱和嘲笑之后，这个只有12岁的非洲裔小女孩本來应该享受父母之爱、家庭温暖，但是事实上她却被父亲暴打甚至被强奸怀孕。小说中的人物皂头牧师是一个拥有白人和黑人血统的混血儿，他对小女孩儿的身体有着一种变态的喜欢和爱好，总是觉得她们充满诱惑力且容易被控制，所以想尽一切办法让小女孩儿和他玩儿。小说中隐含性的描述暗示了克劳迪娅就是这些小女孩儿中的一个。克劳迪娅和她的姐姐关系很好，她们总是同进同出，然而有一次姐姐弗里达要去博沙小姐家买糖时，克劳迪娅却拒绝和姐姐一同前去，因为那里有皂头牧师，克劳迪娅说害怕他。而且，在这之前，克劳迪娅在提及亨利先生屋中的裸体画报之时，曾在心底升腾起一种对性的恐惧之感。皂头牧师给上帝写过一封信，其中提到他无法将自己的手和嘴从小女孩儿的身上移开，就像是尚未成熟的草莓，他享受着这一切。在接下来的小说章节中，也有叙述到克劳迪娅说自己必须穿过“紧实的草莓”，才能看到夏天，并且在叙述中又将草莓和灰暗的天空联系在一起，夏天对于克劳迪娅来说意味着暴雨，意味着冷却。这一段叙述中的“草莓、紧实、冷却”象征着性，而“暴雨”则暗示着被性侵犯的小女孩儿所经受的暴行和内心的创伤。但是克劳迪娅却做出了反抗，对抗这个世界带给女性的残忍，积极地自我关注，这标志着非洲女性对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的反对，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性别身份的构建。

3 种族身份的构建

在莫里森的小说中，人物基本上都是置身于黑人社区中的，但是即使同是非洲裔人，每个人的命运也是各不相同，千姿百态。《最蓝的眼睛》中，莫里森将人物所处的社会背景规划到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压迫下，寻求个体和群体共同存亡的关系。由小说中的人物命运不难看出，非洲裔人如果想要找到自己的身份归属，并重新构建种族身份，就必须回到自我构建的民族文化中去。实际上，佩科拉并不是一个孤独的存在，皂头牧师也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一直坚持认为自己是不同于其他的非洲裔人的，自己流有白人的血液，时刻与非洲裔人保持距离。还有杰拉尔丁，由于自身的肤色较浅，再加上受过白人教育，便时时提醒自己不同于非洲裔女性，丈夫和儿子成了她保护家庭体面的工具。这种黑人贬低黑人的行为，明显就是在降低自身的民族价值，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黑人社区文化的构建。但是小说中所塑造的黑人民族文化的坚守者克劳迪娅母女，母亲为女儿制造了一个美好的家庭环境和成长氛围，尽显母爱的伟大。克劳迪娅的母亲作为一名乐观积极的民族文化继承者，不仅赢得了黑人社区种族的尊敬，还给自己的孩子营造了健康的社会环境，在母亲的影响下，克劳迪娅始终坚守自我意识，并给予了佩科拉家温暖和爱，让她们感受到了同一种族的支持，进而促进了非洲裔女性种族身份的构建。

三 结语

做自由的女神一直是女性最迫切的愿望，但是上千年的历史却作出了错误的安排，女性为了争取平等权利已经做了太多的努力。非洲裔作家托尼·莫里森是黑人女性反抗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代表，她用文学作品将当时非洲裔女性遭受的身体和心灵上的双重打击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最蓝的眼睛》这篇小说把非洲裔女性在主流文化和父权制的压迫下，经历的屈辱和悲苦展现地十分透彻。托尼紧紧抓住种族平等这一关键，为非洲裔女性找到缺失的身份并重新构建指明了新路径。

参考文献：

[1] 王晓春：《〈最蓝的眼睛〉：精神生态困境下的悲剧与解救》，《文学教育》（上），2008年第11期。

[2] 丁岩：《美国黑人女性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托尼·莫里森〈最蓝的眼睛〉的后殖民主义解析》，《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学科版），2010年第4期。

[3] 程婷立、章少泉：《论〈最蓝的眼睛〉的生态女权主义思想》，《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4] 付小兰、贾玉凯：《莫里森作品中美国黑人身份的两难探析》，《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