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儒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精选6篇）

儒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第1篇

第一单元 中国古代思想宝库

一、课标要求及解读

1了解孔子、孟子和荀子等思想家以及儒家思想的形成。

★孔子的思想及其评价:

（1）政治思想：思想体系的核心——“仁”和“礼”。

①“仁”即“仁者爱人”

②“礼”就是要“克己复礼”。“礼”指西周时的名分等级制度。实现“礼”，就要“正名”，做到贵贱有序、名正言顺。

③“为政以德”，在以“德”、“礼”治国的同时，逐步改良政治。

（2）哲学思想：“敬鬼神而远之”，优先解决人世间的实际问题。

（3）教育思想：办私学。教学对象——“有教无类”；教学方法——“因材施教”； 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当仁不让于师”；

学习方法——“温故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

（4）文化典籍：整理《诗》、《书》、《礼》、《易》、《乐》、《春秋》等。

（5）评价：

①“仁者爱人”具有积极性，“克己复礼”具有保守性。

②当时未受重视，后经改造逐渐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③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品格，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影响。

④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推崇为“圣人”。★孟子的思想及其评价

（1）思想: ①思想核心：仁政学说;②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人性本善；③民本思想：民贵君轻；④精神品格：养浩然之气和重义轻利

（2）评价：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思想，被尊为“亚圣”；《孟子》一书在唐代被当作经典，在南宋被列为四书，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

★荀子的思想及其评价

（1）思想:①“天行有常”与“制天命而用之”的唯物思想；②“性恶论（但教育可使人

由恶变善）”；③ 以礼教为主,礼法并施治国思想。

（2）评价：荀子的思想杂取百家，是战国思想集大成者；对中国哲学具有深远影响；但在很长时期被视为儒家异端。

★百家争鸣出现的历史条件

①社会条件：春秋战国时期面临剧烈的社会大变革

②物质基础：铁器和牛耕推动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③阶级条件：社会变革导致阶级关系变动，不同阶层的思想家分别对各种社会问题发表见解； ④政治条件：王室衰微，诸侯纷争，没有一统的思想形态，各国基于争霸战争和政治需要，纷纷网络人才，养士成风，宽松的局面为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创造了环境； ⑤文化条件：私学兴起，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垄断教育局面，培养出大批知识分子，士人阶层

壮大、活跃。

2.知道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的史实.★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因

①汉朝面临王国问题和匈奴威胁，道家无为思想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②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统治者要求加强中央集权，开拓大一统事业；

③董仲舒对儒家的改造适合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需要。

★董仲舒新儒学的来源、主要观点及作用。

（1）思想来源：汉代的儒学已经不同于先秦儒学，以《公羊春秋》为基础，融合阴阳家、黄老之学以及法家思想而形成的新的思想体系。

（2）思想主张：董仲舒新儒学的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人君受命于天，进行统

治。因此人君必须遵循天道，实行仁政。(君权神授,天谴论)

（3）作用：这种新儒学对于巩固国家统一，有积极的作用，“天人感应”学说对于限制君主

权力过度膨胀也有一定的作用。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意义。

①适应汉武帝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加强中央集权需要，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这是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

②儒学在政治上占据统治地位，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和打击地方割据势力。

③儒学从此确立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

3.列举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说明宋明时期儒学的发展。

★理学形成的历史原由：

①魏晋南北朝 时期佛、道思想盛行，儒学地位动摇。

②唐宋时期，“三 教合一”潮流弥漫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③为了重兴儒学，回答“三教合一”氛围下人们在世界观等方面提出的问题，唐宋儒者吸收佛、道哲学思想，改造儒学。

★代表人物：北宋——程颢、程颐；南宋——朱熹、陆九渊；明朝——王守仁（王阳明）★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主要思想观点。

（1）程朱理学：

①“理”是世界的本原，是万物遵循永恒不变的普遍原则，体现在社会上是儒家道德伦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

②要把握“理”，通过“格物致知”，通过接触世间万物，体会各种知识以加深对先天存在的“理”的体验，最终贯通明“理”。

（2）陆九渊的心学：提出“心即是理”，认为“理”不需要到身心以外的事物上去寻找，“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心就是天地万物的渊源。提出“发明本心”，即通过内心反省以求“理”。

（3）王守仁的心学：

①思想核心是“致良知”。认为良知就是本心，就是理。

★历史影响：

①理学是宋明时期的儒学主流，其实质是儒家思想在这一时期的新发展。

②宋明理学用三纲五常维系专制统治，压抑、扼杀人们的自然欲求，产生了消极的影响。③理学重视主观意志力量，注重气节、品德，讲求以理统情，自我调节、发奋立志，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又凸显人性的庄严，对塑造中华民族性格起到了积极作用。

4.列举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进步思想主张，了解明清时期儒学思想的发展。★明代“异端”思想家李贽的主要观点

（1）鞭挞程朱理学，否定孔孟权威。

（2）抨击道学伪善，强调个性发展。

（3）提出“万物皆生于两”，源于矛盾着的阴阳二气，并非生自“三纲五常”的天理。从根 本上否定了“天理”的存在，摇撼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基础。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思想批判的时代背景及主要内容

时代背景：明清时期，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后期。封建制度日趋没落，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并缓慢地发展。旧制度的衰落和新的社会因素产生，首先在思想界里被敏感地反映出来，出现了一批反对传统儒家思想，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腐朽统治的思想家。

主要内容：

（1）经世致用思想：

（2）“工商皆本”的思想。

（3）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

①指出君主专制是弊病的根源，揭露专制帝王的罪恶。

②区分“亡国”与“亡天下”；

③提出种种限制君权的理论，其中最主要的观念是倡导言论自由，建立自下而上的监督机构。

儒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第2篇

姓名：吴君杰 学号：2120150373 学院：机械与车辆学院 联系方式：***

机械与车辆学院 吴君杰 2120150373 摘要：历史上中国的科技曾取得重大成就，然而到了现代却被西方国家甩的很远。在这鲜明的对比之中，儒家思想对其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封建王朝时代，儒家思想一家独大，对当时中国的各领域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然而到了近代，中国科技发展却渐渐落后于大多西方先进国家，儒家文化却在其中扮演了阻碍科技发展的角色。

关键字：儒家；传统文化；中国科技

机械与车辆学院 吴君杰 2120150373

一、序言

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包括科学的力量，又包括生产过程中社会力量的结合，最后还包括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即死的生产力上的技巧”，物化的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与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文化具有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辩证统一关系。科学技术决定社会的经济基础，进而决定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文化。反过来，文化具有反作用，它通过影响经济基础进而影响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的广阔土地，是一种典型的农耕文化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当今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和民族文化软实力日益重要的全球化时代，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的相互影响更加突出。

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经济、伦理、哲学乃至宗教等，在21世纪科技前沿探索中有着广泛的、重要的作用。由于时代背景和文明的传承性，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之间既有负面影响，也有正面影响。正确地、辩证地分析和认识他们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今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和途径。

二、中国古代先进的科学技术概略

天文学方面，我国观察记录新星、太阳黑子、彗星、日食、月食、流星雨等是世界上最早、最多的。从殷朝到公元18世纪，中国共记录新星90颗。我国公元前613年有关彗星的记载比欧洲早600多年。在天体测量方面，战国石申的《天文》8卷记录了121颗恒星的赤道坐标位置，比希腊早200年。三国时陈卓画的星图已有恒星1 464颗，而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前观测的恒星数为1022颗。唐代天文学家一行最早发现恒星位置移动现象，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的类似观点早近1000年。元代郭守敬于1280年编定《授时历》，与现代通用的公历—格里历一样精确，但早300年。

数学方面，十进位制是中国为世界做出的巨大贡献。公元一世纪刘徽的《九章算术》引入的负数概念和正负数的加减运算法则比欧洲早1500多年。南北朝的数学家祖冲之计算出圆周率为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比欧洲早1000多年。机械与车辆学院 吴君杰 2120150373 在中医药方面，中医以其完整的系统、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高超的医疗技术和丰富的典籍闻名于世；中药学也有举世瞩目的成就:唐朝于659年修订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比西方早835年；明代李时珍于1578年完成的《本草纲目》被誉为“东方医学巨典”。

在农学方面，中国早在公元6世纪就形成了即使从世界范围看也是卓越的耕作理论和耕作技术；发明或发现的水稻、茶叶、桑蚕等农业品种对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有包括《齐民要术》(北魏)、《农政全书》(明朝)在内的300多种农书。

水利和建筑方面，有举世闻名的都江堰(公元前250年)、大运河(隋)等众多水利工程和《水经注》(北魏郦道元)等水利专著；有享誉世界的万里长城、古城西安、古城北京、赵州桥等。

中国古代瓷器也是世界有名的，直到19世纪，中国瓷器一直是欧洲上流社会的奢侈品。英文“china”就是瓷器之意，可见中国瓷器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地位。中国古代的丝绸近代以前也一直是欧洲上流社会的奢侈品。

机械制造方面，中国在黄帝时就制造出世界最早的测天仪器—浑仪，元朝郭守敬于1276年改造制成简仪，领先欧洲300多年。中国在近代以前，机械制造领先世界，英国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技史》列举了26项领先世界的机械制造发明。至于众人皆知的造纸术、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四大发明，更是中国古代科技的杰出成就，对世界历史的进程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在此就不详述。

三、儒家学说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技术发展既有负面影响，也有正面影响。

（一）正面影响

1、秦始皇奠定了中国统一和发展的基础

中国和古代埃及、巴比伦、印度最早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因此被称为“四大文明古国”。古代埃及、巴比伦、印度文化早已与其它文化融合而不 机械与车辆学院 吴君杰 2120150373 独立存在了，唯独中国文化延绵五千年而从来未中断过，这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和超稳定性。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全国分三十六郡，郡下设县，最高统治者为皇帝，国家的一切重大事务由皇帝决定。中央和地方的重要官吏要由皇帝直接任免。秦始皇的最大功绩不仅在于他统一了六国，而且在于他统一了文字、统一了法律、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货币。

统一了文字，使统一后的国家有了共同的文化根基，为统一后的国家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使中华民族能融为一体，繁衍生息，不断发展壮大。语言和文字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独立存在的基础条件，也是和谐社会形成的粘合剂，没有统一的文字，就不能形成统一的国家。

统一了法律，使统一后的中国有了共同的政治纲领，为统一后的国家政治稳定奠定了基础。法律保护统治者的权力，对人民实施剥削、管理和镇压，不允许反对意见出现。法律的统一形成了中央集权，使国家最高统治者可以以法律的形式实施自己的意志，巩固权力，维护现实制度。而没有统一的法律，就无法保证统一国家的政治稳定。

统一了度量衡，使统一后的国家有了共同的经济发展基础，加快了经济的发展速度。度量衡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对经济发展十分重要，经济政策的制定，经济发展的衡量，都离不开度量衡这些基础经济单位。没有统一的度量衡，就难以形成经济的统一发展。

统一了货币，使统一后的国家有了共同的贸易基础。货币是贸易的中介，有了货币才能加快贸易的发展。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贸易和交换需要一种统一的货币，以保证贸易和交换的畅通和高效。贸易和交换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统一了货币势必会加快经济的发展。而没有统一的货币就会限制和阻碍经济的发展。

统一的文字、统一的法律、统一的度量衡、统一的货币，是中国封建社会能延续两千多年的客观基础。在这两千多年中，有朝代的更替，有外来的侵略，也有内部的战争，但统一的国家没有被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了统 机械与车辆学院 吴君杰 2120150373 一文字、统一法律、统一度量衡和统一货币。否则就没有中国的大一统，中国就可能会像欧洲一样，由几十个国家鼎立存在，分别讲几种语言，有不同的法律，文字也多样化。

2、雄汉盛唐时中国科技快速发展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国出现了强秦、雄汉、盛唐的高度发展和繁荣时期。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虽对人们的思想起了束缚作用，但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靠的是集中所有劳动者的力量。万里长城很伟大，伟大在于它的工程巨大，没有亿万人的参与是无法完成的，这一伟大工程的完成，归功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由于强大的综合国力，使中国早在汉朝时代，就已经在冶铁、铸造、炼钢、纺织、制瓷、造船、简单机械制造、水力动力、造纸、水利与建筑等技术领域日臻成熟；已经大体形成了以农学、医学、天文学和算学四大学科为主体的实用科学体系，科学技术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3、历史上中国科学技术领先的原因

中国科学技术曾在世界领先主要有五个原因。在这五个主要原因众都可以看到儒家思想的痕迹。

其一是独特的地理环境。中华民族诞生在亚洲东方黄河长江流域一片古老的土地上。这里有独特的自然环境:东临大海，南靠高山，西处沙漠，北是荒原。这里山水壮丽、物产丰富、经济发达、国富民强，周围是一些远为落后的其他民族。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后，这里便成了中华民族的“大四合院”，受国外影响较小，可以安心搞国内建设。

其二是综合国力强。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东方的自然气候状况，使东方大规模灌溉设施成为农业首先条件。在那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必须由一个高度集中的中央专制政权来组织成千上万人去完成。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可以完成筑长城、修运河这些靠大量劳动力来建设的工程。在人口规模较小的国家是无法完成的，当然这些国家也难以在科学技术方面领先。

其三是地域广阔。中国地域面积和整个欧洲差不多，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虽然有当局的腐败、战争、灾害和不重视科学等，但仍会有个 机械与车辆学院 吴君杰 2120150373 别地区小环境相对稳定，具备科研的条件，也会有个别人在特定条件下孤立地进行发明，创造灿烂的科技文化。

其四是中华民族聪明、勤劳。中华民族一惯以聪明智慧、吃苦耐劳而著称于世，良好的劳动者素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

其五是历史上各国经济发展相对孤立。在农业社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原材料靠就地取材，加工制造也在当地进行，消费也是为当地服务。这样，生产消费不受贸易的影响。由于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负面影响

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以后，在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里只有儒家思想“一枝独秀”，其他思想被扼杀了。

1、儒家思想抑制自我、因循守旧

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创立了儒学即称之为“显学”。汉以后它取得了国家意识的合法身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儒学对中国社会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被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其实儒教是世界最大的宗教，它产生的时间与佛教同时，汉武帝已经把儒学当成了治国纲领。这种思想世代遗传，虽然并未冠以“教”字，但它的影响和制约的程度远远超过一般的教规教义。因为儒家思想已是治国的基本策略，是各级学校的必备课程，是社会的价值取向，是大众的指导思想，是人的行为准则，是判断是非的标准，是社会运行的法则，是整个封建社会的粘合剂。它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侵蚀着社会每个成员的灵魂，就是空气中都飘浮着儒家思想的气味。它就像一把大伞，罩在中华大地之上，成为中国统治者的工具。社会精英埋头咬文嚼字，满脑子因循守旧，创造力日渐枯竭，温和懦弱、不愿冒险、害怕变革。孔子时代培养精英还上驾车和射箭课，后来连这些课程也被抛弃。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说过: “沾沾自喜、自我放纵、懦弱无能的社会必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孔子最主要的思想之一是“克己复礼”，他要求社会的每个成员克制自己，恢复旧的礼制。“克己”就要严格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大众礼仪。而 机械与车辆学院 吴君杰 2120150373 统治者也正好利用了这一点，要求人们遵守封建的规章制度和各种法规，使广大人民群众成为顺民。不但如此，统治者还利用儒家的家族思想观念，一人“犯罪”灭其九族。在家族观念十分浓厚的中国，一个人已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家族中的一员。自己的言行不仅影响自己还会殃及家族，所以社会上每个成员都小心谨慎，唯恐自己的不当会给家族带来灾难。在这种思想的束缚下，社会成员都学会遵规守矩，求得平稳，不敢多讲，不敢多想，也不敢有所创意。在这种思想的制约下，新的科学技术很难产生。

2、儒家思想重文轻理、重道轻器

政治至上导致学术上形成重文轻理、重道轻器的传统，这对科技发展也极为不利。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的中心和重心在如何夺取天下和稳固统治，在社会发展路径的选择上也必然围绕这一目的。在诸子百家中，统治者最终挑选儒家思想作为自西汉武帝以后各朝代的统治思想，正是由于儒家思想重伦理道德的那一套很适合他们，中国传统文化最终逐渐形成重视伦理、经学、语言文学、历史等人文科学，轻视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重文轻理传统。结果，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熟读背诵儒家经典、考证注疏文献典籍、修身养性、文学创作和鉴赏等方面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自然科学有所关注时，往往关注形而上的“道”即宏观规律、事物总体特征以及其中蕴涵的道德、为人处世和政治哲理的启迪等的探求，轻视形而下的“器”即一事一物具体特性及其在社会生产、日常生活中的功能作用研究，又形成重道轻器传统。这和西方科技的发展正相反。西方科技正是在重视数理化和重视对具体一事一物特性、功用的研究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西方科技到十八世纪爆发式发展，正是西方自古希腊开始，尤其是自十五世纪以来西方知识分子长期探求自然奥秘的基础上发生质变的结果。而中国传统社会形成重文轻理、重道轻器的传统导致我们缺乏科技知识的积累。我们的科技一直到现在可以说仍然是基础差、底子薄、起点低，人为地加大了和西方的差距。这给我们追赶西方科技造成了极大困难，尤其在西方科技仍然日新月异的当今，除非我们付出比西方百倍的努力。因此，重文轻理、重道轻器不利于科技发展。

3、儒家思想愚民统治、扼杀思想 机械与车辆学院 吴君杰 2120150373 封建社会的政治至上还有一个对科技不利的就是愚民统治。要稳固家天下王朝的统治，必然导致愚民统治。中国古代统治者长期实行愚民统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便是愚民统治的高度概括。而科技很容易揭开真相，是愚民统治的大敌，实行愚民统治必然排斥科技。中国古代统治者对一切非官方的科技存在天生的恐惧，直接采取各种措施(如伦理的、法律的)加以禁止的原因正在于此。例如，《礼记·王制》中就规定:“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汉儒郑玄在注释这段话时，把战国著名工匠公输班(鲁班)就列为“作奇技奇器”应杀的典型人物。因此，政治至上导致愚民统治也是中国古代科技不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

4、儒家思想重义轻利、束缚自由

儒家提倡“重义轻利”，淡泊地对待钱财和物质享受，认为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则享之，没有也不强求。“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子罕言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与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与其道得之，不去也”等儒家言论都表明儒家对名利的淡薄。儒家看重伦理道德、淡薄金钱物质利益的思想，由于长期居统治地位而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尤为深远。作为儒家思想补充、对知识分子影响巨大的道家，视物质享受为枷锁，认为追求物质享受会束缚人的精神自由。

四、总结

儒家思想曾为中国统一做出贡献。当它与专制独裁结合在一起时，就形成了政教合一的统治工具，就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如果我们吸取儒家思想的精华，去掉其“国家意识”的身份，儒家思想还能为今天的社会发展服务。儒家思想的和谐意识与和平发展、人本意识与对人的尊重、忧患意识与责任承担、道德意识与文明进步、力行意识与实践品格等，今天仍没有失掉它的现实意义。

在权势社会的古代中国，儒家伦理价值的政治化是必然的；而在未来的智力社会中，儒家伦理价值的科学化也是必然的。从现代的立场看，历史上的儒家伦理价值政治化是消极的，而未来的儒家伦理价值科学化则是积极的。机械与车辆学院 吴君杰 2120150373

参考文献

茶文化产业的形成、发展与推动 第3篇

关键词：茶文化产业,产业形成,产业推动

近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 19世纪的竞争优势是军事, 20世纪的竞争优势是科技, 而21世纪的竞争优势是文化。特别是在现代, 随着文化的市场化发展直接导致了文化产业在市场经济上的异军突起, 茶文化产业的形成、发展正是茶这一古老行业受其影响必然出现的现象。因此, 今天发展茶业有必要跳出茶界, 通过发掘茶文化与创新产业, 推动茶文化产业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贡献。

一、茶产业的文化积淀

(一) 技术进步的文化积淀。

人们考证, 位居中国十大名茶榜首的西湖龙井茶, 采制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宋、元、明三代龙井茶均已有名, 到了清代, 龙井茶受到乾隆皇帝的重视与欣赏, 进一步发展成为驰名中外, 独占鳌头的名茶。西湖龙井茶之所以有名, 与其独特的采摘和加工技艺有着密切的联系, 如在加工制作上, 形成了龙井茶“抖、带、挤、甩、挺、拓、扣、抓、压、磨”十大手法, 人们称龙井茶以“色翠、香郁、味甘、形美”四绝著称, 主要就是建立在这种系统精湛的加工工艺基础上的, 近现代有关名茶著作以及教科书都作了详细记载, 这也正是长期的技术进步形成的文化积淀。

(二) 产业进步的文化积淀。

产业进步最初的表现是产业链的形成, 随着产业的进步导致有关文化的沉积。如人们对茶的直接消费早已催生出各种品牌的茶叶、各类精美的茶具、丰富且各具特色的茶叶包装等;对茶的间接消费早已催生出有关茶的出版物、有关茶的培训事业、有关茶的信息传输与咨询服务、有关茶以及茶乡旅游业等。特别是近年来受创意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 有效地促进了设计业在茶领域的广泛渗透, 并成长为茶仅在其中为符号意义的产业。这种与传统茶产业有着本质区别的产业, 堪称具有典型意义的茶文化产业。[1]

(三) 生活拓展的文化积淀。

茶作为最普通的饮料, 与人的生活具有最密切的联系。我国是“茶的故乡”, 人们对茶利用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陆羽《茶经茶之饮》记载:“茶之为饮, 发乎神农氏, 闻于鲁周公, 齐有晏婴, 汉有扬雄、司马相如, 吴有韦曜, 晋有刘琨、张载、远祖 (陆) 纳、谢安、左思之徒, 皆饮焉。滂时浸俗, 盛于国朝, 两都并荆、渝间, 以为比屋之饮。”文化源于生活, 这说明在唐以前, 随着茶在民间的广泛传播, 形成的茶文化积淀已十分深厚。在我国, 饮茶时尚风行, 古自帝王, 广达民间。康熙皇帝有“君不可一日无茶”, 民间则把“柴米油盐酱醋茶”列为开门七件大事, 并把茶与饭复合为“茶饭”一词, 泛指与茶密切的生活联系。

二、茶文化的产业发展

(一) 文化传承的产业化趋势。

文化传承的途径或形式而言, 现代文化传承与传统的最大区别是它可以借助文化传授的各种途径与形式, 能迅速进入各个文化需求角落, 产生更快更好的传承效应。因此, 在全球化时代下, 传统文化的现代发展离不开产业化的推动, 如通过茶文化产品、茶文化活动、茶教育业、茶旅游业、茶传媒业, 通过茶馆业、茶包装业以及茶区新农村建设等产业化的发展形式能够有效促进中华优良文化的国际传播和国内文化与价值的整合。从某种意义上讲, 茶文化产业也是“21世纪的最后一桶金”, 充分利用我国的茶文化资源, 发展茶文化产业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 成为了我国茶区经济的新支柱。

(二) 文化任务的产业化落实。

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发展进步都离不开文化的驱动和规范, 离不开一定的人文思想体系和精神义理的滋养润泽。进入新世纪, 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同样离不开文化的驱动和规范, 特别是离不开优秀的、先进的人文思想体系和精神义理的滋养润泽, 即就文化内涵或内容作用而言, 文化肩负着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文化责任的落实, 需要文化从文化殿堂走下来, 为产业做贡献甚至成为产业的具体内容, 需要有产业化的推动, 以致于成长为文化产业, 茶文化也应该是这样。虽然, 茶文化产业成为定论尚需时日, 但伴随知识经济、休闲经济的发展, 这些年成迅猛之势, 在促进经济增长, 特别是满足人们精神方面的需求所发挥的作用, 已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三) 文化服务的产业化提升。

就文化工作的实践而言, 茶文化产业大量的属于服务业的性质, 而服务业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当前, 加快发展服务业, 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有利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特别是规范提升面向生活的服务业。大力发展社区服务业、商贸服务业, 以及旅游休闲、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需求潜力大的服务业, 在这些方面无疑都有茶文化产业自己的阵地和空间。我们说运用产业化运作的方式来提升茶文化服务水准是一种新的模式, 用产业化运作方式发挥文化服务功能不仅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 更要以满足人们的精神追求为契机。实践证明, 它往往带给经营者更好的发展和更多的盈利空间。[2]

三、用新理念发展茶业

(一) 跳出茶界抓茶业。

从某种程度上讲, 传统产业是从事某一行业的事, 而现代产业覆盖几个乃至多个行业, 因而是全社会的事。我们过去讲茶产业, 一般是把它圈定在茶的生产加工以及销售这样一个范围, 虽然这个范围较之其它已够宽泛, 但它仍然是一个界限清晰可分的范围, 一个茶产业工作者的茶事任务也可以明确为了解或掌握从事选种、栽培、加工到评审、销售的知识与能力。这些是典型的茶事, 有关茶事是茶界的事。随着现代产业的内涵的不断丰富与扩大, 产业的边界早已变得模糊不清, 或者说产业的边界不断得以放大, 特别是市场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 人们的生活品质以及生活追求发生根本性变化以后更是如此。在这种背景下, 仅有传统的茶事知识或者仅以传统茶界眼光引导或指导茶业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我们要跨出“茶界”抓茶业。

(二) 发掘文化促茶业。

一提到发掘文化促茶业, 也许我们就不自觉地回到回顾中华传统的茶文化上, 其实这是对这一提法的不准确的理解。我国有几千年的茶文化底蕴, 极具开发利用价值, 我们是应该努力发掘并加以应用, 但我们还清醒地看到, 现代茶文化时时刻刻处在创新发展之中, 因而对现代茶文化的认识与利用, 推动茶业的发展更具现实意义。天福集团建立茶博物院, 认养云南野生茶树王;娃哈哈集团开发生产“有机绿茶”饮料, 以茶饮料占领市场等, 都是通过茶文化加以推动。发掘文化促茶业, 更需要实现行业的沟通, 需要构筑有效的行业联合行动机制, 比如以某一文化名茶为主线, 联合农业、工业、商贸、文艺的力量, 形成融茶田、名茶、包装、影视、文学、网络、茶艺馆为一体的茶文化产业特色。[3]

(三) 创新产业兴茶业。

进入新世纪, 传统茶产业的既分化又融合的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和社会进步的超常, 有的通过交融使传统茶产业与文化产业逐步趋向融合, 有的甚至突破茶的实体性局限, 独立地走上茶文化产业的领域, 这是真正的产业创新成果。尽管茶界有相当多的人尚未意识到这一点, 至少尚未引起关注, 但实践已经走到了理论的前面。因而, 承不承认有一个茶文化产业存在, 能不能将茶文化打造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强势产业, 是把茶文化推向经济战场“主将”的位置, 还是永远作为实物形态茶产业的“附庸”的问题, 也是关系到我国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茶文化资源, 包括不断创新的茶文化等, 能否得到充分利用的事。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中国茶产业能否保持强大的国际竞争力, 由此取得持续健康发展的大计。

四、茶文化产业化发展的意义

(一) 推动传统茶产业升级换代。

推动产业升级换代是产业在新时期发展的必然要求。所谓新的时期是指知识经济所推动的全球化发展进入“后工业时代”, 非物质的、符号的交换与消费成为超越民族国家的典型的增长领域, 文化竞争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主要领域, 这一时期文化产业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主干之一。[4]新时期的实践反复证明, 茶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茶文化的支持, 没有茶文化, 传统茶产业的升级换代便不可能实现。正如没有文化, 西瓜永远是西瓜、土豆永远只是土豆。没有茶文化, 英国“立顿”红茶不可能在一个短时期垄断天下;没有茶文化台湾天福集团不可能在仅十多年时间里, 挺进大陆并形成500多家茶叶连锁机构, 其销售额占到全国茶叶零售的1%。所以说无论是对茶的加工或是销售, 经营或是消费, 茶文化都在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 充分发挥茶文化增值作用。

茶文化往往是在不改变资源存在状况的情况下, 可以反复利用, 能够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同时, 茶文化不仅可以有效增加经济效益, 而且茶文化本身又是增加茶叶经济的重要手段, 如人们通过开展茶叶拍卖、名优茶展销、茶文化等活动, 发展大宗交易、电子商务、连锁经营、加盟直销等新型营销模式, 探索建立茶业交易机构, 为市场主体搭建发展茶文化产业和交易的综合性平台。发挥茶文化的增值作用, 就其茶文化本身而言, 它可能因为采取产业化运作, 而成长为茶文化产业;就其促进茶产业、弘扬茶文化的途径或手段而言, 也可能成长为茶文化产业。

(三) 促进产业的融合研究与发展。

在知识经济时代, 信息技术革命进入产业化阶段的最大标志是信息产业及其与传统产业间的融合, 以致于成为今天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产业群, 茶叶的网络销售与消费也是其中内容, 如数字普洱、信息普洱等。事实上, 以名茶为引擎形成的各种产业大多体现文化产业的性质, 如福建安溪县20世纪90年代以来, 以名茶“铁观音”为引擎, 借助多种文化形式, 广泛开展名茶品尝, 举行茶歌、茶舞、茶艺表演等茶事活动, 取得了巨大成功, 推动了本地有茶文化产业的形成与发展。今天像茶馆、茶楼、茶座、茶坊、茶室这一类建设, 可以说体现茶文化价值已成为人们普遍的、自觉的选择, 这些具有文化产业性质, 至少具有类文化产业的性质的产业正处在方兴未艾时期。因此, 这对于促进我们加强产业融合研究, 推动茶文化产业发展是一个良好机遇。

参考文献

[1].龚永新.中国茶文化产业的产业论证[M].中国茶叶加工, 2008, 4

[2].龚永新.也谈茶文化的经营问题[M].广东茶叶, 2007, 6

[3].龚永新.三峡茶文化产业化及其模式研究[M].三峡大学学报, 2004, 4

儒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第4篇

一、大理“文献名邦“的形成

汉代大理是“蜀身毒道”必经之地，印度、缅甸人到过大理。唐代，印度僧人到大理传教游览，有的还成为南诏王的“国师”；唐初，唐将梁建方率兵讨松外蛮，招降河蛮首领杨敛，在大理地区游历考察，他将耳闻目睹的大理地区的部落、特产、风俗等内容写成《西洱风土记》；唐贞元十一年（公元1287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到大理旅游，著有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元末明初，有几个日暗本僧人到大理旅游居住，有四位日本僧人圆寂后，还葬在苍山龙泉峰，并修建了著名的“日本四僧墓塔”；元代十七年至二十年（公元1280-1283年），西台御使部松两次到大理游览，调查了大理的山川、风俗、物产、社会生活，写出了著名的《大理行记》。民国初，英国人弗茨杰罗德到大理旅游考察，著有《五华楼--对大理民家族之研究》一书；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被贬到云南的翰林修撰杨慎，与大理白族学者李元阳结伴漫游苍洱名胜，写了《游点苍山记》，明末清初，著名诗画僧人担当，走遍苍洱之间，留下许多赞美大理的诗名；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6年），地理学家徐霞客来大理旅游，在他的《徐霞客游记》中对大理的苍洱名胜、传统的三月街等均作了翔实的记述。清代，大理的苍洱风光业已驰名，来大理游历的人更多，陈鼎在他的《滇游记》中，对大理三塔、一塔、感通寺、三月街等名胜古迹都作了详细的描述；清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剑川州牧张泓游历大理，在《滇南新语》中记述了大理的龙女花。大约在四千年前，大理便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战国时期，有大批移民从中原来到大理。早在汉代，大理就是古西南丝路的交通要冲。公元七世纪初，洱海地区出现了六个较大的民族部落。在唐五朝中央的支持下，蒙舍诏逐步吞并了其他五诏和许多小部落。公元738年，南招把政冶中心从巍山迁到了大理，筑太和地为都。同年唐玄宗封南诏王皮逻阁为"云南王"，设"云南安抚司"，从此，大理成为云南的政治中心。公元937年，段思平联络滇东三十七部进军大理，建立了"大理国"。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十万大军乘革囊，渡金沙江，灭大理。大理国相传二十三王，共318年。元朝在云南设立了中书行省，并将行省的治所东移到昆明，才结束了大理五百多年一直是云南政治中心的历史，公元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改大理国为大理府，称太和县。清沿明治，民国二年改太和县。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原大理县、下关市建制撤销，组建为大理市。大理白族的风情浓郁，民族文化多姿多采，至今仍保留着独具特色的语言、服饰、风俗。还有许多具有地方特点的民族成会，如本主节、绕三灵、耍海会、三月街等。白族民居"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华丽典雅，别具特色，"家家养花"的美好环境令人流连忘返。

“文献名邦”一词在云南，常被人们作为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地区的称誉。“文献”二字的含义为：“文，典籍也；献，贤也。”用现代的话说，文指的是有关典章制度的文字资料，献指的是熟悉典故的人才。因此，文献名邦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有丰富的能够反映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典籍，二是要有精通典籍的人才。大理被誉为“文献名邦”的历史根据，就是高悬在大理古城南文献楼上的匾额。匾额是清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云南提督偏图所写。偏图是汉军正白旗人，原姓李。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偏图以督标别将随云南总督赵良栋征讨吴三桂，第二年被提升为云南随征够兵。平定云南后，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偏图任云南提督。云南提督府衙门就设在大理。偏图身居大理15年，深感这里的人文兴盛故报请清政府颁发了这块匾。大理被誉为文献名邦的依据，在民间还有这样的说法，是根据大理文献村而来的。建于康熙年间的文献楼楼上有一副长联，为大理近代文人周仁所撰：“溯汉唐以还，张叔传经，杜公讲学，硕彦通儒代有人，莫让文献遗风暗消在新潮流外；登楼台而望，鹫岭夕阳，鹤桥小路，熙来攘往咸安业，但愿妙香古国常住于大世界中。”这幅长联道出了文献村的来历。联中的张叔何许人也？乃汉代大理文献村先贤。据传，汉武帝时，文献村名叫南山村。当时，大理地区还不开化，特别是文化方面更处于迷蒙状态。天资聪颖的张叔与同村好友盛览一块放牛时，深感不识文字的缺憾和痛苦，于是二人商议出走学习。他俩历尽千辛万苦，到处寻师访尊，终于寻访到了汉代大学问家司马相如，拜司马相如为师学习经文。司马相如授其经文，张叔、盛览学成归来，教化乡人。因张叔、盛览被后人尊为精通学问、精通典籍的人才，故将南山村改名为文献村。明著名白族学者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人物》载：“张叔，叶榆人，天资颖出，过目成诵，俗不知书，叔每疾之，思变其俗。元狩间，闻司马相如至若水造梁，遂负笈从之，授经，归教乡人。”

二、大理“文献名邦”的形成与儒家文化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化流派。儒家学说为春秋时期孔丘所创，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儒家学说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学的发展和传承，使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文化的深层观念中，无不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儒家文化所拥有的地位，是由于儒家在产生以后，在从古到今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所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独占大一统思想地位后而形成的。儒家主张礼治，强调传统的伦常关系，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等。儒家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历空前之厄，但还是绵延至今，其原因是因为儒学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且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于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与主体。汉朝以后，历朝历代四书五经被无数次修订，孔子原作已面目全非。儒学在魏晋时期演变成玄学。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渗透了道教和佛教。宋代时发展为理学，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所说的儒家思想，绝大部分来自宋朝的文献。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对思想产生了很大的束缚。直到五四运动才取消了儒学的统治地位。

大理“文献名邦”的形成，与儒家文化的影响有着根本的联系。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儒家思想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影响：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怠”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某些地区更将“孔圣诞”定为“教师节”。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缔造的儒学，自春秋起就开始书写她源远流长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随着社会的发展的历史的演进，儒家学说从内容到形式都得到了不断地丰富与发展，其社会功能也在与时俱进，并逐步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文化内涵。孔子通过其经历以及理论为后世的教育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其后，宋代理学家朱熹对儒学文化的教育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发展，不仅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与终身性，更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如他所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不仅要认识，更应该去实践。这种思想对于解决今天的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相矛盾、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相脱节的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按照古代的说法，“文，典籍也；献，贤也；邦者，国也。”也就是说，大理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的地方，既有浩瀚典籍供人穿越时光，也有胸存甲兵三千的饱学俊士，可谓人杰地灵。毫无疑问，那时以及更早的大理是无愧于这块悄无声息的匾额的。白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是中国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少数民族之一，同时又是南诏国、大理国文化的直接承传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白族文化、别具一格的民风民俗。这些文化通过文物古迹、文献典籍、口头文学流传下来，记录了白族人民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特殊认识和深邃思考。

【基金项目】2014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课题《大理“文献名邦”的形成与儒家文化在白族地区的传播研究》，重点课题，课题批准号JD2014ZD19.

（作者单位：大理大学）

地址：云南省大理市弘圣路2号，李群：13988557787.

关于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第5篇

企业文化是人类文化、民族文化发展的结果，是人类文化经过渔猎文化、农耕文化发展到商业文化的产物，是商业文化中的一部分，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工业社会特有的社会文化现象。应当说，有企业和企业管理存在，就有企业文化存在。但是，一般说来，这时的企业文化属于自然生成的企业文化，真正把企业文化当成一门科学来对待，有意识地对它进行研究并运用于企业管理实践，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企业文化热潮的兴起源于日本对美国的挑战。日本经济的冲击引起美日比较管理学的研究热潮。

日本是个岛国，资源贫乏，火山地震不断，既没有像中国那样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也没有像欧洲那样的现代科学技术，而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在这种条件下，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引进美国的现代管理方法，60年代实现了经济起飞，前后只用了不足20年的时间，令人难以置信。

日本经济重新崛起，创造了连续增长的奇迹，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作为一种超级经济力量出现于国际舞台，大有取代美国、欧洲之势。是什么力量促使日本经济腾飞？本来日本的管理是向美国学的，日本成功的奥秘是什么？美国学者把目光投向日本，探讨美国输给日本的缘由。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一批美国学者，不仅有管理学者，而且有社会学、心理学诸多学科的学者远渡重洋赴日本考察，掀起了美日比较管理学研究热潮。美国学者考察研究的兴趣开始主要在企业管理方面，对美日两国的不同管理模式进行了全面比较。特别是考察了企业之后，他们发现，日本企业与美国企业之间一个最大的差别，是日本企业的员工有“爱厂如家”的思想，而美国企业的员工缺乏这种思想。这证明，美日两国不同管理模式的背后是文化的差异，因此美国学者又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化比较研究方面。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日本的企业文化再好也只适用于日本，而不能简单地移植到美国企业。美国学者学习日本的最大收获，是发现了文化力是推动经济、推动企业发展的原动力。密歇根州立大学特普斯忒拉教授等人合著的《国际企业的文化环境》一书指出：“美国人特别易于漠视其他文化。国家的宏大规模和在联邦之内所讲的共同语言使美国人得以避免真正地在思想和行为方面接触外国方式。我们的大熔炉观念把我们基本上有着封闭的文化这一事实掩盖起来了。我们的贸易壁垒正在崩溃。这也是我们文化壁垒崩溃的时候了。”企业文化的研究，从此在美国成为热门话题。

美国企业文化研究的热潮，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代表作是哈佛大学伏格尔教授的《日本名列第一》，影响很大。1980年7月，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播出电视节目，“日本能，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这一阶段起到了动员和准备作用。第二阶段是两国管理的比较研究，发表论著较多，代表性的有《日本企业管理艺术》（1981年2月出版，作者是斯坦福大学帕斯卡尔和哈佛大学阿索斯西教授）、《Z理论——美国企业如何迎接日本的挑战》（1981年4月出版，美籍日本人威廉。大内著）。第三阶段可以说是深人改革的研究，主要目标是重建与美国文化相匹配的经营哲学和工作组织，恢复美国的经济活力，与日本人一比高低。代表作有1981年9月出版的南加州大学奥图所著的《未来的企业》，1982年7月出版的哈佛大学迪尔教授和麦金塞咨询公司顾问肯尼迪合著的《公司文化》，1982年10月出版的麦金塞公司顾问彼得斯和沃特曼合著的《追求卓越》。《公司文化》与《追求卓越》这两本书成为当年的畅销书。从此以后，“卓越”和“文化”成为管理研究的重点，从1983年到1985年，《追求卓越的管理》、《追求卓越的热情》、《创造卓越》、《公司文化的管理》、《美国企业精神》、《公司内部的企业家精神》、《重新创造公司》、《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等一系列管理著作出版，并成为20世纪80年代有重要影响的著作。

对美国人决心重塑企业文化的决心和举动，日本人作出了积极反应。他们深感自己对企

业文化理论研究的薄弱。美国学者对日本企业文化的赞赏和对其经验的理论概括，不仅进一步激发了日本人的自尊心，而且使日本人受到了研究企业文化理论的启发。20世纪50年代，在经济技术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日本虔诚地向美国学习现代管理思想和技术，但他们没有机械地学，而是巧妙地把西方管理经验加工改造成适合日本国情、具有日本特色的管理模式，并使之获得了日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和支持。很快，日本学者企业文化研究成果陆续问世。1984年中野郁次郎所著的《企业进步论》出版。1985年，社会和学术界开展了题为“21世纪革新企业研究”的学术研讨会，其中对“文化革新方向：企业文化的创造与渗透”进行了深入研究。同年，名和太郎的《经济与文化》一书问世，从整体上分析了日本经营管理模式的文化背景，探讨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文化力的作用问题。与众不同的是，日本企业界一些著名的企业家如松下幸之助、上野一郎等对自己的经营管理经验进行系统整理，对自己公司文化实践经验进行新的提炼和概括，来支持和丰富学术界的理论研究，他们在企业文化研究热潮中非常引人注目。

中国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第6篇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组织文化，是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和社会文化在企业的影射、积淀与发展。我国的企业文化萌芽于春秋时期以儒商文化为主的商业理论，历经唐、宋、元、明、清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我国近代的民族工业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中迅速发展，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古代商业文化理论的形成我国工商业的形成起源于夏商。当时以官办官营为主的工商会官促进了西周商业活动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士大夫不杂于商”的状况出现了重大改变，士人遵循孔子“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的训导，“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爱财而取之有道”，经商多以礼义为行动规范，在礼义的基础上求利而不贪夺。其时，管仲“通货积财，富国强兵”，成就了万世霸业；范蠡，“经营农盐，雄霸商海”，成为世代商人效法的商圣；政客吕不韦善用“奇货可居”术，做成了天下最大的一笔买卖，他不仅自己当了宰相，还使自己的儿子嬴政坐上秦王的宝座，成为中国的始皇帝。在商业活动中，孔子之后，孟子周游列国，提倡“以德王天下”，一方面宣扬仁义，另一方面经商“以羡补不足”，他反对“重征商税”，主张“取消关市之征，开放山泽之利”，义利结合，充分体现了儒家文化的价值观。之后，墨子主张“交相利”、“财货让”，要求商人在给别人带来利益的同时，自己也从中获利。他不仅言商，而且积极参与商业活动，深切体会了商业经营的辛劳艰苦，并从中意识到了供求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

先秦时期士人经商，说明了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反映了士人商业文化意识的觉醒。其时儒商盛行，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经营讲求信义，以诚信为本，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经营之道。据历史记载，子产“为相二年，市不豫价；三年，门不闭户，道不拾遗”，实现了政通人和、社会安定的繁荣景象；范蠡善经营之道，“陶朱事来，端木生涯”，“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中三致千金”，一跃而成巨富，其积著之理成了商人世代相传的法宝；白圭在总结先秦士人经商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能知取与，是为行仁”和“智、勇、仁、强”经商四德的“治生之学”，为古代商业经营提供了有效的管理方法与考核标准，同时为中国工商企业文化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近代商业文化理论的发展

先秦以后，司马迁对秦汉儒商文化进行了总结，认为“富者，人之情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求富趋利不仅是整个社会与人生追求的目标，而且是仁义道德的基础。到唐宋时期，经济繁荣，人心思富，儒商队伍不断壮大；明清阶段，儒商思想进一步升华，商人地位逐步提高，商业经营迅猛发展，其中晋商、徽商、鲁商等几个比较大的商业集团，雄视海内，阔步天下，历时二、三百年而不衰，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时，经商者恪守“凡人存心存世，务在中和，不可因势凌人，因财压人，因能侮人，因仇害人”和“经营信为本，买卖礼当先”、“诚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以及“财之道生，利缘义取”等经营信条，诚信忠厚，童叟无欺，提倡中庸，讲求礼义，信奉“生财有大道，义而资益巨”，主张“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礼接人，以义应事”，并“察天时之顺逆，格物理之精微”，掌握市场供求关系，顺应商品发展规律，在复杂的社会与人际关系中学会了“仁中取利，义内求财”经商之道，以至“基业日隆，家道渐裕”，不少人成为近代中国“富可敌国的儒商资本家”。清末民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兴起，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与管理，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其时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中国新一代儒商，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外来的科学技术与先进管理经验，形成了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中国工商企业文化，如有“中国商父”之称的盛宣怀，引领洋务运动，缔造商业帝国，促进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有时代巨音之称的“学贾”郑观应，“弃举业而习商贾”，“齐价竞争，任人为贤”，强化管理，培育人才，撰写《盛世危言》，提出了著名的“商战论”，奠定了中国近代经济学的基础；有民族工业先行者之称的“状元资本家”张謇，创办实业、兴办教育，造福于一方，影响于全国，开创了我国民族工商业资本集团的先河。在管理思想和经营理念方面，有“棉纱大王”之称的著名近代实业家穆藕初先生认为“凡百事业之成败，全视人才之优劣”，把重视人才、网罗和使用人才作为兴业之本；著名的四川民生实业公司的创始人卢作孚先生把“超个人成功”、“超赚钱主义”当作他经营事业的目的。为此，他给民生公司制定了“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的“民生精神”；天津东亚毛纺公司设计“抵羊牌”（抵制洋货之意）商标，制作“你愿人家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的厂训，并制订《东亚铭》等企业精神来训练和强化员工的敬业爱厂意识；另外，像大成纺织公司的“忠信笃诚”，荣氏纺织工业集团的“和衷共济，力求进取”，上海冠生园的“三本主义”（本心、本领、本钱）以及久大盐业集团公司的企业信念“原则上绝对相信科学，事业上积极发展事业，精神上以能服务于社会为莫大光荣，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等，这些理念都充分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精神与民族意识。

纵观这一时期的商业理论发展，儒家以义制利、诚信为上的价值观，以和为贵、协调群体的和谐观，修身内省、反求诸己的自律观，以人为本、仁者爱人的道德观和道家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自然观、兵家（孙武、孙膑）以退为进、以进制动、刚柔相济的战略战术以及墨家、法家、轻重、货殖各家思想的综合，求同存异，兼容并蓄，使得近代工商企业文化异常丰富。这些文化理念，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民族自强、实业报国的企业宗旨；重商厚商、敬业乐业的经营思想；勤劳刻苦、奋发进取的高尚品格；精细计算、俭约朴实的经营作风；诚实不欺、信义为上的商业品德；执乎其中、和谐为贵的经营理念；出奇制胜、善于竞争的经营策略和精究本行、心志专一的敬业精神，以及山西票号创建的股份制、两权分离制度以及灵活运用的资金管理制度等，这些都是古人经商美德的继承与经验总结，也是优秀民族文化的宝贵资源。以古为鉴，古为今用，这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华商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在这里，我们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世界各地的华人企业家，他们漂洋过海，背井离乡，身居异国他乡，以血缘、地缘、亲缘、业缘和相同的民族文化为纽带，组成了凝聚力很强的群体。他们在承受殖民统治、种族压迫等严酷的生存与竞争环境下，凭着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斗志和勤奋节俭、自强不息的精神，艰苦创业，以其精良的管理和杰出的经营业绩令世人所瞩目。如船王包玉刚，审时应变，白手起家，成为世界船运史上的商业巨头；香港著名企业家郑裕通，守信用、重诺言，做事勤奋，处事谨慎，以其巨大的经营业绩载入了香港经济史册；名震东南亚的糖业大王郭鹤年，勤勉刻苦，锐意进取，成为马来西亚的头号经济强人；霍英东诚信不欺、一诺千金，成为香港最有名的实业家；李嘉诚宏图大展，资产雄厚，位居香港十大富豪之首；王宽诚、邵逸夫、孙忠利、董浩云等人义以天下，实业报国，为祖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立操仁义的项松茂、富达持节的林绍良、爱国华人陈嘉根、著名华商李延年等，他们发展实业，报效祖国，奋发有为，利益天下，业绩垂青史，精神励后人，成为中华民族的精英。他们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身体力行儒商勤俭敬业、诚而有信的创业精神和惜时勤作、精明应变、刻苦自励、开拓进取的价值观念，经营实业，实现自我，使华人企业形成了一个跨国界、跨文化、跨行业、跨地区的经济特区，在世界经济，特别是东亚经济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们非常重视人才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用优秀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来引导激励员工，把文化的手段引入到了企业经营管理中，善于运用精神理念来团结和凝聚企业力量，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在华人企业创立、成长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华商企业文化。

当代企业文化理论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培养了像“大庆”、“鞍钢”、“石圪节煤矿”和石油工人王进喜、北京百货大楼张秉贵与太钢工人李双良等先进典型，创造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大庆精神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石圪节精神”等，在工商企业管理方面，形成了鲜明的政治意识、民主意识、主人翁意识、艰苦创业意识和科学管理意识，引起了世界企业管理界的广泛关注。

中国企业和学术界明确提出和开展企业文化研究，始于八十年代中期。1982年国内学术界首次介绍《Z理论》和《日本的管理艺术》两本世界企业文化名著（见1982年《世界经济》第10期，作者杨斌），随后国内引进和翻译了大量的企业文化文章与理论著作；1986年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讨论会上，理论家们首次对企业文化进行了广泛的讨论；1987年9月，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企业文化研讨会；1988年11月，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成立，创刊编辑《企业文化》杂志和《中国企业文化大辞典》等企业文化著作，举办企业文化讲学班和研讨会，交流企业文化经验，培训企业文化骨干，为中国企业文化建设铺路搭桥，散播火种。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1989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后，以企业文化建设为目标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活动在我国迅速发展，并作为精神文明建设中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载体在中央文件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不断出现；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要“搞好企业文化建设”；1993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十四

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进一步提出：“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培育优良的职业道德，树立敬业爱厂、遵法守信、开拓创新的精神”。至此，中国的企业文化建设正式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和各级政府的支持，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认真做好的一项基础工作；1994年，中国企业文化促进会挂牌成立，坚持为经济服务，为企业服务的方向，组织开展全国性的企业文化活动、企业文化建设成果评审与成功经验推广，举办企业文化讲座和企业文化管理师培训，使我国的企业文化建设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指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使之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一起，共同构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为我国企业文化建设进一步明确了地位。

进入新世纪，知识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企业文化建设的“第三次热潮”。党的十六大把“以人为本”作为新世纪的重要理念，为企业文化建设开创了历史新纪元。在此期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国资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中国企业文化促进会等企业文化研究与管理机构和全国36个地区性企业文化社团组织与16个行业主管部委，为企业文化建设推波助澜，使企业文化建设工作更积极、更主动、更理性、更成熟。与此同时，劳动保障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与中国企业文化促进会成立中国企业文化管理师认证委员会，在北京、上海、青岛、天津、广州、西安等地设立常年培训点，开展了大规模的企业文化管理师培训，并于2004年3月2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首届CCO企业文化高峰论坛暨企业文化万里行启动仪式”，会上总结表彰了近年来企业文化建设的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和优秀成果，并由中国企业文化促进会总顾问、全国政协副主席布赫、周铁农、万国权等领导为全国44名首批“注册高级企业文化管理师CCO”颁发了资格证书；2005年，中国企业文化促进会又颁发了《2006-2020年中国企业文化建设发展规划纲要》，对促进我国企业文化建设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和推进作用。

人类因梦想而伟大，企业因文化而繁荣。21世纪是世界各国经济技术快速发展和激烈竞争的时代，也是“文化制胜”的时代。第九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企业文化促进会布赫总顾问指出“国家的强盛源于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依托于民族产业的壮大，而民族产业的壮大依赖于企业发展动力的强劲和方向的明确，中国的优秀企业文化就是企业发展的精神动力，中国未来的首席文化官就是帮助企业明晰发展方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