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结构变化范文

区域结构变化范文（精选10篇）

区域结构变化 第1篇

一、美日欧汇率结构的变化特点

1、美日欧汇率结构的变动周期

自从欧元问世以来，美日欧货币汇率呈现几大变动周期。1999年到2008年金融海啸产生之前，日、欧与美元的汇率总体走势大致可分为几个阶段。

在1999年2001年中期，美元上涨，欧元下跌，日元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短暂上扬然后下跌。其原因在于美国经济增长此期间好于欧元区与日本，并具有较高的利率。

2001年7月至2003年美日欧汇率结构逆转。美元下跌，欧元与日元上涨。这一时期里美国经济衰退，欧元利率高于美元利率。日元升值则是受国际油价上涨的推动，因为日元兑美元升值可以抵消油价上涨造成的进口成本上升。

2004年至2005年，美元对欧元与日元升值。此时段里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增长低于预期，加息受到抑制。而美国经济强劲增长，联邦利率开始处于加息周期，同时，美国通过减税，刺激全球资金流向美元资产。

2006年至2008年6月，美元利率的上升周期结束，美元对欧元与日元再次走上贬值轨道。加上美国房地产市场崩溃以及由此导致的次贷危机，自2006年下半年开始，美元汇率开始更大幅度的低估。

2、金融海啸以来的美日欧汇率结构的变化

自2008年下半年金融动荡出现，汇率结构出现新的格局则不断发生逆转。

第一，金融海啸发生时，由于经济危机中恐慌一片，在这种特殊时期，人们认为美元相对于日元、欧元及英镑是较好的短期避险币种，美元成为一个巨大的安全避风港效应。而作为第二大避险货币的日元，其兑欧元的汇率也出现逆转，由长期贬值进入升值通道。

第二，自本轮国际海啸缓解以来，国际汇市更是风起去涌。从2009年3月至11月，随着全球实体经济的好转，国际资本对于风险的偏好上升，美元大体呈现贬值趋势，而欧元和日元则为升值趋势；2009年12月份始，在迪拜与希腊债务危机的影响下，国际金融风险有所上升，美元再度走强。2010年7月以来，美国令人失望的经济和欧洲数据的迥异表现促使美元开始再一次走弱。

二、东亚区域的汇率变化特征

运用Frankel(2008）新的外部货币模型可以分析2005年7月以来东亚各经济体的这种汇率变化特征。该方法是在传统外部货币法模型中引入以外汇储备来衡量的汇率压力（Exchange Market Pressure）变量，从而将篮子货币权重与汇率波动的测算结合起来。其回归方程为：

这里，△logHt为本国货币在t期内的货币变化，α（j）为第j种货币在本国货币篮子中的实际权重。△empt为汇率压力变量，定义为汇率变化加上外汇储备变化，即：

该方程中，δ值越大外汇储备变化值越小，说明外汇干预小，汇率更为浮动。δ=0表明汇率压力变量对本国货币变化值没有影响，汇率严格固定j种货币。一般一国δ值位于0-1之间。

同时，设定w(j)=1-w(1)-w(2)-w(3）……，则（1）式可写成：

我们以英镑为货币篮子中的第i种货币，以瑞士法郎作为各国货币计价单位，测算东亚主要国家“实际的”汇率变动情况。各国篮子中货币主要选取美、日、欧、英镑、澳元与以新元、韩元为主的东亚各国货币（人民币货币篮子中还选取了加币与俄卢比）。各国汇率与外汇储备值均取于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月数据，对方程（2）作OLS估算，其回归结果见表1。

（资料来源：根据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数据计算。）

根据估计结果，可以对东亚各国的汇率变化特点进行初步分析。

第一，各国货币篮子中普遍加大了非美元货币，尤其欧元的作用明显。2005年人民币汇改后，美元权重在各国货币篮子中都有明显下降。大部分货币篮子中美元比例都降至一半以下，中国与马来西亚的货币虽然仍与美元保持着相当的联系，但其权重已显著减少。同时，各国货币篮子中普遍加大了非美元货币，尤其是欧元。这与东亚国家货币与美日欧汇率结构变化有关。

第二，各国汇率波动较小，意味着保持着汇率稳定。从汇率压力指数来看，除韩国、新加坡及为稳定经济的菲律宾的指数大于0.1，东亚国家δ值均较小。而根据Frankel(2008）的测算，若以管理浮动为代表的澳大利亚与加拿大作为代表，其汇率压力指数在0.4左右。这表明东亚国家仍通过外汇干预保持着一定的汇率稳定。这是因为政府为有效地减少贸易商的交易成本，以汇率稳定的结果。

第三，东亚各经济体的汇率波动具有明显的区域联动性。从回归结果可知，东亚各经济体都减少美元权重而增加了欧元权重，并保持着汇率稳定。这种集群性特征与区域内汇率波动较强的相关性有关。

从表2的相关系数（各国月汇率可看成随机变量，选用Pearson相关系数）中可以看出，各经济体的汇率波动相关性大部分较为明显，尤其是如泰国、新加坡等地域与经济联系紧密的地区。香港是个例外，当然这是由于极端钉住美元的货币局制度所致。韩元与各国货币相关性较低，但总体而言，从货币相关系数变化来看，东亚汇率波动呈现出区域联动性的特点。

（数据来源：根据IFS数据计算。）

第四，东亚各经济体汇率行为相互影响，“实际的”汇率制度走向上趋同。2005后东亚各经济体总体上正先后逐步向钉住一篮子的汇率制度过渡，说明了东亚各国“实际的”汇率制度走向上趋同。这是由于汇率波动的相关性带来了汇率行为的“纳什均衡”：各国随着它国汇率的变化而变化，尤其是在它国汇率贬值时，否则可能会出现贸易利益损失；所以当一国汇率稳定下来时，邻国的汇率才会随之稳定。无论是东亚危机后集体回到钉住美元制度，还是2005年后集体走向钉住篮子汇率制度，都反映了汇率波动的区域联动性导致汇率制度趋同的结果。而中国2010年6月份的二次汇改也可能会对东亚其他地区的汇率造成影响。

三、美日欧汇率结构变化对东亚汇率变动特征的冲击

1、美日欧汇率变化对东亚区域内汇率变动特征的影响机制

由于东亚各国贸易对象主要集中在美、日、欧三大市场和区域内贸易市场，美日欧汇率结构发生变化直接影响各国贸易竞争力。而东亚区域的汇率变化特征决定了各国博弈的结果就是采用相同的汇率制度，否则会造成彼此相对竞争力的变化，导致经济动荡。

(1）美元走势决定了东亚各国偏向采取钉住美元汇率制度

由于“浮动恐惧”或“原罪”，东亚经济体偏好钉住美元汇率制度。虽然不一定是合理的，因为除了美国，与日本和欧盟的贸易也各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且汇率的变化对出口价格传导的机制因为对中间品进口价格反向传导而减弱，但各国同时钉住美元却体现了经济结构相似对汇率制度一致性的要求。

具体而言，当美元相对于欧元或日元贬值，钉住篮子本可以消除汇率风险对本国贸易的影响，但如果邻国钉住美元，则相当于本国货币对邻国货币升值，这无论是对区域内中间产品出口或最终产品出口都产生负面影响，虽然升值使得进口中间产品更为便宜，但产品成本优势又会被邻国货币贬值所引起出口价格下降而抵消。而美元稳定且强势时，钉住美元来减少贸易交易成本的利益十分显著。所以，只要东亚某一国采取了钉住美元汇率制度，此时各国货币当局都会考虑采取钉住美元锚以便消除贸易波动，汇率制度都向钉住美元转变。

(2）美日欧汇率变动决定了货币篮子中的货币权重的取向

2005年7月中国与马来西亚相继宣布采取钉住一篮子货币政策，正如前文所述，汇率行为趋同机制使其他经济体的汇率安排也体现出类似的特征。随着人民币渐进式升值，东亚其他货币也正在逐渐升值。经济表现良好，经常项目余额的增加与投资的流入当然是这些国家面临升值压力的经济层面原因，但中国的汇率调整路径对这些国家的汇率政策影响也是显著的。

2005年以来，亚洲国家除普遍对美元升值，对日元也是升值趋势。不过，图1中可以看出各经济体从2006年上半年开始对欧元却基本上是贬值的，而从前面实证分析中可知东亚经济体在这段时期内同时加大了欧元权重。这是由于既然各国的汇率制度同时走向钉住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其汇率目标则主要是稳定名义有效汇率。而当美元与日元升值时，增加欧元权重可以保持有效名义汇率的稳定，从而保证出口的稳定；另一方面，欧洲是亚洲近十年来出口强劲增长的引擎。对欧元贬值，货币篮子中欧元权重的上升，意味着东亚各国可以增加对欧元地区的出口贸易。这种情况会致使各国采取同样的增加篮子中欧元权重的策略。图1、图2、图3为东亚各经济体2005年7月至2008年12月对欧元的汇率变化。

(3）美日欧汇率结构的冲击会改变东亚经济体对汇率干预方向

美国、日本与欧洲作为各国重要贸易伙伴，美日欧元汇率结构的变化就成为主要的外部冲击，它直接决定东亚汇率与经济政策的方向。在采取“实际的”钉住美元汇率制度时期，东亚经济体往往会加大美元与日元中相对的软货币在本国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以促进贸易的增长，这时一般会与名义锚国家的经济变化呈现出一致趋势。当2005年以来汇率制度更偏向于钉住一篮子货币时，面对美日欧汇率结构的变化，东亚各国更偏向主动改变对三种货币的汇率，保持名义有效汇率稳定，同时还可以加强贸易竞争力。如2006至2008年，东亚国家对美元与日元双双升值的情况下，仍可以通过对欧元贬值来保证汇率稳定，同时实现汇率稳定与促进贸易的目标。

2、金融动荡后美日欧汇率结构对东亚汇率变化的影响趋向

其一，金融海啸以来，三大货币汇率走势不断逆转。同时，虽有美元利率政策变化与美欧国债利差因素等支持美元的因素，同时也存在美元国际储备地位下降、大量国际融资需要、国际资本风险偏好回升等不利因素，这无疑使世界汇率扑朔迷离，加大了东亚国家汇率控制的复杂性。而东亚各经济体货币汇率的相互影响，容易造成东亚国家汇率制度的无序与多变性。

其二，2010年6月中国实行二次汇率改革后，使得人民币兑美元双向波动，成功扼制了对人民币的单向投机。同时也可能对其他东亚地区的汇率灵活性带来正面影响。但此后，美日欧汇率结构却又一次改变，在世界经济形势恢复并不明朗时，美元兑日元与欧元贬值容易诱使东亚经济体“实际”钉住美元。此时，根据东亚区域的汇率集群性变化特点，东亚各经济体需要协调机制以进行合作行为，以防止汇率制度可能某种程度上回到集体钉住美元，再次脱离钉住篮子货币的轨道。

四、结论

东亚各经济体的汇率变动相关性较强，其汇率行为具有显著的集群性变化的特点，所以东亚汇率制度应该从汇率合作角度来进行思考，而金融海啸后主要货币汇率结构的大幅波动更是加大了合作的必要性。不过由于东亚区域经济与政治敏感性与竞争性，制度化汇率合作的成本也很高，各自独立地采取措施应对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可以减少政策调整成本。此时采取宽带篮子钉住以稳定各国有效汇率是现实的汇率制度选择，这可以应对汇率大幅波动，但同时应加强东亚区域汇率政策协调。

摘要：本文分析了2005年7月以来东亚地区货币的汇率特征,认为东亚区域具有较强的汇率相关性并导致汇率行为的集群性,“实际”汇率制度正逐步走向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而金融海啸后美日欧汇率结构的变化会通过这种集群性特点改变东亚现有汇率特征与行为。后危机时代东亚区域内钉住篮子货币仍合适,但政策协调极为重要。

关键词：美日欧汇率结构,东亚汇率变化特征,汇率行为集群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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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ankel,Jeffrey A.、Shang-Jin Wei:Estimation of De Facto Exchange Rate Regimes:Synthesis of the Techniques for Inferring Flexibility and Basket Weight[Z].Working Paper14016.

[3]Yung Chul Park: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区域结构变化 第2篇

摘要：以四川盆地乐山市为研究对象,利用区域内7县、4区已经建立的土地利用数据库为主要信息来源,采用GIS分析工具,对土地利用中与耕地相关的`大量数据进行了整理、统计和分析,并结合采集的相关文字资料和图件资料对区域内耕地的动态变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996-2005年,区域内耕地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其主要影响因子的作用顺序依次是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建设占用耕地、自然灾毁,它们在耕地减少中所占比例分别是83.5%、11.4%、4.6%和0.5%.针对区域耕地变化情况,提出了增加耕地的方式和可能途径,并对区域内耕地保护提出了建设性措施.作 者：廖铁军    黄云    付瓦利    严宁珍    Liao Tiejun    Huang Yun    Fu Wali    Yan Ningzhen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重庆,400716 期 刊：中国农学通报  ISTICPKU  Journal：CHINESE AGRICULTURAL SCIENCE BULLETIN 年，卷(期)：2007, 23(3) 分类号：X3 关键词：区域发展    土地利用    耕地动态变化    耕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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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结构变化 第3篇

1 新疆区域粮食供给现状分析

保障区域粮食供给安全, 粮食稳定增产是关键。一般粮食增产不外两条路经, 一是扩大播种面积, 二是提高单产。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粮食单产是一个渐进过程, 在短期内大幅度提高单产的可能性较小。因此, 粮食播种面积的变化成为影响区域粮食供给安全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可以把区域粮食总产量用关系式Yt=AtImRsYu来表示。其中Yt为区域粮食总产量 (t) , At为耕地总面积 (h㎡) , Im为复种指数 (%) , Rs为粮播比例 (%) , Yu为粮食平均单产 (t/h㎡) 。

上述关系式表明, 粮食总产量与耕地总面积、粮食播种面积比例和耕地年粮食平均单产为同向变动关系, 任何一个因子的变化都会引起粮食总产量的变化, 从而影响到人均粮食占有量和区域粮食供给安全。

1.1 粮播比例变化趋势分析

从1978~2011年新疆粮食播种面积线性变动趋势可以看出 (见图1) , 新疆粮食播种面积虽然不同年度变化幅度较大, 有增有减, 但是总体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尽管从2009~2011年粮食播种面积相对稳定且较前期有一定幅度的增加, 但都没有超过1978年的播种面积。

在粮食播种面积趋于下降的同时, 其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也在下降。据统计, 1978年粮食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重为76.47%, 而2011年下降为40.14%, 比1978年下降了36.26%。

1.2 粮食产量与主要经济作物产量、人口变动趋势分析

从1978~2011年新疆粮食产量与蔬菜产量的变动线性图可以看出两者产量均呈上升趋势, 但粮食产量上升幅度远远小于蔬菜产量上升幅度。1978年新疆粮食产量为370.01万t, 蔬菜产量为190.42万t, 粮食产量高于蔬菜产量, 但从2004年开始蔬菜产量逐渐超越粮食产量, 并呈直线上升趋势。于此同时, 新疆人口总量也呈直线上升趋势, 改革开放时新疆总人口为1233.01万人, 到2011年已达到2208.71万人, 人口净增加79%。人口数量增长速度始终大于粮食产量增长速度 (见图2) , 这表明新疆粮食供给安全隐患一直存在, 粮食生产能力提升缓慢且稳定性不强。

1.3 小结

近几年农业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药等价格上涨幅度远高于粮价增幅, 种粮比较利益下降, 农民种粮积极性受挫, 导致被流转土地用途改变, 由种粮为主逐渐转变为以种植比较效益更高的其他作物, 这是影响新疆粮食供给安全的主要原因之一。朱新方提到随着土地流转规模扩大, 企业会逐渐成为农业生产和经营的主体, 出于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 工商资本投入农业实施企业化经营模式将改变土地种粮用途, 从而转向牲畜 (水产) 养殖、果树、花卉、蔬菜等比较效益更高的生产和加工业, 甚至将土地转为法律不明令禁止的其它用途。然而, 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 人们对粮食消费需求结构发生相应变化, 对原粮消费需求减少, 但对以原粮为原料的食品类消费需求会持续增加, 在一定时期内这种消费结构还会持续变化。因此, 对粮食的需求只会持续增加, 不会减少。

2 新疆农地流转与种植结构变化分析

关于怎样才算改变农地用途, 学术界的认识并非一致。一般认为使用被流转农地经营林果业、花卉业等都不属于改变农用地用途。而孟勤国提出所谓改变农地用途, 不仅指农用地向建设用地转变, 而且包括农业产业内部的转变, 如由林业用途转为种植业用途, 再如由种植业用途转为畜牧业用途。对于农地流转“非粮化”原因, 国内多数学者认为耕地转变为非耕地后的增值效应是耕地用途变化的主要诱因。

2.1 农地流转后粮食作物面积比重明显下降

据新疆调查总队调查数据显示, 截至2008年底, 新疆耕地总面积2359266.67万hm2, 农民人均耕地面积0.24hm2。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总面积187.54万hm2, 占耕地面积的79.5%。土地流转总面积17.55万hm2, 占农户总承包面积的9.4%。通过土地流转, 土地规模化经营程度比以前有较大幅度提高。一般来说, 规模化经营最适合发展粮食生产, 但现实则表明, 粮食播种面积较流转前增幅不大, 经济作物种植比重明显高于粮食作物。被流转农地中, 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为66966.67hm2, 占被流转总面积的38.15%;经济作物种植为96560hm2, 占被流转总面积的55.01%;被流转农地非粮化的比例高达60%以上 (见图3) 。可见, 被流转土地“非粮化”趋势十分明显。

2.2 农地流转形式多样化加速种植结构“非粮化”趋势

从参与农地流转主体看, 农地流转形式由以往单一的以转包、出租为主逐步变为转让、互换、入股、反租倒包等多种形式, 并以互换和出租增幅最快, 其中2008年相较于2006年以互换形式占农地流转总面积的比重增幅超过两个百分点 (见表1) 。而以出租形式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 一般为农作物种植企业、大型农业园区以及农业大户, 他们把区位相近的土地集中起来, 为规模化经营拓展空间。但据有关资料显示, 农户与协会、农户与企业、农户与种养殖大户之间的被流转农地, 多数出现了农地经营“非粮化”趋势, 并且这一趋势还会不断加快。由此可见, 具有工商资本性质的农地流转往往规模较大, 但被流转土地“非粮化”现象比较突出。虽然这些土地农用地用途未变更, 但是良田非粮化的用地属性已经变更, 粮食生产安全用地规模难以保障。如:中粮屯河集团在昌吉至乌苏的天山北坡区域, 通过连片租用农村土地形式建立13333.33h㎡番茄原料生产基地。紧接着又在沙湾县以此种方式建立了1000余h㎡制酱番茄生产基地。这导致粮食面积大幅度减少, 粮食安全隐患增加。

2.3 被流转土地经营期限短, 导致农户优先选择种植见效快的经济作物

被流转土地的转出户关心的是土地收益最大化和土地承包权不丧失, 而转入户则关心的是如何在最短期限内最大限度地获得经营利润。对于被流转土地的转入户, 一般倾向于长期转入, 目的在于有利于长远规划, 降低投资风险, 增加投资收益预期。而对于转出户来说, 处于对土地收益看涨的预期和担心土地承包经营权丧失的风险, 往往选择“一年一转包”, 先拿钱再给地的流转形式。从实践中看, 新疆农地流转以短期流转为主, 被流转土地期限在五年以下的占流转总数的80%以上, 且以一年期流转所占比例最高。这难免发生当耕地质量保护与经济利润发生冲突时, 优先选择经济利润而不顾耕地质量保护, 对耕地实行掠夺性经营, 耕地质量下降在所难免。例如:耕地合理利用在客观上要求轮作倒茬, 以便恢复土壤肥力, 但是, 往往被流转土地连续多年种植同一种经济作物, 如棉花等。导致被流转土地有人种、无人养, 耕地质量下降。

2.4 小结

农地流转“非粮化”趋势如不加节制的持续快速增加, 将会导致粮食生产供给能力因耕地或者农业用水资源不足而下降, 进而危及区域粮食供给安全, 最终阻碍国家现代化进程。因此, 在新形式下密切关注农地流转与种植结构变化的内在关系, 对于优化农业内部结构,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3 讨论

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现行相关政策规定, 农地流入者充分利用被流转土地从事非粮化经营, 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并不违法, 也毫无过错, 是合情合理的经济人价值取向。然而, 必要的粮食生产用地对粮食供给安全的保障能力以及耕地质量下降的风险, 正是在这种合法的土地流转经营中悄然蔓延着。显然, 这种风险责任不应该由农用地流入者或者流出者承担, 究竟应该由谁承担?怎么承担?值得深入研究讨论。

4 结论与建议

区域粮食均衡供给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远离内地的边疆尤其如此。尽管, 目前新疆被流转土地“非粮化”情况, 尚未对区域粮食供给安全构成实质性重大影响, 但是被流转耕地的“非粮化”趋势, 对粮食供给安全的保障能力影响的风险正在增加, 而且这种风险是在合法且有利于增加农民预期收益的背景下悄然蔓延的, 往往不被人们所重视, 这正是应引起决策者高度关注的原因所在。

为了避免被流转土地过渡“非粮化”可能导致的区域粮食供给保障能力下降的风险, 应采取以下三方面政策措施:一是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高标准基本农田, 应进一步细化粮食作物用地区块, 并采取相应的经济补偿政策措施, 确保粮食用地在被流转过程中用途不变更;二是国家应该制定引导“良田种粮”的政策措施, 对被流转土地坚持“良田种粮”的农业大户给予政策方面的特殊扶持, 确保“良田种粮”大户经营有效益, 种粮“不吃亏、得实惠”;三是着力培育一大批高效低耗的现代粮食生产经营示范大户, 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经营能力的提高, 增加粮食生产有机构成, 从根本上扭转“种粮比较效益低”的“小农”经营模式。

参考文献

[1]崔杰, 土地承包及征地补偿案件的法律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5:468-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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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屈宝香, 李文娟, 钱静斐, 中国粮食增产潜力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09, (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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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结构变化 第4篇

关键词：气候变化；人口死亡率；面板模型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3-0020-06

一、引言

过去的100年，地球经历了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根据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1906～2005年，全球地表平均气温升高了0.74℃，本世纪气候将继续变暖，且速度超过过去一万年中的任何时期。中国是气候变暖最显著的国家之一，近百年来地表平均气温升高了1.1℃，自1986年以来经历了21个暖冬，2007年是自195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最暖的一年。气候变化通过气温、水文和生态系统对人类健康产生影响，如热浪或极寒等极端气候事件、大气中有害气体的含量增加等，气候变化使得病菌、寄生虫及敏感源更为活跃，真菌孢子、花粉和大气颗粒物浓度增加，使人群免疫力降低，疾病的发病率增加。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每年全球的痢疾患者和疟疾患者中，分别有4%和2%的人的发病原因是由于气候变化，全球每年因气候变化而死亡的人数超过10万人，如果这一情况不能得到有效改善，到2030年，每年将有30万人死于气候变化。但目前为止我们对于气候变化如何影响人类的健康还一无所知，只有加强气候变化影响人体健康的研究，才能采取适当措施减缓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详细汇总资料计算，2010年我国男性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2.38岁，比2000年提高了2.75岁；女性为77.37岁，比2000年提高了4.04岁，但全国平均水平掩盖了显著的区域差异，过去20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的同时，其区域差异进一步扩大。同时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气候类型复杂多样，既有热带、亚热带和温带季风气候，也有温带大陆性气候和高原气候。本文对研究我国复杂区域气候如何影响人口健康提出了新的估计方法，即从时间变化和空间分布两个角度考察，利用省际面板数据模型，使用分段函数方法得到气候变化的代理变量，研究各区域气候变化与人口死亡率的关系，由于数据全面，使得结论更有说服力，本项实证研究对于准确评价气候变化对我国居民社会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气候变化与人口关系已有的研究主要采用整合评估模型（IAM），它整合了经济、人口、社会、技术、海洋、陆地、能源与大气等因素，通过评估影响气候变化各因素的变化趋势及其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不同因素条件下气候变化的可能结果和范围。该方法能够研究人口因素，如人口年龄结构、家庭规模变动、城市化等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但IAM模型中往往含有大量的变量，甚至有上百个参数需要估计，如果要研究气候变化与人口的关系就需要将其他因素设定为常量，这将严重影响估计结果的可信度。

其他研究方法还有克林克伯格（Klinenberg）利用相关分析方法研究了美国的人口死亡率和气温变化，研究发现极低温度和极高温度都与人口死亡率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戴斯库尼斯（Deschnes）等人利用回归方法研究了美国气温变化与居民人口死亡率的关系，认为气温对于人口死亡率具有非线性的影响，在15～20℃时，人口死亡率是最低的，随着温度降低或升高，人口死亡率都会增加。王丽荣等人利用统计分析方法，整理了广州市、上海市10个冬季和夏季的逐日死亡数据和气象资料，发现在最高温度达34℃的高温天气死亡率明显增加，冬季死亡率随最低温度的下降而略有增加。方博等人利用相关分析方法研究了2003～2007年上海市低温寒流季节超额死亡率，发现气温骤降和天气急剧变化影响居民生命健康，导致居民死亡率的增加。

三、计量模型与数据

气候变化有着丰富的内涵，气温和降雨量是气候变化最重要的指标，对其他气候条件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同时在气候变化的众多指标中，气温和降雨量指标也是对人口死亡率产生最直接影响的指标。所以本文在讨论气候变化对人口死亡率的影响时，使用的是气温变化和降雨量变化这两个指标。

1.回归方程

人口死亡率的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DR_ct是第c个省第t年的人口死亡率；ε_ct是随机误差项；Rain_ctj和Temp_ctj用来描述每年降雨量和气温波动的情况。Rain_ctj是第c个省第t年的不同降雨量的天数，将24小时的降雨量每5毫米分成1个区间，超过50毫米的归为1个区间，共11个解释变量；Temp_ctj是第c个省第t年的日平均气温的天数，将日平均气温每5℃分为1个区间，低于-5℃的归为1个区间，高于30℃的归为1个区间，共9个解释变量。γ_st是固定效应指标，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各省之间的差异水平。设计降雨量每5毫米为1个区间和气温每5℃为1个区间是为了能够更精确地确定降雨量和气温变化对人口死亡率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研究假定人口死亡率回归方程能够得到θ_j和δ_j向量的无偏估计向量，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各省之间的差异水平，而且由于气象数据的波动是随机的，所以待估参数与人口死亡率是正交的，θ_j和δ_j向量通过各省之间降雨量和气温波动数据是能够被识别的。

2.数据

本文所采用的降雨量和气温数据来自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应用服务室共享服务办公室，由于各省内都有大量的气候数据采集地点，如北京有3个采集点，新疆有68个采集点，如果把各省采集点的数据取平均值，计算量繁复，也需要确定各采集点的权重问题，所以本研究统一采用省会的数据代表各省的平均降雨量和气温，由此产生的测量误差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具体的数据采集点如下（括号内是气象站编号）：北京（54511）、天津（54527）、石家庄（53698）、太原（53772）、呼和浩特（53463）、沈阳（54342）、长春（54161）、哈尔滨（50953）、上海宝山（58362）、南京（58238）、杭州（58457）、合肥（58321）、福州（58847）、南昌（58606）、济南（54823）、郑州（57083）、武汉（57494）、长沙（57687）、广州（59287）、南宁（59431）、海口（59758）、重庆奉节（57348）、宜宾（56492）、贵阳（57816）、昆明（56778）、陕西榆林（53646）、敦煌（52418）、西宁（52866）、银川（53614）、乌鲁木齐（51463）。

本文得到30个省市2004—2010年的日平均气温和日24小时降雨量数据，然后将每年30个省市的日平均气温合并排序，从而得到2004～2010年的日平均气温的各分位数值。2007年的最低气温数值为-20.4℃，是2004～2010年度最高的，比第二高的2008年还高3.2℃；各年的日平均气温中位数处于16.2～17.3℃，波动幅度较小；2008年的最高气温为33.7℃，是各年当中最低的，具体统计分析见表1。

人口死亡率、居民人口数和各地区GDP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各地区GDP数据利用GDP平减指数统一调整到以2004年为基期。GDP平减指数计算方法首先利用本年度名义GDP除以上年度名义GDP，得到GDP的名义增长率，再减去《中国统计年鉴》给出的GDP增长指数，可以得到GDP平减指数。

四、实证分析结果

1.实证结果

从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11个降雨量解释变量只有1个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气温变化所有9个气温区间解释变量都在5%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人口死亡率与气温变化呈现非对称u型曲线，相对来说，温度较高时的人口死亡率高于温度较低时的人口死亡率。人口死亡率在日均气温低于5℃的时候基本保持一致，在5—10%区间的时候最低，此时的温度属于气象意义上的凉爽天气，也是体感较舒适的天气。随着日均气温的升高，人口死亡率线性增加，当气温处于25～30%区间的时候达到最高，具体结果见图1。之所以在日均气温高于30%区间时人口死亡率略有下降，可能是由于此时属于气象意义上的炎热标准，人群的户外活动因此受到限制，死亡率反而比25～30%区间略有下降。气温处于25～30%区间的回归系数为0.10727，气温处于5～10%区间的回归系数为0.09145，这意味着气温处于25～30℃区间比处在5～10%区间的天数每多一天，人口死亡率要上升0.01582（0.10727-0.09145）人/千人。

实证结果表明极端气温对人类的健康有很大的影响，人的正常体温是通过机体调节产热和散热的动态平衡而实现的，暴露于高温或低温中的人温度调节能力和温度敏感性均变差，这就使维持身体正常体温的能力降低，导致人口死亡率增加。而且患有心脑血管病或循环系统障碍的人，极端气温使得体温调节系统处于超负荷状态，增加死亡的危险。所以极端气温往往导致超额死亡率，这也是影响人口死亡率的重要外部因素。

2.稳健性分析

本研究对人口死亡率模型进行了6种形式的扩展来分析人口死亡率与气温变化关系的稳健性，分别为：①不含降雨解释变量，即在模型中剔除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的11个降雨解释变量，只保留截距项和气温变量；②人口死亡率对数，在原始模型的基础上对被解释变量取对数再进行回归；③含气温变量的1阶滞后项，在原始模型的基础上加入9个气温变量的1阶滞后项，建立动态面板模型；④含AR项，在原始模型的基础上加入AR（1）项进行自相关修正；⑤采用2006～2008年的数据，对原始模型采用2006—2008年的数据进行回归；⑥含人均GDP项，在原始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人均GDP项，分析我国各地的经济发展程度对人口死亡率的影响。

由图2可以看出，6个扩展模型与原始模型气温变量的回归系数较接近，都呈现类似的非对称的u型，其中不含有降雨解释变量、人口死亡率对数、含AR项、2006～2008年数据，这4个扩展模型中气温解释变量都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含人均GDP模型的气温解释变量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显示人口死亡率模型具有很好的稳健性。

如表2所示，扩展模型①，剔除降雨变量后，气温解释变量能够独立解释人口死亡率的变化；扩展模型②，对人口死亡率取对数后，只是改变了各回归系数的数量级，将模型的总残差平方和从8.59降低到0.27；扩展模型③，加入气温变量的1阶滞后项后，气温变量和其1阶滞后项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气温变量的回归系数与原始模型相比并未发生大的波动；扩展模型④，AR（1）的系数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加入AR项后模型的DW值从1.81提高到2.08；扩展模型⑤，利用2006～2008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模型的系数估计结果与2004～2010年数据较接近，说明我国人口死亡率与气温变化的关系具有很好的稳健性，不随时间维度选择发生大的波动；扩展模型⑥，加入人均GDP项之后，方程回归系数为-0.1342，且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在相同的气候条件下，区域经济的发达程度能够显著地影响区域人口死亡率。具体来说，区域经济越发达，人口死亡率越低，区域人均GDP每增加1万元能够降低区域人口死亡率0.1342人/千人。

扩展模型的实证结果说明经济发展能够有效降低人口死亡率。首先是因为经济发展会增加公共卫生服务支出，在患病时人们能够及时得到必要的基本医疗服务，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公共卫生的边际支出效果更显著，因此，在经济水平不发达时，经济发展对降低人口死亡率的基础作用会非常明显；其次是因为随着经济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饮食、居住和环境条件等也相应提高，良好的生活质量是居民健康的重要基础，同时人们对于高质量生活的追求，能够促进健康教育的传播和普及，提高了人们的健康意识，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这也能够有效降低人口死亡率。

五、研究结论

本文对我国多样的区域气候影响人口健康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利用我国2004～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区域气候变化与人口死亡率的关系。研究发现气温变化对人口死亡率具有显著的影响，9个气温解释变量中有8个通过了显著性检验，降雨量对人口死亡率不具有解释能力，降雨量指标在人口死亡率方程中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人口死亡率与气温变化呈现非对称的u型曲线，曲线左低右高，在气温属于5～10%区间时人口死亡率最低。加人人均GDP项后，方程回归系数是-0.1342，且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发达的区域经济能够显著地降低区域人口死亡率，区域人均GDP每增加1万元能够降低人口死亡率0.1342人/千人，更高的生活质量和医疗服务条件是经济发展降低人口死亡率的重要原因。文章对模型进行了6种形式的扩展，估计结果显示方程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区域结构变化 第5篇

技术创新是使国家经济获得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关键, 对社会进步与综合国力增强有巨大的作用。熊彼特将创新作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 强调了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认为创新实现的过程就是经济增长的过程。“十一五”规划强调要加速产业结构调整, 而其关键是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努力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 增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 提升产业整体技术水平。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 中国经济总量正在不断发展, 但同时经济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也日益明显。虽然中央多年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

中国三大区域之间创新产出的差距十分明显, 由此导致了经济增长的差距[1]。三大区域的创新产出的差距在日益扩大, 是否同样会导致经济差距的继续扩大?这就涉及到将创新产出转化为经济增长的能力问题。三大地区创新产出转化能力的差异, 决定着是东部地区继续扩大领先优势还是中西部地区已在渐渐追赶。如果三大地区转化能力的差异确实存在, 差异具体是多少、如何量化表示?这种能力的差异又是由何种因素主导?在主导因素作用下, 东西部之间能力的差异又如何随时间变化而变化?

2 文献回顾

创新活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需通过两阶段传递: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创新产出与经济发展。技术创新的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关系, 普遍被定义为技术创新效率[2]。贝格瑞里茨 (Griliches) 在1979年提出的知识生产函数的概念, 奠定了技术创新效率研究的基础, 以后的该方面的研究一直以知识生产函数为基础展开, 国内外都开展较为全面得研究[3]。技术创新创新产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芬兰Tempere大学Erkki Kaukomen 教授 (1997) 在评价研究发展的效果时, 提出的表示研发成果可转化性的“Innovativeness (技术创新性) ”, 较好地概括了二者的机理。OECD 在一份题目为“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的报告中[4], 也提到了“Innovativeness”概念。国外学者对国家以及区域层面的创新产出转化能力的研究甚少, 在类似的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具体贡献率方面, 也没有国家层面的可靠的实证研究[5]。

国内学者对国家层面的创新产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较为关注, 总体思路是以专利数量等代表创新产出, 以国内生产总值等代表经济增长, 探讨技术创新产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刘华利用1985年至2001年全国专利授权量与国民生产总值作为数据, 构造二者之间一元回归模型, 得出专利对GDP的回归系数为0.822[6]。梁玺、朱恒源等利用1985年至2004年全国GDP、专利申请总量和发明专利申请数量数据, 得出创新活动与基础研究活动对我国经济增长均具有明显正向作用, 弹性系数为分别为0.124和0.113[7]。徐竹青对创新投入以及创新产出与GDP关系的研究、鞠树成对专利申请量与GDP间线性关系的研究, 都证明了中国创新产出与经济增长之间促进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 国内研究区域差异的文献, 尚未涉及到创新产出与经济发展的二者的关系;研究创新产出转化能力的文献, 尚未深入到区域差异层面, 故未有专注于区域创新产出转化能力差异方面的研究。同时, 虽然中国三大区域的创新产出与经济发展的差异在不断变化, 但目前国内技术创新区域差异的研究, 缺乏利用面板数据进行区域创新能力差异的动态变化趋势分析。因此分析我国区域创新产出转化能力差异及其变化趋势, 具有重要意义。

3 指标、计量模型与数据

国际上普遍使用的科技产出指标有:专利、科技论文、技术贸易、高科技产品或技术密集型产品等。国外学者多从专利数据对创新进行分析[8]。本文选取总的专利受理量、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实用新型申请受理量和外观设计申请受理量为创新的科技产出指标。

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实力的大小的重要指标, 代表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本文用GDP表示各省 (市) 自治区的经济增长。

分析模型:

一元回归:lnYit=A1+αlnPit+εit

多元回归:lnYit=A2+alnIit+blnUit+clnDit+ε

lnYit:地区i在第t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单位:人民币元) 的自然对数值, 代表各省 (市) 自治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本文中作为被解释变量。

lnPit:地区i在第t年的专利申请量的自然对数值;lnIit:地区i在第t年的发明专利申请量的自然对数值;lnUit:地区i在第t年的实用新型申请量的自然对数值;lnDit:地区i在第t年的外观设计申请量的自然对数值;这四个变量代表各地区创新科技产出成果, 作为解释变量。

A1、A2为常数项, εit为误差项。

本文选取1995年至2005年11年间, 各省市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科技部官方网站:http://www.sts.org.cn/sjkl/index.htm

由于西藏的数据较小且波动较大, 没有采用。所以截面上总共有30个省市。

区域划分采用区域经济学的标准, 并与统计口径相一致。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4 实证分析及结果

4.1 专利转化能力的地区差异现状

本文先根据2000年至2005年各省 (市) 自治区总体专利以及GDP的面板数据, 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总体专利数据各地区GDP之间做一元线形回归分析, 以分析三个地区在创新产出转化能力总体差距的现状。表1给出了2000年至2005年5年间, 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总专利数与GDP之间一元线形回归的结果。

注:括号内为t检验值, *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

东部、中部、西部三地区undefined与lnPit的线性关系模型, 拟合度分别为0. 776、0.668、0.853;回归系数全部在0.0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显示专利与GDP增长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对线性回归模型的分析,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2000年至2005年间, 各地区技术创新产出 (专利数量) 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面作用。东部地区的弹性系数为0.659;中部地区弹性系数为0.680;西部地区弹性系数为0.757。

(2) 西部地区创新产出转化能力最强;略高于中部与东部, 中部其次, 东部为最后。差异范围在20%以内, 表明三地区整体处于同一水平。

根据20002005年各省 (市) 自治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与外观设计的面板数据, 本文对地区创新产出转化能力作深入分析。以GDP增长率为因变量变量, 以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增长率为因变量, 构建多元线形回归模型。D-W检验显示数据之间无显著序列相关性。表2给出了东部、中部、西部创新产出的三种专利产出增长与该地区GDP增长之间三个多元回归线性模型的回归结果。模型容忍度都大于0.15, 表明解释变量间多重共线性并不显著。得出如下结论:

(1) 发明专利与GDP普遍具有负相关。东部地区回归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 弹性系数为0.162。负相关的原因可能是专利转化为经济效益存在滞后性。作为基础型研发代表的发明专利, 其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需一定时间, 而产生这些创新产出的当期经费、人员等创新投入, 也就成了当期损失的资源, 故导致发明专利与GDP增长的负相关。

注:括号内为t检验值, *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

(2) 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与GDP正相关。实用新型的经济效益转化能力, 西部地区最高, 东部其次, 中部最低;弹性系数依次为0.606、0.574、0.500。外观设计的经济效益转化能力, 呈东部、中部、西部递增现象;弹性系数依次为0.254、0.214、0.061。如果把实用新型及外观设计作为创新产出短期转化的代表, 可以看出中、西部地区在短期创新产出转化能上具有一定优势。原因可能是中、西部实用新型数量较小, 单个GDP的贡献率相对较大;同时因为中西部地区创新产出稀缺, 成果更受到重视, 其转化为经济成果的可能也更大。

(3) 三种专利之间, 转化能力最强的是实用新型, 其对当年的经济贡献也最为显著;外观设计其次, 其与经济增长体现一定的正相关;发明专利居最后, 其对当期经济增长负相关。

4.2 专利转化能力地区差异的变化趋势

把1995年至1999年5年的面板数据, 同样进行总专利数与GDP之间的一元线形回归分析, 其回归方程的拟合度以及显著性检验结果都符合要求, 表3把19951999年与2000-2005年的总专利数与GDP之间回归方程系数进行比较, 表示创新产出转化能力地区差异的变化趋势。

(1) 1995年至1999年间, 三大区域创新产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面作用。专利总数每增加1%, 将分别促进该东部、中部、西部0.971%、1.811%、1.278%的GDP增长。1995年至1999年, 三个地区总体专利成果转化能力差异十分显著, 中部地区最高、西部其次、东部最低。中部比东部高86.5%, 中部比西部高41.7%, 西部比东部高31.6%。这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之间创新产出数量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极不相符。

(2) 从19951999年到20002005年, 中国创新产出转化能力有大幅下降。东部地区从回归系数从0.971下降到0.659, 下降32.1%;中部地区从1.811下降到0.680, 下降62.6%;西部地区从1.278下降到0.757, 下降40.8%。表明我国各地区单个专利对GDP的贡献率在大幅下降, 专利的经济利用效率在降低。此外, 20002005年间, 三个地区创新产出转化能力在0.6～0.8范围内浮动;地区差异明显小于19951999年0.91.9的浮动范围, 三个地区的创新产出转化能力差异呈现不断缩小趋势。

为探求专利成果专利能力地区差异变化的原因, 本文进行1995-1999年三种专利转化能力的具体分析。数据显示, 多元线性模型的拟合度较高, 且不存在显著的自相关性和多重共线性的影响 (D-W值在1.801.95间) 。表4把19951999年与20002005三种专利的转化能力进行对比, 以说明我国专利转化能力地区差异变化趋势的具体原因所在。

注:括号内为t检验值, ﹡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

(1) 19951999年期间, 发明专利与GDP显著负相关。东部、中部、西部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911、-1.967与-2.092。20002005年, 发明专利对当期GDP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小。19951999年三地区间转化能力最大差异绝对值为1.181;20002005为0.180, 只有19951999年的10%, 表明地区间发明专利转化能力差异正在缩小。实用新型与GDP显著正相关, 中部地区最高, 西部其次, 东部最低;弹性系数分别为1.240、2.048、1.860。20002005年, 东部、中部、西部实用新型的转化能力分别下降53.7%、75.6%、66.4%。三地区实用新型转化能力的最大差距从0.808下降到0.106, 地区间实用新型转化能力差异正在缩小。外观设计与GDP显著正相关。外观设计数量增长1%, 将促进东部、中部、西部GDP增长0.284%、0.354%、0.745%。20002005年期间, 各地区外观设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正在减少, 其中西部地区下降幅度最大。三个地区外观设计转化能力的最大差距也从0.461下降到0.193。

注:括号内为t检验值, ﹡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

(2) 从19951999年到20002005年期间, 三大地区各种专利成果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正在逐渐降低;其中以发明专利负相关性与外观设计的正相关性下降的最为迅速。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中部与西部在专利转化能力上依旧略微领先于东部, 相互之间的差异却在逐渐减少, 优势正在逐渐丧失。在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创新产出差异逐渐扩大的前提下, 中西部地区追赶的速度正在渐渐放慢。如果东部地区创新领先的比例大于创新产出转化能力落后的比例, 东西部地区由创新产出带动的经济增长差距将继续扩大。

(3) 技术创新产出的经济效益转化能力逐渐下降, 原因可能是:随着近年来自主创新概念的提出, 创新投入的快速加大, 使得创新产出的迅速增长, 但GDP增长速度有限, 使得单位创新产出对GDP的影响减小;GDP助长因素构成多元化, 人力资本、FDI投入、经济结构等不断发生变化, 使得专利的经济效益作用与他们的关系更加密切, 专利经济效益的体现, 需要这些因素共同作用, 单个因素的影响日益弱化。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创新产出转化能力日益接近, 地区差异逐渐缩小。原因可能是, 地区间促进专利转化为经济效益的因素流动日益频繁, 使得地区专利能力呈动态变化, 相互之间的交流使得能力水平逐渐接近;经济发展, 使得地区间专利数量相对GDP的比例日益接近, 从而使专利对经济贡献率日益接近。

5 结论与启示

各地区的创新产出能显著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 创新产出转化能力十分强劲。这种整体转化能力的强劲依靠实用新型与外观设计支撑。三种专利中, 实用新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性最大, 外观设计其次, 发明专利由于滞后期等因素, 同一时期内与经济增长呈显著负相关。

在创新投入以及创新产出总量受限制的情况下, 中西部地区需考虑如何提高创新资源利用率以及创新产出转化能力。否则, 随着投入以及经济基础差异的扩大, 东西部差距会日益拉大。实证分析说明实用新型对经济的贡献率最为突出, 中西部地区可以考虑在政策上给予方向性的指导, 鼓励多产出实用新型。发明专利虽然在短期内与经济增长负相关, 但从长期战略角度考虑, 仍然十分重要。面对原有优势正在逐渐丧失的现实, 中西部地区须清楚认识自己的优势所在, 并充分予以利用, 这样才能不断追赶东部地区, 使社会经济结构更加平衡。

摘要：通过对中国30个省 (市) 自治区1995-1999年及2000-2005年两个时间段的面板数据分析, 分别从总专利数以及三种专利两个层次证实了三大区域创新产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并分析三地区创新产出转化能力的差异及其动态变化趋势。分析得到三区域创新产出转化能力随着时间变化逐渐降低;原有的区域转化能力差距呈动态缩小趋势, 全国趋于同一水平。

关键词：创新产出转化能力,区域差异,动态变化趋势,专利,GDP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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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池仁勇, 虞晓芬, 等.我国东西部地区技术创新效率差异及其原因分析[J].中国软科学, 2004 (8) :128-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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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梁玺, 朱恒源, 吴贵生.中国创新活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一个基于协整理论的初步研究[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6) :30-37.

区域结构变化 第6篇

一、近年来我国区域发展格局的新变化

建国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发生了重大演变, 这与不同时期国家区域战略的提出密切相关。截至2009年,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重要阶段:改革开放前的实施区域平衡战略与三线建设阶段;改革开放后提出和实施东部优先发展战略阶段;1999年后提出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阶段;2007年后提出和实施东北地区振兴规划阶段。振兴东北的提出与实践结果, 使我国的区域发展初步形成了东、中、西和东北四大板块的基本结构格局, 表现为东、中、西三大地带的经济产出比重依次递减;东部地区的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但近年来它们之间的发展差距在缩小;中西部地区之间虽有发展差距但仍不大;而东北地区竞争力的提升最多。“十一五”期间, 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 中部、西部和东北的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均逾13%, 比东部地区快0.5～1个百分点, 表明我国区域发展格局出现了重大变化, 东部地区不再“一枝独秀”, 而是四大区域发展“百花齐放”, 呈现出全国区域间协同并进的新格局。

2008年以来特别是2009年, 我国区域发展格局又一次出现了新的重大变化。从2009年1月《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20082020年) 》发布开始, 到2010年1月《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的审议通过,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 经国务院正式批复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我国区域发展规划高达13个, 其数量之多, 超过了前4年的总和, 这在我国规划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大事。这些国家级战略涉及的范围从东部、南部延伸到中部、西部、东北等边沿地区, 由点到面推进扩展, 具有许多与过去不同的新内涵、新特点。这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又一重大转变, 标志着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对于这一新变化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观察:

1.突破薄弱环节, 以新的内涵部署新一轮的东部沿海开发开放

2009年国务院常务会议连续通过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横琴总体发展规划》《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发展规划》等, 把这些区域性的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如果把往年通过的《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和《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加在一起考察, 可以明显看出国家正试图突破薄弱环节, 赋以新的内涵部署新一轮东部沿海开发开放大计。在这些区域规划中, 天津滨海新区、江苏沿海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等均是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发展中的薄弱环节, 属于新的战略部署;而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两大沿海板块长三角和珠三角, 则是再次被重新部署, 赋予其全新的诠释。

2.着力转变发展方式, 打造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新蓝图

在重新部署新一轮的沿海开发开放的同时, 在2003年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和2006年国家发布《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基础上, 2009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又连续通过和发布了几个有关中西部和东北发展的规划和文件, 并把它们上升为国家战略, 以浓墨重彩进一步细化了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的宏伟蓝图。这些规划和文件包括《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以及《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成渝经济区发展规划》等。

二、区域发展格局新变化的战略涵义及特点

(一) 战略涵义

1.从战略指向看, 新变化突出了三个发展方向

一是有利于重点地区率先发展和加快发展, 包括长三角、珠三角这些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如何继续加快发展、率先开发开放。另一方面, 也包括那些欠发达地区, 特别是贫困地区, 如何后来居上, 实现跨越式发展。前者包括国务院关于长三角的指导意见、关于珠三角发展改革规划的纲要等, 后者包括关于促进广西发展的意见等。

二是着眼于落实国家提出的重大改革和发展战略, 例如资源节约型战略、环境友好型战略、产业转移战略等。其中包括黄三角高效生态区建设规划、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规划, 以及安徽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 可以非常明显看出, 它和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紧紧联系。

三是基于国家深化开放合作的需要, 包括图们江开发开放规划、广西北部湾发展规划, 也包括基于发展两岸关系的海峡西岸经济区规划。

2.从规划编制的具体内容看, 新变化体现了两个有效结合的正确方针

一是结合了国家的战略意图。这些规划的编制是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出发, 而不是着眼于某个地方的局部利益。

二是结合了各地方的比较优势。既考虑到国家的全局布局, 也注重发挥地方的比较优势, 照顾地方的特殊需要。这样既避免了全国规划的地方化, 也没搞一刀切, 使各个地方的比较优势得以体现。

因此这次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区域, 在选择上都符合以下四个方面的要求:第一, 有利于培育经济增长极和提高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区域;第二, 有利于推进国际区域合作和提升对外开放能力的区域;第三, 有利于破解特殊困难和提升自我发展能力的地区;第四, 有利于探索区域发展、区域管理先进模式的地区。

(二) 发展特点

1.按现代临海型发展模式重构沿海经济地理

世界上许多拥有海岸线的国家或地区在其工业化及城市化进程中, 充分利用海运物流的低成本优势, 调配全球的经济资源, 在沿海港口附近陆地区域发展临港型大宗原材料工业及其他相关产业, 形成大宗原材料产业集聚和城市集聚。这种临海型区域国土开发模式是几十年来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这些国家或地区加快现代化的显著特点和成功之路。

相比发现, 20世纪80年代初启动的中国沿海大开发, 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临海型区域发展模式。长期以来, 中国经济在资源利用上走的是自力更生为主的道路。沿海地区依托国产原材料资源, 形成出口型工业经济形态;依托深水港兴建的以钢铁、石化、能源为代表的临海型原材料工业基地较少。港口多为资源和工业产品出口型, 进口海外资源型的工业、生活物质和能源大港较少;现有的转型多为进口海外原油、矿石、粮食等大宗原材料的港口, 吞吐能力弱。城市间各自为政, 同质发展色彩浓厚。

新一轮沿海地区区域规划中, 加强现代化港口及港口群建设、布局临港工业、错落发展城市群成为核心主线之一。分析人士认为, 这是港口、产业、城市“三位一体”互动发展布局首次明确跃上国家级规划层面, 意味着中国开始按照现代临海型经济观对沿海国土进行再开发, 重构沿海经济地理, 推动沿海区域开发开放迈开“新步伐”。这样的规划部署顺应了中国自身发展阶段的逻辑提升。进入新世纪, 中国国内资源供应瓶颈日益突出, 经济发展进入从世界调配资源的时代。经济资源获取的日趋全球性特点, 要求将目光投向海洋, 对沿海国土开发重新进行相应部署。

2.按生态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模式打造中西部战略高地

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六省在内的中部地区, 是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 在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突出特点就是它和西部一样, 也具有资源禀赋优势。因此《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提出要按生态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模式打造新的战略高地, 推动中部走出经济洼地, 实现新的腾飞。因此把国家推进中部崛起的重点放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皖江城市带、晋陕豫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 同时加速推进或尽快组织实施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等重点区域的发展。

西部地区也是这样, 规划了一些重点发展地区, 包括关中―天水经济区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以及成渝经济区。另有消息称, 新疆区域经济振兴规划在2010年5月上报至国务院。计划将在乌鲁木齐西北角打造一个石油城, 把通过欧亚大陆桥从中亚五国输送到我国的石油天然气在此储存起来。推进与资源丰富的中亚五国发展边贸, 并有望建立起经济合作区。

3.推进区域经济增长由“单循环”向“双循环”结构转变

所谓“单循环”和“双循环”是近年来学术界提出的概念。“单循环”是指区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外需拉动, 也就是靠出口、外贸、外商投资来拉动。而“双循环”则指区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外需和内需共同拉动, 依靠内资和外资共同推动。实现这个转变主要是从近年来我国宏观调控实践, 特别是2008年以来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过去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是偏重“单循环”结构的, 现在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已经出现了较大的变化, 因此应走“双循环”结构的发展道路。所以近年这些新提升的国家战略中, 在其发展规划中都特别强调要实现这个转变。

4.以中心城市为主体构筑大小不等的经济增长极和发展带

经济区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 也是当前和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空间组织系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 在形成东中西三大经济带的同时, 也逐步形成了以广州、深圳等城市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以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以北京、天津等城市为中心包括河北、辽宁一些城市在内的环渤海经济区;以沈阳、大连、哈尔滨、长春为中心的东北经济区;以武汉、郑州为中心的中部经济区;以重庆、成都等城市为中心的成渝经济区;以西安、兰州为中心的关中经济区;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西部生态经济区;以福建为主体的海峡西岸经济区。这其中, “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被称为经济发展的大三极。近年来, 我国区域经济格局变动的一个新趋势是, 不仅大三极通过扩大经济圈, 延伸产业链, 增强辐射力, 使经济区域的版图不断扩大, 实力不断增强, 形成了所谓的“泛珠三角”、“泛长三角”的发展态势, 而且在一些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中心城市周边, 也逐渐发展起了大小不等的新经济带, 使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了中大、中小经济区并存的多极发展格局。如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皖江城市带等。2010年初国务院通过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中, 又提出了国家中心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的概念, 也意在促成这一新的区域发展格局。按照规划, 重庆与北京、天津、上海、广州一起, 被确定为国家五大中心城市, 成为中西部地区一枝独秀。

三、“十二五”时期我国区域发展格局展望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 构筑区域经济优势互补、主体功能定位清晰、国土空间高效利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区域发展格局”, “两个战略”的深入实施为未来5年区域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西北大学、内蒙古大学发布的《西部蓝皮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 (2010) 》提出, “十二五”时期西部大开发应重点构建“西三角”经济区, 整合西北、西南两大经济重心, 打造西部大开发的龙头和中国经济发展第四增长极。第四增长极是指除了、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塘的环渤海之外的第四增长经济群, 即为“西三角”成都+重庆+西安。根据近日中金公司发布的“卧虎藏龙”报告指出, 过去东亚“雁行模式”中, 第四次的产业链大转移, 将会在大陆内部完成。从东部沿海第一梯队向中西部第二、三梯队的产业转移将续写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中西部的发展令人期待, 也将使中国区域发展格局发生更为深刻的变化。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产业联系和合作将进一步加强, 从而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合理、特色突出的良性互动格局。目前国家区域战略的调整已经不局限于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 而是深入到四大板块的内部, 看到板块内部经济的联结, 多极带动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正在形成。在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指导下, 中国区域结构优化和协调发展方向已经明确。

参考文献

[1]陈秀山, 孙久文.中国区域问题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2]戚本超, 景体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3]区域兴则中国兴 (盘点2009年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区域规划) [EB/OL].中国经济网, 2009-12-06.

[4]黄庭满.中国部署新一轮沿海开发着眼“危机后时代”[EB/OL].新华网, 2009-06-05.

区域结构变化 第7篇

一、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发展不相适应的现状

随着区域经济的飞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一方面,新兴产业的兴起与发展带来了新职业门类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随着不断优化的产业结构,国民经济中有些行业的比重有所下降,在人才的需求方面相应的一些行业减少了,而在国民经济中有些行业的比重得到上升,在人才的需求方面相应的一些行业将随之有所增加。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受传统计划经济影响较深,高职院校专业布局与区域产业发展不适应的现象日益凸显,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高职专业设置与地方产业结构结合不紧密

随着不断调整与优化我国的地方经济结构,多样化、多层次的人才结构需求已形成。在许多发达国家,其经济发展预示,高、中、低“金字塔”型的人才布局更促进了经济的腾飞。而目前高职院校在专业设置上,脱离地方经济建设,与产业、行业和社会等结合不紧密的现象出现。从高职校办学历史的背景来看,对原有专业进行改造方面,并没有依据现代职业教育的理念和用人要求,而社会急需的新专业开发又不够,课程设置难以与现代社会和企业对人才素质、技术要求甚至价值观念的要求吻合,存在一定滞后性,不能满足地方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2]。这种现象势必使学校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发生脱钩,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人才失业”等不良状况。

(二)高职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联动机制不完善

随着不断深人发展的经济,显而易见,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换代,不断涌现了一些新的职业需求,相反,一些传统职业出现了衰退,甚至消失,这需要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要有较强的关联性,市场经济瞬息万变,若两者之间的联动机制不完善,不仅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规格和水平产生制约,而且对人才培养的速度和数量也产生着制约,从而对高等教育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但职业教育专业结构的优化只能“对照”产业机构而完全对接产业结构。区域产业结构中除了支柱产业相对稳定外,其它产业变化相对比较快。刻意追求的结果必然导致一段阶段内需求量相对较大的热门专业的开发是“一哄而起”,个别需求量不大的所谓冷门专业则“门庭若市”,甚至会出现招生、就业两头困难的窘境。因此,地方院校面向支柱产业的专业结构只能“对照”产业结构的需求提高对接的吻合度,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更是要与企业“零距离”无缝对接,其余的专业设置采取在适度的可调控范围内跟踪对接。

(三)高职专业结构与区域产业结构不适应

如江苏和浙江都是以制造业、建材、加工业、汽车和化工作为主要产业,根据我省十二五发展规划,将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比如金融保险、现代物流、教育、文化、房地产、旅游、社区服务等等。劳动力将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由第一产业渐渐向第二、三产业过度。但目前高职院校的专业设 置与区域产业结构对应度还不高,突出表现在:一是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不适应。随着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转变,未来对服务业相关的人才需求会越来越多。而现有的专业设置对第三产业发展中人才需求的增长已满足不了,进而导致结构性失业。二是不够贴近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度,新兴学科、边缘学科能够适应科学发展的相当少,特色专业、重点专业不突出,这已普遍成为高职院校专业设置的一大软肋。相当一些学校新专业的设置主要以当前人才市场的反馈信息为依据,未能体现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新要求。三是通用性较强的专业设置比重过大,偏重于文经管理类, 新设生产技术应用类的偏少。比如机械类、电子类、财经类及艺术类等专业,几乎所有高职院校都开办。而符合江苏地区产业结构所设置的专业,比如机械制造类、汽车类、电子类专业就业率处于明显优势地位。

二、职业教育专业与区域产业不相适应的成因 分析

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适应性状况成为众多高校关注的重点,优质生源的争取和多年公布的就业率给学校带来了强烈紧迫感。科学的调整专业结构与社会适应度是为了促使专业设置良性发展、可持续发展。专业结构调整与社会适应性状况分析应主 要考虑以下几方面。

(一)与市场经济需求相脱节是导致专业设置 出现弊端的关键因素

职业教育的办学方针是“以服务为宗旨和以就业为导向”。因此,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必须与地方市场经济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及时有效地了解地方市场对人才需求的详细信息,以此确保专业设置的职业定向和各专业的产业发展趋势、人才资源需求情况。我省一些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与市场经济需求相脱节、培养的目标与实际的应用相分离、期 望与现实不对等,“缺乏一个兼顾‘入口’与‘出口’相协调的高等教育结构,导致专业数量与毕业生数量的无效增长,随之,就业困境必然出现;另一方面,由于人才培养内涵无法及时满足市场需求,造成供给相对过剩,导致了“就业”与“招聘”双重困境。

(二)教师队伍良莠不齐是导致专业设置受到 制约的重要环节

职业教育是为社会经济服务的。一个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必须拥有一支高水平的职业教育师资队伍。职业教育教师不仅要有专业知识,而且还要具备相当的职业技能,必须是“双师型”的教师才符合职业教育的本质要求。然而,高职院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训练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相比较普通高校学生,其就业优势主要体现在技术、技能的娴熟应用和发挥。很多高职院校的教师都是科班出身, 没有真正的实践能力,教师的专业技能水平与实践教学能力偏低,无法在课堂上手把手、一对一地实施实践教学。专业教师的继续教育只有课时量的积累,没有真正意义的教师到企业的实践制度。更由于用人机制的不畅通,企业一线的能工巧匠不能经常到学校做兼职教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使他们无法顺利就业,也影响了专业设置的标准。

(三)利益驱动现象是导致专业设置凸显风险 的明显问题

高职院校在专业建设方面主要以社会需求和办学成本为主导,在没有意识到人才饱和和学生有效就业的情况下,如果不进行长期的市场调查和跟踪机制,就盲目跟风开设,从而导致一些高职院校为了扩大招生数量,茫目设置专业,致使个别专业“遍地开花”,如:市场营销、物流管理、商务英语、计算机应用技术、旅游管理、动漫专业、机电一体化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等等,偏高的重复布点率,接近85%以上的职业学校都开设如上流行专业。相当于要求硬件条件比较高的一些专业,前期投入由于比较大,还需要实训基地的投建,因此很少有学校愿意开设这类专业。另一方面,专业撤销需要放弃部分投入的成本,因此,纵使社会需求过剩,高校还是不愿意主动撤消专业。毕业生因为专业设置不合理导致的层次间挤占岗位情况越演越激,他们很有可能无法顺利就业,造成人才资源浪费。

(四)管理体制相对僵化是导致专业设置出现 混乱的主要根源

随着国家对职业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职业教育已经被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由此国家对职业院校招生人数的要求逐年递增,高职院校在专业设置上拥有了很大的自主权,教育行政部门只需备案,为能机械的完成招生指标,教育行政部门对各校的专业设置没有整体规划,监管力度放松要求,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专业设置宏观管理体系不完善,专业设置的社会服务体系还不周全,学校缺乏专业设置方面应有信息。高校在不具备相应条件的情况下随意设置专业,大量增加所谓热门专业, 结果学生招来了,条件不具备,质量得不到保证。这样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出现了专业设置混乱局面。

三、高职院校专业设置的依据与基础

(一)社会需求和就业是专业设置的主要依据

经济的起飞,产业的升级,职业教育应成为先导。职业教育与经济和产业关系最为密切。以区域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为依据,地方院校必须坚定不移地走“立足地方、依托地方和服务地方”之路, 积极主动与市场接轨,努力适应区域经济结构,满足人才结构调整的要求,实施合理科学的预测,并进行有效论证,从而使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紧紧相连,掌握当前或今后一段时间内所需岗位工作的技术人才数量,努力做到地方新的经济增长点在那里,就将职业教育的专业开设到那里,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争取地方的支持。

(二)高职教育资源是专业设置的重要基础

高校会利用教育资源优化配置这个杠杆来推动专业结构的形成和发展,也就为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与调整指明一个总体的发展目标,因此,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在分析社会需求的同时,也要考虑学校的教育资源能够保证各专业培养目标的得以实现。众所周知,专业设置的重要基础离不开教育资源,它依赖于必要的教育资源的整合——比如专业集群、师资团队、实验实训等基本的设备条件等, 它间接、直接影响着专业建设的质量和水平。

(四)高效可持续发展是高职院校专业设置的 前提

高职院校专业设置首先要有发展意识,才能预测今后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其次,专业设置要有长期规划,才能满足学校、专业、学生三方面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具体体现在学院内涵和外延的建设、人才培养与专业建设的质量,学制、教学内容的选择、专业建设的质量、学校发展的科学规划等。最后,高职院校能在保证已有专业培养人才质量的同时,整合资源,进行合理的专业配置,让受到外部环境冲击的专业也能得以生存,确保人才“进”有数量,“出”有质量,专业有持久的发展动力。

(五)突出特色是高职院校专业设置的重中之重

专业设置只有针对本地区行业特色、行业特有的需求,把“人无我有”“人有我强”作为专业设置和建设的目标[3],设立具有学校特色的品牌专业和特色专业,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力资源才有竞争力,学校就越具有不可替代性,越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这就要求高校在设置专业时分析自身的优势,结合社会经济的变化趋势,掌握市场所需人才规模和供求状况,利用国家政策所赋予的高校专业设置自主权,对专业设置进行动态优化调整,使其更加符合人才培养的特色竞争导向。

四、高职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相适应的优化 途径

高职专业设置对接区域产业结构,这是一个永远的未完成式。产业结构只要在调整、转型、升级与发展之中,那么,高职院校就要根据实际情况, 不断优化专业结构,以更好地促进高职专业结构与区域产业结构的耦合机制。

(一)科学调整专业设置,促进专业设置与产 业结构的对接度

地方经济发展的脊脉是产业结构,高职教育专业设置的根本依据是经济结构。《(2010-2015年) 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规划》采取一系列高职院校重点改革措施,其第一条就是“通过积极主动适应区域经济社会需求和国家产业发展战略来优化调整专业设置与布局结构,以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信息平台建设为手段,有效整合各方面信息,诸如高职专业设置、招生就业以及各行业劳动力市场供需等等,并将其全面公开发布,以引导地方政府和院校将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区域经济社会需求和毕业生就业等实际情况,适时做好专业设置和专业布局的优化,主动适应市场需求。”[4]高职院校的专业应根据自身资源禀赋优势及国家宏观战略布局来设置和调整。一是要根据本地区产业需求的变化, 主动适应区域、行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性地调整和设置专业。例如在服务业、第三产业大力发展时期,及时调整三产专业,主要围绕现代物流、生物医药、保险金融、会展经济和中介服务等现代服务行业,旅游、文化、创意、信息等新兴服务业,商贸流通、饮、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 适当控制计算机应用技术、文秘、会计等重复率高、过于集中的专业发展规模。二是专业设置要适度超前。根据科学技术与经济建设的发展与进步,优化一产专业,稳步缩小人才需求与产业结构之间的缺口,切实提高绿色食品生产、农产品深加工、观光农业、现代农林技术、生态农业等相关专业建设, 促进第一产业的稳步发展。做强二产专业,适当提升二产专业结构比例,扩大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涵盖的专业面,加强汽车、新型环保、精细化工、装备制造等相关专业建设。实现为区域经济建设和产业发展及结构调整培养有实际需求的高素质劳动者的目的。

(二)招生数量,提高专业与就业市场的适应度

专业的持续生命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其就业率和学生报到率。各高职院校的招生部门要坚持以市场需求状况分析学生就业率、订单人数和新生报到率等数据,并根据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专业结构,及时调整专业招生规模,对行业、产业人才需求量大的专业,要适度放开其招生专业规模,把有市场需求、有发展前景的专业办好;对产业人才需求量小的专业,其招生专业规模要有所限制,甚至整合一些规模较小的相近专业。例如商务英语专业与国际贸易专业的整合,电子商务专业与国际物流专业的整合,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与电脑艺术设计专业的整合。坚决停办没有明确培养目标、没有市场需求、没有就业空间的专业,比如服装设计专业改造为适应市场的服装养护专业,电子技术专业可以改造为汽车电子技术专业;将毕业生供大于求或市场价值降低,连续两年以上没有生源的专业予以撤销。

(二)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打造适合区域经济发展的专业群

围绕重点专业打造系列专业群,努力做到精品专业铸标杆,重点专业铸精品,骨干专业铸特色, 特色专业铸品牌,新兴专业铸亮点,专业梯队建设铸示范[5]。经济转型背景下高职院校是以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而重点建设专业群,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根本导向就是地方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得到不断加快、不断调整与升级,新型行业、新型工种、新型岗位群也随之大批涌现,高职院校主要是培养高技能型人才, 此时,要结合自身的实际和服务面向的产业领域, 在综合分析学校已有的特色、优势的基础上,注意与同类院校、同类专业的方向、规模进行对比,走自身特色发展之路,寻求具有区域差异化的竞争优势,积极寻求与企业的合作,走合作办学之路,并通过企业、行业专家的支持和指导,重点建设以特色专业为主干、相关专业为辅助的系列专业群,通过它们的辐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其它一批专业的整体优化,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增强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最终形成具有地方产业或行业特色的优势专业与专业集群。

摘要：随着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区域产业结构不断调整,高职教育与产业结构发展不相适应的现象越发显著。本文就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中存在的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吻合度不高等成因分析,基于“依据需求、资源优化、突出特色、持续建设”等原则,提出了优化专业结构调整的对策,以社会需求和就业作为专业设置的主要依据,依托高职教育资源,突出高职专业设置的特色,促进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的对接,以使专业设置结构与区域产业结构建立良好的匹配性。

区域结构变化 第8篇

随着社会与技术的发展,人类的各种活动每天都在改变着地表景观及其利用形式,人口的快速增长及城市化的发展,加速了这种变化的速度。因此,快速而有效地检测这些变化信息,分析变化的特点和原因及其影响结果,对于实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几十年来,随着航天技术、传感器技术、计算机技术及其相关科学的迅猛发展,遥感技术得到了飞速进步。作为一门正在兴起、并有着广泛应用前景的学科,遥感技术具有空间上的连续性和时间上的序列性,可以提供进行地物感知和监测的多时相图像数据。

利用多时相遥感图像获取地物变化信息的过程称之为变化检测,在变化检测中阈值的选择起着关键作用,一般预知的选择方法都是根据人工经验给定。阈值的自动确定一直是变化检测的重点和难点。随着变化检测的发展,图像分割中阈值的自动选择方法逐渐的应用到了变化检测中。本研究将以最大类间方差为聚类准则,利用C均值聚类法进行迭代处理,确定图像变化检测的最佳阈值,实现变化区域提取的自动化。

2 变化区域提取的原理

按照遥感影像变化检测的基本目标,需要解决从差异影像中将发生了变化的区域提取出来的问题,我们将这个问题称之为变化区域的提取。具体来说,变化区域的提取就是要将差异影像中的像元分为两类变化像元(ωc)类和未变化像元(ωu)类,判断每个像元属于哪一类并标上响应的类别标记,从而生成一幅将变化区域跟未变化区域区分开来的变化检测结果图。因此,变化区域提取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典型的两类识别问题,从而可以采用影像分类或影像分割中的方法加以解决。其中阈值法是最常用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的基本出发点是假定差异影像中未发生变化的区域像元值接近于0,而发生了变化的区域的像元值远离0,通过选取合适的阈值,可以将这两类像元区分开来,称这样的阈值为变化阈值。变化阈值法所需的阈值个数为1或2,这取决于差异影像的类别,如果差异影像中的像元值只有正值,则只需1个阈值即可,如图1(a)所示;反之若差异影像中的变化像元值有正有负,则需要正负各一个阈值才能区分变化和未变化两类像元,如图1(b)所示。

Singh指出变化阈值是由研究人员根据经验主观确定的或用统计方法推断得到的[3]。一种经典的变化阈值确定方案是将变化阈值T设定在距像元值的均值一定距离处,这一距离大小取为像元值分布标准偏差σ的倍数,即,通常这一倍数a由一个反复试错过程给出,在这种情况下,分析人员的主观因素在倍数a的选取中起着主导作用,因而容易导致变化检测结果的可靠性较低。同时,这样的试错过程需要反复进行多次而且难以实现自动化处理,需要花费不菲的工作时间,从而会降低变化检测的效率。为了解决经验方法可靠性和效率不高的问题,一些学者提出了采用监督法来确定变化阈值。从理论上来说,不同的变化类型所对应的最优变化阈值应该是不同的,采用监督方法可以对每种变化类型确定各自不同的变化阈值。但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研究者受数据条件的限制,无法预先获得足够数量的各种变化类别的典型训练样本数据,因此只能采用非监督方法,根据差异影像自身的特点,确定全局统一的变化阈值来确定提取变化区域。

3 基于最大类间方差准则的变化区域提取算法介绍

3.1 定义聚类准则函数

由于变化区域提取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典型的两类识别问题,即将其差异影像划分为变化类和未变化类。因此,我们希望聚类结果使类间距离越大越好。为此需构造能反映出类间距离的准则函数[4]。假定灰度级直方图为连续的概率密度函数p(x),变化区和未变化区的类间方差定义为[5]

式中:pu=∫0Tp(s)dx,pc=∫T∞p(x)dx,mc=1(/pc)∫T∞xp(x)dx,mo=∫0∞xp(x)dx=pumu+pcmc,mu=(1/pu)∫T0xp(x)dx。

使σ2(T)最大,得T=(mu+mc)/2,此时T为区分变化区与未变化区的最佳阈值。

3.2 求解最佳阈值

本研究中求解T的过程采用C均值法实现。算法基本步骤如下:

1)选择2个模式特征矢量作为初始的变化类和未变化类聚类中心:zc(0),zu(0)。

2)将待分类的模式特征矢量集{xi}中的模式逐个按最小距离原则分划给2类中的某一类,即:

如果

则判xi∈ωj(k+1)

式中dij(k)表示xi和ωj(k)的中心zj(k)的距离,上角标表示迭代次数。于是产生新的聚类ωj(k+)1(j=u,c)。

3)计算重新分类后的各类心

式中nj(k+1)为ωj(k+1)类中所含模式的个数。

4)如果zj(k+)1=zj(k)(j=u,c),则结束;否则,k=k+1,转至2)。

3.3 算法收敛性分析

我们以欧式距离为例,简单的分析该算法的收敛性。在上述算法中,虽然没有直接运用准则函数σ2(T)进行分类,但根据式(2)进行模式分划可使σ2(T)趋于变大。设某样本xi从聚类ωu移至ωc中,ωu移出xi后的集合为,ωc移入xi后的集合为。设ωu和ωc所含样本数分别为nu和nc,聚类ωu、~ωu、ωc和的均值分别为mu、、mc和。显然有

则这两个新的聚类的类间方差与原来的两个聚类的类间方差σ2(T)的关系是

因此,只需证明ε<0。经推导,略去∆的二次项及一次不变项,剩余项

因为nu中移出,从而有∆<0,即。

从上述推导过程可发现,将xi分划给ωc类可使σ2(T)变大。这说明在分类问题中不断地计算新分划的各类的类心,并按最小距离原则可使σ2(T)值增至极大值。

3.4 算法复杂度分析

基于最大类间方差的变化区域提取整体处理流程是:首先,选择初始的变化类和未变化类,并取其平均值作为初始的聚类中心;然后利用C均值算法对每个差异像元进行类别划分。该算法的复杂度是O(2nt),其中,n是一幅差异影像中所含像元的数目,t是迭代的次数。通常,t远远小于n。

4 实验与结果

本研究以某地区前、后两时相Quick Bird多光谱影像为分析工作的影像来源,如图2所示。将前后时相影像进行图像相减,得到差异影像,如图3所示。

下面,我们需按照3.2节介绍的最佳阈值的求解过程来确定变化阈值。从上面介绍可看出,该算法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确定迭代过程中的初始值。根据差异影像自身的特点,我们采用一种选取合理阈值以构造高置信度像元子集,从中估计待定参数初始值的策略。从本实验图差异影像直方图(图4)可看出,差异影像中的变化像元值有正有负,并且正、负分布情况不对称,因此需要正负各一个阈值来区分变化和未变化两类像元。为方便期间,首先选择正像元像元集,假设初始阈值为T,以两个像元子集

分别作为未变化和变化两类像元的初始典型样本集,如图5所示。然后分别在这两个子集上按下式估算均值和标准偏差的初始值。

得到分布分数的初始估计值之后,按照C均值算法步骤进行迭代计算,更新聚类中心,直至收敛。同理,对负像元集进行迭代求解。最终得到正、负变化阈值分别为:T1=-.59,T2=6.26。此时,按照式(12)对差异影像进行二值化处理,得到变化区域图(图6)。

5 结论

本文对变化检测结果自动最佳阈值确定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采用基于最大类间方差法作为聚类准则,C均值聚类法进行迭代以自动确定最佳阈值的策略。通过实验证明了结论的正确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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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范海生,马蔼乃,李京.采用图像差值法提取土地利用变化信息方法—以攀枝花仁和区为例[J].遥感学报,2001,5(1):76-81.FAN Hai-sheng,MA Ai-nai,LI Jing.Case Study on Image Differencing Method for Land Use Change Detection Using Thematic Data in Renhe District of Panzhihua[J].Journal of Remote Sensing,2001,5(1):76-81.

中国区域经济二元结构 第9篇

【关键词】经济总规模；经济结构；产业结构

金融发展水平的区际差异从根本上讲是由经济状态的区际差异造成的。不同的经济状态给金融成长所提供的成长条件和成长区间是截然不同的。改革开放以后，区域经济运行的非均衡打破了区域金融发展的均衡状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了金融资源的供给与需求空间分布上的不均衡，这种供求不均衡使得区域金融运行的二元结构特征开始显现。

下面从经济总规模、经济结构等方面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进行说明。

1.经济总规模的区域差异

如下表所示，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的差异是显著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全融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根源于经济运行与发展过程对资金融通的内在需求。中国各区域在经济发展总量规模的差距，决定了不同区域金融服务供给和金融服务需求数量与结构上的差距。见表1：

2.經济结构的区域差异

经济结构的状况决定着金融结构的状况，在金融制度的经济决定因素中，社会经济体制的性质状况和结构安排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定社会经济体制的性质状况和结构安排不仅从根本上制约和决定着金融交易的方式、范围和规模，而且直接体现在金融制度的结构安排中。

2.1 产业结构比较

中国各地区经济成长水平的总体差异决定了不同地区处在不同的经济成长阶段，而经济成长阶段差异又使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产业结构特征。虽然各地区在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进步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但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比较以及各地区就业结构的比较来看，在工业化水平及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等方面，各区域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见表2：

2.2 经济对外开放度比较

经济改革与经济对外开放相辅相成，互为促进。中国各区域经济改革推进程度上的差异，在一定意义上导致了各区域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差异。各区域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差异，首先直接决定了各区域金融对外开放程度的差异，致使各地区利用国外金融资源发展地区经济、带动地区金融成长的能力存在显著差异。见表3、4：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源于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特有制度变迁模式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是显著存在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区域金融发展环境的显著差异，经济发展环境的不同，必然造成不同区域在金融需求水平、金融供给能力及需求与供给良性互动等方面存在差异，由此可见，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是导致区域金融发展水平显著差异的根本原因。

注释：

①东部地区：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北京、天津、海南。中部地区：安徽、湖南、湖北、江西、河南、河北、山西。西部地区：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重庆、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内蒙古自治区、广西。东北地区：辽宁、黑龙江、吉林。以下类同，但第三节实证部分由于相关数据的搜集问题等因素，我们还是采用普遍认同的东中西三个地区进行实证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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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区域结构变化 第10篇

1 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采用2000年、2005年和2010年的TM遥感数据为基础,经过几何校正、图像裁剪、目视解译等步骤,参照IPCC和FAO LCCS土地覆被分类系统及《全国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07)》国家标准,并考虑研究区土地资源实际情况,将研究区土地利用/覆被分为林地、草地、耕地、湿地、水体、建设用地、其他(主要为裸岩和裸土)等类型。

1.2 研究方法

Costanza等提出将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成17种,并得出每种生态服务功能在不同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该方法被国内外许多学者应用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研究。与我国生态实际比较,该方法存在对耕地生态服务估计过低,对湿地估价过高的问题,因此谢高地等[4]通过对我国生态学家的调查,得出了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服务价值。

笔者以谢高地提出的中国陆地生态系统价值为基础,采用Costanza提出的ESV计算公式进行评估,公式如下:

式中,ESV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AK为研究区K种土地类型的面积(hm2),VCk为K类土地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系数[元/(hm2·年)]。评价中,由于建设用地主要为硬化的地面,总体生态服务价值较低甚至为负值[8],因此本研究不考虑建设用地的生态服务价值。

2 结果与分析

2.1 土地利用变化

表1反映了研究区从2000—2010年土地利用变化的情况可以看出,10年间,该区域草地与建设用地持续增加,林地和水域先减少后增加,但总体来看,林地面积增加,而水域则减少,耕地和其他用地持续减少,湿地先增加后减少。面积增加的土地利用类型中,建设用地面积增加4 091.31hm2,增加面积最大,其次为林地,面积增加了2 687.01 hm2,草地增加1 059.30 hm2,面积减少最多的土地利用类型为耕地,10年间减少了6 181.29 hm2,其次为其他类型,减少1 358.91 hm2。

分析表明,10年间由于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建设,该区域有较多耕地转化成了建设用地,同时由于国家在该区域实施的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工程措施使得该区域林地、草地面积增加。

(hm2)

2.2 总体生态服务价值变化

湖南湘江源头区域生态服务价值如表2所示,2000年区域总体生态服务价值为74.585亿元,2005年为74.489亿元,2010年为74.689亿元,呈现先降低后增加,整体呈增加的趋势。2010年比2000年生态服务价值增加了1 040万元。

湘江源头区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在10 189~10 216元/(hm2·年)之间,远高于全国的5 844元/(hm2·年)和湖南省的8 167元/(hm2·年)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与我国排名第2位的台湾地区[10 349元/(hm2·年)]单位生态服务价值相当[9],说明本区域具有极高的生态服务功能,同时也说明国家和湖南省将本区域列为全国和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是合适的。

2.3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生态服务价值变化

从表2可以看出,研究区林地所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最大,2000年、2005年、2010年3个年份分别占研究区服务价值的89.33%、89.32%和89.66%,10年间其生态服务功能先减少后增加,整体呈增加趋势;其次为农田,占研究区生态服务价值的1.23%~1.30%,但由于耕地面积持续减少,因而其提供的生态服务功能也在不断降低;水域虽然占研究区面积比例较低,面积比例为0.70%~0.75%,但其提供了区域1.4%~1.5%的生态服务功能,表明其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较高,因而其整体生态服务较高;草地生态服务整体呈现持续增加的趋势。

2.4 单项生态服务价值变化

从表3可以看出,湖南湘江源头区域2000—2010年单项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变化为:前期(2000—2005年),除气候调节功能外,其他各项服务功能均呈下降趋势,水文调节、维持生物多样性、原材料生产、保持土壤和气体调节下降幅度较大;主要原因为该时期区域生态服务价值系数较高的林地、耕地和水域面积减少,虽然湿地和草地面积增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该区域生态服务价值,但由于湿地增加面积较少,而草地单项生态服务价值系数较低,因而无法弥补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导致的生态服务功能降低。后期(2005—2010年),除食物生产和废物处理功能降低外,区域其他各项生态服务功能均呈增加趋势,主要原因为前期该区域实施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开始发挥实效,林地面积增加较快,草地和水域面积也不同程度增加,虽然这一时期本区域建设用地大幅增加,但由于新增加林地和水域的单项生态服务价值系数较高,弥补了耕地减少和建设用地增加带来的生态服务的降低,使得这一时期本区域整体生态功能呈增长趋势。

(万元)

3 结论

本研究以遥感影像数据为基础,参考目前国内广泛应用的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生态价值系数,对湖南湘江源头区域2000—2010年生态服务价值变化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生态服务价值呈现先降低后增加的趋势,整体呈增加的趋势,2000年、2005年、2010年3个年份的生态服务价值分别为74.585亿、74.489亿、74.689亿元;区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较高,为10 189~10 216元/(hm2·年),远高于全国和湖南省平均水平;林地、耕地、草地是本地区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也是本区生态服务价值的主要贡献者,水域由于具有较高的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因而提供了超过其面积比例的生态服务价值比例;本区域主要的生态服务功能为维持生物多样性、气体调节、水文调节、气候调节及土壤保持,而食物生产、废物处理及提供美学景观服务功能相对较弱[10,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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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陈仲新,张新时.中国生态系统效益的价值[J].科学通报,2000(1):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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