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书

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书（精选6篇）

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书 第1篇

上海市杨X区人民法院：

我们是贵院受理的，上海市杨X区人民检察院起诉韩XX涉嫌贪污案件中，被告人韩XX的辩护人。

辩护人已经在20XX年1月，向贵院递交了一份《非法证据排除申请书》。在20XX年2月15日本案第一次开庭时，也口头向贵院提出了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今天，我们再次向贵院提出申请，请求将《起诉书》所列证据，第二组证据第12项中被告人韩XX

20XX年7月14日、7月15日的有罪供述及7月13日的亲笔有罪供词，这三份证据，作为非法证据，在本案中予以排除。

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韩XX

20XX年7月14日有罪供述及7月13日的亲笔有罪供词。

该2份证据，是侦查机关，在违反《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部委的规定的情况下，对被告人韩XX采取长达二十六个小时的限制人身自由，被告人韩XX长达四十多个小时没有得到任何睡眠和休息的情况下制作的。

根据公诉人在20XX年2月15日本案第一次开庭时的公开表述(见该次庭审笔录)，以及被告人韩XX本人的陈述，被告人于20XX年7月12日上午8点30分上班后，即被公司领导通知，前往位于XX路的上级公司纪委谈话。至当日晚间，上海市杨X区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的工作人员介入。

20XX年7月12日晚23时许，被告人被带至上海市杨X区人民检察院接受讯问。被告人在检察院留置了将近24小时后，直至7月13日晚22时40分，侦查人员才开始制作笔录，至7月14日凌晨笔录制作完毕。

期间，侦查机关的下列行为，违反《刑事诉讼法》和相关部委的规定

1、

被告人于20XX年7月12日晚23时许被带至检察院后，即被带至该院讯问室接受讯问。被完全限制人身自由，随身携带的手机被没收，与外界通讯被停止。但根据《杨X区人民检察院传唤通知书(沪杨检反贪传[20XX]第X号》显示，检察院直至7月13日晚22时42分，才向被告人出示《传唤通知书》。这之前，杨X区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长达23个多小时的限制人身自由，有非法拘禁之嫌。

法律依据：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高检发释字〔20XX〕1号)第34条之规定前款：拘传持续的时间从犯罪嫌疑人到案时开始计算。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应当责令其在《拘传证》上填写到案时间，并在拘传证上签名或者盖章，然后立即讯问。

2、

被告人于20XX年7月12日晚23时许被完全限制人身自由，接受检察院的连续讯问。直至7月14日凌晨，时间长达26个小时。违反法律规定。

法律依据：

《刑事诉讼法》第92条后款：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高检发释字〔20XX〕1号)第34条后款：一次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不得以连续拘传的方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

《检察实务手册》(20XX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360条：一次传唤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的方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两次传唤的间隔时间，不得少于十二小时。

3、

被告人被带至杨X区检察院起，笔录制作完毕。其间长达26个小时(自被告人被带至上级公司纪委接受谈话，至该份笔录制作完毕，其间更长达40多个小时)。在此期间内，杨X区人民检察院，始终让被告人留置在该院的讯问室内。对其采取“车轮大战”，安排多组审讯人员轮流审讯。其间，仅给他吃过2个冷馒头，喝过几次白开水。在明知被告人已经40多个小时没有得到过任何睡眠休息的情况下，仍然制作笔录。该份《笔录》，是在被告人长达40多个小时没有得到任何睡眠和休息的情况下制作的。属于非法证据。

法律依据：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高检发释字〔20XX〕1号)第265条：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

基于上述情况，辩护人认为，沪杨检刑诉[20XX]73号《起诉书》中，作为定罪证据的被告人韩XX

20XX年7月14日的《有罪供述》，是在被告人遭受23个多小时的拘禁后，并在40多个小时没有得到睡眠休息的情况下形成的，根据法律规定，系非法证据。同样《起诉书》作为定罪证据的7月13日的《亲笔有罪供词》，也是在被告人被长时间限制人身自由，无法获得任何休息的情况下形成，同样也是非法证据。

上述二份证据，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二、被告人韩XX 20XX年7月14日有罪供述

根据法律规定，讯问笔录是侦查人员在侦查活动中，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时如实记载讯问情况的文字记录。笔录的制作，必须采用问答式，如实记录被询问人所提供的证言。

虽然从这份笔录的文字记载上看，这份笔录采用了问答式的记录，有侦查人员的讯问，也有被告人的回答。表面上看，貌似符合法律规定。但是，当我们观看了侦查机关提供的讯问韩XX的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之后，问题立即暴露了出来。在制作这份笔录时，制作该份笔录的侦查人员，根本没有依照制作笔录的规范，一问一答忠实记录，而是从头到尾自己一个人低头自行书写，既不向被告人发问，也不听被告人的回答。二个多小时，侦查员坐在讯问台上，闷头记录，被告人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发呆。

辩护人认为，该份笔录，不是对当时讯问被告人情况的忠实记录。同样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申请人：

*** 律师

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书 第2篇

申请人:

非法证据排除申请书

【律师提示：本申请书用于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排除侦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

申请人：性别：民族：出生日期：文化程度：电话：工作单位：

住址：

【律师提示：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作为申请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

申请事项：

请求贵院依法适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排除非法证据。事实与理由：

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涉嫌罪一案由贵院审理（办理）。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讯问过程中存在的情形，其交代的犯罪事实与真实情况存在巨大差异，其供述应被排除。

侦查机关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严重影响司法公正，未进行补正也未作出合理的解释，该物证（书证）应当依法排除。

【律师提示：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此致

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书 第3篇

然而, 由于施行时间比较短, 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依然面临着很多挑战。“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就是其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 (1) 虽然, 我国实践中侦查、起诉、审判这三个阶段都可以进行非法证据的排除。但是, 这三者中诉讼构造最为完备的当属审判阶段, 其被赋予很大希望。所以, 认识清楚当下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所体现的进步与所面临的困难, 对于我们更好地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重要作用。

一、启动主体的权限

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 非法证据排除有两种启动的方式, 第一为依申请启动, 第二为依职权启动。所以, 在审判阶段中的非法证据排除, 也就是既可以依申请来启动, 也可以依职权来启动。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都可以在审判阶段中向法院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

但是, 并不是所有提出非法证据排除都因为自身的权益受到了侵害, 有时候申请的主体所提出要排除的证据其实并没有直接侵害其自身权利。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 权利被直接侵害者自己反而没有提出非法证据的排除, 却由其他人提出了非法证据的排除, 那应该怎么处理呢?

这就需要回归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体现的价值来考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所以设立, 目的在于保证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以及维护司法的公正。因此, 被告人一方有权对其所认为的所有非法证据提出排除的申请, 即使该证据的取得可能没有直接侵害被告人的权益。因为, 一旦这份证据被控方所采用, 其还是会在被告人身上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这种间接危害不容忽视。

而被害人一方的申请排除权则应当比被告人一方所具有的权利要窄, 只有其自身权益被直接侵犯时才能提出非法证据的排除。 (2) 因为在刑事诉讼中, 被告人才是刑事责任的被追究者, 而被害人面临的处境并没有像被告人一样需要对抗强大的国家公权力。对被害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权利范围进行一定的限制, 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其滥用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权, 从而向审判机关提出排除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 来间接达到刑事报复的目的。所以, 这也是基于非法证据排除的价值所在来保障被告人的权益。

二、启动标准的要求

按照现行的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并不是没有任何门槛的。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的, 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这里即明确给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设立了一个门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成为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所要达到的要求。

当然, 这里的要求是针对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与过往由提出申请者一方承担证明责任不同, 这里只是要求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承担一个初步的举证责任, 从而引起法院的合理怀疑, 那就可以由法院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正式调查。一旦法院开启了这道程序, 之后的证明责任则由控诉方承担。如果控方无法证明争议证据的合法性, 那么其将承担该程序性调查的不利后果———非法证据被排除。在初步调查中由辩护方来进行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提供, 到正式调查才由控诉方承担真正的证明责任。这样的设置与安排其实是基于一定的考虑之上的。具体而言, 一是防止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肆意滥用权利, 二是可以应对司法资源紧张的局面。

但是, 实际上由辩护人一方提出相关线索或者材料其实也并非容易之事。与强大的控方实力相比, 辩护方能够提供相关线索以及材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限制的。因为, 在实践当中, 很多被告人根本不知道对自己施行刑讯逼供的人的身份, 至于在哪个地点以及是具体的什么时候有时候也难以描述清楚。遇到这种情形, 被告人一方往往需要向律师寻求帮助。然而, 由于我国到现在仍然没有确立律师的在场权。所以, 被告人的律师没有办法对侦查活动进行在场的实时监督, 这也就增加了其了解被告人受到刑讯逼供情况的难度。如果想对此进行调查取证, 同样也困难重重。仅仅凭借会见权、阅卷权, 还有需要重重批准的调查取证权来获取侦查人员施行非法取证的线索和材料, 显然是有难度的。 (3) 而与此相比, 控诉方的力量则完全处于上风, 两方举证能力上的差别使得非法证据排除施行仍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 为了让被告人一方有充足的能力提出相关线索或者材料, 应当适当地提高辩护人一方举证的能力。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完善:第一, 应该给予被告人一方更多机会, 让其参与到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工作中;第二, 提升被告人一方获取非法证据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机会和能力。对于前者, 主要是尽快设立律师的在场监督权, 对于后者, 主要是尽快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等。只有双管齐下, 才不会让提出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标准成为被告人一方保护自己权益的拦路虎。

三、启动结果的说明

一旦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 就需要一同提供相关的线索与材料。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法院就一定要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提出申请, 提交线索、材料只是一个启动的前提, 到底启动与否还是取决于法院的决定。即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经施行了有一段时间, 但是从各地法院的实际情况来看, 审判阶段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案件数目的确不多。究竟这是真的不存在非法取证的情形呢, 还是法院怠于履行职责, 不愿意去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

如果实际情况是前者, 那肯定是皆大欢喜之事。但是, 如果事实是后者的情形, 则不得不让人倍感担忧。依照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 辩护方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只是一种普通的诉讼权利。这种权利缺乏诉权制约的作用。 (4) 辩护方提供的线索、材料究竟有没有价值, 其实完全在于法院的判断。所以, 这很有可能存在一种情况, 即使辩护方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线索和材料, 法院还是全部否定了, 那么对这些证据的合法性调查就没有可能展开。

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形, 应该对法律规定有所完善, 确保法院对每一个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都进行认真的考虑, 不能随意拒绝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所以, 对于依申请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 法院都不可以直接驳回。不管实质上辩护方的理由是否成立, 只要其具备了形式上的要件, 法院就都应该先受理。然后, 法院再组织控辩双方到场, 就该问题进行调查听证。在公开的听证之后, 法院才能做出是否同意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无论法院最后的判定是同意还是驳回, 其都需要作出书面的理由说明, 详细讲述其做出该决定的依据。通过这种公开化的说理, 强化对法院的监督, 防止法官肆意利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来遏制非法证据排除调查程序的启动。

四、结语

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大体框架已经构建了情况之下, 当中各个部门的具体完善仍然一定的时间去摸索, 才可以让立法与司法实践更好地连接起来。在审判阶段依申请启动非法证据排除是实际司法工作中不可避免的情形。从启动主体的权限、启动标准的要求、启动结果的说明三个方面去探究此内容的现有问题, 提出改善的建议, 将有利于更好地指引司法工作的开展。

注释

11 杨宇冠, 赵珊珊.刑事错案的预防与补救[J].甘肃社会科学, 2010 (5) .

22 宋英辉, 叶衍艳.我国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启动程序问题研究——基于<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分析[J].法学杂志, 2013 (9) .

33 王超.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虚置化隐忧与优化改革[J].法学杂志, 2013 (12) .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浅析 第4篇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条件；排除程序；责任追究

中图分类号：D925.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9-0061-01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常指执法人员及其授权的人员通过非法方法所收集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采纳。[1]191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威克思诉美国案（Weeks v. United States）首次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此后，各国逐渐确立了具有本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1984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公约》也确立了该原则。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适用的几个问题

2010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两部法律文件，标志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框架已初步形成。

但学界普遍认为，首次从立法层面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是2013年1月1日生效的新刑诉法。该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该规定不仅进一步明确了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而且对物证、书证等瑕疵证据的采信进行了严格限制。

然而，上述规定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一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排除条件，与对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的排除条件，二者之间存在差异。前者的排除条件是“采用刑讯逼供等方法”收集；后者的排除条件则是“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但上述两种排除条件是否存在交叉或包含的情况？做此区别的现实意义何在？这些问题尚无权威文件解读或释疑。

二是未规定对根据非法言词证据获取的物证、书证是否予以采信。根据“毒树之果”的理论，由于获取物证、书证所依据的言词证据缺乏合法性，该物证、书证具有先天的非法性。然而实践中通常认为，物证、书证比言词证据更加稳定，不应因其获取渠道非法而被排除。这种观点与英美法系国家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相悖，也易造成对侦查人员违反程序取证的姑息和纵容。

三是未对“补正”和“作出合理解释”的期限、方式作出明确规定。不论是新刑诉法，还是《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均未对不符合法定程序的物证和书证作出“补正”或“书面解释”的时间进行规定；《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也未对公安机关调查和书面说明的期限作出规定。这就削弱了“补正”和“作出合理解释”的可操作性，使其易流于形式。

四是规定鉴定意见和辨认笔录不得作为定案根据，其合理性存疑。同样是由具备国家承认资质的专业人员进行的专业判断，勘验检查笔录等可以作为定案根据，鉴定意见和辨认笔录却被排斥在定案根据之外。这种“取舍”，其本质是对非国家公职人员的不信任和“歧视”。而辨认笔录的准确性与稳定性虽受诸多因素影响，但也不应对其作用一概而论，若其能与其他证据环环相扣，形成稳定、牢固的证据链条，就应当可以作为定案根据。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展望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应依案件性质不同有所侧重。

要围绕非法言词证据这一重点，严格区分、准确界定引供、诱供、逼供等非法方法与讯问策略等侦查技巧，既不能片面追求取证效果罔顾法律规定，也不能曲解程序规范弃用讯问技巧。这中间的度，不仅需要侦查人员的自由裁量，更需要法院、检察院在认定非法证据时审慎权衡，正确引导侦查人员把握好合法与非法的界限。如，对于贿赂犯罪等物证、书证匮乏的案件，由于言词证据往往对罪与非罪、罪重罪轻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不应过于严格。

（二）通过非法言词证据获取的物证和书证应予排除。

与非法言词证据提供者可以申诉不同，非法物证、书证本身无法自我表达和抗辩，其性状较之言词证据也更为稳定。因此，获取物证和书证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干扰和阻碍相对较小，物证和书证对事件原貌的反映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侦查人员的取证是否细致、规范。侦查人员并不需要经历获取言词证据时的绞尽脑汁，仅需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取证即可，也正因如此，物证和书证的获取也更易严格遵守程序要求。现有法律法规中对物证、书证的排除态度并不明朗，正是源于这种对程序制度的不自信。

（三）非法物证和书证的排除程序应与非法言词证据相同。

新刑诉法第五十条规定的对不符合法定程序的物证、书证的排除条件是“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且“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然而，“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只是一种司法预设。在侦查、起诉、审判过程中，有的非法物证、书证虽然暂时不会影响诉讼进程，但其消极作用不可避免地渗透、传导至其后的诉讼阶段，其对司法公正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为了避免这种“看不见”的影响，应将非法物证、书证与非法言词证据一视同仁，严格予以排除。

（四）非法证据收集人员的责任追究问题。

虽然将非法证据排除在庭审之外，已在程序上否定了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然而，对非法证据收集人员追责力度不大、甚至存在轻刑化的现象，间接助长了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数据统计显示，2005年到2009年6月，被判决有罪的17671名渎职侵权被告人中，判处免刑的9707名，宣告缓刑的5390名，合计占到85.4%。如在2007年9月，被误抓的秦三仔被三次吊打后，死在了公安局刑侦大队。施暴的湖南新田县公安局两名警察被判刑讯逼供罪，却免予刑事处罚，继续供职于公安部门。[2]只有对非法证据收集者予以严惩，才能使侦查人员有所忌惮，从根本上杜绝非法证据的产生。

参考文献：

[1]《刑事司法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Crime and Justice），Free Press，1983年版，第715页。原文是：“An exclusionary rule is a rule that generally operates to exclude from admission at a criminal trial evidence obtained as a result of unlawful activity by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or their agents.”

[2]《遏制刑讯逼供从排除非法证据起步》，载《羊城晚报》，2010年6月1日。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 第5篇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内容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实体性规则，主要是对非法证据特别是非法言词证据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

二是程序性规则，主要是对排除非法证据问题规定了具体的操作规程。包括具体审查、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和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及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

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设置了怎样的具体程序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如何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了具体的操作规程，这也是本规定的主要内容，对于避免因为采纳非法证据而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具体说来，该程序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步骤：

1、程序启动。在法庭调查过程中，被告人有权提出其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意见，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证据。

2、法庭初步审查。程序启动后，法庭应当进行审查。合议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没有疑问的，可以直接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调查；对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则由公诉人对取证的合法性举证。

3、控方证明。公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者其他证据，提请法庭通知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出庭作证，仍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的，提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对该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证明。

4、双方质证。公诉人举证后，控辩双方可以就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取得是否合法的问题进行质证、辩论。

5、法庭处理。法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合法性问题作出裁定：如公诉人的证明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能够排除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属非法取得的，法庭确认该供述的合法性，准许当庭宣读、质证；否则，法庭对该供述予以排除，不作为定案的根据。[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为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根据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结合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

第二条 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中，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能作为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的根据。

第四条 起诉书副本送达后开庭审判前，被告人提出其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被告人书写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告诉，由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或者其辩护人作出笔录，并由被告人签名或者捺指印。

人民法院应当将被告人的书面意见或者告诉笔录复印件在开庭前交人民检察院。

第五条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或者庭审中，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在公诉人宣读起诉书之后，应当先行当庭调查。法庭辩论结束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也应当进行调查。

第六条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应当要求其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

第七条 经审查，法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公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者其他证据，提请法庭通知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出庭作证，仍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的，提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对该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证明。公诉人当庭不能举证的，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五条的规定，建议法庭延期审理。

经依法通知，讯问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应当出庭作证。

公诉人提交加盖公章的说明材料，未经有关讯问人员签名或者盖章的，不能作为证明取证合法性的证据。

控辩双方可以就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问题进行质证、辩论。

第八条 法庭对于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通知检察人员、辩护人到场。

第九条 庭审中，公诉人为提供新的证据需要补充侦查，建议延期审理的，法庭应当同意。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通知讯问人员、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到庭，法庭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宣布延期审理。

第十条 经法庭审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可以当庭宣读、质证：

（一）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未提供非法取证的相关线索或者证据的；

（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已提供非法取证的相关线索或者证据，法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没有疑问的；

（三）公诉人提供的证据确实、充分，能够排除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属非法取得的。

对于当庭宣读的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应当结合被告人当庭供述以及其他证据确定能否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十一条 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合法性，公诉人不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或者已提供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该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十二条 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意见，第一审人民法院没有审查，并以被告人审判前供述作为定案根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检察人员不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或者已提供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被告人该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十三条 庭审中，检察人员、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未到庭证人的书面证言、未到庭被害人的书面陈述是非法取得的，举证方应当对其取证的合法性予以证明。

对前款所述证据，法庭应当参照本规定有关规定进行调查。

第十四条 物证、书证的取得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否则，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第6篇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及意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违反法定程序，以非法方法获取的证据，原则上不具有证据能力，不能为法庭采纳。既包括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也包括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首先产生于美国，最初只针对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而进行非法搜查和扣押取得的实物证据，1966年的米兰达案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扩大到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此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被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广为接受。我国在2010年由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这标志着我国在司法层面上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1款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标志着我国在人大立法层面上正式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

（一）非法证据的界定和排除范围

何谓“非法证据”归结起来有狭义说与广义说两种观点。广义说认为，非法证据之所以不合法，是因为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主体，证据的内容，证据的形式，收集证据或提供证据的程序、方法这四个方面之一不合法，而造成证据不合法；狭义说认为，非法证据是由于法定人员违反法定程序，用不正当方法收集证据材料，而致证据不合法。按照广义说的定义，非法证据应该包含以下三种情况：一是用非法手段获得的实物证据，如物证、书证等；二是用非法方法获得的言词证据，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证人证言等；三是以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言词证据为线索获得的证据，此种证据被称为“毒树之果”。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1款吸收了2010年六部委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有关非法证据概念的界定，将非法证据分为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两大类别。将非法证据的范围划定为“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以及不符合法定程序收集的，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物证、书证。”

1.非法言词证据

非法言词证据包括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可以看出我国的非法言词证据仅限于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但是其中的“非法”并未给出定义，非法有不合法或违法之意，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被侵犯的种类和程度，违法有严重违法和一般违法之分，严重违法通常指取证程序不合法而侵犯的相对人的基本权利，而一般违法通常是指取证形式不合法的情况，例如讯问笔录没有填写讯问时间、地点等，因此如果将所有违法取得的证据不作区分都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未免过犹不及，排除取证程序违法而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被害人的基本权利而取得的言词证据是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的，但是对于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而取得的言词证据就不宜刚性地排除掉，也就是说将“非法”限定于获取言词证据违反法定程序将更有利于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两种价值的平衡。其次，条文只是列举了“ 刑讯逼供”、“暴力”和"“威胁”三种手段，但对于本条的理解适用应并不仅仅限于这三种手段。可见新刑诉法规定的非法取证的手段并未都在排除之列，以引诱、欺骗等方法取得的证据是否属于排除的范围不太明确，再加上“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规定，较难操作的 “刑讯逼供”如何理解，“等”如何界定的问题争议较大。此外尽管这些表述的核心含义谁都理解，但是其概念的外延边界却相当模糊。如打一个耳光是否属于？那打几个耳光才算呢？是否要上升到刑法的刑讯逼供层面？第二，证明上的困难。即便抛开上述“程度”问题，在操作层面，“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行为的认定依然存在着证明上的困难。作为过去发生的事实，“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等违法取证行为必须借助证据才能进入裁判者的视野。但是我国一大特点是将非法证据的排除与证据内容的真实性联系在一起。另外排除证据的理由主要立足于口供的真实性。由于讯问程序的封闭性，辩方获取此类证据的能力终究有限。于是，当辩方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之后，如何才能查明事实真相呢? 很显然，对于违法取证行为，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不可能有足够的动力去调查、收集这方面的证据。相反，即便确实存在违法取证的情形，他们依然可以利用其掌控被追诉人的特殊诉讼地位，有选择地控制进入法院视野的证据类型及其数量。

2.非法实物证据

相对于言词证据而言，实物证据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在一定程度上对认定案件事实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侦查技术手段和侦查能力不甚完备的阶段，有条件地限制实物证据排除将对惩罚犯罪大有益处。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对非法实物证据排除需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收集证据的程序违法；第二这种程序违法非常严重以至于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第三这种程序违法不能被补正或不能被合理解释。可见，我国对实物证据的排除有严格的限制，不轻易将其排除在证据锁链之外。新《刑事诉讼法》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实际上设置了很高的门槛，特别是对于“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较难把握，事实上赋予了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可能导致非法实物证据在事实上无法得到排除。由于实物证据具有客观性和不可替代性，出于惩罚犯罪的需要，对其限定严格的排除条件是必要的，但是在我国仍然重惩罚，轻保障的现实背景下，过高的门槛又会使法律规定流于形式，起不到其应有的人权保障的作用。

（二）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诉讼阶段和排除机关

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即侦查机关、检查机关和法院均为法定的非法证据排除的机关。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应当依据的程序，新《刑事诉讼法》未予以明确规定，对此，应予以进一步的完善。

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可以进行非法证据的排除，但是从取证主体来看，侦查机关本身就是非法证据的取得者，如若强行将侦查机关作为非法证据审查的主体，也只能是自己对自己的证据行为合法性做出确认以及取得的证据材料是否能够作为证据使用做出决定而已，无法满足制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监督和制约侦查机关滥用侦查权力侵犯公民权利这一目的。同样，检察机关作为控诉机关，要在与辩方的平等对抗中赢得诉讼，必然会使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内在动力不足。此外，从新《刑事诉讼法》的条文来看，侦查阶段与审查起诉阶段如何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如何进行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证明责任的承担等等都缺乏明确而具体的规定。

（三）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仅对审判阶段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做了规定。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56条的规定，我国审判阶段启动审查非法证据的主体不仅包括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还包括审判人员。在司法实践中，有些司法人员不了解非法证据应该在哪一阶段排除，对被追诉人及其辩护律师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不知如何处理，不知道非法证据排除的审理程序是单独程序还是与事实问题一并审理，非法证据在审理事实之前单独认定还是在判决书中予以一并解决。以上这些问题需要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分析。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缺乏明细的操作程序，是影响该规则实施的主要因素之一。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 1.司法机关依职能主动排除司法人员依职能主动排除非法证据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可以进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54 条规定: “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据此规定，我国侦查部门、检察部门和法院有发现和主动排除非法证据的责任，这是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特点和创新之处。侦查、起诉、审判的各个诉讼阶段都可以排除非法证据，从有利的方面看，理论上可以在进入审判阶段之前尽早将非法证据排除到诉讼程序之外，对不必要进入下一阶段诉讼程序的案件及早分流，使无辜涉诉者早日摆脱诉累；另一方面也可以节省司法资源。但是，这种规定也造成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不明确。

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

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之处理应当具有严格的程序。进行侦查、检察和审判的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前应当告知其有关权利，包括对取证活动中的违法行为进行申诉和控告的权利。

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如果犯罪嫌疑人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有关部门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并听取侦查人员意见，按照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调查核实。如果不能排除非法取证的可能，该证据不得作为批捕和起诉的根据;如果排除了非法取证的可能，有关证据不予排除，则应当通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他们如果不服侦查和检察机关的处理结果，则可以在法院受理案件后重新向法院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起诉的根据;如果排除了非法取证的可能，有关证据不予排除，则应当通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他们如果不服侦查和检察机关的处理结果，则可以在法院受理案件后重新向法院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

在法庭审理阶段，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56条的规定: “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法院处理非法证据的程序可以根据时间先后设定。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理论上应当在法庭对事实审理之前解决。但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还没有审前听证程序，建议法院增设刑事案件被告人答辩程序，在审理案件事实之前，由法院询问被告人对指控和证据的意见，如果被告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可以在此阶段进行审查。

在现有法律框架下，非法证据排除也可以通过庭前会议解决。我国庭前会议的功能是“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其中就应该包括被告方是否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意见。虽然庭前会议没有作出判决或裁定的权力，但仍然可以对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作出处理，包括听取双方意见，特别是被告人本人的意见，形成《会议纪要》，或就非法证据排除事项作出“备忘录、协议书”，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上确定是否排除有关证据。如果达成协议类文件，诉讼双方应当信守，不得在庭审时再行提出有关证据或提出排除有关证据的申请。

由于目前庭前会议的功能有限，如果各方在庭前会议中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以致非法证据排除在庭前不能解决，则应当在开庭之初解决。被告方在知悉控诉方的证据之后如果没有及时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原则上在审理案件事实问题时就不能再提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法庭审理阶段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应当说明未在庭前提出申请的原因。如果法庭同意其申请，则应中断案件事实的审理，先解决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如果被告方之前已经知悉非法证据的存在而没有提出申请排除并缺乏正当理由，则法庭可以驳回其申请。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法庭最好能当庭处理。如果情况复杂，案情重大，法庭也可以随时休庭，进行研究以后，在审理事实问题之前作出处理。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以何种形式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作出处理，法庭可以视情况采取各种方式宣布: 如果被告方只是提出排除证据的申请而没有提供非法取证的相关线索，法庭可以口头宣布驳回被告人的申请;如果法庭经过调查不能排除非法取证的可能性，也可以口头宣布该证据不作定案的根据。如果案情重大，有关证据是否排除关系到案件的事实问题是否能够继续审理，特别是在排除有关证据之后，证据明显不足，无法继续审理的情况下，法庭也可以用书面方式对非法证据排除作出裁定。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务中，笔者还没有发现法庭以书面裁定的方式对非法证据排除作出处理。这种方式需要司法部门进行探索。在法庭审理阶段，如果被告方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被裁判驳回，根据 2012 年 12 月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 刑事诉讼法 ＞ 的解释》(以下简称《高法解释》)第 103 条的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提出上诉，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展开调查核实。通过听审决定证据是否合法、是否应当排除。

（四）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及证明方式

从新《刑事诉讼法》第 5 6条第 2款和第 5 7条的规定可以看出，除了检察机关的举证责任外，同时给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规定了相应的举证责任。

1.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初步证明责任及证明方式。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应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新《刑事诉讼法》对《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稍作调整，删除了“应当提供证据”的规定，改为了选择性的“提供相关材料”。这一做法的意义在于，最终在我国立法层面上将刑事诉讼被告人对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责任定位为“初步证明责任”。

2.检控方的证明责任及证明方式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在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后，审查核实证据过程中由检控方承担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控方证明证据合法性的具体方式包括：根据现有证据材料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和由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两种。

（五）我国非法证据的证明标准及法庭处理

新《刑事诉讼法》第58条的规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控方不能提供证据对合法性有争议的证据加以证明，或其提供的证据达不到证明标准，即因对证据的合法性存疑而不能排除证据的非法性时，法庭亦将该证据作为非法证据依法予以排除。据此，新《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非法证据的证明标准，但从条文规定来看，不能排除非法性的证据以非法证据论并进行刚性排除，隐约渗透着“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不难看出，新法对证明标准做出了非常严格的规定，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在当前我国的司法环境下，由于辩护制度等相关制度和配套措施的不完善，处于弱势地位的被追诉者对抗检控方的能力显得严重不足，严格的非法证据证明标准对于平衡控辩双方的诉讼能力，遏制侦查人员非法取证行为具有正面作用。

（六）以冻、饿、晒、烤、疲劳等方式获取的口供如何理解

2013 年 11 月 21 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第 8 条明确规定: “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应当排除。”在司法实践中，主要的问题在于这些方式是否需要达到一定程度? 如何把握疲劳审讯的时间限制。

判断取证方法是否构成了刑讯逼供或者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需要司法人员根据取证时的不同情况加以分析。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下对刑讯和冻、饿、晒、烤、疲劳等承受力不一样，但是，也应当有一个判断标准，否则司法人员很难把握。对于以“冻、饿、晒、烤、疲劳”等非法方式获得口供的判定可以参照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等文件中对酷刑的认定方式，即一切通过蓄意使被讯问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所取得的证据应当认定为非法证据排除。

以“冻、饿、晒、烤、疲劳等非法方式取证”属于联合国人权公约所禁止的虐待和不人道的行为，对于这些方式应视其程度而定。为了帮助各国司法人员判断，联合国组织专家编写了《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有效调查和文件记录》，对许多种酷刑的表现和认定作了详细规定，可以作为司法人员认定的参考。

对于“疲劳”还可以根据讯问时间认定。《刑事诉讼法》第 117 条规定: “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应当保证犯罪嫌疑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这一条其实规定了传唤和拘传讯问的时间，也可以作刑事诉讼中讯问时间的限制，即持续讯问时间最长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而且其中还应当向被讯问人提供必要的饮食和休息，如果违反上述规定则可以认定为疲劳讯问，所得的口供可以排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在人大立法层面规范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第五十四条到第五十八条，内容如下：

第五十四条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第五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六条 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

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

第五十七条 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

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第五十八条 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法条如下： 第八节 非法证据排除

第九十五条 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的，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

认定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应当综合考虑收集物证、书证违反法定程序以及所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等情况。

第九十六条 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材料。

第九十七条 人民法院向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应当告知其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提出，但在庭审期间才发现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除外。

第九十八条 开庭审理前，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排除非法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前及时将申请书或者申请笔录及相关线索、材料的复制件送交人民检察院。

第九十九条 开庭审理前，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召开庭前会议，就非法证据排除等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出示有关证据材料等方式，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说明。

第一百条 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法庭应当进行审查。经审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应当进行调查；没有疑问的，应当当庭说明情况和理由，继续法庭审理。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以相同理由再次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法庭不再进行审查。

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调查，根据具体情况，可以在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后进行，也可以在法庭调查结束前一并进行。

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不符合本解释第九十七条规定的，应当在法庭调查结束前一并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进行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调查。第一百零一条 法庭决定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的，可以由公诉人通过出示、宣读讯问笔录或者其他证据，有针对性地播放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提请法庭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等方式，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

公诉人提交的取证过程合法的说明材料，应当经有关侦查人员签名，并加盖公章。未经有关侦查人员签名的，不得作为证据使用。上述说明材料不能单独作为证明取证过程合法的根据。

第一百零二条 经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排除。

人民法院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后，应当将调查结论告知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

第一百零三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根据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

（一）第一审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没有审查，且以该证据作为定案根据的；

（二）人民检察院或者被告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有关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调查结论，提出抗诉、上诉的；

（三）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第一审结束后才发现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申请人民法院排除非法证据的。

《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 8.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应当排除。

除情况紧急必须现场讯问以外，在规定的办案场所外讯问取得的供述，未依法对讯问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取得的供述，以及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取得的供述，应当排除。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如下：

第六十五条 对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依法排除,不得作为报请逮捕、批准或者决定逮捕、移送审查起诉以及提起公诉的依据。

刑讯逼供是指使用肉刑或者变相使用肉刑,使犯罪嫌疑人在肉体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以逼取供述的行为。

其他非法方法是指违法程度和对犯罪嫌疑人的强迫程度与刑讯逼供或者暴力、威胁相当而迫使其违背意愿供述的方法。

第六十六条 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要求侦查机关补正或者作出书面解释;不能补正或者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对侦查机关的补正或者解释,人民检察院应当予以审查。经侦查机关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作为批准或者决定逮捕、提起公诉的依据。

本条第一款中的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是指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的行为明显违法或者情节严重,可能对司法机关办理案件的公正性造成严重损害;补正是指对取证程序上的非实质性瑕疵进行补救;合理解释是指对取证程序的瑕疵作出符合常理及逻辑的解释。

第六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发现存在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非法取证行为,依法对该证据予以排除后,其他证据不能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应当不批准或者决定逮捕,已经移送审查起诉的,可以将案件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或者作出不起诉决定。第六十八条 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人民检察院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报经检察长批准,及时进行调查核实。

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报案、控告、举报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并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和内容等材料或者线索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并进行审查,对于根据现有材料无法证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应当报经检察长批准,及时进行调查核实。

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接到对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报案、控告、举报的,可以直接进行调查核实,也可以交由下级人民检察院调查核实。交由下级人民检察院调查核实的,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将调查结果报告上一级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决定调查核实的,应当及时通知办案机关。

第六十九条 对于非法证据的调查核实,在侦查阶段由侦查监督部门负责;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由公诉部门负责。必要时,渎职侵权检察部门可以派员参加。

第七十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采取以下方式对非法取证行为进行调查核实:

（一）讯问犯罪嫌疑人;

（二）询问办案人员;

（三）询问在场人员及证人;

（四）听取辩护律师意见;

（五）调取讯问笔录、讯问录音、录像;

（六）调取、查询犯罪嫌疑人出入看守所的身体检查记录及相关材料;

(七)进行伤情、病情检查或者鉴定;

(八)其他调查核实方式。

第七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调查完毕后,应当制作调查报告,根据查明的情况提出处理意见,报请检察长决定后依法处理。

办案人员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中经调查核实依法排除非法证据的,应当在调查报告中予以说明。被排除的非法证据应当随案移送。

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尚未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向被调查人所在机关提出纠正意见。对于需要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应当提出明确要求。

经审查,认为非法取证行为构成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依法移送立案侦查。

第七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可以书面要求侦查机关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说明。说明应当加盖单位公章,并由侦查人员签名。

第七十三条 对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可以调取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录音、录像,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真实性进行审查:

(一)认为讯问活动可能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

(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辩护人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系非法取得,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讯问活动合法性提出异议或者翻供,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

(四)案情重大、疑难、复杂的。

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案件,侦查部门移送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时,应当将讯问录音、录像连同案卷材料一并移送审查。

第七十四条 对于提起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审前供述系非法取得,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将讯问录音、录像连同案卷材料一并移送人民法院。

第七十五条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人或者辩护人对讯问活动合法性提出异议,公诉人可以要求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必要时,公诉人可以提请法庭当庭播放相关时段的讯问录音、录像,对有关异议或者事实进行质证。

需要播放的讯问录音、录像中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者含有其他不宜公开的内容的,公诉人应当建议在法庭组成人员、公诉人、侦查人员、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范围内播放。因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者其他犯罪线索等内容,人民检察院对讯问录音、录像的相关内容作技术处理的,公诉人应当向法庭作出说明。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条文如下：

第六十七条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收集物证、书证违反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在侦查阶段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依据。

人民检察院认为可能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要求公安机关进行说明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进行调查，并向人民检察院作出书面说明。

第六十八条 人民法院认为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应当出庭。必要时，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

经人民法院通知，人民警察应当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出庭作证。第六十九条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