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名人故事
古代中国名人故事（精选8篇）
古代中国名人故事 第1篇
郭子仪是历史有名的唐朝大将，为平定安史之乱立下了汗马功劳。
公元765年，曾为唐朝节度使的仆固怀恩唆使回纥和吐蕃两族的首领对唐朝发动叛变。十几万大军气势汹汹大举向唐都长安进攻，一直打到长安北边的泾阳。长安危在旦夕，朝野上下一片慌乱。
这时，郭子仪正在泾阳镇守，但他只有两万多军队，与敌军人数差距太大了。郭子仪下令坚守阵地，不准同敌军交锋。
营帐内，郭子仪与将领们商讨破敌的办法，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打探情况的侦察兵报告了一个好消息，说仆固怀恩暴病身亡。吐蕃、回纥已经分开扎寨，闹得很不团结。郭子仪听后，心头一喜，机会来了，回纥与吐蕃内部矛盾极深，他决定采用分化瓦解的方法。
郭子仪派手下的大将李光瓒去见回纥王，说郭子仪愿意和回纥王一道攻打吐蕃。回纥王听说郭子仪还活着，半信半疑：“先前仆固怀恩说郭公已被_人害死了，你不是骗我吧?如果他还活着，你能让我见见他吗?”
李光瓒把情况向郭子仪汇报了。郭子仪听后，对众将领说：“眼下敌我力量悬殊，难以用武力取胜。从前我和回纥有很深的交情，不如我去说服他们退兵。”
将士们担心他的安危，主张选500名精锐骑兵随身保护他。郭子仪坚决拒绝，“这样做，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把事情弄糟。”
郭子仪就要动身，儿子郭晞拦住父亲的马劝道：“他们是虎狼，父亲是三军元帅，怎么可以把自己送入虎口呢?”
郭子仪说：“目前要是开战，不光咱们父子性命难保，而且整个国家也难免遭殃。与其坐着等死，不如去同回纥谈判。万一不成功，我也算捐躯报国了。”
郭晞不听，拉住马缰不放，郭子仪扬起马鞭，在儿子手上猛击一鞭，喝道：“走开。”跃马出了军营，直奔回纥军营。
看到郭子仪，回纥人大惊，回纥王出来了，弯弓搭箭站立在军营前。郭子仪来到回纥军营门前，不慌不忙翻身下马，摘下头盔，脱去铁甲，放下刀枪，向回纥营中走去。回纥王也连忙放下弓箭走出来迎接。
郭子仪握着回纥王的手说：“你们替唐朝立过大功，唐朝也对你们不薄，为什么违背盟约，向唐朝进攻呢?”
回纥王原本也不愿意和唐朝作对，听了郭子仪的一席话，答道：“我们是受了仆固怀恩的骗了，他说皇帝已死，郭令公你已被_人所害，因此，我们才跟着他进犯长安。”
“仆固怀恩是个叛贼，遭人唾骂，像他这样不知廉耻的人，能替你们做出什么好事呢?”郭子仪说。
回纥王有些胆怯了，说：“郭令公说得有道理，我们哪敢与唐军作对呢?”
郭子仪见事已成，喜上心头，但仍然不动声色，劝回纥王道：“吐蕃王不讲道义，趁唐朝有乱党，便抢占土地，掠夺财物。如果你们肯和唐军合作，一道打败吐蕃，唐朝就把吐蕃抢去的东西全部送给你们，千万不要错过良机啊!”
回纥王既感激又羞愧：“令公的话开导了我，我愿帮助唐军，立功赎罪。”
回纥王设下酒宴款待郭子仪，酒席上，两人举杯盟誓，一定精诚合作。
吐蕃王得到这个消息，连夜带着队伍逃跑。郭子仪派精兵同回纥兵一道追击，大败吐蕃军。
不久，回纥也撤兵西去。
就这样，郭子仪用他的智慧与胆略瓦解了回纥与吐蕃的联盟，长安之危也就顺利解除了。
古代中国名人故事 第2篇
县令一听，吓出一身冷汗，心中连连叫苦。你想，一个小小的县令，能有多大的胆量敢在皇帝面前审案?何况这样的一个无能之辈!县令不敢推托，只好硬着头皮擂鼓升堂。那乡民被差役带到堂前跪下，哭诉道：“二十只鹅为小民所养，指望卖鹅来购买农具开垦荒地，养家糊口。昨晚下店，不料店主霸鹅，反诬小民刁赖求老爷为民作主哇!”
县令听罢，装模作样，手指店主大喝一声：“店家，你平白无故霸鹅，该当何罪!”谁知那店主没有害怕，听到喝声就扑通跪在地下，连忙分辩：“老爷容禀：小店家闻高祖皇爷将要返乡驾临，久备鹅二十只，孝敬老爷以备皇爷受用，不料这乡野流贼，仗着如今皇爷法宽，爱民如子，就胆大包天，来得我店，见鹅起意，生下这谋鹅的歹毒之心求青天老爷明镜!”县令听完，觉得店家说的也有理，心想，这可怎么了结呀随后眼珠一转：咳，村夫流民，判轻判重谅他也不敢怎样，再说，本县若连一个村民也治不了，在皇爷面前，不是显得大大的无能了么，想到这里，忙吩咐两边：“野夫民贼，骚扰本县给我拿下，重责四十，收入南牢，听候发落!”
那乡民毫无惧色，连声高喊冤枉，被差役强行架出。
其中的破绽，高祖爷早就看得一清二楚，心想：天下要有这样一批“青天”，将要造成多少冤狱啊，俺这汉室江山，要不了多久就会败在这批人手里高祖忍着怒气走进大堂，冷冷地问：“青天大人，此案可理清断明了?”
县令一听高祖这口气，知道不妙，吓得浑身发抖。停了一会儿，高祖又问：“此案审理得如何了?”县令猜不透高祖的意思，吓得面色如土，哪里还敢哼一声，急忙跪在地下，连连叩头。高祖抬头环视一周，微微一笑道：“诸位父老兄弟，县令大人不作回复，想必案子没有结果!既然如此，店主岂能逍遥?”说着又向众人摊开两手，轻轻说道：“战场识良将，治世出英才。你们，谁能”大家心里都很明白，皇爷想招贤理案呀!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哪个敢站出来冒这个大险呀，众人只是你瞅我瞧，谁也不吭一声。
这时，角落里一个身体瘦弱、双目炯炯的人一声高呼，双膝跪在案下道：“皇爷万岁，万万岁，恕小民无罪，俺愿一试!”
刘邦闻言大喜，忙离座向前双手搀起。大家一见此人，不免一惊：“这不是书生李良吗?”李良直起身，对高祖说：“要将两家唤回，当面说清;并速将白鹅送上，俺要审鹅，鹅供为证!”“审鹅?”众人大吃一惊，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是审鹅!二十只全审请备二十管笔，二十块帛，要鹅一一招供!”李良说得如此平平静静，连高祖也暗暗吃惊，不禁疑虑重重：此人莫不是疯魔中邪，天下哪有审鹅一说，鹅岂能写字招供?李良依然不慌不忙，转身对高祖躬身一礼，说道：“请皇爷万岁明天审察!”
第二天，李良开堂审鹅。高祖上坐，店主和乡民跪在堂下，沛城众位父老兄弟列坐两旁，门外还有不少人等候着观看稀奇。李良不急不躁，安如泰山。看看大家等得有点儿不耐烦了，便回头高声吩咐：“将二十只鹅的招供呈来!”
话没落音，二十个差役一人捧着一块帛，从后堂急急走上来。这时，大家的双眼瞪得象一对对铜铃，目光“唰”地一下落在帛上，仔仔细细地瞧呀瞅呀，可是，帛上除了鹅屎外，别的什么也没有，更没有什么“招供”!许多人由失望变得紧张起来，个个都在为李良担心啊。
这时，李良站起来，对着布帛看了一会儿，忽的，他皱起了眉头，一声猛喝：“店家!如今真象大白，你开黑店，霸占民鹅，二十只鹅已将实情供出，铁证如山，你还有何话说!”店家自知理亏，吓得两腿筛糠，瘫倒在地，最后只得点头认罪。李良呼叫左右差役，把店家拿下。又转脸对惊呆了的乡民说：“老乡，现在物归原主，把你的二十只鹅赶走吧，换回农具，多开荒地，好生过日子”
李良见众人还愣在那里，不知究竟，就指着帛微笑着说：“城里人养鹅，鹅吃的是粮食，屙的是黄屎;乡下人养鹅，鹅吃的是青草呀，你们看，这块块帛上，不都是青青绿绿的吗?”众人这才恍然大悟。这时，只见高祖伸手拉住李良，连声赞道：“好，好!你这才称得上是沛县的青天!”从此，让李良任沛县县令。
古代中国名人故事 第3篇
一、对于地缘关系的重视以及“私人道德”
中国古老的农村社会是乡土社会,其中注重的人际关系主要有两层——血缘和地缘。人们依赖着土地,且流动性不强。这就使得人们对土地感情深厚,并同周围的人们非常熟悉。因为中国古代社会主要是小农经济,人们首先是过自给自足的生活,再与外界发生联系。乡村中不同人家之间的合作是临时的、偶然的。所以人们的道德观念是以“己”为中心,从“己”推出去的,这被费孝通先生称为“系维着私人的道德”:
从己向外推以构成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每根绳子被一种道德要素维持着。社会范围是从“己”推出去的,而推的过程里有着各种路线,最基本的是亲属: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
由于血缘和地缘而形成的人际关系,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渐渐衍生出了两个道德要素:“孝”和“悌”。“悌”不仅是针对有亲属关系的兄弟姐妹而言的,可以泛指到对于同胞的友爱。张载在《西铭》中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著名命题,即是说天下之人皆为兄弟。《大学》中所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对于一个大儒者而言,“家”的概念实在就等同于“天下”。所以“悌”所针对的对象,可以理解得宽泛些。在承德的民间故事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水莲洞的传说》:
在张营子村,很久以前的一个村民们遭遇了旱灾。村中人方诚有一个女儿,温柔礼貌,她决心为乡亲们找水。姑娘找到一座山前,见石壁上有一道石缝,石缝上着石锁。仙道告诉姑娘,这是龙王将水上了石锁。姑娘历尽险阻解开石锁,河流顺势而下,但是姑娘也化作一朵美丽的莲花顺流飘落。为了纪念这位好心的姑娘,人们把出水的山洞命名为“水莲洞”。
女孩为了解救村里的旱灾而去寻水,是出于一种对于乡亲们的爱。这种爱属于一种道德情感,可以看作宽泛意义上的“悌”。此种道德情感的产生是基于地缘关系上的亲近。类似的承德民间故事还有一则《温泉》:
很久以前,宋营子乡有一个善良孤苦的老头,儿子和儿媳都不管他。一年大旱,老头开垦荒地,刨得一个银色的小壶,壶里总有温和的水喝。因为全村人都缺水喝,儿子知道了每天来老头这弄水卖钱。老头把水壶埋到南山下,儿子来刨,刨碎了水壶,水花四溅。从此,这个埋壶的坑里长年往外流水,不凉不热,被人们称为温泉。
民间传说中有许多关于地名的渊源,其中包含着人们对于某一片土地、故土的情感。在这则故事中,孤苦善良的老汉有一个不孝顺的儿子,儿子觊觎老父亲的宝壶,老汉把水壶埋起来结果无形里造福了当地的乡亲们。故事在无意识中反映了人们的地缘情感,对于共同生活在一片乡土里人们的情感。
二、“孝”、“悌”与家族观念
中国人是最重视家族观念的,尤其在古老的中国社会,家族是一个姓氏延续发展的最基本单位。这里的家族准确地讲是宗族,是以父系为坐标轴区划出来的,包括兄弟叔伯。在中国人的家族生活中,“仁爱”是一个最核心的伦理价值观。“孔子贵仁,墨子贵兼。”孔子在谈到“仁”时言: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孔子认为能够推己及人也就做到了仁,从自身出发建立起仁爱之心、对他人的豁达(宽容)之心也就做到了仁。孔子“仁”的学说是立足于社会现实的,是关于社会中人际关系如何调解的一种原则,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人学”。儒家伦理思想中“孝”、“悌”的概念,都是从“仁”推出来的。孟子讲:“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赋税,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
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
这里的“悌”用的是狭义上的意义,主要指在家族中对于兄长的友爱、尊敬。《礼运》中讲:“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小者谓之人义。”“孝”、“悌”是儒家思想中最根本的伦理规范,儒家试图建立一个温情脉脉的封建宗法制社会,如张岱年先生所言:“儒家所重视的,正是保持、维护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正是要求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罩以温情脉脉的面纱。”
很久以前,王家庄有个王员外,只有一个独生儿子叫宝宝。宝宝被王员外夫妻俩惯坏了,长大后成了一个小霸王。一次因为一点儿家庭琐事,宝宝要杀他亲爹。王员外早躲了起来,但宝宝以为自己失手闯了祸,逃出了王家庄。十五年后,王员外家失了火家产被烧光。老两口流浪到长城边的一个小村子里,被一户人家收留。两位老人住了一段时间,说要帮主人干些活计。主人让他们帮忙整理桑园里歪七扭八的桑枝。老两口说,桑树已经长七八年了,如今无法扶直了,桑条要从小整治。主人这才说出了他就是二老的儿子宝宝,讲述了自己从家乡逃出后经历的挫折以及如何重新生活。亲人相认,悲喜交加,从此两个老人和儿子、儿媳、孙子和和美美地生活在一起。
这则故事蕴含了民间对于“孝”、“悌”道德观的理解。在古代社会的家庭中,父慈子孝,子女亲爱、孝顺父母,构建一个稳定和睦的家庭是人们的理想。故事中这种理想家庭的失衡源于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失方,孩子经历了一番挫折渐渐成熟,改正了自身认识到“孝”的重要性,最终实现了家庭团圆。还有一则承德民间故事《兄弟和好》,讲的是家庭中“悌”的道德:
热河城有两个兄弟,父母双亡后因分家争遗产大打出手,闹到了承德府。承德府刑科典吏夏煦将二人拘禁。几天后案子开堂审理。夏煦说:“你父母本不该生你二人,不幸你二人又各生二子。为了防止日后因家产引起后患,本官决定将你二人的子嗣各选一人去边疆效力,永远不准回乡。”兄弟二人抱头痛哭,发誓永不分家。从此两家和好如初。
这则民间故事表达了人们对于长幼有序的肯定,对于“悌”的观念的重视。在家庭生活中,尊敬兄长、家庭和睦,实现兄良弟悌是人们的伦理观念和诉求,也是维护家庭和社会稳定的一种需要。
三、“义”、“利”与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原则
“义”指在社会中人行为应该遵循的原则,“利”主要指个人私利。关于“义”、“利”关系,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们已经有较多的论述:
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
好利而欲得者,比人之情性也。(《荀子·性恶》)
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荣辱》)
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都肯定了人们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是需要物质利益满足的,这是生存的需要。人们首先满足了这一层面的需要,才会考虑到道德层次上的需要,所谓“仓廪实而知荣辱”。儒家虽然并不否定“利”,但注重的还是“义”,在个人利益与道德原则发生冲突时,强调对道德原则的遵从。孟子曾讲到: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如何处理物质利益,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人们交相争利,会造成社会动荡,所以儒家讲“以义制利”。孟子讲“去利怀义”。《孟子·告子下》云:“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很早以前,有一家哥俩在一块过日子。哥哥张三为人沾尖取巧,结婚后将十五岁的弟弟张臣赶出了家。张臣讨饭为生,得到一位老道人相助。老道人捏了一个泥人“小利”送给张臣,“小利”可以满足张臣的各种要求,从此张臣过上了富足的日子。哥哥张三知道了弟弟的经历后,也上山寻访仙道。老道人给张三一个泥人“大事”。张三回到家,看见“小利”在院子里玩,他一心想把“小利”也据为己有。他一手拿着“大事”,腾出一只手来抓“小利”,结果“大事”被撞在门框上,脑袋被碰掉了。真是到头来“竹筐打水一场空”,“图小利、坏大事”说的就是张三这样的人。
这是一个具有教育意义的伦理故事,故事中对于贪图一己私利、不顾兄弟情义的行为作出了批判和讽刺。这则故事体现了人们对“义”与“利”的价值排序,即认为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义”是先于“利”的。承德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则传说《还账》:
很早以前,一个叫陈实的庄稼人,为人正直,老婆也好心眼。老两口有一个女儿叫彩凤。彩凤长到十八岁,嫁给了本村一个老实的庄稼人。彩凤有一个爱贪小便宜的毛病,时间久了邻居们都不愿意再帮助她了。一次丈夫生病了不能下地干活,家里没米了,彩凤到娘家借了米。借的时候装了满满一箩筐。几天之后彩凤去还米,箩底冲上,只还了一箩底米。不久彩凤得了重病去世了,老两口伤心欲绝,他们在女儿的坟边发现一只小鸡。老两口将小鸡抱回家,半年后小鸡开始下蛋,有时陈实老汉干不了活时就卖点鸡蛋换粮食吃。三年后小鸡死去了,人们都说小鸡是彩凤托生的。
这则民间故事反映了人们朴素的道德观念:无论是社会中的人际交往,还是处理家庭关系,过分注重一己私利、贪图小便宜都是不应该的。故事写得很有趣,以充满虚构色彩的传说形式对贪图私利的行为进行了惩戒。
明代后期商品经济发展,在江浙一带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社会思潮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人们对“义”、“利”关系有了新的认识。明代思想家李贽肯定了“私”,表现出对人性的认识和肯定,在《藏书·德业儒臣后论》中指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清人严复也指出:“大抵东西古人之说,皆以功利与道义相反……而今人则谓生学之理,舍自营无以为存,功利何足病?”
乾隆年间热河城北的粮食市场上,一位卖牛肉的老汉不小心推车轧死了米店王掌柜的一只小鸡。王掌柜仪仗财势欺人,要求老汉赔偿三两银子。恰逢承德府刑科典吏夏煦经过,他先要求老汉赔偿三两银子。然后他说明:“斗米斤鸡”,鸡长一斤肉需喂一斗米,既然老汉给了肉钱,米该归老汉。他吩咐差役从米店取九斗米,自己全买下,按市价给了老汉十两银子。
总之,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家族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人们在长期的的生存发展中渐渐形成了稳定的社会结构,这种结构具备乡土中国的特征,其中血缘与地缘关系是人际关系中最为注重的层次。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下,中国古代社会产生出了一系列伦理思想。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一种审美的反映,在承德的民间文学中,许多传说故事体现出了中国古代的伦理学思想。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2][3][10][15][16]王翠琴编.中国民间故事(河北承德·平泉卷)[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
[4][5]张燕婴译注.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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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11][18]《热河》编辑部编.热河民间故事第三辑[M].
古代那些有趣的名人养生故事 第4篇
玉泉啄齿度长年
什么叫“玉泉”和“啄齿”？前者就是唾液，后者则是叩齿。古人认为，吞咽唾液可以养生；每日上下牙互相轻叩27或36次，亦有益于健康。据张华《博物志》载：“（操）好养性法，亦解方药，招引方术之士。庐江左慈、谯郡华佗、甘陵甘始、阳城郗俭，无不毕至。又可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饮鸩酒。”他还积极向术士们学习养生之术，“间行其术，亦得其验”。其中最具象的方法，是敦煌太守皇甫隆教他的“玉泉啄齿法”。
曹操曾写信向皇甫隆求教，皇甫隆回信：“要想寿命延，朝朝服玉泉”“朝朝服食玉泉啄齿......朝旦未起，早漱津令满口而吞之，啄齿二七遍。”曹操有无去照做，后人无法知道，他仅活了65岁，不算高寿。但这个方法应该是有效的，曾被后世不少人借用。如苏东坡说唾液“功用不可量，比之服药，其效百倍”；明代名医王蔡亦指出：“每朝早起啄齿漱口，唾满咽之”，能使人耳聪目明延年。清代长寿皇帝乾隆，年过八旬，其养生法之一就是“齿常叩，津常咽”。
常听音乐练书法
李隆基（79岁）杨玉环夫妇，不光是流行音乐的创作者，同时也是痴迷音乐的听众。《旧唐书·本纪》称玄宗“多艺尤知音律，善八分书”。有专家曾做预测，若无“安史之乱”，唐明皇很可能会活过九十岁，而杨玉环的寿命想必也不会定格在38岁。
音乐养生是中医养生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运用音乐来调剂人们的精神生活，改善人们的精神状态，从而起到预防、治疗某些心理情志疾病的作用，这在我国很早的文字记载中就出现了。战国时公孙尼有《乐记》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物使之然也。”明代张景岳有《类经附翼》云：“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
经常听听音乐，练练书法，颇有些小资生活的情调，但别忘了，这也关乎健康大事，不可等闲视之！
不拘小节懂幽默
这方面的名人长寿案例很多，跟李隆基同时代的贺知章，享年85岁，其典型性格特征，就是旷达豪放，不拘小节，还自号“四明狂客”。另一位诗人顾况，活了88岁，特别喜欢玩幽默，白居易被他“幽”了一回，竟然名声在外了。《幽闲鼓吹》载：顾况尚书，白居易应举。初至京，以诗作谒顾况。况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却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
清代的纪晓岚，电视剧里称他为“纪大烟袋”，典型的搞笑版角色，此君享年81岁，也算高寿了。老纪在生活中坏习惯很多，如嗜烟、嗜肉、好女色等等，还大碗喝酒，很少吃蔬菜和米面。但纪晓岚也有正确的养生观，《阅微草堂笔记》里记载了不少与养生有关的故事。他认为，养生不能照搬书中的方法，须因人而异、辩证施为；做人要豁达乐观、诙谐幽默，也对养生有益，“事能知足心常泰，人到无求品自高”。
纪晓岚之“心常泰”三字，可谓深解养生妙旨。中医理论认为，不拘小节之人，必定心胸宽广而安泰，善于幽默之人，必定心情和顺而快乐。伴随快乐，活得开心，焉能不长寿？
中国古代名人励志故事 第5篇
那时，韩信还在霸王手下当将官。夜里，霸王和众将军饮酒作乐，吃得高兴了，便对韩信讲：“别人说你有能耐，我要和你打个赌，怎样?”韩信打了一躬说：“不知大王以何赌输赢啊?”霸王说：“我们两人，一个在东边山洼里筑一座城，用来挡山外的敌兵;一个在孙赵和金塘营之间掘四十九口井，让军民都有水吃，两样都要在今晚完成，晓星一出为准，你敢吗?”
韩信心想：“造城是地面上的事，一点不马虎不得;挖井是地下的事，深浅可以讨巧。”心里想挖井。
霸王又问：“你是造城还是打井?”韩信说：“我们做两个阉子，抓阉作数。”
霸王拣一个，上面是造城。韩信说：“大王抓的是造城，那个当然是打井了，大王就造城吧。”其实，两个阉都写着“造城”，霸王大老粗，不知道中计哎。这样嘛，就各领一千兵动工了。
韩信带兵到了金塘营，他把兵先分成一班班地去挖井，自己坐在祠堂里饮酒。霸王怕输，亲自到场地催工。忙得十兵们个个气喘八哈，大汗直淌。
韩信见大快二更了，叫探子去看霸王弄得怎祥了，回报是筑了一半。韩信又问井挖得怎祥了，探子报说：才有十几口井。韩信不慌不忙，叫来两个牙将。咬了耳朵，二人就分头去了。韩信下令：“快替我备马，随我到大王面前请功。”
见了霸王，韩信问：“大王。你的城筑得如何?”霸王说：“有一半高了。”
韩信说：“你看晓星已出了，大王输了。”霸王抬头一看，晓星果已挂在半空中了。就问韩信：“你的井难道都打好了?”韩信说：“清大上去查点吧!”霸王不信，跟他一同查看了。
一路上，韩信指指点点说：“沿路三七二十一口，外围村边四七二十八个，不错吧?”霸王点着头，心里很感奇怪。
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韩信到霸王处请功以前，已经派一个牙将传令，叫士兵在沿途必经之处，挖的真井;在外围不显眼的地方，只挖一半，就放下井栏;霸王不会查到的地方，只放了一个井栏，一锨也没挖。霸王粗心，只顺着韩信指的路走，看到井栏，便以为真的了。那晓星也是假的。是韩信指派另一个牙将，把一盏点亮了的灯笼用风筝放到天去，乍一看，真像是晓星出在半空一样，霸王又当真了。本来霸王在晓星出之前能筑好城的，见晓星出了，就停了工，所以到现在这上城还有一角没有城墙，后人就称它是霸王城。
中国古代名人的勤奋故事 第6篇
1凿壁偷光 西汉时有一个大学问家名叫匡衡。他小时候就非常喜欢读书，可是家里很穷，买不起蜡烛，一到晚上就没有办法看书，他常为此事发愁。这天晚上，匡衡无意中发现自家的墙壁似乎有一些亮光，他起床一看，原来是墙壁裂了缝，邻居家的烛火从裂缝处透了过来。匡衡看后，立刻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找来一把凿子，将墙壁裂缝处凿出一个小孔。立刻，一道烛光射了过来，匡衡就着这道烛光，认真地看起书来。以后的每天晚上，匡衡都要靠着墙壁，借着邻居的烛光读书。由于他从小勤奋好学，后来匡衡成了一名知识渊博的经学家。2少年包拯学断案。包拯包青天，自幼聪颖，勤学好问，尤喜推理断案，其家父与知县交往密切，包拯从小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的断案知识，尤其在焚庙杀僧一案中，包拯根据现场的蛛丝马迹，剥茧抽丝，排查出犯罪嫌疑人后，又假扮阎王，审清事实真相，协助知县缉拿凶手，为民除害。他努力学习律法刑理知识，为长大以后断案如神，为民伸冤，打下了深厚的知识基础。诸葛亮少年时代,从学于水镜先生司马徽，诸葛亮学习刻苦，勤于用脑，不但司马徽赏识，连司马徽的妻子对他也很器重，喜欢这个勤奋好学，善于用脑子的少年。那时，还没有钟表，记时用日晷，遇到阴雨天没有太阳。时间就不好掌握了。为了记时，司马徽训练公鸡按时鸣叫，办法就是定时喂食。为了学到更多的东西，诸葛亮想让先生把讲课的时间延长一些，但先生总是以鸡鸣叫为准，于是诸葛亮想：若把公鸡鸣叫的时间延长，先生讲课的时间也就延长了。于是他上学时就带些粮食装在口袋里，估计鸡快叫的时候，就喂它一点粮食，鸡一吃饱就不叫了。
4屈原洞中苦读。屈原小时侯不顾长辈的反对，不论刮风下雨，天寒地冻，躲到山洞里偷读《诗经》。经过整整三年，他熟读了《诗经》305篇，从这些民歌民谣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终于成为一位伟大诗人
中国古代名人美德的故事 第7篇
破釜沉舟
秦末时，秦军进攻重新建立起来的赵国，赵国向楚国求救。楚将项羽率兵渡江攻打秦军。过江之后，项羽下令士兵把战船全部沉掉，把灶锅统统砸烂。楚军没有了退路，人人奋勇，终于战胜了秦军。孔融分梨
在孔融小的时候，叔叔曾经给他出了一个难题，让他把六个梨分给六个弟弟妹妹，但是必须还有一个梨在盘子里。聪明的孔融想出了一个办法，圆满的把梨分了。解铃还须系铃人
小和尚泰钦聪明过人，一次却因喝酒违犯了寺规面临被逐出寺的后果，法眼禅师当众出了道题，众和尚回答不出。泰钦在明白了师父其中的含意后，说出了正确答案。玄奘取经
唐代高僧玄奘去西天取经路过高昌国，高昌国国王为了提倡佛教，极力挽留玄奘留在该国。但玄奘去西天的决心毫不动摇，在高昌国传播了佛教之后，他又踏上遥遥西天路。颜真卿
书法家颜真卿为人正直，得罪了朝中奸相卢杞。时值李希烈拥兵造反，皇帝听从卢杞的主意，派颜真卿前往劝降。颜真卿来到李希烈军中，义正词严驳斥李希烈。颜真卿在燃烧的火堆旁奋然提笔写下了“立德践行，千古留名”。李希烈恼羞成怒，加害了颜真卿。状元还乡
新科状元王沂公回家省亲，他谢绝了地方官赠送的银两和宴请。王沂公不愿摆排场，知府组织乐队热热闹闹的迎候，他却换上平时穿的衣服，在热闹的人群面前走过，使人们没有发觉。金孝拾银
卖油郎金孝拾到一包银子，在母亲的教导下他返回原处找到失主。不料失主却赖他偷拿了部分银子。相持不下时，县官来到。最终银子被判归金孝母子。毛遂自荐
战国末期，赵国的平原君要去争取楚国共同抗秦，在他正从众多的门客中挑选出二十名文武全才的随行人员时，一个年轻人站了出来，主动请求前往。他的名字叫毛遂。
地行仙人
一个名叫徐霞客的老人，向我们介绍了他从年轻时就开始游历四方的丰富经历。他也给我们留下了记载着他遍游九州五岳、寻访名山大川的徐霞客游记。
与美德同行
——读《皮皮鲁和魔方大厦》有感
来克，大家一定很熟悉吧？他就是《皮皮鲁和魔方大厦》里机智勇敢的小主人公。
“嘭——啪——”随着一声巨响，一个新的冒险故事又开始了„„
这天，来克放学回家，因为不会玩魔方，生气地将魔方重重摔在地上。魔方因此而变大，成为一座魔方大厦。来克怀着好奇，进入魔方世界，结识了格格格、谷谷谷、乐乐乐。谷谷谷告诉来克，自己因为一场大“地震”受了伤，准备接受手术。来克联想到自己曾使劲摔魔方的事情，情不自禁地脸红了。后来，他看到谷谷谷因伤痛和紧张而大汗淋漓，忍不住大声说出自己就是魔方大“地震”的罪魁祸首。霎时间，奇迹发生了，谷谷谷的耳朵顺利黏上了阳光。从此，他们成为好朋友。
古代中国名人故事 第8篇
社会心态, 是反映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或要求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倾向, 它揭示的是特定社会中人们的心理状态。[1]相对于中国古代刑法的社会心态来说, 即指中国古代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社会大众对于古代某些时期刑法的评价和期许。这些期许和评价无法从法典的条文陈列, 历史的宏大叙事或者法学概念的逻辑推演中获得, 因为社会心态由社会各个成员的心态组成, 而社会各个成员对刑法的心理状态又来自于个体性的法律活动体验和各种“道听途说”的相互作用。我们今人无法以“调查问卷”或“感同身受”的方式转述古人的盖然性态度, 最方便的研究方法便是借助于某种可以表达大多数人态度的媒介。本文选择了包公故事这一媒介, 它主要由戏曲、说唱、《百家公案》、《龙图公案》、《三侠五义》等文本构成。如此选择之理由首先在于包公故事中有不少为人们所熟悉的可与当今法律问题相勾连的公案剧;其次是诚如小说史家孙楷第所说,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 如果一定要找一位文圣与武圣关公相配的话, 那么这位文圣的首选人物就是包公”。[2]包公故事的产生, 流传和演变不但源于“庙堂之高”的著书立传, 更在于“江湖之远”的口耳相传, 因此它很可能比史书故事或文艺作品更受到当时民众的影响, 也因此能更好地反映当时的社会心态;最后, 在“行政司法合一”、“刑民一体”的传统社会, 包公故事的很多问题实质上也表现为刑法问题。因此, 本文相信若能置身于包公故事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中并从其出发, 同样可以挖掘出当时的社会心态。
二、中国古代刑法的社会心态
(一) 道德的法律性和法律的道德性
在明朝臧晋叔选编的《元曲选》中有一出《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弟兄三人为父报仇打死了“权豪势要”之家的葛彪。包拯审理此案, 欲让共同犯罪中的首犯“杀人偿命”。弟兄三人争相承担打死葛彪的罪名;而老母亲为了救老大、老二这两个非亲生儿子, 宁愿以自己的亲生儿子老三抵命。这样的情形让包拯大为感动, 于是命令人将一偷马贼吊死, 用其尸体李代桃僵救了老三的命。不管这个故事真实与否, 但作为清官的典型代表和已被神化的包拯, 他的所作所为应该不会为老百姓所反对而实际上是被赞赏的。从大众对包拯这种行为的“喜闻乐见”来看, 当时的社会心态是:尽管个人行为违法, 但只要原则上符合传统社会的“贤”与“孝”, 就不应该受到惩罚;相反只要人品上有道德问题 (如盗马贼) , 则只要违法就死有余辜。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伦理道德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道德具有法律性。
然而问题并没有因此结束, 这种道德至上的社会心态是如何产生的探究该种社会心态的形成和传播对于今日中国仍有意义, 比如说法治信仰的形成问题。对此, 人们常以儒家思想对于中国的统治来解释。的确, 儒家的“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仁政爱民”、“德主刑辅”等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仅从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文化传统来解释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作为大多数情况下的“理性人”, 我倾向于相信人们总是在一系列内外条件下选择做一个实用主义者, 即人们总是在新的坏境中根据新的情况改变自己的行为。为什么儒家思想可以在变化的新环境中仍占据“德主刑辅”“以礼入刑”的崇高地位原因可能会有很多, 比如古代官僚体系的主体是饱读“孔孟之道”的读书人,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念和道德履践维持了这种局面;再往前, 该种局面可能源于国家设立初的统治模式。即使统治阶层为了统治将伦理道德上升到了制度性法律的层面, 但中央政府在传统社会条件下几乎难有足够财力去建立一个有效的行政、“司法”制度。对此, 我认为这和传统社会中人们的处境密切相关。一方面, 传统社会中信息传播缓慢, 文盲率高, 对于“刑名法术之学”缺乏了解。即使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 很多人也是“法盲”。相比之下社会大众会更容易接受边界广泛、简单明了的道德教化;另一方面, “道德是弱者的武器”。当社会大众对清官、智官赞赏, 对贪官、昏官贬低时, 包公故事实际上起到了舆论传媒的作用, 对当时的社会舆论导向起到了引导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 社会大众以统治阶层倡导的伦理道德反过来约束了统治阶层并因此而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因而, 作为深受当时社会现实条件影响的“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包公故事, 其很多伦理倾向是上述各阶层复杂心态的集中反映。
综上所述, 道德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修养”, 更是一种治国安邦的制度手段。包公故事所展现的传统社会中, 道德即刑法, 法治即“德治”。
(二) 清官情结人治模式下德才兼备的追求
包公故事刻画了很多使用“刑法”的官吏, 如《灰阑记》中的包拯和赵令史, 《神奴儿大闹开封府》 (下称《神奴儿》) 中的县官和宋令史。故事高度褒奖了包拯这样的清官, 贬斥了赵令史、宋令史等贪官, 揭露了当时司法运行的黑暗。但是到底什么是清官, 什么是贪官清官对实际判决能起多大作用看似常识的问题却非意料中简单。
首先, 包公故事表明社会大众对清官和贪官认识的突破。从文义上分析, 清官只是指道德清廉者, 但包公故事表明社会大众心中的清官是指“德”上清廉、“才”上清明的官吏。以包拯为例, 他首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如《灰阑记》中说他“每皇皇于国家, 耻营营于利财”,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则称其“清耿耿水一似, 明朗朗镜不如”。其次, 他是一个智慧的人。包公故事中很多题目都直接以“智赚”、“智勘”等命名。《灰阑记》中他以“两妇争拽一小孩, 亲生者惜而放之”的论断表现了他于人性上的洞察力;《神奴儿》中, 他复审时对“暧昧情弊”的发现展示了他抽丝剥茧的推理能力。相反地, 贪官则是指无才无德的官吏。但包公故事的丰富之处在于还出现了有德而无才或有才而无德的官吏, 如《奇冤报》中知府常静安两袖清风勤政爱民却屡屡判错案, 属于有德而无才;而《神奴儿》中宋令史作为县官左右手却贪图贿赂巧织罪名, 属于有才而无德。[3]这表明, 尽管人们还习惯于用清官或贪官等道德术语来认识官吏, 但包公故事实则更关注官员的施政和审判能力, 拒绝用道德作为划分“好”“坏”官吏的唯一标尺。
其次, 对清官的崇拜表达了人们对法律的不信任。稀缺才产生价值, 正因为历朝历代清官之少才加深了人们对清官的期待。“破家县令, 灭门令尹”、“三木之下, 何求不得”, 社会大众对清官的渴望是如此强烈, 以至于包拯在审判中所犯的错误都能容忍。如《普天乐》中察散行刑后尸体不倒于是包公知错;《奇冤报》中包公不问情由要铡死丽娟但铡刀按不下去, 于是包公知有冤情。这些情节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讴歌包拯事迹的故事中, 可见社会大众强大的清官情结忽视了光环下的黑点, 也说明即使“清官”也难免“智者千虑, 必有一失”。
(三) 实质正义观下的程序漠视
遍览包公故事, 即使隔着书卷, 笔者也仿佛能闻到浓重的血腥味, 可以说每次理讼折狱都有“刑求”手段或“谲诈”手段的参与。包公故事表明国人追求实质正义而忽视程序正义的心态自古有之。以《包待制智赚合同文字》为例, 伯母杨氏骗取了侄儿家产分割的合同, 拒绝承认他是亲戚, 试图侵吞侄儿的家产。侄儿向包拯伸冤, 包拯谎称侄儿同杨氏争执受伤而死, 杨氏应为此负责, 除非它具有证据证明她与死者是亲戚, 情急之下, 杨氏拿出侄儿的合同救命, 真相大白。此案中, 包拯实际上是用威胁和欺骗的方法获得了供词。《鲁斋郎》中, 包拯为处死强占民女的豪强显贵鲁斋郎, 先奏请“鱼齊即”死刑, 得朝廷许可后再添加笔画改动名字处死了鲁斋郎, 上述手法简直是典型的“钓鱼执法”和“欺上瞒下”了。而在“狸猫换太子”的著名故事中, 包公所用刑具更是惨毒无比, 几乎将郭槐刑讯致死。[4]
在包公故事中, 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大众对于刑法的执行结果是如此关注, 完全忽视了程序合法问题。这也表现在清官情结上, 社会大众真正关心的是审判结果, 而不是审判者的人品。他们并不反对清官搞刑讯逼供, 只批评贪官搞刑讯逼供;允许包拯的“欺上瞒下”“李代桃僵”“刑讯逼供”, 却不允许贪官这么做。只要结果是正确的, 那么谲诈就成了智谋, 严酷就成了威烈。人们只是为结果才看重人品, 且往往以结果反推人品。这种“唯结果论”表明, 即使在伦理道德盛行的传统社会, 司法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仍是社会大众的主要心态且在今日仍大有市场, 一旦司法特别是刑法处理结果不如人意, 社会大众会自然而然反推程序的瑕疵。
(四) 超自然证据的寄托古代证据制度的局限
包公故事除了刑讯逼供还有不少鬼魂伸冤之类的灵异现象。《三现身》中大孙死后三次现身留给迎儿谜语才有了后来包公的破译;《包待制智赚生金阁》的郭成自提头颅惊动百姓才有后来包公去拘传鬼魂;《神奴儿》也是由神奴儿的鬼魂来上堂诉说冤情;更有上文提到的“尸体不倒”和“铡刀按不下去”这等奇事。如果没有这些超自然“证据”的存在和发现, 即使包公也难以发现冤案并实现那“迟到的正义”。
我们可以暗嘲古人对自然认识的局限, 但我相信即使灵异故事也自然有它的产生背景和信仰基础。客观地说, 社会大众对于“严刑之下, 能忍痛者不吐实, 不能忍痛者吐不实”的认识是清醒的。从法律制度上分析, 古代社会关于刑讯的规定有明确的规定, 如刑讯的程序和要件, 次数和总数, 刑具大小和材质, 受刑部位和对象等等。但在包公故事的司法实践中, 以上的规定就仿佛不曾存在。司法官员们在“五听辨其疑”、“五刑求其真”之间更喜欢适用后者, 而且是毫无限制地使用后者。频繁的刑讯必然会造成冤假错案, 这一点即使包拯这样的清官也难以避免。为了消弭这难以解决的冲突, 也为了突出包公的与众不同, “日间断阳, 夜间理阴”的包公形象便渐渐地被塑造起来, 威严的黑脸上也慢慢多了“月牙”的徽记。[5]这恰恰可以窥视当时社会大众在司法黑暗现实中的苦苦挣扎和对司法公正的深深期盼。社会大众惟有寄托于超自然的证据, 和能够沟通阴阳发现证据的包公, 他们的挣扎才能停止, 他们的期盼才可实现。
三、中国古代刑法社会心态分析的局限和超越
本文的分析路径可以概括为“法律与文学”运动中“文学中的法律”和“通过文学的法律”, 前者挖掘文学中所隐含的法律传统和法律问题, 后者强调文学的教化、规训, 或者表达一种叙事的法学。中国传统文学中的“三言二拍”、“南包公”海瑞传奇、“三公奇案”等为后世学人分析传统社会司法运行状况提供了大量“原生态”材料, 虽然其中不乏文学上的描绘, 但是以包公故事为例, 其中的种种情状大致符合“案牍”的记载。[6]由于此类文学作品具有较强的娱乐性、传播性、通俗性, 我们可以想象在缺乏现代传媒和教育普及的传统社会, 广大劳动人民作为主要受众受到的影响之深。另一方面, 作为司法的实际操作人员, “学而优则仕”的官吏对“下里巴人”式的公案文学却未必这么上心, 其心态未必能在其中得到充分体现, 这是此类路径的限制。相对而言, 对官吏心态的研究更适合以汪辉祖的《佐治药言》和古代判词为文本, 因为汪辉祖站在“幕僚”的近距离角度为我们打开了历史窗口, 而古代判词以最真实的文件形式还原了审判的真实面目。一言以蔽之, 包公故事乃是关于法律的故事, 也是超越法律的故事。对此进行的解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或者其结论也只不过是和我们的“常识”相印证。然而, 从另一方面来看, 社会科学从来不强求一致, 不同角度的解读和不同文本的尝试更不失为一种超越。
参考文献
[1]作者不详.“社会心态”[EB/OL]at http://baike.baidu.com/view/2120935.htm, 2012年3月16日
[2]徐忠明.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07.
[3]徐忠明.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443.
[4][清]石玉坤.三侠五义[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8:97.
[5]徐忠明.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归纳序言部分.
古代中国名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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