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社会主义范文

反社会主义范文（精选12篇）

反社会主义 第1篇

1. 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培养人民群众的反邪教意识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为人类进步、社会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它作为人类历史上最科学、最先进、最严密的思想体系, 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 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精神支柱。而我们与邪教的斗争, 归根到底就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斗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无疑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自然也是我们反对和批判“法轮功”等邪教组织鼓吹各种唯心主义的、反科学的歪理邪说的有力思想武器。

“法轮功”等邪教组织曾经的“辉煌”警示着我们, 思想领域的阵地, 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 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必然会去占领。因此, 在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 反邪教工作者一定要使马克思主义始终牢固地占领思想政治阵地, 一定要大力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坚决抵制各种唯心主义错误思潮对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思想的侵蚀;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认识社会, 指导实践, 不断提高预见性、增强主动性, 克服片面性、减少盲目性;一定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 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使其能更好地解答人民群众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与疑惑;一定要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大力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积极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培养人民群众识别、防范、抵御邪教滋生、蔓延的意识。

2. 加强共同理想教育, 吸引人民群众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想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奋勇前进的精神动力。一个民族或国家, 如果没有共同的理想和信念, 就等于没有精神支柱, 就会失去凝聚力。历史和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 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必然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战斗的强大动力,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江泽民指出:“如果……动摇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就会导致思想混乱、社会动乱, 那将是党、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可见, 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对于澄清思想、凝聚人心、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 尽管党和政府的工作与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不小差距, 在经济增长、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安全生产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但这些都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可避免的问题, 它们最终也会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得到解决。而“法轮功”等邪教组织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视而不见或极力贬低, 故意夸大中国共产党、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 造谣惑众、离间党群关系、政群关系, 破坏社会稳定, 把一些科学文化水平不高, 辨别是非能力较差的人拉进了邪教的深渊。更有甚者, 邪教组织还鼓动成员发泄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 煽动闹事, 甚至声称“先夺民心, 后夺政权, 建立神国”, 从事反政府、反社会的活动。

因此, 我们要在与邪教组织的斗争中赢得民心、取得彻底胜利, 就必须教育人民群众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同理想和信念, 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主流, 并自觉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融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尤其是在2008年, 我们要抓住改革开放30周年的有利契机, 深入进行改革开放历史成就和宝贵经验的宣传教育, 引导人民群众深刻认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3.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时代精神, 激发人民群众的昂扬斗志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是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不断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其中,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民族品格、民族气质的总和, 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 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 是古往今来千千万万中国人奋发向上、百折不挠的精神支柱, 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动力。进入新时期后, 在当代中国人民的伟大奋斗中, 我们不断培育、积累和形成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正是依靠这种精神, 我们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 经受了各种严峻考验, 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 开辟了中国百年来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相互交融, 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精神品格。

邪教组织的危害之一就是侵蚀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在根基上危害着中华民族的发展大业。例如, “法轮功”组织投靠国际反华势力, 不遗余力地充当他们干涉我国内政的工具, 不断寻衅滋事, 损害中国国际形象;宣扬“地球要爆炸, 人类要毁灭”、“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等歪理邪说蛊惑人心, 导致一些人民群众精神颓废、悲观厌世、不思进取, 寄希望于来世。

因此, 我们一定要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 要引导人民群众树立坚定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自觉坚持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 增强其国家意识和政治责任心、历史使命感, 提高其思想觉悟、树立其反邪教的信心;要始终贯彻“与时俱进”的思想, 培养人民群众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激发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昂扬斗志;要以英雄人物、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为榜样, 引导他们树立健康向上的人生目的, 打破他们悲观封闭的人生态度, 培养他们对人生的热爱和生活的信心, 从而建立起积极向上、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

4. 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 唤起人民群众知荣辱、重行动的自觉性

荣辱观, 是人们对荣誉和耻辱的根本看法和态度, 属于道德的范畴, 对人的思想行为具有推动、引导和调节作用。党中央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思想观点, 反映了社会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是对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精辟概括和新时期社会主义道德的系统总结, 为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确定价值取向、做出道德判断提供了基本准则, 因而具有强大的整合力和引领力。同样, 它也为我们的反邪教斗争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特别是其中的“以崇尚科学为荣, 以愚昧无知为耻”, 不仅是社会主义的道德要求, 也是实现“科教兴国”战略思想的重要指导, 是先进文化中的价值尺度, 是反对愚昧无知、各种迷信、伪科学、反科学和邪教的锐利思想武器。我们知道, 许多人之所以会上当受骗走上痴迷邪教的不归路,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科学的世界观、科学文化水平低, 不具备洞察“法轮功”等邪教的真实面目和反动政治本质的能力。

因此, 在开展反邪教工作时, 一定要加强正面教育, 正面引导, 使人民群众明是非、识善恶、知美丑、懂荣辱, 并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 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我们一定要经常性地深入开展马列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教育, 坚持“弘扬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和方法, 普及科学知识”的原则, 深入揭批“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的反人类、反社会、反科学的邪恶本质及其危害, 提高人民群众识假辨伪和抵御邪教的能力;以举办北京奥运会为契机, 开展“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主题活动, 认真组织、开展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体育活动, 通过组织科普展览等科普宣传活动, 努力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社会风气, 促进公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继续开展“五五”法制宣传教育和反邪教警示教育, 不断提高人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 逐步养成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 从而自觉远离邪教, 抵制邪教, 战胜邪教。

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建设上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和重大战略任务, 对于我们深入开展反邪教斗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 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努力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 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筑起反邪教的钢铁长城。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反邪教

参考文献

[1]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15日

[2] 孙培峰.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内涵[J].中国反邪教网.2007年8月3日

党员论坛：形式主义反不了形式主义 第2篇

江西宜春 熊建华

2013年10月08日08:32来源：人民日报

最近，听闻这样一件事，一位干部到基层调研后向领导报告，基层干部和群众反映会议太多，领导脱口而出：“明天开个会研究一下！”现实中，像这样以会议解决问题的方式，在一些地方已是“习惯成自然”，无论有无必要，先开个会再说，致使许多干部在会议中“消耗着、辛苦着”。不仅助长用形式主义纠正形式主义的作风，而且降低服务群众的质量，影响行政效能，最终损害公信力。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领导干部一谈到形式主义的危害，说得比谁都明白，喊得比谁都高调，实践中却往往无动于衷，成为形式主义的“推销员”。究其原因，主观上，觉得按“老套路”办事保险，不想动脑筋；客观上，坏作风积成顽疾，要“动手术”难度很大。

反社会人格的病态心理 第3篇

厦门快速公交汽油纵火案件快速告破，纵火者是60岁的陈水总，已死于这场大火。大火在瞬间夺走47条生命，一时间，各大网络、媒体纷纷谴责他的暴力恐怖行为，有人说他是精神病患者、社会价值观出了问题，也有不少学者推测，他可能是个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

此前，2012年冬季，在北京征兵体检中，在原有的心理测试基础上，就正式增加了对应征者“反社会人格”方面的评测。到底什么是“反社会人格”，难道这类人都会成为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吗？

暴力行为的心理机制

反社会人格者制造的惨案在很多国家都发生过，美国有赵承熙式校园枪击案，日本有宅见的池田小学杀人案。反社会人格者的报复行为缺乏明确的指向对象，通常是无辜的不相关者被当成了泄愤对象。犯罪心理学将这类暴力行为的心理机制称为“反社会人格”。

根据美国权威的精神病学机构——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发表的精神疾病诊断标准，如果一个人拥有以下七个特征中的三个或三个以上，在临床上即可认定他具有“反社会人格障碍”：无法遵守社会规范、惯于欺骗和操纵他人、易冲动而不能事前计划、易怒而对他人有攻击性、毫不顾及自身和他人安危、总是不负责任、做了坏事无丝毫罪恶感。

“反社会人格障碍是九种人格障碍中最严重的一种，它是典型的社会适应性障碍。综合来看，这类人从小就不守规矩，做事残忍，比如经常撒谎、偷东西、打同学，没有任何愧疚感，即使受到惩罚教育也无用，屡教屡犯，所以在暴力犯罪中比较多见。可以说，把这类人放在任何社会环境中，都不易和人际、环境融合。”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马皑告诉记者。

挫折演化的人格障碍

人们在遇到挫折情境的时候，可以导致不同的行为反应，既可以是理性行为，如改变策略、降低要求、找借口以自我安慰等；也可能是非理性行为，如采取威胁、敌视、暴力等行为加以发泄等。如果被挫折感长期困扰，得不到解决，会形成精神疾病，比如反社会人格障碍、抑郁症、精神病等等。

反社会的行凶者都是社会中的边缘人，性格孤僻、生活失败、缺少安慰、怯懦厌世。他们的心理基础相似，根源在于，个体的心理力量对抗不了生活中遇到的各类挫折，于是产生了报复社会的心理。超过80%以上的凶杀案都与报复心态相关，而报复心态则可找到挫折的影子。

“我们可以从道德的层面谴责他的残忍，从法律的层面论述他的罪行。人们常说‘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如果从心理人格来解释这类人，‘可恨的人’在心理上是‘无心理能力’的人，也就是他们通常缺乏对挫折的承受力，换句话说，此类人是心理上的‘弱势群体’。”广州心理咨询中心主任、武汉大学现代心理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韦志中表示。

偏离常态的人格

有些不确定的社会因素往往给人们造成某种厌烦、恐惧心理，或对未来生活的担忧，有些人可能表现为脾气不好、易攻击，少数会有反社会行为；而对于有心理障碍的边缘人群，才有可能演变成仇恨，由恐惧而产生的仇恨是散发性的，报复是面向社会的。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社会与工程心理学研究室副研究员李岩梅表示，“人有反社会行为是攻击性行为的一种表现。通常不是由于个人性格或家庭导致的，每个人都有可能出现，有可能是因为在一段时间里工作、爱情不顺利，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利用伤害方式发泄这种愤怒，所以不一定所有的犯罪行凶者都是人格障碍；而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是一种病态的人格，是人格的内在特质出现了问题。这类人做的十件事中有八九件事都会是反社会倾向的。”

“具有反社会行为的人，未必是人格上出现了问题；从心理学上看，先是病人才有犯罪行为。所以反社会人格障碍者通常被称为“变态”，是经常性的暴力犯罪。”马皑表示。

有些人天生具有攻击性

“反社会人格障碍的形成除了后天的社会环境刺激外，也有本身生物因素，这类人的内分泌、脑神经也会有相应的异常。”马皑指出。

国外有资料表明，攻击行为是有生物学基础的。反社会人格障碍的患者中男性的数量是女性的5倍多，所以这里就有一个睾丸激素分泌水平的问题。睾丸激素能激发人的性欲，提高性的兴奋，同时还能够加速机体各种蛋白质的合成，提高人体免疫力。除此以外，睾丸激素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作用，就是引发雄性的激斗行为。与低攻击性的男性相比，高攻击性的男性身体中睾丸激素含量水平更高；与常人相比，男性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体内睾丸激素的分泌水平也要更高。

2011年剑桥大学也有研究表明，具攻击型性格的人就是对体内血清素（一种神经传递素）减少极度敏感的人。通常，人在没有进食或者紧张的情况下，人脑中的血清素变化会影响到人脑中控制脾气的区域。而具有攻击性的人，当血清素降低时，他们脑中前额皮质更难控制扁桃体（大脑情绪边缘系统的特定脑区域）所产生的愤怒情绪。

心理危机干预很重要

反社会人格的形成有一个过程，除了本身人格特质之外，也和他生活的社会环境有关。如果能给予这些人心理安慰和支持，也许可以提高他们的幸福感，使恶性事件减少，能够在导致悲剧前获得疏导。而且，值得警惕的是，反社会心理具有传染性，必须要引起全社会的警觉和关注。

反社会主义 第4篇

近些年来, 英美学者大肆宣扬“新帝国主义”思想。“新帝国主义”论是说后现代国家首先要动用他们的国家力量 (包括军事力量来控制现代国, 同时也制止前现代国家那些诸如屠杀之类的行为, 并且后现代国家要开始并习惯以双重标准行事。1在美国, “新帝国主义”理论在“9·11”事件之后, 衍生为“主权限制理论”、“干涉论”、“先发制人论”等。更有甚者, “新保守主义”者主张建立美国“仁慈霸权”, 强调输出美国式的民主和价值观。同时, 在中国也出现了“三股势力”、“颜色革命”和西方和平演变的干扰, 给我国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安上了一颗“定时炸弹”。

“三股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带来重大冲击。近年来, “伊扎布特”、“东突厥斯坦伊斯兰独立运动”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独立运动”组织、“藏青会”、“世维会”都加紧了渗透和宣传。另外, 我国的民族分裂主义活动一直处在活跃期, 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制造民族矛盾, 破坏民族团结, 妄图分裂国家, 各族人民与这“三股势力”及其支持他们的国际反动势力的斗争是针锋相对的敌我斗争。

同时, 我国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历史现实, 也给分裂者以可趁之机。我国自古就是多民族国家, 新疆地区民族混杂, 而与新疆接壤的国家多为伊斯兰国家, 那些国家又通往中亚, 西亚和阿拉伯等伊斯兰国家。相同的宗教信仰给国外渗透势力有了可趁之机, 他们充分利用了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的差异, 在意识形态领域制造混乱, 妄图分裂中国。

正是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任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将成为引领各族人民群众反分裂反渗透斗争的强大精神支撑和精神动力。

二、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武装思想、对抗分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价值、社会价值、民族价值和时代价值相统一的文化价值体系, 是对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全体公民思想政治和道德建设内容的最新扩展和最新凝练。

首先, 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各族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

马克思主义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它为我们提供了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历史和现实都表明: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 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搞好民族团结, 共同抗击分裂和渗透势力的行动指南, 我们只有时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 才能明辨是非, 去伪存真;才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 经受住国际国内各种挑战和压力的考验, 保持经济发展、政治安定、文化繁荣、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良好局面。

其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各族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 能够增强各族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想信念和信心。

共同理想反映了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利益诉求, 共同理想把国家的发展、民族团结和振兴与个人的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 把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共同愿望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伟大奋斗目标。共同理想为各族人民提供了明确的奋斗方向和目标, 为各族人民提供了坚定的信仰和精神动力, 为各族人民提供了基本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只有加强各族群众的共同理想教育, 尤其是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才能在关键时刻经受得住考验。

最后, “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各族秦中思想政治工作的道德评价标准。

“以热爱祖国为荣, 以危害祖国为耻”道出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核心。热爱祖国是每一个中国最起码的道德评价标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祖国统一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合则两利、分则两败。坚决反对一切破坏团结、分裂祖国的活动, 坚决维护国家的利益、尊严和荣誉, 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和光荣使命。不危害祖国, 就是各族人民要高举民族团结的旗帜, 大力发扬各族干部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优良传统, 牢固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 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倍加珍惜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 不传谣、不信谣、不受挑拨煽动、不参与违法活动, 不危害国家团结稳定的良好局面, 坚决同不法分子的违法犯罪活动作斗争。

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顺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是一个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繁荣发展, 坚决和反分裂反渗透势力做斗争的社会。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各族人民群众反分裂反渗透的斗争, 为进一步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重要遵循, 为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优秀中华文化明确了努力方向。对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权、主导权、话语权, 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旗帜, 是我国应对国外敌对势力妄图“西化”、“分化”中国的重要思想武器, 它对我国的民族团结、宗教和顺施加着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民族团结,反分裂,反渗透

参考文献

反恐怖主义法解读 第5篇

《反恐怖主义法》立足于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反恐怖主义的斗争需要，规定了反恐怖主义工作的体制机制，明确了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和有关部门的职责任务；规定了反恐怖主义必要的手段和措施，并注意平衡与法治、保障人权的关系。

《反恐怖主义法》共十章九十七条。

（一）关于本法名称与恐怖主义的定义

为突出表明“反恐”的治本之策是防止恐怖主义思想的形成和传播，有利于动员、组织各有关方面和广大人民群众从源头上防范恐怖活动犯罪，便于开展国际合作，本法最终确定用“反恐怖主义法”作为法律名称。同时，规定了恐怖主义的定义：本法所称恐怖主义，是指通过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财产，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以实现其政治、意识形态等目的的主张和行为。

（二）关于反恐怖主义的基本原则

在法律中规定反恐怖主义的基本原则，对于宣示我国反恐怖主义的基本立场，指导各有关方面有效开展反恐怖主义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法规定国家反对和禁止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将反恐怖主义纳入国家安全战略，采用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加强反恐怖主义的能力建设，运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外交、军事等手段，开展反恐怖主义工作。

（三）关于认定恐怖活动组织和人员

本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决定的基础上，对恐怖活动组织及恐怖活动人员名单的认定条件、认定机构、认定程序、公告效力及救济程序进一步作了具体规定。

（四）关于工作机构与职责

对反恐机构和职责进行明确。国家设立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反恐怖主义工作。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立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县级人民政府根据需要设立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在上级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的领导和指挥下，负责本地区反恐怖主义工作。

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以及其他有关国家机关，应当根据分工，实行工作责任制，依法做好反恐怖主义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组织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军事法规以及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根据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的部署，防范和处置恐怖活动。有关部门应当建立联动配合机制，依靠、动员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共同开展反恐怖主义工作。

（五）关于安全防范

安全防范是反恐怖主义工作的基础环节。恐怖事件一旦发生，往往会对公共安全和公民人身安全造成重大危害。因此，需要重点做好事前的安全防范工作。本法规定了四个方面的安全防范措施：一是，基础防范措施，包括宣传教育、网络安全管理、运输寄递货物信息查验、危险物品管理、防范恐怖主义融资、城乡规划和技防物防等。二是，禁止极端主义。极端主义是当前我国恐怖主义的主要思想基础。本法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对宣扬极端主义，利用极端主义危害公共安全、扰乱公共秩序、侵犯人身财产、妨害社会管理的，应当及时予以制止，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公安机关发现极端主义活动的，应当责令立即停止，将有关人员强行带离现场并登记身份信息，对有关物品、资料予以收缴，对非法活动场所予以查封。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宣扬极端主义的物品、资料、信息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三是，重点目标保护，包括重点目标范围、单位职责、主要安全制度及主管部门的管理职责等。四是，国（边）境管控与防范境外风险，包括边防管理职责、出入境监管、境外利益保护、驻外机构内部安全防范等。

（六）关于情报信息与调查

情报信息是反恐怖主义工作的关键环节。做好情报信息工作，并与安全防范形成良性互动，有利于将恐怖袭击消除在发生之前和萌芽状态，避免恐怖活动造成实际危害。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本法对建立国家反恐怖主义情报中心和跨部门情报信息运行机制作了规定，并规定了情报部门、基层情报力量、信息化管理、“大数据”研判应用、情报信息通报等内容。为加强对恐怖活动及嫌疑人员的调查和管控，本法还规定了技术侦察、调查、盘查、要求提供信息材料、查询、查封、扣押、冻结、对嫌疑人员的约束等措施。

（七）关于应对处置

总结近年来应对处置恐怖事件的经验教训，本法对应对处置机制、措施和恢复社会秩序等作了规定。一是，国家建立健全恐怖事件应对处置预案体系，明确应对处置的指挥长负责制和先期指挥权。二是，制止和处置恐怖活动，应当优先保护直接受到恐怖活动危害、威胁人员的人身安全。三是，规定了可以采取的各项应对处置措施，并对使用武器的条件、信息发布等作了规定。四是，为最大程度恢复社会秩序，降低并消除恐怖事件的影响，对恢复生产生活、查明真相、补偿援助、优先重建、总结评估等作了规定。

（八）关于国际合作 开展反恐怖主义工作，必须并行推进国内国际两条战线，强化反恐怖主义国际合作。本法规定了反恐怖主义国际情报信息交流、执法合作、国际资金监管合作、刑事司法协助等内容，并对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家安全部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派员出境执行反恐怖主义任务作了规定。

反洗钱：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合作 第6篇

世界上第一宗洗钱案发生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美国。一个不法商人为得到好处，将贿赂资金以“贷款”名义打入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的账户，通过这种方式，该受贿官员可以自由地使用这笔资金并逃避法律的制裁。但“洗钱”作为一个法律术语则是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才正式出现。随着经济、科技的飞速发展，人员往来、商品交换、资金转移、信息传播、服务的提供等日益国际化，洗钱犯罪也呈现出国际化的特点。原来在一国范围内的洗钱犯罪活动也逐步发展成为跨越国界的跨国洗钱犯罪活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跨国洗钱从分散的无组织的隐瞒犯罪收益的行为逐步演变成具有专门分工的有组织的隐瞒犯罪收益并使之合法化的运作机制，洗钱犯罪活动逐渐超越了其下游犯罪的地位，成为一种专门的、相对独立的犯罪环节和行为。

洗钱已经发展成一个全球性的犯罪问题，严重影响到世界经济的正常运转。据联合国方面的材料，全世界每年非法洗钱的数额高达１００００亿～３００００亿美元。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字显示，全球每年洗钱的总额相当于全世界ＧＤＰ的２％～５％，数额巨大的洗钱活动使金融市场发生破坏性大动荡，同时还极大地破坏一国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这是因为，洗钱在金融系统中的进出都是采取诡秘的方式进行的，完全游离于任何统计数字之外，从而能使一国的货币需求发生明显变化，并有可能使利率和汇率产生异常变化，因此各国都将洗钱视为大敌。洗钱犯罪活动多发生在欧洲的法国、意大利、德国，美洲的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委内瑞拉、秘鲁、墨西哥，亚洲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香港，大洋洲的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经济全球化带来金融全球化，跨国洗钱日益利用全球化的电子网络进行犯罪活动。洗钱犯罪收入来源中，最主要的是贩毒、银行诈骗、信用卡诈骗、投资诈骗、预付款诈骗、贪污挪用公款等财产犯罪和走私、贩运军火、非法赌博、恐怖活动、操纵卖淫、贩卖人口和敲诈勒索等。

据有关资料记载，世界每年要消耗８００吨毒品，其营业额在４０００亿～５０００亿美元之间，为仅次于军火的第二大交易。全世界大约有１００００亿毒品美元在国际金融系统中流通，而这一数字又以每年８００亿～１０００亿美元的速度递增。吸毒、贩毒越严重，洗钱活动也就越猖獗。美国是世界上深受毒品之害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洗钱犯罪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美国政府１９８８年破获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起毒品洗钱案，逮捕了涉嫌此案的１００多人，涉及１２家墨西哥银行。据美国财政部估计，仅美国就有约１０００亿美元的毒资进入金融市场，贩毒组织每年在美国银行的洗钱数目高达１５００亿美元，其中在得克萨斯州就达３００亿美元。

意大利、俄罗斯的黑手党以及日本的黑社会组织是世界黑钱大户兼洗钱大户。日本有着世界上最为强大和经济实力雄厚的黑社会组织之一———暴力团，该组织是“日本发生银行问题的主谋”。据大藏省估计，日本金融机构的呆账有４０万亿日元，呆账中很大一部分牵涉到暴力团。这股黑社会势力吸收了泡沫经济时期的大量“纸币”，“金融机构不可能采取强硬的态度向他们要钱，实际上连督促还钱都不可能”。有证据显示，暴力团在亚太许多国家和地区投资多种事业。

统一后的德国，三年间有１．２万家企业被私有化，成为东方黑社会组织优先投资的领域。据德国情报机构估计，德国有３０００亿美元的资金被洗，银行从中获得了３０亿美元的利润。还有消息说，截至１９９４年底，黑帮集团在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洗钱７２０亿马克，占柏林墙被推倒后外国投资的１／３。据估计，自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洗钱被看作是联合犯罪行为以来，为毒品利润进行洗钱的提成从６％提高到２６％。法国等国银行界的许多高层人士都私下承认，他们的银行洗了大量来路不明的钱，从中提取了高达１０％～１５％的利润，而且，每年进行一次“重大洗钱”还要提取２５％的中介佣金。毒品洗钱每年上千亿美元，而被专门机构查获的还不足１％。

洗钱犯罪正在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

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及经济转型国家对资金存在大量需求，在资金不断从发达国家或地区净流入的过程中，洗钱犯罪也随之从发达国家或地区蔓延过来，与这些国家内部的洗钱犯罪活动融合在一起。银行一直是最重要的洗钱渠道。一些海外的金融中心扮演了重要角色。西欧和北美大量的资金被带入加勒比地区存入银行后购买贵重物品，犯罪所得也通常用来盖豪华宾馆或超级市场，这样可以不费力气地将非法资金来源加以掩盖。

１９９４年在墨西哥私有化过程中，用来购买墨西哥银行的钱有１／４来路不明。被洗的钱是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因素，而贸易不平衡又反过来引发了墨西哥震动全球的金融危机，不仅导致墨西哥经济瘫痪，而且影响到其他国家。按常规估计，最近十多年来，每年大约有１／４的洗钱资金（即７．５亿美元～２０亿美元）流向墨西哥银行部门，到１９９７年末，这个数字达到７５亿～２００亿美元（不包括即期利息），占银行信贷总额的８％～２２％。

在俄罗斯以及其他独联体国家，洗钱活动极为猖獗，大量的资金通过各种途径存入外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据有关人员估计，俄罗斯的２５家大银行中，有１０家银行可能同黑社会组织有关系。有迹象表明，俄罗斯的黑社会组织已扩展到东南亚地区，向那里提供俄罗斯妓女、投资购买真正的地产并涉足投机赌博活动。它们在国外设立掩护性的贸易公司，以公司的名义开立账户，然后以从原苏东国家进口或出口货物的名义把黑钱从其他国家转入该账户。原苏东国家的犯罪组织相继在西欧投资真正的房地产、宾馆饭店和旅游企业。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和国际刑警组织掌握的资料表明，尽管这些巨额黑钱被从东部清洗到了西部，但这些钱最终大部分又回到了俄罗斯，以用来满足犯罪组织需要。

在罗马尼亚的私有化过程中，“大量的公共财产被一些人有步骤、有组织地转变为私有财产。在这种充满欺骗和虚假的转变之后，不法分子总是千方百计地将其非法所得的赃款置于合法的外衣之下”。他们的洗钱活动主要是通过三种形式进行：一是把犯罪所获贵重财物走私出境，兑换成现金，在国内购置贵重动产或不动产；二是用犯罪所得开办企业；三是不法分子从国有经济单位盗窃了大量物资并卖掉后，迅速在黑市上把本币列伊兑换成德国马克或美元，然后用这些硬通货从国外购买服装和食品等，并在国内销售。

从拉美国家到后来的原苏东国家，一方面是以追求最大化收益为目的的短期资本流动，另一方面则是资本接收国的犯罪化（而这种金融犯罪化尤其加剧了资本投机趋向），这两者之间有一种相互的吸引力。如俄罗斯与瑞士的投资关系表明，外国对俄罗斯的部分直接投资和短期资本很可能是来自非法或犯罪经济所得。这表明，在投机横行和金融危机不断发生的背景下，地方洗钱与国际洗钱正逐步走向融合。

在当今网络银行、电子交易、电子结算等全新的金融概念出现后，洗钱者直接进行电子货币转账，使洗钱犯罪活动更加隐秘。黑钱在国际上四处游动，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存在管理漏洞，黑钱就乘虚而入。随着国际毒品犯罪、跨国有组织犯罪及跨国经济犯罪（跨国偷税、跨国贿赂、跨国诈骗、跨国走私等）的日益猖獗，跨国洗钱也越演越烈。更值得关注的是，许多具有专门行业知识和技能的人员如律师、会计师、金融顾问等也参与到洗钱犯罪中来。

加强合作，共同打击国际洗钱犯罪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洗钱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跨国洗钱的法律控制问题提上了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议事日程。各国及联合国等纷纷对反洗钱进行国家立法和国际立法，并采取措施加强反洗钱的国际合作。

９．１１事件将美国推上了国际反洗钱的最前沿，全球政治金融合作在反洗钱中进一步强化。恐怖组织制造的９．１１事件将洗钱对社会的危害推向了极端。为了与国际恐怖组织作斗争，美国在国内和国际上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试图通过立法切断国际恐怖组织的经费来源并严厉打击资助恐怖活动的资金交易活动。其中一项重要的法律举措就是颁布了《美国爱国者法案（ＵＳＡ ＰＡＴＲＩＯＴ ＡＣＴ）》。该法案为开展以反恐怖为中心的金融监管和围剿恐怖组织资金的行动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并且明显地反映出美国在反洗钱策略方面的新动向。该法案使美国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对恐怖主义和洗钱活动采取控制和打击措施。该法案确立的洗钱标准更加宽泛，任何一个法域、任何一家境外的金融机构、任何在境外开立的银行账户、任何类型的金融交易，如果被怀疑与美国当局所特别关注的违法犯罪活动或者非法金融活动有关，就有可能被认定具有“初步洗钱牵连”，进而遭受反洗钱制裁。该法案强调，可以对国外的洗钱活动执行长背司法管辖权，规定，如果某一外国人或某一根据外国法律设立的金融机构参与了洗钱活动，只要洗钱涉及的金融交易部分发生在美国，或者有关的外国金融机构在美国境内的金融机构有银行账户，并对其依据美国或外国法律送达了诉讼文件，美国法院就可以对其行使长背司法管辖权。其所采取的具体措施是对域外问题进行域内处置。它授权美国财政部长可要求所有美国金融机构或外国金融机构在美国的代理人保存和报告具有“初步洗钱牵连”的金融机构或交易活动的有关记录、交易总量以及每笔交易的具体情况，详细记录交易参与人尤其是境外汇款人和资金受益人的身份、地址、法律资格等资料。针对外国金融机构或外国人在美国设有的代理账户或私人银行账户，不仅要求美国境内的金融机构记录和核查外国人的身份，还进一步要求检查转存资金的来源。如果有关的外国银行不遵守规定，美国主管机关可以通知其境内的所有金融机构在１０日内立即中断与该外国机构的任何代理关系。显然，《美国爱国者法案》的实施将对世界各国金融体系的运行产生影响。

应当说，在美国和欧洲国家的主导下，国际化的反洗钱法律体系已具雏形。在反洗钱机制建设上，各国一般根据参加的公约、条约要求以及参加国际组织应承担义务进行相应的国内立法，设置反洗钱的监管、调查机构，建立反洗钱网络。但不能不看到，国际反洗钱法律框架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因而需要各国在政治金融领域进行全面沟通与合作，发现问题，并通过协调妥善解决问题，使反洗钱落到实处。

阅读背景

１９７９年，在内罗毕国际刑警组织第４８次会议上，与会国一致通过了最大限度地对洗钱加以监督的决议，并决定在必要时封闭与非法活动有联系的国际金融业务，以制止国际洗钱行为。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联合国的６７个会员国签署了《反对麻醉品和致人心理变态物质等非法交易联合国公约》（即《越南公约》），将洗钱视为联合国应联合制定对策以共同对付的犯罪活动之一。条约规定，所有签署国都有义务采取必要措施，以便有关当局指认，并对追查银行的秘密做了规定，其目的是为了防止银行以保密为由而拒绝合作，使洗钱犯罪逃避打击。

１９８９年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发起并成立了“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该工作组现已扩大到包括２６个国家及欧盟、海湾合作委员会在内的地区机构。该机构通过严密调查，提出了促进全世界反洗钱立法和行动计划的４０条建议，并在金融市场新技术和新服务项目不断出现的情况下密切跟踪，寻求新的措施。为了配合“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工作，许多国家已经成立了各自的金融情报机构并加强彼此间的合作。

１９９１年６月１０日，欧洲经济共同体发出关于打击利用金融系统进行洗钱的命令，要求欧共体成员国采取一些特殊措施反洗钱犯罪，并于１９９３年３月１日前予以执行。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国际刑警组织举行的第６４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历史上第一个反洗钱宣言，呼吁１１０个会员国进行有关法律方面的改革，把洗钱活动和有意参与的人作为犯罪目标加以打击。

１９９６年１月２８日，国际麻醉品控制委员会发表报告，建议国际社会、地区组织和各国政府加强合作，尽快签署《反洗钱法》，建立全面、完整的世界网络，把反洗钱作为反对有组织犯罪活动的一个有效手段予以重视。

反恐怖主义犯罪对策研究综述 第7篇

一、恐怖主义犯罪对策研究综述

根据笔者在中国知网以“恐怖犯罪”和“对策”为关键词进行查询的结果, 经笔者逐一筛选, 最近六年恐怖主义犯罪对策研究的成果数量为:2010年10篇, 2011年11篇, 2012年4篇, 2013年4篇, 2014年12篇, 2015年截至9月10篇。

就恐怖主义犯罪的形式而言, 近年来有人以个体恐怖主义犯罪为研究对象。所谓个体恐怖主义犯罪是指基于恐怖主义思想, 在其个人或社会性动机的支配下, 使用或威胁使用残忍的暴力手段、或其他手段针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的以制造社会恐怖气氛来实现其社会价值或者其他价值, 引起社会安全感下降和社会恐慌的犯罪行为。1研究者们认为个人能够实施对社会造成公众恐慌的犯罪活动的原因有很多, 但主要在于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矛盾或曰社会公共政策的不完善, 造就了贫富差距的加大以及公平正义的缺失, 产生了弱势群体, 再加上一些个体因素, 诸如性格原因、生活压力促使行为人对社会产生仇恨心理而实施恐怖犯罪, 基于个体恐怖主义犯罪的这种特点, 针对个体恐怖主义犯罪的治理, 应当以社会支持政策为主, 社会控制政策为辅。2

有的学者以核恐怖犯罪活动为研究对象, 鉴于核恐怖犯罪活动的严重性和国际性, 世界各国首先应加强反恐技术合作, 相互交流成功的反核恐经验和教训, 建立统一的情报收集和共享体系, 着力加强覆盖全球的国际反核恐网络, 尤其在侦查阶段应当相互做好协助义务。其次是在侦查手段方面加强互助, 如在侦查过程中采用的DNA、指纹识别等来提高侦查效率。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研制的一些先进技术如编码加密、通讯栏截、面部识别、生物检测等应当与未掌握此类技术的国家共享或提供技术上的帮助。3

二、学界对于完善反恐怖主义犯罪法律体系的认识

在今年以前, 学者们针对反恐怖主义犯罪对的研究中, 最为统一的对策就是建议借鉴国外反恐经验, 建立反恐怖主义犯罪专门法, 以及完善反恐怖主义犯罪相关法律法规, 在这些建议中, 有的学者建议在刑法总则中完善恐怖主义犯罪的相关规定。具体做法有:扩大刑法管辖权的范围, 将域外恐怖主义犯罪纳入我国刑法的管辖权范围。并延长恐怖主义犯罪的追诉时效。4有的学者认为在刑罚上还应当切断恐怖主义分子的财源, 对其判处罚金刑或者没收财产。在量刑上还应当规定特殊情况下可以减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5还有的学者认为应当附加剥夺行为人的政治权利。6关于完善刑法分则的建议中, 大体来说, 一种意见认为我国刑法分则应当增设关于恐怖活动犯罪的章节对此类犯罪加以规定, 并相应的增加相关罪名。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在刑法分则中应回应我国缔结的国际公约———《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 增设劫持和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罪、入境发展恐怖组织罪和包庇、纵容恐怖组织罪。7

2014年, 我国公布了《反恐怖主义法 (草案) 》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2015年10月1日起, 《刑法修正案 (九) 》正式开始实施。鉴于此, 反恐怖主义犯罪的对策研究中, 关于完善法律体系的建议已然得到实现。但在打击此类犯罪的司法实践中, 指导性的刑事政策除了阶段性的“严打”以外, 尚无明确的可供执行的刑事政策。因此, 有学者建议, 必须以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为依据, 再结合行为人的责任相平衡而定。另外, 立足于实证分析, 并就恐怖主义犯罪所造成的侵害而言, 其实际危害的程度也没有那么重大, 因此, “严而不厉”的刑事政策应该成为中国反恐的刑事政策选择。8

三、学界对于改善少数民族支持性公共政策的建议

多数学者认为, 恐怖主义犯罪与不当的少数民族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就我国目前存在的两种主要恐怖犯罪———“疆独”和“藏独”而言, 改善少数民族支持性公共政策是减少和预防恐怖主义犯罪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一、普及正确的宗教知识, 厘清恐怖活动犯罪与非法宗教活动的界限。针对宗教教义的传播依靠的是人们的口口相传, 往往产生以讹传讹的情况, 要大力普及宗教基本知识, 这样做可以使人们正确理解宗教教义和知识, 避免盲从, 防止民众成为宗教极端分子利用的工具。9在打击暴力恐怖犯罪时, 应证据确凿、目标明确, 避免伤及无辜, 不能任意扩大打击范围。暴力恐怖犯罪人属于极少数极端邪恶势力, 他们不是任何民族的代表, 同时, 他们的行为也不是宗教行为, 所以不能将恐怖主义与特定的民族或者宗教混为一谈。10

第二, 普及科学知识, 提高文化素养, 丰富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精神生活;提高青少年文化水平, 着力提高少数民族的职业技能和就业水平, 改善群众生活水平, 增强抵御各

种利益诱惑的能力。退一步讲, 只有生活水平提高了, 人们的幸福感增强了, 才不至于在精神上脆弱而易于被极端势力拉拢和利用。

四、建立和完善预防恐怖活动的预警系统, 加强网络技术防范和监管

研究者们认为, 恐怖主义犯罪因其犯罪前的准备活动一般来说隐藏的较为成功, 而被策反的少数个体恐怖犯罪分子又广泛分布于民间, 因此, 建立完整的预警系统尤为重要。一方面应该建立起一张完整的情报网, 并在对情报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快捷的预测和警告。为此, 应对重点地区、重点人、重点物品加强管控, 注意他们的行为动向, 注意各种管制器具的流向。○11

有很大一部分恐怖主义犯罪的方法及犯罪工具的制作是从一些非法网络下载视频学习而来, 随着网络的进一步发展, 包括恐怖主义犯罪在内的很多犯罪都可以部分的利用网络实施, 而针对网络犯罪管控不管是手段上还是立法上目前还存有很多漏洞因此, 学者们建议采取相应的手段完善网络管理相关立法, 堵塞住网络管理方面的漏洞。通过网络、现代通讯等媒体将恐怖犯罪活动的方式、手段、目的以及如何防范告知民众, 增强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应变能力。○12

五、结语

当然, 除了上文述及多数学者提到的共同性对策建议, 学者们还提出了很多其他的对策, 如积极开展有效的应对暴力恐怖活动的演戏和训练;签署国际条约和多边条约, 建立国际反恐合作机制等, ○13限于文章篇幅, 不再赘述。

摘要：近年来, 恐怖主义犯罪频繁发生, 在局部国家个地区引起了严重的社会恐慌, 学界对于恐怖主义犯罪的研究数量夜增大了很多, 其中大部分学者都提出了反恐怖主义犯罪的对策, 本文对这些对策进行梳理和归纳, 大致可以从立法、支持性公共政策、建立健全预警系统和加强网络监管三个方面入手。

章太炎反资本主义思想评析 第8篇

一、在政治方面, 章太炎坚决反对资产阶级代议制

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实行欧美国家的代议民主制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终极目标, 章太炎却坚决反对, 这在当时有利于揭露满清政府“预备立宪”的政治骗局,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同样重要的是, 章太炎认为:资产阶级代议制非但不能救清朝, 而且不能救中国。对此, 章太炎从多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不过是封建诸侯割据的变形, 对大一统的中国没有任何积极作用;他还从代议制的具体操作层面指出, 代议制的选举方法, 不仅不会使民权得到伸张, 反而会压制民权。首先, 他从中国的现实状况出发, 指出中国地域广阔, 人口众多, 不适合进行普选。“若如日本选率, 十三万人而一议员, 则议员当得三千二百人……咳之声已足以乱人语, 故列国议员无有过七百人者”, 况且“愚陋恒民之所瞩目, 本不在学术方略, 而在权力过人。以三千人选一人, 又不能得良士”1。其次, 章太炎反对欧美资产阶级以纳税、财产、文化 (识字与否) 等等作为选举人或被选举人的标准, 指出“夫以纳税定选权者, 犹汉时以貲算为郎, 其点污甚”, “计汉土识字者十人而三, 则七人无选举之柄, 行之若截削省要者, 卒之苟偷一时, 势不足以经远”。2

章太炎不仅猛烈抨击君主立宪制度, 而且指出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宣传的共和政体也是“徒见肤表, 不悟其与民族民生二主义相抵牾也”。3当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以美国进行独立战争, 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为榜样, 欲效仿美国实行共和政体。章太炎指出, 中国与美国国情不同, 美国近代各州自成一体, “各为宪法”, 而中国自古以来有大一统的传统, “合之犹惧其隔阂, 况剖分之”4。从民生主义的角度看, “……凡法自上定着, 偏于拥护政府。凡法自下定者, 偏于拥护富民。今使议院尸其法律, 求龙断者惟恐不周, 况肯以土田平均相配”。5因此, 章太炎认为实行共和政体是与民族主义、民生主义相矛盾的。

二、在经济方面, 章太炎坚决反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章太炎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发展给人们带来的是苦难而非幸福, “百金以下之民, 必与牛驹同贱, 以贫病箠挞死者, 视以罢工横死者, 一岁之中, 数常十倍”。6章太炎主张“均配土田”, 并将均配的范围扩大到矿山、工厂、银行, 以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 他一再强调打击工商资本, 主张制止“商人日横, 工日益多, 农日益减”7的现象。不仅如此, 章太炎对资本主义的排斥推广到反对近代一切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地步, 认为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只对富人有利, 宁可过自然经济条件下艰苦朴素的生活, 自得其乐, 也不要近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繁华。

三、在思想文化方面, 章太炎提倡国粹, 反对委心向西

章太炎认为, 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种种弊端并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 提出“复兴古学”, “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热肠”。8此外, 章太炎还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理论依据——进化论。自严复翻译《天演论》将进化论引入中国以来, 进化论被诸多进步人士所接受。而章太炎却反对进化论, 认为进化只是自然规律而非社会原理。他在《四惑论》中将进化作为“四惑”之一, 认为进化只不过是蛊惑人心的理论。章太炎指出, 进化论其实是自相矛盾的, “进化者, 以常识论之, 必有所处, 而后能进;若无所处, 则必不能进。虽然, 进者必动, 而动与处相反”。9他还举例说明“由下级之哺乳动物以至人类, 其善为进, 其恶亦为进”, “虎豹虽食人, 犹不自残其同类”, 而人类“一战而伏尸百万, 喋血千里”, 10因此“进化之恶, 又甚于未进化也”。他认为不是生物进化, 而是社会心理和意识, 即道德, 才是社会发生和进步的动力, 才能使社会健全, 民生幸福。

正如列宁所说的“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 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 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 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对于章太炎的反资本主义思想我们必须从当时的历史现实出发, 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 全面的进行分析。

首先, 章太炎反资本主义思想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同当时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一样, 章太炎起初也是主张向西方学习, 发展资本主义的。这在他当时的著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以及1904年的《訄书》重订本中都有所体现。但当他后期亲眼目睹了国外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 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诸多弊病, 充分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不能挽救中国, 因此反对资本主义。可以说, 章太炎之所以会走上反资本主义道路, 恰恰是由于他对资本主义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 章太炎反资本主义思想的产生是有一定现实依据的,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其次, 章太炎在猛烈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 提出了自己的治世方案。在政治上, 章太炎主张不设议院, 实行直接民权。他主张行政、教育、司法、立法四权分立。总统由民选产生, 掌握行政、军事、外交权;法官、学官分掌司法、监督之权, 与总统地位平等;整个国家事务“专以法律为治”, 但和西方议会立法不同, 在此法律由“明习法律者与通达历史周知民间利病之士”制定, 一经制定, 总统、百官都必须遵守, 如有违法者“人人得诉于法吏, 法吏逮而治之”;人民享有集会、言论、出版自由, 凡遇大事, 政府必须与人民推选的议士协商解决。其最终目的是要达到“抑官吏, 伸齐民”的效果, 实现人人平等。在经济上, 章太炎主张“抑富强, 振贫弱”。他指出, 政府应该用金属铸币, 杜绝虚伪, 均分田地, 为官者不得经商, 这体现了他已经注意到, 要实现政治上的平等还必须以经济上的平等为基础。由此可见, 章太炎所向往的是没有代议员的直接的、充分的民权, 他的政治、经济思想处处透漏出对下层群众的深切关怀, 他希望能够实现人人平等的获得民权, 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虚伪的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说, 章太炎的反资本主义思想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 章太炎没有认识到,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在没有从根本上废除剥削制度的前提下, 他的治世方案只能是一种空想。此外, 他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推广到反对一切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力, 因噎废食, 犯了以偏概全的形而上学的错误。

再次, 章太炎提倡国粹, 反对欧化主义, 这在当时具有爱国主义的一面。但从本质上看, 国粹主义与西学是相互排斥的, 提倡国粹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西方先进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章太炎还将中国传统典章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相比附, 认为西方所行之制, 中国早已有之。他还宣称“中国一切典章制度, 总是近于社会主义;就是极不好的事, 也还近于社会主义。兄弟今天, 略举两项:一项是刑名法律, ……一项是科场选举。这两件事本是极不好的, 尚且带几分社会主义性质;何况其他好的呢?”显然, 章太炎并不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 但他将封建社会的典章制度归结为社会主义, 认为它们要优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 以此来阻止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出现。这是思想上倒退的表现, 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 不利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前进、发展。

总之, 对于章太炎的反资本主义思想我们不能简单的冠之以“好”或“坏”, 而是要将其置于当时的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加以分析。既要看到:章太炎反资本主义思想是有一定现实依据的, 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弊病的深刻揭露与批判, 具有合理性和进步性;又要看到:他所提出的治世方案只能是一种空想, 是不可能实现的, 他的反资本主义思想与当时中国的发展方向相背离, 对当时社会的前进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姜义华, 朱维铮.章太炎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2]洪治纲.章太炎经典文存[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3.

[3]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4]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年版.

反社会主义 第9篇

在某种意义上, 《1984》与其说是幻想小说不如说是一部政治寓言, 表现了鲜明的反极权主义的主题, 它是对可能出现的独裁统治的警告, 通过对极权主义社会的描绘, 提醒人们权力导致腐败,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乌托邦小说通过人类社会在技术、哲学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假设性进步探索了其完美性, 致使完美的或近乎完美的社会位于遥远的海岛或未来。反乌托邦是乌托邦极端化的后果, 通过悲剧的推断当代社会发展趋势, 把人类的不可完善性推到了它的顶点, 预言人类社会可能会成为压抑的、令人恐惧的社会。在反乌托邦中, 乌托邦文学对人类社会稳定未来的乐观描绘让位于极权主义的凝滞;个体的自由, 尤其是保持和传递异端思想的自由, 在反乌托邦小说中被无情的压制了。

20世纪上半叶, 西方已经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开端。在那个时代里, 极权主义已经在危害全人类自由和生命。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横行, 在欧洲许多国家实行血腥统治, 例如对犹太人的骇人听闻的种族灭绝政策;1937至1938年, 苏联的斯大林主义也对反对者实行“大清洗”政策。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指出, 极权主义是史无前例的新的统治形态, 过去任何专制独裁统治, 无论如何残暴, 都没有如极权主义一般, 把人区分成“理应消灭的人种或阶级”, 进行集体的改造和屠杀;过去的专制政权仅仅是迫害反对此政体的政治敌人, 但极权主义毫不留情的歼灭服从它的顺民。

作为20世纪西方文学中“反乌托邦三部曲”的标志性作品, 英国作家奥威尔的《1984》描绘了“有史以来最真实的个人独裁图景”, 1小说中描写的“大洋国”是一个由“老大哥”统治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弥漫的国家。国家通过无所不在的双面电幕、隐藏的话筒和思想警察, 对所有的党员实行严格的、全面的监控。党员处在各式各样的组织的控制下, 除了为党工作、参加集体活动外, 不能有个人的嗜好, 包括性生活也同样和政治、国家联系起来, 被看作是“对党的义务”。任何与众不同的行为, 包括不适当的表情, 反映个人爱好的物件 (比如主人公温斯顿的日记本和玻璃镇纸) 都会引起怀疑, 导致生命危险。“党员从生下来一直到死, 都在思想警察的监视下生活。即使他在单独的时候, 他也永远无法得知自己的确是单独一人。他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可以放过的, 他的友谊、他的休息、他对妻儿的态度、他单独的时候的面部表情、他在睡觉中喃喃说的话, 甚至他身体特有的动作, 都受到严密考察”。2

要使这种全面控制充分生效, 就必须使这种控制深入人心, 通过控制人的思想、意识、感情、记忆、希望、欲求、感觉来控制一个人外在的行为活动。在反乌托邦中, 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就是对思想的控制。人们从幼儿起就被灌输统治者的意识形态, 把他们有计划的变成党的忠实信徒, 丧失了个人的自由意志。在《1984》中, 孩子们从小就参加少年侦察队, 训练他们监视自己的父母。温斯顿的邻居派斯逊因为在梦中说“打倒老大哥”, 被自己七岁的小女儿告发, 抓进了“友爱部”。但他居然有些悲哀又有些自豪的说:“我一点也不恨她。我反而为她觉得骄傲。这说明我把她教育的很好。”3

控制思想的首要途径就是控制语言, 20世纪反乌托邦文学提供了丰富的镜像性文本, 在其中可以看到, 社会控制通过强制性的限制语言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在人性的所有特质中, 语言是最中心的, 因为语言是一个交流体系, 最重要的是, 它是我们理性地、创造性地思考能力的基本体系。如果语言仅仅是从喉部发出的清晰言论, 而完全不涉及脑部中枢的话, 语言实际上就被毁灭了。思想必须是依靠语言才能进行的。反乌托邦文学普遍显示了一种用语言作为抵制压迫的首要武器的强调。并且, 实行压迫的政府同样希望通过控制语言排除异端思想。在《1984》中, 大洋国的极权主义政府正是将控制语言作为主要目标之一。他们计划在2050年用新话完全取代老话, 也就是说, 消灭旧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对旧的词汇的成批地消灭实际上也同样是在消灭过去。并且, 这种消灭使词汇的词意趋于简单, 新话的词汇只给要正确表达的意义一种确切的表达方法, 而排除所有的其它意义, 也排除用间接方法得出这种意义的可能性。《新话词典》的编纂者一语道破了新话的奥妙:“新话的全部目的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 最后我们要使得大家在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 因为将来没有词汇可以表达。词汇逐年减少, 意识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小。”4通过消灭语言, 消灭异端的思想, 而正统的含义就是没有意识。这样就将人们生活中最基本的交流工具, 甚至思想纳入极权统治的意识形态范围内。或者说, 语言本身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统治的工具。

控制思想的另一途径是编造谎言和修改历史。大洋国的统治者有意识、有步骤的修改和消灭过去, 把过去和历史塑造成他们所希望的样子, 使思想者失去可供比较和判断的标准。温斯顿在“真理部”的工作就是焚毁各种历史纪录, 不断修改各种报刊, 核正种种数字, 使“老大哥”的话永远是正确的。党的口号是“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 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5因为过去是存在于个人的记忆和历史记录中的, 极权主义制造谎言、改写历史, 思想实际上就被切断了它最重要的一个源泉, 久而久之, 个人就会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思想和现实的割裂, 最终导致的就是“双重思想”, 即在思想中同时包含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 例如“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思想者并非有意说谎, 但又真的相信党告诉他的谎言是真实的, 比如2+2=5, 使之成为一种诚实的自我欺骗, 从而达到控制者所希望的思想定向。

对思想的控制还可以通过科学的手段, 比如潜意识训练、条件反射、脑部手术等等。最后, 作为控制思想的终极武器, 对少数顽固地坚持有自己思想的异端实施肉体上的迫害, 使他们从意识上改变想法。温斯顿被抓进“友爱部”严刑拷打的目的就是要从思想上“改造”他。大洋国极权统治的目标是人类个体性的毁

葫芦丝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分析

张建庄 (湖南女子学院艺术表演系湖南长沙410004)

摘要:葫芦丝那圆润、柔和且带磁性的音色与优美的旋律, 不仅吸引了广大的听众与学习者, 而且, 葫芦丝音乐在社会生活中与人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本文从葫芦丝的礼仪音乐、实用音乐、背景音乐等方面阐述了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葫芦丝;塑造礼仪;愉悦心身;美化环境;功能

省哲学基金项目:本文为湖南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之一, 项目编号: (09YBB208)

人民音乐家洗星海曾说:“音乐, 是人生最大的快乐;音乐, 是生活的一股清泉;音乐, 是陶冶性情的熔炉。”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 音乐几乎是每时每刻都在伴随着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只不过你没去认真地研究、发现“她”而已。比如说学校和单位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大型运动会与各种体育比赛的开幕式上, 军乐团所奏的音乐;各种节日, 庆典所播放的音乐;每天电视新闻节目中播放各国领导人出国访问时, 迎接国家领导人所奏的各个国家的国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婚丧嫁娶所奏的音乐等等。以上这些音乐都属于社会生活中的礼仪音乐。又如:在劳动的场面或建筑工地所放的音乐, 可以使人精神振奋, 消除疲劳, 心情愉快, 提高劳动工作效率。人们想休息或小孩想睡时, 所播放的摇篮曲或起伏小、缓慢而轻柔的旋律有利于入睡。打太极拳、老太婆锻炼的功夫扇、广播体操所配音乐, 可以使人在愉悦之中锻炼, 提高锻炼效率。对精神病、抑郁症、心血

灭, 国家并不关心对具体法律的违背的惩罚, 思想犯罪才是他们关心的。正如审讯者奥勃良告诉温斯顿的:“我们对你犯的那些愚蠢的罪行并不感兴趣。党对表面行为不感兴趣, 我们关心的是思想。我们不单单要打败敌人, 我们要改造他。”6小说中的101号房间仅仅是作为极权主义毒瘤的象征之一, 这个房间代表的意义就是恐惧。它利用每个人最害怕的事物摧毁他们仅存的意志力, 当温斯顿面对老鼠大喊“咬裘莉亚, 别咬我”时, 他最后的一点人性和理性丧失了, “他热爱老大哥”。

董乐山认为:“极权主义乃是现代专制主义。它从本质上来说与古代或中世纪的专制主义毫无二致, 但与这些传统的专制主义不同, 或者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地方是, 极权主义掌握了现代政治的统治手段, 包括政治组织、社会生活、舆论工具、艺术创作、历史编纂甚至个人思想和隐私, 无不在一个有形和无形的老大哥’的全面严密控制之下, 这是中外历史上任何一个暴君所做不到的, 更使他们连想也想不到的。”7

小说《1984》表现了极权主义社会对人的自由、各种权利, 甚至生命的完全控制。在这种社会里, 人是没有私生活的, 无论在工作场所、家里、公共场所都处在别人的监视与控制之下。也就是说, 个人的生活永远暴露在他人的眼光之下, 永远不会感到自己是在独处。人们所有的闲暇都被各种集体活动填满, 除了满足生存需要的活动, 根本没有自己的个人时间。人们甚至失去了自我的意识, 只为他人或者说为“群体”而活。权力的控制无孔不入。极权主义的“思想控制不仅是负面的, 而且是正面的。它不仅不许你表达包括具有一定的思想, 而且规定人们应该怎么想”。极权主义只准人们信奉它创造的意识形态, 除了规定人们的行为准则外, 还限制人们的感情意识。可以说, 对思想的权力是一种最彻底、最极端的权力, 是对个人最后一道防线的管病、癌症患者设计相应的音乐都有较好的疗效。所以人们将这类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效率与相应作用的音乐定为实用音乐。还有在办公室、休息室、超市、宾馆、学校午休时间等不同的场合, 不同的环境中播放一些优美的音乐既能营造出一种高雅、舒适的气氛、又能使人们放松心情。人们将这种在社会生活中的音乐定为背景音乐 (也称环境音乐) 。以上这三类社会生活的音乐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学习中, 研究发现总结而定性的。从九十年起, 由于学习葫芦丝的人群逐渐增多, 葫芦丝音乐开始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席位。笔者通过近些年的调研, 发现葫芦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里面运用很广而且还具有较大的影响力。现就葫芦丝音乐在社会生活所发挥的作用谈谈本人粗浅的看法。

一、塑造仪礼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由于每一个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 居住的环境以及历史、政治、宗教等因素的影响, 因而就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以及人类生产活动等方面的差异。由于每个民族的音乐文化的歌舞、乐曲真实地反映了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风俗及生产活动。在这个方面, 我不得不从地理学的角度联想到, 植被是各个自然带的标志, 那么歌舞与乐曲是一个民族的标志, 一点也不夸张了。据了解绝大部分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传统节日。如:彝族的火把节;瑶族的盘王节;佤族的拉木鼓节;苗族的花山节等等。有些少数民族几乎每个月都有节日。而傣族也有它最著名的泼水节, 因为该节日是傣族辞旧迎

侵犯。当个人没有自己的思想, 丧失个人意志的时候, 也就不再成为“人”了。

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通过把现实社会中真实存在的独裁统治作了合乎逻辑的推理和展示, 揭露个人独裁的丑恶行径, 表达了作者对任何形式的极权主义统治的痛恨。《1984》是一个警讯, 它提醒人们要关注和反思社会现实, 随时提防潜在的危险, 而漠视政治的下场就是反乌托邦作品中描绘的梦魇式画卷。

参考文献

[1].“老大哥”是《1984》中主人公所在的大洋国的统治者, 是20世纪反乌托邦文学中极权主义独裁统治的象征。

[2].[英]乔治·奥威尔著, 董乐山译《1984》.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第187页。

[3].[英]乔治·奥威尔著, 董乐山译《1984》.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第210页.

[4].[英]乔治·奥威尔著, 董乐山译《1984》.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第46页.

[5].[英]乔治·奥威尔著, 董乐山译《1984》.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第223页.

[6].[英]乔治·奥威尔著, 董乐山译《1984》.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第227页.

从《反恐怖主义法》解读全民反恐 第10篇

一、反恐怖主义法准确把握了全民反恐的重要意义

《反恐怖主义法》第五条规定: 反恐怖主义工作坚持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这说明法案以群众路线为基础, 强调在当前形势下, 中国面临的是一场全民反恐战争。这正是体现了中央反恐工作的新思路, 上层考虑到中国当前反恐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和长期性, 充分调动国内各个部门、各个阶层的积极性,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 即“专群结合”, 采取专业部门的反恐力量和人民大众的反恐潜能相结合的方法, 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

( 一) 全民反恐是应对当前恐怖主义威胁的形势所迫。据相关数据显示, 2014 年, 内地公安机关共侦破暴恐极端案件和抓获涉案人员分别是2013 年的2 倍多和4 倍, 案件数量超过前三年的总和。这充分说明我国所面临的恐怖威胁, 呈现地域扩大、袭击频率上升、恐怖手段和手法更加血腥残忍的态势。我们所面临的恐怖威胁是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 人民群众面临的恐怖威胁更加现实直接, 全国各族人民与恐怖势力的斗争更加激烈。面对这样严峻的反恐形势, 反恐法确定全民反恐作为原则之一, 目的在于通过专业力量和民众力量相结合的方式共同应对恐怖威胁。

( 二) 全民反恐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人民群众虽然是恐怖主义活动的最大受害者, 但按照唯物辩证法的原理, 人民群众同时又是反恐的重要基础力量和依靠力量。由于恐怖主义活动的隐蔽性以及发动恐怖袭击的不确定性和突发性, 仅靠专业力量进行全面研判和遏制有很多难处。而人民群众具有信息感知快、覆盖面广、获取渠道多等优势, 可以有效弥补专业力量在这几方面的不足。所以, 法案的规定在某种程度上讲, 是鼓励人民群众承担起反恐、防恐的社会责任, 积极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这对于预防暴恐事件的发生将起不可低估的作用。

( 三) 全民反恐展现了反恐怖斗争新的趋势。恐怖与反恐怖是一场在效果上极不对称的战争。虽然恐怖势力相比较群众是极少数, 力量更不能和国家机器相提并论, 但对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而言, 即使失败数百次, 但有一次得手, 就是“胜利”; 而反观反恐工作, 很难做到“百密而无一疏”, 一旦出现失误就会满盘皆输。我们只有充分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群众, 才能取得反恐斗争的主动权。例如, 2014 年5月新疆开展严打暴恐专项活动以来, 越来越多的群众特别是当地少数民族群众自觉参与到反恐斗争中来, 检举揭发犯罪嫌疑人, 积极提供线索, 断绝暴恐分子食物来源, 围追堵截暴恐分子。这充分说明全民反恐已经赢得越来越多的民心。法案强调目前反恐工作就是要通过全社会各要素的共同参与, 坚持反恐人民战争, 才能有效遏制和打压恐怖主义的嚣张气焰。

二、反恐怖主义法的制定过程体现了国家和民众意志

中国是一个法治化的国家, 人民群众一直以来都是在追求最终实现依法治国。制定反恐怖主义法一方面是完善国家法治建设、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的要求, 也是人民群众追求公平正义的的现实需要。回顾这部反恐法的出台, 无不体现国家和民众的意志。

( 一) 酝酿准备充分, 法律基础扎实。自“3. 14“、“7. 5”等暴力恐怖事件发生以来, 国家在对现有法律关于反恐怖工作相关条款进行完善的同时, 也在着手准备制定一部专门的反恐法。2011 年10 月19 日,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针对反恐工作的法律文件, 其中初步对恐怖活动、恐怖活动组织和恐怖活动人员做出界定, 为反恐立法迈出了关键一步, 也为日后反恐法的制定打下了坚实基础。

( 二) 着眼形势所需, 符合中国国情。2013 年至2014 年中国各地发生多起恐怖事件, 在此背景下, 2014 年3 月举行的全国两会上, 多名代表、委员建议尽快制定专门的反恐怖法。有关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 中国的反恐立法既要“反恐”更要“防恐”, 这是一个全面的法律体系问题, 在防范、打击等整个过程中都要发挥作用, 而不单单是打击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的问题。一些全国人大代表也建议, 反恐怖法应该明确界定恐怖主义、恐怖活动和恐怖组织等概念, 还要界定属于中国特有情况的概念; 对编造恐怖信息, 传播或放任传播, 或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 宣传、散布恐怖思想和恐怖言论等行为, 都应入罪。这些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议和意见都被采纳到法案的修订中。

( 三) 参与部门广泛, 审议修改慎重。经过慎重酝酿和讨论后, 2014 年4 月, 由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机构牵头, 正式着手起草反恐怖主义法。起草小组以公安部为主, 会同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国安部、武警总部、工信部、人民银行等多个部门。在起草过程中, 小组成员多次深入一些地方和反恐斗争一线进行调查研究, 先后召开各种形式的研究论证会, 听取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意见, 并反复征求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各有关单位、地方政府和专家学者的意见, 同时还研究借鉴国外的有关立法经验, 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 ( 草案) 》, 之后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历次全体会议多次审议修改这部草案, 到法案正式出台, 先后历时近20 个多月的时间。

三、反恐怖主义法的出台进一步增强了全民反恐意识

全民反恐是一个时代新课题, 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恐意识强弱直接决定全民反恐机制能否正常运行。反恐怖主义法的出台就像一剂强心针, 全面唤醒整个社会对反恐工作的重新认识, 这无疑也将增强民众反恐意识。

( 一) 主动报告意识。反恐法不同于刑法, 不是威慑法, 而是一部预防法。而防恐的关键是获取涉恐的线索和情报。法案在第四章情报信息中就强调了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 搜集一切可疑的涉暴涉恐线索, 延伸防范触角, 从而实现最大限度掌握打击恐怖活动的主动权。由于目前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区域内人员相对固定, 对各自的生活习惯彼此了解, 因此他们对异常情况比较敏感, 能第一时间感知。反恐法鼓励民众要改变被动心态, 积极主动报告可疑信息, 人人争当信息员、情报员和侦查员。

( 二) 自我保护意识。面对随时随地可能发生的恐怖袭击, 大众的安全意识对于减少损失减少伤亡至关重要。遇到突发危险情况不能往前凑, 民众尽快离开现场才是正确的选择。下步反恐法出台后, 随着通过一系列教育宣传, 群众对法案的了解不断加深, 民众的自我保护意识将进一步得到加强。

反社会主义 第11篇

这次会议,由最初的“反教条主义”转化成一场军队内部的政治斗争,其中有错综复杂的历史和人事因素。由于历史原因,这些问题过去都是禁区,只在一些当事人传记和回忆录中偶尔提及。许多以讹传讹的不实记载流传社会,使我们无法了解历史的真相。笔者试从1950年代我军建设的历史事实中,回顾“反教条主义”的历史背景和发展演变,以总结经验教训。

【刘伯承、彭德怀等人如何看待苏军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承担着保卫国家安全,反击外敌入侵的重要使命。这就要求我军从战争年代的兵种单一、装备落后、编制和规章制度不统一以及游击习气中改变过来,转化成多兵种合成军队,适应现代化条件下的作战。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后,这种愿望更加迫切。1952年毛泽东给南京军事学院第一期毕业学员的训词中指出:“我们现在已经进到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这是我军建设的基本方针。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当时最现实的选择是向苏军学习。上世纪50年代初中苏结为同盟,关系密切。特别在抗美援朝战后,苏方向我军提供武器装备、派出专家顾问,使解放军在短短几年内实现了由单一陆军向拥有陆海空三军的多兵种现代化军队的转型。那时全国掀起了向苏联学习的热潮,军队也是如此。当年在训练总监部工作的彭施鲁少将回忆:“1952年前后,我们在建军工作的一系列问题上,开始了一个向苏军学习的阶段。编制体制、兵役制度、条令规程、薪金制度、军衔制度、奖惩制度等,几乎全部是仿效苏军的做法。当时在总部工作的一些领导还提出过一些不恰当的口号,如‘不走样地学’、‘高学低用、死学活用、先学后用’等。”这些话,有的是国防部长彭德怀讲的,有的是当时主管训练工作的副总参谋长张宗逊提出的。

在“全盘苏化”背景下,解放军军事训练和教育工作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教条主义倾向。有的过分依靠苏方顾问,有的过于推崇苏军制度,并生搬硬套到日常工作和学习中。例如,南京军事学院曾实行“六小时一贯制”,每天上午连续学习6个小时,晚上加班学。学员感到很疲劳。考试实行口试,由一名主考和两名陪考向学员发问,被学员称为“三堂会审”。下级见上级要有报告词,哨兵换岗时要击鼓吹号。在军事学院学习的一些高级将领对这些教条的做法很有意见,认为违背我军的传统和作风,应予纠正。

在我军组织的军事演习和战役中,苏军顾问也与我军指挥员产生了分歧。1955年攻打一江山岛,是我军首次三军联合登陆作战。战前制订方案时,苏军顾问援引二战诺曼底登陆经验,主张利用夜色掩护实施登陆。前线指挥员张爱萍等认为黑夜登陆难度大,容易造成伤亡,主张白天登陆,争论得很激烈。结果否定了苏军顾问的意见,一战而胜。1956年军委组织济南战役演习,苏军顾问坚持主力由黄河正面反攻济南,刘伯承元帅则主张由徐州外线迂回敌后,争持不下。刘帅感觉苏军训练自成系统,我们的传统战法与其难以融合,报告军委请求加强我军传统军事理论教育,将以前的一切教材重新审查,斟酌取舍,同时建议自己编写军队的各种条令和教材。

刘伯承早年留学苏联,系统学习了苏军的理论,尊重苏军的正规化、多兵种协同作战经验。在主持南京军事学院工作期间,他亲自翻译苏军的条令和教材,将其引进到教学和训练中,同时他也研究中国古代兵书,从传统军事理论中汲取营养。他留用一批原国民党军将领,让他们讲授军事基本理论,并组织我军将领根据解放战争的作战经验,编写出一批战例。公正地说,刘伯承力求博采众家之长,为我军的训练和教学服务。

实践证明,“全盘苏化”带来了一些消极因素。1956年8月25日,战役系学员李夫克少将给刘伯承院长写了一封长信,除了对“六小时一贯制”和考试制度提出意见外,也谈到教材中空话太多、内容陈旧等问题。他强调学习现代战争理论应该和我军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刘伯承正在上海养病,对李夫克来信非常重视。他写信给院党委,建议将该信印发各级党委,展开讨论。在刘帅积极倡导下,军事学院内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在讨论中,有一些同志认为:苏军的经验是先进的,应该认真学习,即使是“批判地吸收”也要先学会了再说。没有学,怎么知道哪些应该批判?战史系教授会主任蔡铁根大校1956年10月20日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写信指出:向苏军学习已经五六年了,“在程度上说,我们还只‘升堂’,尚未‘入室’。‘要批判地接受’,‘要学习先进的经验’,这是科学的。可是当着还没有学,还没有学会、学通,甚至还没有沾过边的时候,就要来批判,他会批判出个什么结果来呢?”他说:“我们有不少这样的人,只重视自己的经验,不重视别人的经验;非要自己流血牺牲换来的经验才叫做经验,总是轻视别人的经验。这种思想不是出于盲目的骄傲,便是出于狭隘的经验主义。这种思想不克服,我们将非走弯路不可。”蔡铁根的这封信,反映了学苏问题上的另一派意见,这样的意见明显处于少数。

对于苏军经验,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元帅也经历了一个由学习到怀疑的过程。起初他全力提倡学习苏军,一度设想在部队中实行“一长制”。经过调查研究后,他主动放弃了这个设想。后来在检查海防工作时,他对部队按照苏军顾问的意图部署海岸炮兵极为不满,认为我军的空军力量与苏军不同,完全照搬苏军的防御体系不符合中国国情,在实战中是要吃亏的。1955年我军在辽东半岛组织大规模抗登陆演习,他认为演习的过程和文件都是事先准备好的,不符合实战要求。表示“这作为示范性教学是可以的,但不宜再搞。只有临时出情况,才能考验指挥员的处置才能,同时检验官兵素质和装备是否适合实战”。当中央号召反对教条主义时,他在行动上紧跟,是发自内心的。

【军内对彭德怀“反教条主义”有不同看法】

全军范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是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的。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导致中苏两党关系的变化。不久,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提出向外国学习“不能盲目的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并明确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

如何破除对苏联的迷信,反对教条主义,在军事学院和国防部训练总监部,争论尤为激烈。争论的焦点是:教条主义倾向究竟是局部的,还是全军性的;在一个单位中,究竟是占主导地位,还是只在某些方面存在。起初,这种争论是在民主的气氛下进行的,各种意见都可以毫无顾忌地表达出来。但是后来出现一些不正常的情况,把“反教条主义”扩大化了。

1956年9月,主持军训工作的副总长张宗逊派一个工作组到南京,了解军事学院中存在教条主义的情况。不少人对学院领导提了许多尖锐的意见,从他们说话的口气中,听得出对刘伯承院长是谅解的,但对其他领导借刘帅的威望压制民主则甚为不满。工作组回京报告后,11月张宗逊又带领工作组来到军事学院调查,并写出了正式报告《关于几年来训练工作的我见》,发表在1957年2月9日的《解放军报》上。

看过张宗逊的报告后,彭德怀在1957年2月与陈赓、谭政等率领国防部工作组到军事学院检查工作。听取干部和学员的汇报后,彭德怀指出:“根据汇报的情况来看,在学院教学中,不是有无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实际情况不相适应。”“产生这种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现象,也不是意外的,不能把责任归咎于哪一个人。要论责任,我也是有责任的。”他指责院校党委在反教条主义的问题上“采取徘徊、犹豫、拖延的态度”,强调“我军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所表现的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以劣势的装备技术战胜优势装备技术的强大敌人。这个特点过去一贯是我军制定作战原则的主要根据,因而我军的基本经验也是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经验。”“说我们过去的东西没有什么值得学习,是没有根据的。”“我军在学术方面现在最大的缺点,是我军的经验没有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总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学院应当着重研究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作为指针,来整理我军的历史经验。”回到北京后,彭德怀对讲话记录进行了整理,4月24日送毛泽东。

为了强调“反教条主义”问题,彭德怀又整理了一个《视察南京军区工作向党中央和军委的报告》,5月20日上报中央。经毛泽东批准后,发表在军内刊物《八一杂志》上。

彭德怀的《讲话》和《报告》,对军事学院的教学和训练持基本否定的态度,把教条主义提高到战略和军队建设的基本方针之争的高度。军事学院的主要领导不能接受,学院党委在3月间举行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反教条主义的决定》,但是对彭的定性有不同的看法。主持工作的陈伯钧副院长提出三点:1.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2.教条主义是实际工作中的错误;3.过去的方针、口号是正确的。院党委的《决定》体现了这个基调,把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写为“教条主义倾向”,而不是彭提出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钟期光政委到上海向刘伯承汇报,刘伯承对彭的提法是不同意的。他对钟说:你在南昌暴动时就当红军,难道会“背叛优良传统吗”?还说:“海、空军有什么传统?海军出航,你看宣传鼓动棚设在哪里?”

关于“以我为主”,总结我军革命战争经验,刘伯承是做了大量工作的。对这一点,刘伯承即使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查时,也实事求是作了说明。他说:建院之初,“在传统教育方面,教了毛主席著作,且经常以毛主席思想方法和中央决议整风和做思想工作,教党史、教政治工作、编讲战史,并曾经三次组织赴朝鲜学习作战经验,和组织学员编出许多战例,汇集为课业之用,成立战史系主要学党史、毛主席军事著作。”而编写我军战史的工作,是1956年4月彭主持军委第63次会议才决定由叶剑英、李达等组成筹备委员会,开始着手进行的。后来的事实证明,编写我军战史,总结我军经验,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细致的科研工作,决非短时期能够实现。

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训练总监部干部认为应追究责任。萧克等负责人认为:军队产生教条主义的责任首先在张宗逊。张宗逊在学习苏联高潮时期,曾提出“不走样地学 ”等过火的口号,现在又不切实际地夸大教条主义的严重性,令人难以信服。主持训练工作的叶剑英元帅也指出:张宗逊“当时在六位上将副部长中,他是唯一孤立的一个。大家对他意见很多。”张宗逊调离训总,回总参任副总长,1958年3月训总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后来演变成对张宗逊的批判会。

训总干部会议反映出一种情绪:许多人不赞成彭德怀对“反教条主义”的提法,有的干部要彭收回他给中央的报告,这样就使矛盾激化。彭德怀看了训总干部会议简报后质问萧克:你们哪里是在批斗张宗逊,就是批彭德怀么!这时正值中央成都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对教条主义的讲话。训总干部会议的立场得不到支持,被迫休会。而毛泽东对训总四级干部会的否定和军队内部争论的升级,导致了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反教条主义”斗争。

【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一封信,为军委扩大会议升温】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是根据中央成都会议的提议召开的,意图是用整风方式讨论军队建设中的重要问题。会前酝酿时,军委委员黄克诚大将表示:“训练问题已争了两年,这次会议非作结论不可。”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元帅指出:“萧克、张宗逊两个人的争论,实质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些话为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定了调子。

5月27日军委扩大会议开幕后,第一阶段是和风细雨的。彭德怀在5月30日的会议上讲话,虽然把批判教条主义上纲到很高的程度,但不想整具体人。31日,他特地将张宗逊、萧克、李达等同志找来座谈,说:“你们对敌斗争都坚决,不搞阴谋,不想推翻谁,都是好人、正派人,但思想方法都有片面性,是思想问题。今天只是整一整思想,分清是非,接受教训,不追责任。”“今天讲清楚,不是整倒哪个,只是把相互间的成见、意气消除掉。”

如果按照彭德怀的意图开会,军委扩大会议讨论的问题都会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内解决,但毛泽东的意图不是如此。会前他并未给会议定调,也没有干预会议进程。5月29日海军副司令员方强中将给大会主席团写信,对会议的开法表示不满,要求会议“以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纲,检查军队各方面的工作”。彭德怀将信转呈毛泽东,毛以极大的兴趣阅读并作了批示。信中说:“在我看来,我们的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战略方针都是正确的。在这方面,是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问题的。”毛泽东批道:“不存在问题么?”对信中反映的一些问题,如只强调正规化,不重视我军的传统;只讲学习苏联,不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等,毛泽东批示:“一方面有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就整个历史说来不占全军统治地位的另一个恶劣传统是存在着,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有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例如教条主义,军阀主义。”

毛泽东敏锐地抓住方强的信,表达了他的意图。他在信的开头批示:“此件写得很好,提出了问题。”“我暂时不宜于讲话,先要他们把问题都放出来。过几天,我准备找各小组长分别谈一下,调查一下情况,摸一下底。”6月7日,他给邓小平写信,要他“帮助德怀同志将军事会议开好”,“大事抓起来干”,并要求邓“应准备去讲一次话,时机可在结尾的时候”。

此时,毛泽东已经明确军委扩大会议要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要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解决问题。邓小平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召集几位元帅座谈,指出:会议的温度不够,暴露问题不够,决定改变会议方法,把大会发言和大字报、小字报结合起来,在一周内造成会议紧张气氛。这使彭、黄等人感到意外。黄克诚回忆:“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央领导军委整风,为彭德怀始料不及。我们未能领会中央精神,所以主持会议显得很被动。”在这个背景下,彭、黄开始转弯。9日黄克诚传达毛泽东指示:主席对我们的会议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会议要扩大范围。他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反对教条主义的指示:“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会议的形势发生急剧变化。

6月20日全体大会,与会者增至1442人,会场也从军委驻地三座门搬到中南海怀仁堂。彭德怀在讲话中提出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指责“军事教条主义者”“不是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而是搬运苏联的错误经验”,指出他们犯错误有“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他在讲话中还说:“我这个人是没有学问的,是丘八学校和农民学校出身的。出身寒微,是难以使人信服的。就是他们所说,反教条主义的人都是没有学问的。”毛泽东对彭的转弯颇为欣赏,在简报上批示:“此件值得一阅。”

【毛为“反教条主义”定了“路线斗争”的调子】

6月21日,毛泽东到会讲话。他的讲话谈笑风生,漫谈我军历史,其中一些话很有分量。他说:“我多年来没有管军事,有许多同志批评我,管军事管得很坏。”“你们批评得对,你们越批评我就越为舒服。你们凡是批评彭德怀同志的,也就是批评我。”接着他回顾了我军历史上几次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出:“有这么两部分教条主义,一部分是对资产阶级军事学或管理军队的制度,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种;再就是对苏联的,或叫无产阶级的军事学和管理军队制度,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在中央苏区一个时期是有的,至于中间两段——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照实际情况来打的,解放以后又发生了教条主义。”“我看总是有一点吧,多少有一点吧!研究一下看。有些人就是搬外国,不加区别的搬外国,这是妄自菲薄。”

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军队有两种传统:有优良的传统,有错误的传统;有正确的传统,有不正确的传统;有马克思主义的,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在政治上是如此,军事路线方面也是如此。和这些同志我们过去是有争论的,现在都能够团结一致了。个别同志硬是不通,得想办法帮助他们通一通,是说服,不是压服。”毛泽东的讲话不仅为反教条主义定了路线斗争的调子,而且列举历史事例,进一步扩大了斗争的范围。

6月23日、29日,毛泽东两次召集会议各小组长座谈,对军委扩大会议作进一步的、具体的指示。23日的谈话还没有涉及具体人,他指出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29日的讲话则是针对刘伯承、萧克讲的,并对二人作了不同的评价。对刘帅,毛指出他“两头差些,中间好”。这是有深刻含义的。1930年代在江西苏区,刘从苏联留学回来,任红军总参谋长,曾写文章批评过毛的游击战术,指出:“有些同志并不从现代军事艺术的进度和我们现在实际环境来活用现代的战术与战略,硬把古时的三国演义无条件的当现代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的当现代战略。”当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也未成熟,毛尚未在党内确立领导地位和权威。刘伯承认为红军的战术应该正规化,反对游击习气,是在党内正常表达自己的意见。对此,毛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说:“有人说要学我的军事学,我是没有什么军事学的。我有什么军事学?不过只写过几篇文章。主要是两篇文章,一篇是答复中央苏区那时候的争论的。(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作者注)因为怄了一肚子气,人没有气是写不出文章来的。”而“中间”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刘在军事指挥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但是对萧克,毛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抓住一些历史时期的恩怨,将萧克定性为“投机”。

29日的座谈中,毛泽东谈道:“学习苏联,过去学,今天学,将来也学习。但学习要和我们具体情况相结合。要同他们讲:我们学你们的,你们又是学哪里的呢?为什么我们不能独创?”林彪插话说:“我军在政治上,如党的领导、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我们有一套。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是很高的,主席更不要讲了。”“关于军事科学、战略问题,我们有系统的一套。列宁死得早,在这个问题上来不及搞,斯大林没有系统的一套。不必学苏联的,战术问题上半学半不学……半不学,如战术思想,我们有毛主席的,就不学他们的。”这些话很合毛的心意,毛称赞说:“这样好!”

29日的座谈是军委扩大会议的核心内容。由对事不对人到既对事,也对人。在树立领袖权威方面,彭德怀远不如林彪能体察毛泽东的内心。

以后的大会变成了对刘伯承、萧克等人的批判会。有了毛的定调,刘伯承作了检讨之后,得到与会者的谅解。但是对萧克,采取了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斗争范围越来越大,叶剑英、粟裕、李达、陈伯钧、钟期光、宋时轮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和打击。萧克回忆:“这时已毫无民主可言了,我们只能坐在被告席上挨批斗,没有说话、申辩的权力。”

过火的批判,把“反教条主义”的斗争扩大化,由部分单位波及全军。一些历史问题和恩怨也在会议上表现出来。特别是总参谋长粟裕,在事先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遭到批判。批判粟裕的发言者说他有“野心”、“重名利”,把一些工作中的分歧上纲。本来这些问题与教条主义没什么关系,却成了会议批判的重点之一。结果,刘伯承被免去了领导职务,粟裕、萧克、李达等一批将领受到错误的组织处理。蔡铁根则被撤职、开除党籍,“文革”中作为“反革命”惨遭杀害。以后30年间,军队强调突出政治,军事训练和正规化建设无法正常开展。直到改革开放时期,全军上下才意识到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重要性。但是,我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和世界先进水平拉开了很大的差距,要弥补过去的损失,赶上国防现代化的步伐,需要付出几倍的努力和代价。

【历史的教训与启示】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检验,对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和“反教条主义”斗争已经有了结论。邓小平在《悼伯承》一文中评价刘伯承同志说:“他在军事学院的许多建树,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至今仍有重大作用。1958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

回顾上述事实,我们应当吸取哪些教训?

1.军队建设,应当实事求是地摸索经验,切忌走极端。从全面学习苏联到“反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军由战争年代的非正规化向正规化的多兵种合成军队转变,势必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不是通过一两次运动就能达到目的的。1950年代初期,学习苏联军队的先进经验是必要的、正确的,不过,在某些方面也出现了生搬硬套苏军一些做法的教条主义倾向,但这些倾向没有形成全军性的错误。当意识到苏军的经验与我军的实际有差距时,不是采取逐步扭转,而是采取矫枉过正的方法,全盘否定以前的工作,而我军的经验又不能马上跟上,结果造成了思想混乱,欲速不达。

2.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吸收外军的先进经验,是我军正规化建设和反侵略战争所必需的。建国初期对苏军、美军的经验还是比较重视的,后来“反教条主义”,强调“政治挂帅”,盲目自信,加上历次政治运动的干扰,拉大了我军与外军的差距。海湾战争爆发后,我们才意识到现代化战争的发展水平,从而全力追赶高科技,研究现代战争。如何借鉴外军经验,我们有许多教训需要总结。

3.军队建设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方式,是一个不断探索、总结的过程,有争论是正常的,绝不能将争论上纲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应该指出,在1958年以前,军队内部的民主空气是相当浓厚的,不论职务高低,大家都可以就国防战略、我军建设等重大问题畅所欲言,并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但是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以后,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甚至与宗派山头等历史纠葛混合在一起,给党内军内造成恶劣影响。1958年批判教条主义,彭德怀还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仅仅一年后,在庐山会议后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成了集中火力打击的对象。这样的历史悲剧,直到“文革”结束后,我们才开始了真正的反思。

反社会主义 第12篇

在中国教育发展后期, 教育研究领域普遍容易受到外界知识论的影响, 大部分的研究学者喜欢利用新的理论观去阐述教育问题, 根据新的科学理论表述教育问题, 他们用不同的研究表达个人的教育观。当然, 世界各界的教育学研究者也是如此。随着科学的发展, 社会的进步, 教育学不在是传统的模式, 在各个层面都发生了重大改变, 在各个学科也不再要求用特定的理论去教学, 对知识传播也不再一成不变, 不再依靠理论知识, 不再用客观因素去研究教育理论, 教育学不再是特定的模式。教育学的模式开始有了不断创新。随着这种模式的发展, 反本质主义的理论观开始涌现, 反本质主义学者要求进行反对本质主义教学论。这是我国教育研究史上一次理论大革命, 沉重反击驳论本质主义教育研究。本质主义教育研究者不予赞同, 以同样的方式反击驳论反本质主义, 导致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反驳越来越激烈。

在本质上可以体现出, 两者是在不同的教学理念、不同的思想观念、不同的教育模式上争辩相互观点, 两者之间没有科学界定, 理论的概念也不同, 实践依据也不同, 但最终的目的都是为找出正确的科学的最规范的教育学, 制定最完善的教育思想, 促进教育学研究的进步, 大力发展教育学工作。

二、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领域定义

1.本质主义:

追述的观点在于事物的本质, 任何理论知识、科学规律都要以本质为出发点来阐述理论。本质是本身事物的基本表现。不会因时间、环境变化而改变。本质主义是西方哲学家追溯研究得出的科学知识论, 是西方哲学家推动发展而来的教育学理论。

首先, 本质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某种特定规律存在的, 是不会因时间、社会的发展而改变, 这就是本质主义的绝对论。其次, 本质主义认为事物都有一个基础原理存在, 不会随着社会的变迁、事物的变化而改变, 这就是本质主义的基础论。最后, 本质主义认为社会的发展需要依靠科学的理论依据, 应该从科学的发展观去认识世界, 改变世界, 这就是本质主义的科学论。本质主义主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是:认识和改变任何事物, 都要从事物的本质出发, 用科学的理论观点, 研究一切理论知识, 信奉一切本质理念、本质思想、本质真理, 通过科学的研究观察贯彻思想。总之, 世间万物都要以本质为基础, 用科学的发展观探究事物的是本质主义的重要意义。

2.反本质主义:

近年来, 世界各界学者开始对本质主义进行激烈的反驳, 他们批判本质主义的理论观, 反对本质主义的中心思想。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纷纷提出许多质疑的问题, 这些反对思想和质疑问题凝聚在一起, 形成了一批反对派, 即反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是对本质主义的批判, 是对绝对论、基础论、科学论从本质出发的质疑思想, 不仅否定了本质主义的学术理论, 更是对教育学研究提出了新的理论思想。

在近代教育学领域, 反本质主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许多研究学者普遍认识到反本质主义在研究学理论上没有具体的思想依据, 但在各个研究领域, 反本质主义的理论都能反映出不同的理论思想。同时, 一些研究学者认识到反本质思想贯穿于各个思想领域, 其思想表现为抽象的、客观的。许多事实证明, 反本质主义在某些教学领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不仅促进了某些领域的发展, 还得到了科学的实践理论。

三、教育学研究中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定义

1.本质主义在教育学中的含义

本质是世间万物的基础, 是连接事物的桥梁, 是由事物之间相互存在、相互影响产生的结果。事物表面产生的影响, 是本质的表现。本质的表现和产生的影响是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在教育学中, 学者应该通过产生的影响来阐述本质的表现。而不应该通过表面, 发表没有实践真理的理论。

从这个结论可以得到, 本质的表现和产生的影响是相对存在;本质是世间万物的基础, 是连接事物的桥梁, 那么, 本质的表现和产生的影响就是世间万物的组成部分, 也是事物与事物之间相互区别、相互独立存在的基础原则;在科学研究方面, 也要充分理解和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基础。“本质主义”在教学中的含义可以解释为是对世间万物的基础, 事物之间的联系所理解得出的思想理论观, 是研究教育本质, 是对教育学的客观规律做出的表述。

本质主义是西方研究学者发展出来的思想。人们对事物的认识都是从单一的某个方面现象再到某个事物具体的本质, 从理解本质的现象再到得出本质的理论。用科学的发展观, 以实际行动来理解本质。

在本质主义中, 基础主义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基础主义是本质主义在世间万物中的体现, 它体现了哲学的思想观念。基础主义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一种哲学的理念, 它的性质不会随着时间、事物的变迁而改变。基础主义的中心思想是:发扬教学是本质主义这一科学的理论, 贯彻的落实本质主义教育学。这应该是所有哲学研究者需要追求的理论, 并用实践的真理证明这个理论。

由上述分析得出结论, 教育学发展的内在条件和外在影响, 从基础主义的哲学思想到西方哲学思想论, 教育学都客观的体现了本质主义的观点。

2.反本质主义在教育学中的含义

根据前面的表述, 反本质主义是在近代发展形成的, 也是近代教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近代教育学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反本质主义在科学及其他领域创造了新颖有趣的思想理论, 但同时, 研究学者也必须更加客观的分析, 更好的反映反本质主义的意义。

在反本质主义教育学中, 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问题, 探索的层面不是很广泛, 教育学并不是单一的片面的, 它是各个方面的理论研究。反本质主义主要是反对本质主义而存在, 不提倡以本质为出发点来发展教育学论, 事物是相对存在的矛盾个体, 反对本质主义中的基础主义, 应把集体教育的理念转变成每个学生的个别教育。应改变大范围的表述研究理论, 从具体事物中进行研究。

在教育研究学中, 反本质主义着重性质研究、内容研究、实践研究。反本质主义在研究资料方面, 主要提倡事实论、对话论等[4]。反本质主义对教育学研究的重大意义在于用实践的真理, 吸取人类学研究理论及探究教育的意义, 慢慢发展成为了又理论依据的探索模式和方法。

四、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反差

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经过长期的激烈斗争, 从开始的激烈对驳, 到后来的争论过度, 再到深入探讨研究, 争论的观点有几个基本的特征, 有关于劳动力同上层社会理论、有实践是一切理论、有本质的多样化。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曾经历经了对驳最为激烈的时期, 当时社会提倡信仰一切事物以真理为依据。在新的时期, 社会的发展, 促进了教育学的发展空间, 各个领域的研究学者根据不同的思想理论依据开始对教育学进行了探讨, 研究得出开导深刻理解为教育学的基本观, 这些问题都深刻的反映了教育学存在的问题, 渐渐形成了本质主义思想理论。普遍教育学者认为, 共同的研究目标是教育发展的本质要求, 这个共同目标是导致教育本质的激烈变驳的原因, 同时不同的科学信仰和观念, 也会因事物的本质和普遍存在的客观规律改变。科学的分析教育本质问题, 遵循有序的研究程序, 在教育研究中, 用实践的科学依据探讨教育学理论。在传统的教育中, 本质主义要求普遍采用逻辑思维, 从一个问题出发, 联想到与这个问题相关的论证方法, 新的学术概念, 通过辩证探讨出问题的核心和中心观点。这些问题的论证依据是根据科学研究者的研究结论、实践、科学探讨得出来的理论和观点。在本质主义中, 得出解决问题的不仅要结合科学家的实践结论, 还要自身去研究探讨。本质主义理论思想通过不同的研究方式, 不同的理论基础, 可以得出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教育观念的不同, 探究方式不同, 以这些为出发点, 就难以探索研究出相同的研究结论, 导致了教育学观念的区别化。同时, 本质主义教育学的基本要素也不同。这些不是教育根源的问题, 不是科学家实践实例的问题。因为教育学本身就存在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分歧, 都具有各自的科学观点和理论, 都有各自的教育发展观。本质主义要求相对独立的思想观是教育学领域必要的基础。

前文对教育学本质主义的分析, 得出反本质主义在教育科学研究过程中, 是有相对的共同依据, 在教育学理论和观念上也是共同的。在学校, 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 学生所处位置, 对知识研究的认识, 都是统一的。在教育学研究中, 已经发展成为了较为稳定的连接关系, 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探讨模式, 都是相互存在的。在科学研究设计方面, 性质研究、内容研究、实践研究等方面的设计, 都是反本质主义的具体体现。反本质主义对本质主义的首要反驳是在对实体信仰方面。从反本质主义的观点出发, 可以发现在教育学发展的同时, 也带给了教育学严重的影响。反本质主义过于不切实际的教育学论, 导致教育学者接受了有为科学发展的教育观念, 同时, 也造成了教育学者忽视了实践、实验, 造成教育学者过度自大, 毫无实践根据的理论讲说, 造成了理论讲说不科学、孤立的状态。

五、结语

教育学是一个多元化、知识科学化的广大领域, 在教育学的发展史中, 不同的知识层面对教育学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教育学中的本质主义不仅仅是单一的教育思想理论, 更是对普遍事物的认知、思考、研究。而教育学中的反本质主义是探讨科学理论信仰和具体研究方案的实施。二者之间理论不同, 出发点不同, 这是造成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长期斗争、观念和理论争论越来越激烈的根本的原因。总的来说, 从不同的角度, 认识和理解问题的观念会有所不同, 对教育学的理念也会有所不同。教育学研究中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应该相辅相成, 从相互矛盾转变相互交流, 以促进教育学研究为出发点, 共同为教育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摘要：教育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一直是这几年来重点讨论的问题。教育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不仅仅是单一的教育思想理论, 更是对普遍事物的认知、思考、研究。教育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不是争对某个领域做出的理论, 而是对整个社会做出的理论思考。教育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是相辅相成, 共同反映教育方面的问题, 共同研究教育的知识领域。

关键词：教育学研究,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

参考文献

[1]周继良.也论教育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J].现代教育管理, 2011, (11) .

[2]吴晓鸣.体育科研中唯物辩证法的主要方法论[J].兵团教育学院学报, 1999, (1) .

[3]任洪荡.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的内在统一[J].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 2004, (4) .

[4]蒋磊.建构.反思.公共性——陶东风近年学术思想的三个关键词[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6) .

[5]陈建兵.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研究述评[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06,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