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患者范文

PD患者范文（精选7篇）

PD患者 第1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8月-2015年1月于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接受治疗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90例纳入研究的慢性乙肝组。其中,男性51例,女性39例,年龄34~67岁,平均(47.12±8.05)岁,均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对于慢性乙型肝炎的诊断标准且未接受过抗病毒治疗,入组患者在了解研究过程后签署知情同意书。取同期在本院进行健康体检、不伴有肝功能异常的正常人群82例作为健康对照组。其中,男性43例,女性39例,年龄30~71岁,平均(45.84±8.31)岁。本次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并批准,入组研究对象的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可以进行进一步比较。

1.2 血清生化指标的检测

取新鲜外周血10 ml,离心得到血清后,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谷氨酸-丙酮酸转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partate transaminase,AST)含量,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剂盒测定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 6,IL-6)、白细胞介素8(interleukin 8,IL-8)的含量。

1.3 外周血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表面PD-1/PD-L1表达

取新鲜外周血10 ml,采用密度梯度法分离单个核细胞,用磷酸缓冲盐溶液(phosphate buffer saline,PBS)调节细胞密度为1×107/ml。在每个反应管中加入上述细胞悬液100μl,而后避光孵育APC标记的CD3、Per CP标记的CD8、FITC标记的PD-1、FITC标记的PD-L1抗体20 min,PBS洗涤2次后弃上清液,加入1%多聚甲醛300μl固定,在流式细胞仪上以CD3+T细胞为门,计数CD3+CD8+,测定PD-1、PD-L1阳性细胞占CD3+CD8+细胞的比例。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数据用均数±标准差(±s)表示,用t检验。多组间计量资料的比较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用LSD-t检验,两指标间的相关性用Pearson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外周血中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表面PD-1/PD-L1的表达

慢性乙肝组患者外周血中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表面PD-1和PD-L1的表达量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两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不同HBV载量患者外周血中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表面PD-1/PD-L1的表达

不同HBV载量患者外周血中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表面PD-1和PD-L1的表达量有差异;HBV载量越高,外周血中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表面PD-1和PD-L1的表达量越高。见表2。

2.3 血清中生化指标

慢性乙肝组患者血清中ALT、AST、IL-6、IL-8的含量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两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4 PD-1/PD-L1表达量与血清生化指标的相关性

外周血中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表面PD-1和PD-L1的表达量与血清ALT、AST、IL-6和IL-8的含量呈正相关。见表4。

3 讨论

目前的研究认为,造成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体内HBV持续感染的关键病理环节是细胞免疫功能低下,尤其是细胞毒性T细胞所介导的细胞免疫应答低下。但是,关于细胞毒性T细胞功能低下的原因尚未明确。细胞毒性T细胞的功能不仅受到辅助性T细胞、调节性T细胞的影响,细胞毒性T细胞本身表达多种共刺激分子并且能够影响细胞的数目和功能。在诸多共刺激信号分子中,PD-1/PD-L1是最关键的负性共刺激信号[3]。笔者对慢性乙肝患者外周血中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表面PD-1/PD-L1表达量的分析也证实,慢性乙肝组患者外周血中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表面PD-1和PD-L1的表达量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这就说明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体内存在PD-1/PD-L1所介导的负性共刺激信号过度激活的现象。

PD-1是CD28/B7家族的成员之一,主要表达活化的CD4+和CD8+T细胞、B细胞,其配体PD-1L主要表达与B细胞、T细胞和巨噬细胞。PD-1与PD-L1以配体-受体方式结合后能够诱导靶细胞发生凋亡、造成细胞功能减退。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表面的PD-1和PD-L1主要与细胞凋亡有关[4,5]。为了进一步明确外周血中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表面PD-1/PD-L1与HBV感染的关系,笔者分析了不同HBV载量患者外周血中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表面PD-1/PD-L1的表达,结果显示:HBV载量越高,外周血中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表面PD-1和PD-L1的表达量越高。这就说明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表面PD-1/PD-L1表达量的增加与HBV感染加重、载量增加有关。

HBV持续感染会造成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肝功能损伤,表现为肝细胞破裂、胞浆中多种转氨酶释放入血[6]。ALT和AST是临床上评价肝功能损伤最常用的生化指标,笔者的分析证实,慢性乙肝组患者血清中ALT、AST的含量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且与外周血中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表面PD-1和PD-L1的表达量呈正相关。HBV感染所激活的炎症反应是造成肝细胞损伤的重要环节,IL-6和IL-8是介导炎症反应关键的细胞因子[7,8]。笔者对血清炎症因子含量的分析证实,慢性乙肝组患者血清中IL-6、IL-8的含量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且与外周血中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表面PD-1和PD-L1的表达量呈正相关。由此说明外周血中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表面PD-1和PD-L1的表达量与慢性乙肝患者肝功能损伤程度、炎症反应程度等病情密切相关。

综上所述,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外周血中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表面PD-1和PD-L1的表达量显著升高且与肝损伤程度、炎症反应程度相关。

摘要：目的 研究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外周血中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表面程序性死亡分子-1(PD-1)/程序性死亡分子-1配体(PD-L1)的表达及其与病情的相关性。方法 选择慢性乙型肝炎患者90例和健康体检者82例进行研究。分别纳入慢性乙肝组和健康对照组,检测外周血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表面PD-1、PD-L1的表达量以及血清生化指标。结果 慢性乙肝组患者外周血中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表面PD-1和PD-L1的表达量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乙型肝炎病毒载量越高、外周血中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表面PD-1和PD-L1的表达量越高;慢性乙肝组患者血清中ALT、AST、IL-6、IL-8的含量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且与外周血中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表面PD-1和PD-L1的表达量呈正相关。结论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外周血中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表面PD-1和PD-L1的表达量显著升高且与肝损伤程度、炎症反应程度相关。

关键词：慢性乙型肝炎,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程序性死亡分子-1,炎症反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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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患者 第2篇

(Programmed cell death 1, PD-1) 、白细胞介素10 (Interleukin-10, IL-10) 为观察指标, 探讨三者的相关性, 旨在为乳腺癌的研究提供数据支持,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选取我院病理实验室石蜡切片标本63例和我院手术切除新鲜标本27例, 所有患者在术前均未行放、化疗治疗, 以乳腺癌标本55例为观察组, 乳腺正常组织35例为对照组。

1.2 免疫组化方法

本研究所有切片标本均经同一条件进行免疫组化, 每次染色均设有空白对照, 经脱蜡、水化后, 分别加入50μl过氧化物酶阻断溶液、50μl一抗 (浓度均1:200的B7-H1和IL-10, 浓度为1:50的PD-1) 、50μl生物素标记的第二抗体、正常非免疫动物血清、50μl链霉素抗生物素-过氧化酶溶液、新鲜配制的DAB溶液, 每次加溶液前均用PBS溶液冲洗3次, 后将PBS溶液除去。最后用清水冲洗溶液, 终止显色, 经脱水、透明、封片后通过显微镜观察结果。

1.3 结果判定标准

通过细胞膜上B7-H1、PD-1和IL-10阳性染色的细胞个数进行组织学分析, 显示为棕黄色颗粒提示抗原阳性物, 无着色为0分, 淡黄色为1分, 棕黄色为2分, 棕褐色为3分;无阳性细胞为0分, 阳性细胞数≤10%为1分, 11%~50%为2分, 51%~75%为3分, >75%为4分。结果判断:两项得分相乘结果≥3分为阳性, <3分为阴性, 其中0~2分为 (-) , 3~4分为 (+) , 6~8分为 (++) , 9~12分为 (+++) 。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9.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 两组比较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 相关分析采用Pearson分析方法, 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B7-H1、PD-1和IL-10表达情况比较

观察组B7-H1、PD-1和IL-10表达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

2.2 B7-H1、PD-1在乳腺癌中表达的相关性

B7-H1、PD-1在乳腺癌中的表达呈正相关, 见表2。

2.3 B7-H1、IL-10在乳腺癌中表达的相关性

B7-H1、IL-10在乳腺癌中的表达无明显相关性, 见表3。

2.3 PD-1、IL-10在乳腺癌中表达的相关性

PD-1、IL-10在乳腺癌的表达中无明显相关性 (P>0.05) , 见表4。

3 讨论

有研究显示, 在多种癌症患者体内均可检测到B7-H1m R-NA, 本研究结果显示, B7-H1在乳腺癌中阳性表达率为76.36%, 在正常乳腺组织中也有少量表达, 但明显低于乳腺癌患者, 提示B7-H1阳性有助于协助诊断乳腺癌。PD-1是介导抑制信号的协同刺激受体, 为B7-H1受体, 属B7家族成员, 两者结合后可向T淋巴细胞提供抑制性信号, 导致肿瘤特异性T淋巴细胞凋亡[4], 从而引起机体过度的免疫反应, 以致对相应的组织和器官造成伤害[5]。本研究结果显示, PD-1的阳性表达率为85.45%, 且经相关分析后显示, B7-H1、PD-1在乳腺癌中的表达呈正相关, 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6]。

IL-10的主要作用是通过抑制1型T辅助细胞因子来发挥免疫抑制作用[7]。同时, IL-10也是在肿瘤发生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免疫抑制因子, 在本研究中IL-10的阳性表达率较高, 为89.09%, 其阳性表达与B7-H1、PD-1无明显相关性, 可能的原因在于B7-H1、PD-1两者结合抑制IL-10的分泌, 但B7-H1与未知受体的结合又促进IL-10的分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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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患者 第3篇

根据会上公布的2项研究数据, 对当前任何已获批药物均无治疗反应的晚期霍奇金淋巴瘤 (HL) 患者, 接受默沙东Keytruda和百时美Opdvio治疗后, 能够达到完全缓解。2项研究均未报道生存数据, 不良反应与实体瘤研究中相似。这些研究证明, 所谓的PD-1/PD-L1检查点抑制剂可以调动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来识别并杀死某些类型的血癌细胞, 正如该类药物在实体瘤如黑色素瘤和肺癌中所表现的出的强大疗效。基于这些早期研究的数据, 默沙东和百时美计划开展更大规模的临床研究, 用于支持各自PD-1抑制剂治疗血液相关癌症的监管申请。

另外, 根据在晚期霍奇金淋巴瘤 (HL) 临床研究中所观察到的利好数据, 默沙东和百时美也可能探索将各自的药物用于早期霍奇金淋巴瘤 (HL) 的治疗。这一开发策略, 将对西雅图遗传学 (Seattle Genetics) 的药物Adcetris形成严峻的竞争威胁。不过, 也存在PD-1/PD-L1抑制剂与Adcetris具有互补作用的可能性, 联合疗法值得开展研究。

PD患者 第4篇

1 PD-1和其配体的发现与结构

1992年, Ishida等[1]首先发现PD-1是一种诱导细胞凋亡的分子。PD-1最初是在研究差异杂交时被发现的;它能导致造血干细胞系和杂交瘤T细胞发生细胞凋亡, 并且这两种细胞系的凋亡需要RNA的重组和蛋白的合成。通过对死亡的造血干细胞和杂交瘤T细胞c DNA和m RNA的克隆和分析发现它们都可以编码PD-1互补DNA。通过对PD-1核苷酸序列分析推断PD-1是一种属于膜蛋白Ⅰ类分子, 并且在细胞外结构域上有一个Ig V的的区域。然而, 研究发现PD-1的c DNA在造血干细胞系和杂交瘤T细胞系的表达增加并不能诱导细胞凋亡, 而且PD-1的功能仍不明确。在PD-1基因敲除的小鼠自发性狼疮性关节炎和血管球性肾炎中发现PD-1对免疫反应起到负性调控的作用。Freeman等[2]通过数据分析发现B7类似的分子, 通过生理学和功能学试验, B7类似分子被认为是PD-1的配体并且取名为PD-L1, 随后命名为CD274;进一步研究发现PD-L2, 命名为CD273。

PD-1属于Ⅰ型膜糖蛋白, 它的组成包括Ig V结构域, 并且与CTLA-4, CD28和共刺激分子拥有21%~33%的相同序列。CTLA-4形成了同型二聚体, 而PD-1由于缺乏膜近端的半胱氨酸残基, 因此它需要CD28分子家族的其他同型二聚体, 并且它是以单体的形式存在于细胞表面。PD-1的细胞质结构域有两个络氨酸残基组成, 其中一个为免疫受体络氨酸抑制基序 (ITIM) , 另一个组成免疫受体络氨酸转化基序 (ITSM) , 它们是PD-1发挥免疫抑制功能所必需的两个受体[3]。PD-Ls也属于Ⅰ型膜糖蛋白, 由Ig C和Ig V两个结构域组成。PD-L1和PD-L2的氨基酸序列重叠性达40%, 而PD-Ls与B7s的氨基酸序列重叠性约20%。然而, PD-L1如何表达抑制性信号的机制尚不明确。

2 PD-1的表达调控

PD-1表达于CD4和CD8T细胞、B细胞、单核细胞、NK细胞和树突状细胞 (DCs) 。研究表明PD-1在T细胞受到刺激后数小时内可表达于激活的T细胞表面, 而静止期的T细胞不表达PD-1。对于PD-1配体来讲, PD-L1和PD-L2也有不同的表达。PD-L1持续表达于T细胞和B细胞, DCs, 巨噬细胞, 间充质干细胞和骨髓源性的细胞。此外, PD-L1还可广泛表达于非造血细胞表面, 包括肺, 血管内皮细胞, 肝脏非实质细胞, 间充质干细胞、胰腺细胞等。相反, PD-L2仅表达于活化的树突状细胞, 巨噬细胞, 骨髓源性细胞和超过50%以上的腹膜B细胞[4]。对比研究表明, PD-L1和PD-L2敲除的小鼠与抗PD-L1和PD-L2的抗体均可抑制抗原递呈细胞的功能并且两种配体在组织上有不同的功能特性[5]。

T细胞或B细胞受体介导的信号反应可以诱导PD-1的表达, 并且肿瘤坏死因子可以使PD-1表达扩增。特别是在慢性感染中, PD-1在CD8T细胞表面的表达依赖于抗原决定族的识别[6]。然而, PD-1表达调控的机制依然不清楚, 但是PD-1的上调与IFN-α, IFN-β和IFN-γ相关。IL-4和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可诱导PD-L2在树突状细胞表面表达, IL-10可以诱导PD-L1在单核细胞表面表达。

3 PD-1信号抑制作用的分子机制

PD-1的抑制机制首先在B细胞系进行研究。PD-1的ITIM和ITSM中的α-氨基对羟苯丙酸残基通过Lyn磷酸化进而上调BCR与Fc PD的交叉偶联, 并且磷酸化的ITSM而非ITIM的α-氨基对羟苯丙酸残基通过SH2的区域募集SHP-2。而SHP-2使BCR近端信号分子包括Iga/b和Syk去磷酸化, Iga/b和Syk可以减弱下游分子PLCg2, PI3K, vav和ERK1/2的激活[7]。另外, 有报道称PD-1抑制TCR信号是通过相似的通路。研究表明在T细胞表面ITSM的磷酸化通过募集SHP-1和SHP-2发挥作用。SHP-1与PD-1磷酸化的ITSM结合, 其抑制功能较SHP-2明显减弱。ITSM首先被定义为CD150具有双重功能。

PD-1信号已经证实在诱导免疫耐受和调节性T细胞形成过程中起重要的作用。最近, Francisco等[8]研究表明PD-1的增加首先诱导调节性T细胞的形成。此外, PD-1的信号维持Fox P3的表达并且增加他们发挥抑制信号的有效性。PD-1诱导的调节性T细胞表达磷酸化的Akt, m TOR, S6和ERK2的能力降低, 同时PTEN表达升高, 提示PD-1信号通过中和Aktm TOR来促进调节性T细胞的增殖。

4 PD-1的生物学意义

4.1 PD-1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作用

PD-1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起作用是通过PD-1基因敲除小鼠的自身免疫疾病研究中首次被证实。PD-1的缺失导致自身迟发型红斑狼疮疾病的发展伴随Ig G3在肾小球沉积以及由于自身抗体对肌钙蛋白Ⅰ的作用导致的扩张型心肌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动物研究模型进一步强调PD-1及其配体对免疫调节功能的重要性。非肥胖型糖尿病动物模型中发现, PD-1在胰岛细胞表面表达升高。在非肥胖型糖尿病动物中注入PD-1抗体或PD-L1抗体可以加速糖尿病的形成, 并且与胰岛炎和T细胞的促炎因子的产生相关[9]。单纯阻断CTLA-4仅能加速新生儿糖尿病的发展。而阻断PD-1/PD-L1可以加速年幼和年长糖尿病大鼠的发展过程。在自身脑脊髓炎 (EAE) 模型中, PD-1和其配体同样可以抑制EAE。PD-1通过增加IFN-γ诱导的髓鞘少突胶质糖蛋白 (MOG) 以及MOG特异性抗体加重EAE的发展过程。

PD-1参与人类自身免疫性疾病已经成为事实。研究表明, PD-1基因与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形成存在紧密的联系。PD-1与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相关, 包括Ⅰ型糖尿病, 多发性硬化症, 类风湿性关节炎, Graves病和强制性脊柱炎[10]。一些人类自身免疫性疾病研究表明PD-1和其配体具有重要的调节功能。多发性硬化症患者使用IFN-β治疗6个月后体内的PD-L1m RNA较未治疗前增加8倍以上, 提示IFN-β的抗炎反应促进PD-L1表达。PD-L1的自身抗体已经在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体内已经被证实与疾病的发展相关, 并且该抗体能够阻断PD-1-PD-L的抑制性功能, 进而阻断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展过程。

鉴于PD-1-PD-L通路在自身免疫中的重要性, 通过增加PD-L的表达或控制PD-1对于改善自身免疫性疾病提供了一种新的靶向治疗。进一步研究通过控制PD-1-PD-L途径可以评估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策略。

4.2 PD-1与慢性病毒感染

在慢性病毒感染期, 病毒特异性CD8T细胞表现为对抗原的无反应性和无功能性的消耗状态。这些不断消耗的CD8T细胞的共同特性表现为不断丢失细胞毒性和分泌IL-2、TNF-α及IFN-γ的能力。在大鼠淋巴细胞性脉络丛脑膜炎病毒 (LCMV) 模型中一个特征是CD8T细胞的消耗, 这种损害也存在于在人类HIV、HBV、HCV等病毒感染性疾病中[11]。他们首先证实在LCMV模型中PD-1高表达与消耗性CD8T细胞的关系, 并且PD-1-PD-L途径对调节性T细胞的耗竭起重要的作用。在急性LCMV感染后PD-1短暂性的在CD8T细胞膜上表达后迅速下调。在慢性LCMV感染中, 淋巴组织或非淋巴组织中CD8T细胞膜上的PD-1持续性高表达。在慢性病毒感染性疾病中, PD-1在每个细胞表达的水平对于调控T细胞的功能是非常重要的。HIV特异性CD8T细胞表达PD-1的比例与病毒负荷及其增殖能力的降低相关[12]。慢性HCV感染中特异性CD8T细胞也表现为T细胞增殖和分泌能力的下降, 这种变化与PD-1的表达相关。因此, PD-1可以作为病毒特异性CD8T细胞的标识, 代表T细胞的消耗水平和疾病严重性。

在慢性病毒性感染中PD-1-PD-L途径对CD8T细胞的作用是调控其对病毒杀伤作用。在小鼠实验中, 用PD-L1抗体阻断PD-1途径可以使细胞因子的产量增加, 促进LCMV特异性T细胞的增殖, 更重要的是可以降低病毒负荷。在灵长类动物猴免疫缺陷病毒感染试验中, 使用PD-1抗体阻断PD-1途径可促进病毒特异性CD8T细胞增殖和分泌功能, 同时降低血清中病毒的含量[13]。研究表明, 用单克隆抗体阻断PD-L1后可促进HIV特异性T细胞增殖及TNF-α、IFN-γ和丝氨酸蛋白酶增加[12]。然而, 阻断或限制PD-1或其配体也可导致自身免疫性疾病, 进一步研究需要寻找有效的方法控制这条途径激活病毒特异性T细胞同时降低导致免疫性疾病的风险。

4.3 PD-1抗肿瘤免疫的作用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肿瘤的免疫逃避依赖于PD-1介导的免疫抑制完成的。PD-L1和PD-L2已经证实在多种实质性肿瘤和血液病中表达。而且, PD-Ls在肿瘤细胞的表达与肿瘤的预后有很强的相关性, 这已经在多种肿瘤中得到证实, 这些肿瘤包括肾细胞癌、卵巢癌、食管癌、膀胱癌、胃癌、胰腺癌和恶性黑色素瘤。Thompson等[14]研究表明PD-L1在肾细胞癌表达, 肾细胞癌死亡患者体内淋巴细胞表面PD-L1的水平约为非死亡患者的4.5倍。Hamanishi等[5]研究发现PD-L1和PD-L2均阳性的肿瘤患者较其均阴性的肿瘤患者有更低的存活率。

目前, 很多研究报道肿瘤细胞表面的PD-Ls可抑制抗肿瘤免疫, 它是通过抑制T细胞的激活和肿瘤细胞的坏死或诱导肿瘤特异性T细胞的凋亡来发挥作用。树突状细胞表面的PD-Ls也可以抑制T细胞的激活。同时, 很多实验证实阻断PD-1在抑制肿瘤发展中的作用。阻断方法包括抗PD-1抗体、抗PD-L1抗体, PD-1基因敲出, RNA干预等。抗人类PD-1单克隆抗体已经进行了Ⅰ期临床试验, 39例患者包括非小细胞肺癌、肾细胞癌、结肠癌、恶性黑色素瘤和前列腺癌49。其中1例结肠癌患者对该抗体完全有效, 2例肾细胞癌患者对该抗体部分有效[15]。此外, 抗人类PD-L1抗体也进行了多中心的Ⅰ期临床试验, 参与这项研究的207例患者包括75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55例恶性黑色素瘤, 18例结肠癌患者, 17例肾细胞癌患者, 17例卵巢癌患者, 14例胰腺癌患者, 7例胃癌患者和4例乳腺癌患者。治疗过程中出现3级或4级毒性反应的患者约为9%。同时, 14例黑色素瘤患者, 6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3例卵巢癌患者和7例肾细胞癌患者病情稳定持续了至少24周[16]。抗PD-L1抗体在诱导肿瘤持续性坏死和促进疾病稳定性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些研究表明无论是阻断PD-1、PD-L1还是阻断PD-1-PD-L1途径对于肿瘤的治疗都是一个重要的靶点。

5 小结与展望

PD患者 第5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09年1月至2012年1月我科门诊牙周炎患者共18例作为研究对象, 患者行牙周检查及X线片显示有邻面骨下袋的患牙, 经牙周基础治疗4周以上, 探诊深度仍≥5mm, 患者无牙周手术禁忌证, 无全身系统性疾病。包括慢性牙周炎14例, 侵袭性牙周炎4例。其中男11例, 女7例。年龄25~51岁, 平均 (39.2±7.7) 岁。

1.2 治疗方法

18例骨下袋患者中均分布于磨牙以及双尖牙中, 患者给予脱矿冻干骨粉植入术, 术后给予6个月的疗效观察。患者常规局部麻醉, 消毒并铺巾, 手术区域做内斜切口, 并尽可能的保留牙龈, 切口包括近中、远中相邻的牙齿, 翻开颊舌侧的黏骨膜瓣, 刮净肉芽组织并平整根面, 生理盐水冲洗, 记录骨下袋深度及宽度, 植入脱矿冻干骨粉, 将龈瓣复位, 严密缝合后放置牙周保护剂, 术后给予口服抗生素, 术后14d给予拆线。4周内禁止手术区域咀嚼硬物, 术后定期复查。

1.3 评价指标

对比患者术前及术后6个月的菌斑指数 (PI) 、出血指数 (BI) 、牙周探查深度 (PD) 情况, 其中牙周探查深度采用Williams刻度牙周探针对牙周袋底到龈缘距离进行记录, 精确到1mm。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SPSS16.0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 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 手术前后疗效对比采用t检验, 其中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所有患者给予脱矿冻干骨粉植入术治疗, 并与术后给予随访, 随访6~10个月, 平均7.6个月。结果显示术后6个月患者的PI、BI、PD均显著低于术前, 结果对比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具体见表1。

3 讨论

牙周炎是累及四种牙周支持组织 (牙龈、牙周膜、牙槽骨和牙骨质) 的慢性感染性疾病, 往往引发牙周支持组织的炎性破坏[1]。其主要临床表现为牙龈炎症、出血、牙周袋形成、牙槽骨吸收、牙槽骨高度降低、牙齿松动移位、咀嚼无力, 严重者牙齿可自行脱落或者导致牙齿的拔除[2]。牙周病患者牙龈颜色暗红, 由于水肿显得比较光亮。不仅在刷牙时出现牙龈出血, 有时在说话或咬硬物时也要出血, 偶也可有自发出血。而随着牙周炎疾病程度的加重, 患者多会伴随有牙周骨下袋病损的发生, 其治疗相对困难, 是牙周治疗的重点及难点。其治疗的主要目标是: (1) 去除病因, 消除炎症; (2) 恢复软组织及骨的生理外形; (3) 恢复功能, 保持长久疗效; (4) 促进牙周组织的再生; (5) 满足美学需要, 牙周骨下袋在感染得到有效的控制, 局部空间维持良好下是能够发生骨再生的[3]。

脱矿冻干骨粉是经过脱钙处理的同种异体骨, 暴露了骨基质中的骨形成蛋白, 具有骨诱导的作用, 能够促进新骨的形成并恢复牙槽骨的解剖形态, 使部分骨再生及新附着性的愈合。脱矿冻干骨粉本身具有促进细胞生长、分化的作用, 因此获得新附着性的愈合相对较多, 从而提高了骨再生修复的作用[4,5]。本组研究对牙周骨下袋患者给予脱矿冻干骨粉治疗, 研究结果显示结果显示术后6个月患者的PI、BI、PD均显著低于术前, 结果对比有统计学意义, P<0.05。表明脱矿冻干骨粉治疗牙周骨下袋能够显著的改变牙周骨下袋临床指标。

摘要：目的 评价脱矿冻干骨粉在牙周骨下袋中的治疗疗效。方法 选择2009年1月至2012年1月我科门诊牙周炎患者共18例作为研究对象, 患者给予脱矿冻干骨粉植入术治疗, 对比患者术前及术后6个月的菌斑指数 (PI) 、出血指数 (BI) 、牙周探查深度 (PD) 情况。结果 患者给予脱矿冻干骨粉植入术治疗, 并与术后给予随访, 随访610个月, 平均7.6个月。结果显示术后6个月患者的PI、BI、PD均显著低于术前, 结果对比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 脱矿冻干骨粉治疗牙周骨下袋能够显著的改变牙周骨下袋临床指标。

关键词：脱矿冻干骨粉,牙周炎,骨下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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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韩吉力, 孟焕新, 徐莉.生物活性玻璃治疗牙周骨下袋的临床研究[J].中华口腔医学杂志, 2002, 37 (5) :225-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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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志强, 汪琦, 苏立新, 等.同种异体冻干小块骨的临床应用[J].中华骨科杂志, 2004, 24 (10) :590-596.

PD患者 第6篇

关键词：地中海贫血,G6PD缺乏症,G6PD活性

地中海贫血 (THAL) 合并G6PD缺乏症是临床常见病, 据有关统计数据资料显示, 该病的发病率在地中海贫血中的占比约10%, 是由X染色体连锁不完全显示遗传导致的, 且作为致病基因携带者的女性杂合子广泛存在, 及时将其查出是有效预防该病, 尤其是新生儿黄疸的关键所在, 但G6PD活性增高后会影响该病的诊断[1]。本文将该病与各类地贫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以探讨地贫合并G6PD缺乏症的G6PD活性范围, 提高女性患者的诊断率,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抽取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人群来笔者所在医院检查的600例地贫合并G6PD患者或单纯G6PD患者 (其中男252例, 女348例) 与600例地贫患者为研究对象, 年龄为19~36岁, 平均 (27.0±4.2) 岁;另抽取来笔者所在医院体检健康者200例纳入研究, 年龄20~35岁, 平均 (26.5±3.9) 岁。

1.2 方法

(1) 血红蛋白分析:采用电泳法, 仪器为全自动快速电泳系统及其配套试剂盒; (2) G6PD检测:采用G6PD/6PGD紫外直接比值法, 仪器为紫外分光光度计; (3) THAL基因检测:α-THAL基因、β-THAL基因采用 (RCR+膜杂交法) 检测法检测[2,3]。

1.3 诊断标准

(1) 轻型α-THAL:参照成人标准型α-地中海贫血的实验诊断标准, 联合MCV<80 fl为标准, 部分经α-THAL基因证实, 部分为家系证实; (2) 轻型β-THAL:HBA2定量>3.5%, 部分经β-THAL基因证实, 部分为家系证实G6PD活性, (11.56±2.14) EU/g HB; (3) 重型β-THAL:HB电泳为HBF>80%, 基因检测为双重杂合子或杂合子; (4) HBH病:HB电泳见HBF区带, Heinzbody>50%; (5) 6PGD活性:6PGD值 (10.85±1.28) EU/g HB; (6) G6PD/6PGD比值>1.01[4]。

1.4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使用SPSS 17.0统计软件包分析处理, 计量资料以 (±s) 表示, 采用F检验, 计数资料以 (%) 表示, 进行字2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照组与各类型地贫组 (G6PD正常) 的对比

各种地贫组 (G6PD正常) 与对照组比较, G6PD与6PGD活性均有所增高, 轻型α、β与重型β地贫以及HBH病患者的G6PD活性分别约为正常人的1.5倍、2倍、>3倍、2~3倍, 见表1。

2.2 单纯性G6PD缺乏症与女性地贫合并G6PD缺乏症比较

单纯性G6PD缺乏症与女性地贫合并G6PD缺乏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经检测结合家系证实, 轻型α组98例中52例G6PD活性在正常范围 (53.1%) , 轻型β组96例中60例G6PD活性在正常范围 (62.5%) , HBH组52例中39例G6PD活性在正常范围占 (75.0%) , 即约有61.4%的地贫合并G6PD缺乏症女性杂合子的G6PD活性范围正常, 见表2。

2.3 单纯性G6PD缺乏症与男性地贫合并G6PD缺乏症比较

单纯性G6PD缺乏症及男性地贫合并G6PD缺乏症G6PD活性均很低,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地贫合并各组6PGD活性均高于无地贫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3。

注:G↓表明G6PD活性降低

注:G↓表明G6PD活性降低

2.4 经检测证实的α-THAL中168例与β-THAL中172例的基因结果

经检测证实的168例α-THAL (--SEA/αα型) 和172例β-THAL基因结果:其中41-42/N占37.2%;654/N占12.9%;28/N占30.2%;17/N占11.0%;其他包括41-42/654双重杂合子5例, 71-72/N 4例, βE/N 2例, 43/N 2例, 32/N 2例, 共占8.7%。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 各种地贫组 (G6PD正常) 与对照组比较, G6PD与6PGD活性均有所增高, 且轻型α、β与重型β地贫以及HBH病患者的G6PD活性分别约为正常人的1.5倍、2倍、>3倍、2~3倍, 或与地贫患者机体内的慢性溶血会使新生RBC增多有关, 且会导致6PGD与G6PD的活性增高[5]。

单纯性G6PD缺乏症与女性地贫合并G6PD缺乏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女性杂合子是由G6PD活性缺陷与正常这两种细胞按照不同的比率组合而成的嵌合体, 血中酶活性测定结果差异同样较大, 当为合并地贫时, 周围血红细胞会因溶血而呈年轻化, 再加上6PGD、G6PD酶属胞龄依赖酶, 因而正常者的G6PD活性高, 本研究246例G6PD缺乏组中有61.4% (151例) 活性在正常范围内, 经紫外比值法检测后, 有90%可检出, 且G6PD缺乏时的活性约为20 EU/g HB, 故而比值大多<1, 以此来表明缺乏情况。此外, 对于比值在1.01~1.06的THAL合并G6PD缺乏携带者应做好综合分析, 可结合合并地贫与否、血常规MCV结果、缺铁以及增生性贫血等指标, 必要时为其做G6PD基因检测与家系G6PD检测, 防止出现漏诊[6]。

综上所述, 地贫合并G6PD缺乏症的女性杂合子其G6PD活性漏诊率为61.4%, G6PD活性增高的程度不同可辅助诊断不同类型地贫。

参考文献

[1]胡治丽, 祝华义, 吴华和, 等.某地区7岁以下儿童地中海贫血与G6PD缺乏症的流行病学调查[J].中国医药指南, 2014, 12 (18) :95-96.

[2]李凌君.地中海贫血和G6PD缺乏症联合检测在婚前检查中的应用[J].实用临床医学, 2014, 15 (7) :4-6.

[3]王霞, 江帆, 何聚莲, 等.地中海贫血合并G6PD缺陷患者的血液学特点及G6PD活性的研究[J].中国优生与遗传杂志, 2013, 21 (2) :24-26.

[4]全星, 姚莉琴, 邹团标, 等.云南省丽江纳西族儿童地中海贫血与G6PD缺乏症调查分析[J].中国优生与遗传杂志, 2013, 21 (2) :117-118.

[5]吴小裘, 梅敏, 张建武.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2526例待育夫妇地中海贫血筛查及G6PD缺乏症检测结果分析[J].大家健康 (学术版) , 2013, 7 (8) :118.

PD患者 第7篇

1 中药药代研究目的和内容

药代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深入了解药物在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排泄等过程,以提高药物的临床控制程度,以更好地指导临床用药。

1.1 常规药动学

常规意义上的药代动力学,建立测定药物有效成分或指标成分的方法和动物模型,通过测定血液/组织/器官等部位的药物浓度随时间变化过程,拟合模型并计算药代参数,为临床用药或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参考[3]。

1.2 时辰药动学

时辰药动学是基于生物体在生命过程中具有内在的时间演化规律而建立的一门学科。体内许多内外分泌激素、细胞因子等的分泌也都具有时间节律,表现为在血中的浓度曲线随四季、日夜、晨昏的不同而有高低变化的特性,进而外推用以探讨药物在体内的动力代谢过程也是否具有相应的时辰节律,不同时间用药药物的动力学过程可能不同,并进一步导致药效和毒性出现差异[4]。

1.3 群体药动学

群体药动学是通过对药物在少数代表性人群中的药代研究,了解其中的个体间变异程度,进而外推到整个人群,以反映药物在所使用目标人群中药代的动态变迁过程,为中药的作用机理探讨提供依据[5]。

1.4 证治药动学

证治药动学是90 年代由黄熙[6]等提出的新假说,包括辨证药动学(Syn-PK) 和复方药动学(Tre-PK) 两部分。其主要目的在于将中医药基本理论与药代研究相结合,通过药代研究结果为中医药基本理论提供新的诠释和依据。

1.5 中药血清药理学

中药血清药理学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种研究中药的新方法[7]。其基本研究方法是:将中药的粗提物经口服给药后一定时间采血,分离血清,用此含药物成份的血清代替中药粗提物进行体外实验。用含药血清进行体外实验有以下优点:①血清中所含药物是经过体内一系列生物转化后真正发挥作用的有效成份,也包括内生性有效成份;②血清的理化性质与细胞所处的内环境基本相同;③保留了体外实验的优点。若将动力学原理引入中药血清药理学,应能得到相应的药动学参数。

2 中药药效/药动学研究方法

中药复方药物药动学研究大体分为体内药物浓度法和生物效应法两大类。体内药物浓度主要适用于有效成分明确的中药复方药物,生物效应法可用于有效成分不明确,缺乏化学检测方法的复方药物。

2.1 体内药物浓度法

体内药物浓度法是药动学研究的经典方法,其原理是利用药物在血、尿或其它体液、组织中的浓度与其药理效应大体呈平行关系,测定给药后体内的血(尿)药浓度,建立药动学模型,计算药动学参数,了解药物在体内的变化规律。顾宜等[8]利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五灵胶囊中五味子乙素在家兔血浆中的浓度,并观察其经时过程,结果表明:五味子乙素的分布半衰期为1123h,消除半衰期为4180h,达峰时间为3108h,经时曲线下面积为28114mghL,相对生物利用度为97.55%。

2.2 生物效应法

生物效应法是以药效为指标进行药代动力学研究,求取药动学参数。可分为:

2.2.1 药物累积法

药物累积法是将药物动力学中血药浓度多点动态测定原理与用动物急性死亡率测定药物蓄积性的方法结合起来,以估测药代动力学参数。如王尧先等[9]用此法估测了胃福冲剂、健脑抗栓胶囊、补肾抗栓片和生脉饮4种复方制剂的药动学参数,结果皆按一级动力学消除,胃福冲剂和补肾抗栓片呈一室模型分布,健脑抗栓胶囊和生脉饮按二室模型分布。此法能体现中药药物复方配伍的整体性。但给药剂量、给药途径及观察指标都与临床给药稍有差别,且毒理效应可能与药效不平行。此法比较适用于毒性较大的中药及其复方药物的药动学研究。

2.2.2 药理效应法

药理效应法是假定药物在体内呈线性配置,药物在作用部位的药量与给药量成正比,而作用部位的药量与药效强度有对应的函数关系。测定出的药效T1/2反映了中药复方药物在体内药效成分与效应及时间的关系,也直接反映了药物在作用部位的浓度动态变化规律。如卢贺起等[10]以血小板聚集抑制率为药效指标,得出家兔口服四物汤后的体内过程符合一室模型,药物吸收、消除半衰期分别为0137、0147h。此法比较符合中医药的整体思想、理法方药、辨证论治等传统理论。但中药复方药物的药理作用往往是多方面的,其某种作用的药动学过程并不能完全代表该药的特点;同一方剂其药效指标不同,所得的相应药动学参数可有较大差异。

2.2.3 微生物指标法

微生物指标法是选择适宜的敏感菌株测定体液中抗菌中药复方药物的浓度,然后拟合模型计算药动学参数。如以抑菌效应为指标,测定川芎挥发油药动学参数, 结果其药动学参数符合一室开放模型[11]。此法简便易行,灵敏度高(10μg/ml),体液用量少(3～5μl),可不进行分离,测定指标直接反映药效。适用于有抗菌活性的中药复方药物。

2.3 应用同一含药血清平行进行PK-PD研究

了解方中各味药的主要有效成分及成分的化学群与药理效应的关系,这将有助于探明中医方药作用的物质基础,阐明其作用原理。由于化学结构和特性,各成分进入体循环的程度亦不同,如果按照血药浓度法分析中药复方制剂中每个成分的动态行为,将可以得出众多的动力学参数。因此探讨不同类别化学成分血药浓度法与生物效应法,即PK-PD模型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定量地统一研究药物体内过程与生物效应的动态规律,对于中药复方制剂来说,有一定的困难。这一方面是由于成分复杂,同时还可能出现原发和继发反应间血清药物浓度与药效反应间的关系可变性。含药血清本身的复杂性对实验也会有一定干扰,有时还会出现血清药物浓度与效应间存在的时滞现象。因此,应用同一血清样品先分别进行药代与药效动力学研究,然后建立PK-PD 模型,通过药量与时间关系,把剂量与药效反应联系起来,是解决上述困难的可行方法[12]。

3 结语

近年来,中药药动学从单一有效成份的血药浓度测定到诸多方法联合研究方剂中多种成份的体内代谢及其相互作用,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中药药物药动学研究起步较晚,其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还不够成熟,总体上水平还不高,其中方法学问题仍是主要的研究内容,特别是效应动力学、效量动力学和毒效动力学的异同性,以血药浓度为指标的药动学与以生物效应为指标的药动学相关性。如何克服血药浓度法和生物效应法在研究中药复方药物药动学的不足之处,如何将血药浓度法与生物效应法结合起来,同时测定有效成分的血药浓度和进行生物效应观测,建立中药复方药物药代动力学与药效动力学同步分析统一模型,逐步完善中药复方药物的药动学研究方法,真实客观地反映中药复方药物的体内药动学过程,将有待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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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尧先,赫梅先.用动物急性死亡法估测4种中成药的药动学参数[J].中成药,1991,13(5):24.

[10]卢贺起,张智,魏雅川.以药效法测定四物汤药动学参数的研究[J].中药药理与临床,1995,11(1):11.

[11]潘嘉,王家葵,邹文候.抑菌效应法测定川芎挥发油药动学参数[J].中药药理与临床,2002,18(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