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精神范文

批评精神范文（精选7篇）

批评精神 第1篇

一、人与媒介、人文精神与媒介批评

(一) 人与媒介关系的悖论

人与媒介的关系问题诚然是媒介批评的基本问题, 也可以说正因为人与媒介的关系存在问题, 这才有了解决问题方式之一的媒介批评。 “媒介批评理论也就是立足于以人为目的’的价值立场的关于媒介的社会、文化意义的批判。 ”[1]

人为了生存和发展不断创造媒介和创新媒介使用方式, 而且媒介一旦产生就具有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相对独立性, 即一定程度上它遵循技术规律又超越技术, 受制于和反作用于社会规律以至于心理规律, 它既丰富了人类生活生产和创造活动, 同时又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固有秩序, 它与人一样既有天使的一面又有野兽的一面。 这里面的道理如果用麦克卢汉的理论来解释似乎就很简单了。 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人的延伸。 在他看来媒介的延伸是媒介自身的内在“冲动”, 或者说媒介与它的环境 (社会、文化、技术等因素) 共谋了对“人”的主宰, 或者说, 使人类疲于奔命似的追求与媒介的“和平相处”。 麦克卢汉说:“一种媒介有自我转换为另一种媒介的功能。 既然一切媒介都是我们肢体和感官的延伸, 既然我们在经验中习惯将一种感觉转换为另一种感觉, 所以我们在延伸后的感官或技术, 将一种形式转换和融合为另一种形态的过程加以重复, 就不足为奇了。 ”[2]

当前, 我们已经进入新媒体时代, 手机、互联网、微信、微博以及媒介融合, 使我们的生活处于媒介环境中, 这既激发了人们的创造力, 同时也“麻醉”了人们的中枢神经, 使人们多数时间沉浸于信息或知识的海洋中难以自拔。 新媒介开拓了一些新的可能、新的天地, 同时, 它也灾难性地打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缓慢平静“相待”的时空距离, 使远未充分接受媒介素养洗礼的人们卷入媒介世界中而不能自救, 如网瘾、人肉搜索、网络谣言、网络诈骗、网络暴力等。正如郝雨先生所言:“新媒体的发展弱化了主导阶级权利和意识形态批判的紧要性, 但又突出地强化了对这种无中心的、 虚拟的个人主义意识和行为批判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3]

(二) 人文精神与媒介批评的共轭

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依赖于人类超越于物的对人文精神的不懈努力, 人文精神意味着人对过去、现在的反思和对未来的期望, 它内含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 即人和人类的发展应当有其自身的法则, 有其应然的秩序, 违背了它, 人类就会陷于悲惨与不幸的境地;同时, 人的活动应该出于人, 为了人的目的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控, 使人类自身的言行举止在实然与应然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使人类不至于陷于万劫不复之地。 为了达到自由与全面的发展, 人类不断地发明与创造着媒介, 不断地超越人作为类存在的局限, 然而基于人类认识的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矛盾, 人类又不可能永远自如地操控好媒介为自己服务。 即便是服务, 又分为施政者还是为人民服务, 是为当下还是为未来服务。 而要分辨出这些又需要看效果, 而一旦效果显现, 就会发现我们有所失去, 这也是发展的代价。 问题的关键是这种代价尽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 媒介运作既不会造成施政者 (操控者) 的霸权, 而导致公民的失语;又不会形成公民的众声喧哗, 为了一人的自由以牺牲他人和社会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换句话说, 社会能够以良好的媒介素养理性地使用媒介。 柯泽在其著作中将传媒理性分为传媒政治理性、 传媒文化理性和传媒经济理性。 传媒政治理性保障了人们的言论自由, 体现了民意; 传媒文化理性表现为传媒能传承人类核心价值、传承民族人文精神;传媒经济理性则表现为意见多元和自由竞争, 实现伦理道德与市场的统一。[4]

从应然性而言, 媒介应当承载人文精神, 传承与发展人类理性, 使人类社会健康持续发展;从实然性而言, 媒介却又不那么温顺、不那么理性, 总是会出轨与越矩, 陷人类发展于种种隐忧之中。 正因如此, 我们需要媒介批评, 为媒介发展过程中的种种违背人性的方面提出反思与评价, 从而规范媒介, 或者引导媒介走上正轨, 其实,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 媒介的发展才获得了永恒的动力。 这就是辩证法所讲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

媒介批评, 一般是指基于人与媒介、媒介与社会等关系和谐发展的价值考量而对媒介的内容、形式、所有者、管理者、经营者甚至受众进行的多维评价。换句话说, 媒介批评显然是要有价值取向和指导思想的, 而这个价值取向和指导思想, 可以归结为人文精神。 因此, 媒介批评“具有对媒介的监视功能”。[5]

因此, 我们可以说, 人类的人文精神本身也不是天生的, 是人类在发展中积淀的用以维护人类发展的指导思想; 它既是媒介发展、 媒介批评的指导原则, 又是媒介发展和媒介批评的终极目标。 媒介批评总是呵护着人文精神、创新着人文精神。

二、人文精神:媒介批评的出发点

正如上文所言, 媒介应当传承和创新人文精神, 而现实中媒介却在有意无意地回避, 甚至破坏人文精神, 造成人文精神缺失现象层出不穷。 虽然人文精神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是媒介的“罪过”却是关键的。 媒介在当代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创造的“媒介真实”与“社会真实”的落差, 引发了社会危机。 一方面“媒介真实”遮蔽“社会真实”的强度、深度、广度, 使人们对媒介的信任度降低;另一方面“媒介真实”夸大的“社会真实”, 使一些局部的、个别的社会矛盾被放大成为社会突出问题, 造成了社会关系的紧张。 而这两种状况, 都不利于人文精神的维护和创新。 前者没能使人们意识到人文精神的缺失是社会问题产生的内在精神机理。 当前社会倡导的“以人为本”, 其实正是对这种问题的回应, 但是这种学术话语太抽象, 大众不易接受, 人文精神就不能落到实处。 广州“小悦悦”事件反映出来的问题, 虽然有过讨论, 但却没能引发全民性的反思以至于产生国民性的重塑, 是令人遗憾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媒介未能充分体现社会的良心功能, 未能设置议程、引导舆论, 促进人文精神在当下的发扬。 而这正是媒介批评的着眼处, 也反映了媒介批评缺乏的严重性后果。 进而言之, 我们期望当每一重大事件中一旦媒介不在场、失声, 或未能正常发挥其传播信息、监测环境、传承文明等功能时, 就应该通过媒介批评, 督促其履行“社会公器”的职责。 然而当前中国的媒介生态中, 由于种种原因, 媒介批评群体未能生成, 媒介的健康发展就难以期待, 人文精神与媒介批评的良性互动就难以形成, 社会文明、社会和谐就难以实现。 我们可以归结为一句话, 媒介批评是以维护人文精神为出发点而确认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合理性。

三、人文精神:媒介批评的根本原则

人文精神的落脚点在“人”。 而人文精神关注的“人”又是有 “文”的人, 即理性自觉和充沛情感融于一身的“人”。 之所以还要强调“精神”正是因为“人文”作为人类活动的精神结果是庞杂的, 意义与价值也是多层次的, 因此, 有必要抽取精华, 即以人文中蕴藏着的核心价值即“精神”来统领, 这样, 人文就有了“精神”、有了主心骨。 张汝伦先生认为“人文的基本意思显然应该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关系、 条理和秩序, 但这种关系、条理和秩序是隐性的, 即不是明文规定的制度, 而是人类生活的当然之理。 就其先天性而言, 其不是人为规定, 而是人类生活历史的自然产物, 它是先天的;就其绝对性而言, 它就是天理, 违反了它就是伤天害理, 就不能算是人。 人文首先是人类社会和人类生活的当然之理, 但它也是自然与人关系的当然之理”。[6]张汝伦先生呼吁关注人文的物质基础, 即身体需要。 不能抛弃人的身体需要而空谈精神。 这其实也是反人文的。 因此, 媒介在现实世界中提倡一种精神时, 不能把人都当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 要肯定人的正当需求。 否则, “文化大革命”中那种大鸣大放的媒介宣传所导致的灾难还有可能重演。 媒介的创立和变化都应围绕人文精神来展开, 而媒介批评则是对媒介有违人文精神的地方适时适当地做出批评, 引导媒介成为呵护人文精神的重大助力。 正如郝雨教授所指出的那样, 媒介制约和削弱了批判精神和超越维度, 一方面异化了他者, 另一方面也异化了自身。 如果不清理这种异化, 那么人文精神是无法得以高扬的。

相对而言, 西方的人文精神强调的是个性的张扬与解放, 提倡对理性的遵从和对幸福及尊严的追求。 而中国的人文传统从《周易》开始就基本定型了。《周易 》提出的 “文明以止, 人文也”强调人应该安分守己。 对此, 庞朴先生曾归纳为:“把人看成群体的分子, 不是个体, 而是角色, 得出人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 有伦理道德自觉的互动个体的结论, 并把仁爱、正义、宽容、和谐、义务、贡献之类纳入这种认识中, 认为每个人都是他所属关系的派生物, 他的命运同群体息息相关。 这就是中国人文主义的人论。 ”[7]冯天瑜撰文中肯地评价说:“中国强调社会人格的人文传统, 缺乏自发走向现代的动力, 却有可能在经过现代诠释以后, 为克服某些现代病提供启示。 ”[8]我们这里强调的人文精神应该是中西合璧的, 那就是直接继承中国人文传统中的人最贵、人的生命最重、人最灵等人本思想和重德敬民远神的社会现实担当精神, 同时借鉴西方基于民主自由科学 (理性) 的个体张扬精神。 这种人文精神包括以下几个层面:其一, 对人性本善的追问, 坚定人生底线意识, 那就是“我”是人, 我应当以“人”的方式来对待自我和他人, 做不违背自身良知良能的君子;其二, 对理性的本真追思, 来追求真理, 含摄科学精神的因子, 做充满温情的智者;其三, 对灵性本美的感悟, 来追求超功利的意境, 去体会人之为人的尊严和价值。 其实, 在我看来, 人文精神, 应当是以爱己爱人始, 以爱人忘己终。 前者是基本要求, 后者为终极目标。 媒介批评的终极目标就是通过对不理想的现实的批判而期待理想社会的到来。 而在媒介批评过程中当遵循人性、理性、灵性三大原则, 来考核媒介是否尊重人的尊严与人性, 是否理性审视媒介的立场与意识形态干扰, 是否期待对现实的超越, 对利益的纠结淡定, 而实现自我境界的升华和世界大同的来临。 因此, 媒介批评应当是以遵循高扬人文精神为根本原则, 来确保其工作的合目的性。

四、人文精神:媒介批评理论与实践建构的文化资源

面对媒体缺乏人文精神的严重现状, 学者呼吁人文精神应当成为21 世纪媒介之魂。[9]人文精神应主动观照媒介批评实践, 或者说, 用媒介批评实践来建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的高扬才是媒介批评得以施展的文化舆论环境。 人们也许容易接受人文精神的缺乏是媒介批评盛行的重要因素, 因为此时批评似乎显得很必要、很自然。 其实, 当人文精神疲软的时候, 媒介自身模糊了是非善恶, 放弃了自我批评的救赎。 因此, 我们认为培育人文精神, 是媒介批评的社会责任。 媒介批评就是为了建构高尚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不仅仅是关心人, 而是指一切与人相关的问题, 都能体现人作为人的尊严与价值。 媒介批评既要批判媒体的假恶丑, 也要歌颂媒体的真善美。 正是在批判与歌颂的不断推进中, 人文精神才得以高扬, 社会正气才得以弘扬, 荣与耻的分野才会深入人心。“ 求知、 求真、 求善、 求美, 是媒介批评最主要的标准。 ”[10]其实, 智真善美也是媒介批评的终极目标。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 我们在谈人文精神与媒介批评的互动关系时, 是不应该忽视科学精神的。 其实, 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也有交集, 人文精神中的“真”, 对本来面目的遵从, 对自然的呼唤, 都内含有科学精神的因子。 而求真务实精神、批判精神、创新突破精神、 自由的精神和规范有序的精神中也闪烁着人性的关辉。 哈艳秋等人针对当下媒介批评存在的缺少学术品格与理性精神, 假借“批评”之名对国内某些电视娱乐化现象进行商业炒作式的谩骂攻击;溢美之词泛滥、严肃批判不足等现象, 呼吁媒介批评实践当坚守科学精神。[11]

总之, 媒介批评需要人文精神的观照与指导, 而人文精神也需要媒介批评的培育。 媒介批评过程中当遵循人性、理性、灵性的人文精神要旨, 以维护和高扬人文精神作为自己的天职。 而人文精神既是媒介批评的思想资源, 又是媒介批评正常深入开展的精神动力, 两者共同竭力去营造健康和谐的媒介批评与求真、趋善、臻美为核心内容的人文精神良性互动的文化生态,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提供文化软实力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姚君喜.媒介批评:究竟批评什么——“媒介批评学”的基本理论问题[J].河北大学学报, 2013 (4) .

[2]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157.

[3]郝雨, 安鑫.再论“媒介的延伸”与“媒介功能的延伸”[J].当代传播, 2009 (2) .

[4]柯泽.理性与传媒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9:2~3.

[5]郝雨.媒介批评的整体缺席与系统失语[J].今传媒, 2007 (2) .

[6]张汝伦.再论人文精神[J].探索与争鸣, 2006 (5) .

[7]庞朴.中国文明的人文精神 (论纲) [N].光明日报, 1986-01-06.

[8]冯天瑜.略论中西人文精神[J].中国社会科学, 1997 (1) .

[9]郝雨.人文精神:21世纪媒体之魂[J].新闻记者, 2005 (11) .

[10]雷跃捷.媒介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15.

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第2篇

唐坊中心校

王立光

整风，就是整顿党的作风。整风精神，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精神。由此可见，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整顿党风问题中应有之义，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则是端正党风的必然要求。

在我党历史上，每一次整风活动的开展，都伴随着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武器的运用。上世纪40年代初，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延安开展了一次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集中整治对党和革命事业危害最大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通过近三年整风学习，总结了历史经验，澄清了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正确路线等重大是非问题，帮助“患病”的同志抛弃了错误思想和作风，大大增强了全党的团结统一，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准备了高素质的骨干队伍。延安整风是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次成功实践，是一个伟大创举。延安整风距今虽然过去了70多年，但其创造的基本经验没有过时，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三大优良作风，始终是我们党的传家宝和特有的政治优势。

－1－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领导全党探索、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都反复强调继承发扬延安精神，一定要拿起并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使我们党保持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成功应对了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各种考验，找到并开辟了一条国强民富、民族振兴的光辉道路，创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世界奇迹。

当前，我党正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习近平同志借鉴延安整风经验，明确提出“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强调“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上好好下一番功夫”。这次的实践教育活动就是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

应该说，在新形势、新挑战和新考验面前，我们党展示了蓬勃生机与活力，党内政治生活总体上是正常的，党员、干部队伍是好的。但是不能不看到，思想、作风方面问题不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相当突出，已经成为我们党化解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严重障碍，成为更多更好地造就善于治党治国优秀人才、保证党员干部继续健康成长的严重障碍，成为凝聚全党全国人民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成功应对新考验新挑战的严重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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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为贯彻落实好党的十八大精神，很有必要集中一段时间，借鉴延安整风经验，开展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真诚的而不是虚伪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让那些身染“四风”尚不自知、自省、自净的同志来一次警醒，出一身冷汗，通过刮骨疗毒达到祛病强身的目的。

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要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发扬党内民主、增进党的团结的法宝，是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然要求。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运用好这个武器，有利于扶正祛邪，增进团结，解决问题。而运用好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使批评有一点“辣味”，真正“红红脸、出出汗、排排毒”，使当事者受到触动和警醒。在这一过程中，特别需要各级党组织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发扬民主，进行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来一次切实有效的大扫除。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首先要襟怀坦白，勇于自我解剖。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缺点甚至有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勇气承认和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对于战斗在教育战线上的每一个同志，必须以对党的教育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对祖国的未来负责的态度，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同事，正确对待工作中

－3－ 的每一个问题。要通过不同形式的会议，以坦诚的心态，敞开思想、亮明缺点、暴露短处，像鲁迅那样“解剖自己严于解剖别人”，出了问题要勇于负责，多从自身找原因，从主观上查问题，从世界观、价值观上挖根源，触及灵魂，论其危害，使自己受教育，别人受警示，这才是我们教育者应有的品质。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丢掉“怕”字，敢于开展批评。批评是提醒，是警示，是良药。“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批评是善意的帮助，也是负责任的警示。因此，到位的批评，必然带有一点刺激性、麻辣味，必然会使人脸红心跳、额头冒汗、如坐针毡。如果批评听起来如沐春风很舒服，过后必然如耳旁风，起不到治病救人的作用。当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要出于公心、与人为善，不马虎敷衍、不文过饰非、不发泄私愤、不搞无原则的纷争，真正达到“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更要虚怀若谷，自觉接受批评。对待意见、建议和批评，我们要要放下架子，丢掉面子，不计个人得失，不计亲疏恩怨，诚心诚意地接受批评。诚心诚意不仅要表现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上，更重要的是对照这些批评意见，深刻剖析自己，注意从批评中得到启迪和警醒，吸取教训，提高自己，从而达到改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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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利益改正错的，是党员应有的权利，也是应尽的义务。我们不但要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要善于批评和自我批评。

坚持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批评和自我批评要起到扶正祛邪的作用，必须公道正派；而要公道正派，就必须实事求是。要分清大是大非，明确我们党提倡什么、维护什么，反对什么、纠正什么，对人对事坚持是即是、非即非，不搞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更不能颠倒是非。由于党员、干部的情况不同，存在问题的性质、程度、表现形式也有差异，所以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做到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严格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事物，切忌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更要排除私心杂念，避免从个人恩怨、得失、利害、亲疏出发看事待人。

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就事论事，而要立足于帮助同志提高思想政治觉悟，该洗脸的洗脸，该洗澡的洗澡，既要治标疗疾，又要祛病除根。特别是要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事业观上解决问题。凡能虚心自查自纠，不怕良药苦口的，就是好同志。对个别问题多、错误重，自己却讳疾忌医，拒绝组织和同志帮助的人，需下重药，但也要适当用药，该惩治的应给予必要的惩治。这也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教育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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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需要批评和自我批评，能够运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凝聚和升华了工人阶级的优良特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因而，对自身出现的问题和错误，敢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党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事物的矛盾运动，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在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过程中正确认识自己，通过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努力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不断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对于共产党员来说，这个过程，就是检验和锤炼党性、坚定政治立场，学习和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过程。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我们这样锻炼得越好，成长就会越快；这样做的同志越多，党内政治生活就会越健康，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就会越强，就能够有效地扫除“四风”，更有把握应对新考验、夺取新胜利。

批评精神 第3篇

从根本上讲,美术批评的作用不在于片面地表达支持或反对,也不在于就作品的题材、内容或图式、色彩、技法等视觉要素进行文学式描述或哲学式阐释,而是在于“发现”作品具有的审美气质、追求的文化品格、传递的价值观念等,从而帮助作者理清思路,使其更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想要表达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表达、如何更好地表达等问题。在国外艺术资本翻云覆雨,艺术创作以迎合市场为时尚,批评话语严重西化的当代中国,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立场、坚持民族审美观念的美术批评的在场显得尤为迫切和紧要。换言之,批评家积极地参与,而不是被动地跟风,清晰地表达,而不是暧昧地声援,对于当代中国美术主体精神的建构具有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相应的,这对美术批评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美术批评家应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它一方面体现在对民族传统文化怀有真挚的情感,另一方面体现在重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学习。对于美术批评家而言,学习传统主要体现在对中国美术史的学习。这种学习是对中国古典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工艺美术等方面的史实,以及其基本发展脉络、审美判断标准、核心价值观念等知识有深入、系统和全面的学习与掌握,而不是浅尝辄止、临渴掘井式的功利主义使用。除此之外,对中国古典文学、诗歌、音乐、戏剧、陶瓷、园林等方面的知识也应该有所了解。因为中国艺术精神并非单纯地在蕴含绘画和书法艺术中,而是渗透于中国文化浸润下的所有实体器物和精神产品中。归根结底,学习传统的目的在于涵养和陶冶一种中国的格调与气质,建立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刻自信,从而在美术批评活动自觉做到两点:一是用中国的艺术审美标准与文化价值观念评价和衡量中国的美术作品,即“以中国解释中国”;二是能够站在中国的文化立场对西方的美术做出独立自主的阐释,即“以中国解释西方”。

其次,美术批评家应对西方美术史、重要文艺理论及哲学观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其中要特别重视对西方美术史的学习。只有完整地了解了西方艺术的发展历程,才能全面、客观地看待面貌多样、良莠不齐的西方现当代艺术。至于西方文艺理论及哲学观念,最重要的是要做到“消化”和“吸收”,而不是囫囵吞枣、断章取义。“向西看”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在美术批评活动中习惯于把西方美术置于西方特有的文化情境与历史语境中予以认识和考察,而不为其表面的主题、形式、材料、技术的创新所遮蔽;二是能够从西方的视角观察和反思中国的美术及其在“世界美术史”中的价值和地位,从而更加坚定对其未来的信心。另外,美术批评家还要对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对西方的文化输入策略,以及国际艺术资本背后看不见的政治经济利益之手,保持清醒的认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西方各类艺术机构在展览、收藏、拍卖活动中或多或少都有着政治的考量,并非如其宣传的那样赞助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艺术成果。在这方面,英国记者弗兰斯·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的《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Who Paid the Piper?: the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值得阅读。该书通过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揭示了美国政府在冷战时期大力赞助艺术以助力意识形态斗争的真正目的,这对我们认识当代西方艺术资本的本来面目不无帮助。

第三,美术批评家应具有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崇高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美术批评家在研究和写作中不仅要对作品负责,对艺术家负责,更要对中国文化负责。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始终坚持正确方向,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起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作为文艺工作者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术批评家要顺应时代要求,立足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以开阔的视野和无私的情怀,扎扎实实地研究真正具有中国精神和气度的优秀画家、雕塑家、建筑家、设计师、工艺美术师和民间艺人,把他们推介出来,使之成为建构中国美术主体精神伟大事业的领导者和生力军。

中国美术主体精神的建构固然需要美术批评家的努力,但国家的支持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回顾新中国美术史,国家在美术创作领域从来都是强有力的推动者。如始自1949年的“全国美术作品展”以国家级的标准深刻塑造了新中国美术史的面貌,培养和成就了一大批杰出的美术家,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无可替代的美术创作风向标的作用。继2005年由中宣部、文化部和财政部投入亿元巨资主办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之后,2011年底,中国文联、财政部和文化部又启动了“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与国家对美术创作活动持续和强劲的赞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还未曾主办过一次国家级的美术批评或美术理论方面的奖项评比活动,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视觉艺术的历史需要作品实体,更需要批判性思维的参与、支撑和引导。当国家吹响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角之时,希望有识之士能呼吁建立类似“国家美术批评基金(奖)”之类的奖励和赞助机制,从国家层面对美术批评家和美术理论家的研究和写作提供支持,从而兼顾创作和理论,推动新形势下美术事业更好的发展。

中国美术主体精神的建构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业,其目标在于建立和完善中国美术价值判断的尺度,使中国的美术具有中国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就美术批评而言,其核心内涵在于,不再以他者的标准为标准审视和衡量中国的美术,拒绝成为他文化的点缀和附庸。

(作者单位:商丘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批评精神 第4篇

关键词：对话,当代辽宁作家,新东北作家群

林喦博士是《渤海大学学报(社科版)》的主编,设计、创办了《当代辽宁作家研究》栏目。三年来,他与20多位辽宁作家对话,并主持刊发了研究20余位个案作家的评论文章,对当代辽宁作家研究做了一个学术的梳理。在2014年全国高校学报研究会评比中,该栏目被评为特色栏目。

对话也是一种文体,古已有之。对话是一种口述,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诸多经典文献都是用口述的方式记录的。先贤孔子的《论语》,就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一部语录体散文集,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其中以对话为主,里面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 ;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而且论语教给了后人如何为人处世的诸多道理。也就是自孔子《论语》开始,这种具有独特风格的口述语录的文学风格便逐渐形成了一种文体流传下来而被接受和使用。汉代司马迁的《史记》篇中也有大量生动、翔实的口述史实。梁启超曾经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过 :“采访而得其口说,此即口碑性质之史料也。司马迁作史多用此法。”在我们翻阅《史记》的时候能深切感觉到,这点在太史公作西汉开国君臣列传的过程中有明显的体现。西方先哲如柏拉图也擅长用对话来阐述思想。对于“口述历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史学教授艾伦 . 内文斯(Allan·Nevins)于二战后不久提出,在录音机面世以后,口述历史的收集和研究就日益发展起来,到今天,已成为史学界非常热门的一个学科。

林喦把自己与作家的对话当做是一种“口述历史”。因为他认为这种与作家对话的方式,也是一部特殊的“文学史”,所谓的特殊,其实是指“隐藏在民间的文学史”。因为,他所对话的这些作家都没有写进当代典型性中国文学史的教科书里,对于现行的“文学史”是具有特殊典型性的。这20几位作家虽说也颇具影响力,但还属于隐藏在民间的细微大众中的一员,但集合到了一起,其实是具有“文学史性”的,这个意义不是一般上的意义。在他们的口述中谈到了创作的技巧、创作的心理、作品的形成背景以及创作的诸多观念,诸如此的集合焉能不是一部“文学史”?所以,当把这二十多篇对话集结在一起的时候,至少有“当代辽宁文学史”的感觉,或者说至少是传统意义上典型性文学史的一个有力补充。有一部这样的文学史,才会使真正的文学史完备起来,有耐人寻味的史学价值和美学价值。

对话体文学研究和目前比较僵硬的学术性语境中的论文相比较而言,具有易懂性。由于对话双方是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就某一话题或某一类集中问题而说,口语化比较多,从语感上讲,灵动性比较强,意趣性比较强,鲜活生动,娓娓道来,富于变化。尤其是对于读者而言,看着舒服,容易理解,虽然有些问题有跳跃之感,连贯性不强,但会让读者产生想往下看的阅读欲望。因为是与作家对话,那么作家一定要谈自己的创作意图,创作心理、创作观念、创作技巧以及作品中的人物构思、行文章法与结构等等诸多问题,这对于读者而言,也是多维度了解作家和作品的一个契机。

林喦博士在教学和科研中强调一个观点,即不管某种理论多么深奥,都能用最常俗、最易懂的语言表达到位。但现在的学术文章都弯弯绕,说句不好听的,有些文章即使是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也不愿意看。他非常推崇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散步》,他认为这部美学著作里面的文章篇幅短小,笔调抒情,词句典雅优美、充满诗意,却汇集了重要的美学观点,是美学史上的一座学术山峰。现在写学术文章动辄上万字,学术著作洋洋洒洒几十万字、上百万字,好多学者都以著作等身而为荣,其实这未见得是好事。在他的心中,学术研究可以打破僵化的模式,换一种文风,换一种思路,让学术文章更接地气 , 更富意趣,更有可阅读性。

迄今为止,林喦已和王充闾、丁宗皓、周建新、高海涛、白天光、谢友鄞、津子围、韩春燕、陈昌平、孙惠芬、于晓威、李铁、李见心、宋晓杰、李轻松、张宏杰、张鲁镭、白雪生等二十多位作家对话。对于选择对话作家,他坚持三个标准,即“三界五行”,所谓三界是指一个作家及作家所创作出的作品在“作家”、“研究者”和“读者”三界中有一定的影响力,缺一不可 ;“五行”一般是指作品应该具有“主旨”、“结构”、“情节”、“人物”、“语言”,这五个元素都要行,正所谓“跳不出三界,又必须在五行”之中。在深度对话过程中,他发现今天的辽宁作家对当年的东北作家是有继承的,在内在文学精神上具有相似性。因此,他提出了“新东北作家群”的概念,阐述了“新东北作家群”的创作特征和总体风格,诠释了一个学者对地域文化的关注与热爱。他是一个行动着的文化人,以默默的坚守、探索和实践赢得了文坛和学界的认可,《当代辽宁作家研究》栏目被广泛关注,并被评为特色栏目。

关于精神分析批评 第5篇

19世纪末由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在人类文化史上矗立起了一块划时代的丰碑，它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不仅仅是在心理学的领域，而且波及到了人类文化的各个方面。尤其是文学，几乎在精神分析学刚刚问世之时，文学就成了精神分析这一心理科学的最好的盟友，文学既是精神分析学的主要对象，同时又是精神分析学的最为广阔的用武之地。自从精神分析学介入文学创作以后，文学对于人性以及人的本质的刻画已经获得空前未有的深度；在现代作家之中，能够比较地道、比较娴熟地运用精神分析学进行人物心理描写的，可谓大有人在；中国情爱文学便是在精神分析学影响下形成的一种独特文学形式。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不仅影响了现代文学创作活动，还影响了现代西方文艺批评思潮。并且，对于后者的影响更为直接、深刻。

精神分析学批评(ychoanalyticcri ticism)作为20世纪西方思想文化界最具有冲击力的一种理论思潮和文学批评界具有最广泛与持久影响的一种批评理论，便起始于弗洛伊德心理学，是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心理学在文学批评上的运用。它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思想和观点：第一，在文学艺术的性质上，弗洛伊德认为，艺术是艺术家的白日梦。梦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个从古至今不可穷尽的永恒话题，在人类刚刚学会用文字记载自己的思想的时候，人类就开始了对于梦的探究。古人往往将梦视为神谕，是人之吉凶祸福的一种预兆，所以古代的方术之中也有释梦之说。1900年弗洛伊德出版了他的代表著作《梦的解析》，把释梦这一传统的方术纳入现代心理学的领域之中，赋予了梦以全新的心理学意义。弗洛伊德的贡献在于他首次提出了“梦是愿望的达成”的观点，并且围绕这一观点对梦的改装、梦的运作等做了深入的分析。这一理论对世界文学的影响是怎样估价也不过分的，因为不仅梦本身乃是人的一种生命显现形式，是人之生活一种重要而又神秘的内容，而且弗洛伊德以此对文学与梦的关系作了一个石破天惊的界定：文学是作家的白日梦。也就是说艺术的本质是满足无意识本能欲望的方式，艺术作品是为了满足无意识本能欲望而幻想的产物。作家创作就是通过升华的活动，以能为社会所接受的形式伪装无意识的本能欲望，将性能量转化为艺术文化能量，从而把被人厌恶的幻想通过艺术的表现方式转化为被人欣赏的对象，为人们提供发泄压抑情感的途径，使压抑的身心紧张状态得到舒缓。因此，文学作品就和梦一样，只是无意识欲望巧妙伪装的结果，从而也可以用释梦的方法解析文学。第二，在文学艺术创作论上，弗洛伊德主张创作动因产生于力必多的****冲动，创作活动是无意识的或自由联想的心理活动。弗洛伊德强调精神分析的个体性和独立性，因此他在文学批评方面，也和病理性分析时一样，将个体的无意识（****冲动和童年经验的混合体）作为文学作品产生的强大的，也是唯一的驱动力。所以文学创作是欲望的表现，作家通过艺术创作的形式使本能欲望经过改装得到满足和升华。第三，在文学批评的方法上，批评家应抓住“俄狄普斯情结”等力必多情结来分析作品主体，用艺术家性本能升华作用来评价人物塑造。弗洛伊德研究人类的心理发展非常重视人的童年时代。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心理发展在前20年中虽然是一个逐步的不断的过程，但也可以把它分为婴儿期、童年期与青春期、成年期，每一个时期都有自己的心理发育特征。一般情况下，人是稳定地从一个阶段发展到下一个阶段，但如果那一个时期出了问题，发展也会停留，不能登上更高一个阶段。这种问题被弗洛伊德称之为固结，这种固结最容易在童年时代形成，它往往是由童年时代的某种创伤性经验所致，一旦形成，它就潜藏在人的人格发展动力结构之中。如果没有机会解开或宣泄这种固结，它就会对人的人格各个阶段的发展产生意识不到却又确实存在的影响，妨碍着人的心理潜力的充分释放。不过，由于各种固结对人格发展的制约，往往某种固结极有可能导致一种人格的偏差。对于作家而言，一种特殊的固结也许成就他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对于作品中的人物而言，一种独特的固结则有可能产生一种独特的艺术典型。所以，弗洛伊德对创伤经验与童年固结的重视，给世界文学的意义深度带来了极其伟大的理论启示。因此，形成了通过探讨作家的无意识心态、揭示人物的无意识心理、阐释作品的潜在意义、探究文学创作中的集体无意识以及关注读者的阅读反应来开展文学批评的运作模式。

一位年轻人曾问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先生，您如何评价精神分析的作用？”弗洛伊德回答：“它可以使人类更加了解自己。”那我们今天又该如何看待精神分析批评呢？

无疑，精神分析批评极大地拓展了文学批评的领域。以弗洛伊德等人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文论，发现了“无意识”在人的心理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并由此出发，对文艺现象作出种种独特的解释，揭示出许多过去被忽视的文艺创作与接受的重要心理特征，在20世纪西方文论中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得一向由与形式或内容相关的纯文艺理论和纯美学理论主宰的文学批评出现了由心理学、宗教研究、神话学等各学科融会而成的新型批评派别，即精神分析批评和原型批评。同时精神分析方法也深深渗透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欲望与语言的关联一直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从文学文本的沉默、空白和矛盾中揭示出意识形态的结构和变化更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文学集体”的“一块探索的高产田”。而且，它对20世纪文学创作的影响和渗透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精神分析批评的局限也是不容忽视的。作为一个心理医生，弗洛伊德把作品等同于日常的梦，认为作品是“对潜意识欲望的一种想象中的满足，后者又唤起和满足其他人的同样的欲望；”弗洛伊德的做法主要是依据他在精神病学方面充分的实践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大胆的假说。例如他在文学分析中引入了“意识”、“无意识”、“潜意识”、“伊德”、“力必多”等心理学概念，并通过作品分析主要寻找作者在写作时的心理层面的线索。这样的解读文本的方法，似乎确实能够更好地阐释某些含混不清的细节和主题，并得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但精神分析只看到了文学作品和梦的相似之处，对作品的分析只注重于心理上，且将艺术的作品当作“真实的病历”，一味用精神分析的方法，也难免生搬硬套，穿凿附会。加之弗洛伊德过于拘泥于他的泛性视角，注重对文学活动中“性”的搜寻和解释，逐渐形成一种长于分析短于判断的模式，因而“对于美简直是最最没有发言权的”；同时弗洛伊德的文学观认为艺术是“一种满足的代用品”，是“一种与现实相反的幻想”，使得艺术成为消极的安慰品，变成对现实秩序的维护和妥协，艺术的批判功能消失。弗洛伊德对作家创作动机的揭示也忽视了作家的理性因素和社会责任感。

总之，单单通过弗洛伊德的透镜来观看一部杰作的文学批评家，往往会有透过有色镜片看艺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危险。然而，把精神分析理论看作痴人的疯狂而予以拒斥的读者，却等于是让自己白白丢掉了一件不但有助于理解文学，而且有助于理解人性以及读者自身的宝贵工具。

原文地址：知道点精神分析批评作者：猛犸

精神分析批评，是二十世纪影响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西方文艺批评流派之一。它是用精神分析学理论对文学艺术及其各种文艺现象进行研究所采用的一种批评模式。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精神分析学一直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它对意识流、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等现代主义流派都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创作界，西方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的遗留作家，大多数都或多或少地受到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在批评界，精神分析学在二三十年代达到鼎盛时期，虽然在四五十年代由于新批评派的风靡而一度受到冲击，但进入60年代以后，由于拉康、霍兰德等人在理论上的“重新阐释”和在实践中的“创新”，精神分析批评又重新焕发了生命力，并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

一

精神分析学说的创始人，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从《释梦》（1900）开始，先后撰写了《延森，格拉底瓦。中的幻想与梦》《列奥拉多。达·芬奇和他的一个童年记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有关文艺批评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弗氏应用精神分析学说对索福克勒斯和他的《俄狄浦斯王》，延森和他的《格拉底瓦》，达·芬奇和他的《蒙娜利莎》，米开朗基罗和他的《摩西》，莎士比亚和他的《哈姆雷特》，进行了分析批评。力图从作家童年经验、潜意识积淀中找出对他们的性格和创作的解释，力图从作品的表层结构中发现潜藏的深层结构。显示了精神批评的实绩。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结构，有三个层次：最深层次的心理是无意识，它与人格结构中的本我相对应，主要表现为性冲动，他按快乐原则行动；中间层次是前意识，即可以召会的记忆，它与人格结构中的自我相对应，处于意识和无意识、本我和超我之间，起着调解的作用，一方面受超我的监视和约束，另一方面又保护本我，按现实原则活动；其表层是意识，与人格中的超我相对应，它远离人的本能，受人的良知、道德等社会原则的支配，压抑人的无意识本能冲动，按至善原则活动。因此，人的本我与超我则经常处于矛盾之中。而人的本能有生以来就具有生和死两种，前者包括性欲、恋爱、建设的动力；后者包括杀伤、虐待、破坏的动力。而这些都以人的性欲冲动为基础，或者说是性欲的表现形式，由于人的本能，特别是性欲总是受着超我的良知和社会道德规范的抑制，便只有采取迂回的途径，求得变相的满足。于是，通过梦境、宗教、哲学、艺术等方式，间接地求得转移和满足，也就是升华。因此，在弗洛伊德看来，文学创作不过是人的无意识本能冲动（主要是潜在性欲）发泄和升华的一种方式。

继弗洛伊德之后，莎士比亚引起了其他精神分析批评家的兴趣。其中尤以琼斯的著作最为著名。在《哈姆雷特和俄狄浦斯》一书中，他认为正是哈姆雷特无意识中“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式的欲望，阻止了他向其叔父复仇的行动。这一批评成为了精神分析文艺批评的一部经典作品。30年代，柏克的《弗洛伊德和诗的分析》论述了把诗视为一个梦的精神分析阐释方法，认为应该把文学作品看作一个“祈祷者”和一张联想的“图表”。本世纪50年代，精神分析学派的文艺批评获得了迅速发展。伯格勒的《作家与精神分析学》深入探讨了作家幻想生活的婴儿期起源。克里斯的《艺术中的心理分析学探索》将精神分析学说扩展到了绘画和诗歌领域。莱瑟完整的精神分析文学观体现在他的《小说与无意识》中，格里纳克的《斯威米特和卡罗》把精神分析理论用于作家的专题研究中。60年代弗莱的《讽喻：一种象征类型的理论》等著作都表现了弗洛伊德影响的广度。

霍兰德的《文学反应的动力》则表明批评家正积极地把精神分析方法的视野扩展到文学的接受过程、读者的接受心理中去。六七十年代以后，人们开始背离传统的精神分析方法，如以拉康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理论、以克利斯蒂娃为代表的女权主义理论以及阿尔都塞为代表的意识形态理论等体现了精神分析学的新的特征。

二

精神分析批评可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一）传统的精神分析批评。弗洛伊德的《释梦》和《性学三论》标志着其思想的成熟。弗洛伊德认为“梦”决非无意义的混乱意像的复现而是“通往意识的康庄大道”。之后，他又把梦的假说应用到文学创作的分析中。并发表了《创作家与白日梦》（1908）指出，作家的创作活动与儿童游戏一样是一种幻想活动。在 《性学三论》中弗洛伊德还提出了“升华”说。成为其文明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二十年代后期，他把自己的假说应用到社会学研究中。向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美学、伦理学等学科渗透，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英国的恩斯特。琼斯（1879—1958）。是最早把精神分析用于批评实践的人。琼斯对历代莎评一一细镂，详加批驳，然后对《哈姆雷特》一剧的重要场景，对话和主人公的全部独白都作了精神分析。使之成为二十世纪“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荣格（1875—1961）创分析心理学。特别是对种族无意识和原始神话的研究有兴趣。荣格对力比多的解释修正了弗洛伊德唯性欲论的弊病。他主张力比多是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生命力，性欲仅其中一部分。他说：“力比多，较粗略地说是生命力，类似于泊格森的活力。”由此出发，荣格否定婴儿性欲、恋母情结的存在。第二，荣格提出了不同于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学说。把人格的三个层次分为意识、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

（二）自由联想精神分析批评 美国的著名批评家肯尼斯。柏克，他受到弗洛伊德在治疗精神病人和释梦时采用的自由联想方法的启发，认为批评家在诗歌分析时也可以采用“自由联想的变体”。他说：“批评家抽取某一细节即兴评论时，无法请回作者，尤其是过世了的作者，迫使他讲叙自己的想法。但是批评家可以注意到意象合格观念的关联域，”意象就出现在关联域里。通过这种分析，他还可以注意到围绕„穿过‟这个意象的种种价值判断。注意„穿过‟的行为方式，伴随它的附属意象，它起于什么事件，导致什么事件，什么样的节奏和语调变化决定了他的特点，等等。这样就可以把握动因的意义。柏克还按照自己修正过的方法对柯勒律治的几首诗做了精神分析。

（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批评 法国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家拉康(1901—1981)，运用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就与人的主题问题有关的所有方面，尤其是无意识与语言的关系问题，对弗洛伊德主义进行了改造和重新阐释，提出了自己的阅读和批评策略。拉康对精神分析批评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他把精神分析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联系起来考察。运用语言学和符号学的术语来阐释精神分析学。拉康运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尤其是他的“能指”和“所指”的概念，重新阐释了弗洛伊德主义，把侧重点放在了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的概念上。其二，拉康对弗洛伊德的“自我”概念也作了重新阐释。其三，在文本阐释方面，拉康通过重新评估语言的作用，对这种传统的批评理论及实践提出了异议，如果说传统的精神分析批评家注重的是文本和作家的话，那么拉康关注的则额是文本、语言和读者。

（四）“美国最重要的精神分析批评家”诺尔曼。霍兰德于1966年发表了《精神分析学与莎士比亚》一书，确立了他在精神分析批评领域中的地位。他随后发表的两部著作《文学反应动力论》（1968）和《本人的诗歌：文学精神分析学引论》（1973）是他的批评理论中关于建立人的个性身份与其文学经验之间的关系的核心著作。他在1975年出版的《五种读者阅读》中深入地研究了不同读者对同一作品的反应。他认为文学作品的内容是作家的幻想的投射，从无意识的需要与抵抗的相互作用中产生，构成了作品同作者的一致同格。读者个人的“主观”反应作为一种“相互关系”的经验，同作者的文本中投射的内容发生共时作用。这种反应大多取决于个人特殊的抵抗、期望，以及满足欲望的幻想，构成了读者自己的“认同”。

三

精神分析对西方文学之所以能产生深远影响，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比较清楚：一是精神分析主要研究人的无意识动机，而文学本身就特别要写人的性格和心理，二者共同关心着一个对象——人的心灵。精神分析作为系统的理论，其合理因素就被许多文学家运用于创作和批评：如弗洛伊德对性的问题的强调和研究，使得一些文艺家从他的学说得到启示和触动。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德语作家海尔曼·黑塞在1918年谈到精神分析对文学艺术的影响时说：“……自从精神分析完全直接转向民间神话、传说和文学以后，艺术和精神之间便产生了紧密而富有成果的接触。”又说：“今天在年轻一代艺术家中间比在医学家和专业心理学家中间有更多的人在讨论和接受弗洛伊德的这一思想世界。”（《艺术家与精神分析》）黑塞的判断不仅来自于当时的文艺现状，而且为后来的外国文学发展历史所证实。劳伦斯、茨威格、海明威，普鲁斯特、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这些著名文学大师虽然分属于不同的艺术流派，但在他们的创作中却都深浅不同地显现着精神分析色调。试引二十世纪中外著名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劳伦斯、鲁迅、郭沫若之创作为例： 詹姆斯·乔伊斯（1882—1914）生于爱尔兰，于1922年在杂志上连载的小说《尤利西斯》经庞德为首的巴黎一些先锋团体的相助出版后，他成为意识流文学中的泰斗。《尤利西斯》的写作正当欧洲心理分析方兴未艾之时，作品吸收了传统小说中已有的作者退出、内心独白等艺术手法，使意识流小说趋于成熟。小说的三个主要人物中，斯蒂芬艰深晦涩的理性意识流充斥着古代和近代的外语引文，于互文性的间隙中生发意义；充满七情六欲又无可奈何的布卢姆是个务实的人，他的意识流虽然也涉及科学、哲学和文学，然每有张冠李戴之嫌；莫莉丰腴娇艳，专写此人内心独白的第18章被公认是全书最为精彩的部分，它实际上是一种生命之流。创立原型批评的荣格自称用了三年时间才读通《尤利西斯》。他给作者的信中风趣地评论道：“但我大概永远不会说我喜欢它，应为它太磨损神经，而且太晦暗了，我不知你写时心情是否畅快。我不得不向世界宣告，我对它感到腻烦。读的时候，我多么抱怨，多么诅咒，又多么敬佩你啊！全书最后那没有标点的四十页真是心理学的精华。我想只有魔鬼的祖母才会把一个女人的心理捉摸得那么透”。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一位很有地位的作家戴维·赫伯特·劳伦斯（1885—1930），他是英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作家。在短短的二十年创作生涯里，他著有十多部长篇小说，数量众多的中短篇小说、诗歌、游记和文学评论。其中长篇小说《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被西方文学界公认是劳伦斯创作高峰期的重要作品之一，他本人则认为它（Women in love）是“他的最佳作品”.他的创作主题和表现手法在这部小说中得到全面、充分的体现。

《儿子与情人》完成于1913年，是劳伦斯第一部长篇小说，具有自传色彩，据有的学者判断，劳伦斯夫妇关于弗洛伊德的争论，增强了小说中母子关系的情节推演。小说主人公保罗是一个矿工的儿子，母亲是一位较有教养的小学教师。丈夫的粗暴酗酒，使妻子将爱倾注于儿子身上。由于长子外出工作，次子夭逝，三子保罗自然成了她的感情中心，甚至连儿子有了女友，也使她不由地嫉恨、反对。小说细致地描绘了保罗处在母爱和性爱之间的心理矛盾，一方面由于对母亲的爱占据了他的心灵，不得不先后同两个女友分手；另一方面，他每次都抑制不住想与女友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肉体上亲密接触，但总因对方的拘谨而未成功，以至后来他写信对女友说：“我不是通过我的感官知觉同你对话，——而是通过精神。这就是我们何以不能普普通通地恋爱的缘故”。在对待精神和肉体的问题上，劳伦斯既反对迷恋于情欲，也反对从爱情中排除肉欲，变为纯粹精神恋爱。他主张灵与肉的统一。

当劳伦斯后来对精神分析有了进一步了解后，更加有意识地把《儿子和情人》同精神分析联系起来，觉得这部小说不只是一个故事，而是“一个悲剧……英国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的悲剧。”这个旧式的儿子、情人就是俄狄浦斯，而新一代的儿子和情人则是这芸芸众生。这一俄狄浦斯情结，在劳伦斯后期短篇代表作《美妇人》中再次得到表现。小说写了七十二岁的“美妇人”宝玲对她儿子精神上的控制，使他不能自主，一生只是个负数，连性本能也受到压抑。以至他自己也承认，“我就不会作一个情人”。

从劳伦斯所写的《精神分析与无意识行为》（1921）、《无意识行为者之狂想》（1922）、《性的展望》（1929）《色情文学与淫猥行为》（1929）等论著的题目就可看出他与精神分析的关系何等密切。劳伦斯在性本能的问题上与弗洛伊德一样始终强调性欲在人的本性中的重要作用。而且主张人应摆脱任何社会羁绊，放任本能冲动，以达到完美的人性。现代物质文明恰恰是扼杀人的本能欲望的，所以遭到他的抨击。

在《恋女》中，劳伦斯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机械文明对人性的摧残和人的畸形心理状态，从而否定了这个没有人性的社会。他运用精湛、细腻的心理分析方法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探索；并运用象征手法，巧妙地揭示作品的深邃意蕴和人物的心理和性格。在创作主题上，劳伦斯的基本思想是：对在现代工业社会里受到扭曲的人性进行揭示，进而寻觅现实社会问题的答案。

劳伦斯是一个被公认富于想象力和象征色彩的风格独特的小说家。他常常以小说主要情节的象征意义来暗示主题，加强作品的艺术效果。《恋女》的主要情节是围绕杰拉尔德和古德伦、伯钦和厄秀拉这两对青年之间的爱情而展开的。杰拉德尔经历的道路是：热爱自然的孩子——没有人性的煤矿主——爱情上的失败者——雪地上冰冻的尸体，他象征着机械文明中人的悲剧；而伯钦与厄秀拉在受到工业文明的戕害时，两人通过努力，建立了和谐的关系，最后离开了寒冷的冰雪世界，走向田野肥沃、生机勃勃的欧洲南部，它象征人们摆脱现代工业的桎梏，追求新的生活。书中利用了许多意象作为暗示。杰拉尔德代表大工业生产的意识形态，他走的是死路。因而他与“死亡、冰、雪、”等等联系在一起。伯钦和厄秀拉代表“生”的道路，因此陪伴他们的是鲜花、芳草、蝴蝶等等。

作者有时借助场景或事物的象征意义，巧妙地展现了人物性格及作者思想。如第四章，“跳水者”，杰拉尔德在水面上自在地挥臂击水，辟浪前进。第十四章“水上聚会”。当他潜到水下去寻找落水的妹妹时，却毫无办法，只能感叹道：“在水下，你会感到像被人砍了脑袋似的无能为力。”这两件事的象征意义是：表面上的事他能应付自如，可一涉及到深处的事，便无能为力了。第二十九章“欧洲大陆”里，厄秀拉置身于白雪的天地中，“耀眼的白光似乎在抽打着她，使她感到疼痛，感到严寒正慢慢地窒息她的心灵。”她恨不得马上离开这里，去南部欧洲“看看那黑色的土地，闻闻那富饶的泥土气息……感受一下那阳光照在树枝上，枝头慢慢绽出新芽的景象。”此处，书中严寒的冰天雪地，象征那摧残人性、冷酷无情的工业社会，而万物生长的南部欧洲天地则象征美好的自然世界。第二十六章“一张椅子”里，伯钦决定放弃那把18世纪的优雅别致的椅子，这把椅子是18世纪文化和生活的象征。他说：“无论如何，人总不能继续生活在过去的美景中。”他要离开英国，周游欧洲各国，去寻找生活的真谛。象征着主人公人性的复归，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而《恋女》的姐妹篇，《虹》中的彩虹则象征在整个宇宙之间人类争取男女之间的完美关系，从而创造一个理想世界的展望。

在精神分析文艺美学中，本能欲望、梦、象征、升华、无意识、化装等概念具有重要的地位。正是以这些文艺美学观为指导，精神分析方法力图要透过意识的层面去发掘无意识的底蕴，透过象征本体去发现隐藏的真谛，透过审美形式去发现性欲、本能的内容，从而使精神分析方法，形成与其他社会历史方法、形式本体方法等不同的特征。

弗洛伊德认为，文艺的本质就是这种无意识欲望的替代性满足。人们在这里“继续享受着不受外界束缚的自由，这个实际上早已被舍弃了的自由。”在精神分析文艺美学看来，文艺首先并不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也不是作家世界观人生观的表现，而是无意识的本能欲望的满足，是一个脱离现实束缚的幻想世界中的避难所。虽然文艺是无意识欲望的满足，但是这种满足并不是直接额的、赤裸裸的，而是经过化装、改造、润饰的，它使无意识、快乐原则、非理性、私欲隐藏在意识、现实原则、理性和社会价值的后面，轻易不为人所发现。因此，文艺的本体是一种象征本体，它是一种客观化、系统化、形式化，也即是审美化的梦。因此，文艺也有两种意义，即表层的显意和深层的隐意，隐意潜伏在显意之中，正是他们的对立统一，构成了文艺的象征本体。

《恋女》中还描写了伯钦和厄秀拉恋爱成功结为夫妻的经过。劳伦斯从这对年轻人灵与肉的和谐结合中，表现了自己对理想人际关系、对完美人性的追求。书中的主人公皆因对方的存在而成为精神与肉体相平衡的完整的人，最终建立了平等和谐的关系。伯钦一开始只注重精神生活，他因憎恨现代工业带来的污秽物质生活而憧憬超凡脱俗的精神满足。然而，精神上的追求毕竟不能使他满足，他的肉体的自我不时地提出要求，在同厄秀拉的接触中，他发现了她身上所具有的一种美，这不仅是一个人因有了精神价值而产生的美，而且是自然的肉体的美。厄秀拉同他的接触，使他那个被压抑的肉体的自我得到释放和展开。在他身上，肉体不再受到精神的排斥，两者得到协调，渐渐得到平衡，他那人的完整性得到恢复，同时对人生也有了较现实的看法。尽管他后来仍一直对现实社会生活极度憎恨，可他已不再沉迷过去，而逃避现实了。

《恋女》中还有相当多的篇幅来描写托马斯和杰拉尔德父子两的心理活动，淋漓尽致地揭示了两代煤矿主的迥异性格；老矿主信奉基督上帝，想以虚假的慈善事业来拯救自己的灵魂，显示出他的伪善性格；新矿主却只推崇“机器上帝”，奉行无情无义的工业原则，显示出他那冷酷之心和只求实际的性格。小说中对人物心理的大段描绘，有助于读者对人物性格特征的深入了解。二、三 十年代，中国弗洛伊德原著的翻译和介绍精神分析学说的论著亦相继问世，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各种西方社会思潮和理论也纷至沓来：达尔文、叔本华、尼采、杜威、罗素、伯格森、歌德、托尔斯泰、惠特曼、泰戈尔、以及无政府主义、泛劳主义和精神分析等。精神分析不仅多少影响到中国“五四”之后的哲学、心理学，而且在文坛也留下了明显的轨迹。

如《弗洛伊德心理分析》（英国勒女士著，赵演译）张东荪的《精神分析ABC》，陈德荣的《变态心理学》等，着重介绍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梦、泛性欲观。尤其是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和高觉敷的译著《精神分析引论》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正如高觉敷所言，“国内学人对弗氏的批判也颇相歧异。有奉为大师的，也有讥之为江湖术士的，有用其说以解释五常的，也有鄙其说为毫无科学价值的”（《精神分析引论。译序》）

“五四”以来，文学创作与精神分析的联姻，是与理论介绍同步的。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部分创作，都留有精神分析的印迹。精神分析也同其他西方社会思潮一样，在“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坛热闹了一阵子。如鲁迅先生就是较早对精神分析发生兴趣并在创作中有所表现的其中一位。早在1922年，他就以女娲补天神话故事写成小说《不周山》，（后改名《补天》）。其创作动机，“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不过取了弗洛伊德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故事新编。序言》。）又说：“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南腔北调选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一创作意图在起首一段表现的很鲜明。女娲从梦中惊醒，“只是很懊恼，觉得有什么不足，又觉的有什么太多了”。望着色彩斑斓的天空和大地，她“从来没有这样的无聊过。”所谓“不足”，即性欲的不能满足，所谓“太多”即指蕴蓄于体内的性的能量“太多”，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就是“力比多”过剩。“那非常圆满而精力洋溢的臂膊”和“仿佛全体都正在四面八方的迸散”的身体，都是这种内驱力弥漫几乎快要溢出的体现。所谓“懊恼”、“无聊”就是一种性欲得不到满足的苦闷心理。然而，当他把这种蕴蓄的能量用来不停地、费力地创造人类时，则感受到了“未曾有的勇往和愉快”、“长久的欢喜”。

弗洛伊德的性本能理论认为，在人的诸种本能中，性本能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它对于人格的成长、心理和行为都具有重大意义，“性的冲动，广义的和狭义的，都是神经病和精神病的重要起因……更有甚者，我们认为这些性的冲动，对人类心灵最高文化的、艺术的和社会的成就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补天》中的这些艺术描写，反映了鲁迅当时对弗洛伊德关于性欲可通过创造人类文化而得到宣泄排遣的升华说的赞赏。十分有趣的是，《补天》按原计划写了前一部分后，改变了构思，在小说中加上了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让他“站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向上看”，嘴里诌着：“裸裎淫佚，失德蔑礼败度，禽兽行。国有常刑，惟禁！”而女娲“本已知道和这类东西板谈，照例是说不通的，”于是她继续她的创造和补天工作。在此，作者肯定女娲的创造力，实质上就是肯定作为人的本能欲望的性欲存在；对那些类似古衣冠的小丈夫一类企图否定性欲的道学家，则是剥去其画皮，显示其本相，特别是那经过压抑和伪装的性欲本能。鲁迅在批判泛性论的同时亦不忘对鼓吹禁欲主义的道学家们的“无欲”的批判。这一批判的背景，导致于当时年轻的道学家对汪静之《蕙的风》的批评。汪静之《蕙的风》中因有一句“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而被道学家科以《金瓶梅》“导淫”之罪。

在女师大事件及对“现代评论派”的论战中，鲁迅用精神分析的解剖刀对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的“寡妇主义”的心理分析，更是入木三分。他于1925年冬写的《寡妇主义》一文，从杨荫榆独特的个人心理的角度进行精神分析时指出“潜藏着”、“萎落”、“甚且至于变态”的心理是导致其精神上“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鲁迅进一步分析这种变态的心理指出，原因在于性欲的受压抑“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看见有些天真快乐的人，便生恨恶。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于别人的性底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羡、因而妒忌。其实这也是势所必至的事，为社会所逼迫，表面上故不能不装着纯洁，但内心却终于逃不掉本能之力的牵制，不自主地蠢动着缺憾之感的”。当然，作为杨荫榆这一具体的人来说，决定她镇压学生运动的，主要是其政治立场，但也不能忽视其中包含着的她独特的个人心理因素。鲁迅对她的心理分析带有较强烈的弗洛伊德色彩。然而却切中了杨荫榆内心的隐私。

郭沫若亦曾经有意识地运用过精神分析理论。他早期的小说《残春》，自己撰写《批评与梦》（沫若文集，第10卷）一文为之注疏。他之所以写《批评与梦》，是为了回答别人对他的《残春》的批评：“平淡无奇……没有climax(高潮)……，没有深意。”成仿吾则认为小说表面的平淡“正是他的妙处”，因为它表现的全部情绪“与内容渐增”，比那有最高点的作品“还要绕有趣味”。（《残春的批评》，《成仿吾文集》）”郭沫若解释道：“我那篇《残春 》的着力点并不是注重在事实的进行，我是注重在心理的描写。我描写的心理是潜在意识的一种流动。——这是我做那篇小说时的奢望。若拿描写事实的尺度去衡量它，那的确是全无高潮的。若是对于精神分析学或者梦的心理稍有研究的人看来，他必定可以看出一种作意，可以说出另外的一番意见。”《残春》基本上是依据弗洛伊德释梦学说构思的。作者认为主人公爱牟的梦“便是《残春》中的顶点，便是全篇的中心点，便是全篇的结穴处。”作者谈到《残春》的构思与梦境：梦中爱牟与S姑娘的山顶幽会，是他白日未满足的欲望的实现；正当他要与她肉体接触时，友人白羊来报难，是因为他白天隐隐感到白羊是自己的障碍（因为白羊也爱S），所以梦中白羊来拆散他们的幽会；妻杀二儿而发狂，是白天无意识心理所感受到的最大障碍在梦中消除了的表现。郭沫若曾正面阐述文学创作与梦的关系认为：“文艺的创作譬如在做梦”，“真正的文艺是极丰富的生活由纯粹的精神作用所升华过的一个象征世界。文艺的批评譬如在做梦的分析。”“我郭沫若所信奉的文学的定义是：„文学是苦闷的象征‟。”表现了与弗洛伊德文艺观之相通之处。

四

精神分析学派，对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产生了广泛的而又是毁誉参半的影响。自从弗洛伊德在1900年发表《释梦》以来，精神分析学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与演变过程。其在艺术领域里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和取得的进展，是不可忽视的。精神分析批评对千百年来争论不休的文艺现象的解释，尽管其中有许多错误或失之偏颇，但它毕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同时，作为一种批评模式，精神分析批评不再停留在作品的表面层次上，而是进入作者和读者的深层次的精神世界，这对于开拓文学批评的视野也是十分有益的。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精神分析学本身存在的错误，尤其对泛性论和无意识决定论等唯心主义和反理性的思想观点，要以科学批评的眼光充分认识他的消极因素。

主要参考书目

1．当代西方文艺理论 朱立元主编 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6）2．文艺新学科新方法手册 林骧华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5）3．文艺学美学方法论 胡经之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10）4．文学原理新释 顾诅钊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2）5．欧美近代小说理论史稿 翁义钦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1994（12）6.20世纪的文学批评（法）让—伊夫.塔迪埃著，史忠义译98（10）7.精神分析与中西文学 吴立昌 学林出版社1987（5）

批评精神 第6篇

关键词：《感官王国》,武士道,大岛渚

影片《感官王国》是法国和日本于1976年联合推出的一部影片。影片的剧情很简单，主要是根据日本历史上的真实事件改编，叙述了从女主角阿部定与情人石田吉藏的相识，吉藏出逃到最后阿部定用利刀割下吉藏的生殖器这一完整的故事。影片当中充斥了大量的性爱与赤裸场面，按照当初法国制片人阿纳托尔道曼的设想，导演大岛渚将其拍摄成了一部“硬性色情片”。影片推出后，在日本立即遭到禁映，导演大岛渚也被以猥亵罪指控。但在随后的1978年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上，大岛渚获得了最佳导演的桂冠。通过仔细观摩影片，我们不难看出，《感官王国》的确不是一部一般的色情片，在简单的剧情之下，它通过性爱探讨人物心理的严肃，是对弗洛伊德式的人物的内心活动与性格特征的展现，是对电影技巧做出的重大探索，同时也是对日本武士道精神进行的讽刺与批评。本文则主要针对最后一点，即对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进行的讽刺与批评的浅析。

一、影片产生的历史背景

1936年，日本军内皇道派法西斯青年军官发动了一次政变。但是这次政变仅仅维持了四天，最后失败。失败的结果直接导致了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统制派”的地位得到巩固。不久，中日战争便爆发。

在当年，除了这次影响深远的“226兵变”之外，在日本引起轰动的还有另外一件看似与战争毫无相关的事，那就是阿部定事件。事件的整个过程是这样的，日本女佣阿部定结识了情人石田吉藏，通过几次交往，二人关系逐渐密切起来，后来两人在东京都荒川区尾久的茶室内的一次做爱过程中，阿部定将吉藏的生殖器用刀割下，但凶手阿部定最后被宽大处理。在接受了服役六年的判决后，阿部定于1941年出狱，过了一段普通生活后于1971年失踪，此后杳无音信。

因此，无论从轰动性还是神秘性上，阿部定事件都引起了当时日本各界的关注，不久，便有日本作家将这次事件编写成舞台剧。日本著名作家渡边淳一也将其改写成了《失乐园》一书。事件发生40年后，法国的阿尔冈影片公司与日本大岛渚映画公司联合摄制了一部影片，这就是《感官王国》。

二、武士道的渊源与本质

“武士道在字义上意味着武士在其职业上和日常生活中所必须尊崇之道”，按照新渡户稻造博士的观点，武士道的准则是口头流传下来的，属于道德的范畴，无法追溯其具体的产生时间，但可以肯定的是武士道起源于封建制，武士道的渊源首先来源于佛教，继而由中国的孔孟之说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给予补充。武士道最初的“最终理想毕竟是和平”，尊崇义、勇、仁、礼、诚。然而“它的起源与封建制一样，不过封建制本身是由许多线条交织而成的，所以武士道也承袭了错综复杂的性质”。

从日本的历史来看，武士道产生于封建制，但日本并没有沿着封建主义的道路走下去，而是在明治维新后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武士道那错综复杂的性质必然会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壮大而加速变化。

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后，武士道的核心被商业力量不断冲击，等到甲午海战之时，武士道的道德核心基本已被遗弃，对于义、勇、仁、礼、诚的尊崇也被狭义地夸大了，“在现代化的全过程中，日本传统文化中武士道与神道都适应富国强兵’的需要转变自己的功能”，天皇就打着这个旗号，要求全体日本国民为其奋斗。国民便逐渐忘却了武士道本来的意义，武士道开始朝着为军国主义服务的方向大步前进，而且越走越远。

武士道讲求实际，武士讲求践行，信奉武士道的日本国民便在践行的道路上充满了“无私”与献身，从而使武士道在日本发展成一种“忠”而后“死”的宗教，而这两点在战争中无疑是起着巨大作用的。

武士成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核心力量，武士道精神则成了军国主义的崇高外衣。武士道被彻彻底底地利用了。

三、《感官王国》对武士道的精神批判

观看《感官王国》这部影片，观众能够体味到影片那几种通常已被挖掘出来的意义，比如用另类的形式表现了人类的多重性、希望和绝望、爱和恨以及爱和性等等。

但细心的观众都会发现，大岛渚在影片的后半部分插入了一组极富寓意性的镜头，一群小学生挥舞着太阳旗，欢迎全副武装的日本军人列队通过，而在画面的一角，“衣带渐宽，日渐消瘦”的吉藏却缩手缩脚地逆向走过。一般的西方论者认为这一段表现了吉藏的追求个人自由与士兵的集体意识形成了对比，个人的性愉悦带来的“消瘦”与军人的“严整”形成了对比，在此画面上的确包涵着一定的政治意涵，但对这层政治意涵的解读中，香港学者汤祯兆的观点独树一帜。他认为“吉藏是隐喻性地以一个逃兵的身份出现其中”，而且“导演在《感官王国》中所做的是把个人层面追求的性愉悦和国家层面追求的理想世界并置对照”。汤祯兆也提到了“背后隐藏了对武士道精神尤其是虚妄嘴脸的批评”。但其在这一点上一带而过，并没有详加叙述。我们可以顺藤摸瓜，带着这个观点，重新审视整部影片，就会发现导演大岛渚在影片中充满了对武士道精神的讽刺与批评。

其实，日本极少有人能够达到日本社会理想的武士道精神的标准，这样就造就了日本国民的许多缺点。现实中的武士道也就“流于情感上的兴奋”。

武士道的精神与“克己”“自杀”“忠义”的精神紧紧联系在一起。

武士道的“克己”一方面要求人忍耐，另一方面要求“不能因流露自己的悲哀或痛苦而伤害他人的快乐或宁静”。两者结合产生了武士道的禁欲主义。武士道虽然不排斥性，但它要求把这一切视为游戏，而且不能流露出感情，不然的话就不能算是个真正的日本男人，“最自然的爱情也要受到抑制”。一旦受到侮辱，尤其在性方面过于沉溺，就会有辱于自己的身份，就将选择自杀解决自己，维护这种精神。在德川家康时期日本就有因性事而深感有愧武士身份而自杀的事情。武士道认为国家比个人重要，个人是作为构成国家的一分子而存在的，因此要为国家负责，为国家的首领负责，为他们去生去死。这种“忠义”观点甚至可以在亚里士多德和一些近代社会学家那里得到印证。

影片中的主人公吉藏和阿部定非但没有“克己”，反而一起出走，在旅馆内整日沉溺于性事之中，追求一条享乐之路。两人非常赞美“性”，将其作为每日的“事业”，这恰恰与武士道将其视为“游戏”相反，武士道对爱情甚至都要抑制，可是大岛渚所表现的主人公非但没有抑制正常的感情，在性放纵方面也越走越远，直到死亡。死亡的方式也远不是因为身份或名誉受损，不是体面的“自杀”和被强者杀死，而是在毫无羞耻感的性行为中死去，作为弱者代表的女性把代表强者地位的男性取代，由弱者杀死强者，这与武士道的强者精神和为国家而死视为荣誉都背道而驰，无疑是极大的讽刺。

吉藏与阿部定的故事展开于室内，结束于室内，很少有外部环境的干预，女性与男性的性欲和占有欲在体内生发，在室内表现完成，这与武士道的向外的侵略欲形成了反差。他们将内心的情感释放出来，毫无保留，影片中以红色贯穿始终，大胆奔放，与武士道的禁欲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

武士道的基本准则有义、勇、仁、礼、诚，这些基本准则在影片中也被大岛渚的主人公一一击碎。

1. 义的准则，可以说是义理，也可以说是义务。义理是从作为“正义的道理”出发的，在义务成为一种负担时，义理便充当了“监督者”。在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的书中也指出了，在义的身后藏满了各种形式的不义，“义理很容易变成懦弱者的安乐窝”。变了身的武士道，所到之处无不烧杀抢掠，义理成了托词，而使用暴力正证明了他们的懦弱。但坚贞的奉行武士道的他们竟然不如一名妓女出身的阿部定懂得什么叫义理。阿部定的妓女身份让她有自己的义务，在回廊下要去帮助(或者说满足)一个早已患阳痿的乞丐。阿部定也许并不懂得什么义理，但她的实际行动却和那些信奉着所谓真正义理的武士们截然相反。原来，大岛渚是在告诉我们，武士们还不如一个妓女。

2. 武士道的勇已经超出了见义勇为的范畴，是将“人的内心的柔情扼杀在蓓蕾之中的野蛮方法”。他们认为为了不值得的事去死是“犬死”。然而影片的主角阿部定却不这样认为，阿部定勇于追求的是情感与情欲的释放，通过“阿部定的对自我毁灭毫无畏惧，勇于挚爱的生存信条使人们产生了共鸣并找到了某种解救自身的途径”。

3. 在《武士道》一书中，仁后跟着的是恻隐之心，包含了爱情等伟大的美德。但在影片中，阿部定竟然抄起剪刀，对着吉藏说，她不要和吉藏的老婆分享同一个男人，要求他永远不和老婆做爱。而且在最疯狂的阶段，阿部定为了快感紧紧掐住吉藏的脖子做爱，并且对打扰他们的女招待使用了暴力。敢问，当日本的军国主义打着武士道的大旗，在别人的国家大肆掠夺时，从何能看出恻隐之心，从何能看出他们爱情的美好，其实就是欲望的满足与畸态，虽然阿部定也毫无恻隐之心，也没有美好的爱情，但是武士道欲望的满足却不如阿部定来的直接。

4. 武士道的礼绝非只是举止优美，它涉及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不引人注意的琐细行为，认为一个人行动的礼法比一个行动本身更重要。众所周知，日本人的礼数是很繁琐的。在这一点上，大岛渚对武士道的批判力度相对较大。影片中的吉藏和阿部定则将这一套“礼”抛置脑后，他们在旁人面前公开自己的性爱，不但在女招待面前公开做爱，而且还旁若无人，当着外人的面互相赞叹对方的皮肤与身体。他们甚至还对前来送物品的服务人员以及年龄较大的艺伎也有性侵犯。

其中有一场两人举行婚礼的场面，他们当着所有艺伎的面便进了所谓的“洞房”，他们用自己的行动撕破了武士道的礼仪外表，将武士道的礼下的本质赤条条地暴露出来。

还有阿部定去向小学校长借钱一段，更是撕碎了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虚伪礼仪，他们不但做爱，而且发展到了性虐待的程度。这足以让那些一直以来尊崇这些礼数的日本人无法忍受了。难怪影片中关于性解放的心态与性变态的形式令当时的警视厅以猥亵罪控告大岛渚，实在是作为武士道精神的卫道士的他们无法接受对武士道所谓的礼的虚伪性的无情的揭露。

5. 武士道的诚是相对的诚，只是对自己国家愚蠢而笨拙的忠诚，对自己的内心和自身的感情却是压抑的，压抑自身的感受，学会对自己的内心撒谎。大岛渚在影片中不但表现了变态的性行为，还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恋母情节”，这里的大岛渚是诚实的。同样影片中的人物也是诚实的，他们的暴露狂与毫无羞耻感的性行为，反映了这些十足的性心理变态者在施虐与受虐中得到了不同的心理满足。

影片最后，大岛渚对武士道进行了一次侮辱。一向被武士道视为魂的刀，被女性握在手中，切除了男性作为性区别的生殖器，其中的意味耐人寻味。

四、关于作者

影片之所以能表现出对武士道这样巨大的嘲讽与批评，这与影片的导演大岛渚的个人经历不无关系。大岛渚出生于日本京都，1950年进入京都大学法学部学习，他热爱学生运动，先后担任过京都大学学生副主席，京都大学学生联盟主席。1951年日本天皇访问学校时他被校方禁止公开提问和回答问题。后来学生联盟解散，1953年又重新组织一次，也以失败告终。这些学生运动的失败，使大岛渚能够更深层次地思考社会形势和政治局势。

在拍摄本片之前，大岛渚拍摄了诸如《青春残酷物语》《日本的夜与雾》等影片，而且还成为日本电影新浪潮流派的代表人物。在拍摄这些影片的过程中，大岛渚一方面锻炼了自己的艺术手法，更重要的是他在不断地进行着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思考。

以上这些都为他日后拍摄《感官王国》这部优秀的影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大岛渚在《感官王国》这部影片中，通过艺术性的展现性爱场面，从武士道的精神层面和基本准则方面，对武士道精神给予讽刺与批评，《感官王国》这部自诞生以来就颇受争议的影片也因此成为以赤裸裸的性爱场面表现严肃思想的经典之作。

参考文献

[1]《武士道》, (日) 新渡户稻造, 商务印书馆, 1993年2月第一版。

[2]《日本映画惊奇》, 汤祯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12月第一版。

[3]《世界电影鉴赏辞典》 (第三编) , 郑雪来主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5年11月第一版。

[4]《菊与刀》, (美) 鲁思·本尼迪克特, 商务印书馆, 1990年6月第一版。

[5]《日本人论》, (日) 南博,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12月第一版。

批评精神 第7篇

一、故乡“幻影”与自然生态的失衡

福克纳对故乡情有独钟, 他曾说南方“是美国唯一还具有真正的地方性的区域……那里仍然还有一种共同的对世界的态度, 一种共同的生活观, 一种共同的价值观”1。然而, 美国南北战争给南方带来了致命性的打击:南方经济优势随着北方工业的崛起而消失;农业文明受到工业文明的侵袭。福克纳作为生于南北战争之后的南方人, 又是南方名门望族的后裔, 这种感受更是刻骨铭心。

《喧哗与骚动》聚焦于美国南方约克纳帕塔法县杰弗生镇, 文中通过大片的农田牧场被典卖, 庄园土地被征为商业用地, 高尔夫球场的建立等细节表现南方传统领地的不断缩小, 南方人被逼入狭仄的生存空间, “摆在南方人面前的是工商业及机械化、标准化的生活模式。他们对这种生活既感陌生又充满敌意……福克纳的小说深入地描写了这一过程, 对这种痛苦他自身也有体验并且感觉强烈。”2“故乡”的幻影在福克纳的心中愈加黯淡。优雅、恬静的生活没有了, 只剩下喧哗与骚动。在工业技术时代, 现代化的烙印在南方传统社会里无处不在。文本反复提到班吉喜爱的那片牧场, 即康普生家族最后一块土地, 典卖后成了高尔夫球场。这或许象征着作为万物生命之源的大地在现代化进程面前被恣意利用的惨状。福克纳似乎在警示人类:当最后一块土地被我们所挤占时, 人类将何以自处?同时, “高尔夫球场”在这里似乎是个指涉现代性症候的隐喻, 它带来了无穷的生态灾难, 它不仅破坏自然植被, 影响农业发展, 而且高尔夫疯狂的商业化炒作, 使得等级、身份、腐败等问题凸显。自然优美的南方庄园在现代化进程中走向泯灭, 留下满目的疮痍, 这是一片自然的坟墓, 悲怆地为人类唱着生命衰竭的挽歌。

二、社会生态危机的凸显

《喧哗与骚动》中揭露出南方社会存在的种族歧视、男权意志膨胀等社会问题, 社会生态危机红灯告急, 令人堪忧。

一是种族歧视下扭曲恶化的人际关系。文本多次提到种族歧视问题, 白人口中常说“不中用的黑鬼”“讨厌的黑老婆子”“黑人穷鬼”等, 杰生甚至直言“这个国家应该多雇佣白人劳工。让这些没用的黑鬼挨上两年饿, 他们就会明白自己是何等无用的松包。”3文本还通过侧面描写揭示了种族歧视下扭曲的人际关系。昆丁自杀前幻觉中出现了与黑人罗斯库司的一段对话, “‘您不是在给一个黑老头儿开玩笑吧, 是吗?’‘你知道我不是在开玩笑, 难道有哪个南方人作弄过你吗?’‘您说得不错。南方人是上等人, 可是没法儿和他们在一块过日子。”4罗斯库司毕恭毕敬地说“南方人是上等人”, 他在自我设置的上等人/下等人的区分世界里, 自甘屈辱地降低身份, 流露出种族自卑感。尽管蓄奴制早已废除, 但它对黑人精神戕害是根深蒂固的。这段幻觉对话实质上是福克纳对种族主义的敏锐洞察和人文关怀的折射, 他认为种族歧视实质上已经宣告了社会生态的严重失衡。

二是男权意志过度膨胀, 追求解放的女性受到莫大阻碍和伤害。文本中凯蒂便是女性与男权意志激烈斗争中的牺牲品。福克纳说占据他创作空间的“是心灵深处的亘古至今的真情实感, 爱情、荣誉、同情、自豪、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5作者把美好情感、善良天性投注给了凯蒂。她一直以“小母亲”的身份呵护痴呆弟弟班吉, 出嫁前夜还哀求昆丁照顾好班吉和父亲;她为了能看上女儿一眼, 甘心忍受弟弟杰生的侮辱和敲诈, 在雨夜紧追载着女儿的马车。然而善良的她却因失贞而遭受着来自他人的无尽的折磨, 男权社会为女性所设置的贞操观给她戴上了沉重的枷锁, 这枷锁犹如利器, 最终将她劈杀。

哥哥昆丁是男权主义的代表, 他苛刻地将男性道德贞操观强加于凯蒂身上, 甚至极端到将康普生家的荣誉与妹妹的贞操画等号。弟弟杰生对她更是鄙视和辱骂, “贱”“妓女”“娼妇”常不离口;甚至肆意羞辱她的私生女小昆丁, 利用小昆丁钳制凯蒂, 使她一辈子也回不了家。母亲康普生太太愚守男权社会的道德标准, 冷漠无情地将凯蒂拒之千里, 甚至不允许家里人提起她。亲情如此, 爱情又怎样?因为失贞, 凯蒂在随后的几次婚姻中先后被离弃、离婚。在男性意志支配的社会里, 凯蒂没有亲人的关心, 没有爱人的疼爱, 她彻底被抛弃了, 婚前噩梦中那个频繁对她“狞笑的东西”隐喻性地指涉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极端戕害。

三、精神生态的严重失衡

《喧哗与骚动》中康普生家三个儿子不同程度上生理与心理的失常是现代社会人类精神痼疾的浓缩, 逼真地表现了人类精神生态的失衡状况。

(一) 班吉的傻

33岁的白痴班吉只有3岁婴孩的智力, 但他却自然纯真。他总是用自然事物去描述感觉, 他能“闻到耀眼的冷的气味”, 能从凯蒂身上闻到“树的香味”, 但当凯蒂用香水时, 他大哭不止, 因为他“一点也闻不到树的香味”, 在这里, “香水”是充满现代性意味的工业产品, “香水”与“树的香味”是对立的;父亲逝世的那天, 他“能闻到死的气味”。这些正是人类直觉的呈现, 是作者对逐渐消失的人类直觉的召唤。他重视亲情, 一直记得姐姐的关爱, 凯蒂离家后, 他在没有关爱的生活中常抱着姐姐的一只旧拖鞋, 有一次他的手被火苗烫伤, 他大哭不止, 当迪尔西递给他那只拖鞋时他止住了哭声。这似乎是在告诉人类要努力抓住正在消失的美好感情。福克纳设置班吉这个角色表明生理上的病态遮蔽不了精神上的无瑕, 然而, 在工业技术时代, 精神信仰被逼在了狭仄的角落。作者将班吉定格为生理上的白痴状态, 表达了完美精神信仰在现代社会存活的不易。

(二) 昆丁的痛

昆丁的精神病症是现代人精神痼疾的典型体现, 突出表现了现代人“精神的真空化”和“行为的无能化”6。昆丁沉溺于生活的空虚绝望之中, 并受其父信仰丧失、悲观主义的影响, 精神状态严重失衡。作者借助具有象征意义的时间、自杀对昆丁虚无的生命进行了悲凉解说。昆丁认为, 时间总是在越来越有气无力地行进, 他的生命也是这般, 他犹如信仰丧失的人在精神荒原上孤独游荡。他死死捍卫旧家族的荣耀, 愚蠢地将家族荣耀与妹妹的贞操画等号, 凸显了现代人精神无可寄托而胡乱投宿的荒谬状态。在时间面前, 昆丁逃避、恐惧, 他曾砸碎象征时间的表, 他感到生活的无聊与绝望, 感慨一肚子都是几年来郁积的苦水。他身心处于高度焦躁与紧张状态, 精神的病症带来生命的脆弱, 最后他选择自杀。

(三) 杰生的险

贪婪与算计的杰生是现代工具理性时代人性异化的典型代表, 他表现出现代人“心灵的拜物化”7。他的精神生态处于严重污染状态。一是漠视亲情, 为了攫取金钱, 他敲诈勒索亲姐姐, 挟持小昆丁, 逼迫姐姐有家不能归;他把班吉视为累赘, 母亲过世后, 他无情地将班吉送走;他埋怨父亲, 提及凯蒂时常出言不逊, 对母亲言语上尖酸刻薄。二是算计爱情, 他用金钱衡量爱情, 烧毁情人的书信, 怕惹麻烦从不给情人写信, 这种个人中心主义的爱情观注定了他与爱情无缘。三是丧失信仰, 他不相信上帝的存在, 亵渎宗教, 抛弃基督教教义, 自私自利, 最终成为物质的奴隶。文本借助杰生这个典型形象表现出强大的物欲洪流淹没了人性、信仰、温情, 争夺、奸诈、伤害滋生, 人类精神荒芜的大地上毁灭着自我。

四、“走出”与“返回”的探索之路

面对生态世界的严重失衡, 我们应该反思生态危机凸显的原因。文艺复兴运动是“人的发现”的时代, 个人价值突出, 人成为万物的尺度。随着启蒙运动的深入及现代进步思潮的推动, 工具理性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体系最终确立。从生态批评的视角看这一价值体系会发现问题重重。人类为了解放自我而不惜牺牲自然, 一味地“走出”必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莽撞的前进酿成了现代文明的偏颇。因此, 人类需要寻求救赎之道。《喧哗与骚动》中, 福克纳既揭露了生态失衡的状况, 也探索了两条“返回”原点, 使人类摆脱困境的拯救之路。

一是关于人性的拯救。作者借助保姆迪尔西这一人物形象表现了人性复活的寄托。迪尔西勇敢、大胆、温存、诚实, 她是作为拯救者形象出现的。文本中, 迪尔西关爱着康普生家的每一个孩子, 她用真诚与宽容呵护着缺失母爱的他们。她在班吉33岁生日时, 自掏腰包为他买生日蛋糕, 为缺少关爱的班吉带来温暖;即使康普生太太常用充满误解、尖酸刻薄的话语攻击她, 她也表现出过人的包容和善良。从迪尔西身上可以看到拯救自然人性的希望。在寻求拯救的道路上, 要回归这种和谐的人性, 就要对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作出调整, 要张扬人类的脉脉温情。二是关于信仰的拯救。“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 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 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渡过这一危机, 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8福克纳在文本中试图借助基督教文化为人类重拾信仰。自私自利的康普生太太对上帝的信仰是不虔诚的, 床脚的《圣经》被迪尔西拾起, 却又一再地掉落。个人主义者杰生是典型的拜金主义者, 他没有任何精神信仰, 只对算计与实利感兴趣。然而迪尔西对宗教是虔诚, 她的信仰代表了精神荒原中的一片绿水青天。文本借助人物信仰的对比, 表达了精神复活的焦虑与期盼。

总之, 困境中的人类唯有返回生命的本真状态, 调整主流价值观念, 重拾丧失了的信仰, 人类才能得到拯救, 世界才能呈现生存的大和谐。这为我们面对现代社会中亟待解决的生态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摘要：文章从生态批评的视角解读《喧哗与骚动》, 揭示文本所呈现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的失衡状态, 挖掘作家福克纳的生态人文主义情怀, 以及他在“走出”与“返回”的两难选择中经历的精神之殇和精神探索。

关键词：生态批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走出”,“返回”

注释

11.5.李文俊.福克纳评论集[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256, 255.

22 .潘小松.福克纳:美国南方文学巨匠[M].长春出版社, 1995:259.

33 .4.福克纳著, 李文俊译.喧哗与骚动[M].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207, 111.

46 .7.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0:152-153, 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