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型发展范文

内生型发展范文（精选9篇）

内生型发展 第1篇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人在基本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满足之后, 在社会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方面就有增强的倾向, 职业发展属于后一层面的需求。辅导员在职业上也有向上流动、向前发展的本能愿望。合理的流通渠道能够为辅导员提供多种选择的机会, 不仅有利于高校人才资源的合理分配和使用, 也能够有效地激发辅导员群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开拓进取精神, 推进学校的进步和发展。

流通渠道需要学校从两个方向进行开拓, 包括内部发展通道和外部交流通道, 概括来说就是“内生型”发展和“外源型”支持两种。“内生型”发展是指通过种种方式来丰富辅导员职业内涵, 增强辅导员职业的内在吸引力, 提高辅导员的职业自信心和职业归属感。“外源型”支持是指开放辅导员岗位与高校其他岗位如行政管理岗、教师岗之间的流通渠道, 建立一套岗位间流动的标准和实施办法, 为适合行政工作和任课教师工作的辅导员寻找出口, 扩大辅导员职业发展空间, 增强辅导员工作的劲头, 促进校内人才的合理流动。

一、“内生型”发展的路径及意义

(一) “内生型”发展路径

要真正吸引和留住优秀辅导员,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辅导员在观念层面上认同自己的职业身份, 认同学生教育工作。只有这样, 辅导员才能真正踏实工作, 为学生教育事业奉献自己最大的力量。高校应该探索辅导员职业的“内生型”发展路径, 帮助辅导员在观念层面上认同这个职业。

1. 探索辅导员职级制, 形成单独评定系列

辅导员的职称评定主要走思政讲师副教授教授系列, 上升通道狭窄, 尤其从讲师上升到副教授这一级别很难。一是课时量的要求, 大多数辅导员没有上课的机会, 何谈达到一定的课时量。二是发表论文层次和质量的要求, 辅导员在承担大量学生工作的同时还要像教师一样做科研、发表高质量论文, 难度过大。考虑到辅导员工作的特殊性, 如果把其单独纳入辅导员系列进行评定, 制定更为合理的评定维度和标准 (如工作业绩水平和理论成果水平有一个恰当的比例) , 那么对于促进辅导员从业积极性, 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例如:上海大学深化辅导员岗位聘任制度改革, 全面实施岗位“聘任制、任期制、职级制”, 由低到高设立了1~5级辅导员岗位, 最高级别辅导员的职级与教授级等同, 有效地激发了整个队伍的工作积极性。

2. 理顺岗位培训体制, 提升职业发展能力

一种职业的从业人员, 只有具备独特性和排他性技能, 才不会轻易被其他人替代。但是目前来看, 辅导员的专业技能不够突出。大家似乎有这样一个看法, 辅导员职业门槛较低, 不需要多高的技能技巧和知识水平。从事辅导员这个职业没有突出的优势, 成就感自然就会很少, 同时又面临着随时会被其他人取代的困境。针对这一问题, 学校应该搭建一个好的培训平台, 针对辅导员群体建立专门的培训体系, 设计专门的培训课程, 这是提升辅导员职业发展能力的最直接最有效手段。辅导员所需要的自我职业发展能力是多方面的, 因此培训的内容也应是多方面的。同时, 培训形式也要采取学历培训与非学历培训结合、岗前培训与岗中培训结合、脱产与在职结合、专题培训与系统培训结合等多种方式, 以全方位提升辅导员的自我职业发展能力。例如:南京师范大学对辅导员队伍实施了“菜单式”培训, 每两周举办一次主题鲜明的“辅导员沙龙”, 每年举行3~5次专项业务培训, 从形势政策报告、心理专家讲座, 到就业指导分析、科研技能拓展等一应俱全, 所有辅导员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发展方向自订“菜单”, 选听选学。此外, 根据培训考核的成绩, 南京师范大学每年都组织部分辅导员参加校外专业培训或学习考察, 促进他们的跟进式发展, 同时鼓励本科学历的辅导员在职深造。

3. 提升辅导员学术能力, 搭建科研平台

辅导员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需要做好学生的日常管理和思想引导教育工作, 还需要不断探索和总结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在规律, 创新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途径和方法, 提升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这些都需要辅导员具备一定的学术科研能力。然而, 辅导员在申报科研课题时往往处于弱势, 辅导员队伍的整体科研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有人质疑辅导员的科研能力, 但实际上, 辅导员在做科研方面是有其独特优势的。一方面, 辅导员手上掌握着大量的素材和数据, 并且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作为支撑, 工作中发现的很多问题都可以作为研究对象。而目前业界实践经验丰富, 理论研究不足, 存在很多研究空白点, 辅导员在科研方面大有可为。另一方面, 近年高校招聘的辅导员几乎都是硕士研究生, 甚至包括博士研究生, 这些高学历的人才拥有相应的知识背景和研究问题的能力。高校要积极为辅导员学术水平的提升搭建平台, 指导辅导员开展工作研究和课题申报, 通过构建多层次的科研平台来推动辅导员队伍从“实践型”向“实践研究型”发展。

4. 探索辅导员专业化发展道路

探索辅导员专业化发展道路,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美国辅导员的职业发展情况。美国辅导员分类非常细, 包括全职的心理辅导员、职业辅导员、学习辅导员和生活辅导员等, 学生通过预约方式来要求辅导员进行专业指导。这些辅导员许多都具有相关专业博士学位, 并且通过辅导员协会的职业考试。他们不是追求大而全, 而是追求小而精, 每个辅导员都能成为所在领域的专家。掌握了这样的技能和知识, 即便是换了工作环境, 也照样能够发挥自己的特长。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辅导员的专业化和职业细分化将是不可避免的。精细化能帮助辅导员摆脱全能型的集思想政治教育、日常事务管理、为学生提供咨询服务于一体的工作现状, 跳出“任务繁重、职责混乱、疲于应付”的工作怪圈, 集中精力于自己的专业领域与特长, 瞄准自己选定的工作主题和课程项目高效率开展工作。

尝试专业化建设, 高校可以提供条件多鼓励辅导员考取相关资格证书。例如:早在2007年, 80名南京师范大学辅导员经过外聘的江苏省脑科医院专家的系统培训, 正式走上了首批“心理气象员”的岗位。

(二) “内生型”发展的意义

“内生型”发展理念的提出, 与长期以来辅导员工作积极性较低、社会地位较低、职业发展前景不明朗的现实状况是分不开的。为此, 高校开始探索如何提高辅导员的社会地位, 让辅导员成为具有较好发展前景的职业。“内生型”发展理念从根本上来说, 一是让辅导员有发展、有进步, 不是固守在一成不变的岗位上, 而是在职级、地位上有所提升, 在福利待遇上有所改善;二是让辅导员有专业、有技能, 改变辅导员职业技术含量低的印象, 让其成为不可替代的专业人才。

二、“外源型”支持:辅导员职业发展的补充路径

(一) 开放辅导员与行政岗的流通渠道

一是开放辅导员与普通行政岗的通道, 行政岗位有空缺时, 优先从学校辅导员岗位上进行竞聘, 这样可以给有转行政岗意愿的辅导员提供机会。二是开放辅导员与党政管理干部间的通道, 将辅导员作为党政干部的后备军, 定期从中选拔优秀管理人员。学校在开放辅导员与行政岗的流通渠道时, 需要制定一定的标准和制度, 做到优中选优, 最终实现这样的目的:一方面能够鼓励辅导员做好本职工作;另一方面能够给特别优秀的辅导员提供更适合的工作岗位。

(二) 开放辅导员与教师岗的流通渠道

首先, 对于一些有专业背景、符合上课条件的辅导员, 可以给他们提供条件, 让其参与“两课”的教学。根据笔者的观察, 学生对辅导员的称呼大多数为“辅导员”, 很少有称呼“老师”的, 因为在学生的眼里, 只有上课的老师才是真正的老师, 让辅导员有机会踏上讲台, 有利于从根本上提升辅导员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两课的目的与辅导员工作的目标是不谋而合的, 通过上课, 辅导员可以通过一种更为生动活泼的方式, 将价值观念输送给学生, 学生也会更容易潜移默化地接受其影响。其次, 与学生工作密切相关的一些课程, 如党课、职业规划课程等, 都可以适当向辅导员开放。再次, 学校要鼓励辅导员提升学历层次, 支持辅导员考硕士、博士, 为转教师岗提供帮助。

辅导员的职业发展不仅需要辅导员系统内部的提升和流动, 还需要建立流通渠道, 实现高校整个教育系统师资力量的流动和平衡。这一方面会对高校师资提供有利补充, 另一方面会为辅导员的职业发展提供多种选择。

三、小结

如果把“外源型”支持看作是辅导员职业发展的外因, 那么辅导员队伍自身的“内生型”发展和内在推动就是内因。正如马克思主义唯物辨证法所强调的, 内因决定外因, 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内生型”发展是辅导员职业发展的根本路径, “外源型”支持是一条补充路径, 二者的主次关系不能颠倒。

“内生型”发展不排斥“外源型”支持, 但它并不单纯地依赖外部支持, 它更重视从优化职业发展本身来探索辅导员发展路径。“外源型”支持为辅导员职业发展提供了另外的选项, 起到重要的外部支撑作用。但是如果过于重视“外源型”支持, 开放过高比例, 有可能会导致经验丰富的辅导员转岗, 新的辅导员又缺乏锻炼和磨炼, 不利于学生教育的持续性。

“内生型”发展和“外源型”支持对于辅导员职业发展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只有二者形成合力, 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向进行探索, 才能为辅导员职业发展寻找到科学、合理的路径。

参考文献

[1]程德华.高校辅导员职业生涯高原现象的应对[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09, (8) .

[2]张端鸿.中美高校辅导员制度比较[J].思想理论教育·新德育, 2005, (3) .

试论中国学校发展的内生机制 第2篇

如果说，先锋作家的精神根基是８０年代的启蒙主义，他们将作为思想武器的启蒙主义和作为写作策略的现代主义结合，继“五四”作家群在本世纪初的努力之后在世纪末中国完成了又一次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那么新生代作家则在先锋文学思潮之后涌上文坛，将作为精神背景的后启蒙状况和作为写作策略的新浪漫主义结合，形成了一股写私人生活经验、写小人物生存状态，重视身体性、当下性的新浪漫主义写作潮流。

过去，我对新生代写作是毫无保留地赞美的。我曾经将他们在道德上的紊乱状况理解为是抵抗精神奴役、思想压抑反常态表现，将他们在写作上的私人化理解为对伪宏大叙事的反动，将他们在写作技术上的退步理解为是努力摆脱文坛先锋派一统天下的局面，如此等等。但是现在，看来情况并非如此，道德紊乱有可能是因为没有信念，出于真正的堕落，私人化有可能是因为生活资源的枯竭，进而缺乏对生活本质的理解，写作技术上的退步可能仅仅是不思进取的代名词。

一、谁剥夺了他们的生活资源

新生代作家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生活资源的日益单一，是写作资源的日益枯竭。

随着跨国资本的进入，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生活方式、生活信念发生了质的变化。生活赖以存在的各种资料处处都打上了跨国资本的烙印；我们用的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是他们的生产的，即使是在中国国内生产的大多数也用的是他们的技术、他们的标准；我们吃的肯德鸡、麦当劳、必胜客是他们的提供的（他们不仅提供了食物，而且还提供了我们吃饭的标准范式）；我们听的迪斯科音乐，看的好莱乌电影是他们制作的（他们不仅在这个过程中提供了视觉和听觉的材料，还同时提供了他们的价值观念）……他们为我们提供了物质就精神生活的资料，同时也附带提供了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标准。而且这种标准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精神领域。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出现过两次长篇小说创作的高峰３０年代一次，出现了老舍《骆驼祥子》、巴金《家》、茅盾《子夜》、曹禺《雷雨》，而５０、６０年代则出现了杜鹏程《保卫延安》、梁斌《红旗谱》、杨沫《青春之歌》等等，从这些作品中，我们是可以掂出生活的沉沉的份量的，他们是从中国的土生土长的生活中诞生的，是时代的本质生活的真切反映。

但是在今天的小说中，例如，卫慧的《上海宝贝》我们已经难以看到生活的份量。我不是说这些作品中没有生活，而是说，它所反映的生活看起来是那么让人费解，仿佛来自地球的另一端。《上海宝贝》中，我们只能看到酒吧、派对，躲在屋中一边手淫一边写作的所谓作家，各种无业人员以及来自大洋彼岸的人物，但是见不到一个实实在在的中国人。女主人公倪可热爱的对象分别是来自德国的马克以及由西班牙货币豢养的天天，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所设置的人物，其魅力的源泉不是来自中国本土－－他们的人格，他们的学识，他们在工作中的成功，而是来自他们背后的那个神秘的西方背景，他们或者直接来自某个西方国家，或者有一个在西方国家赚钱的母亲，“西方”作为魅力被毫无抵制地引进了小说的，成为小说吸引读者的技术性手段。由此我得说，当代写作正在日益地丧失自己的操守，正渐渐地成为“西方”这个巨大广播网在中国的发言人。他们正将“西方”这个词浓妆艳抹地塞给读者。

问题是，《上海宝贝》中的生活是我们的生活吗？我在心里说，这不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并没有抄袭纽约、东京、柏林生活的打算，然而在作家们的笔下这却成了生活的最主要的图景，仿佛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本质。夜幕下上演的酒吧游戏、迪厅舞蹈在多大的程度上能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面貌？这种和“西方”直接接轨的内容在多大的程度上粉饰了我们的真相？如果这是谎言，那么是谁将这一谎言搬上了小说，进而又是谁将它隆重地推到了读者的面前？如果，有一个出版商、一个作家，他们在一起虚构这种生活，然后将它塞给读者，他们告诉读者这就是生活，你渴望它，想念它，那么就在我的小说中满足你的好奇和想象吧？－－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正在堕落为跨国资本的附庸，成为他们的宣传工具。

而与此同时，他们正通过这伪造的生活，遮蔽着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生活的真相。一个有着近１０亿农民的国度，一个有着数亿蓝领工人的国度，在文学的世界中，我们却难以看到农民题材、工人题材的作品，为什么？是谁，用什么东西遮掩了他们的存在？是谁将他们驱逐出了文学的领地？我曾经观察《作家》、《青年文学》、《钟山》、《花城》、《北京文学》等杂志，常常这些杂志上会连续数期都看不到一个农民题材的或者工人题材的小说。这些，中国生活的最大多数，这些中国生活最本质的方面，为什么得不到表达？因为他们的生活对我们今天的写作者缺乏吸引力，因为他们的生活无法满足跨国资本对利润以及对粉饰生活、炫耀中产阶级趣味的需要。

中国生活的本质方面就这样被掩埋了，而我们的作家和出版商，当他们头碰头，肩并肩地数着他们赚进来的钞票的时候，他们不是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的揭示者在工作，还是作为跨国资本在中国的代理人在工作。跨国资本在使当代城市生活迅速世界化－－走向模仿、戏拟、单一，进而剥夺了作家真正的生活资源的同时，正在敦促我们的作家和出版商按照他们的标准伪造另外一份生活。

我们的作家正被一种可耻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生活趣味左右，他们已经堕落为城市中产阶级趣味的最无聊的代理人，他们以中产阶级的趣味为自己的趣味，为贫民大众制造绣上了中产阶级生活幻觉的眼罩，他们悄悄地转移了贫民大众对自身生活的真实感受，而代之以中产阶级赝品，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己走到了贫民生活的反面，成了真实生活的敌人。

如今，我们年轻的作家们都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他们在城市的集中程度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在，我们已经很难发现一个真正的农民作家，甚至，我们难以找到一个生活在农村的作家了，即使是生活在２０万人口以下的小城镇的作家也寥寥可数。即使是在城市中，年轻的一代作家也很少有当过工人的经历。他们大多是一些大学毕业以后被他们小小的写作才气娇惯坏了的人，他们的生活已经彻底地和工人、农民绝缘了。－－这是这一代新生代作家和陈村、王安忆、韩少功、莫言、张承志、贾平凹、张炜等的最本质的区别。

跨国资本正通过电视、电影、广告，通过夜幕下的酒吧、迪厅、歌厅，通过各种家用电器将它的生活标准强加给他们，进而通过他们强加给我们的人民。跨国资本的进入，使中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城市化、世界化，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城市生活经验变得同一了。让我们想一想，２０年前，西部城市兰州和东部城市上海的区别，让我们想一想２０年前，南京和北京的区别，然而现在呢？同样是高耸入云的大厦，同样是霓虹灯下不夜的酒吧、舞厅，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已经找不到一个具有个性的城市了，即使是我们去扬州、苏州这样的边缘城市，除了那些做秀的老街（它们是９０年代以来可以营造的假古董），其他一切都和我们生活的城市没有什么两样。在跨国资本的左右下，不仅仅是城市的外部面貌，更重要的是城市内里的精神，传统的生活方式、生活经验正在以几何级的加速度消失和崩溃，进而，我们对生活的理解力也被划一了。这就是现实。

二、谁剥夺了他们的体验能力

因为中国的迅速市场化，城市生活世界化了，新生代作家再也不可能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拥有中国乡村生活，或者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的城市生活的经验，他们失去了拥有这份经验的可能，进而新生代作家失去了对真正的中国生活经验的体验能力。

他们对“肯德鸡”的膜拜心理妨碍了他们深入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中去，窥视我们这个时代城市生活中不同于西方生活的秘密，他们被这个时代城市生活的表面上的世界化迷住了眼睛（更不用说对农村生活的理解了）。实际上，我始终相信无论如何地世界化，中国城市生活的最核心的东西一定是和西方不一样的，他一定不是麻药文化、朋克文化、雅皮士文化的翻版，它不可能就是巴黎生活、纽约、伦敦、柏林生活的再现，问题是如果我们以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马尔克斯、福克纳、卡佛、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等等为标准，那么我们就永远不可能发现它。

所以，我说，跨国资本的进入，对于中国的新生代作家，不仅仅意味着生活经验的西方化，同时也意味着写作图式的西方化，他们不仅仅被剥夺了生活经验的资源，同时也被强制性地在写作图式上套上了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卡佛、马尔克斯、福克纳、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这些标准。试想一想，上述作家，哪一个不是在被西方跨国出版商充分操作之后才来到中国的？即使他们本非西方作家，并非来自发达国家，甚至他们在姿态上还处在第三世界的立场上，但是，他们大多数都是经由西方国家的文学奖项和出版商的认可，进而通过西方出版界的渠道进入中国的。他们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认可西方的体验方式，同时也体验了否定西方的体验方式，跨国资本显得如此自信，在提供我们赞美它的方式的同时甚至将批评它的方式也一并提供给了我们。

在这种背景中，新生代写作的前景不能不让人感到耽忧。纵观世界文学史，我们发现没有一个伟大的作家，他的成功不是奠基于其对哺育了他的文化母体的真切的体认，他最大程度地回到了他的文化本土之中，真切地捕捉到了那个神奇的文化之母给予他的奇妙的艺术灵感，进而在这文化的哺育下，他创造了自己的独特的表现图式。前些年，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陕军的异峰突起（如陈忠实的《白鹿塬》等），近年，豫军的声威大振（如李佩甫《羊的门》等），那些小说题材上的文化感，体式上的中国化都是有目公睹的。

但是，目前的文学界和批评界都弥漫着一股崇洋媚外的气氛，仿佛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马尔克斯、福克纳、卡佛、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已经成了世界文学的共同标准，只有向他们看齐的小说才叫现代小说，而利用中国传统的叙事技术、章回体小说的结构方式的小说就不叫现代小说。是谁把“肯德鸡”的标准塞给了我们新生代作家？批评在这个过程中充当了什么角色？现在有必要反思一下这个问题了。过去，我们对那些满口洋文，仿佛是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马尔克斯、福克纳、卡佛、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派到中国来的钦差大臣的批评家是没有提防的。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新生代作家，强调民间立场，强调民间写作，往往并不能成为知识分子精英意志写作的真正盟员，他们渴望抵抗，却常常自动地缴了械，他们渴求自由，却常常成了新的禁锢的牺牲，他们渴望以自己的声音说话，却反而成了话语鹦鹉。

为什么？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在大城市的集中，他们失去了和底层生活的直接联系；另一方面，是跨国资本带来了一整套文学写作的标准？甚至揭露跨国资本阴暗面的文学作品的标准也是由它带来的。

这并非危言耸听。

想一想，今天，我们的文学学的“现代性”标准来自哪里？是谁告诉我们说《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这些不是现代小说？为什么我们会认为“时间型”故事中心的章回体小说不是现代小说的呢？我们是在将它们和那些小说比较了之后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的呢？我们并不是天生地就对我们的《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三国演义》就感到自卑的，我们对这些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作品并不是天生就看不上眼的，可是，让我们问一问当今的新生代作家，他们有多少人将这些中国小说当成了自己写作的标准，几乎没有。章回体小说是怎样被驱逐出了中国小说的“现代化”之路的？这种非常中国化的，得到了成千上万的中国读者的喜爱的，在中国近代还诞生了《海上花列传》等出色作品的小说样式为什么在当代就死亡了呢？

让我们再换个角度，想一想，在２０年前，我们的作家，如果他们在写作上取得了成就，他们会怎么谈他们的创作体会呢？他们会感谢生活的赐予，而今天呢？如果哪一个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体会中谈感谢生活的话，他会成为怪人。因为他们的写作资源大多不是来自本土生活，而常常是来自对某个外国作家的阅读。

他们正通过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卡佛、马尔克斯、福克纳、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这些“伟大作家”来写作，他们的生活无一例外地都要经过这些“伟大作家”的过滤。

如果，我们承认任何一种写作方式在本质上都代表了一种对世界的感受方式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承认，当代新生代作家对这些人的模仿，就不仅仅是一种写作技术上的跟风，更重要的是一种对生活的体验方式、感受角度上的模仿。从这方面看，我们会发现，新生代作家将博尔赫斯、塞林格、马尔克斯、福克纳、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卡佛、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这些人当成写作楷模的危害极大，它使我们不仅仅是在短时间里失去了一些好的作品，而是在更长的时段里失去了一代作家－－一代真正能以中国方式体验中国生活，进而写出中国生活的真谛的小说家。

我得说，他们大多已经失去了体验生活压力的能力，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对压抑、痛苦、绝望的感受性已经降低到了历史的最低点，甚至比历史上最专制时代的作家们还要低。他们享受了太少的生活的压迫，而承受了太多的洋作家的“恩泽”。他们的体验是矫饰的，是来自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卡佛、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马尔克斯、福克纳的舶来品，他们已经失去了和农民，和工人，和这个时代的真正的“大众”在一起的能力，他们从这个立场上退却了，他们投入了马尔克斯、福克纳、博尔赫斯等等“大师”的怀里。

为什么博尔赫斯成了新生代小说家的主神？因为博尔赫斯是一个艺匠，他不需要真正的生活，他的小说来自于他的图书馆馆长的职业，他只在他的图书馆里不断地从书本到书本地编造他的小说，就可以了，他让我们的作家突然之间掌握了一项出奇制胜的法宝－－不再主动地亲近生活，而是亲近书本－－将别人的创作作为写作的源泉。这样写作成了逃避生活的结果，而不是深入生活的结果。博尔赫斯是专门为那些缺乏生活资源，但却醉心于写作的新生代作家准备的一贴“补药”。那些失去了生活资源，又不愿意到生活的最底层去体验生活的人，那些只剩下一点儿智商的人，在博尔赫斯那里找到了自己在写作上的可能－－写作在此成了一项白领工人的技术工作。他适应了中产阶层不痛不痒、哼哼哈哈的美学趣味。

我要认真地说，博尔赫斯并非什么大师，他只是个艺匠，是一个二流作家而已。更进一步说，即使他是个伟大的作家，他也只是针对他所从来的那个大洋彼岸的世界才是伟大的，只有那个哺育了他的世界才能将他视为归臬。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我们当有自己的大师，这个大师绝对不可能从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卡佛、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的中国传人那里产生，它将代表了中国人对世界文学的独特贡献－－如果这是可能的话，那么其中必有一条，因为他的写作方式和上述那些“大师”是不同的。

过去，我对新生代作家的写作是完全肯定的，也的确他们中诞生了一批出色的作家、作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看到他们中的许多显出了疲惫的神态。是他们的创造力衰竭了吗？不是，他们正当年轻。看一看新生代小说家笔下的人物，那大多是一些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被这个时代抛弃了的边缘人，他们无法理解市场经济时代商品社会的奥秘，他们在９０年代的大街上茫然失措的表情暴露了他们内心生活的空洞和虚弱，他们是那样地不合时宜，以至于，我们常常会怀疑他们是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中的人。他们目光犹疑，沉溺于一己之欲，没有坚定的信念，他们没有信念抵抗这个时代，也没有心理准备信念接受这个时代。

问题的中心环节是信念，失去了信念，他们在这个时代看到的只能是这个时代的表面现象，他们只能和人民背道而驰，只能成为说谎者。如此，他们如何能体验疼痛、体验苦难、体验绝望，如何能有切肤的痛楚，他们将失去感觉－－因为在他们的心中找不到人民－－这个最伟大的体验源泉。

三、一个结论

当前中国，跨国资本扶持之下的中产阶级趣味已经(本文权属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请登陆查看)变成了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它成了一切写作的敌人，知识分子意志形态写作，目前遇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和本土意识形态如何处理关系的问题，或者说重要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如何与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卡佛、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这些洋意识形态脱离关系的问题。

内生型“有为教育”的内涵阐释 第3篇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有为观

1.“有”字的基本理解

(1)古代汉语“有”字的解释

(1)示存在或出现。

如,曰:“有鲧在下,曰虞舜。”(《尚书·尧典》)

(2)示拥有、占有。

如,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尚书·皋陶谟》)

(2)现代汉语中“有”字的解释

《现代汉语词典》中“有”的义项有

(1)表示领有(跟“无、没”相对):有热情/有朝气。

(2)表示发生或出现:他有病了/形势有了新发展。

(3)表示所领有的某种事物(常为抽象的)多或大:有学问/有经验。

(4)表示存在:屋里有十来个人/桌上有几本书。

(5)表示达到一定的数量或某种程度:水有一丈多深。

(6)泛指,跟某的作用相近:有一天他来了/有人这么说。

(7)用在“人、时候、地方”前面,表示一部分:有人性子急,有人性子慢。

(8)用在某些动词的前面组成套语,表示客气:有劳/有请。

(9)前缀,用在某些朝代名称的前面:有夏/有周。

(10)名词,姓。

2.“为”字的基本理解

(1)“为”字的意思

《说文解字》解释“为”为“母猴”之意。发展至今“为”的义项主要有以下几种:

(1)本义,动词:驯象服役wéi。(本义已消失)

(2)动词:劳动,做wéi。如,造作,为也———《尔雅》。

(3)名词:成就,贡献wéi。如,有为青年,大有作为。

(4)动词:成,变成wéi。如,终为忠臣———《世说新语·自新》。

(5)动词:当作,担任wéi。如,作为为,治也———《小尔雅》。

(6)动词:是wéi。如,情为何物,不为远者小———《列子·汤问》。

(7)助词:表示疑问语气,或凑成偶数音节wéi。如,颇为壮观。

(8)介词:表示目的,或表示被动wèi。如,为了,为什么。

(9)连词:表示原因wèi。如,为有牺牲多壮志。

(2)“为”字赋予的内涵

《墨经·经上》:为,穷知而悬于欲也。意思是说,“为”是一种尽可能地利用感知、认识、知识、智慧(“穷知”)的意识活动,这种意识活动又与人的欲念联系在一起,或者说,它受制于人的欲念(“悬于欲”)。

根据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为”字从手从象,是个明显的象形字,像人牵着象,表示想让它去做某件事或从事某一活动的意思。就词性而言,殷商甲骨卜辞中的“为”字初文是一个心理动词;就词义而言,它不是表示“做”或“作为”“行为”,而是表示作为行为主体的人将要做某件事或将要从事某一活动的意向。

(3)“为”的不同字体

3.“有为”的基本理解

(1)“有为”的字义理解

(1)有作为。如,[明]都穆《都公谭纂》卷上:“公为人刚介有为,既下车,即以兴利除害为己任。”

(2)友为。相亲为友。有,通“友”。如,[汉]扬雄《法言修身》:“上交不谄,下交不骄,则可以有为矣。”

(3)有所为,有缘故。如,[唐]于濆《拟古讽》:“草木本无情,此时如有为。”

(2)“有为”赋予的内涵

“有为”是儒家“孔孟之道”的倡导,儒家著作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奋发有为是儒家学说的一个根本特征。有为即庄子说的有所待,待就是依赖于条件,随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因缘和合而成。由此可见,有为是持续不断、螺旋上升的动态形式。有为之核心是为,有是主观的、积极的、能动的生活态度,为是行动和实践,表示主体的每一次进步。总而言之,有为是指主体有奋发拼搏努力进取的动力,充分发挥自身的才能,实现每一次的进步,最终在某个(些)领域取得建树或成就。

(二)西方文化的有为观

“有为”一词在英文中对应的单词是promising,promise。英语动词promise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The Concise Oxford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给出的词义主要有to make a promise和give pre-indication,seem likely to occur两项,其汉语的释义分别为:承诺,有希望或渴望。

(三)名人论有为

奋发有为,大有为也。———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

“是以君子将有为也。”———《易系辞上》

“君子之欲有为於天下,莫重乎其始进也。”———苏轼《学士院试孔子先进论》

确定志向,就意味着要有所作为,有所创造。———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

一个拥有真正美的心灵总是有所作为的,并且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德国哲学家黑格尔

记住吧:只有一个时间是重要的,那就是现在!它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是我们有所作为的时间。———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

二、有为教育的基本理解

(一)有为教育的内涵

有为教育是教育者引导和促进学生自主成长、自主进取的教育模式或教育实践活动。从教育目的或价值取向上看,有为教育是教育者引导全体学生积极进取,促进学生尝试进步,体验进步后的快乐,养成积极进取心理素质的教育活动。其宗旨是张扬学生的主体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鼓励学生借助“积极适应—主动发展—大胆创新”的主体实践活动,养成良好的心理素质,不断挖掘自身潜能的教育。

(二)有为教育的外延

有为教育既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最优化教育,又是辩证统一地实现社会理想与个体理想的教育。

有为教育是扬长补短的教育,是“教师发现学生亮点、点拨学生成长—学生自我欣赏、自我激励”式的教育,它注重学生的分层教育,是倡导和践行“全体适应,个个发展,人人创新”的教育。它最大限度地促进所有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尤其是让学生获得终身受用的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它的教育宗旨在于让所有学生全面发展和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这样的教育时刻促进人的发展,推进人的社会化,也就是促进受教育者实现社会理想个体化的教育。

(三)有为教育与成功学

所谓成功,即“主体达到预设目标的过程及所伴随的愉悦体验”。

所谓成功学,就是研究如何设计有价值的目标并研究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成功学关注的焦点是自我,是自身全方位的发展与完善。其教育的方法主要是自我激励、自我暗示,通过这一途径,促使自己具有积极的心态,高度的自信,明确的生活、学习目标,准确的时间观念,专心致志的学习习惯,严格的自律,和谐的人际关系,高度的团队合作精神,科学分析自己的成败等成功必备的素质;激发自身无限的潜能并以高昂的斗志迎接生活、工作和人生事业中的种种竞争与挑战,不断追求完美的人格品质。许多研究成功学的大师们认为:成功其实就是一种在追求中所体验到的幸福,一种奋斗的快感。成功其实并没有一种客观的标准,也不可以用财富及身价衡量或确认。成功应该是一种人生过程,是一个不断追求、不断进步、不断完善的过程。能坚持这些行为者都是成功的人。

纵观成功学的培养目标与成功学大师们的实践证明,成功学与“有为”(是指主体有奋发拼搏努力进取的动力,充分发挥自身的才能,实现每一次的进步,最终在某个(些)领域取得建树或成就。)的理念相通。而素质教育的目的是通过学校的教育与培养,全面提升每个青少年的自然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素质,让学生在智力与非智力方面均获得发展。成功学不仅是“有为”的另一种深化的阐释,而且对学生的素质教育有促进作用。

三、康有为先生的教育影响

康有为(1858—1927)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杰出的教育家。与其说康有为是政治家,毋宁说康有为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和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黄炎培、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在推进我国建立新式教育制度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01年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专辟《教育家之康南海》一章写道:“先生能为大政治家与否,吾不敢知;虽然,其为大教育家,则昭昭明甚也。先生不徒有教育家之精神而已,又备教育家之资格。”

康有为的“戊戌变法”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它反映出来的是除旧、维新、改革。他的“感国难、哀民生”体现了康有为先生的爱国主义和爱国精神。

万木草堂办学是康有为教育实践的组成部分;《大同书》中的教育思想则是其教育理想的重要体现。万木草堂的教育特点既兼顾了学生德、智、体等的发展(注重在知识的传授中培养学生的实践生活能力),又创新了“中西合璧”“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的课程体系。《大同书》是康有为探索人类未来世界的代表作,因此,康有为设计了一个前后衔接的完整教育体系。他在书中提出针对人不同年龄阶段的身心特点施以不同的教育引导,将大同社会的教育分为前后衔接的五个阶段,而且每一阶段都以五育并重,“育德为先”作为教育重点;并且认为大同社会培养的是“人性皆善,人格皆齐,人体皆健”的新公民。

康有为的教育思想从变科举、兴学校、建立新式教育制度,到主张女子教育、兴办专业教育,以及提倡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尤其强调德育为先,育德为本,大力提倡普及教育,重视实科教育,提倡并实行让学生参与学校管理,提高学校形管效能等构成了富有创意、极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体系。

四、康有为纪念小学“有为教育”的基本理解

(一)属于康有为纪念小学的“有为教育”

“有为教育”的理念是康有为纪念小学全体人员在梳理康有为先生的教育影响意义并结合学校发展的步伐后逐步形成的。

康有为纪念小学的“有为教育”指的是学校通过“鼓励为先、关注进步、引导发展、实现梦想”的方式培养拥有“爱国、担当、创新、梦想”等核心素养的健康人格之人。

我校四大核心素养有三大来源:一是我校学生的特质,经过观察,我校学生在学习、生活、竞赛中呈现出了心怀梦想、创新能力强和责任心强等特点;二是我校开设的民乐课、棋艺课、书法课等课程注重培养学生对国学传统文化的学习,航模课程、OR课程、机器人课程等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三是康有为先生在“戊戌运动”中表现出的爱国、维新、除旧精神,他在《大同书》中所认为的大同社会应培养的是“人性皆善,人格皆齐,人体皆健”的新公民。

综合我校学生的特质、课程的主体特征、康有为先生的生平志向和教育理想,结合新时代康有为纪念小学的使命,我们最终把“爱国、担当、创新、梦想”确定为我校的四大核心素养,并把其作为我校办学总体目标中的重要元素。

在四大核心元素的关系中,我校师生以心怀梦想为出发点,以实现梦想为终点;弘扬爱国精神、践行爱国行为是我校师生的基础行为和基础意识,“勇于担当”是我校师生的基础能力,“创新”是我校师生的核心能力。

在这四大核心元素的交汇融合下,我们希望最终培养出具有健康的身体、健康的心理、健全的人格的“健人体、齐人格”的“有为之师”和“有为之生”。(人格在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中解释为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

(二)我校有为教育的三大核心:想为能为真为

根据学习动机中“需要层次理论、成就动机理论、自我价值论”,并结合我校有为教育的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为教育的三大核心形成互相环绕、互相影响、螺旋式上升的关系,它们具体表现为:

第一,想“为”:扬爱国、有梦想、求作为

第二,能“为”:勇担当、能创新、敢作为

第三,真“为”:健人体、齐人格、真作为

(三)有为教育的顶层理念

1. 办学理念:立社会志做有为人

阐释:“立”设立、建立、制定之意。“志”心意、志向之意。《为学》有解“人之为志,顾不如蜀鄙之僧哉。”“做”成为、变成之意。《山坡羊潼关怀古》有解:“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我校有为教育的本质是促进人的发展,“有为”是我校师生每一次进步的结果,它又反作用于师生的人生发展,让师生用自身内在的“爱国精神”激发自己的梦想,从而有担当、创新地完成从社会理想个体化到个体理想社会化的自由转换,达到“健人体、齐人格”的真作为。

2. 校训:成功每一步,有为每一天

阐释:荀子《劝学篇》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我校有为教育的培养方式是“鼓励为先、关注进步、引导发展、树立理想”。每当师生走在校内的“有为大道”时,以身体的“行”影响内心的“意”,促使师生关注自身每一天的变化,从而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3. 校风:想为能为真为

阐释:“想为、能为、真为”三者互为前提,互相依存,它们是持续不断、螺旋上升的动态形式。“想为”指的是师生以爱国情怀为基础,自我欣赏、提出梦想,自我激励、树立自信的“求作为”动机形成过程,在此过程中,大家用鼓励为先、关注进步、发现亮点的教育方式向能为阶段进发。“能为”指的是师生“担当、创新”能力的培养,它注重的是每一位康小人的责任意识及自我才能的形成。“真为”指的是师生把梦想化为激励能力培养的动力后,师生发现自身的真才实干,并在某一方面有所成就,达到“健人体、齐人格”的“真作为”。简而言之,我校校风的外化样态为:爱国意识强、梦想力量大、创新能力强、担当能力强。

4. 教风:想教能教真教

阐释:“想教”指的是我校全体教师能够结合“立社会志、做有为人”的办学理念,有“树志向、明担当、做榜样”的意识和行动。“能教”指的是教师积极创新,努力研究适合自己学科的“有为教学模式”有自己的研究小课题;结合我校的特色项目“羽毛球、茶艺、书法、合唱、民乐”等,形成“一师一技能、一师一风采”的局面。“真教”指的是我校教师在以德育促全员发展的教育观念下,把“爱国家、爱学生、能创新”作为必备品质,用欣赏学生的眼光,激励学生的方式,成为让学生爱戴的“有为之师”。

5. 学风:想学能学真学

阐释:“想学”指的是我校全体学生在“立社会志、做有为人”的办学理念指导下,学会自我欣赏、自我激励;在“爱国”的前提下,激发梦想,树立自信而积极进取的学习状态。“能学”指的是学生在我校“有为文化”的渲染下形成“担当能力强、创新能力强”的优秀品质,并在学校开展的特色项目中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技能。“真学”指的是我校每一位学生在为梦想而积极前进的过程中,真正做到“以技能展风采、以人格促发展”。

五、有为教育的七大方面

(一)有为文化

康有为先生在《大同书》中提到要想提高人口的综合素质,必须重视环境对儿童成长的影响作用。所以,在康有为的素质教育思想中,环境熏陶是重要的教育方法。具体来说,环境有二:一是人文环境,二是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熏陶重在道德的影响和智力的开发;自然环境熏陶重在发挥审美的功能和养体的作用。

作为新时代的康有为纪念小学,尊重康有为先生的教育地位,继承康有为先生的教育之志。康有为纪念小学是新时代的万木草堂,它继承着万木草堂中“万木森森一草堂”的教育理念,继续弘扬前辈们的“爱国”精神;利用环境熏陶的教育方法,孕育康小学子的梦想,使他们在有为文化中学习如何做一个有担当的康小人。在学校文化打造中始终以草堂精神为呈现点,力求在校园文化中营造整体的有为文化气息,达到环境育人的教育效果。我校的文化呈现出以下几点:

1. 建造“有为茶香”茶艺室。

茶艺室的建造灵感来源于康为先生在万木草堂讲学时茶不离手的情景,而万木草堂的风气中就有一种草堂茶风———中国茶道传统文化中的清尚之风与雅尚之风。我校建造的“有为茶香”茶艺室不仅起着传承草堂茶风的作用,而且还让师生在茶道中学习做人的道理,在品茶中学会摒弃浮躁,静心思考问题。

2.“有为墨香”书法室。

书法室的建造灵感来源于康有为先生是一位对现代书法史影响很大的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他提出的“尊碑卑唐”和“尊碑抑帖”学说,终结了中国古典书法思想史,他著有书学名著《广艺舟双辑》。我校建造的“有为墨香”书法室不仅传承了康有为先生的书法成就,而且更加贴合我校“立社会志、做有为人”的办学理念。书法室的作用在于让学生有写好字的愿望,写好字、做好人、有作为。

3. 针对有为文化对班级教室进行重新命名。

4. 丰富康有为纪念馆的内容,突出他的有为人生,如书法的成就介绍、游学的经历及成果、把其所教的弟子集结成草堂名人廊等。

5. 把草堂的思辨元素渗透到校园的各个角落,如把学校操场上的表演台变成辩论台,在校园里多设几处小讲坛等。

目的是让学生有说出自己梦想的地方。

6. 增加绿化的面积,体现学校里木和草的繁茂,特别是加种康有为先生钟爱的莲花。

莲花的“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与我校培养目标中的“齐人格”有着较高的吻合度。

7. 围绕我校核心素养中的“梦想”,把教学楼前的大榕树命名为愿望树,树上挂可开合、防水的透明的水晶球,每个班一个,每个学生用彩色的便利贴写好自己的愿望后放进去,班主任开学时挂上,期末总结时拿回来发放,让学生看看是否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二)有为德育

我校的教育观念是“以德育促全员发展”,结合《长兴学记》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教育原则,我们确立了“人人参与、生生有为”的德育理念。学校德育工作以“内生型德育模式”(这是一种侧重道德认知的德育模式。理论假设是,学生是道德教育的主体,德育应充分发挥师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尤其要承认和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人格,培养学生成为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等“主体道德素质”的社会主体。)围绕学生的四大核心素养“爱国、梦想、担当、创新”而开展。以注重启发学生的爱国意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担当精神”为主,利用“有为之师”“有为之星”的榜样示范作用让学生做到知行统一,其中少先队的核心工作是让学生懂得爱国的意义,用担当和创新能力做一个“健人体、齐人格”的人。参考《广州市阳光评价体系》中的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对学生进行品德评定。

图2 康有为纪念小学“有为德育”体系图

(三)有为科研

有为科研指的是我校教师以科研课题的成功为职业梦想,在担当精神的驱动下,使用创新的教育教学方式,以科研课题形式解决学校实际问题,提升教学水平,促进学校持续发展。

(四)有为课程

“有为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拥有“爱国、梦想、担当、创新”四大核心素养的健康人格之人。有为课程的着力点定位在学生人格和才能的培养上,基础性课程、选择性课程、拓展性课程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形成新型的“有为课程”结构,最终形成课程结构模块多种化、课程培养目标多元化、课程设置多样化,培养途径多渠道、成才平台多形式的“有为课程”样式。

图4 康有为纪念小学“有为课程”体系图

(五)有为课堂

有为课堂的教育教学始终以四大核心素养为培养目标,以校训“成功每一步、有为每一天”为导向,根据“主动性、积极性、创新性”在“有为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摸索富有本校特色,以自主课堂为特征的“有为课堂”教学模式。简言之,有为课堂指的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以“陶冶式”的教育方式,善于发现学生的亮点,激发其学习的积极性,师生用创新、合作的方式达到促进人格发展的教育效果。

有为课堂的教学模式目标指向明确,分为三个环节,每个环节互相依存、互相影响,最终达到目标。

1. 环节一

想“为”:自我发现、提高兴趣

本环节指的是学生在接收到学习任务后,能够积极发现容易点和困难点,通过自助和合作的形式提高学习兴趣。

2. 环节二

能“为”:互助互进、培养能力

本环节注重的是师生、生生间的互动交流,采用“辩论、演讲、小组合作”等方式学习重点、解决难点,着力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和创新能力。

3. 环节三

真“为”:吸收内化、精进精出

本环节指的是学生在课堂学习中把外在的学习内容内化为自身的知识储备和本领,真正做到上课有成效、学习有收获。

(六)有为之师

“有为之师”指的是在“立社会志、做有为人”的办学理念下,教师有个人志向并为之而积极奋斗;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始终以“爱学生”的品质欣赏、激励学生,关注学生的每一步成长;勇于承担科研任务,注重提高专业水平和教学技能,注重自身担当、创新能力的培养,努力成为学生学习的榜样。

机器人项目是我校的科技特色,多年来我校一直开展得有声有色,获奖无数。梁健强、符宝仪老师被评为科技奖辅导教师,杜丽芳老师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教师”。

在“有为之师”的打造过程中,勇于担当、科研创新已成为有为之师的主旋律,学校利用科研课题引领教师的专业水平发展,今年本校教师申报并成立的课题就有23项,其中梁健强老师的《DIY废旧资源,促学生创新能力》获得市科技经费。李肖玲校长、李毓嘉老师被评为荔湾区第三届教育科研骨干,冯艳云书记,陈铮铮主任,杜丽芳、简慧娟、江慧、陈健君、黄燕萍等老师被评为荔湾区第三届教育科研积极分子。

教师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注重数字化教学的学习和应用,利用微课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学校于1994年成立信息技术科组“以科研促教、以兴趣促学”的发展原则,于教学科研等各方面均有建树,尤其是教学研究与辅导学生参赛成绩显著。如:黄英华、吴玉兰老师在区课外阅读指导微课大赛中获奖。学校在2013学年获区素质教育优秀奖、体育教育突出奖、艺术教育突出奖、科技教育突出奖,是区内唯一能同时获得四个奖项的小学。

(七)有为之生

“有为之生”指的是学生拥有“爱国、梦想、担当、创新”四大核心素养的健康人格之人。具体指学生在学习、生活中有自己的梦想,能够树立自信、自我激励、积极进取,在参与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中不仅养成“爱国意识强、创新能力强、担当精神强”的优秀品质,还能练就一身真本事。

本校少先队的核心工作是让学生懂得爱国的意义,用担当和创新能力做一个“健人体、齐人格”的人。为此,少先队开展了题为“心怀祖国诵经典,筑梦中华展有为”“弘扬先烈精神,树立有为理想”“秉承辛亥革命精神,志做有为‘四有’新人”“重走长征路”等专题活动。

活力英语、信息科学技术、体育、艺术等是我校的特色活动,它们在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成果显著。如,我校在2015下半年到2016年4月的科技获奖合计117项,语言艺术队勇夺荔湾区经典美文表演大赛一等奖,我校学生参加2015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锦标赛中获1金1银,1个第一名,1个第二名和1个第七名;在2015年RCJ青少年机器人世界杯中国公开赛暨中国机器人大赛(青少年组)中,我校的机器人反恐项目,一个小组获一等奖(冠军),一个小组获三等奖,机器人舞蹈项目获小学组二等奖;在参加2015年广州市头脑奥林匹克联赛,获1金,2个一等奖,1个二等奖,3个三等奖。

我校在第十届中国少年科学院“小院士”课题研究成果答辩活动中,9岁的罗晓雯同学所研究《关于废旧服装回收处理的调查》的课题荣获一等奖,并获得“中国少年科学院小院士”的称号。李昊然同学所研究《不同冲泡方法对柠檬茶中维生素C含量比较的探究》的课题荣获一等奖,并获得“中国少年科学院预备小院士”的称号。

综上所述,从我校活动开展的性质、学生获奖的情况中可以看出,我校在学生的爱国情怀、梦想动力、担当能力、创新精神等的培养上已初具成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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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康有为.孟子微[M].中华书局,1987:51.

内生型发展 第4篇

——三论“中国信心”从何而来

2013年10月22日04:44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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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速诠释发展转型——一论“中国信心”从何而来

提质增效筑牢发展基础——二论“中国信心”从何而来

出口增速放缓，会给经济带来哪些影响？没有刺激政策，中国发展动力从何而来？新形势新变化，带来了新挑战。总书记在印尼巴厘岛的重要演讲中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正在不断增加，并将继续增强。在改革创新中激发内生动力，在转型升级中释放发展潜力，这是应对挑战的必然选择，也成为“中国信心”的有力支撑。

犹记得2008年金融危机，不少出口外贸企业首当其冲，经营十分困难；而在随后几年，我们成功应对危机，保持增长势头，靠的是扩大内需，增强内生动力。经验充分说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必须走提高质量、增强后劲的科学发展之路。正因为此，扩大内需提上日程，创新驱动成为国策，新型城镇化稳步推进，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不断释放出来。

长期以来，很多人对中国经济的认识停留于“世界工厂”的固有印象、“简单代工”的惯性认知，实际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今年上半年，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是45.2%，拉动GDP上涨3.4个百分点，远高于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0.1个百分点，这有力说明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内需拉动。展望未来，新型城镇化将进一步拉动消费增长、推动消费升级，成为“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城镇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有1000多万农村人口进入城镇，这将释放多么巨大的消费潜力？而中国城镇化率刚刚超过50%，与发达国家的80%左右相比还有近30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还有什么比这更能稳定市场预期、增强中国信心？

马克思说过，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提高劳动力素质、激发每个人的积极性，是增强内生动力的题中之义。一方面，创新驱动效应显现，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加速融合，北京中关村平均每天诞生11家科技企业，中国也超过美国成为跨国公司研发目的地首选国，“人口红利”正在转变为“人才红利”；另一方面，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激发社会创造活力，今年1—8月份，在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的背景下，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速仍然比财政支出增速高出3.7个百分点，民生改善力度不减。当人人都能共享人生出彩的机会、梦想成真的机会，就能让一切聪明才智竞相迸发，一切创新源泉充分涌流，这就是内生动力的坚实基础，也是中国信心的深厚根基。

正是看到“中国经济爆发出来的可持续能力”，一度唱衰中国经济的外国投行，刚进入秋季就纷纷调高中国经济增长预期。释放内需潜力、创新动力、市场活力，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内生动力，使中国经济呈现出勃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这不仅是中国的机会，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调整和发展，正如外媒感叹的，中国不再仅仅是世界工厂，“中国将成为全球增长的发动机”。

内生型发展 第5篇

内生型产业集群作为集群的一个重要类型,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随着经济与社会形势的变化,诸多因素会影响到其升级进程。因此,深入探讨内生型产业集群的特征、升级发展中的影响因素,对于加快其升级步伐,实现集群内生竞争力的快速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1 内生型产业集群的主要特征

1.1 血缘、亲缘和地缘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同源性决定了其深深的地方根植性,有利于形成独具地方特色的优势集群

内生型产业集群一般是基于集群成员在地缘上的邻近、血缘上的联结和亲缘上的扩散等社会网络的有机架构及对产业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而产生。其主要依靠具有强烈内生性的传统和当地的力量而产生,发展所需之资源,包括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先是基于区域内部聚集,进而才发展和扩散开来。因此,其形成与演化具有深深的地方根植性,并且同所在区域的社会网络息息相关。这一历程不仅强化了成员之间的团结、互动和信任,而且促进了各产业之间和产业内部的合作。同时,产业发展的本地化降低了采购和供应成本,方便了上下游企业之间的沟通,促进了集群内的知识流通,为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合作创造了条件。正是这种基于社会文化因素同源性所塑造的集群地方根植性,使其在成长初期,克服了资本、技术等要素短缺所形成的一系列瓶颈因素,从而渡过了最艰难的起步阶段[1]。它由于其较好地实现了本地要素禀赋优势和历史文化因素的有机融合,因此,在成长发展阶段显示出了很强的生命力和良好的内生升级发展潜力。

1.2 集群内产业链的本地化及明显溢出效应,推动了产业集群内生竞争力的提升

由于集群的内生性使得集群内产业间具有高度的产业关联。众多的、规模不一的企业彼此之间基于产业的关联效应与扩散效应分布于产业链的不同环节,而高度化和精细化的分工,更是强化了产业间的密切合作与高度依赖。基于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角度,集群内的前向关联产业倾向于从本地购买需求品,而后向关联产业也倾向于向本地供应投入品。产业链的当地化降低了生产与销售环节的成本,便利了产业链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促进了集群内知识与技术的交流与扩散[2]。而随着集群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对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与优化升级会提出新的要求。产业链中只要有一个环节开始有创新的要求和动力,基于产业之间的高度协作与关联,就会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创新进程。随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程的推进,产业在技术与创新中合作的可能性,就为产业集群的升级创造了条件,进而推动集群内生竞争力的提升。

1.3 高度信任和稳固的合作联系、强大的营销网络和良好的内生发展潜力,使得集群能够获得长期契约,并能有效地获得地方服务机构的支持与服务

地方的根植性与社会文化的同源性,使得集群被看成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社区,共享相关的产业专门知识。来自于集群内外的大量交易使其能够获得长期的合同与契约承诺[3]。在此背景下,地方融资机构基于内部信息及对地方企业家和创业者的信任,愿意冒一定风险而提供风险资本。这就为集群获取高级资本与技术等要素,以备升级提供了重要支撑。

1.4 地方政府在产业集群促进升级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内生型产业集群在最初的萌芽阶段,地方政府的作用可能并不是很大,但是随着集群的发展壮大,地方政府基于调控经济运行的责任与义务、促进集群发展以提升自身在政治博弈中胜出的概率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等诸多角度,使其在产业集群的管理、促进企业的发展壮大和促进产业集群升级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

总之,内生型集群的这些典型特征,使其显著的区别于依靠外生力量而发展起来的其他类型集群,增长潜力的内生性有利地促进了产业集群的发生与演进;但同时,其根深蒂固的一些内生性特征,也成为了影响其升级发展的桎梏。

2 影响内生型产业集群升级的主要因素

2.1 集群内产业的高度同质性与产品的低度差异化制约着产业集群的升级发展

内生型集群就产业结构而言,多集中于制造业。其萌芽发展的内生型使得集群内企业呈高度同质性,如企业规模相同或相似、产品差异化程度低、企业市场地位无明显差别等。诸多特征使得大多数内生型集群的附加值获取长期处于“微笑曲线”底端(图1),伴随着国际价值链中收益格局的非对等化趋势日益明显,也使得内生集群的发展日益艰难。

“微笑曲线”揭示了一个现象:在抛物线的左侧(价值链上游),产品附加价值逐渐上升;在抛物线的右侧(价值链下游),随着品牌运作、销售渠道的建立,附加价值也逐渐上升。而作为劳动密集型的中间制造、装配环节不但技术含量低、利润空间小,而且市场竞争激烈,容易被成本更低的同行所替代,因此成为整个价值链中最廉价的部分。它生动地演示了技术、品牌与创新,对于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意义。

在意大利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和硅谷的高技术产业集群中,产品的生产已由手工业时代、福特制时代过渡到后福特制时代,生产方式由传统技术生产方式转变为计算机一体化制造生产方式,集群不仅能满足大规模的批量定制,而且能够满足个性化需求的规模生产。在很多欠发达的内生集群中:(1)大多数处于传统技术生产方式为特征的手工制生产时代,企业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一流设备、二流管理、三流产品”的现象。大多数集群进入壁垒不高,对企业规模、技术、劳动力的素质要求也都不高,集群内个体、家庭企业小生产方式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农民企业家众多,不少企业依靠简单手工劳动投入替代资本的投入,专业化程度化较低,熟练技术工人缺乏,产品仿制现象突出,缺乏科学的信息收集和决策判断能力。如此弱质的产业特征,使得一旦外部出现行情变化或决策失误,极容易引发无序竞争。(2)集群企业满足于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方式的接单生产,不重视创新,把低质量、低价格视为竞争的制胜法宝。限制了产业网络之间的分工和专业化的高度发展,导致了网络内企业之间模仿多于创新,进而失去了向价值链高端环节延伸的动力。这不仅使其在价值链中长期停滞于价值量低的生产环节,导致产品低价恶性竞争,价值实现空间越来越小;而且使得地方产业网络的创新能力不足,给集群的进一步升级发展带来困难,甚至严重威胁网络内企业的生存。

2.2 集群品牌与创新合作程度较低,制约着集群升级发展

内生型集群一般以中小企业为主,无论是众多的中小企业之间,还是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为了分担风险、稳定市场而分享创新与合作的程度低。就大企业而言,凭借自身优势,其满足于现有的对若干中小企业领先的市场地位与生产组织方式,缺乏进行品牌创造与实现创新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就中小企业而言,客观上缺少塑造国际品牌的能力,主观上也满足于市场追随者的地位,缺乏进行创新的动力。

就整个集群而言,创新与区域品牌却是其走向世界、获取更高附加值的有力武器。俘获式GVC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跨国采购商对品牌与技术和营销渠道的控制。事实上,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格局的演进,贸易的一体化与生产的非一体化(Feenstra,1998)态势已经非常明朗。生产的非一体化使产品制造过程中的不同工序和环节被分散到不同的国家进行,通过全球价值链(GVC)组织生产。基于生产技术的扩散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等优势,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企业一般通过进入低壁垒、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环节来承接国际产业的转移并进而参与GVC中的收益分配,然后通过价值链中的技术溢出和营销支持突破进入壁垒实现向价值链高端的攀升。因此,发展中国家集群地位改善问题的实质就是产业和集群升级的问题。按照Gereffi(1999)的四种序贯升级模式: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的升级,由于生产的全球扩散化和分工的细化,为了实现系统整合,提高集群效率,来自发达国家的企业不得不帮助发展中国家企业实现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以保证及时交货和产品质量的稳定。然而,生产的分散化并没有伴随着收益的分散化(kaplinsky,2000)。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采购商为了维护有利于自己的分配格局,牢牢控制着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升级进行控制。其通过专利、战略隔绝、品牌强化和零售市场并购等多种手段来提高设计、研发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的进入壁垒,阻碍发展中国家集群的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的进程。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由于种种阻碍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环节,难以实现价值链的攀升。而能够真正改变产业在GVC中分配地位的恰恰是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Kaplinsky,2000)。前者是指从低附加值环节进入高附加值的产业环节,其升级路线为OEAOEMODMOBM;后者是指企业将从某一价值链中获得的能力应用于其他价值链,以获取新的收益。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只能带来短期的获益,并不能实现功能升级,激烈的竞争最终将使这一收益消失。

就内生型集群而言,本地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谈判地位的不对等、集群的供应商和采购商均属于“两头在外”的产业组织方式,以及凝固的国际分工格局,使发展中国家的内生型集群极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冲击,在国际贸易格局发展变化或国际产业链进行改变的时候,内生集群的脆弱性一目了然。这也进一步说明,加入GVC并不一定有显著的技术溢出和升级效应,却有可能使GVC中的产业发展格局和收益分配格局向着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及其企业的方向发展。显然,如果加入GVC不仅不能实现价值链的攀升和产业升级的有序推进,反而出现经济报酬的不断下降,那么这样的产业发展道路必定是再也走不下去的[4]。从而也就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促进集群升级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2.3 相同的集群发展模式,造成产业组织形式的不完善与产业链拓展空间的局限性,进而限制着集群升级的进程

集群的“内生性”及诞生与发展历程,决定了集群内企业的规模多为大量的中小型企业的同时存在。集群内企业数目众多,组织规模“小、散、差”、竞争力弱等问题严重,缺乏能代表行业先进水平、占据较大市场份额的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虽然不同地域的集群及其企业拥有各自不同的区域比较优势,但基于本土文化、制度背景的集群却难以在短期内立足各自优势。随着生产技术日渐成熟,各企业间的技术同构性强,行业的进入壁垒迅速降低,生产能力迅速膨胀,生产过剩状态也随即而至。由于集群内部缺乏有效的组织协调机构或者协调能力有限,因此,极易出现同业无序竞争现象,甚至造成“柠檬市场”。正是由于本土集群间的相互封闭,区域间、产业内竞争激烈,而协同、互补效应相对不足,导致集群间产品差异化不强、档次不高。有效竞争的缺失,区域品牌的缺乏,高端营销网络的不发达,专业化市场的不完善,限制了产业链市场空间的拓展,进而制约了其升级进程。

同时,由于“小而散”的企业组织不能有效地形成以大企业为主导的本土企业网络或本土价值链。而实践证明,NVC有很强的功能和链的升级能力(Schmitz,2004)。NVC的缺乏,使得企业难以切入GVC的高端环节,也就难以与发达国家大采购商建立起以均衡式网络为主的,甚至是以自己为主导的GVC分工体系(刘志彪,张杰,2007)。而企业规模偏小,不仅难以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和技术进步,也难以获得政府的金融支持,这极大地限制了企业生产能力的扩大,同时增加了内地企业对跨国采购商提供的资金和技术支持的依赖。再加上生产设备的专用性强,产业的退出障碍较大,只好通过价格相互厮杀获得销售渠道,这就进一步演化成国内许多集群恶性竞争的局面。过度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则为跨国采购商充分利用企业间的激烈竞争来俘获内地企业,为其建立起最有利于其既得利益的俘获式GVC创造了条件。

事实上,GVC理论的一个基本思路是价值链中各个环节并不是同等重要的,某些环节由于相应核心要素的稀缺性成为价值链中的战略性环节。谁抓住了战略性环节,谁就控制了价值链,成为价值链的治理者。以加工制造业为例,随着生产能力的扩散,GVC的战略性环节已从制造环节转向流通环节和设计研发环节。而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内生集群,其天然的发展模式使集群积累了较强的制造能力和丰富的熟练产业工人,但却缺乏设计研发能力和品牌意识。在这一背景下,当发达国家的大采购商凭借长期的品牌建设和技术占有,对终端市场的控制以及设计和研发能力牢牢控制着GVC的战略环节时,依赖廉价的劳动力和生产能力以代工形式嵌入俘获式GVC就成为这些集群不得不接受的现实选择。

2.4 路径依赖导致集群的技术锁定,使集群升级失去动力

众多的内生型集群,由于技术研发水平低,长期停留于对先进技术产品的模仿,长此以往,形成对创新的路径依赖。虽然在企业、行业协会、国家与地方政府等诸多因素推动创新的努力下,现状有所改观,但总体而言,研发创新的力度仍显不足。“模仿”搭便车的现象,使得创新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加上创新的成本高、风险大,因而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积极性受到打击。“过度模仿”使创新产品供应在短期内达到饱和,并迅速转为恶性竞争,创新企业来不及享受创新带来的高附加值。正是由于很多集群在涉入国际市场之初就陷于国内混战,使得利润空间被压榨的所剩无几,以至于来不及积蓄力量在全球价值链中选择重新定位,短期内也没有能力立足于各自的优势,定位于高附加值的战略性环节,只能停留于生产环节。再加上发达国家产业集群为控制高端产业链而实施技术锁定,使得集群内部的分工效应弱化,限制了集群整体优势的发挥,在与同行业其它集群竞争时失去比较优势。这不仅削弱了集群的创新能力,导致创新进程迟缓,而且造成推动集群嵌入全球高端价值链,进行多元定位困难重重,并面临丧失“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动力的危险。

虽然内生型集群具有地方根植性,但其与集群外企业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其面向的市场是国际化的。因此,其嵌入世界市场上参与国际产业链分工生产和全球价值分配的同时,既要面对技术领先、实力强劲的发达国家集群,还要面对同样具有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国家集群的激烈竞争。虽然OEM的方式使集群能够接受外部的技术扩散,获得稳定的销售渠道,但也可能因此逐渐放弃向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延伸的主动权,面临丧失研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的动力的危险。于是,集群内企业的理性选择形成了集群升级选择的悖论:一方面,选择订单生产可以降低创新所带来的各种风险和损失,获得较低的稳定收益,但却产生了可能长期陷入价值链低端的风险;另一方面选择创新,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则面临承担丧失国外订单的风险。这种尴尬境地就构成了我国许多地方集群升级发展的“两难选择”。于是,在各种利益驱动下,长期依靠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等低级要素,以代工形式切入高级要素占主导地位的GVC,就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业绕过艰难的高级要素的培育和积累阶段来获取分工收益的“捷径”。但是,单纯地依靠低级要素驱动加入GVC,只能嵌入到低附加值的装配制造环节,这就意味着被发达国家大采购商所俘获的结局几乎是注定的。因此,这一发展路径日积月累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当世界市场出现重大波动、行业性经济危机来临或者国际产业分工发生变化时,首先被牺牲掉的就是优势脆弱、缺乏核心技术与品牌、长期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加工制造集群,内生优势的缺乏使其升级发展积重难返。

上述制约因素深深的桎梏着集群的升级发展步伐,束缚着其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的进程。因此,亟需探讨克服其影响因素,加快内生型集群不断向产业链高端攀升的升级步伐。

3 促进内生型集群升级演进的对策分析

3.1 加大自主创新的扶持力度,塑造集群升级的核心驱动力

内生型集群升级发展的主要障碍来自于集群内企业的创新动力不足。而从集群升级路径来看,无论是推进产业结构向高度化、合理化方向的转换,还是促进集群向高级化方向的有序演进,这些都有赖于创新的发展。作为嵌入全球高端价值网络的核心驱动力,创新的发展速度决定着产业链与价值链的改善速度。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因此,为了避免集群的衰落,加快其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境的前进步伐,这就需要引入创新源,突破集群创新困境,并着力培育集群中具有自主创新能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龙头型企业。

鉴于创新的公共性与外溢性等特征,地方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尤为突出。地方政府应致力于建立各类技术创新研发中心、高新技术孵化中心等培育机构,加大对创新的融资支持力度,尤其是对于中小企业,这一点更为重要。同时也要看到,创新是产业集群升级的动力,但创新本身也需要外力与动力的驱动[5]。我们所推动的创新必须具有前瞻性、可持续性和战略性,而非仅仅简单的应付或消极对待。因此,营造企业积极主动的内生创新动力,也非常重要。从这一角度出发,可以设立一个“创新共同体”,政府的研发机构与企业之间绑定利益机制,以规范化、专业化和市场化的商业运作模式经营创新,同时,为企业创新设立稳定的预期,创造一个自然性的竞争市场,为创新与发展营造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就是知识的吸收、转化与利用,从而激发企业内部创新能力的释放,变现有的GDP、知识资本、能力评价体系,以便为企业融入跨国公司生产网络、嵌入全球价值链创造更好、更为宽松的环境。总之,通过产业链、研发链、上下游产业之间的供应链、政府研发机构与企业之间利益链的有效对接,来推进创新的发展。而在这其中,地方政府的工作方式、方法、以及工作服务效率等软因素,则决定着创新的成本和风险的高低。

3.2 壮大集群内关联和带动效应强的大企业,推动与发达集群的内生性联系,并强化企业和产业间的链接效应,促进关键性企业与集群内其它节点企业的有效对接

对于内生型集群而言,虽然集群存在容易受大企业支配从而导致地方经济的脆弱性等问题,但从促进合理有序竞争的角度出发,培育出集群内具备一定数量的、大型的、具有国际竞争实力的精品型名牌企业,众多的中小企业紧紧围绕为其配套,增加更高效更具针对性的营销方式(如特许经营、专卖店等形式),对整个集群竞争力的提升,仍是非常必要的。因此,要下大力气培育一批产业关联效应强,带动作用明显的集群内关键性大企业[6],提高其从为本土企业到为国家采购商和国际品牌进行贴牌生产(OEM),再到提升自我研发设计生产进而到自有品牌(ODM)生产创造的能力,积极推进其与外部发达集群联系,与全球价值链互动,以更好地利用发达集群的溢出效应和创新的网络效应,从国际需求中实现过程升级和产品升级,并逐渐发展到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稳固国内外市场。同时,还要推动关键性企业与集群内的节点企业(中小企业)的有效对接[7],通过完善的制度设计,防止来自关键性企业的各种垄断与壁垒。积极构建关键性企业与外部发达集群和集群内节点企业之间顺畅的知识溢出通道和创新空间网络(图2)。

3.3 加大集群内的市场化进程,营造开放宽松的市场环境和公平的竞争秩序,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和发展空间

内生型集群在本质上是一个产业链的上下游环节以互信和契约为基础而形成的网络组织。核心企业与配套企业之间甚至配套企业之间,既有产品制造上的紧密合作,同时又微妙地存在对市场需求和产业利润的相互争夺,呈现出与一般的市场合作竞争不同的特征[8]。这种特性既能使集群表现出较强的协同运营能力和整体竞争优势,进而加速升级进程。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诸多劣势。如:集群内同类型企业所具有的相同业务环节,临近的地理位置、共享性的资源等,极易导致恶性竞争;配套企业对核心企业的过度依赖而导致发展路径的自我封闭、对外部市场变幻的适应力降低及升级路径的锁定等。因此,地方政府要致力于形成良性的、开放的竞争氛围,避免潜在的负面效应成为集群演进的桎梏。

摘要：内生型集群作为集群的一个重要类型,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随着经济与社会形势的变化,诸多因素不可避免的会影响到其升级进程。本文分析了内生型集群所具有的地方根植性、显著的外溢性,以及发展潜力的内生型等主要特征,并据此分析了影响其升级发展中的若干因素,如:产业的高度同质性与低度差异化、基于创新的合作程度低以及技术依赖导致的路径锁定等。提出了加快其升级发展步伐,实现集群内生竞争力的快速提升的相关对策。

关键词：内生型,产业集群,升级

参考文献

[1]谢红珍,陈菲琼.论浙江内生型企业集群的优势与局限[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0):20-23.

[2]郑胜利,周丽群.论我国内生式集群经济的形成机理——以浙江省为例[J].重庆社会科学,2004(02):18-23.

[3]肖敏,谢富纪.我国内生型产业集群的特征与类型[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6(12):97-100.

[4]卓越,张珉.全球价值链中的收益分配与“悲惨增长”[J].中国工业经济,2008(07):131-140.

[5]童昕.在2006年北京大学第五届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国际学术会议上的发言,2006.

[6]高云虹.产业集群形成机理探究——基于关键性企业的视角[J].经济问题探索,2007,(1):73.

[7]毛宽,曾刚.全球价值链下内生型集群知识溢出网络构建——基于关键性企业的视角[J].工业技术经济.2008(05):79-82.

内生型发展 第6篇

关键词：任职资格,员工成长,培训体系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电力装备行业的大型骨干和龙头企业,产品覆盖发电、输电、变电、配电、用电等电力系统各个环节,横跨一次及二次装备、交流及直流装备领域,是国内综合配套能力最强、最具竞争力的电力和能源装备制造商、系统集成商和工程总承包商。经过多年不断的探索与完善,在“集团化运作、集约化发展和精益化管理”思想指引下,公司建立了一套适应市场竞争、符合行业特性、支撑许继发展的独具特色的管理机制。其中以紧密耦合岗位任职资格要求为特点的内生驱动型培训体系为公司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队伍支撑。

一、任职资格管理建立的背景

(一)战略落地的需求

许继集团将建设国际一流的电力装备制造商与电力装备系统集成商作为公司战略目标。建立员工任职资格管理体系,将企业发展战略转化成员工切实可行的努力方向与目标,有效承载公司战略落地,保证了公司战略目标的层层落实,是公司战略目标达成的迫切需求。

(二)企业发展的要求

由于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许继集团近年来先后经历股权收购、并购重组等重大变革,迎来了历史发展的新机遇。在此背景下,企业发展面临的一个突出瓶颈,是员工职业能力水平不能满足企业跨越式发展的新要求。同时由于客观条件制约,人才引进方面存在天然劣势,因此寻找一种快速有效的方式方法在最短的时间内提高公司现有员工的职业能力水平,这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员工成长的渴求

每一位员工都希望有一个良好的职业发展,为了保留公司优秀的人才,许继原有常用做法是将优秀的人才提拔到管理岗位,但是受限于企业所能提供的管理职位有限,无形之中对企业员工发展设置了天花板。任职资格体系的建立拓展了员工职业成长渠道,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良好的激励与保留,满足了员工成长的渴求。

二、紧密耦合岗位的任职资格体系构建

员工任职资格体系是在岗位分析基础上,以岗位任职资格能力为依托,以职位通道、任职资格标准、专业资格评定、员工职业发展与激励为主要内容,将“硬”考核与“软”能力相结合的一体化人才队伍建设方案。

许继集团以职业能力提升为主线的员工成长机制,主要是通过开展职位评估分析、建立职业发展通道系统、搭建任职标准系统、设计专业资格评定系统对公司人力资源队伍进行系统建设与规划。在职位评估分析的基础上,公司将各种岗位进行归类合并,建立了覆盖全员的、全系列的员工职业发展通道,分为管理类、产品类、客户类、专业类、生产类5大类别、30个职位序列和13个职位层级。在建立员工职业发展通道的同时,疏通了纵向贯通、横向流动的员工职业发展路径。每位员工的职业发展有纵向主路径、横向辅路径与斜向辅路径三条通道。员工可在本专业领域内向精深方向发展,成为本领域的专家,可以横向发展至管理通道或其他相关专业通道同等级别角色,也可以在达到任职资格标准的前提下,晋升至相关专业更高级别的角色。员工通道系统的建立,彻底打破了员工成长“自古华山一条路,万众一心奔仕途”的局限,既满足了员工职业发展的需要,也为企业的发展培养保留了专业人才。

公司从战略出发、结合业绩优秀者成功经验与岗位实际需求,对各类别、各序列均界定了相应的任职资格标准,标准的描述主要从职责、绩效、技能和工作经验四方面进行描述,既注重硬的业绩成果,又注重软的技能水平。职责主要是指员工在该层级上需要履行的主要工作职责,按照在工作中扮演的不同角色进行分类描述。绩效指员工在该层级需要具备的达成某种结果的表现。技能指员工在该层级的专业领域工作中为达成工作目标而必须具备的知识和技能,必须掌握的各种专业技术工具,以及必须具备各类职业资格认证等;工作经验指员工在该层级所必须具备的行业、专业、项目经验及专业资格等。不同序列依据不同职位特点与企业实际需要,分别设计不同标准要求。并根据任职资格标准的特点,制定了严格的员工专业资格评定程序。员工专业资格评定采用资格审查、知识考试与技能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资格审查主要是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级别的工作经验和绩效标准进行审查评价。知识考试是对申报人员的知识水平进行评价。技能评价是对申报人员专业技能水平进行评价。

依托任职资格管理体系,公司将人力资源规划、员工招聘配置体系、员工高绩效管理体系、员工培训开发体系与薪酬管理体系相互关联,建立了系统联动的现代化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三、内生驱动型培训体系设计思路

许继集团依托任职资格管理体系进行了内生驱动型培训体系建设。内生驱动是指通过集团层面的系统引导和机制牵引,激发各级单位和员工的学习主动性,使之成为培训工作的参与主体和管理主体,形成自上而下规范运作、自下而上自主运转的培训体系,最终实现公司各层面培训活动与学习行为的常态化。

公司将任职资格标准中的知识、技能要求与培训体系有机结合。公司总部培训工作定位为:员工学习伙伴、人才培养专家、知识分享平台与战略助推帮手。公司总部采用操作指引型管控模式,总部教育培训管理部门作为体系建设规划中心、资源配置中心、计划控制中心和活动组织与辅导中心开展工作。

基于岗位任职资格标准开发岗位课程体系,总结提炼每类岗位的素质与能力要求,基于分类分级的任职资格标准,制定分类分级的课程库菜单,每一个岗位序列有设计有相应的通用素质培训课程与岗位专有序列课程。通过员工任职资格评定可以帮助员工明晰所在岗位任职要求的同时认知自身的能力短板,并针对性选择相应的课程包、制定适合自己的培训学习方案,通过系统性、针对性的学习实现岗位胜任、改善岗位绩效。建立员工职业发展路径图,指导员工树立发展目标、制定职业规划、入轨成长通道,并为员工提供学习路径指引,帮助员工更快、更好地发展,实现个人发展与企业发展共赢。

为保证公司培训体系有效运转,公司大力开展内部课程开发与内训师队伍培养工作。内训师是内部课程开发的基础,也是培训体系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资源。内训师作为企业业务知识、技术、工作技能的传播者,不仅能替代外部讲师,节约成本,而且还可以挖掘提炼企业最佳实践。同时让企业的内训师带头培育企业学习文化,可以为企业带来无形的巨大附加值。内部讲师以一线与骨干人员为主体,高层授课为龙头,一般人员授课为补充,讲授与业务紧密结合的课程。公司建立了内训师分类分级管理机制,制定相应的激励约束政策,鼓励内部员工上讲台,结合评估结果进行报酬激励、成长激励和荣誉激励。同时,针对内训师队伍组织进行各种知识与技能培训,以TTT培训为基础,辅以专题研讨会、内部课程观摩学习等多种手段,提升内训师整体素质水平。

内生驱动型培训体系的建立实现了公司的培训需求源自业务一线、培训内容针对业务问题、培训课程出自业务人员、培训讲师来自业务骨干、培训方式符合业务特性、培训结果回归业务转化。同时通过资源下放、机制下行,将培训的管理权归还业务单元,引导各基层单位自主、有序开展大量内部学习活动,使基层成为培训工作的核心阵地。通过多种机制设计,将学习的主动权归还员工自身,激发员工学习自主性动能、指引明确学习路径、提供多元学习资源,帮助每位员工都成为高效的学习个体,实现从被动到主动、从课堂到工作、从业内到业余的转变,完成集中培训到自主学习的质的飞跃。

参考文献

[1]吴春波.华为的素质模型和任职资格管理体系[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0(08).

[2]桂敏,郑东良.试论企业任职资格管理体系的构建[J].人力资源管理,2015(01).

内生型发展 第7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9月—2015年7月邯郸市第一医院收治的内生型剖宫产瘢痕妊娠患者90例,按就诊编号单号纳入对照组(n=45)、双号纳入观察组(n=45)。对照组患者年龄21~37岁,平均年龄(26.3±2.4)岁;停经时间40~72d,平均停经时间(51.0±1.2)d;孕次1~5次,平均孕次(2.7±1.1)次;距上次剖宫产时间10~108个月,平均(40.6±3.5)个月。观察组患者年龄22~38岁,平均年龄(26.0±2.6)岁;停经时间41~71d,平均停经时间(50.9±1.14)d;孕次1~4次,平均孕次(2.2±1.3)次;距上次剖宫产时间11~110个月,平均(41.9±4.1)个月。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米非司酮(北京法莫斯达制药科技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20143063)25mg治疗,2次/d,连续口服5d,血清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HCG)降低后实施常规吸宫术治疗。观察组采用宫腔镜进行负压吸宫术治疗,具体如下:采用宫腔镜对宫腔情况及孕囊的位置、凸出情况进行明视,经宫颈注射1~2ml(5~10U)的脑垂体后叶素(吉林省辉南长龙生化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22023241)在妊娠部位上。当宫颈发白时实施负压吸宫术,第2次放入宫腔镜对孕囊的着床位置进行检查,以确定是否存在妊娠组织残留,若存在妊娠组织残留进行再次吸刮,直至在宫腔镜下不存在妊娠组织残留。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手术相关指标、住院时间、血清β-HCG转阴时间、阴道出血时间、并发症发生情况及满意度。手术相关指标包括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并发症包括阴道大出血、下腹部持续性疼痛[4]。患者出院时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统计患者对治疗效果的满意度,满分100分,满意:得分≥85分;一般满意:得分84~60分;不满意:得分<60分。满意度=(满意例数+一般满意例数)/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以(±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手术相关指标及住院时间比较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术中出血量少于对照组,住院时间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血清β-HCG转阴时间和阴道出血时间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血清β-HCG转阴时间和阴道出血时间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两组患者满意度比较观察组患者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4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发生阴道大出血1例,下腹部持续性疼痛1例,并发症发生率为4.4%。对照组发生阴道大出血2例,下腹部持续性疼痛3例,并发症发生率为11.1%。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内生型剖宫产瘢痕妊娠是由于受精卵着床在剖宫产后切口瘢痕的一种较为少见的异位妊娠,其孕囊主要在瘢痕部位[5]。随着患者孕周的不断增加,孕囊体积逐渐变大,导致患者出现子宫破裂、阴道大出血等症状,严重危及患者的生命[6]。目前临床常采取先服用药物再实施常规吸宫术的治疗方式,但治疗效果不理想。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创新,对内生型剖宫产瘢痕妊娠患者应用宫腔镜进行负压吸宫术治疗,被广泛应用到临床治疗中[7]。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血清β-HCG转阴时间、阴道出血时间及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提示与先服用药物再实施常规吸宫术治疗相比,对内生型剖宫产瘢痕妊娠患者采用宫腔镜进行负压吸宫术治疗,可明显减少术中出血量、缩短住院时间及血清β-HCG转阴时间和阴道出血时间,减轻患者痛苦,提高治疗效果,降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改善患者预后,促进患者身体康复,可有效改善医患关系,降低医疗纠纷的发生。本研究结果与李莉[8]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综上所述,宫腔镜在治疗内生型剖宫产瘢痕妊娠中的应用效果确切,可有效减少阴道出血时间及术中出血量,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提高患者对治疗效果的满意度,值得临床借鉴。

摘要：目的 观察宫腔镜在治疗内生型剖宫产瘢痕妊娠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2014年9月—2015年7月邯郸市第一医院收治的内生型剖宫产瘢痕妊娠患者90例,按就诊编号单号纳入对照组(n=45)、双号纳入观察组(n=45)。对照组连续服用5d的米非司酮后实施常规吸宫术治疗,观察组采用宫腔镜进行负压吸宫术治疗。比较两组手术相关指标、住院时间、血清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HCG)转阴时间、阴道出血时间、并发症发生情况和满意度。结果 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血清β-HCG转阴时间、阴道出血时间及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宫腔镜在治疗内生型剖宫产瘢痕妊娠中的应用效果确切,可有效减少阴道出血时间及术中出血量,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提高患者对治疗效果的满意度。

关键词：妊娠,剖宫产术,瘢痕,治疗结果

参考文献

[1]曲莉,刘秀梅,王秀艳,等.宫腔镜联合腹腔镜修补术与阴式修补术治疗子宫剖宫产切口憩室疗效及预后比较[J].新乡医学院学报,2015,32(10):940-942.

[2]金红岩.宫腔镜宫颈锥切术与冷刀宫颈锥切术治疗CINⅢ级的疗效比较[J].宁夏医科大学学报,2015,37(5):578-580.

[3]安新伟.宫腔镜联合腹腔镜行输卵管疏通术治疗输卵管性不孕症临床观察[J].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5,27(4):471-472.

[4]王莹,徐彩临,曹艳花,等.宫腔镜技术在异常子宫出血病人的诊断治疗中的应用价值[J].海南医学院学报,2015,21(4):527-529,533.

[5]王全英,史跃,王安明,等.经宫腔镜插管介入治疗输卵管阻塞性不孕的临床价值[J].徐州医学院学报,2014,34(8):537-540.

[6]吕净上,付秀虹,王慧芬,等.宫腔镜治疗病灶最大径线≤2.5cm的内生型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妊娠的疗效观察[J].中华妇产科杂志,2014,49(1):14-17.

[7]崔艳峰,朱蕻潮,黄红香,等.子宫动脉甲氨蝶呤灌注及栓塞联合超声引导清宫术治疗剖宫产后瘢痕妊娠[J].徐州医学院学报,2015,35(5):324-327.

内生型发展 第8篇

20世纪80年代以来, 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投资、贸易和金融的全球化使经济活动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在此背景下, 价值的创造体系不再局限于某地或某国内, 而是由散布于世界各地并且处于全球价值链上的企业或集群进行着从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营销、出售、消费、售后服务到最后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动[1]。但是, 位于同一价值链上从事不同增值活动的行为主体所获取的利润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价值链上的主导企业占据着研发、创新和营销等战略性环节以及高附加值的生产和服务环节, 而由于技术、管理和营销等知识的落后, 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内生型产业集群只能依靠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中获取微薄的利润。然而, 嵌入全球价值链也为这些产业集群借助于价值链中的主导企业的溢出知识实现集群的升级提供了机遇。

然而, 由中小企业组成的内生型产业集群由于过分强调本地化社会网络和创新网络的构建, 而导致的强烈的封闭性和排外性所引起的锁定效应已经严重制约着集群的发展, 曾经辉煌一时的意大利产业区和温州产业集群均已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的现象。最近, 那些仅仅局限于产业区本地网络的构建而忽略大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作用的文章已经遭到质疑和批评 (wei, 2007) [2]。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 那些不能利用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企业的溢出知识向价值链的更高端迈进的内生型集群已经普遍面临着生存危机。培育并引进能吸收价值链中的主导企业的溢出知识并将这些知识传递给中小企业以带动集群向更高的价值链跨越的关键性企业已成为这些集群的共识。本文以下论述如不作界定均指内生型集群。

1 知识溢出概述

1.1 定义

知识溢出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 Mac.dougall (1960) 在探讨东道国接受外商直接投资的社会收益时, 第一次把知识的溢出效应视为FDI的一个重要现象提出来。阿罗 (Arrow, 1962) 从企业技术创新成果的不完全独占性的角度指出, 高新技术的秘诀成为公共商品而不为创新企业独占时, 溢出效果就出现了。格里历切斯 (Griliches, 1992) 从创新溢出的角度将知识溢出定义为:从事类似的事情 (即模仿创新) 并从其他的研究 (被模仿的创新研究) 中得到更多的收益[3]。杰夫 (Jaffe, 1996) 则认为:知识溢出是指模仿者通过与知识创新者之间的信息交换而获得知识 (知识收益) , 而知识创新者却没有得到直接的补偿, 或所得补偿低于创新知识的价值[4]。

这些定义均立足于企业的角度阐述了知识溢出的外部性和社会性。近些年来, 知识溢出在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注意。

1.2 集群与知识溢出

Freman (1991) 认为产业群落内部存在知识溢出效应, 该效应的存在是促进群落创新网络发展和群落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动力, 是群落创新和生产效率提高的源泉[4]。Jaffe (1993) 认为知识溢出是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演变的动力源泉。Carrincazeaux (2001) 等人发现企业技术源在空间上接近程度随着学习难度以技术复杂性和合成复杂性衡量的增加而提升, 那些涉及新兴技术和复合技术的创新活动尤其具备地理集聚的内在动力[5]。Feldman (1999) 认为本地化的知识溢出是创新活动地理集聚的主要原因。国内学者在这些方面也做了一些研究[6]。叶建亮认为知识的溢出是企业空间距离的函数, 只有在空间上集聚在一起的企业才能获得这种组织知识, 而一旦离开了这个群体就会迅速消失[7]。朱秀梅 (2006) 等人认为, 集群中企业和机构之间的共生机制是产业集群竞争力的真正来源, 获得知识溢出是很多企业进入集群的原因[8]。梁琦 (2004) 认为, 从知识溢出的空间局限性导出的逻辑推理是解释高新技术园区为什么会形成的一个很好的理论角度[9]。

以上观点均解释了企业和科研院所之间的知识溢出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 并在此基础上从知识溢出的角度解释了产业集群形成的动力机制。但是, 他们都忽视了过分依赖集群内部的知识溢出对集群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也忽视了集群接受外部知识溢出对集群发展的重要促进作用, 这种作用随着由于过分强调集群内部知识溢出所产生的负面效应的凸显和全球化的深入而越发重要。

2 基于关键企业的集群知识溢出网络与集群发展

2.1 关键企业的界定

集群关键性企业的概念是我国学者高云虹 (2007) 在研究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时首先提出来的。她认为关键性企业就是集群中的龙头企业、核心企业或主导企业[10]。本文认为关键企业是指在集群的形成、发展和演化的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的企业。集群中的关键性企业一般都有着较大的规模、较高的技术梯度和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与技术吸收能力。这些关键性企业具有较强的对外扩张能力和多元化的对外交流渠道, 具有利用位于价值链高端的企业或集群的溢出知识来提高自身竞争力的能力, 并且在与周边中小企业的频繁交流中通过自身的溢出知识带动整个集群技术水平的提高, 最终推动集群向全球价值链的更高端跨越。一般来说, 集群关键企业包含本地成长起来的具有一定扩张能力的大企业和根植于本地的跨国公司分公司。

2.2 基于关键企业的集群知识溢出网络与集群发展

2.2.1 集群技术锁定效应解锁

演化经济学基于对技术演化的“路径依赖”分析指出:当产业集群面临市场条件的变化与技术变革的压力时, 群内企业很难通过技术转型存活下来, 产业集群面临着“技术锁定” 的风险。一旦集群内所有的企业都陷入这种境况, 则整个集群就会成为一个“技术孤岛”, 在产业技术发展不连续的情况下, 极有可能被外界抛弃。Grapher (2002) 对伦敦的广告产业集群和Scott (2002) 对好来坞的电影和娱乐业集群的研究均发现集群与外界的联系对集群的创新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 外部知识溢出源的获取, 对于克服集群技术锁定现象, 启动集群创新活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对马歇尔产业区批判继承的基础上, 近些年来出现的新马歇尔产业区理论便着重强调了国际化与地方化的交流。但是, 由中小企业组成的产业区或产业集群由于在技术能级、组织机构和营销网络等方面和位于价值链高端的发达国家的主导企业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这种差距成为本地产业集群对外交流时在短时期内难以逾越的鸿沟。假如集群内存在一个或多个能与价值链高端的主导企业对接的关键性企业, 那么这些关键性企业就为集群外的先进、异质的知识向集群的传递架起了一座座的桥梁, 从而避免集群的锁定效应。

2.2.2 嵌入全球价值链下的集群技术升级

集群关键性企业通过全球价值链和发达国家的主导企业连结在一起, 通过频繁的外部联系获取丰富的信息和知识, 研究全球价值链的学习机制, 沿着全球价值链向高附加值环节不断攀升。与此同时, 关键性企业还引导集群利用外部的知识和信息构建自己的技术创新构架, 捕捉、创造和增加价值, 提高集群所处价值链环节的进入壁垒。集群中的中小企业与关键性企业的紧密相邻, 可以使中小企业不断模仿关键企业的生产技术、管理模式和营销网络。集群中关键性企业的存在, 也使集群中的中小企业产生强大的竞争压力, 迫使它们不断创新, 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3 基于关键企业的集群知识溢出网络构建

完善的知识溢出网络应该包含完整的空间结构和良好的文化制度。因此, 由中小企业组成的产业集群或产业区的知识溢出网络构建应包括空间结构构建和文化制度构建两个方面。

3.1 空间结构构建

3.1.1 全球通道构建

(1) 培育本地关键性企业并鼓励其对外扩张

对于缺乏关键性企业的产业集群来说, 政府应该扶植集群内的技术先进并且具有快速成长潜力的中小企业迅速地成长为集群的关键性企业。由于这类关键性企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各个阶段均在集群内完成, 因此, 它的根植性和对集群的带动作用都强于外来大企业。

无论是显性知识还是隐性知识都会出现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加而产生衰减和扭曲的现象。正如Glaeser (1992) 等人所说, “知识跨越走廊和街道比跨越海洋和大陆更容易”[11]。为了更好地利用跨国公司的溢出知识, 把握引领全球消费走向的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的市场变动, 在跨国公司附近建立分支机构是集群关键性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向全球价值链更高端迈进的必然选择。此外, 集群内的关键性企业为了利用集群外的资源, 特别是人力资源, 把握集群外的市场变动, 往往在集群外设立分公司。

(2) 吸引能够根植于集群的跨国公司分公司进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 跨国公司对全球资源的追逐不再仅仅局限于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和优惠的政策等传统要素, 一个地区的知识存量和人才供给状况越来越成为吸引跨国公司进入的决定性因素。集群中具有地方粘性的知识资产因为其稀缺性和不可复制、不易模仿和转移的特性而成为跨国公司全球竞争的区位优势源。Rugman 和Verbeke (2003) 以及Dunning (1998) 认为集群已经成为当代跨国公司获取区位优势的重要来源。另外, 跨国公司子公司还利用集群特定的生产和服务优势从事公司的销售活动, 并且将从集群中获取的技术优势转移到跨国公司总部。跨国公司的进入也为集群带来了更先进的技术、管理模式和营销网络, 为集群快速融入全球价值链并且向价值链的高端推进提供了一条捷径。

因此, 根植于本地的内生型集群要想借助跨国公司的力量实现集群的升级, 首要任务就是加强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增强集群的知识存量。其次, 集群还应注重本地市场的培育, 营造强大的集群营销网络和中介服务网络, 使本集群能够迅速地捕捉市场信息。一旦集群在人才和市场上占领了制高点, 跨国公司的进入也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了。

(3) 在关键性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建立顺畅的知识传递机制

集群中的关键性企业通过引进、培育并成长起来后, 跨国公司的全球活动无可避免地增加了与关键性企业的接触, 这为关键性企业吸收跨国公司的溢出知识来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提供了可能。但是, 集群关键性企业接受跨国公司的溢出知识状况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Blomstrom (1992) 认为, “溢出效应不会随着跨国公司的进入自动产生, 东道国企业必须要通过学习才能获得“溢出效应”。Ostry和Gestrin (1993) 指出, 如果东道国企业不能满足跨国公司在组织结构和技术方面更高的要求, 参与到跨国公司的合作中去, 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间的互动就没有什么成效。Borensztein (1998) 首次运用人力资本作为吸收能力的代理指标, 将东道国企业的吸收能力具体量化, 根据他的研究, 跨国公司投资的“溢出效应”存在“临界水平”, 只有东道国企业人力资本存量足够丰富时, 才能获得正向“溢出效应”[12]。

由此可见, 集群关键性企业对跨国公司的溢出知识的吸收程度取决于其自身的知识存量、学习效应、组织结构和人力资本状况。关键性企业只有努力在这些方面与跨国公司对接, 才能获取更多的正向知识溢出。

3.1.2 接点企业与关键企业对接

集群中的接点企业也就是中小企业能否与关键性企业对接首先取决于关键性企业的组织形式, 如果关键性企业采取高度集中的纵向一体化模式, 那么中小企业由于和关键性企业接触机会的减少而很难获取关键性企业的溢出知识。而关键性企业如果采取高度分散的组织形式, 也就是只从事核心产品和核心技术的生产和研发, 而将其它环节转包给附近的中小企业, 通过制定严格的技术标准迫使中小企业严格遵循, 关键性企业对于中小企业遇到的技术问题也给予必要的指导, 通过这种模式, 关键性企业在不断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外, 也带动了周边的中小企业升级。硅谷和剑桥科技园区的发展历程充分说明了集群中大企业的组织形式对集群发展的影响。

硅谷和剑桥科技园区分别依托于以物理、计算机和电子领域而闻名于全球的斯坦福大学和剑桥大学而成立的, 而且成立的时间也相差无几, 但目前的发展状况却相距甚远。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剑桥科技园区内的大企业与小企业的各自孤立发展状态, 如下表所示。

其次, 集群中的中小企业对关键企业的溢出知识的吸收能力还取决于其技术水平和学习能力, 只有那些技术水平相差不太悬殊并且具有较强学习欲望和学习能力的中小企业才能实现与集群关键性企业的顺利对接。再次, 集群内的中介服务水平和基础设施状况特别是信息网络水平和员工之间的交流平台状况也是制约中小企业获取关键性企业溢出知识的一个重要因素。除此之外, 从关键性企业中衍生出来的企业由于在技术、管理和人际关系上仍和原企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这些衍生企业与原企业较容易对接。因此, 要想实现关键性企业与接点企业的顺利对接, 就必须鼓励关键性企业采用高度分散的组织形式, 鼓励它们与接点企业进行紧密的分工合作。与此同时, 还要营造集群良好的学习和创业氛围, 完善集群的中介服务网络。

3.1.3 接点企业间知识溢出通道完善

同类企业之间、企业与其它行为主体 (中介服务机构、大学、科研机构、地方政府) 之间的水平联系使多元化、差异化的知识和信息交汇融合, 产生大量的思维交叉点。接点企业之间的联系状况直接取决于集群内的中介服务机构状况和企业之间员工的交流状况。因此, 构建完整的中介服务网络, 搭建员工交流的平台是完善接点企业间知识溢出通道的重要保障。对于大部分内生型产业集群来说, 接点企业间的知识溢出通道已经相对比较完善。

当关键性企业与外部, 关键性企业与集群内接点企业, 接点企业之间顺畅的知识溢出通道形成时, 集群知识溢出的空间网络便形成了, 见图1。

3.2 文化制度构建

3.2.1 构建开放、包容的企业文化和集群文化

集群知识溢出网络构建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集群关键性企业与位于价值链高端的企业的对接以及集群中接点企业与关键性企业的对接。这种对接除了技术梯度上的对接外, 各种不同文化, 包括民族文化和企业文化的融合也是影响集群知识溢出网络构建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 构建开放、包容的企业文化和集群文化是集群知识溢出网络构建的重要前提。

3.2.2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由于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还存在诸多的问题, 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已成为跨国公司来华投资进行区位选择时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温州近些年来为了解决地方产业集群存在的问题也加大了吸引外资的力度, 但由于其恶劣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造成了外商在当地推出的新产品在短时间内就被大肆仿制, 由此导致了外商对该地区望而却步。但是, Bessen 和 Maskin的研究表明, 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可能会降低集群的创新速度和减少整体福利水平[13]。因此, 寻求既能满足跨国公司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诉求又能促进集群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条例是地方产业集群所要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4 结论与讨论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嵌入全球价值链为内生型产业集群的升级创造了机会。然而, 内生型的地方产业集群或产业区由于过分强调中小企业和地方性网络在集群发展中的作用, 忽视了集群关键企业的对外联系对集群升级的影响, 造成了集群无法利用集群外的溢出知识而实现价值链的更高端跨越。构造以集群关键性企业为枢纽, 连接价值链高端的跨国公司、其它地方性产业集群与集群内接点企业的知识溢出网络是实现传统的地方性产业集群升级的必然选择。集群知识溢出网络的构建不仅包含完善的空间网络构建, 也包含良好的企业文化塑造和有助于集群成长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建立。集群知识溢出网络一旦形成, 将极大地推动内生型集群向全球价值链的更高端跨越。但是, 在产业集群知识溢出网络的构建过程中地方政府、行业协会、集群关键性企业与接点企业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文艺院团企业发展内生动力论 第9篇

一、转制院团:一类特殊的文化企业

导致国有文艺院团逐渐脱离市场、脱离群众的主要因素, 来源于建国后的文艺管理体制, 但是自我发展能力是一个文化企业内生动力问题, 远非仅凭体制改革就能解决。经过上世纪50 70年代的“国有化”、“戏改”和意识形态的控制与指令性计划生产机制, 国有文艺院团已经完全成为“去市场化”、完全依赖财政、完全受各级政府支配的文化事业单位, 其干部已长期习惯于与政府机关对应的级别和职务, 其演员长期习惯于专业技术级别、荣誉或获奖多少等评价方式, 其工作方式长期习惯于主管部门调演、展演、派演等指令性演出等事业单位体制机制。在这样的体制机制中, 国有文艺院团自我发展能力已经萎缩到最低限度。因此, 如想重新启动这一群体的自我发展能力, 促使其离开财政的怀抱, 依靠市场来生存发展, 那么, 这就绝非是“转企改制”所能一劳永逸解决的问题。“转企改制”可以强力转变国有文艺院团的运行体制, 但转制院团企业能否实现自我发展, 关键在于其能否自己找到内生发展动力。没有内生发展动力的企业是无法生存的, 没有内生发展动力的转制院团, 要么行之不远而倒闭, 要么重回依赖财政生存的状态, 再无他路。

我认为, 这是目前转制院团企业改革发展的根本问题或瓶颈。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转制院团是一类特殊的文化企业。舞台表演艺术行业是一个“生产”与“消费”同时进行、不可分离的行业, 从而具有人力资源成本高、不可复制、规模化生产难度大等特殊性。在国家统包统管的事业体制下, 舞台表演艺术产品的商品属性不被重视, 不问投入产出效益, 不关心成本回收及是否赢利, 因而这一特殊性被遮蔽在“半饥半饱”的财政投入与“半事半企”的经营创收之中。而在新体制下, 转制院团遵从市场经济规律作为市场主体来独立运营时, 舞台表演艺术产品的商品属性被突出出来, 创作、排练、演出、营销等环节的费用都要折合成企业成本来独立核算。这时候, 由舞台表演艺术特殊性所决定的单位生产成本高于整体经济生产成本的特征开始凸显出来。因此, 转制院团不再是原来国有文艺院团的“升级版”, 而是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诞生的新生事物。这一新生事物的特征在于, 偏偏在国有文艺院团转制为演艺企业的时候, 鲍莫尔定律所言的表演艺术行业的“财政困境”才会凸显, 从而使积极的“转企改制”策略衍生出院团企业发展的新问题, 即无论如何按照市场主体规范运营, 这类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都绕不过因生产成本过高带来“亏损”这一基本规律。

二、转制院团发展:缺的是内生动力

鲍莫尔所说的表演艺术行业的“生产力滞后”原理, 并未在美国表演艺术行业发展中完全应验, 原因是在提高生活水平、扩大规模经济影响、借助大众传媒收益以及政府和社会赞助等种种经济社会条件改善和外力扶持下, 间接地缓解了“生产力滞后”带来的压力。其中, 针对我国院团改革的实际, 转制院团发展的内因应在内生动力方面。

文化体制改革之所以将经营性文化单位的“转企改制”视为重点和关键关节, 正是着眼于通过“转企改制”来解决经营性文化单位的“内生动力”问题。反过来, 能否解决“内生动力”也成为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尺。因此, 已经转制为企业的国有文艺院团的内生动力问题, 就会成为院团企业自身和政策措施重点关注的问题。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探讨:一是院团企业发展内生动力与改革动力紧密相关, 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之所以步履维艰, 关键在于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改革者强力推进转企改制, 依据是文艺院团大部分是可经营性单位, 坚持现代企业制度能拯救这一事业单位性质的群体发展, 但是并没有对这一类特殊的企业做好新问题出现后的整体设计。而一些国有文艺院团之所以抵制转企改制, 主要观点是企业化影响艺术操守和艺术品位, 认为企业化是对表演艺术及其人格的贬低, 但是对于如何富于效率地“出人才”、“出精品”、“出效益”, 由于历史条件、演艺消费状况等多方面原因, 在事业体制下弊端问题与新的改革要求之间, 并没有产生“自下而上”的主流观点, 无法发挥改革的示范、典型乃至“纠偏”作用。二是对于改制之后的发展动力问题, 在改革者和院团企业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裂隙, 事实上在磨蚀着转制院团的发展动力。一方面, 转制院团企业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把握政策、利用政策, 进而多为企业争取财政支持的方面, 这没有错,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内生动力这一关键问题。另一方面, 改革者或者从院团企业发展困难的担忧出发, 或者从舞台表演艺术行业发展的规律出发, 把改制后政策方向定位在间接财政投入方面, 也同样忽视了院团企业内生动力问题。众所周知, 任何一家企业如果不能形成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则将行而不远。转制院团内生发展动力的生成, 并非是政策扶持的结果, 而应是政策扶持的原因, 政策扶持无法成为其原动力。三是对转制院团企业内生动力问题的误解。从院团企业来讲, 一谈内生动力、自我发展, 就会被认为是财政“甩包袱”、完全市场化或任由自生自灭;而从改革者来讲, 对“内生动力”的理解尚停留在现代企业制度的一般操作程序上。比如, 2013年九部门制定的支持转制院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中, “增强转制院团发展内生动力”成为政策扶持的核心, 而核心内容是在政府“扶上马、送一程”的前提下, 努力提升转制院团的创新能力、演艺产品营销能力、资本运作能力和知识产权经营能力, 努力形成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体现文化企业特点的资产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模式。众所周知, 企业创新、产品营销、资本运作等在文化领域之外的企业那里, 只不过是必备的ABC常识, 对于转制院团这一类特殊的文化企业而言, 这些所谓的“能力”建设本身就已经滞后于现代企业发展实际。因此, 无论是作为政策推手, 还是作为院团企业自我发展的核心理念, 都不能仅仅把这些“能力”建设作为内生动力的内容, 更不能以此确定改革发展战略。

三、转制院团内生动力:本质是企业文化问题

在三十多年的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过程中, 每一个改革阶段都充满时代色彩, 拟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 改革的方向和路径, 看起来斩钉截铁, 但是骨子里却充满着改革的焦虑。焦虑所在, 一言以蔽之, 就是新时期国有文艺院团内生发展动力问题。以前是意识形态属性、事业单位体制、文艺工作者身份构成的责权关系形成院团的任务性动力, 现在是舞台表演艺术的双重属性、企业体制、职业经理人与艺术总监领导的演艺企业构成的市场主体, 其内生动力是否必然要产生于企业利润和经济效益呢?这个看似简单到不用思考的问题, 实际上在转制院团这里却是一个关键性问题, 而且某种程度上被这一类文化企业的浓厚的艺术色彩所遮蔽了。我认为, 转制院团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来源于对舞台表演艺术的追求与保障这一追求的经济效益的结合。如果转企改制损害了文艺院团对舞台表演艺术的追求则得不偿失, 而如果文艺院团不能依靠舞台演出吸引观众接触与欣赏, 则丧失其存在的基本职能, 二者之间就是一个文化企业的艺术追求与经济效益的关系问题。如果要达到某一演艺企业的舞台演出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 其内生动力必须来自企业文化建设。而与一般企业文化建设不同的是, 院团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是建立实现艺术追求与经济效益有机结合的自信、自觉和自强。这是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

从问题的角度来评价, 处于转型期的院团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存在不少缺失, 大部分院团的企业文化建设意识比较薄弱, 或者把企业文化建设与意识形态要求、社会责任等相混淆。比如, 有的院团认为本身就是从事艺术的组织和机构, 不缺文化;有的院团认为对艺术的追求远远高于对企业利益的追求, 故而坚持不沾“铜臭气”;有的院团认为企业文化就是指社会责任, 如不搞“三俗”等;有的院团则以为企业文化建设无非是公司架构、生产目标计划及严格管理之类等等。这都是企业文化建设意识薄弱的表现。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说, 一个非营利组织首先必须思考和确定自己具体可行的“使命”, 这一“使命”是根据这一个组织在同类组织中的优势、前瞻性、机会、竞争力等判断而确立的, 并根据发展情况进行调整。当然, 这也是世界五百强公司的普遍发展理念, 其中的每个公司都有这样的“使命”。组织机构及其员工的内在动力就来自对这一“使命”及其一系列具体目标的努力、奉献和坚持。实际上, 这就是企业或组织的成员所共享的价值、信念和行为规范, 这就是企业文化。作为一类特殊的文化企业, 从“单位”转制为“企业”是一回事, 从“文化企业”到“企业文化”是另一回事。从事舞台表演艺术的国有文艺院团是一个个思想特别活跃的“单位”, 却又是一个价值观最为涣散、缺失的“驿站”。组织或企业所需要的维护共识、协调合作、敬业奉献等企业精神, 在院团转制企业这里, 往往被演员或者主演的所谓“个性”所取代。事实上, 很多“台柱子”难以融入一个院团的由独特的文化定位、战略目标、工作环境、员工信念乃至行为形象等组成的价值观系统, 主创、主演的“追求”往往难以与整个院团企业的追求目标达成一致, 获得共同提升。

四、深化改革:需要调适的政策方向

文化体制改革一再强调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文化发展规律, 但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却或多或少地忽视了舞台表演艺术行业的特殊规律, 这不仅影响到发现和解决文艺院团内生动力问题, 而且直接导致政策上过于重视硬件改善和谋求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相对忽视了软件建设及其长期性和艰巨性。因此, 有必要在深化改革中适当调适政策方向。

今天的转制院团与改革前相比, 体制机制完全变化了, 但其所在行业生产消费的根本特征没有变化。对此, 要高度重视、深入研究行业特殊规律, 切实改变把转制院团作为事业单位来管理、投入的旧观念, 把政策重心调适到扶持企业文化建设得力、内生动力较强的转制院团企业上来, 把财政支持与院团企业自身发展能力有机结合起来, 支持壮大一批骨干演艺企业和大量中小演艺企业。还要在倡导社会力量支持演艺企业发展的同时, 寻找具体的、合适的政策工具, 以税收优惠政策撬动社会资本投资院团企业的积极性, 解决院团企业改革发展面临的新问题、新困难、新需求。当院团企业自我发展、财政支持与社会力量积极介入这三者达到一定契合程度的时候, 我们才有可能看到演艺市场新的曙光。

舞台表演艺术行业是一个“生产”与“消费”同时进行、不可分离的行业, 从而具有人力资源成本高、不可复制、规模化生产难度大等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