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性优势范文

内生性优势范文（精选11篇）

内生性优势 第1篇

固然, 集体经济曾在计划体制下成长过, 也确实存在过“二国营”式的体制弊端, 直到今天, 仍然需要大力改革创新, 这应是毫无疑问的。但是, 值得重视的是它的本性、它的内生优势, 常被漠视或抹杀, 把它同旧体制等同起来!

这里不想引经据典, 也无需长篇大论, 只是点明主题, 深刻认识集体经济的贯有本性, 即集体经济固有的优势是可突显其适应新时代、新发展的境界!

一、适应市场的本质特性。合作经济的历史证明, 它是在任何国家、任何时期均可存在并发展的一种市场主体。中国集体经济同样是合作经济, 它在市场中生, 在市场中发展壮大。

从建国到今天, 历史雄辩地证明集体经济的业绩功不可没!根本原因在于它对市场的适应性、应变性和内动性的本质。

二、合作者 (劳动者) 联合的主体性。合作经济的兴起, 在于市场经济的弱势群体, 组织起来, 应对资本强势的一种经济组织。因此, 决定了合作者 (劳动者) 是企业的主体、经营管理的主体和权益的主体。无论它发展到什么程度 (如赫赫有名的蒙德拉贡集团) , 它都是联合的劳动者主宰发展的命运!它同任何国有、私有、资本联合的经济, 均不雷同。

三、劳动驾驭资本、积累成果劳动者化的特性。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 资本奴役劳动、主宰一切社会领域 (他们的“民主”, 只是强势资本争夺权位的形式与手段而已) 。但是, 只有在合作经济中, 始终坚持劳动者 (合作者) 驾驭资本, 资本运营的收益、积累的财富, 均归于劳动者 (合作者) , 但又仍归运营于整体合作经济的发展 (蒙德拉贡建立了个人资本账户, 收益分红入帐, 但并不取现, 而继续作为合作股份投资, 为企业运营) 。我国曾出现的“二国营”模式, 只强调了组织的“集体”, 而扭曲了社员所有权。但是, 改革开放后兴起的“股份合作制”, 重新回归了合作经济的本性, 证明它的本性不容扭曲。当然, 分配机制至今尚需完善, 但其本性如此, 应予珍惜。

四、共有共荣、平等和谐的本性。合作经济的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特点, 不仅在于其产权制度、自主管理监督的治理结构, 更在于它始终就是在完全平等的前提下, 联合组织起来的。其主导者、管理层, 没有也不允许有任何特定“身份”, 只能是选举、民主程序的结果, 他们也不能有特殊的资本权益或权位强势。共享、共荣、平等、公正、和谐发展这些要求的实现, 不是口号, 而是来自合作组织特性的本质。

如此等等。这些本性仍是中国集体合作经济与时俱进、长期发展的根本内在动力, 亟须认真提高认识, 付诸实践。事实证明, 任何空话, 都不可能使实业真正崛起, 但是任何谬言也不可能让一个兴起的实业毁灭!

组织结构变化的内生性研究 第2篇

——第6届全国青年管理科学与系统科学学术会议论文集2001年 •大连

组织结构变化的内生性研究*

沈坤荣李剑

（南京大学商学院, 210093）

摘要组织结构的本质是由经济中占支配地位的生产要素决定。这种要素之所以占

支配地位，是因为它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本文通过分析经济增长的两个阶段

（Solow阶段和Romer阶段），指出经济增长阶段的变化具有内生性，且不同的增长阶段有不同的推动力。因此支配要素的变化也具有内生性，从而证明了组

织结构变化的内生性。

关键词组织结构资本知识Romer阶段Solow阶段

**引言

现代知识经济条件下的组织结构和过去传统工业时代的组织结构已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对于组织结构的这种变化的研究却大都停留在变化结果和趋势的探索上，并没有深入研究变化的内在动力。例如，众多文献立足于西方发达国家呈现的信息化趋势，概括了几条组织结构变化的趋势，诸如扁平化、柔性化和网络化趋势。至于信息和知识到底怎样促使组织结构变化，这些文献都没有探讨。所以，一些认为知识经济可能是泡沫的学者进而怀疑组织结构变化的这些趋势是否具有现实性和普遍性。

本文则从最基本的生产技术出发，揭示了一个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两种不同的阶段：Solow阶段和Romer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增长动力分别来自资本积累和知识创新。因而从逻辑上推出资本在Solow阶段占支配地位，知识在Romer阶段占支配地位。在此基础上，文章阐述了当经济体跨越不同发展阶段的时候，支配要素的变化引起了组织结构变化。从而论证了组织结构变化的内在动力是源于经济体自身，即组织结构变化的内生性。Solow 阶段和Romer阶段①

为了证明一个经济体中资本和知识要素的支配地位的变化，我们使用了一些通常的假设：整个社会只生产一种最终产品。它可以被消费，也可以被投资；劳动力在每期都具有无弹性的供给L；如用Kt-1表示t-1期没有被消费的最终产品，则Kt-1将被转化为在t期的投资。为了考察知识要素在生产中的地位，我们不能使资本Kt-1直接进入生产函数，而用一系列的中间产品代替资本Kt-1进入生产函数。中间产品的种类增加就代表了知识和技术的进步。因*此项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资助（00CJL010）

沈坤荣，1963年生，经济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博士后。现为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剑，1978年生，南京大学商学院硕士生。地址：南京市汉口路22号：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 邮编：210093电话:(025)3602215Email: skrfjpwj@public1.ptt.js.cn

① 此处所用分析框架主要来自Kiminori Matsuyama(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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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生产函数可以写成以下形式

Y(t)AL1/N(t)

j1X(t,j)11/(1)

其中σ∈（1，+∞）；Y(t)为t期的最终产品的产出；L为劳动投入；X(t, j)为t期第j种专业化中间产品的投入；N(t)为t期的中间产品的种类。类似地，N(t-1)为t-1期的中间产品的种类。因而，N(t)-N(t-1)就是t期的知识进步所表现出来的新创造的中间产品的种类。假定中间产品可以用共同的物质单位来度量，则由于中间产品是对称进入生产函数的，故生产函数可以简化为如下形式

Y(t)AL1/N(t)X(t)11/(2)如果每一种中间产品的生产成本为a单位资本，创新的成本为常数q >0，资本的价格为常数r。创新者的新产品随着时间的变化会被别的竞争者模仿。因而最初新产品的垄断地位会逐渐丧失而变成完全竞争。在此模型中，从1到N(t-1)种中间产品已成为完全竞争产品。但是，t期新创造的N(t)-N(t-1)种中间产品却处于垄断地位。因此我们研究的外部环境是一个垄断和竞争复合的市场结构，在这种复合市场结构中的生产函数可以分为两部分

Y(t)AL1/N(t1)Xc(t)11/AL1/[N(t)N(t1)]Xm(t)11/（3）其中Xc(t)表示在完全竞争市场上一种中间产品的数量，共N(t-1)种；Xm(t)表示在垄断市场上一种中间产品的数量，共N(t)-N(t-1)种。

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根据MR=MC，可以得到Xc(t)的价格为Pc=ar。在垄断市场上，创新者制定垄断价格Pm以追求垄断产品的未来利润贴现值最大化。一种创新产品的未来垄断利润贴现值为

V(t)(Pmar)Xm(t)er(vt)dv（4）t

最终产品的生产者的利润为

E(t)Y(t)wLN(t1)PcXc(t)[N(t)N(t1)]PmXm(t)（5）由于最终产品的生产者是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中，故视工资和资本的价格为给定。根据边际产品等于要素价格，我们可以得到

Xc(t)AL(11/)[Pc(t)]（6）Xm(t)AL(11/)[Pm(t)]（7）将（7）式代入（4）式，对V(t)最大化就可以得到创新者制定的垄断价格

Pmar/(1)（8）根据式（6）、（7）和（8），我们可以得到

Xc(t)/Xm(t)[Pc(t)/Pm(t)](1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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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者在t期的垄断利润为PmXm(t)－r[aXm(t)+q]，如果t期的垄断利润为负，即 aXm(t)(1)q(10)创新者就没有足够的刺激去创新，因而N(t)－N(t－1)=0；当出现创新产品的时候即N(t)>N(t-1)，自由市场的力量使得创新者处在临界点，超额利润为零，即

aX(t)(1)q

把上述条件总结一下就是 m

aXm(t)(1)q,N(t)N(t1),（11）

[aXm(t)(1)q][N(t)N(t1)]0

在t期的资源约束条件为

K(t1)N(t1)aXc(t)[N(t)N(t1)][aXm(t)q]（12）利用（9）和（11）式，该约束条件就可以写成aXc(t)a(11/)Xm(t)minK(t1)/N(t1),qN(t)N(t1)max0,K(t1)/(q)N(t1)（13）其中θ=（1-1/σ）1-，在[1，e]取值。根据（11）和（13）式生产函数就可写成 σ

Aa1/1[N(t)]1/L1/[K(t1)]11/,当K(t1)qN(t1)Y(t)AaL1/（14）K(t1),当K(t1)qN(t1)aq

我们发现当K(t1)qN(t1)时，相对于已有的中间产品种类而言，经济资源K(t－1)显得太小，因而没有知识技术的创新基础，从其生产函数来看，经济体具有典型的Solow特征，增长主要推动力是要素的积累。这种情况对应于传统的工业经济阶段。这一阶段中资本的积累起着关键作用，因而资本要素在传统的工业经济阶段占据支配地位。

当K(t1)qN(t1)时，相对于已有的中间产品种类而言，经济资源K(t－1)足以支撑知识和技术的创新。因此创新活动盛行。从其生产函数来看，经济体的增长具有内生性。增长的源泉为知识和技术的创新，因而具有典型的Romer特征。这种情况对应于现代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以知识和创新为驱动力的经济阶段。这一阶段中知识要素起着关键作用，因而知识要素在这一经济阶段占据支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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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国家中，由于经济参数的不同，支配要素的转变特征也不同。而且即使在同一个国家，支配要素的支配地位也不是不变的。正如下文所分析，支配要素的变化必然引起组织结构的变化。

3经济体的动态变化引起的组织结构变化

为了分析组织结构的变化,我们将组织结构分解成制度结构、层级结构和文化结构。制度结构用来描述整个群体共有的正式关系;层级结构用来描述组织中个体之间的正式关系；文化结构用来描述组织中的非正式关系 [陈传明(1999)]。

我们假定积累率为一个固定常数s。根据Kiminori Matsuyama（1999）的研究，经济体动态变化有三种情况：1.sÃ>θ－1时,经济体单调收敛于Romer阶段；2.sÃ<1时,经济体单调收敛于Solow阶段； 3.1

AaL中Ã=aq1/。下面我们根据这三种情况，具体分析经济体的动态变化如何引起制度结构、层级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动态变化。

当sÃ>θ－1时，经济体的稳态在Romer阶段。因此，经济体如果最初处在资本主宰的Solow阶段，由于积累率s比较高，因而能支撑后续的巨大创新成本。经济体的内在力量会拉动经济体单调收敛于Romer阶段。所以，资本的支配地位最终被知识自然取代，所以组织制度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因为企业中不同参与者通过提供企业经营所必需的某种要素实现他们对企业的贡献，而要素的相对重要性就决定了制度结构的特点。所以占支配地位的要素决定了制度结构最本质的特点。因而经济体的这种演变决定了支配要素的演变，进而制度结构也发生自然演变。这表现为知识所有者取代了资本所有者的统治地位，分配重心也转向了知识所有者。从直观上看，当知识向资本挑战时，资本只能接受知识的领导。因为如果资本拒绝接受知识的领导，那么知识就会寻找别的自愿被领导的资本。在Romer阶段，知识的丧失是无法和资本的本性相融的。因为资本的本性就是增殖。

经济体从Solow阶段单调收敛于Romer阶段的过程同样引起了层级结构的变化。层级结构是描述和反映组织中个体之间的正式关系。个体之间最重要的关系是信息的流动。Solow阶段（如传统工业时代）的层级结构是金字塔形的。它呈现出的主要特点是：直线指挥，分层授权；分工细致，权责明确；标准统一，关系正式。这些特征表明信息在金字塔中的流动不可能是迅速而及时的。这种缺陷在工业时代并没有特别显著地表现出来。这是因为信息的缓慢流动和Solow阶段资本的缓慢积累并不矛盾。但是当经济体收敛到Romer阶段后，知识占居支配地位，企业获得知识的速度以及知识创新的速度对其市场竞争力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Romer阶段，信息的流动呈现出高速特征。这种高速特征要求原先的层级结构做出相应的变化。因此金字塔型的层级结构就开始出现扁平化趋势、柔性化趋势和网络化趋势。“扁平化趋势”是指管理层次的减少和管理幅度的扩大。扁平化使得企业大大缩减了组织中原有的信息传输和处理的中间层次，以减少信息流动的障碍。“柔性化趋势”表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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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结构上不设立固定的和正式的组织结构，而代之以临时性的、以任务为导向的团队式组织。显然柔性化使得企业组织对外界环境的变化更具有适应能力。企业的信息处理中心也从原先的一元化（金字塔结构的信息处理中心在塔顶）转向多元化（网络组织的特征），以便能对千变万化的信息进行及时处理，这便是“网络化趋势”。

从资本到知识的内生性转变还引起了组织文化结构的变化。文化是用来指导组织成员的非正式关系。它是在制度和层级不能触及的地方发挥作用。组织文化的这种性质就决定了它的作用必须和制度结构、层级结构保持一致，而不可能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它们都必须反映支配要素所有者的意志。在Solow阶段，资本占支配地位以及金字塔结构特征使得组织文化呈现出一元化和记忆型特征。组织文化结构的一元化是指在历史上形成的组织文化倡导一种被共同认可的价值观以及由这种价值观所决定的行为准则。异种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是被排斥的。这种一元化特征是和工业时代中的等级指挥、统一标准相呼应；记忆型特征是指组织文化基本上反映了企业组织的记忆，是通过岁月流逝逐渐积累而成的。这种记忆型特征是和工业时代中资本的缓慢积累和信息缓慢流通一致的。但是当知识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后，信息的高速流动使得企业不能再像传统工业时代中那样缓慢积累而形成企业文化，企业必须积极主动地学习其他的文化，必须不断创新。这就使组织文化由记忆型转向了学习型。学习型特征表明组织文化不再具有排它性，因此也不再具有一元化特征。所以组织文化也由一元化转向多元化。

当sÃ<1时,经济体单调收敛于Solow阶段。经济体不能收敛于Romer阶段最主要的原因是积累率s太小。因为创新活动的成本q通常是非常大的，太小的积累率无法支撑创新活动的巨大成本。所以经济体永远也不会进入Romer阶段。这就决定了经济体中的生产要素资本永远占支配地位，组织结构不会发生本质的变化，它永远体现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当1θ－1，因而资本还没有雄厚到的足以支撑长期的创新活动，在一段时期的经济资源消耗后，经济体又会从Romer阶段走向Solow阶段。如此不断徘徊。这种不稳定的特征决定了支配要素会产生周期性的变化，所以组织结构也会产生周期性的变化。

至此，我们论证了组织结构变化的内生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要复杂得多，不同的领域就可能有不同的收敛特征。有一些传统领域可能会收敛在Solow阶段，一些高新技术领域可能会收敛在Romer阶段，还有一些领域则可能出现徘徊。因而整个经济体中的组织结构会发生多种多样的变化。所以有一些人怀疑新经济中组织结构变化趋势的现实性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组织结构的徘徊也是有可能的。这不是人造的泡沫，而是经济体自身驱动的结果。结论

本文主要揭示了复合市场结构中组织结构变化的内生性，即组织结构变化的内在动力是经济体内生的。这是由于经济体的发展过程存在两种不同的阶段：Solow阶段和Romer阶段。它们分别以资本积累和知识创新为经济增长的源动力。所以资本在Solow阶段占支配地位，93

——第6届全国青年管理科学与系统科学学术会议论文集2001年 •大连

知识在Romer阶段占支配地位。当经济体跨越不同发展阶段的时候，支配要素的变化引起了组织结构变化。所以经济体的动态变化就决定了组织结构的动态变化，而动态变化的特征则与经济参数有关：当sÃ>θ－1时，经济体单调收敛于Romer阶段，组织结构最终将具有Romer阶段的特征。当sÃ<1时, 经济体单调收敛于Solow阶段，组织结构最终将具有 Solow阶段的特征。当1

参考文献

1陈传明.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组织的结构化调整.经济与管理科学, 1999(4)

2顾卫东.管理组织结构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经济学动态,1999(12)

3Kiminori Matsuyama.Growing Through Cycle.Econometrics,1999, 67(2):335-347

4罗伯特 J.巴罗，哈维尔·萨拉伊马丁.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5沈坤荣.体制转轨期的中国经济增长.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A Research On Endogenous Change Of Structures Of Organization

Shen KunrongLi Jian

（School of Business, Nanjing University, 210093）

AbstractIt is the dominating production factor in the economy that determines the essence of

中国货币供给内生性研究 第3篇

摘 要 货币政策效果往往会因为对货币供给内生性问题而大打折扣。本文首先通过对我国1993年至2006年间货币供给偏差度分析，探讨了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问题。进一步地又通过对1993年至2010年我国M1、M2增长率与GDP、CPI及M1、M2增长率与滞后一年CPI分析后发现在我国受中央银行控制的货币供给并不能强有力地影响产出和物价的变量，我国货币存在较强的内生性。

关键词 货币供给 内生性 GDP及CPI

一、引言

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尽快走出金融危机，各主要经济体普遍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向经济中注入流动性，释放大量信贷。目前全球经济正在走出衰退的低谷，但各国政府向经济中注入的巨额信贷以及由宽松的货币政策所产生的大量流动性正在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中国的货币政策则在去年底就已经开始转向，为了应对通胀压力，截至目前中国央行已经数次加息。但是流动性的回收实际上是货币供给的反向操作，其有效性要受到货币内生性与外生性的影响。

在多数情况下，央行只是通过货币政策对有关变量（如存贷款利率等）的调整来控制货币供给或回收。但是要精确控制货币供给量，就必须首先确定其内生性或外生性的特征。若具有外生性，则货币供给除了受中央银行控制外，不受其它因素干扰，其数量能够得到精确的控制；若具有内生性，则干扰因素较多，如果不能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科学的分析，就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因此，准确掌握影响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对于货币政策的有效执行具有特殊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货币供给内生理论可以追溯到早期的货币名目主义者詹姆斯•斯图亞特（Jjames•Steuart），他在176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一书中指出一国流通领域只能吸取一定量的货币，经济波动水平使货币供给与之相适应。银行学派的图克（Tooke）和富拉顿认为通货数量的增减不是物价变动的原因，而是其结果；通货的增减不是先行于物价，而是追随于物价。发行银行处于被动的地位，既不能任意增加银行券发行的数量，也不能任意减少。维克赛尔（K•Wicksell）认为当货币理论与自然利率相一致时，货币将对产出保持中性，货币变动完全表现为物价的波动。

凯恩斯革命以后外生货币供给理论成为货币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内生货币供给理论一度消沉下来。1959年英国的《拉德克里夫报告》发表后情况才有所改变，该报告指出对经济有真正影响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供给，而且是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决定货币供给的不仅仅是商业银行，而且包括整个金融系统；货币当局所应控制的是包括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格里和肖（Gurley&Shaw）指出由于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货币供给中具有创造作用，而货币当局又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控制，因而中央银行无法完全控制货币供给，货币供给内生于经济体之中，且货币统计口径越大，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越强。托宾（Tobin）认为货币同其他金融资产一样，其供给和需求取决于持有该种资产的成本和收益，货币供给决定于商品生产和流通，受货币需求的制约而内生。

20世纪80年代之后，温特劳布（Sidney Weintraub）和卡尔多（Nicholas Kaldor）认为经济运行决定货币供给，中央银行只能顺应经济运行的要求供给货币，无法执行自主性的货币政策。到80年代末,莫尔认为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渠道受制于商业银行和公众的行为，无法绝对地控制基础货币。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货币供给并非完全外生，而是一个受经济体系内部诸多因素影响而自行变化的内生变量，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不可能是绝对地，而只能是相对的。

三、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分析

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越强，也就意味着货币失衡可能更严重。内生性引起的货币失衡会导致货币供给的实际值与期望值偏离，从而使得经济其他变量对货币供给量的相关性变弱。

1．我国实际货币供给量与目标供给量偏差度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1990年代和2000年代上半期的高速增长期及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7-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低谷期。在这样的经济起伏中，货币供给的增长、物价的增长同经济周期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而货币供给的目标值同实际值之间的偏离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货币供给存在着很强的内生性。我们整理了1994年至2006年间M1和M2的增长率实际值和目标值数据后得出了图1所示的M1和M2的偏差度及其走势。

原始数据来源：各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及中国人民银行网站：http://www.pbc.gov.cn/

数据显示1994~2006年间的大部分时间中，我国M1和M2的实际供给增长率都与目标值存在较大的偏差度，其中M1的偏差度有9年都等于或者超过20%，有2年在15%左右。M2的偏差度有5年超过22%，有4年在15%左右。可见无论是M1还是M2都存在着较大的偏差度，这说明中央银行并不能按照自己的目标，完全控制货币投放或回收，货币的供给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仅仅是影响货币供给的外部因素之一。

2．货币供给与产出增长及物价的相关性分析

如果货币供给完全是由货币当局外生控制的，那么作为外生变量的货币供给将会与产出、物价等内生经济变量具有稳定的相关性，并且这些经济变量会随着货币当局调节货币供给量而做出相应地变化。但是由于货币供给受到多种内生性因素的影响，货币当局企图通过对货币供给的调节来达到调控经济的目的可能不会实现。

在此我们以我国1993~2010年间的产出和货币供给及物价与货币供给之间的相关关系为对象来实证中国货币供给内生性问题。为了分析的一致性，我们统一采用变量的增长率数据。同时，由于名义GDP增长率中已经包含了物价因素，但是我们还有对作为物价变量的CPI进行单独分析，故将采用按可比价格计算的GDP增长率来代替产出。

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CPI还是RGDP都与M1增长率RM1和M2增长率RM2的走势不相吻合，存在很大的不一致性。这说明产出和物价等经济变量并非随着货币供给的调整而变化，也就是说产出和物价等并非完全受货币供给控制，他们与货币供给之间的相关性并不强。并且对于RM1和RM2来说，虽然在有些时段内RM1和RM2走势较为吻合，但是有些年份两者的走势却是相当不一致的，例如：在1996~1997年间，当RM2由25.3%下降到19.6%时候，RM1却从18.9%上升到22.1%，而在2007~2008年间，当RM2从14.6%上升到17.6%时候，RM1却从13.6%下降到了11.8%，两者之间不仅没有出现同步同方向的变化，反而出现了变化方向相反的现象。这就说明了外生的货币控制机制并不能特别有效地控制M1和M2。

物价变动受到货币供给影响最大，并且物价变动往往滞后于货币供给的变动。图3给出了M1、M2增长率与滞后一年的CPI走势图，该图显示RM1、RM2与滞后一年的CPI仍然存在很强的不一致性。但是就RM1和滞后一年的CPI来说，除1997年外，从长期来看它与滞后一年CPI的吻合程度都要高于RM2与滞后一年CPI走势，这也说明了货币统计口径越大，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就越强。

四、结论

在对货币供给内生性理论进行全面回顾后，本文综合运用1993年至2006年及2010年的统计数据对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我国货币供给具有很强的内生性。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变动并不能使得产出、物价等变量随之进行按预期的变化，货币的内生性因素部分地抵消或削弱了对货币外生供给对经济变量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唐彬.中国货币供给内生性分析.统计观察.2006.

[2]李晓华.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实证检验.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3.

内生性优势 第4篇

越桔果实是以花青甙为主的深蓝色, 味酸甜, 稍有黏性的果胶质, 并有香味。果实的药用功能对眼睛的作用较显著[3]。越桔含有的花色素具有较强的抗氧化剂作用, 长期食用可协助清除视网膜内有毒化学质、自由基等, 增加视网膜紫红素生成, 提高夜视能力, 帮助眼睛适应强弱光的变化。还可以强化毛细血管, 改善血液循环, 减弱血小板的粘滞性, 防止血凝块的产生, 增强心脑功能[1]。越桔中的叶酸能预防子宫癌, 并对孕期胎儿的发育大有益处, 同时对体外肝癌细胞的培养具有显著的抑制率。越桔还有抗衰老和缓解眼部疲劳等独特的医疗保健作用。

内生真菌是指一类生活在植物组织内, 但不引起植物明显病害的真菌, 是植物微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7]。内生真菌长期生活在植物体内的特殊环境中, 并与宿主协同进化, 在演化过程中二者形成了互惠共生关系。该菌可产生与宿主相同的抗癌什汹护物紫杉醇, 通过微生物发酵生产紫杉醇, 可减少人类对紫杉资源的破坏, 同时为今后大量生产紫杉醇满足患者的需求、造福人类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1 试验材料

1.1 样本来源

北高丛越桔的健康叶片, 采自南昌某大棚果蔬园, 2009年5月末和7月末共采集2次。

1.2 仪器与药品

YXQ-LS-50SⅡ立式高压蒸汽灭菌器、AL104电子天平、HG303-4K电热恒温培养箱、BCN-1360型生物洁净工作台、XS-213型显微镜、蔗糖、分析纯 (AR) 、琼脂、 (卡拉胶条状) 、95%乙醇、分析纯 (AR) 、次氯酸钠、分析纯 (AR) 。

1.3 培养基

分离培养基:水琼脂培养基 (WA) , 纯化培养基:马铃薯蔗糖琼脂培养基 (PDA) 。

2 试验方法

2.1 培养基的制备

2.1.1 分离培养基的制备。

琼脂20g、水1000ml、pH值自然, 在水1000ml中加入20g琼脂, 煮至琼脂全部溶化。

2.1.2 纯化培养基的制备。

马铃薯200g、蔗糖20g、琼脂20g、水1000ml、pH值自然, 马铃薯洗净, 去皮, 切成小块, 放入水中煮至用玻璃棒一触即碎, 用6层纱布过滤, 加入蔗糖和琼脂, 加水配制成1000ml溶液, 加热搅拌均匀即可。

2.1.3 培养基的灭菌方法。

固体培养基在1.05kg/cm2, 121℃高压蒸汽灭菌20min。分装于培养皿备用。

2.2 内生真菌的分离

2.2.1 样品消毒处理。

先取越桔健康叶片用自来水冲洗干净, 晾干水分后, 采用96%乙醇处理30秒、2.5%次氯酸钠处理60~180、96%乙醇处理30秒进行表面消毒。

2.2.2 组织块印迹法。

植物样本经过表面消毒后, 选取整片叶片放在WA培养基上, 25℃恒温培养1周, 观察记录是否有真菌生长, 有菌丝长出即可进行内生真菌的分离与纯化。

2.2.3 内生真菌的分离与纯化。

采用组织块分离法。在无菌状态下, 取处理后的越桔叶片切成0.2cm0.2cm的小片接种于WA培养基内, 每个平皿内接种10块组织块, 同时做3个平行。将经过相同处理的叶片直接接种在一个WA平板培养基内作为印迹试验。置 (25±1) ℃条件下避光静止培养。培养过程中, 随时观察, 待叶片边缘有菌丝长出, 挑取菌丝前端于新的PDA平板培养基上继续培养。纯化后的菌株于4℃下保存。

2.2.4 内生真菌分离率的计算。

分离率=叶片组织块有菌丝生长的数量/叶片组织块接种数量100%。

2.3 内生真菌的鉴定

对分离获得的内生真菌进行形态学观察、显微结构鉴定。分类检索参照文献[9,10]。

3 结果与分析

3.1 越桔内生真菌的分离, 纯化及鉴定

根据组织块印迹法, 对越桔的叶片进行分离, 在培养过程中可以观察到有菌丝从叶片切口边缘长出, 见图1。然后挑取菌丝生长边缘接种于PDA培养基中, 可以观察到其菌落的形态特征。根据其菌落的不同的形态特征可以知道, 从北高丛越桔健康叶中分离得到内生真菌40株, 其优势种群占17株, 在PDA上培养时, 其菌落形态特征为 (见图2) :菌落黑色, 菌丝密集且厚, 初无色, 逐渐变为绿色, 成熟后变为黑色, 不规则生长、边缘有裂口, 基质无色。其显微结构特征为 (见图3) :菌丝细长, 有隔, 淡褐色, 隘缩明显, 分生孢子圆球形、黑色, 未成熟时无色或淡褐色;分生孢子梗短, 粗, 有泡囊。

根据真菌鉴定手册报道[11]:黑孢霉属 (Nigrospora) 主要特征为:分生孢子梗短, 分隔处隘缩, 顶端细胞膨大, 暗色、单生或分枝;分生孢子扁球形, 顶生, 黑色, 单细胞, 与孢子梗连接处有无色的泡囊。

结合以上形态特征, 初步鉴定优势种群为黑孢霉属 (Nigrospora) 。

3.2 越桔内生真菌的数量在不同时间的分布差异

从表2可以看出, 在5月和7月不同时间采集的叶片里, 分离的内生真菌的数量有很大的差异。7月份采集的叶片分离率明显要高于5月份采集的。

4 讨论

内生真菌的分布十分广泛, 从高大的木本植物到矮小的禾本科植物都有内生菌的存在。大多数植物内生真菌属于子囊菌, 包括核菌纲、盘菌纲和腔菌纲的许多种类以及他们的一些衍生菌。从分离率上来看, 7月份采集的明显高于5月份的, 原因可能是:采集时间的不同对植物内的内生真菌的数量有影响, 5月是植物发芽的季节, 它所生长的叶片是新叶, 而7月份是植物成熟的季节, 叶片已经经过了近2个月的生长, 所含有的内生真菌类群丰富。在不同的采集时间所分离出的内生真菌的类群中, 拟盘多毛孢属普遍存在, 且分离率较高, 属优势种群之一。

5 结论

从越桔叶片中分离出内生真菌, 共分离出40株内生真菌, 并鉴定出其优势种群是:黑孢霉属。在分离得到的40株内生真菌中, 5月份分离出内生真菌7株, 7月份分离出内生真菌33株。

参考文献

[1]刘淑兰, 吕秀莲, 王晓军, 隋玉华.越橘的化学成分与药理活性研究进展.中医药学报.2006, 06.

[2]范宗忠, 郑亦津, 候贵传.我国越橘属植物资源利用的初步研究, 中国野生植物资源, Chinese Wild Plant Resources, 1990, 01.

[3]李亚东.越橘果实中的活性成分其药用保及健机能.农产品加工.2007, 12.

[4]杨桂霞, 范海林, 郑毅男, 等.笃斯越橘果实中黄酮类化合物的分离鉴定[J].吉林农业大学学报, 2005, 27 (6) :643-644, 648.

内生性与外源性致热源概述 第5篇

关键词：调查 研究 内生致热源 外源性致热原

0 引言

发热是指在致热原作用下，体温调节中枢的调定点上移，通过产热大于散热，将体温调节到正常值0.5以上的一种病理过程。简单地说，发热就是由于体温调节中枢调定点上移而引起的高水平的体温调节活动。

1 内源性致热源

内源性致热源也叫做白细胞致热源，如白介素、肿瘤坏死因子和干扰素等通过血一脑脊液屏障直接作用于体温调节中枢的体温调定点，使调定点上升，体温调节中枢一定要在对体温再次调节的基础上重新发出冲动，也可以是在运动神经的作用下使骨骼肌阵缩，产生更多的热；另一方面可通过交感神经使皮肤血管及竖毛肌收缩，不再排汗，散热就不那么多了。这样就会使散热小于产热，体温值变大，最终导致发热。目前认为，发热主要是发热激活物刺激机体免疫系统的一些细胞使其合成分泌致热性细胞因子，后者作用于体温调节中枢引起发热，这些致热性细胞因子被称为内生致热源。脑最新研究显示致热源刺激肝脏巨噬细胞产生的介导物质可激活膈下迷走神经传入纤维，将外周致热信号传递入脑；中枢的去甲肾上腺素能神经将信号传至产热中枢；中枢的前列腺素E2可能是最终的发热调节物。近年又发现干扰素、肿瘤坏死因子、巨噬细胞炎症蛋白-1三种新的内生致热原。内生致热原是一种较小分子的蛋白质，易于透过血脑屏障，不耐热。目前认为内生致热原有明显的致热性，是多种发热发病学的基本因素，并能引起疾病急性期的多种反应，包括中性白细胞增多、急性期蛋白合成增多等。其过程是：外源性致热源等→激活产致热源细胞→合成内生性致热源→释放进入血液。

2 外源性致热原

外源性致热源包含很多种：各种微生物病原体及其产物；炎性渗出物及无菌性坏死组织；抗原抗体复合物；某些类固醇物质，尤其要注意肾上腺皮质激素的代谢产物原胆烷醇酮等。通常，外源性致热原基本上是大分子物质，尤其是细菌内毒素的分子量，无法在血脑屏障的作用下直接在体温调节中枢产生作用，而是通过激活血液中的中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和单核一吞噬细胞系统，使其产生并释放内源性致热源。在分析了相关的研究之后，我们发现发热是外热源通过内热源作用于下丘脑引起的。

2.1 细菌 G-细菌和G+细菌的菌体、代谢产物和毒素均是引起发热的激活物。最重要的是G-细菌胞壁中所含的脂多糖，也称内毒素有极强的致热性。内毒素耐热性强，且在自然界分布极广，是血液制品和输液过程中的主要热源污染物。

2.2 病毒 病毒包膜中脂蛋白或糖蛋白，实验证明具有致热性。流感、麻疹、腮腺炎、风疹、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毒、出血热、柯萨奇病毒及新发现的SARS病毒都含有脂蛋白或糖蛋白。

2.3 其它 立克次体、衣原体、钩端螺旋体等致病微生物的胞壁也是含脂多糖的，这都可能是致热的原因；人体被疟原虫感染后，其潜因子进入红细胞并发育成裂殖子，如果红细胞发生了破裂，就会有很多的裂殖子和代谢产物进入到血液中，最终导致高热。

2.4 体内产物 抗原-抗体复合物。如自身免疫性疾病时可引起发热。

2.5 类固醇 体内某些类固醇对人体有致热作用，特别是睾丸酮的中间代谢产物——本胆烷醇酮是典型代表。在某些原因不明发热病人血中，此物质增多。此外，尿酸盐、醋酸盐结晶、组织坏死产物及大手术后等也可引起发热，称为非感染性发热。

2.6 革兰阴性菌 主要有大肠杆菌、伤寒杆菌、淋球菌、脑膜炎球菌等；胞壁的脂多糖，又称内毒素有极强的致热性，其中的脂质A是其致热性和毒性的主要成分。

2.7 革兰阳性菌 主要有肺炎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等；是最常见的发热原因；全菌体和胞壁骨架成分-肽聚糖均有致热性；革兰阳性菌分泌的外毒素，如毒性休克综合征毒素-1、肠毒素、致热外毒素A、B、C和白喉毒素等都有显著的致热性。

3 人体发热的机制

人体的发热机制是具有吞噬作用的白细胞或其它产生内致热源细胞，在发热激活物的刺激下，通过蛋白质合成EP，然后释放进入血液循环，EP在血流的作用下进入脑部，与下丘脑前部体温调节中枢的热敏感神经原的特殊受体相互作用，下丘脑的某些部分水平改善了，体温调节中枢发出冲动，一方面在交感神经的作用下，皮肤血管出现收缩的情况，散热就变少了，另一方面经运动神经引起骨骼肌紧张度增高，使产热增加，产热大于散热，于是体温上升。达到新的调定点后，体温中枢又通过对产热和散热进行整合，使其维持相对平衡，于是体温就维持在新的高度上。

4 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状态

临床常见老年人的发热反应较不明显，而幼儿对致热源的刺激却十分敏感，这可能与幼儿的体温调节中枢发育程度较低，老年人的反应迟钝有关；内分泌系统的功能状态，垂体、甲状腺及肾上腺功能低下者，发热反应常常较轻；营养状况，饥饿、营养不良者的反应不明显；患有重病或已有高热者，如再受致热源刺激时，发热反应往往不明显，或体温不再升高；致热因子的性质对发热反应的程度及经过的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在不同传染病时常有不同的体温曲线。

5 发热时主要功能的改变

发热上升期，由于交感-肾上腺髓质系统活动增强及血温升高对窦房结的直接作用，出现心率加快、末梢血管收缩，血压略有升高；体温下降期，由于发汗及末梢血管扩张，血压轻度下降。随发热程度不同，病人可有不同程度的中枢神经系统症状。发热病人常有头痛、头晕，高热病人出现烦躁不安、失眠甚至昏迷。小儿高热易出现惊厥。发热时呼吸中枢兴奋性增强，呼吸加深加快有利于体温失散，但通气过度，则可造成呼吸性碱中毒，若持续高温可抑制呼吸。发热时由于交感神经活动增强，导致消化液分泌减少和胃肠蠕动减弱。体温上升期尿量减少，尿比重增高；体温下降期尿量增多，尿比重回降；持续高热，损伤肾小管。

6 发热时机体物质代谢的变化

6.1 糖代谢的改变 发热时由于交感神经兴奋和肾上腺髓质分泌增多，是糖元分解加强，血糖升高，在严重急性发热过程中还可以出现糖尿。但是，在慢性衰竭或患消耗性疾病时，由于肝糖原的贮存一耗尽，血糖不仅不升高，反而降低。

6.2 蛋白质代谢的改变 随着糖和脂肪的大量消耗，蛋白质的分解也加强，其结果不但引起血液和尿液中非蛋白氮含量升高，同时因患畜消化功能减弱，蛋白质摄入量变少了，吸收量也变少了，还可造成机体负氮平衡。

6.3 维生素代谢的改变 长期发热，维生素C和维生素B族会明显的变强，再加上因为食欲不振而造成的不能摄充足的事物，常会继发维生素缺乏症。

6.4 水电解质代谢的改变 在增热期和高热期，由于物质分解代谢增强，大量代谢产物蓄积，加上尿的生成和排出减少，可使水纳再体内潴留，高热后期，退热期由于出汗，尿量增多及呼吸加深加快温蒸发水分，此时如水分补充不足，引起高渗性脱水。

7 结论

由外致热原引起，其发生机理主要是体温调节中枢的体温调定点上移。外致热原是使体内产生内生致热原细胞的激活物，然后在人体内，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激活内生致、热原细胞，最终导致内生致热原的产生和释放。我们还没有完全清楚其致发热的机理。现在推测是以某些生物活性物质为中介，在体温调节中枢发生反应，使体温调定点上移。对体温再次进行调节，发出调节冲动，在交感神经处发生作用，使皮肤血管收缩，散热也会发生变化，会越来越少。在皮肤血管收缩情况的影响下，皮温值会变小，冷感受器在被刺激之后，丘脑下部接收其发出的传入冲动，也导致寒战。所以在經过调节之后，产热会比散热要多，最终导致体温值变大。以上就是感染性发热引起的体温值变大的基本机理。最近的几年相关学者觉得，内生致热原作用的部位应该是在第三脑室壁的视上隐窝处，内生致热原作用于巨噬细胞后，释放的介质在这里发生作用，最终导致发热。

参考文献：

[1]张荣臻主编.动物病理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

[2]杨慧玲，潘景轩，吴伟康.高级病理生理学[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0.

[3]李普霖.动物病理学[M].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农村环境污染内生性刍议 第6篇

一、西方主流理论的适用性问题

有关环境污染问题的研究,西方主流的理论观点主要有两个:公地悲剧论和信息稀缺论。

1.公地悲剧论

在产权理论看来,环境污染是“公地悲剧”的结果。在完全竞争和公地有限的条件下,虽然私有产权的交易禀承“自由”、“平等”原则,不会常规性地出现不对等的定价权、不等价交换关系和弱势群体的悖德行为,〔1〕但是,没有归属权的土地 (即公地)则会因为缺乏所有者的有效监护而默许任何行为主体“搭便车”式滥用,即出现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地过度使用甚至造成严重损毁。“公地”酿成“悲剧”似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然而任何命题的成立都需要严格地依赖理论前提或背景条件;同时,上述命题及其逆命题、否命题并非必然成立:即被过度利用的土地必然是公共土地,或者私人土地就不会被过度利用和损毁。因为在中国农村的实践当中,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证伪这些命题。质言之,来自西方主流思想界的公地悲剧论并不能单独并且完全地适宜于中国农村的环境污染难题。

2.信息稀缺论

在信息经济学看来,产权交易主体最大化私利的动机和投机行为,使信息成为一种能够影响经济主体决策、行为及市场效率的稀缺性资源,〔2〕并将使信息分布状况与交易主体间的收入分配存在紧密的相关性。如在签约和履约过程中所存在的诸如“隐藏信息”、“隐藏行动”等,都是通过外部化私人成本以攫取信息租金的投机或悖德行为。从表象上看,环境污染正是由于排污者基于排污行为的隐蔽性 (即信息不完全、不对称),受害者无法掌握厂商排污和环境污染这些具有不对称和不确定的关键信息,或者即使掌握这些信息,由于交易成本高于外部性所带来的显性成本而放弃抗争,最终诱发作为机会主义者的厂商选择诸如偷偷排污、破坏环境等“悖德”行为。但是,从深层次的经济关系上看,由于信息稀缺论没有厘清信息稀缺的经济社会根源及其形成机制,也未能揭示信息租金的经济实质、来源及其影响,因此该分析工具并不能简单地套用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中。

以上两种理论观点基于自由市场前提下的市场失灵和外部性的分析范式,尽管都能够基于某一视角 (产权、信息)单独地从一般意义上解释环境污染问题的外在表现和外生性,也可以共同地解释同一问题;但是,理论的边界并不是理论本身而是经济社会的真实背景,我们需要的不是脱离现实背景的“纯理论”,而是可以用来诠释和化解中国农村环境污染难题的理论工具。

二、农村环境污染的内在激励

农村环境污染存在内在的激励机制,表现在二元经济中城乡环境的二元化机制和作为相对弱势群体的农民自愿选择污染环境这两个方面。

1.二元经济决定二元环境

政府主导下的“增量”改革造成经济社会结构失衡。这种改革主要通过特殊优惠政策比如“设特区”、“给特权”的方式,形成优先发展地区和产业成本和价格的相对优势,扶植起具有相对比较优势和贸易利益的经济主体,并使这些主体获得超常的经济利润和长期累积的 剩余,最终推动 这些“特区”及其产业快速而且粗放型的增长。这种非均衡增长路径如果没有对相对弱势主体相应利益的补偿和再平衡机制的配套,那么由政府干预所支撑的相对比较优势自然地会持续存在,将使地区、行业、城乡之间的差距难以缩小,经济、政治、社会等结构的失衡问题会愈加突出。实践表明这一态势很难得到有效遏制。

城乡二元化的政治经济格局给农村环境构成巨大压力。其作用机制在于,非均衡的经济增长诱使环境污染向发展相对落后地区转嫁,而科斯谈判的效率机制也难以解决农村环境外部性问题,农村环境问题难以自行化解。具体而言,在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的配套时,资本的逐利本性催生“大量生产、过度消费、严重浪费”的经济社会逻辑,并使快速城市化的集聚效应给政府解决高污染产业及其污染物的问题构成空前的压力。与此同时,农民群体由于存在“数量悖论”而缺乏谈判能力和动力,在与数量有限而且强势的企业集团及其代言人进行讨价还价时,存在不对等的利益博弈关系。这种能力不对等的谈判难以就向农村排污和在农村建厂这些问题上形成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最优契约安排。此外,正是由于农村地区有更大的污染承载空间和低廉的处置成本等“相对比较优势”,城市相关利益集团主导下的“公共选择”、市场的价格杠杆作用和整个气候的变迁终将把城市化和工业化所造成的环境问题转移到远离城市中心的城乡结合部乃至纵深的农村地区。〔3〕〔4〕显然,农村的环境问题并不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这种表象性因素所能内在地决定的,信息只是内生性经济政治关系的一种外化形式。〔5〕

2.污染环境成为农民个体理性的选择

很难否认,群体性的有悖道德的行为也是一种符合个体理性的选择。就经济学意义而言,农民在对收入与道德进行利弊大小权衡时,如果以收入置换道德是值得的,那么他们就会选择悖德的行为。比如在现实中,由于农业生产工序较长并且过多地依赖手工和体力,与进城务工或工厂劳作相比,农民则更为劳心劳力;与此同时,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相对城市和工业而言较低,处于相对弱势的市场地位,因此,在过度竞争和“竞次”的利益博弈中,他们竟相选择更多的外部性,比如大量地使用农药、化肥,焚烧秸秆和随意丢弃不断增加的生活垃圾。因为农民也在对成本—收益进 行理性选择:是支付更多的劳动力和辛苦来 处理掉这些秸秆、垃圾,并且主动地以有机肥替代化肥和减少农药的使用,还是简单地就地焚烧秸秆和垃圾,过度使用农药化肥以降低私人成本并提高收益?也就是以高成本生产绿色环保的产品,还是以低私人成本生产问题产品并造成环境污染和破坏呢?显然,绿色经济虽然花费更多,却可以解决由焚烧秸秆和垃圾所带来的空气与环境污染问题;而外部性行为虽然节省了私人成本即个体的人力物力,却造成范围极大的环境污染及其派生的其它社会成本问题。现在的问题不仅是对这两种方案的成本—收益的统计与核算的合理性与准确度顾虑的问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前者把私人成本作为内部成本进行解决,而收益难有提高和维持,后者则通过将私人成本向外部转移来实现净收益的增长。因此,从农民的个体理性来看,在公地悲 剧和信息 稀缺的“共同”作用下,后者将成为一种群体性均衡选择。显而易见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仅以道德甚至法律手段对农民的理性选择进行责罚是难以奏效的。

三、农村环境污染外在约束的软化

除了农村环境污染的激励因素之外,政府、农民及环保组织由于未能形成有效的约束力量而放任农村环境持续污染的基本态势。

1.政府监控农村环境的效率不足

在现行体制之下,作为单一的环境监控主体的政府,在监控企业排污与环境质量方面所存在的低效率问题有其内在的经济政治逻辑。就一般意义而言,正如科斯曾质疑的那样,政府针对厂商排污行为所征收的“庇古税”的公平与效率性。从理论上看,虽然政府通过“庇古税”将排污者外部化的私人成本再行内部化,同时获得治污成本的经济来源,但是该政策不仅涉及到竞争性厂商的排污权受到不公正对待和降低整个社会层面经济效率的问题。〔6〕并且,政府在向企业征收排污税费的利益博弈中,还存在“逆向选择”问题,即外部化成本低于排污税费的厂商会选择退出,而留下的厂商和潜在进入者则必然是外部化成本高于政府所收缴的税费。排污厂商的外部性行为本身会造成更大的社会“外部性”或社会损失:即企业排向社会的污染物的扩散和渗透作用会造成外部环境更为广泛、更为严重的次生污染和更为昂贵的治污成本,而政府向企业收缴的“惩罚”性税费在扣除制度成本后的余额相对环境外部性造成的社会损失而言,犹如杯水车薪。此外,由于“庇古税”的征收也存在相应的制度成本,甚至会造成环境污染成本与制度实施成本在某种程度上的替代关系,这也能够侵蚀政府治污的效率水平。

具体到中国财政分权的体制下,快速工业化能够赋予地方政府以可观的税收收入,而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压力及当地官员GDP至上的考评体系,未能形成针对农村环境污染的财政投入的制度化和强制性环境保护指标体系的构建,迫使地方政府竞相弱化监控企业排污行为的职责,从而形成各地劣化环境的“竞次”机制,这给各地企业寻求环境监管套利机会提供了绝佳的空间。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在农村环境保护方面的关注程度和财政投入都严重低于城市,甚至有些地方很难找治理农村环境污染的预算支出。〔7〕这种局面自然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本身对地方财政收入的贡献无法匹敌当地企业所上缴的税赋有关,但这正凸显了财政预算收支的框架并不利于农村环境的监控、改良以及城乡经济社会环境一体化进程。结果正如30多年来所涌现的那样,由于城市快速工业化造成整个气候的变迁,不仅使农村河湖的淡水资源逐年递减甚至枯竭,有些曾经清洁到可以直接饮用 的河流、湖泊的淡水早已经被工业企业和养殖厂污染而且散发难闻气味的污水所替代。农村环境的污染和退化给世代居住在河湖周边的农民的生活与生产持续地带来难以估量的权利上的侵害、经济上的损失和生命健康的威胁。

2.农地产权分置弱化农民群体的环保动机与能力

位于农村地区的土地、河流、湖泊及山林,其所有权归集体或国家所有,农村土地经营权的分散性造成所有权、实际控制权及收益权的分置 和矛盾,使农民虽然是农村环境污染的直接受害者,但是该群体没有形成有效的约束环境污染的力量,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在远离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农村,土地的低收益性质迫使所有者“缺位”,从而造成委托—代理问题,即农村土地面临“公地悲剧”的潜在风险,表现为农民缺乏保护农村环境的 动机。实践中,由于既有产权分置的体制使农民拥有明确而且稳定的较低收益和对土地未来权益不确定性的预期,以及农民在农村的财产权利因为无法流动和变现而收益过低,这些都会降低对农民主动追求和保护其土地权益、并且维护农村环境卫生的利益激励,他们参与环境抗争的激励也同样严重不足。而与之相反的是,城市的“增量改革”为农民工提供劳动力自由流动与交易的机会,赋予进城务工农民劳动力资源相对更为合理的和更为符合其心理预期的报酬,这不仅提高了农民在农村务农的机会成本,也使农民不断地弱化对农业生产及农村环境的保护的关注和参与度。比如,根据我们的多年调查,发现不少地区的农民选择放弃对土地的使用、投资和监护,甚至摞荒 (全年不耕 种) 或半摞荒(只在部分地块或部分季节耕种)的情况在外出务工人口占大多数的豫南地区依然常见。

其二,在距离城市较近的农村,土地的潜在收益很高,那么就诱使所有者“越位”,使农民因为土地权益遭到土地所有权的侵害而丧失保护环境的能力。实践中,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及商品化的推进激励地方政府和集体对农民土地的侵权和滥用,多地涌现出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 (或“卖地政府”)和城市污染产业向农村扩展的普遍态势,造成诸如大量农民失地、“垃圾围城”甚至贫民聚集区等城市经济社会问题。〔8〕〔9〕而那些失地农民丧失掉提升当地环境污染的认知能力与保护环境的动力。

3.环保组织及其功能的局限性

公民的环境运动和抗争可能弥补政府作为正式组织使用强制手段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时所存在的不足和缺陷。西方普遍存在的环境运动与绿党影响政治过程的民主制度,有助于实现环境运动的社会化甚至政治化的目的。这种规模化和常规化的环保组织力量,不仅可以专业化和强力地抑制环境污染的程度及其态势,也可以形成对政府监控环境的压力集团,迫使政府在环境污染问题的防治 上有所作为。当然企业群体也会基于西方的民主制度框架,在持续经营甚至生存受到挑战的时候,在政府对有关环境污染与公害的监控与制裁方面,出现与民众、环保组织机构及政府的讨价还价的政治过程,即要求调低环境监管标准以减轻企业负担。〔10〕〔11〕特别是从长期 (比如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来看,环境监控与治理的程度最终取决于政府、企业与市民等不同群体之间利益博弈过程中的妥协与折衷状态,也就是说,有关外部性问题的“科斯谈判”之下的“效率”与“公平”的平衡点,绝不是政府实施严格税费政策之下资源环境的完全和有效地修复,而是污染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向相对弱势群体的转嫁。

反观中国农村,环境保护的组织化与制度化的缺失是农村居民监督和制衡环境污染行为的“硬伤”。作为极为分散的农民个体,由于缺失必要的经济基础,在面对外来因素造成环境污染和侵害时,未能组建相应的专业组织与机构甚至政治组织的统一行动,只能通过非正式组织的临时性环境抗争行动,比如偶发的群体性事件甚至爆发恶性事件,从而对排污者污染环境和政府不作为进行声讨和抗争。〔12〕但是这种具有随机性的环境保护运动,很难持续和有效地制衡对农村环境造成污染的外部性行为,也不能形成压力集团以要求政府更多地介入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监控,当然也不具备改变城乡二元化的经济社会结构的政治经济能力。

四、集中农地经营权的环境效应:基于实践的分析

中国不少生态景区虽然基于相同的制度条件,创造性地实现集团化商业化的运营模式。该模式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当地农民的就业、农村的快速发展等基本问题,还能够有效地减少污染并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实现减少贫困与可持续发展的良性互动,对其它地区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1.农地经营权的集中具有经济与政治上的规模效应

生态景区的集团化运营模式具有经济与政治上的规模效应。一方面,规模化和商业化运营,是将该地区资源的比较优势转化为比较利益的创新性市场行为。很多生态景区大多基于独特的自然景观条件,将农民迁居山林之外并封山育林,实现景区规模化和现代化集中管理与经营,以生态环境度假旅游为基础的产业化与集团化经营模式,形成完整的旅游、休闲、养生、度假及特色 餐饮购物 等多样化 的产业服 务链。这对长期处在严重雾霾包围之中的城市居民而言正是一种理想的生态产品与服务的市场。

另一方面,在并非成熟的市场非均衡运行体制当中,通过合作社形式集中土地经营权来降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置条件下的利益冲突的可能性。生态景区集团基于土地集中条件下的规模而获得“特区”和 “特权”的相对比较优势,进而拥有垄断性经营权利和提高产品服务的定价水平。这种规模化和综合性的产业集聚区,对内具有整体性的主动监管生态环境的动力,对外则具有一致性的讨价还价及争取政治资源的利益集团力量,从而形成压力集团并获得特殊的政治经济利益和改革创新行动的空间,实现不完全市场中平等地进行科斯谈判目标,也就具备了足够的力量或利益激励条件将外部性污染拒之于景区之外。

2.农民保护环境的利益激励

将生态景区生产运营活动与各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结合起来,形成利益相容的激励机制,为社区居民积极参与景区发展和环境保护提供充分的利益激励和制度保障。在土地经营权的“合作社”运作模式下,外迁居民选择在景区就业。他们是景区的从业者、产权的直接受益者、建设的参与者,以及生态环境的享受者,从而具备形成农村自组织或社区自治的条件。那么,在现有人口户籍制度对农民自由流动的严格限制下,当地农民与外来企业及当地政府的行为目标截然不同,前者需要盈利的永续性与生态环境良好保护的激励相容,而后两者则可能仅仅追求短期私利最大化而不利于当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当地农民基于对关键性要素即景区的绝对权利而需要对利益分配具有基础性地位,其它相关主体应当以此为基础而设计出利益相容的契约安排。这样,被迁出的居民不仅在土地产权上获得丰厚的收益,他们基于自然环境基础而保护出来的优越生态与休闲度假环境也能够具有良好的可持续发展。

3.集体产权与个体利益的矛盾降低环保效率

就长期而言,生态景区自身的持续盈利程度,对集团的持续性和景区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都会有直接的影响。无论是季节性问题还是来自于景区之间的市场竞争,那些对利益的分割以及其它足以影响盈利的因素 (比如经济危机)都可能成为影响环境保护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能否长期获得正常收益并能维持生态环境是这种经营模式具有长期可持续性的关键。因此,相对于更为明显的短期化倾向的经济利益而言,生态环境保护与监控更需要长期的监控和维护,这更需要行为主体之间存在激励相容而且分配公正的社会经济关系。然而实践中,景区的产权分置问题并未真正消失,并非所有生态景区的运营模式都具有高效性和可持续性。据研究发现,由于农地制度改革的滞后所造成的不彻底和不规范的经营权集中行为,造成产权利益主体之间的争利行为和管理上的低效率,这些问题存在于大多数景区。其结果是,诸多利益主体 (如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社区组织、甚至企业和个人等)对景区的所有权、管理权以及利益分配的争夺和对成本分摊的规避,最终由于不同权力主体对整个景 区的“条块分割”而造成经营管理混乱、产品和服务质量低劣、资源错配,甚至景区运营难以持续等问题。〔13〕农地产权分置的混乱局面不仅破坏了当地生态环境保护机制的经济基础,相应地也损害了景区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

以上经验与问题突显政府在农村环境的治理、保护及可持续发展等领域中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内在要求。

五、结语及对策

特殊国情使中国农村地区的环境污染独具特征。在城乡政治经济二元结构的背景下,城市和工业企业的污染外溢至农村,小农户个体经营的模式也同样加剧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对农村环境污染的程度,政府在监控环境污染时所实施的税费政策存在公平与效率问题,农民和环保组织机构缺乏环境保护的激励与能力,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持续累积。追根溯源,环境问题的背后仍然是经济问题。农村环境污染的经济实质是私人成本向外转嫁的损人利己的悖德行为,是城乡、政府、企业及农民等多重利益主体内部及相互之间在财产权利占有及分配关系等方面的失衡和行为扭曲的必然结果。生态景区的集团化、商业化的运营模式不仅印证了这一点,而且还具有直接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概言之,解决中国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思路有4个方面:

第一,基于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基础性地位来规范政府行为。打破非均衡发展的路径依赖,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提供均等化乃至逆偏向于农村地区的公共物品,以缓解城乡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以及越来越多领域的二元化结构的难题。

第二,从制度层面确立农地产权和分配关系。明确产权与利益关系,一方面,可以缩小公地的范围以减少“公地悲剧”的发生,促使农民群体在财产权利和社会等级制度等各层面都能机会均等并获得自我发展的能力,〔14〕确立农民在生态环境运营与保护中的主体性地位;〔15〕另一方面,可以确保农民群体合法的产权关系与利益,使农民通过自主地选择土地的产权关系和组织形式,从而在环境保护过程中能够形成激励相容的经济条件,以激励他们自主而且积极地选择保护环境,而不再是加入到破坏农村环境的队伍中来,也不至于农地被滥用和造成生态环境劣化。基于此,那些解决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诸多对策,比如对农民及其他社会群体进行科学、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培训,严格立法,等等,才能如研究者所期望的那样奏效。

第三,构建能够激励企业自主处理内部污染源的激励约束体系,实现严格的奖惩机制。降低社会治污成本的关键途径在于限制企业向社会转嫁污染的激励机制。利用财政税收机制,对自主解决企业内部的污染的企业进行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持;对于向外排污的企业和个人实行最为严厉的惩罚:实行对环境受害方“没有限期的损害赔偿与援助”制度,以再平衡利益主体之间已失衡的利益博弈关系,并推动市场的平等竞争性和持续创新性。

第四,提高政府监控环境的效率和能力。信息的透明化和对称性是政府进行环境监控的基本条件,这需要塑造信息显示机制,即通过政府强制认证制度的约束之外,还需要积极的激励机制包括鼓励公民和学者的社会监督,以降低政府监控厂商排污行为的成本,降低快速工业化给资源环境和人类的生存空间所造成的损害的程度,改进经济效率和提升社会公平。此外,推动政府和环保机构功能的整合,强化环境监控者的执政、执法的科学性与独立性,以降低特殊利益集团的游说和寻 租的可能性,并提高环境监控的效率水平。

摘要：理论的边界在于实践。中国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特殊性在于,环境污染的内在激励强于外在约束,使农村环境问题持续累积,甚至具有内生性。结合生态景区集团化运营的实践分析,所得对策是,打破非均衡发展的路径依赖,确保农地经营权的独立性和规模化,确立农民群体及环保组织参与环保的利益相容机制,建立对排污者实施严格的奖惩制度,推动环境监控的民主性、科学性和效率性。

高管激励与研发支出:内生性考察 第7篇

什么决定了企业的研发行为?熊彼特(1942)[1]尤其强调了规模对企业研发行为的影响。自熊彼特(1942)以来,关于规模对研发支出的影响得到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90年代以后的研究相对较少。原因可能在于,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检验都难以得出关于企业规模与研发支出之间明确的结果。伴随着对企业规模与研发之间关系研究兴趣的减退,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解释企业的研发行为成为了主流。相关的研究主题可分为五大方面:管理者激励、管理者特征、所有权、董事会和机构投资者。本文主要关注管理者激励。

研发支出能够提高企业的长期竞争力,能够给股东带来高回报。但由于研发支出的费用化会计处理,管理者有动机削减研发支出以改善短期财务绩效,特别是在管理者临近退休或公司面临小幅亏损时。通过对管理者实行股票或股票期权等激励机制安排可以使管理者与所有者的利益保持一致[2],从而有效提高企业的研发支出水平。从管理者激励的角度考察研发支出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可分为两部分:一方面是探讨CEO激励与研发支出的关系,另一方面探讨高管激励与研发支出的关系。本文主要关注高管激励与研发支出的关系。

关于高管激励与研发支出的关系,尽管目前的研究基本上表明高管激励与研发支出存在统计上显著的关系,但关于二者关系的性状却存在不同的观点。杨勇等(2007)[3,4]发现高层管理者的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冯根福等(2008)[5]则发现管理者持股与企业技术创新正相关,但统计上不显著。王燕妮(2011)[6]以2007—2009年披露研发支出的529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高管长期股权激励、短期报酬激励都与研发投入呈正相关关系;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的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更显著。低成长性和低盈利性企业的研发投入主要受短期报酬激励的影响,高成长性和高盈利性企业的研发投入主要受长期股权激励的影响。陈胜蓝(2011)[7]利用2007—2008年中国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了研发投入强度和高管薪酬激励的关系,结果表明,公司的薪酬激励方案会鼓励公司高管提高研发投入强度。也有研究表明管理层持股比例与研发强度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汤业国等(2012)[8]利用中国中小上市公司2007—2010年的平衡面板数据,考察了股权激励与技术创新投入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小上市公司的管理者股权激励与技术创新投入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这种关系受终极产权性质的显著影响,在国有控股公司中,股权激励与技术创新投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二者则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

上述文献回顾表明,高管报酬和高管持股与研发支出显著正相关,学者大多把二者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解释为高管激励有助于促进研发支出。实际上,相反的因果关系也是有可能的。假定高管具有风险规避倾向,高管激励机制会影响到企业风险行为的选择,而企业风险的变化也会影响到高管激励机制。作为一种风险性行为,研发支出也可能与高管激励存在双向因果关系。Balkin等(2000)[9]基于企业资源理论和代理理论考察了创新对管理者报酬的影响。他们利用90家高科技企业的数据发现,创新能够解释平均23%的管理者短期报酬的变化和15%的管理者长期报酬的变化。Lerner等(2007)[10]利用美国企业的数据也发现创新与长期激励正相关。因此,高管激励与研发支出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基于此,本文采用联立方程模型来考察高管激励与研发支出之间的因果关系。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如下包含两个方程的方程组来考察高管激励与研发支出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

在研发支出方程(1)中,R&D为企业的研发支出,根据先前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企业的研发支出受高管激励、企业规模、多元化战略和公司治理等因素决定。为此,我们引入企业规模(size)、多元化战略(ind)、所有权性质(owner)、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独立董事比例(board)、高管持股比例(stock)、高管报酬(pay)、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one)、企业盈利能力(ROS)以及现金流(cash)来控制这些变量对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

在高管激励方程(2)中,incentive为企业的高管激励,我们采用两种方法度量:一种是高管薪酬激励,用来作为短期激励,用pay表示;另一种是高管股权激励,用来作为长期激励,用stock表示。综合国内外的相关研究,高管激励的一般性决定因素主要包括:公司规模、企业系统性风险、盈利能力、增长前景、公司治理、债务比率等。因此,本文在高管激励方程中引入企业规模(size)、企业的系统性风险(beta)、所有权性质(owner)、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企业盈利能力(ROS)、增长前景(Tobin’s q)、独立董事比例(board)、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one)情况以及债务比率(TD)作为控制变量。

考虑到研发支出和高管激励会随着时间而变化,并且受行业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还分别在方程(1)和方程(2)中引入年度和行业虚拟变量。方程(1)和(2)中各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1。

(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9—2011年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并根据以下原则进行剔除:(1)由于新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不够准确,我们选择2007年底前上市的公司;(2)剔除同时发行B股或H股以及在此期间退市的公司;(3)剔除数据缺失的公司;(4)剔除销售收入低于1亿元的公司。经过上述剔除后,我们最后获得三年共计1 863个观测值。三年共有1 342个企业披露了研发支出。本文关于多元化和研发支出的数据来自于上市公司年报的财务报表附注,其他数据来自于国泰君安CSMAR数据库。

应该说明的是,目前关于中国上市公司研发支出的相关研究通常仅采用披露研发支出的企业作为样本,理由是中国上市公司对研发支出的披露是自愿的,某些企业不披露研发支出并不代表这些企业没有进行研发活动。然而,仅以披露研发的企业作为样本可能会带来样本选择偏误。我们发现,在我们的样本中,披露研发支出的企业占样本企业总数的比例为72%,要高于美国的57.8%(Hall等,2006)[11]。我们认为,虽然在中国披露研发支出并不是必须的,但绝大多数采取研发活动的企业实际上都进行了披露。因此,我们采用这1 863个观测值作为样本,对没有披露研发支出的企业,其研发支出数据统一设为0。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三、方程内生性检验

由于高管激励和研发支出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仅利用单方程对两者分别进行分析很可能会产生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导致实证研究结果的有偏性。因此,本文首先进行变量的内生性检验,以确定高管激励与研发支出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常用的检验方法是豪斯曼检验。我们首先在方程(1)的基础上再加上系统性风险、增长前景、负债比率这三个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以得到resid,这里resid是影响研发支出和高管激励的所有外生变量对研发支出影响的总残差。然后把resid引入高管激励方程中,通过其显著性与否判断变量的内生性问题,进而检验方程的联立性。

我们认为高管激励和研发支出存在相互影响,采用联立方程模型更能准确地反映高管激励和研发支出之间的内在关系和相互作用机制。

四、实证结果

我们首先对方程(1)和方程(2)进行单方程OLS回归,然后进行联立方程2SLS回归,以比较两种方法得出的结论的差异。

(一)单方程回归结果

1. 研发支出方程。

从研发支出方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高管报酬激励和高管股权激励都与研发支出显著正相关,这与现有的研究相一致。

规模与研发支出显著负相关,实际上,尽管熊彼特首先讨论了规模与创新的关系,但他自己也得出了关于企业规模和创新之间的关系相反的观点。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1934)[12]中认为,小企业有弹性克服组织惰性,能够获得技术的突破。而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1942)[1]中则认为具有垄断力量的大企业是创新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从实证上看,国内外大量的关于规模与研发支出的研究之所以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样本的差异。对我们的样本来说,企业规模对研发支出有负面影响。

大量的研究从公司治理的各个方面探讨了研发支出的影响因素,整体来看,公司治理变量对研发支出有显著的影响。从所有权性质方面看,国有控股有助于企业的研发支出,但统计上不显著。实际上,所有权性质对研发支出具有正反两方面影响。一方面,所有权性质的不同决定了企业所面临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同,国有控股企业往往存在预算软约束问题,融资比较宽松,能保证研发支出的资金流。另一方面,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存在更加复杂的委托代理问题,这会降低研发支出。目前的实证研究结论也完全相反。赵洪江等(2008)[13]和任海云(2010)[14]都发现国有控股不利于研发投入,而李春涛等(2010)[15]以及杨德伟(2011)[16]则发现民营产权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研发支出有显著的正的影响,原因可能在于,大股东有动力也有能力充分监控管理者,使管理者采取的政策符合所有者利益。但从经济意义上看这种影响非常小。

我们发现,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研发支出显著负相关。从理论上看,关于独立董事比例对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也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独立董事可以更加有力地监控管理者,降低管理者的短视行为。这样,外部董事可以促进企业的研发活动。冯根福等(2008)[5]利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发现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技术创新正相关。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当涉及到不确定的项目时,内部董事具有充分的信息,从而可以更加准确地评估研发项目,降低研发的风险;而外部独立董事由于受到时间、能力等因素的制约,很难充分监控管理者的行为。因此,外部独立董事更加偏好于财务控制,这会阻碍企业的研发活动。Baysinger等(1991)[17]以及何强等(2009)[18]都发现独立董事比例越高,研发投入越小。我们还发现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研发支出。原因可能在于,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有助于董事会和管理层之间的协调沟通,从而有助于促进企业的研发支出,这与何强等(2009)[18]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多元化与研发支出显著负相关,这与Hoskisson等(1993)[19]、魏锋等(2008)[20]、张子峰等(2010)[21]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原因可能在于,多元化战略可分为相关多元化和不相关多元化,不相关多元化使得企业更多地依靠财务控制,为规避风险,部分管理者有动机降低企业的研发支出。

研发活动较高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以及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使得研发支出对企业的内部资金较为依赖,这表现在利润是研究与开发经费的源泉(海和莫瑞斯,1991)[22],并且研发投资具有现金流敏感性。

2. 高管激励方程。

在高管激励方程中以高管报酬激励和股权激励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显示:研发支出与高管激励显著正相关。因此,研发支出也可能是影响高管激励的一个因素。

规模对高管报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具有显著不同的影响:规模与高管报酬显著正相关,而与高管持股显著负相关。这是可以理解的,报酬采用的是绝对值,一般而言,规模越大,报酬也越高;而规模越大,高管持股比例一般也越低。无论是对报酬激励还是对股权激励,国有控股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都显著降低了高管激励。原因可能在于,从根本上讲使管理者的行为符合所有者的利益有两种方法:激励和监督,具体采用哪种方法取决于二者相对成本的比较。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能够降低监督的成本,从而可以更多地采取监督的方法,这样就降低了对管理者激励的需要。系统性风险应该正向影响高管的股权激励,本文的回归结果也表明二者正相关,但统计上不显著。Tobin’s q与高管激励正相关,对报酬激励统计上显著。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增长越快的企业,管理者的报酬也应该越高;另一方面,增长快的企业的风险也可能越大,作为风险补偿,需要提高对管理者的激励。很显然,盈利能力与高管激励显著正相关,负债比率与高管激励显著负相关。

(二)联立方程回归结果

比较单方程回归结果和联立方程回归结果可以得到一个重要发现,在联立方程模型的研发支出方程中,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支出显著正相关;而高管报酬激励与研发支出的关系为负,尽管统计上不显著。在高管激励方程中,研发支出与高管股权激励显著正相关;而研发支出与高管报酬激励的关系尽管为正,但统计上非常不显著。这些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和研发支出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而高管报酬激励与研发支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当然,采用联立方程模型得出的R2为负,这是采用工具变量法经常会遇到的情况。与OLS中的情况不同,工具变量法中的SSR有可能大于SST,从而R2可能为负。工具变量法是当解释变量和残差相关时,为解释变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提供更好的估计值,拟合优度不是考虑的因素。如果不能对系数进行一致性估计,从OLS方法中得出的较高的R2值也没有什么用。具体讨论可参看伍德里奇(2003)[23]。

五、结语

本文采用2009—2011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了高管激励与研发支出之间的因果关系。先前的研究表明,高管报酬激励和股权激励都与研发支出显著正相关,并解释为从前者到后者的因果关系。然而,我们运用豪斯曼检验发现,高管激励和研发支出之间存在内生性。我们采用联立方程模型来解决高管激励和研发支出之间的内生性问题,结果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和研发支出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高管报酬激励与研发支出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这表明,从促进企业研发支出的角度来说,应加强高管的股权激励。

本文的研究能够澄清高管激励和研发支出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企业管理者深入理解高管激励和研发支出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从而在制定研发决策时要通盘考虑。本文也从新的角度提出了影响企业高管激励的因素,指出企业的战略决策和高管激励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为高管激励方面的研究指出了一条思路。

摘要：高管激励与研发支出显著正相关,但二者是否存在内生性问题?基于2009—2011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高管激励和研发支出之间存在内生性问题,OLS回归法会导致系数估计不具有一致性。利用联立方程模型则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和研发支出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高管报酬激励与研发支出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这表明高管激励和企业研发支出决策之间存在相互影响。

论中小企业内生性互助联保融资模式 第8篇

1. 中小企业内生性的互助联保融资模式概念

内生性互助联保模式是有需要向银行贷款融资的企业自己寻找合作伙伴并结成联盟, 集体向银行贷款的一种行为。在模式中, 任何一家企业都由联盟内其他企业共同为其担保, 如到期无法归还贷款, 则需他们共同为其还款。互助联保式模式是中小企业之间长期联系所形成的信任互助互保的关系, 是企业之间信任共生的模式, 如图表示。

2. 中小企业内部互助联保模式原理

模型的假设:假设贷款中的所有参与方均为风险中性, 即。此时可直接将参与人的收益值等同于效应值。因此在本文的分析中, 衡量参与人收益时不采用效用函数的表达方式。

互助担保:互助担保是依赖于小企业集群成长起来的一种担保形式, 它主要是为满足群内企业资金需要而建立的相互担保机制。因此本文假设这时信息是完全对称的, 即担保方知道被担保企业投资的成功概率 () 和预期收益 () ;互助担保目的是促进集群整体发展, 且小企业之间的相互担保可以看作为无限期动态博弈 (担保方可能寻求担保, 被担保方也可能为其他企业提供担保) , 因此假设互助担保不以营利为目的;假设可提供担保额不受限制, 能满足所有担保需要;保费 () 在担保前支付。

3. 互助联保模式与传统模式对比

(1) 逆向选择

(1) 互助联保模式。由于形成互助联保模式, 企业与企业之间, 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无多, 对企业的特性生存环境, 营运环境较熟悉, 可以达到信息对称, 从而减少逆向选择。

(2) 传统模式。由于信息不对称, 银行获得企业的信息较难, 企业的贷款需求急, 不确定性高, 贷款需求频繁等, 较大企业与银行的逆向选择。由于信息不对称, 银行获得企业的信息较难, 企业的贷款需求急, 不确定性高, 贷款需求频繁等, 较大企业与银行的逆向选择。

(2) 道德风险

互助联保的模式环境是建立在同荣共生的环境下, 互相支持互相信任, 互相监督的情况下, 减少单个违规的发生率, 在共同的贷款计划下, 减少道德风险。

单个的企业模式, 计划战略上缺失缜密性与确定性, 而且风险无处分散, 个体行为将决定整体, 从而较大了道德风险。

(3) 交易成本

互助模式企业间互相挑选比银行更具有针对性更容易以较低的成本了解对方的财务情况和经营情况, 从银行方面分析由于企业之间已经过一层筛选, 银行可以节省审查时间和审查的工作量, 由于没有第三方担保, 较少了业务链, 从而提高了工作效率。从贷款利息方面, 由于无第三方担保, 企业不必交额外的担保费用节约了融资成本。

由于传统模式没有规模效应, 贷款金额少, 需求次数多, 增加了交易次数从而增加交易成本。从银行反面分析, 银行需投入时间, 工作量了解企业的运营情况以及财务情况, 同时大多需要第三方担保, 相比之下就多了一层业务链也就增加了其中的交易成本

(4) 金融风险

产业风险较传统规模变异系数小, 产业风险可预测。产业发展明确, 总体发展规模和速度具有可预测性, 产业一般有产业生命周期, 遵循企业成长周期规律。

企业单只规模较小, 抗风险能力弱, 由于内部控制制度的不健全, 财务制度不健全不规范, 产业的风险预见能力弱。

(5) 银行收益

银行可根据中小企业贷款的利息差获得比单个企业大的收益, 可以在货币的乘数效应和区域的乘数效应得到双重效果。

单个企业本身存在很大的交易成本, 又由于规模小, 次数多贷款数目小, 实际存货的利润空间小, 综合起来就与内生性互助模式相差甚大收益。

4. 内生性互助联保模式的基本特征

(1) 互助联保已形成了对专业担保和其他方式获得贷款的有效替代。

(2) 互助联保体系的产生具有内生性。

(3) 互助联保组织内部信息不对称问题弱化。

(4) 互助联保成员的风险收益结构具有均衡性。

(5) 费用低廉。

二、中小企业内生性互助联保模式建立的动因和风险分析

从组织经济学中分析, 内生性互助联保模式建立可以通过创造有诚信有良好的营运能力和具备良好的财务管理能力的企业进入互助联保模式的经济主体中合作。在不导致双方利益、分歧下, 可以准入自利行为存在, 这种合作是建立在传统模式的融资困难, 融资无助融资信息不对称等一切困难面前, 理性选择性的将单个的企业组织起来。由于单独的企业融资不能起规模融资效应, 每个单独的企业力图寻求第二、第三、第四等合作者, 以产生规模效应, 从而提升个体的信用系数和构建个体的融资担保体系。从另一个角度分析, 建立内生性互助联保模式后, 每个企业的身份可一再定义, 也同时可以调整他们的利益, 因为合作模式建立后就直接割裂了许多不利因素发生作用, 他们核心思想是建立在信任或类似信任的组织, 是解决融资困境的必须, 假设一方不能令另一方信任, 不能单方面的改变交易, 通过彼此和银行共同建立的互保模式, 享受共同建立的信用资源, 从而将他们的合作凝合在一起。

那么, 为什么要建立互助联保模式呢?

笔者分析, 中小企业之所以要建立内生性互助联保模式, 是因为要增强彼此的信任, 增强银行对中小企业的信任, 从而利用整体的信誉度提升个体的信誉度。主要理由有:

1. 声誉的良莠依赖于一定的规模经济

按照米尔格罗姆 (Milgrom) , 诺斯 (north) 和温加斯特 (Welingast) 认为的:在一个社会中, 即使交易的双方见面很少, 一个团体中每个个人的声誉作为整体, 仍然可能构成每个成员按照诚信规则行事, 要使声誉制度发生作用, 这样需要一个诚信的氛围的构造, 即需要更多的企业团体加入其中。因而, 声誉的良莠依赖于一定的规模经济。内生性互助联保模式处于同一行业或不同行业之间, 但他彼此了解, 财务方面, 运营方面彼此熟悉, 因而产生一种互相钳制的作用。

2. 信息的对称性构成声誉制度与建立重复声誉

林毅夫、孙希芳认为获取或处理信息的金融交易主体才能克服中小企业融资合纵信息不对称的难题。对于完全信息的环境, 声誉制度通常是不必要的, 因为改变机制已避免了交易一方的偏离行为。当信息部不对称环境下, 如果无法判断交易伙伴的历史信息, 分散的执行机制就将崩溃, 因此需要通过建立某种声誉制度来收集信息, 而使声誉制度发挥作用的核心是建立有某种声誉制度来收集信息, 而使声誉制度发挥作用的核心是建立有关欺诈行为的信息传播机制。它同时成为社会规范的以存在的基础和社会实施机制作用的前提。

3. 声誉制度对声誉的维护时通过把单个企业有价值的服务于对集体整体有价值的服务捆绑在一起实现

单个企业在追去个体利益的同时也有助于互助联保模式整体利益的实现。当然单个的中小企业不是为了解决融资难而组成互助联保模式的, 因为互助联保模式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条件, 但建立互助联保模式后, 参加的中小企业的目标有一定的沟通以达到协同, 中小企业的互助联保后, 在增加信誉度的意义上说, 就像把单木组成筏, 即通过“捆绑”来提高整体的信誉实力。

4. 排斥行为在维护声誉制度所做出判决的可信度上非常重要

它体现在土体力量的存在和社会规范在约束社会互保企业成员行为作用方式。对于一个互助联保模式团体排斥的企业将永远失去与团体的威胁使团体的每个成员都有激励去惩罚具有欺诈行为及没有对应该惩罚的成员。也就内生性互助联保模式自动生成了一种信誉惩罚机制。

三、内生性互助联保模式的应用

1. 海通证券小商品城与建设银行签订全面合作协议

(1) 建行承诺给予公司及公司所属市场经营户总额100亿元的融资服务, 包括为公司提供50亿元的授信限额, 具体包括13亿元流动资金贷款、15亿元房地产开发项目贷款、20亿元创新融资产品 (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利得盈等) 、2亿元贸易融资额度, 并根据公司需求和有关信贷政策进行授信限额动态管理。

(2) 为公司所属市场的经营户安排规模为50亿元的市场商位使用权质押贷款。上述每笔质押贷款需要公司书面价值审核后方可进行。

(3) 双方联手共推小商品市场电子商务网上贸易平台, 同等条件下优先由建行为平台建设提供交易资金结算和清算等全面的金融服务支撑。

2. 阿里巴巴和建设银行

建行国际互联网网站推出新设立的网络信贷服务频道, 其主要功能是实现与知名网络商务平台阿里巴巴的合作, 为后者的电子商务客户提供融资服务:一是设立信贷业务栏目, 详细介绍合作商务平台和网络联贷联保、网络速贷通、网络供应商融资三种网络信贷模式;二是实现贷款在线申请功能, 为企业提供网络贷款快速申请通道;三是新建相关政策栏目, 提供监管要求、法律服务等资讯信息, 由于并设立重要公告栏目, 提供银行及网络商务平台合作商的最新公告类信息。

具体流程是:有贷款需求的企业, 首先须登记成为阿里巴巴网站的会员, 再向其与建行共建的网络贷款平台提交申请。阿里巴巴对申请企业以前网络交易是否存在违约、欺诈等行为进行初步审核, 通过审核后提交到省分行信贷系统。省分行按企业属地分配到地级市分行。市分行随即通知当地客户经理上门实地调查、审核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情况。然后, 客户经理将调查情况反馈到省分行。省分行网络银行部审核通过后, 即可发放贷款。

与传统的贷款模式相比较, 网络申贷优点较多这种模式不需要经过市分行审批, 简化了贷款流程, 贷款审批控制在5个工作日内, 时间大大缩短;其次, 申贷、评价、审批、签约、发放、还款全流程自动在线操作, 企业不出家门即可贷到款。

此外, 网络银行打破传统, 引入网络信用, 利用合作网络平台信息、征信信息、其他第三方如公安、税务、海关等信息作为客户调查的新方式、新内容, 促使企业更加注重信用积累。而对银行来说, 网络银行减轻了银行工作人员负担, 工作效率也随之提高。

摘要：小企业融资问题一直是牵绊中小企业发展壮大的瓶颈, 中小企业的融资模式的不合理性与融资模式的稀缺同样也是中小企业面临的一大难题, 中小企业应采取何种融资模式以协同于企业的融资策略, 如何有效地建立诚信信息联保平台, 以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 中小企业间广泛的经济互助与合作为信用担保的互助与合作提供了便利条件。互助联保是当前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中具有良好适用性的发展模式, 理应成为未来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多元化建设的重点。

关键词：中小企业,内生性,互助联保模式

参考文献

[1]林毅夫:孙希芳信息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J], 经济研究, 2005.7

[2]罗正英: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200-227

[3]冯德连:经济全球化下中小企业集群的创新机制研究[M],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40-55

[4]Stiglitz, , J.E, &Weiss, A, 1981,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ume71, Issue3, 393-410.

内生性优势 第9篇

制度逻辑由内生性制度逻辑与外生性制度逻辑构成。前者通常由内部条件或内部力量产生, 后者通常因外界条件或外部力量激发。但是, 外界条件或影响力量既可以形成外生性制度逻辑, 也可以形成内生性制度逻辑:外界条件或影响力量与内部发生偏离、反向而形成的制度逻辑无疑是外生性制度逻辑, 而外界条件或影响力量与内部具有关联、互补、甚至融为一体而形成的制度逻辑自然是内生性制度逻辑。从现代高等教育的历史演进来看, 内生性制度逻辑可以用传统型内生性制度逻辑、政府型内生性制度逻辑和移植型内生性制度逻辑概括。

1. 传统型内生性制度逻辑

英国高等教育制度逻辑是在国家体制中自治、内生的过程, 既沿袭着古典大学的传统, 又保有现代大学的规律, 既有现代大学的观念, 又有古典大学的品性。英国高等教育制度逻辑是保守与革新博弈而相互统一的过程, 英国高等教育制度逻辑是传统型内生性制度逻辑。

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久经历史的兴衰而不褪色, 就在于大学自身的逻辑保持大学“学术自由”的理念不变。英国高等教育从不缺乏学术自由, 这就决定了德国新大学理念遭遇牛津、剑桥的碰撞。这种碰撞来自于大学自身的保守性, 从纽曼的“大学理念”就可见一斑。纽曼对科学研究的反对, 出自于对当时大学理念的守护, 变换一种新思想, 形成一种新制度, 在没有被大学传统理论接受之前, 都一样会遭受大学自身逻辑的抵制。大学逻辑对各种是非曲直的抵制就如同科学研究纲领需要调整作为理论硬核保护带的各种辅助理论或假设一样, 以保护“硬核”不受否定[1]。洪堡理念在英国首先被新大学采用, 而后才被牛津、剑桥实现, 便源于此。

英国大学除牛津、剑桥和苏格兰大学外, 大多是在19世纪以后创办的, 大学的组成便是传统与现代的复合体。虽然英国大学与工业界的关系日益密切, 大学科技为国家服务更加突出, 这些因素都没有改变英国高教制度的硬核学术自由、学术自治这一传统。英国高等教育的制度逻辑是在缓慢、渐进、内生的过程中实现的。

2. 政府型内生性制度逻辑

德国高等教育制度逻辑是政府主导、内生的过程, 既有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控制, 也有学术自由意义上教授极大的权力, 这构成了现代高等教育政府型内生性制度逻辑。

德国柏林大学, 创办伊始便使独立自由精神与科学研究融入大学之中, 同时也使大学在国家、政府的掌控下运行, 而后者往往被这种理想所具有的光环所遮蔽。由于普鲁士一直把大学作为国家的机构, 加之实行的是专制制度, 这使得洪堡在主张大学独立自由精神的同时, 也摆脱不了政府对大学的控制。“研究国家的目的和研究对国家作用的限制是很重要的, 也许比对任何其他政治的研究更具重要性。”[2]这就能够理解洪堡在创建柏林大学开始, 自由便成为联系大学与政府的纽带, 并且大学能否享有自由精神是靠国家去实现。“不是要通过摆脱国家享有自由, 而是要在国家中享有自由”[3]体现出了洪堡追求大学自由精神的理念。正是由于洪堡实行了强有力的甚至是“专制”的决定, 才使得柏林大学能够成功地创办起来[4]。以政府、法规为主导的德国大学逻辑源于其政治结构和法律传统:使学术自由、科学研究与国家政治耦合在一起。柏林大学的成功恰源于教育理念与德国的时局达成一种耦合, 这种耦合包含一些哲学家、教育家的智慧和思想, 诸如费希特、施莱尔马赫、康德等。施莱尔马赫拟定的草案“临时章程”尽管未被政府视为法令, 但其思想亦在政府的章程中充分体现[5]。这就决定了洪堡理念能在大学这一长期以来国家支付薪水的机构中生长。德国的大学由政府颁布的法令加以规定, 这也就能理解“德国高等教育制度一直传承的是传统的洪堡大学思想和这种思想相联系的行政机构”[6]。

德国高等教育制度逻辑是在政府主导下发展和演化:德国学术自由、科学研究在高等教育与国家、政府之间形成一种默契, 其制度发展比较顺畅。

3. 移植型内生性制度逻辑

美国高等教育制度逻辑就是把移植外来的模式与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结合起来, 从而使外来的模式在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中开花、结果, 并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 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美国高等教育制度逻辑构成了现代高等教育移植型内生性制度逻辑。

美国高等教育制度逻辑是移植英国学院制与德国现代大学相结合的内生的过程, 是外来模式与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过程, 既是借鉴、移植外来模式的生长过程, 亦是内化的生长过程, 也是自由的生长过程。美国高等教育移植型内生性制度逻辑一直伴随着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之中:英国学院制与德国科学研究相结合内化为美国大批量培养科研人才的独特方式研究生教育;移植经验与实用主义相结合内化为赠地运动所促进的州立高校在全美的遍地开花;在移植过程中外来的学术自由、学术自治的理念与美国自由民主的文化、政治、法律相结合内化为大学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在移植过程中外来的学术自由、学术自治的理念与美国教授协会相结合内化为一种教授终身执教制度。这种移植型内生性制度逻辑一直促进外在的模式内化, 并与自身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传统紧紧贴在一起。

美国高等教育移植型内生性制度逻辑就在于, 它不仅与政治、经济、文化等传统紧密相联, 而且它与每一所具体大学的文化、历史传统联系紧密, 内化为各自大学独有的特征, 赋予美国高等教育多样性和丰富性。无论是早期移植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模式的七所殖民地学院, 还是后来移植德国现代大学模式的霍普斯金大学等等, 这些大学的名声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日俱增。

二、三种不同内生性制度逻辑带来活力的运作机理

1. 三种不同内生性制度逻辑带来的活力

三种不同内生性制度逻辑给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带来了活力。从各国大学所获诺贝尔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和医学三大科研类奖项数的前十名排名来看, 迄今为止, 除第五名为法国国立巴黎大学获19项之外, 其余的全都在美、英、德三国。而获诺贝尔奖三项科研奖项前十名大学的公私性质与其制度逻辑具有某种程度的相关性:进入获得诺贝尔三奖项前十名的英国的大学全是私立大学, 德国的大学全为公立大学, 美国所获得诺贝尔奖的大学既有私立大学也有公立大学。而在世界各国所获得诺贝尔三奖项人数排名之中, 美国共有204人获奖而排名第一, 英国共有69人获奖而排名第二, 德国共有63人获奖而排名第三。

三种不同内生性制度逻辑都带来了活力。一方面, 根本原因在于学术自由、大学自治都成了三种不同高等教育制度逻辑生长过程中的核心内容。另一方面在于三种制度逻辑分别适应并促进了各自的政治、经济及民族文化传统:英国高等教育制度逻辑一直保持着中世纪大学的传统, 德国高等教育制度逻辑是以政府引导的方式促进高等教育制度的发展, 美国高等教育制度逻辑使高等教育制度在实用主义的土壤中自由地生长。正因为这样, 三种不同高等教育制度逻辑各自适应并丰富了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 并与各自的大背景、大环境相得益彰。三种不同内生性制度逻辑都在坚守学术自由的大前提下, 依据各自传统沿着不同的路径和范式, 构成了各自的运作机理。

2. 内生性制度逻辑带来活力的运作机理

英国高等教育的制度逻辑具有学术自由、学术自治的传统, 相对于德、美而言, 守护大学传统构成其运作机理:学术自由成为高等教育中恒定的理想和核心价值, 而学术自治成为高等教育制度中最根本的制度。其运作机理维系牛津、剑桥在历史长河中声誉数百年不褪色。

德国内生性制度逻辑带来活力的运作机理是先赋予学术自由、学术自治、科学研究的内涵, 然后再形成相应的机构, 由学术自由、学术自治、科学研究的理念来建构高等教育制度。在宏观层面, 大学被视为国家的机构, 大学在政府的引领下运行。在微观层面, 科学研究的运作分配在教授讲座制中进行, 由于给教授赋予了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实质性的内容, 教授在讲座制中能够把学术自由与科学研究灵活地结合起来。这种运作机理给德国大学带来了活力、创造了奇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总共42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就有14位在德国;而德国14名获奖者之中又有8名为柏林大学教授, 从而使柏林大学在此期间以培养诺贝尔奖得主之冠位于世界所有大学及所有其它科研机构之首。

美国内生性制度逻辑带来活力的运作机理则正好相反, 学术自由、学术自治是随着高等教育制度的不断完善来完成的, 学术自由、学术自治本身构成一个内生的制度。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在美国大学如同真理般地被看重, 不断丰富发展, 并与实用主义结合在一起。美国的科学研究运转于研究型大学中即大学中存在的一种独特形式研究生院:“最好的学生由最好的研究生院挑选, 最好的研究生院由头等科学家给予训练, 下一代最有成就的科学家就来自这个经过严格精选的群体。”[7]学术自由、实用主义、研究生院三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使研究生院成了美国科学家的孵化器, 从而创造了美国高等教育的辉煌:二战后至今美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国家, 美国高校研究生院被誉为“世界性研究生院”。

因此, 三种不同内生性制度逻辑带来活力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运作机理都能使大学真正成为“社会之光、海上之塔、天空之星”, 使大学引领社会的发展。

三、结论与启示

分别以英国、德国、美国为代表的不同的制度逻辑, 三者都具有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具有大学守护性的英国高等教育的制度逻辑是大学人一直、永远追求的东西, 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莫瑞森 (Samuel Eliot Morison) 所言:“在真正了解牛津大学的人中, 没有一个理智的人非常希望去改变它。相反, 他必须主要考虑的问题是, 如何保存那些历经时间检验而保留下来的很有价值和美的东西。”[8]德国高等教育制度逻辑使德国高等教育亦曾一度引领世界, 19世纪后将近一个世纪是世界诸多国家模仿德国高等教育制度的时代。美国高等教育制度逻辑具有独到的优势, 使美国高等教育走向辉煌, 二战后美国高等教育制度一直被世界各国移植和引进。

对各国高等教育制度进行比较时, 要联系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传统。对于高等教育制度逻辑的选择, 有的需要守护, 有的需要创新, 有时需要引领, 有时需要引进或移植。高等教育制度逻辑, 无论是守护还是创新, 引领或是移植, 更在于有志于高等教育的人士对其制度逻辑的理性选择:理性是主体认识和改造客体的路标[9]。无论是对大学核心理念的守护还是对大学理念的改革创新, 都来自于理智与理性。理性选择在于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制度的选择蕴藏能够激发高等教育生机与活力的理性, 并决定高等教育制度逻辑演化过程中“变迁的长期趋势和机遇”[10]。

摘要：现代高等教育制度内生性制度逻辑包括传统型内生性制度逻辑、政府型内生性制度逻辑和移植型内生性制度逻辑。文章从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源头出发, 研究三种不同内生性制度逻辑, 以探求三种不同内生性制度逻辑的内涵及特征, 并对三种不同高等教育内生性制度逻辑带来活力的运作机理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现代高等教育,内生性制度逻辑,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2][德]威廉.洪堡.论国家的作用[M].林荣远, 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24.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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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Fallon.The German University:A Heroic Ideal in Conflict withModern World[M].Colorado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 1980, 34-36.

[5][加]约翰.范德格拉夫, 伯顿.克拉克, 迪特里希.戈尔德斯米特, 等.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M].王承绪, 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21.

[6]李汉林, 渠敬东, 夏传玲, 陈华珊.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 2005, (1) :95.

[7]Burton R.Clark.The Research Foundation of Graduate Education-German, Britain, France, United States, Japan[M].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 1993:226.

[8]Alex Duxe.Importing Oxbridge[M].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2.

[9]田联进.高等教育本体论的逻辑与演化[J].江苏高教, 2009, (6) :26.

工艺美术的原生性与再生性解析 第10篇

关键词：工艺美术；原生性；再生性

0 前言

工艺美术是人类发展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古代传统的农业以及手工业是工艺美术原生性的来源。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高科技技术以及机械技术已经逐渐成为工业艺术的又一发展动力。工艺美术作品不仅在物质上满足了人们的某些需要，同时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

1 工艺美术概述

1.1 工艺美术的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

文人和画家在创作的过程中往往会遵循内心的感受，按照审美原则进行艺术创作，可以说，他们的追求是纯粹精神层面的追求。只有将这些作品与生活中的物品联系起来时，才具有实用价值，例如，只有将艺术家的画作悬挂在厅堂之上它才有装饰的价值。而工艺美术则不同于此。工艺美术始于民间，这就注定了工艺美术不仅有审美价值，还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可以说，民间最初创作的工艺美术品的实用价值要先于审美价值，或者说二者之间是并存的。所以，在制作的过程中，人们不会刻意去模仿市场上已经存在的某些商品，而是根据生活中的实际需要进行创作。创作的过程中融入了工匠对生活的理解，具有鲜明的特色，使作品兼备使用价值与审美价值。[1]

1.2 工艺美术是传承民族风俗的载体

传统的工艺美术作品往往能够折射出民族的时代特点，反映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反映出这个民族的生活习惯与精神境界。因此，我们说工艺美术是传承民族风俗的载体。工艺美术品充斥了民间的各个角落，宗庙祭祀、大小集会等许多重要的活动场合，每种场合中的工艺美术品都有不同的特点，不同民族在同一场合所使用的工艺美术品也不尽相同，这些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个活动中的特点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观念、审美的差异。工艺美术之所以能够成为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正是因为人们在创作的过程中没有受到所谓艺术原则的束缚，而是根据人们的实际需要，加入自己对生活的感悟和理解进行自由发挥，具有一定的自然形态，为我们展示出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说，工艺美术品不仅仅是服务于人们生活的工具，更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品。

2 工艺美术的原生性与再生性解析

2.1 工艺美术的原生性解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开始对自己的生活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工艺美术所具备的独特的艺术特点逐渐被推崇，人们开始使用工艺美术品来装饰自己的生活环境，满足自身的精神需求。制作工艺美术品的典型特点就是对材料不挑剔，大多数都是原生态材料。工匠甚至能够将废弃的物品变成精致的工艺美术品供人们使用和欣赏。各种材质和各种形态的原材料使每件工艺美术品都具有自身的特色，既质朴又灵活多变。这一艺术代代相传，却代代不同，每一个工艺美术品都取材于生活，并加入创作者对生活的独特感悟。例如，我们所熟悉的彝族漆器就分为很多种类，除了木胎、角胎以外，还有皮胎、竹胎，形态各异，各有特点。除了胎有所差别之外，漆底的颜色、绘纹的颜色也不完全相同，一般情况下都以比较沉着的色调为主，漆底黑色居多，绘纹通常以黄、红为主，采用镶嵌、彩绘以及雕刻等各种方式进行创作。另外，还有很多工艺美术品使用一些随处可见，也比较廉价的草、麻、藤等材料，制作过程简单、容易，作品并不因此欠缺任何实用性与审美性。显然，这些工艺美术品都是工厂无法模仿，无法批量生产出来的。[2]

2.2 工艺美术的再生性解析

几千年来，人们对工艺美术进行继承和发展，工艺美术品的创作方式和创作类型不断丰富。现代社会中，人们对工艺美术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工艺美术品能够配合每个场景，具有更加明显、精确的主题性。人们认为，工艺美术品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更应该带给人们丰富的视觉冲击，在工艺美术品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这就要求人们在原生性工艺美术的基础上进行再生性创作，在保留传统工艺美术品生态型材料、天然肌理的基础上，加入一些现代化元素，使工艺美术品呈现出更加多彩的效果。也就是说，工艺美术的再生性创作并不是要摒弃原生性，而是在强调自然材质以及自然形态的同时，通过更加细节化的手法使工艺艺术品表达出人们更加细腻的情感。在保留工艺美术品实用性的同时，依据创作者的爱好以及人们对作品的主题性要求，加入更多丰富的元素，满足人们对工艺美术品的多功能要求。[3]

3 如何使原生性工艺美术在现代社会中再生

3.1 保护制作工艺美术品的传统家族

我们虽然一直强调要将传统的工艺美术文化传承下去，但是我们不能要求人们都成为工艺美术品的制作者，不能要求传统工匠永远从事这一职业。因此，要想将工艺美术这种艺术继续发扬下去，就要對一部分制作工艺美术品的传统家族进行保护，使这门艺术不失去传承者，并能够在后人的创新下再生。可以将这类家族的地区设置为人文景点，人们可以参观工艺美术品的制作过程，如果感兴趣，也可以动手制作。通过这种方式使更多的人认识工艺美术，使这项艺术能够在现代社会中生存并继续发展。

3.2 在保持原生性的前提下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世界经济的发展使全球呈现出一体化的发展去世后，各个国家之间不仅进行经济交流，国与国之间的文化融合也不断加深。在这种形式下，我们固然要借鉴其他国家文化的精华，但是绝不能失去自我，对于工艺美术这一传统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独特的民族风格，在保持原生态的前提下再谈发展的多元化。作品中要保持一定的民族性，反映各个民族的文化和特征，同时加入新时代的元素，赋予其更强大的生命力，唤起人们对传统民族与文化的记忆。

4 总结

工艺美术始于民间，不同于其他的艺术门类，美术品往往兼具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各个民族和地区在各种活动场合中使用不同的工艺美术品，反映了民族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原生性工艺美术注重材料的生态性，作品的典型特点就是质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希望工艺美术品能够更加精确的反映生活主题。这就要求原生性工艺美术进行再生性创造，更加注重细节，在作品中融入更多丰富细腻的情感来满足人们的要求。

参考文献：

[1] 殷蓉.环境装置艺术的原生性与再生性[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7（03）：186-187+178+194.

[2] 张欧，汪小洋.民间艺术原生性研究的回顾与思考[J].阅江学刊，2013（04）：129-136.

[3] 刘德任.花腰彝祭竜仪式音乐中的原生性与再生性[J].大舞台，2010（07）：43.

[4] 邱春林.工艺美术保护与发展中的文化矛盾[J].文艺研究，2006（12）：118-126+168.

[5] 潘鲁生.工艺美术的复兴[J].装饰，2014（05）：30-34.

[6] 杭间.从工艺美术到艺术设计[J].装饰，2009（12）：16-18.

内生性优势 第11篇

一、新创企业面临诸多问题

全球创业观察 (GEM) 把运营时间不超过42个月, 尚未进入成熟期的企业称为新创企业。近期的报告指出新创企业类型从早期的生存类型向机会类型转变, 全球进入创业热潮, 但与此同时, 新创企业的失败率明显比现有企业高, 很多企业在创办之初就夭折了。究其原因, 新创企业与成熟企业有着显著不同, 前者存在先天性劣势。

首先, 新创企业资源相当匮乏, 资金不足, 没有人才优势, 不具备成熟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其次, 新创企业面临着新进入缺陷和生存挑战, 缺乏生存和成长所必须的信誉度和可靠性, 而几乎所有的新创企业都面临着利益相关者认知和认可度低的合法性问题。因此, 新创企业总是以小规模起步, 在公司治理结构上并不完善和健全, 而此时的新创企业的企业家往往一身兼多职, 即是企业所有者, 又是企业经营者, 还可能是技术专家, 可见新创企业明显体现了企业家的个人魅力和特征。

新创企业的先天性劣势是它失败率高、生命周期短暂的客观原因, 更多学者开始关注影响新创企业成长的企业家主体这个主观因素, 因为企业家和新创企业是共生的, 企业家的主观能动性对新创企业的成长是有影响的。

二、新创企业呼唤综合型能力的企业家

1. 新创企业的企业家

经济学家和管理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企业家, 丰富了企业家的内涵。本文研究的对象是新创企业, 结合新创企业的特点, 我们从新创企业创立的过程来定义新创企业的企业家。

企业家通过对机会的识别和感知, 发现机会背后所隐藏的商业模式、获利能力, 同时他们拥有着关键的资源和能力, 比如先前的创业经验, 与政府、金融机构建立的良好关系, 个人对经营事业独特的眼光, 组建团队的能力等;企业家开发利用了这个机会, 创建了新企业, 此时的新企业是企业家实现其人力资本的途径, 是企业家拥有资源的集合器。

在新企业的初建期, 企业家为了求生存, 需要克服新企业资源匮乏、新进入缺陷、合法性低等先天性劣势, 往往成为多面手, 即是企业经营者, 又是企业所有者, 又是技术专家, 此时的企业家一般具有集权和个性化领导风格。

在新企业的成长期, 企业家更多时候是一个管理者, 决策者, 对组织内的资源进行优化配置, 完善组织架构, 引进新的流程, 同时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 通过增减业务进行市场再定位。

回顾有关企业家的文献, 我们不难发现, 新创企业的企业家是创新者、套利者, 是风险承担者, 他们都有有着共性, 即他们都具备发现机会能力, 掌握了稀缺信息和关键资源, 并且能够将创意转化为有效地创业活动, 在创办企业的过程中, 他们具备双重身份, 即是管理者又是所有者。

2. 企业家应该具备多种能力

从20世纪90年代, 研究人员逐渐将管理理论引入对企业家的研究, 研究结果将企业家能力的内涵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企业家3个核心能力: (1) 创造性破坏的能力, 即善于独立思考, 丰富的想象力, 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能力; (2) 承担风险; (3) 学习能力;另一部分是企业家的必备能力, 包含人际关系能力, 指挥领导能力, 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Thomas (2002) 将企业家能力按照相关性系统地概括为六种: (1) 机会相关能力; (2) 组织相关能力; (3) 战略相关能力; (4) 关系相关能力; (5) 概念相关能力; (6) 承诺相关能力。我国学者贺小刚通过对6家高科技企业和23家传统型企业的企业家及其他高层管理者进行半结构性访谈, 提出了测量企业家能力的相关维度和测项, 基于277份有效问卷确定了测量企业家能力的六个能力因子, 即战略能力、管理能力、关系能力、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机会能力。张焕勇, 鲁德银等人根据企业家在企业生命周期承担的不同作用, 把企业家能力分为三个方面:发现机会的能力, 整合资源的能力, 配置资源的能力。

企业家需要具备多种能力, 才能促进新创企业的成长。在新企业成长的每个阶段, 企业家需要发挥不同的能力。从企业家能力角度研究企业成长, 是从企业内部的资源和能力来研究, 它的理论基础是内生性成长理论。

三、内生性企业成长理论及其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启示

目前, 企业成长理论大致可分为古典经济学的“规模经济”成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最优规模调整”企业成成理论、以科斯和威廉姆森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企业成长理论、熊彼特的创新企业成长理论、潘罗斯的企业资源成长理论、安索夫的战略成长论、德鲁克的经营成长论和钱德勒的管理与技术成长论。其中以潘罗斯为代表的内生性成长的资源基础理论和能力理论对新创企业的成长有很大的启示。

1. 资源基础观及其启示

潘罗斯1959年出版的《企业成长理论》为现代企业成长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严密、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企业成长的问题, 她认为企业成长理论是内生性的, 管理资源对企业成长的作用非常巨大, 而基本不考虑太多外在的因素。她主张以“成长经济理论”代替传统的“规模经济”理论, 提出了“企业资源企业能力企业成长”的理论分析框架。

潘罗斯认为企业是一个管理型组织, 是生产性资源的集合体, 企业本身的生产资源所产生的服务是企业成长的原动力。每个企业都有各式各样的资源, 在合理使用和优化配置资源的过程中, 就会衍生出新的资源需求或者资源潜在的服务趋势, 企业需要补充新的资源或者实现资源的潜在服务, 在这个过程中, 又会衍生出更多的资源需求或更多的资源潜在服务, 企业的规模扩大, 能力增强。潘罗斯把“服务”分为“企业家服务”和“管理服务”, 企业家服务是用来发现和利用机会, 而管理服务是用来完善和实施扩张计划。 (赵晓, 2007) 认为企业成长既一方面“与其特定群体的人的意图有关”, 另一方面又取决于企业内部未利用的生产性服务。真正限制企业扩张的因素来自企业内部, 受制于企业的管理服务。管理服务的实践可以产生新的知识, 而知识的增加又会导致管理力量的增长, 从而推动企业的成长。

潘罗斯的理论适用于新创企业的成长, 因为“企业家服务”是用来发现和利用机会, 而创业研究的中心问题就是关注创业机会的发现和识别。虽然潘罗斯的理论有明显的局限性, 它很少关注新创企业的创立过程, 对机会和资源的可得性、对管理能力的假设都没有进一步的分析, 但潘罗斯的内生性成长理论让我们把企业成长的关注点转移到了企业的内部, 并强调了企业内部的资源对企业的成长的重要性。

在企业成立之初, 新创企业面临资源匮乏, 组织合法性差, 新进入缺陷等问题, 企业家成为新创企业的独特资源, 因为企业家的独特能力很难在市场上买到, 具有弱可交易性, 企业家的独特经历也是不可复制的, 阿里巴巴总裁马云说过, 别人可以复制他的模式, 但复制不了他的苦难, 因此新创企业的企业家是独一无二的, 是新创企业克服先天性劣势的独特资源。

潘罗斯的内生性成长理论要求企业家一方面要不断地学习, 实践, 完善其能力;另一方面, 企业家要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的同时, 要把个人知识和能力转化为企业的知识和能力, 当企业的生产性资源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企业具备了“管理服务”的剩余, 这将引起企业更多资源的需求与获得, 诱发企业的扩张和快速发展。

资源基础观从企业的内部探讨了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 企业内部异质的不可复制、不可交易的资源是企业具有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 虽然资源基础观强调了“独特资源”获取的重要性, 但却忽视了获取资源所需的独特能力以及高层管理者的认知能力, 这为从企业家能力角度研究企业的成长打开了方向之门。

2. 能力理论及启示

1990年, 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提出了核心竞争力, 他们将核心竞争力定义为“组织中的积累性知识和学识, 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派的学识”。他们的理论拓宽了资源观的的思路, 提出了“核心能力核心产品企业成长“的分析思路。但是企业核心能力是有惰性的, 容易引起“核心刚性”, 这使得企业不能灵活应变外部环境的变化, 丧失竞争优势。因此, 动态能力理论认为, 企业成长应该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 不断更新自己的能力, 这弥补了核心能力理论“核心刚性”的不足, 但由于经营者并不具备完全的认知能力以及完全的协调配置资源的能力, 能力理论并不能解释企业家能力的差异性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我国学者贺小刚将企业家能力纳入能力理论模型, 认为企业家在企业成长过程中起到双重作用, 一是企业家通过其综合能力直接作用与企业绩效, 另一方面是通过培育组织能力, 间接作用于企业的可持续成长。

能力理力让我们认识到, 新创企业的成长离不开核心竞争力的构建, 有了核心竞争力才能开发出核心产品, 企业成长才有保障。但新创企业存在先天劣势, 似乎新创企业一开始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企业家的能力, 这种独特能力能使新创企业克服劣势, 获得生存所必须的资源;动态能力理论让我们认识到在如今的外部环境变化异常, 企业家面对不确定性, 需要很强的判断能力, 学习能力和战略能力, 通过重组、增减业务进行市场再定位。

3. 资源能力观给新创企业成长的启示

资源和能力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 能力产生于资源之上, 同时能力的多少又限制了资源获得的多少。资源基础观和能力基础观是相互依存的, 前者重视资源的重要性, 忽视了资源获取所需的能力, 后者重视环境的变化引起的能力的更新, 忽视了经营管理者能力的差异性。这为后面的学者研究企业成长奠定了理论基础。

新创企业的成长离不开资源的累积, 离不开能力的形成, 资源能力观让我们认识到资源和能力是相互依存, 互相促进的。企业家能力在新创企业的成长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因为企业的资源和企业的能力都离不开企业家能力, 企业家能力是企业能力的源泉。无论是发现识别机会能力的“企业家服务”, 还是因资源累积而产生的“管理服务”, 企业家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另外, 企业家能力也是在变化、累积而逐步成熟的, 外部环境的变化要求企业家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如果企业家不通过实践和理论的学习, 增强自身能力, 新企业将随时面临失败。

四、促进新创企业成长的一些建议

新创企业是国家经济能力提升的重要推动力量, 促进新创企业的成长对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分析了内生性企业成长理论的基础上, 我们提出促进新创企业快速成长的几点建议。

1. 提高企业家综合能力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教授认为商学院里是走不出企业家的, 商学院所学的管理知识是企业管理者们交流的一种通用语言。企业家创办企业后, 通过教育培训可以使企业家们获得明显的优势, 比如战略能力的提高, 管理技巧的改善,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界精英、企业家报读知名管理学院的课程是一个大趋势。但是真正的企业家应该从实践中来, 企业家的能力不是天生的, 是可以后天养成的。新创企业先天性的劣势要求企业家具备较强的综合能力, 如果创业者的资源禀赋有限, 发现机会和利用机会的能力不强, 整合资源的能力比较弱, 新创企业失败的可能性会更大。所以, 创业者在决定建立新企业时, 要综合考察自身的能力, 提高创业的成功率。在新创企业的创立阶段, 企业家也要不断学习, 充电, 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 使新创企业度过生存期, 进入发展期。

2. 重视企业家能力与新创企业两个阶段的能力匹配

新创企业必然经历创建期, 然后再到成长期, 渡过这两个时期才能成为成为成熟的企业。在创建期, 企业家在这个时候需要义无反顾地投入资源, 此时的企业是以解决问题为工作重点, 生存的压力要求企业必须快速, 有效满足市场的需求。在企业的创建期创建者需要具备更多的发现机会的能力以及配置资源的能力, 而对资源整合能力的要求则不是很高, 在成长期, 新创企业度过了生存期, 累积了一些生产性资源, 这时候企业家要具有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 为企业的扩张和快速发展做充足准备。企业家要根据企业的不同时期, 做不同的事情, 如果在企业初建期过度重视整合资源的能力, 往往会本末倒置, 因为初建期企业的资源是有限的, 新创企业不具备整合资源的能力, 企业家要根据发现的机会, 合理地配置现有资源。

3. 增强企业家的管理意识, 员工的创业精神

新创企业失败率高, 只有适应性强的企业才能够生存和发展。要创建适应性强的公司, 企业家要有和员工互换角色的能力, 企业家趋向于具有管理意识, 员工越来越具有创业精神。为了达到这种角色的转化, 企业家必须具备决心变革的勇气, 承担因变革而失败的风险。企业家并不是企业新创意的唯一来源, 很多创意来源于员工, 为了鼓励这种创新性的意识累积, 企业家需要授权给有能力又潜力的员工, 需要对他们进行教育和培训。而此时的企业家将有更多的时间做其他事情, 比如设计合理的薪酬机制, 奖励对企业做出贡献的员工, 鼓励员工允许失败, 并且从失败中汲取养分, 在这个过程中, 逐步形成企业团队的绩效。企业家这种角色的转化, 是制度的的安排, 是授权和分权的必然, 也是知识和能力的转化, 让企业的成员创造知识, 形成独特能力, 进而产生持久的竞争力。

4. 重视组织能力的培育

组织能力是指企业的知识、经验和技能, 包含市场潜力, 组织学习和变革能力, 战略能力。企业家决定了组织能力的积累路径和位势, 培育了组织能力的生态环境。在培育组织能力的过程中, 企业家能力发挥着巨大作用。

潘罗斯说任何个人或由单个人所组正的团体所能做的事, 都显然存在一个最大量, 任何个人或集团所操作的金融业务量的扩大速度也存在着某种限度。企业家的能力是有限的, 一个企业不能全依赖于企业家一个人的能力, 而目前中国的很多企业都搞个人英雄主义, 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发展, 也阻碍了组织成员能力的发展。在企业的创立阶段, 企业家要有意识去培养组织能力, 因为组织能力是新创企业快速进入成长期的关键因素, 也是新创企业克服生存困境的基础。

5. 打造学习型组织, 促进组织能力的提升, 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

彼得圣吉 (1990) 认为“未来持久的竞争优势是如何比竞争对手学的更快!”, 学习型组织是一群能不断增强自身的创造力的人组成的集合或团队, 在这个组织中, 每个人都在学习, 都在进步。新创企业不能仅仅要求企业家有很强的学习能力, 也要求他的全体成员具有学习能力。因此, 打造学习型组织成为组织能力提升的重要基础, 从而构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但是, 学习型组织的打造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它要求企业家带领成员实现自我超, 改善心智模式, 为了实现共同的愿景而进行团体学习, 这是一个系统性工程, 不是自发而形成的, 学习型组织的建立与企业家的能力有关。可见, 企业家能力在新创企业成长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6. 政府充分开发培育企业家资源的有利环境

企业家能力是一种稀缺资源, 对新创企业的成长至关重要。同时, 丰富的企业家资源是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腾飞的有力保证。政府通过政策性调控促进企业家沃土的形成, 鼓励全民创业的同时, 也要提供相关政策支持和资源支持, 减少新创企业因资源缺陷, 融资难等造成的失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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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贺小刚:企业家能力与企业成长: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 2005 (10) :10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