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纳的科技伦理思想

贝尔纳的科技伦理思想（精选6篇）

贝尔纳的科技伦理思想 第1篇

贝尔纳的科技伦理思想

贝尔纳在现代西方科技伦理史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他认为科学与道德密切相关,科技的发展可以培养人的美好德行,科技的`发展也要求道德的推动.

作 者：杨天 作者单位：安徽财贸学院,行政管理系,安徽,蚌埠,233041刊 名：兰州学刊英文刊名：LAN ZHOU XUE KAN年，卷(期)：“”(6)分类号：B82-05关键词：

贝尔纳的科技伦理思想 第2篇

一

有关中国古代有无科学技术以及儒家思想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作用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备受瞩目。在长期的研究和争论中，大致形成了两派观点：一派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可言，并最终把原因归结到儒家思想的理论特质上。这一派以张岱年先生为代表，他认为：“儒学的中心思想，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关于人生价值的观点。

儒家肯定人的价值，肯定生活的价值和道德的价值由于重视人贵于物的价值，将注意力集中于人的问题，于是对物的问题有所忽视这种贬低关于物的知识的态度，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儒学没有能够为自然科学研究提供理论基础，更没有为自然科学研究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儒学各派都表现了这一严重欠缺。另一派学者认为，儒家思想同样有自己的科技观，在大的儒家伦理框架下形成了自己的科技伦理思想。他们认为我国古代科技伦理形成于先秦时期，同时科技伦理范畴、科技伦理观念对后世科技伦理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体系，只有一些并不系统的科学思想和知识成果，然而中国古代有相当发达的经验层面的技术，中国古代的科技伦理主体是技术伦理”，其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以道驭术”，即强调“技术行为和技术应用要受伦理道德规范的驾驭和制约”。笔者也持这种观点。众所周知，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相应的生产水平，正是先秦时期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分工的扩大等因素，为儒家科技伦理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众多研究科技伦理思想的学者中，他们的研究方向又各不相同。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先秦时期的儒家先贤们，在关于自然和农业等诸多的科技思想之中表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想，显示出了先进的伦理意识，注重人在科技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有的学者更注重研究科学技术、自然与人的关系，认为在科学领域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同一性，人类的科技行为要尊重和关爱自然。这些观点的伦理意义在于，人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而是居于自然万物之中、并与其和谐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笔者认为，儒家思想不但有自身完整的科技观，而且蕴涵着丰富的科技伦理思想，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

儒家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完备的理论体系，其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科技伦理思想。儒家科技伦理思想大体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方面。

(一)经世致用的科技观念

儒家讲究现实性，提倡经世致用，这也体现在儒家的科技伦理思想上。在对待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问题上，儒家格外重视和强调“六府”(水、火、金、木、土、谷)、“三事”(正德、利用、厚生)。在儒家看来，“六府”、“三事”是经世致用的“正经技术”，或者说正统的技术。在这些技术之外的东西，才是儒家抨击的所谓的“奇技淫巧”，即那些容易使帝王“玩物丧志”、或使黎民百姓耽于享乐而不做“正事”的技艺。《尚书》中说：“不役耳目，百度惟真。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显然，“玩物丧志”、“贵异物”的“物”不是有用之物，而是“奇技淫巧”之物。有人说，儒家学说鄙视、排斥一切科学技术，将科学技术统统称之为“奇技淫巧”，事实并非如此，儒家对“六府”、“三事”这样经世致用的技术是非常重视的。孟子日：“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

由此观之，儒家伦理思想的一大特点就是注重道德原则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运用，维护和谐的社会秩序。这种思想从现实的角度提出要维护社会稳定，对百姓进行道德教化，必须使他们基本的生活需要得到满足，而物质生活的提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有赖于生产技术的改进。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技术科学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因此，在儒家思想的指引下，能够发展起来的科技都是为人服务的，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天文学、农学、医学等这些学科之所以能得到长足发展，就是因为这些学科与社会稳定有关。总之，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非常注重现实的、形而下的问题的研究，注重人世，强调经世致用。

(二)严谨求真的科学态度

儒家要求对待真必须严谨，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儒家认为：“知勇仁三者，天下之达德也。”(《礼记·中庸》)在儒家看来，“知”是与人的智力活动有关的智力与智慧。子夏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也就是说“仁”存在于“知”中。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知就是仁。对于真理性的认识，儒家强调要有执着的追求精神，“(孔)子入太庙，每事问”，并说“朝闻道，夕死可也”。

儒家伦理这种求知、求真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通过宋代大儒朱熹的“格物致知”，我们可以看到儒家对于学问的严谨和求真态度。朱熹所说的“格物”，既包含人世伦常之事，又包含天地自然之物。朱熹认为，宇宙间统一的理分至各具体事物之中，所谓“理一分殊”，只有在“物物上穷其致理”以后，才能做到对宇宙问统一的理的豁然贯通，亦即达到“致知”的境界。因此，朱熹反复强调要在人世间与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上穷理：“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朱子全书》卷十五)由此也可以看到，儒家学派反对拘泥师说、照搬书本，主张善于思考、勇于质疑、敢于创新的学习态度。

(三)以德化知的知识理念

中国古代科技伦理中关于以德化知、知德统一的思想是非常丰富的，其中以儒家尤为突出。儒家高度重视道德价值、道德自觉和人格完美，主张人们在寻求科学知识的同时，应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把道德理想的实现看作人生诸种需要中最高层次的需要。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恶，但也需要一定的限制，主要表现为科学技术要遵循科技伦理规则。否则，如孔子言：“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没有相应的约束，滥用科学技术，也就违背了科学技术的最终目的——造福于人类。孔子认为：“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知者当然是智慧的化身、科技的承担者，仁又是孔子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知者利仁”，是指在仁的指导下，在仁的环境中知者才能成为真正的知者，科学技术才能健康发展。否则，就会出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论语·卫灵公》)的后果，科技发展就会失去后劲。因此，道德的发展与科技的发展应该是和谐的、有序的，人类在应用科技知识的`时候需要以德化知。

孔子重视学习，一生以追求真理为己任，奉行“朝闻道，夕死可也”的学术精神。孔子重视学习的一个原因，是他看到了知识对人的德行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知识、真理是德行的前提。“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而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好的品德都是应该喜好并加以修养的，但是，如果不通过学习而明白事理，通权达变地把握其实质，便很容易偏执一隅，造成危害。换言之，道德缺乏知识、真理的基础，行为就会走向反面。反之，任何知识的运用都需要道德价值进行约束，没有了这个屏障，其目的性也不再单纯地是为了造福于民，很可能成为工具的滥用。

(四)天人合一的整体思想

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博大精深，表现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就是主张“天人合一”。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源远流长，在儒学经典《易传》中就有“大人与天地合其德”的说法;孔子也讲“天生德于子”(《论语·述而》);董仲舒则进一步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宋明理学又把人世间的理上升到“天理”的本体论高度，尤其强调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是相一致的，都是由存在于天地问的唯一“天理”所决定的，整个宇宙只有一个最高的理，即“理一”，而人与万物所衍生出的理只是这个最高的理的分支而已。剔除“天人合一”思想中的唯心主义成分可以发现，自然和人、自然规律和人的道德规范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

儒家强调“至善”，儒家所说的善不仅表现在人性本善，因而提出人与人之间的和善，还包括自然生命的本善，更深层次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和善。人来自于自然，正是自然宇宙的本善赋予了人类，人类才有了“性本善”，自然与人类在生命的起源过程和目的上具有内在的、同一的、统一的共性，在共同的善本性的蕴涵中，达到了真正的合一与感应、协同与和谐。人在天人关系的运作中负有“至诚”、“尽性”的道德使命。《礼记·中庸》日：“自诚明谓之性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种赞天地之化育在实践中则表现为兼爱万物。《孟子·尽心上》日：“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要求人们从爱亲人到爱百姓然后将爱扩展至万物。这种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想是儒家科技伦理特有的。

贝尔纳的科技伦理思想 第3篇

我从科技应用的名词界定、科研主体、科研主题的动机、科研成果、以及科技应用所带来的社会福利将贝尔纳的《科技的应用》的相关理论重新进行了如下归纳。

1.1 从科学和技术上来看

贝纳尔认为, 科学和技术是相依为命不可分割的。所以将从科学和技术结合以及从科技的研究讲起。科技研究的主题分为科研人才和科技企业两大部分, 从个人科研人才来讲科技研究需要募集经费, 对于企业来讲需要有现有的人才和资金支持, 而企业在和竞争对手竞争和新产品的科研会为企业带来更丰厚的利润的时候会愿意组织科学研究。

1.2 科学研究是有利可图的

不管是个人科研还是企业科研都是有利可图的, 这就意味着一方面基础科研得不到重视, 因为基础科研一般不能在短期内产生收益, 所以科研就会倾向于生产而不是研究;另一方面科研主体会申请专利以保护自己的利益, 如果专利申请后专利拥有者没有条件或者不想推向市场, 会严重阻碍科技的发展和科技成果的应用。甚至一些垄断企业为了更好保护自己的产品的利益, 会出高价收购那些可能对自己的科研产品产生冲击的新科技发明的技术专利。

1.3 科技的应用是有条件的

比如电灯的应用不仅是电灯被发明和生产, 还需要电力、电缆等的发展才能大规模的使用。同时科技的应用需要规模效应, 如果只有一个人使用发动机, 那生产发动机的成本非常高, 技术也很难成熟, 利润也不会太高, 生产者就不会生产, 使用者因为价格很高很难没有能力使用, 所以科技应用需要规模效应。

1.4 科技的应用不一定都能带来预料的效果

从社会效应来讲, 科技的应用不一定都能带来预料的效果。戴维灯的研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戴维当初是因为矿灯在碳化氢中容易爆炸, 导致很多矿井工人死亡, 因此发明了在碳化氢中不爆炸的戴维灯, 但是事与愿违戴维灯的使用让工人可以到更深更危险的井下工作, 结果井下死亡的工人数并没有减少。

2 科研技术成果交易平台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科技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在各种科学技术逐步发展的同时也教育和培养了大量的技术人才, 高校科研。高校的很多科研人才更愿意专注于科技的研究, 并不善于将科技成果推向市场和也不愿意从事企业的组织和管理。所以他们更愿意将属于自己的技术成果转让给其他更具备将科研成果推向应用的机构或企业, 因此科技成果交易平台的建立越来越有必要。

2.1 发展现状

目前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有很多非正式的科研成果交易平台, 目前主要的交易平台有:以国家为主的国家科技技术博览会;以各国家部门发起的类似中国农业部农业高新技术交易平台;以各地方政府发起的如合肥科技产业技术转化平台等。随着各行各业技术成果的涌现, 越来越多针对相关行业细分的技术交易平台也在逐步形成, 有些科研成果比较多的高校也在准备着手建设自己的技术成果交易平台。

2.2 外在条件

从世界科技发展的大格局来看,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 各国对于科技兴国战略的重视, 越来越多的国家把科技发展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方针政策, 推动了世界科技的大发展, 为科技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大环境。

从中国来看, 国家制定了多项国家级的重点科技战略和政策, 同时各地方政府建立了各种科技园区和产业园区去促进科技的发展。各地方政府出台了相关的科技发展优惠政策和拨付相关了资金贷款等优惠政策。

从科技人才方面来看, 随着教育的发展, 更多的科研人才得到了良好的科技教育的机会, 因此培养出来了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市场化的人才市场环境让人才不再束缚于某一机构或企业, 他们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就业机会和发展方向, 甚至也有很多科研人才选择自己组建研究队伍研究自己想要研究的方向和领域。

2.3 平台参与者的需求

平台参与者的主体主要有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科研人才、实验室、科技园区和高校及科研院所。政府主要以主办方、政策和资金支持和管理者的身份参与到交易平台中, 可以通过技术成果交易平台发展科技产业, 提高科技政策的执行效率。行业协会主要起领导、主办和支持的角色参与科技成果交易平台中。企业需要这个平台寻找好的科技成果, 用于增强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实验室主要是能通过平台寻找人才、项目及合作企业, 同时也希望能够通过平台转让和推广自己的科研成果。科技园区有的会自己建立科研成果转化平台和参与其他平台的合作, 对企业进行扶持和吸引优秀企业入驻科技园。高校及科研院所一方面为平台培养了科技人才, 同时也可以通过平台实现科技成果转移和推广。

2.4 平台的作用

平台的建设主要是为了更加方便快捷地实现转化、收集、交换科研成果的各种信息。从科研成果的拥有者来讲有一个发布信息的平台, 能够让自己的科研成果在市场中受到企业和市场的关注, 让科研人员的收益在收购方的竞争中获得更大利益, 从企业的角度讲能用更方便快捷的方式收购有利于自己企业发展的相关成果, 免去了很多组织研发的成本和研发失败带来的风险。从国家和地区发展来看, 科技人才得到成长和发展, 科技企业收获更多的利益, 这样才能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3 从科技的应用理论分析科技成果交易平台的建立

首先平台以科技的转化为核心, 提供围绕科技成果应用为核心的服务。这个交易平台做的核心工作是让技术成果更好更快地实现应用。所以明确这个定位后我们可以为了这个任务做相关的工作, 提供信息和资源整合。

其次, 科学研究是有利可图的, 所以平台一定要刺激科研人才和机构的研究欲望。贝尔纳认为不管是个人科研还是企业科研都是有利可图的, 所以要想做好一个平台, 必须有充分的机制能够调动科研人才和科研机构去进行科技研究的欲望。

再次, 科技的应用是有条件的, 但是有了大平台后更利于条件的积累。很多单一的成果很难在市场中取得成功, 如汽车的应用, 汽车单个的发明比较容易, 但是如果没有汽油提炼技术的发展和公路的发展, 单凭汽车的发展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应用。有了交易平台后可以对相关行业的新技术成果进行综合发布, 寻求相关投资者。

最后, 从社会效应来讲, 科技的应用不一定都能带来预料的效果, 所以交易平台还需要针对科技成果的社会效用进行分析和整理, 提供相关参考信息。但是作为第三方的交易平台, 对本平台交易的技术成果虽然没有权利去组织和干涉, 但是应该有责任及时向社会公布一些可能会导致的社会问题。

4 结束语

贝尔纳的《科技的应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科技应用的发展规律和科技应用转化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给出了很多的参考意见。我们要从科技的应用中清楚意识到各种科技应用的主体, 意识到科学和技术的不可分割性。从而可以分析各个主题的刺激机制和参与科技成果交易的需求, 也必须意识到科研的刺激机制的有利可图会导致的各种问题, 特别是会造成科技朝着容易卖但是使用时间不长易坏的产品研究转化, 对于基础科学的研究产生阻碍。垄断企业为了获得自己更大的利润会扼杀科技的创新, 所以科技成果转化平台需要及时注意这些问题。最后也通过贝尔纳的《科技的应用》证明科技成果交易平台的可行性和各种交易主题的需求的现实性。通过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也可以讲需求和供给相互关联在一起, 更整合了信息资源、政策资源、人才资源、资本资源, 降低了交易成本, 提高了科研效率。所以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将大大推动科技应用的发展。

参考文献

[1]J.D.贝尔纳著, 陈体芳译.科学的社会功能[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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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柯进生, 刘兵红.我国科技成果产业化滞后的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2 (11) .

[4]李宁宁.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的比较研究[J].学海, 1999 (04) .

论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演进轨迹 第4篇

收稿日期：20131206

作者简介：潘建红（1972-），男，湖北省武汉市人，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科技伦理与科技文化研究；

文涵（1988-），女，湖北省荆州市人，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1FZX004）；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NCET120913）摘要：西方科技伦理思想从古希腊罗马的神话故事中初见端倪，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受到宗教势力的反抗压迫，16世纪中期到19世纪后期丰富发展起来，并日趋成熟，20世纪后达到全面繁荣，如今，科技伦理已在应用伦理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西方科技；伦理思想；演进

中图分类号：B82057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4.04.006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7卷第4期潘建红等：论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演进轨迹

科技与道德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科技伦理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从古代提出科技与道德的问题，到近代激烈讨论科技与道德的关系，到现代确定科技与道德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可以看出西方科技伦理思想演进的主线。科学技术的发展，确实丰富和充实了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开阔了人类的道德思想，但同时也带来了重重难题，冲击了传统的伦理与道德观，一系列的道德冲突必将越来越深刻地波及人类的伦理生活。在当代，科技工作者们应该顺应时代的潮流，把握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全方位审视人类的精神文化，不断地更新观念，以充分的道德准备，迎接新科技革命的浪潮。西方科技伦理思想发展迅速，功能日益增强，引发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对西方科技与伦理演进历史轨迹的探讨，从一个侧面把握西方科技伦理思想发展的脉搏，探讨它的主要内容及演变规律，对我国科技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

古代西方科技伦理思想可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经历了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发展，在这整个发展过程中，其源头是古希腊文化。古希腊的科技成果是举世皆知的，当时，各学科的分工还不清晰，科学包含在自然哲学中，古希腊人在科学研究方面进行着开创性的活动。到了古罗马时期，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的科学成就，注重实用的精神，技术与工艺非常发达，但理性思辨的成果却比较少。在这一时期，科技伦理思想呈现出重道德轻科技的特点。尽管如此，西方科技伦理思想还是初步形成了一个轮廓，为后面近现代的科技伦理思想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西方科技伦理思想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开始关注科技与道德的关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所持有的伦理思想也随之丰富起来，人们开始关注科技与道德的关系，并把二者联系在一起。在古代的西方，自然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往往一身二任，他们都认为拥有知识是一种德行。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每种技艺，每种科学以及各种经过思考的行为或志趣，都是以某种善为其目的的。”＼[1＼]282他认为，“在科学的理智活动中，凡是思辨所及之处都有幸福，思辨力强，享有的幸福也就大，因为思辨本身就是荣耀。”＼[2＼]228毕达哥拉斯学派也指出：“数是万物的本原，善是和谐与秩序。”＼[3＼]72古希腊哲学家关于善的标准、善的根据问题尽管没有直接谈到科技伦理问题，但他们一再强调善是人的自我完善，强调只有通过知识和理性才能达到善。在古希腊人那里，理念、知识、理性既与关于自然规律的知识有关，也与规范人行为的伦理教条有关，伦理教条有向自然知识寻求支持的倾向，导致在对自然的研究和对人的研究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其二，崇尚科技道德精神。尽管古代西方科技还不是很发达，但是，从事科学和技术的研究者们开始逐步关注科技的价值，并进一步肯定其功能所在，这是科技道德精神的重要表现。例如，他们认为懂得医学是“最有智慧的”，即懂得知识是“最有力量的”。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们往往从自我出发，注重自己的道德精神修养，认为要想达到身心健康，成为最优秀的人，就应该经常沉思和默想所作所为，从而去除其精神灵魂的污秽，达到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例如，德谟克利特提出了自身的道德修养目标——成为一名“贤智的人”，即有道德、有知识、有智慧的人。希波克拉底在处理医生之间、医生与病人之间关系时，提出了“尊师重道、同行相敬”，“为病人服务”等服务宗旨，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处理医生与患者关系的各种道德行为规范，制定了一系列的崇尚医德精神的要求和目标。

其三，制定科技道德准则。毕达哥拉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科技道德准则这一问题，为了达到协调他所组织的富有宗教特质的科学团体所属成员之间的关系，他规定了成员间必须遵守和执行的一些具体的道德准则，如保守秘密、友好、谦虚等；希波克拉底制定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就系统地规定了医生行医过程中的医德标准；赫拉克利特更是放弃了王位继承，专心探索科学真理，充分体现了他重视科学的道德准则，轻薄名利的情怀。除此之外，德谟克利特、柏拉图等也提出一些具体的道德准则，如注重观察与实验、保密、为国家服务、经常地自我反省等。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人们更多地关注科技人员的道德准则问题，并出现了一批专注于研究从事科学技术活动研发人员和道德活动的组织，科技道德的准则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形成了科技工作者进行科技活动时必须遵循的法则。

古代西方的科技伦理思想，虽然在内容上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大多数还比较零散，科学活动的社会价值以及相应的道德问题，几乎很少有人论及，科学还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活动，当时的思想家们还没有注意到如何应用伦理道德来调整科学工作者的彼此关系。然而，随着科学的不断向前发展，思想家、科学家都开始重新思考新的伦理道德，并由此产生了新的伦理学分支。而这些都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

进入中世纪，基督教拥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教会垄断了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欧洲科学遭到了基督教神学的压制和迫害，只要揭示自然规律的科学思想违背宗教教义，就会被斥为异端学说而遭到镇压。伦理道德寓于宗教神学中，伦理道德作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而被重视，而科学只是宗教神学的仆从，遭到教会的鄙视和封杀。尽管如此，古希腊思想和文化还是保存了下来。“十字军东征”使人们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到了13世纪就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如造船、火药制造等。这些技术促进了当时欧洲生产力的发展，加速了思想大解放的进程。

二

近代西方科技伦理思想在16世纪中期到19世纪后期逐步地丰富与发展起来的，并日趋成熟。在科学领域，17世纪下半期，与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和航海、贸易的需要相同步，牛顿建立了经典力学体系，第一次技术革命以方法论革命、物理革命及数学革命等拉开了序幕。18—19世纪，发生了第二次科学与技术的革命，极大地加快了科技的发展，产生了一些标志性的成果：如在天文方面，康德和拉普拉斯发表了星云说；生物学方面，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化学方面，道尔顿提出了原子论，拉瓦锡提出了氧化说；物理方面，麦克斯韦提出了电磁理论等等。这时期科学技术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在一定程度也能间接地反映出科技对伦理的促进作用。在思想领域，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人们普遍认为，自然规律是上帝的法律，上帝存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科学也日益得到了高度的重视。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弗兰西斯·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即是其最有力的证明。培根明确指出，知识就是道德，他说：“真理同善的区别，就像印章同印文的区别一样，因为真理能够印出善德，而谬误的乌云却降下激情和骚扰不安的暴风雨来。”＼[4＼]56他的这一观点使人们在思考善的问题时，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从科学的社会功能出发，更能看清人的本质，看清道德对人的物质活动的依赖性。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实用主义代替、继承和突破了原有的功利主义。以詹姆士、杜威等为代表的美国的实用主义对近代西方的科技伦理思想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詹姆士曾给伦理学规定了两条最基本的原则：“善是符合某种需要的东西；每一种道德情势都不会重复，因而每一次都要求一种全新的决定。”＼[5＼]307308实用主义非常强调科学技术在道德选择与道德评价中的作用。他们认为，只有通过科学技术，才能在多变的道德形式中作决定，才能对行为的目的及到达目的的手段和方法作出选择和评价。实用主义论证了科学与伦理、真与善的关系，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实用主义鼓吹的科学救世主义，是为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服务的，它不可能解决资本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危机。这一时期科技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一些方面：

第一，深入探讨科技与道德的关系。关于两者的关系，西方学者有以下几种观点：如在初期，以卢梭为代表的“排斥论”占据了科技伦理思想的主要地位，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中指出，一切卑劣行为和道德败坏的根源都归于科学与艺术的发展。他还认识到，科学的发展还会促使道德品质的沦丧和人性的全面堕落，并指出：“科学和艺术日益进步，可是人类变得愈来愈坏了”＼[6＼]7。这些观念充分说明科技与道德是不相容的。而随着科技与道德的不断发展，这种思想逐渐被休谟的“无关论”所取代，休谟法则的余波一直延续到现代。英国思想家休谟在《人性论》中说：“德和恶既不是关系，也不是事实，它们是感情的对象，不是理性的对象。”＼[7＼]501也就是说对客观事物进行正确反映的科学技术与对人类价值观念与行为进行判断的道德，两者是相互分离的，从“是”无法推出“应该”。在这方面，逻辑实证主义哲学代表维特根斯坦也坚持这种观点，认为科技与道德毫不相干，没有交集。

第二，科技道德从宗教道德中解放出来。宗教神学严重阻碍了人类认识自然的权利，而科技道德把人类从认识中解放出来，还给人类反思和怀疑的权利。近代，从哥白尼的“日心说”开始，指出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猛烈地抨击了宗教神学的权威，从而掀起了追求科学的热潮，随后，牛顿的经典力学体系，康德和拉普拉斯的星云说，拉瓦锡的氧化说，道尔顿的原子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等，相继问世。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为例，证明了人是从高等生物进化而来的，有力地驳斥了上帝造人说。而进化伦理学的创立更是揭穿了基督教神学的欺伪，证明了道德起源和宗教的区别。这些科学事例无一不说明：人类要想认识自然界，改造客观世界，就必须舍弃传统的宗教思想，而利用观察、实验等新的科学方法与手段。

第三，科技道德精神得到普遍认同。经过中世纪的渐进发展，科技道德的基本精神在近代得到了科学家们的普遍认同并最终确立下来。这其中包括：一是怀疑与批判精神。英国皇家学会会徽上的箴言为：“对任何人的话，都不要信以为真。”这句话表明，对任何你所看到、所听到的事实，都要采取怀疑的态度，而不能盲目崇拜和相信，要仔细探讨，透过现象看本质。二是求实求真精神。即要正确反映客观事实发展的规律，要克服主体的主观臆断。在这一时期，从古希腊罗马开始，科学家们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和工厂主、发明家一起，努力探究在现实生活中亟待克服的一些技术难题，并获得他们的理论研究成果。三是创新精神。创新是科学的生命，是科学能取得一定成绩的内在动力。这一时期，由于受到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激励，科学家们都充分地发挥其科学创造力，从而取得了一系列的科研成果。四是献身精神。即为了获得科学的真理和探求科学的真相而不惜贡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如为了坚持与弘扬日心说，哥白尼敢于和教会相对抗，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捍卫；诺贝尔多次冒着被炸死的危险研究炸药；富兰克林为了研究雷电，也是完全不顾及自己的生命。所有这些科学家都能做到不为名利，心系科学，他们的名字因而能流芳百世，成为科学史上的典范而受到后人的尊敬与爱戴。

第四，完善了科技道德的准则。科技工作者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到形成科学理论，在整个科学活动中，道德准则始终贯穿于其中，并时刻规范着科学家的行为，调节着科学家之间、科学家与社会群体之间的行为。如“麦克斯韦提倡互助合作、民主讨论、自由探索等科学团体的道德准则；爱迪生奉行为人类发明、刻苦钻研、奋力拼搏、艰苦朴素等技术发明的道德准则；达尔文遵循追求真理、献身科学、不重名利与科学优先权、忠于事实、谦虚谨慎、尊重他人意见、善于自我批评等科学研究的道德准则。”＼[8＼]这些道德准则成为科技工作者们进行科研活动的行动指南，也促使科学家们提升自己的科技道德修养。

随着宗教道德与科技道德的不断斗争，科技道德逐步发展起来，科技与宗教从产生时起就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爱因斯坦曾说：“在我们这个唯物论的时代，只有严肃的科学工作者才是深信宗教的人”＼[9＼]282283科学和宗教互为依托，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然而，也正是在对宗教与邪恶势力迫害的不断反抗与持续斗争中，才磨练出科学家的崇高科学精神；正是科技队伍内部利人与利己、忠于事实与迷信教条等互相对立的道德观的斗争，才使得科技道德得以确立和发展。

在这一时期，科技与道德相辅相成，呈现出重道德、重科技的特点。一方面，经过文艺复兴运动，科学从宗教神学的束缚中逐渐解放出来，天文、物理、化学、生物等各门学科在科学实验和观察的基础上，逐渐从大一统的学科中独立出来，形成了一个个具体的分支，并得到快速发展，而且初步具备了各学科自身所拥有的体系特征。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发展，资本主义统治者对伦理道德有了更高的要求，相对于封建社会来说，也适度地放宽了对人民思想的统治，使伦理道德的适用范围变得更广了，原有的封建伦理思想也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而逐渐开放起来，转变为新的形态，尤其是近代以来，科技发展和道德进步成为衡量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形成了这一时期的典型的特征。

三

从 19 世纪末开始，现代科技的发展风起云涌，现代西方科技伦理思想也进入蓬勃发展与全面繁荣的时期。而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革命首先以物理学的三大发现为开端，引起了化学革命，导致了许多分支化学的产生；而物理学革命和化学革命又导致了生物学革命，由此产生了分子生物学，为生物遗传工程奠定了基础。伴随着这三大革命，又发生了一场以材料、信息、生命科学为主导的新技术革命。特别是从20世纪40年代起， 以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为标志，发生了第三次技术革命。这些科学技术的成就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 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并且产生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理论思维与伦理观念。科技在文化中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人类的自我意识也在逐渐觉醒。科学技术取代上帝日益成为现代人顶礼膜拜的对象。随着宗教神学的被去神圣化，人们开始改变思维方式，科学主义盛极一时，科技与伦理的关系出现了彻底逆转，人类生活由于近代科学技术的介入而发生剧变。恩格斯指出：“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10＼]1516这一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的演变特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科学技术与道德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观点日益占据了主导地位。科技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贯穿于科技与伦理发展的整个过程，这个问题一直以来都引起了人们的广泛争论，从古至今出现过科技与道德等同论、科技与道德排斥论、科技与道德无关论、科技决定论和道德决定论等，这些理论与观念扑朔迷离，无法揭示科技与道德的内在关系。然而，这些理论在现代科技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已经慢慢过时，人们开始逐步接受科技与道德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与相互促进的观点。以杜威为代表的哲学家更是把研究科技与道德的相互作用作为研究其他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把哲学研究的热点从过去的认识论转变到实践论上，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成为人们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

第二，科技工作者开始关注对伦理道德的研究。20世纪是科技飞速发展的世纪，随着“科学技术化、技术科学化、科学技术一体化”的科技革命浪潮的不断推进，科技在20世纪已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科学技术的革命性飞跃导致了生产力的提升、生产方式的变革和整个社会形态的变迁。以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诞生为开端，随之而来的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和空间技术等一批高技术集群的迅猛发展。这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为持久和深刻地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其对世界发展变化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更直接，更有力，更深远。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科技的发展也给人类带来了重重难题。人类也遭到了自然界此起彼伏的报复，人被沦为纯粹的物质存在，对生命的畏敬荡然无存，人类的伦理价值观念面临深刻危机，人们过度沉浸在科技发展带来的利益，伦理道德被忽视和冷落了。

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全球性问题冲击着西方社会，科技凸显出双刃剑作用。科技工作者们开始把目光转向伦理道德的研究上来，具体来看，他们把现代的科技成果和方法延伸到伦理道德的问题上来，把生物、物理、化学等各种各样的科技研究方法运用到研究处理人类社会关系的伦理道德现象上。许多科技伦理思想在这一时期也应运而生，在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就提到，科技工作者们从事科学不应该以科技工作的丰厚收入为前提，而是应该以“为人类服务”、“为社会奉献”为研究动因。“我们不希望人们决定当科学家仅仅是由于科学工作收入丰厚， 或者……由于科学家能摆脱商业工作的许多令人不快的限制。”＼[11＼]274与此同时，对科技工作者有着深厚心里基础的科技创新精神也被得到了重视。

第三，科技工作者的社会和道德责任逐渐提高。这一时期，人们认识到，人须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追求德性和智慧，走向精神成熟。要想让科学的社会建制得以正常运行，就必须制定和规范一定的伦理原则。“要使科学社会建制内部协调一致，具有较强的凝聚力、攻关力、创造力，必须借助一定的伦理规范和一定的伦理方法和伦理评价等伦理运作方法，将科学群体的有关伦理规范转化为个体的内在需求，才能保证科学群体之间竞争的合理性、个体对于科学群体的信念的坚定性，从而保证探求真理和创新活动顺利进行。”＼[12＼]121反映在实践中，科技工作者们日益重视科技道德，普遍认为，其科研目的和成果开始受到道德的制约。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指出，“一切人类的价值的基础是道德。”＼[13＼]292他进而指出，在他们那个时代，科学家和工程师都身负道义的重任，年轻的科技工作者们要想让自己的工作有利于人类，不应该只关注科技本身，更应该多关心人本身，并以此作为自己科技奋斗的目标。在这一时期，更是涌现了大批的重视道德责任的科学家，他们追求的目标即用科学来造福于人类，如果一旦发现自己的科研不利于人类发展，就会果断放弃，并公开反对。科学工作者明确科学研究中的工作责任和道义责任的重大意义。

第四，系统的科技道德准则与规范形成。在现代，为了保证科技活动的有序进行，为了保障其为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服务 ，越来越多的科学共同体和科技组织为科技工作者们提出了具体的道德准则规范。如，1946年7月，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就公开发表了其制定的工作道德准则：（一）充分利用科学，解决急需问题，促进世界和平。（二）通过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来促进科技间的国际合作。（三）鼓励和维护各国科技工作者们国际合作和交流。（四）鼓励改善科技的教学工作，促进各国人民科技知识的提高。（四）促进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亲密结合。（五）鼓励科技者们多参加社会上的公共事务，从而自发的关心社会中的进步力量……除此之外，对特殊领域的科技工作者们也提出了特殊的道德准则，这些具体的规范得到了大多数科技工作者的肯定并执行，充分展现了现代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特色。

第五，科技伦理学思想体系不断成熟。由于实践需要理论作为回应，伴随着伦理学应用的日益明显，作为应用伦理学的核心问题科技伦理的研究，在这时期，产生了众多的科技伦理学相关学科的分支，科技伦理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包括：生命伦理学，是指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研究生命科学及人的价值本质的应用伦理学分支；生态伦理学，是以生态伦理或道德为其研究对象，从伦理学的视角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伦理学、生态学、生物学等相互交叉而共同形成的一门伦理学科；工程伦理学，是对工程实践过程中工程技术人员所涉及的道德价值、问题决策进行研究的伦理学分支；核伦理学，是关于研究在使用核武器过程中所发生的道德问题的学说；宇宙伦理学，是研究人与宇宙关系的一门新伦理学科，它既包括人类与宇宙的关系，又包括地球上的人类与其他假想星球上生物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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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M＼].陈体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74.

游扬州贝尔科技教育基地 第5篇

秋天到了，阳光明媚。我们终于盼来了期待已久的秋游，来到了扬州贝尔科技教育基地。在这里，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

刚来到基地，我立刻被一个小房子吸引住了，房子的内部有许多黑白方块。突然，一个没有身体的脑袋挂在空中，我吓得大叫起来，还以为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头鬼”。但是仔细一看，是范子悦站在一个长方形的东西里，冲着我笑呢!这到底是怎么回是?一位教育基地的老师告诉了我们答案：原来这个长方形的东西外层贴了一层镜子，反射了黑白方块。让我们觉得什么都没有，而范子悦钻近贴着镜子，我们的眼睛自然产生了错觉，“隐形”了范子悦的身体。这下我吁了一口气，再也不相信有“大头鬼”了。

在这里除了能“隐形”，而且人人都能使出“凌波微步”的神功。在基地里有一条清澈明亮的“小河”，当我走过时，水面就会泛起一阵阵水花，还会有小鱼跟着我走呢!

除了这些以外，教育基地里还有许多有趣的东西，如惊险刺激的钢缆飞车，奇怪的球……然而它们的秘密都要我们一起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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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曼的主要翻译思想简介 第6篇

关键词：贝尔曼,以异为异,翻译批评,翻译伦理

一、引言

安托瓦纳.贝尔曼 (Antoine Berman) (1942-1991) 是法国当代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和翻译实践家。他的主要代表著作有:《翻译批评论:约翰.唐》 (1995/2009) , 《异域的考验:浪漫主义时期的德国文化与翻译》 (1984/1992) , 《翻译与文化:远方的旅馆》 (1999) 。代表论文有:《异域的审判》 (1985) 。

虽然贝尔曼的主要翻译理论著作在近几年才被译成英文, 但是在这之前国内已有相关学者对他的翻译思想做了介绍或者研究。例如, 许钧和袁筱一 (1998) 对贝尔曼的两本著作 (1984/1992, 1995/2009) 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王东风 (1999) 指出了贝尔曼 (1984/1992) 把史论结合起来进行翻译研究的新高度, 吴南松 (2000) 探讨了贝尔曼的译者翻译立场, 荣军和许丹 (2006) 从翻译的后结构主义视角评析了贝尔曼代表作 (1985, 1995/2009) , 洪溪珧 (2012) 对贝尔曼的翻译批评论 (1995/2009) 作了述评。在借鉴资深前辈的研究和自己的粗浅阅读的基础上, 本文作者拟对贝尔曼的三个主要代表作的主要翻译思想进行客观的梳理, 以给读者带来一个尽可能比较系统和丰富的贝尔曼。

二、中心问题

贝尔曼把为什么翻译, 怎样翻译和什么才应该被翻译这三个问题列为一切翻译理论史的中心问题 (1984/1992:41) 。他认为, 任何翻译理论问题首先都要考虑这三个中心问题, 即翻译目的、翻译方法和翻译对象。他指出翻译的目的在于揭示自身与异己的关系, 通过对异己之物的思考来充实丰富自身。他提出, 通过翻译输入异质文化能促进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形成于发展。更具体地说, 在谈到外国文学的作用时, 他指出外国文学调节本国文学的内在冲突, 使本国文学能觉察自身之貌, 从而促进本国文学的再生。由此不难看出, 贝尔曼把翻译当做一种建构语言文化的方式。

在批判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于英美国家流行的种族中心主义翻译观的基础上, 为达到他所坚守的翻译目的, 贝尔曼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方法。他认为, 要使翻译成为真实意义上的翻译, 需要有明晰的翻译道德准则和分析方法 (1995/2009:5) 。翻译的道德准则包括呈现并肯定翻译的纯目标, 为其纯目标辩护。贝尔曼所说的翻译的纯目标是指尊重文化他者以丰富和发展自身的语言文化。道德准则包括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消极的道德准则意指以目的语的语言文化规范为依据的求同的翻译策略, 这种道德准则往往会使翻译偏离其纯目标。要使翻译不受消极的道德准则所惑, 必然需要对翻译进行分析, 我们将在下文中对此进行讨论。那么积极的道德准则是什么呢?他 (1984/1992:41指出) 如果译者对原作进行一贯的改编使其适应译入语, 也就如施莱尔马赫所说的把作者带到读者面前这种现象, 那么译者则仅能征服对译文质量要求极低的读者。而非常确定的是, 译者背叛了原作, 自然也就背叛了翻译的精髓。由此可见, 贝尔曼认为译者要持有的积极的道德准则应该是译者把读者带到作者面前, 也就是要尊重原作, 尊重异的语言和文化。贝尔曼提出在翻译中尊重“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批判了翻译史上占据主导地位的种族中心主义的翻译观, 认为真正的翻译就是把读者带到国外, 其真正目标是丰富和充实本土的语言文化。至于翻译对象, 贝尔曼注重文学翻译, 尤其是伟大的文学经典作品的翻译。

三、文学翻译

文学翻译贝尔曼的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的焦点。他认为翻译文学作品是很必要和很重要的。在他看来, 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成品, 和它的语言有一定的距离。正是这段距离把作品构建成了一个语言、文化及文学的新奇物, 并予以作品被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他指出了译作的地位。一方面, 他视译作为作品之外并可独立于作品而存在的东西, 另一方面, 他认为译作能使作品完善, 并可以把作品推到一个高于自身的位置。由此他提出了两个概念, 即普通可译性和作品可译性。普通可译性是从语言学家的角度的来看的, 它指出因所有的语言都是语言, 故任何一种语言都能被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但是各种语言彼此相异, 故语言之间的翻译也具有一定的不可译性。也就是说, 可译是绝对的, 不可译是相对的。作品的可译性是指一种内在的必然性, 一切作品都是可译的。

然而, 他继而指出, 文学翻译面临诸多危机。他指出, 人们从事文学翻译时往往会被一系列变形的倾向所俘虏, 从而使原文本的异的特性遭到严重的压制与破坏 (1985) 。这种变形无疑会导致译者偏离翻译的纯目标。为了避免这种偏离, 他呼吁译者应该对翻译进行分析, 以找出可能会影响其翻译实践并且会不自觉地影响其在语言和文学层面的选择的变形系统 (1984/1992:6) 。他分析了十二种文本变形的倾向, 例如合理化、明晰化、韵律的破坏、方言或异国情调的破坏等 (1985;Laurence Venutti, 1995:284-297) 。他认为, 这种变形倾向把文学翻译至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译者应对翻译进行分析以谨防这些变形的发生。

以上是针对散文翻译和小说翻译而言, 放在诗歌翻译上, 也是同样适用的。对于诗歌翻译, 贝尔曼在他的著作中有非常独特和深刻的见解。他认为, 要进行诗歌翻译就必须对要翻译的诗歌的特性 (形式和内容) 有着充分的认识。每一首诗既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同时也与其他诗歌相联系, 共同处于一个相互翻译的网络中。在研究一个作者的诗歌时, 不应该仅仅停留于诗歌, 同时也要研究其散文作品, 然后再回到诗歌。只有这样研读过原作, 不断对其进行阅读和重读, 才能把握这些诗歌的自身的内在本质和特色, 做到尽可能尊重原作的语言和文化, 不为变形倾向所引诱而偏离翻译的伦理目标。

四、翻译批评

贝尔曼也是一个翻译批评家, 可以说他的主要翻译理论著作和论文都是他翻译批评论的展现。他指出, 批评是翻译的过程, 翻译也是批评的过程, 翻译批评是批评的批评, 重译是对前译的批评 (1995/2009:25-30) 。他指出, 他的批评论与以往对翻译的批评是不一样的, 在他看来, 18世纪以来的对于翻译的批评只不过是一种 (judgment and evaluation) (1995/2009:1-21) , 只有在对译作自身、对译作的基本特征、对使译作成为其自身的翻译方案、翻译视野以及对译者的立场这些角度来进行严密的分析时, 翻译批评才真正开始上路 (1995/2009:3) 。贝尔曼的分析基于对译作和原作的阅读和再读。他说, 对译作的阅读促使他走向译者, 他从三个方面阐释译者:译者的定位, 译者的任务, 以及译者的翻译“视界” (许均, 袁筱一, 1998) 。

贝尔曼的翻译批评把译者提到了一个显著的高度, 翻译的方案和视野都是以译者为中心, 由译者决定的。译者在所有层面上都扮演着批评家的角色, 而重译则是对先译的批评。在他看来, 翻译是语言、文化和文学的塑造者, 具有创造性和自足性, 故译者的任务在本质上也是自足的, 译者具有主体性, 即“个人化” (individuality) 、“自省性” (reflection) 和“自由度” (freedom) 。个人化是指译者的独特性。自省性指的是译者在自己活动的领域内进行自我反思。自由度指的是每个译者对自己的活动以及活动结果负责。他也对译者进行了定位。他指出纯正的译者要以原作、原语和原作者为起点进行翻译。其次, 他认为译者要懂翻译的历史, 不懂翻译历史的译者是一个憋足的译者。再次, 他提出译者应广泛阅读相关书籍。译者翻译时应以书为据而非词典。

在谈到翻译的立场问题时, 贝尔曼认为它是以下两个方面的折中。一方面, 译者作为翻译主体为翻译动机所驱对翻译任务有着自己的认识, 另一方面, 译者内化了一般的翻译标准。译者的翻译立场提升了其作为翻译主体的地位, 却使其自身受到三种危险的威胁 (chameleon-like shapelessness, capricious freedom, and the temptation to be self-effacing) (1995/2009:59) 。用许均, 袁筱一的话来说, 就是“他可能为了讨好目的语而做出随意的改变;他也可能为了平衡所谓的孤独感赋予自己某种不负责任的自由;但更为常见的是译者总有隐身于原作之后的企图 (或曰译文的透明性) ” (许均, 袁筱一, 1998:265-266) 。

至于翻译方案, 贝尔曼认为翻译方案决定了译者在实现文学文化移植所充当的角色, 例如如何选择翻译模式和翻译风格。翻译的视界中的视界是阐释学的术语。在贝尔曼看来, 译者的视界是指决定译者感受、思考和翻译的语言、文学、文化以及历史的因素。

五、翻译伦理

在前文中我们提到过, 为了使翻译成为真实意义上的翻译, 贝尔曼提出了翻译的道德准则和翻译的分析方法 (1984/1992, 1985) 。他的道德准则或标准包括呈现和确定翻译的纯目标, 即“以异为异”, 并为其辩护。他定义翻译的道德准则是翻译理论的任务之一。在他看来, 翻译的纯目标就是“以异为异”, 这展现了他对原作语言和文化极大的尊重和推崇, 这就是贝尔曼的翻译伦理。学界有学者对他的翻译伦理给出了较高的评价, 例如王大智 (2005) 指出贝尔曼是最早提出“翻译伦理”这一概念的学者。贝尔曼的翻译伦理思想在翻译理论界掀起了一股“翻译伦理风”, 很多学者开始关注翻译伦理问题, 韦努蒂提出“存异伦理” (ethics of difference) , 皮姆提出“译者伦理”, 我国的学者也开始关注研究翻译的伦理问题。

六、结语

贝尔曼主张“以异为异”的翻译理念和翻译伦理, 极为尊重异国的语言文化和重视翻译在发展自身语言文化中的重要性。他的翻译思想深受了施莱尔马赫的影响, 同时他和施莱尔马赫影响了韦努蒂, 便有了后来韦努蒂的“异化”翻译观。作为法国当代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和翻译实践家, 贝尔曼的翻译思想不仅把法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带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和文化空间 (许钧袁筱一, 1998) , 其实也把整个西方的翻译理论研究带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和文化空间。本文虽然试图做到全面介绍贝尔曼的主要翻译思想, 但终究太有欠缺。首先是没有找到《翻译与文化:远方的旅馆》 (1999) 的英文著作, 其次是对手头所掌握的材料研读不深, 有待进一步深读并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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