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技术观范文

马克思技术观范文（精选12篇）

马克思技术观 第1篇

伴随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作为技术活动中心环节的技术设计成为技术哲学研究的中心和焦点。目前学术界关于技术设计的研究大都集中于西方学者的思想,如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芬伯格工具化理论、STS,但马克思实践技术思想在技术设计中的基石性作用没有得到阐释。本文将从设计主体、设计目的、设计路径等多视角探讨马克思实践思想之于技术设计的基石性和转折性作用。

实践是马克思反对“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的基点和新哲学诞生的标志。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1]马克思的实践,既反对黑格尔强调精神性、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忽视客观存在的物质、规律和活生生的、具体的人;又反对费尔巴哈忽视人的主体性而强调客观物质性。在马克思这里,实践是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是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过程的统一,蕴涵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生成性关系。基于马克思的实践方法、实践思维方式,我们发现了技术设计的新视域。

2 技术设计主体:多层次性、异质性

技术实践是一种极复杂的运动过程,是各种“力”交错互动的向量总和与总倾向,掺入了复杂的世界外在关系网和人的自由本质与高度创造性的精神因素,既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和目的性的实现,也是客观规律和现实条件的物化,“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2]是人对自然条件(自然界的条件和人的自然属性)的突破和超越,内涵人的价值选择;具有主动的被动性和被动的主动性,表现出双向内化和外化及主客体双向互动的倾向与动力。技术实践不能无视技术设计的人及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仅仅把技术当作自然规律的应用和反映,这是旧唯物主义观点,毕竟“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3]也不能忽视技术的客观性、规律性,仅将技术作为纯粹的人或社会、文化的建构物。技术是规律性与目的性共建的产物,是技术主体的客体化(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技术客体的非对象化活动的辩证统一,兼具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马克思实践技术思想由此改变了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观点,将技术纳入实践主体与客体互动的分析框架中,以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比喻形成技术的各要素的关系。人是技术实践的主导者和主体,不是抽象的人,而是马克思的现实人,包括多阶层、多元的人,因而,技术设计主体也是多元的、多层次异质的,包括个体的多元性、组织的多层级性,包含了:直接技术设计者和间接技术设计者,科技政策制定者,科学知识创造者,技术使用者、消费者和受技术影响的相关人士及企业,科研院所,国家甚至跨国家的联合主体。从最初的专家、权威作为技术设计主体发展到技术利益相关者(技术产品相关的商业代表、技术使用者),直至允许普通公众、边缘群体参与技术设计过程。进而,技术发展动力是多层设计主体的合力,有时为设计者的思想、有时是间接参与者的需求和思想,更多的是多层设计主体通过技术对话,由技术设计者耦合各种思想,在价值观整体考究基础上形成的合力。

从技术实践的关系性看,技术实践内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意味着技术研究从实体思维向关系思维和历史性思维的转变,意味着在主客体的互动及联系中研究技术。技术实践具有关系性,并且超越了单纯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蕴涵人与人及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是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聚集点和表现。技术设计是各种因素系统化和网络化的建构过程,是具有不同利益和价值观的社会群体共同参与的社会过程。技术设计主体除了实体人、组织外,还有个体之间、个体与组织之间、组织之间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后者直接影响技术发展趋向。技术设计主体也实现了由实体向实体与关系组合的转变,原有技术开发者、生产者和用户的线性关系转化成非线性的复杂关系,各种异质技术设计参与者形成交互式网络行为,形成了以“公众共同参与技术设计”或“协商对话设计机制”的模式。

基于实践的双向互动性,技术设计提倡开放式对话,包括专家之间、专家与消费者( 使用者)的互动等。实践技术观还把应用者或用户整合到设计中,并要求技术设计者真正理解他者意向进行技术设计,这种过程体现为社会建构过程。相关社会群体聚焦于技术设计而相互博弈,导致技术设计的不同方向。各种因素错综复杂地影响技术设计, 只有经过相关力量的博弈,技术设计的趋向才固定下来。技术实践的整体性使技术设计者多层次、多角度地用系统的整体观点考察技术与周围环境的关联、技术设计与技术应用后果的关联,以推进技术设计全面、综合地考虑各种因素,达到政治、社会、制度、文化等的融合。这为不同的设计路径保持了可能的开放空间,并为参与者联合设计行为和交互学习准备了平台。技术实际应用中暴露的设计者造成的巨大缺陷又反馈给设计者,进而在新技术设计中完善。

3 技术设计路径:民主集中制

在马克思的实践中,人民群众无疑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也是技术产生和发展的源泉、技术发展的导向。群众的思想、观点、需求按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的途径反映在技术设计中。技术设计要尊重设计专家的意见,更要听取群众建议,坚持群众路线,从群众的需求中来,迎合群众的需求。民主集中制原则、群众路线不仅是抗战制胜的法宝,也是科技发展的法宝。重视民间发明家,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鼓励民众参与技术设计、技术决策,网络技术、绿色技术是公众参与技术设计的结果,为公众参与技术设计提供了实践经验。因此,技术设计的民主集中制是从民众的现实需求出发,总结提升群众的要求,整合到技术设计中。技术设计最终回归到群众中,服务于群众,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是检验技术的最终标准。

技术设计贯彻群众路线经历了一个过程。1978年前群众路线没有体现在技术设计中,技术设计是“政治挂帅,专家设计、政府拍板、公众接受”的模式。随着民主的发展,这种模式逐步遭到淘汰。倾听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呼声和意见,提高设计水平,形成以公众利益、价值观念为主导(公众兼具演员、观众双重角色),以具有良好素养的公众型技术专家为主体、政策制定者为辅的互动制约的设计主体多样化、价值观念多元化的设计模式正在形成,此时群众路线很好地体现在技术设计中。这种技术设计实现了技术发展、民主、生态良性循环和社会良性运行的综合考量。“发扬民主、鼓励争鸣、集思广益、科学决策”不仅适用于技术决策的制定,也应适用于技术设计。

群众路线在技术设计中有两种体现,即群众直接进行的技术设计和间接参与即专家汲取群众需求形成设计理念。直接进行的技术设计在经验型技术设计占据主导的古代,如鲁班发明锯、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现代仍有部分技术是直接参与的结果,如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专利申请量的65%来自民间科技研究者或非职务发明人。山西农民王衡于2004年以地下工程水害防治新技术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他发明的产品和技术已在国内上千项工程中得到应用。直接的技术发明者组织起来形成了以推动群众性发明创造活动为出发点的民间组织中国发明协会无疑会促进技术知识的发展;间接方式是公众实践经验为技术设计提供了经验基础和来源。

4 技术设计指向:合力耦合趋向

技术实践把各种自然的、社会的、物质的和精神的、主动的和被动的力量都纳入自己的结构和不断再生的活动中,导致被卷入因素的再生和转化,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动态系统。它既受客观存在的现实和科学规律的制约,是物化的知识力量(科学规律的应用或技术经验的运用),又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人类劳动的产物。“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4]Westrum也说,马克思“强调了技术不是独立的。技术是被社会设置包围的,他们被用来实现社会目的,他们形成社会生活的轮廓、座架,因为他们是人类活动中给予关系以结构的一部分。技术设计中存在的不仅仅是赞助者,还有技术设计者、应用者和所有者。技术具有方向性,具有特定的设计目的。马克思强调理解这一点十分重要。”[5]不同文化、不同社会环境造就不同技术设计,任何给定技术秩序都是一个朝向不同方向发展的潜在出发点,最终哪个方向胜出取决于塑造这种技术秩序的文化环境。

技术设计的目标和价值指向遵循恩格斯的合力论思想,是多种力量耦合的结果。恩格斯在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写到:“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左右,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6]可以看出,历史发展是造就历史的多种力量或因素相互作用融合而成的合力结果,历史上发生的一切,均可归为历史合力作用,并可用历史合力说明。技术发展方向可以归结为技术设计合力的作用,是多种力量耦合作用的结果,也可用多种力量的耦合加以说明。

技术设计的合力是一种整体合力,个人的思想、需求对技术设计的作用不是单独地、孤立地发挥的,而是所有人的思想、需求和客观的社会、文化等多方面条件及规律融合成总体力量对技术设计产生作用。技术设计动力系统的多种力量包括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技术设计者的意志、利益相关者(包括人及各种组织机构)的意志等,它们对技术设计的影响是在交互作用中融合为系统整体,从而发挥整体功能。这要求必须重视技术设计的各种力量及力量间的协调,从而使技术设计处于良性状态,发挥技术设计的最大功效。要坚持全面的观点看待技术设计的各种因素和力量,重视各种动力因素的作用,既重视技术设计的外部因素,如社会条件,也重视内部因素如技术发展逻辑和科学规律。技术设计不仅受技术发展的逻辑和规律制约,还有多层次设计主体合力作用的目的沉淀。技术发展速度、发展方向不仅由社会、文化、政治利益等促成,也是技术发展逻辑的结果,特定阶段的技术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因素与技术逻辑的结合。

基于技术发展的合力趋向思想,技术目的和作用在不同社会形态不同。在资本主义社会,技术主要是为了提高效率,增加生产,以维持资本主义再生产和操作自主性;而在社会主义社会,技术要趋向生态化、民主化与人性化,因为参与社会主义技术设计的各因素中,公众力量强大并且具有主导权。

5 技术设计程式:惯性与创造性结合

马克思的实践超越了自在世界的预成性和封闭性,具有生成性、敞开性,是自然、人、社会之间开放的、交互作用的动态系统。自然是社会化的人生存其中的自然,人是自然性与社会性兼备的处于具体历史活动中的具有主动性的人,社会是正在生成的历史性概念,自然、人、社会构成了生成性实践的生动画面。实践观由此实现了生成思维方式对预成思维方式的超越。以实践的生成思维方式研究技术设计,技术设计既是多种因素协同的生长变化,又是质性相对稳定的、有规律可寻的。技术设计因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和客观规律的变化而具有差异性;另一方面,任何社会历史情境、任何客观规律都有一定的稳定性。技术设计既是生成的又是相对稳定的,既要看到技术设计的生成性,又要看到技术设计的稳定性。单纯强调前者,技术设计根本无法存在,也就没有技术发展的继承性;单纯强调后者,会忽视技术的创新性,就没有技术发展。可以通过对技术设计生成性的把握理解技术的创新性,通过对技术设计稳定性的把握理解技术的继承性。技术设计既表现为技术发展周期的逻辑性,也表现为对外在社会条件的依赖。技术设计与事物的未知性、开放程度及环境差异等因素正相关,是自然规律进步、社会结构变化与人的目的的协同变动。

另一方面,技术设计具有创造性和溢出性。技术设计是设计主体的创造活动,既有当时历史条件下社会关系的物化,也有人的目的和客观规律的物化,人的创造力把个人与他人、自然、社会连在一起,将自然的、社会的、各种物质的和精神的因素,以及主动和被动力量全卷入技术设计实践和技术的不断创造活动中,并在各种客观要素及其限制性和可能性空间中加入目的性,各种技术要素、客体规律和客体间的联系在技术设计中发生客观的、历史的有序重组和创造。就技术设计目的而言,技术设计的结果技术物大于技术设计的主观前提,即理论预测和主观期待;就技术设计的物质前提而言,技术设计结果技术物是对它所面临的初始条件的重构,这使技术设计的始态与终态出现了非对称性、非等价性,造成了不可还原性和不可逆性。技术设计结果总是存在着既“溢出”主体的主观期待和理论阈值,又“溢出”客观前提的全新规定。在这个意义上,技术设计是“发明性”、创造性的[7],总会有新的技术物体出现。技术设计实践由此不仅造就了一个新技术世界,也使旧技术世界在新技术世界内部得以复制,技术设计与反馈后的技术设计又导致被卷入因素的再生和相互转化。技术设计是生成性与稳定性的统一。技术设计并非时时刻刻处于新质创生中,作为产生新技术物的技术设计实践要么发生在社会变革期,要么发生在技术规律的变动期。常规发生的主要是非跃迁式的惯性运转,是内在于人类历史的、人类有意识地改变技术结构的创造性的客观物质活动。技术设计表现为创造新质技术物的变革行为和重复原有技术物的惯性行为。技术设计一般都是从构序的创造性转向特定格局的稳态运转,从建构性格局潜化为惯性的隐框架。

总之,实践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精华,实践方法和实践思维方式为技术设计研究的转型提供了哲学基础,在此基础上,技术设计主体、设计目的及设计路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对技术设计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摘要：伴随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作为技术活动中心环节的技术设计成为研究的中心和焦点。基于马克思实践技术观,技术设计发生了巨大变化。设计主体呈多层次性、异质性;设计路径贯彻民主集中制;设计指向表现为合力耦合趋向;设计程式采取惯性与创造性结合。

关键词：马克思,实践技术观,技术设计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7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27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19

[5]WESTRUM RON.Technologies and society:The shaping of peopleand things[M].Belmont,California: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Inc.,1991:42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9

虚拟技术与马克思的实践观 第2篇

虚拟技术与马克思的实践观

马克思从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提出了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并突出强调了实践的直接现实性特点.虚拟技术的出现则提出了虚拟实践的新形式,虚拟实践具有虚拟性,虚拟实在是人的意识的外化,虚拟认识是不断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过程.

作 者：胡心智 作者单位：郑州信息工程大学理学院社科部,河南,郑州,450001刊 名：江淮论坛 PKU CSSCI英文刊名：JIANGHUAI TRIBUNE年，卷(期)：“”(1)分类号：B023关键词：虚拟实践 虚拟实在 意识的外化

马克思的自由观刍议 第3篇

关键词：马克思；人；自由观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1-0065-02

一、马克思自由观的理论渊源

从远古时期起，人类就着眼于追寻自身以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据文献记载，德尔斐神庙门前那句“认识你自己”的箴言，启发了无数哲人的思考。人的自由问题是在人自身众多问题中最有魅力的一个，它也将成为一个永恒不变的话题。

斯宾诺莎与黑格尔有相似的自由观，都强调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斯宾诺莎认为：自由就是满足自身需求后的理性生活方式，是一种必然。自由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是必然的，黑格尔对此加以肯定，他指出：自由是我们认识到的自身内在必然性。他们都强调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但斯宾诺莎侧重于人自身，黑格尔则强调绝对观念。康德将自由概念引入哲学的核心的做法具有开创性。他认为，人的自由只有在道德领域中才能实现，“我们必须假设有一个摆脱感性世界而依据理性世界法则决定自己意志的能力，即所谓自由，而理性世界的法则是什么？是‘自律，‘自律的核心是人是目的。”[1]康德以人为目的，将人的自由理解成人摆脱物欲控制的能力，具有启迪意义。

二、马克思的自由观的本质内涵

（一）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中关于人的自由发展的思想的论述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只有当人的物质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并且追求自身发展时，才会出现自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劳动实际上是强制劳动，通过对工人的压榨，从而促进生产发展。在生产力极低的时期，人们没有可供支配的时间，但随着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生产效率提高，人们除了工作还将剩余大部分时间，这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可能性。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王国只有在劳动终止的地方才能实现，也就是说自由实现的基础是物质需求得以满足与可供支配的时间增加。

2.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人的异化和人本质的探讨论述人的自由发展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分工使每个人有了被强加的特定范围，为了获得生活的物质基础他就不能超出这个范围，并且必须始终在该范围内活动。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可随自己的意愿发展。马克思对艺术家也有阐述，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不会出现艺术家这个称呼了，只有把艺术作为多种活动中的一项。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有最高自由度的社会，每一个有才能的人能自由地发展。

3.在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用自由时间概念来解释人的自由发展。马克思说：“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作为人的发展空间的时间，实际上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自由时间。”[2]454自由时间是在生产力发展、劳动效率提高、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短的基础上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剥削工人剩余劳动，并且通过提高科技含量减少劳动时间，但是让我们不能理解的是：一方面它竭力缩短劳动时间，另一方面又将这些时间变为剩余劳动。当劳动效率提高，劳动时间减少到最少时，剩余劳动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也微乎其微，从而工人得以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中，一边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程度的加深，而财富的积累建立在剥削他人剩余劳动的基础之上。那些不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把自由时间用于发展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使他们的各方面的能力都能够得到发展，这些人的自由时间是以剩余劳动时间为基础的。

（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社会发展的三大形态理论，他说：“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形成全面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2]这段话表明：自由个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之上。但是如今全面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只能由得以全面发展的人才能占有，其他人必须依旧进行物质生产，满足其对物的依赖性。在这里马克思把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统一，这是具有开创性的一点。他指出：“资产阶级的观点从来没有超出同这种浪漫主义观点的对立，因此这种浪漫主义观点将作为合理的对立面伴随资产阶级观点一同升入天堂。”[3]他超越了资产阶级，同时也成为该时期把自由推陈出新的第一人。

（三）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在对自由的理解上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立足点不同，资本主义是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提出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其统治。而共产主义是为了维护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马克思所说的改变世界是指改变人所处的外部环境和人自身。改变外部环境通过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了解自然发展变化的趋势从而为人的生活提供物质基础；改变人自身着眼于人与人的关系，在社会交往中加强人们之间的联系，创造更大的空间促使人们进行自由发展。这种差别使马克思超越了浪漫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家，建构了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独特理论。

三、马克思自由观的理论价值

马克思的自由观对他之后的研究者也有很大影响，其中不乏对他自由观的后继者发展者，但同时也有人对他的自由观进行批判。其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影响上。

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李孟国在《海德格尔对自由问题的四种论述》一文中认为“自由并非人的属性，而人恰是自由的所有物。”海德格尔强调自由的重要性。他指出“抛入存在之真理中的那个抛者自身，为存在本身所居有”[4]。就存在本身而言，自由之境是主体性得以可能的前提。我们看到，由于哲学史上对自由的思考没有思及存在本身和“本有”，以致自由沦为历史哲学、政治哲学、伦理学的论题，从没涉及存在与真理。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例，虽然康德在理论理性中思及了“先验的自由”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被架空于现实之上，只有消极的意义，具有现实性的则是实践理性中“实践的自由”。黑格尔规定的是自我决定式的理念的自由，这种与必然处于辩证关系中并以必然性为前提的自由因绝对精神的展开而展开。海德格尔对自由与人的关系进行重新追问。虽然在根本上人与存在都归属于本有，但人只有首先置身自由之境中才能实现。

弗罗姆提出逃避自由论，弗罗姆指出“自由是人的存在的特征。”[5]他认为在本体论层面并没有规定人的自由的问题，自由被明确提出是在生物与文化领域中。其主要目的是说明人是独立的个体，与其他人隔绝。人的个体化过程赋予人类和个人生命以极大意义，但是它造成两种极端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是自我力量的增长，而另一方面是日益增加的孤独感。所以现代人追求自由的同时，又在恐惧和逃避着自由。

萨特提出绝对自由论，在现代社会的主要体现是存在主义。在萨特看来，自由问题是人类所特有的根本性问题。“存在先于本质”是说人的主体性是必然存在着的，它体现了人与其本质的关系，只有存在着的人才能承载其本质内容，所以萨特说：“人就是人。这不仅说他是自己认为的那样，而且也是他愿意成为的那样，也是他从不存在到存在之后愿意成为的那样。人除了自己成为的那样以外，什么都不是。”[6]并且得出人就是自由的结论。在萨特看来，人的自由是与人的存在一致的，人不能逃避和选择自由。只有人是自由的，人才有可能创造自己的人生与本质。

斯金纳建立在“刺激—反应”学习理论基础上的理论，怀疑人的自由的可能。外部环境一方面限制人的自由，另一方面也限制为所欲为的自由观。他认为，外部环境始终影响人的行为，并且还受人们行为方式造成的结果影响。所以人的自由始终受外部环境控制不是真正的自由，人们只可能是躲避对自己有害的控制，顺从于对自己有利的控制。“人类为自由而奋斗，不是由于人有要自由的意志，而是由人这种有机体所特有的行为过程所决定，这种特性的主要效能在于躲避或逃脱环境中所谓的‘不利的特征。”[7]

四、总结

在对马克思著作研究中我们认识到，人的自由发展不仅是人性的内在需求，也表现在现实生活中人的行为习惯与思维方式上，作为个体而言，基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理论，我们应贴近人的生活，关注现实境遇，不断创新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马克思理想社会的基本原则。整体来说，现在的社会无法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即使有些统治阶层的人能够满足自由发展的条件，但是这却是基于其他人持续劳动的基础上的。人的发展的理想状态只有在把人类能力的发展作为目的的社会里才能达到。马克思还设想了生产不要劳动的情况，那时人们将有极大的发展自由，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也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邓晓芒.康德自由概念的三个层次[J].上海复旦学报，2004，（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德]海德格尔.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13.

[5][德]弗罗姆.逃避自由[M].陈学明，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3.

[6][法]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8.

[7][美]斯金纳.超越自由与尊严[M].王映桥，栗爱平，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41.

马克思技术观 第4篇

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深刻揭示了当今社会引起生态问题的原因。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活动的基础, 人是自然界的产物, 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在其生态观中, 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非常深刻的分析。人是社会和自然界的主体, 虽产生于自然, 却具有高于自然的社会属性, 比如人具有理性思考的能力, 具有遵守道德和伦理的能力和通过劳动改造世界的能力, 并且积极的与人进行沟通和交流, 这一切形式都表现在人进行社会生产与生活的生产、社会关系中。作为依赖于自然生存的具有社会属性的人, 应具有保护自然、保护环境、保护生态、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大智慧, 以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主要内容。

二、生态观与传统技术

传统, 主要是指从社会、历史传承下来的 ( 世代相传的) 精神或意识形态, 比如思想、道德、伦理、文化、风俗、美学、制度等。传统体现了历史发展继承性。在有阶级的社会里, 传统具有阶级性和民族性, 有一定的排外性。每一门传统技术都是对悠久历史文化背景和知识的学习, 烙着民族和阶级的印记。在传统社会和前工业时代, 由于高精尖技术的不发达, 人们在创造技术改造世界的时候只是为了解决实际遇到的问题。如在造纸术发明的初期, 造纸原料主要是树皮和破布, 而后为了便于书写, 蔡伦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因而有了造纸术。再如, 从纸在汉朝发明以来, 书写的用具非常轻便, 但人工抄写还是非常费事费时的, 远不能满足正在发展的社会的需要, 而为了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满足社会和人民的需要, 大约在公元600 年前后的隋朝, 人们从刻印章中得到启发, 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发明了雕版印刷术。还有, 远古时期的人偶然被一些尖硬物体刺伤了身体的某个部位, 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伤口愈合疼痛被减轻的现象。后来演变为中国的针灸疗法, 最早见于战国时的《黄帝内经》一书。

中国的传统技术都是在高精尖技术很不发达的情况下产生的, 基本在维持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而进行技术的创造, 只是为了满足社会和人们的生活的最基本需求, 没有破坏环境和资源, 没有对自然进行掠夺式的索取, 技术的发展在环境和资源的可承载范围内。

三、生态观与新媒体技术

新媒体技术是在新媒体互联网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兴起的, 是互联网经济与传媒市场实现连接的最佳选择。新媒体技术具有社会属性, 必须传递传播先进文化、先进理念, 又具有经济属性, 肩负为人类创收的责任。在新媒体语境下, 新媒体技术在逐渐改变现代人的生活、生存、交流方式、文化传播形式,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新媒体技术是新兴的技术, 是众多如电子杂志、数字广播、移动电视、互联网、手机等自媒体的技术支撑。

如今, 人们已经意识到生态资源被破坏后的灾难性后果, 开始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媒体技术的出现, 传统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含义已经被打破, 新媒体技术对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系列的伦理和道德问题。而生态文明不仅仅指传统的生态和谐, 还包括了社会和谐和人民幸福的精神风貌。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 新媒体技术依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例如, 微博反腐、大数据反馈、传播正能量的等。2013 年6 月25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北京联合发布了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 ( 2013) 》, 显示新媒体是最为主要的反腐倡廉事件的首次曝光媒介类型。

四、传统技术与新媒体技术的关系

马克思的普选观 第5篇

内容摘要：选举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非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逐渐形成了自己对普选权的独特看法，指出选举的性质是受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具体历史的分析了不同情况下应对普选权所持的态度，本文就以马克思对英、法德等国普选权的态度来说明这一点。选举作为一种实现民主的方式，对我国实现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保证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普选权

一、马克思普选观产生的背景

选举作为一种政治形式在最早的原始社会就产生了，它产生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时期，并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到了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此时阶级、国家都将消失，那么这时的选举就不再产生阶级统治，而完全成了事务性的，只是一种社会管理的方式。

资本主义从14、15世纪萌芽经过原始资本积累，到17、18世纪资本主义方式最终确立，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标榜“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的资产阶级需要突破种种限制，从而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提出了“普遍选举”的主张，这一口号成为反对封建制度的利器。同时普选制也就开始成为革命的重要旗帜，但此时的普选只是资产阶级战胜封建主义的工具，人民还难以真正参与其中。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十九世纪正是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时代，普选已经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政治形式。马克思恩格斯一生都在关注研究资本主义，其中对资本主义普选制有着不少的论述，对资本主义选举虚伪的本质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但普选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无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扩大了民主的范围，如果无产阶级能够加以有效利用，那么就能使之从剥削的手段转变为解放的方式。因此马克思与恩格斯告诫广大无产阶级在利用普选权时应该时刻牢记普选权的虚伪本质与欺骗特征，应该坚持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但对这些论述没有形成专门的著作，而是分散在了卷帙浩繁的文章中。

二、马克思普选观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详细阐释了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由于选举属于上层建筑，因此从根本上说选举的性质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普选权正是一根磁针，它虽然摆动了几次，但最后总是指向这个负有统治使命的阶级1(1235)。资产阶级的普选首先是有其虚伪性，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初稿里就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普选权在 1

此以前一直被滥用，或者被当作以议会方式批准神圣国家政权的工具，或者被当作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选举议会制下的阶级统治的工具”。2(p96)

其次是对财产资格的限制，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职责就是调整选举权，使它合乎资产阶级的统治。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最先局限于上层，马克思1852年在《宪章派》中写道：“一个男子要想享有不列颠议会选举权，如果是在城市选区，他就得有除缴纳济贫捐外收入不少于十英镑的房产；如果是在各郡，那他必须是一个每年收入不少于四十先令的自由农，或者是一个每年交纳不少于五十英镑地租的土地租佃者。单单从这一点就可以得出结论：宪章派在刚刚结束的选举斗争中能够正式参加活动的只是很少数的人。”3(p391)

再者就是工业无产阶级还不占多数的情况下，争取普选权就必须唤醒农业无产阶级。恩格斯在《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中指出“旧的封建领地上的宗法式经营方式使雇农或无地农民祖祖辈辈依附于他们的‘仁慈的老爷’，这种依附关系大大阻碍了农业无产者参加城市工人的运动”，“在法国，由于拥有土地的自由农民缺乏民主意识，普选权没有使工人进入议会，而是相反，几乎把他们全部赶出了议会。在德国，反对封建的和官僚的反动派的斗争——这二者在我们这里现在是分不开的——就等于争取农村无产阶级的精神解放和政治解放的斗争；在农村无产阶级还没有卷入运动的时候，德国的城市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得到而且一定得不到丝毫成功，直接的普选权对无产阶级来说不是武器，而是陷阱。”4(p83)因此无产阶级此时若想取得胜利，必须唤醒农业无产阶级。

但随着资本主义方式最终在世界范围确立统治地位，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无产阶级队伍也在不断壮大，再加上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的斗争下不断对普选制进行改革，如英国1832年、1867年、1872年、1883年、1884年、1885年等大规模对选举制的改革，使无产阶级能更好的利用选举参与政权。如马克思1855年在《行政改革协会。——人民宪章》中曾写到“如果追溯一下普选权在英国的历史，那末可以看到，随着英国现代社会及其永无止境的5(p301)矛盾——由于工业的发展而产生的矛盾的发展，普选权逐渐地摆脱了唯心主义的性质。”

这充分显示了普选权在英国的发展历程，由于“在英国，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住在城市而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口住在农村”，英国的无产阶级比其他国家更强大，再加上对选举经过多次改革，因此在英国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

恩格斯在临终前五个月写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很着重的说到普选权的积极利用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在德国，因“工业因获得法国数十亿滋润补助，简直像处在温室条件下一样愈益迅速发展起来，因而社会民主党更加迅速和勇往直前地成长起来。由于德国工人善于利用1866年实行的普选权，党的惊人的成长就以无可争辩的数字展现在全世界面前：社会民主党所得的选票在1871年为102000，1874年为

352000，1877年为493000„„1884年为550000票，1887年为763000票，1890年为1427000票。这时，国家的手也就变得软弱无力了。反社会党人法消失不见了，社会党人的选票增到了1787000张，即占总票数的四分之一以上。政府和统治阶级使尽了一切手段，可是毫无用处，毫无成效，毫无结果。当局，从更夫以至首相，都不得不接受——并且是从可恶的工人方面接受！”6(p513-514)恩格斯还说到德国工人“给予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6(p516)可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普选权对无产阶级也越来越重要，马克思在晚年所写的《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中也提到选举权“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7(p264)普选权作为一种新的斗争方式，可以成为很好的宣传手段，在进行竞选鼓动时可以更好的接触人民群众，工人“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但恩格斯在称赞普选权的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并没有否定革命，“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6(p520)。同时还说“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是决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革命权的。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6(p522)从中我们能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对普选权的看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不同的国情等具体历史的变化着。

三、马克思资本主义普选观的特点

1、选举的性质取决于统治阶级的性质，对社会经济基础有着历史的依附性

正如马克思所说：“选举的性质并不取决于这个名称，而是取决于经济基础，取决于选民之间的经济联系；”在未来社会，“当这些职能不再是政治职能的时候，（1）政府职能便不再存在了；（2）一般职能的分配便具有了事务性质并且不会产生任何统治；（3）选举将完全丧失它目前的政治性质。”2(p289)

2、选举作为一种政治形式，具有社会历史性

马克思说：“选举是一种政治形式，在最小的俄国公社和劳动组合中都有。”2(p289)恩格斯称原始社会的选举制为“自然形成的民主制”6(p104)的主要形式，是人类社会选举制度的萌芽。因此选举作为一种形式，任何国家和社会都可以利用。

3、在阶级社会里，关于选举权的斗争实质是阶级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8(p84)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选举背后的阶级实质，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争取

选举权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和内容，普选权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

四、对我国选举的启示

我国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我国也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各级人民代表行使国家权力。选举制度是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借鉴西方选举制中的一些优点，以此来健全和完善我国的选举制度，对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在调查了一组议会选区的统计数字后指出：下院共有654个议员，其中594个议员是由297个受控制的选区选出来的。

[14](p1384)因此

（一）使选举方式与程序规范化和法制化。恩格斯在《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中提到了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需要农业无产阶级的觉醒，由于我国有八亿农民因此(二)要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和民主意识。通过马克思恩格斯对选举制具体历史的分析，我们知道(三)选举做为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必须符合本国的国情，建立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的选举方式和方法。

（四）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不可能完全实现普选制，现在我们只是在县级以下才是直接的普选制，在以后的发展中应逐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这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的重要举措，让更多的农民参与国家的管理中来。

（五）为更好地保证提名候选人的公正、公平，我们现在实现了差额选举，同时也可以引进竞争机制搞活搞好选举，提高候选人的参选意识和选举人的选举积极性。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的选举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选举的发展和完善有积极的意义，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在不同时期和地域根据经济社会状况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选举思想进行发展和创新。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年。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年。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年。

马克思的自由观及其实现途径 第6篇

关键词：马克思；自由观；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B0-0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它的一部分内容会随着时间的推延而失去它的现实性，而他的核心思想则会在历史的推进中变得更加耀眼夺目。马克思关于自由的理论就是如此，这个理论是马克思活的灵魂，为了迎接时代的变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更佳辉煌的成就，需要重温马克思关于自由的理论。

一、唯物主义中的自由观

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中，指出：“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1]可见，自由是人们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自由不在于摆脱客观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并利用这些规律来改造客观世界。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都是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的必然趋势。人们未认识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时，处于盲目地受他们支配的地位，没有真正的自由；任何一种规律一经被认识，人们便会运用它来改造客观世界，这时人们就获得一定的自由。

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视野中，实践与自由是相互阐释的，他指出，“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能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之间的对立，并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2]人类的自由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马克思指出“自我实现，主体的物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3]人的实践活动是摆脱外部世界与自身本能束缚的最佳方式，是自由存在的必要条件。人如果不去从事现实的实践活动，就什么也解脱不了。任何自由都是伴随着人的实践而发生的；或者从事不是自觉自愿的，而是在外在力量强制与驱使下进行的活动，也不具有自由性，例如：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人们认识的能力受到限制，对于社会规律的掌握和运用也受到了牵制，只有到了社会主义和未来的共产主义，人类才能自由发展。 而自由既是人的实践所具有的特征，也是人的实践所导致的可能性结果。

二、政治经济学中的自由观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出的剩余价值理论为自由观实现了由哲学向科学的转变。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特别是劳动二重性理论为基石，揭示了生产资料和商品货币的产生与发展奥秘，生产资料和货币本身并非资本，而是所有者把他们作为剥削手段时，才为资本。资本是拥有者对需要者的剥削，这种剥削是通过物来表现的。资本所有者即拥有生产资料和货币已形成剥削手段的人，暴露了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经济、政治都只为资本家服务。马克思的自由观在这里认为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体。在此基础上，他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使自由观完全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他以剩余劳动时间转化为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为主，揭示资本主义抽象自由转化为共产主义社会自由的关系及共产主义自由的具体内容，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所经历的三大形态；以劳动实践概念为基础，揭示出真正的积极的自由。

三、科学社会主义中的自由观

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马克思关于自由在未来社会设想中的理论价值的论述不少。他预测，未来社会将“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而自由个性的发挥意味着“个人不再从属于劳动”；未来社会的“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将生产得很多，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

四、马克思自由观的实现途径

首先，劳动者获得全面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是机器大工业的发展。马克思分析自由人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为起点的。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资本的逐利本性导致激烈的社会竞争，促进了分工和协作关系的发展，加速了工业革命和机器的使用。虽然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会导致工人的“片面”发展，但由于机器的使用能大大简化分工操作的工艺技术，从而使工人能更方便地在简化的工艺中掌握丰富的现代生产技术。所以，机器大生产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了物质和技术基础。

其次，人获得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条件是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第一，使劳动者实现同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就是消灭私有制，把劳动力从依附的地位上解放出来，从根本上否定劳动异化。可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劳动者获得个性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奠定了现实的社会经济条件。第二，一定的经济社会条件，总是服从和服务于一定的生产目的。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是消费作为生产的直接目的，使社会能够按照统一的计划，取代分散的市场调节，也为实现人的自由个性这一根本目的创造了条件。

最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实现计划调节经济运行及其有效性的重要前提。过去，我们在对传统计划经济的认识上过分强调公有制的基础作用，认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就应该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以克服社会生产的盲目性和市场调节的滞后性等问题。问题是，计划经济运行的效率如何，与每个劳动者自由、全面的个性发展程度直接相关。只有当“联合体”的每个人都是自由人时，由自由人联合起来的“联合体”才具备全面、自由的自觉调节能力，从而能够对社会化生产做出全面、科学的认识和判断。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54页）.

[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8页）.

马克思的正义观综述 第7篇

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正义的批判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正义属于社会意识, 因此不同时期的正义都是由该时期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从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到近代资产阶级的“自然人性”正义观无不如此。因此, 不同的制度、秩序都有可能被称之为是正义的观念外化, 资本主义社会里正义同样具有这种特性。

1、马克思是从社会的历史演进来建构否定性正义观的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 从探求人的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方法论出发, 提出:“政治动物市民社会人”这样一个历史发展图景。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人与动物一样, 人的身份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完全是按人的自然和生理属性血缘关系决定的。尽管这样的社会被当时的统治阶级标榜为“正义”社会, 实质上离真正的正义相去甚远。资产阶级革命将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 人成为世俗社会的成员, 但是, 资产阶级革命诉诸的思想理论武器是所谓天赋的自然法权, 从人性本身来解释、构建社会关系, 这时的人是从政治动物上升到市民社会的成员, 是利已主义的人。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私利的战场, 还不是真正的人, 这样的社会是不能称之为正义的。

2、马克思从异化劳动出发批判资本主义的非正义性

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为批判对象, 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非正义性以及如何摆脱这种非正义的状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通过对异化现象的解释, 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正义现象, 反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尖锐对立。首先, 劳动产品和工人相异化。工人生产的越多, 他们占有的产品就越少, 反对其自身的异己力量就越大, 从劳动分配的角度讲, 这是最大的不公平。其次, 劳动本身与工人相异化。劳动对于工人来说完全是外在的东西, 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 而是否定自己, 不是感到幸福, 而是感到不幸, 他们从事着非自愿的、折磨人的、强制性的劳动。再次, 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马克思说:“人是类存在物, 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件事情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 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就是说, 人不仅仅认识到自己是类存在, 而且人具有类意识, 人的类本质、类意识是在生产活动中产生的, 而异化劳动使产品、劳动同人相异化, 也就是使类同人相异化, 使人把类生活变为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 不再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人同人的异化即社会的全面异化是异化劳动的第四个规定。人同人的异化直接表现为阶级的分化, 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凭借自己的资本, 不断的剥削工人, 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要消除这种不公平现象, 马克思指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 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 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 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着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 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在这里,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批判已经触及到了私有制本身。资本主义制度和法律秩序是异化关系的维护规范, 也当然地失去了它的正义性。

3、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法权原则的批判

资本主义社会遵循的是自由主义的法权原则, 法律制度所宣传的虚幻平等掩盖了真实的财产关系和异化关系。自然法倡导的理性, 仅仅从观念出发道义地呼唤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资本主义社会, 而忽视了自然法理性产生的现实基础。另外, 在现代社会理性本身也变得无孔不入, 使整个社会、每一个人都处于标准的、齐一的牢笼中, 正如马克斯韦伯所形容的“理性的囚笼”。其结果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独立的个体变成一种理想性的创造, 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越来越低。自由、平等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是形式上的法律权利而不是社会的权利, 因为社会的权利真正要关心的是生产。

二、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内容

1、马克思的正义原则也是生产关系的原则

在马克思那里, 一个社会的正义观念是由这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决定的, 不同社会生产方式中正义的观念是不同的。也就是说, 正义原则涉及社会的性质, 不同性质的社会实行的正义原则有着本质的区别, 即正义具有历史性。具体而言, 原始社会, 只会产生平均主义的正义观念;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在国家权力的压迫下, 少数人的满足是以多数人的牺牲作为保证的, 是以等级制作为评价正义的尺度和依据的;到了资本主义社会, 形式上的正义掩盖了实质上的非正义。进而马克思指出, 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 才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所以, 马克思的正义既是一个历史范畴也是一个阶级范畴。

虽然正义是人类普遍追求的祟高价值, 但它却完全是历史地产生的。每当新的生产孕育成长并成为不可阻挡的力量时, 就宣布了旧有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的非正义性, 故每个企图代替统治阶级的阶级, 也总是把他们的思想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从而确立起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正义的社会制度。但由于社会阶级利益关系的对立性, 即使是当时“为了社会的普遍权利”而“要求普遍统治”, 但统治者仍在根本上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因而难免从新制度确立那天起, 就在正义中埋下了非正义的火种, 并随着生产关系逐渐成为生产力的束缚乃至桎梏, 新的正义思想要求和呼声也日益高涨, 直至新制度为更高级的社会制度所取代。所以, 恩格斯指出, “资产阶级的不平等要求也有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伴随着”。只有在消灭了阶级剥削和对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下, 生产交易、社会制度、法律形式才能自觉地与生产方式相适应, 正义原则才获得充分、现实地体现。

2、正义的核心目标和根本要求是自由和平等

马克思关于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 以人的自由发展为终极目标。按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 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 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人类历史发展也表明, 每一次新制度对旧制度的取代, 都因适应了生产方式而使生产力获得巨大解放和发展, 人也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自主”活动, 也就是说, 人类“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 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然而, 不同社会阶级每次具体获得的自由的程度又是很不均衡的。因此, “文明每前进一步, 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虽然资产阶级对自由和平等的正义追求在历史上起到了巨大革命作用, 但毕竟是资本的自由和平等, 故而是资本家的正义。马克思认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 消灭了分工、私有制和异化劳动, 才能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完全变成现实。在完全平等中实现了自由, 在完全自由中实现了平等, 人类正义理想才最终完成。

3、制度保证是正义实现的途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正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后, 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理想, 而这正是实现正义的制度设计。马克思主义首次揭示了公平正义的社会根源, 认为社会中种种非正义现象产生的基本根源在于私有制的存在, 所以应当在充分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上, 消灭私有制, 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建立在生产力特定阶段基础之上的不合理的社会分工也是社会不公现象形成的重要根源之一, 它使少数人的幸福建立在最大多数人的痛苦上, 所以应当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消除不合理的社会分工现象。因此, 很自然的得出结论:正义社会是私有制被消灭了的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是正义的真正实现, 对于正义的实现, 革命是唯一的选择。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因而, 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 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是正义实现的制度保障, 而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至此, 马克思把正义理论变成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争取解放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

参考文献:

摘要：公平与正义是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的问题。马克思认为正义是相对的, 他对正义的寻求就是对资本主义非人道和剥削的批判。本文主要集中论述马克思的正义观。

关键词：马克思,正义观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人民出版社, 2000年。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 人民出版社, 1995年。

[3]许军:《马克思的公平观与效率观》, 《陕西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3年。

[4]姚海明、吴绵超:《重新解读马克思公平观》, 《内蒙古社会科学》 (汉文版) , 2005年。

马克思的公正观探讨 第8篇

一、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实质公正

马克思的公正观是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不公正性开始的。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公正原则的过程中, 严格区分了实质公正与形式公正这两个概念。一般来讲, 形式公正指的是公正所借以体现出来的形式性规定, 指对法律和制度、规则的公正与一贯的执行, 即要求在执行法律和制度、规则时, 应平等地适用于它们所规定的各种各样的人;实质公正则是指制度本身的和事实上的公正, 以及由此所追求的合理的价值目标。一言以蔽之, 实质公正是制度本身和事实上的公正;形式公正则是制度执行和程序上的公正, 两者不可混淆。马克思用大量事实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公正充其量是一种形式公正, 而决不是实质公正, 即不是制度本身与事实上的公正。马克思用一系列否定性的描述和一个肯定性判断来揭示实质公正的内涵前者为: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利益冲突、没有任何强制;后者为:公正的本质与原则是“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而在此之前, 即在共产主义之前, 实质公正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马克思看来, 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不公正现象得以产生的基本根源, 在于私有制的存在。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 都只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 分配关系本质上是由所有制关系决定的。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而言, 只有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 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才能使自己在分配领域中摆脱资本家的剥削。马克思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诉诸正义表示了极大的蔑视, 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 诉诸道德或正义是毫无意义的。所以, 马克思极力主张从第一国际的文件中删除要工人阶级诉诸正义的文字, 坚决反对当时工人运动中各种要求公平报酬的改良主义, 认为只有通过革命, 废除资本主义的财产私有制, 消灭剥削制度, 实现共产主义, 才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正, 才能实现人类社会的公平正义目标。他说:“他们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 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 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1]

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上, 第一次把公平正义的实现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指明了社会不公正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只有在对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进行变革的基础上, 才能实现社会的真正公平, 维护社会的正义。与此同时, 马克思一再强调, 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达到真正的事实上的公正即实质公正, 而其他任何社会形态都是无法实现的。他说:“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公社制度下才可能实现;要向他们表明, 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2]实质公正之所以仅仅在共产主义才能实现, 这是因为:

首先, 无产阶级要求的实质公正的前提是消灭阶级。马克思强调:“不是各阶级的平等这是谬论, 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相反地消灭阶级, 这才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真正秘密, 也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伟大目标。”[1]毫无疑问, 无产阶级平等与资产阶级平等是相对立而存在的, 只要资产阶级作为剥削阶级存在一天, 无产阶级的平等就一天不能实现;而一旦消灭了资产阶级, 同时也就消灭了无产阶级自身, 因此, 不消灭阶级 (包括无产阶级) , 就不可能有实质公正。

其次, 无产阶级要求的实质公正的本质和原则是实现“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马克思充满激情地写道:“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 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灭之后;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灭的时候;当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 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时候;当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 而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时候, 只有在那个时候, 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 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3]

由此可见, 马克思认为, 实质公正的本质和原则, 就是实现“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 而要实现它, 必须具备生产力高度发展、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每个人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等客观条件, 而这些条件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才能完全具备;在此之前, 其他任何社会形态 (包括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 都是无法完全具备的。

二、社会主义公正与资本主义公正的区别与联系

社会主义公正与资本主义公正虽然有着根本的区别, 但不可否认, 两者有着某种联系, 在性质上都属于形式公正。

首先, 上文已论述, 按照马克思公正观, 无产阶级要求的实质公正, 只有到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实现, 因此, 社会主义公正与资本主义公正, 在逻辑上只能是属于形式公正。对此, 理论界有不同看法, 我们应当以马克思公正观作为社会主义公正理论的指导思想。

其次, 作为两个社会形态的共同的经济方式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是其高级阶段) , 决定了两者所要求和实现的公正是相对的、形式上的, 而非制度本身的、事实上的。资产阶级公正观是建立在发达的商品经济基础上的, 它把等价交换作为商品交换的基本原则, 也作为资产阶级公正观的原则。将等价交换作为商品交换的基本原则, 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存在的。

马克思认为, 平等和自由的口号, 本质上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 他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 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产生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 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4]资产阶级平等观, 实际上是商品所有者的平等观, 与封建社会平等观是相对立的。商品所有者的关系是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 等价交换作为商品交换的基本原则, 也就成为资产阶级公正观的原则。马克思不仅把等价交换原则视为资产阶级公正观的原则, 而且认为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的按劳分配中, “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 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1]。马克思强调:“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 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4]由此可见, 在社会主义阶段, 平等只能是形式上的平等, 对不同的劳动者来说实质上是不平等的;在这一阶段, 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所体现的平等权利, 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权利。由于各个劳动者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 按劳分配的结果在事实上是不平等的。所以, 马克思强调:“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 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 而应当是不平等的。”[4]

马克思对此作了深刻论述, 他明确指出, 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分配, 只能以“劳动为尺度”, 还要作一系列“必要的扣除”, 它所达到的仅仅是相对公平。“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 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 但“这种平等的权利, 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因此, 这种平等, 在实质上是不平等的, 只是一种相对的平等。马克思深刻地指出, 以劳动为同一尺度的平等作为形式上的平等, 带有许多“弊端”, 但是, “这些弊端, 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 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 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 我们不能脱离社会客观条件, 或者简单排斥资本主义公正, 或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求实现实质公正, 这都不利于社会主义公正的建设与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要“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 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公正观的指导下, 一定能带领中国人民吸取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 努力实践中国社会的公平正义, 为最终实现实质公正这一人类伟大的理想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97-28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48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12-305.

马克思技术观 第9篇

1.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

“市民社会”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的范畴, 该概念是指政治共同体或城邦国家, 具体指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在一个合法界定的法律体系之下结成的伦理政治共同体。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受到了17、18世纪“社会契约论”和孟德斯鸠“法权”思想的影响, 而且还受到古典经济学派的影响。

黑格尔认为, “市民社会是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 虽然它的形成比国家晚。其实, 作为差别的阶段, 它必须以国家为前提, 而为了巩固地存在, 它必须有一个国家作为独立的东西在它前面。”

在黑格尔看来, 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是伦理发展的三个环节。市民社会是中间环节, 既存在于家庭的界域之外, 又未达到国家;既与家庭和国家相联系, 又独立于它们。黑格尔把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概念进行了严格的区分, 扭转了黑格尔以前的“市民社会就是国家”的错误观点。市民社会被黑格尔称为“外部的国家”, 即需要和理智的国家;国家则被认为是理性的领域, 它才是“真正的国家。”

2.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的概念进行了批判和继承, 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完善的市民社会理论。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继承, 首先在于他对黑格尔这一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继承。

马克思认为, 在市民社会含义下包含的意思是, 处在由一经济方式所产生的互相作用和相互影响下的圈子, 其成员通过某些经济所决定的生活关系而彼此发生关系。由此看来, 社会生活不是任意一种共同生活, 而是为了满足一般的经济需要并在一定经济条件下的共同生活和协作。在马克思看来, 经济方式是社会生活的基础, 并决定社会生活的性质。

马克思把市民社会规定为“物质交往”的关系, 这比黑格尔将其规定为“需要的体系”更为深刻。“物质交往”关系概念, 不仅把握了“需要体系”的本质, 而且揭示了人们在“需要体系“中实现需要的方式即通过物质的交往实现自己的需要;并且“物质交往”关系概念, 更为全面地把握了市民社会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它指明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包含了那些直接由物质需要决定的关系, 也包含了那些不是直接由物质需要决定的关系。

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

1. 黑格尔的“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

黑格尔认为, 市民社会是介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重要环节, 家庭是直接或自然的伦理精神, 家庭成员由自然形式的爱结合在一起, 个人从属家庭, 分享着生命和生活的快乐, 但家庭却压抑了人的特性;市民社会是伦理精神的分裂和特殊化, 它高于家庭, 它用利己的原则弥补了爱的不足, 使个人的目的、人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但是, 一个无约束的、过分发育的市民社会却逐渐陷入了自我为中心;国家是伦理精神的实现, 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市民社会最终必须整合到国家中, 国家在伦理上既包含了家庭和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的存在又必须以国家为前提。

黑格尔认为, 国家是实现了的伦理理念与伦理精神, 国家本身就是绝对目的, 因为国家是客观精神发展的最高环节, 从而使特殊的个人目的达到了自我满足。国家对个人具有最高权利, 同时个人的最高义务就是成为国家公民。正如黑格尔在国家一章中指出:“正如这个最终目的对单个人具有最高权利一样, 成为国家成员是单个人的最高义务。”作为国家成员的个人因为具有客观性, 伦理性, 所以他们的任何欲望、思想和行动都要以国家这一客观、普遍的精神为出发点和归宿点。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充分认识到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与家庭和国家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 市民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在彼此需要与交换的基础上形成了相互依赖与对立的关系, 并且以其他人为手段和中介达到自己需要的目的, 这样也成为他人的目的, 实现了对方的私人利益和社会的共同利益。

2.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

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在马克思的一些著作中就有了鲜明的表述。他认为黑格尔的伦理实体的概念演进是一种“逻辑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另外, 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从存在到思维、从物质到精神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启示下, 批判了黑格尔关于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这种“头足倒置”的论断。

马克思认为, 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起决定作用。首先, 政治国家产生于市民社会。他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 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实际上, 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须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其次, 政治国家的性质是由市民社会的阶级状况决定的。马克思指出:“因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 是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 所以可以得出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 都获得了政治形式。”这就说明了, 法产生于市民社会的规章通过国家获得的政治形式。表面看来, 法是由国家制度和认可的, 而法所反映的实际上是市民社会的要求和意志。

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研究, 找到了解决有关物质利益争议的突破口:“要获得理解人力历史过程中的锁钥, 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 而应当到黑格尔所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在此基础上, 马克思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科学论断。

参考文献

[1]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李秋霖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第22-23页

[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 商务印书馆, 1979年版第197页

马克思的生态观及其现实意义 第10篇

在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 人类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自身生存与生活资料不足的问题, 而且那个时候资本主义工业化所造成的生态危机还没有达到危害人类继续生存的程度。因此生态问题并不是马克思那个时代的主要问题。但是, 马克思本人对于生态环境的理论关注却是始终如一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马克思就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方案。

马克思主要围绕着以下三个主题阐述了其生态观:

第一, 自然与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确立了人是自然的组成部分而自然是人化自然的思想。在历史唯物主义中, 马克思把劳动作为人与自然之间进行交换的中介。为了消灭私有制下的劳动异化现象,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第一次提出了人的“联合”和“联合产品”这个概念, 对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消除人和自然的异化, 建立共产主义理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人通过这种“联合”而废除私有制才得以实现的。人的自然本质和自然的人道主义本质只为人类的联合体而存在。共产主义社会不再因为私有财产的建立和财富的积累等这些资本主义工业的推动力而异化, 是人同自然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 是自然的真正复活, 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为当今的生态运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第二, 自然与社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 把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土地、工业三者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来考察, 这本身就是现代生态学的系统观点, 也正是在这种系统的考察过程中,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才得以统一。

马尔萨斯认为, 人口过剩是由于谷物按算术级增长而人口是按几何级增长的结果。马克思首先批判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认为人口相对于谷物的过剩, 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土地的肥力受到人口的剥夺而无法恢复;同时, 资本主义大工业迫使人口向工业城市流动, 造成人口与土地物质代谢的中断。马克思分析了工业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两个来源, 一是自然界, 特别是土地;二是工人阶级的劳动。他指出资本主义对劳动的剥夺, 形成劳动的异化以及资本主义财富的分化和对立, 造成了社会再生产的中断, 破坏了社会内部的物资循环或者代谢。因此由于资本主义和私人所有制的存在, 造成了自然与社会以及社会内部新陈代谢的断裂, 破坏了自然与社会组成的生态系统。

第三, 科学与生态学。在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中, 马克思都把以科学技术为标志的生产力置于重要位置。在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中, 马克思唯一的武器就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可以是以几何级数增长的, 从而可以为以几何级数增长的人口提供几何级数增长的人口提供几何级数增长的谷物。在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中, 马克思强调了科学理性对于控制自然与社会之间新陈代谢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意义。

二、马克思生态观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 虽然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但是我们也付出了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沉重代价。土地流失严重, 水资源短缺, 大气污染严重, 生物多样性严重破坏我国的生态恶化呈现积重难返之势, 生态环境进入高危状态。面对这些, 我国政府在系统总结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基础上, 从马克思生态观的视角出发, 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系统的贯彻科学发展观, 用马克思的生态观解决当前的问题, 应该做到如下几点:

第一, 转变观念, 打破原有的“人定胜天”等错误思想。使人们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 大力倡导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的观念, 宣扬自觉维护大自然的平衡与和谐, 实现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

第二, 大力倡导科学精神, 正确认识自然, 尊重自然规律。人和自然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只有在科学认识自然和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 自觉的按自然规律改造和利用自然, 自然和人类才会和谐共存, 取得长足的发展。

第三, 重视科技的作用。先进科学技术的利用能有有效改善自然环境, 我们一方面要支持和加强国内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另一方面也要借鉴和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与装备, 高度重视和加强环境污染的治理与生态建设。

第四, 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建设节约型社会, 遵循生态学规律, 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 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 建设一个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生态文明社会。同时, 还要妥善协调不同利益主体 (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企业乃至不同代人) 之间的利益关系。

摘要：马克思具有丰富的生态学思想, 主要围绕着自然与人, 自然与社会和科学与生态学等方面展开, 在其许多著作中都有体现。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 在帮助我们解释当今困扰人类社会的自然资源衰竭和环境污染问题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生态观,现实意义,科学发展观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论马克思的人性观及其现实意义 第11篇

关键词：人性；人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1-0093-01

一、人性概念辨析

在马克思人性观研究中的人性概念有“属性说”和“本质说”两种观点。其主要分歧点在于人性是否等同于人的本质。

“本质说”认为人性等同于人的本質。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另一条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属性说”认为，人性不等同于人的本质。 袁贵仁在其著作《人的哲学》一书中指出，人性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外在差异性，人的本质则是人成其为人从而区别于动物的根源。折中观点认为“人性”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人性”是指人所具有的各种属性的总和，包括自然属性以及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狭义的人性”是指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根本特征，根本上能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狭义的人性”可以理解为人的本质。

二、马克思人性观的内容

（一）人性具有二重性——自然性与非自然性。

人性具有二重性，包括动物所具有的自然性和人所独有的非自然性。首先，人具有自然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的自然性是无法否认的，但人的自然性不同于动物适应自然的本性，而是以人的尺度作用于自然。

人是二重化的存在。动物可以说自它生来就“是其所应事”，顺从生命本能，适应自然。而人是通过两次生成，在“做人”中成为人。在“做人”的过程中，人的非自然性发生作用，即思维、理性和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理性对人的意义不严而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到：“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此外，马克思也说“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对象的本质的力量”，“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旳的意志”。充分显示了情感、意志等在“做人”中的作用。

（二）“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

需要的概念是马克思人性理论中的基本概念。他认为，人性起源于需要，需要是人劳动的内在动力。满足人的需要是合乎人的本性的，压抑人的需要是违背人性的。

满足人的需要是人之本性，但并非所有需要都是合理的。符合人性的需要，在马克思看来是指那些有利于增强人的本质力量和巩固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的需要。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对货币的需要是实在的需要，但货币终究是手段，而很多人却将之作为目的去追求，对货币的过分需要就不是符合人性的需要了。

人的需要可分为三类：自然需要、精神需要、社会需要。人具有自然性，当然就有吃、喝、性等自然需要。人作为社会活动也具有社会需要。社会需要在马克思那里是在社会生活中得到的需要，因而只能在社会集体活动中才能得到满足，例如与他人交往的需要、学习的需要等。

（三）人的类本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

“类”是人类进入社会中通过教育、学习等行为而吸纳的人类己然形成的人性规定。动物的生存方式是适应型，人的生存方式是创造型。人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主要是靠人自己的劳动生产提供的。

马克思的卓越之处，就在于把劳动和人性联系起来，劳动在人的类特性过程起着不可代替的作用。他指出人类通过劳动，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实现了人的类本性的自由。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意识，人能劳动。而在这两者中，劳动占有更根本的地位，劳动促成了意识的产生，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活动过程。

（四）“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里在“在现实性上”，是说明了人性的现实性、具体性和历史性。“一切”是说物质的、精神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等多种社会关系。“总和”一词的含义，他说明人的本质不是这些社会关系的简单堆砌，而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这里将人与社会联系起来，人不再是一个抽象化的符号，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的存在物。

三、马克思人性观的现实意义

正确理解人性，在科学人性观的指导下去教化人，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良性互动，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共同幸福。

首先，人性的自然性与非自然性决定了人性必然会受到自然环境、社会制度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因此对待中国国民性问题时，要注重其内部矛盾的多元性和冲突性，在实践中真正实现马克思对人性的价值追求。其次，马克思的人性观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第一，既然劳动是人的本质，好逸恶劳就是有违人性完善和发展的，唯有通过劳动才能证明自己和实现人生价值，才能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实实在在的贡献。第二，既然人的本质在其现实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实践关系决定人的本质，那么，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去，学会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能力，就既是对人的本性的践行与弘扬，同时更是建设和谐社会的直接实践方式。最后，既然人的需要是人性进步发展的证明，那么，人就应当是要有点精神的，要追求超越、崇尚高雅、敬畏崇高，求得身心和谐，对于我们大学生更是如此。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人民出版社.

[2]袁贵仁.《人的哲学》[M].人民出版社.

[3]卡西尔.《人论》[M]

[4]李变变.《马克思人性观研究综述》[J].宁夏大学学报，2013.03

[5]周前程.《马克思总体人性观及其现实意义》[J].江汉论坛 ，2008.05

[6]黄明理.《论马克思的人性观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J].河海大学学报， 2008.02-O0004-O03

作者简介：

王冰雪，女，汉族，硕士在读，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实践观的人学意蕴 第12篇

一、实践概念的人学空场和出场

“实践”的语言母体是古希腊词汇, 初始意思是“行动”, “做”, 但是在这一时期, “实践”的主体并不仅仅是人, 它并不是人类的专利, “实践”前的主语可以是人, 也可以是动物、植物, 任何一种生命活动都可以成为“实践”。这一泛化的“实践”内涵直到亚里士多德时代才得以规范, 亚氏指出人的活动具有自知性, 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 人的实践活动和动物的生命活动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亚氏那里, 实践概念被赋予以下四方面的深层内涵:实践是人类活动的专利和特权, 是高层次的人的生命活动, 具有属人性;人们在进行某一实践活动的时候有价值取向, 有一定的目的性;人类的实践总是以经验层面的感性活动为具体体现, 因此实践具有行动性;实践活动本身蕴含着实践的目的, 实践具有自我生产性。

在亚里士多德之后, 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 实践被赋予了浓厚的宗教气息。直到启蒙运动之后, 实践才被赋予了道德内涵, 但是这一时期对实践概念的理解较为狭隘, 直到康德的实践观登场才得以拓展。康德不承认经验论者所认为的实践就是情感或者感觉, 从而指出道德实践的基础是纯粹理性, 纯粹理性是一种自发的能动的力量, 它本身不受外界的任何约束。在自然领域里, 理性只能服从于自然律, 但是在实践的领域, 理性是天马行空, 不受任何外在东西的限制。由此可以看出康德的实践观是纯粹的形式主义的东西, 它在主观的领域里高高扬起, 在康德的实践哲学里, 实践理性、自由、自律都是息息相关暗自联通的。

黑格尔缝合了康德的现象界和物自体的割裂, 建立起自己的包罗万象的理论大厦, 在他的庞大的哲学体系中, 没有了理论和实践的对立, 也没有康德的主观道德含义, 在他的生花妙笔下, 实践变成了绝对精神的自我显现的运动方式, 只是客观唯心的神性外化自身并且向自身回归的双向运动中重要的一个环节。

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是人和自然, 在他的自然观的领域里, 实践是人的直观的具体的感性活动, 具体解释实践概念时, 这位大哲学家却打起了庸俗的旗帜, 他把高扬在主体领域里的道德实践活动贬低为生物学意义上的感性生活, 人的实践只是生理需要的吃喝享乐, 费尔巴哈对一般的人类实践活动持有排斥态度, 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引出他的哲学终点抽象的爱的宗教, 费尔巴哈的实践观的出发点虽然是唯物主义, 但是他的最终归宿却是不可救药地滑向了唯心主义的泥潭。马克思指出:“他 (指费尔巴哈引者注) 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 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1]

二、人学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

《关于费尔巴哈提纲》是马克思学术生涯的分水岭, 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观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实践观也分道扬镳, 从此马克思踏上了科学实践观的康庄大道, 马克思在文章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 (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 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因此, 和唯物主义相反, 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 当然, 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1]马克思讲的实践是人们从事于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改造人自身的感性物质活动, 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 实现统一并且使人类获得生存、发展和最终解放的社会进程。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就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人为本的思维方式和对人的终极命运的关怀。马克思哲学就是大写的人学, 马克思毕生所求的就是人的全面解放, 他创立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就是现实生活中的苦难大众, 最高理想就是全人类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人类的解放终极目标就是植根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之中, 实践是解决现实问题的万能钥匙。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体现了深厚的人学意蕴, 人是实践的核心。这主要表现了人的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的统一, 人在现实活动中, 人的知情意全部蕴含在实践活动中, 只有通过无止无息的实践活动, 人的生存目的才能通过手段变成现实, 世界人民的积极努力中悄然的朝着共产主义的终极社会制度的坦途上前进。马克思哲学不像之前的哲学那样, 都是在天国里游荡的抽象哲学,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把哲学抽象拯救到现实, 在哲学史上第二次把哲学从天国引渡到人间。同时也开天辟地地为世界上劳苦大众指引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到的那样:“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这句话指引着人们改变世界的方法就是把认识世界的理论和改造世界的实践结合起来, 把两种尺度统一起来, 这样一来, 抽象的理论经过实践的过滤就能活在现实之中, 具体的实践也在抽象的理论的指引下踏上终南捷径。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现实的革命活动中获得了现实生命力, 它就是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服务的, 科学社会主义是其理论归宿。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出世, 就代表了那个时代思想的最高水平, 直到今天仍没有被超越, 它仍具有巨大的现实潜力, 因为现在世界的主流体制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导思想是非马克思主义或者是反马克思主义。没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潜力之处, 马克思主义正确地指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社会主义必定战胜资本主义, 人类必然朝着共产主义的理想国不断前进。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就是世界人们通往马克思主义的途径, 只有通过不断地实践, 马克思主义必定在世界遍地开花, 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过程, 就是世界人民不断实践的过程。

三、人学实践观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人学实践观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 立足现实, 稳扎稳打, 在实践中逐步发展马克思主义, 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 在实践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以人为本, 坚持理论从实践中来, 从实践中来的理论要更好地运用到实践中去。邓小平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的产物, 它正是从实践中产生又回到实践中的指导思想, 它在首先指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哲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类全面解放, 全面解放的人类肯定不会有物质生活资源不足的困扰, 马克思对市场经济有过辩证的批判, 在他看来, 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实现扩大再生产的方式, 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商品对人的异化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由此可见马克思对市场经济并不是持有否定态度, 他否定的是主导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制度,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 剩余价值只是归资本家所有, 但是在中国, 人们生产的物质财富则能通过全民所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由此可见, 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符合马克思哲学理论的, 而邓小平理论正是从人们的努力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在中国改革开放逐步推进、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下, 市场经济迅猛发展, 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也出现端倪, 诸如“商品拜物教”、“拜金主义”的不正之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辩证批判, 中国政府从实践中总结出“和谐社会主义”的理论, 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思维的指导下取得的又一光辉成果。如何克服商品拜物教?这就要求我们做到以下几点:第一, 首先搞好物质生产实践, 在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指导原则下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做到取之有度, 加快建设生态社会的步伐。第二, 重视社会关系的积极实践, 重视交往, 加强合作, 人是社会关系中的一环, 认清个人与集体、国家的辩证关系, 协调好“大我”和“小我”的休戚与共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重视集体利益。第三, 重视自我的修养实践, 提高学习能力, 培养良好的思想境界和高雅的情趣, 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认清每个独立的个人也是在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活动中逐步成长起来的, 人本身也是被认识和被改造的对象, 尊重自我个性的良性发展。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 我们在实践中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 理论联系实际, 加强调查研究, 在中国社会矛盾多层次多领域纵横交错的情况下, 更要强调从实际情况实践的重要性, 坚持唯物主义方法的客观性, 并在实践中因地制宜, 尊重客观现实的条件下, 发挥主观能动性, 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活动中, 我们只有正确理解和诠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加强对党的路线、政策方针的学习实践, 提高我们的党性原则, 我们才能够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增砖添瓦。

摘要：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实践观之前, 实践概念一直处在人学空场的状态。通过梳理“实践”的概念发展史, 总结出只有马克思主义为实践注入人学思想之后, 才彻底克服了以往“实践”的抽象性和不彻底性。中国学术界也曾掀起过“实践主导论”的研究热潮, 其中对人学思想的高扬占有重要地位, 从理论的高度阐释实践人学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实践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马克思,实践观,人学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