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精选6篇）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 第1篇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起指导作用

首先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由于世界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处于最高的地位,因而我们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时,首先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或思想路线的指导。

其次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简称唯物史观。只有以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为指导,才能正确认识文化的起源、实质,文化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文化对其他社会现象的作用,文化的传承,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

第三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各种哲学的文化观各不相同,有多少哲学就有多少文化观。作为文化整体及其一般规律的科学的文化观,即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还在形成中。但无论如何,认识一种文化现象、处理一个文化问题,任何人都离不开一定的文化观指导。

第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新理论概括。这种指导保证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包括文化建设,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避免“左”或右的偏向。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文化问题

文化是三大社会领域之一,要弄清楚它的内容问题应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一,当然会起重要的指导作用。这样,我们就可以循着作为社会存在之精神反映及其成果把文化因素区别出来。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建设和发展当代中国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建设发展科学的文化哲学问题。至今,还没有大家都认同的科学文化观,即文化哲学,因此建设和发展科学的文化哲学成为我国文化建设中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这个任务,必须以科学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来指导才有可能完成。科学的文化哲学之所以难于形成,是由于人们对其对象的理解各式各样。应该采取多数人在理论研究中的理解。科学的文化哲学的建立与发展是没有止境的,但这种系统的研究是必要的,它将与对现实文化的研究和文化建设实践互相推动,极大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第二,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对传统文化的鉴别,何为精华,何为糟粕,是我们经常碰到的问题。区分的标准是什么,往往仁者见仁,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存在客观标准的。

第三,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为基础建设当代中国文化问题。它们不但有价值,而且有交换价值,能够成为商品,进入市场;不但具有社会效益,而且具有经济效益。这样,文化就成了一种实力,即软实力,文化力也被看成一种生产力。但是,文化产品的生产毕竟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文化产品毕竟不同于物质产品,这就使文化领域变得更为复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 第2篇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运用和发展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始终面临着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即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并科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也就是说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使其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说明马克思主义要实现中国化必须适应中国国情，特别是要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因为从文化形态上看，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的思维模式和理论特点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思维模式和理论特点有差异的。只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文化改造，使其理论具有中国特点和民族形式，使之融入中国文化而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部分，才能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才能为中国人民所接受。从一定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流、冲突、融合和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思想土壤和民族形式，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现代化的变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作用、不断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从文化视角进一步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这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以及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之一（蔡心，2010）。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是研究二者关系的基础。

（一）马克思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包括三个方面，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以及在此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丰富和发展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也就是应从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上来把握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不能把形式和内容分开，比如说，把内容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而把形式看作是中国化。另一方面它是道路和形态的统一。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又是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的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形态（肖贵清，2010）。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的基本特征包括内倾性、务实理性和伦理道德至上性，这些特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其次，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之一，只有全面分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基础、途径和基本经验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才能更加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规律，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再者，中国传统文化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化基础，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变革的影响，从纵向来说，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即包括新民主主义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从横向来说，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郭建宁，2010；郭华，2010；关志伟，2010）。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

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中国所经历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不可或缺巨大作用。在先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经历了各种挫折最终失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马克思主义并以其作为救国的强大理论武器，中国革命才有了新的出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全国人民先后开辟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充分证明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指导中国社会的发展。可以说，正是中国先进分子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才使中国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目前我国的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和政治建设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建设和谐社会的任务十分艰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构建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确保党的生机活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要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等，都离不开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以上各个方面的建设和发展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目前的社会发展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所包含的文化意义是巨大的，它不仅是一个扬弃传统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创造中国新文化的过程。

人类文化发展的经验表明，一个民族若是失去了其自身的民族文化传统，将不可能充分吸收外来的思想文化，更不可能使自己的思想文化走在其他民族的前面。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罗素，1987a）。”他曾经预言：“假如中国人对于西方文明能够自由地吸取其优点，而扬弃其缺点的话，他们一定能从他们自己的传统中获得一线生机的成长，一定能产生一种糅合中西文明之长的辉煌之业绩（罗素，1987b）”。

在文化环境上，近代中国面对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境况。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文化同一性维系着古老的帝国。外来文化的第一次渗入是发生在两汉之际的佛学东来，它一开始便受到唯心主义和有神论者的青睐。魏晋时代盛行的玄学，就是通过所谓“格义”之学，来沟通它和佛学的原理。南北朝至隋唐，佛学大盛，产生了若干著名的宗派，如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等。其中影响较大的华严宗和禅宗，是我国传统唯心主义流派的思想同印度佛教哲学相结合的产物。这种中国化了的佛学，它们的思辨结构是宋明理学和心学的理论渊源之一。所以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佛学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都采取了比较温合的方式，即以渐进的、多层的渗透，并且最终以“中国化”为结果，而且它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文化，并未对中国文化的同一性造成破坏（汤一介，1988）。但是近代以后，中国社会所面对的世界局势和自身的社会变迁是复杂的、尖锐的，特别是西方“坚船利炮”的直接轰击，使中国在文化上失去了主动性，也危及了它的同一性。近代西方文化的特征对近代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否定性，使它不可能再像同化佛教那样以一种渐进的、温和的方式消融西方文化（克里斯托弗•道森，1989）。而对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来说，中国文化的落伍与中国旧制度的陈腐是同一的，因此又必须打开国门向西方学习，寻求中国文化的再生之路。

一定文化是一定民族在其长期社会历史实践中的产物，它是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一个伟大的民族，不管其传统怎样的顽强和保守，但当传统文化无法适应这一时代发展的要求时，它就会被迫地或自觉地调整自己文化的内部结构，以适应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要求。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在中华民族危机严重，长期积弱，传统文化无法适应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形势下所引发的一次大调整。因此，近代以来的文化冲突，不过是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在中国文化阵地上的展开和反映。

从文化本性和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历史看，中国人的探索过程和挫折，也说明了“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因为从对“西学”的感性认识开始到“中体西用”的主张，实际上都未能很好地解决西方学说与中国社会改造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关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才真正切准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而且也在文化本性上真正地利用了中国文化的智慧和经验，这一点在实践中显得非常重要（徐中约，1971）。因此，在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义时，我们只有结合中国社会的历史经验和文化本性以及中国社会在近、现代历史发展中所面对的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冲突的挑战，才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文化基础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才能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创造意义，即它是一个扬弃中西文化创造“新文化”的历史过程。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1、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着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方向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体系，其中虽然有很多优秀成分，但与现代中国所追求的社会主义文化必然存在着差距。区分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并努力将其中的精华与世界先进的科学文化相结合就成为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传统文化是根植于人们的生活和思想中的，要想将其中的精华与糟粕区分开来，就必须有一种先进的思想作指导。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的实现，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觉指导下，才能对西方和前人的文化理论以及研究成果做出科学的分析，取其精华，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并加速我们的文化研究（李培锋，2013）。

2、现代化的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效传播载体

先进的中国人认同马克思主义，原因之一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着某些相似相通的因素，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两者在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等方面就有许多相似相通之处。在哲学思想与方法上,中国传统哲学的“实学”，形成一种重“实事求是”、经世致用、躬行践履的思想和学术价值取向，这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辩证方法论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有了生长的土壤。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作用，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土化、民族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须从中国已有的文化基础出发；另一方面，传统文化虽有价值，但二者并非平起平坐的关系，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本改造传统文化，绝不能反其道而行之（黄凯锋，2010）。

参考文献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 第3篇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视角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是因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教给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 “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 也就是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1]。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 并对文化起着重要作用。可以说, 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特征, 它不仅包含着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而且蕴藏着该民族对人生的看法、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语言与文化互相影响, 互相作用;理解语言必须了解文化, 理解文化必须了解语言, 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是中国语言化。除此之外, 便是重要的传统文化基础及文化解读。

从文化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对我们消除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认识有很大帮助, 从而有助于我们寻找到一条既立足于本民族文化传统, 又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 面向中国社会主义的未来文化发展道路。从文化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表现的两次历史性大飞跃, 即从封建传统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民本思想上的飞跃, 则表现为从传统的“爱民”毛泽东的“尊民、利民” (政治解放和地位平等) 邓小平的“安民、富民” (政治与经济结合) ;在大同思想上的升华, 表现为从大同幻想大同实践 (毛泽东的平均主义, 不够格的社会主义) 共同富裕 (邓小平的“先富帮后富, 最后实现共同富裕”理论)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不仅是扬弃传统文化的过程, 还是创造中国新文化的过程, 更是文化传播、文化融合、文化建构的过程。比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在我国得到极大发展, 这实际上就是文化重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融合, 于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础, 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够形成的传统文化基础的研究在近几年来成为热点。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基础

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代背景看, 中国人选择使用马克思主义, 决不是偶然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逐步中国化, 是因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与其社会价值观有深层次的契合之处。鸦片战争后, 中国各阶级阶层的精英分子从制度层面到文化层面对西方文明进行逐次引进或仿效, 但由于文化精神上的不足而导致多种救国方案最终失败。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对西方文化重新审视, 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产生, 给了他们“第二次文化选择”的机会。最终对各种流行的政治主张和文化思潮进行比较和实验过后, 他们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标志着中国文化救国的核心问题解决了[2]。也就是说, 战争与革命的背景,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原因, 而将其作为文化工具却是中国精英分子的主观努力。

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来看, 一方面, 因历史和阶级的局限, 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动因和规律缺乏科学系统的分析, 不能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了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我们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并得以科学提升, 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吸收借鉴传统文化优秀成果成为必然。另一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具有极强的亲和性、包容性和开放性, 所以现在的传统文化里面很多都是吸收了外来文化形成的, 从而在吸收融合中不断发展。传统文化的这些特性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因此,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有一定传统文化基础的。

此外, 从共性的角度看, 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的强调与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伦关系的强调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与中国传统文化对“和谐”的追求产生共鸣、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和辩证性思维与中国传统思维相一致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条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产生、成熟及发展也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民族形式、文化资源。如毛泽东、邓小平发扬的“实事求是”、“小康”等传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致性, 等等。正是因为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与马克思主义在许多方面产生共鸣, 才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当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时, 除了关系研究之外, 恐怕最为重要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了, 因为它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内容。只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才能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 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交融与契合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实现了数次创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 分别阐发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原则和实践意义。这是对“结合”的认可, 以及肯定它们在不同时期都有结合。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途径和方法, 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会有不同的总结。“直接拿来, 为我所用”、“借用古语, 推陈出新”、“古籍新解, 引申发挥”等都可以用来概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路径;从契合点的层面看, 实践唯物论是根源;从内容和形式上又会有“现代化”、“批判争鸣”等方式, 尽管方法多种多样, 但是结果殊途同归, 其实质是大致相同的。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也克服了不少的问题, 第一我们要承认两者的相通, 第二我们要正确认识冲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遇到过种种困难曲折, 不是由于两者不相容, 而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受到内在或外在因素的干扰障碍。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领域侧重及现代化

现在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中, 虽然有不少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但是更确切地说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某方面的研究”。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内容很丰富, 涉及面很广。其可以分为四大类:一是属于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及逻辑、语言等;二是属于意识形态的部分;三是实物遗存, 属于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四是属于反动、落后的部分[3]。正因如此, 只能说现在比较多或者比较成熟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一类的研究。

到目前为止, 学术界研究最多的当属毛泽东或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 及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比如, “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民族精神催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根、开花和结果, 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继续发展,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4]。“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 为什么能被中国人多接受, 并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呢?其重要原因之一,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能相容, 二者有相通之处”[5]。同时反过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影响着儒家文化, “在现代中国, 对于儒学, 既不能一厢情愿地讲复兴, 更不能全盘否定, 而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批判继承, 古为今用”[6]。

理论界一般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界定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 以及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实际上, “中国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维度, 即在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创建本民族的哲学与社会科学, 实现中国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域内, 在理论上开展中国民族文化现代化的研究, 在实践上大力建设具有自己鲜明民族特色的哲学和社会科学, 是从根本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重要任务。

社会在发展, 人类在进步, 文化也伴随成长现代化, 中国传统文化也应该向现代转型, 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容便包括新的整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便多了一些新的方向, 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陶德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前提性问题[J].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 2005, 58, (2) .

[2]乔湘平.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基础[J].求索, 2005.9.

[3]戚本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讨概述[J].高校社会科学, 1989.3.

[4]唐昌黎.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学[J].人文杂志, 1995.2.

[5]王永祥.儒学的历史命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河北建筑科技学院学报.2000, 17, (3) .

汇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 第4篇

《论中国模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道路》从文明史的高度，证明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解释中国建设、发展与崛起的关键，将“中国模式”看作是中华文明传统的现代表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中国历史的特征概括为学习—创新型文明、大一统国家和先进性团体；而且还前瞻性地提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三期的四大战略任务：社会建设、长期执政、大国崛起和文明复兴。可以说，这种对“中国模式”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联的系统理论解释在理论界和学术界尚属首次。因此，与会的各位嘉宾都充分肯定了这个报告所具备的理论勇气和理论智慧。思想史研究中心主任丁耘教授就这个报告的缘起和主要特点做了简略说明。他认为这一报告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不割裂中国的传统与现代；二是不割裂革命和改革的关系，即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结合起来；三是在报告中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观点，即在总结历史道路之外，还从前瞻的角度反过来审视历史道路，指出未来的发展方向。

与会学者围绕这一报告各抒己见。首先，就“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模式”之间的关系，有论者认为，像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将“中国模式”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连在一起思考的还很少见，可以说是一个创造性的研究成果。汪堂家教授认为，现在讲“中国模式”其实寓含着人们唤回中国理想的一种期待，但现实中我们是否已经形成了一种可以普遍推广的“中国模式”，却是可疑的。王德峰教授则认为，“中国模式”其实是在指现代化的不同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中国模式”就是现在中国人所进行的现代化。童世骏教授也指出，思想史研究中心的这个报告将“中国模式”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讨论结合在一起是非常有创新性的。因为现在很多非常赞成“中国模式”的人都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例如以奈斯比特和罗伯特·库恩为代表的美国学者，都认为中国的高速发展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关联。但事实上，如果我们承认有某种“中国模式”的话，那马克思主义一定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童世骏教授认为，我们对待“中国模式”的态度，不应该下简单的是与否的判断，而应该看这种讨论是否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充满自信和自省。

其次，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革命与传统”之间的关系上，陈卫平教授认为，我们在这三十年走过了西方国家三百年的道路，所以很多问题全部都集中在一起了，所以我们要集中研究西方三百年要解决的矛盾是如何化解的，这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生命力之所在。谢遐龄教授认为，对前后两个三十年的认识，关键点在如何认识中国社会的变化，即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建设如何摧毁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又是如何摧毁了前三十年建立的新的社会结构。这就要求我们用一种“党组织与社会一体化”的方式来重新组织中国社会。

再次，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现代化建设”之间关系问题上，报告试图从大一统、先进性团体和学习型政党这三方面来论证，基本的政治制度是中国现代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秘密，即经济的变化不是纯经济的，而这就要求我们将历史的基本脉络梳理清楚。有学者指出，中国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碰到了三种矛盾：一是两极分化，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日益积累；二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即中国的发展以牺牲自然为代价；三是人内在功能之间的冲突。还有学者从马克思与韦伯对比的角度，认为马克思指出了西欧的现代化进程是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也是考察一个民族现代化的根本线索。而韦伯则提供了另一条线索，认为现代化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合理化的过程，但合理化过程最后的结果却是这个理性的运用使目的理性变成了工具理性。分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进程，也可以从这两条线索出发。童世骏教授则认为，改革开放是民族复兴、现代化和社会主义革命三者汇合起来的地方。中国的实践比较成功地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手段实现了民族复兴的目标，而且也已经用现代化和社会主义革命重新界定了民族复兴的含义。但今天这三方面似乎产生了矛盾，从中国国内来讲，是资本和劳动的矛盾；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来讲，是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思想史研究中心的这个报告，特别重视后一对矛盾，并试图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途径来处理这一问题。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 第5篇

[摘要]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不断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国情的重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要想在华夏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必须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才能焕发出更强大的生命力，产生出更多的现代理论成果，当前，我们依然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结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的现实实际和中国的历史文化实际三者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的有机整合，其中，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载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其获得中国形态和内容、别赋予中国作风和气派，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之一。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契合点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相同性，这为两者的结合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1.民本和人本的群众观念。中国古代浓烈的民本思想可谓源远流长。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朱熹的“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荀子的“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格言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民为邦本”和“爱民恤民”等思想的经典阐述。由于受历史和阶级的局限，这种“民本”中的“民”显然是一种不具有主体性的个体存在，但毕竟也看到了民众在稳定国家和推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透露出一种朴素的人本气息，是一种朴素的群众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思想中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认为劳动是群众创造的，离开劳动群众，人类社会就无法存在。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写道：“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谈到怎样研究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时候也指出人们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正是这些广大群众的、整个民族的、整个阶级的行动“引起重大历史变迁”[2]。

2.对理想社会期待和追求的共同指向。中国古代的先哲在创立各自的思想体系的同时，基本上都要描绘一幅社会和人生的理想蓝图，作为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无论是何派何家都憧憬向往着“大同社会”，《礼记?礼运》中对此作过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3]马克思主义视全人类的解放为无产阶级的使命，主张推翻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统治，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和改革生产关系，最后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自由与高度幸福。这样一种追求共产主义的过程是以现有的历史基础为前提的不断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3.知行统一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内在一致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经世致用”和“注重践行”的思想，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实践的概念，而且也只是道德层面的践履笃行观念，但它们所呈现的力行意识，与马克思的实践品格具有内在的统一之处。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思想体系，具有世界性和普遍性的品质，但它毕竟还是在西方文化的氛围中发展起来的，从文化背景到思想内容，从理论源流到思维方式无不带有西方的特征。马克思主义想要在东方大地上发芽成长就必须考虑民族化的问题，只有注意了解具体的民族历史文化背景，才能更好地传播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在继承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也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要求，只有与民族特点民族文化相结合，才能转变为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样也才能使中国人民更好地接受。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是传统文化内在发展的需求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其中有很多优秀的传统是我们要继续传承并发扬光大的，但也不乏有一些糟粕是我们应该摒弃的，正如张岱年所说：“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两个方面。有消极方面，也有积极方面。我们要消除消极方面的流毒，同时也要发扬积极方面。”[4]毛泽东也认为：“文化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任何一个民族文化要发展，必须吸收新鲜的文化养料。”[5]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由之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通过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的民族形式，形成民族的特色风格和作风气派，在华夏大地上的土壤找到新的生长点。

（四）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国革命实践的需求

中国是人类的文明古国，这个古老而庞大的文明古国曾经光彩熠熠地屹立在世界中，但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签订之后，中国逐渐地衰落了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为了救亡图存，改变内忧外患的局面，各个阶层的仁人志士先后掀起了三次救亡图存的高潮，从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虽然都有其进步的意义，但中华民族的命运依然没有改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希望，随后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五四运动的爆发，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神州大地上迅速传播，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这一理论，创立了中国共产党。由此可见，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需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支撑，马克思主义符合当时中国的革命需要。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历程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国情的结合经历了从幼稚到成熟的艰难曲折的探索过程。毛泽东思想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在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在随后的革命建设和实践探索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开路先锋，不仅如此他也提出了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原则。因此，他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要求艺术上和学术上都可以有多种形式和多种声音。

（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处于世界和平发展的态势下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具有相对独立体系的邓小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到了新的高度。邓小平沿用中国古代的“小康”概念，创造性地把“小康”理想运用于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明确提出了“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是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理论成果。“小康”一词最早出现在《礼记?礼运》一书中，和“大同”社会一样都是中华民族追求的理想社会。

（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扬了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合的优良传统，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复杂的国内外新情况，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同时也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有高度契合处，这种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整合的成果。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的领导集体，面对新的世界形势，站在全球发展的高度，在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平、和谐思想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以“和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蕴含着天人和谐、社会和谐、家庭和谐和世界和平的美好向往。

（四）以总书记为代表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在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的情况下，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讲座时指出：“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意义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伟大理论创新成果都蕴含着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发扬光大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而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也已被注入了新的活力，完成了自身的变革和升华。所以，在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中，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马克思主义进行更深的结合、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结合，使其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不断壮大，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动力和精神支柱。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3--10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9

[3]杨天宇.礼记译注（上）[M].上海：上海书籍出版社，1997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 第6篇

【关键词】 传统文化；自觉与自信；传承创新

民族传统文化是一定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生产中的积淀，是民族的“共同记忆”，也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核心和灵魂。一个民族无论怎样现代化，都不能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尤其是现如今西方意识流对中国文化冲击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就更应继承和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

一、中国传统文化生态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具有源远流长的文化特点，表现为华夏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泯灭的文明；华夏文化还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特点，承继着黄河文明几千年的智慧结晶；中国人有着强烈的家国乡土观念，兼容并蓄的民族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性。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延续下来的基本精神思想。民族精神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和积淀中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民族习俗、民族价值观和价值追求等共同特质，是指具体特定的民族借助传统文化来维系、协调、指导、推动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粹思想。[1]最早对民族精神进行探讨的是卢梭和孟德斯鸠，而对民族精神进行全面论述则是黑格尔。他认为“（世界精神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和任何其他阶级不同，所以都有它的一定的特殊的原则。在历史当中，这种原则便是‘精神’的特性――一种特别的‘民族精神’。”[2]中华民族精神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发展中逐渐凝聚而成的，这些精神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具体内容表现。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价值取向的一致性

儒学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张岱年将中国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的内核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是内因，是中国人对自己的道德的基本要求；“厚德载物”是外在表现，是中国人对他者的态度。这种精神契合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

1、“厚德载物”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契合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想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基于“万物一体”的基本认识，是在充分尊重人、动物、自然界生命的生存权基础上的认识，自强不息是对所有民生的精神鼓励，“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滋养，是中国之所以历经世代更替、命运多舛却依然能凝结成一个整体的根本。正是这种自强不息，中国人很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学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支控力量，还是一种美好社会理想的信仰基础。在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中国人在“德治”下憧憬的“大同”社会，实际上就是一个没有阶级基础的缺乏正确革命道路的但却与共产主义理想有着天然联系的社会。《礼记?大同篇》中说“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与马克思主义“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也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有着相同之处，中国人憧憬的劳动是自我能力的释放，劳动力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在大同世界“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与马克思描述的“社会物质财富极大地丰富、人们不再将其收藏起来据为己有”相通。共产主义社会与中国人所梦想的状态有着相似的状态，又远远高于中国“大同世界”的生活，显然，这更具有现代性，也更符合中国人对未来社会的追求。

2、“入世”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认知的基础

自春秋战国起，诸子的“百家争鸣”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哲学基础，其中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中国哲学辩证法和对待人生的一种“入世”态度。而中国哲学最显著区别于欧洲的就是中国的“入世哲学”，即注重社会的人伦关系，强调社会道德价值和人的今生今世。当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凭借着传统文化中朴素的辩证思想，很快就把马克思主义高深的哲学转化成了中国哲学的一部分。至于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资本主义金钱拜物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传统以来重农轻商的传统，反对奸商和社会财富不平等思想也有契合。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观，虽然从中国古代很难找到与“本位论”、“主体论”完全吻合的哲学话语。但是，从思想取向上看，自孔慕大同到杨朱、管子等思想家的主张，“入世”哲学本身就是现实社会实践在哲学基础上的反映，所以中国哲学探究的“养吾浩然正气”、“向善”、“求真”追求人类幸福的远大志向，这些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整体价值目标是一致的。

三、在传承和创新中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当中国社会开始改革时，大多数人持怀疑态度，因为世界上一大部分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对东方民族缺乏客观的认识，导致他们认为中国文化也是落后的。然而，中国不仅没有在世纪之交演化成资本主义，还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下取得了让世界瞩目的成就，而决定的力量并不是中国拥有最多的人口、广褒的内陆，而是文化的力量。

1、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文化建设

毛泽东在《新民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用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3]文化作为21世纪一国发展的软实力，对一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而在西方文化构成强势文化的背景下，一些人把庸俗、媚俗的糟粕当成了时髦，考古、旅游商业化倾向越来越严重，这种文化低俗化的倾向与我们社会主义文化极不相符，十八大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4]而在当代中国，要在继承传统文化基础上构建社会主义新文化，就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谐文化的构建。和谐文化指一种以和谐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融合思想观念、社会风尚、行为规范、制度体制于一体的一种文化形态。[5]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首先要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次要大力挖掘传统文化的优秀资源，弘扬时代新风，为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提供充足的精神食粮；再次，坚持社会主义文化正确方向，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觉与自信，全面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文化自觉与自信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成果。党在十八大则进一步号召在文化建设中树立起文化自觉与自信。文化自觉与自信是扎根于民族文化基础上的。文化自信首先是来自民族自信的。民族文化的存在以一个民族分享一种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情感、共同的想法和共同的生活方式的存在为身份。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每一成员具有凝聚力量，是中华民族成员的归属栖息之地。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来强化民族身份，培植民族身份认同感，使民族凝聚力得到加强，培养一种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与自觉还表现为对“他者”立场下的自我定位。由于当今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一些国家把自己的本民族文化上升到普世价值，甚至企图以本民族的文化指标取代他国文化，而中国的民族文化正面临着这一文化霸权的严峻挑战。如今有些国人已经习惯了“中国任何一种现象都只能在别人的概念框架中获得解释，好像离开了别人的命名系统，我们就无法理解自己在干什么，我们的生活意义来自别人的定义”。为此，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如果中华民族不能正视自己的文化，“中华民族就成了一个灵魂漂泊的民族，一个不能回答‘我们从哪里来’，也不能回答‘我们到哪里去’的民族。”因此，追求和谐的中国，迫切需要立足于自身民族文化的根，在继承中创新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

3、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还需要正确处理好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首先，要正视文化的多样性、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费孝通说过：“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定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共同的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的共处原则”。[6]其次，吸收外国文化的同时，要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保护本国文化的独立个性和民族特色，提高本民族文化产品的竞争力，已成为世界性话题。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既要主动融入世界、借鉴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又要高举本民族文化发展的新秩序。再次，加强对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近年来，中国文化贸易一直处于逆差地位，这既与国内文化产业政策有关，更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浮躁和商业化有关。我们既要善于学习和吸收优秀文化，更要让中国优秀文化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