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文化变异范文

媒体文化变异范文（精选9篇）

媒体文化变异 第1篇

1 媒介单元信息传递的破碎性导向

伴随着中国社会产业经济的基体扩展, 作为在物质肌体之上衍生的精神文化载体形式之一的新闻媒体也迅速脱离了文字层面的定义限制, 开始更为多元化、功利性、集群式地散射其信息传递的价值光辉, 信息来源基础、信息传递模式以及信息拓展手段的泛大众化也使得新闻媒体的文化含量井喷式增长, 继而也附带性地营造构筑了新媒体载体下的语境氛围。

我国新闻媒体的支配权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出现行政话语权权限放松、民间新闻媒体群体参与性崛起的阶段态势, 而话语权限的分散化也使得新闻媒体的权威性、固定式、集中化的整体效能逐步削减。民间第三方的自由式新闻媒体则开始肆意宣泄“压抑已久”的话语表达欲与自我诉求感, 于是一些迎合社会群体低级趣味、恶搞娱乐、快餐消遣的载体类型、传递模式与媒体聚落开始大行其道, 其中尤以网络新闻媒体的浪潮式崛起最为突出, 其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引导了现阶段媒体变异的趋势潮流。

网络新闻媒体标榜社会群体草根性的话语诉求权的个体释放, 其追求新闻信息急速更迭下的娱乐化, 并通过娱乐化的熏染延伸来实现商业货币化的转换, 这就决定了网络媒体的价值核心就是新闻信息的量积累、量转化, 并在这一态势条件下实现个性化评判、群体性参与和娱乐式调剂。于是新闻信息的载体容量终于借助网络载体而呈现出爆炸式的积累、释放、散射, 各种电子媒体的网站社评、微博互动、论坛发帖, 让人目不暇接、不辨真伪, 以一种光怪陆离式的态势导向迅速营造构筑碎片化的庞杂巨大的信息系统。而其中不乏相当一部分宣扬主观臆断、偏离客观实际的偏颇之论, 而笼罩在中心话语权权威性指引缺失的社会受众也就很自然地产生了理念困惑、价值模糊与人性迷失的新闻媒体变异分化下的精神亚健康。

2 社会群体话语诉求价值理念的浮躁性

网络文化对于现阶段中国新闻媒体的浸染渗透已经深入骨髓, 在网络世界的文化语化境之下, 社会个体性的话语诉求表达终于找到了期盼已久的情绪宣泄、理念表达、价值宣扬的伊甸园。于是相当一部分夹杂着草根娱乐性的群体性争论开始悄然破土, 并在客观事实模糊不清的前提要件下肆意滋蔓, 同时紧紧攥住新媒体语境下的理性无用化、个性张扬性、话语无罪式的精神稻草大肆迸射压抑日久的精神汁液。而网络媒体的幕后操纵者为了迎合受众群体的价值诉求以及迅速实现商业货币效益, 普遍采取拿来主义与自我创造相结合的合璧模式, 直接将一些来源不明、未经核实、内容噱头的新闻素材上传于网络平台, 同时大肆挖掘摘取网络社区内的齐东野语, 夸张性地转换为极具噱头价值的标题新闻, 从而点燃引爆社会受众官能精神的浮躁基因。

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虚拟化的新闻传播媒介的发展壮大, 也使得行政系统新闻传播的模式途径也顺应潮流地逐渐延伸至网络平台, 通过网络系统的便捷、实时、交互, 从而进行范围更为广阔的信息交流、理念宣扬、价值传播。而由于网络平台自身具备的虚拟化、开放性以及隐蔽式, 也迅速衍生催化了相当一部分的“网络暴民”, 其通过在国内外的新闻站点上进行论坛发帖、撰文博客、流言散布等途径散播不实的有关社会现状的焦点新闻、偏颇狭隘的普世理念, 而行政系统新闻站点的相关管理人员也并未及时有效地进行监督管理, 从而导致原本就已经光环退却的政府性新闻价值在网络平台上陷入公信遭疑的尴尬困境, 并且附带产生极其恶劣的国际区域的社会影响。

3 新闻系统载体内涵失真的思索与探究

新闻信息的失真化不仅仅是现阶段新闻媒体制度规则的缺失化的恶果, 而且也无法逃避泛娱乐化时代的喧嚣躁动的推波助澜。社会物质的极度丰盈, 所引发的社会群体精神内涵的衍变延伸只有两种结果, 其一是理性价值的二次升华, 而另一种就是精神畸变。而无规则下的媒体变异化与新语境的熏染所引发的新闻失实恰好助推了这一精神需求的导向诉求的行为模式的实践叠加, 娱乐消遣化、猎奇欲望性、恶搞追逐式的失实新闻如春潮带雨、急骤难挡。

而媒体变异化与新语境熏染下的新闻载体的失真现象也折射出了在物质充盈下的社会群体精神层面的迷失沉沦, 这是一种残酷而又无奈的生物进化规则的现实体现, 富者更富、贫者更贫、金钱万能、道德沦丧不仅仅是社会物质的现状焦点, 在变异化的媒体基体与多元性新闻语境的价值导向的综合作用下, 更具备了文字信息货币化的特殊效用。而通过借助这些具备群体关注度的新闻信息的快速拿来主义化与标签加工性的交糅混合, 将新闻信息进行所谓的个性化解读、群体性参与、大众式评判, 受众的眼球心儿被死死拴住钉住, 群体情绪能量也得到了自娱自乐式的个性理念的宣泄释放, 其结果是失实新闻的始作俑者“把丑陋都挖出来, 将钞票全塞进去”, 受众则是“拍手称好, 乐呵乐呵”, 可问题是真相大白那一日到底是失实媒体的“懈怠疏忽”值得唾弃谴责, 还是受众应当为自身的“盲从狭隘”而扼腕叹息呢。

鉴于此, 笔者认为官方媒体新闻网站的管理人员需要实时更新焦点新闻、动态信息以及多方评价, 允许社会各方进行浏览点评, 从而营造构筑公开、透明、开放的公共外交的网络舆论氛围。而具备社会影响力的新闻网站的管理人员也应当及时对某些不实的新闻报道进行澄清说明、释疑解惑, 阐明官方新闻架构系统的根本原则与基本导向, 并向社会群体开放建言的会话反馈机制窗口。不间断地邀请行业代表、专家学者、民间群体进行网络平台化的讨论交流, 从而各抒己见、群策群力, 共同协商构筑切实有效的新阶段背景下的新闻载体稳定、协调、长效运转发展的策略手段。

4 结语

在媒体文化基体结构渐次变异、新媒体语境熏染下的新闻失实延伸扩张成为一种泛娱乐性质的之时, 新闻报道信息传递的据实策略也自然地作为交流互通的更新祛弊的途径集合而被赋予扭转、呼唤人性价值回归常识化的价值效用。通过一系列机制体系的建立健全、途径方法的改进拓展以及第三方媒体的协同交互等具体可行的运作手段的适配操作, 快速有效地实现新闻传播的力求务实、秉持客观的转变提升, 最终方能协调实现新闻媒介物质载体与精神内涵的交融统一。

摘要：从持续调节优化新闻传播的社会效益以及正确凸显信息传播理念价值的基点出发, 进一步扭转现阶段媒体文化层次变异与新媒体语境下新闻失实的新闻传播中人本价值理念缺失、娱乐恶搞化泛滥的既存困境, 持续推进据实新闻传播模式的途径规则、方法技巧与思维导向, 最终实现新闻传播事业协调发展与社会受众价值理念正确构筑的双赢。

关键词：媒体文化变异,新媒体语境,新闻失实,针对解析,改进途径,方法手段

参考文献

[1]李晓星.社会转型中媒体的消费主义文化变异解析[J].今传媒, 2011 (5) .

[2]李永平.谣言传播的本土语境与风险防控[J].当代传播, 2011 (9) .

[3]张娜.关于新闻媒体抵制三俗之风的理论探析[J].理论观察, 2012 (3) .

网络文化背景下汉语言的变异 第2篇

关键词：网络语言；汉语言；变化

中图分类号：H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3-0217-03

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已经进入到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每天人们浏览网页、论坛、微博、微信、朋友圈等社交软件的时间已经大大超过了打电话、发短信的时间。网络语言也不可避免的走入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这些或者搞笑，或者简便，或者励志，或者流行的语言无时无刻的都在提醒着我们，我们与网络语言之间的距离其实不太远。

网络语言的流行，更是伴随着一系列的社会热点现象而产生的。汉语更新换代的速度赶不上时代发展的速度，于是新生事物就会需要人们创造出来。比如“习大大”是无数网民献给主席的爱称，“范跑跑”是所有人都唾弃的对象，这些带有鲜明的甚至是尖刻的词语，就像是一种符号烙印在现代汉语之中，每一个词都能让人们牢记历史；再比如“给力”是对对方的褒奖、“给你点赞”是鼓励大家的最好方式，这些充满正能量的励志词语，在任何场景中使用起来都毫无违和，恰到好处，说起来总是能让人能量满满。

伴随着网络语言的影响力逐渐增大，我们一定要重视网络语言对我们现代汉语纯洁性的冲击。人们插科打诨，嬉笑怒骂间，一些充满着色情与暴力的网络语言也在不断地冲击着汉语的纯洁性，更严重的干扰了网民交流和人们讨论的善意和与自由。不但不能发展汉语，更会适得其反。它们以改头换面的姿态让不健康的网络语言大行其道，乐此不疲。其中不乏网络大咖、名人红嘴等在不经意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他们是以恶搞的心态来使用网络语言的，但是他们不经过辨别的使用早已经对汉语的纯洁造成了很大程度的影响。如果任由其自然发展，后果不堪设想。

一、网络语言

（一）网络语言概述

网络语言是伴随着互联网络的发展而兴起的一种语言形式，包括中英文字母、标点、符号、拼音、图标和文字等多种组合，在特定的网络媒介传播中表达特殊的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为了提高网上聊天的效率和开心的特定需要而采取的简化、替换的方式，并且逐渐约定俗成。伴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社交、传媒等不断发展演变，网络语言以其幽默逗趣的表达方式在网络媒体传播中有极快的表现，已经逐步成为人们在网络生活中越来越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二）网 摘 要：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化、网络化的社会。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网络文化对于人们的生活影响越来越广泛。尤其是网络语言对于汉语言的冲击尤为显著，首当其冲的就是广大的青年人员，他们是网络活动中的先行者，对于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尤为显著，而且对于网络语言的理解与运用能力不仅仅存在于网络，他们早已经把网络语言引用到实际生活中。

关键词：网络语言；汉语言；变化

中图分类号：H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3-0217-03络语言的特征

1.符号化。在电脑上输出文字时，人们常常会发送带有的符号语言。例如：：-）（微笑的样子）；：-D（大笑的样子）；：-C（撇嘴的样子）等。

2.数字化。人们为了更好的进行沟通与交流，经常会运用数字和谐音。例如55（音同呜呜，表示哭泣）、88（英语单词Bye-bye的谐音）、666（游戏中称赞玩家技术高，玩的很溜的意思）等。

3.字母化。与数字的作用相同，字母也经常被人们用于网络语言。例如：Orz（失意体前屈）、cqy（处Q友，常见于交友软件）、+U（加油的意思）。

（三）网络语言的来源

网络语言的传播与流传，与中国大部分的网民是分不开的。他们每天工作休闲之余在网络上插科打诨，卸下满身的疲惫，随心所欲的表达自己内心诉求与渴望，或者找到同道中人以其畅聊人生。他们用聊天室里经常出现的“高富帅、女神、屌丝、男神、土豪、女汉子”等网络语言来表达自己对某种事物或现象的支持或是否定；各种网络论坛里也常有帖子冒出“楼主、查水表、友尽、怎么看”等词汇用来宣泄自己的无聊与愤懑、得意或者失意。社交软件聊天中有丰富生动的表情包，如一个挥动的手代“再见”，冒气的杯子表示喝茶；手机短信中也越来越多的使用网络语言来跟朋友调侃。

（四）网络语言的意义

网络语言的出现，是向传统书面语和口语的一大挑战。这种介于两者之间的语言表达方式，更加充分的调和了两者之间的优点与缺点。说网络语言是口语，可是它却是人们在网络之间，通过浏览网页的形式进行交流与表达的；说它是书面语，可是它或者俏皮、或者辛辣的表达方式是书面语完全不能比拟的。这种交流方式，极大的方便了人们之间的联系，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沟通变得不再呆板。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如果网络语言走出网络，进入到我们现实生活中，就有可能使得人们之间的沟通变得有些不知所云。

二、网络文化对于汉语言的影响

在当今社会，网络发展越来越快速，各大网络论坛、网络社区、门户网站每天都在更新大量的社会热点话题，并且会产生现象级的网络词语。随着汉语不断的发展变化，新兴的网络语言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人们通过网络文化了解互联网，在通过互联网上的社交平台改变语言。随着近些年网民数量的持续增多，草根文化正在逐步的在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中扮演重要的力量，官方的媒体、发言人也在积极的适应时代发展趋势、积极的迎合广大网民的精神诉求，并且逐渐获得了网民的喜爱。各大广播媒体开始遴选网络语言中幽默风趣、积极向上的词语进行点评与使用，迅速的拉近和网民之间的距离，使得信息的传播更为快捷。

网络文化对于日常用语的改变体现在很多方面，伴随着日益增多的网民数量，每天都在大量的催生新型词语。由此可见，对于现代汉语词库是一种挑战，同时对于现代汉语中的词库新旧更迭也做出了积极地作用。比如“囧”这样的词语，本意是“光明”的意义，但是因为过于生僻而被人遗忘。而正是因为网络让其焕发新的光彩。因为“囧”字与外貌失意的表情极其相似，从而被网友发掘成为表达委屈、窘迫之意。“给力”这一充满正能量的词语，原本是北方土话，却因为网络上流传的一则动漫开始火热起来。并且在世界杯期间开始逐渐流行起来，被网友广泛讨论。值得一提的是，同年《人民日报》以“给力”为题发表文章，引发社会各界讨论。足以见得，网络语言正在逐步走进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并且被官方所认可。斯大林曾指出：“语言，主要是他的词汇，是处在差不多不断改变的状态中。”网络语言大多伴随社会热点问题产生，是一种社会流行趋势的体现。可以说语言是具有价值的，如果连应用价值都没有了，那么，语言的生命也会走向终结。

三、网络文化对于汉语言发展的改变

（一）对于语法的改变

由于汉语的结构具有很大程度的抽象性，因此汉字又有十分稳固的特征。而简单便捷就是网络语言最大的特点。由于网络语言的出现，方便了网友的交流，加快了打字速度，所以网民就会不遵守汉字使用规范，从而造成语言语法问题，随着使用人数的不断增多、使用时间的不断延长，就会形成新的语言规范。

1.语言简化的随意性。网络语言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简化人们之间的交流，便于人们的打字输入，加快人们的打字输入，便于人们在思考的同时形成文字，从而达到与说话时的速度一致。同样，为了减少网络交流时的打字时间，缩短成本，保证在短时间内表达大量的信息，所以人们对于汉语言的使用加以改造，形成适用于在网络上进行快速交流的一种改进。这样一来汉语言的规范性就会被破坏，人们的随意改造有时候也会造成误解，甚至有的简化表达只能在一小部分人群中才能够看的明白。所以说这种情况下，非但不会简化汉语言，甚至还会导致沟通不畅而浪费沟通的时间。

2.语言构成的随意性。网民在使用网络语言的时候会根据语言的字音、字形、词义的特点进行神加工，通过排列组合的自由重组足造成全新的短语和词汇。例如“I服了U”，其中“I”和“U”分别是英语中的词汇，而“U”更是英语中的“网络语言”。这样的做法不可避免的会导致词语构成混乱、词义表达不明、词义流传不广的特点。

3.语言使用的随意性。对于网络语言的使用，网民通常会遵循化繁为简的原则，对一些不符合口语表达的词语进行词类的活用。例如在词语使用过程中，常常会将形容词当做动词使用，而且形容词通常会直接当做谓语，从而省略宾语。例如：“某位演员十分喜欢自黑。”这里“自黑”是一种形容词，但是却被用作动词。

（二）对于词形的改变

人们为了更好的进行沟通与交流，经常会运用数字和谐音。例如55（音同呜呜，表示哭泣）、88（英语单词Bye-bye的谐音）、666（游戏中称赞玩家技术高，玩的很溜的意思）等。与数字的作用相同，字母也经常被人们用于网络语言。例如：Orz（失意体前屈）、cqy（处Q友，常见于交友软件）、+U（加油的意思）。在电脑上输出文字时，人们常常会发送带有的符号语言。例如：：-）（微笑的样子）；：-D（大笑的样子）；：-C（撇嘴的样子）等。

所有这些的例子都是为了表明，人们在使用网络语言的过程中始终是遵循着便捷的思维进行交流和沟通的。而这些网络语言更体现出我国在现阶段对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无论是经济全球化还是网络全球化，都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我国的大门，更好的走进世界，也让世界更好的走进中国。

这些汉语词形的改变，不仅能够使得有些呆板的网络语言变得生动活泼，还能够让枯燥乏味的日常交流变得更加的可爱与鲜明，让人们在网络交流的过程中享受到更加有意思的交流沟通方式，一种全新的体验。

网络语言就如同一把双刃剑，既有有利作用也有不利作用。优点在于网络语言能够快速的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使人们之间的沟通变得其乐无穷，更加便捷与高速的交流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沟通信息，也更加全面的适应了信息化与网络化时代的要求。不利的影响主要在于对汉语言的纯洁性会造成一定的冲击，对于传统的网络语言规范和现有的语言使用标准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这就要求人们根据网络语言的不断改进和发展做出相对应的网络语言规范的制定，适当加强对于网络语言的监管，对于低俗的网络语言采取一定的措施净化掉。

总而言之，网络语言的出现，不是某一个人的努力或是创造，而是经过无数人的磨合与探索，达到统一的效果，所以网络语言具有极其鲜明的民族特征，充分展现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能够健康、积极向上地不断发展，为汉语发展做出长足的贡献。

随着网络的大踏步发展，网络文化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冲击正在逐渐的凸显，而且这是历史发展的潮流趋势，是我们无法避免出现的问题。对于网络文化对传统汉语言的冲击，我们只要做到保证网络语言符合现代生活的标准，能够正常的为我们在网络上沟通交流提供一定的便利，就是符合当今网络文化发展的标准。伴随着网络语言的影响力逐渐增大，我们一定要重视网络语言对我们现代汉语纯洁性的冲击。人们插科打诨，嬉笑怒骂间，一些充满着色情与暴力的网络语言也在不断地冲击着汉语的纯洁性，更严重的干扰了网民交流和人们讨论的善意和与自由。所以，对于网络文化背景下的汉语言变异的问题我们要重视起来，时刻保持汉语言的纯洁性，保证我们祖先留下来的艺术瑰宝能够传递下去，让我们的子孙也能够体会到汉语言独特、优雅的魅力。

参考文献：

〔1〕闵毅.信息时代下现代汉语的功能变体——网络语言初探[J].科技信息，2008，（5）.

〔2〕真田信治等.社会语言学概论[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3〕何自然等.认知语用学——言语交际的认知研究[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4〕涂燕萍.孩子，有话你就好好说——关于中小学生使用网络语言的讨论[J].江西教育，2007，（1）.

〔5〕德春，孙汝建，姚远.社会心理语言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6〕乔星.社会语言学视角中的网络语言[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2）.

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格局变异研究 第3篇

一、新媒体概述

新媒体是在数字信息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 如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手机短信、移动电视、网络、桌面视窗、数字电视、数字电影、触摸媒体、手机网络等。相对于报刊、户外、广播、电视四大传统意义上的媒体, 新媒体被形象地称为“第五媒体”。

作为一种全新的媒体形态, 新媒体具有交互性与即时性, 海量性与共享性, 多媒体与超文本个性化与社群化的特点。

二、新闻传播格局的变异

1. 受众结构的变化

受众是信息传播的接受者, 是新闻传播的最终归宿。但受众具有主动性, 他们并非被动地接受新闻传播给予的信息, 而是主动出击, 寻求他们需要的信息, 同时, 在选择信息接收的工具和方式上, 他们也是完全自由的。新媒体的出现, 丰富了新闻传播的内容广度和时间跨度, 同时也丰富了新闻传播的手段, 给予受众更多的选择。这就造成受众的分流, 以及传统媒体受众的老龄化趋势。从《中国电视收视年鉴 (2011) 》公布的从2001年到2010年人均电视收视时间的统计表, 我们可以得知, 从2001年到2010年, 人均收视时间成整体下滑趋势。以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面临着受众流失的局面。

而流失的受众去哪儿了呢, 或者说受众利用在传统媒体上减少的时间去干了什么呢?CNNIC发布的《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止到2012年6月底我国网民数量己达5.38亿, 其中主要以2 0-29岁年轻群体为主并且40岁以上人群比重逐渐上升。网络视频用户达3.49亿人, 网民使用率为65.1%, 其中手机网络视频的使用率为27.7%, 相比2011年下半年提升5.2个百分点;网络新闻用户达3.9亿人, 网民使用率达73%。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缺席与传统媒体的受众被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分流。

同时, 投身于新媒体的受众仍是以年轻人为主。出于自身的原因, 很多年长的观众仍然偏向于选择传统媒体。年轻人的出走和年长者的留守导致了传统媒体受众老龄化的趋势。

2. 新闻传播内容的广泛性、时效性和互动性得到加强

新闻的内容方面, 传统媒体的新闻传播以政治、经济、文化新闻为主要内容, 对其他方面涉及较少。而新媒体时代, 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信息都会通过各种媒介传递到公众或个体的视野中。这些与民众生活关联度更高的新闻或信息更能受到媒体受众的青睐。

随着媒介形式的多样化, 特别是在自媒体出现后, 人人都可以成为“记者”, 比如, 2010年2月7日, 台湾花莲外海发生里氏6.3级地震。在地震发生后的短短一分钟内, 台湾和福建的网友已经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发布了这一条信息, 并被广泛转载。

由于这种自觉传播新闻意识的增强和新闻传播者数量的剧增, 新闻的时效性也得到了增强。因为很多网友发布的都是其现身、现时的信息, 也就是说新闻传播者当时正是在新闻发生的现场, 这真正实现了新闻的第一要义“快”。

另外, 新媒体时代改变了传统新闻只进行传播缺乏反馈的局面。在互联网和移动网络平台, 新闻后面的评论也是一项重要内容, 很多受众都在此发表自己的观点, 陈述自己的诉求。在微博、BBS、贴吧等互动平台上, 一个公共事件总能引起一定范围内的讨论。而且有时网民会针对某个公共事件或出于共同的利益、价值诉求发起众人参与, 例如盛行于2011年春节期间的微博打拐事件, 微博网友利用零碎的、非专业的行动配合公安部门, 凝聚社会力量打击拐卖儿童的犯罪行为。在这个事件中, 很多人既是受众同时也是参与者。

3. 新闻传播的手段得到丰富

新媒体和传统的媒体没有明确的界限, 新和旧本来就是一组相对的概念。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并存和相互掺杂、渗透, 使得新闻传播有了更丰富的手段。比如中央电视台以22个电视频道为主体, 此外还拥有央视国际网络 (CCTV.com) , 有的频道还有手机或PC客户端, 央视新闻频道还开发了央视新闻手机客户端。

新媒体在为受众提供了更多选择的同时也为新闻增加了传播的渠道。与以报纸、广播、电视、杂志为主要传播手段的传统媒体相比, 新媒体具有传播手段多样化的特点, 比如数字电视、网络电视、电子报刊、博客、拍客等。

三、促进媒介融合, 改善新闻环境

1. 在新媒体时代, 单一的媒介渠道已经不能适应新闻传播的需要。

新闻传播要面向更多的受众, 传递更多的信息, 也要求更多的人参与到新闻传播中来, 所以媒介的融合成为大势所趋。新媒体一方面作为与传统媒体地位平等的传播渠道, 另一方面还为传统媒体提供素材和线索。比如在2013年青岛“1122”爆炸事故中, 事故发生后的两个小时之内受众获取的信息基本都来自微博等新媒体, 之后电视、报纸等媒体的报道也大多采用手机图片作为素材。因此, 当下我们应该用开阔的思路、战略性的眼光来处理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关系, 报道更多更有意义的新闻。

(1) 传统媒体之间的相互配合

传统媒体之间也有新旧之别, 比如电视媒体相对于报纸媒体来说也可以算是一种“新媒体”。传统媒体要实现相互配合就需要集中媒体优势, 互取所长, 协同进行新闻传播。比如中央电视台把《焦点访谈》的解说词刊登在《北京青年报》上, 一来进一步扩大了新闻的传播范围, 二来弥补了电视媒体瞬时性的劣势。

(2) 新媒体之间的相互协调

新媒体有多种传播手段, 这些手段在进行新闻传播时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整合这些资源进行合理调配也能推动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比如, 新浪网体育专栏在进行体育直播时既有网络直播, 也开通了手机客户端, 这就充分发挥了移动通信设备的灵活性, 方便了受众, 也扩大了传播范围。

(3)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联动

新媒体以其灵活性能够把新闻的触角第一时间伸到第一现场, 同时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传统媒体则以其采编的专业性、整合信息能力强做进一步深入地分析。

笔者之前已经提及了中央电视台采用的多种新媒体形式, 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联动一方面可以增强传统媒体的活力, 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新媒体的规范性。

2. 由于网络是一个虚拟的环境, 加之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监管缺失, 导致新媒体在进行新闻传播时, 常有虚假和不良信息, 此外诈骗、诽谤等情况也屡有发生。

比如已经被刑事拘留的“秦火火”从2011年到被逮捕时利用新浪微博制造谣言3000余条, 严重危害了社会治安。因此, 一方面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对公民的思想道德教育, 从根本上抵制这种不良倾向, 另一方面也应该加大网络监管力度, 建立健全法律体系, 遏制这种不良行为。

结语

融合多种高新技术的新媒体为新闻传播事业提供了蓬勃发展的契机, 也极大地方便了我们的生活。虽然它也给传统媒体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但毕竟时代是发展的, 应该用前进的眼光去接受这种变革, 同时也要注意新闻传播具有很强的社会性, 因此应该对新媒体进行有效规范, 过分的自由也是有害的。

参考文献

[1]韩剑.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中国传媒科技.2013

[2]杨蒙.新媒介生态环境下电视新闻传播格局分析——以央视新闻频道为例.东南传播.2013

[3]刘连喜.新媒体论CCTV.com的第一个十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7

[4]杜蓉.自媒体新闻传播对传统新闻传播的解构与重塑.渤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媒体文化变异 第4篇

关键词：符号意义；变异；多样性；跨文化差异

中图分类号：G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60(2009)01—0091—07

一、引言

符号的意义就是符号通过符形所传达的关于符号对象的讯息。在我们生活的符号世界里，周围的符形无时无刻不在向我们传达讯息：商店门上悬挂的招牌向我们传递这家商店卖什么商品的讯息；柜台上标着的数字向我们传达着商品价格的讯息；墙上的海报向我们诉说着关于某种新产品的讯息；大厅里悬挂着的横幅向我们提供有关店庆大减价的讯息。我们从这些符形中获得各种讯息，也就意味着我们理解了符形的意义。

美国哲学家、现代符号学奠基者之一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S.Pierce)不但肯定了外部世界的存在，将符号对象引入符号三角，而且认为符号意义是在认知主体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此外，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还关心产生意义的生活背景，而不仅仅停留于符号本身。他在论及符号意义时，曾这样说过：“除非我们将指称对象同集体意识联系起来，不然它们不可能具有意义。”这里的集体意识指的就是符号使用者关于生活世界的知识积累，它主要来源于符号使用者的集体生活。这无疑是对符号二元关系的一种突破，使符号的意义获得一种开放性。

“意义”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符号意义的复杂性，主要表现为意义“生命”的过程性、意义类型的多样性和意义层次的开放性。意义是作为符号所指和能指同时产生的，它也有一个增长、变异乃至消亡的过程。在类型上，符号意义可以有不同的类别，如内涵意义和外延意义、理性意义和联想意义、象征意义等。在层次上，符号意义具有无限的开放性，除非现实生活的压力迫使我们中断这种在理论上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意指活动。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Cas—sirer)认为：“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他甚至把符号同人的本质等同起来，与人类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联系起来，把人界定为“符号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符号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创造和传承是以符号为媒介的。人是符号活动的主体，各种文化是符号活动的现实化、具体化。这样，通过符号活动，人与文化有机地联系起来。从符号学观点看，不同民族的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它反映着一定社会、民族的经济、政治、宗教等文化形态，蕴涵着民族的哲学、艺术、宗教、风俗以及整个价值体系的起源。千百年来，它以一种鲜活的形式承载着人类文化的传播，从而构成了文化的动态化符号。本文拟在跨文化视野的背景下探讨符号意义的变异和多样性。

二、符号意义的变异

意义在不断增长和延伸中可能会出现变异的现象。“变异”一词本来是生物学中的一个概念，指的是同种生物世代之间或同代生物不同个体之间在形态特征、生理特征等方面所表现的差异性。在符号学中，符号意义的变异指的是这样一种现象，即符号能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或同一历史阶段的不同场合具有多种不同的意义，而这些不同意义与原意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性。

1新理据与符号意义的变异

符号意义的变异主要是因为新理据的引入而发生的。建构新理据的讯息可以来自符号对象，可以来自符形本身，也可以来自符号所处的环境或符号认知主体的经验。

以文化蕴含丰富的“龟”为例。“龟”有“神灵”意。传说龟千年则能言，《左传》记：“龟兆告吉”。古有“龟经”、“龟旗”、“龟龙”、“龟镜”之说，象征吉祥顺利，因为古占卜时用龟甲。《礼记·王藻》记：“卜人定龟”。“龟”可指货币，古代曾以龟甲为货币，《易·损》载：“或盖之十朋之龟，弗克违，(远吉)”“两朋为一龟，十朋之龟，人象也”。古代人们首先认识到的是龟这种爬行动物生命周期很长的特征，《庄子·秋水篇》；“楚有神龟，死已i千岁矣。”曹操有诗：“神龟虽寿，犹有竞时。”唐朝李群玉诗《龟》：“静养千年寿，重泉自隐居。”因此人们“借龟之名，效龟之行，托龟之庇，以追求长寿，并相沿成习”，现在仍有“龟龄鹤算”之说。“龟”成了中国寿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而到了元代以后，龟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急转直下，由贵反贱，龟寿崇拜的习俗逐渐消失。其主要的原因是人们发现龟常和蛇、鳖在一起，就用龟来指称妻子与他人通奸的男子，明朝谢肇浙《五杂俎·人部四》中记：“今人以妻之外淫者，目其夫为乌龟。”“龟”可用来骂人，如“乌龟王八蛋”。“龟”还用来贬斥怯懦的人，如“缩头乌龟”。元朝尚仲贤《单鞭夺槊》第二折；“如今只学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

杨柳在中国文化中可用来喻指“盎然的春意”，《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就有春去冬来之意。杨柳风姿绰约，撩人心怀，因此常用“柳姿”来形容女子“姿色”。杨柳柳絮漫天飞舞，漂浮不定，所以，女子用情不专、移情别恋被称为“水性杨花”。南此，“花街柳巷”、“花门柳户”、“墙花路柳”、“寻花问柳”、“攀花折柳”等词语中的“花”和“柳”表达的是“妓院”、“妓女”等意思，杨柳作为象征符号所表达的意义发生了变异。

中华民俗中，处处可见鱼的踪迹。在人们的观念里，年年餐桌有鱼，象征年年有余，生活富足。鱼是表现吉祥主题的重要题材。鱼是怎样获得这种象征意义的呢?这可从上古历史文化背景着眼来进行考察：初民的谋食方式及对司水鱼神的崇拜使鱼成了丰收富裕的象征；而由水生殖信仰演化来的鱼生殖信仰及鱼本身繁殖力强的特性，使“鱼”在传统文化中染上生殖色彩，成为婚姻、爱情的象征物或性爱隐语。

由此可见，如果以符号对象的不同性质为理据，符号的意义就会发生变异。

2场景与符号意义的变异

符号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传播活动的全部意义，传播意义的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场景(所谓“言外之意”)。“场景”包含(1)符号系统自身的环境。如书写符号系统的上下文、实物实体符号系统的空间布局、图像符号系统意境配列关系等；(2)传受双方的已知信息背景。包括言语的话题、实物实体的“实用”功能、艺术系列的准备

知识等；(3)系统存在的社会环境。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文化氛围、传受双方关系彼此了解等。符号在传播过程中由于上述因素而衍生出来的意义，就叫“场景意义”。符号基本是我们与周围世界进行有效交往的工具，但许多感受不是在符号之中的，常常是“言不由喻”的。符形所处的环境也会为符号意义的变异提供理据。例如“他是个大学生”，如果在教授前面说这句话，意味着这个人是一个“初学者”、“没有经验的人”；如果在一群工人中讲这句话，则意味着这个人“是有学问的”，甚至可能是“专家”。由此可以看出，一个符形的意义是由其所在参考系决定的，参考系发生变化，意义也会随之变化。

假如没有一定的音乐知识和背景文化，西方的交响乐对中国人来说理解是十分困难的；同样，没有汉字修养和背景文化，中国的书法对外国人同样是不可思议的。系统内在的环境也是十分重要的，人们总是首先从符号系统内部寻找意义，而符号的内在意义不是预先可知的，需要加以分解和处理，了解其组合关系和结构，使意义显现出来。

3认知主体的经验与符号意义的变异

意义变异的理据性支持，有时候还来自于认知主体的经验。由于认知主体的经验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对符形进行解释的依据也会有差异，从而导致符号意义的变异。

《人民日报》海外版曾刊登的一则报道生动地说明了由于认知主体的经验不同而导致符号意义的变异。这则报道叙述的是：一对旅居日本的华人夫妇在东京开设了一家取名为“北京亭”的餐馆。他们拒不接待那些把中国称呼为“支那”的顾客。他说：“一听到有人把中国叫‘支那，我就不由地回忆起日本侵略中国，侮辱、残害中国人的那段历史。为了中日两国人民子子孙孙友好相处，请不要叫‘支那，要称呼‘中国……”。“支那”本是起源于秦代中国的异称，最初出现在佛教经典中，后传入日本，在日语中是古今中国的总称。“支那”在日语中并非贬义词，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侵略军总是使用该词，因此它就带上了一种特殊的语义特征。那些至今还用“支那”来称呼中国的日本人当然无法理解该词在老一辈中国人心中所激起的如此强烈的愤慨。

人们对语言的理解虽然主要取决于符号载体的所指意义，但是也常根据自己的经验或价值观繁衍出许多语用意义。因此，符号的意义常常根据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个人经历而表现出较大的变异。在西方，金发女郎，亭亭玉立，必然会受到老板或上司的青睐，英语中因而常用a fair-haired girl比喻“红人”，但汉语中的“红人”源于“红”象征顺利、成功或受人重视(《现代汉语词典》)，所以若用a red haired girl表示“红人”，则是张冠李戴，英美人可能会把它误解为“红头发女人”。同理，西方人读到中国的“白毛女”，往往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而难以窥见a white-haired girl所蕴含的“旧社会使人变成鬼，新社会使鬼变成人”的这种特殊喻义。

又如，rock and roll(摇摆舞曲)的明指意义是a kind of popular music with a strong beatand a simple，repetitious melody，但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说，rock and roll可能意味着ex—Citing，amusing，enjoyable，noisy，annoying等。同一个符号的意义，有不同的解释，完全是因为解释者所处环境和个人的经验等因素的不同所造成的。

三、符号意义的多样性

符号的意义是极其复杂的，这种复杂性在意义类型上表现为意义的多样性，如内涵意义与外延意义、理性意义与情感意义、象征意义等等。

1符号的内涵意义和外延意义

内涵(connotation)一词源于希腊语“conno—tare”——“附加”，指附加在词语(和其他传播形式)上的文化含义。一个词语的内涵通常包括其象征的、历史的和情感的内容。法国著名符号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神话学》(Mythologies)(1972)一书中揭示了法国日常生活很多方面的文化内涵，如牛排、薯条、清洁剂、雪铁龙汽车和摔跤等。他说，建议举办一个全世界的“什么事情是不言而喻的”(what—goes—with—out—saying)活动，以此揭示这个世界的内涵，进一步而言，揭示这个世界的意识形态基础。

相对的，外延(denotation)指词语和其他现象的字面含义或外在含义。例如，芭比娃娃(Bar—hie Doll)的外延指一个小玩具，1959年首次在市场上销售，最初它有11.5英尺高，胸围5.25英尺，腰围3.0英尺，臀围4.25英尺。与之相对，芭比娃娃的到来意味着母亲作为妇女支配性角色的终结，意味着消费者文化的重要地位。因为芭比是个把自己的时间打发在购买服装上的消费者，而且她正在与肯(Ken)以及其他玩具建立联系。不像其他玩具，芭比娃娃并不想赋予小姑娘以传统母性的角色——让她们模仿自己的妈妈，照顾“小宝宝”。

现在，芭比娃娃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和政治的象征。甚至有人将芭比视为除可口可乐、麦当劳之外，资本主义势力的另一种代表。在美国许多大学，“芭比学”甚至可以成为专门一堂课，透过芭比现象探讨女性心理、角色、男女关系，以及女性与社会的互动等问题。

符号的内涵和外延现象是一个非常具有能产性的生成过程，因为社会已经从人类语言为其提供的具有第一意义的符号系统，不断地发展出第二意义的符号系统。这样每个符号的演化过程就显得非常接近真正的历史人类学，每个第一意义系统的符号都真实记录下人类认知和行为的历史过程，有的符号当它作为第一意义系统意指的客观事象已经消失，但它却在第二意义系统里作为能指或作为所指获得新的意义而被保存下来。这时，我们甚至有可能从第二意义系统的意指去探求它的初始意义。比方说，“洞房”这个符号形式在第一意义系统里意指远古时代以山洞为家的原始婚姻情况，但在第二意义系统里以能指形式出现在表达层面，其内涵为“现代人结婚的新房”。第一意义系统的“洞房”成为历史词，或者叫“化石”词；第二意义系统的“洞房”成为内涵的能指(外延系统的构成)，它与原来的单位在外延上不具有同样的大小规格，不仅在质上有了新的蕴涵，而且在所指范围上也发生变化，例如旅行结婚的旅馆客房也属于“洞房”。在传播符号学的研究中，第一意义系统的符号构成第二意义系统的所指，也就说语言符号被用来描述传播符号系统中的能指，它起着元语言的作用。新婚夫妇在旅行途中租借了旅馆的客房，度过他们新婚的第一夜：“客房”作为文化性符号存在于第二意义系统的能指，其所指如果是一个外延符

号——“洞房”，那么“洞房”又是作为元语言对“客房”进行了重新定义(即被意指)。

由此可见，符号的内涵意义和外延意义并不是永远固定不变的。客观事物本身是发展变化的，随着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符号意义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相同的词语在不同的符号情境中的内涵意义和外延意义也有所不同，这些意义与社会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等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

2符号的理性意义与联想意义

理性意义是符号解释项中认知主体在判断、推理等活动基础上获得的那部分内容。科学解释就是理性意义的典型例子，因为在科学解释中，情感意义被严格地排除在外。如果说理性意义是语言表达某一客观事物、某一思想概念时所获得的意义，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指称意义，那么符号的联想意义则是人们在使用语言时联想到的现实生活中的经验，表达人们在使用语言时感情上的反应，是符号在认知主体头脑中激起的肯定或否定的心理反应，如喜欢、愤怒、悲伤、恐惧、爱慕、厌恶等。并从广义上显示出特定语言集团的社会文化特征，因此有的语言学家称之为社会文化意义(social—cultural meaning)。

语言中有一类词语的联想意义大大超过它的理性意义。如果观点和情感是通过这类词语来表达的话，信息的情感意义就会超过理性意义，听者和读者对所说的内容便无法作出正确的评价。正如英国语言学家杰弗里·利奇所说“理性意义是语段公开的或者字面上的意义，即从表面上看来，它告诉我们这语段是‘关于什么的。相反，情感意义则是一种内涵的、潜在的意义。”

一个民族或语言社区是在一定社会历史阶段上发展起来的人类群体。它有着共同语言、共同区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种共性不仅知道和控制人们的心理、情绪，而且为人们提供价值观念、思想方式、行为规范，从而使人们按照一定的导向去生活、行动，形成一个民族共同的精神形态上的特点。这种精神形态的不同又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别的民族的重要标志，它包括思想、意识、感情、心理等不同的精神特征。柳树在汉语中通常被赋予分离、思念的联想意义，在“诗经”中就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描述。它比较形象地概括了戎边战士思念家乡和亲人的感情。在中国古代诗词中，借柳树来抒发离别思念之情的很多，如李白的“忆秦娥”中的“奏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春夜洛城”中的闻笛：“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温庭筠的“河传”中的“若耶溪，溪水西，柳堤不闻郎马嘶”。柳树之所以具有这样的文化内涵，是因为中国汉字文化中的谐音造成的。“柳”与“留”谐音，在长期的文字使用过程中，将“挽留、离别、思念”等这样的涵义赋予“柳树”也是很自然的，柳条纤细柔韧，象征情意绵绵，永不相忘，这也恰恰反映了中国人喜欢以物喻人，借景抒情，崇尚自然的文化心理。古诗中一个“柳”字有时竟能确定整首诗的基调及主题。中国画也是崇尚写意，而不重形式的，也许画面中对于柳树寥寥数笔的描绘就完全能使人意会到其中深藏的涵义。

而willow在英语中却与中国文化中的“柳树”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它常能使人联想起悲哀与忧愁，失去心肱的人等等。如在莎士比亚《奥赛罗》(Othello)中，苔斯德蒙娜(Desdamona)就曾唱过一首“柳树歌”，表达她的悲哀，同时暗示了她的死。在《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Venice)中，Lorenzo提到女王Dido因她所爱的人Aeneas遗弃了她，柳树象征悲哀，她过度悲哀而自杀。在Dryden所写的“Secret Love”中，柳树也有这样的联想意义：if you had not forsaken me，I had you：so the willows may flourish forany branches I shall rob them of，这些都表明willow与汉语中的柳树虽然所指物体相同，但其中所包涵的文化内涵却不同。

由此可见，符号的意义和社会文化是紧密相关的。在言语交际中，由理性概念所产生的字面信息并不难接受，因为字典中对词汇的理性意义一般均有明确的定义。而附加于理性意义之上的联想意义，即文化信息，由于受交际双方文化差异的制约，就不那么容易接受。

四、符号的象征意义与跨文化差异

在符号学意义上，象征是符号的普遍功能，广义的象征可以理解为用一种事物指代另一种事物。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语言符号和表象符号都是象征符号，象征性可视为符号的一般功能。但是，在文化语境中，语言符号和表象符号的象征性功能要比在认知语境或交际语境中的符号更为复杂一些。

首先，文化语境中的表层符号(包括语言和表象)不仅仅指涉另一个事物或意义。某个词或词组与某种视觉表象或听觉表象指涉另一个事物或意义，而被指涉的物体或意义反过来又表示超出其本身的某种事物或意义或具有一个联想的区域。

其次，一般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必须是约定俗成的，但文化语境中表层符号的这种象征联系既可以是“公共的”，如旭日象征诞生、竹象征气节、玫瑰象征爱情，等等；也可以是“个人的”，如麦尔维尔《莫比·狄克》中的白鲸、布莱克《病玫瑰》中的玫瑰等，它们更多被赋予了个人的独特的指涉含义，其解码也更为困难。

再次，一般符号象征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结合关系可以是任意的，只要约定俗成，得到群体的认同即可。这种任意性表现在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不必存在什么性质上或结构上的相同性，两者可以是“异质异构”的结合关系。能指一旦引出所指，其自身可以完全消失，并不影响符号的象征功能。而文化语境中的象征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要求是“异质同构”的，两者具有结构上的一致性，且相互依存不可分解，离开能指(符号的表象或语言的音形)来理解所指，往往使原有的象征性发生变异，甚至导致符号功能的消失。

通过分析跨文化视野中符号的象征意义，我们可以管窥一定社会文化生成与发展的源流与底蕴，对一个民族文化之根进行深刻的挖掘。

作为现象符号的神话主角鹰、蛇，积淀了厚重的文化内涵，鹰蛇喻象形成一套具有传统喻义和道德评价色彩的符号系统，在人类神话系统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鹰与蛇在中西方文化背景下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

中国南鹰蛇变形而来的龙和凤，经过古人想象，不仅成为华夏民族最神圣的徽号，而且广泛参与喻象符号的生成。如：龙凤用于比喻帝王、帝后。秦始皇被称为“祖龙”，杜甫《哀王孙》诗：“豺狼在邑龙在野”，龙指唐明皇。皇帝登位或死亡称“龙升”，帝王生气为“龙颜大怒”。“龙凤”也用于比喻才德兼备、杰出非凡者。屈原的作品开

辟了“虬龙鸾凤，以喻君子”的传统，后世诸葛亮、庞统分别有“卧龙”、“凤雏”之称。中国古人在创造这一系列符号的同时，也塑造了美好的自我，“龙”“凤”成为诗意浓郁的中国文化环境中鲜活的生命。鹰在中国常作为英勇机灵高洁人品的象征，唐代诗人柳宗元在《笼鹰词》中塑造了勇猛进击、气势不凡的苍鹰形象：凄风淅沥飞严霜，苍鹰上击翻曙光。

在西方，鹰蛇喻象出现于文人作品较早的，是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特斯》三部曲，在悲剧中，阿伽门农出征归来，被自己的妻子克吕墨斯特拉伙同奸夫杀死，剧中克吕墨斯特拉的喻象就是毒蛇。从文艺复兴开始，鹰蛇符号不再是基督教神话中宗教观念的载体，而是贯注了内在的活力，按照人格化的道路发展，直接与人的生命状况相联。这突出表现在莎士比亚的剧作中，莎士比亚多次用鹰蛇作为人的喻象，如李尔王称自己狠毒的女儿是“毒蛇”、“饿鹰”，美丽、狡猾又富于激情的克莉奥帕特拉被她的情夫安东尼称为“尼罗河畔的花蛇”。18到19世纪，鹰蛇作为文学符号也冲破古典主义规则，在文人话语系统中重新崭露其强悍与野性的面貌，并一直延续到现代。此期，有感于现实世界中弱肉强食的惨烈，鹰常作为暴君的象征，如拜伦称拿破仑为“盘桓不去的兀鹰”，穆尔称神圣同盟的君主“犹如掠夺成性的鹰鹫”。

由于宗教、文化、民族、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以及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差异，不同民族赋予颜色的情感语义、象征语义和文化语义是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对立的。同一种颜色以各种联想作为桥梁，与不同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时就会产生不同的情感意义和象征意义。当它与不同的文化相联系时又会产生不同的文化意义。以“黄色”为例：汉语中的“黄色”在中华民族所产生的情感及其象征意义显然不同于英语的yellow在英语文化中的象征意义。“黄色”几乎成了中华民族及其尊严的象征。这不仅是中华民族是“黄皮肤”的民族，拥有“黄土高原”以及母亲河“黄河”，且被认为是“炎黄子孙”的象征。我们的国旗上绣有“黄色”的五角星。在历史上，“黄色”一直是“尊贵”的象征，只与帝王将相相联系。传说皇帝服黄衣，戴黄冕。隋、唐时，华贵的服装被称为“黄衫”，皇帝的文告须用“黄”纸写，被称为“黄榜”。在《野客丛书·禁用黄》中有这样的记载：“唐高祖，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服黄袍，遂禁士庶不得服。”在英语文化中，黄色的皮肤被认为是由于嫉妒导致黄胆汁分泌过多的缘故。肝炎患者的典型症状之一就是yellow eyes，面部有一种jaundiced view。有趣的是“肝”曾被认为是theseat of love，因此yellow成为象征jealousy的色彩。早在17世纪，英语中就有了短语wearyellow hose，意思是jealous。在1602年，Mid—dleton把富有嫉妒心理的女性描写为yellow la—dy。1611年，莎士比亚在The Winters Tale中首次使用了yellow jealousy一语。

由此可见，文化语境中的符号往往能以一种人们所不期望的方式影响整个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是人类古往今来文化形态共同的深层“密码”，无论是自然的、历史的还是现实的、心理的，都无法越过文化形态直接获得，所以，我们在自己头脑中对客观事物进行符号思维的时候，决不能忽略符号在不同文化中所表达的不同含义。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不同民族语言的符号意义，其具体的形成条件往往是各不相同的，每个民族都有着不同的文化历史和文化特征，他们特有的生活习俗、心理定势、思维方式、观察视角等，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制度中得到特殊的传承、变异以形成与该民族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文化特征。在其发展过程中语言符号系统和符号意义的生成都被刻上了社会生活的烙印，反映了一个特定社会独特的文化传统。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Cassirer)所说，符号是把人与文化连接起来的中介物、媒介物。人是进行符号活动的动物。正是“符号现象”构成了一个康德意义上的“现象界”——文化世界，正是“符号活动”在人与文化之间架起了桥梁。符号象征，经由语言才能得到诠释。我们要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运用结构分析、功能分析、意义分析等手段，对各种复杂的符号进行动态分析，揭示这些符号在不同文化中的象征意义，揭示其产生与发展的内在规律与生成模式，深入地挖掘其深层结构中的文化内涵，促进跨文化的言语交际和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新闻传媒的消费主义文化变异 第5篇

关键词：新闻传媒,消费主义,文化

所谓消费主义文化一般是指西方国家在消费上所体现的价值观, 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生活方式。改革开放后国外的消费理念也渗透到国内, 使我们的消费文化产生很大变化。

一、消费主义文化的发展

消费主义实际上来源于十九世纪末, 当时美国的农业生产偏向于商业化, 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而生活方式的改变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更新, 人们的价值观念由原来的节俭方式转变为消费模式。消费的新理念是促进消费, 使人们忽视了自己的实际需求, 形成了极端的消费模式, 逐渐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如今, 西方国家的消费是满足自己的欲望, 而不仅仅是满足自己的实际需求。20世纪90年代期间, 在全球化的经济发展趋势下, 我国结合着自身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状况, 逐渐形成了中国式的消费主义文化。

二、新闻传媒的消费主义文化变异的表现

(一) 传播内容发生改变。当今社会处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 新闻传媒也一步步向更大的利益发展, 也让新闻传媒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新闻媒体是中国媒体在长期的发展形式, 其影响力十分广泛, 随着社会的发展, 媒体报道的焦点集中在生产方式上, 包括娱乐、旅游、家庭、烹饪、服装等。 同时, 还增加了反映市场发展趋势和社会讨论的热点报告, 使新闻媒体的传播具有现实意义。

(二) 新闻传媒的运作理念发生改变。新闻媒体的受众作为信息的主体, 具有一定的知情权, 而新闻媒体也要提供相应的平台。而现在新闻媒体的经营理念发生了转变, 受众群体将被视为是新闻媒体的发展和吸引消费者的重要对象。 能够吸引更多的受众和引导消费、推动新闻媒体经济效益的增长是新闻媒体的成功运作。由于新闻媒体运作理念的转变, 使得新闻媒体只能向受众传播各种信息, 使受众成为主要的消费主体, 以促进消费为主要目标, 这一理念已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市场化的媒介消费文化。

三、新闻传媒的消费主义文化发展建议

(一) 完善新闻传媒的保障制度。在市场经济背景下, 新闻媒体的运作模式和传播的内容主要依赖于文化理念和新闻媒体本身, 而在这一点上, 我们需要发展完善的消费文化体系, 以确保新闻传播和国家文化的规范。据调查, 信息采集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比例约为8:2, 在发展过程中, 由于业务部门人员的限制, 质量难以保证。我们要提高各个部门的水平, 要对各部门的相关人员进行培训, 符合新闻媒体的基本要求。1.描述清楚。有一定的语言能力, 清楚新闻的内容, 必须要严格规范, 也要明清方向, 清晰表达以至于理解。2. 创新内容, 一个事件的发生, 得到最新的资料才是最好的。所以我们要宣传有新意的内容, 体现创新。3. 注意语言的真实, 报道的内容和语言的表达都要注意事实, 不能随意改变新闻的意思。4. 节奏明朗。语言不要死板, 要简单、干净、利索。

(二) 结合播音员的自身因素。1. 实践经历。很多的主持人和播音员, 曾经担任过其他不同的职业, 在这些实践的过程中丰富人生经历, 拓宽视野、增长知识, 形成自己的风格。2. 专业职业素质。主持人的播音风格一定有专业素养, 一定有专业基础, 要有熟练的表达能力。3. 性格特点。结合个性特点, 选择适合的广播风格, 比如稳定的个性, 适合稳定和简单风格的广播;如活泼的个性, 适合幽默风格的广播, 如个性张扬, 适合尖锐的哲学风格。此外, 人们的文化层次、 审美观念、价值观念、形象定位也是影响广播电视传播特点和风格的重要因素。

( 三) 结合节目定位和媒体发展的趋势。电视行业的激烈竞争, 新闻呈现出多层次、多形式的发展趋势, 个人风格的广播和电视节目定位结合在一起, 或根据个人创建一个自定义的程序, 程序的位置和个人特色的完美融合。当前媒介技术日新月异, 广播风格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和要求, 跟上时代的潮流, 这一点对地方电视台来说尤为重要。

(四) 结合地方化特色。地方电视台的观众一般是本地区民众, 因此节目一定要有当地特色, 结合本土生活, 符合当地人的审美。一些电视台的主持人会用方言来主持节目, 这样更能接近当地观众。

四、结束语

从总体上看, 基层电视台新闻广播的特点和风格一定要与新闻广播的基本原则、播音员的个人特点、媒介的发展趋势和地方特色相结合, 使一些基层的电视台具有影响力, 吸引更多的观众, 提高竞争力, 提升收视率, 培养主持人的能力, 同时也提高广播电视台的整体水平。

参考文献

[1]陈巍.高等院校外语专业资料室的特色建设——以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资料室为例[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3 (01) .

[2]刘思伽.探讨广播电视新闻学教学模式[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3 (01) .

[3]张华.传媒开展舆情汇集与分析之浅见[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3 (01) .

媒体文化变异 第6篇

关键词：澳大利亚英语,文化,变异

众所周知, 澳大利亚英语是英语的地域变体之一。澳大利亚人口中绝大多数是欧洲移民的后裔, 在漫长的社会进程中, 英语受到澳大利亚特有的地理文化民族社会等特征的影响, 而演变成了今天的澳大利亚英语, 逐步成为了澳大利亚的全民语言。澳大利亚英语在被使用的过程中逐步在语音语法词汇语句等方面发展, 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一、语音

澳大利亚英语语音大致有三种类型, 澳大利亚土音 (Broad Australian) , 澳大利亚普通音 (General Australian) 和澳大利亚雅音 (Cultivated Australian) .其中开阔音是一种不标准的发音, 多为下层社会的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使用。雅音受早期英国上流社会的发音习惯影响, 一些人认为使用雅音能够体现身份和地位。标准音介于两者之间, 是在这两者基础上发展演化而来的雅俗共赏的口音, 使用它的人占到总人口的55%。澳大利亚英语语音的另一大特色是地域之间的发音高度相似, 没有地区之间的差别。其原因首先澳大利亚英语的发展历史比较短, 是在人口流动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另外, 澳大利亚居民多来自英国早期的劳工和囚犯, 他们使用相同的英语进行交流。

二、词汇

澳大利亚英语的词汇多样且丰富, 积极的反映着社会变化, 体现着澳大利亚文化的多样性和社会的进步性。

土著文化

土著居民在澳大利亚大陆上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历史, 形成了多种部落和语言。早期移民刚刚到达这片土地的时候需要使用词汇来命名崭新的环境, 为了填补空白从土著语言里借用了很多词汇。尤其是对于一些在欧洲大陆上没有的动植物, 地理和生活词汇。比如boomerang (土著人的狩猎工具飞旋镖) wombat (袋熊) koala (树熊) , dingo (野狗) , bandicoot (袋狸) , galah (小鹦鹉) , taipan (眼镜蛇) , platypus (鸭嘴兽) , lyrebirb (琴鸟) 。植物类的有:burrajong (异叶瓶木) , bunya (大叶南洋杉) , boree (垂权相思树) , waratah (特洛皮) , brigalow (镰夜相思树) , cunjevio (海芋) 等等。并由此产生了一些与之相关的生活俗语。如:as busy as a bandicoot忙忙碌碌;as lousy as a bandicoot吝啬的、小气的;to sit like a koala静如树熊;up a gumtree进退两难;as long as the gumtrees像渡海桉树一样久远。这类词汇都是土著文化在澳大利亚英语词汇中的反映。

羊背文化和矿车文化

澳大利亚被称为羊背上的国家和矿车上的国家, 羊毛工业和采矿工业, 尤其是淘金热等对澳大利亚英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十九世纪中期澳大利亚成为了全球知名的羊毛供应国, 羊毛经济带动了澳大利亚经济的发展, 因此我们可以听到和剪羊毛有关的词汇gunshearer (剪羊毛行家) flyer (动作飞快的剪毛工) , deuce (一天能剪200只羊的剪毛工) , dreadnought (一天能剪300多头羊的头等剪毛工) , 当然也有差的, 如ringer (剪羊毛工中的最慢者) , snagger (马虎的剪羊毛工) 。而采矿业, 尤其是十九世纪50年代的淘金热也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促使了大批移民的涌入。这样的词汇有digger (淘金者) , diggerism (淘金主义) , night-fossicking (夜里盗金) eader (冲积金矿石) hungry quartz (没有希望的石英矿) , shicer and duffer (贫矿) 等。澳大利亚独特的矿业和畜牧业发展使英语词汇变的丰富起来。

移民文化

澳大利亚早期的移民文化体现在一些俗语的使用上, 因为最先来到澳大利亚这片土地的人多是英国的劳工和囚犯, 他们受教育的程度比较低, 经常使用一些俚语俗语进行交流, 而这些逐渐演变成了一部分澳大利亚英语词汇。例如, a picnic (一件难办的事) , clean potato (自由人) , copshop (警察局) , storyman (骗子) 等。二战后, 先后有140多个国家的人移民到了澳大利亚。大量外国移民的涌入带来了各自母语文化和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这些不同国家的不同特色的文化习俗给澳大利亚英语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而这些词汇在饮食方面体现的最为明显。例如:schnitzel, delicatessen从德语而来, 分别指炸牛排和熟食店, 法语中的bri oche (小甜卷) 和croissant (牛角面包) 也是澳大利亚人爱吃的小点心, spaghetti和lasagne这两种独具特色的意大利通心粉也已为澳大利亚人所熟知。

全球化的影响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 全球化的趋势加快对澳大利亚英语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比如二战后美国经济实力大幅提高, 美国文化, 价值观和语言对澳大利亚语言发展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比如candy (糖果) closet (壁橱) draft (征兵) guy (人, 家伙) lowdown (内幕) grade (年级) hi-fi (高保真音响设备) Says you! (你胡说!) So's your old man! (去你的吧!) 等也都在澳大利亚英语中使用。

三、语法

在书面语与正式用语方面澳大利亚英语与英国英语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别, 但是在非正式用语尤其是口语中澳大利亚英语体现出一些明显的特点。首先是代词she的特殊用法。在澳大利亚英语中she常用来替代it或that来指代那些无生命无人格的事物。其次, 在澳大利亚英语中常使用mate指朋友并且用good day和人打招呼, 这在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里是不常见的。再次, 在澳大利亚英语中否定形式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表达, 比如I don’t see it和I don’t see nothing是同一意思。另外, 澳大利亚人比较常用缩略词。例如澳大利亚人把自己称为Aussie (Australia的缩略形式) , 喜欢足球的人会把football称为footy, 夏天看到冰凉的啤酒会充满喜悦地把它称为a coldie。这和他们简明, 直接, 不拘一格的生活态度有关系。

四、结语

媒体文化变异 第7篇

笔者深入河北省五所高校,通过问卷调查及访谈等方式,了解校园语言变异的主要类型, 以及大学群体对校园语言变异的认知程度及态度。问卷共发放230份,收回204份,有效试卷202份。内容涉及经常使用的校园语言、使用校园流行语的心理、对校园语言的态度及改善校园语言环境的建议四个方面,共计20小题。访谈对象为高校学生、学生工作者及管理人员,了解他们对当前校园语言环境现状的态度及意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校园语言文化建设的策略,以期为各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提供参考。

一、校园语言的变异类型

(一 )语音变异 。

在校园交际中,大学生常利用数字或字母谐音、叠音词等,创造性地传递特定信息,巧妙地表达一定的思想内容。如用数字“1314”替代“一生一世”,用“美眉”代表“漂亮姑娘”。这些用法形式简单、容易记忆,正好迎合大学生追求时尚、喜欢创新的心理,因此备受欢迎。

(二 )词 汇 变 异 。

在校园流行语中,大学生大量使用新创词、缩略词和旧词新意等,反映大学生特定的社会文化心态。如将“偶像”赋予“呕吐对象”的意思 ,将“天才”赋予“天生的蠢材 ”意思等。此外,“泄题门”、“李跑跑”、“打酱油”、“俯卧撑”等网络及热点新闻词汇成为校园语言的热门。

(三 )句 法 变 异 。

在校园流行语中, 汉语词汇和英语单词的混合形式及汉语词语与英语语法形式的混用构成了校园语言的另一种变异形式。如“你Out了”表示“某人落伍了”、“今天办事不顺,郁闷ing”表示“今天办事不顺 ,正在郁闷”。这种表达方式缩短了同学间的距离,使交际活动变得生动轻松。但是这样的搭配又有些不伦不类,影响汉语的规范表达。

二、校园语言变异原因

(一 )多语言环境 因素。

当今大学校园为学生提供了开放的多功能交流平台,学生可以利用这些平台与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程度及不同语言使用习惯的群体交流,渐渐形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语言,而这种语言多数情况下是语言变异后的产物。当前现实的语言环境、网络语言环境、媒体语言环境及政治语言环境不同碰撞,促成校园语言的变异,大学生通过使用这些变异的语言可以轻松实现不同语言环境的切换及交流。如“有木有”,也就是“有没有”,来自于地方方言 ;“屌丝、逆袭”来自于网络语言 ,等等。

(二 )大学生 心 态 因 素

不同于其他群体,大学生群体的经历相同点比较多,对学习、生活、就业及社会期盼等各种压力有共同感受,由此形成共同的心理状态,使用校园流行语是他们宣泄心情的重要途径。

具体来讲,大学生心理状态可分为“从众心理”、“仿效心理”、“防御心理”、“求异心理”。“从众心理”是过集体生活的首要心理,是大学生祛除孤独感的心理状态,这种状态有利于校园流行语的传播。“仿效心理”来源于各种媒体的影响,如电影中的台词、明星说过的话等。“仿效心理”可以使这些语言或加工过的这些语言迅速成为校园流行语。“防御心理”则是体现大学生的自我保护和自我宣泄,因此,像“伤不起”、“吐槽”等词汇能成为校园流行语。最后来说“求异心理”,这是大学生自我个性展示需求形成的,目的是体现自我价值和个人魅力,如常见于微博的“任性”、“nozuo,nodie”等。

(三 )社 会 心 态 因 素 。

校园语言的变异是大学生社会心态的折射, 是某些社会情绪的反映。当前,“90”后成为大学生主体,他们独立的个性与传统价值观相冲突。他们渴望自我展现,成为流行语的创作者和传播者的主力军。“卖萌”、坑爹”、“吃货”这些词就是很好的印证, 这些校园流行语的传播为他们宣泄情绪提供了一个平台。

(四 )政 治 环境 因 素 。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宽松的政治环境允许多样化多层面语言环境共存,为校园流行语的存在奠定了基础。正是有了这个基础,各种“体”的流行语才层出不穷。除此,流行语与政治还有明显的相互作用。很多校园流行语来自于政治事件,如“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已成为大学校园里的高频使用语句,用于讽刺目的。还有“我爸是李刚”等,这些词的流行扩大了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起到监督作用。

三、语言变异背景下的高校校园语言文化建设策略

针对校园流行语已融入校园文化中,因此,如何正确引导学生, 使校园流行语的使用发挥积极作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校园语言建设尤其重要。根据校园语言变异原因分析及调查结果,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校园语言建设策略。

(一 )营 造 校 园 文化 氛 围 ,塑 造 优秀 的 人 物性 格 。

大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可塑性比较大。因此,校园文化建设首先要从塑造人物性格做起。首先要营造好的校园文化,用优秀的传统文化及人文精神培育人、塑造人,使他们真正懂得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其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武装人, 使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处的人生坐标,积极奋进地投入到社会主义事业中。

(二 )加 强 现 代 汉 语 建 设 ,引 导 学生 正 确 对 待 多 语 言 环境 。

在塑造人物性格的同时, 更要突出现代汉语在校园文化中的地位。学校和各种社团要通过各种形式学习与传承现代汉语。同时引导学生正确对待网络语言、媒体语言、官方语言、方言等多语言环境,使校园语言建设在变异的前提下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

(三 )规 范 语 言 ,促 进 现 代 汉 语在校 园 中 的 体现 。

学校要制定统一的语言使用标准,规范教师授课、学校标语、校园媒体及各种社团公共场合使用的语言,并把语言使用纳入考核指标,促进现代汉语在校园语言中的体现。同时不限制积极校园流行语在校园中的使用, 使之成为校园文化建设的补充。

(四 )开展 心 理 疏 导 ,使 学生 正 确 对 待 负 面 情 绪 。

学校应提供优质的心理疏导服务, 及时掌握学生的心理动态,针对校园流行语中体现的负面情绪及影响及时疏导,帮助学生排解不良情绪,使学生积极面对人生,学会在顺境与逆境中调整自我、激发自我。

四、结语

媒体文化变异 第8篇

一、“忠”、“孝”在中国

“孝”在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价值理论中有基础和核心的重要地位, 虽然在儒学价值体系中居首位的是“仁”, “仁者, 人也, 亲亲为大”。但是, “仁”是以“孝”为基础的, 是从宗法血缘关系的亲亲情谊出发来谈论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的。例如:孔子说:“弟子入则孝, 出则第, 谨而信, 泛爱众, 而亲仁。”孟子认为:“仁之实, 事亲是也。”《孝经》曰:“五刑之属三千, 而罪莫大于不孝。”“教, 德之本也。”“孝, 民之本也。”可见, “孝”和“仁”的关系不是孰轻孰重, 而是根系相同。“孝”是“仁”最根本的方面及核心的内容。《吕氏春秋孝行览第二》指出:“夫孝, 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世之纪也。”而后, 汉代明确宣布以孝治天下, 所谓道有百行, 以孝为先。于是“孝”成为国家生活中的根本。

“忠”也是一直被中国历代统治阶级所提倡的伦理观念, 但一直没有绝对化。孔子主张的“臣事君以忠”是有前提的, 即“君使臣以礼”。中国向来的“民以君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价值取向也充分表现出“忠”不是最根本的道德标准。而且中国人也反对“愚忠”, 主张忠臣直谏, 辅正君王, 而不是唯命是从。因而当“忠”、“孝”不可两全时, 中国人往往舍“忠”而选“孝”。中国有“杀子全义”之例, 却从未有过“杀父全忠”之例。李密书《陈情表》, 包拯中进士却不仕而归家养母, 都是历史上“孝”的美谈, “忠”在这里就不足为道了。

由此可以看出, 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 “忠”和“孝”的天平两边, “孝”的分量更重。“孝”往往是“忠”的前提。《孝经》中“君子之事亲, 故忠可移于君”, 汉朝时举孝廉的选管制度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而“忠”则是“孝”的一个衍生体, 把对长辈的“孝”心移植到君主和统治阶级身上, 便成了“忠”心。

二、“忠”、“孝”在日本

“忠”、“孝”这两个儒家传统观念对于日本人来说, 都是从中国引进的“舶来品”。而“忠”、“孝”的地位之差在两国却大相径庭。

在中国历史即将进入唐王朝之时, 日本圣德太子将“忠”明确定为绝对的伦理道德原则, 记载入《十七条宪法》中。该《宪法》强调了臣子对君王的绝对服从关系:天皇是独一无二的最高首领, 所有臣民都要忠于天皇和服从天皇。这种“皇命绝对”的思想对日本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 掌握兵权的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大将军执掌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大权, 但他们并没有推翻天皇并取而代之, “忠”的思想在这里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不断地“改朝换代”、“胜者为王”。美军占领日本后大大地利用了这一点, 在《宪法》中规定:“天皇是日本国民整体形象的象征。”二战中, 如果没有人民对“天皇”的一项热情, 那么法西斯找什么借口去引诱日本人上战场做杀人机器呢?

“孝”虽然在日本文化中也有重要地位, 但它作为“舶来品”的痕迹更加明显。在引入中国儒家的“孝”之前, 日本人没有“孝”的观念。日本早期的神话故事中日本国土和诸神的主神居然是一个不从父命、胡作非为之人。而且, 日本的“养子制度”和歌舞伎、花道等艺术世家可由得意弟子继承艺名或家系的传统做法也与中国儒家所谓的“异性不养”的养子制度和做法相违背。日本法律直至1973年还保留对杀害亲属的处罚重于其他杀人事件的规定, 这正说明, “孝”在日本是靠法律来维持的, 也不像在中国已成为人心中的价值标准。

总之, “忠”在日本的地位要高于“孝”的地位, 这种“忠”是对日本最高统治者的绝对忠诚, 已经被绝对化。而“孝”并没有如此大的影响力。

三、产生这种文化变异的原因

文化分为外围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几个层次, 其中精神文化对于各个民族、国家来说, 往往是最根深蒂固的。因而, 当儒家这种传统精神文化传入日本之后, 很明显不可能完全取代日本原有的精神文化, 要受到日本人文条件和原有精神文化的改造, 以适应日本人的自身特点。

中国的“孝”的价值取向是建立在血亲关系和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价值意识之上的, 就是在现今社会, 虽然西方文化不断侵入改造着人们的思想, 但是这种亲子关系仍然没有松散。“亲族企业”、“裙带关系”在社会主义的今天仍然普遍存在。而在日本人“家”的观念中, 与中国重视儿孙满堂和血统延续的家族观念相比, 更重视家业的兴隆和家系的延续。这是由于其国教神道教的“氏神”信仰是以地缘为纽带的。在这种重视家业和家系高于重视血统的价值取向作用下, 不可能生成“血缘道德至上”的伦理价值体系。所以“孝”道在传入日本后, 虽然受到统治阶级的倡导, 但并未像在中国一样成为人民整个伦理道德标准的基础和核心。也就是说“孝”作为儒家文化中的一方面, 并没有在日本被发扬光大。

中国儒家提倡“仁”, “仁者爱人”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 同时也是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孟子提出“仁政”, 主张政治上以德服人:“以力服人, 非心服也, 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 中心悦而诚服也。”董仲舒也提倡“王天下”而非“霸天下”。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人本位的思想, 并且排斥法律手段, 在这种情形下, 统治者的最高地位的绝对性实际上是打了折扣的。因为“仁”的思想是相互的, 要求人民服从帝王, 同时也要求帝王体恤人民;如果帝王不恤百姓, 百姓自然就可以推翻它。因而中国历史上, 政权不断交替, “忠君”的概念也在混战中模糊。尤其在五代十国之类的历史条件下, 三日易君、五日易王之事多得很, 忠于哪个君王才叫忠呢?因此“忠”君只作为“孝”的产品。君可易, 父不可易。那么, 统治者只能唤起孝父的精神, 进而提出“子万民”的说法, 才能使人民忠于自己。而在日本, “忠”的价值取向是建立在以天皇崇拜为核心的神道信仰和“主恩从报”意识基础上的, 效忠的对象是非血缘关系的天皇和自己从属的主君。在中国, “神权”和“君权”一直没有完美融合, 但在日本, 神权和君权得到了极大的统一。这样, 对君权的遵从也就等于对神权的尊崇。抗君, 也就等于逆神, 对百姓有极大的震慑力。由于日本国土的狭小, 人们生活环境较恶劣, 因而日本的家族并不完全借血缘关系来延续生存, 而是互相服从。而为了团结一致, 这种对非亲族关系的人的服务成为为天皇服务的基础。

四、结语

儒家传统文化是中国古老中原土地上土生土长的文化体系, 具有这块广阔的温带土地和中国人种特性赋予它的特质。这些特质在儒家文化传入日本后并不适应狭小的海岛文化和日本人种文化, 因而必然会产生变异, 这是辩证法的要求, 是不可避免的。

文化的传播与物质的运输是两回事, 因而我们在看待中国文化输出时, 不能期望对方全然接受, 而我们自己在输入外来文化时, 也不可以全盘接收。

摘要：许多人认为日本是受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文化影响最深的国度, 但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传入日本之后, 并没有被日本人全盘接受, 而是受到日本的社会和人文条件的影响, 产生了很大的变异。本文通过中日儒学传统文化中“忠”、“孝”地位的对比分析, 阐释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变异现象。

关键词：中国,日本,儒学文化,文化变异

参考文献

[1]范作申.日本传统文化[M].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2.

[2]吴廷.日本史[M].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4.

媒体文化变异 第9篇

牛津大学的道金斯教授首次提出了文化传递的单位模因。在作者看来正如基因是生命繁衍的基本单位一样, 模因是文化传递的基本单位, 通过模仿这种手段模因在不同的宿主间传递, 而这个宿主就是人类。此后, 很多学者试图从模因论的角度解释文化。首先, 文化定义为模因的动态重组过程。即文化是一个动态的, 无数个文化基本单位模因在宿主的脑内不断地冲突、融合、异化的过程。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定义的重组并非仅仅是遗传学上的基因重组, 遗传学上基因的重组是指不同的基因重新组合, 而我们这里说的文化的重组则是一个模因从被接受到记忆、变异和传播的整套程序。道金斯认为:“任何一个事物要构成一种复制因子必须具备遗传、变异和选择三个特征。”在模因论理论家看来, 模因完全具备这三个特征:模因具有遗传性模因传播的过程就是模因遗传的过程。

现代社会已进入一个全球化时代, 作为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一种趋势, 全球化不可避免地波及现代体育传播, 使体育传播进入一个全球化时代, 成为一种新景观, 影响着现代体育的发展走向。因此, 我们在研究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体育传播时, 接触最多的就是西方体育中国化。

二、西方体育文化模因与传统体育文化模因之差异与融合

社会发展决定了体育文化的发展。一定的体育文化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发展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社会发展本身就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 所以体育文化必然遵循这一历史过程不断产生复杂的演变。在这一长期、艰苦的发展过程中, 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体育文化就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模式。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西方竞技体育文化与我国体育文化是有着冲突与互补的矛盾存在的。

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 二者是各自独立发展的, 并没有明显的冲突和融合。由于西方列强在近代对外侵略扩张, 使两种文化开始正面交锋, 日益冲突和斗争。因为这两大文化本体及其存在环境的巨大差异, 所以它们在交流中的对立是绝对的。具体表现在:

首先,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模因植根于“天人合一”、阴阳、八卦、五行等理论之中, 而西方竞技体育文化模因在西方哲学重外在、分析, 重与自然的斗争等观念的指导下形成和发展;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模因整体观重人体自身的统一性及与自然界的和谐, 带有某种经验、直觉、模糊的性质, 而西方竞技体育文化模因是科学实验、解剖学、生理学、现代医学等的综合运用;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模因重神韵、内涵, 重朦胧、抽象, 而西方竞技体育文化模因重阳刚、速度重外在、形体。

其次,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模因一贯向着表演性、礼仪性方向发展, 注重个人修养, 形成以追求“健”和“寿”为目的的民族内向性格, 融进了身心合一、动静结合的养生、武技, 然而削弱了体育运动中的竞争性;西方竞技体育文化模因始终向着竞争性、惊险性、公开性方向发展, 并使体育形成体系, 注重人的全面发展, 而忽视了人竞争中的道德教育, 容易产生残忍与暴力。西方竞技体育文化模因追求“强与险”, 而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模因追求“健与寿”。

体育文化模因的产生是一个长期孕育演变的过程, 其发展更是一个长期积累、选择、变异、冲突、交融、定型的过程。因为体育文化模因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存在, 所以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和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在相互交流的同时, 势必会互相吸收融合其文化中的精粹部分, 这就是文化模因的传播与变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对伦理道德观念的追求。

西方的竞争观念、自我价值的彰显逐渐成为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追求。西方一些知识分子也开始致力于东方体育文化精神的研究, 试图从东方的处世之道和养生方法中寻求解脱。

2. 中国接受对方的优秀运动项目。

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田径等项目已深入中国各民族的心中, 受到大家的喜爱。

3. 西方竞争观念为东方所认可。

西方体育文化的健康观和与此相适应的保健体育, 蕴含着有关人体科学的丰富内容, 对指导当今的人类保健活动, 具有重要的意义。西方竞技体育所表现的竞争观念和现代社会相吻合, 正为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所认可和接受。

三、模因论视角下西方体育文化进入我国后变异的原因

1. 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是模因变异的外部原因。

地理环境是孕育人成长和制约人活动的舞台和地平线。中华民族繁衍栖息的东亚大陆, 一面临海, 三面陆地, 形成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在自给自足、缺乏向外需求、崇尚和平的农耕文化环境中, 人们习惯于和谐、相对稳定的生活。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古代体育比较内敛、追求身心自我完善、伦理至上、注重养生的农耕体育文化形态。

古代希腊位于巴尔干半岛南端的欧、亚、非三洲交界处, 境内丘陵起伏, 气候温和, 只有少许盆地适宜农耕。开放的自然条件也孕育了希腊民族开拓、冒险、竞争、自强自立、敢于同自然搏斗、崇拜英雄、崇尚力量的民族性格。他们敢于竞争、乐于竞争, 以竞争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愿望, 也构筑西方体育的文化特质。

2. 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是模因变异的内在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以来, 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是“集权专制”。这种政治的特点之一就是有浓厚的血缘机制、氏族法规和宗法体制。“礼”的观念被植入体育伦理思想之中, 各种体育活动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礼”的束缚。严肃的宗法机制和森严的等级制度束缚了体育竞技的产生与发展。

轴心时代的古希腊没有统一的君主, 各个城邦各自独立、自成政体、相互之间彼此分离, 形成了既统一又独立的政治社会结构。这为民主、平等、宽松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 也为自由公民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铸就了竞技运动的灵魂平等、竞争的精神, 这些为古希腊体育运动的繁荣和体育盛会“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诞生创造了宝贵的社会条件。

3. 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西方体育模因变异的重要因素。

传统农耕社会使中国人形成了节制、追求和谐的文化性格。“礼之用, 和为贵”, 儒家的中庸、中和的价值观念成为中国人行动的标尺。这造就了中国古代体育的文化内敛气质。中国社会文化环境并不适于带有强烈对抗与刺激色彩的竞技运动的开展, 传统体育的形式, 大多与具有实用性的医疗、养生、保健等相融合, 以修身养性、自我完善为参与目标。

而拥有浩瀚地中海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 使古希腊文化呈现出典型的海洋文化特质, 具有高度的开放性, 古希腊文化可以不遗余力地吸收其他民族文化要素, 博采众长, 也造就希腊文化具有高度的融合性、掠夺性, 因而产生了具有强烈竞争意识的希腊体育文化。

四、结语

西方的体育文化模因是在希腊文明及理性逻辑与之对应的自由、民主与科学的背景下产生的, 经过基督教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西方体育核心价值体系, 即在多元社会文化结构和不同的信仰下, 尊重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理念, 注重道德精神的改造, 进而实现在身体与精神平衡发展中的价值认知。西方体育文化模因在中国的接受是异模因环境选择的结果, 模因的适应性决定了体育文化的译介从归化策略到异化策略的演变趋势, 并因此而产生很多模因变体, 这些模因变体的保真度越来越高, 体现了西方体育文化模因在我国从粗疏到日趋完美的递进性成功复制。事实证明, 中西方体育文化的相融互补、各取所长, 才能给世界体育带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刘静.中国传统文化模因在西方传播的适应与变异——一个模因论的视角[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10.05.

[2]刘宇红.模因学具有学科的独立性与理论的科学性吗[J].外国语言文学, 2006 (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