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金融风险研究论文范文

区域金融风险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突出的地区特点，金融系统作为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不同区域的金融发展必然有明显的差异。本文从部门和整体两个角度考察了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现状，并由此对区域金融的发展特点进行归纳。研究表明，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金融发展虽稳定增长但整体市场化程度不高，区域金融差异主要体现在金融发展的总量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也具有区域复杂性。从金融与经济的区域协调角度，笔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区域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发展；区域金融；区域差异；经济增长

从全国范围来看，CREDIT指标的变异系数为0.35，PRIVATE指标的变异系数为1.02，这两个指标的全国变异系数小于东部，大于西部、中部及东北。相比CTEDIT指标，PRIVATE指标的地区差异更显著。

（2）资本市场发展差异。区域资本市场发展差异（如图2所示）。

从四大区域之间来看，股票指标均值依次为：东部35.21%、西部19.35%、中部13.64%、东北12.34%；债券指标均值依次为：东部9.52%、中部1.64%、西部1.45%、东北0.56%。东部省市资本市场发展的整体水平遥遥领先，排除北京对东部的影响后，由于北京集聚了大量金融机构总部和央企总部，而股票和债券大多以总公司的名义发行，导致北京股票和债券规模偏大，其中，债券出现了75.05%的离群值。东部股票指标均值为25.46%，债券指标均值为2.24%，仍然居四大区域之首，显示了东部省市较强的直接融资能力，其次是西部，中部和东北的整体发展水平仍然较弱。

从四大区域内部来看，股票指标变异系数依次为：东部1.08、西部0.69、中部0.49、东北0.31；债券指标变异系数依次为：东部2.43、西部0.78、东北0.75、中部0.40，排除北京的影响后，东部股票指标变异系数为0.93，债券指标变异系数为0.81，东部各省市的资本市场发展仍存在最严重的不平衡；西部区内差异次于东部，其中，西藏的债券指标趋于0；东北三省的债券市场较股票市场发展差异明显；中部的区内差异较小。

从全国范围来看，股票指标的变异系数为1.07，债券指标的变异系数为3.31，排除北京的影响后，股票指标的变异系数为0.82，债券指标的变异系数为0.81。整体上看，资本市场发展的规模远不及金融中介发展的规模，而且资本市场发展的地区差异大于金融中介发展差异。

（3）保险市场发展差异（如图3所示）。

从四大区域之间来看，保险深度指标均值依次为：东部3.11%、中部2.95%、东北2.86%、西部2.67%；保险密度指标均值依次为：东部1 537.85元/人、东北749.48元/人、中部523.35元/人、西部433.55元/人。东部省市保险市场发展的整体水平领先，中部和东北居中，而西部最弱，排除了西藏对西部的影响后，西部地区保险深度指标均值为2.84%、保险密度指标均值为462.67元/人，与中部和东北仍有差距，表明西部的保险市场欠发展，这也是未来西部金融发展的主要方向。

从四大区域内部来看，保险深度指标变异系数依次为：西部0.37、东部0.35、中部0.13、东北0.08；保险密度指标变异系数依次为：东部0.86、西部0.45、东北0.30、中部0.26。显示了东部与西部保险市场发展的区内差异较大，造成这一问题的关键原因在于北京、上海两地的保险深度分别为5.59%和4.38%，保险密度分别为3 521.31元/人和4 376.68元/人，大大高于地区均值，而西藏保险深度为0.82%，保险密度为113.24，均为全国最低，拉大了区内差距。

从全国范围来看，保险深度指标的变异系数为0.31，保险密度指标的变异系数为1.07，相对保险深度指标，保险密度指标的地区差异更显著。我国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的平均指标与同年全球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但是与同年全球工业化国家平均保险深度8.8%、平均保险密度3 655美元相比，较低的保险深度和密度说明了我国保险公司总体保费收入规模偏小。数据来源：《Sigma：2008年度世界保险业》

2.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整体考察：主成分因子分析

本文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的方法对区域金融发展差异作整体上的考察。因子分析是多元统计分析技术的一个分支，其主要目的是浓缩数据。它通过研究众多变量之间的内部依赖关系，探求观测数据的基本结构，并用少数几个假想变量来表示基本的数据结构，这些假想变量被称为“因子”。因子能够反映原来众多观测变量所代表的主要信息，并解释观测变量之间的依存关系。通过因子分析把一组观测变量化为少数几个因子后，可以进一步将原始观测变量的信息转换成这些因子的因子值，利用因子值可以直接对样本进行综合评价和分类。

首先，为了消除原始数据不同量纲的影响，需要对各金融发展指标的原始数据做标准化处理，并用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后续的分析，标准化的方法为：

Zi=xi-σx(2)

其中，xi为指标x的第i个观测值，为指标x的均值，σx为指标x的标准差。并用巴特莱特球度检验，判断数据是否合适做因子分析。巴特莱特球度检验值为116.2097，显著性为0.0000，拒绝指标相关矩阵是单位阵的零假设，显示各指标的观测数据具有共同变异，适合做因子分析。

其次，基于主成分法提取初始因子。按照主成分分析通常遵循的“85原则”，即因子方差累计贡献率超过85%，确定提取的因子个数。主成分提取结果显示只需选取前三个因子即可，其方差累计贡献率为88.5833%。

再次，再用VARIMAX正交旋转法简化因子载荷矩阵，寻求有实际意义的因子解。旋转后，因子1主要与“CREDIT”、“STOCK”、“BOND”、“保险密度”等指标相关，这四个指标的因子载荷分别为：0.6972、0.9574、0.8390、0.6754，可概括为“金融发展规模总量因子”；因子2主要与“保险密度”、“保险深度”等指标相关，这两个指标的因子载荷分别为0.9319、0.5368，可概括为“保险市场发展因子”；因子3主要与“PRIVATE”指标相关，指标的因子载荷为0.9842，可概括为“金融中介效率因子” 。旋转后的因子解反映了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主要体现在“金融发展规模总量”、“保险市场发展水平”和“金融中介效率”三个方面。三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44.4925%、26.1903%和17.9005%。

最后，利用因子得分加权计算出各地区的综合得分并排序。计算公式为：

综合得分=因子1得分×44.4925%88.5833%+因子2得分×26.1903%88.5833%+因子3得分×17.9005%88.5833%

计算结果见表2所示。

三、区域金融的发展特点

通过对区域金融发展从部门到整体的考察，可以判断现阶段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具有三个主要特点：

1.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明显且主要表现为金融总量的差异

运用数据地图进一步表示各地区因子综合得分可以更清晰的反映区域金融发展的不平衡。如图4所示，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虽然随着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这种不平衡现象有所改观、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有所改善，但现阶段差距仍然很大。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最好，西部次之，中部和东北金融发展较弱。某些地区如北京、上海，金融资源迅速发展与集聚，另一些地区如内蒙古、广西仍然存在金融抑制。正如劳拉詹南在《金融地理学》中所言，尽管金融服务具有很大的流动性，但实际上不同地区的金融景观是完全不同质的，具有极端的异质性和不规则性，即金融服务业是具有明显地理特征的经济活动。

区域金融就是将金融运行和发展置于一定的地理空间加以考察，金融系统作为区域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不仅直接反映经济的区域性特点，而且自身的发展也必然带有所在区域的烙印。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资源分布不均衡和气候环境多样化的国家，金融差异是各种区域差异的集中反映。区域金融差异表现在量与质两个层面上：量的差异包括金融资源与交易数量的差异；质的差异主要是指金融结构不同，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工具、融资方式、融资机制和金融行为的不同特点，以及金融深化程度的不同。从我国区域金融整体发展的现状来看，区域差异主要体现为量的差异，而非质的不同，在主成分因子分析中，金融中介效率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只占17.9005%。

2.政府干预、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未彻底变革

迄今，中国金融体系功能依然不完善。市场化水平不高，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结构不平衡，股权融资与债券融资结构不平衡，许多计划经济时期的行为理念和管理方式尚未立刻改变，这些因素在金融结构上依然发生作用。

近20年来，随着多种信用形式的利用，直接融资的比重逐渐增加，但间接融资的比重仍然占比太大，企业依赖银行信贷资金的局面没有大的改观，全部信贷资金中相当一部分借贷给了那些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数据显示，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为143 950.02亿元，私营企业工业总产值为136 340.33亿元，数据来源：《2009中国统计年鉴》但四大区域PRIVATE指标均不足2%，东部最高为1.6%，中部最低为0.74%，私营企业所获得的金融支持力度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从直接融资方式的选择来看，在成熟的资本市场上，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是先债券融资后股权融资，债券是企业直接融资的主要来源，在我国，不但“股强债弱”的格局表现得十分突出，而且国债和金融债几乎占据了债券发行的全部。由于金融债券主要是政策性金融债，因此我国债券市场主要是为政府提供融资服务，除个别省市以外，大部分地区债券指标不足地区GDP的5%。此外，2004年实施的《公司法》规定，股份公司、国有独资公司、两个或以上国有投资主体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才能申请发行公司债（企业债）。这一规定又将大量非股份制的私营企业排除在外。虽然2006年实施的新《公司法》中放宽了对公司债（企业债）发行主体的规定，但私营企业真正能够通过发行债券融资还需要时间。故而，由于北京央企总部集聚，债券的发行也集聚于此，部分偏远地区，如西藏没有债券发行，对比十分鲜明。

3.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尚不清楚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争论自古有之，这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意义上来说，“熊彼特可能是对的”逐渐成为共识。进入90年代之后，人们开始反思并更加关注金融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得总体金融约束放松，与此同时，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特别在中国，由于区域经济、文化、制度和环境的差异，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混合结果。

数据显示，2008年各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东部20 198元，中部13 204元，西部12 839元、东北13 037元；其加权平均增长率分别为：东部11.9%，中部11.7%，西部10.4%，东北11.3%。数据来源：《2008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兼顾各区域金融发展状况，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仅未能实现内在统一和协调，甚至还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冲突。虽然缺乏效率的金融体系可以部分解释这一矛盾的状况，但其背后应该另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在广义的范畴上说，经济发展是对现行经济增长约束放松的一种尝试，金融约束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除此之外，经济增长还受到实体经济的约束。当盈利性投资机会稀缺时，便产生了实体经济约束。以西部为例，从2000—2007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国家不断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入力度，这些措施有力地放松了西部地区的金融约束。但由于这些资金大量投入在基础设施建设而并非用于产业结构调整，且这类投资往往期限长、见效慢，客观上造成了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有悖于经济增长的事实。所以，当“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起支配性作用的时候，金融发展外生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关系常常是不明确的。在我国，受实体经济约束，部分地区的金融发展还处于这种“供给导向”的阶段。从区域协调的角度讲，这种“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从部门和整体两个角度考察了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现状，并由此对区域金融发展特点进行了归纳。研究表明，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金融发展虽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态势，但整体运行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区域金融差异显著体现在金融发展的总量上。由于渐进式改革中许多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也具有区域复杂性。基于如何让金融合意地作用于经济，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区域金融发展政策和战略方向的三点建议：

第一，继续推行有差别的区域金融政策，给予内地持续的金融支持。区域经济最大的特征为块状经济，这意味着非连续性和突发性。金融资源的流动若不受到任何限制，资源的优化配置必然导致金融要素向东部沿海进一步集中，使内地特别是西部地区刚开始的金融发展发生逆转，导致国民收入分配的更加不公平。为了保护内地欠发达地区的产业活动，这就要求政府设立适度的“政策壁垒”来约束欠发达地区的金融资源向发达地区流动。在内地与沿海之间实行差别化政策与内地进一步对外开放、加强同沿海地区的经济联系是不矛盾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用意也在于此。此外，对区域内金融发展差异也要给予一定的关注，不能顾此失彼。

第二，优化和调整现有的金融结构，建立一个多层次、多元化、功能全面的金融体系。金融可持续发展是金融发展质和量的统一，金融发展量的规定性是金融发展的基础，而质的规定性则是金融发展的动力。尽管在金融发展史上，总量率先增长已经具有规律性，但若结构调整跟不上将拖累金融发展。随着实体经济的变化，金融结构所发生的相应变化就构成了不同发展阶段最优金融结构的演变路径。世界经济、金融发展状况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走数量增长的路径已难以为继，这就要求从金融运行状况出发，对现有的金融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将推动金融发展的主要力量从行政手段转移到市场本身，从调整增量资金入手，建立一个多层次、多元化、功能全面的金融体系。具体的建议有：培育与非国有产业部门相适应的非国有金融部门、进一步规范和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企业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

第三，重新布局产业结构，在解除金融约束的同时解除实体经济约束。大国经济的特征是地区之间的异质性，在一些地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时，另外一些地区可能仍处于原先的发展阶段，这就为地区之间的产业承接与转移提供可能。特别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产业的区域转移已孕育在摆脱危机的出路之中。鉴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区域特征，东部地区要实现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升级，中西部地区应抓住历史机遇，承接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这同样是产业结构升级，同样符合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科学布局产业结构，使金融发展内生于经济增长，在金融和经济之间保持互动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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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全山）

区域金融风险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在现代科技不断进步的背景之下，经济也获得了可持续发展。然而，由于受到地理、环境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均衡，为了缩小不同地区存在的经济发展差距，应当采用各种方式解决配置不均衡这一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够加快不同地区的文化经济交流，并且制定相应的政策，大力开发中西部地区，最终推动我国经济的均衡发展。文章就我国区域经济金融非均衡与金融深化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区域经济金融;非均衡;金融深化

[DOI]10.13939/j.cnki.zgsc.2021.25.015

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背景之下，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迅速，而西北地区的经济由于受到自然因素以及地理环境的影响发展缓慢且差异十分明显，这也严重制约了不同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不均衡是发展中国家常见的问题，想要解决这一问题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应当在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推动改革开放的步伐，推动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并且结合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建议。

1 区域经济金融非均衡现状

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等各方面因素的限制，导致我国的经济社会以及科技发展状况十分不均衡，因此不同区域由于发展情况的差异，交通运输以及科教文卫等各方面的发展状况也有所不同。我国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基础以及对外开放的程度将区域分为三大类，分别是东部、中部以及西部三个经济区。我国这三个经济区域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自然条件上都存在巨大的差异。从地域这一角度来看，西北地区面积较大，东部地区面积较小。从人口上来看，西南地区的人口较少，而西北地区的人口是最少的，沿岸地区的人口比较密集，因此西北地区往往地大物博、人烟稀少，而东南地区的人口十分密集，东部地区的交通运输情况较好，可以依靠航运进行运输，西北地区的铁路密集度较小，交通设施较差。西南沿海地区对外开放情况较好，进出口贸易十分频繁，而东部地区的经济活力较强，西部地区较弱。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在一些不发达的地区需要加大经济的投资，才能够走出低水平的区域。在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的背景之下，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原因在于资源分配不合理，而导致资源配置不平衡的原因是金融的不均衡发展[1]。由于中西部地区的金融体系不健全、市场不发达等各种原因投资的渠道十分狭窄，这也导致回报利率较低，因此中西部的金融发展状况存在一定差距。

2 区域经济金融非均衡与金融深化策略

2.1 调整组织体系

通过缩小不同区域之间经济金融出现的差距，调整相对应的组织体系，能够提高金融机构的融资效率，从而避免不同金融机构之间为了竞争而出现的秩序紊乱的情况，对于一些中西部地区具有发展能力的县城可以保留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从而适应金融对外开放的需求。通过鼓励银行到中西部地区设立机构，在保证资金不断引进的前提之下，创新金融模式累积经验，通过大力扶持中西部地区的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加强农村信用社之间的竞争，避免一些贷款业务的盲目投资导致资产质量下降，以及相应的金融风险，因此应当对农村信用社等机构进行合理的布局，从而有效解决农村存在的金融问题，通过对信用社的相关业务开展创新并且增加相应的管理程度，使得信用社成为金融健康发展的重要平台保证，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能够培养中西部的金融市场。通过引进投资资金，并且加强投资者对于地区发展的信心，提高资金的流转力度，从而确保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能够适应金融发展多元化的实际需求。

2.2 找准自身定位

在对金融机构业务进行发展的过程中，应当找准业务的定位，同时结合金融机构的经营定位以及相对应的流动性管理策略进行探讨，通过弱化以利益为中心的原始定位，提高资金调配以及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并且开展流动性的管理。在当前形势下，在金融机构开展业务发展的过程中应当避免全面发力，通过结合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优势以及所具备的资源逐渐转变经营方式，优化产品结构，从不同领域出发进行着力突破，最终使得企业发展走向特色化经营这一道路[2]。首先，通过强化对于客户的综合营销以及管理能力，从而对业务开展集约化经营及专业化操作，提高金融机构业务发展过程中不同部门的业务协调能力以及工作效率，从而为获得收益打好坚实的基础，同时应当积极应对市场的变化，通过不断调整产品原有的结构，提高资产业务的占比，加快资金的运转速度以及流动性，提高资产收入贡献。其次，应当加快对于相关管理部门之间的沟通，通过运用货币、市场、资金等一系列产品，不断优化企业的金融工具使用，提高资产投资的收益率。

2.3 完善法律体系

首先，作为政府应当构建企业的金融平台并且完善与之相对应的法律法规，通过搭建金融平台，更多的依靠互联网吸收社会成本，不断拓宽互联网背景之下企业的金融渠道，使得企业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开展金融，通过搭建企业互联网金融平台也能够构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金融担保体系以及综合化的服务体系。除此之外，想要针对互联网背景之下企业金融活动，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能够有效约束不同利益主体的行为，并且明确责任和权利，使得金融机构在运用互联网开展金融模式创新的过程中能够有法可依[3]。

2.4 拓展金融渠道

作为金融机构，在发展的过程中资本生产要素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金融机构应当选择相对应的金融方式，不仅可以选择科學合理的金融模式，同时也可以选用多种金融模式，使其相互补充，最终推动金融机构的发展。作为金融机构想要获得可持续发展，不能够仅仅依赖政策的扶持以及银行信贷，而应当打破传统的借款模式，通过了解互联网背景之下金融领域的动态以及发展模式，并且根据自身的阶段性特点，探索当下阶段符合金融机构发展的金融方式以及渠道，克服在发展过程中盲目被动的方式[4]。与此同时，需要金融机构注意的是在金融机构发展的过程中也应当注重创意的重要性，一个缺乏创意的产业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即使具备充足的资金保障也很难获得可持续发展。

2.5 完善互联网金融体系

在互联网发展的背景之下，发展的同时也应当逐渐改变自身的金融生态，从而推动企业金融模式的创新，给金融机构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这有利于破解金融机构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融资难这一困境。然而在互联网发展背景之下给金融机构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伴随着一定的风险。通过运用互联网开展金融模式创新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相对应的政策保障机制，同时金融机构应当做出相应的调整，只有这样才能够推动互联网金融模式创新的规范化以及法治化，使得企业在金融模式之下能够有效甄别信息，并且加强相对应的风险管理，健全信用体系建设，最终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5]。在互联网的背景之下，金融机构在拓宽金融渠道的过程中，也应当完善互联网金融体系，实现金融体系的规范化以及法制化。在企业金融的运用过程中如何进行风险管理以及信息识别，并且加强与金融渠道的深度融合是产业发展过程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在互联网的背景之下，金融行业的发展仍然处于野蛮生长这一状态，只有积极探索适合企业金融的机制以及模式，并且培养良性发展的生态系统，才能够推动互联网背景之下企业金融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2.6 加强风险管控

在金融机构业务发展的过程中，应当回归流动性管理的根本作用，充分发挥资源优化配置以及资金调剂的作用，同时通过加强金融机构质量管理以及风险关口也能够避免出现资金风险。首先，作为工作人员应当健全与之相对应的管理机制，从制度、业务流程以及管理架构等各个方面出发，构建科学有效的业务管理体系，并且深化业务治理，避免出现交叉性的金融业务，最终推动金融机构业务的可持续发展。其次，应当强化业务治理管控风险。在业务推进的过程中，应当始终执行穿透原则，根据资产以及债务人的实际情况对风险进行分门别类，并且准确考虑可能存在的风险，通过规范金融机构业务的投资，严格禁止资金绕通道不符合产业政策的情况，从而把控实质性的风险。最后，应当全面掌控金融机构业务发展过程中的风险，最终推动业务发展，通过抓住关键性的风险领域并且做好风险管控作用，严格交易对手的名单准入机制，监管投资范围，对于项目的选择以及合作机构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分析管控，從而提高项目质量。做好投资后的管理工作，提高投资的准入门槛，最终把控投资风险在流动性风险管理这一方面，应当运用理财产品以及同业存单等工具，提高金融机构的负债能力，确保资金流动性的安全，在市场风险管控这一层面加大对于项目流程以及行业机构的管控，避免出现金融风险。同时，应当加强对于企业的信用管理，通过建立与之相对应的管理机制，提高企业的信用程度，为企业的发展树立良好的形象，信用作为市场经济的灵魂，在进行交易的过程中，如果出现违背信用的情况会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3 结论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由于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出现了不均衡的状况。随着西部大开发等政策的扶持，经济差异也在不断地缩小。然而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资源配置不平衡的状况，需要工作人员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不断创新，从而减少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存在的差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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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金融风险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针对当前金融创新中存在的风险，提出运用竞争情报工作方法进行解决的建议，拟为金融产业的全面改革与深化发展提供参考。文章运用理论研究方法，在梳理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界定了竞争情报与金融创新的概念，分析了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构建了金融创新的竞争情报保障机制模型，阐述了竞争情报在金融创新各阶段的主要任务内容，提出竞争情报保障金融创新的相关对策建议。文章认为竞争情报工作可以规范和引领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必须强化竞争情报工作。

【关键词】竞争情报 金融创新 情报保障机制

一、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数字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科技的日益进步，金融产品与金融服务需求不断变化，金融市场竞争日趋动态激烈，利润丰厚的传统金融产业面临严重挑战，也迎来调整创新与优化升级的大好时机[1]。金融创新不仅促使金融交易方式方法多样化，提升了金融机构的运营效率，也使金融业务范围不断扩展，推动了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发展。然而，尽管金融创新可以带来诸多积极的影响，但金融创新过程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亟需竞争情报来消除创新中的“信息不对称”风险。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曾经指出“信息是企业生命线，企业搜集与运用高质量信息资源的方式方法，将决定其成败”[2]。其中，高质量的“信息”即指现代竞争情报，具有降低决策风险与智能支持服务等功能。金融创新必须依靠竞争情报这一有力工具提供全面及时的信息保障，合理规避创新风险。竞争情报为金融创新提供智能决策支持，引领和规范金融创新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二、金融创新理论溯源

1912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Joseph Alois Schumpeter在分析世界经济周期与发展态势时，总结提出“创新理论”，通过科学界定“创新”的五种形式，为日后金融创新的理论发展奠定良好基础[6]。自20世纪60年代起，创新理论逐渐渗入金融领域，金融创新的概念与动因引起诸多西方学者关注[7]。在“金融创新”概念界定方面，Arnold Heertje把金融创新定义为能够改变金融市场结构机制的相关金融工具或技术的应用与推广[8]。Tufano把金融创新分解为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工具与金融技术等方面的创新行为[9]。Zachary·J·Gubler主张把金融创新理解为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而不是产品或制度等方面静态的创新产品。在“金融创新”产生动因方面，J.Kane提出“规避型金融创新理论”，把规避相关规章制度监管当作金融创新产生的主要原因[10]。William L. Silber提出“约束诱导型金融创新理论”，认为产生金融创新的动因主要是金融机构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标[11]。J.R.Hicks与J.Niehans提出“交易成本型創新理论”，表明金融机构交易成本的高低直接影响金融创新的结果[12]。T.H.Hannon与J.M.MeDowell提出“技术推动型创新理论”，把金融创新的发展归因于当前金融业信息技术的日益进步[13]。更多的文献表明，国外学者对金融创新理论的研究较为前沿，大多集中于定义金融创新概念与多角度探究金融创新的驱动因素方面。既把金融创新当作一项成果，也看为一种过程。

国内对金融创新领域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14]。1985年，周林与何旗首次公开明确提出“金融创新”一词[15]。随后，中国学者从多方面对“金融创新”进行概念界定。如厉以宁认为金融创新就是以挖掘金融业潜在利润为目的，而进行的金融方式方法或金融行业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16]。张莉把金融创新看作金融主体为了把握市场机会与获取利润，进行多种金融要素的创新型组合而形成的市场改革[17]。蒋国方从商业银行的角度出发，定义金融创新是金融要素的创造性组合或调整，以使金融资源价值得到提高[18]。濮思喆与姜丽丽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定义金融创新，认为其实质属于制度创新，指以提高资金利用率与改善资金供求关系为目的，而产生相应的制度调整或建设[19]。少量作者从动态角度来分析金融创新过程，并且注意到了竞争情报在金融创新过程中的智能支持作用，如娜日、顾艳辉等将金融创新的过程划分为金融创新的战略制定阶段、生成阶段、扩散阶段、宏观效应阶段四个阶段，分析了各阶段对竞争情报的需求以及竞争情报在各阶段对金融创新的支持作用[20-21]。

综上所述，关于金融创新与竞争情报两者的关系已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但有关金融创新的竞争情报保障机制的研究尚有待进一步深入。本文尝试从理论层面对竞争情报如何融入金融创新流程，以及竞争情报如何同金融创新实现逻辑互动与协同发展进行探讨，旨在通过强化金融创新主体的竞争情报意识，推动金融创新活动的科学化与规范化发展。

三、竞争情报与金融创新的理论契合

竞争情报理论起源于西方，自改革开放以来后逐步引入国内。至上世纪末，竞争情报逐渐在我国经济和商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与实践推广。竞争情报主要是指应用先进的信息检索技术与专业的情报处理方式，对外部环境中存在的机遇与潜在的威胁、自身优势与薄弱环节等相关数据信息进行筛选集成与提炼分析，得出自身与竞争对手差距、行业发展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等情报，为组织战略决策提供智能支持，保障组织在竞争中扬长避短，最终促成战略规划的落实与经营目标的实现。竞争情报既是一种智能决策支持产品，也是一个复杂动态的信息服务过程[3]。时至今日，竞争情报被公认为是仅次于资金、人才、技术的第四大资本[4]。据WIP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统计，高效利用竞争情报能够节约60%的科研时间，削减科研费用高达40%[5]。

金融创新是指运用新的手段与方法，变更现有金融体制和金融工具，以获得更大的价值和潜在收益。研究表明，金融创新是一个以价值创造为动机的动态循环过程。其中，创新的本质注定了这一过程的风险与收益并存。因此，金融创新过程中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当今信息泛滥的大数据时代，即使是资深的金融工作者，有时也难以凭经验来掌握市场的快速变化，驾驭行业发展的动态，辨别信息的真伪。成功的金融创新需要依靠专业的信息检索工具与数据分析方法，通过跟踪竞争对手，分析行业动态，把握发展趋势，来判断市场的各种变化，有序推进各种活动。因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竞争环境下，金融“创新”并不是无中生有，也不能凭空想象，而是一个在原有基础上继承发扬与有序推进过程。因此，金融创新对竞争情报有着内在的需求。将金融创新建立在竞争情报工作基础上，不仅可以规范金融创新具体流程，使金融创新工作有章可循，有效节约时间和成本，而且可以迎合时代发展需求，做到与市场无缝对接，提升产业竞争优势。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动态竞争时代，谁先拥有金融竞争情报资源，谁就能在金融创新中掌握主动权；谁先建立高效的金融创新情报工作流程，谁就能占据市场竞争的制高点。

而竞争情报内在地具有对海量数据资源进行搜集分类、去伪存真、提炼分析与整合利用的功能，通过对金融创新的预警、辨析与研判，为金融创新提供充分的信息保障与即时的情报服务，降低金融创新风险，保障金融创新规划的制定与实施。竞争情报不仅满足金融创新对信息资源的全过程需求，而且可以适时动态调整金融创新计划的落实与推广，对金融创新最终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进行总结评估，找出创新过程中待改进的部分与局限性，为再次创新提供宝贵经验与启示。反过来，金融创新刺激信息技术的更新换代，改变竞争情报获取的技术途径与方式方法，对竞争情报从业人员在情报工具使用与操作技能方面提出更高要求，使竞争情报更具有工具性与价值性，促进竞争情报业的发展。由此可见，金融创新与竞争情报两者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如图1所示，竞争情报在金融创新中的工作流程是一个从金融创新环境扫描到金融创新需求确立、金融创新信息检索、金融创新情报分析和金融创新价值评估的完整过程。金融创新内在地产生竞争情报需求，需要竞争情报提供信息保障和决策支持。而随着竞争情报工作的推进，金融领域不断得以创新发展，产业不断得到优化升级。

四、金融创新的竞争情报保障机制构建

为了满足金融创新对竞争情报的需求，本文构建如图2所示的金融情报保障机制模型，该机制主要由五个关键环节组成，依次为金融创新环境扫描、金融创新需求判断、金融创新信息检索、金融创新情报分析、金融创新价值评估。其中，金融创新环境扫描是前提，金融创新需求判断是基础，金融创新信息检索是关键，金融创新情报分析是核心，金融创新价值评估是支撑，五个部分彼此配合、前后依存，共同推动竞争情报在金融创新中各阶段的工作，具体内容如下所述。

（一）金融创新环境扫描

金融创新环境扫描需要竞争情报工作者对金融创新宏观的国际环境、中观的国内环境和微观的行业产业环境变化进行动态监测和海量数据分析，从中找出金融行业可能的发展趋势。其中，宏观环境主要是指世界经济形势、国际金融市场态势、科技发展趋势；中观环境主要是指地区或国内金融政策环境、金融行业发展动向；微观环境主要是指金融创新主体与其竞争对手在人、财、物等资源方面的运转状况。一旦发现金融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接下来便要对金融创新需求进行研判。

（二）金融创新需求判断

情报学专家包昌火认为：“需求是竞争情报的第一驱动力”[21]。金融创新需求判斷是推进金融创新活动的前提条件，也是确立金融创新的理论基础。金融创新需求判断需要竞争情报工作者协助创新主体，准确分析金融创新主体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判断是否开展金融创新工作以及金融创新的规模与范围等。科学的需求判断不仅能够降低金融创新的成本，同时也规范着后续的创新工作与方向。

（三）金融创新信息检索

金融创新信息检索是金融创新活动的重要环节，也是一个由金融数据转化为金融信息的逻辑过程。金融创新信息检索依赖具有专业知识与丰富经验的情报人员以及智能决策支持系统，从互联网、杂志报刊、人际交往、内部数据库等渠道，收集金融创新主体相关的金融行业动向、宏观金融政策、竞争对手状况等数据信息，对各种相关的信息进行初步整合。金融创新信息检索是一个“人机合作”的互动和整合过程，不仅需要依靠技术平台对海量数据进行挖掘与归类，而且需要竞争情报人员持续不断的跟进追迹，为金融创新提供信息保障。

（四）金融创新情报分析

金融创新情报分析在于提高金融创新的针对性，也是一个由金融数据向金融信息和金融情报转换的价值实现过程。金融创新情报分析需要具备金融知识的高素质情报工作者，综合运用SWOT分析、价值链分析、竞争力模型分析、资源与能力分析、数据挖掘、计量分析等工具与方法，对前期归类的金融信息进行全面和深度的研判分析，并结合当前所处的金融环境与产业政策，制订金融创新战略与方案，形成服务于金融创新的具体战术。金融创新情报分析为金融创新提供操作性的信息支持，对金融创新有着决定性作用。

（五）金融创新价值评估

金融创新价值评估是指金融创新主体展开对金融创新成果的价值评估。其中，具体的金融创新成果指在金融制度、市场、组织、管理、业务、监管等方面的创新。金融创新主体对金融创新成果的价值评估，需以金融情报作为支撑。金融情报工作者通过搜集金融创新成果产生阶段、评价阶段、扩散阶段与影响阶段相关信息，构建相应的成果评价量表，协助金融创新主体对整个金融创新流程进行深度剖析与评判，探讨机构运作或工作人员存在的不足或有待改进的环节，为下次金融创新提供经验或启示[22]。

五、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理论界现有研究成果的梳理与分析，科学界定了竞争情报与金融创新的概念，探究了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分析了竞争情报在金融创新中的工作机制，讨论了金融创新各个环节的竞争情报需求，构建了金融情报保障机制模型，认为金融创新需要竞争情报作为信息保障，竞争情报可以为金融创新提供智能决策支撑。本文的研究旨在引起理论界对金融情报研究的重视，也为金融创新的规范化发展与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理论支持。为了强化金融创新中的竞争情报工作，未来我国在深化金融改革过程中既需要强化竞争情报意识，也需要加强对金融情报人才的培养。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统计分析工具的应用，如何分析金融创新与竞争情报的相关性，如何从实证角度分析金融情报的价值性，等等问题，将成为下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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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宋雅雯（1993-），女，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方向：金融学。

区域金融风险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将湖南省14个地级市划分为五大经济区域，运用2003-2013年的数据从金融资源区域分布和金融资源区域结构角度分析湖南省金融资源配置的现状，运用Theil指数对划分的五大经济区域进行金融相关比率测度，研究结果表明，湖南省各地区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金融资源配置存在显著的区域内和区域间差异，其中区域间差异明显大于区域内差异，且金融资源配置密集的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而金融资源配置稀缺的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偏低，这种差异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为了进一步缩小区域经济差距，相关的金融政策应该更多地向落后地区倾斜，并鼓励发达地区支持落后地区经济建设。

关键词：金融资源配置；区域差异；Theil指数；金融相关比率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金融逐渐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金融能否良好的发展直接关系到经济是否能够持续增长。在改革开放的早期，中国主要依靠金融资源总量的增加来促进经济增长，然而，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加深，单凭总量的增加已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金融效率低下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

受初始条件、市场机制、政府的行政力量等因素的影响，金融资源在区域分布和金融结构上也体现出非均衡特征。作为中部地区经济强省之一的湖南省，2007年12月，长株潭（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获国务院批准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长株潭地区金融融合机制逐渐完善，金融服务同城化不断推进，区域金融资源实现了更加合理的配置，大大增强了“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活力。从2013年湖南省金融运行情况来看，湘东北经济区（长沙、株州、湘潭）贷款同比增长13.9%，低于全省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全年新增1410.05亿元，占全省新增额的55.5%。我们把湖南省其他邻近地区合并为四个区域进行分析，其中湘北经济区（岳阳、常德、益阳）贷款同比增长20.4%，高于全省平均水平4.1个百分点，全年新增336.75亿元，占全省新增额的13.3%；大湘南经济区（衡阳、永州、郴州）贷款增速为24.2%，高于全省平均水平7.9个百分点，全年新增417.911亿元，占全省新增额的16.5%；大湘西经济区（怀化、湘西州、张家界）贷款增速达17.7%，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全年新增175.92亿元，占全省新增额的6.9%湘中经济区（娄底、邵阳）贷款增速达18.5%，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2个百分点，全年新增198.96亿元，占全省新增额7.8%。在整体快速发展的同时，各区域之间金融发展的不均衡性也在扩大，2003年以来，湘东北经济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的比率由2.93下降到2.52，而湘北经济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的比率由1.63下降到1.08，两者比率都有所下降，但是两者的差异由2003年的1.3扩大到了2013年1.44，2013年长沙市金融机构存款余额是同期的湘西州的16倍左右，而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则达到了30多倍，这种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由此可以看出，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已成为湖南省金融发展当务之急。本文通过对金融资源配置差异的测度分析来客观反应湖南省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期望为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寻找原因。

一、文献综述

一些学者从空间经济的角度研究了金融资源配置的空间差异。金雪军和田霖（2004）运用金融地理学的理论，考察了区域金融的空间差异、空间过程和空间的相互作用，首次使用模糊曲线法、聚类分析和空间自组织等方法探讨了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张凤超（2007）探讨了区域金融系统空间结构的形成机理及其演进，并指出区域金融系统是以金融产业为核心物质内容的复合系统。李林和丁艺等（2011）通过计算中国金融业的Moran’Ⅰ指数确定中国金融集聚存在空间相关性，建立空间计量模型证实了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王认真和陈祖华等（2012）认为金融资源与GDP存在着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各省之间形成了较强的空间依赖作用和正的空间溢出效应。牛润盛（2013）运用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某一地区的金融发展通过空间误差项对邻近或可辐射的区域产生正的溢出效应，可促进邻近或辐射区域的金融发展，并且存在空间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戈冬梅和柏玲等（2013）借助空间模型得出我国大陆31个省金融支持区域创新存在空间依赖性和空间自相关性，以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和金融结构所表示的金融支持对区域创新的贡献存在明显差异。

还有一些学者对金融资源配置区域差异做了测度。Juan（2007）分析了1993-2001年欧洲各国金融发展不均衡和竞争的水平，并采用Theil指标将不均衡度分解到各个国家，认为欧洲在利率收敛上所取得的成果会分解到各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同时金融发展不均衡正是不同金融系统之间竞争的原因所在。李敬和冉光和等（2008）运用基尼系数、Theil指标、对数离差均值衡量了1978-2004年中国金融发展省际差异、东中西部金融发展差异和城乡金融发展差异，得出我国金融发展存在巨大的区域差异，且差异在不断扩展。卢颖和白钦先（2009）利用基尼系数、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对金融资源地区分布差异进行了度量。王婷（2011）使用全国数据测度了中国城乡金融发展的总体差异，同时运用省际数据对城乡金融发展差距进行省际差异分析，发现中国城乡金融资源配置存在明显的差异。李红梅（2012）应用DEA方法对我国部分省份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进行测度，认为区域货币乘数对于一些省份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存在影响，尤其对于西部省份的影响较大。孟兆娟（2013）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和熵权法对我国农村金融资源分布的区域差异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认为我国农村金融资源分布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且这种差距在进一步扩大。陈小林（2013）以经济金融协调发展作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标准，测算了甘肃省城乡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认为甘肃省城乡金融资源配置存在差异。

通过对现有的文献研究可知，从金融资源配置的视角可以深入研究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原因，如果能够缩小研究的区域范围，可以更好地控制自然地域条件和社会政治文化差异对其影响，另外，Theil指数相比其他指标能更好的反映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差异。因此，本文在综合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湖南省各地级市及划分的五大经济区为研究对象，选取Theil指数来测度金融资源配置的区域差异。

二、湖南省金融资源配置的现状

1.金融资源配置的区域分布不均衡

区域金融资源配置总量是分析区域间金融资源配置差异的基础性指标，是判断区域间金融发展差异程度的重要依据。衡量区域金融资源配置总量差异的指标主要有居民储蓄总量和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

居民储蓄总量是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金融机构从事金融活动最为重要的基础之一，也是反映区域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湖南省居民储蓄总量从1996年末的1074.3亿增长到2013年末的14784.5亿，反映了总量规模和经济迅速发展，但是省内各地区间发展的差异也十分明显（见表1）。就居民储蓄量、金融机构存款余额、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三项指标来看，2013年湘东北经济区分别为5420.11亿元、13389.96亿元、11568.72亿元；湘北经济区分别为2703.70亿元、3967.25亿元、1988.34亿元；大湘南经济区分别为3385.57亿元、4794.39亿元、2146.88亿元；大湘西经济区分别为1534.54亿元、2158.27亿元、1168.48亿元；湘中经济区分别为1740.58亿元、2530.93亿元、1274.84亿元。

居民储蓄量反映金融机构吸纳资金的能力，五大经济区十四个地级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2013年湘东北经济区居民储蓄量明显高出大湘西经济区，而金融机构的存款余额湘东北经济区是大湘西经济区的6倍多，是排在其后的大湘南经济区的2.8倍；在各地级市之间也差距悬殊，2013年长沙市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为13389.96亿元，而湘西州只有259.20亿元，相差近16倍，相对较好的衡阳市2013年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也只有2104.53亿元，仅是长沙市的1/5。在资金的运用方面也存在很明显的差异。2013年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最多的湘东北经济区比最少的大湘西经济区多出10400.24亿元，比仅次于湘东北经济区的大湘南经济区多出9421.84亿元，可见其差距很大；在各地级市之间也是差距悬殊，2013年长沙市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为9633.02亿元，而湘西州只有259.20亿元，相差9373.82亿元，相对较好的湘潭市也只有997.40亿元，仅仅是长沙市的1/10左右。不管是经济区之间还是各地级市之间，其差距依然显著。

可见相对发达的地区如湘东北经济区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上占有很大的规模优势，使得该地区金融发展带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大，支持的力度也更大。而在相对落后的经济区如大湘西在资金来源上严重不足，差距明显，金融发展并不能满足该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金融资源配置差距的严重缺乏制约了该地区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的投放能力，制约了该地区经济的发展。

2.金融资源配置的区域结构不均衡

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对经济结构的调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金融资源配置的结构因素影响着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分析金融资源配置结构有重要的意义。根据已有的研究，这里主要从存贷比指标讨论金融资源配置结构差异。

一个地区的存贷比很大程度上反应了该地区信贷资金的自给程度，可以直观的表明金融市场的资本造血能力。存贷比是一个相对指标，这里将运用全部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除以全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的比值来反应该各地区存贷比的情况。存贷比的变动趋势反映各地区资金流动偏向，是一个地区存款总量转化为在该地区投放的贷款总量的比例。表2反映了湖南省各地区近十年的存贷比情况。

由表2可知，湘东北经济区的存贷比由2003年的0.92下降到2013年的0.86，在2011年存贷比为1.01，总体趋势还是下降的，仅下降了0.06，即6个百分点，其中长沙的存贷比一直处于高位，下降的幅度较小，而株洲、湘潭存贷比相对较低，而下降幅度也大些。湘北经济区下降幅度很大，由2003年的0.85下降到0.5，共下降35个百分点，岳阳、常德、益阳下降的幅度都很大。大湘南经济区下降的幅度适中，下降了16个百分点，其中衡阳的下降幅度较大，主要是该地级市在大湘南经济区中经济相对发达。大湘西经济区的存贷比由2003年的0.8下降到了0.54，下降了26个百分点，但是其中的湘西州下降幅度很大，下降了57个百分点，其突出的问题在于该地区经济发展一直处于落后状态，该地区的资金积累少，存款余额相对较少。湘中经济区相对其他经济区下降的幅度不大，从2003年到2013年下降了7个百分点。由以上各个地区分析可得，湘北经济区以及大湘西经济区的存贷比下降幅度大，下降的幅度远远超过其他经济区，其中湘东北经济区下降幅度最少，基本保持稳定，我们结合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存款贷款余额可以得出存贷比下降幅度较大的湘北经济区和大湘西经济区主要原因在于资金存款余额很少，资金的积累很少，贷款的使用率不足。

三、湖南省金融资源配置差异测度

1.测度方法的选择

本文用测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和原理来测量湖南省金融资源配置区域差异。测量不平等的指标较多，常用的主要有基尼系数（Gini）、泰尔指数（Theil）、变异系数（CV）、阿特金森指数（Atkinson），本文选用泰尔指数来衡量湖南省区域金融资源配置差异。Theil指数是1967年由泰尔在研究国家收入差异时提出的，Theil指数与其他指标相比，它能更好地描述差异，并可将总体差异分解为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Theil指数基本计算公式如下：

在本文中，公式（2）中第一项表示指标的每一组内部差异，即区域内差异，表示湖南省组内各地级市之间的差异；第二项表示各组之间的指标差异，即区域间差异，表示湖南省各大经济区之问的区域差异。这种分解方式可以使我们对湖南省金融资源配置的区域不均衡有着更加深入的了解。

2.区域划分和数据选择

研究区域间的金融资源配置差异就必须要划分好区域，本文依据获批的《湖南省主体功能区的规划》中城市化战略格局：一核五轴四组团以及各地级市在经济金融发展的相似水平情况将湖南省分为以下五个经济区.湘东北（长沙、株洲、湘潭）；大湘南（衡阳、永州、郴州）；大湘西（怀化、湘西州、张家界）；湘北（常德、岳阳、益阳）；湘中（娄底、邵阳）。

本文所指金融资源指狭义上的定义，著名经济学家Goldsmith（1969）提出的金融相关比率已成为衡量金融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而由于湖南省可以收集的数据和具体衡量金融资源种类上比较单一，金融机构存贷款占金融资源的绝大部分，因此，我们选用2003-2013年湖南省各地级市金融相关比率（FIR）指标作为测度对象，通过Theil指数测算其差异，以反映湖南省金融资源配置的区域差异。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如没有特殊说明，均来源于各年的《湖南省统计年鉴》及湖南省各地级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金融相关比率的比较分析

根据Goldsmith的定义，金融相关比率（Financial Interrelation Ratio，FIR）指“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与国民财富之比”，通常被简化为金融资产总量与GDP之比，用以衡量一个地区的金融深化程度。国内研究局限于数据的可得性，大多用金融机构的存贷款总额来代替金融资产总量，由此得到金融相关率的计算公式：

FIR=金融机构存贷款总和/GDP×100% （3）

如果考虑银行间的存款转移，那么用式（3）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可能是不恰当的，因为可能会有大量的存款并没有真正形成信贷或者投资。以Goldsmith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认为，金融发展以金融资产的形式直接增加储蓄，从而促进了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这个结论成立的前提是储蓄能够顺利转化为投资。但对于中国不同区域来说，某个区域的银行储蓄通常会被总行分配到其他区域，因此直接用存贷款额度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可能并不符合中国实际，运用这样的衡量指标得到的结果会产生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幻觉”。鉴于此，本文采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GDP来衡量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表3是根据该公式得出的2003-2013年间湖南省各地区的金融相关比率。

由表3可以看出，湘东北经济区金融相关比率最高，主要是因为该经济区的长沙市比率比较高，长沙市作为湖南省的省会城市，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达、掌握着大量的金融资源等因素促使了长沙市的金融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大湘西经济区属于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但是其金融相关比率却很高，这是因为该经济区的金融机构贷款比较多，高出了该地区的GDP增长速度，这些地区虽然属于贫困落后地区，但国家政策积极倡导扶贫开发，为该区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促使了贷款额的激增，但是大量的贷款投入并没有有效的发展好经济，其GDP增长的速度远远低于投入资金增长的速度。湘中经济区的金融发展水平相对比较落后，主要是由于邵阳市的金融发展水平比较落后，但是从2003年到2013年其金融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湘北经济区金融发展水平呈下降趋势，主要在于该区的岳阳市金融发展水平不断下降所致，到2013年岳阳市金融发展相关比率只有0.28，在整个2013年所有区域中处于最低水平。大湘南经济区金融发展水平则相对比较平均，发展的程度在省内属于中等水平。

4.金融资源配置差异分析

为了更好的在动态上比较金融发展水平在一段时间内的发展变化，以反映形成差距的原因、特点及未来变化的趋势，本文采用2003-2013年湖南省五大经济区的金融相关比率作为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指标，并利用Theil值分解指标进行测度，测度的结果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2003-2013年湖南省金融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并且区域间的差异远远大于区域内的差异，区域间的差异一直在波动中快速增长，从2003年的0.0504增加到了2013年的0.0848，而区域内差异的变化较为平缓，两者共同作用导致其总体差异I（0）从2003年的0.0249增长到2013年的0.1047。

另一方面，我们将金融相关比率区域差异细分为五大经济区，发现区域内部的差异也有较大的分化现象。差异大小排序依次是湘东北、湘北、大湘南、湘中、大湘西，湘东北经济区是五大经济区发展最好的区域，但是该区域内长沙市作为中心区域城市其金融资源集聚能力强，在整个经济区占了绝大部分金融资源，使得长沙市的金融相关比率远远高于同经济区的株洲市和湘潭市，这也导致了湘东北经济区的内部差异最大，到2007年其差距达到了最大值0.0237，而后在湖南省提出建设长株潭城市群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经济和金融协调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到2013年其内部差距已经缓慢下降到了0.0173，这说明经济和金融协调发展能有效的缩小区域间经济增长差距。湘北经济区的内部差异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但是差异并不大，最高的时候也只有0.0020，其它几个经济区的差异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四、结论及政策意义

本文以湖南省各地级市以及划分的五大经济区为研究对象，以各区域的金融资源配置水平为研究内容，以比较分析和Theil指数为研究方法，研究了湖南省金融资源配置的区域非均衡性。结果发现湖南省金融资源配置在总体上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同时发现区域间差异大于区域内差异，区域内差异基本处于水平变化，而区域间的差距进一步在扩大，这主要是在于经济区之间的金融发展不均衡导致的。

从金融机构存贷总量、居民储蓄总量和存贷比等指标，可以看出湘东北经济区处于湖南省经济发展的中心位置，随着长株潭城市群综合改革实验区建设，更多政策导向使得大部分的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源配置都集中在该经济区，其总体金融发展状况明显好于其他各个经济区。湘北经济区由于地处洞庭湖经济带又依靠于长江流域的便捷交通，随着国家提出的长江流域经济带的发展规划，提供了大量的政策优势，为该地区吸引金融资源，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但是与发展最好的湘东北经济区相比仍然存在着不小差距，如何更好的发挥地理区位优势，充分利用政策和创造经济发展良好环境来吸引金融资源，缩小发展差距值得我们思考。大湘南经济区依赖于其临近广东省的优势，吸纳了大量的外来金融资源和企业投资，并且该经济区在工业上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在人才上有大量的劳动力，这些都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优势。湘中经济区基本处于稳步前进的状态，而大湘西经济区地处武陵山片区，地理区位恶劣、经济发展落后严重制约着地区经济发展，虽然获得了国家的重点扶持，每年都为该地区提供大量的金融扶持，投入大量的资金支持，产业结构也在不断的调整优化，但是与湘东北及其它几个经济区的差距仍然是很大的。通过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湖南省各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呈现湘东北、湘北、大湘南、湘中和大湘西依次递减的态势，且区域差异比较明显。

综合金融与经济的相关理论及以上分析，金融资源配置的区域差异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有密切的联系，金融资源配置稀缺的区域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而金融资源密集的区域经济发展也相对发达。这也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相吻合。因而，发挥好金融资源配置能力，能有效地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目前，湖南省金融资源配置是不均衡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也较突出。为了进一步缩小区域经济差距，相关的金融政策应该更多的向相对落后地区倾斜，并鼓励经济发达地区支持落后地区的经济建设，充分发挥发达地区的带动作用和辐射作用，推动相对落后地区金融的发展，制定有利于相对落后地区经济增长的金融资源配置政策，包括金融造血功能的强化、建立地区银行、以及给予相对落后地区金融发展创新先行先试等政策，以扶持相对落后地区金融发展，促进全省经济的持续、均衡的发展。

责任编辑：詹花秀

区域金融风险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广州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是一项持久而又艰巨的任务，有赖于政策、资金、技术等多重因素的共同推动，纵观全球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依托实体经济发展而成的金融中心才更具生命力，而科技金融作为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助推剂，对广州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广州区域金融中心总体发展概况的基础上，分析其发展存在的问题，最后以科技金融发展的视角提出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对策，以期能促进广州区域金融中心的更快、更好的发展。

关键词：科技金融；区域金融中心；广州；对策

现阶段，依托珠三角广阔的经济发展腹地以及广州自身经济发展基础催生的强大金融需求，广州不断吸引金融机构聚集，也促使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不断发生聚合反应，为广州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但与广州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目标仍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如何全面提升广州区域金融中心的竞争力、辐射力、聚集力、带动力和影响力，将是今后一定时期的建设重点。

一、广州区域金融中心总体发展概况

2011年5月广州发布《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规划（2011-2020）》标志着广州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正式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在明确区域金融中心建设规划后，广州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大力推动广州金融业的发展，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地位得到初步确立，特别是广州金融业已成为广州战略性主导产业之一。总体来说，广州金融势态发展状况良好，底子好，后劲足，有效推动了广州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

（1）金融发展平台建设取得新成就。广州尤为注重金融发展平台的搭建，近年来广州国际金融城完成了起步区控制性规划及产业规划编制，出台了有关优惠政策、广州金融创新服务区日趋成熟，朝全国综合性金融创新實验基地稳步前进。

（2）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取得新进展。广州企业充分发展和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2013年境内外资本市场筹资合计279亿元，上市企业总数也达到了98家，此外“新三板”、债券、期货、产权等资本市场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切实满足了实体产业和民生发展的金融需求。

（3）金融改革创新取得新突破。以广州银行为首的地方金融机构发展驶入快车道，走上良性发展道路，而全国首家小额再贷款公司的成立和广州碳排放交易所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启动为金融创新带来了新突破。

（4）金融生态环境得到全面优化。广州不仅制定和出台了多个竞争力和创新力强的金融产业政策文件，形成了具有广州特色的金融规划与政策体系，也不断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立了企业及个人征信系统、组建广州金融业协会、成立了广州金融仲裁院等等，金融环境的不断优化进一步夯实了广州区域金融中心的基础[1]。

近年来，广州加快推进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在各方面均取得了重要的突破，但与广州区域金融中心的发展目标及定位仍有一定的差距，有待结合实际进一步分析发展的瓶颈所在。

二、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发展存在的问题

从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现状分析来看，尽管具有总量优势，但广州金融体系整体建设仍未能满足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要求，金融短板显而易见：法人金融机构数量不多，综合实力较弱，凸显广州金融发展软环境吸引力不足；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构建仍不完善，上市企业数量较少，各类风险投资和股权投资机构较少；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是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本质要求，广州2013年比重仅占7.43%也远落后北京、上海等国家重点城市，金融业发展与区域金融中心地位不相适应；另外，在金融市场交易平台的建设方面也是全面落后，证券交易所、金融资产交易所、金融期货交易所等重要的全国性金融市场交易平台缺失，金融配置资源的能力有待提高，金融体系不完整。[2]

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必须满足金融机构聚集、资金的聚散地、金融体系枢纽、良好的金融环境等条件，才能充分发挥资源配置、风险分散等功能，但是，广州金融行业发展现实状况与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规划目标，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如何正视发展存在短板，立足现状寻找发展突破口，是广州区域金融中心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科技金融视角下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对策

科技与金融的融合创新发展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广州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离不开经济发展的支撑，因此，可以从建立健全科技金融制度体系、完善科技金融创新机制、推动区域科技金融合作的角度，探索科技与金融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策略，进一步推动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

（一）建立健全科技金融制度体系，优化金融创新发展环境

科技金融涉及到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的方方面面，所以必须从宏观层面构建完整的科技金融法律制度框架，即通过法律手段明确相关部门责权范围，规范政府引导行为、保障市场化运作的主导地位，同时对科技创新及金融服务主体的市场行为也进行严格规范，既要保证创新发展又要保证合法、合规；其次，从微观上必须出台金融服务细化政策措施，既要鼓励金融产品创新，也要分担金融创新的风险，包括高新科技产业发展规划、财政补助、税收优惠等在内的科技金融政策措施，还包括与科技金融服务配套中介服务、交易市场等政策措施；最后，建立激励机制，吸引金融人才与金融机构亦是金融发展软环境发展的必然要求。

通过政策、制度改善科技金融发展的宏微观环境，创造法制化和正规化的金融发展环境，将有利于推动广州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

（二）完善科技金融创新机制，加快区域金融中心形成

创新是广州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的重要突破口，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金融创新都将加快区域金融中心的形成，完善科技金融创新机制将有利于增强广州区域金融中心的市场影响力和辐射作用。

科技金融创新机制是指金融机构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以间接融资的方式主动对接科技创新提供金融资本，从而满足科技与金融双方的供求平衡，以此促进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相互作用，共同发展。主要包括以商业银行、保险公司、担保机构等金融资本主体通过自身组织结构、业务、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为科技创新提供服务。

具体来说，可以包括以下几个层次：一是组建科技银行、科技支行或科技担保公司，专门为有关科技企业提供贷款或担保；二是针对科技创新成果，开展知识产权融资、债权保险融资、产业链融资服务；三是专门设计针对科技创新的融资和保险产品，如上海、苏州等地的“助力贷”、“投贷通”，研发团队人身险、研发技术损失险等；四是根据科技创新企业规模小的特点，可以发行集合债券、集合票据等。

（三）进一步推动区域科技金融合作，夯实区域金融创新能力

广州的优势在于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有很强的工业基础，发达的商贸物流业和发达的银行保险业。[3]借助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在区域科技金融合作方面，支持粤港澳金融机构跨境互设分支机构；积极拓宽融资渠道，探索发展人民币跨境结算、在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粤港双向跨境贷款等业务，推进广州资本市场和其他金融品种通过香港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对接，做大、做强科技金融总量；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的合作，“沪港通”的开通以及“深港通”开通预期，都积极推动香港证券市场业务向内地渗透，同时也为广州众多的科技型企业前往香港上市提供提供更优质、便捷的服务，进一步完善广州多层次资本体系的建设；进一步推动区域金融要素融合创新发展，鼓励广州金融机构开展跨区经营活动，推动广州金融机构与泛珠三角地区开展相互持股、业务合作、人才交流，充分发挥广州区域金融中心的辐射功能。

全面提升广州区域金融中心的竞争力、辐射力、聚集力、带动力和影响力，将是今后一定时期的建设重点，在科技创新肩负着发展方式转变、产业转型升级和实体经济发展的重任情况下，利用科技与金融融合创新发展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完善、金融服务及产品的创新、金融组织机构的聚集与发展将会促进广州区域金融中心的更快、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博闻.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成就与启示[J].《广东经济》，2014（4）：76-80

[2]肖斌.广州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研究[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2014（19）：215-218

[3]民勇.《广州构建区域金融中心研究》[D].中山大学，2010

区域金融风险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2008年初，国家批准实施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把南宁建设成为区域性金融中心。“十二五”以来，南宁市金融业增加值实现年均16.6%的高速增长，快于GDP增速5.5个百分点，已经是全市经济加快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但南宁市金融业总体规模较小，发展程度有限，新兴业态滞后，成为了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加快南宁市金融业的发展，需完善各层面金融机构体系、深化金融合作，积极推进面向东盟的金融创新，加强金融人才培养，加速推进地方征信体系建设和金融监管，降低金融市场风险度，加大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促进协调经济金融发展。

[关键词]南宁市金融业对策

[文献标识码]A

2008年初，国家批准实施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把南宁建设成为区域性金融中心。近年来，南宁市根据规划，依托广西，立足西南，服务泛北部湾经济区和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通过“引金入邕”以及走出国门战略，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纷纷进驻南宁，同时成立了“中国--东盟人民币跨境清算”中心，以争取在2020年前建设成面向东南亚的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为发展目标，取得了卓越成效。“十二五”以来，南宁市金融业增加值实现年均16.6%的高增长，快于GDP增速5.5个百分点。截至2014年，南宁市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9.77%，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14.2%，已经是全市经济加快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但南宁市金融业总体规模较小，发展程度不高，新兴业态滞后，成为了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本文以现行国民经济核算指标体系为基础，陈述南宁市金融业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并提出加快金融业发展的对策和研究。

一、南宁市金融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一）金融业规模不断扩大

近年以来，南宁市大力发展金融业，金融业规模不断扩大，已经成为快速发展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2014年，南宁市完成金融业增加值307.61亿元，是2005年的8.05倍，2005-2014年年均实现增长15.7%;总量占全市DP比重的9.77%，比2005年提高了4.49个百分点。

2014年止，南宁市共有金融机构30家，营业网点1136个（其中，银行网点840个，非银行网点296个）。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7064.49亿元，比上年增长8.96%，金融机构贷款余额7091.46亿元，比上年增长15.95%。与2005年相比，金融机构增加19家，营业网点增加307个，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贷款余额分别增长4.59倍、4.13倍。

2014年止，南宁市共有各类保险公司34家，其中，财险公司20家，寿险公司14家。全年保费收入107.65亿元，比上年增长6.74%。全年各项保险赔款及给付37.02亿元。与2005年相比，各类保险公司增加22家，全年保费收入、各项保险赔款及给付分别增长4.46倍、8.01倍。

（二）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增强

近年来，南宁市金融业增加值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逐渐提升，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不断增强，开始占据主要地位。2014年，南宁市金融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中的比重为20.14%，比2005年（10.26%）提高9.88个百分点，比重不断提升。

金融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日益突出。2014年，金融业对GDP增长贡献率达14.2%，贡献率低于工业（37.3%），排在第二位，拉动经济增长1.2个百分点，成为全市仅次于工业的重要经济助推器。

（三）经济发展中的金融相关度上新台阶

金融相关度一般是用金融资产与经济总量的比值来反映。本文以当年存贷款余额总量与GDP的比值来计算，从存量角度反映金融发展与经济的相对关系。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从而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南宁市受到冲击，金融相关度从369.03%下降到348.36%，达到十年来最底点。2008年开始，南宁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紧密围绕“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主要任务，认真贯彻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相关度快速攀升至453.48%。近年来在稳健货币政策的影响下，金融相关度进入平稳发展阶段。2014年，南宁市金融相关度为449.64%，比上年提高5.07个百分点，连续三年在440%上运行，是2005年的1.23倍，金融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已明显跃上新台阶。

（四）金融深度稳步提升，金融潜力逐渐挖掘

金融深度指标用贷款余额和GDP的比值来反映，一般用于测量、分析和研究金融资源投入经济的相对程度。近年来央行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南宁市贷款投放规模呈稳步发展态势。2014年，货币政策主要在“稳增长”、“防风险”和“降杠杆”之间进行权衡，保持稳健的总体基调不变，偏向宽松，以保持市场流动性平稳适度，南宁市金融深度为225.25%，比上年提高了10.32个百分点，是2005年的1.19倍。金融业服务经济的能力与深度明显加大。

在总体稳健的前提下，货币政策偏向宽松促使金融资源潜力被部分挖掘。2014年南宁市金融潜力度为224.39%，比上年下降3.45个百分点，近两年来存款余额大于贷款情况出现了扭转，金融潜力获得有效释放。金融存量资源的利用率明显提高。

（五）金融业主要集群于市区

南宁市金融业主要集中在市区，主要是由于南宁市城区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区位条件，人才、资金等资源丰富，金融机构的信息网络建设较为完善，为金融业健康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并成为推动城区经济乃至全市发展的重要动力。2014年，南宁市区金融业增加值286.85亿元，在全市金融业增加值中占比高达93.25%;对全市GDP增长的贡献率为13.17%，占全市金融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比重的92.75%，表明南宁市金融业发展仍然集群于市区。

（六）金融业吸纳从业人员数稳步增长，综合薪酬水平居各行业首位

2014年，南宁市金融行业单位在岗职工为34108人，是2005年的1.76倍，占全市单位从业人员比重的3.56%，比重比2005年提高0.43个百分点，从业人员数稳步增长。从人均薪酬待遇看，2014年，金融业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134637元，比全市平均水平高出79811元，是全市平均水平的2.46倍。金融行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在国民经济行业薪酬中处于最高水平，一枝独秀。

二、南宁市金融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总体规模仍然较小

1.横向对比发展水平较低。近年来，南宁市积极打造区域性金融中心，在发展金融业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基数小、增速慢等问题。目前与广州、深圳等发达城市相比，不仅金融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较低，对全市经济的贡献也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2014年，南宁市金融业产值307.61亿元，尽管高于贵阳市（238.25亿元）约70亿元，也略高于昆明市（302.02亿元），但总量仍不到华南地区国际性大城市广州市的四分之一，仅为三产服务业比较发达的深圳市的七分之一左右，差距较大。从对经济的贡献情况来看，2014年南宁市金融业对经济的贡献率为14.2%，低于同位西部省会城市的银川市（22.37%）及呼和浩特市（20.91%）。另外，从金融业发展增速来看，虽然纵向比较看近年南宁市金融业发展增速日前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但与贵阳市（18.2%）、呼和浩特市（17.6%）等西部省会城市横向比较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处于明显的“前有标兵，后有追兵”的紧迫阶段。此外，尽管从2012年起南宁市金融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占经济的比重从2005年5.28%提高到2014年的9.77%，对经济的贡献率也大幅提高，但南宁市金融业发展的先天不足问题仍然存在。从行业从业人员人均GDP贡献（按常住人口计算）来看，2014年南宁市金融业人均GDP仅为4450元，约为广州的一半，不到深圳市的四分之一，在全国大中城市处于较为落后的水平，也说明金融业发展水平确实不高。

2.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规模不足。南宁市金融机构偏少，存贷规模偏小，存、贷款余额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不足。2014年末，南宁市年末全市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存款余额7064.49亿元，金融机构贷款余额7091.46亿元。不仅金融机构个数大大低广州市、深圳市等发达城市，人民币存贷款余额也仅相当于广州市（56859亿元）及深圳市（55169亿元）的四分之一，低于昆明市（20843亿元），仅略高于贵阳市（13553亿元），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二）金融业发展程度有限

1.国际金融机构入驻少。尽管南宁市在国家“一带一路”、中国一东盟自贸区建设等国家大战略中承担了创建金融交流桥梁与打造合作平台的重任，但从目前来看，当前南宁市的银行机构仍然以国有四大行、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地方性商业银行为主，缺乏国际性、区域性的著名大型银行。截至2014年底，仅有汇丰1家国际性银行以及星展、南洋2家区域性银行人驻南宁。保险、证券类的大型国际性金融机构的人驻更是无从谈起。国际性大型金融机构的缺乏，固然是因为南宁市的金融产业发展政策吸引力不足，但最主要的原因，仍然是南宁市的经济规模及发展环境难以吸引这些国际性大型金融机构人驻。

2.金融贷款的产出率不高。GDP与贷款余额比值，是衡量金融贷款资金产出效率的一个指标，该比例越大，说明贷款运行的效率越高。从南宁市GDP与贷款余额比值看，2014年该指标比值为44.40%，尽管高于西部的贵阳市（38.07%）及昆明市（36.40%），但仍大幅低于广州市（73.64%）、深圳市（70.58%），在全国27个省会城市中排名第17位。信贷的高增长确实带动了经济的较快发展，但也表明了贷款运行的效率较为低下，金融运行质量不高。

3.证券化率较低。证券化率越高，意味着证券市场在经济中的地位越重要，企业融资方式也越为灵活多样。2014年南宁市证券化率为24.80%，仅约为全国证券化率水平的一半，与发达省会城市的额差距更大。较低的证券化率水平，表明南宁市证券市场在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未得到充分体现，市场机制还没有完善，发展不够充分，企业社会金融融资水平仍低，中小贷平台少，外冷内热仍较明显。

4.上市公司偏少。2014年，南宁市仅有上市公司11家，总市值780亿元（按2014年末价格计算），不仅少于广州市（上市公司62家，总市值8275.53亿元）等国内大中城市，甚至低于同为西部省会城市的贵阳市（上市公司14家，市值1230.44亿元），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处于一个较低的发展水平。企业上市公司少，市值小，表明了南宁市在通过证券上市融资的直接融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企业发展还是主要依靠间接融资的方式筹集资金，融资渠道较为单一，普遍存在融资成本高、还贷风险大等问题，对经济加快发展形成了一种钳制。

5.保险业发展较为落后。保险深度是指保费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反映保险业在经济中的地位的一个重要指标;保险密度是指按照一个地区的人口计算的人均保费收入，它反映了保险的普及程度和保险业的发展水平。2014年，南宁市保险深度为3.42%，与周边的广州市（3.6%）、深圳市（3.43%）、昆明市（4.16%）及贵阳市（3.21%）相差不大。但从保险密度来看，2014年南宁市保险密度为1557元，大大低于广州市（4601元）及深圳市（5090元），也低于昆明市（2231）及贵阳市（1756元）的水平，表明在南宁市的经济结构中，尽管保险业的地位不可忽视，但保险业的普及以及行业发展水平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南宁市的保险业发展潜力犹存，是一个可以大力发展的朝阳产业。

（三）新兴业态发展滞后

1.以“中小贷”为标的的社会融资平台作用发挥有限。尽管目前南宁市各大银行都有相关产品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一些小额贷款公司、财务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也有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但是银行提供的融资服务风险把控较严，在企业资质、盈利能力、担保方式等方面准入门槛较高，且贷款期限缺少灵活性，而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的融资服务利率较高，加重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加之针对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相对较窄，从而导致整个社会融资平台对中小企业融资发挥的作用并不是很大。此外，南宁中小企业多处于传统行业，经营方式和理念较为落后，随着经济转型和增速放缓，其风险逐渐暴露，也加重了融资平台的审慎性，从而制约了融资平台对其的融资的积极性。

2.互联网金融发展滞后。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在我国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互联网金融目前已经涵盖了传统金融业务的网络化、第三方支付、大数据金融、P2P网络借贷、众筹和第三方金融平台等六种模式，上海、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城市通过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互联网金融的飞速前进，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金融创新，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如贵阳也正通过加快大数据建设而加快促进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而南宁市在互联网金融发展方面则相对滞后，目前，仅有2015年签约落户的6家互联网金融企业，其互联网金融模式仅有传统金融业务的网络化、第三方支付等几种，P2P网络借贷、众筹等几乎空白，互联网金融模式较为单一，金融与新产业的耦合还有待加强。同时，互联网金融的交易规模尽管在近年来出现了一定的增长，但是与发达城市相比规模依然较小。

3.服务国家开放大战略的金融平台几乎空白。“一带一路”战略、中国一东盟白贸区建设、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等一系列重大机遇尽管为南宁市金融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潜力，但是这些潜力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具体表现为在服务国家大开放战略方面，南宁市几乎没有相对应的金融平台，其与东盟、环北部湾以及泛珠三角之间的区域金融合作体系还不完善，连接环北部湾金融市场与泛珠三角金融市场、东盟金融市场的区域性金融平台缺乏。尤其是对东盟方面，日前南宁市与东盟各国主要银行间合作相对较少，双方还未互设跨国中心结算银行，南宁东盟国家之间尚未形成实用、安全、便捷、互惠互利的资金流动和银行结算体系。

三、南宁市金融业发展的相关建议

（一）加大发展，完善各层面金融机构体系

1.做大做强银行业。银行业是金融业的核心，发展银行业是重中之重。建议要加快南宁市本土银行机构的发展，让其深度参加南宁市经济发展建设，适时扩张，将分支机构延伸至广西、全国乃至东盟各国。支持和积极引进国际性、区域性的著名大型银行落户南宁市，增强南宁市金融实力。

2.积极推动社会融资平台建设。整合各类金融资源，加快农村金融和地方金融发展，积极探索组建各类衍生金融机构。加快提升各投融资平台的投融资、盈利和运作能力，进一步规范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运营，积极推动小额贷款公司朝规模化、规范化方向发展，鼓励其布局适度向县域倾斜。

3.积极引进新兴金融机构以及P2P等“互联网+”方面的新兴金融平台。积极尝试引进境内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引导民间资本进入融资性担保公司、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各类新型金融机构。加快发展金融控股集团，支持现有法人金融机构以及自治区、南宁市大型企业集团开展兼并收购，逐步发展成为以金融产业为核心、多种金融业态并存的金融控股集团。顺应大数据、社交网络和云计算快速发展，互联网与金融紧密结合的趋势，支持发展移动金融等互联网金融。

4.大力发展金融中介服务机构。通过强化地方服务与合作，合理提升金融中介服务机构的信用水平，加快五象新区中国一东盟信息港建设进度，力争早日建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信息枢纽。规范发展融资性担保机构，促进融资性担保机构专业化经营与业务创新，提高对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服务功能。大力发展保险经纪、保险代理、保险公估等保险专业中介机构，争取引进和发展一批国际知名的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金融中介服务机构，提高金融专业化服务水平。

（二）在“十三五”产业布局中加大对金融产业布局的谋划

1.优化提升琅东金湖广场金融集聚区。继续培育结构合理的金融产业链条，鼓励与金融业配套的培训、商务、会展等行业的发展，拓展金融发展空间;整合金融集聚区资源，与埌东、凤岭等周边地区联动发展，增强其对市区经济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延伸金融产业辐射范围，引导周边区域的空间资源和业态调整，形成商业、居住等金融街扩展功能区和辐射区;继续加强金融街核心区建设，完善金融服务功能，吸引更多的国内外金融机构和大型企业总部入驻。

2.加快五象新区金融街建设。以区域金融合作、货币结算、离岸金融、期货交易、中小企业融资、产权交易为重点，在做大做强现有金融机构的同时，大力吸引国内外大型金融机构在五象新区设立法人机构、分支机构和高端后援服务基地，努力聚集各类金融机构和配套商业服务机构，构建以金融业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特色产业集群，形成立足广西，面向东南亚，服务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与新加坡、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以及深圳、广州等国内区域性金融中心错位发展、业务互补的格局。

（三）抓住“一带一路”机遇，深化金融合作，积极推进面向东盟的金融创新

1.积极推进和东盟国家金融战略合作进程。充分利用“一带一路”、“两会一节”平台，搭建南宁市同东盟的金融合作框架，加快区域内金融市场体系、金融运行机制、金融运行管理等方面的全面对接，拓宽金融服务领域。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对东盟国家货币柜台挂牌交易业务。争取在南宁市开办人民币对东盟国家货币银行间挂牌交易业务。

2.加快推进北部湾经济区金融一体化。加快推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六市的金融服务同城化，推动建立包括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金融行业协会在内的跨地市金融信息沟通、监测预警、应急处置等协作机制，进一步推动北部湾经济区金融服务一体化。

3.加快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积极配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向国家争取政策支持，把南宁市作为国家金融改革创新试点地区，重点推动金融改革创新，争取在外汇管理、人民币结算、离岸业务、国际金融合作、中小企业集合债、农村金融创新、金融后台服务外包等方面先行先试。加快培育南宁市成为中国与东盟大宗商品交易的集散地。

4.持续深化金融改革与创新。抓住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启动的机遇，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加快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积极争取中央政策支持，在一定的授权范围内代表国家与东盟开展人民币区域自由化、人民币债券发行等金融合作。推动中国与东盟贸易的人民币计价和结算，支持中资企业“走出去”加大在东盟地区以人民币计价的投资，支持东盟国家及企业在南宁发行人民币债券并在广西投资。以南宁市为中心，采用国际通用标准建立联接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等东盟国家的人民币实时清算系统，建设区域人民币清算中心。在区域人民币清算中心的基础上，研究、开发人民币对东盟国家货币的即期、远期等各类交易产品，建设区域人民币交易中心。积极与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为跨境电子商务提供人民币结算服务。大力支持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与东盟开展金融机构互设。充分运用中国一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领袖论坛、中国一东盟信息港等平台，推进与东盟国家金融信息和业务的交流与合作。

（四）加强金融人才培养

把金融人才队伍建设作为提高金融业发展水平的主要动力，鼓励和吸引海内外各类高层次金融人才到南宁发展。集中力量抓好以高层次人才为核心的各类金融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重点引进和培养一批以优秀金融企业家为代表的金融领军人才和职业经理人队伍以及以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为核心的金融专业人才队伍，使南宁市成为吸引各类金融人才的高地。建立金融人才培养长效机制，鼓励支持驻邕高校及职业院校金融学科和金融类专业的发展，重视对现有金融从业人员的培训，积极创造条件引进境内外金融专业培训机构，大力提升金融从业人员素质。大力培育金融人才专业市场，优化金融人才激励机制，完善金融人才激励政策，对高端金融人才落户、科研、创业等给予政策支持，营造良好的金融人才发展环境。将金融机构中高层管理人员赴国（境）外培训纳入南宁市人才培养规划，为金融人才赴国（境）外培训提供便利。

（五）加速推进地方征信体系建设和金融监管，降低金融市场风险度

1.全面推进企业和个人信用建设。积极推动建立企业贷款风险预警系统，探索建立个人贷款风险预警系统，建立完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平台，形成信用信息征集和利用的长效机制。搭建金融机构、征信机构与企业的交流平台，提高信用服务水平。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诚信宣传教育活动，普及金融和征信知识，深入开展“信用村镇”、“信用社区”、“信用户”创建工作，增强市民群众懂信用、守信用、用信用的观念和意识，营造诚信守法的社会环境。

2.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加大金融风险防范和风险处置力度，增强化解系统性风险和处理金融突发事件的能力。加强贷款资金监管，防止贷款资金挪用，确保资金用于实体经济。建立健全信用法规体系，完善信用信息采集和披露制度，健全失信惩戒机制和守信受益机制，提高信用行业监管水平。加大对金融违法犯罪案件的查处力度，妥善做好有关金融机构的风险处置工作。继续深入整顿规范金融秩序，坚决遏制逃废银行债务的违法违规行为，严禁非法金融活动，依法打击各种金融诈骗违法犯罪行为。

（六）加大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促进协调经济金融发展

完善政、银、企长效合作机制，建立健全对银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考核激励机制，不断调动银行机构加大对基础设施、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重点产业领域和重大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利用基金、贴息、担保等方式重点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及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创新，逐步提高中小型企业及民营企业新增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的比重。积极推动大中型企业到主板市场上市、融资或发行债券，鼓励和扶持小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通过中小板、创业板市场上市融资。加大信贷结构调整力度，坚持“区别对待、有扶有控”的原则，一方面继续加大对铝加工、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支柱产业支持力度的同时，加大对“三农”、县域经济、新兴产业、节能环保、高端制造等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另一方面，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排放、产能过剩行业的信贷，在信贷结构优化中实现信贷总量的合理投放。逐步引导银行建立差异化的审批政策，对于马山、隆安、上林等经济落后地区给予特殊照顾，适当降低审批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