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定位与思想的复兴
理性的定位与思想的复兴(精选10篇)
理性的定位与思想的复兴 第1篇
理性的定位与思想的复兴
众所周知,深入地探究理性的内涵乃是我们永恒的任务,因为理性是我们自我理解的前提,而自我理解又是自我存在的依据。因此对于人类(尤其是西方人)来说韦伯问题既是他所处时代的问题,也恐怕是所有时代都会遇上且必须回答的问题,那就是:首先要认识西方理性主义的特性,在西方理性主义之内认识西方理性主义的特性,并通过西方理性主义和现代西方理性主义的形成,解释西方理性主义和现代西方理性主义的特性。这是由于所有关于特殊形式的地方显然都是涉及西方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理性主义,而理性会在不同的生活领域,以不同的形式,在所有文化范围内出现。并且由于理性的不同形式,韦伯总是一再地回忆起,“理性主义”可以具有非常不同的意义,诸如技术化意义的`合理性、形式合理性、价值合理性、方法论生活指导的合理性等等,颇为复杂,都试图从不同的方面去论述理性之为何物。而对理性的探讨或定位最终导致了当今时代思想的复兴。
一、传统理性观念
在传统的观念中,“理性”主要指人的一种认识能力。古希腊语相应的词汇为nous (来自动词noein,意为“思维”、“思想”)和logos(来自动词legein,意为“计算”、“思想”和“理性”),都有“认识”的含意。后来的拉丁语以及由此生发下去的ratio,就更直接是(理性)“认识”的别样表达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思”就是“理性的认识”。
在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中,自我的内在一致和由此而来的“自我理解”、“自我对话”是最为基础的和最为核心的,而这种自我理解就是理性的结果,尤其是理性作为一种统一性认识的结果,因此理性的认识能力虽遭到了现代语言论、浪漫主义诗学理论、后哲学文化以及各种非理性主义思想的围追堵截,但它对统一性的认识上的追求依然是坚持不懈的。人类对自然和对自我的不断翻新理解之迫切要求促使我们不断产生知识的统一,这就是理性在“认识”这个初始环节的奠基性意义,其余科学、艺术、哲学以及实践活动等方才可以可能。在我们的生存之中,科学所提供给我们以测度通向世界的每一途径和世界的各个范围的每一种事物,都属于这种理性的迫切要求。我们哲学思想传统的遗产,也同样重要地属于这种理性的迫切要求。虽然这种遗产没有一项可以看成是无庸置疑的和超越的,但我们都不能任其不受注意地消亡。理性对统一性的迫切需要在要求我们这样做,而且会永远要求我们这样做。
如果我们需要把世界统一起来,那么首先就需要把我们的认识统一起来,由于世界本来就是统一的,因此我们的认识也必定就是统一的了,理性在认识方面的统一性要求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当然这种统一不是那种被解构主义猛烈攻击过的那种以暴力为手段的文化大帝国,雅斯贝斯说:“理性追求统一,但它并不是单纯地为统一而追求随便哪种统一,而是追求一切真理全在其中的那个统一。这个统一是仿佛从无限辽远的地方由理性给我们呈现出来的,仿佛是消除一切分裂的一股牵引力。”“理性是这样的东西,它首先照亮各种各样的大全,然后防止它们的孤立,并且最后争取一切样态的大全的合而为一。”[1]理性之为认识,因此不是简单的认识,而是有如古代所谓gnosis(灵知)这样的“神性光照中的洞见”,是一种“大全”意义上的认识,因此理性的这种本质属性无论如何总是恒常的,不可颠覆的。理性,首先就意味着认识。当然,由于狭义的理性在近代认识论哲学中已经异化为“仆从和警察”,那么“理性应当终止其孤立的存在,应当与完整的精神生活联系起来,只有这个时候高层次的理性认识才有可能。”[2]
总体而言,理性信念包括四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我们只接受建立在经过彻底地、批判地考察的证据和和正当的推理之上的真理;第二个原则是:现实是可知的,因为它具有一种理性的因而从理智上说是可理解的结构;第三个原则是强调自我认识的重要性;而第四个原则则涉及到人类在选择手段和目的南合理地指导
[1][2][3][4][5]
理性的定位与思想的复兴 第2篇
现代公民之理性生存品质与高尚德性人格的养成--信用价值观建设的理论定位与实践追求
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信用经济”,“信用”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观念;“信用价值”的实质性内容,主要体现在信用对于个体与社群共同体的存续良性演进所具有的主体性正效应,以及在此基础上个体和社群共同体对这种效应的`自觉体认和一致追求;信用是现代人最重要、最健康的生存品质和最为合理的生存信念追求,是现代“公民社会”理性公民最为合理的行为价值取向;信用的自觉践履是现代社会公民高尚德性人格养成的最为重要的途径之一,信用文明则更是现代社会与公民精神文明素养的基本内容.
作 者:袁祖社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2刊 名:唐都学刊英文刊名:TANGDU JOURNAL年,卷(期):200420(3)分类号:B822.1关键词:市场经济 信用价值观 理性公民 德性人格
理性的定位与思想的复兴 第3篇
一、市场交换机制面临的批判
在“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的《共产党宣言》里, 马克思和恩格斯颇含悲愤之情地批判到, “资产阶级”把一切“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 “它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 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 就再也没有别的联系了”, “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显然, 对于自由市场交换制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充满着排斥和厌恶的态度的, 他们从道德与感情上立论, 认为货币与价格是对高尚价值的亵渎, 而市场交换则是对人与人之间美好关系的败坏。他们接着说道,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收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 “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他们进而批判到, “资产阶级撕下了”“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 把家庭之间的亲情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在马恩看来, 货币、价格、交换等等, 这些东西使世界失去了其原有的美善。马恩的言论是西方源远流长的社会主义思想对货币、价格、自由市场交换敌视态度和批评理由的典型。这种态度, 立基于道德和感情, 并且对人类世界有着最纯真的期待, 最热忱的关怀, 影响极大, 然而危害也最烈。
即使在中国这样似乎比较注重实用的社会, 对于货币、价格、市场交换的蔑视态度也甚为深刻。无论中外, 对于货币与价格、市场交换的否定性态度, 大多基于一种道德上的评判。这种道德观认为,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旦与货币、交换扯上关系, 任何东西一旦标上了价格, 就是对美好的破坏。因此, 他们渴望的社会, 是没有货币、没有价格、没有交换、同吃同住的共产主义社会。总之, 这种道德理想固然高尚, 但是对于现有的社会秩序, 却构成一种潜在的威胁。
二、自由主义者对批评者的回应
面对社会主义者对自由交换制度缺乏道德的指控, 哈耶克做出了有力的回应。社会主义传统一向占据道德高地, 对自由市场交换进行道德上的批判, 谴责自由市场制度不顾道德, 鼓励人们的自私自利与贪婪之心, 而哈耶克扭转了这一情势。哈耶克认为, “社会主义只适用于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 即人类以打猎和采集果实为生的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几乎一直生存在原始社会状态中, 文明在最近八千年里才发展起来, 而城市生活只不过是最近三千年里的产物”, 相比于长达几十万年甚至上百万年的原始社会时期, 人类进入现代文明的历史是非常短暂的。
基于上述的原因, 社会主义者能站在道德高地上, 对自由市场制度进行批判, 认为其是不健康的, 欲除之而后快;也正因为此, 人类社会才会有着悠久的思想传统, 这种思想传统对现代文明的基本构成如价格、货币、市场交换等, 持否定态度, 鼓吹回到一个没有这些现代文明构成要素的大同或共产社会中去。
由此, 我们可以理解, 人类社会为何虽长久地受益于货币与价格的存在, 受益于自由市场交换机制的存在, 而从思想上从感情上, 却又对其持有一种深深的反感与厌恶了。这是由于原始社会的本能道德与现代社会的文明秩序存在一种极大的冲突, 一方面, 人类社会的发展自发地不可逆转地进入到了现代文明, 另一方面, 人类的道德本能却依然没有摆脱原始社会的烙印。如果以原始社会的道德来对现代文明进行评判, 当然会觉得现代文明是一种堕落了。社会主义者发挥深藏于人心的原始道德, 对货币、价格、市场交换进行狂热批判, 这样的批判自然容易引起群众盲信, 造成群体非理性, 进而能够危机整个文明的根基。
三、为何废除自由市场的尝试遭遇惨败
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 以柏林墙的倒塌和苏俄的解体为标志, “两种可供选择的组织经济的方式在约为70年间的试验中得到一个戏剧性的终结”, 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灾难也最为惨烈的一次实验宣告终结。为何废止自由市场的尝试伴随着惨烈的灾难, 并以失败告终?以下本文将对这一问题的答案进行探求。
亚当斯密认为, “无形之手”是连接个体与整体的桥梁, 透过无形之手, 无数理性自利的个体在对自身利益的关切与追逐中, 最大程度地促进了社会整体福利的改善。“上世纪30年代, 西方经济学界发生一场大争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没有可能?”在这场论战中, 米塞斯认为, 真实的市场价格以财产权的私有作为前提, 而计划经济里没有私有市场存在, 也就不会有真实的市场价格, 由于缺乏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 计划当局要进行理性的经济核算是行不通的, 所以计划经济必定是无效率的。哈耶克认为, 价格通过释放信号协调社会中分散的知识。一个计划者不可能掌握所有的知识, 即使掌握所有的知识, 同样也不可能对整个经济进行有效率的组织与协调。“价格和利润传递着信息, 他们告诉生产者和消费者各种商品与服务的相对供需状况”, “指导着生产活动”, “如果没有浮动的价格与利润, 经济就不可能最有效率地满足人们的欲望”。没有货币与价格等构成要素, 市场经济的存在就岌岌可危了, 人类文明社会也会轰然倒塌。任何试图消除货币与价格, 消除自由市场交换机制的努力, 其最终走向失败, 实在是人类的无知, 也是人类的自负, 无知在于没有意识到人类个体知识的有限性, 狂妄与自负在于相信自己能够控制与主宰社会的发展与历史的进程。
四、总结
以货币与价格为媒介的自由的市场交换, 是人类走出原始社会开始文明生活之后, 最基本最广泛最有效的社会合作方式。然而, 从文明开始以来, 对其的否定心理与思想, 在东西方就广为存在。西方的社会主义者基于原始社会的道德本能, 对货币、价格、市场交换进行批判。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重义轻利, 崇尚“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 亦有返祖倾向。东西方的相似并非偶然, 而是人类进化的结果。人类虽已进入现代文明, 但原始社会的道德本能却依然植根人们内心深处。这一道德本能在20世纪以社会主义的面貌出现, 对自发形成的现代文明秩序构成严重挑战。不过, 20世纪见证了废除货币、价格、市场交换之宏大实验的兴起与失败, 以货币与价格为媒介的市场交换机制在理论上与实践上都表现出极大的活力、生命力。
对自由市场的批判与捍卫两种争论, 实际是人类激情与理性的冲突。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者是根基于原始社会的道德本能对现代文明进行批判, 而这种道德本能又潜伏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所以社会主义者的学说能够盛行, 这是一种有力的解释。这一解释能够说明20世纪社会主义为何能够兴起, 货币与价格为何长期遭受人们的鄙视。从斯密的无形之手开始, 到米塞斯、哈耶克等人对价格机制的进一步论证, 今天的我们已经可以断言:以货币与价格为媒介的市场交换机制是人类文明渐进发展的结果, 是超出人类设计与控制能力的自发秩序, 任何企图毁灭这一机制的努力必然以惨烈的灾难结束。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恩格斯,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2] (美) 米尔顿·弗里德曼, 张瑞玉译.资本主义与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3] (英) 艾博斯坦, 秋风译.哈耶克传[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4]帕普克主编, 冯兴元等译.知识、自由与秩序:哈耶克思想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5] (英) 亚当·斯密, 赵东旭, 丁毅译.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6] (英) 安德鲁·甘布尔, 王晓冬, 朱之江译.自由的铁笼:哈耶克传[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
[7]邓正来主编.哈耶克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1.
[8] (英) 哈耶克, 杨玉生等译.自由宪章[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9]张维迎.社会合作的制度基础[J].读书, 2014, 01:61-69.
[10] (英) 哈耶克, 王明毅等译.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理性的定位与思想的复兴 第4篇
摘 要:法学“双师型”师资队伍是一个专兼结合、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法律人才培养共同体。构建“双师型”教师团队应打破职业割据,扩大教学主体外延,将法官、律师等法律职业者作为高校专任教师的有益补充。为使专、兼职教师协同合作,应对二者在实务技能培养中的职能进行准确定位。其中专任教师适宜担任理论兼顾型师资,兼任教师适宜担任专门实务型师资。在此基础上对两类教师在实务教学中承担的课程做出理性安排。
关键词:双师型;智能技能;实务技能;理论兼顾型
中图分类号:G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7-0225-02
长期以来,在我国法学教育“重理论,轻实践”的理念影响下,高校法学教师的专业知识普遍存在着结构性失衡的问题。资深实务经验教师的匮乏导致了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的严重脱节,以至于法科学生的实务技能得不到很好的培养。正如贺卫方教授所说,“由于法律职业与法律教育的脱节,我们的法律实务难以成为专业知识得以生长的温床,书斋里的高头讲章与操作中的章法混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1]为扭转这一局面,满足法学教育职业化发展的需求,需要重新审视法学“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内涵,并对实务技能型师资在职业教育中的作用进行准确定位。
一、法学“双师型”师资队伍内涵重构
2011年我国教育部、中央政法委联合出台了《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教高[2011]10号)(以下简称《培养意见》),正式启动了“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提出了“强化学生法律实务技能培养”,“加强法学师资队伍建设”的主要任务。由于我国高校实务型教师的匮乏以及法律技能教育的缺失,使得技能教育的阵地转向了司法机构和律师事务所,以此获得了替代性满足。如此一来,具有丰富实践经验以及高超法律技能的“双师型”法学教师构成了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间的纽带和桥梁。
(一)现有“双师型”内涵归纳的简要评析
关于法学“双师型”教师的内涵论者诸多,概括起来主要是指既具有系统的法学专业理论知识和较高的教育教学水平,又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职业经历,能培养应用型高素质人才的教师。笔者认为,这一归纳存在三方面的可议之处,其一,并没有突出法学教师应具有的职业技能。教育界已经达成了法学职业化趋势的共识,并一直呼吁强化法科学生的职业教育和法律技能教育。教师是教学的灵魂,是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施主体,教学任务的承担者,法学“双师型”教师不仅应具有系统的法学专业知识和教育教学能力,还应具备高超的法律职业技能。其二,将教师所掌握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等同视之。对于教师而言,应以掌握并传授系统的法学理论知识为主,实践经验次之,切不可本末倒置,矫枉过正。其三,这种界定方式是将法学教师的外延局限在校内专任教师的基础上,没有充分考虑法律职业者兼任法学教师的可能性。
(二)“双师型”师资内涵确定与外延界定
鉴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双师型”教师的内涵应从两个维度来构建:其一,从教师的个体角度,是指具有“双师素质”的教师,即具有系统的法学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掌握高超的实务技能,具有实践教学能力的教师。其二,从教师队伍的整体角度,是指“双师结构”的教学团队,既包括校内专任教师,又包括来自法律实务部门的兼职教师,是一个专兼结合、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法律人才培养共同体。为实现培养高水平法律职业人才的目标,仅凭高校一家之力很难完成,因此,应扩大师资队伍外延,整合法律实务部门与社会教育资源,构建法律人才培养共同体。即以学校为核心,实务部门及相关高校共同参与,将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者作为高校专任教师的有益补充,科学分工、深度合作,形成优势互补的法律人才培养师资群体[2]。本文主要从教师队伍的整体角度来进行分析。
二、法学“双师型”师资的角色定位
何美欢教授将法律人所需要的技能分为智能技能和实务技能两类。智能技能是诠释法律概念、分析法律条文和运用法律资料的能力;实务技能的核心是处理业务中的人际关系的能力[3]。相较而言,智能技能适宜于在法学院的基本课程中加以传授和练习,法学教师对此也更加擅长。实务技能的形成则需要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对人情世故的深谙,主要通过学徒式教育在执业界培养[4]。相应的,培养学生实务技能的师资可划分为专门实务型师资和理论兼顾型师资,其中,法律职业者应定位于专门实务型师资,校内专任教师则属于理论兼顾型师资。
(一)法律职业者定位于专门实务型师资
专门实务型师资是指专门从事实践教学的实务型师资。法律职业者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培养学生实务技能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却缺乏系统理论知识和教学能力,实务工作所遇到的法律问题通常是个别的,甚至是高度重复的,这容易使实务工作者形成思維定式,少有人对抽象的法律制度进行理性思考和深入探知。因此,往往收不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将法律职业者定位于专门实务型师资,可通过经验的传授达到以下三个目的:第一,使学生得到实务部门工作的直接经验,帮助学生在步入法律职业之前对拟从事的工作有初步了解和体验,以便更好地选择就业方向;第二,指导学生将在理论教学中习得的各种技能进行演练和检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效衔接。第三,法律实务部门是法科学生的“消费者”“使用者”,了解社会对法科学生培养规格的具体要求。通过实务工作者参与人才培养过程可以及时对人才培养方向进行修正。
(二)专任教师定位于理论兼顾型师资
理论兼顾型师资是在理论教学中兼顾培养学生实务技能的师资。专任教师以广泛的法律领域中的全部问题为教学内容,对于抽象的法律制度,有着更加全面、深入的认识,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能力,更擅长于培养学生的智能技能。但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却不利于学生实务技能的培养。实务技能本身缺乏知识的吸引力和智识的挑战性,再加之专任教师的工作重心在于知识传授及对学生智能技能的培育,从事实践活动会分散其在理论教学、科研方面的精力,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专任教师担任专门实务型师资的成本更高。当然,这一分析并不否认专任教师从事法律实践的必要性。智能技能与实务技能本就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实务技能的提高对于理论教学与智能技能的提高可起到促进作用。专任教师从事法律实践可以扩展法律思维,提高对事实问题的敏感度,在实践中发现新问题,获取新知识,以实务技能促进智能技能的提高并渗透到理论教学中,因此,更适合定位于理论兼顾型师资。
三、“双师型”各类师资在实务技能培养中的理性安排
(一)专任教师在理论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实务技能
将专任教师定位于理论兼顾型实务教师,目的是通过理论教学中的实践环节培养学生的实务技能。实务中的每个案件均是个案,案件之间都存在着差异性,处理方式各不相同。但个案事实具有对法条进行扩张、限缩解释的可能性,以及在法无明文规定时补充法律漏洞的可能性,这是在讲章中难以预知的,因此,实务技能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在实践中扩展法律思维。中国法学教育的目标应定位于“法官能力的养成”,即培养学生“像法官一样思考”的能力。实践中法官探知法律事实的过程是法官借助法律论证、法律解释、漏洞补充、价值衡量等方法最后形成主观确信的过程。这一过程首先需要的是理论知识以及智能技能的支撑,其次才是在实践中扩展法律思维。因此,对于专任教师而言,其在实务技能培养中的主要任务是在传授理论知识及智能技能的同时扩展学生的法律思维。例如,讲诉讼法的教师在讲授诉讼法基本原理的同时要培养学生法律推理、论证及诠释的智能技能,兼顾训练学生的庭审技能、辩论技能等实务技能。讲实体法的教师首先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法律知识理解力以及分析法律条文和运用法律資料的能力,兼顾训练学生案例分析能力和寻找问题切入点的实践能力。
(二)兼任教师在实训类课程中培养学生实务技能
当前,我国法学教育规模空前庞大,本科在校生达二十九万余人。如此庞大的人群,完全通过由实务部门安排专业实习或建设人才培养基地的方式很难消化。特别是对于应用型本科高校而言,近年来安排学生实习的难度越来越大,学生多采取分散实习的方式,这就使通过专业实习锻炼学生实务技能这一途径形同虚设。聘请实务部门兼职教师可以增加高校实务和技能教学的内容,使学生与司法职业者实现“零距离”对话,亲身感受中国司法的“原生态”。高校的兼任教师主要有法官和律师。在课程安排方面,建议由法官担任“模拟法庭”“法庭辩论技巧”“案例分析”等侧重于培养学生法官思维和诉讼能力的课程;由律师担任“法律诊所”“律师实务”“合同的起草与审核”“公司的创建与运营”等侧重于培养学生律师思维与非诉能力的课程。
在“法律人才培养共同体”中,应充分考虑到专、兼职教师各自的特点,对二者在实务技能培养中的作用进行准确定位。在此基础上,针对各类教师的角色,分别安排专任教师担任理论教学中的实务技能培养任务,安排法律职业者担任实训课程的实务技能培养任务,实现校外教师和专任教师的优势互补。共同打造一支专、兼结合,理论与实务兼具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参考文献:
[1]贺卫方.中国法律职业:迟到的兴起和早来的危机[J].社会科学,2005(9):90.
[2]付子堂.构建法律人才培养共同体,推动法学教育模式与机制创新[J].法学教育研究,2014(1):32.
[3]何美欢.理想的专业法学教育[J].清华法学,2006(3):6-7.
理性的定位与思想的复兴 第5篇
现代性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正是西方思想史上一个重大命题--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的当代表现形式.因此,学术界在探讨两者关系时,引入历史的维度大有裨益.考察西方思想史,笔者认为,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之间的关系一直纠葛不清,开始时剑拔弩张的分裂对立,到后来尽管包括康德、黑格尔乃至马克思等哲学家都在不断地试图调和两者关系,但始终没有得到完全解决.这是我们在讨论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关系时必须把握的历史眼光.
作 者:黄素华 梅子满 作者单位:黄素华(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宁波,315012)
梅子满(宁波晚报,浙江,宁波,315000)
理性的定位与思想的复兴 第6篇
一、“中国梦”重大战略思想提出的背景
(一) 源于古代中国的盛世与近代中国的衰败。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而在这其中汉民族早自秦汉就进入盛世, 并“独领风骚”达千余年, 其盛世标识有二:一是疆域版图特别辽阔。早在汉代, 中国疆域已非常辽阔。唐朝盛世疆域面积达1, 000多万平方公里。元朝疆域逾越汉唐, 面积约为1, 500万平方公里。清康熙年间设立台湾府, 使古代中国疆域版图的最后定格为1, 300多万平方公里, 包括台湾和南海诸岛。二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特别巨大。16世纪以前, 影响人类生活的重大科技发明约有300项, 其中175项是中国人发明的。正是这些重大的发明 (包括发现) , 使中国的农耕、纺织、冶金、手工制造技术长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但进入近代以后, 逐渐落伍了。1840年以后, 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满清王朝的腐朽, 中国主权沦丧, 割地赔款, 直到濒临亡国灭种边缘。绝境和苦难激起中华民族奋力抗争。为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 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曾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 但都失败了,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肩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神圣使命。千年中国的盛世与百年衰败的变奏曲, 是习总书记提出“中国梦”重要战略思想的重要历史背景。
(二) 基于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
1978年底我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 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从而开启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事业。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我国的经济发展总量于2010年超过日本,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际影响力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社会保障水平都迈上新台阶, 创造了惊艳世人的奇迹。从此, 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这为习总书记提出“中国梦”重要战略思想奠定了现实基础。
(三) 为改革创新发展集聚正能量的需要。
毋庸讳言, 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古老中国焕发出蓬勃青春, 创造了令世人惊艳的奇迹。但也存在不少的困难和问题, 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 贫富差距较大的问题, 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的问题, 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的问题等。为了改变现状, 推动改革创新, 凝聚正能量, 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因而, 习总书记提出“中国梦”, 正恰逢其时, 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器。
(四) 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方面, 人类进入21世纪后, 以太阳能、风能等为可再生能源, 以互联网为通讯方式, 以3D打印为标准产业, 以分散合作式、个性化、就地化、数字化生产为生产方式的新一轮工业革命即第三次工业革命已露端倪。这是中华民族千载难逢的机遇, 把握此机遇, 中华民族复兴伟业指日可待。另一方面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主要是“后金融危机时代”、传统安全领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等收入陷阱”、经济转型与平稳增长和新一轮改革的压力。机遇与挑战使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面临两个问题:如何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以后中国怎么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重大战略思想的国际背景。
二、理解和把握“中国梦”重大战略思想的基本内涵
要把握和理解“中国梦”重大战略思想的内涵要点, 需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来进行。
(一) 准确理解“中国梦”概念的本质含义。
“中国梦”是整个“中国梦”战略思想的核心概念。首先要明确“中国梦”之“梦”的定位。习近平指出, “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 都有自己的梦想”,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还指出, 实现此梦想“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可见, “中国梦”的“梦”是有特定含义的, 就是梦想, 就是愿望和追求, 就是理想, 而不是别的什么其它梦。中国梦以通俗语言来表达, 具有现实性、民族性、大众性三个鲜明特征。
(二) 把握和理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重大战略思想的基础。
“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是把握“中国梦”战略思想的基础。
1. 正确把握“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具体内涵。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标志, 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报告从八个方面阐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内涵:一是经济发展, 建设富强中国;二是政治民主, 建设民主中国;三是文化繁荣, 建设文明中国;四是社会和谐, 建设和谐中国;五是生态良好, 建设美丽中国;六是军事强大, 建设安全中国;七是主权领土完整, 建设统一中国;八是和平发展, 建设和平中国。这些具体内涵可概括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安全、统一、和平”八个方面的目标。民族振兴就是国家富强, 二者是同一层面的含义, 即全中国层面的梦。
2. 正确把握“人民幸福”的具体内涵。
根据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改善民生论述的精神和习近平多次深刻系统阐述, “人民幸福”内涵包括八个方面:一是更好的教育;二是更稳定的工作;三是更满意的收入;四是更可靠的社会保障;五是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六是更舒适的居住条件;七是更优美的环境;八是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
3. 正确把握“中国梦”与“个人梦”的关系。
“中国梦”是民族的梦, 是中国人民梦, 又是每一个人的梦。国家的梦也是人民的梦, 实现人民幸福是中国人民共同的根本利益。同时, 每个人又有各自有不同层面的具体愿望。
“中国梦”战略思想蕴含着深远的历史眼光和广阔的世界眼光。中华民族复兴是一个历史范畴, 同时, 它又不仅是自己和自己比, 还应自己和世界比, 是世界范围内的概念。因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就是要使中华民族进入世界先进民族行列, 就是要为全人类作出较大贡献。
(三) 把握和理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重大战略思想的现实途径、精神支撑和动力源泉。
1.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生活如何, 又取决于走什么样的道路。“道路关乎党的命脉, 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历经千辛万苦找到的实现中国梦的正确道路”。“中国梦”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 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兴国之魂、强国之魂。习近平指出:“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 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 永远朝气蓬勃迈向未来。”他还提出, 实干才能兴邦, 人世间的美好梦想, 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
3. 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
“中国梦是民族的梦, 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要我们紧密团结, 万众一心, 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 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 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拥有广阔的空间”。有梦想, 有机会, 有奋斗, 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
(四) 领会和把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重大战略思想的根本保证。
“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担当和使命追求。习近平指出:“我们党从成立那天起, 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
同时, 还必须加强党的建设, 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其中, 最重要的是, 坚持崇高信仰, 坚持群众路线。习近平指出, “崇高信仰始终是我们党的强大精神支柱, 人民群众始终是我们党的坚实执政基础。只要我们永不动摇信仰、永不脱离群众, 我们就能无往而不胜”。
三、理解和把握“中国梦”重大战略思想的伟大意义
习近平提出“中国梦”的概念和命题, 不仅是一种目标, 更是一种方向性指引, 是一种战略性指导。因此, 作为一种重大战略思想, 它的提出, 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实践价值, 体现了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担当。
(一) “中国梦”能凝心聚力, 规定了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
改革开放30年来, 中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经济持续高速度增长,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 改革得到全国人民的忠心拥护, 但与之相关的, 我们的社会结构愈发变得多元化, 利益关系也变得错综复杂, 贫富悬殊进一步加剧, 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各不相同, 趋于多元化, 差异化, 这种情况下, 必须找到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引导全社会更好地坚定目标追求, 凝聚共识, 激发活力, 汇聚起攻坚克难的强大正能量, 从而通过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梦”概念的提出, 有助于消除不同个体, 不同利益群体的价值冲突, 在国富民强这一大的方向上达到发展共识, 继续推动改革的进行。事实上, “中国梦”的提出, 时间虽然不长, 人们普遍感到, 中国的政治生态发生深刻变化, 各种社会思潮市场大大缩减, 正能量日益呈磅礴之势。一是全社会有了高远、清晰的目标追求, 从大国走向强国的信心大大增强。二是这个目标追求吸纳包容了各方面意愿和智慧, 更符合人民群众的期待与关切。三是实现目标的各项举措强势推进, 尤其是直面解决矛盾问题成效显著。可以说, “中国梦”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 进一步回答了未来中国实现目标和发展走向问题, 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 为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和汇聚了更多正能量, 成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精神引领。
(二) “中国梦”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指明了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 它涉及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在内的方方面面。习近平同志指出,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 必须弘扬中国精神, 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三个必须”, 第一次把中国道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三大要素有机统一起来, 清晰概括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要求, 那就是中国道路是引导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方向和根本途径, 中国精神是驱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在动力, 中国力量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保证, 指明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方向。
(三) “中国梦”为推动中国与世界和谐发展注入了新能量新的活力。
随着中国经济崛起, 与中国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的一些西方国家存在传统大国崛起的思维模式, 害怕和担心中国赶上和超越他们, 因而一段时间以来, 一些西方国家的焦虑感上升, 各种形式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轮番登场, 反复鼓噪。从目前态势看,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快, 对中国遏制围堵力度加大;日本对中国崛起最为焦虑, 正拉开与中国不惜一战的架势;周边有的国家, 既想从中国崛起中捞到好处, 又防范之心加重, 有的故意挑起事端, 拉大旗作虎皮, 甘当马仔。面对一些国家对于中国崛起多存忧疑。中国能否走出大国崛起安全困境, 是我们必须面对并回答的重大课题。需要中国向世界进行和平发展意愿的真情宣示, 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 不仅造福中国人民, 而且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中国梦”把发展自己与为人类文明做贡献统一起来, 始终坚持把发展的基点放在立足本国实际上,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和世界共发展, 与世界同分享, 分享人类共同利益, 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
参考文献
理性的定位与思想的复兴 第7篇
煤炭企业新闻中心如何在社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职工之间,媒体与市场之间,现实与未来之间,做出科学准确的社会定位、思路定位、行业定位、目标定位,依托报纸和电视两个新闻资源整合的优势,打造新闻宣传的强势,小报作好大文章,小台拥有大作为,是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定位通常是指主体一方在客体所处位置、基本作用、内在价值、发展趋势做出的正确选择。由此构成定位的评价体系和创新体系,使其具有科学行、准确性、先进性和合理性。
煤炭企业新闻宣传的社会定位、思路定位、行业定位、目标定位,是定位评价体系和创新体系的核心要素和基本内容,下面分别予以阐述:
服务大局,把握准确的社会定位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新闻宣传工作,是新闻宣传的定位之首,定位之灵魂。
大雁集团公司新闻中心紧密结合企业的中心工作,为企业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保驾护航。在创新服务体系方面,一是搞好超前服务,发挥新闻宣传的引导功能;二是搞好过程服务,全方位、多角度进行宣传报道;三是搞好追踪服务,揭示企业发展规律、挖掘内涵、提供经验。新闻中心牢牢把握公司的发展脉搏,充分利用《大雁矿工报》和《矿山新闻》的新闻资源,及时生动地宣传报道公司各条战线上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先进管理和先进成果、重点工程和重大改革,有效地发挥了“把握企业发展方向,传递企业综合信息,探索企业改革之路,激发企业竞争活力,规范企业员工行为,丰富企业特色文化,展示企业整体实力,塑造企业全新形象”的基本功能。
求实创新,选择合理的思路定位
思路决定出路,一个好的发展思路,就会带来新闻宣传的良好局面和辉煌的业绩。求实创新是优化新闻宣传思路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动力。
大雁集团公司新闻中心全力构筑新闻资源共享体系,打造新闻人才保障体系,培育新闻成果创造体系,谋求新闻事业发展体系的创新思路,形成了管理创新、人才创新、栏目创新、机制创新、理念创新的创新体系,彰显了新闻宣传的无穷魅力。
在管理创新方面,坚持工作高标准、服务高质量、管理高水平、经营高效益的“四高”理念,努力实现跻身全国、全区、全煤企业新闻先进单位管理科学化、服务人性化、工作标准化、设施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全力打造一流的品牌栏目、营造一流的发展环境、创造一流的工作业绩、塑造一流的中心形象。
在人才创新方面,新闻中心视人才是中心的中坚和骨干,是中心的第一资源和宝贵财富。恪守“人才强企”的现代经营理念,坚持用事业造就人才,用环境凝聚人才,用机制激励人才,用制度保障人才,使人才队伍不断优化。人才队伍从基础型向专业型延伸,从中心内部向外部拓展,并取得了良好的人才效应。
在栏目创新方面,新闻中心注重电视和报纸栏目的针对性、时效性、可视性、知识性和创新性。坚持用鲜明的主题、经典的新闻语汇给栏目以准确的定位,实现了栏目定位主题化、栏目形式多样化、栏目创新品牌化、栏目表现艺术化、栏目语汇思想化。
勤奋耕耘,优化先进的行业定位
大雁集团公司广大新闻工作者常年笔耕不辍,象蜜峰一样穿行在厂(矿)、车间、班组的百花园中,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耕耘在春夏秋冬,采撷知识的花蕊,酿造生活的蜜浆。他们用讴歌时代、顾全大局、追求卓越、严谨求实、勇挑重担、默默奉献、爱岗敬业、精诚服务、讲究文明、注重实效的新闻团队十大品质,彰显了新闻工作者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人格价值、艺术价值和人生价值;用心血和智慧成就事业、成就自我、成就未来。有的新闻工作者连续数日到井下采访,由于过度劳累晕倒在百米井下;有的新闻工作者为了打造宣传精品、连续几天几夜工作在电视制作机房,在全煤、全区电视专题好新闻评选中创造了佳绩。
追求卓越,确立科学的目标定位
煤炭企业新闻宣传具有社会和企业双重的宣传职能,不仅要认真履行“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基本职责,同时,也要牢牢把握全区“团结奋进、昂扬向上、开拓创新、求真务实”的宣传基调,更要恪守“服务大局、求实创新、勤奋耕耘、追求卓越”的科学定位和团队精神。
综上所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新闻宣传的社会责任,也是新闻宣传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求实创新是新闻宣传事业不竭的生命;勤奋耕耘是新闻团队特定的内涵和特殊的品质;追求卓越是新闻事业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根本保证。
理性的定位与思想的复兴 第8篇
关键词:理性主义,功利主义,高等教育思想,冲突融合
教育思想属于上层建筑, 产生于一定的物质基础上, 随着物质基础的改变, 教育实践的不断变革, 教育思想也处于不断地发展之中。 高等教育从中世纪发展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 而高等教育思想也经历了许多冲突与选择, 它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 但是对冲突点进行深层次的分析不难发现, 其背后有一种起统合与支配作用的价值观, 诸种冲突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在理性与功利主义中找到自己的归宿。
一、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高等教育思想的冲突
19 世纪中叶以后, 功利主义教育思潮开始席卷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 但理性主义高等教育思想并没有在功利主义面前完全让步, 功利主义发展势头越凶猛, 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冲突就越尖锐。 20 世纪初至二战期间, 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展开了全面的论战。 首先对功利主义进行批判的是弗莱克斯纳, 他在《美国的学院: 一种批判的观点》等作品中提出了现代大学理念, 他认为大学不应该是温度计, 对社会的每种流行风尚都要做出反应。 大学必须经常给予社会一些社会所必须的, 而这些东西有时并不是社会所想要的。 在《 美国的高深学问》 中, T·维布伦提出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应该有自己的坚守, 不应受某种价值的约束, 更不应该被社会上的工业巨头所影响。 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是20 世纪理性主义高等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 他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中对美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功利主义进行批判, 他认为教育仅为职业服务而不教育学生正当利用自己的时间, 带来的将是无趣枯燥的课程和道德的败坏。 他认为, 理性是人的最高属性, 教育应以人为主体, 发挥人性, 使之达到完美境界。 教育不能沦为可悲的经济工具, 而是要服务于人性。 赫钦斯认为“在社会的所有机构中, 大学是唯一能作理性思考, 寻求建立基本原理的地方。 ”赫钦斯对功利主义高等教育思想的批判, 在美国高等教育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使得他们重新看待被忽略已久的理性主义, 这也为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的融合埋下了伏笔。
二、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高等教育思想的融合
二战后, 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在冲突的同时呈现出了融合的趋势。 西方由工业社会向现代的社会转变, 新的生产方式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要求人的全面发展。 人本主义为理性主义高等教育思想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而功利主义高等教育思想随着时间的发展展现出越来越多的弊端。 这些为功利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融合创造了条件。 1869 年, 艾略特在担任哈佛校长的就职演说中, 指出了功利主义与理性主义并不存在着根本的对立。 他说:“在文学与科学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 并赞成不应该在教学或经典、科学或形而上学之间作目光短浅的取舍。 他们都是需要的, 而且都要最好的”。 英国物理学家兼文学家斯诺于1957 年在剑桥大学进行了《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 他认为, 西方教育界最严峻的问题就是将功利主义与理性主义进行对立与隔绝。 斯诺指出, 每种文化虽然都在不断地产生着卓越的天才, 但是, 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之间两种文化之间的隔绝对立到了几乎可笑的程度, 这让人感到悲哀。 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在1945年发表了《自由社会中的普通教育》的报告, 他要求学生接受通识教育, 在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达到一种平衡。 罗素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 他指出, 大学应兼顾学术与功利。 罗素反对英国传统的“绅士教育”, 认为要使纯学术成为大学的目标之一, 就必须使它不只是与少数“有闲阶层”发生关系, 而是与社会的整体生活发生关系。 他也反对大学只讲功利忽视人文, 罗素认为有的学问虽然没有直接的功利作用, 但仍然是有价值的、必须的。 罗素曾说过:“我认为大学是为了两个目的而存在:一是为某些职业训练人才, 另一方面是从事与眼前用途无关的学术研究。 ”随着人类进入21 世纪, 人们越来越重视人自身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和谐, 反映在高等教育领域使得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高等教育思想融合进程不断向前。
三、融合的先驱———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在功利主义与理性主义教育思想的融合一直走在世界先列。 从它的校长艾略特到科南特再到博克无不在为二者的融合摇旗呐喊。 从艾略特的自由选修到科南特主持的通识教育再到博克的“核心课程”, 在哈佛大学二者融合的脚步从不曾停止。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是功利主义与理性主义在哈佛结合的成果。
科南特是哈佛的第23 任校长, 1943 年, 他组成一个委员会研究“自由社会中通识教育的目标”。 1945 年, 该委员会发表《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的报告书, 即高等教育界著名的的《红书》。 1949 哈佛开始“通识教育计划”。 每位学生除学习自己专业的课程外, 还需要学习通识课程。 其中, 有三门是必修的, 分别是“文学名著”“西方思想与制度”以及生物学或物理学中任选一门。 此外, 再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三个领域课程中各选一门作为全年课程。 1951 年在哈佛大学正式推行通识教育计划。 通识教育计划可以说是将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教育思想结合的一次成功尝试。
1971 年, 博克被任命为哈佛大学第25 任校长, 在他的主张下形成了哈佛大学现在著名的“核心课程”。 “核心课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功利主义与理性主义成功结合的典范。 1979 年, 哈佛文理学院正式实施核心课程计划, 该计划将基础课分为6 大类:文学和艺术、历史研究、外国文化、社会分析、伦理思辩、科学。 这6 大类又细分为10 个部分, 每个学生必须从其中的8 个领域中, 各修一门课程, 免修的两类必须和学生的专业有关。 “核心课程”一经推出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82 年, “核心课程”在哈佛大学全面推行。
哈佛大学从专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关注人与关注技术的矛盾出发, 试图在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间找到一种平衡, 通识教育也好, 核心课程也好, 其目的就是想找到一种专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最佳的结合方式, 两者的比例是协调的, 发挥各自的最佳优势。 关注人与关注技术并不是完全对立的, 哈佛想二者兼顾, 使人拥有理性也拥有技术, 它强制性地使学生必修“通识课程”与“核心课程”, 可见其良苦用心。 就像艾略特曾说的那样, 哈佛理性与功利都要, 而且都要最好。 哈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践行着理性与功利主义高等教育思想的融合, 也正是因为它的创新和勇敢使之成为了世界超级名校。
四、思考与展望
教育是一种社会性活动, 教育思想的产生与社会生产力、政治经济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它作为上层建筑, 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 诚然, 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曾满目疮痍, 人民极端困苦, 社会生产力低下, 此时的高山流水、阳春白雪并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 所以高等教育思想被功利主义所占据, 教育服务社会、服务国家, 创造使用价值的观念主导了高校。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时代的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彰显了无比的优越性, 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 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 被功利主义思想主导的高等教育逐渐显示出其弊端。 高等教育的本体性功能弱化, 忽视对心灵培植, 理性缺乏。 社会事件、道德事件频出, 高等教育思想的功利性日益明显。 这一切表明高等教育在呼唤理性, 高等教育不仅是发展GDP、创造GDP的工具, 它应该有自己的独特职能与坚守———培养理性。 纵观功利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发展, 不难看出, 经过功利主义的主导, 重新重视理性, 使其与功利主义结合是高等教育不可逆转的趋势。 中华民族从不是一个缺少理性的民族, 我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 我们是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 我们有着无与伦比的文化积淀, 理性主义在我国的存在与发展并不亚于西方。 所以是时候让我国的高等教育重拾理性了, 使被我们忽略已久的国学、哲学成为必修课, 像哈佛大学那样去寻找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在大学的完美结合。
参考文献
[1]姜文闵.哈佛大学[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8.
文艺复兴也宣扬理性 第9篇
【关键词】人文精神;理性;文艺复兴;启蒙运动
一、一道题目带来的困惑
在初中历史的授课过程中,关于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这块内容是难点,学生们常常不能很好理解。教师在教授启蒙运动时,特别强调了“理性”这个词,同时简单回顾了文艺复兴的主要特点就是重视人性,一切以人为本。课堂上,学生们都没有什么疑问,记住了启蒙运动标榜理性,文艺复兴重视人性,但是在课外解决一道作业本上的题目时,学生们出现了困惑。题目如下:
下列不属于人文主义思想的有( )
A.反对神学世界观,要求自由平等
B.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重视人的作用和需要
C.重视人的经验和理性
D.强调人性至上,反对宗教信仰
正确选项是D。许多学生都不能理解选项C,为什么说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思想其中有理性?笔者当时给学生做出的解释是“D选项中‘人性至上太过于绝对了。”学生听后似乎没有什么异议了,可笔者仍对这道题目充满疑惑。文艺复兴也追求理性吗?那么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两者内容上的区别又在哪里?
二、文艺复兴中“理性”和“人文精神”共存
课后,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弥补了自己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知识的雾区。
首先是对“理性”的理解。“理性”一词,在今天的英文中写作“reason”,而在希腊语中“理性”一词,有多种表述,被大家所公认的至少有两个词,λóyos(英文的 logos),意思是存在的真理,与“规律、定则、论证、定义有相近的概念”。 [1]p36另外一种“νουζ”(英文的nous),即理知(思想、心)。在一般的情况下,这层含义被翻译成了今日的理性“reason”。
在文艺复兴时期所宣扬的理性,就是指后面一种理性的含义。它是包含人文精神之中的,因为拥有理智、意志,即理性,就是人不同与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人文主义中的理性是要求人们重视现世生活,藐视关于来世或天堂的虚无缥缈的神话,因而鼓励人们追求物质幸福及感官上的满足。这一点与当时提倡禁欲主义的宗教产生了鲜明的对立。同时,文艺复兴提倡的理性“要求重视科学实验,反对先验论,强调运用人的理智,要求发展个性”。[2]p12总而言之,文艺复兴提倡的理性是人性的一部分,在宣扬人性的时候与教会经院哲学争锋相对,但要注意的是这些文艺复兴的主要代表人物并不是一开始就将矛头指向教会,而是在宣扬人性的理性时与教会宣扬的精神有冲突,进而反对教会的神学。
接着,谈谈对文艺复兴所倡导的“人文精神”的理解。人文精神(Humanism)一词源自拉丁文的humanitas,而humanitas与希腊文paidea为对等词,意思是指“人性”、“人情”、“万物之灵”。从狭义上看,它是指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潮,其核心思想有三:第一是关心人、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反对神学对人性的压抑;第二是张扬人的理性,反对神学对理性的贬低;第三是主张灵肉和谐、立足于尘世生活的超越性精神追求,反对神学的灵肉对立、用天国生活否定尘世生活。第三点就是主张人们要追求自己的精神上的生活。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提到:“它代表人类美德的全面发展。该词不仅包含着仁慈、宽容、审慎、毅力等个人品质,更重要的是,它还意指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即人们应该投身与社会生活当中,不像中世纪修道士那样整日深思默想,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人文精神从广义上讲就是指欧洲始于古希腊的一种文化传统,其对西方的思想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从上述对人文精神的解释中可以发现,在文艺复兴时期主要提倡的就是人文精神,要求摆脱教会的束缚,追求现世美好的精神生活。而理性作为人文精神的一部分,也在文艺复兴时期有所体现。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尤其要向学生指出这一点。
三、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主要区别
在此,可能会有不少老师疑惑:文艺复兴也宣扬人文精神和理性,那么它和启蒙运动的区别在哪里?笔者认为两者的区别主要是反对的对象不同。文艺复兴主要“首先针对宗教神学中的禁欲主义”,[3]P15而启蒙运动既针对宗教又针对封建统治。此外,两者反对旧的社会,旧的制度程度也不同。以下笔者从两者当时不同的时代背景来分析两者的区别及其原因。
文艺复兴发生在14至16世纪,当时的资本主义仍处于萌芽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在西欧封建社会内部孕育成长,新兴资产阶级在思想和理论上还不够成熟,所以他们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中寻找斗争的思想武器,借用古典文化向封建统治者和天主教会表达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现。它主要体现在对宗教愚昧的反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认识到文艺复兴的思想中的反对宗教神权和封建统治并不是十分明显和主动的。这正如孙群郎教授提出的:“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宗教的束缚……对教会势力抱和解的态度。人文主义者并不反对宗教本身,只是反对宗教神学中禁欲主义等压抑人性的思想,没有抛弃宗教。”
而启蒙运动发生在17至18世纪,是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进一步发展的时期。但就整个欧洲大陆来说,当时仍“是封建专制占统治地位,经济实力越来越雄厚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却没有地位,所以他们十分强烈地要求开展反封建斗争”。[2]p16他们通过著书立说,提出自己新的观点。帮助人们从神学教条、基督教会和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走向光明。由此,可以简单地将启蒙运动理解为一种颠覆一切迷信的运动。正如康德所说:“摆脱迷信就是启蒙”。[4]P360启蒙运动中的人文精神和理性主要是主张理性用理性来判断一切事物,敬畏真实,尊重科学,矛头直指封建专制制度。从中也可以看出,这场以人权对抗神权、以法律对抗专制、以科学对抗蒙昧的启蒙运动比文艺复兴更加有力地批判了封建专制和基督教。如果说文艺复兴是一次“破旧”运动的话,那么启蒙运动是既“破旧”又“立新”的运动。
当然,认识两者区别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两者的联系。启蒙运动是对文艺复兴运动的继承和发展。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都是人们冲破中世纪的宗教愚昧和专制主义的牢笼的重要表现,对欧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吴芳.对古希腊的理性概念的考察[J].克山师专学报,2003,(04).
[2]李文成.人的价值[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
[3]欧金尼奥·加林.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4]詹姆斯·施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简介:
我国会计目标定位的理性思考 第10篇
会计目标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 也是一个实践问题。由于会计目标在财务会计中的重要作用, 长期以来一直是会计界关注和讨论的重要课题。纵观客观环境的变化, 会计目标是进展变化的。会计目标应该在实践中不断的改进、调整, 传统的单纯依靠受托责任观所设定的会计目标已经不能满足当今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因此, 为了更好地适应我国现代化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有必要对我国的会计目标进行重新定位, 实现向“决策有用观”转变。
1 会计目标定位的观点及比较
1.1 受托责任观
“受托责任观”认为, 会计目标指在反映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下, 考查对所委托的资产保管和经营的情况, 并要求如实进行记录和反映, 并能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给委托者, 确保其权益的实现。为了更能够精准和真实地反映其受托责任履行情况, 采用了历史成本法进行会计核算。
1.2 决策有用观
决策有用观的思路要比受托责任观的思路开拓得多, 它认为他们所要提供的会计信息, 使用的对象除了目前的所有者, 还可能是潜在的投资人、债权人或者是有经济业务往来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其他的群体。根据他们所处的地位不同, 有的想直观地看到企业的经营业绩和经营动态, 查看企业的运作以及未来收益如何;有的只关心企业的现金流怎么样, 是否存在偿债危机。不管他们对信息的动机是什么, 都要尽量去提供满足他们需求的会计信息, 以帮助他们做出决策。
1.3 两种观点的比较
1) 两者使用的经济环境不同。受托责任观是在资本市场还不特别健全的条件下发展出来的, 此时交易的双方属于直接进行交流的双方, 彼此对于资源的保值和增值非常的看重, 与此不同的是, 决策有用观完全建立在产权分离的成熟经济市场条件下, 此时资本市场非常发达, 相互之间不是直接交流的双方, 依靠着市场的信任和契约关系进行相互交易。
2) 两者强调的会计信息服务对象不同。受托责任观主要是针对企业的所有者进行服务, 主要满足于所有者对于下属的管理者进行监督;决策有用观则针对于利益相关者, 相互直接的关系更加多元和市场化, 这包括投资人、银行、证券公司等各类机构。
在这两种区分的基础上, 笔者认为, 受托责任学派和决策有用学派都是具体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会计政策, 是当时会计和市场条件的产物, 相互之间具有适应历史条件的优点。但是, 受托责任学派的观点不满足于市场条件的发展, 必须为决策有用学派观点取代。受托责任学派和决策有用学派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 二者具有非常大的相互连接性和继承性。对于我国而言, 市场经济日渐发展并不断成熟, 但是, 作为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 其经济发展具有自身的特色, 我们必须借鉴先进的观点, 建立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会计制度, 既反映市场经济的特点, 又适合中国经济的未来, 会计制度的建设必须具有前瞻性。
2 当前我国会计目标的定位变化及分析
2.1 会计信息不能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求
随着经济发展, 带动了证券市场的发展, 但是, 企业的会计思路还是没有跟上市场发展需要, 就目前情况而言, 企业往往只会考虑投资者和证监会对企业信息的要求, 从而按照主体的要求提供相关的信息。但是, 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 更多的市场主体对企业信息都存在需要, 比如银行、个体投资者和国家政府等, 而企业并不存在这种意识, 导致很多新的主体无法得到其需要的信息。同时, 现在的投资者不仅对企业现阶段的企业信息感兴趣, 也对企业未来的发展感兴趣, 比如未来的成长型、企业的风险性等, 但是, 这些信息在现有的会计准则和制度中却无法得到体现。此外, 很多会计信息的编制非常原始, 无法满足专业投资的需要, 对于科学性和系统性的信息提供是目前会计准则忽视的问题。企业的会计准则是企业市场的披露性, 是企业对市场环境的反应和负责, 所以, 会计准则的发展必须随着市场的要求变化而变化, 必须在客观的基础上尽量满足各类投资主体的要求, 对各类信息使用者的注重点都要进行重视, 这样才是符合市场需要的会计制度和准则。
2.2 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
我国的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时代过渡而来的, 带有很多计划经济的特征, 由于市场竞争不充分, 和政府的关系没有理顺, 制度的透明度无法保证, 因此, 我国的经济制度还是公有制为主体, 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对于公有经济而言, 仍然和政府之间是委托代理形式。在理念上, 政府将自己的资产委托给各级企业管理者, 由企业的管理者进行经营, 企业对政府进行负责, 但是, 国有企业都是非常庞大的企业, 他们的资产大, 规模大, 经营情况非常复杂, 这使得政府对企业的监督和监控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所以, 往往会导致各类国有企业形成自己独立的自主地位, 不会按照国家的要求进行经营。这种形式上的委托代理关系在实际操作中并不能真正落到实处, 相反, 国有企业形成自己独立的地位, 在经营和生产上也会越来越形成内部的黑箱。
2.3 企业所处的环境兼有两大学派特点, 会计目标定位难
由于我国的经济还处于社会主体初级阶段, 市场仍不是很完善, 现代企业制度下的公司制发展也并不成熟, 受托与委托关系仍不十分明确, 一切都处于发展中的状态, 并不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完善。但是, 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定是要具有市场的趋势, 市场经济需要各类主体在遵循市场的前提, 进行市场化的竞争。当然, 这种竞争是信息充分化的竞争, 必然需要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对各类市场主体都要进行信息的采集和负责, 对各类市场主体都需要进行清晰和负责的信息披露。这样公司才能得到市场的认可, 才能在市场的认可中不断前进。在这种转型期, 会计准则只能是既要受托责任观的会计目标, 又要兼顾决策有用观的会计目标定位, 只有这样才能在保证提供的会计信息是真实可靠的基础上, 再去考虑其他的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需求问题。
3 我国会计目标定位的理性选择决策有用观
会计目标不是一成不变的, 也不是唯一的, 可以是多个会计目标的组成, 而且要随周围的环境而不断变化。考虑我国的现实国情, 笔者认为, 我国会计目标的现实选择应定位于“决策有用”。
3.1 决策有用观更符合我国的现实经济环境
由于我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是以公有制为主体, 所以就决定国有企业在整个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市场经济的发展, 国有企业内部的无效率和经营的失败, 导致国企的大量改革。很多企业由于经营不好, 国有资产被进行转卖, 国有企业成为个人或者投资者集体的企业。这时, 产权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明确, 能够形成现代规范的企业管理制度, 委托代理关系被解除, 企业能够按照股东的意志进行企业的委托, 形成市场化的经理人制度。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逐步完善, 国企经济逐步开始了市场化竞争, 而且这种竞争还将不断加剧。对于国企的发展趋向而言, 成为公众的公司是一个方向, 此时, 国有股将会大规模推向市场, 机构投资者和散户占有的股票比重越来越大, 资本市场的流动性越来越强。资本市场的发展, 将导致当今非常流行的间接融资方式不断被突破, 以银行融资为主要特征的间接融资方式将逐渐被以股市融资为主要特征的直接融资方式取代, 这会大大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将融资更加推向市场化定向。会计目标的设定必须看到目前经济发展的趋势。市场化以及融资的直接化相互挂钩, 对我国经济环境的发展产生指引作用。就目前的发展趋势而言, 会计的决策有用观是一个发展的潮流和趋向, 是我国目前会计发展的最主要选择方式。就会计政策的出台而言, 必须和其肩负的社会责任以及企业目标责任相一致, 会计政策必须确保会计所放映的社会经济现实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而就目前的经济发展趋势而言, 决策有用观无疑是承担会计社会责任的重要手段。
3.2 决策有用并不排斥反映经营者的受托责任
由于我国的经济还处于社会主体初级阶段, 市场仍不是很完善, 现代企业制度下的公司制发展也并不成熟, 受托与委托关系仍不十分明确, 一切都处于发展中的状态, 并不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完善。但是, 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定是市场的趋势, 市场经济需要各类主体都遵循市场的前提, 进行市场化的竞争。坚持决策有用观不一定必然排斥经营者的受托责任, 国企对国家就其整个经营区间内的自残状况进行相应的汇报, 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市场价值的反映和对于资产保值增值的需求都能够在决策有用观的会计政策中得到具体体现。
3.3 坚持决策有用观的优越性
在转型期, 会计准则既要受托责任观的会计目标, 又要兼顾决策有用观的会计目标定位, 只有这样才能在保证提供会计信息真实可靠的基础上, 再去考虑其他的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需求问题。在此基础上坚持决策有用观的会计政策, 有其如下前瞻性和优势: (1) 这种政策的指导能够改变以前所有者的强势地位, 促进经营者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这也是市场化改革的方向, 是经济发展趋向的重要体现。 (2) 市场竞争是信息充分化的竞争, 必然需要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对各类市场主体都要进行信息的采集和负责, 对各类市场主体都需要进行清晰和负责的信息披露, 这样, 公司才能得到市场的认可, 才能在市场的认可中不断前进。因此, 在决策有用观下进行信息的披露, 对于提供科学有效的会计信息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3) 在决策有用观的指导下, 能够促进企业会计政策的不断完善和提升, 促进会计政策和企业的经营实际情况相吻合, 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4 结语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与积极发展, 会计目标的设定也在实践中不断地改进、完善。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会计目标定位观念, 结合我国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实际, 树立起以决策有用观为最终指导的会计目标定位方向, 从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更好地发挥企业主体的积极主动性, 更好地促进企业乃至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摘要:总结梳理了会计目标定位的主流观点——“受托责任观”与“决策有用观”, 在此基础上, 结合当前我国会计定位“受托责任观”的现实情况及影响因素, 分析了现阶段我国会计目标定位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提出了我国会计目标定位向“决策有用观”转变的现实选择与发展对策。
关键词:会计目标,定位,受托责任观,决策有用观
参考文献
[1]史丹霞.关于会计目标定位的探索[J].中国农业会计, 2012 (7) .
[2]郭长美.中国会计目标的现实选择[J].企业研究, 2013 (10) .
[3]孙娇娜.对我国会计目标定位的思考[J].中国新技术新产品, 2011 (17) .
理性的定位与思想的复兴
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