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社会学范文

技术社会学范文（精选12篇）

技术社会学 第1篇

在韦伯开启了技术理性研究的大门之后,葛兰西将传媒视为论坛,起着与霸权谈判的功能,使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相互沟通与妥协。法兰克福学派则将科技推上“意识形态”阵地的同时,也成为高举技术理性批判旗帜的先锋。威廉斯作为英国伯明翰学派的鼻祖,以其文化批判广角,深入到社会批判的视域,对技术理性批判进行了批判,对技术进行了文化社会学的解读。

一 交往理性对技术理性的消解

威廉斯指出技术观上的两种错误:绝对理性主义(工业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的绝对理性主义强调技术自身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应用应完全遵循理性的原则,这是工业主义的另一种表达,工业主义侧重社会方面,而技术的绝对理性主义侧重认识方面,但都认为技术完全超越于人的任何影响,就是技术本身。技术的非理性主义将技术解读为统治人、奴役人的意识形态工具,技术理性本身就成了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手段的目的化使得人变得手段化,技术成了万恶的本源。

在威廉斯看来,技术的产生离不开人的“主体意向”,技术在使用过程中,离不开社会制度和文化的架构,因此,技术的绝对理性主义将技术束之高阁,脱离人间烟火,对技术的定位明显缺乏现实考量。技术理性批判尽管将技术置于社会现实之中,但却存在诸多研究方面的误区。威廉斯对技术与技术理性进行了理性的分析和思考,提出的是一种彰显交往理性的整体性技术观。

第一,技术是一种生活方式,传播技术是一种交往方式。

技术理性批判将现代技术抽离于人类之外,只看到技术对于人性的异化,将技术视为人性发展的桎梏。在威廉斯看来,整个现代社会恰恰是以技术为依托,建设了一个以人自身价值为原点的主体性世界。技术理性批判最大的问题在于:将技术解读为一种外在于人的物质力量,未看到现代传播技术作为文化的要素之一,已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作为交往方式的传播是人类经验根本的一部分,它不是第二性的存在,而是第一性的,是人的本质属性,是人性的必需和中心,其重要性是无可替代的。其实,技术理性批判也意识到技术理性对人类的影响与人类如影随形的存在。只不过,技术批判理论者们是从悲观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这一不争的事实,而威廉斯则更为客观全面地表达了作为交往手段的传播技术的应有之义。

第二,技术从产生到使用渗透着主体意向和社会制度作用的空间。

技术理性批判没有在历史发展的场域中去解读技术理性,缺乏辩证、动态的分析方法。技术理性批判将人类的异化动因不是聚焦于人类社会制度本身,而是归咎于他们所认为的人类之外的技术,这无异于是本末倒置的一种做法。威廉斯清楚地指出,技术在不同的时期所发挥作用的表现形式是有变化的。技术在产生之初,处于人类目的的范畴,受人类“意向”的决定性影响;技术在使用阶段,进入人类的手段、工具范畴,也是处于社会的核心地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技术会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不断地在历史的前后台转换位置,不能因为技术在某个特定阶段所发挥的作用,就对其加以定性。

威廉斯进一步指出,研究传播技术,就必须研究其与社会制度、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才是真正理解传播技术最为有效和准确的途径。在现代技术深度参与的传播过程中,技术首先发挥的作用是对人性交往需求的一种满足,而交往需求的社会倾向,则源自于不同的社会制度。而且,技术控制不了文化和传播,也不可能导致人的能动性的完全丧失。技术是中性的,它只能改变传播手段。威廉斯把技术参与的传送称为“单向传送”,而真正的传播是一种“复式传送”,其中包含着大众的“接受与反应”,这种在制度和文化框架下的技术传播才是现代交往的主要方式。

第三,技术活动过程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互交融的交往理性的彰显。

技术理性批判将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视为对立的两极,完全地忽视了技术活动过程中价值与意义的追求与内涵,这是一种忽视现实流于理论的抽象分析,明显有违韦伯对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区分的初衷:“在韦伯学说中,这两种划分都是作者为便于对社会行动意义的思考和理解所设定的范畴,它们都属于理想类型’。这就是说,它们从未以纯粹的形态在现实中实现过,任何实际行动既包含工具合理性成分,又有价值合理性因素在内。”[1]技术理性批判失去了其存在的根基。威廉斯对技术解释中凸显的交往理性,用现实的反思和建构的姿态取代了法兰克福学派盲目的技术理性批判。仅仅将技术活动看做是一种手段,将技术理性理解为工具理性,是一种“单向度的技术观”。技术活动是一个整体,兼具手段与目的、工具与价值、主观与客观,只是在特定的阶段,其具体表现上有所偏重,更为倾向于表现其中某个方面的因素,但从其存在的本质特性与动态的发展过程来看,技术活动是全方位的存在状态。在威廉斯的视域中,技术理性是承载着价值诉求的,是动态的、发展的。[2]

威廉斯用解释学的研究范式,进行的文化即“人类的整体生活方式”的界定与“媒介即文化”的本体论层面的技术解读,向技术理性批判论者发出了挑战,对技术理性的种种异化状态论述作了全新解释和补充。技术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元素,是文化的一部分,技术理性必然属于人类充斥着价值预期的交往理性的范畴之中。威廉斯在传媒技术飞速发展的特定时期,用具有整体性的交往理性取代了将理性工具化了的单一性的技术理性,从根本上将技术从不应有的责难中解救出来。交往理性就是威廉斯所说的现代传媒时代的技术理性,是一种具有丰富的价值理性和目的理性的理性整体,是一种内在于人的本质属性。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大有用“应然”反对“实然”的意蕴,而以威廉斯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则更多的是要为“实然”争取“应然”的地位。[3]交往理性作为威廉斯技术解释的核心理念和实质内涵,所承担的就是为传播技术的真实存在状态争取其“应然”地位的历史使命。

威廉斯通过对技术理性批判文本的批判,建构了立足现实的交往理性,对当前技术化的生活方式具有实际的解释力。他认为,所谓的意义和主体性并非产生于超验的绝对或个人,而是产生于人与人之间一种不可消解的社会关系“交往实践”。在传播技术时代,这种“交往实践”的变化与新技术休戚相关,新技术使得传播活动产生了新的可能和诸多变化,如:全国范围内的资源共享网络、发展建立于多种公共信用制度之上的电子信息储存和发行制度等。尽管新技术没有决定任何东西,但是新系统提供了新的文化关系的可能性,这是旧系统所不能提供的。[4]他认识到后现代社会大大扩展的传播系统和知识自身的商品化所导致的问题没有简便的解决方法,但认为新型的传播系统所采取的各种集中化的方式,可以通过区域性的控制形式,削弱大规模资本的优势,使传播系统在保持社会有机联系的同时,持续不断地民主化。[5]威廉斯的这种交往理性通过一系列与作为现代交往方式的传播有强相关性的领域得到很好说明,“公共领域”就是其中一个充分的体现。

二 公共领域对交往理性的解释

哈贝马斯在他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对公共领域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研究。“公共领域指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个公共空间,市民们假定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言论,不受国家的干涉。传媒运作的空间之一,就是公共领域。”[6]但他所说的公共领域主要是指自由主义模式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伴随着18世纪竞争性的市场资本主义而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阶级资产阶级。这种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的特点主要表现在这样几方面:第一,其核心是由被报纸、杂志等大众传媒放大的交流网络组成的;第二,其参与主体是当时处于精英地位的男性资产阶级群体;第三,国家和社会因此而开始分离。“国家在法律制约下只能承担公共领域的担保人角色,是保障自由的权力机关。国家只能担保和提供公共领域的运作条件,但是不能干预。”[6]95这种理想的公共领域模式,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理念与理想:一个民主、平等参与的、自由讨论的整合社会。

但是,随着19世纪末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公共领域的结构发生了转型。国家进入和控制公共领域,出现了国家和社会一体化的趋势,国家和私人开始对传播技术进行控制,导致了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大众传媒出现了商业化、政治化的倾向,严重影响了公共领域的公众性和中立性。“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于是,公共领域发展成为一个失去了权力的竞技场。”[7]也就是说,现代传媒在给予人类解放潜能的同时强化了社会的精英化。

用威廉斯的交往理性的观念来分析,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社会学,就是一种传播社会学。威廉斯明确指出:“人类最大的危机是理解的危机”[8],而对于这一危机的解决,最重要的途径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观念、信息、态度的传递、交流与沟通,以及这种传送和接受的传播制度和形式。“正是通过这些传播的制度关于我们自己的、我们社会的现实才得以形成并被解释。”[9]威廉斯将传播置于一种人类本体的位置,认为传播不是人类的从属性、第二位的存在,而是像经济、政治一样是人性的必需和中心,传播和政治、经济、生产、贸易一样对于人类的经验来说是根本的一部分,“对传播的强调在20世纪社会的漫长危机中显得格外重要。”[10]而威廉斯语境中的传播,其实就是现代技术社会的一种交往方式,抑或直接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威廉斯通过对现代传播技术的批评研究,对现代传播技术影响下的公共领域进行了文化社会学研究的重新定位。

在他看来,现代传播技术在作为人类交往本性的传播过程中,无一例外地对社会每个层级的人都发挥作用,现代传播技术是现代人的整体生活方式中的一个重要元素,这就决定了以现代传播技术为主阵地的公共领域,其参与主体并非作为社会少数的精英阶层,而是包括大众在内的社会全体成员。在大众传媒这一公共领域中,社会精英固然作为强势群体发挥设定限制的作用,但大众作为受众甚至直接参与者,也同样发挥着不可忽视的施加压力的作用。一种理想的公共领域应当是精英与大众共同营造并共享共同文化的场域。在这里,威廉斯与哈贝马斯都将现代传播技术当做公共领域的主阵地,而这最大的区别在于哈贝马斯将现代传播技术看做强化社会精英化的手段,而威廉斯认为传播技术革命的任务之一即是限制精英化。

哈贝马斯在后期意识到自己早期对公共领域阐述中的不足,而在威廉斯的交往理性中找到了对这一不足的弥补,并给予其高度评价:“威廉斯的交往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是早先以文化批评为特征、由受过教育的市民组成的文学公共领域向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操纵的领域的转型过程。威廉斯的研究很有启发意义。”[11]威廉斯所说的公共领域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之间另一原则性的区分在于: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是一种属于早期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由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们参与的,不受支配和统治集团所控制的,通过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批判和论争建构的一个自由的公共领域;而威廉斯所说的公共领域则是一个在晚期资本主义语境下,由大众参与的,与支配和统治集团的控制形成一种抵抗关系的,很大程度上是在现代传播技术开辟的传媒世界进行的一种争取民主权力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也承认,威廉斯所说的公共领域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真正属于公众的领域,是一种由大众传媒支撑起来的、由大众主动参与的公共领域。

受威廉斯的影响,哈贝马斯后来对他的公共领域的参与主体问题进行了修正,认识到大众和大众文化的内在动力:大众文化显然绝不仅仅是背景,也就是说,绝不是主流文化的消极框架,而是定期出现、反抗等级世界的颠覆力量,具有自身的正式庆典和日常规范。这一惯常看法揭示出,排挤机制在进行分野和压制的同时,也唤起了无法抵消的抵抗力量。威廉斯在公共领域实现了一种主体性的复活,不过不是资本主义个体主体性的复活,而是一种社会主义集体主体性的归位。

不难看出,威廉斯结合历史发展的具体特征,将技术理性转向交往理性这一时代的核心理念,其中更多隐含的是一种文化社会学批判的维度。

三 传播制度对交往理性的彰显

威廉斯敏锐地洞见了由于新技术发展而引起的文化生产方式、社会交往方式乃至于整个社会关系和文化关系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最为显著地出现在与语言相关的新技术上。这些和语言相关的新技术包括:以电子手段传播和记录口头言语以及书面言语,以化学和电子手段合并成传播形象。这些新技术和传统的印刷技术以及更为传统的口头语言等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社会语言自身的一种新的物质实践,这种物质实践包括传统的公开演讲和显示性表达语言表达、书面表达和形象表达,更包括由新技术引发的一种内在语言和语汇思维人们的感觉结构和生活方式。这些新技术比起传统的印刷技术,对实践的推动作用大大增强。它们成为新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影响的是整个社会关系和文化关系,带来的是深刻的政治变化和经济变革。

新的传播技术引发了大众文化生产方式的产生,但并不意味着大众文化生产方式的变化只是因为科技的更新。新技术带来的影响和变化之所以能够发生,和技术出现后具有的社会属性密不可分。这主要在于一些经济、政治机构对新技术的利用以及对传媒的控制,技术的运用受到社会权力、金钱关系的影响。这在大众传媒的发展过程中极为明显。[12]

在对传播技术与社会建制之间的复杂关联进行了事实性的描述和解释的基础上,威廉斯进一步对整个传播系统及传播制度进行了文化社会学层面的解释。威廉斯在研究早期电视制度时就指出,其发展是在公共服务与商营制度二者对立或竞争下进行的,前者是一种政治模式,把观众当成公众和公民,关心的是公众需要看什么节目;后者是一种经济模式,把观众看成市场和消费者,关心的是消费者想要看什么节目。在之后的研究中,威廉斯更为明确系统地将传播系统归类为受控的和自由的两种类型。受控的传播系统有三种:专制(authoritarian)系统、家长式(paternal)系统、商业(commercial)系统;自由的传播系统主要表现为民主(democratic)系统。

在专制系统中,政府对传播工具及传播内容具有控制权,统治集团借助于大众媒介传达其指令、思想和态度,这样的传播系统毋庸置疑受控于社会统治集团,成为统治集团实现自身利益与目的的传声筒和控制手段。

在家长式系统中,统治集团利用文化领导权达到其目的,他们本着良心和责任,借助传播技术对大众的生活进行保护和指导,但其方向依然是以统治集团的价值为标准的。尽管统治集团在这种传播系统中发挥作用的形式较为温和,但实质依然是对民意的绑架。

在商业系统中,传播不再受统治集团任何形式的强力控制,而是借助市场规律,生产者和广告商以追求利润为目的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在这样的传播系统中,大众似乎被赋予了足够的自主选择权,避免了将少数人的利益与价值标准强加给大众,而实际上,人们却以一种更为隐性和潜在的形式受控于市场经济背后的整个利益链条。

以上三种传播制度中,传播技术日益依赖于传播资本的集中和官方机构的监控,加强了工业社会对人的控制,由此也毋庸置疑地成为法兰克福学派进行技术理性批判的主要诱发点之一。然而,在威廉斯看来,现代传播技术只是一个中性的存在,它既可能如法兰克福学派所抨击的成为商业化和意识形态对民主实施侵害的通道,也可能成为大众民主参与和意义共享的基础。据此,威廉斯提出了传播制度的第四种系统民主的系统。

在民主系统的传播制度中,传播属于整个社会而非少数集团,在各个不同而又相互独立的系统中,人们的经验被广为传播,并为他人所赞赏或共享,每一个系统都在大众充分的参与和分享中得到自身的发展,每一种哪怕是以往遭到排斥的经验和观点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表达和实现。民主系统的传播才真正回归到交往方式的传播本意,而非异化为一种控制方式;这样的传播才真正体现交往理性,而不是一种支配性的技术理性。威廉斯从传播制度的角度,在异化为目的的传播技术奏响的技术理性控制的悲乐中奏起了作为文化元素的传播技术唱响的交往理性的欢歌。

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在他的《第二媒介时代》中将媒介时代区分为以“播放式模式”为特点的第一媒介时代和以“替代模式”为特点的第二媒介时代。第一媒介时代主要的技术手段是电影、广播和电视,由为数不多的制作者将信息传送给为数甚众的消费者;第二媒介时代主要的技术手段是信息高速公路因特网,这种替代性传播模式中出现的是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的界限的模糊甚至一体化。值得一提的是,威廉斯所言说的这种民主传播系统在“传播式模式”下的第一代媒介时代来说,由于技术手段的特点和局限,表现得并不明显,但在威廉斯身后的“替代模式”的第二代媒介时代,这种自由的传播系统的特征由于新传播技术的发展体现得更为明晰。威廉斯技术解释学思想的前瞻性和深刻性由此可见一斑。

四 结语

威廉斯用交往理性取代技术理性对现代社会的传媒技术作了新的诠释和“符码”,他所理解的交往理性是一种具有丰富的价值理性和目的理性的理性整体,是一种内在于人的本质属性。通过交往理性,威廉斯将科学技术融入人类生活中,抛弃了技术理性批判将技术异化为施控于人的外在力量,成为一种交往方式乃至生活方式。

威廉斯通过对公共领域的解释,验证了交往理性在现代公共领域的主导作用。在他看来,现代传播技术是现代人的整体生活方式中的一个重要元素,这就决定了以现代传播技术为主阵地的公共领域,社会精英固然作为强势群体发挥设定限制的作用,但大众作为受众甚至直接参与者,也同样发挥着不可忽视的施加压力的作用。一种理想的公共领域应当是精英与大众同营共造并共享共同文化的场域。威廉斯将对交往理性的解释推进到文化社会学的高度,依他的分析,在交往理性中的技术时代,注定会由自由的传播系统即民主传播系统取代受控的传播系统。威廉斯对这种民主的传播系统及其制度建设持一种积极的态度。

威廉斯对传播技术的文化社会学解释,与媒介即文化,文化即传播,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等一系列基本观念,形成其相对完整的技术解释的理论构架。

参考文献

[1]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89.

[2]赵建军.超越“技术理性批判”[J].哲学研究,2006(5):107-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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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Williams R.Problems of Materialism[M].London:New LeftReview,1978:135.

[5]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M].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5.

[6]陆扬,王毅.公共领域与传媒[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89.

[7]戴维.莫利.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M].冯建三,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15.

[8]Williams R.Culture and Society[M].London:The HogarthPress,1987:338.

[9]Williams R.Communications and Community[C]//RobinGable.Resources of Hop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22-23.

[10]Williams R.Communications[M].London:Penguin,1962:18.

[11]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4.

社会技术与自然技术关系研究 第2篇

社会技术与自然技术关系研究

由于在作用对象、评价原则、实验方法、可接受性、参照系数以及技术进步快慢等方面存在着一系列不同,社会技术与自然技术存在着本质的差别.

作 者：吴卫东  作者单位：哈尔滨学院,社科部,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刊 名：哈尔滨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ARBIN UNIVERSITY 年，卷(期)： 24(5) 分类号：B028 N02 关键词：自然技术   社会技术   参照系   评价原则   可接受性  

极权社会与技术统治 第3篇

【关键词】《饥饿游戏》三部曲 极权社会 技术统治

美国作家苏珊·柯林斯的《饥饿游戏》三部曲——《饥饿游戏》《燃烧的女孩》《嘲笑鸟》是反乌托邦的科幻小说系列。作为反乌托邦的创作，该系列小说描述了一个笼罩在极权统治下的未来世界。国家的统治者掌握着最先进的技术，然而先进的技术设备没有为民众平等自由的理想而服务，反而成为极权统治者管理和控制民众的工具，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极端对立。本文将从两个政府如何利用技术手段加强统治的角度进行论述，重点阐述技术的发展如何导致人性的泯灭和异化，揭示极权统治者利用技术维护统治带来的严重后果。

一、《饥饿游戏》三部曲故事梗概

小说故事发生在历经浩劫的北美洲废墟上一个名为帕纳姆的国家。这个国家由首都凯匹特和12个区构成。由于统治者实施残酷压迫，七十多年前，各区发动反叛，最终十二个区被打败，第十三区被毁灭。为了惩罚叛乱者，凯匹特统治者设立了“饥饿游戏”，规定十二个区每年必须选出12—18岁的少男少女各一名到凯匹特参加竞技比赛。整个比赛在全国范围内直播，在两周时间里，二十四位选手经过残酷厮杀，最终产生一名获胜者。小说女主人公凯特尼斯和男主人公皮塔在第74届饥饿游戏中获胜，但他们在比赛中斗智斗勇的精彩表现却引起各区的反叛。为了平息反叛火焰，凯匹特统治者斯诺总统宣布即将进行的第75届饥饿游戏的选手将从以往的胜利者中选出。凯特尼斯和皮塔被迫再次参加比赛，而这次比赛在凯特尼斯向竞技场上空射出的那一箭中结束了。凯特尼斯和几位参赛选手被带到了十三区，而全国的反叛也由此拉开序幕。事实上，七十五年前的暴动发生后，凯匹特摧毁了十三区所有地面设施，但十三区转到了地下，切断与外界的所有联系。在这七十几年中，十三区历经重重困难，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在凯匹特和各区建立了地下反抗组织。当各区再次发生暴动时，十三区也再次回到民众的视线中，并联合各区推翻了凯匹特的统治。然而，十三区的科恩总统并不是代表民主的新政权，而是极权统治的新势力。当凯特尼斯用她的箭结束了科恩总统的性命后，帕纳姆国终于迎来了春天，民众不再生活在极权统治的阴影下。

二、极权社会的技术控制

“当科学的进步和工业化越来越多地掌握在某些社会集团手里时，科学技术便成了他们控制社会的巨大力量，成为他们发动战争、争权斗利的资本和工具。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不是自由，而是控制，不是开放，而是封闭。”（黎新华，2012）在《饥饿游戏》中，极权统治者对科技的滥用达到了极致，由此带来的是凯匹特人性被扼杀的荒谬世界和各区凄苦穷困的悲惨生活。

（一）游戏外的技术控制

关于技术统治与极权主义的互通性，哈贝马斯认为：“当代极权主义的本质特征在于蔓延全球的技术。”现代技术改变和重构了我们生活的世界，而极权统治者正是运用无处不在的技术手段加强对民众身体和思想的控制。小说中，作者描述了两个共存的政权——斯诺总统领导的凯匹特政权和科恩总统领导的十三区政权。尽管两个政权采取不同方式统治，但两者本质上都通过技术手段加强对民众的统治，并对民众产生相同影响。

在斯诺总统的统治下，帕纳姆国的十二个区都被通电的隔离网围了起来，这样既能防止各区民众到隔离网外的林中偷猎，也能阻断各区之间的往来。在凯特尼斯生活的十二区，统治者管理较为松散，隔离网不会长时间通电，虽然到林中偷猎是被禁止的行为，但食不果腹的民众仍能到林中寻觅食物而不受惩罚。然而，在各区叛乱相继发生后，隔离网保持通电，很多民众获得食物的途径被切断。同时，隔离网限制了民众的活动范围，各区民众不能逃跑，也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

此外，斯诺总统采取传媒技术加强对各区民众的统治。電视广播是一种普遍有力的宣传工具，利用这种方式，极权统治者更高效地传播政府的意识形态，控制民众的思想认识。斯诺总统要求所有民众在收获节期间必须观看饥饿游戏的直播过程，甚至对饥饿游戏毫无兴趣的老人也不能忽视这场年度盛事，因为参与收获节是每个人的法定义务，除非他已经奄奄一息。这一命令确保饥饿游戏能更好地履行其政治作用。斯诺总统以各种暴力场面呈现出政府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至高权力。透过比赛中的各种技术手段，各区民众感受到的不仅是总统在游戏中施加到选手身上的权力，更能联想到政府在游戏外体现出的强大意志力。

斯诺总统还利用电视广播来影响民众对十三区的认识。在帕纳姆官方描述中，叛乱过后的十三区成为一片荒芜之地，没有任何生命痕迹。大卫·哈维指出传媒技术以出现在电视上一系列静态的图像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识。通过电视传媒技术，斯诺政府不断在民众面前展示十三区的画面，构建民众对十三区的固定印象，形成对十三区的偏见。一遍一遍地播放十三区的景象只是为了提醒各区民众反叛凯匹特统治的可怕下场——所有一切都会被摧毁。赤裸裸的视觉呈现给各区民众更强的感官刺激和更深刻的感受。

而科恩总统统治下的十三区，所有民众体内都装有显示器来提醒每个人的日程安排。十三区民众和各区逃难者必须严格遵守时间表，违反规定会受到严苛惩罚。此外，十三区政府运用技术与凯匹特政府形成抗衡。在凯匹特运用各种传媒技术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时，十三区政府不断尝试侵入凯匹特的传媒体系。当十三区能成功干扰凯匹特的电视宣传时，十三区政府在技术领域和凯匹特形成对抗之势，打破了凯匹特至高无上的权力。

（二）游戏中的技术控制

饥饿游戏最生动地体现出凯匹特对各区民众的技术控制，它是帕纳姆国统治者用技术控制民众的缩影。大赛组织者利用高科技创造出拟态环境——竞技场，并在每位选手体内植入追踪器，随时对选手进行定位。凯匹特的贵族把“贡品”在竞技场的杀戮当成每年一次的视觉盛宴。他们随心所欲地改变比赛规则、设置各种障碍，只是为了让游戏更加精彩刺激来满足自己的娱乐需求。大赛组织者运用各种高科技改造的变形物种操控比赛，增加比赛难度，残害选手性命，高科技的设备只是统治者进行娱乐的玩物，让人不由地感叹技术发展的荒谬。技术的畸形发展带给凯匹特人的只有心灵的空虚和人性的泯灭。

无处不在的监控技术严格管理着每一个选手，自由人彻底沦为了竞技场上的“囚徒”。为了生存下去，来自同一个区的男女贡品被迫成为相互厮杀的对手。面对突如其来的各种灾难，选手们惊慌失措、无所适从，技术只给他们带来了恐惧与死亡。在凯匹特操控的比赛中，他们是竞技场上的一颗棋子，生存的意义在于满足凯匹特人的视觉享受。而更为可悲的是，一些选手为更好地在镜头前展现自己而费尽心思，自愿沦为技术的奴隶。当技术控制内化于每个民众的内心，成为一种无形力量时，也正是技术控制最可怕的后果。

三、结语

极权社会利用技术给一部分人带来了放纵的自由，然而也让一部分人的自由彻底沦丧。当技术的泛滥和极权相结合时，必然导致残酷血腥的暴力统治，当技术的高速发展不能为正义的统治者所用时，必然造成社会的混乱。高度发达的现代技术和极权专制对社会的危害，为生活在当下社会环境中的人们发出了警示；如何让技术成果造福于人类，限制技术的非人利用，同样也应引起人们的思考。

【参考文献】

[1]Harvey，David.Time-space Compression an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USA： Blackwell Publishing，1990.

[2]黎新华.反乌托邦小说中的现代性忧思[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03）：86-87.

[3][美]苏珊·柯林斯.饥饿游戏[M].耿芳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4][美]苏珊·柯林斯.饥饿游戏2：燃烧的女孩[M].耿芳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5][美]苏珊·柯林斯.饥饿游戏3：嘲笑鸟[M].耿芳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技术社会学 第4篇

在听取了课题组的汇报,审核课题组提交的验收材料并进行了咨询和评议后,验收专家组一致认为:社会责任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圆满完成了既定的各项研究任务和考核指标。该课题揭示出我国社会责任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相互关联性和企业社会责任对象、范围、内容的演进特征,得出了根据近期和中长期阶段划分、组织社会责任动态模型和社会责任能力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微观、中观及宏观三个层面的动态关联性规律,分期、分类推进社会责任的结论;构建了包含217项社会责任指标的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基于ISO 26000的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综合评价模型,针对ISO非技术领域国际标准,将社会学问题、工程技术问题进行了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研究,具有一定创新性;该课题采用“边研究边应用”的研究模式,将研究成果及时应用于我国应对工作中,适时为我国积极参与和实质影响ISO 26000制定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研究成果还直接写入9份由国家质检总局会同、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协调小组成员上报国务院的报告中,得到了协调小组以及国务院领导的肯定和采纳,并应用于相关政策和实施之中。

课题牵头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王忠敏院长指出:“这个课题不仅是标准课题,而是关系到经济建设、国际贸易的重大发展”。

“这个课题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对标准和标准化进行了阐述,特别是站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社会责任不同的承担能力和改进方向提出了阶段性的成果,另外就推行社会责任的具体方面,就社会责任报告的规范、社会信用的提高也都给出了具体可行的途径和方法。最终的决策报告为未来20年中国如何推行企业社会责任提出了战略性的建议,所以这是一个具有针对性、学科性、实用性的,是跨学科跨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课题专家组组长、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夏青研究员这样评价。

社会责任责任重于荣誉

5月9日,大唐电信发布首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从市场责任、员工关怀、环境责任、社会公益等方面阐述了该集团履行社会责任的实践和成就。5月15日,大唐电信集团发布《员工健康工程规划》,将员工健康作为系统性工程纳入企业发展的整体规划中统筹安排。有媒体评论认为,这一《规划》的提出和实施,在国内企业界开创了诸多先河:开创了国内企业把员工健康作为一项重要工程,纳入企业发展战略安排的先例;开创了国内企业把员工的健康规划与企业的产业发展规划相契合的先例。

也几乎就在这几天,另一份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却引起了部分人士的强烈质疑:上市公司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现代投资)因公司管理、资金流向和分红问题,部分中小股东提出改组董事会动议,这些中小股东提出的理由中,有一点就来自于该公司的2010社会责任报告:“公司在社会责任报告中的第四条,居然设立交警专项费用,第六条表明公司承担湖南省通乡公路建设费、交警费共计4.39亿元。”股民对这笔支出费用提出了疑问,“公司开支交警费,不仅违反相关规定,而且严重侵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

同为社会责任报告,其引发的影响却截然不同。“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在质量、发布主体、关注议题等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异”,这是去年底召开的第三届企业社会责任研讨会得出的结论之一。

这次研讨会发布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10》,对2010年1月1日至10月31日中国发布的663份各类社会责任报告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普遍采用“事后总结”的方式编制,对上一年度社会责任实践进行总结,只有少数报告披露了企业社会责任规划,绝大部分企业缺乏社会责任工作的规划和计划。在传播理念、提升管理、树立形象方面的重要价值难以充分体现。显然,这些企业更注重的是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中带来的荣誉光环。

《社会责任国际标准风险控制及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技术研究》课题将有可能解决至少是让企业正视这一问题,该课题研制了217项社会责任指标,5项国家标准,可从根本上规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

三个新的突破

在验收会上,国家标准委主任纪正昆对该课题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这项研究探索和实践了新时期标准化工作的新认识、新机制和新领域。

纪正昆指出,社会责任国际标准涉及人权、劳工、环保、社会管理等方方面面,处处涉及到一个国家、地区的核心利益,通过这项课题的研究,我们认识到,新时期的标准化工作不仅是一项技术工作,而且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标准化工作者要具有极强的政治敏感性,这个认识对今后的标准化工作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在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牵头、16个单位的272位研究人员参加的这项研究中,形成了标准化工作的新的协调机制和研判机制,由22个部委组成的协调小组,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进行了充分的协调,针对社会责任国际标准进程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科学的研判,使社会责任国际标准满足了我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利益。新的标准化工作机制必将对今后的标准化工作产生重要的影响;这项研究还探索和实践了标准化工作的新领域,突破了以往标准化工作主要集中在工业、农业、服务业等传统领域,进入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这一新的领域,这对我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和政策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工作的一个范例。

技术社会调查报告 第5篇

多年来，在国家及省、市有关部门大力支持和具体指导下，实施科研项目，开展科技创新;建立示范推广基地，创立池蝶蚌品牌;发展产业化经营，培植壮大珍珠产业。使池蝶蚌产业成为市农业开发又一朝阳产业，也为我国淡水珍珠生产开辟了新的蚌源。公司现已建成以水库为基地，以池蝶蚌为依托，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形式，带动库区群众并辐射周边市、县(区)，进行以池蝶蚌养殖为主体，名特优水产品养殖和畜牧业、林果业等相结合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了库区的开发利用，增加了农民收入，使公司发展成为首批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全省水产重点企业。

一、引进优质蚌源，调优品种结构

淡水珍珠是我国出口创汇的传统水产品，随着我国加入wto，贸易全球化已成为必然，这对我国珍珠行业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目前，世界珍珠市场中，大规格、高档、优质珍珠饰品供不应求，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的三角帆蚌由于种质退化严重，体形扁、体质瘦、育珠性能差，难以培育大规格、高档优质珍珠产品，致使我国的珍珠产量占世界95%，但产值仅占10%。这也长期困挠着该公司的生产发展。

池蝶蚌原产日本琵琶湖，是世界公认的优质淡水珍珠育珠蚌，日本以该蚌培育的珍珠享誉世界。池蝶蚌具有个体大、双壳鼓，外套膜发达、厚实，贝壳珍珠层厚，珍珠分泌能力强，所育珍珠大而圆，质量优等特点。有专家认为，中国淡水珍珠质量落后日本20年，其中，育珠蚌的因素落后日本10多年。

19底，市水库开发公司通过合资的客商台商吕梁鉴先生，在全国率先从日本引进池蝶蚌原种亲蚌，这也是省水产行业首次直接从境外引进的水产物种。池蝶蚌良种的引进与推广应用，可改变我国淡水育珠蚌品种单一的状况，调优养殖品种结构，替代三角帆蚌培育优质珍珠产品，使我国淡水珍珠的质量与日本缩短10多年的差距。同时，可让三角帆蚌自然资源得到休养生息，重建优势种群，两种优质育珠蚌可交替使用，确保我国淡水珍珠产业健康、持续的发展。

二、实施科研项目，开展科技创新

新物种的引进，仅仅是众多工作的开端。由于国家间技术的封锁及生物物种的特殊性，池蝶蚌对新的生态环境的适应性、病虫害的防治技术、生物特征、育珠性能等诸多方面都必须进行重新认定。该公司一班人克服重重困难，通过自选课题和申报课题途径，组织自身科技人员和依托省内外科研院所开展技术攻关。

池蝶蚌年底引进，经过精心驯养、培育，获得繁殖成功。自19开始，公司承担了省科技计划“池蝶蚌育珠性能及繁育技术研究”项目，通过池蝶蚌与三角帆蚌的育珠性能比较研究，得出了池蝶蚌育珠性能大大地优于三角帆蚌，具体表现在：池蝶蚌壳宽是三角帆蚌的1.23倍，外套膜是三角帆蚌的1.78倍，贝壳珍珠层是三角帆蚌的2.08倍，闭壳肌大，晶杆体粗、长。池蝶蚌生长快，抗病力强，成活率高;分泌珍珠能力强，培育的珍珠产品颗粒大，质量优。通过5年的研究，在小蚌繁殖、培育，育珠蚌手术接种、管理，生态防病等诸多方面进行了科技创新。形成了一套较成熟的池蝶蚌繁育技术，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制定了“池蝶蚌育珠生产技术操作规程”和“池蝶蚌种质标准(企业标准)”，为池蝶蚌在我国育珠生产中的推广应用提供了理论和技术依据。XX年2月，通过了由中科院水生所曹文宣院士任主任，上海水产大学首席教授、博导李思发教授和中科院动物所博导、中国贝类学会副理事长刘月英研究员任副主任，中科院水生所所长、博导桂建芳研究员及省内水产界知名专家、教授组成的鉴定委员会省级成果鉴定。与会专家一致肯定了池蝶蚌是优良的育珠蚌，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研究的成果填补国内空白、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近年来，通过与大学建立技术依托关系，并与中国贝类协会，上海水产大学和省水产技术推广站进行技术合作与交流，先后完成了“池蝶蚌与三角帆蚌育珠生产对比研究”、“池蝶蚌抗病性研究”和“池蝶蚌种质标准(省地方标准)制定”等课题，通过了国家级品种检验、检测中心精密测量、分析，确定了池蝶蚌的体形、及其他与育珠性能有关的数据库，进一步证实了育珠性能好，珍珠产量高，质量优，养殖效益显著;池蝶蚌抗病性能强，养殖成活率高，尤其是近几年各地出现三角帆蚌大量死亡的情况下，池蝶蚌的成活率仍高达95%以上，表现出很强的抗病性能。XX年通过了国家良种审定，并被农业部列为XX年重点推广应用的5个品种之一。

三、建立示范推广基地，创立池蝶蚌品牌

池蝶蚌引种、驯养、繁育及育珠成功，只能说明该物种能适应当地区域生态环境且能显现其优良性状。要尽快产生最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必须被广大养殖生产者接受并应用，因此，建立池蝶蚌养殖示范推广基地是最佳可行之举。该公司克服资金短缺、水面少等困难，在上级有关都门支持及指导下，通过租赁和联合开发等多种形式，建立池蝶蚌繁育、示范及推广基地。

目前，公司现已建成300亩池蝶蚌繁育基地，按照种质标准选育了10万只亲蚌和100多万只后备亲蚌，具有年繁殖小蚌1亿只的生产能力，并建成500多亩养殖示范基地，XX年推广养殖面积XX多亩。到XX年底，累计建设养殖示范面积1500亩，推广面积3万余亩，已显示出良种优势效益。

然而，曾几何时，我国历史上农业的一个良种既能带来一个产业的革命(如杂交水稻)，有时生命仅芸花一显，其主要因素之一是缺乏品牌意识，只有做大做强一个良种的品牌，才能赋予其无限的生命力。因此，公司一班人认真总结并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根据自身的资源、技术、人力等特点，提出保种、选育池蝶蚌良种并提纯复壮，开展科技创新，提高技术含量和产品的附加值，建立自己的优势品种的品牌，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才能形成一个产业，致富一方群众。提出一是创品牌。要充分发挥池蝶蚌品种优势，加快池蝶蚌产业的发展，形成特色产业，创立池蝶蚌品牌。二是成品牌。要完善池蝶蚌良种场的基础设施，建立国家级池蝶蚌良种场，进一步搞好池蝶蚌种苗的选育和科技创新，使池蝶蚌发挥更大的良种效益，成为全国知名品牌。三是养品牌。要以国家级池蝶蚌良种场为基地，加大宣传力度，向全国推广应用，培育高档、优质珍珠产品，促进我国珍珠产业健康、持续发展。XX年，公司已向国家工商局申请注册了“池蝶”牌商标。

XX年，农业部已批准池蝶蚌为国家引进国外优良品种项目(“948”项目)，该公司将进一步做好池蝶蚌的引进和基地建设;XX年，农业部已批复建设池蝶蚌良种场，该公司将按照国家级良种场的标准，建设全国最大的池蝶蚌良种繁育基地和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向社会提供池蝶蚌良种和先进的养殖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池蝶蚌，替代三角帆蚌培育大规格、高档、优质珍珠产品，增强国际市场竞争能力，使我国的三角帆蚌得到休养生息，重建优势种群，促进我国珍珠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四、发展产业化经营，培植壮大珍珠产业

为了使池蝶蚌的良种优势尽快转化成生产优势，培育高质量的珍珠产品，提高养殖效益和农民收入，该公司确定了“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经营道路，即以市场为导向，以水库为基地，以公司为龙头，以池蝶蚌为依托，以库区渔业生产经营为基础，以系列化服务为纽带，采用经济合作的方式，把农民与企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繁育、接种、管理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产业化发展模式。通过加大宣传力度，加快池蝶蚌繁育、养殖示范基地和推广基地建设，加强技术培训和技术服务，积极与科研院校的技术依托和技术合作等手段，使池蝶蚌培育珍珠的产业化经营得到快速发展，市水库开发公司也发展成为省首批农业产业化经营省级龙头企业和省水产重点企业，池蝶蚌培育珍珠的产业化经营已发展到我市相关县(区)，培植壮大了我市的珍珠产业。

从社会边缘人士到技术学徒 第6篇

Annisa Matandike， 30， used to think she had limited options in life and that discrimination would marginalize her because she lives with albinism. But she is now well on her way to realizing her lifelong dream of setting up her own catering business.

Like in many other countries， perceptions， discrimination and structural barriers make it hard to for a person living with albinism to earn an income and to take their place in society. Albinism is a condition that causes visual impairment ranging from low vision to blindness as well as skin sensitivity and skin damage.

Last year， Matandike enrolled in the ILO programme’s Quality improvements in Informal Apprenticeship （QiA） in the informal economy project， and followed a two-week orientation course for Restaurant Management and Confectionary at a vocational training centre. At the end of the orientation training， participants were placed as apprentices in restaurants.

Matandike is now an apprentice at “Granny’s Kitchen，” a restaurant in the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of the Zimbabwean city of Mutare.

“I can now prepare three-course meals， undertake portion control at ease， as well as construct meat pies and other confectionary products. All these things seemed like an elusive dream prior to my training，” she says.

Learning by doing

The programme builds on the traditional apprenticeship system， widely practiced in Zimbabwe， where out-of-school youth attach themselves to skilled master craft persons to learn a trade through on-the-job training and workshop experience.

“I was pleasantly surprised to find two other people with disability in my group at the training centre，” she said. “It is common knowledge that most people want to be associated with only able-bodied people but the QIA programme exceeded my expectations.” Matandike believes the experience will go a long way to show the community that young people with disability can live productive lives.

Youth unemployment is high in Zimbabwe and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young people with some form of disability are particularly acute. Perceptions and structural barriers make it even harder for persons living with disability to gain incomes and to take their place in society.

The comparatively few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who are economically active often work in the informal economy， earn less than their non-disabled counterparts and face precarious working conditions. In order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the Government of Zimbabwe and the ILO are targeting the inclusion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y to enhance their skills for employability.

The Skills for Youth Employment and Rural Development Programme is a five-year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ILO and the Danish Africa Commission that supports the social partners in Zimbabwe. It aims to strengthen skills development systems that improve employability， promote access to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increase incomes for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growth.By the end of 2013 the number of beneficiaries who are in employment， either wage-employed or gainfully self-employed， or who have increased their income was approximately 10.000 people. Ultimo 2015 the programme is expected to have reached more than 15.000 people， including more than 7000 apprentices and Master Craftspersons.

日前，国际劳动组织在津巴布韦举办了“青年就业技能培训和城市发展计划”项目，旨在加强技能开发系统，提高年轻人的就业能力，增加就业机会，增加收入以提高包容性和可持续性。该项目建立了传统学徒制度，辍学青年可以选择技能熟练的师傅学习技艺，并在岗位培训和工厂实习中学习锻炼。该项目提高了非正规经济中技能培训的质量，帮助年轻人，特别是身有残疾的年轻人找到合适的工作，摆脱贫穷和被边缘化的影响。

[纵深]WFDS技术的社会意义 第7篇

WFDS技术将会带动和促进信息网络运营商对网络建设投入的积极性, 并由此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推动全社会的泛在信息接入网的建设, 为以人、社会和自然环境和谐相处为目的的管理控制提供手段, 为物联网在我国的起步发展奠定基础;物联网时代的开始, 将使网络承担更多的信息应用服务功能, 由此将会对未来网络的节点处理设备能力带来更高的要求, 由此导致“云计算”技术的广泛应用, 由此开创“云计算”时代的开始, 对整个通信产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1) 对国家而言, 在城区大大减少传统移动通信网大功率基站的网络能耗和空间电磁波污染;共建接入网, 最大限度地避免电信和广播电视运营商各自为政的行业重复投资建设, 改善城市形象、提升运营商的投资回报效率、为国家创造更多的利税收入;促使运营商将更多资本地投入到以信息服务产品的开发上, 促进运营商的信息服务产品实现差异化竞争, 对我国信息通信的自主工业支撑技术的创新起到提升和促进作。

2) 对地方政府而言, 采用WFDS技术方案建设接入网络的一个最直接和最明显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改变城市容貌, 避免城市中现有的各种有线电信线缆的乱拉乱扯, 塔杆乱建乱立, 管道的乱开乱挖, 室外电信机箱的乱安乱放;通过促进运营商将网络建设的资本性开支转变为服务和维护的日常性费用开支, 可以为地方运营商的经营开支节约成本, 提升利润, 将为地方政府的税收产生贡献;促进地方以信息通信增值应用为核心的地方科技工业发展;促进地方以网络的建设维护和信息应用服务为核心的社会高技术服务业的形成, 促进新兴高技术社会服务业的形成。

3) 对运营商而言, 大量节省网络建设的资本性开支, 有利于其业务收入和利润的平衡控制和运营收益率的稳定提升;三网合一建设, 节省了运营商多网络运营维护的日常费用开支成本, 提升其运营效益;激励运营商更加关注于对其增加业务收入的信息技术产品方案的开发投入, 促进地方信息服务产品的开发力度, 带动创意产业的发展;提升对信息消费者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

4) 对消费者而言, 使信息用户真正实现任意选择其喜欢的、服务质量更好和价格更合理的信息网络服务商为其提供服务;信息消费者可以选择范围更加宽泛的信息业务产品并享受内容更加丰富的信息服务质量;可以有持续降低信息消费开支的机会;可以随时随地地以其随意选择的方式享受更多信息服务产品。

测绘技术在信息社会的应用 第8篇

一、测绘在信息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信息社会的发展, 对地理空间数据提出了强烈需求。从宏观上看, 无论是确定发展战略和经济布局, 还是制订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 都需要以地理空间信息为基础。从微观上看, 无论是工程项目的规划、设计和选址, 还是重要活动的安排和举办, 以及人们的出行与旅游, 也都需要运用测绘信息。经济社会愈发展, 对地理信息资源的需求愈大, 要求愈高。

测绘是指对自然地理要素或者地表人工设施的形状、大小、空间位置及其属性等进行测定、采集、表率以及对获取的数据、信息、成果进行处理和提供的活动, 是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事业。通过测绘所获取的地理空间信息, 是有关地理实体的性质、特征及运动状态的表现和知识, 地理信息可以用来描述来自现实世界的目标, 描述空间实体的位置、形状、大小及各个不同实体之间的关系, 具有时序性和动态变化的特征。包括测量控制点、居民地、独立地物、管线垣栅、境界、交通、水系、地貌、地名、地表覆盖和地籍等在内的地理空间信息, 特别是反映了地球表面的自然、人文、经济等具有基础性、普遍适用性强和使用频率高的基础地理信息, 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 通过信息共享、互联互通的机制, 实现信息资源的最大化开发和利用, 是信息化发展的目标。测绘事业是进行空间定位、获取地理信息的, 通过测绘技术手段建立的地理空间信息平台。如各种地理信息数据库、地理信息系统是各类空间信息的系统集成, 是推进经济社会信息化的基础条件, 测绘不但融入我国现代化信息建设进程之中, 而且承担起为社会发展提供地理空间信息, 推进信息化社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责任。

二、测绘在信息社会中的具体应用

1. 在电子政务中的应用。

电子政务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信息时代下的政府管理和服务机制。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迅速发展, 电子政务也迅速发展, 并将因此简化政府与企业、政府与个人的互动联系, 提高政府的服务效率, 降低政府工作成本。目前使用的各种比例尺和地形数据库距离电子政务和国家宏观决策分析使用的需要, 尚有一定的差距。相信随着各级政府、各经济部门电子政务的普及、发展, 将对政府地理信息及其应用系统的信息内容、标准、安全、运行机制等提出更高、更多的要求, 政府电子政务的建设与应用将展现广阔的前景。

2. 电子商务中的应用。

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促成电子商务的形成与发展, 企业对企业和企业对消费者两种网上销售模式, 改变了以往产品与服务的销售方式。新出现的网上购物、电子银行和物流派送等商业服务形式都通过互联网把政府、企业、个人家庭联结起来, 为人们提供了全新的购物、生活模式, 加快了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进程。所有这些, 都必须有一个覆盖一个地域地理空间信息基础平台的支持, 才能更好地实现。

3. 在交通运输方面的作用。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对交通运输的需求也越高。面对车流滚滚、越来越拥挤的交通状况, 将电子信息技术、GIS、GPS技术引入道路交通系统的管理、信息交换、道路监控、指挥调度, 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保障安全是最有效的方法, 这就是智能交通系统。智能交通系统是需要进行精确获取、配置和集成静态路线引导信息、交通运营状态信息、交通工具位置信息、交通设施位置信息、出行方式与路线信息、决策指令等智能交通信息的三维空间载体。这就需要在国家多尺度空间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的基础上, 增补交通专用数据, 建设智能交通信息数据库。

4. 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测绘可为包括对国家资源、环境、灾害调查和各种经济活动的时空分布及其变化的实时服务, 以及数字城市、数字港口、数字仓库、数字化物流配送诸方面的地理空间信息服务。如通过对数字高程和影像数据的适当加工, 可以形成各种可视化的专题数字影像地图产品三维立体景观模型。在土地利用动态监测、农业、林业、土地资源调查中, 利用这些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后可有效达到目标。制作河流河道的三维立体图, 可以据此在计算机内直接模拟出降水量对水位高低、淹没区面积、人口、农作物、工矿企业的影响, 直接经济和间接经济效益是非常可观的。其他如在南水北调、铁路建设、气象服务、社会安全服务等中, 都不可避免需要测绘提供强有力的地理空间信息保障。

5. 网上电子地图服务。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 网络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带来深刻的影响。利用网络技术进行的地理空间信息交换与服务和通过传统的方式向社会提供地理空间信息服务相比, 无论是在效率还是质量上都是一种飞跃。街区图能通过地址、机场、邮编、城市名称、地区码、经纬度甚至道路图册的关键页代码进行地图查询。我国网上电子地图已开始起步, 如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网站、新浪网站等都推出网上电子地图。我国网上电子地图尚属起步阶段, 发展空间巨大。

让信息技术融入品德与社会课堂 第9篇

一、利用多媒体激发兴趣, 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

传统的教学模式中, 学生学习方式单一、被动, 缺少自主探究、合作学习和独立获取知识的机会。而信息技术集文字、图形、图像、音频、视频等多种素材于一体, 动静结合, 图文并茂, 创设了逼真的教学情境, 营造了活泼的教学气氛, 令学生耳目一新, 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能够在短时间内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参与活动, 使整个教学过程变得生动活泼和高效, 这是其他教学手段所无法比拟的。

学生可以通过网络、电视、报纸、杂志等多种媒体来查找自己需要的资料或是完成教师布置的作业, 并把这些资料带到课堂或发布到班级博客上与教师、同学共享;可以通过网络通讯工具来交流想法;在课堂上采取小组合作探究的方法完成教学内容。

而在课堂上, 笔者根据教学内容制作精彩的多媒体课件, 通过图片、视频、声音等, 把原本空洞的说教变成直观、具体、生动、形象, 易被学生接受又能激发他们的求知欲的学习方式, 从而提高了课堂实效性。

比如:在讲授《推动人类进步的科技革命》一课时, 笔者把“珍妮”纺纱机、蒸汽机、电报机、电话、电灯等发明制作成课件, 学生的兴趣一下子被调动起来。

当他们看到第一辆汽车的照片时, 不由惊叫:“这是汽车吗?太简单了!”

笔者问:“你们知道这辆汽车是什么牌子的吗?”

学生们摇头。

“这, 就是大名鼎鼎的‘奔驰’!”

他们大吃一惊, 原来第一辆奔驰车居然那么简陋。这时再让他们对比现在街道上行驶的汽车, 从种类、外形、颜色等方面来看, 和原来相比都有天壤之别。由此, 让学生体会到科学技术的进步。

而在讲授《艺术世界的发展与变化》一课时, 笔者寻找大量的名画图片制成幻灯片, 配以优美的世界名曲, 学生在欣赏的过程中对艺术家的敬重之情也得到了提升。因为课前布置了查找资料的作业, 孩子们在课堂上也有了令人惊喜的表现, 讲述了许多关于名画、名曲及艺术家的故事与趣闻, 比如“梵高的耳朵”“《蒙娜丽莎》可能是作者的自画像”等等, 有的孩子在听到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时, 还不由自主地跟着扭动起来。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得到了极大提高。

二 、利用多媒体化静为动, 突破教学难点

小学生活泼好动, 注意力不易集中。而信息技术手段具有直观、形象、吸引人的优越性, 利用多媒体, 可以把教材中一些抽象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以形象、具体的画面呈现出来, 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多媒体课件是以教学课题为主要线索, 为强化教育重点、突破教学难点而设计, 以多种方式和表现手法对新授课的内容进行加工处理, 并生动、有趣地呈现在学生面前,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其化抽象为直观, 化静为动的特点, 为课堂教学排疑解难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也体现了媒体在教学中的优势。

例如, 在《安全地生活》的教学中, 将一些安全标志制作成动画这种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在学习交通安全的重要性时, 以多媒体为媒介, 选取实际生活内容, 创设自主学习的情境, 用生活的基石去孕育学习的情感。

课前, 安排学生搜集有关交通安全的事例和资料, 引导学生“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社会, 用自己的心灵感受社会, 用自己的方式研究社会”。学生接到任务后都十分积极, 有的上网搜集交通事故惨案;有的查找交通规则和交通标志, 还画出了自己喜爱的交通标志。大量资料使学生对交通安全的话题有了感知的基础。

教学中, 再现实际场景, 巧用电教手段去激发学生的情感, 比如适时地出示一段段交通事故的录像:快速飞驰的车翻出桥下, 失去孩子的母亲在痛哭, 小女孩用篮球走路, 骑车人顷刻间死于车轮下, 等等。直观的画面使师生共同感受到:飞驰的车给我们带来了速度, 也带来了无法弥补的痛苦, 顷刻间鲜活的生命不复存在, 只能在另一个冰冷的世界里躺着, 听不到亲人的呼唤。

师生交流的情境, 生生对话的情境, 在语言描述的悲惨氛围下, 学生热爱生活的情感已经被触动。运用这样的教学手段, 不但能够让学生深入理解有关交通安全的主题, 而且让学生体会到了本课的重难点, 认识到了珍爱生命、热爱生活的重要性, 课堂因多媒体的介入而鲜活起来。

三、利用多媒体网络资源, 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

多媒体网络拥有大量的信息资源并能共享, 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学习材料, 有助于培养学生通过信息获取、信息处理、信息表达来发现问题, 提高探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例如, 在学习《交通发达方便我》一课时, 课前让学生在网上搜集有关车、船、路、桥的资料。由于学生的认知水平不同, 信息加工的方法不同, 答案各种各样。课上, 教师带领学生进行综合分析整理, 全班学生相互交流, 即评即改, 互相启发, 激励着所有学生思维的发展, 又在无形中让学生开阔了眼界。

在学习《战争风云下的苦难》时, 许多学生对战争感到十分陌生。课上, 笔者播放了一段二战时期日本袭击珍珠港的视频, 让学生对战争的残酷有了直观的感受。另外, 从网上下载一些有关伊拉克战争的图片和二战以来人类伤亡的数据, 制成幻灯片, 使学生充分懂得了全世界人民需要和平、憎恨战争的美好愿望。

在学习《从烽火台到互联网》时, 笔者把学生带到机房, 让他们上网浏览、聊天、发电子邮件, 通过实际操作感受网络的神奇, 激发学生对现代科技的向往与追求。

实践证明, 合理运用网络可以缩短时空距离, 调动学生的情感活动, 培养学生自主探求知识的能力, 提高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四、尝试网络教学, 变革学习方法

小组学习是教学中常用的一种学习方法。过去由于教学手段落后, 小组学习经常是流于形式, 就是一个“教师布置问题—小组讨论—汇报”的流程。有些学生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兴趣, 不能真正参与到小组活动中去, 汇报也只是读读资料。

现在, 笔者尝试把品德与社会课程“搬到”计算机教室, 让信息技术成为基本的知识载体、教学媒介和交流工具。学生通过计算机自主学习, 或登录论坛与他人讨论, 在他们面前展开的是一个广阔无垠的知识世界。他们尝试自己动手, 查找资料;自己探索, 解惑创新;合作研讨, 共享成功。

教师为学生设定学习主题, 对网络资源进行整理, 了解学生的探索过程, 适时加以引导, 帮助释疑解难, 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评价。学生则可以把自己的见解发表到论坛上, 组成网络小组开展合作学习。教师和学生在不同的层面上操作, 发挥不同的作用。

五、结束语

传播技术革新与社会建构的关系 第10篇

媒介技术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一直就是哲学家和传播学家所关注的问题。在这里首先要对所涉及的两个概念进行界定, 从而为探讨其互动关系奠定基础。

技术是人所利用的从物质和组织意义上提高行动效率的整体手段。 (1) 技术史家认为, 人类经历了三次技术浪潮, 即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 (2) 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传播技术也经历了相应的口语传播媒介、文字与印刷传播媒介和电子传播媒介三个发展阶段, 第三个阶段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广播、电视和网络的三级跳跃式发展。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技术形态本身一旦进入社会化过程就成为制度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 技术不仅仅代表了一定时期各类生产水平的总和, 同时也成为社会制度本身的一个部分, 这一观点为传播研究者研究技术提供了新的视角。

传播技术本身就是一种媒介,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的核心就是技术, 因为新的技术形式几乎就界定了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形式以及内容。汤普森看到的是“新的技术媒介 (却) 使得新的社会互动成为可能, 它改变或消解了旧的互动形式, 为行为和互动创造了新的焦点和场所, 因而也就重新建构了作为其中一部分的现存的社会关系, 以及体制和机构”。 (3)

我们在这里要提的问题是, 在每个不同社会形态出现的技术形式有没有其自身的逻辑?技术的进化除了生产力的发展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因素在背后起作用?换句话说, 是技术单纯地影响着社会中的其他关系, 还是两者之间本身就有一种互动关系存在?要回答上述问题, 需要我们利用一种技术发展史的视角, 来正本清源, 理清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口语传播到文字传播到印刷传播

人类诞生之初, 部落内的传播主要靠口头交流进行。传播的方式受到技术的巨大制约, 没有文字作为传播媒介,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社会维持在较小的规模。媒介技术的进化改变了传播形式, 进而影响到社会各阶级及其权力关系。部落人学会识字后, 他就从部落中解放出来, 成为文明的个体, 一个与其他文明具有相同的态度、习惯和权力的人。拼音字母意味着权力, 字母文字代表着知识和复杂的技能, 部落人在获得这些能力后, 就不再臣服原有的传统和仪式, 部落中的阶级关系就会随之发生改变, 部落由此从内而外地瓦解。 (4)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将权力定义为“知识造就的支配能力” (5) , 在人类由部落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 文字就成为知识的直接载体。文字这种技术形式类似于规范, 规定了或者说选拔了社会的知识精英阶层, 从而也间接地界定了社会的权力关系。

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过渡意味着口语以及以初级文字传播为主导的模式转向了印刷传播模式, 从小众传播转向了大众传播。生产技术的创新促进了传播方式的升级, 15世纪中叶兴起的活字印刷术为书籍、杂志, 特别是报纸的广泛印行提供了必要的手段活字印刷, 从而导致了西欧中世纪的最终消亡。

印刷术的最大功能在于使得以前转瞬即逝, 且受到传播时空极大限制的口头交流得以稳定化, 文明成果的保存得以批量化, 这是对知识精英阶层的一种解构, 知识从少数垄断者的手中开始向社会阶层的下游传播, 对集权结构产生了一种消解。另外, 传播技术的发展也提高了社会组织的融合程度。“传播技术可以四处传播信息, 也使我们能够进行更广泛更迅捷的讨论。同时, 这些机制很明显使得解释生活和对实际情况作出合理判断的被组织起来的智能得到提高。” (6) 到了资本主义阶段, 西欧的城镇出现了各类沙龙和小酒馆, 从中孕育出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 而这些中观领域的出现则进一步推进了社会力量的多元化, 促进了集权制的解体, 高度等级化的人际关系慢慢向扁平化方向发展, 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传播技术的进步突破了时空的束缚, 弱化了集权力量对人们时间和空间的管理能力, 从而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社区与社区之间的互动, 使人类社会最终成为一个有机体, 至少可以说, 到资本主义阶段, 社会的整合程度有了极大的提高, 传播技术在其中充当的是社会的黏合剂, 把社会各个阶层和角色进行了整合, 至少在沟通上达到了比较平衡的状态。

如果仅从技术创造的新的传播形式来探讨技术对于社会构建的作用, 技术仍然是和社会剥离的, 它作为一种自变量, 影响着社会交往的范围和形式, 从而影响着社会中各种力量和角色的身份演变, 并对社会建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西方社会的扩张过程中, 印刷术产生了第一种整齐划一的、可重复生产的商品。活字印刷是后来一切工业开发的原型和范例。印刷术导致可复制的文化生产模式, 塑造出了西方社会的机械文化。在麦克卢汉看来, 文化的大规模复制方式, 使得这种文化的向外扩张成为可能, 在他那里我们仍然看不到社会发展自有的逻辑对传播技术形式的限定作用。

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的共存

诚如麦克卢汉所说“媒介即讯息”, 新的媒介技术将改变人类自身及其生存的社会结构, 人类从印刷媒介进入电子媒介阶段是以电子传播术的应用为前提的, 19世纪的电报和电话、20世纪的广播和电视以及20世纪末的国际互联网, 都使信息及时、全面的传播成为可能, 也极大地改变了社会关系。

电子媒体意味着时间和空间在新的媒介形式下得以重构。在电子世界里, 传统的空间和时间观被完全废除。传统社会形态下等级制的印刷文化被扫到一边, 传统社会中存在的基石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而同时印刷文化中注重个人主义的特点也随着电子媒体建构大众共识的努力被消解。印刷媒体还未完全解构的那种等级制开始加速消亡, 信息的无时无处不在、无远弗届的特点进一步打破了知识精英对印刷信息的垄断, 处于社会阶梯下层的人开始有了借助知识沿着社会阶梯上升的可能。在传统的时空结构中, 社会被分层, 对于知识的不同掌握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 而当作为这种关系的依附体的传统时空结构消解以后,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然会得到重构。身处此情此景, 麦克卢汉认为人类即将进入一个根除了社会差异的大同世界“地球村”。 (7)

麦克卢汉没有注意到的是, 在新的电子传媒来临之前, 人和人本来就已经不平等了, 这是无法通过一种技术媒介就能弥合的, 也就是说, 电子传媒没有把社会变成人人平等的“地球村”, 而是贫富差距、阶级差距依旧存在的“全球都市”。

电子传媒时期的三级跳

电子传媒经历了广播到电视再到互联网的三个发展阶段, 在大众传播和大众社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的时候, 传媒逐渐成为重要的社会制度。威廉姆斯认为无线电和电视广播作为一种新的强有力的社会整合与控制形式, 其重要用途与社会、商业, 有时甚至是政治上的操纵息息相关。 (8)

自从20世纪90年代因特网在全球开始普及以来, 其互联互通的特性对于传统媒体的冲击和影响日益显现。在互联网的传播模式下, 社会被网络化。网络分散了主体, 主体“被多重化和去中心化”而在时间和空间上脱离了原位 (9) 。传统媒体下, 媒介从业人员的传播主导作用在技术的冲击下被解构, 因特网的网状结构使得网点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可以成为传播的主体, 这种技术上的网络化对电子传媒还未完全消解的权力结构进行了冲击, 人人都成了传播者和受传者, 似乎传播的民主化在久违以后终于到来。但实际上, 网络上用户的发布权只不过是一种操作权, 传播的控制结构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人们拥有的只不过是许多前所未有的选择与发表的虚拟自由。 (10) 技术的发展给社会中的公民带来的是参与的自由, 公民在传播中有了起点上的公平, 然而我们仍然要看到这种虚拟的公平在现实生活中的局限性。汪丁丁说:“互联网提供了实现更广泛的交往自由的技术手段, 但是与知识的民主’一样, 从技术手段里面不会自动生长出现实的交往自由。” (11) 一个时期的传播技术并不完全遵循进化论的模式, 它需要和当时的社会情境匹配才能够最终为社会所采纳。

在互联网技术模式下, 个人对于网络信息控制的力量大大增加, 人们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 把海量的信息进行筛选, 这样可以只接触他们所愿意接触的信息。在传统传播模式下, 公民可以接触到自己不太愿意看到的或听到的信息, 这样会让他们知道在自己关注的事情之外还有其他的问题, 一个异质的社会才能够很好地处理社会问题。 (12) 互联网模式下的网络化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使得重要议题琐碎化来消解公民对公共议题的关注, 从而降低其参与民主决策的能力。因此, 各种媒介对社会的建构源自其提供的对人获得和发布信息的各种能力, 但是即便是因特网这种大大提高大众参与信息传播能力的媒介技术也难免有其自身的缺陷。它并不能必然地带来民主大同, 社会力量以其自身逻辑反向建构着传播技术, 两者之间的互动最终影响着传播者和传播技术以及社会结构之间的最后形态。

结语

从前面的讨论中, 我们看到传播技术从口头到文字、印刷再到电子这一过程涉及各种复杂的因素互动, 并非简单地由新代旧的技术进化论式线性扩张。新传播技术的社会应用不仅取决于其时具体的生产力水平, 更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因素, 比如阶级力量的推动和具体的经济政策。在这一过程中, 技术本身也是与社会之间进行着互相的协调与建构。为了维持公共的社会生活, 传播媒介很大程度上起着形成社会现实、控制社会常态的作用;同时, 它们也提供各种标准、模式和规范。传播媒介和社会文化模式之间并非单向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 两者更多的是相互构建、互为因果。当今的社会模式是通过各种媒介技术来实现的, 同时它也借助媒体来完成对社会形象和社会记忆的控制。技术的日新月异将在人们的知识方式和信息来源方面引起一场变革, 这自然会影响到整个社会观念的调整。技术作为一种既具有硬件性质又具有软件性质的制度, 其创新的动力孕育社会又对社会有着极大的影响, 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建构是一个双向的关系, 两者互为补充, 并行前进, 这种相互构建的过程在未来的新的传播技术背景下将持续存在。

摘要：人类的传播媒介技术经历了口语传播、文字与印刷传播和电子传播三个阶段。新的媒介技术对社会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 而社会发展的自有逻辑也界定了一个时期主要的媒介形态, 媒介技术与社会之间在互动中发展。互联网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社会中的权力结构, 但仍未根本地消除传播中的阶级差别。传播技术作为一种兼有硬件和软件性质的制度, 其创新的动力源于社会又对社会有着极大的影响, 传播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建构是一个双向的关系, 两者互为因果, 并行前进, 这种相互建构的过程在未来新的传播技术背景下将持续存在。

专注技术，投身社会，造就百年岛津 第11篇

勇于开拓，引领食品检测科技前沿

吴国华博士向记者介绍说，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8月11日，是岛津制作所的海外子公司，目前已在全国有13个分公司，5个分析中心，60多个技术维修点。拥有百年历史的岛津，一贯坚持并专注于分析检测技术及产品的研发。岛津中国的光谱、色谱和质谱技术在食品检测领域都居于领先地位，其食品检测实验室仪器设备涵盖光谱、色谱及质谱仪器等主要产品，种类全面，覆盖广泛，在行业内以准确性和权威性著称。

对于食品和饮料行业QA/QC实验室来说，分析的效率和准确性都是非常重要的。食品检测仪器行业发展到今天，其产品大体主要3个大类，一是以气相色谱为前导的三重四极杆质谱仪，叫做GC-MS/MS；二是以液相色谱为前导的三重四极杆质谱仪，称为LC-MS/MS，这两类仪器常用于有机物分析；三是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常用于元素分析，即ICP-MS。岛津中国与这三种类相对应的优质产品分别为GCMS-TQ8040、LCMS-8060、ICPMS-2030，这些产品在国际上都享有很高的声誉。无论是婴儿食品中的维生素分析还是包装材料中食品添加剂、农药残留或色素的定性分析，在整个过程中，岛津仪器都有效的保证实验室的正常稳定运转，满足客户需求。

源于日资企业一贯的认真和细致精神，岛津在实验室建设方面向客户提供的优质服务，不仅体现在性能优异的仪器设备及全面的检测范围上，其为用户量身定制的实验室建设整体方案也十分贴心。吴国华博士向记者表示：“在为客户设计方案时，我们会充分考虑客户的利益，提供全方位配套服务，以满足客户的各类需求。由于不同的食品需要配套不同的实验室建设方案，我们与用户在最初的交流沟通阶段，会充分了解客户想做哪种食品的检测项目，再相应地进行实验室设计。我们在许多城市都设立有分析中心，工作人员会对仪器及相关注意事项，例如哪些仪器对环境有特殊要求，哪些仪器不能并列摆放，还有实验室的基建，实验室对仪器的要求，对操作员的要求等等，我们都会向用户进行详尽耐心地讲解和培训。岛津希望通过这些举措，能够帮助用户真正建立起适合他们的优质实验室，不仅仅是在仪器设备上，其它诸如环境、人员配备等方面都能够符合为其设计的实验室建设方案中的标准。对于优质VIP用户，除了用户的巡检人员外，岛津还会特派维护人员驻守在用户的实验室，专门维护用户的实验仪器，这也体现出国际化品牌企业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对品质和服务的严格要求。”

创新理念，关注智能与安全

食品检测专家学者在探讨国内实验室建设发展趋势时，提出了安全性、智能化、信息化、“互联网+”等特点。而这些特点在岛津看来，已经成为了其发展创新的灵魂。岛津实验室建设中的安全性、智能化等特点，业已成为国内食品检测实验室的发展方向，并引领着实验室建设领域的发展。

传统实验室需要一人一机在现场操作，而岛津建设的实验室则实现了人机分离，并可以远程控制。基于Labsolution操作平台，岛津实现了将实验室中每一台仪器智能化的目标。从隔垫的更换、到仪器条件设置不合理，Labsolution都会适时弹出窗口提醒用户。针对FDA和CFDA法规要求，岛津设计开发了CS和DB两种网络化Labsolution版本，以满足个性化需求。目前，岛津已为部分政府建设的实验室实现了这种智能化方案。

除了对智能化的孜孜追求以外，安全性也是岛津在实验室建设过程中重点关注的环节，并对此做了诸多努力。通过对技术的不断钻研和对细节的精益求精，岛津不断完善其产品和制度的设计，使得系统更加完美，将安全事故风险降到最低，优先确保人的安全。吴国华博士举例道：“由于实验室中的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会用到明火，这对实验室安全带来了隐患。为此，我们为光度计设计了safety指标，并安装了震动传感器；当仪器受到一定程度晃动时，就会自动安全熄火，实现自我保护。当气体泄漏时，安全系统会自动检测，并发出禁止点火的指令。这种安全理念还体现在更多的细节上，譬如在为用户建设实验室时，会特意设计为将门向外开启，以便于发生意外时人员的逃生。”

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为食安保驾护航

“两型社会”建设技术创新论 第12篇

(一)“两型社会”建设技术创新的提出。

胡锦涛总书记在2005年的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党的第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两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党中央为了在全国推广两型社会,于2007年底批准长沙、株洲、湘潭(“长株潭”三市)和武汉为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这是继天津滨海新区和成渝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后,国家从改革发展全局和战略高度作出的又一重大决策。两型社会建设正在长沙、株洲、湘潭如火如荼地进行。两型社会建设给技术创新带来了挑战和机遇。在迎接挑战、抓住机遇的过程中,科学技术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是现代化的动力源,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是生产力发展的倍增器,是社会进步的杠杆,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力量。而其中作为物质形态的具体技术是人类文明进程的实质性标志。选择“两型社会”建设技术创新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几点考虑:

1.传统技术创新的负面效应令人担忧。

科学技术的利用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的同时,也确实有它的负作用,突出表现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上。比如,农业上使用DDT杀死了大量的害虫,挽救了农作物,然而却同时毁灭了野生动物和鸟类,使百花开放、百鸟争鸣的春天即将沦为“寂静的春天”;钢铁工业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高炉冒出的浓浓烟雾却严重导致了空气污染;越来越多的汽车、小轿车的生产和使用,大大节约了人们的时间,方便了生活,带来了舒适和安逸,却使大街上弥漫着有毒的烟雾和气体;原子能的利用开发了新能源,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能源危机,然而核污染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环境,祸及子孙后代“两型社会”建设技术创新的概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2.“两型社会”建设技术创新充分体现人类进步。

人是自然发展的产物。人类的生存、发展、繁衍都离不开良好的生态环境。人自身就是地球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生态系统中可能发生的一切都会对人类产生影响。20世纪中叶以来出现的种种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直接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生态危机的实质是人类的生存危机。“两型社会”建设技术创新为唤醒人类的生态意识、环境意识提供了认识前提、技术手段和物质基础,使人类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从而更好地把自然当作平等的伙伴,协同进化、协同发展,走一条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之路。

3.“两型社会”建设技术创新充分体现科学技术发展趋势。

人是整个生态系统中的因素之一,离开良好的生态环境人类将无法生存,这就决定了“两型社会”建设技术创新发展的永无止境。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技术应用带来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最终还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来解决。例如,解决汽车尾气污染问题,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法,科学技术都是关键因素。人类对气候变化、资源消耗增长率、人口动态和环境退化等领域的了解,正在通过科学研究不断深入。同时只有在科学技术的支持下,才能解决人口急增与资源短缺之间的矛盾,才能协调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两型社会”建设技术创新是综合性技术,综合了现有的高新技术,充分体现了技术综合化发展的趋势。

4.“两型社会”建设技术创新受到世界各国重视。

从1972年联合国斯德哥尔摩大会到1992年的国际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召开,都充分说明了在环境与发展领域,国际合作已达到全球共识。同时“两型社会”建设技术创新的发展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现代科技水平。从发展趋势来看,“两型社会”建设技术创新需要国际合作,它是人类共同的事业。当前,一些发达国家就是依靠先进的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已经消除和控制了其主要的工业污染,加强了对自然生态的保护,环境质量显著改善,使当地居民生活在蓝天碧水的环境之中。总之,科学技术发展是改善人类社会生态环境的根本因素,而人类社会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最终结果。

(二)“两型社会”建设技术创新研究的意义。

“两型社会”建设技术创新追求的是生态经济综合效益,即经济效益最佳、生态效益最好、社会效益最优的三大效益的有机统一,其最终目标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两型社会”建设技术创新研究的理论意义。

突破了传统技术创新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狭隘性,为“两型社会”建设技术创新提供了指导原则,从而使技术创新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以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为特征的传统技术创新,虽然给人类带来了一定的经济繁荣,但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而“两型社会”建设技术创新,则是将经济活动和生态环境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以生态可持续性为基础,以经济可持续性为主导,以社会可持续性为动力和保证,以资源能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出发点。它主张以“可持续性”作为其基本准则,不仅有效地弥补了传统技术创新中过分强调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忽视资源保护和污染治理的缺陷,而且突破了传统技术创新“高投入、高消耗”的传统发展模式,它注重优化利用资源,保护环境,追求的是自然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下的经济持续增长,即生态综合效益最大化,从而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2.“两型社会”建设技术创新研究的实际意义。

既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技术创新如果只考虑经济效益而不考虑环境效益就会加速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导致生态破坏和企业不可持续发展。加入WTO后,我国企业面对国际市场“绿色壁垒”的严峻挑战,如不考虑生态因素,产品很难打破绿色壁垒融入国际市场,因此,技术创新中必须融入生态因子,使技术创新与生态保护结合起来,进行绿色设计,生产绿色产品,进行绿色包装、绿色回收,占领绿色市场,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这样不仅有效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而且使政府、各个部门、家庭等都积极投身到“两型社会”建设技术创新的活动中来,促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平衡发展。

二、“两型社会”建设技术创新的概念、特点

(一)概念。

所谓“两型社会”建设技术创新,是指遵循生态原理和生态经济规律,节约资源和能源,避免、消除或减轻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生态负效应最小的“无公害化”或“少公害化”的技术创新。它是生态学向传统技术创新渗透的一种新型创新系统,是把生态学观点引入技术创新的各个阶段,从而引导技术创新朝着有利于资源、环境保护及其与经济、社会、环境系统之间良性循环的方向协调发展。它以生态保护为中心,在企业生产系统中引入生态观念,追求的是生态经济综合效益,从而确保包括微观单元企业在内的经济及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理解“两型社会”建设技术创新,需要把握三个内在尺度:(1)技术创新尺度,即它必须是一项创新。(2)生态技术尺度,即它的创新对象必须包括有利于生态系统的绿色技术。(3)经济效益尺度,即它必须取得好的经济效益。评价一项创新活动是不是符合“两型社会”建设技术创新的要求,就看它是否具备这三个内在尺度。

(二)主要特点。

(1)以可持续发展为价值取向,实现价值多重性与统一性,在充分考虑环境效益的基础上,追求经济利润的最大化。(2)以生态学为科学基础。(3)运行系统科学思维方式,不是以追求某一环节或过程的最优为目的,旨在实现整体目标的最佳化。(4)可持续性。着眼于“双赢”观念变为现实,既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又保证自然支持系统的可持续运转,一举两得。(5)创新主体多元化,拥有以企业为核心,国际组织、政府以及公众等参与并制约企业创新行为的多元行为主体系统。“两型社会”建设技术创新包括工艺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文化创新和服务创新等,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创新的各个阶段中,“两型社会”建设技术创新应遵循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规律,引导创新朝着减少资源消耗、不(或很少)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方向发展,使经济发展逐步与生态环境发展相协调。

三、“两型社会”建设技术创新与传统技术创新的主要区别

(一)内容不同。

从技术创新的全生命周期进行分析,传统技术创新的创新过程只是集中在产品的生产阶段和销售阶段,而“两型社会”建设技术创新则贯穿于产品创新的每个阶段,包括产品设计阶段、生产阶段、销售阶段以及消费者对产品的使用消费阶段,最后到产品的报废处理阶段等一系列过程。也就是说,“两型社会”建设技术创新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寻求产品的功能、能耗、物耗和排污之间的合理平衡。

(二)目标不同。

传统技术创新的惟一目标就是追求企业经济利益最大化,提高自身的生产效益,达到利润最大的目的。而“两型社会”建设技术创新的主导目标则是提高企业的生态效益,达到经济和环境效益的双赢,进而达到生态经济社会三者的可持续发展。

(三)决策基础不同。

传统技术创新的决策基础主要从企业自身出发,在企业内部它主要是考虑企业的组织能力与产品结构的复杂程度的匹配,在企业外部,它主要考虑产品的使用复杂度与用户能力的匹配。这两部分的考虑决定了传统技术创新的利益决策是以企业自身为主的。而“两型社会”建设技术创新的决策基础则是以企业的经济发展是否符合自然规律,是否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为主的。

(四)创新成本不同。

传统技术创新过程中,企业通常是耗费大量的自然资源作为创新的资源成本,而这种成本是低价甚至是免费的。正是这种不计入或非常廉价的原材料成本的大量使用,才严重透支了地球资源,导致了生态破产;再加上企业把自然界当作性能良好的垃圾处理场,把生产过程中的废气、废水、废物等“三废”大量倾倒在环境中,超越了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自我净化的能力,严重毒化和污染了生态环境。正是从这一系列问题出发,“两型社会”建设技术创新把环境和资源作为企业生产成本的一部分,在产品的设计开发阶段充分考虑生产与环境之间的利害关系,把环境成本纳入到创新成本之内。

(五)评价标准不同。

传统技术创新的评价标准主要是投入和产出指标,即经济效益,至于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既不计入生产成本,也不作为评价指标。而“两型社会”建设技术创新的评价标准,则不仅考虑经济效益,而且还要对其生态效益、社会效益进行评价,从而使技术创新活动朝着经济生态社会三者协调发展的方向进行。

除了上述区别外,在管理过程中,环保部门的地位由传统的无关紧要而提到重要之处;在试验研发阶段由厂内实验室保守实验扩大到企业外部、企业和自然界相结合的“范式试验”。在创新效益上由只是经济上的单向增长到经济、生态、社会三者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四、“两型社会”建设技术创新在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两型社会”建设技术创新着眼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维持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良性互动关系,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一)“两型社会”建设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危机已成为制约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中国科学院牛文元教授在第三届“绿色中国”论坛上指出,多年计算的平均结果显示,中国经济成长的GDP中,至少有18%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获得的,这种代价至今仍存在经济发展之中。江泽民同志指出:“只有走以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础的循环经济之路,可持续发展才能得到实现”。“两型社会”建设技术创新保证经济发展被控制在自然资源和能源的可更新范围之内,不超出自然生态系统的可承载能力,维持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良性互动关系。“两型社会”建设技术创新成为进行循环经济的技术支持。它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率,使资源和能源消耗最小化,废物产生最小化,从而降低成本,减少治污费用等,使工业生产逐步走出资源产品废物的线性模式,朝着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模式发展,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二)“两型社会”建设技术创新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人类社会经历了野蛮社会阶段、农业社会阶段、工业社会阶段,到现在的生态社会阶段,人们终于认识到,社会经济其实不是一个单一的经济系统,而是一个由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互相结合所形成的“生态经济系统”,其实质是一个经济和自然的矛盾统一体,因此,人们发展经济,必须重视经济与生态的协调。以经济为主导,以生态为基础,是生态经济学的理论和原则。运用这一原则指导生态经济发展的实践,就要在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的同时,必须切实保护发展经济的生态基础。在以往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人们为了经济利益而不顾破坏生态基础的事例随处可见。例如,农业为了高产,过量增施化肥,不用有机肥,破坏了农田的土壤结构;林区和牧区为了得到粮食,滥垦森林和草原等。一些工业企业为了增加产量和产值,随意排放“三废”,造成生态环境污染;一些地方为了经济利益而乱挖小煤矿、大搞小冶炼、乱上小化工等,严重破坏了生态基础,给经济发展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当前的关键是把生态理论贯彻到发展经济的实践活动中去,实现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另外,生态经济系统理论认为,人既是生态系统的组成要素,同时也是生态经济系统的组成要素。人在这两个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相同的。在生态系统中,人和其它动物没有区别,都是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要素和“食物链”,循环转换环节的一个物质能量承担者。在生态经济系统中,人就是整个系统的主宰。人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而组建生态经济系统,并从生态经济系统中取得生态经济效益来为自身谋福利。从生态与经济的关系上来说,把经济发展放在生态经济运行活动的首位,符合客观规律。在发展生态经济过程中,“两型社会”建设技术创新尤为重要。

(三)“两型社会”建设技术创新是生态系统可持续运转的关键因素。

我国的环境问题有两大特点:第一,很多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是发展不当、发展不足造成的,是结构性污染。第二,由于人口多、发展快,同时面临发达国家已经经历和正在经历的三代环境问题。我们既要解决发达国家曾经出现的工业污染、生活污染、机动车污染等一、二代环境问题,又要解决他们正在出现的化学品污染、土地污染、全球气候变化等新一代环境问题。很显然,如果继续沿用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我国的资源和环境承载力不可能支持未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也不可能有效解决我们面临的众多环境问题。因此,我们既不能继续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也不能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地去解决这些环境问题。“两型社会”建设技术创新,能够协调好经济发展、自然资源保护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方面,它使人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绿色化,使人的进化向生态化方向发展,使人类社会真正保护和改善环境,成为自然的伙伴;另一方面,“两型社会”建设技术创新使自然为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适宜的物质条件与生态空间,主张以“可持续性”作为基本准则,突破了传统技术创新“高投入、高消耗”的传统发展模式框架,注重优化利用资源,保护环境,追求的是自然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下的经济持续增长,从而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源泉。“两型社会”建设技术创新体现了生态时代的基本特征,势必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