块状民营经济发展论文范文

块状民营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破解“三农”难题的战略选择。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实现全面小康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持国民经济协调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应当看到，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加大农业改造和农村建设的力度，是许多国家通行的做法和普遍的趋向。建设新农村，经济是基础，必须把发展农村生产力放在第一位，只有生产发展了，改善农民的生活才有条件，改变农村的面貌才有坚实基础。要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必须采取“跳出农业抓农业”的做法，大力发展以乡镇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农村二、三产业，优化提升产业结构，壮大农村经济实力，特别是要重点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引导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有序转移，拓宽农民的就业空间和增收渠道。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以加快農业科技进步，加快农业生产结构调整，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从农村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和经验可以看出，凡是经济实力强的乡镇，都是非农产业发展迅速的乡镇。只有非农产业发展了，二、三产业比重提高了，整个乡镇经济才能充满生机和活力，才能为乡镇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扩大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增加农村人均资源的占有量，提高农民收入，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

一、发展乡镇民营经济的成功经验

近年来我国乡镇民营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并涌现出了一批先进典型。从乡镇民营经济发展现状看，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基础不一样，发展条件各异，因而发展模式也各不相同，他们在实践中积累的许多的经验，为加快乡镇民营经济发展带来有益启示：

1、必须要有正确的发展思路

思路决定出路，思路决定方向。乡镇民营经济的成功发展，理清思路是关键。从全国百强县乡镇民营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可以看出，尽管乡镇民营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很多，但经济发达县(市)无一例外都有一条符合本地实际的清晰的发展思路，使各自的比较优势都得到了充分发挥，从而推动了乡镇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如苏南地区重点发展集体经济，温州地区强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农安等县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义乌等县不断增强专业市场的辐射带动能力，晋城地区利用丰富矿产资源进行资源深加工，珠江三角州地区依托区位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等等。因此，发展乡镇经济，必须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有选择地借鉴经济发达乡镇的先进经验，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科学制定出符合本地情况的独具特色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积极探索，勇于实践，坚定不移地走出一条切合本地实际的乡镇民营经济发展之路。

2、必须具有本地经济特色

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表明，哪里的特色经济发展快，那里的就业就比较充分，乡镇民营经济发展的就比较快。乡镇的地理、气候、资源状况各不相同，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找到发展特色经济的切入点和突破口，逐步形成“一乡一业，一镇一品”的特色经济格局。发展特色经济，必须破除“大而全、小而全”的陈旧模式，树立“不求其多，但求其特；不求其全、但求其佳”的特色经济观念，选准目标，突出重点，打优势牌，走特色路，培育一批具备一定基础、具有独特资源优势的特色经济。有计划地培育、发展较大规模的经济园区，扶持特色工业企业，发展特色产业。通过培育特色经济，提高市场竞争力，壮大乡镇经济实力。

3、发展乡镇民营经济必须以经济为主体

乡镇民营经济的主体是民营经济，没有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就不会有乡镇经济的大突破。从自然特征和现实条件上来看，多数乡镇远离大城市，处于资本、技术、人才辐射的末梢，要建成国家投资重点区、外商投资的密集区，是缺乏基础的。现实的途径是从挖掘民力、启动民资、发展民本经济入手，再造乡镇经济的综合优势。目前，乡镇大多以小、散、低的配套性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因为这些企业门槛较低，有利于民资进入。如在浙江省的工业产值中，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民营经济成份占到95％以上，浙江省民营企业对浙江省经济发展的贡献达到了60％，而且民营经济绝大部分都是在县以下地方，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较好地解决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问题。从乡镇经济发展的走势看，民营经济唱主角、做主体已势在必然。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发展壮大乡镇经济，必须把民营经济作为主攻方向，更好地挖掘民智、吸引民资、依靠民力、激活民营经济，把发展重点放在民间，把市场主体定位于民营，壮大私营企业，培育个体大户，不断提高民营经济在乡镇经济中的比重，增加民营经济对乡镇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使民营经济进一步显身手、增活力，成为加快发展乡镇经济的主力军。

二、影响乡镇民营经济发展的原因

乡镇二、三产业的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和难点，民营经济是乡镇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希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民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快速发展。然而，从总体上看，目前民营经济虽然开始了“二次创业”，但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特别是乡镇民营经济在发展中还存在许多突出问题。因此，探讨影响乡镇民营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寻求加快乡镇民营经济发展的对策，把握今后乡镇民营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重点，是十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民营经济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亲和力，能够培育和发展多元的市场主体，有利于生产要素的广泛流动和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发挥，理应成为乡镇经济发展的主体。但是，从民营经济发展情况看，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县域民营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都在80％以上，而经济不发达地区县域民营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却都在50％以下。民营经济之所以在许多地区作用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政策落实不到位

党的十六大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明确了个体私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各级政府坚持把民营经济放在重要的位置来抓，出台了支持和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在思想上、习惯上总是把民营经济与资本主义和剥削联系在一起，对其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理解，致使对其总是存在偏见，政策措施难以落实。

2、法律环境不宽松

近年来，民营企业的法律地位不断增强，宪法修正案的颁布为保护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一些地方立

法机关也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地方性法规。根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有关民营企业方面的法规已有近40件。但是，从更好更快地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目前的法律法规对民营企业发展所设定的环境还不够宽松。

3、管理制度不科学

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大部分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着“嫡亲治厂”的现象。一份统计资料表明：目前，我国民营企业中投资者与经营者一体化，企业家族控制特色仍呈主流，大部分民营企业没有建立符合现代化生产的企业组织和管理制度。虽然家族企业在完成原始积累过程中表现出了巨大优势，但从企业的长远发展，特别是入世后对民营经济的挑战来看，这一管理模式劣势日益明显。突出表现是在人才资源利用方面具有局限性，压抑了家族外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不利于人才的引进和科学决策，难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需要，难以进一步上规模、上档次。

4、发展动力不足

当前，大部分民营企业缺少向高水平发展的动力。一是缺少思想动力。相当一部分民营业者存在“小富则满”、“小富即安”的思想，认为发展到目前的规模已经不错了，目标已经达到，该享受享受了，不愿也不想寻求更高水平的发展。二是缺少资金动力。融资难一直是困扰民营企业发展的主要问题，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对民营企业的偏见以及民营企业本身存在的财务管理不规范，信誉不佳等原因，银行对民营企业普遍存在“惧贷”心理。公司上市条件严格，民营企业上市融资非常困难。三是缺少科技动力。民营企业大多数处于半开放型的经济状态，从发展过程和积累方式看，大多数是由小作坊、小业主发展起来的，涉足的领域大部分是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一般加工业，企业资本的有机构成不高，产品档次和技术含量低。四是缺少人才动力。由于部分民营企业采取的是家族型管理体制，用人不科学，外来员工的才能得不到发挥，致使人才外流或难以吸引高层次人才，影响了企业向高水平发展。

5、发展环境不够理想

乡镇民营经济发展不仅在硬环境方面上比不上城市，比不上经济发达地区，而且在软环境方面也存在明显差距。由于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人们还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发展民营经济的重大意义，甚至对民营经济还存在一些偏见和误解。一些职能部门，习惯于用计划经济的办法管理民营经济，遇到实际问题，死抠上面的规定，教条主义严重，无意中设置了许多障碍。一些部门官僚主义、本位主义严重，公仆意识、服务意识淡薄，收费项目繁多，审批程序复杂，“四乱”现象屡禁不止，给企业、商户造成沉重负担。环境不理想，势必扼杀企业的生存活力和发展潜力。

三、发展乡镇民营经济的对策

1、要加大政策落实力度

民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已是勿庸置疑，特别是随着国有企业逐渐退出竞争性领域，民营经济发挥作用的领域将越来越广泛。因此，必须把发展民营经济与发展国有经济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切实帮助解决好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资金、用工、用地等问题。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最近一个时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针对性强，含金量高，必将对民营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乡镇基层政府必须认真学习、贯彻好这些政策措施，真正使这些政策措施成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和保障。

2、尽快完善法律环境

一是经营范围上放开。除个别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外，都应该允许民营企业经营，为民营企业创造一个与国有企业特别是人世后的外国企业公平竞争的机会。如果不放开经营范围，在外国企业的冲击下，民营企业已没有退路，会进一步加速资金外逃现象。二是加强基层普法宣传教育，引导广大民营业者增强法律意识，尽快走上依法经营的轨道。

3、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一是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对小型企业要根据《公司法》的要求，规范股东的出资行为，按职工工龄长短、职位高低、贡献大小，适当量化劳动力、技术等要素股，增强企业凝聚力。对大型骨干企业要以规范的公司制为核心，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和政府的推动，组织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大企业集团。另外，选择一部分实力较强的私营企业改制上市，使私营企业向股份公司转变，形成多元化的投资主体，从而使企业的资本结构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二是建立科学的组织制度。根据《公司法》的要求，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各自独立、相互制约的法人治理结构，使企业的所有者、经营者、生产者通过权力机构(股东会)、决策机构(董事会)、监督机构(监事会)形成各自独立、权贵分明、相互制约的关系，并由国家法律和公司章程给予确认和保障。三是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企业要实施面向市场的管理，建立面向市场的营销、开发、生产、财务、人力资源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同时，要善于把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结合起来，着眼于从满足员工的成就感上挖掘其潜力，强化职工参与管理的意识，形成完善的内部管理机制。针对乡镇民营企业意识落后、人才缺乏的实际，当地政府应组织有关部门和人员，强化对企业改制的督促和指导，帮助企业尽快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

4、多方增强发展后劲

一是加強理想教育，积极引导其树立远大的发展目标，增强其发展的动力。二是通过多种方式从根本上解决融资难问题。要设立民营经济贷款担保中心，为其提供担保贷款，增强银行对民营企业贷款的信心，加大贷款数额。针对民营企业上市难的问题，积极帮助私营企业特别是高科技私营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建立起完善的法人治理机制，创造条件上市，在更大范围内募集发展资金。三是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参与到国有企业退出的竞争性领域，在国企“放小”中逐步“变大”。四是积极引导民营企业转变经营理念，与高校、科研院所联姻，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产品档次，增强市场竞争力。五是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建立起科学的选人、用人、留人机制，形成一支能够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企业科技人才队伍和员工队伍。

5、全力营造良好环境

乡镇政府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发展。要深入宣传有关政策法规，宣传民营经济对乡镇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能取消的审批事项坚决取消，确需保留的要按照能进必进的原则，实行一站式办公，一条龙服务。要抓好重点行业的作风整顿，严厉查处涉及企业的“四乱”行为。不断提高民营企业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待遇，及时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通过多方努力，积极创造公开公平的政策环境，在全社会营造出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良好氛围。

(作者单位：长春税务学院金融系)

(责任编辑：祖大勇)

块状民营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作者简介：徐仲伟（1951），男，四川自贡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摘要：金融危机后，美国出现了“财政悬崖”，但中国经济不仅发展平稳，而且“稳中求进”。美国资本主义的本质因素如社会制度、多党制的党际之争、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垄断集团的恶性竞争等是造成“财政悬崖”的根本原因；中国“稳中求进”的发展基调既是中国当前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有效措施，也是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面对金融危机中美两国出现经济发展巨大差距的最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不同。

关键词：

财政悬崖；稳中求进；社会制度

文献标识码：A

据2012年11月3日《泰晤士报》网站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发表的题为《总统先生，你的首要任务：经济》的文章中说：随着美国总统投票结果的出现，“投资者将更关注美国经济是否在‘财政悬崖’边缘步履艰难”。因为美国的一系列短期赋税减免计划将于年底结束，而政府开支将大幅削减5 600亿美元，这些措施总共将令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下降4%_[1]。

10月29日美国《彭博商业周刊》的文章也说：这几个月来，一方面是美国消费者不可思议的乐观情绪，另一方面却是失业率仍然高达7.8%的客观现实，特别是各种规模的企业如今都在削减投资规模。过去三个月，非防务领域资本货物订单量下降了17.8%，创下了2009年第一季度——即经济衰退最严重的那几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据美国商业圆桌会议公布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首席执行官们比2009年第四季度以来任何时期都更加悲观。摩根大通银行分析师塔尼斯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大选后，人们视线的焦点将转向“财政悬崖”，美国经济可能再次衰退。

无可否认，近年来面对世界金融危机，美国也采取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应对措施。如：大规模地向市场投放资金以刺激经济复苏，尽量挽救经济危机中遭受重创的行业，加大对华尔街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积极发展实体经济如新能源产业等，力图实现美国经济复苏。在税收方面，他们也不断地强调并力图做到与教育、基础设施和科研研发相关的联邦预算不削减。但即使是这样，去年10月，美国财政部公布的2012财政年度赤字仍然突破了1万亿美元。随着“财政悬崖”的可能出现，美国国会民主、共和两党为解决所面临的“财政悬崖”问题，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恶斗。虽然最终在2013年1月1日晚达成协议，避免了暂时性的财政直接“坠崖”。但是美国的经济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改变，现在通过的方案是把眼前的矛盾拖向了日后：将国防和国内计划的开支削减推迟了两个月。若两月之后达不成协议，仍有可能导致美国经济再次陷入衰退。这也势必会继续给美国乃至全球许多国家的经济带来极大的影响。

在中国，近年来不仅同样面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而且还随时处于西方经济贸易保护主义的纠缠和某些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制约和封锁中。但是，经过中国党和政府的积极思考和科学应对，即使是在2012年经济发展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按照中国政府提出的经济发展“稳中求进”的总方针，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积极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仍然使中国经济在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据有关方面的数据，在中国，2012年GDP的增长速度达到了7.8%。在2011年中国进出口总额突破30 000亿大关的基础上，2012年，中国在引进外资方面，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2012年11月9日中国官方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显示，中国10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年率上升1.7%，预期上升1.9%，前值上升1.9%；10月的 PPI年率下降2.8%，预期下降2.7%，前值下降3.6%；10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率上升14.5%，预期上升14.0%，前值上升14.2%； 10月的工业增加值年率上升9.6%，预期上升9.4%，前值上升9.2%； 1～10月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年率上升20.7%，预期上升20.6%，前值上升20.5%。这一系列的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发展整体情况是不错的。

作为世界上的第一个发达国家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同样面临世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强烈的反差呢？这是需要我们每一个头脑清醒的人去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资本主义的本质性因素导致美国出现“财政悬崖”

20世纪以来，由于社会生产力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强力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这些变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对立和阶级之间的某些矛盾，但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私人占有制依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贫富两极分化始终严重存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维护资本家少数人的根本利益一直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统冶阶级最主要的职能，也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指向。

1.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决定了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必然出现周期性衰退

私人占有制度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实行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私人占有，是资本主义最本质的属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一旦失去了私有制度的支撑，资本主义的根基就会立即发生动摇，资本主义的大厦就会倒下，因此资产阶级从来就视私有制为它的命根子。由于资本主义始终固守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传统社会制度，这就自然会使资本主义经济难以平稳发展，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永远是无法调和的。尤其在一些涉及国家发展的根本性经济领域和高技术领域，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必然会使其中的某些方面出现畸形的发展。从历史上看，发生几次经济危机的原因都是如此。这一次世界金融危机出现的起因，就是美国金融业为了自己的私利在房地产信贷问题上的爆发式发展和国家对其监管的失控。美国经济运行的客观现实，最终将其经济推向了一种艰难境地，使美国的经济，特别是美国的财政走向“财政悬崖”。

2.资本主义多党制的党际之争导致其经济治理的分歧

多党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阶级尤其是统治阶级为了他们各自的既得利益，在一个国家内部，在各种不同的利益上形成分歧、派别的产物。多党制的各个党派之间始终会为了自身狭隘的既得利益，随时进行各种各样的利益之争，甚至发生极为尖锐的冲突。不同的党派和不同势力，一定会为了自己党派的利益而不择手段地对社会的资源进行抢夺，对社会的成员进行一次又一次的竞选欺骗。在这次解决“财政悬崖”的过程中，美国的共和、民主两党，就一直为着自己的利益，针对是否向富人征税，征多少税和是否削减政府财政赤字和削减多少财政赤字等一系列问题长期争吵不休，悬而难决。这样的结果，不仅影响美国政府及时做出解决经济危机的决策，拖垮了美国本身就极其脆弱的经济，还会使美国在实施国家经济层面的治理时，不能及时弥补“财政悬崖”等方面形成巨大的裂痕。从目前的情况看，这种裂痕不仅没有得到弥合，反而还有继续延伸和扩大下去的趋势。2013年元月1日，虽然他们通过极其艰苦的谈判暂时达成了解决“财政悬崖”的初步方案，但正如事后法新社评论所说的那样“在所谓‘财政悬崖’的问题上，有的参议员怒斥美国国会的机能不良无可匹敌”_[2]。在美国国会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女参议员芭芭拉·米库尔斯基甚至狂怒地表示：目前的僵局是她当议员35年以来的“最差状态”_[3]。

3.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美国经济走向无序和混乱

长期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领域极力推崇的经济发展路径就是自由资本主义。特别近些年来，他们所极力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道路，更使美国的经济走向了极度的无序和混乱。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出现以前，以格林斯潘为代表的金融寡头，一直是新自由主义的积极鼓吹者。在金融危机爆发，美国与世界经济都处于极大的衰退之时，美国的不少人仍然死死抱着他们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那一套不放。就是在2012年的一段时间里，奥巴马在他的竞选演说中，仍然是首先认为“自由市场制度是美国繁荣的推动力。”_[3]这样发展的结果，不仅使美国的经济发展变得更加无序和困难，而且会将美国整个的经济发展引向更加的混乱。美国政府的财政也会面临随时都有出现“财政悬崖”的可能。

4.以金融为主的贪婪垄断集团造成美国经济的恶性竞争

美国的金融垄断集团，长期以来一直垄断着美国经济部门绝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和流通的份额，控制着各个领域经济的走向。他们掌握着绝大多数金融资本，获得高额垄断利润，操纵着国民经济的命运，甚至控制国家的政权与其他社会资源。据统计，美国的垄断集团不仅在国际上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实行干扰和控制，而且在他们国内也总是企图控制和把持整个经济发展的命脉。从表面看起来他们有的时候似乎也很团结，比如在2012年10月，包括高盛、思科和波音等在内80多家美国大公司就集聚到一起，向联邦政府施压，要求减少联邦政府的赤字；但另一方面，各垄断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又随时在进行相互的倾扎。在他们各自的根本利益面前，是绝对互不相让、相互攻击、尔虞我诈的。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出现之后，仅在各大垄断银行之间，互相扯台与相互恶斗的例子就比比皆是，这样做的结果自然会导致美国经济的再次恶性膨胀。据福布斯公布的2011年美国最大的50 家银行的数字统计，排名前两位的摩根大通银行和美国银行的资产就已分别达到22 744.1亿美元和22 196.3亿美元，而在排名第49和50位的银行，其资产分别只有1 949亿美元和1 942亿美元。可是美国对于那几个头号的垄断银行却频频出手相救，就连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迈克·汉纳在其所写的文章中都说：“在美国，政府对银行频频出手相救体现出贪婪超越了理性。”_[4]另外，在美国的其他垄断领域如军事工业、信息产业等垄断集团与金融垄断集团的斗争，也随时尖锐地存在着。他们这些垄断集团为自己的利益进行的相互争斗，不仅会使美国的经济发展出现无序与混乱的结果，而且也自然会造成美国“财政悬崖”的出现，影响到美国政府对于解决“财政悬崖”等各种问题的决策。

5.美国政府挽救经济危机的决策违背科学知识和经济规律

无可否认，在最先由美国引发的这一场危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出现以后，美国就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经济衰退。时至今日，美国金融领域可以说是一败涂地，美国的工业实业长期一蹶不振，就是在它的高科技领域，也是一批又一批的企业纷纷破产倒闭。美国经济的GDP几乎处于停顿的状态，最多的时候其增长也只有1%～2%左右。美国全国的失业率长期处于8%～10%之间。所有这些，使美国在经济领域乃至在国际政治领域、世界军事领域和文化输出领域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挽救美国日渐出现的发展颓势，美国政府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是，这些措施不仅是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而且很多决策是完全违背经济规律和起码的科学知识的。比如，在经济危机出现之后，美国不是首先把挽救经济的注意力放在如何去控制市场的违规行为，积极地扶持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新兴产业，解决美国大多数人的民生问题，协调和处理好投资、消费与出口等方面的关系，而是首先拿出大量的财力对华尔街的那些金融寡头进行救济，即所谓的“救市”。这样的结果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金融危机、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反而使美国金融界的垄断者变得更加的肆无忌惮和变本加厉。对于这一点，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在今年1月4日发表作者吉莲·泰特的文章都说：“美国公共债务出现爆炸式增长，制定的政策总是治标不治本，而且无法落实长远计划。”_[5]可见，这一系列的做法不仅违背了经济科学的基本知识，也完全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

6.美国霸权文化形成的自傲心理使其不能在自身寻找出问题的原因

多少年以来，美国始终以世界超级大国自居。在他们眼里，美国从来都是完美无缺的，美国的政治是最为优秀的，美国的经济制度和管理方式也是无可挑剔的。只要美国的经济出现问题，就一定是外国势力对美国的挑战和影响。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美国自始至终都没有也不可能从自己方面，特别是在本国和国际金融垄断所存在的问题等方面找原因，而是千方百计地把各种各样的责任都推到别的国家身上。比如在这次危机中，他们一会儿说是中国在操作货币汇率，一会儿又说是中国等国家商品的出口妨碍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一会儿又说是欧洲经济的债务问题拖住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后腿，等等。总之，作为美国这样一个世界的超级大国，无论是在经济发展，还是在其他的问题上，他们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作为超级大国的思维模式、文化心态与行为方式，就是美国永远是最正确的，美国的一切都是最完美的。这样的结果使美国政府与各界都不去正视自己所遇到的问题，去分析本国存在的原因，去思考如何针对自己的问题进行改革。这样，美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一步步地走向停滞、僵化和混乱，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二、“稳中求进”的发展总基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呈现一派生机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总体上讲，中国经济的历史积淀、现实基础、总体状态和在某些方面的治理方式与美国等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存在许多差距的。但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紧紧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发展目标，遵循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规律，坚持科学发展的正确理念，按照“稳中求进”的发展总基调，不断推进中国经济及其他各方面的发展，使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同样面对世界经济危机的风险面前，不仅克服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困难，排除了在发展中出现的各种干扰和阻力，战胜了前所未有的各种挑战，而且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惊人成就。这也是让人们不得不去认真思考的。

1.“稳中求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把准的一贯基调

“稳中求进”的发展总基调，虽然是中国政府近年才正式提出来的，但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在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多年来，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六次党的代表大会之后，在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方针的近十年以来，中国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各个方面，都是首先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在保持经济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再努力推进发展的。这不仅体现在对经济的发展制度、发展态势、发展方向、发展速度和发展总量的要求上，而且在今天的工作中，也是坚决反对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重视经济发展的相对稳定性、平衡性与协调性以实现经济发展的长期稳定的。同时，中国政府一直高举“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旗帜，坚持把发展经济和其他各项社会事业作为其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千方百计地利用国际国内的一切有利条件，抢抓机遇，狠抓发展，使中国的经济在三十多年都一直保持了一种良好、快速发展的势头。正因为如此，才使中国经济发展的总量从10年以前的世界排名第6位，发展到了今天的世界排名第2位。所有这些，不可否认有中国政府在其他工作方面发挥的有效作用。但是，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其始终坚持和把握住了在经济发展问题上“稳中求进”的总基调，高度重视和反对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坚决杜绝和打击经济发展问题上的投机钻营，强调顾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大局和发展的可持续性等问题，所以才确保了经济发展的总体协调与平衡，才使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成就。

2.“稳中求进”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优越性

“稳中求进”，是在优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才可能实现的。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坚持的始终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一制度最大的优势和特色，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一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坚持，不仅从全体社会成员生产资料占有的总量上确保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地位的稳定，而且从生产关系的角度，保证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证了国家政治权利的稳定。其政治权利与经济制度的稳定运行，反过来又有效地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良性发展，促进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稳定与巩固。我们看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发展内涵上，中国政府不仅积极地促进了中国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且也大力促进着公有制以外的民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其他各种经济的竞相发展。这种经济体制实行的结果不仅使公有制经济更加稳固，而且使其他成分的经济也都得到了非常有效的发展。据有的城市统计，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在其经济总量的统计中，非公有制的经济总量已超GDP总量的80%。从这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实现的效果看，它既能保证社会基本经济的稳定与稳固，又能使各种经济得到有利的发展，有效起到能动地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稳中求进”良性发展的作用。

3.“稳中求进”是中国坚持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近十年来，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始终高扬的一面旗帜就是将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行动指南。因为科学发展观强调的第一要义就是发展，同时又十分强调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处理好发展的统筹协调与可持续等各种问题。在发展的目的性上，始终坚持以人为核心。这种发展，注重将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解决中国各种现实问题、促进全面建设小康、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根本路径和有效方式。在发展过程中对人的高度关注和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的贯彻与落实，让中国老百姓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充满信心。这正如在世界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曾经明确表示：信心比什么都重要。由于中国人民看到了自己政府所坚持的科学发展给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带来的信心与实惠，就更加坚信自己所坚持的发展道路的正确性，就会坚定不移地走科学发展的正确道路。另外，在科学发展进程中，由于坚持了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基本要求与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广大人民群众就能够聚精会神地去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的冲击和国内面临的种种困难，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去夺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胜利。由此可见，在中国经济科学发展的进程中所开展的一系列有关统筹、平衡、协调的工作，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坚持“稳中求进”发展总基调的关键所在。

4.“稳中求进”是对事物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性的认识

任何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既是矛盾运动的结果，又必须在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下才能实现。中国政府这些年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为有效推进经济良性和科学的发展，非常注重对经济与社会事物发展规律的探寻。近年来，面对世界的金融危机，中国政府一方面十分重视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对稳定性，千方百计地从社会经济制度、经济管理与运行方式、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着手，在处理好经济领域的投资、出口、消费三者的关系，适当压缩经济发展总量，有效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等方面连出新招，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始终保持一种相对稳定的良好状态。另一方面，又不断地通过适当加大基础建设投资，发展创新型产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发展民生拉动消费等一系列措施，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在前几年一直保持了10%左右的增长。2012年，中国政府在有意控制经济发展速度、极力提高发展质量的前提下，其经济仍然保持了7.8%的增长速度。这一发展速度和质量明显优于世界其他任何国家。这就是中国坚持“稳中求进”经济发展总基调的现实作用。

5.坚持社会主义的宏观调控，是中国经济发展“稳中求进”的基本控制手段

在坚持经济稳中求进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对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管理的优势。近年来，中国政府通过科学拟定经济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规划，合理地制定相关经济政策，制定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战略，提出不同领域的经济发展思路，确定相关产业的经济发展政策，科学地制定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事业发展计划，控制经济发展总量平衡，调整产业发展的布局；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努力调节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实现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控制货币发行，抑制通货膨胀；建立和完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收入分配和税收征管制度，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调节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从经济利益上引导、协调和控制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科学地配置经济发展的各种资源，弥补和调节市场配置资源的不足等，这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手段，积极发展了服务民生的经济，扩大了内需，拉动了国内消费，使目前中国的国内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已经达到55%_[6]。就连美国CNBC网站也认为：“中国消费者展现出了对国家经济的信心。”中国人对购物的热情甚至被韩国媒体形容为“久旱中等来的甘露”。一系列宏观调控手段的积极运用，使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断地出现“稳中求进”的良好势头。

6.“稳中求进”必须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经济发展路径

为了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稳中求进，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思路，就是将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不仅提出要坚持经济领域的科技创新，而且还专门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做出了大力培育创新型人才，实现人才强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等一系列的战略部署。最近几年，中国在众多的高科技领域，如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载人深潜、超级计算机、高速铁路等领域实现了许多重大突破，某些领域甚至走到了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特别在发展中国经济，解决民生问题方面，中国科技领域先后创造了不计其数的科研新业绩。所有这些，在确保中国经济有效稳定地推动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实现中国经济的稳中求进和推进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方面，都起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

7.“稳中求进”是中国应对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有效措施

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美国和西方的好几个国家当前都面临“财政悬崖”的危险。中国政府经过分析认为，在新的一年里，“国际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充满变数，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态势仍将延续，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明显抬头，潜在通胀和资产泡沫的压力加大，世界经济已由危机前的快速发展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_[7]。为此，2011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做好新一年的经济工作，“要继续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稳中求进”，就是首先要保持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全国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整个社会大局的稳定，充分发挥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对世界经济的积极作用。在确保中国经济稳定的同时，努力“求进”，即把握好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利机遇，用好在本世纪头20年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实施调整经济结构、改变增长方式的重大战略，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科技创新上创造新业绩，在改善民生上做出新贡献，沉着应对当前出现的世界经济危机，争取对世界经济发展有积极的贡献。按照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发展目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三、结语

中国这些年来通过对经济发展“稳中求进”总基调的把握，使整个国家的经济不仅逐步走出了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而且步入了平稳快速健康发展的轨道。目前，中国2012年的GDP总量已达到519 322亿元人民币，除拥有33 1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之外，财政收入2012年达到117 210亿元人民币。而在美国，今天尽管民主与共和两党通过艰难的谈判与争斗，终于在2013年开始的第一天达成协议，暂时缓解了美国财政立即直接坠入悬崖的可能，但美国联邦政府仍然承担着极大的财务赤字。另外，在今后的10年内，美国政府还将再增加4万亿的财政赤字，美国的经济增量一直在1%～2%之间徘徊。将美国所出现的“财政悬崖”和中国经济形成的“稳中求进”的发展态势相比较，不难看出，美国的情况是每况愈下，中国却是真正的 “风景这边独好”。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形成两国差距最根本的原因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不同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形成政府的“财政悬崖”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固有的自产物。中国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道路上，不可否认也曾经走过弯路，但是在今天，通过对经济发展“稳中求进”总基调的把握，加上科学发展观这一思想的指引，我们不仅已经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康庄大道，而且还会越走越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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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锦涛强调坚持社会主义经济[N].参考消息，20121115（1）.

[7]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重庆日报，20121217（1）.

块状民营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本文通过对南宁会展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分析，结合南宁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创新政府对会展经济的宏观管理策略；加强会展经济区域合作策略；加强专业人才的引进与培养策略；促进会展品牌化方向发展策略以及建立组织体系，加强行业管理策略。

关键词：南宁；会展经济；发展

会展经济，泛指一切涉及博览、会议、展览、展销、展示的相关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内的经济活动。[1]近几年，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以及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的推进，南宁被推向了对外开放的前沿，南宁会展业也随之蓬勃发展，并带动城市经济及其周边城市及地区的经济发展，逐渐成为支柱产业。

一、南宁发展会展经济的有利因素

2004年11月成功举办首届中国东盟博览会表明南宁具有承办大型、高规格、国际化会展活动的能力，标志南宁会展业崭新的开始。南宁的会展业能发展到今天的会展经济，必有其有利条件。

（一）以快速发展的经济为依托

初步核算，全年全市生产总值（GDP）超过250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12%以上，比全区增速高1个百分点，比全国增速高4.5个百分点，连续11年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同时，第三产业也迅速健康发展并极大地促进了商贸活动的增加，各类展览会，博览会频繁出现。

（二）优越区位条件愈显现

南宁东邻粤港澳，西接东南亚，南临北部湾，西靠云贵川，是中国西南经济圈、华南沿海经济圈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三大经济圈的交通枢纽中心。近年来南宁又迎来“泛北部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一系列经济建设浪潮的推动，使之成为当今世界最具活力和潜力的自由贸易市场，市场需求不断扩大，这无疑更凸显南宁的区位优势。在这种大背景下，会展经济也必将会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和市场空间。

（三）美丽的自然风貌

会展与旅游是分不开的，许多时候会展的举办都是冲着举办地丰富的旅游资源和美好的风光而来的。南宁地属喀斯特地貌，有较突出的南亚热带自然风光特色的山水资源优势，加上四季温暖宜人，以及边陲的民族风情和边塞的文物古迹，构成多彩多姿的旅游资源。此外，南宁还是泛北部湾旅游圈和大桂林旅游圈中重要一环。

（四）不断完善的硬件设施

硬件设施是举办会展的先决条件和物资基础，许多城市会展经济的发展，得益于良好的会展设施和完善的接待条件。截止2012年，南宁市有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广西展览馆、广西博物馆、广西科技馆4个可供展览的专业场馆，总面积20多万平方米。其中，南宁国际会展中心总投资6.5亿元，占地6.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99122平方米，包含9个不同规模的展厅，可搭建2000个标准展位和200个非标准展位。

二、南宁市会展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南宁会展经济在近年来虽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和我国上海、广州等其他会展发展城市相比，在软件和硬件方面仍存在很大的差距。具体表现为：

（一）缺乏会展经济区域合作

南宁虽有会展企业100多家，但与其他各城市所承办的会展重复性过高，缺乏跨地区、互利合作的会展中介公司、会展咨询服务企业，且出现地方保护壁垒较严重，不仅严重浪费了资源，还影响到整个广西的会展行业的发展。

（二）会展经济运行缺乏行业内部和行业间的分工

南宁乃至全国展览从业人员的技能管理水平与国内外发达的地区相比，无论是展览组织者、管理者、施工人员还是其他服务人员的专业知识都很欠缺。在很多时候，展览组织者，即充当展览管理者，又是展览项目的实施者。从展品征集到展品运输、展品布置直至为参展者提供吃住行服务等均由展览组织者完成，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化分工带来的高效率。

（三）缺乏国际品牌效应

从会展经济的国际运行来看，一个城市知名的会展品牌，是该城市会展经济核心竞争力中最重要的构成要素之一。南宁会展总体规模、档次仍然较低，会展业的主要发展方向和目标定位仍不明确，缺乏品牌会展。此外，会展形式较为单调，层次不高，缺乏闪光点，影响力和效果十分有限。

（四）缺乏完善的硬件设施、配套服务设施

首先，展馆单体面积小，不能满足大型国际会展的要求。其次，展馆功能单一，设施配套技术水平较低且综合配套功能不齐全。南宁市现有的5个会展场馆中，只有国际会展中心是按照大型会展场所建造的。因此2011年南宁市一共举办了95场展览，有80%的展览是在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这使得国际会展中心超负荷运转，且已无法满足大型国际会展的要求。

（五）缺乏规范的会场经济运行秩序

由于南宁会展业起步晚，其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会展市场秩序和展览资源目前还存在混乱。根据南宁市调查队对会展市场调查结果显示，南宁会展服务的企业80%为私营企业，他们大多处于创业积累阶段，在办展办会中以单纯的营利为目的，存在严重的恶性竞争的企业占52.1%，认为有相关市场法律不健全的企业占39.1%，认为参展商品检验不到位的企业占30.4%，认为贷款拖欠严重的企业占13%。同时存在重复办展现象，造成资源的浪费。

三、南宁市会展经济发展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政府缺乏宏观调控，地方壁垒滋长

首先由于政府缺乏对会展经济运行的宏观管理，缺少一部对会展经济管理的条例。其次在经济区域内部之间缺乏合作，地方性的壁垒限制了展览业的市场化运行。如桂林、北海、钦州等地各有其特有的会展资源，但却难以形成会展产业群，各地都希望当地获得各类会展的举办权，因而忽略了资源的合理利用及分配，使得区域间的会展合作有限。

（二）专业化人才匮乏

国家缺少对这方面人才的培养，根据2006年教育部统计数字，全国高等院校共1867所，但为会展业专门开设的专业课程或专业选修的高等院校不及全国大学总数的1%，相关的从业人员也都是半路出家亦或是毕业后进入会展行业后才开始从头学起，他们缺乏一个系统的学习过程。此外，南宁会展业对专业人才的吸引力不够。

（三）新会展品牌，缺乏规划与宣传

一方面南宁会展业起步晚，发展快，属于新一代的新秀，品牌树立仍需时间。另外，过度竞争使得许多的公司和机构把大部分资金和精力都放在了拉展和拉参展商的事情上，而无暇顾及对展览专业观众的组织和对参展客商的服务，导致展览效果大打折扣。

（四）基础设施及相关配套服务以无法满足快速发展的会展业需求

首先，南宁展览场馆面积小，展会规模小。专业展会的规模大多在2万平方米以下，且展览面积大多在2—3万平方米左右，且建筑年代久远，布局分散，已不足以满足现在会展业的发展需求，展馆供求矛盾将更加突出。其次，土地限制及政府资金紧张，客观上也限制、滞后了基础设施建设。

（五）会展业市场缺乏规范的管理

南宁展览业起步较晚、规模小、水平低，但市场需求大，容易导致盲目的发展，会展市场缺乏游戏规则，缺乏对办展主体的资格、参展商及参展行业标准、会展场馆资质认证、会展场馆管理等方面的明确规定。会展主办者在会展立项和市场调研方面缺乏严肃的科学态度，大多数是临时决定办展，或随大流，不顾会展的长远发展。

四、南宁市会展经济发展策略研究

南宁的会展发展策略应充分利用其区位优势，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培育具有特色的会展品牌专业会展项目为重点，以市场化运作为动力，以提升南宁会展综合实力为核心，以“政府主导，企业联合”的产业扶持政策为手段。具体的策略如下：

（一）创新政府对会展经济的宏观管理

1、制定会展业发展规划，明确区域会展业的发展方向，使政府对会展经济的管理从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的规划管理。统筹基础设施及相关服务设施的建设和管理，统筹工商、税务、海关、公安、交通、城管、会办等相关部门，增强会展意识，确定它们各自在会展业发展中的职能分工，协同发展会展产业。

2、制定会展法律法规，制定引导和扶持会展产业健康发展的优惠政策。继续给予会展业发展资金扶持，加大对本土会展业品牌的扶持；实行积极的奖励措施，对获认证的品牌会议实行一次性奖励；给予会展业税收政策扶持，鼓励区域内会展企业做大做强，对会展场馆经营企业免征自用房产部分的房产税和自用土地部分的城镇土地使用税等。

（二）加强会展经济区域合作

加强会展经济区域合作，首先加快南宁会展业与区内周边城市展开协作区域与联合，具体形式有：1、联合促销，合作组织客源。2、合作进行会展规划，协调开发会展资源。3、跨区域互相代理，最终达到扩大会展经济的发展空间、增加收入的目的。

其次培育、激活会展企业，实现会展企业集团化经营。会展经济区域合作最终要以会展企业的合作来体现。重点培育会展龙头企业，以中小企业与龙头企业的配套合作为纽带，实现会展企业集团化经营，以拉动会展经济区域合作。

（三）加强会展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首先，与广西的各大高校甚至全国重点院校建立长期合作培养人才。如共同磋商设立会展本科专业，开设会展实践基地等，建立长期稳定的人才培养基地。其次确立更明确的人才培育计划，建立会展经济的人才储备库，定期向上海、广州甚至国外等会展发达地区输送本土人才，进行中短期的培训、学习。同时，会展企业可以和会展协会联合，举办职业培训，聘请高校、科研机构的相关研究专家，举办高、中、初级培训班，以应急需，并为专业人才充电，形成一个行业交流的专业性强的平台；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开展职业资格认证。此外，南宁会展经济要与国际接轨，还应引进正规的PCO、DMC人员的资格认证考核制度，从制度开始注重行业内的专业化分工，培养一支能与国际接轨的专业人才队伍。

（四）促进会展经济向品牌化方向发展

在如今开发和竞争的市场中，品牌成为竞争的焦点。南宁会展经济的品牌化方向发展应实施三步走战略：

首先明确目标，构建特色品牌。南宁发展会展产业应利用承办博览会的机遇，依靠区位、资源、人文等优势经营好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会展品牌，在其会展产业市场的基础上纵深发展为以博览会为核心，大力发展面向世界的以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为主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会展旅游。同时依托广西的优势文化产业和优势经济产业对南宁会展品牌进行专业定位，发展具有特色和优势的会展，培养一批精品会展。

第二加大宣传，进行品牌推广。积极运用现代技术，加大市场化运作和宣传力度，通过提供深层次、专业化的服务来提升会展的品牌。同时关注网上会展业的发展趋势，实现实物展览和网上展览多形式、多元化共同发展

第三走出国门，打造国际会展都市。以政府搭桥，企业联合，加大国内外区域经济合作，按照国际品牌会展要求，提供专业的会展服务。

（五）建立组织体系，加强行业管理

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如成立中国展览业协会，作为全国各展览场馆、展览公司、展覽从业人员利益的代表，根据国家政策，协调办展活动，避免恶性竞争，制订行业规范，规范办展行为，促进各地区展览业协调发展，帮助国内展览业从业单位参与国际竞争。并为会展举办单位、参加者以及为会展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部门提供计划信息。（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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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程宏.世界会展经济发展趋势及借鉴[J]经济纵横，2001（9）

块状民营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少数民族特色经济发展现状呈现资源过度依赖性、主体分散性和产业结构单一性，面临着区域性、渠道、产业链等方面的困境。“互联网+”具有交叉融合性、重构生态性和创新驱动性，但少数民族特色经济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存在四方面问题：一是少数民族地区对“互联网+”认识不足，二是少数民族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更加薄弱，三是特色经济传统发展路径与“互联网+”融合度不高，四是特色经济政策措施与“互联网+”快速发展不相匹配。在此基础上，基于“互联网+”视角提出少数民族特色经济发展四大路径：制定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与“互联网+”融合发展总体规划，完善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与“互联网+”融合发展保障体系，加快推进少数民族特色经济对“互联网+”平台的应用，依托“互联网+”拓展和延伸少数民族特色经济产业链条。

【关键词】“互联网+”；少数民族；特色经济；发展路径

【作 者】郑志来，盐城师范学院商学院博士、副教授。江苏盐城，224051。

一、引言

2012年11月于扬在第五届移动互联网博览会首次提出了“互联网+”概念，2014年11月李克强总理在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指出互联网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工具，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互联网+”行动计划，2015年7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互联网+”在政府、民生、行业等方面进行广泛应用和融合，产生了新兴业态、新型服务模式以及新商业模式。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沿袭着传统发展路径，依赖于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生产方式，经营主体散、杂、小、乱，市场空间和容量相对有限，与“互联网+”融合发展没有体现。当前学者对于“互联网+”融合发展和少数民族特色经济研究相对独立，代表性文献有：宁家骏（2015）从存量、增量和监管三方面分析了“互联网+”行动计划实施背景、内涵及主要內容，强调“互联网+”本质是对传统产业的在线化、数据化；[1 ]赵振（2015）提出了“互联网+”作为互联网2.0实现产业结构去中心化、经济活动的泛数据化、社会生活的物联网化，提出了“场景+产品”的有机组合是“互联网+”模式的关键路径；[2 ]王保龙（2016）提出了“互联网+”与传统产业集群进行结合，产生政府主导型、行业巨头主导型、第三方平台促进型等三种“互联网+”产业集群模式；[3 ]吕尚彬（2016）分析了“互联网+”时代的平台战略，提出了构建互联网核岛、自主演化的互联网生态圈、开放平台边界等三大平台战略关键点；[4 ]魏曙光（2011）从国家层面、地方政府层面、企业层面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提出从政策、资金、税收、金融等方面为少数民族特色经济发展提供支持；[5 ]于坤（2013）提出了民族文化生态与东北少数民族特色经济的协调发展，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新的增长点，并从健全政策法规、创新视角提出了大力发展民族文化旅游产业。[6 ]通过对既有文献的研究不难发现，目前还没有学者从“互联网+”视角分析少数民族特色经济发展路径问题，本文基于“互联网+”视角分析了少数民族特色经济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少数民族特色经济与“互联网+”融合的发展路径，创新之处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本文首次从“互联网+”视角分析少数民族特色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二是基于“互联网+”视角提出了少数民族特色经济发展的四大路径。

二、少数民族特色经济发展现状

（一）少数民族特色经济发展总体概况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为10643万，占全国总人口的8.4%，少数民族地区土地面积超过了60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64.2%，少数民族地区矿产资源、动植物资源、水力资源、旅游资源等自然资源占比超过60%，不难看出，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速度和质量事关全国经济发展的成败。我国少数民族具有的独特民族文化、独特自然资源条件、独特生产方式等形成了本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色经济，从经济总量上来看，少数民族特色经济主要包括特色文化产业、特色用品产业、特色医药产业、特色旅游产业等四大支柱性产业。2015年，全国第一、二、三产比重为9.0：40.5：50.5，而少数民族地区第一产业比重平均维持在30%左右，不难得出，特色经济发展有助于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第一产业占比过高的问题，并成为大力发展二、三产业的重要突破口。

我国少数民族特色经济总体呈现三大特性：一是资源过度依赖性，少数民族特色经济发展具有路径依赖性，基本沿袭传统的既有模式，比如，少数民族地区特色旅游产业，依托少数民族独特的人文、自然资源，供给侧产品结构不合理，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简单观光旅游供给偏多，而休闲、体验深度游供给不足，二是旅游产品代表性不强，旅游产品设计没有与民族文化相结合，导致了旅游用品民族特色性不够；二是特色经济主体分散性，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主体呈现小众化、分散化特点，导致了市场竞争无序性，很难形成规模效应，比如，2015年宁夏特色用品产业中清真食品工业企业数量达到了900家左右，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不足150家，占比仅为16%，行业集中度CR8小于20%，属于分散竞争型；三是特色经济产业结构单一性，少数民族地区现有产业结构多以农林牧业为主，具有经营规模小、发展水平低、经济效益差等显著特点，产业前后延伸拓展不够，导致产业链条不长，产业附加值不高。

（二）少数民族特色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

少数民族特色经济发展具有内在和外在制约性因素，具体来看主要面临着四方面困境：一是地域性对少数民族特色经济存在制约，我国少数民族具有较强地域性，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集中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这些地区交通设施、产业基础等条件相对落后，处在边境区域的少数民族，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更低；二是少数民族特色经济前置不足，主要表现在信息不对称，少数民族特色经济缺乏有效营销手段和品牌影响力，导致了特色经济供给与消费者需求无法有效匹配，带来的结果就是特色经济辐射圈相对封闭有限，对少数民族经济带动不明显；三是少数民族特色经济延伸不够，处于原生态一次开发阶段，一次开发对应的产品和服务附加值不高，对少数民族居民收入提高不明显，特色经济较高附加值对应在二次开发和外在延伸阶段；四是少数民族特色经济发展渠道受限，其发展依赖于传统路径模式，资源配置在产业链条存在不均，过多资源集中在特色经济供给端，而相关设计、物流、品牌营销等环节存在不足，营销渠道仍以线下为主。

三、“互联网+”视角下少数民族特色经济存在问题

（一）“互联网+”的内涵与特征

“互联网+”是信息化和工业化高层次融合的升级版，互联网是信息化的主要特征，“互联网+”的核心依靠是创新，将互联网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等传统产业相融合，所以说，“互联网+”是互联网创新发展的新业态，经济社会发展与互联网思维的相互实践与融合，推动了经济社会形态不断发生演变，为经济主体改革创新提供了更大发展平台。需要注意的是，“互联网+”不是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简单相加，而是要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平台，创造性、颠覆性地与传统产业融合、相加，产生新生态。

“互联网+”具有区别于其他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征，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交叉融合性，“互联网+”的深度融合必然要求不同领域相互交叉，“+”的本质就是交叉跨界，核心就是传统产业转变发展方式，运用互联网思维进行创新，交叉就需要各领域相互开放相互包容，只有开放包容，才能具备深度融合的基础；第二，重构生态性，“互联网+”打破原有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地缘结构、文化结构，传统产业面临着全新的生态环境，传统产业需要融入到“互联网+”中重新构建产业生态，将原先孤岛式发展模式转变为开放体系下的生态模式；第三，创新驱动性，传统经济以资本、劳动等要素资源的投入来驱动经济增长，典型特征就是数量增加，属于粗放的资源驱动型增长方式，“互联网+”以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典型特征就是结构变化和效率提高，属于节约的技术驱动型增长方式。

（二）“互联网+”视角下少数民族特色经济面临的问题

“互联网+”时代对少数民族特色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一方面“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相融合，颠覆了传统产业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互联网+”本身属于新兴业态和新型商业模式，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存在不足，面临着不少困难，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少数民族地区缺乏对“互联网+”的正确认识，一方面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经济、歷史、区域、文化等原因对“互联网+”认识不足，进而缺乏积极拥抱“互联网+”的开放心态，在现实中就不会主动运用“互联网+”的理念和模式；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地区相较于其他地区在“互联网+”认识度上存在差异性，对“互联网+”存在着怀疑和观望心态，一是不相信“互联网+”会对当地特色经济产生积极作用，二是过分担心“互联网+”成为民族地区特色经济商业模式和生活方式的颠覆性力量，所以相较于其他区域，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相对滞后；第二，少数民族地区“互联网+”的基础设施更加薄弱，2013年国务院印发《“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宽带中国”战略推进地区间存在非均衡性，基本特点是东部发展快、西部发展慢，经济发达地区发展快、经济落后地区发展慢，少数民族地区满足了这两个条件，网络基础设施、数据基础设施的建设相对比较滞后，截至2016年3月，我国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52.6%，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58.1%，排在最后的为云南、贵州、甘肃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根据洪美云对新疆少数民族地区互联网使用率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地互联网普及率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三，少数民族特色经济的传统发展路径与“互联网+”融合度不高，相对比较封闭，辐射范围局限于所在区域本民族内部，特色经济沿袭着传统营销渠道、生产方式、产品和服务半径，“互联网+”是新型的业态和商业模式，特色经济与“互联网+”融合需要相应的变革和创新成本，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缺少相应政策、资金、人才等措施的激励，在收益无法确定的前提下不愿承担相应的创新成本，特色经济发展路径就没有依托“互联网+”平台延伸产品和服务半径、拓宽产品和服务渠道、创新特色经济生产方式，出现了少数民族区域内外消费者对特色经济产品和服务存在认识上的差异，造成了少数民族特色经济供给与区域外市场需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阻碍了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市场空间的进一步发展；第四，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政策措施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不相匹配，“互联网+”渗透到零售、金融、文化、旅游、农业等众多行业，而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针对“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政策措施明显落后于“互联网+”的发展，一方面国家扶持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互联网+”发展的政策不明显，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地区自身促进“互联网+”发展政策也不到位，造成了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政策措施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不相匹配。

四、“互联网+”视角下少数民族特色经济的发展路径

本节针对前面分析的“互联网+”视角下少数民族特色经济存在的四个问题，提出“互联网+”视角下少数民族特色经济融合发展优化的路径：制定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总体规划，完善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保障体系，加快推进少数民族特色经济对“互联网+”平台的应用，依托“互联网+”拓展和延伸少数民族特色经济的产业链条。

（一）制定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与“互联网+”融合发展总体规划

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与“互联网+”融合发展总体规划具体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在顶层设计上制定国家促进少数民族地区“互联网+”发展的总体规划，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与“互联网+”融合发展指导意见尽快出台，促进互联网与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各产业融合创新，在技术、标准、政策等多个方面实现互联网与少数民族特色经济的充分对接，形成“互联网+民族特色文化”“互联网+民族特色旅游”“互联网+民族特色医药”等新兴业态；另一方面在国家总体规划的基础上少数民族地区尽快出台本地区特色经济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规划，结合本地区特色经济所涉及的具体产业，进一步明确与“互联网+”融合发展配套的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落实情况；再一方面，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还可以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其中。[11 ]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与“互联网+”融合发展总体规划主要涉及两大内容：一是少数民族地区在鼓励创新的前提下逐步完善和规范新的生产服务方式，其核心就是市场监管方面，由于监管不力“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融合发展，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互联网金融领域P2P网络借贷平台跑路现象，截至2016年4月累计停业及出问题的平台有1598家（数据来源：网贷之家），强化少数民族地区部门间协同监管，形成民族特色经济与“互联网+”融合市场的监管合力，营造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二是在保证监管安全的前提下给予少数民族特色经济与“互联网+”融合发展机会和空间，少数民族地区应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鼓励和吸引民族地区以外的资金进入。

（二）完善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保障体系

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与“互联网+”融合发展保障体系涉及“互联网+”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基础设施两大方面建设，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少数民族地区“互联网+”人才发展计划，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经济、区域等方面原因很难吸引“互联网+”优秀人才，依靠人才市场自主配置，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始终处于人才洼地，少数民族地区“互联网+”人才发展途径需要借助于政府的有序引导，主要有两大渠道：一是国家在政策上给予扶持，通过定向帮扶办法将优秀人才定期输送到少数民族地区；二是少数民族地区政府自身加大培养“互联网+”人才力度，并做好自身人才稳定工作；三是少数民族地区“互联网+”资金支持计划，少数民族地区“互联网+”涉及的网络基础设施，需要政府加大资金投入，政府应该专门成立少数民族地区“互联网+”发展专项基金，在“互联网+”网络基础设施硬件上首先要实现民族区域间无差异化；四是少数民族地区“互联网+”专项鼓励政策，国家在“互联网+”发展上在鼓励性政策措施上向民族地区倾斜，打破既有路径依赖和马太效应，对于新技术、新业态发展给予欠发达地区更多政策鼓励，这是进一步缩短区域间差距有效途径，比如很多大数据中心落户贵州，对贵州“互联网+”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对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与“互联网+”融合发展提供了保障；五是少数民族地区“互联网+”数据开放和技术保障，研究并出台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数据开放战略，将公共信息与数据率先开放，打破少数民族特色经济产业信息孤岛，加强信息资源的供给与传播，以提升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可用性，同时做好少数民族地区技术保障，并逐步建立数据安全保护体系和数据开发利用的标准。

（三）加快推进少数民族特色经济对“互联网+”的平台应用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发展，传统行业正在以互联网为平台进行融合创新，同样“互联网+”平台与少数民族特色产业深度融合对民族特色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现有的互联网平台上的众多服务和应用可以助力少数民族特色经济中各行业的信息化与服务能力的提升。在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相关主体信息化方面，支持和推进广大少数民族地区企业进一步对低成本、高效率的互联网平台资源进行开发利用，深入挖掘互联网平台价值，全面提升民族地区企业竞争力。比如，以微信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属于“快速迭代式”创新模式，能迅速满足用户需求、解决用户难题，同时通过开放接口和开放平台，推动了“生态协同式”的产业创新，带来了新产品、新模式与新生态，促进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还有阿里巴巴、百度等一批“互联网+”平台型企业已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产业生态系统，基于这些“互联网+”平台又创造出了新业态。少数民族地区加快特色经济与“互联网+”平台融合和应用，一方面这些“互联网+”平台降低少数民族特色经济相关主体成本以及市场准入门槛，另一方面提高了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运营效率、辐射面和成功率，形成了互利共生的生态系统。

（四）依托“互联网+”拓展和延伸少数民族特色经济产业链条

“互联网+”成为少数民族特色经济发展新平台，“互联网+”对少数民族经济重塑提供了新路径，在广度上，“互联网+”对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产业、特色用品产业、特色医药产业、特色旅游产业等产业形成了全面融合；在深度上，“互联网+”从信息传输向电子商务的网络销售、特色经济运营、生产制造以及通过与终端消费者互动对产品和服务的设计等产业链条进行渗透。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产业链过短，主要集中在特色经济供给生产端，比如民族地区特色旅游产业主要收入来自于旅游门票、住宿、餐饮等传统收入，造成了旅游推广不足、旅游时间短、附加值不高，旅游推广不足属于旅游产业链前置开发不够，旅游时间不长属于旅游体验深度不足，附加值不高属于旅游产品后续开发不够，前置、体验、后续属于完整产业链。依托“互联网+”可以进一步拓展和延伸少数民族特色经济产业链条，主要解决少数民族特色经济产业链中存在的三大问题：一是产业链前置不足，“互联网+”颠覆少数民族特色经济传统产业创新模式，基于需求端互动式产品和服务设计；二是产业链深度体验不足，“互联网+”将工业时代的规模生产转向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新型生产模式，增加了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需求端的用户体验；三是产业链延伸不够，“互联网+”可拉长少数民族特色经济传统产业链条，提升特色经济附加值。通过产业链条开放融合，打破信息不对称、减少中间环节，提升少数民族地区劳动生产率，从而提升民族地区特色经济资源使用效率。

五、政策建议

通过前面分析，“互联网+”视角下少数民族特色经济发展四大路径，需要政府在政策制定思路、具体措施上把握好三方面关系：一是少数民族区域内外经济一体化与民族特色经济差异化协同发展，在增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同时，注重民族特色经济差异性开放与开发；二是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供给侧体现民族文化、资源、生产方式特色和差异性，体现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满足差异化的消费升级需求；三是注重政府引导和市场配置协同发展，在政府有序引导基础上尊重和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主体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参考文献：

[1] 宁家骏.“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实施背景、内涵及主要内容[J].电子政务，2015（6）.

[2] 赵振.“互联网+”跨界经营：创造性破坏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5（10）.

[3] 王保龙.互联网+产业集群模式与战略价值研究[J].管理现代化，2016（2）.

[4] 吕尚彬.“互联网+”时代的平台战略与平台媒体构建[J].山东社会科学，2016（4）.

[5] 魏曙光.少数民族特色产业创新与发展的对策建议[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12）.

[6] 于坤.民族文化生态背景下东北少数民族特色经济发展探讨 [J].企业经济，2013（11）.

[7] 柳洲.“互联网+”与产业集群互联网化升级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5（8）.

[8] 聂林海.“互联网+”时代的电子商务[J]. 中国流通经济，2015（1）.

[9] 方清云.论都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变迁[J].理论月刊，2012（2）.

[10] 洪美云.新疆南疆少数民族地区网络媒体使用情况调查[J].实事求是，2016（1）.

[11] 杨红波.生态文明视角下广西少数民族自治县县域经济跨越发展研究[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

AN APPROACH TO PROBLEMS AND OPTION OF PATH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EATURE ECONOMY OF ETHNIC MINORITY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ET+

Zheng Zhilai

﹝責任编辑：陈家柳﹞

块状民营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论文以经济法的发展历程为入手点，介绍了社会经济发展与经济法的关系，并从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保证社会公平竞争、促进社会公平分配等几个方面，对经济法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应用进行了简单分析。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发展;应用;价值

【

1 经济法的发展历程

首先，从西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层面进行分析，英国自由主义思潮的涌现，特别是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标志着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兴起。如在14世纪英国爱德华三世时期，英国国家领导人员就通过禁止出口、提高关税等措施，为本国经济改善提供了依据。

其次，现代经济法发展主要源于20世纪后期，即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法律领域，出现了病态经济法等相关理论，为经济法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最后，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世界经济滞胀问题的出现，社会经济市场中出现了第三部门经济运行管理机制，即除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第二部门之外的，具有社会公共非营利性质的部门。在经济法领域内，第三部门主要包括工会、商会等具有参与发言权的非营利组织，证交所、证监会等与经济运行相关的非营利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等中介性非营利机构。

2 社会经济发展与经济法的关系

一方面，经济法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阐述。在社会生产、再生产的各个阶段，以不同类型组织为主体的经济管理体系的存在，为社会经济管理关系的和谐稳定提供了依据。

另一方面，在我国，经济法为社会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可以促进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发展，而且可以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优化提供有效依据。如依据《宪法》的相关规定，我国政府相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相关法律，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

3 经济法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应用

3.1 在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中的应用

首先，协调全部经济活动是经济法制定的根本目的。为保证经济法约束社会经济发展行为作用的充分发挥，政府成为经济法的主要实施主体。这种情况下，依据我国贫富差距大、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现状，政府相关部门就可以利用经济法，对市场经济进行协调，最大程度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保证社会经济发展中最佳经济效益[1]。同时，在经济法制定、完善、运行的各个阶段，政府不仅是社会经济约束管理的主要执行者，也是市场经济管理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在社会市场经济稳态调节的背景下，通过经濟法制定完善环节明确政府经济管理职能，可将政府现有民生管理战略与经济发展进行有机整合，便于从经济层面规范社会经济运行，为我国整体经济发展、贫富差距的缩小提供依据。

其次，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策推广落实的背景下，我国在社会经济建设层面取得了良好成就。而随着社会基层民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升，弱势群体在经济发展层面问题也逐渐凸显。作为我国社会市场经济约束的基础部门法律，全力解决弱势群体问题就成为经济法范畴内重要的义务。在保证社会利益这一根本目的的指导下，经济法可充分利用缩小社会贫富差距这一法律手段，保证社会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体权利，营造更加平等、公正的社会市场经济竞争体制，保证社会市场经济稳定、快速发展。

最后，经济法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而市场是社会经济关系的综合。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各国均由自由竞争市场、社会化市场，逐步演变为国际化市场。而在市场调节、各国法律调节的基础上，经济法以社会市场经济关系为逻辑入手点，对社会市场经济进行全面分析。通过对社会市场调节机制、国家职能与法律演变、世界普遍性规律及经济法管理特殊性等问题分析，利用分析、归纳、总结的方式，确定经济发展共性，对各种社会市场经济关系进行统筹管理，即开展大经济法管理道路，在全球层面缩小贫富差距[2]。

此外，在新的经济发展态势下，经济法的应用，也可以进一步规制社会贫富双方经济发展秩序，即通过经济法应用，可以从法律层面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有效引导，进而拓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空间，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共同发展提供依据。

3.2 在保证社会公平竞争中的应用

一方面，从社会制度层面进行分析，现行法律均以市场经济发展为前提，而经济法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具有直接调整作用，即在社会经济交往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而通过经济法的运行，可在民法、行政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社会市场竞争中的保护、控制体系。同时，经济法可利用自身独特性，对社会市场竞争进行主动干预，即通过事前主动关系，结合公正法律措施的应用，调整社会关系中司法关系，并在宏观层面对社会经济发展中公有、私有两种经济属性进行和谐分割。在这个基础上，依据经济法自身需要承担的社会任务类型，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及民商法自身性质，可为社会经济交易公平性提供保障。

另一方面，从整体经济发展层面进行分析，经济法可对社会公共性经济活动进行法律界限内管理。通过对整体国民经济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将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作为工作核心，可为现有社会主义固有经济管理、垄断型资本主义阶段经济规制提供依据。以德国为例，德国经济法将个人利益为主的法律作为私法，而国家公务层面的法律作为公法。通过官方组织、管理作用的发挥，可以将经济法、经济刑法设置在同一层面，即充分发挥经济法在刑事责任或刑事惩处模块的权力，为社会市场经济管制提供严格的约束。

此外，为保证社会市场经济公平的竞争环境，政府相关部门可利用经济法为每一市场主体提供同等法律保护界限，保证每一市场主体同等社会市场经济竞争活动参与权利。同时，作为社会市场经济竞争主要管制法律，经济法可弥补社会层面其他民事管理法律在社会市场竞争中的缺陷，即在保护每一市场经济参与个体利益的同时，以消费者权益、产品反倾销等为重点，保证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公平和谐的竞争环境。

3.3 在促进社会公平分配中的应用

社会经济协调、利益资源公平分配是经济法在社会发展中的特有功能。相较于单一以往效率第一的社会经济发展而言，经济法在促进社会公平分配中具有突出的优势。首先，经济法的经济社会属性、公私融合属性等多种属性的和谐交融，明确了经济法在社会资源公平分配中的重要作用。在经济法平衡协调功能发挥的过程中，主要以平衡协调作为主要目标，从社会与私人、私人与私人两个层面，以促进双方达成经济共识，或一方妥协为工作核心，可保证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并为社会经济、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保障。

其次，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外部经济冲击，也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导致的内部市场结构调整提出了较大的挑战。因此，在经济法框架一定的情况下，为保证社会经济风险处于稳态平衡状态，可充分利用经济法在稳定经济风险模块特有功能，全力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内部供需关系不平衡、消费群体收入差距大、发达国家贸易保護、发达国家转嫁经济风险等问题。通过营造法制规范社会经济市场环境，可为社会经济稳定运行、增长提供依据，进而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阶段民生全方位改善奠定基础。

最后，市场主体经营自主私有权利是社会经济发展效力的决定性影响因素。从制度层面分析，通过经济法在法律领域对国家介入干预公权力、市场主体经营私有权利的协调，可以保证社会经济发展规范性，为社会经济发展各个阶段资源协调分配提供依据。

4 结论

综上所述，经济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而社会经济发展是经济法理论应用的主要阵地。因此，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相关部门应充分认识到经济法在国家协调、关于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依据社会化大生产运行要求，以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缺失、社会贫富差距大、社会经济不正当竞争为工作要点。利用经济法的相关内容，努力解决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缺失，协调社会竞争各方关系，为社会经济稳定、协调发展提供充足保障。

【参考文献】

【1】陈彦. 经济法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J]. 经济管理：全文版， 2016（7）：00207.

【2】漆多俊. 中国经济法理论之创新与应用——30年回顾与启示[J]. 法学评论， 2009（4）：38-44.

块状民营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经济发展;日本经济;人力资本;制度;国际贸易

1　日本积极的对外经济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外经济联系对日本经济发展的作用显而易见。开放前的日本经济停滞了将近200年，而打开国门后才开始了真正的经济发展，虽然最初的通商带来了日本民族经济的危机，但是正是开放后引入的外界压力带给了日本奋发图强的动力，让日本痛下改革的决心，可以说，没有与外界的接触，日本不可能有发展的最初动力，更不可能出现由统治阶级主导的社会改革，对外经济联系是日本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改革过程中，日本的对外经济联系发挥了积极的信道作用，联系了日本国内与西方先进的知识体系，使日本能够获取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知识。

“求知于世界”是日本改革的基本方针，西方国家繁荣的经济和强大的国家实力让日本对西方世界充满了向往。1871年12月，明治政府派出岩仓使节团出访欧美，包括大藏、工部、外务、文部等51名官员对欧美国家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岩仓一行参观了西方国家的工厂，体验了西方先进的社会生产模式。这次出访对日本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知识、实现社会知识增长具有深刻意义;首先，“使日本在政治体制上找到了所要追求的方向，那就是德国的立宪君主制。”第二，此次出访使日本政府官员发现了当时东西方在价值观和教育方面的差异，“东洋之学自政治道德出，唯据修身一科推究”，“耻于研究一草一木”这些认识促使岩仓使团代表回国后积极主张兴办现代教育，鼓励国人重视务实，发展生产;第三，岩仓代表团走遍了英国先进的工业城市，深入学习了欧洲先进的工业生产技术和工厂制度，为日本引进和使用先进生产技术、兴建现代工厂学习到了经验。岩仓使团的欧美之行可以说是日本积极对外联系的开始，是日本主动与世界先进知识体系接触的第一步。

“贸易立国”是明治维新的重要措施之一，通过贸易，日本不仅开辟了海外市场，为本国工业发展提供了拓展需求范围，更重要的是，日本实行了有选择的进口政策，工业生产的机器最初全部从英国进口最先进的设备，例如1883年，私人投资建立的大阪纺织厂内所使用的全部都是进口的精纺机，并直接效仿英国兰开夏公司的经验，获得成功。“二战前，日本的新技术几乎完全依靠进口，主要集中在进口一般设备、蒸汽机、纺织机等”。

人才交流也是日本对外经济联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曾经向发达国家派出大批留学生，这些学生回国后带回了最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直接促进了日本的知识增长。

2　日本良好的国民素质基础保证了新知识的吸收

与美国不同，日本在发展初期并没有高素质的移民所奠定的良好的国民素质基础，长期处于封建统治的剥削和贫困落后的生活状态下，大多数日本国民并没有接受过现代科学教育，但是这并不等于日本缺乏高素质的国民，从德川(江户)时代起，日本国民就开始普遍接受私塾教育，在1868年，私塾多达12000～13000所，学生数达到837000人。私塾教育使日本国民具备了基本的读写能力和对事物的理解能力，这让国民能够迅速接受明治时代的新的教育。

明治时代，统治者将建立现代教育制度作为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1872年，政府开始实行义务教育，1873年，日本社会人学率达到28%，并且通过1886年的新的学校条例、1889年的《帝国宪法》和1890年的《帝国教育公告》，依据国内实际情况，不断完善教育制度，使之更加符合日本国情。1892年，开始兴办职业教育，为现代工厂培养了一批技术工人。虽然对于明治时代的教育效果存在争议，甚至有些学者认为是较江户时代的退步，但是事实上，明治时代所建立的现代教育体系将西方科学正式引入到日本的人才培养计划中，国民能够熟悉并理解“西方技艺”，培养了一批在日本经济发展中做出重要贡献的现代企业家。

进入20世纪，日本教育加速发展。小学入学率达到90%以上，基本普及了中学教育，更多国民接受大学教育，从国民平均接受教育的年限来比较，日本的国民素质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的水平了。二战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国民经济。日本政府选择率先恢复教育，在当时社会居民基本温饱都难以实现的条件下，要求儿童就是光着脚也要上学，集中了社会大量资源支持教育。教育在日本作为最基本的要求，被政府和民众所重视，形成了良好的教育传统和风气，为日本培养了大批人才，提高了日本国民的基本素质，是日本经济从落后到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因素。

3　日本的社会规范发挥了保证知识增长的作用

首先，日本社会正式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日本的社会法律、法规起到了保证知识传播体系建立以促进知识增长的作用。倒幕运动废除了封建割据，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权，维新的许多政策能够在全国贯彻执行，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另外，统一的中央政权能够集中全国资源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提供财力保证。作为长期处于封建统治下的小国，日本不能象美国一样，依靠经济个体的自发力量发展经济，只能依靠一个强有力的组织集中分散的资源，带领人民克服无处不在的封建残余影响，推动自上而下的改革。

1889年，明治宪法公布，这是日本传统政治思想与西方现代政治原则的融合，虽然明治宪法保证甚至加强了天皇高于政府的绝对权力，但是也对总理、内阁、议会等现代政体形式做出规定，奠定了近代以法统治的基础，并且在机构设置上给予了国民参政的发展机会。以宪法为代表的各种法律、法规都遵循明治维新“富国强民”的基本目的，以“殖产兴业”为导向，保证以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积极鼓励与西方世界的对外联系。

其次，日本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日本的社会道德、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对人们经济行为起到了潜在的约束、引导和引导作用，进而使经济主体能够为实现社会目标而做出行动决策，对于日本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保证和激励作用。

日本国民对国家状态的认识和对发达国家的向往保证了日本经济的对外经济联系。日本开国后，面对国外发达的西方世界。全社会形成了一种向往和学习的氛围，而不是盲目抵制外来文明。日本在领略到西方先进知识的巨大力量后，正确认识到自己落后国家的位置，明确将自身定义为落后国家，全体国民接受这种地位并渴望通过学习改变现状，形成了学习西方的社会风气。

另一種社会价值观集体精神保证了国民主动通过各种努力去提升自身素质。明治维新向日本国民灌输“忠君爱国”思想，并将这种思想贯彻到经济生活中，转化为对企业的忠诚，形成社会的集体意识。日本的集体精神是基于个人奋斗基础上的，也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只是价值的评判是以对企业的贡献为标准的，日本企业大多实行员工的终身制，这种企业制度安排中，员工的贡献能够被真实的考核并作为升迁的标准，所以这种集体精神并没有产生“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而通过集体的肯定激励个人努力奋斗。在认识到只有掌握新知识才能促进企业发展并获得个人晋升机会后，日本国民积极接受教育，学习不断从西方涌人的新知识，提升个人素质。

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日本的社会规范都以激励积极主体掌握新知识为指向，保证了知识传播体系的建立和社会知识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