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范文

九十年代范文（精选12篇）

九十年代 第1篇

关键词：九十年代,文学特征

作为对八十年代的承接, 九十年代有自己的发展和特点, 八十年代是一个辉煌的年代, 是创作的“黄金时期”,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 外国的文学著作和文学理论开始进入中国过度。在此种境况下, 形成了重多的文学流派, 并且有更多的作家进行了文学创作, 随之, 文学批评也相应的发展了起来, 各种文学理论得到了应用。相比较八十年代的这种辉煌, 九十年代出现了自己的特征, 即文学的“边缘化”和“多元化”, 这两种特征是在市场经济的出现及深入下出现的, 同时也有文学本身的因素, 这两种特征对文学的发展也有着重大的意义。

文学的“边缘化”是指传统的“严肃文学”或“纯文学”方面市区了文学中的主流地位, 另一方面失去了文化中的显赫地位, 同时, 整个文学也由于休闲娱乐、阅读文本的多样化而呈现出边缘化的趋势, 而文学作为社会关注焦点的中心地位, 也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当今社会有出现了一个现象, 每年问世的文学新作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几百倍、上千倍, 便有人提出文学走出了“边缘化”的窘境。当然, 这种现象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原因, 一是社会功能多元化的结果。在九十年代, 文学的政治功能淡化了, 而审美、愉悦、消闲等功能却不断突出, 使文学丧失了原有的特殊的社会政治地位, 无形之中文学就被抛置到了边缘位置。人们为了愉悦身心, 大都选择政治性弱、浅显易懂的通俗文学作品来阅读。

二是随着市场机制的形成和消费文化的成熟, 文学的地位开始受到挑战, 文学的生存空间也变得日益狭小, 因而文学日趋“边缘化”。在市场条件下, 文学生产出现了新的特点:意识商业价值大于精神价值, 这就早就了许多低俗文学;现今许多作家为了高额版费和好的销售量, 不惜笔墨大肆描写一些低级趣味的事象。而那些真正陶冶人们情操, 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题材内容却不被他们所青睐, 以至于文学开始在受众的审美领域中消失, 继而被挤到生的一边去。二是精英文化慢慢向大众文学转变。市场调节机制形成后, 一起商品豆子自由竞争中纳入了优胜劣汰的轨迹。文学作品作为一种阅读文本, 也是一种商品, 他的受众面及销售量自然离不开市场的运作。

三是观念的转变。文学作品市场观念的确立, 从根本上改变着文学生产的艺术品位和审美倾向, 从而使纯文学、严肃文学逐渐走向了文学的边缘化。“九十年代文学生产一个显著特征是出现了作品自身与出版运作、广告宣传相配合而构成‘畅销’热点的现象。例如《王朔文集》的出版, 《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移民文学热等。这些现象说明, 文学作品的存在, 并不仅仅是作家‘个人’行为, 而成为人人写作, 出版到流通等各个环节都受到市场选择和干预的‘集体’行为。正因为如此, 出版商及有关作家为了生存, 故意降低艺术品位来迎合读者的需求, 这已成为新移民文字作品的普遍现象。

四是人们消闲的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众所周知, 在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期间, 中国政府强制关闭舞厅、酒吧、歌厅等各种娱乐场所, 以至于那时的消闲方式极为有限, 仅限于书本阅读、影视、戏剧欣赏等娱乐活动。然而到了九十年代, 酒吧、咖啡厅、夜总会、游戏厅等其他娱乐设施如春草之势, 迅速在大街小巷蔓延开来, 从而扩大了人们的消闲空间, 致使许多人不选择阅读文学作品作为消闲, 因而文学阅读空间日渐缩小, 文学也日趋“边缘化”。

通过以上四个原因的分析, 文学“边缘化”既有着自身的原因又有着文学环境的原因。了解了这些原因之后, 我们将会发现, 文学的“边缘化”不过是文学从非常态回归常态的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我们不应以为“边缘化”就是文学在市场经济时代所作的“牺牲”, “边缘化”不过是把本不该属于文学的东西从文学身边拿走了, 实际上是为文学“减负”, 是解放了文学。

文学的多元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征, 就是在改革开放的艺术实践中逐步突破了长期以来束缚审美创造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一体化的创作方法, 在文艺领域里出现了流派纷呈、兼容并俗的发展态势。如主旋律和多元化, 高雅和通俗, 精英和大众, 政府和民间, 计划和市场等等, 有效地开阔了人们的艺术视野和创造空间, 从而有利于作家艺术家们能更好地按照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审美追求来进行创作实践, 其中既有现实主义的回归, 也有先锋派的余绪:既有纯文学的坚守, 也有消费文化的兴起;既有传统程式是再现;也有新新人类的实验”。多元的文学格局现在已经是客观事实, 他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 而是与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及所处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的。

一是人类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20世纪90年代电视、电话、电脑灯信息化设施开始进入了千家万户, 中国也进入了信息化时代。信息化让人们的视野开阔了, 他们的关注点已不再局限于周围, 而是放眼世界。信息化的到来伴随着许多新的传播形式的出现。按照传统观念, 文学只限于口头传播与纸质媒介, 然而科技的进步给文学的传播媒介提供了多种可能。信息化的到来促进了文学的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二是“全球化”的发展。到了九十年代, “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快, 使得许多国外的新思想、新潮流涌入国内。进而推动了文学的多元化发展。在文学本体上, 出现了后朦胧诗、意识流小说、身体写作等。这些流派流入国内后, 作家们尝试着各种写作方式, 极大地丰富了文学内容和文学形式, 也就促进了文学“多元化”发展的进程。

三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出现了“自由”发展的态势, 既有文学空间、文学环境的自由, 又有作家的表达方式、主体选择的自由。“一方面, 意识形态不再对文学有强制性的规范, 只是以倡导、奖励‘主旋律’的方式加以诱导。另一方面, 对比于20世纪80年代的作家,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作家已经具有了主体自由选择、自由呈现的更多的机会。”相对于“十七年文学”来说, 就是年代的文学环境宽松自由多了。文学已不再是政治及阶级斗争的传声筒, 它已从外化走向了自身, 有着更为自由的发展空间。作家也如此, 他们也不再是主流意识的书写者, 而是自由自主的写作者, 从而早就了许多不同创作风格的新老作家。像老作家张承志、史铁生、韩少功等人关注精神问题与现实批判, 反抗商业社会的使用主义。而年轻一代的作家如朱文、何顿、张欣等人, 关注的是都市生活和市民趣味。从这些新老作家的不同创作风格中可看出, 他们的作品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但自由宽松的文学环境使两者共存于文坛, 并各自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和影响, 便也促成了文学“多元化”的局面。

我的九十年代散文 第2篇

90年六月的一天，我在大学里评为优秀学员班干部，在上千人的大会上领了奖，那时心里酸酸的，同时也有一种自豪感袭上心头。

到了晚上，就是翻来复去睡不着，想到了人生的坎坷，想到了自己上大学前被信任教一段初中的学校生活，想到了自己是一个初中生考上大学的，还能在这么多人的大会上领奖，是多么地不容易，不知道付出了多少心血啊!想着想着这些事就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

毕业典礼结束后，同班的同学和其他班的同学一个个和我告别走了，可我却要等着向后勤交完班里的一些手续，签上自己的名字才能离校。就是在那一个夜里，一个人在宿舍里，心里七上八下，很不平静，想得很多，尤其是想离校后能在一个中学里做教书工作的事情。

回到了农场报道时，突然觉得寒心了：一位领导知道我没有家庭背景，脑子转都不转一下，就有点不太待见地说：“你从那个单位上学走的，还回那个单位去吧!”就这样，我被分到了原来的单位，可那里的中学已经撤了啊!

走出领导的办公室，我的眼泪都快要流了下来，那是想到了在学校管后勤的人见我指挥班里同学劳动的情景，就当着那么多的人，说我到了社会一定是当官的料;那是想到了系主任离校的前几天给我写的留言：地震的土地上，有了你便有了希望。那些说法和留言虽说过了头，可当时却使我心里酸酸的还参杂一股股的温馨在翻腾。

单位离场部比较远，还有那么重的行李，那时，多想找一辆车回单位，可到处找车偏偏又找不到，无可奈何，只有背着行李靠两条腿走路了。

路上，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像霜打的茄子样，就尽量强迫自己想一些学校里愉快的事，来安慰自己。想到了学校里下雨时有人给我打雨伞，看到我的衣服脏了还有人帮我洗衣服，想到了一次我指挥我们班与其他班篮球比赛时的欢快情景，还想到了几个同学小饭馆吃饭时议论我和谁挺合适的想着想着居然笑了。

可是，快到了野狼谷，所想的美事就被另一种心情一下子取代了，是心里突然害怕了起来。那是因为这里曾经发生过一件令人心惊胆颤的`事情：有两个卖小货的男子，连夜上路说到别的地方明天叫卖，其实是为了节省两元钱的住宿花销呀!他们的命运太惨了，就是在野狼谷被狼吃了

不知怎么的，在那样的情况下，就自言自语地面向苍天祈祷起来了。快来一辆车吧!快来一辆车吧!快来一辆车吧!也许是我们班的哪个同学正在默默地向神灵祈祷我平安地回到单位，也许是自己心太虔诚感动了苍天，我便隐隐约约听到了汽车声音。激动啊，那时的激动与我去年在学校突然收到的北京一所大学的聘书一样激动啊!

说起来还是挺走运的，遇到的是个好心的师傅。我向他说明了情况，他同情我，说我应该在场里学校教高中的，说着说着触痛了他的心，还和自己遇到的事联系起来了，见他气的脸色煞白，接着居然骂起人来了我上了车，就这样到了我的原单位。

到了单位后，操心的是工作和住的地方，不过后来都解决了，还渐渐变好了，这也是常给我来信操我心的几个同学放了心。

1992年3月我调到了现在的工作单位德令哈市二中，这里的环境相对好多了。

来到这个单位，想到的是在新的学校里站稳脚跟。我勤奋地工作着，可没过多久两件事情想都没有想到就落到了我的头上了：一件事是才在学校里上了三个星期的班，学校就任命我当一个比较大的教研组的组长;另一件事是我在这里大约上了八个月班的时候，就碰到了市上语文抽考。当时想，以前自己都是教数学的，这下可砸锅了!可没有想到的是，我教的学生居然在市上统考中平均成绩得了第一名，还有位同事激动得在教学楼里当着那么多老师和同学高呼我万岁，其实，我心里比她还激动呢!为学校争了光，校领导在全校的大会上美美地表扬了我一顿，当年的优秀教师自然也就跑不了了。

我这个人不善于和别人交往，也不会和领导套近乎，自然会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工作不顺心时，有一种被别人想往哪里搁就往哪里搁，低着头活在夹缝里的感觉;还有我不想使自己的眼睛流眼泪，谈学校伤心的事伤自己的心，还是继续谈一些90年代的高兴事吧!

任教务干事，1993、1994、德令哈市语文统考，所任课程统考均获市第一名。1993、1995年评为校级优秀教师。1994年评为校最受欢迎的老师，同年学校从四个毕业班根据成绩选十名同学参加市举办奥林匹克英语、物理竞赛，自己所带的初三(2)班被选上六名。发表论文《语文课文教学和作文教学的统一》、《浅谈初中作文教学》、《浅谈中学写景状物作文教学》。《浅谈中学写景状物作文教学》载入了《世界学术文库》，个人业绩入编了《世界文化名人辞海》、《世界名人录》、《二十一世纪人才库》等辞书。发表《浅谈教学中的几点问题》荣获全国优秀论文奖，这一年我评上了中教一级。

我在德令哈市二中遇到的这些愉快的事还有心寒得泪流满面的事,都曾经告诉过大学时的明俊、玉莲还有其他远方的朋友，他们也一一告诉我他们遇到的高兴或伤心的事，还有他们在大学时心里内藏的秘密。我们彼此都把心里的烦恼抛到了九霄云外，高兴得手舞足蹈;我们即便跌倒了被人用脚踏住也要爬起来，那是因为我们在大学里积累了一大笔可贵的感情财富和最有价值的东西;那是因为我们相互鼓励相互安慰各自都要走好人生的路。

九十年代的“上海怀旧” 第3篇

在海外中国学以及台港文化和学术机构助推下,“上海行动”里应外合,联合上演了一幕声色艳丽的“双城记”。像日本的“脱亚入欧”一样,上海借道香港,把自己的记忆写在了“家国之外”,巧妙地回避了“尴尬和耻辱”。上海老诗人赵丽宏在《在我的书房怀想上海》中写道:“我住在最热闹的淮海路,一个世纪前,这里是上海的法租界,是国中之国,城中之城。中国人的尴尬和耻辱,和那段历史联系在一起。”一墙之隔便是孙中山写作《建国方略》的地方,陈独秀的居所近在咫尺,陈在这里编辑《新青年》杂志。同一街区是京剧大师梅兰芳隐居的地方,抗战八年,他蓄须明志,拒绝在日军占领下演出。不远处是著名的繁华之地“大世界”,当年日本占领上海后武装游行,一位名叫杨剑萍的中国青年,高喊着“中国万岁”,从大世界楼顶跳下,以身殉国。杨是大世界的霓虹灯修理工。诗人提问:“如今的上海人,有谁还记得他?”

上海装载着现代中国的发生器。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机制。“上海记忆”显然经过了删减。在“建筑博物馆”和买办家族的巍峨华丽后面,《建国方略》和《新青年》的悠远回声被过滤掉了;类殖民地的“繁华”掩去了民族主义志士的鲜血和呐喊;正在上演的暧昧的“双城记”里似乎已没有了“尴尬和耻辱”的角色。“乡愁”(怀旧)作为现代性的修辞,密布玄机,因此有必要检省一下“上海想象”的文学建构。

八十年代,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带动示范下,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动了一场“重写”。这次“重写”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记忆和地图。通过“重写文学史”,张爱玲被供奉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圣坛上,大有取代曾被称为“民族魂”的鲁迅的文学史地位之势。

一九九三年,王安忆以中篇小说《“文革”轶事》发出了强烈的“怀旧”信号。她的长篇小说《长恨歌》是一部直接向张爱玲致敬的作品。《长恨歌》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描写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的长诗。王安忆借用这个题目讲述了“上海小姐”王琦瑶的悲剧故事。王琦瑶近乎凝固的日常生活穿越了无尽的动乱和荒唐。这是一部张爱玲式的“反传奇”作品。

二○○○年,李欧梵《上海摩登》中文版的出版把“上海怀旧”推向了高潮。李欧梵描绘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那个Light,Heat,Power的世界”,表达了对于物质文明和消费文化的热情礼赞。“上海摩登”是一个“全球化”的文学(文化〉叙事,是一段没有民族主体的文化记忆。在《上海的世界主义》一文中,李将三十年代的上海描绘为“一个世界主义城市”。李感叹,上海这种殖民地的繁荣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如花凋零”,尤其在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这个城市丧失了所有的往昔风流”。他怀着浓重的乡愁,重新描绘三十年代的“都市风景线”及其震惊体验。

陈丹燕以惊艳的笔调讲述上海往事而著称,其作品包括《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旧事》、《慢船去中国》等。《慢船去中国》是一部“寻根小说”,叙述一个为美国洋行服务的买办家族的故事。这个家族的新一代成员王简妮,费尽心机到美国留学,继承了祖辈的买办事业。通过美国格林教授对这个家族历史的书写,王简妮的个人奋斗进入了家族历史的谱系。格林教授在他的书中用一个精妙的比喻来总结东方的买办:他们是世界主义,他们不为民族工作,而是为先进的文明工作。他们推动古老的东方国家走向西方世界。在东西方的沟通中,他们像一道从高处向低处的大河上的水闸,控制着高处的西方文明向低处的东方流动的速度。王简妮毫不讳言买办往昔的辉煌与鸦片贸易等罪恶的关系。因为倚洋自重和极端势利,王简妮被中国同事称为“买办王”。《上海的金枝玉叶》叙述了大资本家女儿戴西的故事。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怀旧潮流中,二十年代戴西全家坐在大房子前的合影重新出现在有关旧上海的书里,出现在为白领办的铜版纸的杂志上。戴西年轻的时候随父亲从澳大利亚回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一辈子,却一直使用英语,人们以为她是外国人。书中这样写道:“而当时要是有人以为你是外国人,就是对你最高的评价。”怀旧态度包含着一种(身份)认同障碍,包含着重建与过去的对话关系的企图。怀旧情绪的生产和再生产有赖于某些新的文化力量和新的文化记忆机制的存在。

“上海怀旧”的兴起和上海浦东开发有关。一九九○年,国家启动上海浦东开发,以上海为龙头,中国加速融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而其重要契机是,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叙事崩溃,冷战结束,“历史终结”,新的激进的全球化浪潮兴起,中国政府提出“与国际接轨”,导致意识形态转型和时空转换。上海空间的重组,必须放到冷战结束后这种新的全球化浪潮和世界格局剧烈重构的过程之中来加以理解。在九十年代全球化的背景下,一条通往三十年代的记忆走廊被打开了。

上海曾经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被称为“东方的巴黎”和“冒险家的乐园”。这是一个多元、异质的空间。上海既是一座殖民城市,又是一座充满革命记忆的城市。它既是西方冒险家的天堂,也是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心。怀旧是一种社会集体行为,是一种选择和认同。对旧上海的记忆实际上是对新上海的一种想象。而记忆也是一种斗争。记忆同时包含着遗忘。九十年代“上海怀旧”突出上海的“世界主义”特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记忆则被覆盖,“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历史甚至被指为民族主义的虚构。著名的四明公所事件的有关记忆和叙述,文明和暴力也发生了倒置。在陈丹燕的《慢船去中国》中,发生在法租界的四明公所事件被描述为文明与落后的冲突。而在一九四○年出版的美国人霍塞所著的《出卖上海滩》一书中,则是一方面中国人据理抗争,一方面法国人暴力镇压。在第一次四明公所事件中,法国人使用暴力,但慑于中国人的顽强抗争而妥协。英国人对法国人的妥协不以为然,认为只要使用武力,任何目的都可以达到。结果,在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中,法国人违背承诺,通过暴力达到了目的。霍塞在《出卖上海滩》中是这样叙述的:“但贴邻的英国人则对这个办法极不以为然,以为大失外国人的面子。他们以为只要稍为用一些武力,则目的哪有达不到的道理(十九世纪终了时,法国人已违背了这次诺言,仍旧造了一条直穿过这义冢地的马路,将反抗的宁波人开枪打死十二名)。”(《出卖上海滩》,霍塞著,越裔译,上海书店二○○○年版,64页)

nlc202309011507

卫慧的《上海宝贝》以惊世骇俗的姿态加入了“上海怀旧”的潮流,同时,它也揭示了“上海怀旧”的根本性质。卫慧是一位宣言“身体写作”的作家。《上海宝贝》不仅是欲望叙事的样本,而且也是一幅权力分布的隐形地图。《上海宝贝》体现了身体的政治经济学。不仅霞飞路等上海文物,而且德国男人马克也被“上海宝贝”像CK牌内裤一样当做品牌来使用。“上海宝贝”的身体通过不断交换而获得增值。“上海宝贝”和王简妮都是“世界主义者”,但是,她们的身体却界定了东西方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上海宝贝”一方面是具有强烈优越感的上等中国女性,另一方面却像妓女一样卖身白种男人。《上海宝贝》是这样描写她们的:“她们脸上有种婊子似的自我推销的表情,而事实上她们中相当一部分是各类跨国公司的白领,大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良家妇女,有些还留过洋,有私家车,做着某个外资公司的首席代表(简称‘首代’),是上海八百万女性中的佼佼者。”

韩少功在《暗示·地图》中指出:高速公路和喷气客机的出现,改变了时间与空间的原有关系,从上海到郊县的渔村,可能比从上海到香港更遥远,因此需要一种新的地图。实际上,创造了新的地理概念的主要并不是交通工具,而是财富和权力。远在高速公路和喷气客机出现以前,上海和伦敦、巴黎的距离就比它和中国内地之间的距离更近。伴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而来的,是一个人口、财富和权力加速集中的过程。如果说三十年代与上海毗邻的是东京、巴黎、伦敦、纽约这些国际都市的话,那么,革命则改变了这种地理关系。一九四九年后的上海作为工业城市与中国的工业化过程结合在一起,由于回归主权国家和被纳入到国家工业化过程之中,上海失掉了它的“特色”和“国际性”。

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上海如何重塑“世界大都会”的辉煌?上海成为国际港口,与其天然的地理位置有关,在鸦片战争前,其国内贸易的地位就已经超过广州。但上海真正的兴起与繁荣,却与西方的入侵有关,同时离不开中国的内战和动乱。上海兴起的一个重要契机是太平天国起义。持续多年的太平天国起义摧毁了苏州、杭州、扬州、南京等江南古老的中心城市,使财富和人口向享有治外法权的上海租界转移,并因此打破了华洋分居的界限。因此,上海与中国是一种此消彼长的跷跷板关系。中国越混乱,上海就越繁荣。上海越浮华,中国就越凋敝。同时,上海越“国际化”,它离中国就越遥远。

“上海怀旧”普遍将上海的失落归咎于一九四九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然而,上海的毁灭却是由于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一九三三年,新中华杂志社以“上海的将来”为题征文。孙百刚在这一题目下写道:“尖锐的对照,极端的膨胀,这些都是趋向毁灭的表现。”管见微对“上海的将来”的看法是:“大减价、绑票、暗杀、共产党的标语、法西斯蒂的传单、各帝国主义者的兵船,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陆战队,这些显示着‘上海的现在’。从这些推展开,便是‘上海的将来’了。换句话说,上海的将来,只有在各派混战中而告灭亡。”郑学稼预言:“这虽不是必呈的现象,至少也得为龟蓍式而科学化的预言:上海繁华的寿命,要在一九三六年——军缩条约失效之日——正寝了。” “当太平洋怒潮掀起时,即使上海变为一九一四年的瑞士,仍免不了使诗人高咏‘百代豪华付劫灰’了。”(《上海的将来》,新中华杂志社辑,上海中华书局一九三六年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侵入了上海租界,用暴力摧毁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上海租界的特权,并且在日本的示范下,西方国家最终被迫废除了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在西方和东方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创伤记忆”,西方的奥斯维辛和东方的古拉格。但这种“创伤记忆”又是与其叙事的中断有关。在中国现代,存在着西方殖民侵略和“文革”互为创伤的两种记忆。在后社会主义时代,“上海租界”这段曾经苦涩的记忆转化成为消费主义上海的一种时髦,一种引以为荣的文化符号和资源。

“上海怀旧”波及大陆、台港和海外华人学者,它为何如此强烈地袭来?“上海怀旧”以“摩登”、“国际化”为中心,上海为何被如此记忆?“上海怀旧”被看做是一座城市寻找自己的历史和性格,然而,“上海怀旧”不应仅在城市文化视域内讨论,“上海怀旧”不是对一座城市的记忆,而是一个民族的现代记忆。“上海怀旧”和九十年代“告别革命”、“与国际接轨”,和现代化意识形态以及资本主义全球化战略构成了怎样的关系?“五四记忆”与“上海记忆”之间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另外,中国现代文化的“创伤记忆”由何而来?“上海摩登”能够提供成功的修复吗?最后,还有一个“谁的记忆”的问题。国外学者、海外华人、台港精英和大陆新贵在为这种记忆授权的同时扮演了什么角色?

九十年代以来孙犁研究述评 第4篇

一、文本研究

文本是作家精神劳动的有益成果, 文本研究是作家研究的基础。1989年以前的孙犁作品研究已相对成熟, 九十年代以来的文本研究主要集中于抗战时期作品的深度挖掘或研究视角的求新, 以及新时期新作品的阐释。

孙犁的抗日题材小说一直都被视作“解放区文艺”中的奇葩, 九十年代以来的研究在原有研究基础之上更注重整体把握, 在根源和价值等方面有了更深的挖掘。郜元宝《孙犁“抗日小说”三题》[2]、《孙犁抗日小说的“三不主义”》[3]总结孙犁抗日小说的特点, 探讨“三不主义”的成因及意义, 清理革命文学之浪漫主义传统的精髓, 并据此进一步描写四十年代以迄今天大陆文学以“柔顺之德”为核心的特殊道德谱系。2005年,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与天津市孙犁研究会联合组织了一次笔谈, 邀请四位学者对孙犁的抗战小说进行再解读。张春生从纠正“误读”的角度, 重读孙犁抗日题材的短篇小说;张学正对比地指出孙犁抗日小说兼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双重美学品格的艺术个性;王国绶充分肯定孙犁抗日小说的价值, 引导研究界思考孙犁抗日小说所具有小说史的意义;滕云则以孙犁为证说明真正的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不矛盾, 反对把孙犁归入革命文学的“多余人”或“同路人”。

新研究视角引入孙犁抗战时期作品的研究。以“反向写作”的表现方法阐释《荷花淀》的艺术特点 (李玲《从“反向写作”看孙犁的〈荷花淀〉》) ;在充满诗情画意的景物描写、生动的细节描写、简洁而传神的对话外, 发掘人物称呼的变化对于《荷花淀》创作的意义 (刘丽静《从人物称呼的变化看〈荷花淀〉匠心》) ;通过分析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积淀的矛盾、浪漫情怀和严酷现实的悖论、女性颂歌和男权思想的悖论来分析《荷花淀》 (何思玉《〈荷花淀〉的悖论》) 等。这些文章开启了《荷花淀》研究的新视角, 使得老作品的研究有了新进展, 只是论证稍显后劲不足, 不能引发深刻而广泛的思考。

孙犁新时期作品的研究是九十年代以来孙犁研究新的增长点。研究者对于《芸斋小说》的关注首先从艺术品味开始, 朱军《草原.薄雾.彩虹:读孙犁新作〈芸斋小说〉》、金梅《〈芸斋小说〉琐谈》即属此列。另有研究者从文体角度探索《芸斋小说》:张占杰《孙犁“芸斋小说”的文体探索》、《“芸斋小说”文体形成的思想与艺术基础》认为《芸斋小说》把古代小说的实录精神与现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相结合, 形成了独特的“芸斋体”。近年来, 孙犁晚年散文研究也颇受重视。来华强《论孙犁新时期的散文艺术》、陈纯洁《试论孙犁新时期散文创作的审美特征》侧重于艺术层面的审美价值探讨;郎伟《老年人的文体孙犁新时期散文创作散论之一》主要论述孙犁特殊的人生经历及老年心态对其散文创作的制约与影响;郭志刚试图确定孙犁散文的文学史地位, 认为孙犁的散文体现了一个生命成熟的过程。

对于孙犁创作的研究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课题, 九十年代以来的研究者循着前人的足迹, 打开了新思路, 取得了新成绩, 特别是对于孙犁晚年创作的研究, 九十年代以来的成果尤显重要, 但同时仍有不少值得深入的地方。

二、作家主体研究

1989年, 滕云从作家本体研究的角度提出“老孙犁和新孙犁”的问题, 主张深入开掘作家主体。从此, 研究者开始关注作为创作主体的孙犁之思想心态、文化意识及其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并从“孙犁的作品为何长久地葆有艺术生命”的问题出发, 从他的出身、学养、师承、经历以及性格、气质、心理等方面探求原因。

作为一位名副其实的体制内主流作家, 孙犁的艺术趣味与艺术立场却表现出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异质性, 研究者致力于从思想、心理方面找寻原因。张景超指出孙犁的政治理想与文化理想的错位导致其思想的矛盾性, “当政治文化思想的简单化, 但左’的东西日甚一日的时候, 他的思想就有了越来越多的矛盾”。[4]杨联芬则从其道德上的二元对立方面探求, 孙犁一生精神焦虑的根源在于试图调和人道与革命而事实上却难以调和。[5]阎立飞以孙犁的知识分子身份为基点, 指出他为人与为文的冲突凸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复杂的人生经历与难以调和的精神世界[6]。在探讨孙犁的思想矛盾、文化选择的原由时, 研究者也从心理的角度寻求解答。有论者指出孙犁的性格与乡村文化天然地相适应而与都市文化格格不入, “城市文化恐惧症”的心态严重地影响了孙犁的创作。[7]李遇春将孙犁回避现实的潜在心理归宿在于童年生活。[8]阎庆生认为孙犁在“文革”中死亡体验使孙犁获得了深刻的历史感与生命意识, 这是他人格蜕变的关键性心理动因。[9]以上论点偏颇与精当并存, 但从思想“内透视”的角度来剖析孙犁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拓展了孙犁研究的新视野。

孙犁的文化意识以及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也是作家主体研究的重要内容。阎庆生认为孙犁美学思想的基质是道家美学, 尤其是其晚年更深化了“平淡”美学。而吕东亮则论证了孙犁美学思想中浓郁的儒家气息, 他笔下的人物大都焕发出儒家伦理道德的美。[10]贺仲明认为孙犁的文学创作体现着“仁者”的世界, “文革”前的创作处于“仁者”的常态, “文革”使他的“仁者”特征呈现出变异和扭曲, 并有所缺失, 但核心始终未变[11]。以上论著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孙犁美学思想的源泉, 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孙犁研究的深度。

晚年孙犁研究是主体研究中一个独立的部分。丛正指出抗日战争与“文革”在孙犁心中形成的心理情结构成了其晚年创作的强大内驱力, 并规定了作品的基本内容和意旨[12]。张学正从一些需要调整的价值观念和需要更新的思维方式着手分析晚年孙犁的矛盾心态[13]。学正充分肯定了孙犁的历史地位, 并揭示了其思想、情感、愿望及性格的发展历程[14]。阎庆生采用伦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论析孙犁晚年的著作, 深入评述孙犁晚年的心态、美学思想及其现代转型的艰难历程、“耕堂文体”的艺术创造与审美意蕴, 并探析晚年孙犁的局限性[15]。此外, 叶君引入胡塞尔现象学哲学的基础概念“主体间性”, 激活了传统的传记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 并以“主体间性”所提供的新的理论空间, 完成了对孙犁的人生奥秘和文学世界的历史追寻[16], 这一有益尝试鼓励了后辈研究者创造性地开展孙犁研究。

三、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是近年来研究者比较热衷的研究方法, 也是孙犁研究的新领域。近年来, 孙犁研究者主要从“新”“老”孙犁的对比研究、孙犁与其他作家的比较研究等方面着手比较研究。

孙犁于晚年之境创作了丰富的文学作品, 重登文学创作的高峰。研究者把“文革”前的孙犁称作“老孙犁”, “文革”后的孙犁称作“新孙犁”, “新”“老”孙犁的思想心态及其作品的艺术风格等前后有别, 对同一作家不同时期创作的比较研究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课题。论者主要从创作题材和艺术风格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接受角度等方面来展开论述。《“仁者”的自得与落拓》[11]虽非立意于比较, 但是在论证孙犁的文学创作体现着作家复杂而深刻的“仁者”的文化世界的过程中, 认为孙犁“文革”前的创作热衷于礼赞“美的极致”, 处于“仁者”的常态;“文革”后的孙犁表现出感伤、沉郁、激愤的创作情感, 可谓“仁者”的变态。

孙犁与其他作家的比较研究, 一种是观照孙犁与其他作家的师承关系, 另一种是风格相似相近作家的比较研究。孙犁的审美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受鲁迅的影响, 高文波通过讨论孙犁在阐释鲁迅时的几个问题, 认为孙犁继承了鲁迅的现实关怀, 信奉现实主义并致力于思考文艺与政治的关系[17]。李中华则从性格、气质及读书路径等方面分析孙犁易受周作人影响的深层原因[18]。此外, 孙犁作为“荷花淀”派的创始人, 现当代的许多作家也师承于他。闫红分析指出, 从维熙、韩映山等作家的早期创作较成功地继承了孙犁对乡村生活的写实性描绘和地域色彩的诗意描绘, 而铁凝更多的汲取了孙犁那对生活充满浪漫主义精神的诗意化表现[19]。

在与孙犁的比较研究中, 赵树理是其中备受研究者关注的一个。杨振喜《偏执的坚守与开放的创新孙犁与赵树理在大众化上的比较》、胡舟《赵树理、孙犁小说风格比较散论》、赵天才《革命话语的现代性危机赵树理、孙犁小说的叙事文化身份解读》、高虹《孙犁与赵树理小说女性形象之比较》、朱庆华《赵树理、孙犁小说的审美异趣及文学史地位》分别从大众化、艺术风格、叙事文化身份、女性形象、审美异趣及文学史地位等方面对文坛双星进行比较, 内容丰富而全面。赵建国《赵树理孙犁比较研究》[20]从生平、创作、文艺观念、文学史影响、研究概貌等角度进行比较研究。此外, 孙先科引进新的理论方法赵树理与孙犁作为剖析的个案, 首度引进“主体间性”的哲学概念, 对他们作为创作主体的“间性状态”及由此导致的人物形象的“间性形态”进行解析[21]。巴金和孙犁是在新时期再次跨入创作高潮的两位老作家, 世有“南巴北孙”之说, 学正主要从创作题材、反思历史的方式、晚年心态等方面思考二者晚年创作与心态的差异[22]。沈从文是另一位与孙犁对比研究较多的作家。孙丽玲认为沈从文和孙犁的小说创作体现了明显的女性化倾向, 并深入探讨导致其“女性化倾向”的更为深隐的创作心理, 从而认识他们的思想、审美选择与创作个性的独特[23]。

结语

九十年代以来的孙犁研究深化了传统的作家创作研究, 同时开始注重作家主体的研究, 并在比较研究领域打开了新思路。孙犁研究者在吸纳传统研究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同时, 掌握新的理论和方法, 创就了一批颇富新意的研究成果。随着这批研究成果的出现, 孙犁研究也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和全新的境地。但也存在着问题, 比如:内容重复、角度陈旧、研究模式单一、研究思路与方法雷同等。孙犁作为文学史上一位风格独特的作家, 对于他的研究还有不少值得深入的地方, 例如:孙犁新时期新作品的研究尚不完备, 特别是《芸斋小说》的研究侧重于艺术层面, 思想文化的角度还有待开发;在孙犁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方面, 研究者多关注孙犁晚年对道家文化的吸收, 还可以尝试从儒道汇融的复杂性方面并结合新老孙犁的变化性因素着手更深层次的思想文化探源;孙犁的文学定位也一直比较模糊, 近年来的研究者多给予孙犁较多赞誉, 但还有待更加具体、准确、有力的论说等等。

摘要：1989年以来的孙犁研究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 作家主体研究和比较研究成为文学研究的热点, 而具体文本研究退居其后, 除对孙犁新时期新作品的阐释外, 着重抗战作品的深度挖掘或研究视角的求新。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演变的新趋势 第5篇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演变的新趋势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早上好!我们今天的中国趋势报告会马上就开始了。今天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了清华大学XXX教授为我们做报告。XXX教授从在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社会现代化的研究工作，并成为国内社会学界的主要代表人物。《社会现代化》一书获得北京大学优秀学术成果奖，90年代初他的学术兴趣逐步转向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提出了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的重要概念和理论，对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进行了宏观的描述和具体的研究，其中有一篇有代表性的论文是《改革以来的社会的变迁》，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第二届成果科学奖。进入90年代后，学术的兴趣转向社会学说的变迁，90年代中期开始又进行口述社会史的研究工作，并且写了《过程、实践分析和三代中国学家-农民交流实践的形态》，这本书成为口述社会史的理论指导，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XXX是当代中国最具影响的社会学家之一，下面我们用掌声欢迎XXX教授给我们做报告。 XXX：各位上午好!感谢本次报告会的主持人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探讨我最近正在研究的问题，题目是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发展的新趋势。为什么谈这个问题?大概在前三四年，当时中央的几个部委几乎同时接到一个研究题目，就是《应当如何看待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和历史的方位》。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改革如果从70年代末算起，到现在已经走过了25年。在25年时间里，中国的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25年当中，不同阶段社会发展方向是有明显的变化的。我们走了25年后，社会究竟走到了哪一步?从历史上它究竟处于什么样的方位?现在是到了应当给一个回答的时候了。我们讲的这个题目是我们的连续报告之一，是当中的第三个报告，这个报告是从底开始写，到现在勉强定稿，今年会发表出来。第一个报告是我和北京大学的一些同事合写的，题目是《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发表在1994年第二期《中国社会科学》上。那篇论文是为研究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提供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接着在，我们又发表了一个报告，是我和另外两个朋友一起做的，叫《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的社会结构和隐患》，发表在19《战略环境》第五期上。这个报告主要从社会结构的各个角度，对发生在90年代末的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进行反思和重新探讨。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如何超越当时的意识形态的对立，探讨一种能够走出这种对立的新的解释框架。这篇报告发表以后，在国内外引起比较大的反响。国外还专门为这个报道召开了研讨会。 今天我所讲的题目是我们最近写的第三个报告，《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演变的新趋势》。这个报道最核心的思想，可以用一句化来概括，90年代以来一个与80年代有着很多不同的、新的社会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并开始定型化。这个报告的一些最基本的想法曾经在去年1日1日的《南方周末》上发表过。这几年，每年的1月1日《南方周末》都会给我一个版。当时，那个题目是叫《一个新的社会的出现》。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第一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社会和80年代有重大差异。我们甚至可以说，90年代中国社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同于80年代社会的新的社会。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就是刚才讲了的历史定位问题。 我们过去讲改革以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或者讲改革以来社会生活的变化，我们总是有一个基本的坐标，就是改革的坐标。我们讲这个问题的时候，经常用的一种说法是改革前、改革后，改革以来，我们基本上以这种的论述的方式，这对不对呢?肯定是对的。改革造就中国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改革前和改革后的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样一种定位的方式有问题的。为什么?当我们说改革前、改革后的时候，我们总是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改革前是这样，改革后是那样，那么也就是说，改革后大体上是一个和改革前不同的一个东西。当我们说改革以来这句话的时候，在很多程度上改革以来我们似乎朝着一个特殊方面沿直线在走。所以，这种历史的坐标，如果说改革后相对于改革前发生的变化的时候，是一个问题，就是使我们对改革以来这一段的内部差异，在不同的时期呈现的`趋势，对在25年中发生的一些重要的转变、甚至是一些重要的逆转，不大明白。这样也就会对于一个新的变化的趋势，以至于对这些新的变化趋势和新联系的、新的问题、新的社会挑战都不敏感，甚至在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产生简单化的倾向。就是从这种一个角度考虑，我们用一种非常明确的方式提出9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和80年代的改革以来是很不同。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些非常值得重视的新趋势，它展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社会生活逻辑，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这样的一些东西，很大程度上是80年代不曾有过的，甚至呈现了和80年代相反的趋势，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谈具体变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会看得出来。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一点，90年代和80年代是非常不同的一个时代。90年代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于80年代的一个新的社会。 第二个要强调的是，这样的一个新的社会，我们要怎么看待?有人更多把它看作是一个过渡的阶段，是转型的阶段，或者是过渡中的现象。但是在这个报告中我们要提出一点：这不是一个过渡中的现象，也不仅仅是一个转型的现象，而我刚才说它是这样一个和80年代的有着很大不同的新的社会似乎正在开始定型化，这已经开始成为一个稳定性的东西。这一点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80年代的时候，如果一个朋友一年时间没见面、两年时间没见面，甚至几个月没见面，你都要问现在在干什么。他以前可能是工人、干部，几个月不见他可能就是一个小老板了或者什么，做得很不错。但是，我们现在想一想，在我们社会生活当中最近这几年的时间，这个现象不能完全说没有，但是这样的现象已经越来越少了。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这说明这样的一个结构已经在开始固化下来，开始定型化下来。我们开玩笑地说，这个社会到现在，像贫富的问题，谁去穷人、谁是富人?到我们这个年龄了，现在还没富起来的，我看是够呛了，但是90年代初的时候都不能说这样的话，90年代初你几个月不见，他可能去搞房地产去了，他马上就发起来了，现在这个现象越来越少见了。这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在经过了20多年的变化之后开始定型了，社会结构开始固化下来了。虽然我们的社会和美国相比还是一个发展非常快的社会。而美国到现在之后，我开玩笑说你们这样的社会是没有什么变化的社会，我说一个社会发展的快不快就一个标准，就是你在一个高楼上能不能看到一个吊车。你在广州也好，北京也好，只要是在中国的大城市，你推开窗户就能看到几部吊车轰轰烈烈的进行建设，但你要在美国看到一个吊车非常的不容易。为什么?美国那是一个已经定型下来的社会，而我们这个社会仍然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我们可以想想哪怕到今后10、的时间，无论怎样，这种变化仍然会以很大的规模在进行。尽管如此，我们基本的框架、制度的框架从90年代中期以后慢慢的开始定型了，今后这种变化还会发生，这个变化更多的不是发生在基本框架的层面上，是已经是在开始定型化的社会框内部进行。我们进行了25年的变迁，这个社会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到现在已经可以看出一些眉目出来了。这是我为什么要强调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这个社会结构变化的新的趋势的一个最基本的意思。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一些新的趋势，有利于澄清我们这些年来在思想理论界所存在的种种混乱现象。比较关心思想理论界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在最近10来年，思想理论界一个重要的争论，甚至其他的理论往往以它为背景，就是所谓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对立，现在这两派打得不亦乐乎，实际上两派到现在不仅仅是学术问题，已经是变成了相互的攻击。为什么?这里面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来看待90年代以来这个社会新出现的问题，关键是我们怎么看。一个问题在于当我们去观察90年代的新出现的问题、新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所用的工具有相当一部分是在80年代形成的，为了分析80年代新的出现的问题而提出来的，比如说左和右，改革和保守等等。用这样的工具和概念来面对90年代的问题已经远远不够了，或者说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了。由于我们的争论，仍然使用80年代的工具，结果就造成了一系列混乱。当时在第二个报告中有一个问题讲超越意识形态就是基于这个基础上，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形成一个新的框架来看我们正在形成的新的社会?对这样的新的社会最早产生社会定型化的感觉是在1993年到1994年的时候。当时中国有一句话：微观不好宏观好，除了年纪太小的朋友之外，年龄稍微大一点的都知道这句话。我记得我当时到浙江的时候，和一些企业家一起吃饭，他们就提出这个问题，怎么解释这个微观不好宏观好?就是说，你看一个一个的企业，看到它的经济情况非常不好，东西生产出来卖不出去。他有很萧条的感觉，市场的情况不好。但是什么叫宏观好?我们每年宏观经济增长的数字非常好，按那个数字仍然是很高，8%、9%。 从理论上说，这个宏观不就是由这个微观构成的吗?那为什么会微观不好宏观好?要解决这个困惑人们自然会想到一点，就是我们的宏观的数字有问题。比如说亚洲银行对中国的GDP要先扣掉两个百分点来算，比如说你增长8%，我就划圈，你就增长6%。我回到北京之后，就找能够掌握中国宏观经济状况的权威朋友，问他说中国宏观数字当中有多大的水分，他说有差不多两个百分点，和世界银行的差不多。即使是减掉这两个百分点，觉得还不够。你8%减去2%还有6%，还不错。这个微观和宏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大的差呢?当时我们没有把他当作一个新的逻辑，新的社会来认识。产生这个认识已经是以后的。再往后一点，到了1995年、、特别是到的前后，微观不好宏观好演变成高增长下的普遍的萧条感。这时候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很多的，但这个时候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产生了很强的

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乡村疼痛 第6篇

王果是栀子的哥，红杏的儿子，李子的老公。王果进城后，李子就和花村的木匠等开发好上了，这种偷情也不能用“风流”二字概括。王果不在身边，李子的寂寞是漫无边际的，她有什么事就给王果打电话，但王果却不耐烦，她偷人自然有寻求依靠的精神因素。既然有老公和没老公一样，她干脆和王果挑明：离婚，这样双方都自由。他们离婚很快，李子和等开发结婚也很快。俩人都是二婚，摆了几桌酒席，事情便成了。让李子没有想到的是，等开发结婚没几天，就和村里人一同进城打工去了，使得热情似火的李子仿佛掉进了凉水井。糟糕的事情一桩接一桩，她进城的二女儿风儿未婚先孕，挺着个大肚子从城里回娘家了。男朋友王海就在隔壁木耳村，王海父母不承认这个孩子，风儿只好把孩子生在娘家，取名“雨儿”，这说明风儿有一个期盼，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如果说此前李子是“任性”，现在她只得认命，空虚的她和未婚且从小就是傻子的等部落——等开发的弟弟一起看黄片，最终还和部落做了那事。没有男人做主心骨，女人本来就难过。农村的女人没有男人，农活就玩不转。花村女子在男人出去打工后，先是种烤烟，旱地作物还好办一点。因为烤烟卖不上价，后来改种水田，活儿更难了。要不是李子需要部落帮忙农活，他们也很少可能走到不伦勾当那一步。等开发知道了李子的丑闻，又加上工头拖欠工资，居然自杀了。李子的人生是悲剧性的，谁该为她负责？

百合丈夫李小勇也进城了，她不仅在体力活上无法得到丈夫支持，在精神上也失去了一个做妻子的对丈夫的那种依赖。比如孩子有事，她打电话要么找不到人，要么就是丈夫不耐烦。她本是正经的女人，李四爷在村里留守媳妇挑逗下也轻狂起来，借着酒劲当着她面说“平岩两块瓦，撬开稀洼洼”和“巴掌大个城，二指宽城门，卖甘蔗的进城，卖汤圆的守城”这样的色情谜语，虽然她没有发火，但她眼睛有恨。可当她在春寒未尽的天气下田，晕倒在水田，被李四爷背起送到医院，从可能是鬼门关的境地活过来，她就主动要和这个可以做她孩子爷爷的老人做男女之事，以为报答。而这个时候，正是花村人伦混乱、糜烂不堪的时候，百合也以这种方式呼应这一潮流。这个时候，这些爷爷辈的老人因为长时间体力上是花村女人的支柱，由此而发展成精神的依恋也不算太突兀。人们能理解“大叔控”，而这些五六十岁的人不就是花村女人大叔吗？

我们要原谅花村女性，她们是有爱心的，比如李四爷儿子进城了，留下两个还想吃奶的孙子，为了哄孙子，老人没办法就将两个瘪奶塞进孩子嘴里，两个孩子竟然吮得津津有味，从此李四爷喂孩子奶成为花村令人发笑的一景。映山红刚生了女儿，主动来接李四爷的两个孙子去喝奶，把两个小家伙都喂胖了。可这样母性四溢的媳妇却在厕所里接受乡干部鲁大千的猥亵，直到其兽性满足。这固然与农村女性易受权力侵袭的现实有关，更是花村女人在肉体焦渴情况下丧失警惕的表现。

《花村》最主要人物是栀子，她是张久久媳妇，也是花村女人的灵魂。老公到城里后，第一年安然回来，后来连续几年都不回来，说是留守阵地，因为包工头拖欠工薪，必须有人在工地守着，这话只是部分事实，其实主要是染上梅毒，不敢回家。栀子在一年又一年等待中好上了小酌，甚至听儿子床。那是不过才十三岁的孩子啊！这个孩子手淫，把床整出了响声，可当母亲的却迷上了这种动静，竟然听到下体都湿了，这叫什么事啊！她后来和自己从小屁孩时就当儿子看待、长成男人的傻子等部落做了两回男女之事，虽然是部落主动，但她也有迎合。在等部落，那是恋母情结的现实化；在她，那是一夜又一夜的空床煎熬的结果。后来，她儿子也到城市去了，她只能和公公张大河相守在一起。虽然村里女人和爷爷辈通奸成风，甚至发展到互相换孩子爷爷过性生活，栀子和张大河也几乎走到那一步，但还是悬崖勒马。栀子的自守是作者赞扬的，她和部落有过两回以后，部落再找她，她就将冯曲的儿子冯直放在他们中间，把等部落的欲望消解了。这个冯直是木子和冯曲的孩子，冯直死于拆迁户之手，为了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木子找上了从小就玩在一起的部落，要部落和她假结婚，没想到这个孩子生下来就是脑瘫。部落也是她娘吉利生他时耽误了，脑子缺氧，留下了后遗症，才傻里傻气。栀子通过横隔在部落中间的冯直，让部落抱起冯直使她和部落的母子恋划上了句号，虽然部落并没有从精神上脱离她，离开她怀抱，又和村里那些男人不在身边的小媳妇好上了，但从小说结尾看，部落、木子办过了婚姻手续，抱着冯直送花村女人到城里和她们丈夫、孩子团圆，我们可以说部落会长大的。

栀子是大度的，丈夫得了梅毒后，在最初的愤怒后，她还是想着法儿给他治，为了不给他尊敬的公公增加压力，她连闹都没闹，把这事压下来了。她也绝望过，这时她会想起母亲的话：“人生就像这河，要流过很多关口，流经很多风景，才能成为一条河。”正是这朴素的生活经验，使她度过了人生艰难。

书中的吉利大娘也是作者要歌颂的一位老人，她严守人伦防线，为了防止媳妇和李四爷有那事，宁愿牺牲自己，裸露自己的身体，把两个已经像老丝瓜一样的奶子给李四爷看，希望李四爷从自己的身体上能够得到满足，不会再和媳妇做出那丑事。看着花村女人不顾脸面，她开始化缘修庙，庙烧了一次，她再去修。这庙在抵制花村女人的堕落上确实起到了相当的作用。同时，她还是善良、大义的，木子为孩子治病，找她借三万元钱，这钱是她儿子等开发用命换的，她还是毫不犹豫地借给了她。等到木子要给先前许诺的三万元之外那一万元，她说什么也不要。

如果说吉利大娘和栀子是花村女性的希望，那么张大河则是花村的顶天柱，花村最终没有塌下来，多半是因为他的作用。他是花村村长，总是最大限度地维护花村人利益。在花村男人们都去了城里后，他成了留守女人心中的偶像和主心骨。那家遇到苦难，摊到事情，都是他处理。一家又一家男人干的重活，他不厌其烦去干，有时自家的活丢下，也要把别的花村女人家的活干好。在有些事情上，他也软弱，比如乡里要花村种烤烟，他明知风险和村人的不愿意，他也不得不做花村留下的女人和她们公公、婆婆的工作。当他看到花村女人和公公辈肆无忌惮地苟合，他急在心里，当吉利大娘要用建庙来唤起花村人精神时，他非常赞成，忙着为此张罗。这可能与他基层干部的身份不合，可是多少能挽回一点精神在花村颓败的情势。最能表明他精神不倒的是他扛住了花村一个又一个女人的诱惑。在村人普遍猜测他和栀子有一腿时，甚至栀子也守不住的时候，他依然是理智的。当花村男人在城市不再受欠薪困扰时，他果断地动员花村的媳妇带上孩子到城市去。花村经历了欲望的沉沦，可以预料的是，她还能走出精神的泥泞，创造出一个拥有丰富物质和精神的新天地。

nlc202309081913

《花村》所体现的中国乡村的疼痛不仅表现在女子身上，也深藏在男子体内，他们留在花村，如张大河有各种各样的烦恼，进城的或染梅毒，或自杀，或莫名其妙死亡（如小冯直的生父，虽不是花村人，但和花村同在花河这条河流），或忍受拖薪、两地分居的痛苦。或许这一切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我们希望这个过程能尽快结束。这个愿望显然也是王华默默祈求的。

《花村》中等部落这个人物的设置是对阿来《尘埃落定》中傻子的模仿，王华本人就非常喜欢《尘埃落定》这部小说，写作时可能有意无意地把部落和《尘埃落定》中傻子关联起来，部落的傻和智慧、爱心都和阿来笔下的傻子相像。部落能无师自通地雕像足以说明他的聪明，他没有功利心，就如麦其土司的大智若愚一样。在《尘埃落定》中，女人是傻子的学校，通过她们，傻子得以成长。而在《花村》中，部落的学校就是栀子和李子等女人，只有在栀子的身边，部落才觉得自己是正常人，当然这中间有恋母情结在起作用。不过，王华和阿来也有不同，整个《尘埃落定》中，实际上只有傻子是正常的，他承载着真善美，而在《花村》中部落也是真善美的代表，但除了部落外，栀子、吉利大娘、张大河、信奉基督的木子，他们都是正面人物。相比较而言，花村比土司制度下的人们要幸运一点。傻子形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比较多，比如鲁迅《狂人日记》的狂人和韩少功《爸爸》中的丙崽，但是这两个人物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隐喻，而部落和《尘埃落定》中傻子都是一种善良的化身，他们仿佛是通晓人类一切、顿悟人生的哲人，只是表达不出来而已。

傻子形象在西方文学作品中也是屡见不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部作品干脆就叫《白痴》，书中的梅思金公爵被人认为是“白痴”，这固然与他的癫痫有关，更是因为他善良，同情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因此，这个人和土司、部落是一个谱系人物。197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格有一部小说《傻瓜吉姆佩尔》，吉姆佩尔一共有过七个绰号：低能儿、蠢驴、白痴、呆瓜、笨蛋、蠢人和傻瓜。吉姆佩尔被镇上人视为傻瓜，是因为他容易轻信别人。艾尔卡作为他妻子，在她嫁给吉姆佩尔之前已经有了一个私生子。可是当吉姆佩尔要娶她时候，她反而还向吉姆佩尔要嫁妆。婚后四个多月她又再度怀孕生下一个儿子，并骗吉姆佩尔是他孩子。在几十年的婚姻生活中，艾尔卡一直不守贞操，与多个男人过夜并陆续生下五个孩子。作为一个普通犹太人，从吉姆佩尔身上看到了支撑整个犹太民族穿越各种苦难的精神力量源泉。所以吉姆佩尔就是犹太人和犹太文化的符号。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似乎和鲁迅的狂人，韩少功的丙崽一样，都是符号化的人物，具有象征和隐喻意义。1949年的诺贝尔奖得主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中也有一个白痴班吉的形象，他三十三岁，只有三岁的智力，但他却非常容易揭示世界的本相，像一个了悟一切的哲人。这似乎和阿来的土司相像。刘二妮在《浅析〈喧哗与骚动〉中的班吉》一文中援引辛加的话：班吉是“一个精神纯粹的人，是康普生家唯一一个具有真正宗教感情的人，他也是一个流口水的白痴”。同时，又认为他是一面“道德的镜子”，这都表明班吉和土司、梅思金、吉姆佩尔、等部落都能构成互文关系。

在《花村》的责编周昌义看来，《花村》写出了中国九十年代以来当下乡村疼痛，如果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前十年中国乡村变化还涉及不到多少深层次的东西，九十年代以后就是精神层次的。目前就我的阅读而言，除了《花村》外，对这一乡村疼痛还有《后土》和《上岭村的谋杀》这两部长篇作了描绘。叶炜和凡一平都不约而同地写到了留守妇女的问题，《后土》中麻庄的一批小媳妇丈夫外出打工了，有的还是新婚没几日就扔下了女人。小学教师高翔貌不惊人，麻庄的许多小媳妇却追着他，和他上演婚外情。杨老蔫的儿媳妇骨朵在事发后把公公也拖下了水。《上岭村的谋杀》中，一个留在村中的近乎二流子的人物居然成了上岭村留守妇女的公共情人，他被杀以后，许多妇女从心理悼念他，还为他讨公道，向办案人员告发村人对他的谋杀。如果我们想想上岭村和麻庄妇女的所作所为，就不难理解花村妇女的出格行为了。她们都是在没有男人支撑自己的困难和抚慰自己的身体时，才跨越了那不应该的一步。《后土》中还写了一个村计生委员吴计划，只要人们给他行贿，他就给你准生证，这和《花村》里映山红私自找人下环，偷偷地生育也构成互文关系，反映出农村计划生育的某些真相。

邯郸市九十年代住宅节能改造 第7篇

关键词：既有住宅,改造方案,屋面,墙体,窗体

1 国内发展概况

近几年, 北方采暖区的大城市更是采取了大面积的住宅改造。天津市几年内启动塘沽区杨北里、红桥区桃花南里大板楼等在内的十片老建筑节能改造试点工程。改造后冬季供暖每平方米耗煤将下降51%, 夏季空调可节电48%。2000年10月建设部颁布的由北京中建建筑设计院主编的JGJ 129-2000既有采暖居住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程, 对于寒冷地区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的实施开了一个好头, 做到了有法可依, 有据可查。

2 邯郸市20世纪90年代住宅现状

邯郸位于河北省南部, 地处我国气候寒冷地区, 四季分明, 冬季较长且寒冷干燥, 夏季较炎热湿润。设计上要满足冬季保暖要求, 部分地区兼顾夏季防热。

邯郸市20世纪90年代既有住宅多数为单元式多层住宅, 层数多为4层～6层, 多为砖混结构, 沿街住宅楼设底层商铺。住宅外墙多用涂料喷涂, 外墙使用240粘土砖墙, 楼梯间隔墙为240实芯粘土砖不设保温, 保温层采用聚苯板、保温砂浆等材料, 具有基本完善的保温隔热措施;窗体多为外开单玻璃钢窗, 由开敞式改为设置了单框钢窗的非开敞式, 内侧设置纱窗;屋顶采用钢筋混凝土空心板, 加设保温层, 保温材料有膨胀珍珠岩、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等。这样设计减少采暖能耗, 利于冬季室内保温。

3 改造方案

这些旧住宅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而今却无法满足居民的生活需要和节能的要求。本着将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在建筑结构加固的同时进行, 使其得到可持续的发展, 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满足节能要求, 提出以下改造方案。

3.1 屋面改造

1) 改造成整体架空屋面。

屋顶的改造就是在原有屋面上每隔半砖长的位置, 砌上一砖长, 约3皮砖高度的砖骨架, 在其上铺设防水卷材, 增加隔热面积, 这是在不改变原有构造的基础上最简单的一种方法。

2) 平改坡。

平屋顶改为坡屋顶, 内置保温隔热材料 (见图1) , 提高屋顶的热工性能。原有坡屋顶在保留原结构的基础上, 做成屋顶檐口与屋脊通风或天窗通风, 冬天关闭风口, 达到保温目的。瓦与屋面之间采用膨胀珍珠岩水泥砂浆粘贴瓦材防水做保温层, 使坡下空间得以利用, 结合吊顶附加层便于设备管线的铺设, 从而增加使用功能。

3.2 墙体的改造

改善室内热环境、提高居住质量一直是居民住户的要求。现在, 全国推广的外墙保温隔热技术有很多, 如:薄抹灰聚苯板薄玻璃纤维网格布外墙外保温技术体系、混凝土钢丝网架聚苯板外墙保温技术体系和硬泡聚氨酯喷涂复合胶粉聚苯颗粒做法、粘贴聚苯板复合胶粉聚苯颗粒技术、胶粉聚苯颗粒保温砂浆料外墙外保温技术系统等皆可以在邯郸地区应用。对邯郸市既有建筑外墙体改造应主要采用外墙外保温技术, 其优点是:1) 外保温可以避免产生热桥;2) 蓄热性能好能使建筑内部的砖墙或混凝土墙得到保护;3) 施工时, 施工速度快;4) 不破坏保温层和内部装修。因此, 外保温的综合经济效益很高。

3.3 窗体改造的具体措施

节能改造具体策略有两种, 一种是更换全部窗体, 另一种则是对窗体的修缮及必要窗体组件的改造和更换。改造方法如下:

1) 更改窗扇。把原有窗中单层玻璃改为双玻或中空玻璃, 由于受窗框断面大小的影响, 原有窗户的窗框的厚度应当满足要求, 具体来说以70系列以上的窗户为佳。更改窗扇, 可以保持原有窗户的框材结构和外观, 操作方便易行。2) 增加窗扇。在窗扇的窗框上增加一层窗扇, 使窗户变成双层窗结构。增加窗扇与密封材料, 改变窗户原有外观, 节能效果良好。对于窗框比较小的窗户 (70 mm以下) , 由于窗框宽度小, 窗台空余位置大, 可以在窗台上再做一推拉窗, 从而改造成双层窗结构, 实现节能改造。3) 局部改固定。对于双面推拉窗, 将其中一面的可活动扇改造为固定扇。由于推拉窗的通风面积只有窗面积的一半, 固定推拉窗中的一半并没影响窗户的通风效果, 但可以减少空气渗透达到节能的作用。4) Low-E中空玻璃。根据邯郸具体地理位置, 改用Low-E中空塑料窗即双玻窗, 节省能耗可达40%, 大大提高了能量的利用率。因此, 在采暖建筑中可起到保温和节能的作用。

4 结语

节能的主体是人, 人的节能意识的改造是至关重要的, 有了好的节能意识便可以多渠道地进行节能改造与探索。对存在住宅进行建筑节能改造虽然会引起相应的投资, 但却有着极其深远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是值得提倡和推广的。

参考文献

[1]白薇.采暖地区住宅外围护结构的节能设计[D].天津:河北工业大学, 2006.

[2]崔力强.邯郸市既有居住建筑窗体节能改造研究[D].邯郸:河北工程大学, 2007.

谈八、九十年代国内包装中的色彩 第8篇

一、高纯度对比用色

在色彩选择过程中,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包装中往往根据经设计者认定的理想色进行装饰。高纯度的色彩联系着人的本能色彩表现,流传于中国民间的色彩象征性,往往呈现色彩鲜明饱满并布满整个画面的色彩效果,同时,受到构成教育的影响,设计者们对色彩的比例控制也更加纯熟。如沈阳日化厂出品的洗面粉(图1),用抽象曲线勾勒出女性脸庞,呼应女性洁面用品的产品特性,色彩的选择上采用高对比度的蓝、红两色为设计中的主要用色,画面饱满,色彩鲜明、亲民、有张力。

二、原色用色

所谓三原色,是指红、黄、蓝三色。在蒙德里安的抽象绘画《红黄蓝设计》中,所选择的元素就是红黄蓝三原色,他认真地处理抽像的线与色彩的组合,并认为这种抽象是抽象美的极致(图2)。据笔者理解,这三种色彩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它们出现在同一画面时所产生的原始的活力。这种对色彩活力的理解也被运用在改革开放后的包装设计中,(图3-4)洗发香波和钢笔包装选择了红黄蓝三原色,色彩的选择与蒙德里安绘画理论较为相似。

三、吉庆用色

八九十年代的包装中,红色是配色方案中最多出现的颜色。中国尚红,尤其在民间被喻为“阳世之气”[2]寓意生机、希望、吉祥和兴旺。很多包装中均出色了大面积的纯红色(图5-6),一些色彩方案中也出现了中国传统吉祥色红与黑的高纯度对比(图7),大面积的红黑对比,很有民间吉礼色的意味。

四、小结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国外包装大量流入中国市场的背景下,中国本土设计师的色彩选择充分反映了民间色彩对于现代设计的重要性。可以说,色彩的选择,对设计的本土性有着至关重要的形式功能,是产生这一时期的独特视觉特征的重要一环,是从现代设计的角度对本土设计的自觉实践。随着中西方现代的平面设计的实践中越来越多地关注“本土”,从现代构成理论的知识结构上重识本土,是当代中国设计必做的一门功课。

参考文献

[1]李广元著,东方色彩研究,[M],黑龙江美术出版社,1994.08

[2]刘爱昕,《喜气洋洋中国红——浅谈红色在中国民俗文化中的意义》,[D],中华吉祥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学术研讨会暨山东省民俗学会2007年学术年会论文集,2007

[3]中国广告联合总公司编,第一届全国广告装潢设计展览优秀作品集,[M],工商出版社,1984.08

[4]姚敏奇,荣明礼编,群众实用美术,[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9

[5]姜今、姜慧慧著,设计艺术,[M],湖南美术出版社,1995

九十年代 第9篇

在20 世纪80 年代以后, 以二月河为代表的“南阳作家群”引起了全国文坛注意, 90 年代后, 二月河、周大新、阎连科、刘震云、刘庆邦、李佩甫、张宇、柳建伟等省内外豫籍作家, 以长篇小说创作的骄人成绩, 引起全国文坛注目, 被称之为“文学豫军”, 成为与“文学陕军”“文学湘军”相呼应的全国重要的文学群体。河南文坛老中青几代作家共展辉煌, 各种文学样式长足进步, 文学豫军真正形成并健康发展。并且仍不断推出力作, 部分代表作品在全国文坛上具有标志性作用, 在文坛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99 年1 月,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张锲专门以文学豫军的崛起为题作了一次讲演。他提出:“我不止在一个地方呼吁, 应当让全国的文学队伍, 让全国的评论家们充分认识到文学豫军的成长过程, 文学豫军的崛起。豫军确实在中国文坛起着中坚的作用。”

河南也注意到了文学豫军的影响力, 1999 年12 月在郑州举办了“文学豫军长篇小说创作研讨会”, 此次研讨会指出了河南长篇小说在文学创作上的创新意义以及所存在的不足, 并且对文学豫军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和契机进行了探讨。著名评论家孙荪的《文学豫军论》 (《河南大学学报》2002.4-5 期) 对这一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及主要作家作品进行宏观阐述, “文学豫军”研究拉开了序幕。此后, 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文学团体, 复旦大学李丹梦的博士论文《“文学豫军”的主体精神图像——- 关于农民叙事伦理学的探讨》, 重点分析90 年代后河南乡土小说在叙事中所体现出来的主体的身份与形象诉求, 探讨了他们在抒写或克服“村庄情结”及“权力情结”过程中所出具的智慧, 以及面临的伦理纠葛与困境。

二、文学豫军小说创作的内容及代表作家作品

新世纪河南长篇小说的视野已从民间、乡土转向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 以反思历史、关注底层、反映现实生活为己任;同时表现河南人的生存状态, 传扬本土文化;透视人性灵魂, 展示作家知识才华。本课题选取21 世纪初近十年来的代表作家作品, 尤其是反映河南人生活、富有河南本土文化特色的作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包括:李佩甫《羊的门》《等等灵魂》, 阎连科《受活》《风雅颂》, 周大新《湖光山色》, 李洱《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 郝树声《侧身官场》《隐形官阶》, 刘庆邦的《平原上的歌谣》《红煤》等。

三、小说创作的思想内涵

( 一) 关注底层, 描写普通人的生活命运。

1、乡土小说, 描写时代变迁, 展示河南人的生存状态。李佩甫《羊的门》给我们讲述了一个豫中平原的故事, 给我们展示了中原文化的独特之处。在这个村子里, 人们的毕生精力都放在建造房屋上。人一生奋斗的目标就是建造一个好房子, 这样才能扬眉吐气。盖房是河南农村人一辈子的大事。这部小说真实地展现了河南的乡土特色,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先生认为:“十几年来, 涉及乡土现实、乡农文化的作品纷至沓来, 林林总总, 但无论是从内蕴营造的浑厚上看, 还是从艺术手法的老到上比, 鲜有作品能与李佩甫的《羊的门》相提并论……”。周大新的《湖光山色》 (作家出版社) 就面向当下现实, 写出周大新理解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乡村变迁的生动面目, 写出乡村中国的新一代农民的性格和心态。小说集中笔墨描写贫困中的农民如何通过市场经济来获得自己的生存空间, 开创自己的生活道路。写出了农民自发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 以及资本介入农村带来的新的机遇和挑战, 特别是更大的资本进入农村形成的新的系列矛盾, 新的资本与权力结合。

2、公务员小说, 描述县级文秘人员的苦辣酸甜、仕途挣扎, 展示“官场精神生态”。 在《侧身官场》中, 项明春这一主要人物为线索, 向我们展现了文秘人员的群相。个个具有鲜明的个性, 典型的特征, 虽然被官场气氛掩盖着了, 却都在利用自己的方式, 在扭曲中挣扎。赵哲是个呼应前后主题的人物, 作者在他身上着墨不多, 但很生动形象, 从他写" 裸体材料" 到下海出去, 衣锦还乡后, 对办公室工作的留恋, 似乎揭示出干这一行的人, 都有一种情结。

3、风雅悲歌——- 知识分子伪善的漫画式展示。代表作品是阎连科的《风雅颂》。该小说荣获《亚洲周刊》“2008年全球华语十大好书”称号。批评家王尧在评述《风雅颂》时说:“阎连科对中国文化、大学、乡村、知识分子和农民有自己的理解。”确实, 阎连科始终处于焦虑之中。他认为知识分子也有不合适的地方。所以他通过刻画高等学府内的高知“空心人”形象, 以及“圣洁之地”并不圣洁的行为潜规则来表现知识分子的伪善。所以, 在小说中通过主人公杨科, 刻画了一个伪知识分子的群像图。在《风雅颂》中, 杨科是个不谙世事的知识分子, 一心沉湎于学术研究;但是副校长李广智, 把持着通往知识的黑暗隧道, 是个内心胆小, 爱见机行事的人物;杨科的妻子赵茹萍为了升迁不惜做了李广智的情妇。更让读者气愤的是清燕大学这所名校中的老师做学问的关键在于学会如何放弃、如何妥协、如何坚持必须的共谋。所以, 《风雅颂》通过对这些人物种种丑行的描写, 试图揭露他们作为知识分子伪善的一面。

(二) 关注河南人心理个性, 展示河南文化心理与人性弱点。

人们心中有强烈的权力崇拜。李佩甫《羊的门》描写的村支书呼天成, 为了权利而争斗, 突出表现了河南的“官”本位文化。展示出了乡村中权力与支配的关系。他在村中君临天下、舍我其谁的优越感, 是基于他对“土地”与“人民”原初而真切的认识, 基于他对父老乡亲超前的深度的“关照”;他成功地把村人控制在股掌之间的胆识, 与他以远大的眼光经营“天下”紧密相连, 这确保了他呼风唤雨、左右逢源的神力和“只有成功没有失败”的辉煌。在每个人的心中, 他们以为有了权力就可以自大, 为了权力可以牺牲一切。而其他人都是他的顺从的“羊”。

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 向我们展示了农村的权力场。描写了在权力的诱惑面前人们的自尊、良知受到了巨大的考验。小说中的村委会主任繁花巾帼不让须眉, 一心为村民谋福利, 论功劳论苦劳, 都是连任的最佳人选。但就在选举前夕, 横生枝节——关乎上台下台的计划生育工作出了岔子, 一个妇女计划外怀孕, 继而失踪。事出突然, 繁花的部署被全部打乱, 她决定将这起事件查个水落石出。就在进展中, 秘密接二连三浮出水面:不但村委会班子里的几个人背着她四处拉选票, 而且她最信任的、接班人竟然也“在背后捅她一刀”, 这是致命的一刀。这个故事让我们深深思考, 为了获取权力, 人们可能出卖灵魂, 并且不再讲仁义道德。村委班子里的人的不可思议的举动都是为了“权力”。

四、小说创作特色

首先, 对苦难的描述以及从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反抗精神, 成为当代河南文学的一个主要形态。20 世纪的河南充满了忧患与灾难, 这样, 苦难就成了河南作家笔下的永恒母题。刘庆邦《平原上的歌谣》, 作品展现给读者的是一幅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原农村生活的凄美画卷。本部小说以魏月明的个人命运为线索, 以文凤楼村集体饥饿记忆为题材, 着重叙述饥饿向人们袭来以后, 村民们由于饥饿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

其次, 对中原民众性格、人性弱点、“权力崇拜”的理性批判。中原地区长期处于封建王朝直接的统治之下, 汉朝、宋朝等多家皇朝都把都城设在河南。所以, 中原地区出现了开封、洛阳、许昌、郑州等有名的古都。由于长期在帝都下生存, 中原人民的奴性人格就特别明显, 他们在封建王朝的愚民政策下, 做奴隶做惯了。所以, 河南民众的奴性很明显, 他们在心中对权力是非常崇拜的。

最后, 浓郁的怀乡气息, 浓厚的本土化特征。小说往往都是对这些作家熟悉的中原区域文化的一次展览, 如刘震云笔下的豫北乡民的生活, 阎连科的耙耧山故事, 周大新的豫西南盆地系列, 刘庆邦的豫东乡土风情等等, 无不如此。形象地表明了中原文学与乡土之间的紧密联系。

参考文献

[1]李洱.花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2]周大新.湖光山色[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

[3]阎连科.风雅颂[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0.

浅议贾平凹九十年代前期散文的特点 第10篇

一.悟

贾平凹的散文中常见“悟”, 且是“顿悟”, 于常物常理中见出不同, 如《丑石》末尾感受到的丑石的伟大, 继而“深深地感到它那种不屈于误解、寂寞的生存的伟大。”[1]《静虚村记》中对“静”之悟, 《观沙砾记》记中对小小的沙粒之悟, “世上什么东西生存, 只有到了它生存的自然职工中, 才见其活力, 见其本色, 见其生命, 见其价值。”[2]

贾平凹尤喜月亮, 认为月亮“是佛性的圆满, 是了悟的透彻”, 以《月迹》为题的散文集三十余篇散文中月亮成为主角。他把佛禅的理趣融化到对自然物象的觉悟之中, 角度精准细微, 异于常人, 在顿悟中发现自然万象的禅趣, 显示出特殊的格调。

二.苦

贾平凹出身于“深谷野凹”中的贫寒家庭, 贫穷始终伴随着他的成长, 一直到他工作多年后才慢慢发生改变。贾平凹在散文中不止一次地谈到父母在抚养自己和操持家庭时所受的苦, 这种苦味弥散于他的心绪中, 浓得化不开, 如《读书示小妹生日书》中无钱读书之苦、《喝酒》中父亲担心儿子被流言所累之苦、《祭父》和《我不是个好儿子》中细数父母亲一辈子的劳苦和人生连绵的苦难境地, 让人读之动容。

他的苦还来自于自己身体所患之肝病, 《人病》中对那种因患病而被无辜歧视之苦和因患病不得亲近家人, 自设障碍之苦写得极为细琐。

三.恋

从写对童年的回忆到写所寻访的关中乡镇, 贾平凹显示出对乡村生活的眷恋。如在《秦腔》《入川小记》和“商州三录”中显示的天人合一的和谐人间, 古朴木讷的商山人甘于“洋芋糁子疙瘩火“的生活, 并自诩这种生活“除了神仙就是我”, 他们喝“包谷糊汤”, 吃“搅团土豆“却自得其乐, 优哉游哉。《通渭人家》中写连“火车都在说”“穷, 穷, 穷, 穷”的甘肃通渭人家, 吃水困难, 无畜饮之水, 不能用净水洗衣擦澡, 但他们却一点不嫌弃自己的家乡, 于待人接物中显示出他们“精神的高贵”, 这一切使作者在离开通渭时已暗下再次来访的决心。

贾平凹所恋的是一种原初古朴的桃源式的乡村生活, 他尽力追寻这种田园生活, 《静虚村记》中避闹市而至“风止月瞑, 露珠闪闪, 一片蛐蛐鸣叫”的“静虚村”, 他可以“静静地坐地, 静静地思想, 静静地作文”。即使是写城市, 也常写有保持了乡村特点的城市的小街小巷, 如《五味巷》、《河南巷小识》等。

小说和散文构成了贾平凹文学创作的两翼, 互为影响。1993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废都》也给他的个人生活和处世态度都带来了非常大的甚至“灾难”性的影响, 这种影响开始反映在他的散文中, 并使他的散文逐渐从前期散文的追求空灵虚静的审美境界, 以禅宗妙悟安抚内心转向了后期的灵魂焦躁, 心灵的驳杂矛盾。这时期他创作出了一些反映城市生活的散文, 如《说房子》《说女人》《说美容》《说打扮》《说花钱》《说奉承》《说孩子》《闲人》《忙人》《人病》《名人》等等。他写出了城市生活的种种怪诞病态, 表达了对城市的疏离甚至厌恶。这些文章有精锐的感觉, 能观常人所障, 言常人所蔽, 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国民劣根性的内容, 但常顾影自怜地纠结于琐屑的事情, 絮叨中显油滑, 缺乏厚重感和透彻性, 让人读来只感受到现代人生活和生存的逼仄和压抑。这类作品缺乏前期作品中宽容和仁厚, 有时缺乏对生命的敬畏和对个体的尊重。

对于前后风格的转变, 贾平凹自己做了这样的解释:“生命个体在每个时间段里的体验是不一样的, 如草木在四季的变化。早期的散文写得清丽, 有冲动, 现在我写不了了, 也不再想那样写了。五十岁的人经世已多, 心态要紧是从容平和, 所写虽混沌, 但都是自己在生活中的体验。能贯通世事的就是智慧, 智慧在家常中、口语中。”[3]

90年代中后期的贾平凹在创作中显示了与城市和现代人的隔阂, 城市和现代性本来可以成为他创作的一个生长点, 可是他却摈弃了这个生长点, 带来创作的局限与狭隘。

注释

1[1]贾平凹著《贾平凹散文选》第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2[2]贾平凹著《贾平凹散文选》第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5页

九十年,九十个伟大壮举 第11篇

今年，我们满怀喜悦地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华诞。从1921年到2011年，中国共产党由成立而成长而成熟，经历了奋斗与探索并进、光荣与梦想交织的峥嵘岁月，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绘就了一幅逶迤而又气势磅礴、雄浑而又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

展开这幅画卷，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个“第一”，犹如一处处“点睛之笔”，引人入胜，令人深思：

第一批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党的整风运动、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让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从只有五十多人的小党，逐步发展成为拥有七千多万党员的大党，并坚强有力地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

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第一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让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选择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并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第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政权……让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是怎样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推翻“三座大山”的黑暗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

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宪法……让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实现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全面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第一份土地承包合同，第一批经济特区，第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次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让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是怎样总结国内国际的历史经验，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关键抉择，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第一次完整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第一次完整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让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实现了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政治的伟大跨越，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使人民当家做主，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

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次提出小康目标，第一只股票，中国大陆第一条高速公路，第一次废除农业税……让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是怎样改变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建立起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使十二亿多中国人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第一次大型文艺工作座谈会，第一次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第一次举办夏季奥运会……让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使全国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民族高昂的精神风貌。

第一个民族自治区政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海峡两岸高层人士第一次以民间名义会晤……让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的空前团结，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和各界爱国者，为了祖国的统一和繁荣结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第一次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第一次军队改编，第一次实行军衔制，新时期第一次百万大裁军……让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锻造了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并在革命胜利后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成为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

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一次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让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倡导与维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决反对以强凌弱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九十个“第一”，这里不一一罗列，《中国共产党九十年九十个第一》这本书做了精彩的阐述。每一个“第一”，都是一个伟大壮举，都蕴含一段光荣历史。它们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中华民族发展奇迹：九十年前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时，面对的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九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民已拥有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祖国。这也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愧为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新事业的核心力量。

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诗歌的叙事性 第12篇

关键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诗歌,叙事性,日常性,现时性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诗歌写作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史诗化”的倾向与追求。如杨炼、江河以及后来的海子, 他们将中国的神话与众多原型意象融会在诗歌里, 以祈神般的姿态在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穿梭往来, 构筑了大量“行走在天空与大地之上”的抒情篇章。在这些抒情诗人的笔端, 很少能读到基于现实生活的日常意象, 在飞翔着的、超验性的想象中, 诗歌悬浮在生活之上, 甚至悬浮在时代之上, 有人把这一时期命名为“超时代的神话写作时期”[1]。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 随着人们对于八十年代追求表现自由、生命、理想等宏大主题的抒情的不满, 一些诗人开始尝试着将诗歌创作由对于直接情感的抒发转而呈现为对于现实生活的描写。由此, “叙事性”开始成为九十年代诗人诗歌创作的一种写作策略。从以于坚、韩东、西川为代表的“新生代诗人”全面进入中国的当代诗歌写作起, 诗歌的题材、表现手法、精神内涵开始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 他们以口语化的诗歌语言、平实的诗歌意象、充满反讽意味的诗意指向, 逐渐拉近了诗歌与时代和生活的距离。

一、诗歌“叙事性”的内涵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一个强调诗歌“叙事性”的年代。对于叙事性的内涵, 不同的人有自己不同的阐释。如孙文波认为叙事在本质上是对处理复杂经验的全面提升[2]。即他所强调的是诗歌应当面对生活, 是与现实普通平凡庸常生活的对话。当然对于诗歌这种体裁, 它的叙事不同于小说的叙事, 必须是一种“诗的叙事”, 有它自身对于语言、结构、主题等的特殊要求。另外, 如臧棣和西川则认为九十年代的诗歌叙事, 仅仅是一种“写作策略”, 是提升诗歌表现力的一种具有综合创造力的手段。有的学者也指明叙事性“通过把诗歌引向对具体事物的关注, 从细节的准确性入手, 使诗歌在表达语言和对世界的认识时, 获得客观上应有的清晰、直接和生动”[3]。总之, 无论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诗歌的叙事性从何种角度界定, 在诗歌创作上要远离宏大主题的终极关怀, 使诗歌写作介入到普通平凡的日常生活, 表达诗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体验和认识, 成为“叙事性”必不可少的内容。

里尔克曾强调诗不是情感, 而是经验。诗歌在“走向内心”的同时, 又要通过对复杂现实经验的接纳与处理, 而达到对生活、生命本质与真相的触摸, 并用诗性的语言使本真的存在走出晦暗的遮蔽, 而进入“光亮显彰的所在”[4]。但心灵创痛的未愈, 历史记忆的犹存, 时代场景的多变, 对精神价值的应答、“意义深度”的追问同现实社会“世俗化”之间日益拉大的距离, 又使得投放于诗人内心的经验与感受是杂芜的、暧昧的、矛盾的, 甚至带有某种难言的分裂感。或许, 九十年代提倡的“叙事性”可以成为诗人们在努力保持诗境的朗明与开阔的同时, 又能最大限度地容纳、深化和传达复杂的生存经验的有效的技术性选择。臧棣在《记忆的诗歌叙事学》一文中, 曾对诗歌的“叙事性”作过条理明晰的、系统性的论述。他反拨于八十年代诗歌中的“乌托邦情结”“主观化主调”“类型式想象力”等而强调“把叙事做一种‘新的想象力’来运用”从而能给“当代诗歌带来新的经验结构”[5]。的确, 有生命力的诗歌必须能够穿越现实的场域, 在与源于灵魂深处的声音间的摩擦与合流中, 重新检讨“诗歌与这个世界的关系”, 并从“现有的状态中解读出场域所包涵的各种未来的可能状态”[6]。其实, 在诗学理论上界定“叙事性”, 一直呈现为一个开放、流动的阐释状态。如果, 它最初的发生有其限制当代诗歌抒情传统中空泛的情感、奥晦的思想和过于阔大的主题———一种“策略性”的意义的话, 那么, 它在不停地吸收新的质素过程中, 则更多地转向对于诗歌技艺与技巧的探索和历练。在一个多元语境中, 当诗人们在不断探索着对于诗歌抒情的新的表现手段的过程中, 同时也认识到抒情是诗歌的本质属性, 但是与八十年代那种直接、浓郁、浪漫、远离现实的宏大抒情不同, 诗歌的叙事性在表现手法上的重大转变是要拓展诗歌表现的经验领域, 沉落到对于现实生活的描述与反映当中。从本质上来说, “叙事性”并不能改变诗歌的抒情传统, 但是它却改变了诗歌描写所面对的领域, 转向了对于人们所熟悉的社会现实生活。“叙事性”成为实现诗歌抒情的具体与丰富的艺术手段。

二、诗歌的“叙事性”与“日常性”“现时性”

与“叙事性”含义有关的是众多诗人对“日常性”与“现时性”的提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诗歌, 在诗中更多表现的是日常事物、日常经验与日常行为, 因而具有了一种切近现实生活与当下体验的日常性, 这成为九十年代诗歌写作的基本内容。诗人不再以各种象征、隐喻去抒发自己高滔远大的激情理想, 而是以通俗、朴实的口语化的语言叙述着世俗的现实生活, 将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真切的体验与感受传达出来。在作品中不乏我们非常熟悉的日常生活的事物与景象:公园、车站、学校、琐碎的生活事件等。诗人们从自己身边的生活出发, 以自身的经历和所见所闻为基础, 将琐碎日常的生活场景、庸常的生活片段客观呈现出来。如张曙光的《时间表》、孙文波的《生日纪事》, 诗人通过对这些日常生活景象、生活片段的具体细节的描绘, 借助叙事, 表达了诗人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当然, 这种对于日常生活的叙事只是作为诗歌的一种表现形式, 并非是讲述故事。它对于日常琐碎生活中事物、景象、行为的呈现, 仅仅是并列意向的展示, 它们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逻辑关系, 这样文本就会向读者的阅读期待敞开, 不同读者结合自身的人生体验对作品会有不同的阐释。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诗人, 期望通过对于诗歌日常性的叙事因素的加入, 获得对于人们生活其中的现实生活的观照, 实现诗歌对于现实生活的承担。他们开始在诗中表现一种对现实与当下的关切, 同时又强调了一种与现实或当下生活的“同步性”, 使诗歌获得更多的“现时性”或者说“当下感”。这里的“现时”或“当下”, 不是那种所谓值得被历史铭记的重大历史事件, 而是一种切近自身与个人经验、或切近生活本身的客观现实。“现时”是一个具有时段性的时间概念, 是包含了诗人痛切的个人体验中的现实与当下, 如张曙光、肖开愚、孙文波等人的诗歌写作。在“现时性”的写作中, 诗人可以将自身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事件、现象与体验纳入到作品中, 但它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现象和生活感受的流水账记录, 而是个体生命与个体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确立, 是对自身存在的审视。“现时性”“当下感”的加入, 使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诗歌具有了一种质地坚实的“现场感”。诗人们在对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广场、公交车、电影院这些公共场所, 以及卧室、酒吧、私人房间、一段孤独的个人旅程等个人生活空间或私密场所等大量的日常生活场景的叙述中, 寻求着与生存境遇平等对话的可能性。他们将诗歌的写作置于现时与当下的语境中, 而诗人就生活在、或出现在他的诗句里。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诗歌创作的“叙事性”, 与诗人们提倡的“日常性”“现时性”, 因远离宏大抒情主题而与时代社会生活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 同时也使诗人的个体生命与个人精神在诗的叙事性中得以确立。它使诗歌介入到人们普通庸常的现实生活之中, 并且, 由于它在某个方面可以和阅读接受者的当下感受打通, 从而引起了更为广泛的时代共鸣。

参考文献

[1]徐伟峰.新时期诗歌的聚变和再生[J].诗刊, 1996 (2) :57-60.

[2]王家新, 孙文波.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3]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301.

[4] (德) 海德格尔.彭富春译.诗、语言、思[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1:7.

[5]臧棣.记忆的诗歌叙事学[J].诗探索, 2002 (Z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