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潮范文

经济思潮范文（精选11篇）

经济思潮 第1篇

关键词：消费主义思潮,经济增长方式,国民幸福

1 消费主义思潮与经济增长方式

对于消费主义的概念, 各国学者有着不同的定义与理解。英国学者Celia Lury认为消费主义是消费文化于20世纪后半叶出现在欧美社会的物质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美国学者Deniel Bell提出:将大量消费、高水准的生活视为经济制度的合法目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个人生活的根本追求为消费主义的主要表现。本文将消费主义定义为通过渲染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途径, 刺激人们的购买欲望, 以达到刺激人们消费, 让人们以超出、透支自己的经济能力来达到满足欲求的消费主张。

消费主义思潮, 源于西方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 在“二战”结束后为了摆脱经济发展的困境, 制定了一系列刺激国民消费的经济政策以促进经济的增长。为消费而生产成为经济学家、工商业经理、政治家们的经济策略, 由此消费成了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1953年, 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主席宣布了新经济政策:美国经济的首要目标是生产更多的消费品。在这些经济政策的引导下, 商家也不遗余力地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销售分析家维克特勒博称:“我们庞大而多产的经济要求我们使消费成为生活方式, 把购买和使用货物变成宗教仪式, 并从中寻求精神和自我满足需要消费东西, 用前所未有的速度去烧掉、穿坏、更换或扔掉。”

消费主义思潮极大地促进了消费需求, 在短期内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是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恶果。

美国投资银行家乔纳森指出:资本主义促进社会前进的核心手段就是消费、消费、再消费。人们在对物欲的疯狂追逐中助长了人性的贪婪。“消费赚钱更高的消费赚更多的钱更高更频的消费快速赚更多的钱”, 于是人们不再安心本分地赚钱, 却想尽办法投机, 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都是这样产生的, 这是一条不归之路。即使不发生金融危机, 照这样消费下去, 用不了300年, 地球的资源就会被耗尽。已经有经济学家提出, 赢利和过度消费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走到末路。以过度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确实值得反思。

消费主义刺激经济增长, 不仅造成资源的迅速耗竭, 而且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在消费主义的引导下, 西方发达国家不足30%的人口, 却消耗了世界超过80%的物质资料与能源, 其人均消耗是发展中国家的几十倍。如果每个国家都像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这样消费的话, 所有的不可再生资源将在40年左右全部消耗完毕。这就是说这些国家是通过牺牲本应属于下一代的资源或者说属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为代价, 来获取本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此外, 消费主义促进经济发展给生态环境带来的负面效应日益明显, 消费主义通过支持“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以消费主义的大量消费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主张, 是建立在地球自然资源无限的假设之上, 但是这种经济主张所激起的人类欲望是地球自然资源所不能负荷的, 大量的废弃物也大大超过了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和转化限度。

2 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

经济增长与国民收入增加和人们所拥有的幸福感之间是否成正比?微观经济学的原理告诉我们, 收入增加会扩张生产可能性和预算线的边界, 使国民到达更高的效用无差异曲线, 从而获得更高的幸福度。但是最近的一些研究结论却告诉人们: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收入与幸福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1974 年南加州大学Easterlin R. A.最早发布关于“收入与幸福”的经济学研究。其数据主要采自美国, 结论是经济增长并不会提高福利与幸福, 个人应思考与他人收入比较中的效用。换言之, 幸福可能只是相对的。国外数十年的研究表明, 经济的发展, GDP的增长确实能够提高人民幸福指数。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时, 带来较多的国民幸福;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 尤其是GDP达到3000美元时, 经济增长带来的国民幸福就呈现递减的趋势。由此可见, 国民幸福是不完全能够用GDP来衡量的。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访问教授、芝加哥商学院教授奚恺元发布的《2005年中国城市及生活幸福度调查报告》提出, 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很多和经济无直接关系的因素, “生活当中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高收入的人的确比低收入的人要幸福, 但是随着收入的增加, 两者之间的关系则渐渐减弱。而相对收入 (个人与同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 和生活幸福度之间仍存在着显著的关系, 比绝对收入更影响人们的幸福感。

此外, 由于经济增长、收入提高, 人们的期望值越来越高, 且比经济增长、收入提高可能还要更快, 当期望高于现实客观条件时, 人们往往不是感觉幸福, 而是痛苦。

3 消费主义思潮与国民幸福

消费主义是一种以推销商品为动力, 进而无形中使现代社会的普通大众被挟裹进去的消费至上的价值系统和生活方式。它是现实生活层面的大众消费, 常常是由商家以文化、艺术的方式通过广告向普通大众推销, 并将个人幸福、社会地位和国家发展道路都奠定在高消费上, 从而使消费成为正当的、道德的和合法的或者是自然的和普遍的。

消费主义认为, 消费是自我精神满足的根本途径, 是人生的根本目的, 人生的意义就体现为消费的质和量:物欲的满足、感官的享受是人生追求的最高价值。换言之, 消费即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消费得越多, 人们获得的幸福也就越多。其鲜明的物质主义特征表现为享乐主义, 通过对物的占有与消费实现肉体与精神的满足。此外, 消费主义的符号意义日益明显, 将不同层次的消费视为体现个人社会地位及身份的反映, 即将物质消费看做是自我表达和社会认同的主要形式, 看做是高生活品质和幸福生活的标志。

消费是为了满足人们需求、期望, 当其得到满足后, 人们就能获得幸福感, 相反人们就会失落、不快乐。但是, 消费主义所倡导的消费需求是永远无法得到完全满足的。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蒂博尔斯克托夫斯基证明:“消费是上瘾的, 每一件奢侈品很快变成必需品, 并且又要发现一个新奢侈品。”因此, 对物质消费的追求, 在诱使人们过度消费的同时, 还造成人们需求、欲望的永无止境, 使得人们无论消费多少都得不到满足, 即人们无法从消费主义倡导的消费中获得幸福。此外, 消费主义还造成了人类的精神危机, 使人类的价值取向单一化, 即以物质消费的多寡作为衡量人的唯一价值标准, 完全否定了人类的其他维度的价值取向。个体在社会生活中, 也就丧失了精神上的追求, 因此在消费浮华的表面, 普遍感到空虚无聊, 没有人生意义, 更加不用奢谈幸福感了。

4 国民消费、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的和谐统一

综上所述, 消费主义思潮以国民的过度消费、超前消费刺激经济增长, 虽然它在短期内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但是却给世界经济危机、金融海啸埋下了祸根。同时, 过度纵欲的消费主义思潮还造成了人类的精神危机。

联合国1992年通过的《里约宣言》指出:“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提高所有人的生活质量, 各国应减少和消除不能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 倡导适应的人口政策。”这里十分明确地把消费同生产、人口一起列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因此, 落实科学发展观,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必须在全社会倡导可持续的文明消费方式, 必须实现国民消费、经济增长、国民幸福的和谐统一。

经济发展是国民幸福的基础, 没有经济实力的发展壮大就不会有国民幸福水平的提高。但是, 经济发展必须最终服务于国民幸福。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 政府就应该在国民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医疗卫生、文化建设等方面加大投入, 将经济发展的成果与国民共享, 切实提升国民幸福。此外, 国民社会保障机制的完善也有益于提高国民消费信心, 促进国民消费, 最终形成经济增长与国民消费的良性循环。

深度挖掘国民消费需求, 改善国民消费结构, 保证国民消费的可持续性, 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经济增长必须通过深度挖掘国民消费需求, 通过国民消费需求的有效满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 要不断改善消费环境, 拓宽消费领域, 增加消费品种, 优化消费结构, 满足人们多样化的物质文化需求。提高消费质量和效益, 从而引导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加快建立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收入增长机制, 增强国民的消费能力和信心, 以消费拉动内需, 实现经济增长和国民消费的和谐统一。

应在全社会倡导文明的消费价值观念, 提倡文明的消费方式。要打破过分追求物欲的消费主义思潮, 鼓励国民多样化物质文化需求, 提高国民的消费结构与层次, 尤其需要鼓励国民在教育、健康、信息、旅游、休闲等方面的精神消费。消费应遵循代内平等和代际平等的原则, 特别需要保护不可再生资源, 对可再生资源加以充分利用, 从而实现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使国民真正受益于经济增长, 通过文明消费提高国民幸福感, 而不是让过分的物欲满足成为人们沉重的精神枷锁。

参考文献

[1]秦朔.从国内生产总值到国民幸福总值[J].南风窗, 2004 (5) :41-42.

《当代世界思潮》随想 第2篇

现实和社会矛盾的精神折射。其学派林立，学说纷呈，蔚为大观。读后，让我对林林总总的当代西方思潮有了整体的认识，开扩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当然更重要的是由此引发了我一些思考。首先让我想到的是真理的绝对化问题。真理都是相对正确的，它依赖于一定的要件和实践。在西方经济思潮中，大多理论的提出者都具有这样的认识，即自己的学说不是绝对正确的，它依赖于当前一个时期的经济社会现实。比如新自由主义思潮就在阐述自己的经济主张时，没有完全摒弃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的主张，提出“我们永远面临这样的问题，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基础，西方学者在提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总是既论证其合理内核，也阐明自己理论的局限性和缺陷。而反观我们的一些学者，每提出一观点，必说得放之四海皆准，从不提及自己理论的瑕疵。譬如《细节决定成败》一书中单纯强调细节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严格来说已经违反了辩证法必然决定偶然的铁律，其实细节是很重要，但它只能是影响全局，怎么能说是决定成败呢，岂不是故作惊人之语？学术界的思想观念也必然折射到社会各方面。在我们的工作中，不也是常常存在这样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工作思路，我们总是想方设法地诠释其合理性、正确性、必然性，从不论证其负面的影响。由于没有全面的可行性认证，往往导致工作发动时轰轰烈烈，实施时步履维艰，最后草草收场。结果还得从头再来，而损失的机会成本却再也无法弥补了。

还有一个是老问题——“拿来主义”的问题。毫无疑问，中国要发展，中华民族要复兴，必须吸收世界各民族、各个国家有益的成果，也就是要运用鲁迅提出的“拿来主义”。从五四运动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外来文明的借鉴和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一直呈上升趋势，但不同文化的相互融合，是个渐进的过程，在我们引进的时候，往往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个思想“拿来了”，可我们还没太搞明白，就生搬硬套进入了实施阶段，结果常常画虎不成，反类犬。比如说人本主义，按照西方的观点人本主义的中心理念是：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想了解人、研究人，必须从整个人着眼；每个人都有它自己的需求和意愿，有它自己的能力和经验，有它自己的痛苦与快乐。成长与发展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倾向，自我的充分发挥和实现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人并不是被动地受到环境的制约，人具有创造性、主动性以及对自己的未来做出能动的选择。因此要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就得使单位成为干部实现生命价值的地方。将干部视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是涌动着活力的生命体，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每个干部都蕴藏着巨大的潜能。他们有思想，有感情，有独立的人格，我们要尊重他们的人格，尊重他们追求进步与发展的权利。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他们，视他们为不断变化发展与进步的个体，让干部的价值在工作中得以实现。要充分尊重干部的个性，使丰富多彩的个人世界展现出来。“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每个干部都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生命个体间的各个方面都充满着差异。要使干部成为和谐的人、完整的人、全面发展的人。鼓励干部主动、大胆的表现自我，展现自己的个性。可是在具体实践中，“以人为本”往往成了其他决策、计划的一个点缀，一种手段，甚至是一种噱头。现在大行其道的《赢在执行》，把执行力推上至高点，实际上弱化了人的积极性、能动性的发挥，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对以人为本还存在认识偏差。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实践证明拿来了，还要讲究拿来的质量，只有真正认识了拿来的内容，才可能结合我国的现实，做到拿来能用。

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对话·动态均衡 第3篇

伍晓鹰：是的，人们注意到戈尔巴乔夫近来在内政与外交上旋风般大刀阔斧的动作，正是顺乎这个世界潮流。当然，就目前的苏联国情而论，他能推进多远，现在还很难讲，但至少我们可以作“积跬步以致千里”的期待。我觉得，当他日益成为新闻人物而风靡世界时，学术界应该探寻其中更深刻的东西。众所周知，苏联国内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是在斯大林逝世后由赫鲁晓夫提上议事日程的，后来几经风雨反反复复，只是到最近两年才开始触及某些根本的东西。

张维平：其实，对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当权者来说，之所以要冒剧烈的利益冲突的风险去推动改革，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在传统模式下几十年的发展已使苏联的社会与经济运行象老牛负重，不堪其累。苏式现代化过程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国家无所不包的控制和集中干预，其二是不问投入产出比的粗放式发展。这就使苏联经济象一个不是自然发育，而是靠人造激素催养的动物，它尽管已经变成了一个庞然大物，但在身心发育上是不协调、不健康的。无论是内部经济结构还是经济关系的不同方面，也无论是与经济相制约的政治与法律结构，还是文化与精神的一般发展，都表露出诸多令人沮丧的畸型特征。可以说，改革之最深刻的根源就潜藏在日益明显的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种种弊端中。

伍晓鹰：是的，人心思变，已成大势所趋。我觉得看看苏联人的反思或自我批判是会有启迪的。当代世界正变得日益开放，对话与缓和正在逐步取代过去数十年人为的对峙与冷战，戈尔巴乔夫在外部事务上所取的保守态势，正表明了他决心重整内部机制的愿望，所以二十七大的宏伟改革纲领中提出要打破“停滞机制”，这非常有意思。因为“停滞”这个词儿长期以来是被苏联人用来为其西方对手贴标签的，如今则以此反躬自省，难能可贵。

张维平：我以为，这种清醒的现实主义恰好表明了历史观的进步。对任何旧体制的改革无疑都必须有理论上的反省作先导，这方面的苏联文献可谓浩如烟海，但我以为最有概括力的有两例，其一是我们曾提到过的那位苏联西伯利亚科学分院女学者，她在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尖锐批评了苏联体制造就了一整代消极类型的劳动者；其二是《莫斯科新闻周报》今年第二期发表的该报政治评论员沙赫纳扎罗夫博士的谈话，他认为现在出现了整整一代不会运用自己权利的人，这些人可能受过教育，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喜欢巴赫的音乐，但他们不善于捍卫自己的权利，或者更可悲的是不懂得什么是自己的权利。

伍晓鹰：确实，惰性的强化与权利感的退化是最为令人痛心的，因为这直接背离了列宁的“社会主义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的理想，但其根源则是体制上的。这一点我们在谈哈耶克时已有所涉及。除此以外，我觉得英国作者莫舍·卢因的《苏联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从布哈林到现代改革派》尤其值得一读。斯大林去世之后，随着个人迷信的被破除，僵化的社会生活开始松动。苏联在文学，历史，政治和经济等领域陆续展开了大辩论。它使原先被掩盖的“地质层”得以裸露，从而使人们能够洞察到苏联社会运转的某些内部真情。

张维平：这本书把苏联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论战上溯到内战结束时的新经济政策时期，并认为尔后的有关争论大部分都是新条件下或者隐晦，或者公开的旧话重提，改革派理论家们对现行体制的批判往往融合着对二十年代抚今追昔的感情寄托。这就必不可免地要提起布哈林和他卓越的理论探索。

伍晓鹰：是的，布哈林在理论探索中诚然不只一次地犯过错误，但是，只要看看六十年代苏联蓬勃兴起的经济理论论战的热点，就觉得回顾一下他的思想并非无益了。

张维平：莫舍·卢因触及的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同选择或模式问题。如今，把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体制当作圣典让人顶礼膜拜的时代已经永远结束了。人们承认社会主义可以，而且事实上也存在着多种经济模式，例如南斯拉夫模式，匈牙利模式和苏联模式等等。

伍晓鹰：还有正在探索中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这被认为是当今社会主义世界最富吸引力的经济模式。但从更深的理论层次上考察，似乎可以说，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可以根据是充分利用还是完全限制商品货币关系而分为两种。斯大林本人在晚年已觉察到社会主义经济不能断然排除商品关系，但它仍是被当作异己力量，并且被加以诸多防范与限制的。

张维平：事实上，在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不久的内战时期，包括列宁与布哈林在内的许多人，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误以为以军事经济生活的组织形式可以引导出共产主义制度，但接踵而至无可收拾的灾难性局面给他们的教训却促使他们猛醒。列宁果敢地转向了他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市场关系，并企望这次退却会导致新的进展。这就是新经济政策，其核心内容是强调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和利用市场竞争机制。在《论粮食税》中，列宁批评了“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的简单化说法，认为仅仅与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相比，这一说法才正确，但与中世纪制度，与小生产、与小生产者散漫性相联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列宁据此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的方针。

伍晓鹰：是的，然而把新经济政策提升到基本理论的高度，并把它系统化，从而形成为理论模式的，则是布哈林。布哈林在一九二六年说，新经济政策和市场应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原则，他认为，用强力摧毁市场关系并不困难，但问题是，实现社会主义除了通过市场别无它途。社会主义经济机构对私营商人和企业主的胜利，以及农村中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对富农经济的胜利，都必须通过市场上公开的竞争来实现。他肯定了市场关系这种形式会在长时期内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决定性形式。从而，我们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把布哈林称为“市场派”。

张维平：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存在经济自由主义与经济干预主义两个基本模式，并相应得到两个不同的经济思想理论派别的支持。

伍晓鹰：我想可以这么说。尽管长时期内经济干预主义被视为正统，而经济自由主义则被视为异端，但历史自有公论。南斯拉夫曾一度因为搞市场经济而被戴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对于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充分利用市场关系的变革，不是也有种种议论，甚至说我们在“全面推行资本主义”吗？

张维平：我想这一切都不重要，“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回到布哈林，我想他对于后世改革派理论家最重要的理论启示可能是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动态均衡”观。如果确实存在一个布哈林模式的话，“动态均衡”便是其基本内核。

伍晓鹰：布哈林曾经师从奥地利学派的庞巴维克等人学过经济学，因此，他对瓦尔拉斯的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一般均衡论肯定是熟悉的，当然，布哈林的“动态均衡”观肯定不是由此出发的，而是在变革年代中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对现实生活深入思考的结果。

张维平：是的，我们这里所指的不是把时间变量引入一般均衡理论的当代西方动态学(Dynamics)，而是有其特殊的布哈林内涵的动态均衡论。首先是在所有制或财产关系的理解上，布哈林所持的观点是：使财产关系的发展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从而使整个社会经济保持动态均衡，有机发展。

伍晓鹰：我想是这样的，虽然他本人并未如此明确地表达过。这个问题之重要已经被各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反复证实，而且它在理论与实际操作中都是至为关键，又是最为棘手的一环。

张维平：我以为，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历史来看，改革的目标也许可以这样归纳：坚持公有制，但不迷信国有制；反对私有制，但必须寻找财产的经济与法律关系的透明度和确定性，以使其社会与经济获得因物质利益而驱动的发展活力。

伍晓鹰：可以说，改革的认识虽已日益明确，但改革的实践却是困难重重。布哈林当初在实现工业化的策略与理论主张上就是与斯大林对立的。他反对强制地剥夺农民，主张在农业部门内长期保留私人农场，使之逐步地通过市场，购买与信贷等方面的合作制而“长入”社会主义。这就是要注意财产关系发展上的“动态均衡”。

张维平：他特别对国有制及其后果心存戒备。认为社会主义关系的深化并不等于私有经济部门必须由一个不断发展和无所不包的国家来取代，这种做法是与促进国家逐步消亡的社会主义理想背道而驰的。他主张合作制，主张彻底抛弃“战时共产主义”这种“歪曲了的社会主义幻想”而采取“有机发展”战略。他特别指出农民一家一户的耕作习惯是根深蒂固的，任何强制都会导致意想不到和难以对付的抵抗。

伍晓鹰：这个情况也为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农村面貌的巨大对比所证实。以往百分之九十的农民，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在土地上磨洋工，只是在剩下不足百分之十的时间和土地(自留地)上，他们才肯使尽浑身解数。三中全会以后的农村改革，一开始便触及财产关系，农民分户承包集体土地和农机具，有权逐步积累自有财产，从而刺激了生产与投资热情。

张维平：可以说，所有制问题，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学与法学界来说，是有着长久魅力的论战主题。六十年代末，苏联一批具有变革思想的青年社会学家指出：在劳动分工体系中，人们因教育与技术熟练程度之不同，占据着不同的岗位和起着不同的作用，从而他们在事实上使用与掌握着不等量的生产资料。这就在社会主义所有权结构内部出现了利益差别，它导致社会分层与利益集团的出现。国家所有制形式的缺点，就在于它解决不了集权与实际存在的企业与集团利益的相对独立性之间的矛盾。

伍晓鹰：国家作为人格化的所有者，其直接的后果往往是模糊了财产关系，使直接掌握生产资料的人发生疏远感，以至于出现各种各样漫不经心地浪费乃至处心积虑地侵吞公有财产的情况。理论上的生产资料的主人在实际上有时甚至变成机器设备的虐待狂，这是很不幸的。

张维平：布哈林和那些在六十年后从布哈林著作中汲取智慧的苏联理论家们，对国有制的批评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这就是他们始终强调政治与社会的动态均衡。布哈林本人之所以也象列宁那样，从“战时共产主义”立场退却，不仅出于经济考虑，尽管经济生活的全面崩溃和全国性的农民反抗迫使他们考虑了许多问题。但布哈林基于对斯大林个人素质的某些隐忧，更相信如果不在领袖个人与历史，进而在集权与分权，控制与自由，积累与消费，速度与效益等诸多方面寻找动态平衡，则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只会日趋失调和造成各个方面的紧张关系。

伍晓鹰：弦绷紧了就会断，布哈林的隐忧以及由此而来的理论论战的历史，随着六十年代初苏联东欧改革的开始而出现了重新评价的趋势。关键是如何评价“斯大林模式”这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优劣与成败。这一模式的关键是个人与历史的失衡。优劣判断也从此而生。谁创造历史？苏联工业化的历史不折不扣就是斯大林创造和斯大林推动的，历史的主动性在领袖而不在群众一边。这就给经济体制打下个人烙印，或者说领袖个人本身由于其巨大权力与影响而成为一个体制，一个“无所不能”的权威体制，虽然他不能绝对不受历史条件的约束，但在一定范围他确实是超乎历史的。

张维平：按照六十年代苏联许多学者的理解，我想可以这样归纳：苏联工业化的资源配置与产业结构的锻造，不是通过经济人的“成本——效益”运转机制实现的，而是斯大林“钢铁般”意志的铸件。许多苏联学者称三十年代疯狂的工业化为“瞎忙”，原因无疑是上面的瞎指挥，但这是俄罗斯传统的延续。如若不信，有史可证：二百年前的彼得大帝就是这么干的，这位英明帝王的格言是“先冲——再想”。斯大林也是如此，他把战争中配置与部署兵力的办法搬用来指导经济建设。结果，上级对下级的强硬指令与下级对上级“报告完成任务”式的“绝对服从”便成为斯大林模式的一个特征。阵地战中短兵相接时指挥员的一声号令——“冲啊”，变成了斯大林“速度决定一切”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于是，只讲速度，不问效益的结局就成为由斯大林个人意志推动的“历史必然性”。如果谁敢提出质疑，要求对速度进行可行性研究，就要以叛国罪论处。

伍晓鹰：完全可以说，速度与效益之间的动态失衡，是苏式工业化过程的显著特征，而苏联决策者们的政策学的最根本内容就是“抢速度”。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又必须破坏积累与消费的动态均衡，人民群众甚至在和平繁荣年代也被强制节衣缩食，使大众消费水平几年甚至十几年冻结在一个水平上从而保证积累率的高速增长。

张维平：问题是，打乱了经济结构中生产与消费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有机联系，归根到底会使活的生产力——人的发展在世界性比较中出现相对萎缩，从而使劳动生产率逐步下降。苏联从一九五一到一九六五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在积累率和固定资产投资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工业的投入产出比与人均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却逐年下滑，已致形成今日无可挽回的颓势。这说明资本形成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技术进步是相互脱节的。

伍晓鹰：是的，这种高积累率下的“投资过度”，是导致经济整体机能失调的基本原因。投资决策大多草率而缺乏论证，都是所谓“拍脑袋”项目。一旦决定后又出现投资酝酿期长，工程项目完工期长，基建战线长和“胡子工程”多的现象。很多学者估计，苏联兴建一座工厂通常要比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费时多两至三倍，经费则更难计算，是不无道理的。这一切导致建设资金长期被滞留，失去流动性，从而难以回收。苏联一位经济学家在一九七二年曾指出这是导致“技术进步缓慢，资本吸收量增加，资本投资的技术结构退化，各部门之间比例失调，从而使资源浪费日益严重”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张维平：莫舍·卢因在本书中提供了有说服力的“统计比较”。根据一九七○年的苏联官方统计手册，苏联在投资规模与美国相等的情况下，其当年工业劳动生产率只及美国的一半，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仅是美国的五分之一，而苏联的实际国民收入按最乐观的估计也不过是当年美国的百分之六十五。这个差距在进入八十年代之后已经有所扩大。在比较国民总收入时，东西方两种统计制度的不同口径造成了比较的困难。但有理由相信，近年来日本的国民总产值已经根本改变了它在五十——六十年代远远落后于苏联的态势，而跃居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个事实对于理解投资问题应该是有所帮助的。

伍晓鹰：应该说，日本政府有过产业政策，但总的投资决策是分散的。投资政策实际上是经济发展战略的最主要因素。苏联模式中的“投资过度”最原始的动因是“加速工业化”，而这又是通过片面强调积累的粗放式发展实现的。

张维平：看来，用“粗放式发展”这个词未免太“文雅”了一些，实质上是“浪费式发展”。

伍晓鹰：这种过分耗费资源的发展战略一旦使工业化进展到某一阶段，经济停滞的病根便被深深埋下了。莫舍·卢因说斯大林留给他的接班人的是一支巨大的工业力量和没有效率的经济。

张维平：问题是停滞的疾病如何被根治？有意思的是，斯大林的后继者们为了突破停滞局面，总是一再地“率由旧章”，采取注入更多投资的办法，结果是反倒加剧了停滞局面。这种以投资来解决由于过度投资引起的停滞的办法，成了斯大林模式下的一种“俄国病”，实际上，这不啻是饮鸩止渴。如此反复多次，才最后不得不从经济体制上找原因，从体制改革中找出路。

伍晓鹰：在这个问题上历史又一次提供了布哈林的证明，在一九二七年他就批评了当时“过分拉长投资战线”的错误，并肯定这不可能带来真正的经济增长。他分析说，许多新建项目吞噬与滞留了巨额资金，已上马的许多项目会无限延期乃至取消，而那些真正需要资金的部门则将因而缺乏资金，并进而导致“商品荒”，第二年即一九二八年，苏联的“商品荒”已经严重到无法容忍的地步了。同一年，布哈林发表了《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一文，在文章中他拒绝了“速度决定一切”这种专断的口号，主张实现一种“平稳的高速度”，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片面地强调积累与消费任何一个方面都无助于形成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

张维平：布哈林是相信制订计划的优越性的，但事实又使他相信，计划经济本身并不一定比非计划或计划性不强的经济优越。他多次强调，制定计划时，即使有充分根据，也难免有局限性，而一旦考虑不周，则更其有害。至于计划制定者倘若大权在握但又十分无能，则其破坏性后果就将比无计划的资本主义为害更烈。有一个问题使布哈林特别敏感，并为之付出了极大的精力苦思冥索：通过政府意志强力在一个落后社会推进工业化，可能会产生哪些复杂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后果？

伍晓鹰：布哈林在许多问题上的结论是非常明确的。他对国家和管理者权力的过度膨胀历来是抱有忧虑的，所以他告诫人们对中央集权的统制经济要有所戒备，并强调计划工作会有的危险性和社会自发发展的必要性。他说：过高估计计划原则而低估自发性的作用是错误的。

张维平：布哈林的意思是，要充分相信价值规律的自发运动的结果可以抵销计划的盲目性，增强计划的灵活性。过去人们常说“自觉利用价值规律”，我以为这是一种误解，没有自发性就不存在价值规律。

伍晓鹰：布哈林对国家力量还有另一个忧虑。他认为如果长期漠视作为社会主义内涵的人道主义，那么社会主义必定会失败的。

张维平：布哈林是有所指的。苏式粗放式发展的资金积累是通过大规模剥夺农民和小业主乃至个体劳动者的暴力方式进行的。对大众消费则是用辅以消费品定量配给制度来维持的。布哈林对此持反对态度，他不同意把农民等同于“资本主义”而去无情斗争，他也反对国家用强力去压跨手工艺人、小商人与小企业家，而是肯定了这些社会集团提供的生产与服务是工业化的必要补充，能缓和过度投资造成的资金短缺困难，以便国家在困难时期有可资利用的机动手段，否则经济危机乃至社会冲突便无可避免。

伍晓鹰：布哈林还看到了经济与政治权力的过分集中会使国家失去许多活力。在财产上剥夺所有人的自主处分与积累权利，而代之以无所不包的国家力量，必然形成庞大的行政部门和官员队伍。国家管的事儿太多，样样都管，很可能一样也管不好。“小而廉价政府”的思想决不是亚当，斯密二百年前心血来潮的灵感之语，对具有长远中央集权大政府传统的俄国来说，这更是至理名言。布哈林认为，过早消灭各种形式的“个体”或“私有者”小人物，取而代之的必然是一个臃肿、费钱和无效率的政府，维持这个政府机构所需要的开支比起小生产的无政府状况所造成的非生产性开支会多得不可比拟。

张维平：所以，六十年代许多改革派经济学家指出：过分集权本身便是机能失调的表现。当时，苏联政府已经提出让企业自负盈亏的口号，学者们抓住这一点穷追不休：当经济领导部门对下级企业作出种种严厉规范与制裁时，为什么它们却可以对自己的瞎指挥所造成的无数失误和亿万卢布损失心安理得？这准道公平吗？对此，学者们响亮地提出了一个口号：让行政机关实行经济核算。

伍晓鹰：八十年代，当西方各国政府日益膨胀并消蚀着微观经济活力的时候，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詹姆士·布坎南便指出：既然政府不甘寂寞，要参与经济事务，那么包括决策在内的政府行为本身也必须按市场法则经受“成本一效益”的测度，也即对政府决策作经济核算，可见，东西方国家在许多问题上面临相似的困难，并且在寻求解决办法上日益殊途同归。

张维平：实际上，社会主义经济为什么必然要是高度集权的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深究，马克思与列宁并没有说过这两者之间有必然的逻辑联系。把行政方法用于管理经济、并进而对社会生活的非经济方面也事无巨细详加规范，势必会造成国家对个人权利的绝对支配地位，并造成人身依附关系的某些现代形式。由于这必然会压抑个体的创造素质，从而在经济上是负效益的。同时，从它造成了“不懂得自己权利的一代人”这个后果看，又必然是不利于社会的长远而协调的发展的。

伍晓鹰：所以说，改革不仅仅是经济的，也不仅是政治与法律体制方面的，而是包括一整代人的价值观念，思想与行为方式的深刻革命。当然，民主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通过引入或恢复市场机制，达到经济权力的一定程度的分散，即实现经济民主，乃是基础与首要的工程。换言之，由市场机制带动的民主化过程将是恢复社会生活动态均衡发展的先导步骤，舍此而他求，很可能会导致欲速不达的后果。

张维平：谈到这里，我们可否问一句：斯大林模式是不可避免的吗？

伍晓鹰：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例证是南斯拉夫模式的存在，在斯大林的面前，铁托硬似铁，他果敢地拒绝了苏联模式，从而为南斯拉夫人民争得了较广泛的经济与政治自主权。就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准备而言，我以为首先必须肯定，不对旧体制的弊端从理论上作深刻的揭露和全面的清算，新的运行机制的优点是不会被人们充分认识并广泛接受的。新旧斗争在改革时期首先表现为学术上的唇枪舌剑。

张维平：如果说，布哈林观点中那些已被历史证实是正确的东西之所以不能进入社会主义实践，原因在于这种本来应该由实践给以检验的理论争论很不幸地由武力作了裁决的话，那么我要说，斯大林模式的另一个致命伤是它通过对学术研究的行政干预，破坏了理论与实践的动态平衡。据一位苏联经济学家说，工业化年月所付出的无法估量的代价之一，就是使经济学的发展停止了二十年，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知识更新与增长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我们可以说，迄今为止人类所积累的全部知识的三分之二，都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获得的。

伍晓鹰：是的，苏联从三十年代工业化到五十年代初，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连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没有，斯大林本人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五十年代初问世后，才逐渐出现一些据以诠释并发挥但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所谓教本，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呢，斯大林个人的性格，好恶，智慧与缺陷在长时期里，从物质生产与理论和精神生产两方面成了苏联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张维平：所以作者莫舍·卢因指出了这个事实：在俄国形成经济体系的最初几个五年计划期间，伴随工业发展的是理论准备的惊人贫乏，不但经济学，而且社会学，政治学与社会科学的其它门类统统被取消了。特别可悲的是，一方面强调计划经济，另一方面对计划经济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又几乎无人问津，计划方案的周密性又从何谈起呢？当理论贫弱不足以指导实践时，就只能诉诸国家的强制力了。

伍晓鹰：这个情况在一九二九年便被布哈林提出来了，当年一月二十日，他在《真理报》上发表了《列宁和科学的任务》一文，指出决不能把制定计划当作可以随心所欲单凭经验进行猜测的活动，而是应当把它转变成一门专门的应用科学，但实际上从三十年代初期开始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苏联中断了对科学的计划工作的研究，这就说明了苏联的计划工作在长时期内是没有科学方法论和指标体系的，从这个角度去透视斯大林模式，其内在特征的盲目性和主观臆断的性质便昭然若揭。

张维平：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正是理论与实践的这种脱节，导致了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在所有权关系，在政治、经济与社会，在生产、积累与消费，乃至在其它许许多多方面的动态失衡，或者说，苏联的工业化以及与此相伴的社会发展是一种非有机非自然的发展。在此，我们需再度声明，当我们用“动态均衡”为题来谈论莫舍·卢因的这本书时，其概念与西方动力学中的同名术语的内涵是有差别的，而且也无法概括我们讨论的这本书的内容。

伍晓鹰：同样露要说明的是，我们现在重新肯定布哈林的某些经济观点，并不是要“回到布哈林”去。布哈林的功过，列宁早就说得很清楚。至于我国三中全会以来经济实践的发展，也绝非布哈林的观点所能说明和概括。但是，为了进一步前进，通过读书，了解前人的成果是必要的。

张维平：这就应得上一句话：“开卷有益”。

经济思潮 第4篇

以上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路径变迁思路背后, 潜藏着经济发展观和经济分析技术的思想演进。在工业文明发轫之际, 也是经济学中“边际革命”盛行之际。边际革命精练了经济最优规划的分析技术, 使经济分析披上技术盛装, 也为日后的动态经济分析提供了基本框架。但技术的改进并没有带来分析范式的改进—基于工业革命的边际革命是对有约束条件下个体最优化的技术性刻画, 其思想是局部静态的, 即假定个体的外部环境和竞争环境都是给定的参数, 个体的最优规划就是最大化其目标函数, 而求得最优解的过程就是边际革命。这种“不考虑外界反应”的经济分析思想古已有之, 并成为古典经济学的不二法门。工业革命和工业文明的发展正是对这种思想的伟大实践。我们将这种局部静态的经典经济思想称为“独立最优化”思想。综观近200年来的工业文明发展史, 无非是独立最优化思想从幼稚到成熟以臻极致的过程。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 经济体的发展虽然承认自然界和物质世界的约束, 但仅仅将这种约束视为制约,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一是经济主体并不将环境当作内生变量来处理, 而是将之作为已经给定的外生参数来处理;二是既然外界约束被仅仅当作制约, 那么, 打破制约、放松约束的技术便会得到鼓励, 因为, 那些能够放松约束的技术可以帮助经济体获得更高位的最优解—这就是最简明的局部静态微观经济学。因此我们看到了技术进步的飞速发展和环境的急剧恶化成了工业文明时代最“亮丽”的两道风景线。幸运的是, 随后的经济学家们终于从经济效率的分析角度发现了端倪, 开始考虑“增长的极限”: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是否终会有一天追不上环境恶化带来的成本?这样, 人类的经济增长将在高速发展中猝然碰上“天花板”而夭折。尽管这仍然没有摆脱独立最优化的思想, 却是对这种思想的有益反思。而人类和各类经济体开始真正关注和重新思考工业文明的终结, 是得益于一种全新经济分析思想—博弈论的诞生。

一、博弈论与博弈最优化思想

博弈论在曲折中前行, 曾出现长久的停滞, 却在近30年来获得新进展, 先后三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被博弈论专家斩获, 如此殊荣, 其他领域的经济学从未有过。博弈论是对古典经济最优化思想的改进与革命。面对现实世界, 博弈论并不放弃个体追求最优化的假设, 但却更逼近现实地认为, 在个体最优化过程中外界是变化的而不是给定的, 为此, 经济决策必须考虑外界的动态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决策结果的影响, 也就是说, 原先被外生给定的变量在博弈论的世界里都“活”了起来, 它们陆续进入个体的目标函数, 被积极地内生化了。我们将这种考虑外界变化、将约束内生化的经济分析思想称为“博弈最优化”思想。这种思想强调, 我们要追求最优化, 必须考虑到所有影响我们的个体和环境, 必须考虑到其他的个体同时也在追求最优化, 必须明白我们自己的效用函数和外界个体与环境的“效用函数”是交互相关的, 必须考虑全局动态最优化。于是,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成为这种思想的最佳表现形式—“为人”不是真正地要“为”人, 而是只有“为人”才能更好地真正达成“为我”的目的。在博弈最优化思想取代独立最优化思想的过程中经济决策者终于明白, 只有双赢或多赢才是真的赢, 单赢或独赢既是短暂的也是危险的, 用经济学的观点说, 单赢即不具备稳定性也非全局最优解。

二、和谐社会———博弈最优化理论的实践与发展

可以说, 和谐社会的建立是对博弈最优化的履行与发展。博弈论的发展给西方的经济决策带来了巨大的思想改变, 在这样的思路下, 环境、生态、自然, 从僵冷的外界约束变为鲜活的内生变量。

同时, 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也是对博弈最优化思想的重大改进。表面上看, 和谐社会提倡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 与西方提倡的人与生态双赢的理念并无二致。但从博弈最优化的机理看却是不同的。西方对生态文明的维护与发展从技术角度看, 就是将生态约束内生化, 将对生态的处理手段以及生态系统的反应作为一种战略或策略进入到经济体博弈最优规划系统中。简单地说, 就是经济体在进行最优化时它的效用函数中多了一个生态战略变量、其约束条件中多了一个生态约束条件, 而这个生态约束条件同时包含了其他经济体 (参与者) 的效用变量。相比之下, 和谐社会理念的改进在于, 将生态系统拟人化, 将生态系统不是作为战略或条件而是作为一个参与人纳入搏弈最优系统, 于是经济体的效用函数中其实是包含了生态系统的“效用”函数。同时, 和谐社会理念的另一个思想创新是, 将经济体整体作为一个参与人, 也同时将经济体中的个体或群体作为参与人来进行博弈最优化分析, 这样, 人与人、国家与个人、社会与家庭的互动利益关系被放在同等重要的层面上进行决策—因为他们之间具有相互决定的作用。

西方的博弈最优化将生态当作“死”的战略来看待, 我国的和谐社会博弈最优化是将生态当作“活”的参与人来看待, 同时将整体及其组成部分作为参与人来考虑。这样的经济处理思路是对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人神共处”、“天下大同”等经世治国思想的现代经济学运用与发展。用现代技术复活传统思想, 正是和谐社会的精髓所在。

和谐社会没有放弃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效率的要求, 相反, 和谐社会仍然需要经济增长来护航。和谐社会的内涵在于, 考虑更多的利益相关者, 甚至将生态、自然等也考虑为利益相关者。只有更和谐, 才能更富有, 也才能更有心情享受富有。从整体上看, 世界并不具备“天下大同”的普遍物质基础,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更是任重道远。从人均量和效率角度看, 我们仍然处于低水平阶段。因此, 和谐社会的建设, 采用了博弈最优化的思想, 并创新地发展了处理技术—将生态、整体、个体同时作为参与人来考虑。但社会发展的目标函数并没有变, 仍然是物质财富的极大化。西方大多数国家, 以美国为首, 其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函数也是一样的, 以物质实力为目标函数。从这点看, 独立最优化和博弈最优化的目的是一样的。问题是, 当物质发展到较高水平后, 被释放出的人类需求是什么?人类社会发展的更高级目标是什么?显然不是物质享受, 也不能简单地概括为精神享受。从人性演进的哲学视角看, 在物质约束被解除的情况下, 人类的需求可以概括为追求“快乐与自由”, 即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也就是说, 当经济体的物质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并能稳定下来后, 经济体的目标函数将发生变化—物质层面的目标将让位于人性本质层面的目标。一个可预想的例子就是, 随着目标函数的转变, 经济增长将出现收敛—这种收敛不是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所预言的要素规模报酬递减, 而是来源于经济体主动放弃增长:将经济增长维持在一个适宜的水平, 而将资源配置在更有益于“快乐与自由”的地方, 如享受悠闲与安逸而不是享受工作中的成就感。

三、从关注物质目标函数转向关注人性目标函数

基于目标函数转变的经济收敛, 在一些高人均GDP国家和高福利国家已经出现一些迹象, 如北欧的一些国家, 人们并不像新兴工业化国家 (如中国、印度、越南) 中的人们那样追求财富和追求成为所谓的“社会精英”、“成功人士”, 人们对薪水、学位、职位的感知度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这说明, 社会个体以及汇总的社会整体目标函数在物质极大丰富后都发生了变化, 人们更注重于资源在物质与“快乐和自由”之间的合理配置, 而不是将物质作为唯一的目标函数来配置资源并建立与周围环境的和谐关系。

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发展来看, 我们现在就要关注这种目标函数的转变。可以说, 预言一种经济分析技术和发展思想对现行经济发展观并无更大的意义, 但对社会在现行思想指导下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转型或腾飞阶段的跃迁却具有举足轻重的指导意义。从物质目标函数到人性目标函数的转变, 对经济思想提出的挑战就是对生产观到非生产观的转变。目前的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生产时间内的经济现象和经济结果, 以及和生产相关的现象与结果, 如微观经济学研究消费选择和厂商行为, 宏观经济学研究就业、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 但实质上, 绝大多数人并不认为工作或生产是他们的终极目的。具有讽刺意味但却更像真理的一个经济学悖论是工人工人工作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不工作。可见, 经济学应该更加关注非工作时间或非生产性质的人类行为与人类目标, 即有关闲暇的经济。

四、闲暇经济理论与实践———物质发展与人性终极发展之间的桥梁

人类的经济行为只有三分之一是在工作内完成的, 其余的部分要由闲暇经济来解释。人类的目标函数也不是为了生产, 而是如何闲暇, 可以说, 真正的目标函数不是生产, 而是闲暇, 生产在人类社会的高级阶段应该退化为一个约束条件。在新古典的词典里, 闲暇是对生产的替代, 因此闲暇对经济发展目标并不具备太多的积极意义, 即便是在强调闲暇属性的、时髦的R BC理论那里, 闲暇的地位仍然是被低估的。但基于创新的新内生增长理论从某种方面隐喻了闲暇的重要性。进而, 现代的闲暇经济理论强调闲暇时间作为一种要素资源对经济发展的独特作用—闲暇能提高个体经济效率、具有正的外部性并能改善资源配置。并且, 在工作与闲暇之间做出最优配置, 有利于向基于人性的“快乐与自由”目标函数逼近。

因此, 我们认为, 在建立和谐社会的经济理念下, 我们可以逐步开始关注与研究在闲暇时间内人们的闲暇活动与闲暇安排对经济、社会和人类价值带来的变化, 以及人类如何对之进行反应。通过闲暇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可以搭建起物质发展与人性终极发展之间的桥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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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捷、王淼、任黎秀、聂献忠:试论城市闲暇业及其持续发展.南京大学学报[J].1998 (2) .

[5]George Torkildsen:Leisure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3rd edition[M].London.E&FN Spon, 1992.

百年法家思潮 第5篇

如果说到“新法家”，一些人就不免惊诧：“新法家”是什么？现代中国有一个和新儒家比肩而立的“新法家”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谁又是“新法家”的代表人物？“新法家”的核心思想又是什么？以及，相对于两千多年前的法家学派或曰“旧法家”，现代中国作为一种思潮的“新法家”又“新”在何处？

两千年以降，针对春秋战国时代的法家学派及其代表人物，已经积累下来的研究文献堪称汗牛充栋。不过，在当代公众的潜意识里，甚至在一些学人眼里，所谓法家，基本上就是故纸堆中的一个“学派”、百家争鸣中的“一家”。法家学派及其代表人物虽然讨论过“法”、“术”、“势”之类的基本概念，提出过“以法治国”之类的政治主张，但毕竟都是一些尘封已久的陈旧话题，与二十世纪的中国现实，尤其是与当下的现实，似乎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然而，只要穿越一层又一层的学术思想迷雾，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在现代中国的思想河流中，总有那么一股若隐若显的“新法家”思潮，一直在涓涓不息地流淌着。这里所说的“若隐若显”，恰好可以描绘现代中国“新法家”的两种形态：“隐匿的新法家”与“显现的新法家”。

其中，“隐匿的新法家”主要由一些认同传统的法家学说、正面评价传统法家思想的人物构成。这些人一般不打出“新法家”的旗号，甚至也不以“新法家”自居——就像钱穆不以新儒家自居，甚至拒绝别人给他贴上新儒家的标签一样。不过，“隐匿的新法家”尽管自己不打出“新法家”的旗号，却并不妨碍后来者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把他们归诸“新法家”的行列。在现代中国的思想舞台上，这些“隐匿的新法家”持续不断地踩着时代的鼓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一个特殊的层面上表达了现代中国的思想诉求，也在较大程度上回应了现代中国的思想需要。

具体地说，“隐匿的新法家”群体中的代表性人物，大致包括章太炎、沈家本、刘师培、梁启超、陈独秀、吴虞等等。他们的著作虽然主题不同，观点各异，但都从不同的侧面表达了他们对于传统法家学说的认同甚至推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他们称为“隐匿的新法家”。

以章太炎（一八六九——一九三六年）为例。章太炎以国学大师闻名于世，但是，他在一八九八年写下的《商鞅》一文，却是一篇典型的“翻案文章”，其主要目的就在于为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商鞅正名。

三年后的一九一零年，太炎又写下《秦政记》一文，对实践法家思想的“秦政”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与上述“隐匿的新法家”不同的是，熊十力（一八八五——一九六八）本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但是，他对法家学派及其思想也有“同情式的理解”。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对韩非学说多有论述，在《韩非子评论》一文中，他说：“余虽不取韩子之为术，而深感其言有亟切于吾国当今之务者，略提二事。其一事曰韩子生危弱之国，而于外交则斥尽当时合纵连横二派之术，乃一以自恃而不待人为国策。„„纵横之徒，或联与国，或事一强，皆恃人而不自恃，其速其亡。韩子两斥绝之。当时六国之天下，唯韩子一人独延两间生气于衰绝之余，其有功于造化者大矣哉！余确信古今有国者，苟自恃自爱而不自亡，则其并世任何强国决无可以倾覆之者。”“其二事曰韩子思振危亡之韩国，首以治吏为政本。„„韩子所言，盖谓圣人守法而选用大臣，大臣则奉法而督责群吏，使各率其民而举其职，则治本立。故曰明主治吏不治民者，非不治民也，治亲民之吏而民已治矣，是摇木拊本，张网引纲之说也。”在熊十力看来，韩非的现实意义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自恃自爱，二是以治吏为政本。熊十力对于这两个方面的强调，在当时的抗战背景下，是有现实针对性的。

与“隐匿的新法家”群体相比，“显现的新法家”人数较少。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也许当推学者们较少关注的陈启天。

在陈启天出版于一九四一年的《韩非子校释》一书的开篇，他就直言讲道：“旧战国时代所恃以为国际竞争者，厥为法家思想，此不争之事实也。近百年来，我国既已入于新战国之大变局中，将何所恃为国际竞争之具乎？思之，重思之，亦唯有参巧近代学说，酌采法家思想，以应时代之需求而已。”陈启天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上，把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称为“旧战国时代”，把现代中国所处的时代称为“新战国时代”，并认为，现代中国要适应“新战国时代”的需要，就必须“酌采法家思想”。

由于陈启天明确地提出了“新战国”之类的论断，并直接要求采纳法家思想以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因此，本文以为，可以尝试着把他视为“显现的新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

透过上述两个方面的人物及其思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中国的“新法家”作为一个群体，作为一种思潮，确乎是存在的。在此，值得我们进一步反省的是，为什么在现代中国，会突然兴起一个“新法家”的群体及其思潮呢？

从历史上看，法家学说的全盛时期，大致是战国与秦朝。自从秦帝国“二世而亡”之后，法家的精神虽然“并未绝灭。从桓宽《盐铁论》所载儒生与法吏的争辩，已足窥见汉代二家思想冲突之激烈，他如王充、王符、崔实、仲长统等，亦多有近于法家之论。其后三国之诸葛亮、刘廙，魏之刘劭、陈群、钟繇，晋之葛洪、刘颂、张斐、杜预，隋之赵绰、刘行本，唐之李乾佑、柳宗元、白居易，宋之王安石、许应龙、杨万里，元之苏天爵、郑介夫，明之方孝孺、丘浚，清之黄宗羲、崔述、袁枚，而至沈家本，历代不乏在某一方面表现法家精神的议论”（王伯琦：《近代法律思想与中国固有文化》，清华大学出版社二零零五年版，9页）。不过，在儒家学说居于主导地位的两千年里，“原教旨”意义上的法家学派之声誉，总体上呈现出一种不断下跌的趋势。法家学派声誉下跌的表面原因，是“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太史公自序）。按照这样的解释，似乎讲“亲亲尊尊”的儒家天然地优于不讲“亲亲尊尊”的法家。然而，究其实质，法家学派声誉跌落的根本原因是势易时移：汉代以后，随着战国硝烟的逐渐散去，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占据了主导地位，因而，旨在为列国之间的生存竞争与争霸战争提供技术指导的法家学说失去了用武之地。在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建议并得到汉帝国的采纳之后，法家学说已经不再具有政治上的正当性了。

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中晚期之后，随着朝贡体制下的“天下”变成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万国”，大一统的中国变成了“万国”中的一国，国门洞开的中国身不由己地被拖入了第二个战国时代。这个陈启天所谓的“新战国时代”，也只有两千多年前的“旧战国时代”差可比拟：一方面，无论是“新战国”还是“旧战国”，都是列国众多，大小强弱不等，相互征战不休；都是时而结盟，时而背信，一切以利益为鹄的；都是强国谋求霸主地位，弱国岌岌于自保。另一方面，在“旧战国时代”，最强盛的秦国在西方，在“新战国时代”，最强盛的美国恰好也在西方；甚至“新战国时代”处于东方的“礼义之邦”中国，都可以比作“旧战国时代”地处东方的“好礼”之鲁国„„诸如此类的现实与事实似乎都可以说明：太阳底下无新事，“新战国时代”几乎就是“旧战国时代”的重演与再现。

在“旧战国时代”，既然信奉法家学说的秦国最终实现了富国强兵、一统天下的目标，那么，现代中国要在“新战国时代”实现富国强兵、救亡图存，就不能不对法家学说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法家学说对于“战国”背景之下一个国家追求富强之指导意义，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得到了验证。正是在这样的文化逻辑与历史经验的影响下，“回到法家”就成为二十世纪早期很多思想者自觉或不自觉的思想选择。现代中国的“新法家”人物及其思潮，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下生长起来的。无论是反对儒家的陈独秀、吴虞，还是赞同儒家的熊十力，都愿意接受法家学说的核心观念，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法家学说适应了“新战国时代”的核心需要。

由此，就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虽然“旧战国时代”的法家学说以及商鞅、韩非等人的政治实践，与西方传过来的法治概念并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但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从早期的梁启超到当代的一些学者，都习惯于把法家学说与西方传统中的“法治”进行对接，将法家学派的精神概括为“法治主义”或“一个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牵强的比附？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近百年来，源于西方的法治话语在一种强大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的支撑下，很快在现代中国的话语体系中占据了霸权地位，取得了话语上的领导权与支配权。在“新法家”以及其他思想者的潜意识里，如果本土的法家学说能够在西方人编织的话语体系中获得一个正当的地位，似乎有助于进一步凸显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似乎也有助于重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这样的思维定式，大概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新法家”思潮在现代中国的兴起。不过，从根本上说，“新法家”思潮的滋生蔓延，不能仅仅归结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对话，更重要的根源，恐怕还在于法家的精神实质，恰好契合了现代中国的内在需要。

法家的精神实质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富国强兵；更简而言之，那就是富强。“旧战国时代”的秦国采用法家学说，就是为了实现富国强兵这个核心的目标；法家学派讲了一整套道理，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满足各个国家实现富国强兵、一统天下的宏愿。后来的史实也证明，在法家学说的引导下，偏居西隅的秦国的确富强起来了，这就意味着，法家学说乃是国家富强的思想基础；在法家学说与国家富强之间，就建立了一种逻辑上的因果关系；要想国家富强，非倚重法家不可。

但是，自从秦国灭掉六国之后，中国进入了大一统的历史阶段。其间，虽然也有东汉末年的三国鼎立，后来还有五代十国之类的分裂状态等等，但从总体上看，“旧战国时代”众多诸侯国长期争霸的局面，基本上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在大一统的整体背景之下，没有“国际”，只有“天下”，那种渴望富国强兵，以期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的紧迫情势不复存在，旨在寻求富强的法家学说也就失去了针对性和现实感。直至十九世纪中叶，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威逼之下，才使中国人再次体会到什么叫作“战国时代”。亡国灭种的紧迫情势唤醒了中国人的历史记忆，“赋闲”了两千多年的法家学说，再次受到了中国思想者的垂青。

从“旧战国时代”到“新战国时代”，经历了一个时空上的轮回。如果说，“旧战国时代”一直延续了二百五十五年（公元前四七五——前二二一）才告终结，那么，现代中国所置身于其中的“新战国时代”，如果从一八四零年算起，至今已有一百七十年。回想一百多年来的思想与政治，虽然想法、说法、做法不断翻新，但是，万变之中自有一个不变的根本，那就是实现富国强兵，彻底摆脱“落后挨打”的命运。这样的追求，恰好暗合了法家学派的精神实质。

如果以“新法家”思潮作为线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部从“富强”到“发展”为核心的观念史。

立足救亡、追求富强的思想，恰恰就是法家的思想。现代中国对救亡或富强的再三致意，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明，百年中国的思想底色，正是法家的思想，或者说，法家学说在相当程度上已经上升为现代中国的主导思想。从这个结论出发，我们可以解释某些流传广泛的思想个案。

譬如，著名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的说法。据学者考证，这句话最早出自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九日的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三日，毛泽东在接见胡志明时又说：“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说空话。几千年来，形式上是孔夫子，实际上是按秦始皇办事。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学生。”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再次说道：“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也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统一了文字，修筑了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这几段“语录”，分别出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尽管场合、语境、针对性都不相同，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秦始皇的推崇，而秦始皇的执政纲领，就是由法家思想武装起来的。这就说明，毛泽东也是法家学说的认同者，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后期“新法家”在政治上的主要代表。

按照这样的判断，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五年之间兴起的“评法批儒”运动就不难理解了。它实际上是主政者旗帜鲜明地举出了法家思想的旗号，就像一段颇具典型意义的“编者前言”所说：“法家著作是我国历史遗产中的珍品之一，其中许多反孔批儒的杰出篇章，至今还可以使人感到强烈的战斗气息。但是，长期以来，法家的进步思想遭到了历代反动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的恶意攻击，法家著作被埋没，被歪曲，被纂改。今天，我们要把这种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恢复其本来面目，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批判地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从中吸取教益，求得借鉴。”（《历代法家著作选注》，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四年版）这段话，代表了当时在政治上居于支配地位的观点。

在一些研究者的眼里，一九七四年的“评法批儒”运动具有政治争斗的性质，似乎意义不大。然而，即使是闹剧，也是思想史上的一种不可忽略的素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主政者对于法家思想的高调弘扬，其实可以在一个特殊的层面上表明：法家思想在现代中国思想领域内的支配地位。从思想演变的角度来看，“评法批儒”的思想运动早在章太炎的《商鞅》、梁启超的《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吴虞的《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说》等论著中就已经开始了；二十世纪初期的思想论争，很多都是以“评法批儒”的方式展开的。一九七四年的运动，只不过是直接提出了“评法批儒”这个名词罢了。

“文革”结束以后，“评法批儒”运动的正面意义虽然被干净、彻底地抹去了，儒法之间的高低优劣也不再受人关注，近年来，儒家思想的地位还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但是，法家思想的精魂却没有退出主流意识形态。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来以来的三十年时间里，主导性的思想就是发展，因为“发展才是硬道理”。然而，三十年来念兹在兹的发展，实质就是“寻求富强”。而对富强的追求，正是法家思想及“新法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换言之，百年中国的主导思想，无论怎么变，几乎都没有脱离“新法家”的基本教义，只不过经历了从“救亡”到“富强”再到“发展”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几种不同的历史形态罢了。从这个角度来看，百年以降的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就处于“新法家”思想的主宰之下。

稍作延伸，我们还可以发现，现代中国的“新法家”既是一种普遍性的思潮，同时还是一种普遍性的政治实践。从历史上看，无论是“旧法家”还是“新法家”，其核心目标都是富国强兵，对于这个目标的追求，几乎可以见之于二十世纪以来各个时代的主政者。这就是说，不仅学术思想界有一个或隐或显的“新法家”群体，政治领袖群体中也多为“新法家”，他们的言与行，几乎都没有脱离传统法家思想的框架。虽然绝大多数主政者都把富国强兵当作自己的主要目标，都在实践法家学派的基本观念，但是，却鲜有主政者公开地把法家学说认作自己的指导思想——唯一的例外也许就是“评法批儒”时期。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在于：法家学派虽然在功能上满足了主政者在“新战国时代”的实际需要，但却不适宜充当国家的意识形态。分而言之，一方面，在西方话语权的支配下，只有共和、民主、人权、法治、平等、自由之类的旗号才可能为政治提供足够的正当性依据与合法性基础，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法家学说，由于诉求比较现实，没有足够的超越性，缺乏作为意识形态的持久魅力。另一方面，法家学说虽然不同于儒家学说，但在“新学”或“西学”面前，它们又同属于“旧学”，在现代中国“辞旧迎新”的大潮之下，它对于政治的“正名”功能，在主政者编制的评估体系中，难以脱颖而出。正是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虽然陈启天、梁启超等人都对法家思想的积极意义给予了高调的论证，但主政者在选择意识形态的符号或旗号时，法家学说常常名落孙山。主政者即使宣称以富强作为目标，但也要拒绝“法家”这个符号。这就说明，“新法家”的思想尽管在相当程度上支配了百年中国的政治实践，但是，在多数情况下，这种思想是以“隐匿”的方式在起作用；只有在一九七四年的“评法批儒”期间，它浮出水面，以“显现”的方式极其短暂地支配了当时的政治实践。

以上我们分析了“新法家”思想对于“旧法家”思想的继承，主要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共性，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新旧法家思想之间的差异。

一方面，两千年前的“旧法家”寻求富强，有一个立足点，那就是君主的政治利益。尤其是在战国的背景下，君主有寻求富强的强烈愿望，因而，“旧法家”的富强观可以视为一种“君主本位”的富强观。这是君主政治使然。因为，按照当时的政治理论与实践，国家本身归属于君主，国家富强几乎就等同于君主富强。但是，在“新法家”代表人物陈启天的国家主义理论体系中，以及在梁启超、章太炎的理论阐述中，对富强的追求却是为了满足国家的需要，因而可以视为“国家本位”的富强观。如果说晚清时期的“新法家”还必须面对一个摇摇欲坠的君主，那么，民国以后的“新法家”则完全是在“后君主时代”萌生出来的，因而对富强的追求就主要体现为与君主无涉的“国富民强”或“民富国强”。

另一方面，“旧法家”的理论以君主为中心，其理论体系具有独断论的倾向。在春秋战国的思想舞台上，与“旧法家”思想进行角逐的，虽有儒、道、墨诸家，但在各国君主眼里，只有法家学说最有效——孔子、孟子生前的遭遇就可以佐证这一点。而且，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各国君主也不惮于轻视儒、道、墨诸家。但是，在“新战国时代”，在“新法家”的理论视野中，对于救亡、富强、发展的追求则是与西方近现代的思想学说交汇在一起的——正如前引陈启天所言：“参考近代学说，酌采法家思想，以应时代之需求而已。”这就是说，在“新法家”的眼里，作为一种治道的法家思想并不能居于垄断地位，它与其他源于西方的新式学说必须携手共存，从而体现出交涉与妥协的倾向——即使是毛泽东本人，也要宣称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言外之意，是马克思主义与法家学说的携手共存。尽管“新法家”不同于“旧法家”，但是，按照“新法家”代表人物陈启天的判断，我们正处于一个“新战国时代”。只要“新战国时代”尚未终结，法家的精神实质就将或隐或显地主导着中国人的思想倾向与政治选择。由于任何人都无法预料“新战国时代”将会终结于何时，这就意味着，在未来中国，“新法家”的影响还会持续下去，甚至还有扩大的趋势。

经济思潮 第6篇

一、教育经济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的教育经济主义思潮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 在90年代达到高峰, 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后, 教育经济主义思潮伴随人们对教育与市场关系的理解逐步展开并迅速升温, 造成我国教育思想史上一次新的思潮涌动。

1.上世纪80年代教育经济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发展

上世纪70年代末, 教育理论界关于教育经济功能的主要观点是教育是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手段, 教育是实现科学知识再生产的手段, 教育是使科学技术的潜在生产力变成现实生产力的桥梁等。1980年, 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指出:“教育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一个重要地位”, 引起教育理论界的争论, 促进了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形成。1981年, 邱渊教授在他的《教育经济学纲要》中阐述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 对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很大作用。

在这一时期, 中国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主要理论倾向在于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关系。就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而言, 主要说明了经济对教育的制约作用和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说明教育是国民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论述了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较为著名的研究当数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的社会经济功能论。该理论认为, 教育不仅能保持经济以稳定的速度持续增长, 而且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促使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2.上世纪90年代教育经济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发展

上世纪90年代, 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 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着力点放到了教育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并用市场经济的特征去思考教育的特征。教育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要引进市场竞争机制, 教育实行市场化、产业化等, 成为这一思潮的新特征。

1992年和1993年, 教育经济主义思潮围绕教育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在全国形成汹涌之势。几乎所有的知名教育学者在教育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教育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要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教育上, 有着普遍性的共识。

二、当代中国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几种基本观点

当代中国教育经济主义思潮伴随中国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 即强调教育要适应市场经济需要, 引进市场经济机制, 将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引向市场经济方面来。其中, 有如下几种基本观点。

1.教育市场论

教育市场论将教育自身视为市场, 用市场概念来解析具有资源配置性质的社会现象。该理论认为教育由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基本特征所决定, 受着价值规律的支配。教育市场通过劳动力价格信号, 反映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 调节教育运行, 教育市场的地位和作用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 教育供求是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市场活动。教育的结构和功能是受社会经济系统的制约即教育发展经济决定论。同时相对于国家指令性计划下的“统制市场”而言, 教育应当是个开放性系统。

2.教育产业论

教育产业论教育劳动是劳动者以教师为职业, 向社会、家庭或社会个体提供用于提高或改善人的智力素质和思想观念素养的非实物社会成果即服务消费品, 教育是以服务消费品为劳动产品的新兴的第三产业。教育必须打破脱离经济发展的旧的办学模式,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体制。

3.适应澄清论

适应澄清论不赞成用绝对化的观点把教育的属性从经济的角度加以界定。因为当前市场经济刚刚起步, 盲目急切地教育产业化, 学校企业化, 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学校的主要任务是为了培养社会所需的各类人才, 学校企业化不利于实现这一目标, 而教育市场只在一定程度范围内存在。

4.德育的经济功能论

德育的经济功能论认为, 通过德育形成 (或变革) 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这种影响既可能是维护性的, 也可能是变革性的, 既可能推动经济的发展和改革, 也可能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是经济行为的主体, 德育还可以通过发展和完善个体的思想道德素质, 来影响他们的经济行为、经济生活。在这一理论中德育的经济功能可以表现在各个不同的经济生活领域。在生产领域中, 德育提高了劳动者的思想品德素质, 培养的科学精神和现代价值观念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经济形态领域中, 德育通过其政治性功能、对发展生产力和科技的功能以及通过形成一定的意识形态和经济道德来维护、巩固和发展一定的经济形态和制度。在生活和消费领域, 德育可以引导人们的需要, 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 帮助人们形成一定的幸福观、消费观等。

三、对中国教育经济主义思潮评价

从整个世界的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发展来看, 中国的教育经济主义思潮带有明显的后起特征, 后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对教育经济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发展我们应该加以肯定。

1.从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来看

强调教育同经济的紧密联系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和必然的方向。教育受经济制约是一条客观规律。中国的教育经济主义思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与经济的客观规律:经济发展必须依靠教育;教育必然为经济建设服务;教育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条件;教育对现代生产作用的程度是衡量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指标。

2.中国教育经济主义思潮推动了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

中国教育经济主义思潮推动了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使教育被纳入经济发展的战略轨道, 教育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在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影响下, 中国进行了重大的教育改革。例如, 规划和调整教育结构, 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增加对教育的投资, 扩大教育规模, 改善教育自身设施及教学科研条件, 提高教育普及程度, 增加课程设置;密切教育同社会, 特别是同市场经济的关系等。

教育必须为经济服务, 但它不能把自己局限在经济层面上去建构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变化。提高经济的教育含量, 在发展经济时把教育作为其中一个要素。研究教育与经济的关系, 制定教育的发展战略, 就必须综合性地、全面地去看待和认识问题。

摘要：本文论述了教育经济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发展及比较流行的几种观点。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要正确制定教育的发展战略, 就必须全面地认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

关键词：教育经济主义思潮,教育市场,教育产业

参考文献

[1]毕淑芝, 王义高.教育思潮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2]教育研究.教育研究出版社, 1999.

西方现代建筑思潮 第7篇

1.1 建筑与时代精神

“当今时代的精神”是什么,恐怕也难以有一个确切的涵义,因为一个建筑的“时代精神”可以从建筑的技术层面,设计理念,甚至材料以及形式形态等方面去表述出来,它的涵义很广泛。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时代精神”必然是和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主流思想、风气习俗一脉相承的,是时代的表现。一个好的建筑必定与整个社会潮流的时代精神相一致,或者与即将到来的时代精神一致,它不可能倒退到已经过时的那种时代里面,也不应该是过于超前以致脱离了整个社会的主流情趣方向。文章中的建筑精神一词便由此而来。

1.2 哲学与时代精神

哲学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说过,哲学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是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总是程度不等、形式不同地反映和揭示时代的各种矛盾,关注和回答时代提出的各种问题,并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变革自身的形态。它以一种批判的、革命的态度与时代的现实生活保持联系,并在回答时代的重大问题中获得发展的动力。哲学是一个涵盖所有学科的概括和抽象的研究,是总的体系,它需要一定时间的沉淀和静思。从哲学发生的时候,它就代表着时代精神。

1.3 建筑与哲学

建筑中的思想是在美学或者艺术作为一种纯目的表达而加入到建筑中的时候才产生的。从古希腊的建筑开始,建筑的美或者说建筑的艺术实际上就是雕塑美的体现,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建筑有了最原始的思想。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通过亚里士多德的手,对美学开始了系统的总结和论述。建筑成为表达艺术的一种形式,它本身就是艺术的一部分,而哲学中的美学思想开始左右着建筑的方向,不单是美学的观念,数学的运用,哲学中的自然观、科学观以及受哲学影响的自然科学的成果都间接或直接的影响到建筑。

2 历史的回望

西方建筑到底与哲学之间发生了怎样的关系,它们之间有过怎样的对话和接触,通过回望近现代的历史,分析过往的历史能给予今天的时代精神一个启发。

2.1 近代

从14世纪开始到19世纪中叶法国大革命可以称为近代,这个大的时期当中既有建筑和哲学同步的发展,也有哲学对于建筑延后的影响发展。建筑并非和哲学有明晰的一致性,这和哲学在不同国家达到它不同时期的兴盛有关系,还有各个国家之间的文化交融和渗透也是自发和随意的。

对于建筑来说有几个方面是受这个思想开放的时代精神而有深远的影响。1)建筑师的正式分工独立:作为一个独立的职业而开始存在,这是以后建筑师专业化的良好开端。2)建筑理论的繁荣:文化事业的分支在这个时期开始细化和专业化,各种建筑专业的理论指导书陆续发行,这与整个社会的文化开放风气密切相连。3)建筑形式和布局的自由和清新:为以后建筑的自由发展而不需要遵照一定的定式开辟新的道路。当时的多数建筑师在各个领域都是很精通的天才大师,例如达芬奇,他在哲学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因为他的人文主义观念,他从人体的分析中总结出最典型、最美好的比例和几何形状,以此来论证美,同时他也是一个建筑师,这种美的原则也被运用到建筑中来。达芬奇还是一个机械学家和建造专家,他设计了新的大型机械以帮助建设水利建筑,并设计了一些水利建筑专门的构件。当时的建筑就是在这样一些通才的、把知识融合运用的情况下将建筑技术、建筑理论、建筑文化深深的结合在一起而提高的,这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一种建筑精神。

2.2 现代

从19世纪40年代左右,开始进入现代哲学时期,呈现出形形色色的哲学流派,主要是沿着科学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两大思潮发展的。其中经历了许许多多流派的不断变化,各个流派之间没有明确年代意义上的划分,通常是相互影响,交替出现的,可以说这是一个在哲学上“大杂烩”的时代。而在建筑上却基本是从19世纪中叶进入现代,到现在为止可以划分成两个时期:一个是现代主义建筑形成发展,并且占据世界主流的时期;另外一个是旧的现代主义由于自身的矛盾渐渐衰落而改变为后期现代主义,和各个建筑思潮群起并簇的时代。

建筑影响最深远的现代主义运动哲学思想基础,是近代的德国古典主义理论和现代美国的实用主义理论。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之间(1914年～1945年),现代建筑形成发展并达到高峰。在美国积极推行现代主义运动的四个现代建筑大师中,有两位——密斯和格罗皮乌斯来自德国,另外一位柯布西耶来自法国,两位德国人在德国时已经有了一部分建筑经验,可以说他们的理论思想也基本成型,当时德国古典哲学的理性主义影响还非常深,而康德的美学理论更是非常符合现代主义建筑的建筑理论,他们含有发展创新意念的理性主义基本是和德国古典主义的思路结合在一起的。美国人的实用性,讲究现实运用,讲求实在效率的思想和德国人讲求理性,讲求原则,讲求数字美学的观念融合在一起,便有了现代主义建筑的各种原则。这些原则概括起来就是功能主义,自由平面立面,几何形状和体积的美学观等,看似矛盾的建筑观念统一到现代主义建筑中去了。

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新的人文主义、人本主义的时代。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者试图从哲学对显示社会人的问题进行探讨和解释,如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就是从人的存在和非理性的情感意志解释资本主义的现实问题的。即使是科学主义流派的哲学也是将人作为最终目的思考的。现代的许多技术派建筑最终是以节约能源作为目的,其根本是为了人类长远的发展去考虑。现代的建筑仍在发展中,虽然各个名目流派都站住了脚跟,但是仍然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去赋予这个时代的建筑。

3 结语

现代这些新建筑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去解释它们,因为这是一个发展中的时代,还没有足够的空间去发展,又何来总结;另外一个原因我想这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世界以及全球性的知识文化交流是以往从来没有过的,不能以过去的情况做出总结。但是从以往建筑和哲学相互思想的对话的探源中多少能看到这种发展的轨迹。一个哲学家讲:“要了解一种哲学,必须了解它的时代;要了解现代西方哲学,必须了解人类文明史意义上的,而不是编年史上的现代。这个现代,就是资本主义时代,它始于文艺复兴,一直延续至今。或许对于建筑上的意义也是如此,建筑作为时代精神的一种反映,也是时代哲学思想的表现,作为一种艺术,美学的观念也在不断变化,但现今的建筑文化仍然可以找到希腊文明的片段和印记,多少说明了时代在不断吸收新的养分的同时也在回溯历史,时代精神永远在未来和过去之间徘徊。

参考文献

[1][法]米歇尔.科恩.消失的建筑[M].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文聘元.西方哲学的故事[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3]陈志华.外国建筑史[M].第3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4]赵敦华.西方哲学通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赵鑫珊.人.屋.世界[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民主革命教育思潮浅析 第8篇

关键词：民主革命派,教育思潮,作用,影响

民主革命教育思潮高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教育思想的旗帜, 以教育民主平等、博爱自由、使受教育者身心得到和谐发展为主张。这种教育思潮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辛亥革命后成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指导方针。

一、产生背景

(一) 、客观形势

1、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教育思想的产生。

二十世纪初,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 并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社会经济的变化影响到了文化教育, 要求兴办学堂来培养各行人才。为了适应这种社会环境的需要,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教育思想就应运而生了。

2、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思想促使了其思想产生。

国际资本主义完成了向帝国主义的过渡, 把争夺的中心集中在东方, 尤其是中国。而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是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屡遭外侮。《辛丑条约》的签订, 更是雪上加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认为要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就要依靠全民族的力量, 最关键是发展教育。

3、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在教育思想上的论争。

论争从1901年开始, 全面展开的标志是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及其机关刊物《民报》问世以后。主要辩论战场是东京, 革命派以《民报》为主要阵地, 改良派以《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在教育问题最大分歧就是革命与教育关系的问题。改良派主张教育救国论, 而革命派则主张教育应该与革命并行。所以,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与改良派的论争中逐渐形成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教育思想。

(二) 、主观因素

从资产阶级革命派主观努力来看, 其教育思想的形成与他们详尽观察研究西方有直接关系。他们向欧美借鉴了思想武器, 分析出其成功的原因就是重视教育。正因为如此, 他们极力主张兴办教育, 并且吸收他国思想和经验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教育思想。

二、基本内容

(一) 、抨击封建专制教育, 批判改良主义教育, 提倡革命教育

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服务于封建专制制度的纲常名教和传播封建思想的教育进行了批判和抨击。他们主张的革命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自由独立的国民, 进行民主革命。孙中山戳穿封建教育宣扬尊孔读经是为了禁锢人们思想的实质。章太炎指出批判孔教, 揭露封建教育目的。陈天华则提出批评清朝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和尊孔法古的封建教育, 主张学习欧美和日本。邹容主张实施革命教育, 造就资产阶级革命需要的人才。革命派传播了“革命教育”的主张, 宣传了本阶级教育宗旨和性质。

(二) 、宣扬民主平等教育

中国封建教育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性。封建地主阶级掌握了教育的领导权。人民群众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孙中山认为要铲除这种不平等, 就必须起来革命, 推翻封建制度, 建立民主共和国。同时孙中山还号召妇女自立, 要进学堂读书。蔡元培在北大倡导平民教育, 主张男女平等受教率先在北大招收女生, 开创我国大学实行男女同校的先河。

(三) 、以和谐发展的教育为主要内容

和谐教育要求通过教育使受教育者在体力、智力、美感和品德诸方面都得到和谐发展。辛亥革命成功后, 革命派便大力提倡和谐发展教育。首创者是蔡元培。他根据自己的留学经历, 遵循资产阶级要求个性解放, 自由发展的需要, 提出了和谐发展的五育方针。即:军国民教育, 实利主义教育, 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蔡元培“五育”方针的提出具为民主革命教育思潮增添了重要内容, 开辟了资产阶级教育的新时代。

三、作用和影响

(一) 、兴办新式学堂, 培养知识分子

爱国学社的创办是实践其教育思想和兴办新式学堂的光辉一页。学社在组织形式、学习内容、学校风气上都独树一帜, 其宗旨是“重精神教育, 所授各科皆为锻炼精神, 激发志气之助”。向青年灌输革命思想, 宣传爱国革命道理。并且还教授制造炸弹的方法, 民主气氛非常浓厚。同时, 东南各省也出现兴学之风。他们开办的爱国女校, 提倡男女平等, 妇女独立。由于他们极力鼓吹游学, 从而培养出一大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新式知识分子。

(二) 、为革命培养接班人

他们兴办的学校特别重视对青少年进行军国民教育。这样就是不少青年学生在走出学堂后, 较快地参加了武装反清革命行列。同时, 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以参军当兵为荣, 纷纷投入新军的队伍, 并成为以后革命军队的骨干。

(三) 、提高人民政治觉悟, 加速革命形势发展

是他们的教育主旨是提倡教育为革命服务。他们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编成血泪歌词在城乡各地唱诵。不少革命志士还直接投身到会党和新军中进行革命教育活动, 从而把旧式的秘密会社纳入了正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轨道。

尽管民主革命教育思潮所历经的时间不长, 但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此时的中国正值封建主义教育向资本主义教育发展的转折时期, 又在传统旧教育迈向新教育的过渡时期, 中西文化教育冲撞与融合时期, 此时民主革命教育思潮的兴起, 就更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参考文献

[1]董宝良, 周洪宇主编, 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潮与流派[M].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7

[2]李子林, 略论本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教育思想[J].华中师院学报, 1982 (5)

[3]孙培青主编, 中国教育史 (修订版) [M].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4]王炳照, 郭齐家等编, 简明中国教育史[M].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新自由主义思潮评析 第9篇

实际上, 新自由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政治学家在谈论美国政府的政治路线时所说的“新自由主义”, 我们可以将它简称为“政治上的新自由主义”;另一种则是经济学和经济政策上的“新自由主义”, 我们可以将它简称为“经济新自由主义”, 其在经济学界的代表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主要来讨论“经济新自由主义”即20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 与国家干预主义相对立的经济自由主义。

一、经济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自由主义是产生于17世纪英国的一种思潮, 其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1.古典自由主义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古典自由主义是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曾经起过反封建主义的积极作用。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 经济自由主义便开始具有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性质。

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者, 当属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斯密从人性即资产阶级的利己本性出发, 论述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 即受利己心支配的每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 为避免别人损害自己的利益, 就不能不考虑别人的利益, 于是在人与人之间就产生了共同的利益。他认为, 满足利己心最好的途径是实现经济自由, 而不是国家干预。斯密主张由“看不见的手”对经济进行调节, 让资本家完全自由地从事经济活动, 自由经营、自由生产、自由贸易, 极力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斯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 就是由于自由竞争和价值规律的作用, 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时候也会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因而市场经济能得以迅速发展。国家只能起“守夜人”的作用, 不能干预资产阶级的经济自由。

经济自由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大卫李嘉图, 他采纳了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 认为每个人受利己心的支配而采取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的功利主义, 是支配人们行为的准则, 每个个人在对己有利也可能对国家和社会最有利的情况下, 不受任何限制和束缚地自由运用其劳动与资本, 自然也就会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在经济政策上, 李嘉图继承了斯密的基本思想, 反对国家干预, 主张自由竞争。他断言, 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会违反“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原则, 政府所“做的全部事情, 就是避免一切干预, 既不要鼓励生产的一个源泉, 也不要抑制另一个源泉”, “在没有政府的干预时, 农业、商业和制造业最为繁荣”。除此之外, 李嘉图还把无拘无束的对外自由贸易视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 同样也主张自由贸易, 强调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他提出了被后人称为“萨伊定律”即“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的理论”。萨伊把商品交换还原为买同时是卖的物物交换。他认为, 货币只是在一瞬间起媒介作用, 买卖是完全统一的。因此, 商品的供给会为自己创造需求, 社会上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必定是相等的, 即使在某个时候个别部门会出现供求脱节的情况, 但由于价格机制的调节, 局部的、暂时的供求失衡会趋于消失。萨伊定律旨在论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和自我均衡的调节性, 因而国家应放弃对经济的干预, 应鼓励自由地发展生产, 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这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 也和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时期的社会发展要求相一致。

萨伊定律为后来的许多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所接受, 成了19世纪经济自由主义者反对国家干预、否认经济危机的有力武器和理论支柱。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派, 其全部理论分析是建立在经济自由主义之上的。马歇尔认为, “竞争”一词不能很确切地适用于现代工业生活的特征, 而必须用“产业与企业的自由”, 或者更简单地说“经济自由”代替它。在经济自由的条件下, 消费者有选择消费品的自由, 雇员有选择职业的自由, 生产者有进出某一行业和选择生产要素的自由。个人自由选择的活动形成市场机制, 而市场机制又决定商品和要素的价格, 从而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 并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至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那也是人们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自由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结果。总之, 马歇尔认为经济的自由发展是和谐的、会使社会受益的。

2.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是现代资产阶级右翼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米塞斯1920年发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当时, 米塞斯是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一位教授, 他通过举办私人讲座, 培养了哈耶克等一批新自由主义者, 即新奥地利学派。但是从19世纪三十年代一直到六十年代初期, 新自由主义都处于低潮时期, 并且被人们称为“怪论”。

但是在20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 情况发生了改变。当时, 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基本理论主张与西方各国经济的“滞胀”现实相抵触而陷入困境, 从而导致新自由主义乘机抬头, 逐渐形成一种国际性的经济思潮。

新自由主义是一个包括众多学派的思想和理论体系。狭义的新自由主义主要是指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广义的新自由主义, 除了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外, 还包括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 以卢卡斯、巴罗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 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 以拉弗、费尔德斯坦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 以萨克斯为代表的曾任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政府经济顾问的美国经济学家, 以伊萨克森等为代表的曾为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出谋划策的北欧经济学家, 以科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等等。新自由主义不同学派的影响范围不同。在英国对撒切尔政府影响最大的是哈耶克、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学说;在美国对里根政府影响较大的是供给学派的新自由主义;对俄罗斯、东欧地区影响较大的为萨克斯、伊萨克森等人的新自由主义;在我国, 当前影响最大的是以科斯为首的新制度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

这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各流派在理论上, 一脉相承地继承了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 但又各具特色。伦敦学派的主要代表认为哈耶克, 不仅明确主张自由化, 强调自由市场、自由经营, 而且坚持认为私有制是自由的根本前提。他反对任何形式的经济计划和社会主义, 认为垄断、计划化、国家干预始终与无效率相联系;货币主义学派认为货币是支配资本主义产量、就业和物价变量的唯一重要因素, 把控制货币增长率当作宏观经济管理的关键所在, 反对任何其他的国家干预;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卢卡斯以经济人理性和人的行为理性预期假设为前提和立论基础, 用货币周期模型论证和说明了经济波动的原因, 并得出了凯恩斯主义政策无效因而无需政府干预经济的结论;供给学派依据萨伊定律, 主张用减税和废止各种法律章程以刺激生产, 增加供给。虽然新自由主义各流派有不同的政策主张, 但是它们都具有一些共同特点。比如, 把经济自由视为经济学的最高原则, 这里的经济自由包括拥有私人财产的自由、消费自由和就业自由等;强调市场机制调节经济的完善性;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 等等。

二、新自由主义的现实表现及其实质

在新自由主义看来, 个人私有制是至今为止最完美的制度。私有制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 以私人企业制度为前提的自由市场经济能真正发挥个人自由, 实行个人至高无上的自主权、自由选择权;能充分调动每个个体的积极性、主动性, 实行资源的有效配置。资本主义性质的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 能够充分实现个人自由的理想。因而, 主权国家要实行“市场改革”, 对国有企业私有化, 解除对私人市场的管制, 提高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 促进经济的发展。

新自由主义主张国际范围内的经济问题要依靠自由竞争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来解决, 坚决摒弃任何妨碍自由市场的政策和措施, 提出世界范围内只有市场的主权而没有国家的主权, 极力宣扬以自由贸易为特征的经济一体化模式, 并提出了一系列理论, 如“市场决定论”、“全球化决定论”、“主权国家无用论”等等来证明以上观点。在新自由主义看来, 全球范围内应该实行以国际经济组织为主导的“国际调节”, 主权国家对国内市场的保护和经济的干预和控制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 主权国家已无足轻重, 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他们主张自由市场力量最大化, 国家主权最小化。

1990年, 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牵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及拉美国家部分学术机构代表共同召开了一次会议。此次会议最终达成了“华盛顿共识”。鉴于其所带有的经济自由主义特点, 华盛顿共识又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型。

华盛顿共识的各种主张都可以归类为三个方面:一是私有化, 即使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巩固私有产权的一系列措施;二是自由化, 实行外贸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三是“稳定化”, 即执行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多边国际经济组织所推行的包括使汇率贬值和紧缩性财政政策等在内的稳定化计划。华盛顿共识基本上反映了现今西方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流看法, 因此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所鼓吹的经济政策, 也似乎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理论所必须奉行的金科玉律。“华盛顿共识”最符合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核心是尽可能地弱化国家的作用, 主张市场对经济关系的绝对统治。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经济”越是自由化, 他们就越方便征服地球, 实现其利益最大化。

三、对我们的启示

自20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 进行了以开放市场和私有化为重要支撑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这股风潮席卷拉美, 并推动了拉美经济的一段繁荣。但是, 20世纪八十年代, 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普遍陷入“停滞”, 出现了所谓“失去的十年”的现象。以1998年巴西金融危机为转折点, 尤其是在2001年的阿根廷危机之后, 由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所导致的深层次矛盾激化并爆发了。一些拉美国家的国民经济倒退严重, 多数人民深陷贫困, 两极分化情况严重。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及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东亚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也同样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这些国家几乎都遵循着相同的轨迹:即他们都是在“市场万能”的神话面前, 在削弱政府经济干预职能的过程中, 使本国经济走向崩溃边缘的。但是, 事实上, 新自由主义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行双重标准。发达国家从未实行过彻底的新自由主义, 而它们却要求发展中国家实行不折不扣的新自由主义。

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 我们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说时, 一定要与其历史环境相联系, 特别要与我国现实的经济状况和实际条件结合起来, 科学地吸收其中合理的成分,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在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 走自己的路子, 创立自己的经济学说。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衡量自己的现实基础, 趋利避害, 制定一套符合本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战略。对于新自由主义思潮, 我们同样要采取谨慎的态度, 尤其是关于新自由主义以下几个方面的主张, 我们更要切合自身的情况, 正确地看待。

1.关于绝对自由化

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自由化, 主要是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等, 这实际上是对经济弱势国家的经济主权的弱化。而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强化国家主权意识, 用经济主权来保护本国的利益特别是对金融自由化要持谨慎态度, 保留国家对金融强有力的监管和调控能力, 以维持国家的经济独立和经济安全。

2.关于全面私有化

这一点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 也是无法实现的。它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 就越需要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流通, 不可能建立在纯粹的私有制基础上, 有些必须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更不可能全盘私有化, 而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

3.关于全面市场化, 反对政府干预

美国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 除里根政府在若干领域推行新自由主义之外, 历届政府, 包括里根前的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卡特, 里根后的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 都奉行或基本奉行国家干预主义。但是, 里根后的几届美国政府实行政策二重化:对内, 基本实行国家干预主义;对外, 却压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彻底实行新自由主义。这样的做法实际上只是为了美国的利益。所以我们应该坚持政府利用财政、金融等经济手段, 以及指导性发展规划等措施, 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

摘要：新自由主义是上个世纪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政治经济范式。一个时期以来, 新自由主义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理论界、思想界乃至政界等等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考察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历史和现实表现, 对其本质做出透彻的分析。最后根据以上考察和分析,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得出了几点启示。

关键词：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本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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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管理思潮 第10篇

21世纪头十年的管理时尚

文|刘文瑞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管理学家》学术主编

在中国崛起的21世纪最初10年，管理时尚令人眼花缭乱，有如街道上的流行色一样在不停变换。所谓时尚，必须要有行业性的关注，而且会形成一定数量的跟进，过一段时间则会沉寂。如果一个时尚能够长期流行下去，那就不再是时尚。按照这种标准衡量，这10年构成时尚的管理现象，有对执行力的追求、中国式管理、流程再造、蓝海战略、基业长青、精益管理、战略定位和市场定位、核心竞争力、平衡计分卡、学习型组织、服务外包、低碳制造等等。引领时尚的，都是风光一时的知名人物，除理论界那些提出流行模式的学者外，时尚的推手是管理咨询者，如哈默和钱皮（流程再造）、柯林斯（基业长青）、圣吉（学习型组织）等等。站在时尚前列的弄潮儿，则是著名公司的创业者或领头人，如稻盛和夫、韦尔奇、乔布斯等等。媒体的推波助澜，对时尚起着放大效应，使各种管理时尚看起来更为耀眼。本文以流程再造、核心竞争力、平衡计分卡、学习型组织四个时尚为代表，用来窥探管理时尚在中国的动向。

流程是个老概念，而流程再造成为时尚，是从1993年哈默和钱皮出版《公司再造：企业管理革命的宣言》开始的。一时间，再造之风刮遍世界。此时，正值中国进入“胆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点”的增长时代，所以，得到中国企业的快速跟进。比较典型的，是海尔集团于1998年9月开始的以市场链为纽带的业务流程再造。这一再造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按照当时的报道，海尔由此实现了流动资金的零贷款。此后，中国电信、蒙牛集团等企业，也纷纷展开企业再造项目。以中国电信为例，按照媒体报道所言，2001年以来，先后进行了客户管理、产品管理、网络计划建设、网络运行维护、战略管理、财务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七大流程的重组和再造。不少学者（如芮明杰、钱平凡、袁安照等人）还写了针对中国的流程再造专著。大量的中小企业，在2001年前后，广泛开展了五花八门的流程再造活动。

但是，随着再造运动在中国的推广，相当多的再造并未收到预期的明显效果，有的甚至落入灾难的深渊，其中失败最惨的是实达电脑公司。所以，流程再造在中国一登场，就毁誉参半。流程再造的实施效果，也远远达不到哈默和钱皮所说的“彻底变革”和“显著进展”。不过，经过流程再造的中国企业，大部分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改善。尤其是长期效益不佳的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如大量国有煤炭企业、公立医院等，通过流程再造，加速了它们向市场化方向的发展。

中国的这种流程再造，与美国兴起的流程再造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在美国，流程再造是针对科学管理和科层制造成的分工过细、远离顾客、反应过慢、技术至上等问题，而中国的流程再造，是要解决原来的计划体制下不讲效益、官僚习气等问题。简单说，美国的流程再造，是在完善的市场体制下增强企业对顾客的回应和服务能力，中国的流程再造，是在体制转轨中形成面向市场的竞争能力。前者是以顾客为中心，后者是以企业本身为中心。这一时尚的流行，对加速中国企业向市场的转轨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实际上，对中国企业来说，不是“再造”，而是“新建”，不管叫不叫再造，相当多数企业尤其是国企，都在1990年代以后面临着向市场转轨的变化，再造与转型重合。所以，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建立，在2001年以后几年，再造运动在中国逐渐由热变冷，即便还有再造，也已经成为企业经营中的常务而不是运动式的热潮。

核心竞争力概念是由印度裔学者普拉哈拉德于1990年代提出的。尽管在西方它与流程再造几乎同步，但在中国，它的流行要晚于流程再造，大体上，是在2001年以后才引起了较多的关注，到2005年以后，关于核心竞争力的文章和报道迅速增加，而且到现在还没有降温的趋势。之所以核心竞争力要比流程再造晚一步，实际上是由它们的内涵不同造成的。没有流程的健全，就根本谈不上核心竞争力；而随着流程的调整，企业实现了面向市场的转型，这时核心竞争力才会引起企业领导人的重视。

按照普拉哈拉德的说法，核心竞争力属于企业整合知识和技能所形成的特性，是一种不能拷贝、难以模仿、属于特定企业、能够带来顾客价值的综合能力。中国企业对核心竞争力的追求，是出于形成竞争优势的内在需求。同流程再造不一样的是，核心竞争力在中国企业并未像流程再造那样形成跟风式的浪潮，而是一种水面下的潜在涌动。凡是强调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往往是在发展战略中遇到了困惑，运用波特的五力模型或者运用SWOT分析法难以确认自身优势时，试图通过对核心竞争力的确认和培育来推动企业的发展。所以，流程再造多是企业经营出现重大问题，尤其是面临并购重组时采用的手段，而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多是经营状况较好的企业为未来进行的准备。流程再造是下重药，核心竞争力是练耐力。作为一种时尚，核心竞争力在中国尚未退潮，而且有转变为持久追求的倾向。

但是，中国企业所说的核心竞争力，同普拉哈拉德的原意有所不同。在中国，人们一般把拥有专利技术、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看做核心竞争力的表现。除了理论界在核心竞争力的研究上注重知识论角度的分析外，实践领域说到核心竞争力往往是从占据制造业的领先地位入手的。所以，中国所说的核心竞争力，往往达不到“不能拷贝”和“难以模仿”的水准，只是强调技术领先和知识自有。这不能责怪中国企业不明白，而只能看做现实状况不允许。因为如果按照普拉哈拉德的标准来衡量，哪怕是十分优秀的中国企业，能够达到者实属罕见。但中国企业又不甘心屈居人后，所以只能委屈一下普拉哈拉德。

平衡计分卡在中国的兴起，要比核心竞争力更复杂一些。1992年，美国会计师卡普兰提出了平衡计分卡。但这一战略工具在西方成为流行时尚，是在1996年卡普兰和诺顿出版《平衡计分卡—化战略为行动》这本书之后。这一次，中国的跟进相当快速，就在卡普兰出版这本书的同时，中国的企业就开始引进和推广这一战略工具。1996年，得到卡普兰授权的博意门咨询公司在中国实施了首个平衡计分卡项目。2001年以后，平衡计分卡开始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得到应用。而且在这种应用中，中国企业还添加了自己的调整和创造。例如，2003年，华润集团以平衡计分卡的理念为基准，建立了他们的6S管理体系。在中国企业推广平衡计分卡的同时，卡普兰还数次来中国演讲，为这一工具在中国的生根开花助力。

但是，由于中国与美国的国情差异，推广平衡计分卡也有所不同。卡普兰强调，平衡计分卡是一种战略工具，它的主要用途是要解决企业运行中绩效管理和战略目标的脱节问题。但在中国，平衡计分卡主要用来进行绩效考核。按照卡普兰自己的估计，推行平衡计分卡的企业，半数以上都未能真正发挥它的作用，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把平衡计分卡当作绩效测评的指标体系。而中国的企业，多数恰恰就是这么做的。不仅企业这么做，甚至包括中国的教科书，也按照这种思路来理解平衡计分卡。比如，在中国有着广泛影响的教育部推荐教材《管理学》（芮明杰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三版），尽管对平衡计分卡有较准确的介绍，但在内容安排上仍然把它放在绩效评价章节。现实中真正把平衡计分卡与战略紧密结合起来的中国企业更为少见。所以，平衡计分卡在中国，更多地是作为改进绩效测评的具体方法，使其失去了战略衡量作用。不过，即便与战略没有衔接，单纯从绩效考核着眼，平衡计分卡也有积极意义，尤其是它关注长期效益以及学习成长，使中国企业在推广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克服了以往绩效评价中过于关注短期效益、关注财务状况的偏失。在一定意义上，平衡计分卡在中国，是此前各种流程与绩效管理方法的综合增强版。

学习型组织在中国是流传最广也最为持久的管理时尚之一。在西方，学习型组织的概念出现较早，从1978年阿吉里斯与舍恩合著《组织学习》开始，其理论研究就已经走向成熟。但是，在西方，学习型组织并未形成流行性时尚。自从1990年彼得·圣吉发表《第五项修炼》之后，它才在企业中蔚然成风。1994年，《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践》从台湾传到大陆，有了简体中文版。此后，组织学习的热潮就在中国迅速扩展开来，这本书仅仅上海三联书店一个版本，就重印40多次，发行近70万册。有许多公司，给员工人手一本。尤其是在中共高层发出倡导以后，学习型组织在中国几乎无所不在。不仅是企业要创建学习型组织，而且整个社会要创建学习型机关、学习型单位、学习型社区和学习型村民小组等等，一直扩展到创建学习型社会，2010年2月，中共中央还提出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这一时尚至今还在流行。在这一传播过程中，圣吉本人也多次来华，自从2002年9月圣吉首次来华讲演后，他似乎对中国情有独钟，有时一年来两次，又是论坛又是对话，大讲特讲他的修炼术。

作为一种影响极广的管理时尚，学习型组织在中国的本土化也最彻底，各种文件、领导讲话等等，几乎都把这种特定意义的学习解释为中国式的学习。所以，这一时尚在中国更像以往的整风学习、思想教育方式改进版，几乎失去了追求组织与个人和谐共进的本来意义，多多少少变成了一种灌输上级意图、提高下级忠诚度和积极性、增强全局观念的传统学习方法，混淆了团队学习和个人学习的差别，几乎没人能说清通过团队学习实现个人价值的逻辑，仍然立足于提升个人能力就可以为组织做出更多贡献的传统观点（这种个人能力提升恰恰要求增强个人对组织的依附性）。不过，因为圣吉的思想毕竟有阿吉里斯等人的理论垫底，《第五项修炼》毕竟贯穿着个人独立性创造性的培育，提供了隐性知识显性化、个人知识团队化的实现路径，所以，在中国的组织学习浪潮中，对以往的灌输和填鸭方式有所改进，对个人依附于组织的状况有所弱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使相关组织注意到了知识转化问题，具有改进传统学习的作用。但是，“双环学习”的反思，“熟练性无能”的克服，基本上没有实现。

管理时尚还有许多，上述四种时尚可以概括出10年来的大体走向。流程再造以及对执行力的关注（例如一度曾经十分流行的《把信送给加西亚》），都同制造大国的现实有关，其内涵是试图根据中国的实际，进一步提高制造效率和企业效益。而改造现有组织框架的努力成功者不多，战略定位的把握性不大，于是，企业往往偏重于对竞争力的追求和对绩效的考量，以及如何提高员工的能力和士气，形成自己的优势。上述来自西方的管理时尚，在中国的流行过程中都掺杂糅合了更多的中国因素，使它们已经变成一种中国式的时尚。“欧美范儿”是一种橱窗中服装模特的姿态，走到大街上就变成了中西混搭。

同20世纪90年代相比，近10年的管理时尚有了一个很大变化，即企业自主性的增加。上个世纪，时尚是由政府引领的，红头文件和首长讲话往往是时尚走向的指南。一旦流行什么，全国几乎清一色。而市场体制打破了政府指令和号召的“配给”模式，使时尚变成了企业的自身追求。这10年的时尚往往是企业自身发动并跟进的。除了学习型组织有着官方的动员背景外，其他时尚，并不是由官方布置的，而是企业自主的，因此可以说，以往的时尚“步调一致”，而如今的时尚则“我行我素”。当然，作为时尚，肯定存在模仿和跟风现象，但已经告别了清一色时代。不过，由于市场体制的不成熟，多数企业知识型员工的比例较低，基层管理水平跟不上，所以，虽然在全国范围告别了动员式时尚，但在具体单位中依然还是动员式时尚。时尚的动力不在于员工的自发追求，而在于高管的单方向努力。

简析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第11篇

一、民主社会主义的称谓与内涵的变化

“民主社会主义”源自19世纪早期的欧洲, 初称“社会民主主义”, 是直接从“民主主义”发展而来。在“民主主义”前加上“社会”二字只是为了同过去所有的“民主主义”称谓相区别。它除了关注政治方面的民主, 还涉及经济、社会等广泛领域内的民主问题。1895年恩格斯辞世后, 社会民主主义逐渐退化为资本主义的改良理论。伯恩施坦在1918年的《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演中, 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者”产生于欧洲1848年的革命。1951年, 社会党国际在《法兰克福声明》宣言中把“社会民主主义”颠倒为“民主社会主义”, 其目的就是为了凸显它是“民主”的社会主义, 以区别共产党人的“专政”的社会主义。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 西方的社会民主党又把称谓再颠倒回来, 又叫“社会民主主义”。历史上, “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交替使用, 它们是同义互指的。

但名称的更改不是更改名称这么简单的一回事。两易其名, 有着深刻的利益考虑。把“社会民主主义”改为“民主社会主义”, 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潮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社会民主党人始终认为自己同共产党人之间并无原则和方向上的对立, 在实现“社会主义”这个最终目标上是一致的;尽管, 在对待实现的具体途径和方式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可是, 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在解体苏联的过程中也出力不少, 但没有因此捞到好处, 反而“社会主义”这块招牌却被广泛妖魔化,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被搞得臭不可闻。所以, 社会民主党怕受到“牵连”, 就打算以改变名字的方法, 在形式上撇清自己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当然同时撇清的还有他们同“社会主义”的本质的关系。

二、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

今天, 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关系, 尽管在其纲领中冠以“社会主义”的名号;这如同法西斯也把自己叫做“国家社会主义”一样。不可否认, 在历史上, 民主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还是有一定的“渊源”。

最初, 19世纪上半叶, 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颇为相似。进而表达着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相同的利益诉求, 并没把全部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的经济纲领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可是, 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迅速传播使得社会民主党不得不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洗礼”, 慢慢地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这时的社会民主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有大部分理论主张是重叠的。譬如, 进行阶级斗争、夺取革命政权、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全民所有制公, 等等。即便如此,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对社会民主主义持保留看法, “社会民主主义”毕竟还没有达到“科学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的高度。

接着, 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主导思想。恩格斯在世时就对修正主义强烈批判, 之后在伯恩斯坦、考茨基的影响下, 社会民主党纷纷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实质, 高举资本主义的改良旗帜, 抛弃革命、走“和平斗争的议会路线”, 要与资本主义共存共亡, 当好资本主义枕边的医生。这样, 社会民主主义竭力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大肆吹嘘“和平长入”理论, 要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通过和平与合法的议会道路来使资本主义“进化”为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严重地对立起来, 水火不容。

第三阶段, 二战后, 社会主义伴随着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运动而兴起。世界劳动人民艰苦卓绝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首先就是震动了资本主义世界。各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得不采取妥协战略, 实行较高的社会福利。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纷至沓来, 民主社会主义盛极一时。北欧这样的高福利资本主义国家就被有些人树为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典范”。毕竟叫法终究只是叫法, 剥削和私有在那里仍旧存在。而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的都是在落后的地区和国家, 而不是发达的、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 那么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挑起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这本应由资产阶级承担的历史任务。制度可以逾越, 但生产技术、物质基础却是不能逾越的。幼年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国家与国家间的, 国家内部的等不一而足。这些都是促使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在曲折的道路上前进、在螺旋的形式中上升的根本原因。苏联解体后, 很多国家抛弃了社会主义旗帜, 民主社会主义也不再需要各种掩饰。社会民主党, 就如同早些时候要拼命地把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生硬地添上“社会主义”的标签一样, 开始歇斯底里地诋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 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极尽污蔑之能事。以至于有的时候都忘了, 在其称谓中, 还有“社会主义”几个大字。担任过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写了一本大作, 《大失败21世纪共产主义的消亡》。他谈到, 民主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常常是同共产主义学说的吸引力进行斗争, 为共产主义的模式提供另一种民主选择的有效方式。因而, 很清楚:“民主社会主义”在当代到底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 它所指的道路到底是什么道路, 便可“管中窥豹, 可见一斑”了。

三、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及其评价

自伯恩斯坦以来, 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本主张就没有变过:试图通过有效的改良措施来解决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病, 所以一直是资产主义的改良主义。

第一, 社会主义只是道德的需要, 而非历史的必然。民主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道德价值和道德判断, 人的关系是道德关系。利用这种道德力量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和对抗, 以道德为纽带实现不分利益集团的人的团结和相互的友爱。社会党国际明确宣称“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必然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没有必然规律。他们认为, 马克思主义如此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胜利是公然违反人性和人的价值伦理, 排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是宿命论, 具有否定价值观念的“反伦理”本质。人性与人的价值伦理竟然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天然对立的。由此可见, 对立的并非人性, 而是阶级利益。民主社会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理解尚且如此, 还有什么值得批判呢?“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而人的社会关系又是变化的, 因而人的本质也是变化的。认为人性具有永恒性和抽象的神圣性, 这和封建时代认为神性是不可侵犯的观念一样, 在本质上是同一个东西:资本主义的人性和封建社会的神性, 都是阶级性的变种。

第二, 民主是最高形式;自由、民主、人权、公正、互助不仅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手段, 而且是社会主义的实质。它们不仅是手段, 也是目的。所以, 社会主义运动就只能在资产阶级宪法允许的范围里, 进行“法制的”、“有教养”的运动了。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德斯堡纲领”到“社会党国际的斯德哥尔摩原则声明”, 社会民主党一直把自由、民主、人权、公正、互助等奉为社会主义的核心和基本理念, 非要把社会主义运动说成是争取自由、社会公正和团结的国际运动。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民主这些价值概念, 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 是针对封建农奴制度提出的, 是一种更高级的、更隐蔽的“奴隶制”代替了初级的、明显的“奴隶制”。诚然, 这些价值观同封建专制比起来当然是革命的、进步的, 但是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比起来, 则是反动的, 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的。这如同, 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比起来是发展的, 而和资本主义制度相比则是落后的道理如出一辙。不否认改良的善意, 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人们是否有改良的善意和愿望, 而在于能不能通过改良方式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剥削事实和各种尖锐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是, 绝对不能。

第三, 用共同参与的经济民主来补充议会民主。社会民主党认为, 想要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 这是遥不可及的缥缈的幻想, 而经济中的决策权真正民主化才是真正实实在在的权利。二战后,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了雇佣工人参与企业高层决策和基层管理的举措, 对改善工人的处境、维护工人的眼前利益有较大的帮助, 进而改善了劳资关系、缓和了企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在民主社会主义者看来, 这一系列措施, 就是真实的社会主义。没有人否认这是一种进步, 但社会民主党人却看不到, 这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顺带的一个有益成果, 正是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之一, 而不是在资本家圆桌上谈判的结果。而自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谷后, 这样的果实正在消失殆尽。另外, 这样的经济参与和决策是不可以“解雇”雇主的;也不能把资本家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给“决策”给工人。总之, 主人为了自己的牲口能够更好地被使唤, 给予它们更好的食物和更充足的休息是必然的;这些完全取决于采用什么样的方式使主人收获最大的利益。

第四, 主张实行普遍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把实现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看作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因为, 在他们看来, 只有实现了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 公民具备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基础条件, 才谈得上工人的自决和自我实现, 否则, 一切都是空谈。所以, 他们坚决主张消除贫困, 实现收入和财富的公平分配。要看到, 资本主义国家这些措施的施行是由诸多原因促成的。既是工人运动直接的成果, 也是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奠定的物质基础的作用。相对贫困差距越来越大, 市场消费不足已经严重影响到产业资本家扩大再生产了, 这样的物质福利正在以相反的形式表现自身。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以任何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 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其实, 由资本主义国家以福利形式再分配给雇佣劳动者的财富不过是劳动者创造出来的、本就属于劳动者的、但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已。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贫富两极分化的制造机器, 怎么可能用修补这台机器的方式实现消灭两极分化的目标呢?

第五, 用经济的民主监督取代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20世纪50年代以后, 奉行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争取和捍卫自由和公正的事业, 因此并不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 应该以经济的民主监督取代消灭私有制的历史任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 社会党国际的代表大会宣言中, 这个问题提都不提。如果前面几条还是不痛不痒的主张, 那么这条则是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最本质的区别。正因为不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 所以前面的所有主张都是泡影。从事实上讲, 越是通过这种改良方式“延长资本主义寿命”, 其后果就是,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也不能适应劳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历史阶段时, 会更加严重地阻碍社会进步、会越发地加重对劳动者的强制剥削和压迫。所以, 无论民主社会主义如何实践自己的纲领、如何高喊社会主义口号, 他们得到的都只能是一种说法而已, 而且必然是维护资本主义的说法。但是,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4]

四、结语

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作为客观存在物必然会产生深刻的社会影响。“思想’一旦离开利益’, 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5]“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越阶级的思想体系”。[6]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存在, 只要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那么涉及大是大非的路线问题、原则问题, 就必须保持高度清醒。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吴邦国在2011年3月10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向全世界郑重申明“五个不搞”;胡锦涛在2012年的“十八大党代会”上向党和人民庄重承诺“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路漫漫其修远兮”, 今天, 我们必须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 树立牢固的、科学的、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学会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去分析问题,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性、人民性;站稳立场、坚定信念, 自觉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西学东渐”, 对我国社会思潮和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所以, 必须对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做全面分析:民主社会主义的称谓和内涵的变化、发展阶段及基本主张。这对认清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 自觉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 以及把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的高潮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民主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

[1]瞿秋白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144.

[2]王炳权.论社会思潮的基本特征[J].思想理论教育, 2011 (1) :11.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18.

[4]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41.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