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外交范文

环境外交范文（精选12篇）

环境外交 第1篇

一、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理论研究的兴起

1、环境外交相关理论研究的支撑

在环境外交理论研究兴起的同时, 冷战后国内学者也从不同的研究视角, 对环境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为环境外交的理论和实践供了相关理论背景的支持。主要有:国际政治的非传统安全研究中的生态安全研究, 国际政治的地缘政治研究、政治学的生态政治研究、环境经济学研究、环境伦理学研究、环境法学研究 (包括环境法与国际环境法) 、环境科学研究等, 其中发展最为迅速的是环境经济学研究、环境法学研究、生态安全的研究。胡鞍钢提出了绿色发展要以人为本, 要使经济和环境统一协调发展, 得到了国合会外方首席顾问汉森的高度肯定。1国内在环境领域相关学科的发展, 为中国国内开展环境外交工作, 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理论支撑, 提高中国参与国际环境外交的能力和底气。但是相关学科的发展, 也从另一个侧面暴露出了国内环境外交理论研究的滞后。以环境法为例, 中国目前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国内高等院校, 都已经建立了环境法研究中心, 设立了博、硕士点, 社科院法学研究所也下设了环境与资源法专业。对比起来, 环境外交的研究力量和研究地位非常薄弱, 不符合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发展的需要。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在理论研究兴起的同时, 面临着理论建构的问题。

2、中国环境发展与国际合作委员会的研究贡献

中国环境发展与国际合作委员会 (简称国合会) , 从1992年成立至今, 在将近20年的工作中, 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 提出了一系列的前瞻性、预警性的理论、策略和方法。国合会的工作目标有三项与环境外交有关, 可以概括为:促进中国环境与发展等方面的国际合作;向中国政府提供国际环境与发展领域的经验, 并协助中国向外推介在此领域的成就、经验;提高中国参加以及履行全球性国际环境行动计划和参与国际公约谈判的能力。

二、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组织体系的调整

1、冷战前中国环境外交的组织结构调整情况

1973年, 作为中国参加人类环境大会的成果之一, 中国成立了国内环境保护的第一个国家级机构———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 (简称国环办) ;1982年, 经过第一次机构改革, 在国环办的基础上成立环境保护局, 归属当时的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 也就是建设部;1984年, 中国环保总局更名国家环保局, 依旧隶属于建设部, 1985年, 国家环保局设立了外事处, 负责开展环境外交;1988年, 国家环保局从建设部分离出来, 更名为国家环境保护局, 并于同年, 成立了外事办公室, 具体负责环境外交工作;1989年, 我国官方首次明确提出了环境外交的概念, 为加强环境外交工作, 外交部国际司、条法司开始介入环境外交, 由专人负责环发事务。国家环境保护局成为仅次于外交部地位的环境外交机构。

2、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组织体系的调整

1993年国家环保局升格为副部级直属局;1998年国家环保局升格为正部级直属局, 更名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1999年, 国家环保局颁布了《全国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纲要》 (1999-2002) , 对于冷战后环境外交工作组织体系的基本框架, 进行了全面的勾勒:

(1) 规定了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组织体系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2) 规定了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组织体系的工作内容:做好国际环境公约的谈判和履约工作;进一步扩大国际合作;提高中国在区域环境外交中的地位, 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发挥环保中心作用;提高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重大外事活动中, 环境保护内容的比重, 推进地方政府开展环境外交;加强对外环境经济及技术合作, 及时引进技术和资金等。

(3) 规定了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组织体系的保障措施:

智力支持:以国合会专业工作组的研究作为决策保障, 充分发挥其作用。

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环境外交机构和队伍建设, 重点加强地方环境外交的机构和队伍建设, 在有条件的和重点相关地区, 设立专门机构, 其他地区设立专管人员。从而保证了中央到地方环境外交组织机构的完整衔接。

人才储备:采取对外交流、培训、培养等方式, 储备环境外交后备力量;选拔优秀人才向国外推荐, 扩大我国环境外交的影响。

理论支撑:加强环境外交领域的热点问题、重点领域的研究, 深入开展调研, 及时提出对策。

舆论宣传与信息储备。

2008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升格为环境保护部, 由环境保护部国际合作司负责环境外交工作。目前中国环境外交的具体分工如下:在环境保护部内部, 国际合作司负责环境外交具体事项的研究建议、承担履行国际环境条约、开展国际环境合作、负责联系国际环境组织等;由环境保护部政策法规司, 负责管理国际公约的国内立法配套工作;由核安全管理司, 负责核与辐射安全司、自然生态保护司负责相关国际公约的国内履约;由科技标准司, 负责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等。外交部条约法律司主要负责:组织参与气候变化、环境条约的外交谈判, 等等。

三、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基本格局的塑造

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 已经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广泛性的基本格局。具体体现在:

1、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的领域更加广泛

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 在多边环境外交、多边环境外交领域积极参与国际环境立法和履约、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妥善解决国际环境争端。

在多边环境外交领域:冷战后中国签订或加入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重要文件以及国家方案或行动计划, 认真履行条约义务;2积极参与全球环境基金、世界银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国合会、国际自然保护同盟等国际组织的国际环境合作;积极参与周边区域环境治理, 发起或参与了中日韩三国环境部长会议机制、大湄公河次环境区域合作机制、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东亚海洋行动计划协调体等, 为周边区域的环境治理做出积极努力。

在双边环境外交领域, 中国在1999年制2005年, 年先后与美国、朝鲜、加拿大、印度、韩国等国家签订了环境保护双边合作协定或谅解备忘录。3并以积极负责的态度处理双边领域的环境争议。

2、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的层次更加多样

冷战后中国通过在多边领域、多边领域中, 参与国际环境条约的立法和履约、参与国际环境合作、解决国际环境争端, 不仅与主要环境大国, 如美国、德国、日本、巴西、印度等国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而且积极巩固了与周边邻国, 如韩国、蒙古等国家在区域环境治理方面的合作;加强对在国际环境与发展利于处于不利地位的国家, 如非洲国家、哥斯达黎加等太平洋小国的环境合作与环境援助。在于各国政府间的环境外交上, 体现了坚持发展中国家立场、立足周边区域环境治理、加强与主要环境大国合作的基本格局。

在于国际组织的国际合作中, 我国不仅积极发展了与联合国、世界银行等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国际环境领域的国际合作, 而加强了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国合会、地球之友、世界自然保护同盟等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的交流与合作, 并在我国国内鼓励和支持中国本土化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实现与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对接, 丰富了中国环境外交的层次。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在层次上出现了多轨趋势。

冷战后, 我国还发展了与国外的跨国公司、基金会、民间环保组织在环境领域的国际合作, 提高了民间外交在环境外交中的比重。

同时, 我国加强了对国内地方环境外交机构的建设, 从而在主体的参与层次上, 形成了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的国内从中央到地方、国际从政府到民间的多层次的外交格局。

3、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的内容更加广泛

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的内容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

首先, 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 涉及到环境问题具体领域的各个方面, 包括:海洋环境保护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臭氧层保护问题、水资源保护问题、荒漠化防治问题、环境激素预防问题、城市污染防治问题、农村污染防治问题、化学危险品安全管理问题等方面;涉及了国际环境领域进行环境治理的各项具体内容, 包含:与国际组织、外国政府、跨国公司合作开展环境法律研讨培训、环境科学技术合作、生态示范工程建设、环保人员的培训与交流、国内环境治理能力建设等。

其次, 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 涉及到了环境问题相关领域的具体内容, 例如:我国在加入WTO以后, 作为履行缔约国的义务, 同时也必须履行WTO内与环境有关的规定, 具体包括:GAAT第20条例外权之规定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应用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补贴与反补贴协议》、TRIPS、《农业协议》、《服务贸易总协议》中涉及环境保护的具体内容等。

再次, 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 充分利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大外交活动机会, 通过多种形式推动环境外交的发展。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 充分利用中国外交热点问题, 积极开展环境外交公关工作。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 我国充分利用世界各国元首、民间人士来访的机会, 积极开展环境外交。向世界各国人民宣传中国的上海世博会的绿色“低碳实践”、中国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和与世界各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保障, 并与来访各国就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深入探讨, 进一步扩大中国环境外交的国际影响, 向世界各国人民展示了中国积极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正面形象。

四、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社会参与的拓展

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的社会参与得到进一步的拓展, 主要表现为中国本土的环境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参与到了国际环境合作当中。

1、冷战后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的环境外交

1979年成立的中国环境科学会, 是我国第一个环境非政府组织;1993年成立的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是中国第一个环境保护的民间基金会。这两个组织都有着明显的官方色彩:前者挂靠环境保护部, 后者由中国首任国家环保局长、现任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曲格平先生出资创立。二者在开展环境外交、参与国际合作方面有着其他民间非政府组织无法比拟的优势。中国环境科学会主要开展了国际环境民间学术、科技交流, 以及与国外环境非政府组织开展国际合作。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的环境外交, 主要包括:开展和资助国际环境交流与合作, 并为中国国内环境治理向海外企业募集资金。中国民间环境非政府组织参与的环境外交主要有:以实际行动推动政府、公众履行国际条约, 保护国内环境;参与国际组织交流与合作。同时, 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密切关注我国的重大环境外交决策, 比如:气候变化问题、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开发问题等等, 在环境信息收集、志愿者培训、公众教育、舆论宣传、理论研讨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增添了中国环境外交的民间外交、公众外交的内容, 为中国政府的环境外交工作起到了一定的监督、辅助和补充作用。

冷战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中国开始出现了大量的跨国企业。1993年成立的中国国际跨国公司研究会 (后更名为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 , 通过开展如:食品药品安全国际论坛、清洁煤示范和推广项目等方面的国际合作, “推进中国跨国公司履行企业环境责任。同时, 中国跨国企业也通过开展国际环境技术交流与合作, 引进清洁能源技术, 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摘要：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完成了历史性转变, 已经基本具备了与国际环境机制接轨、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为中国争取环境利益的基本资格。

关键词：环境外交,冷战

参考文献

[1]张海滨《环境与国际关系——全球环境问题的理性思考》,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

[2]王之佳《中国环境外交》,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9年.

[3]蔡守秋《环境外交概论》, 香港中华科技出版社, 1992年版.

[4] (日) 田中角荣著:《日本列岛改造论》, 商务印书馆, 1972年

[5]《2005年:中国的环境危局与突围》,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版

[6]中日经济专家合作编辑:《现代日本事典》,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年

[1]参见国合会2010年年会11月10日下午文字实录http://www.mep.gov.cn2011年11月11日

[2]参见http://wenku.baidu.com/view/6145f1d7c1c708a1284a4421.html

大国外交的世纪新挑战──环境争议 第2篇

自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降，日本与亚洲四小龙，包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的年代，同时带来了大量污染，影响深远，多起污染事故也增强了民众的环境意识。因此，环境问题早已成为这些国家或地方的政治议程。眼见中国在八十年代开始，步上他们的后尘，而且越来越多污染更跨出国境，世人为之关注。

中国环境状况已成区域外交议题

我国经济近年维持了8%-10%的增长，但污染事故也与日俱增。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年代，中国的经济活动举足轻重，环境影响已经无可避免。为了让读者更全面了解环境外交的发展趋势，笔者准备从一些事件，探索出未来中国环境外交的主旋律，并分析解决跨境环境问题的出路。

我国近年的跨境污染事件，可以追溯至上世纪严重肆虐的沙尘暴。沙尘暴一直是华北地区的天气现象，但近年影响范围延伸至华东华南地区、朝鲜、韩国、日本、台湾，甚至美国西岸。专家们希望想办法控制沙尘暴的扩散，以免影响空气质量。自2002年起，韩国、日本和蒙古的专家便与中国合作，成立联合治理沙尘暴的工作小组，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共同治理沙尘暴。日本还设立了日中绿化交流基金，协助中国植树造林。而韩国政府则援助中国60万美元，设立沙尘暴联合监测站。中国政府也采取多项应对措施，包括植树造林、退耕还林、退牧还草以及保护天然林等。

随后，大量空气污染物从中国飘到日本和美国，让美日两国政府惊觉到与中国持续进行环保技术合作的重要性，尤其是协助中国逐步淘汰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取而代之的是低污染的清洁能源和生产技术。故此，近年来美国和日本的政府与企业都给予中国直接环保援助，而今年7月，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访华，与中方共同宣布成立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两国连手投入1500万美元作为其启动资金，资助相关技术的转移，希望藉此加速中国产业改革。例如，中国一直与日本、美国合作，在国内多家发电厂引进烟气脱硫装置，有效减少二氧化硫及酸雨污染。

中国成功“博弈”环保外交：大气与气候合作

今年12月，关乎人类能否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会议，将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美国和中国是全球两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多年来，由于美国的布什政府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及落实联合国订立的减排目标，使全球各国减排的努力徒劳无功，也让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有理由拒绝承诺减排目标。

然而，在我国的“十一五”规划，锐意落实节能减排与发展清洁能源，在2010年完成单

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左右的指标，并以2010年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将达到10%，2020年达20%为目标，展示出中国解决气候变暖的决心和榜样。而另一方面，奥巴马在最近的八国集团峰会上成功游说其他主要工业国，承诺在2050年前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也给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一个契机，改变一贯的抗拒态度，甚至有可能承诺一定程度的减排目标。

在上述大气和气候问题上，中国在国际环保合作上都是作为一个博弈者的角色，其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深刻体会到污染问题不单影响国内社会稳定，而且已经影响到国际形象和外交合作，对国际上先进环保技术援助来者不拒，对中国而言可说是长足的进步；而另一方面，中美两国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博弈上，除了展示中国承担解决气候变暖问题的决心外，更重要的是让美国知道他们作为历史上排放最多温室气体的国家，必须承担他们自己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排放责任，及资助发展中国家减排及转移相关技术。中国与其他工业国在这场博弈中，可说是取得了一定成效。

另一边厢，中国主张与邻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兄弟”合作发展，是一贯的外交主旋律。但是，多项在重要流域的上游地区的水利与能源开发，以及海外的资源开发投资项目，却屡屡遭受国外民间组织和媒体的质疑。

松花江污染事件敲响外交警钟

2005年11月13日，中石油旗下吉林石化公司101厂化工车间发生爆炸，其处理过程却使有毒的苯、苯胺、硝基苯等化合物随地下水系统排入松花江，污染水体。流域内多个主要城市，包括哈尔滨、佳木斯，以及俄罗斯的伯力市供水暂停，严重影响当地饮用水和民生用水。初时，吉林省政府极力隐瞒实情，并试图淡化水污染的严重性，遭受国内外媒体大肆抨击。

我国政府在此次事件后，为表示负起责任，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辞职（现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而吉化公司多名高层人员则遭行政撤职或记过处分。环保部门则承诺加强往后的污染事故通报机制，让邻国及早防范污染。不过，中国政府一直未能就相关污染赔偿与俄罗斯政府达成协议，而只能在事发一年多后对吉化公司开出100万元人民币的罚单。

另一个例子是1996年，云南省建成了澜沧江上的第一座水电大坝──漫湾电站，象征中国对澜沧江－湄公河这条跨境河流上游的主权。往后，中国电力企业陆续在澜沧江上修建大坝，目前已建成了三座，最终会完成15座大坝。2008年7至8月间，泰国北部和老挝发生罕见的大洪灾，多个主要城镇都遭受百年一遇的洪水，泰国的民间组织便引证云南洪水的消息，指责这是由于澜沧江上的大坝泄流，却没有通知下游国家之过。

澜沧江大坝下游国家疑虑未消

这次大洪灾对身处下游的泰国和老挝两国的居民来说，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自从1996年漫湾电站建成以来，泰国民间组织便开始指责澜沧江的大坝使湄公河水位起伏甚大，对居民过河构成危险，而且水位改变让他们难以捕捉鱼获，大大影响生计。

尽管中国与下游国家组成的湄公河委员会加强了水文信息交流合作，投入了超过4亿元

人民币，在澜沧江源头的三江源地区进行生态治理工作，并多次向下游湄公河流域各国保证，澜沧江上的大坝不会损害下游国家的利益，及可以送电到泰国，保证湄公河流域的经济持续发展。但这些保证仍没有消除下游国家对澜沧江大坝的种种疑虑。随着越来越多大坝在澜沧江建成，同时下游国家也不甘落后，即将在自己的湄公河河道上兴建大坝，下游民众的疑虑看来只有不断积累。

同样的疑虑也发生在印度舆论。当中国的南水北调东线和中线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退休水利工程师郭开高调倡议“大西线调水”，把多条在西藏的跨境流域上游的水，包括雅鲁藏布江、澜沧江和怒江，调到黄河，以济华北平原的缺水危机。这个构想尽管立即被已退休的时任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反驳，指“大西线调水”并不可行，但是印度舆论对于郭开的主张耿耿于怀。而且中印两国一直就西藏南部边境的麦克马洪线存在争议，“大西线调水”的主张让两国的谈判火上加油，也激起了印度民众对中国的民粹与挑衅言论。

中印的“口水”战争会否成真？

笔者认为，印度舆论挑起这种争议是不必要的，而且也没有对准问题所在，因为政府并没有对“大西线调水”的构想做任何实质的规划。反而，西藏最近宣布大力开发清洁能源，包括准备在雅鲁藏布江修建最少6座水电大坝，并送电到华东、华南地区。同时，印度政府也准备在境内的河段，即布拉马普特拉河修建水电大坝。中印两国的水电规划，对两国居民有什么影响，似乎并没有放在两国外交的议程。而且，有媒体报道说，在布拉马普特拉河修建大坝，更可能会淹没西藏南部地区，改变两国边境地区的原有地貌和分界，更遑论影响当地居民和生态环境，这些影响才是两国外交官员必须正视的问题。

从上述三个案例可见，尽管所谓的“中国环境威胁论”不符事实，但区域局势发展对中国的和谐发展不利，尤其是在跨境流域上开发的流域各国并未能有效互相协调。作为最上游国家，已不能只搬出一贯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说法，而是需要主动确立一个让流域各国一同参与和商讨全流域开发规划的机制，达成并公布成文的规定，让上游、下游人民了解开发水源的规则和水源分配，及生态和受影响居民的补偿措施，才不至于引起国家之间的矛盾加深。

除了跨境流域开发及污染，中国企业的业务近年逐渐“走出去”，也同时改变了我国外交局面，尤其是在我国制造业对原材料资源需求甚殷的年代，采矿业和建造业在发展中国家寻求更多合作机遇。凭着成熟的工艺技术和廉价的劳动成本，越来越多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都可以找到中国企业和工人的踪影。相比起很多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出口信贷项目，往往要求接受借贷国家开放市场的要求，及改善劳动权、人权和环境等条件，中国企业都没有附带这些条件，使中国企业的投资大受欢迎。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社会责任

但是，中国企业的做法受到国际社会舆论质疑。1998年在非洲国家赞比亚，国营企业中国有色金属建设收购了谦比希（Chambishi）铜矿，而国有的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了4.7亿元人民币的贷款，用以支持收购行动。不过对于开发铜矿的环境影响评估，直到2006年中国有色金属建设与赞比亚政府达成开发协议后才进行。

在1998至2006年间，谦比希铜矿发生有史以来最大的工业意外。2005年，中国有色金属建设外包给北京矿冶研究总院的火药库发生爆炸，导致52名赞比亚工人死亡。

很多发展中国家和我国国内情况一样，虽有保护工人和环境等相关法律规定，但面对外国投资的诱惑，地方官员往往选择放弃执法，事事迁就外商利益。早年西方国家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涉及环境污染、侵害人权和劳工权利的例子屡见不鲜，例如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在尼日利亚开采石油，破坏尼日尔河三角洲咸淡水交界的生态环境，并导致当地环保人士被处决的人权侵犯事件；加拿大的矿务企业涉嫌介入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内战，污染赞比亚矿场周边的空气和水源等等，使西方国家和企业在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心目中恶名昭彰。

国家明确规范对外投资的责任

不过，中国政府和企业已开始注意到这种情况，并有迹象显示政府有能力防患于未然，避免问题进一步扩大。现时，我国不少国营企业都是依赖国有政策银行的出口信贷或其他商业银行信贷作为对外投资的融资渠道。所以，政府可以利用这些银行的借贷规则把关，例如中国进出口银行已于2007年针对借贷项目出台相关环保规则，而国家开发银行虽然没有同样规则，但也表明所有对外投资的借贷项目，必须符合国内的环保法规和标准，包括已于2003年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

此外，国务院也可以通过行政指令，对海外投资及援建项目有所规范，例如2008年颁布的“国务院九原则规范企业对外投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执行的“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与商务部颁布的“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等。2008年9月，环保部和商务部联同国内民间组织“全球环境研究所”宣布，合作制定中国海外投资及援建项目环保指南。

事实上，个别国营企业也已宣布他们的企业环境责任政策，包括中国南方电网和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等。面对国际社会的期待，商务部提议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与中国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上加强合作，而2008年初，环保部更宣布为中国的商业银行引入赤道原则，使它们与海外同业看齐，一起对借贷项目进行环保与社会风险评价。

我国环境外交须创新国际合作模式

当今大国外交已不仅限于国防和经贸等议题，随着气候危机逐渐威胁人类的生存，环保也已经成为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中国在实现节能减排，减缓气候暖化的问题上，获得西方国家的大力援助，成功树立发展中国家的良好榜样。然而，中国能否在其他具争议的环保议题，尤其是跨境流域开发和对外投资项目上，应对潜在的环境问题，制定好各国认同的实施标准和机制？

最近，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先后与湄公河流域各国加强合作，其中一项就是环保。三国同样是中国在外交上的战略伙伴，既合作又竞争。且撇除竞争的因素，中国又能否援引海外成功的经验——美国跨州的密西西比河或澳大利亚跨省的墨累－达令河流域等，三国可以担当什么角色呢？值得我们探讨。

此外，中国企业“走出去”，如何在国际社会面前，持续改善项目投资所带来的环境、劳

“电影外交”与“桑拿外交” 第3篇

中苏靠电影释放信息

所谓“电影渠道”，是指我们外交部苏欧司和苏联驻华使馆之间各有两名联络员，以借放苏联故事影片为名，进行定期接触，释放某些信息。譬如，双方开始酝酿攺善关系时，苏方十分着急，想加快进程，中方通过这一渠道转告对方，不能急，要“小步走”。

大家可能记得，八十年代颇受观众喜爱的苏联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两个人的车站》、《办公室的故事》等，最先都是通过这个渠道进来的。苏联驻华大使馆接到国内送来的新片子，他们看后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取回后，先在苏欧司秘书室小范围试看，审查挑选后扩大范围在部内放映，再择优推荐给相关部门翻译配音后拿到社会上公开放映。

这儿还有一个小插曲。《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影片中有几个苏联女兵牺牲前在战地简易浴房裸体洗澡镜头，我们驻苏联使馆在放映时专门安排翻译用手加以遮盖，结果电影厅里有人鼓倒掌，有人叫喊“什么也看不见了”。还算手下留情，这位同志松开了点手指，我们从指缝中模模糊糊地看到了俄罗斯姑娘美丽的身躯……国内在审查该片时，则毫不留情地剪掉了这几个“黄色镜头”。

而据电影导演本人讲，他之所以精心设计这组特写镜头，再插入对和平时期美好生活的“彩色回忆”（该片战争时的情节都是黑白镜头），这种強烈的反差对比正是为了进一步激起观众对希特勒法西斯的憎恨——就连这样年轻漂亮的姑娘他们都要下毒手！

在借还苏联影片时，双方联络员可以进行自由交谈。起初在对方大使馆接待室内，后来改到外面中餐厅见面，双方边吃边聊，更加自在方便。每次主要是苏方联络员请客，而且宴请地点都不重复，我们只是偶尔回请一次。对方还夸口说：“我们要把北京胡同内的所有好餐厅都吃个遍。”

1982年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安德罗波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对改善中苏关系的态度较为积极，主动提出要派主管经贸的第一副总理阿尔希波夫访问中国。开始时，我方对此没有回应。为了推动促成这一重要访问，苏方就通过“电影渠道”向我们放风：苏联新领导人是真心要改善对华关系的，而且指派这一人选也是考虑了各种因素。

阿尔希波夫50年代担任过苏联援华专家总顾问，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认识陈云、李先念等老一辈中国领导人，可以顺便进行高层接触。中方答复同意后，就在访问计划将要实施的前一天，苏方突然以“技术原因”为由推迟访华，引起我方强烈不满。此时，苏方又通过这一渠道透露：契尔年科接任总书记后对华政策没有改变，只是因中越边境武装冲突升级而暂时推迟。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此访终于在1984年底成行，并取得了很大成功。

陈云同志与阿尔希波夫见面时亲切拥抱，他还书写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条幅，表达了对中苏关系重归于好的热切期待。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前，阿尔希波夫亲自主持起草了《苏中冲突的原因和过程》文件，其结论是：苏联对中国政策上的失算和错误，导致发生了冲突，从而失去了中国这个最重要的战略同盟国，这给苏联带来了最沉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戈尔巴乔夫会晤邓小平时对苏中关系的反思，显然也参考了阿尔希波夫提出的看法。

当中苏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后，这一持续了数年的“电影渠道”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

尝试无“秘密”的桑拿外交

1994年至1996年，我在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担任公使期间，为了加深与俄罗斯朋友的关系，定期邀请他们到使馆洗桑拿浴。除了俄外交部主管局同事外，有时还包括总统府官员和新闻界朋友。

作为正式交往的一种补充渠道，在热气腾腾的桑拿房中，双方都赤裸松弛，没什么“秘密”可言，更易坦诚相见，被俄罗斯朋友笑称为“голаядипломатия”（意为“光屁股外交”）。实际上，这是“电影渠道”在新形势下的某种延续，而且内容更为充实丰富。

为了弥补不能带夫人洗桑拿的缺陷，我们另外组织俄罗斯朋友的家属一起来使馆院子里散步、烧烤。我们使馆占地11公顷，网球场等各种设施齐全，可在湖中划船，还有树林、果园和菜地。参观了我们馆员自己种的大白菜、西红柿、黄瓜、扁豆，他们都羡慕不已。每逢春节，还请他们带孩子来使馆包饺子过年。对方也礼尚往来，有时请我们去家里做客，或到郊外滑雪、野餐。围着熊熊篝火，一边烧烤肥肥的大肉块，一边品尝醇厚的伏特加，别有一番异国风味。

我们使馆的桑拿房条件不错，当初是按接待外宾的规格进行装修，整套桑拿设备包括木料都是从芬兰进口的。我对洗桑拿完全是外行。有一次访问芬兰时，主人安排我们洗正宗的桑拿浴，我只是探头看了一眼，没敢进去享受。为了招待好俄罗斯同事，预先进行了一次实习。我进去没有几分钟，就浑身冒汗，热得喘不过气来，简直是活受罪，赶紧跑了出来。

第一次桑拿活动很正规。双方先后致辞，商定桑拿俱乐部的章程，喝完香槟酒后再开蒸。我声明不会洗桑拿，请大家多包涵。俄罗斯外交部的别雷局长让我坐在桑拿室最下面一层，而他们不怕热，都坐在上面。在干蒸几分钟后，有人往炉子里泼了一罐啤酒和水。伴随着一阵热浪，旋即散发出一股股淡雅的麦香味。大家都喊“真爽”！而我却顿时大汗淋漓，实在忍受不了，只好中途退出。

蒸完第一遍后，坐下来一起喝青岛啤酒。这是俄国人最喜欢喝的中国啤酒。接着，又继续蒸，我说一遍就够了，局长不答应，只好再进去呆了一小会儿。蒸完第二遍后，又接着喝啤酒。有的用温水泡开的桦树枝叶拍打全身，从脖子、后背直到脚底心。据说，抽打是为了加快血液循环，加速水分代谢，可以预防感冒。有的还蒸第三遍，最后吃饺子。俄罗斯人很喜欢中国饺子，一个个都吃得肚子鼓鼓的。

作为一种非正式接触管道，双方交谈内容几乎无所不包，除了一般性地交换意见和想法外，有时也涉及重要的敏感问题。

在准备高访的过程中，我们主要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来讨论解决各种问题。但有时遇到一些不方便直说的难题，也可借助桑拿外交。如有一次叶利钦总统访华前健康状况不佳，对方就在洗桑拿时“顺便”提到，希望在欢迎国宴上不要上茅台。我们立即将此信息报告北京。

又有一次，叶利钦总统访华正值俄国内大选前夕，我国领导人在谈话中两次提到，希望俄罗斯在叶利钦总统的领导下，中俄两国关系平稳、健康地向前发展。在洗桑拿时，我询问他们是否明白其中的含意？对方说，无论外交部，还是总统府，都注意到了这句话的份量，并认为这种支持反映了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信任关系。

中俄实行国家元首定期互访机制后，俄方想推动建立两国总理定期会晤制度，但又没有把握，就利用桑拿渠道先进行试探。俄方一再强调，两国总理会晤制度与总统互访机制不会有什么冲突，相反，有助于落实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协议。在我方表示愿意就此问题进行探讨后，俄外交部正式提出建议，双方很快就此达成了协议。

有一次，我方通过此渠道就一位激进党领袖访华的问题向俄外交部主管局领导进行了非正式通报。这个人喜欢恶作剧，经常拿当局说事，但在选民中颇有影响。他几次谈到，对访问中国感兴趣，积极主张与伟大的中国人民发展友好关系，而且声称这也是他们党的共识。我表示，如中方邀请这样一个人去访问，俄外交部会不会介意？对方说，既然他这么执着，恐怕拒绝也不好。而且，这对双边关系也不会有什么不利影响。

我在莫斯科工作的两年半时间内，先后与俄罗斯外交部主管局的别雷、阿法纳西耶夫、莫伊谢耶夫三位局长一起洗过桑拿。最让我感动的一次是，俄外交部同事还在桑拿房热情地为我举行了庆祝五十岁生日的活动。

中国能源外交环境的地缘政治学解读 第4篇

近年来,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和繁荣的关键时期, 而能源的安全和稳定的获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前途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能源外交作为一个国家为保障和促进本国的能源进口和安全出口, 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 而与能源出口国和消费国或者能源国际组织开展的外交活动。

二、中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

自20 世纪70 年代中国的石油外交开展以来, 到21 世纪, 中国实现了从能源出口国到能源进口国的转变。在地缘政治学家的眼里, 有一部分的地区在能源外交的格局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 连接中国南海和印度洋的马六甲海峡、波斯湾入口处的霍尔木兹海峡、连接红海和地中海的苏伊士运河等等。

( 一) 中国与邻国的能源竞争关系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 亚太国家呈现着能源需求太高而能源分布不均和石油资源不足的问题, 因此, 面对着世界范围内的能源价格波动或者资源供应量的变化, 亚太地区也加剧了与其它国家的能源竞争以保障本国最大化的能源利益。

( 二) 中国与周边的能源供应国

根据区域的能源合作关系, 中国与邻边国家的能源供应关系呈现着不稳定的变化。例如, 中国对于中亚巴基斯坦、中东伊拉克和伊朗存在着相对紧密的能源供应关系, 尤其在这两年, 关于“一带一路”的规划和倡议下, 中国对于这些国家的能源供应问题的解决力度也相对的加大, 通过促进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的建设, 包括中巴铁路、瓜尔达港口的建设, 对于促进中国与中亚及中东地区的能源运输起着都非常重要的作用。

( 三) 中国能源外交受到大国遏制

美国在世界能源体系的格局中, 一直强调自己对国际能源的主导作用, 加大对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控制。另一方面, 与中国开展能源外交的国家也是美国能源掠夺的敌对国, 例如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针对中国的 “能源威胁论”, 美国一直向这些能源供应国家施加压力, 从而阻碍中国获取稳定的海外能源供应。

三、中国加强能源外交的相关措施

针对这些年在能源外交方面遇到的挑战, 中国整合出了一系列的能源外交策略。

( 一) 加强和国际能源机构的交流

中国在亚太地区具有一定的地位, 随着近年来我国在经济和基础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和对世界的影响, 通过加强与国际能源机构 ( IEA) 签署合作备忘录、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和东盟等地区能源机构建立友好关系; 另外中美论坛的成立, 也为中国与非洲加强能源外交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在此基础上, 持续加强与各区域能源机构的交流, 建立具有长远的战略性规划。

( 二) 加强与能源供应国合作关系

21 世纪是合作共赢的时代, 与能源生产国建立全面的伙伴关系, 对保障能源的安全和促进能源进口的多元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通过加大实施中国能源企业 “走出去” 战略, 促进对能源生产国频繁的高层访问, 为确保能源的外部供应提供稳定的政治基础, 也为本国企业开展海外业务奠定了基础。

( 三) 注重能源外交的平衡和协调

中国在开展能源外交的方式上, 长期以来虽然采取了经济、政治和援助等方式促进能源的进口, 但这些方式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不平衡的外交现象。主要表现是双方的政治上高层频繁的互访和交流, 但经济上的往来并不平衡, 能源进口的规模较小, 出现中国的 “出多入少” 的局面。因此, 中国应加强相关的政策调配, 以保障有关的能源合作项目能够顺利持续的进行。

四、结论

中国的能源外交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不言而喻, 通过开展与能源生产国的合作和交流, 保障本国的能源安全和能源利益也直接影响着我国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地缘政治因素会影响到国家对能源的获得, 因此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能源外交的战略显得尤为的重要。近些年来, 能源安全一直以来都是地缘政治利益的核心, 能源主要消费国对围绕能源资源产地而产生的地缘政治争夺不断加大。

参考文献

[1]潜旭明.美国的国际能源战略研究[D].复旦大学, 2010.

[2]张克成.基于方法论视角的中国东北亚地缘政治安全解析[D].吉林大学, 2012.

[3]陈柯旭.美国中亚战略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 2012.

[4]张辛雨.中国与中亚能源开发合作研究[D].吉林大学, 2012.

[5]王双.东北亚地区能源合作:问题、挑战及前景[D].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

[6]徐慧娟.中国的崛起与中日关系[D].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5.

[7]金胤静 (Kim Yoon Jung) .中国和韩国的中亚能源合作与外交比较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 2015.

[8]邓向辉.非洲能源国际竞争与中非能源合作[D].中共中央党校, 2010.

[9]韩晓东.中国与苏丹石油合作研究[D].西北大学, 2011.

环境外交 第5篇

【外交学院排名】外交学院特色专业-外交学院录取分数线

外交学院是外交部直属的唯一一所培养外交外事、国际问题研究和涉外经济、法律复合型人才的高等学校。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有权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学位。外交学院创建于1955年, 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倡议, 经党中央批准成立的。周恩来总理向我国外交人员提出的“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的“十六字方针”是我院的校训。1961-1969 年陈毅副总理兼任我院院长。现任院长为国际展览局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吴建民大使，党委书记为秦亚青教授。我院认真贯彻江泽民同志为我院所作“立足祖国, 放眼世界, 面向未来, 培育英才”的题词精神和钱其琛同志对我院提出的“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 面向社会, 面向实际”的办学方针, 认真执行《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加大教学改革力度, 改革办学模式和办学体制, 拓宽专业方向, 实行学分制和辅修制,积极推进双学位制，调整课程设置, 更新教学内容, 加强德育课程, 努力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和教育质量及办学效益。我院一向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刻苦严谨的学风, 重视对学生的德育教育, 特别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国情教育、组织纪律性教育以及国内国际形势教育。由国内外政要及各领域的一流专家、学者主讲的外交学院论坛和系列讲座，对于活跃学术气氛，开阔学生视野，起到了重要作用。学院十分注重对学生进行语言、调研、办案、交流、协作等五种能力的培养，因此在教学上, 既重视基础理论课教学, 又重视基本技能的训练和能力的培养。既重视外语水平的提高, 又重视汉语、外交业务和经济、法律等基本知识的掌握, 培养政治与业务、外语与专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多年来，我院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合格的外交外事干部，他们活跃于中国外交外事的各个领域，为中国的外交外事事业作出了贡献，其中有200多人担任驻外大使职务。我院被誉为“外交官的摇篮”。我院现设有外交学系、英语系、外语系、国际法系、国际经济系、研究生部、国际交流中心、成人教育学院及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东亚研究中心等教学、科研和对外交流部门。近几年来, 我院的办学条件不断改善，师资力量进一步优化, 图书资料日益丰富, 教学设备不断更新。按照教育部最新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的要求，在中央部委所属高校中，我院具有研究生学位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生师比、生均图书

等办学指标均名列前茅。目前教授和副教授约占全院教师总数的51.1%，讲师约占41.8%。此外, 我院还聘请了多位我国资深高级外交官和国际问题专家任兼职教授, 并聘有30多名相关专业的外国专家和教师。学院拥有较完备的教学设备，设有专门的电教中心、语言实验室、视听教室、同声翻译训练系统、电子阅览室、视听阅览室、卫星接收传送、计算机校园网等现代化电教设备。学院环境幽雅，设施齐全，是中央国家机关文明单位和北京市教工委、教委命名的“文明校园”。为了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外交、外事及涉外工作对各种人才的需要, 我院采取“多规格、多层次、多形式”的办学体制, 招收博士、硕士研究生、第二学士学位生、本科生。我院除了根据国家任务招收学生外, 还举办非洲、拉美、亚非、欧亚、东盟等外国外交官培训班、在职干部外交业务进修班、两年制的外语进修班和外交干部英语提高班等。外交学院成人教育学院招收本、专科外语、法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从2000年下半年起，我院受中组部、外交部委托，分期分批举办了公开选拔的高级外交官培训班，经过培训学员们已陆续赴我驻外使领馆担任领导职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我院同国外院校的校际交流也日益扩大。目前我院同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加拿大、巴西、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古巴、厄瓜多尔、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埃及、阿曼、蒙古等近50个国家的80余所大学或基金会建立了友好关系, 通过交流、考察、讲学、进修等方式先后向许多国家派遣了访问学者、攻读博士或硕士学位的研究生以及进修的教师。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和国际交往的迅速扩大, 外交学院作为培养外交、外事和涉外人才的重要基地必将进一步发展。我们热忱欢迎有志从事外交、外事、国际问题研究和涉外经

济、法律工作的广大青年报考我院。

公共外交视角下的“夫人外交” 第6篇

“夫人外交”可以追溯自欧洲贵族之间的外交传统。现代国际关系形成于欧洲，而欧洲国际体系自有其文化特色。欧洲作为统一的文明，分治为许多国家，长期由王室和贵族家庭所统治。欧洲王室家庭之间的交往，是其外交关系的一部分，一场婚嫁丧娶决定了大块领土的分割转让，常常引发大国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国家在最顶层由复杂的婚姻和血缘关系相连，深刻影响着国家间关系和联盟的组合变换。在这样的环境下，王室的配偶常常是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联系的一条纽带，王后和贵妇人在外交场合的角色，又是外交礼仪的一部分。在欧洲经典的外交场合，不但有国家间的外交和政治关系，还有家族和亲缘关系。贵族家庭成员的对外联系，长期是其外交具有实质意义的一部分。

现代民主政治兴起以后，这一情况出现了变化。欧洲国家逐渐由王朝国家转向现代民族国家，国家的元首和重要官员不再由世袭贵族担任，国家利益取代王室利益成为了外交的主轴。但是欧洲的贵族关系传统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以外交礼仪的方式保留下来。国家元首的出访，常常有夫人随行，这是在礼仪上对欧洲贵族传统的延续。随着欧洲的国际关系模式扩展到全世界，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也效仿欧洲的外交礼仪传统。中国在民国时期国家元首夫人就开始成为重要的外交角色。新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元首夫人随行出访也逐渐成为惯例。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国家元首夫人在外交上所扮演的角色多数是礼仪性的。只有在少数的特殊情况下，元首夫人会产生某种相对独立的外交作用。比如宋美龄在抗战时期的外交作用，或者希拉里·克林顿于上世纪90年代在中美人权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这跟元首夫人特殊的个性和特定的形势有关系，是偶然的和不连续的。

今天我们再谈夫人外交，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其在近年来似乎表现出越来越大的独立性。换句话说，夫人外交似乎在超越传统的礼仪性作用，逐渐具备某种特殊的功能。奥巴马夫人米歇尔的访华，没有与奥巴马总统同行。更有趣的是，她是接受中国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的邀请，这在外交上是罕见的现象。对于这样的现象如何解读？它是偶然的、个别的，还是反映出当代外交发展的某种趋势？

对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恐怕还不宜形成定论。但是一种值得探讨的假设是，夫人外交可能随着当代外交内涵的扩展，出现新的形式和内容。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政治民主化带来了外交的民主化，也带来的外交的内政化和内政的外交化。国家政府作为外交的惟一权力主体的地位在削弱，社会和民众越来越参与到国际交往中，并影响到国家间关系。这导致近年来公共外交成为各国外交的重要发展方向。

那么，当代外交越来越凸显的公众、民间和文化的部分，由什么样的政府部门来推动呢？当然，政府的各相关部门、社会组织都可以担负功能性的角色。但是在国家最高层面上，也需要宏观战略性的外交角色。国家元首当然是公共外交的重要主角，但是国家元首夫人似乎越来越承担起难以替代的角色。

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国家元首的形象往往代表着国家强大的、坚定的、刚性的一面。但在大多数层面上，公共外交却是文化的、情感的、柔性的。在公共外交中要讲故事，要动之以情，要传递文化的价值和美感，那么在某些场合，元首夫人的形象天然更加合适。随着近年来公共外交的发展，国家元首夫人越来越独立承担起某些文化和民间场合的外交功能。像米歇尔·奥巴马这样的“单飞”虽然罕见，但是元首夫人在随访中单独出现在某些外交场合、独立承担某些外交活动，却成为各国的常态，并且越来越频繁。

因此，以公共外交的视角分析夫人外交，会发现其背后也许不是某种偶然的政治现象或者舆论话题，而反映出当代外交的某些深刻转型。国家和政府面对公共外交时代的挑战，正在做出相应的功能调整和适应。新的政治环境提出了新的角色要求。这一变化在冷战后的国际关系中呈现出加速发展的特征。未来我们也许会做出判断，国家元首夫人在外交中不只是站在元首身边的人，而将成为各国公共外交中担负特殊角色的部门，“夫人外交”将在越来越倚赖舆论、价值和形象的未来外交竞争中，成为争夺吸引人心、塑造国际环境、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

环境外交 第7篇

一、环境外交的定义

环境外交 (environmental diplomacy) , 也称生态外交 (bio-diplomacy) , 它包括两层含义, 其一是指以主权国家为主体, 通过正式代表国家的机构和人员的官方行为, 运用谈判、交涉、缔约等外交方式, 处理和调整环境领域国际关系的一切活动;其二是指利用环境保护问题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或其他战略意图。环境外交活动主要涉及协调各国关系, 寻求国际环境合作的方式;制定国际环境法规, 履行国际环境公约和协定;处理国际环境纠纷和围绕资源而发生的领土、领海争端等。

二、环境外交的特点

首先, 环境外交主体多极化。当代环境外交的主体已经相当广泛, 既包括国家, 也包括其他主体。代表国家从事环境外交的国家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 除了外交部、驻外使领馆等专门外交机关和外交部长、大使等专门外交人员外, 还包括从事环境外交的其他国家机关及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其中, 环境部等国家环境行政主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包括环境法制、管理、经济和科学技术人员) 越来越多地参与和承担环境外交活动, 他们在环境外交方面的责任、工作量和任务已接近、等于甚至超过外交部和外交官员。另外, 参加和承担环境外交活动的除了国家之外, 还有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某些非政府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

其次, 环境外交有很强的科学技术性。传统外交十分强调外交的政治性, 很少与科学技术性挂钩。作为外交一种的环境外交, 不会脱离政治和意识形态。但是, 环境外交还受到科学技术的影响, 主要是因为它与现代科学技术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臭氧层外交、全球气候变暖外交、外层空间外交、跨国酸雨外交、海洋环境保护外交、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外交、生物多样性外交、南极外交等当代热门外交, 无不导源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无不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依据和手段。

再次, 环境外交日益公约化、法律化。国际条约、协议不断签署, 表明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的讨论已经跨越了议论和发表原则性宣言的阶段, 开始步入制定具体的政策和法规实施的阶段。环境外交的日益公约化、法律化, 是国际社会避免和解决环境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冲突与经济冲突的必然发展趋势。

第四, 环境外交的斗争日益激烈。如果说经济安全在传统安全观中还有一席之地, 那么, 环境安全则完全是新安全观的贡献, 它是全球问题所催生的最独特标志。跨国资源争夺与环境污染加剧了国家间关系的紧张局面, 引发政治冲突与纠纷, 从而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环境外交的斗争将日益激烈。一些国家对国际间环境资源拥有权或使用权的争夺, 导致国家之间关系恶化, 甚至发展为严重对抗;跨国界的环境污染也将引起国家间纠纷。环境外交与环境安全以及国际安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第五, 环境外交促进世界新秩序的建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世界经济秩序的不平等以及发展中国家政府和人民环境意识的不断增强使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纠纷和利害冲突不断, 并且呈发展之势。特别是随着环境立法的日渐深入,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 在斗争与冲突的谈判与磨合中, 一项项有利于人类和社会发展的法律法规提上日程, 为世界新秩序的构建贡献了力量。

三、环境外交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一﹚环境外交的政治经济功能

首先, 在环境保护的名义下, 各行为体有了更多的渠道和借口进行对外沟通与交流。国际社会行为体在治理环境和维护环境的旗帜下进行往来, 特别是当交往的双方在诸如政治或经济方面存在分歧时, 环境外交是一个首选的方式。

其次, 积极的环境外交可以改善一国国际形象, 扩大在世界的影响。以日本为例, 日本政府多年来致力于环境外交, 对于日本这样具有独特政治、历史地位, 容易引起别国警惕的国家来说, 在这一领域行动所遇到的阻力是最小的。日本通过推行环境外交, 一方面, 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形象, 增强其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另一方面, 日本政府以环境外交为基础, 其政治利益的追求也是不言而喻的。

再次, 通过开展环境外交, 主权国家可以巩固环境安全利益。臭氧层空洞、全球气候变暖、跨国酸雨、生物多样性等环境问题, 无一不威胁着人类的存亡, 各国通过开展环境外交, 共同协调处理环境问题, 有利于各国的根本利益。特别是一些沿海国家, 面对海平面上升, 只有与国际社会一道协调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 这样才有利于维护国家环境安全利益。

第四, 随着全球环保事业的发展, 将会形成巨大的对环保技术、设备的需求市场。日本是较早提倡和实施环境外交的国家, 日本因此也从中受益不少。日本多年来一直大力开发环保技术, 在废水净化、废弃物处理、烟尘脱硫、上下水道建设等方面掌握了世界先进水平。而且, 日本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实力, 在对外开发援助中附带有许多苛刻的条件, 为一定程度上控制受援助国自然资源、能源业起到一定作用。同时, 为实现日本的一些外交承诺, 也为缓解日本本土劳动力、资源能源压力, 日本的许多大工业企业借助日本政府的环境外交在世界范围开始了大规模的生产地转移, 在中国、菲律宾等国家建立生产基地。经济利益的驱动已昭然若揭。

(二) 环境外交与国际合作

1. 国际环境合作的必要性

环境问题的跨国影响和全球属性, 决定世界各国只有进行合作, 才能应对挑战。“作为每个人和每个国家都不能离开的资源和生存条件, 大气系统、海洋系统、水循环系统, 可以说被每一个国家和社会所拥有, 但又超越了每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支配。”面对这样的生态系统, 每个人、每个国家都不得不同时考虑全球利益。因为如果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寄期望于他人他国的治理, 结果只能导致环境越来越坏。在这种情况下, 理性的选择只能是适当处理个人利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关系, 在坚持自己利益的前提下, 采取行动维护全球利益。从国际关系的视角来看, 正如基欧汉和奈所认为的, 相互依存是指国际社会之间互动的影响和制约关系, 这种互动的影响和制约关系可以是对称的或不对称的, 其影响程度取决于角色对外部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的大小。这种看法同样适用于行为体在环境方面的关系分析。

2. 国际环境合作实践

1962年, 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 列举了工业革命以来所发生的重大公害事件, 将环境保护问题提上了日程, 引起了世界的轰动。随着环境意识的提高, 各国政府相继将环境保护提上日程, 并积极寻求通过国际环境合作来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 联合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联合国推动召开了三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

3.国际环境体制

在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合作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组织化和制度化的东西的总称就是国际环境体制。就这一体制的构成而言, 包括两部分, 即与保护环境相关的国际组织与国际制度。协调和解决环境问题的组织或机构, 包括联合国体系中的相关组织, 也包括其他组织。

国际环境体制是国际环境合作的典型代表, 是各行为体环境外交的主要场所和依据。发展到现在, 国际环境体制日益健全, 主要有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 UNEP﹚、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ommiss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能源和自然资源促进发展委员会﹙Committee on Energy and Natural Resources for Development﹚、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GEF﹚等联合国专门机构, 另外, 欧盟﹙EU﹚等地区性组织, 以及许多非政府组织, 也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2002年约翰内斯堡峰会为例, 与会的成员除了联合国各会员国代表之外, 还包括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欧洲联盟﹙EU﹚、77国集团﹙Group of 77﹚、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政府间组织, 以及绿色和平组织、地球之友等非政府组织。

(三) 环境外交与国际冲突

环境问题的出现, 其影响是复杂的。作为人与自然互动的结果, 它改变了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面对这种环境变化, 人类社会的各个社会单元基于需求, 必然会发生利益矛盾, 而这种利益矛盾一旦不可调和, 就可能演变为冲突, 甚至爆发战争。从这个角度讲, 生态问题也具有政治含义。

1.导致冲突的可能性原因

一种是生存空间的改变;另一种是生存资源的改变。空气污染、土壤荒漠化等基本上属于生存空间的改变, 而水、石油、渔业等资源状况的改变则属于生存资源的改变。生存资源的改变对国家间的冲突通常有直接的作用。例如, 水资源的稀缺会导致国际冲突, 这在中东表现的最为典型。而生存空间的改变对国家间的冲突只起间接的作用, 即它可能改变某些国家的生存资源状况, 并进而导致国家间的冲突。例如, 气候变暖和土地荒漠化会造成资源短缺, 从而造成环境移民, 而这种环境移民就可能造成与他国的冲突[6]。

2. 环境问题所导致的冲突的表现形式

首先是环境资源的短缺所导致的冲突, 例如中东地区因争夺水资源而导致的国际冲突;其次, 环境退化所导致的冲突, 例如非洲一些国家因生存空间狭小、环境退还而导致的部族冲突;再次, 跨界污染和危害转移所造成的冲突, 例如流经多国的河流的污染和跨国转移所引发的冲突, 第四, 外来物种入侵和转基因物种进口引发的安全问题和可能的冲突。

3. 环境外交可能导致更大冲突

“在一些情况下, 环境外交引发的冲突可能会演变成更大范围的冲突, 例如, 可能上升为政治、经济、种族、宗教等方面的冲突, 并且会发生在不同的主体之间。其中包括种族—政治冲突、中央—地方冲突、国内移民冲突和跨国移民冲突等。”最现实的例子是, 以色列与周围阿拉伯国家的冲突, 尽管环境问题﹙水资源﹚常常是直接原因, 但这些冲突早就具有了涉及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多个方面的综合属性。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一方面要保持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另一方面也应为环保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和努力。2005年12月中国对松花江水域污染事件的处理, 反映出中国在解决环境问题方面拥有了一些可行性经验和方案, 但随着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 中国还应不断提升自身的环境外交能力。应该加强对环境外交学的研究, 认真总结环境外交的经验, 掌握其特点和规律, 克服环境外交带来的不利影响, 充分发挥环境外交对我国和人类环保事业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张海滨.论中国环境外交的实践及其作用[J].国外社会科学情况, 1998年第3期.

[2]蔡守秋.论环境外交的发展趋势和特点[J].上海环境科学, 1999年第6期.

[3]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Our Global Neighborhoo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4]付文艳.论环境外交的政治、经济功能及其新特点—以京都议定书为例[J].伊犁教育学院学报, 2006年第4期.

[5]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6]李少军.当代全球问题[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7]钱春元.世界环境外交活跃[J].瞭望.1991年Z1期.

环境外交 第8篇

按学界普遍的标准, 国家利益分为安全、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 这四类利益在时空条件下有一个排序, 依据外部环境、国家实力及主观认识, 冷战后中国国家利益层次中处于首要的是经济利益, 其次是政治和安全利益, 最后是文化利益。

1、经济利益:

国际竞争的加剧使经济实力和对世界经济的依附度成为衡量一国综合国力的基础, 经济利益在中国国家利益的层次中日益重要。要实现经济发展、提高科教水平;缩小同发达国的差距, 争取平等独立的地位;防范金融危险, 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2、安全利益:

安全利益要求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保证国内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和平环境。军事入侵危险的消失、与周边国关系的改善使中国安全利益的紧迫性下降了, 但周边大国林立, 战略空间交织, 朝核问题、印巴矛盾、南海领土纷争、台湾问题都是潜在的安全威胁。

3、政治利益:

政治利益涉及国家的形象和地位, 中国的政治利益目前主要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完整, 摆脱西方人权外交的威胁, 这主要涉及西藏、新疆问题;长远是与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改革。

4、文化利益:

中国的文化利益包括向世界传播中国的民族文化, 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 防止外国腐朽思想的侵蚀。近些年随着经济交往西方文化强势入侵, 传统文化的阵地正在压缩, 保护中国文化利益的任务十分紧迫。

二、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基于国家利益的层次分析

国际环境变化对中国国家利益影响深刻, 而当前国际环境对于中国的发展是整体上有利, 但存在一定挑战:

1、经济环境:

国际合作增多、市场和投资环境逐渐成熟, 为中国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环境, 中国需要不断扩大海外经济利益引进技术、吸引投资、扩大出口。当前中国经济与国际机制尚处适应过程, 一些产业会受到冲击;在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占支配地位的现状下, 中国可能丧失部分经济主权和利益。

2、安全环境:

崛起国的安全环境是否有利, 主要是看其卷入战争或军事冲突风险的大小。中国已具备抵御外部军事威胁的实力且国际安全环境不断改善, 但周边大国林立, 中日印俄战略空间交织存在潜在矛盾;美国势力不断干涉, “中国威胁论”的存在;台独、朝核、南海争端等问题尚未解决。

3、政治环境:

崛起国国际政治环境有利与否主要取决于其他强国对该国崛起的态度。中国实力的增强、国际活动空间和影响力的攀升, 这都易引起其他强国, 尤其是美国的警觉。西方国家在涉藏、疆独问题上打着“人权”的幌子侵犯我国主权, 利用外部势力插手台独问题。

4、文化环境:

中国是文化古国, 近些年, 在对外交往文化中, 处于强势的西方文化不断向处于劣势的文化冲击、扩张, 加之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缺少整合, 中国文化环境的发展受到威胁。

三、中国崛起的外交战略选择

笔者分别从周边和全球范围层次的中国国家利益进行分析, 再纵览当今的战略地图, 不难看出, 中国当前被三个国家集群环绕。每个地带都有其自身的战略特色, 中国在这三个地带都有不同的国家利益。

1、周边国家中国外交战略的核心

在亚太战略版块中, 东亚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影响最重要, 立足周边, 中国首先应该构建东亚战略, 同时给中亚和南亚足够重视。作为中国国家安全的天然屏障和世界资源供应通道, 安全利益是中国在本地区的重大利益;经济利益方面, 本地区拥有巨大的市场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政治方面, 在人权、统一等方面中国需要周边国的支持;文化方面, 中国要向周边地区传播中国文化, 在亚洲逐渐形成一种亚洲认同。

2、欧美发达国家中国外交战略的关键

中国崛起中要处理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 主要包括北美、欧洲、大洋洲主要国家。经济利益是本区域中国重要的国家利益, 发达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雄厚的资金, 都是中国崛起所需要的。中国同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关系紧密而脆弱, 处理好与他们的关系, 不仅能获得经济支持, 还能获得相对安全的政治环境。

3、亚非拉、东欧等发展中国家中国外交战略的深入

这些国家分布广阔, 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等方面差异大, 大部分是历史上被侵略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在本区域有着巨大的政治利益, 在许多问题上与这些国家有共同的政治主张和反霸权的利益诉求, 能在国际社会上给予对方支持和尊重。中国在拉美、西亚北非、南部欧洲的最大国家利益是经济利益, 其中西亚北非是世界上重要的石油宝库, 与本地区的合作, 中国可以获得崛起所需的自然资源。

摘要：维护和扩展国家利益是外交战略制定和实施的基础, 本文以国家利益的层次为分析视角, 探讨了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国际经济、安全、政治和文化环境, 并通过对中国在周边和全球范围内各地区的利益分布, 进而把握中国外交的战略选择——立足于周边国家、处理好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关系、团结广大亚非拉和东欧国家。

关键词：中国,国家利益,国际环境,外交战略

参考文献

[1]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2]阎学通:《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评估》, 《战略与管理》, 1997年第1期。

日本动漫外交对中国文化外交的启示 第9篇

动漫文化的成功之处在于,它不仅促进日本经济的增长,还提升日本的国家软实力,增强世界人们对日本的好感度。

1.1 提升日本的国家影响力,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国家实力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国家对“自我形象”的建构以及控制、影响其他国家对“自我形象”认知结果的能力,国家形象是影响国家间行为的软实力。日本把动漫作为提升国家形象的手段之一。日本的动漫设计者注重本土生活方式的描述,传统价值观的传播。阿童木、机器猫、樱桃小丸子,这些包含日本特有文化内涵的动漫形象,成为日本的代表,吸引了全世界年轻人的关注。

日本政府为了更有效地开展对外宣传工作,每年在海外进行对日本印象的舆论调查,2011年,在墨西哥的调查显示,最信赖的国家中日本排第三,最有亲近感的国家中日本排第四,在澳大利亚和南非的调查,认为是可以信赖的国家分别占70%、71.4%。这说明日本的动漫外交还是很成功的。日本以动漫外交作为桥梁,加强与别国的交流联系,缓和了历史遗留问题带来的矛盾。并且,日本依据国际形势不断调整战略,把目标重点放在年轻人身上,利用动漫这种轻松愉悦的方式向年轻人来传递本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给人们以潜移默化的影响,取得了良好的效应。

1.2 带动日本动漫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的增长

日本政府虽以动漫来宣传日本本土文化,却也不仅仅局限于动漫本身,借助动漫的高人气,发展出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增加了动漫产品的附加值和产业竞争力。动漫与游戏、模型、音乐等紧密联系、相互影响。这种模式使动漫、游戏、模型、音乐紧密融为一体,延长了收益周期,增加了产品的附加值。比如在业界享有盛名的《宠物小精灵》,原本是1997年推出的一款游戏,由于大受欢迎而衍生了动漫作品,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随后,制作公司为了进军国际市场,便将作品细化为各种版本,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仅其第三系列在海外的发行便获得了38亿日元的利润总额。

根据日本动画协会(AJA)2012年的统计,共有1763部日本动画作品在海外84个国家(或地区)播出,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日本总务省情报通信政策研究所发布的2013年日本播放内容出口情况的分析报告,数据显示2013年日本播放内容出口总额为137.8亿日元,其中动画占比62.2%,亚洲市场占出口总额的52%。

1.3 引发日语学习热潮,实现日语国际化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日语学习者越来越多,同时学习目的也趋向于多元化,由过去以留学、就业为主要目的变为以兴趣为主要目的。尤其是在亚洲国家,由于地缘的临近和文化的相似,越来越多的人学习日语,日语已成为重要的小语种。许多人出于对动漫的喜爱,进而喜欢上了日语,学习日语。中国与日本一海相隔,近年来有许多学生由于喜欢日本动漫学习日语。

2 对中国文化外交的启示

日本动漫外交的成功,对中国开展文化外交具有很好的启发作用。正如鲁迅所说,我们不仅要摒弃“闭关主义”,要有“送去主义”,更要有“拿来主义”。日本动漫外交告诉我们既要固守传统,又要对外开放。目前中国正积极开展文化外交,如:在各国举办的“中国文化节”、设立孔子学院等等。当前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国文化外交自身面临着一个机遇与挑战:怎样高效地开展文化外交,以此来增加国际影响力。中国可以从日本的动漫外交中获得很多思考。

2.1 建立健全文化外交机制

当前,中国的文化外交机制不完善,各部门不懂得协作互助,弱化了文化外交的执行力。日本文部省和国际交流基金会等相关部门相互协调和合作,促进日本文化与世界各国的交流,提升日本的国际形象,增强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好感与信任。同样,中国应该借鉴其经验,不断完善相关管理体制并建立长效机制,促进我国对外交流合作,消除误解,拉近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2.2 加强对文化的保护力度

目前,中国对文化的保护意识不强,部分政府缺乏保护意识,只知道消费文化,利用文化遗产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却没有保护意识,其后果是长久且无法恢复的。日本非常注重文化的保护,设立了专门保护文化以及文化遗产的部门,并且投入了巨额资金进行维护。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悠久,文化悠长,更应该加强文化的保护,确保文化的代代相传。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文化源远流长。

2.3 多元文化外交的开展,政府与民间相结合

日本战后的外交活动不仅仅依靠政府的推动,还借助民间团体的互动得以不断的发展。政府鼓励地方自治体与其他国家的地方通过友好城市等进行文化双边活动,外务省也设立了民间援助支援室等机制推动民间外交的不断发展。中国政府应该将目光转向民间文化组织,加大对民间文化组织的支持力度,淡化官方色彩,做到“官方搭台,民间唱戏”。争取举办学术交流、体育赛事等活动,为我国民间文化组织提供更多接触外界的途径。

2.4 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相结合

一个国家的文化是否有对外吸引力,单有优秀的内涵是不够的,也要能与时俱进,与现代元素相结合。日本动漫文化,以本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吸收现代元素,把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受到人们的喜爱。如女子十二乐坊,她们用传统器乐来展现现代流行音乐,兼具民族传统与时尚元素,赢得了共鸣;又如王力宏的歌曲《在梅边》,运用中国京剧和昆曲的唱腔与西方R&B、Rap的结合,唱出了梦梅和丽娘的凄美爱情故事;歌曲《霍元甲》、《盖世英雄》、《Susan说》是传统京剧与流行音乐完美融合的典范,京剧在流行乐中焕发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2.5 坚持文化创新,构建文化品牌

动漫不是日本独有的,却发展成为日本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动漫产业为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形象的提升做了巨大贡献。日本十分擅长向别国学习,他们将日本传统与外来精髓进行恰当的融合。这告诉我们,开展文化外交的过程中,一要坚持自己的民族特色,二要虚心学习,并且不断进行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创建属于我们自己的民族品牌,推动中国文化真正走向世界。

2.6 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目前,日本动漫已发展成为集漫画、游戏、影视作品于一体的产业链,拥有庞大的市场,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目前,中国的文化产业都是各自发展,没有很好地发挥优势互补和相互带动的作用,这样就造成了资源利用不充分,导致资源的浪费。要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就要优势互补,形成产业链,增加附加值,并且要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实施计划,把优势文化项目作为重点培养项目。

3 结语

开展动漫外交是日本发挥自身优势,追求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现实的产物。事实说明,动漫外交虽然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总体上是成功的,它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形象的提高,实现了日语的国家化。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是在文化方面仍与别国存在差异。因此,中国在开展文化外交的时候,要积极学习别国的成功经验,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摘要：文化外交,作为新型外交方式,可以有效提升国际形象。日本动漫外交作为日本文化外交的组成部分之一,帮助日本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中国文化外交应该在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学习日本的成功经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外交机制,以此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关键词：日本,动漫外交,国际形象,启示

参考文献

[1]申险峰,渠培娥,李成浩.世界大国(地区)文化外交日本卷[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

[2]花建.文化软实力——全球化背景下的强国之道[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环境外交 第10篇

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是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毛泽东外交思想, 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发展而来。毛泽东在建国初就提出, 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以独立自主的精神倡导“以苏为鉴”, 认为中国应当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 并形成一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成果和经验总结。周恩来总理以其卓越的外交才能和政治智慧, 在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实践和发展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进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后, 邓小平同志洞察国内外形势, 辩证的看待国际风云变幻, 顺应历史潮流, 把握当今时代特征, 指导我国在外交实践中充分地发挥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坚定不移的贯彻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进一步改善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 我国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影响也在日益扩大。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代表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受到广泛赞誉, 被越来越多的人民所理解。我们应当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在国家事务中, 我们会始终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遵从国际法则, 依据事物本身的是非曲直, 独立自主做出自己的判断, 坚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决不屈从于大国压力, 不予任何大国和集团结盟。尊重任何国家依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

二、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外交服务于内政, 建国后我们最大的内政就是经济建设。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外交活动, 都是为了能够发展国民经济, 营造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社会主义制度建设需要有个强大的物质基础。而中国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物质基础极其薄弱, 在这样的情况下, 恢复国民经济便成为我们的首要任务。因此, 毛泽东也明确指出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后的中心任务就是经济建设,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这不仅是对我国成功发展实践的总结, 同时也是对我国发展实践中付出的惨重代价的教训汲取。1956年, 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 我们必须正确的认识到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的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 我们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一矛盾, 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义,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 发展的关键便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而其中的全面便是要求我们经济、政治、文化共同发展, 其中经济是物质基础, 是中心, 政治、文化是上层建筑, 所谓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科学发展观提到的“五个统筹”也是为了缩小城乡和区域差距, 实现经济、社会、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因此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并不是排斥经济建设, 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前提的。

三、继续努力发展全方位外交

早在1955年亚非会议上, 中国便明确阐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并着重强调了“求同存异”的思想, 就是抛开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找到共同点, 首先要搞好领导关系, 本着和谐互让、互帮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 正确的处理与东南亚等邻国的关系。时代在变换,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 相互依存的, 这就决定了我们的外交政策不能一成不变, 我们在新时期需要一个全方位的外交, 就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基点上与世界上各种类型的国家建立友好合作的关系, 便于我们结交更多的朋友, 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当今世界正朝着多极化发展, 早已打破了美苏两极争霸的格局。我们明确立场, 主张建立多级格局, 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明确选择, 有利于世界人民的发展, 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

四、外交工作必须与时俱进

国际形势变幻莫测, 世界朝着多极化趋势发展, 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不断变化。依据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思想, 现在由于事物主观和客观方面的因素都发生了变化, 中国的外交也应当与时俱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个国家要想在国际交往中站稳脚跟, 必须能过根据国际风云变幻而随机应变, 只有这样, 才能够顺应潮流, 掌握主动, 营造出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如果我们在重要的历史性转折时期不积极主动地去策划、去参与、肯定是要被历史所淘汰的。毛泽东在处理中国外交事务中, 就是依据不断变换的国际形势, 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来适时调整中国的外交策略的。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 我们应当更加明确的看到, 随着冷战的结束,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顺势抬头, 并出现了新的表现, 南北问题更加的突出, 影响世界和平和发展的因素在不断增加。国际安全受到严重的挑战, 紧张局势凸显。但是我们不难看到, 世界发展的整体趋势是和平, 局部战乱, 总体缓和、局部紧张, 总体稳定、局部动荡, 世界整体发展趋势还是好的。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当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 促进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的宗旨, 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五、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 维护世界和平

新中国建立时, 中国领导人并未在理论上向干部和群众就和平问题多做阐明, 但是在新中国的外交实践中是贯彻了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毛泽东宣布的新中国建国公告, 毛泽东所倡导的是和平、发展、合作, 各个国家都应当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自己的力量, 中国也愿意与任何国家进行平等的外交与经济、政治等发面的合作, 共同维护世界和平。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 反映了世界发展变化的本质特征, 体现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 指明了世界已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时期, 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以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向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做法的重大转变, 为我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重点和提供改革开放提供了现实依据。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世界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技术的扩散普及, 把世界连成一体, 加深了相互依存, 在求同存异的理念下, 寻找各国的共同利益基础, 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缓解国际间的紧张气氛, 搁置争议, 解决分歧, 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 在经济改革的大潮中共享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成果, 加强对话、增进合作, 一起来面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各种社会问题, 缓和国际矛盾, 促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维护世界和平。

摘要：毛泽东外交思想在指导中国的外交实践中有着不可取代的战略意义, 本文主要从以下五点分析了毛泽东外交思想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影响。

关键词：毛泽东外交,独立自主,影响

参考文献

[1]宫力.关于60年代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与实践[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00 (04) .

[2]陈树涵.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探析[J].探索, 2002 (05) .

[3]全燕黎.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J].社会主义研究, 2008 (06) .

外交小灵通（摘自外交部网站） 第11篇

【习近平致电祝贺非洲联盟第二十七届首脑会议召开】7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举行的非洲联盟第二十七届首脑会议，向非洲国家和人民热烈祝贺会议成功召开。习近平强调，中方高度重视中非关系发展，将继续秉持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全面推进落实中非“十大合作计划”，推动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杨洁篪就所谓南海仲裁庭裁决结果接受中央媒体采访】国务委员杨洁篪7月14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主权问题是中国的底线。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裁决的立场不会改变。中国愿与直接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基础上，依据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积极商谈争议解决前的临时安排，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

【王毅谈美国准备在韩部署“萨德”系统】外交部长王毅7月9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部署“萨德”系统远远超出半岛的防卫需求。对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有权利质疑这一举动背后的真正图谋。我们要求美方不要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别国不安全基础上。我们也希望韩国的朋友们冷静思考，部署“萨德”系统是否真正有利于韩国的安全，是否真正有利于实现半岛的和平稳定及半岛核问题的解决。

环境外交 第12篇

一、文化与文化外交

1.文化的内涵。《现代汉语词典》对文化的解释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这个定义属于宏观层面文化的范畴,行为主体涵盖整个人类,涉及物质文明和非物质文明。而微观层面的文化专指特定社会中的族群,在一定时间内形成的哲学、信仰、文学、道德、法律、艺术等精神财富的总和,只针对人类中的部分社群或部落,强调社会成员精神文化层面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

2.文化外交的内涵。文化外交可以理解为主权国家以维护本国文化利益及实现国家对外文化战略目标为目的,在一定的对外文化政策指导下,借助文化手段进行的外交活动。文化外交的前提是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全球化,以保护国家和民族的本土文化和传统文化,尊重文化多样性为本质性目的,以传播本国文化,塑造本国文化的良好形象,促进世界文化交流为发展性目的。

所以尊重文化多样性,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习俗,可以加深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和理解,以及形成对其他文化的正确认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削弱文化歧视与殖民入侵意识,消除文化霸权主义,减少因文化对立而产生暴力流血的冲突。国家在进行政治外交和经济外交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文化外交作为补充,可以推广本国的文化价值理念,将军事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有效地结合起来,形成本国特色的外交战略体系。

二、中法文化外交

1.中法文化外交的历史背景。法国早在波旁王朝时期就已经和中国进行文化交流活动。1685年法王路易十四向中国派出了五名传教士,即洪若翰、李明、刘应、白晋、张诚,他们给清廷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整理近代历法,并在中俄尼布楚条约中担任翻译工作。洪若翰带来的金鸡百纳还治好了康熙帝的疟疾,深得朝廷的欣赏。

因此,康熙帝于1692年下旨,允许法国传教士在靠近皇城处修建一所天主教堂进行传教活动,中法之间的文化得到了初步的交流与传播。

2.中法文化外交的现实背景。从全球化的视野下分析,中法两国的本土文化面对极大的挑战,美国的文化科技产业水平最为发达,形成文化霸权;日本的动漫产业在全球的影响力最大;英国的语言霸权主义也在人们的潜意识中操控着整个世界的语言文化体系。从而中法两国之间的文化外交合作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溯源,更是具有时代背景的必然因素,即本国文化和价值观在全球化视角下的挑战。

3.中法文化外交的内容成果。

(1)艺术领域的中法文化外交。中法两国主要的艺术活动是“中法文化年”和“中法文化交流之春”。2002年,中法两国互设文化中心,即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和法国文化中心。基于中法建交40周年的契机,中国在法国举办中国文化年活动,代表成果有中国康熙时期文化展、三星堆文物展和铁塔映红等;法国在中国举办法国文化年活动。代表成果有法国印象派绘画珍品展、戴高乐将军纪念展和法国电影节等。

“中法文化交流之春”更是中法文化外交的一种常态活动,从2006年第一届举办至今,每年都会有不同的艺术主题和新加入的文化元素,如2015年的“中法文化交流之春”运用现代3D科技影像,使视觉艺术和舞台艺术等表现形式得到完美的结合。

(2)教育领域的中法文化外交。中法两国主要的教育活动主要体现在中法留学生和中国的孔子学院。自2006年至今,中法两国的青年已经多次进行跨国的文化交流活动。

中法双方签有教育交流与合作协议,已有120多对高等院校和20余对中学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截止2014年,中国在法各类留学人员达3.8万人;法国在中国各类留学人员约7600人,两国均有一批大学和中学设置教授对方语言的课程,并可以享有互认学历和文凭的待遇。

而中国在法国开设了17所孔子学院和3所孔子课堂。汉语已成为法国第五大外语,约有4.5万学生学习汉语。2010年11月胡锦涛主席访法期间,双方商定2011年中法举办“语言年”。

人际关系中社交原则是以共同的价值观为基础的,同样地,国际关系中的外交原则是以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为基础的,各国应平等地接纳和看待每一种文化,才可以促进世界和平,共同发展和繁荣。中法两国有着十分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共同的外交目标,通过互利共赢的外交理念已取得了丰硕的外交成果。在全球化视野下,相信中法之间的文化外交成果可以为国际关系的多元化发展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意义。

摘要：笔者通过查阅和整理大量资料和文献,从文化外交的视角来分析,中法两国之间外交合作的必然性和现实意义,以及取得的外交成果,并强调文化外交对一国的政治和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主张尊重文化多样性,大力发展文化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