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学的特征

公共管理学的特征（精选6篇）

公共管理学的特征 第1篇

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策科学必须充分考虑公共部门管理研究（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把它放在公共管理的大视野中加以考虑，这有助于把握政策科学发展的未来取向，拓宽政策科学的研究主题，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加快政策科学的知识创新。

一、公共政策学的缘起

政策科学又称政策分析、公共政策（学）和政策研究，是二战后在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思想库和大学兴起的一个全新的跨学科、应用性的研究领域。它的出现被视为“当代公共行政学的最重要的发展”、当代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以及当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次革命性变化。论文发表政策科学的迅速成长以及它对各国政府政策制定和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它成为各国政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学科。现在政策科学已构成当代公共管理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而富有活力的部分。

一般认为，“政策科学”概念是美国政治科学家拉斯韦尔首先提出的。早在1943年的一个备忘录中，他就提到了“政策科学”的概念，而这一概念在出版物中的首次出现则是他与卡普兰在1950年合著的《权力和社会：政治研究的框架》一书。1951年，拉斯韦尔在与拉纳合编的《政策科学：范围和方法的新近发展》一书特别是拉斯韦尔本人所写的“政策方向”一文中，首次对社会科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即政策科学的对象、性质和发展方向作出规定，奠定了政策科学发展的基础，成了政策科学诞生的标志，拉斯韦尔因此成为“现代政策科学的奠基人”；政策科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形成，则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事，它以德洛尔的政策科学“三部曲”——《公共政策制定检讨》（1968）、《政策科学构想》（1971）和《政策科学进展》（1971）的出版为代表，这些著作构成政策科学发展的第二里程碑。“政策分析”一词则是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首先提出的。他在1958年发表了“政策分析”一文，用“政策分析”表示一种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渐进比较分析类型。在西方文献中，“政策科学”与“政策分析”两个概念的关系颇为复杂，有的学者将两者当作同义词使用；有的学者将它们加以区别，用“政治科学 ”作为一个总的学科领域名称，强调它的跨学科、综合性特征，而将“政策分析”看作政策科学的一个分支，强调政策分析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个应用性学科的特征。

二、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背景、特征及对政策学的影响

尽管拉斯韦尔和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是一种全新的跨学科、综合性的学问，是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元社会科学），但是政策科学既然主要以公共政策作为研究对象，那么它主要是关于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学问。70年代以来，政策科学与经济学、工商管理学、政治学以及公共行政学等学科日益相互融合，最终导致公共部门管理领域新范式或新途径的出现，即“新公共管理”的兴起。因此，要认识和把握政策科学，就不能离开公共部门管理学科（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

政府及公共部门管理研究领域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分支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在百余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该学科领域经历了三次范式转变，即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再到新公共管理学三次重大突破。政策科学可以说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1.传统的公共行政学

形成于本世纪20、30年代，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斯•韦伯的官僚体制理论和威尔逊、古德诺等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理论。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有六大信条：（1）非政治化的文官制度以及将政治与行政分开的假定；（2）强调层级制和规章制度（即采用官僚体制模式）；（3）公务员的终身受雇和政府组织的稳定性；（4）以文官制度作为人事管理的基本制度；（5）对文官的控制（外部规制）；（6）要求结果的公平。

早期公共行政学采取了一种形式主义或静态的研究方法，只注重对官僚体制（正式政府组织机构）的分析，忽视了对行政行为及行政管理过程的研究；它将政治与行政（即政策的制定与政策的执行）绝然分开，忽视了政策制定以及政治因素的地位与作用；它将丰富多彩的行政管理现象及过程仅仅抽象为若干原理或原则；效率的标准则被不恰当地过分推崇（价值因素以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被忽视）。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范式由于公共管理学科本身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必然引起批评，并促使其转变。

2.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

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兴起，标志着公共行政学范式主导地位的终结以及政府管理研究新范式的出现。但是没有最终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而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主导范式。新公共行政学学派的代表作是《走向一种新公共行政学：明诺布鲁克观点》（1971），它以公平为核心，因而拒绝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尤其是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官僚体制理论；它强调政治与行政的连续性以及行政管理与价值的关联，并寻求具有灵活性的行政组织结构。因此，分权、权力下放、项目管理、组织发展、责任扩大、冲突和顾客至上成为新公共管理分析组织问题的一些基本概念。论文发表新公共行政学强调以“公平”为核心，实际上是一种民主的行政理论，与美国政治学的先驱汉米尔顿•麦迪逊等人在《联邦党人》以及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中所表达的民主行政理论具有明显的师承关系。

与此同时，西方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出现了另一个影响更深刻、更广泛的趋势，这就是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途径的兴起。针对传统公共行政学过分强调的组织结构（官僚体制）的研究，将政治（政策制定）与行政（政策执行）分离等弊端，政策科学的倡导者主张一门以政策制定系统和政策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并以端正社会发展方向，改善公共决策系统和提高政策质量为目标的新学科，从而形成了政策科学研究的新范式。

拉斯韦尔、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范式因自身的局限性而在70年代以后的发展中遇到了一些难题：一是将政策科学当作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即它既整合多种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又超越了它们之上），这造成了在科学共同体中建立共识的困难，包括在划定研究范围边界、建立学科理论体系和形成特有的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困难；二是政策科学为自己确立的目标过于宏伟，难以在短时间内突破，而且它抽象地大谈改善全人类公共决策系统，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回避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和对立，因此被斥为“披着科学外衣的意识形态”；三是拉斯韦尔和德洛尔所确立的政策科学范式过分注重政策制定的研究，而忽视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特别是政策执行和评估的研究。（德洛尔在《公共政策制定检讨》中将政策过程划分为元政策制定、政策制定和后政策制定）。这些困难一直困扰着政策科学后来的发展。在80年代中期，问题仍未得到解决。1986年，德洛尔在其新著《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中检查了政策科学的近二、三十年的发展，提出政策科学需要在14个方面加以突破，包括提供关于政策制定和政策科学的哲学和智力的理解；增加历史和比较的观

点，真实地处理政策实际；寻求宏观理论；政策范式批判；探讨宏观政策创新；研究元政策制定和统治设计；考虑政策制定途径的改善；探索政策制定的输入方法；加大学科基础；开发各方面的方法论、方法和技术等。

3.70年代后政策科学的发展及其特征

政策科学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取得了新的突破。首先，政策分析范式（将政策科学领域理解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学科）迅速成长壮大。其实，在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政策研究领域成长的最大推动力并非来自于社会科学家，而是来自于运筹学家、系统分析家和应用数学家。运筹学、管理科学和系统分析的定量方法及技术的发展实际上构成政策科学以及政策分析方法论的基础。70年代以后政策分析途径的成长引人注目，它的倡导者林德布洛姆、邓恩、奎德等人不再将一般的选择理论、人类社会的基本方向问题或一般的政策系统及过程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而主要关注现实具体的政策问题，因而政策分析方法及技术在其中占有核心地位。与政策科学相比，政策分析的应用性程度更高，它以提供政策建议或备选方案为核心，有具体的当事人或委托者；其研究对象比较明确，研究范围的边界清晰，在学科共同体中较容易形成有关方法论和学科理论体系方向的共识，再加上各种分析方法和技术的成熟，使得政策分析比起政策科学来更容易取得突破，较快地建立起相对成熟的学科体系；再加上思想库的成功的政策分析实践的鼓舞，使得政策分析范式获得了众多的支持者。

其次，70、80年代，政策科学加强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尤其是政策执行及评估的研究。这种由政策制定向政策执行的研究重心转移，构成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公共管理”范式出现的一个契机（公共管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政策执行的管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首先发表了一篇《公共政策执行问题的报告》，指出政策执行的政治与行政的方面往往为人们所忽视；有些学者如哈格罗夫指出，在政策形成和政策成功之间存在着一个忽略或错失了的环节－政策执行，必须加以补充，才能使政策生效；加州大学的普雷斯曼和韦达夫斯基等则对奥克兰实验案例进行详细的跟踪研究，写成经典性的《执行》一书。该书令人信服地指出，再好的政策方案，如果没有正确、有效的执行，仍将导致失败。这一时期出现了种种的政策执行理论，如行动理论、组织理论、因果理论、交易理论、管理理论、系统理论、演化理论等。80年代中期以后，政策科学与公共行政学日益相互融合，并最终导致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出现。公共政策与行政管理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密切相关，难分彼此。公共政策必须靠行政管理来推行，而行政管理主要是对公共政策的管理。林恩在《管理公共政策》一书中认为，必须熔管理与组织行为以及政治与政策形成理论于一炉，才能有效管理公共政策。美国政策研究领域的最权威的组织——政策分析与管理学会的成立，目的之一是希望沟通政策分析研究与公共管理研究，促进组织政治与公共政策的相互融合。

再次，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发生了变化。如果说，70年代以前政策科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政治学的话，那么70年代以后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经济学了。70年代以前政策研究的基本途径如系统途径、过程途径、精英途径和制度途径都来自于政治学理论；70年代以后，经济学途径在政策研究上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其中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是一个典型代表，该学派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研究非市场决策，即公共决策问题，在政策科学上产生了相当大影响。这种理论基础由政治学转向经济学也正是后来的新公共管理范式的一个基本特征。

最后，政策科学的视野及主题进一步拓宽，如加强了政策价值观或公共政策与伦理关系问题的研究；比较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社会、政治理性取代经济和技术的理性；政策管理以

及政策网络管理和战略研究的加强等等。

4.新公共管理学

到了80年代中后期，在当代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的整体化趋势以及公共部门管理实践特别是政府改革实践的推动下，在英美等国出现了一种“新公共管理”运动，这种运动的目标是以公共部门管理问题的解决为核心，融合多种学科相关的知识和方法，创立一个新的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知识框架，以适应当代公共管理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新公共管理学者来自于公共行政学、经济学、政策分析、管理学等学科领域；它突破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学科界限，把当代经济学、政策科学、管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和方法融合到公共管理之中；它在保留传统公共行政学、政策科学的某些主题基础上，在研究领域及主题上有重大的突破与创新，涉及诸如公共物品、外部性、公共服务供给、理性人、交换范式、制度选择、公共选择、政府失败、多元组织等大量新主题；新公共管理学更多地从经济学的途径来研究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问题，它被人们称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新政策管理理论”或“市场导向的公共行政学”；它提供了一种当代公共管理的新模式，在处理公共管理实践尤其是政府与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关系时提供了一整套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新思路。“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它大大地改变了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学科的研究范围、主题、研究方法、学科结构以及实践模式，是公共部门管理学科的又一次范式转变。这种范式正逐步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的范式而成为当代西方公共管理研究的主流。尽管从公共行政学到政策科学再到公共管理学是西方公共部门管理研究发展的三个阶段，但更准确地说，在目前西方公共管理学界中，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政策科学和新公共管理学三种范式共存，它们是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三种学派、三种研究途径。它们有着各自的支持者、学术团体、杂志、研究纲领和学术活动（甚至在美国公共部门管理研究的学院的名称也体现这一点，有的仍然称“公共行政学院”，有的叫“公共政策学院”，有的则命名为“公共管理学院”，而MPA（公共行政硕士）或MPP（公共政策硕士）则是该领域硕士的统称）。

公共管理学的特征 第2篇

陶源

论文关键词：人事管理 公共组织 人力资源

论文摘要：从传统的人事管理到当代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人事管理领域的一次革命性转变。公共组织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具有部分相同的特性，但是，由于公共组织自身的性质和特点，它又具有区别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些特征。21世纪以来，随着公共管理环境的变化，公共组织人力资源管理又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和趋势。

在当代西方，工商企业管理领域首先出现了从传统的人事管理到当代人力资源管理的革命性转变，并逐步推广和应用于公共组织的人事管理之中。目前，如何结合我国行政体制以及人事管理体制改革，在公共组织中引入人力资源管理的新观念、新模式，推动我国公共组织人事管理体制的创新和管理方式的转变，提高人事管理水平，成为公共管理领域的一个基本主题。

一、传统的公共组织人事管理理论及模式的局限性

我国传统的公共组织人事管理制度及模式其特点是，无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还是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统统称为“国家干部”，都用统一的方式来进行管理。这种集中统一的管理模式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相适应。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它的弊端日益明显地凸显出来，在实际工作中必然带来一系列的不良后果。

其一，高度集中的单一管理模式，使各部门、各行业不能根据业务工作性质、难易程度等特点，灵活有效、有针对性地管理干部，从而造成责权分离，人与事相脱节。

其二，管理权限过分集中，把人事工作简单化，人事关系简单化，强化了“人治”，忽视了法治。其三，“国家干部”身份在根本上排斥竞争和个人才能的发挥、个人利益的实现，强化个人的人身依附，个人主动性、独立性被极大地扭曲和受到压抑，阻碍了竞争机制发生作用，也不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二、公共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及模式的兴起

人力资源管理来源于传统的人事管理，但又超越并取代了后者。无论在管理范围、管理内容、管理体制及管理方式上都有本质的区别。这些区别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地位不同。传统人事管理处于日常事务性管理的范畴，而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已经上升到创造价值的职能范畴。

（二）性质不同。传统人事管理贯彻的是行政管理模式，它体现的是以资为本或者以官为本的原则。而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贯彻的是人性管理模式。

（三）内容不同。传统人事管理主要限于招聘、分派、工资发放、档案保管等日常性、细琐性工作上，业务内容是零星的，不成体系的。而现代人力资源管理逐渐增加了岗位分析、培训开发、绩效评价、薪酬制度设计等内容，从而形成了系统化业务体系。

公共组织人力资源管理是指对公共部门就业人员特别是政府公务员从招聘、录用、培训、晋升、调动、考核、评价、工资福利分配到离退以及人力资源的需求预测、规划和开发的一系列活动所实施的管理，其目标是调动公共部门就业人员的积极性，提高工作能力，改善服务质量。它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在公共组织人事管理活动中的推广和应用。

公共组织人力资源管理体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哲学：人是第一资源；让人的才能和潜力得以发挥，自身的价值得以实现；把人力或人事管理当作组织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注重组织文化建设等等。

三、公共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特征

公共部门就业人员特别是政府公务员有着一些不同于企业员工的特点。前者所从事的是公共事务活动，他们行使公共权力，追求公共利益，提供公共物品，担负公共责任。因此，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就具有某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所不具备的内容和特质。一方面，它要反映一般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哲学，采取某些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相同或相似的新管理方式；另一方面，它作为一种公共管理新哲学，必须反映与公共权力的行使密切相关，具有政治性或公共性的特征，以区别于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的公共管理本质特征。

1.管理的公开性

企业管理与公共管理有许多相似之处，都必须履行一般的管理职能。但是公共管理在许多重要方面是与企业管理存在着差别的。它是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其职能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无偿占有社会公共资源，并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

公共组织尤其是政府中的人事管理系统比企业中的人事管理系统更加复杂和严格。它们接受公民的委托，代表公民去做公共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有关事情，它们要向公民负责，同时接受公民监督。正因为如此，公共组织内部管理制度的公开性成为其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特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往往是企业商业秘密的一个组成部分。公共组织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公开性在保证实现组织人力资源管理公平性方面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增加了人力资源管理的难度，提高了对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专业人员的职业化水平的要求。

2.管理的复杂性

与企业管理不同，公共管理包括了广泛而复杂的政府活动，而且公共管理的运作是在政治环境中进行的。它是一个纵横交错、层层节制的官僚制组织结构体系，要求目标统一、责权统一和功能配置统一。公共组织人力资源管理既受到政府组织的影响，也受到其它部门的影响，它的这一特殊性增加了对其管理的复杂性，提高了公共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难度。

公共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复杂性还表现在对公共人力资源的绩效管理难度上。公共部门绩效评估面临着诸多的难度：产出难以量化；目标缺乏准确性；绩效指标难以确定；评估信息系统不健全；管理者与评估者相对立等等。这其中有些困难如产出的特殊性和目标的多重性是无法通过努力就能改变的。

3.管理的稳定性

公共组织的结构很少发生变化，管理模式也很少发生根本性变革，与企业组织相比，公共组织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这对人力资源管理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有利的是，由于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稳定，员工的组织预期和行为方式可以长期化。不利的是，公共组织往往不能像企业那样，通过组织结构的变革，为员工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激励手段缺损。

4.管理的法制性

由于宪法、法律和各项行政条例等法律手段是公共组织实现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方式，因此公共组织的人力资源的规划、开发等活动都是有法可依的。一方面国家制定专门的法律和法规对公共组织人力资源的组织机构及其宗旨、行为规范等一系列管理行为进行规定，另一方面公共组织要依法合理地行使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的权力。这也是不同于其他社会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一大特点。

5.管理的权威性

公共人力资源管理与一般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最大不同就在于管理主体的不同。公共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权力都属于公共组织，公共组织就是凭借国家权力和公共资源对公共人力资源进行管理，公共组织制定的有关公共人力资源的各项管理措施，其他社会组织必须认真贯彻执行。

四、公共组织人力资源管理发展的新趋势

21世纪以来，随着公共管理环境的变化，公共组织人力资源管理又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和趋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知识工作者的兴起以及公共组织职业化

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日趋发展，公共组织管理复杂性的增加及对大量信息的需求，公共组织管理日趋技术化和专门化，公共组织对专门性人才的需求更加强烈，这一切都导致了知识工作者的兴起。与此同时，知识和信息工作者在公共管理领域内将占主导地位，知识和专家的权威更加凸现。

2.从消极的控制转为积极的管理

传统的公共组织人力资源管理，是一种以控制为导向的消极管理，其基本特点在于：强调效率价值的优先性；强调从业者的工具角色；强调严格的规划和程序；重视监督和控制；强调集中性的管理等。这种消极管理不免使得人力制度僵化、缺乏活力。而新的公共组织人力资源管理更具积极性，强调“授能”，即授权赋能，致力于创造使人潜能得以更好发挥的良好环境，促使工作者具有使命感，从而促使组织目标的达成和效能的实现。

3.人力资源发展的重视和强调

面对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日益发展，面对新知识和新技术的挑战，越来越多的公共组织认识到公务人力资源发展的重要性，即通过持续的学习以改变公务人员和公共管理者的态度、行为和技能。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今天公共组织管理者面临的是一个快速变迁的社会，过去被动式的学习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具备新的学习能力是公共组织人力资源发展的核心。

参考文献：

【1】 陈振明.《公共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版。

【2】 董克用.《公共组织人力资源管理及其特点》，载《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4.9。

【3】 郑海航.吴冬梅.《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版。

公共管理学的特征 第3篇

关键词：网络,网络舆情,公共管理,政府决策

21世纪伊始, 互联网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2003年初, 互联网步入了它发展的繁荣期。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 使得上网变得更加方便、快捷, 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聚集在网络这一虚拟的空间, 讨论公共话题和交流内心思想。由此, 网络舆论应运而生。网络舆论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 成为各路学者们的研究对象。从公共管理的角度而言, 研究网络舆情的时代特征有助于我们更加充分的认识和把握网络舆情的规律, 更好地服务于政府决策。

一、网络舆情以民生诉求为主题, 以官员为对象, 以泄愤为形式

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 在这个时期, 社会的结构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都无时无刻不在转变。这种转变不仅引起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 更是直接影响到了人们更深层次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人们的生活节奏逐步加快, 利益关系频繁调整, 各种社会矛盾激增, 从而引起了激烈的价值冲突。

民生问题与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是社会稳定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 党和国家、人民历来很重视民生问题。近年来, 我国的经济发展成绩卓著, 国家的整体实力不断得到提升, 但在我国内部, 两极分化的现象愈演愈烈。如果把两极比作两点, 中间用直线连接, 社会各个阶层比作这个线段中的均分点, 当两个端点逐渐背离时, 中间均分点之间的距离也越拉越大, 换句话说社会阶层的分化益发明显。在这种背景下, 网民作为网络舆论的主体, 有新社会阶层在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而孜孜不倦的奋斗, 其中也必然存在着还在为基本的生活问题而奔波的社会底层人群, 如无业失业人员、低收入者和进城农民工等群体。当这些社会底层人群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得不到及时的解决, 利益诉求得不到流畅的表达, 网络便成为他们最好的宣泄途径。

自古以来, 中国人民对腐败都是深恶痛绝的。历数中华2000多年封建统治, 每个王朝的衰落无不与朝廷的浑浊, 官员的腐败挂钩。1840年清王朝内部的腐败更是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 带给中国人民是血泪和屈辱所铸成的近代史。另一方面, 包青天, 海瑞斗严嵩等故事在民间传颂至今, 也表达了广大人民对清正廉洁的认可。如今, 分配公平的失衡已经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严重羁绊, 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公平和效率摆在了同等的地位, 人们开始越来越多的关注公平。可权力腐败频频曝光, 一批批官员纷纷落马, 使得那些本就存在一定心理落差感的网民将矛头直指政府官员。原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的天价烟事件, 原深圳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许宗衡违纪事件无不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 成为网民们口伐笔诛的对象。

网络的普及, 让网民有了空前的话语权, 可以较为自由的表达自己的观点, 甚至是随心所欲, 这使得网民的各种情绪和态度基本上都以原生态的形式在我们面前展现。又由于上述事实, 部分网民在网络里发表的言论缺乏理性, 更多的是一种感性、情绪化的表现。甚至一些网民带有“愤青”的色彩, 习惯性的事事都要将责任归咎于政府官员, 并把网络当做是发泄情绪的空间。一篇网贴称浙江文成县一女干部醉酒后在马路边被三名乞丐强奸, 此贴点击量超10万, 跟帖300余条竟一面倒的幸灾乐祸, 大力支持三名乞丐的犯罪行为。在具有一定约束的现实生活里, 这部分“愤青”可能彬彬有礼、只是略表不满, 但到了自由、开放的虚拟网络空间, 思想就像脱缰的野马, 生活中遇到的的挫折以及对社会问题片面的认识而产生的不满升级成了怨恨, 泄愤就成了表达的主要形式。

二、舆情传播具有突发性、即时性和丰富性

网络舆论形成的速度迅捷之极非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可以比拟, 一篇关于热点事件的文章, 亦或是寥寥数语的简短帖子, 往往可以引起燎原之势, 网络舆情传播能量可以瞬间得到释放, 相关信息及其评论在网络空间上快速形成, 并产生巨大的传播影响。一个热点事件的存在加上一种情绪化的意见, 就可以成为点燃一片舆论的导火索。当一件事件发生时, 传统的媒体诸如报纸、杂志和广播电视, 都要先对信息材料加以处理, 并通过印刷报纸、录制节目等向人们传播, 这些无疑大大迟缓了信息的传递速度。而网络信息的排版制作相对比较简单, 网民可以在网络空间里第一时间的发表意见, 每个人的意见汇聚到了一起, 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的公共意见。网络信息可以及时刷新, 不受任何限制, 可持续提供最新的动态信息。

近年来,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 一有重大事件, 都会在网络上引起网民的强烈反响和激烈辩论, 形成巨大的舆论漩涡。尤其是负面新闻诸如邓玉娇案, 药家鑫案等, 一经网络披露后, 都能迅速引起全国乃至世界舆论的关注, 成为舆论的焦点。网络舆情这种突发性、即时性会在较短的时间里造成巨大的影响, 给决策者思考时间短, 如果不及时判断处理, 产生的后果非常严重。

网络舆情也呈现出丰富的一面目前, 作为网络舆情的主体, 我国网民的数量已超3亿, 他们之中不乏国家公职人员, 企业白领和学生, 遍布在社会各个阶层, 各个领域。舆论所涉及的内容也是包罗万象, 大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 小到日常的生活。网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通常是各抒己见,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前段时间日本由于强震而引发海啸, 给日本造成了巨大损失, 该事件的官方新闻及网友自拍图片和视频迅速传遍网络各个角落, 网民也在各大论坛炸开了锅, 各执一词, 有人表示哀悼和祈福, 有人冷淡处之;对日本核泄露及自卫队表现出的懦弱, 有人拍手称快、表示蔑视, 也有人理性的分析, 认为这个事件提前给日本敲响了警钟, 让日本发现了本国存在的一系列的问题。

三、“意见领袖”和把关人的缺失

“二级传播理论”认为:大众传播中的信息和舆论并不直接流向一般大众, 而要经过“意见领袖”。意见领袖通常在网民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他们的思想和言论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般大众的态度, 成为一般大众对许多事件看法的参考标准, 起着导向性的作用。换而言之, 意见领袖是网络舆论的权威。但如今, 各个贴吧和论坛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意见领袖有所欠缺, 版主们更多是作为计算机技术员存在。在对文章的内容上, 他们只会对个别极端粗俗、不正当政治言论进行屏蔽和删除, 实质上并没有做到把关和引领思想的作用, 导致各种思想的泛滥, 甚至使得一些消极的言论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网络可以隐匿网民的真实身份, 以至于让网民不会有太多顾虑。在这种缺少规则限制和有效监督的状况下, 部分网民会针对某些事件散布一些不合实际、不负责任、偏激的言论。更会有“台独”、“藏独”、“疆独”分子在网络上以意见领袖的身份带着各种目的出现, 制造谣言, 恶意炒作。又由于把关人的缺失或失职, 让网络无形中放大了这些言论的影响, 危害网民的思想, 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在网络上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一个没有执照的电视台。”尼葛洛庞帝如是说道。近年来兴起的微博, 随着用户的增多, 在商业利益的熏陶下, 逐渐成为“名利场”。先是本身就具有意见领袖特质的名人们通过在微博上发表不适当言论, 以达到各种, 譬如炒作自己从而吸引网民的眼球, 增加自己的关注度, 满足自己的虚荣心。随后出现恶意注册“僵尸账号”来抬高自己的关注度, 希望成为意见领袖。所谓“僵尸账号”是指一些极度不活跃或根本不使用的账号, 它的存在只是为了添加指定对象为关注目标而已。如此以来, 随着意见领袖越聚越多, 部分意见领袖为了追求时效与快速性, 增加点击率, 发表的言论或是传播的事件并不恰当, 甚至为了过分的追求关注度, 言语往往具有一定的煽动性, 到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地步。而微博网站的营运商由于人力的有限, 技术手段的不足, 对此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管, 让微博沦为一种混乱的生态圈。

现如今, 政府并没有充分发挥优势, 使政府本身成为“意见领袖”, 占据舆论的制高点。相反, 网络舆情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对于事件的处置, 典型如湖北“石首事件”。政府对青年厨师涂远高非正常死亡的解释寥寥数语, 而网友通过论坛上传了各种图片和视频, 短时间内被上万次的转载, 引爆了整个网络, 让政府处于被动。政府有责任对媒体提供官方资料, 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如果政府总是封锁消息, 会让政府丧失公信力, 从而不可能成为“意见领袖”引导舆论走向, 让一些别有用心者有机可趁, 四处散布谣言, 导致人心惶惶。流言止于公开, 2003年“非典”及2009年H1N1的流行, 政府对疫情信息及时的公开, 让各种留言消失在官方的声音之下, 避免了社会恐慌, 赢得了公众的信任。

四、网民的群体极化

美国当代法哲学家凯斯桑斯坦在其著作《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中提出了“群体极化”这一概念, 并将其定义为“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种偏向, 在商议后, 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 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 (1) 这也就是说本就具有一定偏向的个体在参与群体讨论后, 会加强他们原有的偏向, 使得出的观点和结论更加极端。这种“群体极化”的现象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显得尤为明显, 实践证明, 网民的“群体极化”倾向更为突出。有证据显示, 群体极化倾向在网上发生的比例, 是现实生活中面对面时的两倍多, 这让政府的舆论监管面临巨大的挑战。

中国网络舆论有对外网络名族主义, 对内现实批判主义两大倾向。中国网络民族主义主要体现在中日、中韩间一系列的网络事件。形成中日民族主义冲突的原因, 主要由于历史问题和现实政治的摩擦, 近年来中国网民表现出的“反日”、“反韩”情绪高涨亦是民族主义冲突的重要成因。网民对前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数次参拜靖国神社事件的讨论, 以及前段时间由钓鱼岛归属问题的纷争引发的大规模游行充分的表现出了这点。而现阶段两极分化、为官不正、为富不仁等问题的讨论集中体现出了网民对内的“现实批判主义”, 继而引发了“仇官”、“仇富”等现象。

网民群体极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政府的角度讲, 由于种种原因, 政府的信息不可能做到完全公开。这样一来, 网民的消息来源有限, 网络舆论与事实真相之间可能存在误差, 以公安系统为例, 由于公安系统的特殊性, 如若随意公开信息, 一会影响案情的调查, 二会损害嫌疑人的相关权利, 从而造成诸多不便。从网民的角度讲, 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使得网民的责任感分散。因为在群体情形下, 最终的决策责任由整个群体承担, 群体成员承担的责任变得非常分散, 所以群体成员就会比独自承担所有责任时更加大胆, 更加极化的表达观点。法国社会学家庞勒说道:“群体是个无名氏, 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 这样一来总是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就彻底消失了。”结合政府与网民, 如上述所谈“网民总是以官员为对象”, 政府与网民关系不够和谐也是造成网民群体极化的重要原因, 2008年上海杨佳袭警案, 造成6名警察死亡, 3名警察和1名保安受伤, 在网络上同情杨佳者甚多, 同情警察者甚少, 更有甚者将杨佳捧为英雄, 极端观点层出不穷。这种群体极化的现象非常严重, 若任其发展, 很有可能扩散到现实生活中, 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参考文献

当代公共艺术发展的美学特征 第4篇

关键词：当代公共艺术；公共艺术家；艺术素养；美学特征

中图分类号：J01；J06文献标识码：A

一、当代公共艺术的发展及审美特点

公共艺术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之一，其涵盖了多领域的学科类别、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是公共性的艺术语言和空间结构的表达，是具有多元化、多义性的综合艺术体，是艺术美化环境、艺术引导生活的代表。公共艺术发展到当前表现出一些新的美学特点，具体情况如下：

一是新材料和新科技在艺术创作中的运用。

当代公共艺术是未来艺术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自我体验和理性认知并重的前提下，注重色彩、灯光、现代符号等要素的组合，材料运用更是丰富多彩、多种多样，例如，木材作为天然材质，质地相对松软，纹理丰富，具有天然朴素的个性；铁虽无纹理，但有弹性，可作任何造型变化，着色后又会有不一样的面貌；塑料表面光滑平整，色彩丰富，有较强的现代感；不锈钢有光泽，质地坚硬，它能反射周围的环境，有华丽高贵的气质；玻璃清澈透明，质感脆硬，有种高雅的气质。材料不仅是艺术与公共环境艺术表现的媒介 ，而且丰富了现代环境艺术语言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英国小说家毛姆认为，“伟大的艺术从来就是最富于装饰价值的” ＼[1＼]，完善环境的功能性、艺术性、可读性和引导性，美化我们的生存空间，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尤为重要。当代公共艺术的创作要表现出与时俱进的时代性倾向，通过开放的思想和理念的共鸣来传达具有时代特色的视觉审美。近些年全国各大城市的地铁系列壁画是材料多样性及其装饰风格百花齐放的优秀代表，有石材雕刻、马赛克镶嵌、水晶镶嵌、磨漆、搪瓷钢板、锡青铜、综合材料等多种形式，整个地铁的空间艺术充满现代感，有很强的装饰性，和地铁站这一现代化建筑风格非常协调，也很好地表现了当代都市新文化的风貌。因此通过现代材料和新科技手段的综合运用，达到加强视觉审美效果的作用，其较之传统艺术，具有更多元的表现形式、更强烈的美学观感效果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是大众观者、空间环境与艺术作品的审美互动。

公共艺术的初衷之一便是为人类寻求自我的理想空间，是人类精神与情感寄托的载体。18世纪德国古典美学的代表人物弗里德利希·席勒就曾说过：“只有审美的趣味才能导致社会和谐，因为它在个体身上奠定了和谐” ＼[2＼]。在对人和社会的影响方面，公共艺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但其传达的始终是社会和公众需要的生活体验。

“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艺术中看到他所希望看到的东西”＼[3＼]，亲民的作品不仅拉近了艺术家与公众、环境及社会之间的距离，还让不同层面的观者对艺术和生活的解读、认知更加真实。当代公共艺术是将人的情感理念和物质需要相融合的大众艺术，并将尊重观众想法和强调人文意识放在重要位置；同时更加关注艺术品与环境空间的互动性，环境空间能影响观者的审美情趣，而观者个体的审美感受也将作用于环境景观艺术的创作。

这充分说明了环境和观者个体之间互动的重要性，当代公共艺术只有通过人、环境和作品三者之间的协调和匹配，实现情感的升华，才能更好地走进生活，并在与观众的互动中实现概念的衍生发散，体现自身价值，以达到美化环境空间以及加强观者视觉美感的艺术效果。

三是艺术作品的审美性和实用性相结合。

当代美学家高尔泰曾简洁明确地提出了“美只要人感受它，它就存在；不被人感受，它就不存在……”＼[4＼]，当代公共艺术是城市精神文化的物化体现，是大众情感交流的枢纽，是城市文化魅力的展现，注重借鉴其他艺术门类并与其它学科相融合，在美化生活空间的过程中注重满足公众对艺术的审美需求，使公共艺术在观者内心产生更直接、更纯粹的共鸣，塑造出了怡人的共享空间，让大众共享美的资源。

因此综合考虑规划、建筑、环境和空间条件进行创作，将艺术作品的审美性和装饰实用性相结合，才能呈现跨美学领域和全方位的艺术作品，在以全面的艺术魅力美化我们生活的同时，还能支持和推动国家经济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实现当代公共艺术的美育与美化作用。

二、当代公共艺术家应具备的艺术素养

其一，在艺术创作上要具备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或多重文化视野及素养。

艺术家创作的传统艺术品大多维系在一种对社会历史、传说故事、民俗风情、壮丽山河和明理说教等传统题材的解读层面，具有鲜明的文化烙印和主流色彩；而当代公共艺术创作中需要关注和反映的人文社科、自然环境、社会现象和生存状态等题材，已远远超出了传统题材的范围。“艺术家的全部财富、他的世界观、阶级立场、社会政治思想直到他的生活经历、习惯爱好、个性特点，都无不直接间接地体现在或折射到他的创作方法中来，决定和制约着他对艺术形象的创造”。＼[4＼]只有具备深厚的文化素养和自觉的社会责任感，才能充分发挥艺术创作的协调性和引导性，才能更全面地反应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才能让公共艺术走进更为广阔的现实领域，并兼具坚守传统和引领新潮流的作用。

如武汉市地铁2号线江汉路站的站内壁画浮雕创作，就很好地体现了创作者宏阔的艺术视野及文化素养。江汉路是武汉的商业名片，素有“楚天第一街”的美誉，因此，艺术家在壁画创作中就将商业中的“时尚”元素作为主要切入点，以突出每个时代的时尚代表元素，为逼真地再现历史和生活，创作者在图像采集上精心选择了最具历史代表性的视觉元素和最具生活景观的原生态造型，将历史与现实、传统与时尚、美学与生活、宏大与细致在巨幅浮雕中融汇呈现，产生了很好的艺术审美效果，营造出全新的生活方式，是向公众传播审美文化的重要载体，是艺术与环境、自然与人文、社会与审美的有机统一，成为了城市文化大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应具有艺术创新意识。

近年来的公共艺术作品具备材料技法多样性和装饰风格百花齐放的特点，艺术家们综合运用了颜料绘制、石材雕刻、马赛克镶嵌、磨漆工艺、搪瓷钢板、金属铸造等多种表现形式。“实践本身是一个多层次积累的结构……实践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结构，而是随着实践和空间及具体条件不断调节和变化的、恒新恒异的结构”。＼[5＼]当代公共艺术家在创作中必须具备创新意识，在表现形式上除了运用传统的绘画、雕刻等方式外，还要勇于尝试运用新技术和新载体全方位表现公共艺术品的内涵，如采用声、光、电结合的多媒体和喷绘、火药爆绘、机械雕刻、3D打印等技术。例如用数字技术处理画面，以求超现实的效果，加拿大艺术家卢克·库彻斯恩创作的《你在哪里？》360度全景，就是利用实时三维控制系统的技术，在空间上投影了画面。而上海世博会上中国馆最大的亮点，就是使用多种形式，把静态《清明上河图》变成动态的全图巨型壁画，水在流，马在走，令人震撼的视觉享受是视觉与科学的完美嫁接。此外利用材料的广泛性和其固有的特点，公共艺术的面貌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最令人惊艳的就是美国纽约的视频壁画《展现文明》，该作品运用影像的形式创作出一部震撼的有声壁画作品，一部三分多钟的视频，浓缩了几千年人类的历史文明，在形式上绝对是空前的，这部作品非常精巧地运用了科技发展的成果，这就是当代公共艺术很好的创新艺术形式。

因而在新媒介条件下，将现代材料技法与艺术元素进行整合，从作品的肌理、质地、色调、抗腐蚀和耐久性等方面统一协调，以适应不同的建筑环境与空间氛围，创新的表现手法和效果将使作品超越以往单一的艺术表现形式，具有更为广阔的表现空间，成为艺术时尚潮流的风向标。

其三，在创作风格上应具备多样化的审美表现力。

当代公共艺术在创作风格上已有了很大的拓展空间，李泽厚先生提出“美与善一样，都只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它们对于人，对于人类社会才有意义”＼[6＼]，只有具备包容的创作态度，才会对当下的社会现实、艺术潮流有全新的认知，才能更好地展现当代艺术中新文化的整体风貌，展现出全新的审美视角。

当代公共艺术创作过程要求严谨、理性，最终效果构想全面，兼具意象、抽象等风格的表达，除了传统的装饰风格、写实风格之外，还要借鉴传统和现代的多种表现形式，运用丰富的造型语言，融合造型和设计的优势，呈现出表现主义、观念主义、浪漫主义等多样的美学表现力，创作出风格多样化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当代公共艺术作品。例如当代艺术家李博老师的作品《一天》，综合材料加上装置的形式充分利用材料演化出肌理层次感，使画面能够像传统壁画的创作风格一样具有视觉张力，但也因为图像的本身有时来自精密照相写实，影像的逼真与材质层次转折感，更加催活了整体画面的立体感、真实感，观赏的深刻性也就相对提高，体现出了很强的当代创作风格。不仅完善了传统审美艺术观念，而且打破了各领域的艺术界限，成为了艺术风格多样化和大众化的纽带。

其四，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应具备审美的全局观。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经说过：“一切能够永存的艺术作品，是用他的时代的本质铸造的”＼[7＼]，伴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当代公共艺术也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艺术项目的工程学研究也越来越重要，成为每一位公共艺术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完成好一件优秀的公共艺术作品，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具备长远的眼光和全局的观念。

当代公共艺术家要明确：创作公共艺术作品是与环境空间相结合的创作特点。不仅要运用传统的体量单位和空间概念进行创作风格的选择；还要考虑艺术效果是需要融合于环境，还是突出于环境。如武汉地铁2号线洪山广场站“楚风古韵”大型壁画创作就是将艺术品突出于环境之上，重点呈现艺术的审美感官，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荆楚文化特点，达到了文化宣传及艺术推广的作用。原因在于洪山广场位于武昌的心脏地带，毗邻省委省政府，是一座集科技、体育、文化、信息、景观于一体的大型综合广场，在武汉市内具有其他广场不可取代的特殊地位。因此在地铁2号线的特色站点中，选择洪山广场站来展现极具本土地域特色的楚文化是最为合适的。壁画创作以重彩来表现“楚风古韵”的主题，以楚国漆器中常见的红色为基底，以红、黄、蓝三色的组合来表现楚文化艺术绚烂、热烈、狂放、奇绝的韵律。在壁画构图上以各种代表楚文化的符号和物品，采用富于动感的流云线型来贯穿各个部分，形成了争奇斗艳及连贯生动的审美效果。

因此秉承以人为本的创作思想，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坚持审美的全局观，才能让平淡的环境空间因艺术品的介入而充满生机和活力，具有可辨识的艺术性、独特性。

三、当代公共艺术家在艺术实践中应注意的问题

其一，要转变公共艺术创作的参与方式。

当代公共艺术作品不是任意采购、见缝插针的艺术产品。公共艺术创作的参与方式的转变是决定公共艺术品规划与设计品质的首要条件。创作优秀的公共艺术品需要公共艺术家在创作前期就要介入项目的环艺景观设计或建筑设计中，配合景观设计师或建筑设计师及业主方，综合考虑空间环境与公共艺术品的关系，充分发挥创作理念和创作优势，并与其他艺术品及环境空间相结合，提出公共艺术品最佳创作方案。

其二，要以超然的态度投入公共艺术创作。

当代艺术创作者往往要面对众多艺术家、艺术机构、社会意识形态的审视，以及相关机构的监督和大众审美眼光的评判。因此在探索艺术空间表现多元化和拓展艺术领域中，容易受到这些社会因素的影响，故在创作思路和实际表达上就会反映出或积极或消极或优秀或无奈的情绪，这就需要公共艺术家以超然的态度全身心投入公共艺术品的创作，这样才能孕育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优秀的公共艺术品。

其三，要以团结协作的精神拓展公共艺术领域的新疆界。

当代公共艺术家作为国内外各级各类学术、艺术机构及协会成员，其专业的身份会有别于其他组织，但都和艺术有着特殊的血脉关系。用好这个特有的血脉关系，将是其走向成功的关键。艺术领域中的每一位个体要发扬团结协作的精神，相互学习、互相支持，多做实事，以新姿态、新思路来拓展我们艺术家的新面孔，拓展出当代公共艺术领域的新疆界。

四、结语

“艺术是浑然一体的，只有融合了一切种类的艺术才能臻于最完美的境界” ＼[8＼]，当代公共艺术是一门包容性、专业性很强的艺术门类。它广泛吸收和借鉴其它学科的优点，在美化生活及装点环境中，呈现出全面性和多义性的艺术面貌。同时它又以其贴近大众的优势，获得了来自各个领域反馈和传递的新观念和新潮流，并将这些资讯再次应用到艺术创作中，以此影响其它艺术形式的发展。可以说，公共艺术既是大众艺术，又是时尚艺术和先锋艺术，它必将不断推动艺术的新发展和新思潮。

今天的艺术家们跨领域的创作活动也必将让当代公共艺术在未来的艺术领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创作的公共艺术作品既是学术性的艺术语言和空间结构的公共性表达，也是艺术多元化与多义性的表现，是艺术美化环境及引导生活的媒介与标识。

＼[参考文献＼]

＼[1＼]毛姆.月亮和六便士＼[M＼].傅惟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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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M＼].力冈，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5.

公共管理学的特征 第5篇

自然经济机制及严重越位了的计划机制之所以被市场机制取代，根本原因在于市场机制无可比拟的高效率。高效率是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历史前进的动力，而发展是人类社会最大的需求，发展具有人本意义上的本原性动因。因此，效率成为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孜孜追求的两个最高目标之一。市场机制的前提是日益精细和广泛的社会分工与社会协作，产权的严格界定即有法律保障的生产者主权和消费者主权及其可分割和可流动（交易）性。因此市场经济是分散决策经济，即，经济运行的四个基本问题：生产什么、为谁生产、生产多少、怎样生产均由微观主体自主决策。自主决策的依据是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信号，价格的本质被亚当・斯密形象地概括为“看不见的手”；革命导师马克思则严密地概括为价值规律。其核心和内在动力则是对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这种追求是无止境的；供求关系及其内在规律又产生了巨大的不停止的外部压力，这就是竞争的压力；压力和动力互生并互相依存，这种最强化的动力和压力，使效率达到最大化；从根本上说，只有效率最大化才能产生最大化利益。在几千年的经济史上，市场机制是人类在经济社会活动中从不自觉到自觉地筛选出来的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和供求调节机制。因为唯有它才实现了激励相容即压力动力相容，收益和风险相容并且可以自动达到最大。上下几千年，纵横五大洲，不同民族，不同国度的人们都抱着同一目的（尽管他们的目的可能对立），自觉自愿运用最大智慧遵循同一个机制决定自己的行为并与他人交易，即使这种交易可能给自己带来风险和不幸。这就是市场经济的不可超越性和不可抗拒性的奥妙。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创造出比市场机制更高效的普适性最大的经济机制，亦即发展机制。资本主义把它的根本经济制度――产权制度和剩余索取权制度建在市场机制之上，或者说，把市场经济作为其制度赖以运行即生存发展的基本方式，从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效率。邓小平把市场同计划都定性为一种方法，一种发展生产力（效率是生产力的核心）的方法，它们本身不存在姓资姓社问题，从而把它们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这种在中国革命史和共产主义思想史上前无古人的理论勇气和深邃的睿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清除了最大的思想障碍，也为社会主义公共财政奠定了最牢固的基石。

在一个既定的社会形态里，只能有一个基础性资源配置机制。资本主义社会从一开始就将市场经济作为自己的基础性和主体配置资源机制。而由于国情和国际经济与政治的原因，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创建之初，采用了计划经济体制，它的根本性运行特征是排斥市场机制，国有制经济在各个工商领域都占据统治地位，如果把农村的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管理包括在内，则公有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绝对统治地位。这里的要害在于，国有制经济即使在完全竞争领域也居主宰地位，由此导致市场机制只起辅助性作用，这种经济体制从总体属性上看当然不属于市场经济。当我们以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则其基本的制度要求必然是国有经济从一般竞争领域退出，从不完全竞争领域退出一部分，并且把竞争机制引进政府管制领域。这实际上是把市场最有效的领域还给市场，同时在国有经济中引进效率机制，使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运作，而不再主要靠政府直接管理和保护生存发展。否则，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便只能是空谈。

根据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客观规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相应地要求作为上层建筑核心部分的政府必须转变自己的经济职能，从直接管理转向宏观间接调控和公共服务；由政府投资开办竞争性企业到退出对该领域的直接投资，使财政投资支出增量为零，并对存量进行改革改组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而逐步退出；总之由对该领域的资金供给转为制度供给和服务供给为主。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作为政府部门的财政则顺理成章地进行相应的模式转换，随同政府一道退出竞争领域，不再为提供私人产品而控制和配置资源，而是强化它在公共领域的职能作用，从而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集权式生产型财政转为兼顾分权与集权，适当侧重集权的公共财政。

建立公共财政不仅出于发挥市场机制的效率优势，同时也由于市场本身存在缺陷，政府必须运用财政手段去弥补市场失灵，弥补由此产生的效率损失，实现宏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并实现社会公平。市场失灵包括公共品供给困境或“公共的悲剧”（市场机制不能提供纯公共品，准公共品供给不足及“搭便车”），外部效益，分配不公，信息不对称，经济运行动荡不稳和因垄断而出现的效率损失、停滞倾向。市场失灵的领域属于公共需要领域或非竞争领域。既然属于市场失灵，自然不能由市场机制本身去自发解决，而必须由居于市场之上的一个带有权威性和强制性的公共机制去解决，唯有政府才能承担这一职能。市场经济中的财政职能内容便由此决定，成为满足公共需要、提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重要的宏观配置资源及调控机制，这就是公共财政。

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发育尚不成熟，因此不仅需要政府及其财政弥补市场失灵，还要求政府及财政承担培育和完善市场的职能，这在我国表现更为突出。同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的市场主体结构不很合理，国有企业从竞争领域退出，为市场主体结构的.合理创造了前提，但市场主体结构的真正完善还须依赖政府的制度和政策，其中主要是财政政策和信贷政策对市场竞争主体民营化的培育；市场要素结构的完善和空间结构的统一也必须有财税政策的参与。因此，财政职能的公共化是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一个重要的成长孵化器。

职能模式不仅被市场经济体制一般地决定，职能的具体内容也因市场经济成长的不同阶段而不同。我国的公共需要在具有普遍性内涵的同时，也有自己的特殊内容。美国著名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对西方（实即市场经济中）的财政职能作了经典概括，这就是至今广为引用的三职能说：配置资源职能、收入分配职能和稳定经济职能。马氏的配置资源职能是指财政的公共配置，即为提供公共产品配置资源。西方财政并非绝对不为生产领域配置资源，但比重很小，其中又以间接配置如对企业的财政补贴为主。我国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一方面，我们正在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财政将同国有企业一道逐步退出一般竞争领域；但另一方面，财政的直接性生产支出即在非竞争和不完全竞争的生产领域的配置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在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比重很大。

我国的公共财政为什么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在上述三大生产领域保持强大的配置功能呢？这由两个客观因素决定。第一，我国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发育不充分，市场配置力低。市场配置力是市场配置资源、催生企业、塑造和调节产业结构及调节总供求的能力。市场配置力是市场机制成熟的基本标志，市场配置力的逐步增强属于罗斯托提出的经济成长阶段的问题。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地位与作用就在于基础性和支柱性，基础产业多属支柱性产业或行业，因为它们有广泛而重要的产业关联度，如铁路、电讯、钢铁、石油、煤炭、电力等，但支柱产业并不一定就是基础产业，如汽车、建筑业，二者的重要区别是基础产业多处于产业链的上游，多为重工业。基础产业在西方发达国家并不主要由政府控制或政府所有，完善而强大的市场体系和强大的以垄断资本集团为核心的私有资本能够把它们纳入自己的配置和调节之中；而

在发展中国家则相反，其中主要原因是这两大产业部门中的企业都属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建设周期长，高投资、连续投入性强，对管理的要求很高。这使得民间资本非常薄弱、市场体系尚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由政府主办，造成国有经济居主导地位。如果由市场机制配置，则势必时效低，时滞长，甚至无能为力，不能满足在开放条件下进行国际竞争与国内三大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调整、重塑和完善的客观需要。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国的民间资本尚无力在正常建设周期内组建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电力企业、石油企业等基础产业中的企业集团，更不用说铁路民航这样垄断性较高的行业了。其实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市场配置力低所产生的特有的市场失灵。市场失灵也是具体的、历史的、相对的，不存在一个世界各国同时代统一的市场失灵标准。而高新技术产业的高风险、科技高密集度并直接关系到国家信息安全和经济科技安全，使得政府必须在其核心部分、骨干部分保持强大控制力，这是我国国有经济在不短的时间里尚不能完全退出上述三大产业领域的客观原因。还必须指出，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也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核心部分保持一定程度的控制或垄断。

以政府作为配置主体决不等于各级政府都办这三大产业。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地位作了界定，指出，社会主义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地位不取决于其数量，而取决于其质量和控制力；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就全国而言的；对国有经济政府要“抓大放小”，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一重大理论突破为国有经济战略重组，为市场结构的完善进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确立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为国有经济从广阔的竞争领域退出，进入公共领域，并在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保持控制性地位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当然，这里的国有企业也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进行自身改革，建立市场经济中的现代企业制度。推论是，随着我国市场机制的逐步发育成熟，市场配置力逐渐增强，民间资本日益壮大，市场环境日益改善，国有经济也将从上述三大产业中退出一部分，除极少数国有独资企业外，部分为国有控股企业，其余部分是国有资本不控股的企业，同民营企业共同竞争的开放性格局，只有在那样的环境中才能磨炼出强大的国有企业，才能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

第二，巩固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尤其是全民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经济基础。资源配置是社会再生产的决定性环节，全民所有制如果不在资源配置环节中占有控制性地位，则不可能在再生产即国民经济内部占据主导地位。在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基本框架下，国有经济不可能在一般竞争领域取得优势，从而占有控制性地位，而且一般竞争性产业部门大部分并不是国民经济中具有控制地位的产业。所以，无论从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还是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使命来看，国有企业退出一般竞争领域都是十分必要和正常的。而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既是国民经济中占有主导性和控制性地位的产业部门，又是我国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特有的市场失灵领域，也正需要政府及财政去弥补，同时就意味着国有经济配置资源职能的“进入”和“有所为”。结论是：国有经济退出完全竞争的产业部门，在不完全竞争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保持控制性地位，无论从哪方面说都具有现实的客观必要性和理论的科学性。

公共财政的另一职能是稳定经济职能。马氏仅提“稳定经济”，它适应了也概括了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纯”公共财政的调控性。但套用到我国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中带有明显生产性的公共财政上，就远远不够了。我国著名财政学家陈共教授首次把这一职能表述为稳定与发展职能（注：陈共主编：《财政学》修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页。）。仅补充了“发展”两字，却深刻而准确地把握了我国国情和我国财政职能的特殊性。我国财政的发展职能同我国财政配置资源职能中的生产性配置和对科学文卫事业的公共配置都紧密依存。发展是经济社会结构的改善和不断优化，是素质和效益的提高，生活质量的改善和社会进步。我国财政的生产性配置，重点在于三大结构的塑造和调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页。），教育和培训已成为人才养成的基本途径。科技与教育既是发展的重要内容，更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发展科教事业已成为党和政府的重大战略方针，成为财政公共支出的重点。因此，发展职能是我国财政的特殊性，也是它的优势。如果说对资源的公共配置是公共财政职能的主体，那么，发展则是我国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的核心和本质。因为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是“硬道理”，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包括改革成功的关键（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5、373、377页。）。我国财政的模式特征是发展型公共财政，政府必须承担规划和组织发展的职责。中央政府启动和组织了西部大开发，政府的财政投入驱动着西部大开发就是明证。西部大开发是集中了三大结构的塑造和调节，推进公共产品大体均等化的大手笔。当然，随着市场配置力的增强，财政的发展职能的内容范围也将有所改变。

我国公共财政也有收入分配职能，通过收入手段如税收和支出手段如社会保障来实现社会公平。但在社会公平的内涵上，社会主义财政有更高的更彻底的动态标准，这就是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被邓小平列为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核心和归宿，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根本目标，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当然必须是政府及其财政进行收入分配的根本职能目标。社会主义财政学的财政职能理论如果只简单照搬马斯格雷夫的三职能说，作一般地套用阐述，固然不无必要，但既不指出其产生的特定制度背景和体制内涵，又不分析它在中国土地上的必然改变和发展，把西方发达国家的财政职能毫无辨别地等同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职能，还有多少长久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呢？

不论是成熟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发展中大国，公共财政及其职能都有层次性划分。这种划分有两个客观依据，一个是公共品本身的层次性分类：全国性公共产品和地方性公共产品；另一个是政府及其公共职能的层次性划分；中央政府及其职能，地方各级政府及其职能。这两者统一的表现形式便是分级分税的预算管理体制。这是一般规律，我国的公共财政自然不例外。但是，我国公共财政职能的层次性划分又有自己特有的客观依据和突出特点。这一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从国有经济的战略分布上产生：中央政府所属的国有资本和地方国有资本。国有经济的战略布局为我国公共财政及其职能的层次性划分增添了新的内容。由于国有经济中的资本部分主要由大中型骨干企业组成，他们不仅是必须创造经济效益的企业，更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平台和工具，还是科技“国家队”的主要阵地。因此，国有企业必须主要集中在中央一级，以充分发挥其基础性、支柱性和控制性等全局性功能。

省财政是地方财政中主导性的环节，又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间的枢纽，既是公共财政，又有一定的生产建设性投资支出。第一，省财政的职能内容为满足地方公共需要。在分税制财政中，地方支出是大头，只有地方支出具有公共性，才有财政的整体公共性。我国财政的生产建设性主要体现在中央财政支出上。由此，省财政应坚决、积极、稳扎地从一般竞争领域完全退出，把一般竞争领域的地方国有企业

全部逐步民营化，把主要财力投入地方公共需要的满足，改善地方经济环境与自然环境，投入科教文卫、人力资源开发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促进地方社会事业发展，推进共同富裕进程。如果省财政不完全退出一般竞争领域，则建设公共财政基本框架便成为一纸空文，而且势必重蹈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覆辙，重演区域产业经济同构化和“诸侯经济”的恶性竞争。在我国加入WTO，直接融入国际大市场的环境下，这无疑不仅是地方财政的风险，更会汇集成中央财政的风险。在21世纪前半叶，我国国有经济将在基本完成“三改一加强”后，进入新的增长和发展时期。这必然对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教育科技条件提出更大更高的要求，其标准将是世界当代水平的。为了实现未来的大发展，我国产业结构必须加紧调整升级，中央财政将面临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固定资产大规模更新的巨大压力。因而在基础设施、环境建设等方面的投入相当大一部分肯定会成为地方财政的重头戏。地方财政向公共财政转轨，是我国下世纪中叶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必要条件。

第二，今后不短的时间内仍有必要在省（集中于中心城市）一级保留少量国有资本。中央所属国有企业以为宏观经济运行服务的大中型骨干企业为主，而省属少量非完全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则以地方受益的中型为主，不排除拥有个别面向大经济区或全国乃至国际市场的大型地方国有企业；就其功能来说，省属经营性国有企业应该有明显的地方特点，作为构筑中观（区域）特色产业布局的支柱而发挥作用，为区域市场和地方经济发展服务。

第三，同我国的区域经济分工和产业特色相适应，我国地方公共财政在很长时间里将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地区差异。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经济带和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国有经济在各省（区）经济中的比重存在较大的差异，对各省的改革开放及地方经济特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必然会制约我国的区域财政分配关系。从全国范围看，省级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供给尚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均等化，我国的区域财政关系是不同步富裕财政与共同富裕财政的辩证统一；共同富裕也是有层次的、渐进的。邓小平多次指出，一部分地区首先富裕起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和必要条件。发展区域经济之间的产业分工，既有利于大力发展特色经济，也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竞争力的增强，作为区域经济支柱的少量地方国有骨干企业就显得十分必要。

市县财政不仅要完全退出竞争领域，而且要退出基础工业，建成公共服务型“纯”公共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县的自然资源条件（较大规模的自然资源多为国有或省属），科技、人才条件及财政实力，都不允许支撑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及与市场风险相伴随的竞争性地方国有产业的运转。目前市县所属企业大多数为一般竞争领域的小企业，而抓大放小是国家向社会主义公共财政转轨时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改组的大政策；市县财政尤其是县财政普遍比较困难，主要原因之一也在于市县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这还不包括对“五小工业”所产生的严重污染的治理。因此可以说，市县财政完全退出竞争领域和基础工业是振兴地方财政、完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市县公共财政的，前提。地级市和县城是今后几十年我国城市化的重点和主体，市县两级的城市化对我国农村近两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国内市场的扩大将具有决定性意义。城市硬件基础设施和软件环境建设，都属于公共产品供给，城市化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又培育了极为深厚的税源。城市化更加需要公共财政的支撑。

乡镇财政是我国财政的最基层。镇和乡虽属同级，但建制镇的建设与发展对公共品供给的要求同县城大同小异，而与乡财政职能内容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将有很大差别，在职能建设上必须予以高度重视。与市县财政相比，乡财政公共供给的内容相对简单。由于乡政府职能财力有限，直接面对农村、农业和农民，因此满足乡公共需要，主要表现在为基层政权建设和确保一乡平安服务，为“三农”提供公共服务，并不直接介入农业生产经营。目前乡镇财政是职能最不成熟最不规范的一级财政，事权大于财权，机构职责过多，人浮于事，不适应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也使农民负担居高不下。因此，乡镇宜进一步归并，一个县（市）下辖五六个镇（乡），机构砍一半，人员也砍过半，凡不属纯公共服务的机构一律撤消，使乡镇的公共服务职责或事权同财权真正对应起来。

【参考文献】

[1]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16版）[M].华夏出版社，.

[2]  穆斯格雷夫.美国财政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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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陈共.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  张馨.公共财政论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公共管理学的特征 第6篇

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指的是对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或是公众普遍关注的政府机构的运作以及政治活动的报道，如政府重大会议的报道、公共危机事件的报道、各种灾害的报道等，这种报道形式是新闻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出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的三个属性，即公共性、政治性、新闻性。这三个属性涉及了三个不同的群体，即公众、政府、媒体，也就是说，在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中，这三个群体缺一不可。

2007年，可以说是中国真正的‚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元年‛，一系列引人瞩目的重大事件在公众的普遍关注和广泛参与下，得到了符合民意的解决。在这之前的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公众也普遍关注，但是他们很少参与其中，或者说是根本就没有参与的机会，他们只是通过传统媒体关注事件进展的‚旁观者‛，因此，缺少公众普遍参与的‚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并不成熟。如1998年的抗洪抢险报道、2002年的非典报道、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的报道，在这些公众普遍关心的重大事件报道中，公众因为缺乏有效的参与手段而缺席，真正参与这些报道的只有政府和媒体两个群体。但是，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和普及，公众有了参与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的手段，即新媒体。在重大事件的报道中，公众除了关注传统媒体的报道外，还可以可以通过网络论坛、博客、微博等手段，参与事件的报道，传播自己的信息和观点，这股从网络上崛起的新的报道形式，基本上就是现实中的民意的集合。

从2007年到现在，在公众、政府和媒体的共同参与下，我国的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不断发展，报道不断走向成熟，公共舆论也逐渐走向理性。虽然在我国的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中还存在不少的问题，但这都是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经历 的阶段，是报道走向成熟的必然。总的来说，我国的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在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了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对信息的态度逐渐由内部公开到社会公开发布。

公众有获取有关自己利益的信息和社会公共信息的权利，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的人权，是公民实现自身其他权利的基础和前提。如2007年3月份发生在海南的‚香蕉致癌‛事件，3月13日，广州《信息时报》刊载了一篇‚广州香蕉染‘蕉癌’濒临灭绝‛的文章。3月20日，广州市食品安全信息网和中国食品网曝光12中常吃的‚毒‛水果，并被众多媒体转载，从而引起了全国水果市场大震动，许多人认为吃了香蕉会得癌症，一时间，‚香蕉致癌论‛导致国内各大城市经销商‚谈蕉变色‛，使香蕉突然滞销，海南香蕉价格从3月20日以前的每公斤2.4到3.2元，突然跌至3月31日的每公斤0.3到0.8元，甚至0.3元以下都没人收购，致使蕉农遭受剧大损失。好在官方从4月2日开始接连进行了危机公关，4月2日，海南官方紧急开会，推出5条救市措施，4月5日，海南省委宣传部和省农业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应对香蕉市场**的措施，4月7日，农业部就发布消息，解释‚香蕉巴拿马病‛，并解释该病与香蕉安全性美誉任何关联，4月9日，农业部发布消息，称我国控制香蕉枯萎并取得一定成效，该病没有对我国香蕉产业造成严重影响，4月13日，为了消除影响，增加蕉农收入，官方主办了香蕉品尝会并邀请香蕉协会、水果协会、营养协会等各行专家介绍吃香蕉的种种好处，至此，‚香蕉致癌‛公共危机逐渐化解，香蕉价格逐渐回升并回归到正常水平。在这件事上，官方从发现危机到危机公关，及时进行了各种信息疏导，不断向社会公布各种公众关注的信息，使公众了解了真相，化解了社会上流传的各种谣言，从而使公共危机事件得到解决。

第二，对事关公众利益的报道从封堵走向公开，将民意纳入决策范围。对于事关公众利益的事件，必须让公众了解情况，让公众参与决策进程，才能化解矛盾，促进公共事务的发展。如2007年的厦门PX事件，PX项目是落户厦门的台方投资、经国家发改委等中央部委批准的‚手续完备、程序合法‛的‚十一五‛重点项目，但是这个超大项目在论证决策的过程中，厦门市当地的相关专家和民众并不知情，不知道该项目对厦门环境所带来的各种危害。在3月份的全国两会期间，中科院院士、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赵玉芬联合105名政协委员提交‚关于厦门沧海PX项目迁址建议的提案‛，并将PX项目的危害公之于众，但是厦门官方并没有理睬，也没有采取措施疏通民意。事件发展到5月份，当地网络社区、《第一财经日报》《瞭望东方周刊》相继对PX事件进行详细报道，厦门百万人同传短信，号召六一‚大散步‛。但是厦门官方随即关闭网站、控制相关媒体，拘留相关负责人，并宣布‚六一‛期间不放假，并不准请假、外出，对公众的信息知晓进行封堵。这才导致6月1日、2日，上万市民上街‚散步‛，向政府陈情，抵制PX项目，此事被《凤凰周刊》《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相继报道，掀起舆论热潮，引发政府的公共危机事件，使政府处于被动。处于舆论漩涡的政府不得不倾听民意，召开环境评价座谈会，邀请市民参与，会上85%的代表反对PX项目的兴建，终始官方改变态度，并在年末的PX项目专题会上决定将PX项目迁至漳州古雷半岛，从而成功化解了这场波及整个城市的公共危机，使事件得到了符合民意的解决。

第三，对公众关注的信息从被动发布走向主动发布，并对媒体报道逐步放松限制。

谣言止于权威信息的发布，政府只有及时、主动的发布公众关注的信息，并且通过各种媒体向社会传播，才能消除各种谣言，减少社会恐慌，稳定社会秩序。为了统一规范政府的信息公开，强化政府公开信息的责任，畅通政府信息的公开渠道，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监督和保障机制，我国在2008年5月1日起，颁布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凸显了我国建立透明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决心，使我们的政府迈向了‚信息公开时代‛。信息的公开和对媒体报道管制的放松，是我国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走向成熟的一个里程碑，而这些措施也使我国政府在之后的公共事件中及时的处理了危机，树立了良好的政府形象。如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的报道，就是公共事务报道中的一个经典案例。在地震一开始，我国政府就开放了所有媒体包括外国媒体进入灾区，进行全方位的报道。震后的第二天，国务院新闻办、四川省政府每天举行一次新闻发布会，邀请政府职能部门部分有关负责人及有关领域的专家，发布灾情，震情和救灾动态信息，并且公开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而且对每场发布会都进行现场直播。在新闻发布中还不遮掩、不回避、不回答‚无可奉告‛等，这既保证了权威的信息来源，也减少了猜测和谣言，稳定了民心。在媒体报道方面，汶川地震过后10多分钟，新华网就发出了一条快讯，32分钟后，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就播出了与灾情有关的新闻，52分钟后，央视一套和新闻频道正式启动直播节目，节目跨度超过26个小时，以同一主题不同时段播出，在第一时间抢占舆论制高点，这些行为有利于在第一时间稳定人心，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事实也证明了，这次关于汶川地震的报道是成功的，这也显示了政府信息的发布从被动走向了主动。

第四、政府对于网络民意的普遍关注和不断回应。网络的开放性、分散性和互动性等特征为人们提供了参与公共事务的一种新的公共空间。凭借互联网，公众能够平等、自由、便捷地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发表见解，展开辩论，在辩论中形成的呼声与传统传媒汇集为反映民意的公共舆论，对政治系统的决策产生重要影 响，例如中国的孙志刚事件导致国家收容政策的废除和救助政策的出台，汶川地震中公众对 救灾物资使用的担忧和质疑促使监管政策的推出。因此，网络拓展了传媒的广度和深度，正 在生成新型的传媒公共领域，使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更为鲜明，从而构成新型的公共领域。公共事务报道，在不断变化当中存在这一些不足之处：关于有关国家政府的负面报道，还存在限制，没有达到完全的公开透明。有些地方的党政部门及其领导，不愿意让新闻界知 道灾情及发生灾害的原因(特别是责任事故)。因此，一味限制问题新闻传播，形成‚报喜不 报忧‛的片面的新闻传播格局。对此我国新闻监管对于公共事务报道应有明确的、公开的成 文法规，防止政府部门滥用的权力对公共事务报道的干涉。‚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 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广大记者要切实提高新形势下开展舆论监督的本领，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重大问题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运用舆论监督推动解决问题、改进工作，同时虚 心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增强新闻报道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除此之外，我国对于政治与公共事务的报道，还有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不断完善、、政府在信息的发布中对于新媒体的运用更加娴熟等特征，这些，都标志着我国政治与公共事务的报道逐渐走向成熟。但是，对于政治与公共事务的报道，我国政府还有许多地方做的不到位，如信息发布的速度有待提高，对重大公共事件的新闻敏感度不够高，发布的信息的真实性有待提高，政府的信息发布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