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出版物范文

互动出版物范文（精选7篇）

互动出版物 第1篇

一、数字出版业发展对传统出版业带来的冲击

(一) 出版模式逐步趋向于“无纸化”

数字出版是建立在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流媒体技术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是以数字内容为流通介质, 以网上支付为主要交易手段, 采用电子阅读器作为阅读工具的出版和发行模式。从数字出版模式的本质出发, 其所采用的传播介质主要是网络, 而这种出版模式对于传统出版业中的库存现象以及全体读者市场的开拓提供了解决途径。一方面, 对作者和编辑来说, 传统意义上的对纸质媒介的审读、修改和加工已被同步、交互地对数字化内容的组织和编写所取代, 产品以“无纸化”为特点, 省略了出样、出片、印刷、装订、运输等环节, 节省了出版时间, 简化了出版流程, 提高了出版社的整体运作效率。数字出版模式的发展对于那些缺乏明确市场发展前景的图书来讲, 能有效地降低出版风险。而且, 这种出版模式对于那些需求量本就较小且不会再次印刷的书籍来讲, 也能够为其提供进一步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 对于读者来说, 只要具备网络条件, 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在线或下载浏览数字出版物, 实现了阅读消费数字化, 拓宽了信息传播范围, 使信息传输快捷、方便。

(二) 产生“先评价”发展模式

我国的传统出版行业因为受到体制等多方面的影响, 缺乏对图书市场进行准确把握的能力, 对于图书产品在市场上的具体销售情况也不能够进行准确的预测。在一本新书进行发行的时候, 如果对该书的市场需求量进行了低估, 那么其印刷量就会不足, 从而让盗版商拥有利用空档来进行盈利的机会;如果对该书的市场需求量进行了高估, 那么就会导致图书出现大量的滞销。随着数字出版业的发展, 让“先评价”的发展模式成为可能, 上述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先评价”模式就是在图书正式出版之前, 先将其中的部分内容发到微博或博客等工具上, 并接受网友读者的评论和意见, 然后根据这些评论和意见来进行必要的调整, 在调整之后再进行出版发行, 这样可以使得图书更容易被接受。而且, 通过“先评价”可以真正实现按需印刷, 可以通过在出版企业网络和图书销售网站上建立跟踪客户信息服务功能, 根据客户购买记录自动分析客户的购买倾向和爱好, 建立面向特定用户的推荐书目。

(三) 数字出版业发展分流了传统出版业的受众以及市场

随着数字出版业的发展, 传统出版业的市场份额受到挤占, 利润空间缩减。特别是数字出版的发展打破了传统出版载体纸张的垄断地位, 网络、手机、手持阅读器等都已经成为数字出版物的重要载体。当前, 在图书市场上以纸质媒介作为代表的传统出版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但是作为新兴出版形态的数字出版表现出了相当强劲的发展势头, 使得传统出版业的受众与市场受到了分化。伴随着各种电子信息媒介的快速普及, 人们的阅读习惯出现了改变, 特别是在信息时代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更加倾向于数字出版物, 这在为数字出版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市场前景的同时, 也为传统出版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二、实现数字出版业与传统出版业的互动

在“十二五”期间, 实现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的融合是重要的产业发展目标。为了能够更好地让传统出版业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需要促进传统出版业与数字出版业之间的互动。

(一) 突破行业界限, 将数字出版融入传统出版业之中

从观念上将数字出版作为传统出版业中的一部分来进行发展, 突破行业之间的界限, 和网络、电子通信业等进行融合。在部分发达国家很早就开始了网络、电子电讯行业与传统产业相互之间的渗透与交叉兼并。例如, 美国著名的传媒公司约翰威利父子出版公司, 主要出版科学、技术、医学类、实用类、生活类, 以及高等教育教材和其他的职业培训类图书、期刊和电子产品, 规模相当庞大。同时还将自己的出版资源聚合为威利在线图书馆, 其中主要包括1513种期刊 (涵盖18个学科领域) 、9000多种在线图书、120多种参考工具书、11个数据库、17个试验室指南等。“威利在线”的推出帮助约翰威利父子出版公司更好地在市场上守住了自己的市场份额。从这里能够看出, 对于传统出版业来讲, 要在21世纪的信息化时代中获得可持续发展, 就需要尽快打破行业界限, 和网络、电子电讯业进行融合, 树立作者、出版者、网络公司、读者等多赢的出版价值观, 这样才可以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

(二) 对数字资源进行深度整合

传统出版业需要加强对存量出版资源的数字化整理加工工作, 并对数字资源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开发与利用。在数字时代, 谁能对巨大的内容资源具备更强大的结构化加工整合能力, 谁能提供更多的、有价值的数字化增值服务, 谁就对市场占有更强的控制力。首先, 出版企业准确定位自身的出版方向, 充分利用现有的优质出版资源, 将自己的特色内容、品牌内容延伸到数字出版领域, 建立自己的终端客户网络和个性化的销售渠道。其次, 出版企业需要充分利用网络和技术的优势, 积极探索与内容相关的信息产品与服务的研发, 提供能产生增值服务的各种衍生产品, 如电子书、一分钟课程、在线课堂等, 形成各种传媒形式与优势内容资源紧密结合发展的新格局, 不断开拓新的市场空间, 满足读者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最后, 出版企业还需要对数字出版内容资源传播平台建设进行强化, 尽快地建立起技术过硬、传输快捷、覆盖范围相当广泛的数字出版产品传播体系, 增强自身的影响力, 为传统出版业与数字出版业之间的相互沟通奠定平台基础。

(三) 积极地和技术公司开展深度的合作

传统出版机构需要和技术公司开展深度的合作, 发挥出技术公司的实力以及传统出版机构长期以来所积累的内容资源的优势, 实现两者之间的互补, 以实现互利双赢的目标, 实现产业的良性发展。例如, 传统出版企业要与IT企业开展多方面的合作, 参与数字出版, 对用户数据进行搜集、挖掘和管理, 分析读者的心理特征、购买需求以及图书售后的市场反馈情况, 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增加销售额提供数据支持。另外, 各出版机构之间也可以进行联合, 丰富图书资源, 甚至可以进行跨行业的战略合作, 以多产业联合为切入点, 实现数字出版和传统出版的互利共赢。同时, 出版企业需要积极推动自身大力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各种关键技术, 并逐步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和专有技术, 打造出核心品牌, 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三、图书编辑在传统出版业与数字出版业互动中的作用

要实现传统出版业与数字出版业之间的互动, 就不能够忽视图书编辑在这个过程中所能够发挥的作用。为此, 需要对图书编辑的素质进行提升。

(一) 优化图书编辑知识结构

要实现传统出版业与数字出版业之间的互动, 图书编辑就需要拥有复合型的知识结构。数字产品的多媒体化造成编辑加工的复杂化, 其编辑加工内容不仅局限于文字和图片的静态信息, 还包括音频、视频、动画等多种流媒体动态元素, 这就要求编辑在具备扎实的编辑专业基础知识的基础上, 还要具备软件测评、音视频编辑、网络编辑方面的知识, 从而对出版物内容在数字环境下进行多种载体形式的融合。

(二) 提升数字策划的敏锐性和创新性

信息的海量与无序为数字环境下图书编辑的鉴别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编辑需要积极地和市场接轨, 掌握检索有价值信息的能力。要求能够锁定重点信息, 并对这些信息进行提炼和分析, 根据受众特点, 决定其采用的载体形式, 最后整合利用发布, 做出具有特色的数字出版物。要有效地推动传统出版业与数字出版业之间的互动, 图书编辑不仅要拥有良好的信息与市场敏感度, 还必须注重与数字内容相关的版权、技术、设计、营销等方面的知识, 切实将数字理念、技术等融入选题策划、编辑加工等各种出版环节的创新之中。

此外, 图书编辑还需要拥有较为全面的专业知识, 必须要对自己所负责的相关学科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内容进行掌握, 同时还需要了解这些内容在传统出版业以及数字出版业之中的发展情况, 找到其中的关联点并促进两者之间的互动。

(三) 具备对计算机、网络等信息技术的掌控能力

当前,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数字出版业发展日新月异, 传统的编辑模式受到剧烈的冲击。特别是计算机的应用, 让图书的审读、编辑、校对、排版以及印刷和发行都发生了相当巨大的变化。这就要求图书编辑必须能够和现代科技发展的步伐进行同步, 必须要在掌握相关图书编辑知识的基础之上, 能够熟练地对计算机进行操作, 并对自身的网络应用能力进行培养, 可以及时地了解外部信息, 更多地对出版内容进行数字化的编辑加工。

四、结语

随着数字出版业的快速发展, 传统出版业受到冲击是我们所必须要承认的事实。同时还要清楚地认识到, 虽然数字出版业发展迅速, 但其本身所遇到的问题也非常多。在这样的情况下, 要让数字出版业与传统出版业两者够得到长足的发展, 就需要让两者实现互动, 尽可能地突破行业界限。同时, 图书编辑还需要积极地提高自身的素质, 这样才可以进一步为促进数字出版业和传统出版业的互动提供支持。

参考文献

[1]张成良.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协同效应研究[J].出版发行研究, 2013 (7) .

[2]董有山.传统出版业如何认识和做好数字出版[J].出版发行研究, 2012 (10) .

互动出版物 第2篇

【关键词】出版企业；社会责任；出版人才；互动关系

【作者单位】王艳，北京印刷学院。

在转企改制的大背景下，以知识密集、文化密集和资源密集著称的出版企业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不能减弱，应不断加强。因为出版企业只有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推进转型升级。出版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必然会对其所倚重的以编辑为核心的出版人才队伍尽到社会责任，反过来对出版人才的培养又会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这无疑是一种充满了双赢智慧和现代契约精神的互动关系。

一、出版企业如何履行对出版人才的社会责任

就本质而言，依据出版人才对出版企业的贡献、与出版企业签订的契约，出版企业对出版人才各种利益诉求的回应更多地被视为一种战略投资，最终的目的必然是实现盈利，这成为出版企业开展社会责任实践的动机与动力所在。有了动机与动力，出版企业该如何具体地、富有操作性地承担起对出版人才的社会责任就成为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阿奇·B.卡罗尔（Archie B. Carroll）认为，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在特定时期内，社会对商业组织在经济上、法律上、伦理上和自行裁量上的期望”[1]，而基于这一定义，卡罗尔进一步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四大基本类别构成，分别是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以及自行裁量责任（也称慈善责任）。卡罗尔的理论特别强调，上述四种责任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当然也不是固定的，其既有可能相互转化，也可能在一种责任践行中同时包含另外几种责任。此外，对企业来说，每一种社会责任的基本类别都涉及若干应当完成的社会议题，本研究拟借用国际较为通行的概念性分析工具来考察当下我国出版企业对出版人才履行社会责任的内容与路径。（参见表1）

出版企业对出版人才承担的经济责任应当确保出版人才能够获得“较为体面的生活”，其中富有竞争力的薪酬制度设计和绩效奖励是出版单位转企后吸引和留住人才的主要手段。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有出版单位冗员很多，人才结构不合理，出版转型使人才的结构性稀缺愈加突出”[2] ，如果出版单位不能在待遇上充分体现出版人才的价值，那么最终势必导致人才的流失。

法律责任的承担体现了一家出版单位在选人、用人方面的规范性。目前，国有文化企业中存在不同性质的用工形式，如何保障编外员工、派遣员工甚至是临时工的平等就业权利？出版企业应以法律为准绳，审慎对待。

谈到伦理责任，其主线具有非常显著的人文色彩。一家企业是否“以人为本”是衡量其对人才是否履行了伦理责任的核心标准之一。出版企业在内生文化属性的要求下理应更好地尊重人才、珍惜人才，以优秀的企业文化助力出版人才的成长。

至于自行裁量责任，笔者认为这是弹性最大，也是空间最大的一种企业社会责任。以往社会对企业这方面的印象大都停留在慈善捐助等比较狭窄的面上，事实上企业在该领域可以作为的社会议题非常丰富，比如，对员工及其亲属的救助、帮扶，为员工提供各种岗位技能培训和良好的工作环境等，这些都有助于企业吸引人才。作为文化企业，一些出版企业正是由于很好地承担了自行裁量责任，因而塑造出了“有情怀，有担当”的企业形象，极大地促进了出版人才的聚拢。

二、出版人才如何回馈尽到社会责任的出版企业

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出版的第一生产力和第一资源是出版人才，正是他们的智力劳动为出版企业带来了巨大的价值增量。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出版企业对与出版人才之间形成的雇佣关系，缺乏理性的认识，对出版人才在事业发展和个人成长等方面的利益诉求重视不够，从而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骨干编辑等人才的大量流失。特别是出版单位在转成企业后，为了应对新媒体业态的挑战，很多编辑的工作量空前提高，压力也随之陡增，原本一年三五本书的任务量往往增至一二十本书，甚至二三十本书，而且还要全程负责一本书的选题策划、组稿、审校、设计、排版、印制甚至是面市后的宣传等全部环节。在这种情况下，出版企业只有对人才施以人性化的管理，使人才的贡献得到合理的回报，并结合新媒体迅猛发展的实际为员工提供学习的机会与平台，才能留住在岗历练多年的老编辑，并不断吸引有志于出版行业的职场新人。而更为重要的是，对出版人才的投入与培养还将直接影响出版企业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而这正关乎出版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

有的出版企业认为，自身承担对出版人才的社会责任是一种“赔本赚吆喝”的买卖，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就业形势严峻的宏观经济环境下，编辑流失还可以再招新人。持这种短视观点的出版企业不仅忽视了近几十年来全球出版业内外部环境的变迁，而且也缺乏对出版人才价值的正确全面认识，看不到企业努力营造引才、育才、聚才和用才的良好环境对自身做大做强的重要意义。

事实上，如果认真观察那些对出版人才尽到了社会责任的出版企业，我们就会发现，员工给企业带来的是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与活力。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为例，该社于2013年2月正式发布首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12—2013）》，该报告同时成为中国出版业内单体出版社的首部系统化企业社会责任（CSR）报告。三年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通过将社会责任实践与企业经营融合，实现了多领域、多维度的和谐发展。特别是对出版人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不遗余力地加强编辑队伍建设，从关爱编辑，为编辑实现创业梦想的舞台，到开展“名编辑工程”，推进高端人才选拔与培养，为编辑提供各类培训机会，帮助其更好地应对行业的变革，再到进一步完善薪酬体系和激励制度，该社做了很多工作，从而依靠以编辑为核心的员工队伍建构起研究型、智慧型出版社的企业形象，并成功打造出以皮书、列国志、中国史话和学术集刊等为代表的一系列知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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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社会责任理念的出版人才队伍建设

在出版企业社会责任与出版人才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出版企业对涉及出版人才的社会责任与社会议题应当及时进行有效回应，准确获知、对接出版人才的利益需求，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定的回应策略。反過来，出版人才也应充分理解、配合出版企业的社会责任理念与实践。当下，企业与员工都存在各自需要改进的地方。

1.出版企业层面

第一，出版企业亟待加深对出版人才独特利益诉求的认知。在调研中，笔者发现，相较于非文化企业的员工，在出版、广电等文化企业工作的人才对企业提供的职业培训与营造的企业文化非常看重。上述特殊利益诉求的出现，必须放到出版企业近年转企改制以及行业整体转型升级的时代大背景中去考量。一方面，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大型出版企业（集团）的不断涌现，传统编辑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数字出版、移动出版的发展，在职业困局产生的内在焦虑促使下，传统编辑不可避免地对出版企业提出了持续学习与培训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出版企业是典型的文创企业，愿意供职于内的出版人才如果不能对企业文化有所认同，即使是再高的薪水也不一定能打动他们。这当然也体现了出版人才群体具备的理性主义特质与人文主义情怀。在这种情况下，出版企业必须不断地为出版人才提供继续教育的平台，借助员工的成长推动企业的成长。在此，职业培训与企业文化建设分别属于企业应当承担的伦理责任和自行裁量责任范畴，而这也正提示了出版企业更新人才观过程中需要着重考虑的特殊之处。2015年，已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5家出版发行上市公司中，有4家出版发行上市公司详细披露了自身在职业培训与企业文化建设方面的具体举措。比如，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培训是员工的最大福利”理念，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提出了“使员工在工作中产生幸福感和归属感”的企业文化目标。（参见表2）

第二，出版企业亟待加强与出版人才之间的有效沟通。任何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都离不开互动双方的有效沟通，出版企业与出版人才之间也不例外。出版企业为了实现组织的盈利目标应当“注重与利益相关方的双向沟通，妥善处理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各种冲突”[3] ，尤其要建立健全与编辑人才、经管人才、财务人才、策划人才、投资与金融人才、营销人才和法务人才等的交流与沟通机制，倾听其心声和要求，在出版人才出现抱怨与不满的情况下努力促成双方的对话，化解内部压力，进而在互动中协商解决问题。（参见图1）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樊希安就三联书店的人才兴业战略提出要“宽容个性，容纳人才”。他认为，越是人才，越有个性，三联书店不少职工都很有个性，尤其是编辑部门，职工学历较高，聪明、独立，自我期望高，个性比较强，说起话来比较直率，但领导班子对此并不介意，反而予以理解和容忍，使员工能够说其所想，因此，员工对三联书店的忠诚度也很高，编辑队伍得以长期保持稳定[4]。

2.出版人才层面

从宏观来看，出版人才是出版企业关键利益相关方之一，其与出版企业之间本质上是一种交易关系。出版人才基于出版企业给予的各种（情感、规范等）承诺的心理预期和实际补偿，不仅应积极投入智力和体力等资源，完成图书策划、图书编辑和图书营销等任务，而且应当通过自身的社会责任行动助力出版企业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第一，出版人才应高度认同出版企业的社会责任理念。15家在A股、H股上市的出版发行上市公司的2015年报披露情况显示，当前我国有5家出版发行上市公司发布了201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其中，时代出版传媒从上市之初的2008年度开始发布，而中南传媒、凤凰传媒则分别从2012年度、2013年度就开始发布，中文传媒和出版传媒则于2015年度首次发布[5]。再加上前面提及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及2016年7月首次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新华书店在内，不同出版企业在社会责任建设方面都形成了各自独特而又多元的理念。出版人才认同所在出版企业的社会责任理念是他们认同其文化的重要一步，也是出版人才在未来发展中实现自身价值的关键所在。认同是热爱的基础，出版人才只有高度认同出版企业的社会责任理念，方能在日后的相关实践中贡献自己的才情与智慧。

第二，出版人才应积极参与出版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出版企业践行社会责任已逐渐成为一种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出版人才显然发挥了极为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样作为出版企业的关键利益相关方，出版企业内部的出版人才与外部的作者、读者三位一体，共同决定了出版市场的走向。出版人才越是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责任的实践中去，越能精准把握读者的需求，越能与作者进行有效的沟通，实现出书—写书—读书的无缝对接。参与是创造的前提，在“互联网+”的时代洪流中，出版人才再也不能闭门造车，而社会责任实践恰恰为其提供了感受社会的绝佳舞台。综观这些年社会责任实践蓬勃开展的出版企业，其出版人才的成长也进入了快车道，通过与行业的接触，通过为环境和社会的奔走，出版人才正在持续吸收养分，为出版企业的发展积蓄力量。

四、结语

作为员工，出版人才为出版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是出版企业的战略资产所在。出版企业从人力资源管理的高度，依靠、尊重、信任、激励和关心出版人才，本质上都体现了出版企业社会责任的担当。在某种程度上，出版企业社会责任组织和承担得越到位，越能吸引和留住人才，越能提升自身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1]马俊. 员工视角的企业社会责任、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绩效关系实证研究[N]. 南开大学，2014.

[2]韬奋基金会秘书处. 人才之路：首届韬奋出版人才高端论坛论文选[M]. 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27.

[3]左志红. 让书业流淌道德的血液[N].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6-05-09.

[4]公益时报、香港乐施会企业社会责任承担项目组编.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06[M].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14.

[5]韬奋基金会秘书处. 人才之路：首届韬奋出版人才高端论坛论文选.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70.

互动出版物 第3篇

1. 编辑出版产业的现状

编辑出版产业可以说是伴随我国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壮大的, 在知识经济到来后的一段时期内, 相关学者的研究课题都与知识经济自身具有密切的联系, 却忽视了编辑出版产业实际上是与知识经济密不可分的。知识经济是由李京文先生最早在我国提出的, 他虽然指出了知识经济中的传播以及扩散等相关问题, 却没有提及编辑出版产业, 在后续相关的著作以及论述中, 所涉及的主要内容也与编辑出版产业并无过多的联系, 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笔者认为是人们对编辑出版产业还不够了解, 对于编辑出版产业以及知识经济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因此在这方面的工作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知识经济》以及《知识经济呼唤中国》两本著作中仅仅强调了知识经济这一单一的内容, 也缺少了能够进一步探讨知识经济与编辑出版产业之间关系的内容。总而言之, 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空白的环节, 所研究的现象也处在一种表面的状态中, 在这个呼风唤雨的知识经济时代, 编辑出版产业的重要地位是不能被忽视的, 因此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 在原有的表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 对于知识经济与编辑产业结构的互动性发展提出了几点个人见解, 希望能够对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一定的帮助。

2. 知识经济链条中编辑出版产业的地位

在知识经济的构成要素中, 主要是由三方面构成的, 一是知识创新, 二是知识传播, 三是知识应用。其中, 知识传播所涵盖的内容都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例如图书、报刊以及电子出版物等, 还有广播、电视, 这些都是知识的间接传播。在图书、报纸以及电子出版物的传播过程中, 编辑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只有经过细致认真的编辑过后, 才能顺利的实现传播的目的, 这样也就实现了知识经济的发展。图1 为在知识经济中, 所出版的内容各自占据的地位。因此, 在新时期发展的进程中, 知识经济的到来并不是突然而至的, 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这也就对编辑出版产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使人们深刻的意识到不能仅仅局限在传统的编辑出版过程中, 而是要将其当做一门独立的产业加以发展, 实现与知识经济的紧密结合。只有通过知识创新才能实现知识应用这一目标, 而实现应用的途径就是传播, 这是创新、传播以及应用三者之间的关系, 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前提下, 只有重视起编辑出版产业在这一过程中所处的重要环节, 才能真正的实现知识应用这一终极目标。

3. 知识经济的发展需要编辑出版产业加以推动

3.1 存储功能

在编辑出版产业中, 主要具有如下几种典型的功能, 对知识经济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首先是存储功能。编辑是知识传播的主要媒介, 但是如果不能将知识创新的成果加以传播, 就无法实现人类共享的目的, 社会就无法得到长久的发展。科学家们以及工程师进行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推动社会朝着更加现代化、智能化的方向前进, 因此需要先将创新性的成果进行存储, 再通过一定的传播途径传播出去, 但是因为传播范围是具有一定限制的, 所以仅凭借口口相传的方式只能在小范围中扩散, 并且也容易在传播的过程中出现误差。为了满足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 就应该注重编辑出版中的存储功能, 将科研成果长期的存放在某处, 可以随时加以查阅, 为经济发展服务。而实现这一目标只有通过编辑出版才能成行。

在完成存储后, 不仅不会受到时间与空间上的影响, 并且还能将其更加广泛的推广出去, 形成一种积极的生产力, 推动社会的进步, 也可以将其作为一种知识储备, 为今后全新的研究提供经验与基础, 这些都是以编辑出版为前提才能实现的成果。可以说, 人们当下所运用的创新性成果都是来源于过往经验的累积, 如果没有编辑出版, 就无法实现知识的创新, 也就不能将知识经济的价值充分的发挥出来, 那么我国的社会水平依然还会处在一个落后的阶段。

编辑出版行业之所以会受到如此大的冲击, 主要一部分原因是受到当前互联网科技的影响, 网络出版对于传统的编辑出版行业带来的打击是巨大的, 但是受到社会认可的影响, 网络出版的主体并不能以个人或是社会为基础, 这就是传统编辑行业仍然具有生命力的原因。创新成果的主体所选择的出版对象更多的还是传统的出版行业, 例如纸质出版或是电子出版物等。与此同时, 在知识经济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 有些人们认为创新成果只要在企业内部传播就可以了, 并不一定要将其发表或是出版出来, 但是只有发表出来才能证明创新成果的所有权, 这是一种需要受到保护的权利, 如果仅仅选择传播, 一旦遇到窃取创新成果的问题, 虽然在道义上是属于原创者的, 但是也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法律意义上只重视创新成果是否申请了专利, 而无法证明专利的先后顺序。因此只有将创新成果以专利的形式加以发表, 才能确保自身的权益不受侵犯, 这就是编辑出版产业存在的必然原因。

3.2 导向功能

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是知识经济的时代, 在知识经济发展的浪潮中, 编辑出版产业能够引领一个时代的思想行为、未来的研究方向以及社会的舆论导向等诸多内容, 因此可以说编辑出版行业自身具有导向的功能。众所周知,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 只要出版物经过正式的发表, 那么就受到了社会上的认可, 也就是说任何侵犯著作权的行为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知识创新者会更加关心出版物中的内容以及相关动态。出版部门对于作品的筛选已经成为各行业创新成果发布的风向标, 在无形之中形成了一种引导的趋势, 尤其是在学术性的期刊中, 这一导向作用更为突出, 间接上也能推动我国科研成果的创新, 使得研究工作者在工作的过程中具有侧重点, 重点研究哪一方面的内容以及相关的选题等, 都是通过编辑出版产物才能知晓的。所以说, 编辑出版产业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具有能够为今后科研成果进行导向的作用, 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显示出知识经济的真正价值, 满足其发展过程中的需求, 因此编辑出版产业要与知识经济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

3.3 优化功能

在实际的编辑出版工作中, 并不是每一份稿件、每一个科研成果都能得到发表的, 而是需要经过严格的筛选, 从当前发展趋势上进行分析后才能最终确定的。在这一过程中, 实际上也就是科研成果进行进一步优化的过程。有些知识创新者的文字功底不佳, 编辑需要对其稿件进行进一步的润色以及修改, 使稿件最终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 以便在出版后获得更多的关注, 这一过程中, 编辑加工的作用功不可没。创新成果之所以能够驰名中外, 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关注, 这与编辑出版产业的工作内容具有密切的联系, 可以说编辑出版是将知识创新成果推向市场的重要一个环节, 也是最终的环节, 这一环节的实现是在编辑出版人员以及知识创新者的共同协商与努力下完成的, 所以说编辑出版具有进一步优化的作用, 可以为更多的知识创新成果服务, 从而实现了知识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当前, 无论是在纸质出版物中, 还是在电子出版物中, 都需要编辑出版充分发挥优化的功能, 但是针对当前电子出版物整体质量差的问题, 仍然需要在综合能力上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从文章自身的语言以及结构搭配等内容多下功夫, 这样编辑出版行业才能具备更加夯实的功底。

3.4 组织功能

在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中, 是以知识经济为发展背景的, 从字面意义上看, 知识经济是由两部分构成的, 一部分是知识, 另一部分是经济, 也就是说要以知识为推动力量来发展我国的经济。因此建立起以知识经济为主的结构体系是我国的重点工作任务, 通过这一目标的确立, 国家以及个人都对此体系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当然, 单一的创新者是无法完成这一庞大体系的建立的, 更多的是需要将众多的知识创新者组织起来完成任务。他们为知识创新体系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这一前提基础就是要将所研究出的成果通过出版物发表才能实现。

知识经济社会的这种知识体系只能是根据社会上已有的、得到社会认可的出版物来建立。出版物是由编辑出版业生产出来的, 所以这种知识体系就是由编辑出版业建立的了。这话一点也不过分。在实际编辑出版工作中, 并不是知识创新者写了什么, 就发什么, 就出什么, 而是由编者进行编辑构思, 确定选题计划, 决定发什么、出什么。这实质上是编者代表社会和读者 (包括知识创新者) 在设计这个“知识体系”。然后, 还是编者去选择作者、审阅稿件、加工出版, 具体组织实施去建立这个“知识体系”。在编辑的过程中, 某些选题的重复、某些选题的缺门、某些稿件质量的不足等等, 也都是由编者来协调解决的。综上所述, 知识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编辑出版业, 编辑出版业是推动知识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之一。要发展知识经济, 必须率先发展编辑出版产业。知识经济研究应该注重编辑出版业的研究。

4. 编辑出版行业在知识经济时代下的未来发展展望

从社会发展趋势看, 知识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切产业都不可能回避。在知识经济时代, 一切推动知识经济发展的行业都会得到发展, 一切回避或阻碍知识经济发展需求的行业都将被时代所抛弃。编辑出版业只有顺应社会发展需求, 才可能获得自身的发展。

从行业性质看, 编辑出版业就其性质而言, 是一种服务性行业。它的全部生产活动就是为了编辑出版他人的作品。它的诞生, 其社会使命就是为了保存和传播信息。回溯它的全部历史, 它的每一次发展, 也都是为了保存和传播信息, 尤其是为了能在新的历史时代里更好地保存和传播信息。所以, 从行业的性质来说, 编辑出版业应该为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需求而发展自己。

知识经济时代为编辑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机会。知识经济时代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 它为编辑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可供使用的高科技成果。目前已经看到的就有各种各样的计算机排版、印刷技术和系统, 崭露头角的电子出版技术和系统, 各种各样的声、光、电、磁的信息载体技术等等。在知识经济浪潮滚滚而来的时候, 在知识经济中居重要地位的编辑出版业倒显得反映迟缓、行为被动。应该说, 是知识经济的浪潮在推动编辑出版业前进。编辑出版业的继续发展, 只有适应知识经济的需求, 才有可能获得自身提高。所以,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 为编辑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编辑出版业的继续发展必须以知识经济为前提; 编辑出版研究, 应研究知识经济, 以知识经济理论指导自身的发展。

结语

总而言之, 通过上文的论述, 笔者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人们明白, 知识经济与编辑出版产业是具有密切联系的, 只有实现二者的互动发展, 才能进一步推动我国的编辑出版产业在知识经济的浪潮中获得更高价值的成果, 为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实现高水平的发展, 希望在今后的编辑出版事业中可以获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参考文献

[1]毛璐瑶.浅析编辑出版和知识经济产业之间的相互发展[J].商场现代化, 2012 (03) .

[2]彭莹莹, 刘友琼.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编辑出版事业与国家文化安全[J].知识经济, 2010 (12) .

[3]王慧君.浅谈知识经济时代学术性期刊的创新与发展[J].新疆社会科学, 2008 (04) .

[4]卢占昌, 刘海军.传统出版业的战略选择问题[J].记者摇篮, 2012 (03) .

[5]彭莹莹, 刘友琼.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编辑出版事业与国家文化安全[J].知识经济, 2010 (12) .

互动出版物 第4篇

跨界（社）合作、年轻、新鲜、活力，这些也是“逗点文创结社”给人的印象，创社两年，持续推出新人作品，上述形容词其实也可引申为勇气和创意。让读者认识新的品牌和作者，显然并非易事，但这个世界的另一个逻辑却是，不断的创新和尝试、不自我设限，正是引人注目的原因。

做书就要做自己有feel的

陈夏民，1980年夏至生，毕业于台湾东华大学创作与英语文学研究所，曾在印尼的台校担任英文和中文教师近一年，返台后在出版社工作两年，在30岁生日那天，创办了“逗点文创”。很简明的经历，却有很不一样的选择，因为他原可以相对更为稳定的英文教师为正职，或继续留在出版社内当个办公室的编辑，而不必编辑、行销、业务一肩挑。他的理由听上去颇有电影《练习曲》的味道：“总觉得，如果喜欢一个东西，应该去试一下，花个几年做不起来再说。”“如果（在出版社）再呆久一点，可能就不会想要做了吧。趁还年轻，很多事都可以很勇敢地去试看看的时候去做。”

他的创业作确实是很勇敢的，“诗，三连发”（枚绿金《圣谧林》、郑聿《玩具刀》、王离《迁徙家屋》）——新出版社、新人、诗集，“出版界的‘三大惨案’都集中在这里了”。陈夏民说：“我在读研究所的时候，很多同学都是写诗的。开出版社的时候，他们说愿意把诗稿给我出版。我就想，既然投注了大家的善意，一定会是很好的。其实也有一个好处，诗对我来说是很新鲜的，我对于诗也没有既定的印象。就我自己在阅读时的感觉去发想，用比较不一样的方式去做。我觉得一开始用诗集来磨练是很好的。”

说到选书，陈夏民的标准看似很简单。“我出的书一定是我自己有feel的，”他说，“一个东西有人会喜欢，就一定有人会讨厌，但对我来说，我会做的书一定是我觉得好玩的，有兴趣读下去的。”但作为华人世界第一间创作所的毕业生，他对创作的理解无疑也影响和反映到他的出版上。“每一个人对创作的定义都不太一样，但我的想法是‘分享’，是比较偏向沟通性质的。对我来说，写作是表达我想要讲的东西，而我希望这个东西是可以跟别人有交流的，那是最重要的部分。台湾的创作环境很好，因为没有限制，你要写什么都可以。当然，随着写作日久，技巧会越来越好，艺术价值和难度也就越来越高，但同时，很多读者就跟不上了。这在出版上是一个冲突。一个作者写一个作品出来，会希望有一定的艺术成就，但另一方面，通常作者出书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被阅读的，能够跟读者互动的。当那个互动条件变得很难的时候，他也会有挫败感，当然书也变得比较难卖。所以，我希望作者在我们这里出版时，尤其是小说作者，‘以故事决胜负’，要有技巧，但不能拒绝沟通。”

这样的观念，体现在逗点文创最新出版的小说《比冥王星更远的地方》的操作上，陈夏民与作者黄崇凯讨论修改方向，从而让更多读者可以进入文本，同时也不失作者原本创作时的雄心壮志。“他原来的书稿可以变成两本书，因为两部分的概念是不太一样的，后面的部分比较偏向哲学性的思考。回到刚才我说‘用故事决胜负’，我就跟他讨论了一下，后来他决定让故事留下来多一点，让比较哲学性的思考凝缩，删除了好几万字。最终的小说既保有故事的情节推演，也保留了他原本想要表达的一些对创作、生存议题的思考。我相信这样的修改就可以让原本是三百本的销量变成五百本，之后就透过包装，把气势做起来。透过这样的方式，这本书在二月份的销售状况还蛮好的。”

一本好书值得一个好的包装

陈夏民认为，逗点文创的辨识度在于“新鲜”——不仅大多数出版品是新人作品，即使跟资深作者合作，也会挖掘他／她不为人知的一面；无论书的包装还是宣传活动，都是比较少见的。

透明藏书卡，悠游卡票贴，火柴盒包装的圣诞礼物书，平行四边形的诗集，工法复杂的封面穿透效果……每一本的巧思和用心都让人印象深刻。2012台北书展，逗点文创就有两本书入围了“金蝶奖”——活字印刷的《歧路花园》和以穿透概念制作的《你是穿入我瞳孔的光》。陈夏民说：“现在的好书太多了，读者有很多的选择。如果我的钱只够买一本书，但没有特定要买哪一个作者的时候，我当然会挑我觉得花这个钱所能买到质感最好的一本。这是很基本的消费者心态。所以，内文质量已经很好了，也必须让它有一个很棒的外表，让它更有机会被人家拿起来，买回家。”

这些既贴合作品又出色的装帧，都是作者、设计师、编辑三方碰撞出来的结果。每一本书开始制作的时候，陈夏民都会与作者、设计师相约吃饭、聊天，确认书本要给读者怎样的感觉，作者与设计师在认识之后也就比较知道对方的喜好，例如“你最讨厌什么颜色、包装方式” 这类的问题。“这件事情比较少人这样做，因为太麻烦、太花时间了。一个编辑手上可能有好几本书，通常就是设计好了以后，才转给作者看，请他决定试稿中的其中一款。我是比较喜欢交朋友，就让作者跟设计师先沟通一下，之后的协调部分再交给我。”

陈夏民也喜欢把这样的过程在新书讲座上与读者分享，让他们了解一本书是怎样做出来的。“身为出版社的人，一旦有书的活动，我每一场都要到场。我常常听一个作者讲一样的事情讲了好几次，我想，作者一定很累吧？听众可能也会很累吧？我就觉得，或许可以走别的路线。我最近都会找设计师出来，他讲做这个案子的想法，我讲编辑时会遇到的问题，作者就讲他创作的部分，让读者听一下做书的故事。无论如何，让那些来的人可以得到一些东西回去，我觉得比较重要。”

探索阅读的不同面向

创社该年，逗点文创与当时的布拉格书店合作，连续举办了四场“言·寺·示·见”活动，结合诗、音乐、剧场、影像，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些活动与出版品的联结若即若离，就如同他们为诗集所拍摄的PV（Poetry Video），是行销手法，但本身也是一个艺术作品。而这恰好呼应了陈夏民对“逗点文创结社”的定位，以及他对出版和阅读的想象。

“现在是一个很混乱的时代，但也因为混乱所以好玩。网络阅读的习惯，配合着手机或行动上网的装置，已经整个改变了阅读的状态。我觉得，或许书应该有别的样貌，阅读不一定要透过纸本或者是文字，它也可以有其它方式。我们跟剧团合作，把诗的感觉演出来；也跟乐团合作，请他们来演唱我们的诗。这些形式跟群众的互动都蛮好的，它引起的效应会超过阅读本身。例如剧团表演结束后，很多观众都留下来，彼此开始讨论，也和作者们一起讨论。它不一定跟书直接相关，甚至跟卖一本书是没有关系的，可是我会继续尝试，看看阅读到底可以做到什么样的地步。”

继那四场免费表演后，去年逗点文创举办了一场收费演唱会，也与台北诗歌节及校园社团合作，让诗人作者和诗人组成的音乐团体The Lazy Mob进入更面向群众的场地和活动，透过诗歌与音乐的结合，推动诗歌阅读。“我们有点像经纪人的角色，给主办单位介绍这个团体，尽可能让他们曝光。这是很新的形态，没有人这样做，因为这东西不一定会赚钱，可是你要花时间去接洽。但其实对那些表演的人来说，他们就可以得到一些知名度，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这也是我们一直想要推的事情。”

或许应该说，每一件做过的事情都不会是浪费，它会在你看到或看不到的地方累积，然后在某时某地产出效能。也就因为之前所尝试过的形式，陈夏民对于电子书也就多了一些新的想法。“以后看电子书可以做到什么样的地步，或许我们可以在提供内文的部分有所改变。因为之前有拍过PV，可能到时候就可以拿来使用，或者未来拍摄新的video。”

互动与结盟，弥补独立出版的不足

打开逗点文创的部落格（http://commabooks.blogspot.com），书籍资料和宣传活动资讯当然是少不了的，但占据更大部分的，是逗点人的出版手记：菜鸟编辑的心得，每一次新书出版时的“开箱文”，作者为新书题签的直播文，设计理念的介绍，活动现场的记录，译者的翻译手记……读者看不到的出版生活，透过轻松的文字还原出来，读下来皆可感受到出版者乐于分享的心情。

最近，陈夏民在每周三发布一篇与出版有关的有趣文章，借此与读者互动。“我现在只剩下一个人，可能（外面）活动就会减少，但会专注在网络的活动上。通过比较有趣的文章引发一些讨论，顺便做民调，了解大家对一些事情的想法。像我之前写的那篇《书腰你真是淘气的小东西》，它的点击率非常高，流通率也非常强，很多读者会写信过来讨论。我不希望一篇文章拿出来，看完就算，我希望是可以得到讨论，得到别人的feedback。”

强调与读者的互动，弥补了独立出版在行销上的弱点，让读者／消费者对品牌产生向心力，“当他变成你的朋友时，就会得到很多的口碑行销。我们在Facebook上的粉丝团po新书资料后，一旦有人转录，他的朋友就会看到一样的书的消息，这个群众的链结会坚固一点。”而除了网络上的互动以外，逗点文创也积极参与创意书市等活动，直接与读者面对面。“老实说，这些场合的销售效果并不好。但好处就在于，它的目标群体很明确，爱书的人都会来。尽管卖不了几本书，可是你会遇到一些不错的读者，你可以听听他对于某一些书的意见，我觉得那些都还蛮准确的。”

独立出版的另一个弱点是，没有办法在书店办书展，新书销售周期也就变得更短。几家独立出版社这两年在台北书展集体发声，虽然无法弥补通路上的不足，但“透过这个方式，有点像是，我来介绍我的朋友给你，希望大家对于我的朋友也会支持。目前看来，这个策略很好，很多人因为南方家园而认识逗点，有可能因为逗点又认识角立、蜃楼。虽然成本很高，也不一定会赚钱，可是得做。”

逗点之后，总有无限可能

对陈夏民来说，好像永远有很多值得去做的事，而且都是执行难度很高的事，例如，做《最后一本书》。“大家都说这个书名很不吉利，但我们还是要做，你看我们多有实验精神。”

逗点文创在2010年圣诞节推出过一本文集《圣诞老人的礼物》，而今年的《最后一本书》的概念则源自2012世界末日的预言。邀稿对象包括台湾、香港、马来西亚等地、超过50位的作者。“如果只是单一作者，你只要跟一个人对接就好了。一旦作者超过50个人，就是很疯狂的状态。这些作者交稿以后很多人都说要修改，所以邀稿的部分就非常的复杂。另外一方面，我们本来的定调是希望热闹一点，书名原本叫做《世界末日大魔王》，感觉就是一个可以恶搞的东西。但因为提到世界末日，可能大家多半都有点悲伤吧，文章就变得比较安静。所以整个行销策略和书封的设计都全部改过，变成了现在的《最后一本书》。但这个东西是值得做的，因为我们邀请了一些知名的作者，例如吴明益、孙梓评、鲸向海等加入进来，就可以在旁边推一些比较新的作者。”

而在8月份，逗点文创将与一人出版合作，陈夏民翻译、出版海明威的短篇小说精选集，刘霁翻译、出版费兹杰罗的短篇小说精选集，在大家的书上都会有对方那一本书的介绍，是一个跨出版社的合作。陈夏民说，这是他们两个人的耐力比赛。

互动出版物 第5篇

关键词：评价指标,质量,出版,数字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 读者对科技期刊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 读者越来越关注权威科技期刊质量评价指标机构对各科技期刊质量评价指标, 例如《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甚至作为某些学校、机构、单位用作硕/博毕业、职称评审、课题结题的硬性指标。此外, 随着计算机和网络的普及, 万方、维普、CNKI等科技期刊网络出版平台已初具规模, 这些决定了科技期刊数字化出版将成为期刊未来发展的大趋势。本文通过分析科技期刊数字化出版和期刊主要质量评价指标之间的关系, 旨在帮助我们正视科技期刊数字化出版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以增强科技期刊的竞争力。

1 科技期刊质量评价指标和数字化出版的概念

科技期刊质量评价的主要指标是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1955年Garfield博士等[1]首次提出了影响因子用于期刊影响力的评价指标, 简单列式表达即:影响因子=该刊前两年发表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引的总次数/该刊前两年发表论文总数, 例如:期刊2013年影响因子=2011年+2012年两年发表论文在2013年被引的总次数/该刊2011年+2012年两年发表论文总数。总被引频次指该刊发表的所有文献自发表之日起至统计日期止, 被期刊等引用的总频次之和。因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科技期刊因地域、刊龄、出版单位、出版周期、发文量等因素所造成的评价上的主观性, 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目前已成为各数据库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制定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教育部立项、南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制定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制定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等期刊影响力排名的重要指标, 而各大院校、科研机构等也把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高的论文作为项目申报、科研结题或成果鉴定的最重要标准。

数字出版是指用数字化技术从事的出版活动, 它包括原创作品的数字化、编辑加工的数字化、印刷复制的数字化、发行销售的数字化和阅读消费的数字化[2]。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相比具有编辑出版周期短, 缩短了审稿、修稿、定稿、出版等环节的时间, 可真正实现按需印刷和真正的零库存等优点。因此, 科技期刊数字出版具有明显优于传统纸质出版的优势, 其已成为期刊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2 科技期刊质量评价指标和数字化出版的互动机制

期刊数字化出版和期刊影响因子之间是一种互相作用、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互动关系, 两者之间的互动也是科技期刊质量提高的保证。

2.1 数字化出版对科技期刊质量评价指标的促进作用

(1) 数字化出版可以最大范围扩大论文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

从科技期刊论文评审标准可以看出只有2年内的被引量才对文章影响因子有影响。传统纸质版从出版、发行到作者手中需要一定的时间保证, 即使纸质期刊数据能在一些期刊网上传, 但上传的时间离出版时间少则几月、多则1年有余, 作者检索引用也存在一定的时滞性, 这些都影响到文章的2年被引量, 对期刊影响因子提升的影响不言而喻。而数字化出版的特点, 就是可以最大可能地方便不同地域的作者在最短的时间内看到所需要的期刊内容, 甚至可以先于期刊出版, 从而极大地方便了读者在2年内的及时阅读、下载与引用, 也间接扩大了期刊的总发行量、地区覆盖率等。

(2) 数字化出版可以最快缩短发表时滞

所谓论文发表时滞是指期刊文献的出版日期与编辑部收稿日期之间的时长, 它体现的是论文发表的时效性。一般而言, 发表时滞较短的期刊往往会吸引越来越多的稿件, 越来越多的稿件更利于编辑部优中选优, 从而会提升期刊质量。发表时滞要辩证的对待, 一方面作者都希望尽快发表研究成果以实现其交流、传播的价值, 所以发表时滞过长的期刊往往使作者丧失在其发表文章的兴趣, 也会间接影响到期刊的来稿质量;另一方面编辑部为了严把论文质量关, 严格执行论文三审制度及编、校、核、发制度, 更何况目前全国科技期刊编辑部编辑人员普遍配备不足, 要想在保证所有稿件质量的前提下达到“齐、清、定”的发稿要求, 无疑会延长发表时滞。如何能够在审稿程序不变、编辑人员不变的状况下缩短稿件发表时滞?收稿、审稿、修稿的编辑数字化无疑是最佳的选择。例如本刊2009年9月启用网刊通后, 2010年出版时滞平均为165天, 2009年出版时滞平均为201天, 2008年出版时滞平均为222天。可见, 实现了数字化的网上投稿、审稿、修稿、定稿可明显降低出版时滞[3]。

2.2 科技期刊质量评价指标对数字化出版的促进作用体现在如下方面:

(1) 质量评价指标高的期刊吸引更多的数字化出版平台为其服务

质量评价指标包括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基金论文比等, 是衡量期刊论文学术质量的重要指标。质量评价指标高的期刊往往被更多的网络平台所吸纳。现在国内较成熟的科技期刊数字化出版平台包括清华光盘数据资源系统、万方数据资源系统、维普信息资源系统、中华首席医学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等。

(2) 高影响因子文章更易被读者通过计算机网络搜索及下载

高影响因子文章因其新颖性和创造性往往被更多相关研究的机构或专家关注, 在网络资源极度丰富的今天, 通过计算机上网搜索最新文献资源已经成为很多专家的首先方式。

3 科技期刊质量评价指标与数字化出版互动的途径

科技期刊质量评价指标和数字化出版互动的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如何确保科技期刊质量评价指标和数字化出版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而不是单独发展、各自为营呢?这就需要实现技期刊质量评价指标和数字化出版之间的互动。

3.1 转变观念

科技期刊数字化出版诸多困难中, 最难的是观念的改变, 多数科技期刊在数字化出版上表现出一种徘徊、犹豫的心态, 不少科技期刊出版单位数字化往往只是简单地将纸介质稿件数字化处理后, 建立自己单位小范围内的数据库, 至于开放存取、数字化先期出版、按需印刷等其他环节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根本没有形成编、印、供的数字化产业, 单纯的稿件数字化并非是完整意义上的数字化出版。要真正实现数字化出版必须转变作者、读者、编者写作、阅读、发行等观念, 培养作者、编辑及出版和发行者的计算机能力, 使其掌握一定的计算机网络使用、维护常识。毕竟数字化已经进人们生活、工作的各个方面。据浙江工业大学图书图的调查, 我国的科技人员, 不论学历和职称的高低、年龄的大小, 80%以是上从互联网及数据库获取科技信息的, 而从阅读纸质科技文献获取科技信息的仅占20%[4], 读者是科技期刊存在的基础, 读者的阅读习惯改变, 科技期刊的出版必须适应读者的需要[5]。

3.2 大力发展数字化出版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

数字化出版具有存储信息量大、检索方便、具备多媒体的表现形式、交互式结果可实现读者的参与、超链接设置可以拓展读者视野、可实现按需打印、能长久保存、复制成本低廉等特点[6]。科技期刊数字化出版内部环境主要指编辑人员的数字化技能培训、数字平台的建立等。外部环境指版权保护、管理、经营、发行等。基于知识链接的科技期刊数字化出版是一个自动化程度高、标准规范的、产业链条合理的过程, 是一个可进行知识要素、科学对象、科学文献的有效链接的系统, 是集知识检索、聚类、导航、分析、统计、评价等功能于一体的知识服务平台[7]。目前国内数字化出版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典型表现为国内网络的普及化、科技期刊数据库的不断完善和手机阅读等的蓬勃发展。但目前数字化出版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亟待提高, 例如编辑数字化能力尚待进一步提高, 数字化不能仅仅流于文字等形式, 一些深层次的数字化亟待全面开展。

3.3 实现科技期刊质量评价指标和数字化出版相结合

随着期刊质量评价指标的不断完善, 评价指标的指导思想、评价内容等也发生了变化, 为防止评价指标在期刊认知上出现误导和偏差, 导致只为评价指标上升而出现的种种不良现象发生。加强科技期刊数字化出版, 切实提升科技期刊质量, 显得尤为重要。数字化出版是逐步推进的、逐步完善的系统工程, 要使其达到质量评价指标和数字化出版相结合的效果, 必须把握以下2点。

(1) 数字化出版是期刊高评价指标的重要保障

数字化出版的内涵为原创文章的数字化、编辑加工的数字化、印刷复制的数字化、发行销售的数字化和阅读消费的数字化等几种。要想做好数字化出版, 在任何一个数字化程序方面, 都要做好。这就要求必须注意增强作者、编辑、出版者、发行者等各环节人员的素质, 提高原始作品的供稿质量、编辑稿件的水平、出版、发行的高水准。数字化作品, 现代化的编辑, 发达的流通发行渠道必然提高期刊评价指标, 而期刊的高评价指标必然进一步促进期刊的数字化出版水平。

(2) 坚持数字化出版, 努力提升期刊评价指标

当今社会数字化出版已成为未来期刊主旋律, 数字化出版已成为时代要求, 作为期刊质量高低的评价指标, 就应当更加科学化、系统化。提升期刊评价指标要把期刊质量的真正提升摆在期刊生命线的地位, 以期刊质量求期刊生存, 多交流、多学习高质量期刊, 只有发挥高影响因子期刊的激励、引导作用, 才能为期刊质量的提升营造一种积极、向上、和谐的环境。从而使各期刊对高评价指标期刊产生强烈的认可感, 荣誉感。

总之, 数字化出版目前已经成为出版业未来发展的大趋势, 在各种媒介大融合期的当代, 重视科技期刊质量评价指标与数字化出版的互动关系, 是科技期刊增加活力的关键, 其对学术期刊提高其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作用。

参考文献

[1]Garfield E.The history and meaning of the journal inpactfactor[J].JAMA, 2006, 1:90-93

[2]吟春.把握数字出版的新机遇, 做强专业出版—访电子工业出版社总编辑兼副社长李新社[J].中国编辑, 2010, (6) :15-18

[3]周芳, 常军民, 高丽.2007～2010年《新疆医科大学学报》文献计量指标分析[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12.23 (5) :796-799

[4]高清.高校图书馆读者调查[J].情报探索, 2007, 20 (3) :203-206

[5]曾建勋, 宋培元.我国科技期刊网络化发展动因与趋向[J].编辑学报, 2008, 20 (4) :283-285

[6]中国编辑学会.出版专业实务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7:358-360

互动出版物 第6篇

1 微信公众平台的优势以及互动传播的重要性

1.1 微信平台的优势

微信平台作为新媒体传播方式,其载体多为手机和平板电脑,这些终端十分方便携带,可以满足使用者随时对信息进行采集和获取,这也是出版社与客户进行互动传播的一个新契机。在使用者使用微信的时候,可以随时与联系人或者微信的公众平台进行交流并且一直保持下去,出版社可以在一些公共场合出租的广告位上将自身的微信号码以及二维码公布在上,提供一些活动促使使用者参与,出版社可以在公众平台上进行图文与语音、视频的推送。

在微信公众平台之上,使用者在与出版社进行沟通的时候,信息的传播方式是一对一的、类似于朋友的模式,这使得交流方式由“我说你们听”转变为“我和你”,从心理上拉近与客户的距离。客户在此过程中,可以在平台上主动去获取与出版社相关的信息,发挥其主体性意识,出版社能够做到将自身信息推送到每一位客户的移动终端上,这能使客户及时察觉到出版社的动态以及改变,给客户新鲜感,同时也能较好地维持客户。

出版社在策划活动以及制造话题吸引客户的过程中,使其关注出版社微信公众号,有利于发掘并维护消费群体。在此基础上,出版社可以通过客户的个人资料、活跃程度将关注客户进行分组,分门别类地管理,这能有利于出版社在推送消息的过程中根据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推送不同的内容,提高精准度,满足客户需求。

1.2 互动传播的重要性

出版社可以在公众平台上进行很多例如客户服务咨询、市场调研、线上销售以及售后服务、传播自身文化和发布信息等操作,但是根据调查显示,目前出版社公众号并未丰富其内容,大多数都是对产品的展示以及僵硬死板的消息推广,在与客户互动的这个方面十分欠缺,浪费了在微信平台上将出版社与客户心理距离拉近的机会。

微信的显著优势就是交互性与即时性强,利用其使出版社与客户建立健康友好的交流,有利于出版社更好的为客户传递信息,加强与客户的联系,对客户的需求深入了解,对新老客户进行发展和巩固培养。

2 微信公众平台营运状况

据调查显示,微信公众号的注册用户已经超过600万,其中已认证的出版社公众平台数量达到134个,科技、大学、专业、社科这四类是其中的主要类型,其余类型为教育、少儿、文艺、美术、城市、古籍以及其他。我国当前出版单位数量约500家,从数据上可以看出,在微信上开发公众平台的出版社数量远远没有达到总数的1/2,不仅如此,深入研究出版社的公众平台之后可以发现,其订阅号约占公众号总数的70%,这表示出版社在开展公众号时更多把它作为一个内容发布平台,没有将之当作营销平台,与客户形成互动。

3 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3.1 出版社微信公众号运营出现的问题

根据上述调查数据,结合分析,笔者认为其运营过程中存在以下3点问题:推送内容质量良莠不齐,推送层次性需要调整;微信公众号的内容需要优化,平台中的功能设置需要改良;关注公共平台的客户数量不多,推广宣传存在问题。

出版社并没有对微信的公众平台进行有效利用,还有许多的出版社没有开通微信公众号,在其推送内容中,图书推荐出现过多,这导致其营销意味浓厚,服务性缺失,软硬性内容比例失调,让客户在阅读公众号内容的时候失去很多趣味。与此同时,其内容的组织与编辑多为生硬的剪切拼凑,空洞生硬的内容使得客户缺少与推送内容的共鸣,阅读兴趣缺失,转发与“点赞”更是少之又少。

微信公众号上推送的内容如果止步于简单的图文结合,是无法吸引正处于信息爆炸时代的客户并满足其需求的。因此,出版社的微信平台推送内容必须在图文结合的基础上适当添加视频与音频等,考虑到组织成本以及客户的需求,使内容“骨丰肉满”起来。与此同时,在平台的功能设置上必须多花心思、巧花心思,在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许多出版社的功能菜单上仅仅只有图书的名单及内容简列,实用功能缺失严重。

相对于类型相同的微博,微信的互动更为封闭,尽管现存客户都为忠实粉丝,但在现有状况下,微信并没有一个有力的“增粉机制”,这导致出版社微信公众号的客户群体数量较少,同时出版社并没有对微信公众平台进行有效推广宣传,使得微信公众号的客户数量难以增加。

3.2 解决措施

针对这些问题,结合出版社的微信平台发展状况,笔者认为可以选取优质资源内容推送,将推送内容与热点结合;将客户需求放在第一位,优化微信平台功能;采取有效措施对公众号进行宣传,将微信公众平台利用好,使其转型成为受客户欢迎的服务型平台。

出版社坐拥丰富的图书资源以及编辑生产队伍,应该对其充分利用起来,根据推送内容以及出版社定位,将内容编辑得更加生动具体,贴近实际,与此同时,要关注社会热点,贴合时事,联系实际推出相关图书,这样才能有效吸引读者并带动其阅读、转发、评价、点赞的动力,甚至产生购买的欲望。

在开展微信平台的相关工作,设置平台功能时,不能大而化之,不考虑客户的需求和兴趣点,仅仅敷衍了事。必须具体了解客户的需求,在此基础上对微信平台的功能进行增设,在推荐图书和公布新书资讯的功能之外,还可以增加例如生活助手、招聘信息、资料下载、会员服务、版权合作、书目查询、信息咨询和关于我们等服务分类,这样可以多角度、全方位地满足客户需求,客户用得舒适,对微信公共平台的好感增加,就会对出版社的好感增加,这对其发展是有很大好处的。“关于我们”一般用于介绍出版社的各类信息,这能够帮助客户对出版社的起源与发展脉络了解得更加清晰,通过对出版社业务的范围更加熟悉,客户在产生购买意图时,就会首先想到出版社。

在扩展出版社的微信公众号粉丝问题上,不仅可以在出版社的官方微博上发表微信号码以及二维码,还可以在社交网站上进行信息发布,如天涯、豆瓣等。与此同时,在出版社发布的实体出版物上也可以将相关信息进行印制发布,以供读者加以关注。在此基础上开展线下活动,进行朗诵会、书展和讲座等活动,在活动过程中邀请参与人员对出版社的微信平台进行关注。还可以与第三方合作,通过对公共场合的广告位进行租赁,增加公众号的曝光率,以达到增加粉丝的目的。

4 结束语

微信的公众平台作为互联网的发展必然产物,出版社应该对其更好地加以利用,发展和巩固新老客户,开发市场调研的新路径。出版社必须努力开展相关工作,只有这样,才能让自身的品牌具有更大的价值和影响力,才能在新媒体的背景下使自身的发展得到更好保障,才能借着互联网时代的“东风”扶摇直上,不被时代的洪流所淘汰。

摘要：当今时代,在高新技术飞速发展的基础上,新媒体随之发展,微信公众平台作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被出版业发现并逐渐重视起来。文章通过对新媒体环境下出版社在微信平台上进行互动传播的优势以及互动传播重要性进行分析,对微信平台运营的状况及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针对问题提出解决措施,以期为出版社获取更好的发展前景提供参考。

关键词：微信,公众平台,新媒体,出版社,互动传播

参考文献

[1]李露萍.出版业应对青少年阅读新变化的几点思考[J].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15(3):30-32.

[2]刘璐.新媒体背景下的数字出版研究[J].新媒体研究,2016(1):3.

[3]陈科龙.坚守与融合:新媒体时代下传统期刊发展思考——以今日重庆传媒集团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2014(16):3.

[4]白梓岑.从《读者》杂志上市看传统媒体转型之路[J].中国报业,2014(14):7.

互动出版物 第7篇

本期沙龙接下来探讨的是：按需出版的“本土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解决措施、按需出版与传统纸质出版的关系以及按需出版未来的发展前景……

主持人：“国外按需出版是书业增长潜力极大的领域，也是上下游运营模式完全成熟的业务方向，2010年美国按需出版图书增长169%即为明证。”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全球首席执行官潘仕勋认为，未来最具有吸引力的纸质图书出版模式无疑是按需出版，也就是根据顾客的订单去印刷图书。由此可见，国外的按需出版发展迅速，体系比较完善。董老师是否可就海外的按需出版经验谈起？

董铁鹰：以美国英格拉姆的LightningSource（简称LSI）为例，英格拉姆是美国大型图书发行商，2005年我曾访问过该公司。公司掌门人小英格拉姆告诉我：公司有5个孩子，最小的是LSI，也是他最看好的孩子。当时LSI数字印刷月印量达到6000万印，刚刚超过规模化运作的盈利平衡点，自1997年首创按需出版业务之后的8年，开始实现盈利。

今天，LSI已经拥有590万以上可以按需印刷的图书品种，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多个印刷厂，每月按需印刷量达到6亿印以上（约200万册图书），每天印刷图书超过50000册。发展2万多个提供按需印刷出版物的合作伙伴，按需印刷的供应渠道包括亚马逊、鲍德斯及贝克·泰勒等大型零售连锁书店。

在传统图书发行转型按需出版业务的基础之上， 2006年1月成立英格拉姆数字集团，成为以数字内容资源仓储、传输与数据应用为核心业务的专业公司。目前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数字内容资源提供商之一。现在，英格拉姆所属的十几个公司中，英格图书公司（Ingram Book Company）、闪电资源公司（Lightning Source Inc.,）、英格拉姆数字集团（ingram digital）成为核心和支柱。最近，英格拉姆高调宣布采用EPUB3标准，在书业界产生重大影响，它将会极大地推动EPUB3在数字出版领域的广泛应用。

英格拉姆的成功表明，一个传统图书发行企业转变为国际上数字出版领域的主角之一，按需出版的作用功不可没。

关健：董老师刚提到的是美国按需出版的成功案例，其实我国按需出版在市场表现上近年来也取得了较快的发展。数字印刷在国内越来越普及，2004～2010年，我国数码印刷市场销售额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60%，增长速度很快。随着数码印刷的普及和发展，我国按需出版也在稳步成长。虽增幅很大，但按需出版产业在国内还属于起步阶段，据统计，国内只有10%的生产型彩色数码印刷机用于按需出版，而其中72.9%的企业以样书作为其主要业务，也就是说按需出版方式还远没有进入图书印刷的主流渠道。

主持人：导致这种发展现状的原因是什么呢？

关健：首先是政策！在我国还没有针对按需出版的专门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遇到不少的问题，如按需出版图书的定价、按需出版图书的资产管理、版权授权、版次登记等等。

其次，我国的书号管理相对严格。在美国，没有书号限制，可以许可自助出版（Self-Publishing）。LULU就是一个自助出版按需印刷的典型网站。在LULU的电子商务平台上，作者可以上传自己的作品，选择图书的纸张、装订方式，也可以选择在LULU平台上出售，并自己制定价格。如下图所示，LULU将整个出版流程有机地整合到一个平台：

LULU将一个在国内至少需要三个月的图书出版周期简单的归纳成四部曲，Select Option（选择图书的尺寸、装订方式）、Upload（上传排版文件）、Build a Cover（使用在线排版工具，制定封面，甚至是书脊也可以定制）、Promote（通过LULU电商平台直接销售）。

第三，印刷成本。在西方，因减少了人员和库存等，数码印刷成本上并没有比传统胶印上升很多。我国却不一样，由于国内图书码洋偏低，导致数码印刷成本凸显，而彩色数码印刷价格更高，这也是阻碍按需出版大规模推广的因素之一。

主持人：像其他新生事物一样，按需出版还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在国家层面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正在酝酿出台相关管理办法，以解决按需出版带来的书号管理等问题。同时各地也在积极探索按需出版模式，上海新闻出版局在进行按需出版方面就先行先试，该局已经给包括关老师所在的上海方正在内的几家有优秀资质的企业发放出版物印刷许可证，鼓励其发展按需出版……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新闻出版的政策制定者会给按需出版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那么，除去政策因素，关老师谈到印刷成本，降低图书印刷成本又有哪些途径？

董铁鹰：1.采用新型设备。近年来迅速发展的喷墨数字印刷设备可以显著降低数字印刷成本，特别是对于彩色印刷。目前还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印刷质量略低于激光类设备，需要客户认可；二是对纸张的防渗透性有较高要求。国内已经有厂家基本解决了纸张渗透问题。方正研发的国产喷墨设备已经开始试用，业内期待它能进一步降低成本。

2.规模化生产。美国2005年的经验数据是数字印刷规模达到每月6000万印以上时才可以盈利，规模越大越有利于降低成本。与传统胶印相比，数字印刷所增加的成本主要是设备折旧费和运行维护费。生产量大，折旧费就低，也有利于与设备供应商谈判降低维护成本，差距可能达到几倍。生产条件和软件系统的大量投入也必须通过规模化生产来分摊。

3.提高自动化管理水平。大规模连续印制不同内容、不同印数、不同开本的图书，在管理上比传统印刷要复杂得多，必须依靠自动化管理系统。建立按需出版内容资源数据库，通过计算机系统自动安排正文、封面在不同设备上的印装任务；通过自动组版系统最大限度利用纸张空间和设备能力；通过自动监控和检测实现避免和减少差错等等，才能减少差错、损耗和低效率而造成的浪费。

4.建立按需出版示范工程。图书数字印刷本身目前难以盈利，发展按需出版需要着眼于它对图书出版的长远影响和对数字资源的管理和运用。

主持人：方正已经研制出国产数字喷墨印刷设备，与新华传媒集团合作，推出“按需出版”业务解决方案。 这是方正在按需出版核心技术上的突破，也是中国按需出版数字印刷设备的突破，具有双重意义。请关老师谈谈方正在技术上的探索。

关健：方正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拥有按需出版核心技术的IT厂商，方正在自主知识产权的喷墨设备性能与输出质量上已经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先后两次参加国际知名的德鲁巴印刷展，获得广泛好评。方正在按需出版业务领域，利用自身软硬件的优势，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服务，通过云端平台的建设，提供包括按需出版、文化创意产品制作和商务印刷在内的综合服务。（如第60页“方正云端平台示意图”）

按需出版的发展是一个产业变革，这个产业链关键的两个环节就是上游的内容生产及拥有方（作者、出版社），下游的发行渠道（新华书店为代表的传统实体书店以及当当和卓越为代表的网上书店）。只有打通产业链上下游，按需出版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良性发展。

主持人：按需出版与传统纸质出版有着怎样的关系？应怎样协调这种关系？

罗紫初：按需出版是在传统出版方式的基础上依托先进的数字技术与原色印刷技术相结合的新型印刷工艺而发展起来的，与传统出版关系极为紧密，是传统出版方式的有益补充和功能延伸。然而，作为一种新型出版方式，按需出版与传统出版又有着明显的区别。

之所以说按需出版是传统出版的延伸，主要是两方面的表现。首先，按需出版具有与传统出版大体相同的工作环节与内容。不仅传统出版中的编辑、印刷、发行三大工作环节按需出版时同样存在，而且传统出版中的编辑选题、组稿、审稿、加工整理、校对、发稿等工作内容按需出版时也一样都不少。其次，按需出版与传统出版具有相同的产品形态——纸质出版物，这是按需出版不同于其他形态数字出版的基本特征，也由此决定了按需出版与传统出版在满足读者阅读需求上具有相同的功能。

主持人：罗老师，所谓的按需出版是传统出版的有益补充和功能延伸，那么对于这种补充和延伸，应怎样侧重和协调？

罗紫初：按需出版将与传统出版的协调发展，最关键的是要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发挥自己的优势。 按需出版非常适合印数有限的断版书、绝版书和短版书出版发行。我国每年出版10多万种图书品种，55%在出版后不久就逐渐退出流通领域，历年积累下来的难以计数的退出流通领域的图书品种，成为断版、绝版书。而这些图书中不乏具有研究价值、参考价值、收藏价值的图书，是重要的文化资产。短版书指的是由于传统出版方式的限制，出版数量少，达不到传统的起印数量的出版物。短版图书中包括难以大量销售的学术专著、专业教材、信息资料、艺术作品、古籍、回忆录等图书。因此，目前我国出版界应首先将按需出版应用到这些领域。而传统出版则适合大批量生产图书，一次最少要印几千册，因此擅长出版教材教辅书、大众类图书的出版。待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渡期后，再逐步扩大按需出版的范围。

主持人： 按需出版自被传入国内之日起，就引发了出版业界的讨论和争鸣。对于其发展前景的展望，看法不一。在此，请老师根据自身经验，对其前景做一个简要的总结，以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

董铁鹰：业内对纸质图书今后的命运有各种观点，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数字阅读的发展会使相当一部分纸质图书销售量减少，特别是专业图书；社会和技术进步使专业化、个性化图书出版需求增多，图书品种数将会不断增加；在可预见的时间内纸质图书不会消亡，即使将来有可能消亡也会经历一个印数逐步减少的过程……这些都将成为促进按需出版发展的因素。对纸质载体图书发展前景的讨论中，按需出版将会发展是比较一致的共识。

罗紫初：互联网诞生以来，人们在购买纸质图书的同时，也开始了电子图书的阅读。随着信息社会人类求知欲望的与日俱增，对电子书的需求也不断增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目前电子图书的大趋势已经相当明显了（例如，去年亚马逊在美洲出售的电子书已经在数量上超过了实体书），但是纸介质图书有纸介质图书的优点，其实体价值、收藏价值是电子图书所不具备的，其阅读舒适性也是电子图书不能比拟的，再加上人们的传统阅读习惯和其无须任何辅助阅读工具的特点，使得纸介质图书必将与电子图书长期共存，不能相互替代。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 按需出版成了传统出版未来确定无疑的最有吸引力的发展方向。

主持人：图书按需出版作为出版业的一种全新的、灵活的出版运作模式，它充分考虑出版单位、著作权人、发行商，以及读者的不同需求，以满足各方利益为诉求。当今情况下，它可以成为传统出版方式的有益补充，未来也有可能成为纸质图书出版的主要形式。我们发展按需出版，并不是排斥传统出版，而是要把传统出版带进以数字化为技术支撑的现代化体系里。按需出版代表一种崭新的出版传播理念，数字出版能否以及何时取代传统纸质出版，出版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在目前以及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纸介质图书阅读仍占据重要地位，从深层次的研读、品味、深度学术思想来说，纸质媒体仍然是简便易带、老少适合的载体，也是最能表现、传达细致入微的情感与丰富、深刻思想的工具。这也是我们对未来的图书按需出版市场充满期待的理由之一。

最后，非常感谢诸位嘉宾百忙之中接受采访！

按需出版产业在国内还属于起步阶段，据统计，国内只有10%的生产型彩色数码印刷机用于按需出版，而其中72.9%的企业以样书作为其主要业务，也就是说按需出版方式还远没有进入图书印刷的主流渠道。

——关健

按需出版是在传统出版方式的基础上依托先进的数字技术与原色印刷技术相结合的新型印刷工艺而发展起来的，与传统出版关系极为紧密，是传统出版方式的有益补充和功能延伸。

——罗紫初

数字阅读的发展会使相当一部分纸质图书销售量减少，特别是专业图书；社会和技术进步使专业化、个性化图书出版需求增多，图书品种数将会不断增加……这些都将成为促进按需出版发展的因素。在对纸质载体图书发展前景的讨论中，按需出版将会发展是比较一致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