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的百岁教授

哈佛的百岁教授（精选4篇）

哈佛的百岁教授 第1篇

问:伊维德教授, 三十多年来, 你一直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 可以说你对中国古代的文化相当熟悉。据悉, 你最近一直比较关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孝”, 我们都想知道, 一个外国学者是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这一观念的。

伊维德:我不敢说我认真研究过“孝”的观念, 但“孝”直至今日无疑仍旧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很明显, 很多来哈佛就读的学生都受到来自他们父母的很大压力, 尤其是那些来自亚裔美国人家庭的学生。他们的父母亲会告诉他们, 要学习医学或者经济学或者其他能够赚很多钱的专业, 认为这是作为孝顺孩子的责任。他们的父母也会认为“孝”是自亘古以来中国独有、其他文化中都不具备的一种价值。我在课堂上就是将中国文学中的“孝”凸显出来, 我们探讨“孝道”作为一个主题思想, 在中国文学中, 是如何被描写刻画的, “孝道”这一观念是如何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的, 以及谁是其意向性接受者等问题。当我们读到有关“孝道”的声明时, 必须要仔细观察所读的作品。比如说, 如果孔子对成年人说, 如果你的父母做了什么愚蠢的事情, 你可以加以反对, 那么这与对小孩说的文本是十分不同的, 后者主要是讲, 一种成文的惯例被灌输———这就很不一样。

“孝”如何变成一种在整个中国社会广为宣传并接受的流行价值, 也是很有趣的。当我们注意到这些变化, 尤其是当佛教传到中国后是如何变化的, 也是十分有趣的。当佛教最初传到中国的时候, 它被批评缺少“孝道”, 后来居然成为一个将“孝道”作为其教义之基石的组织了。当然, 佛教的寺庙必须要依赖捐助, 佛僧必须要出去化缘以图谋发展和自身建设, 于是就将“孝道”变作一种真正流行的实用价值的东西了, 因为他们向所有可能给他们捐献的人进行宣传, 这一点与那些十分富有、不需担心财政的儒家精英相比是很不一样的。在唐宋时期,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阶段。唐朝以前, “孝”是一种精英价值;宋代之后, “孝”成为一种普遍的民间价值。这中间发生的事件就是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它专注于“孝道”, 使其成为宣教的基石, 它既强调子女对父母的恩情、认为这种恩情极为深厚, 以至于子女无论如何都不能完全偿付, 也将“孝”这一价值与一些关于孝子将母亲从地狱中拯救出来的传说结合起来, 使其变得对广大民众极具感情上的感召力。通常, 当人们谈论“孝道”的时候, 佛教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和后果都会被略去不谈。

另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也注意到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分子批判“孝道”, 将其看作是前现代传统社会所有罪恶的基石。因此, 现代的学生和当代学生面对“五四”知识分子所写的文本时, 都会感到十分惊愕, 因为此前从来没有对“孝道”如此猛烈的批判过。

问:中国的“孝道”到现在为止仍旧十分重要, 在中国社会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毕竟, 他是中国儒家思想和伦理学中很重要的部分。但是, 当现代文明开始提倡个性的时候, 在这种情况下, 你会将“孝道”跟西方的个人主义价值对比起来看吗?

伊维德:不会。我认为这是一种简单化了、愚蠢的、二元论的思想, 我们应该抛弃这种想法。中国的很多事物, 有赖于哪个时期、哪个方面的文化。我们在谈论什么?我们谈的是古典时期呢还是中世纪时期呢?我们是谈论这一文化中的某些理想呢还是我们在谈论现实?因此我认为, 当中国人这样做的时候, 经常拿一张理想化了的中国与西方的某些方面进行对比;而当西方人这样做时, 他们又拿理想化的西方跟在我看来是问题的中国的某些方面进行比较。我想在我们要进行这种比较的时候, 应该更加小心些才是。子女应该照顾父母的观念不是只有中国才有的。全世界都可以找到。照顾的方式可能不同, 但需要强调这种需求的方式却是大相径庭的。如果社会保障制度十分健全的话, 这就会解决很多问题, 因此就不需要这样强调“孝道”了。因此在社会保障制度更为完善的西欧, “孝道”已经不那么强调了。但你如果去看看早期的文学, 你就会发现“孝道”也很重要。在中国也是如此。在人民公社时期 (这里自然有很多问题, 但是) , 它们却能够提供很多服务。而现在, 很多农村地区都缺少社会保障措施, 产生了很多问题, 因此人们不得不依赖“孝道”作为对付多种社会问题的一种办法。我们可以看看香港和台湾, 这其实是一个与经济状况联系十分密切的问题。因此我十分反对任何简单化的看法, 如西方是个人主义的、中国是集体主义的, 这总会使我很生气、很难过。如果这是真的,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需要如此地强调“孝道”呢?这恰恰是因为很多中国人在其实际行为方式上和一般美国人一样个人主义。因此我们必须要对我们所谈的东西十分小心。我们是在谈论精英文化的某些方面呢?还是在谈论大多数人的普遍行为?我们谈论的是什么时期呢?如果我们粗略地比较同一时期的社会, 我们就会在欧洲其他地方看到完全不同的境况。如果你将现代欧洲和中部、南部欧洲相比较, 也会发现有很多的不同, 但不是绝对的二元对立的———这全取决于你比较的是什么、什么时候、哪些方面的比较, 等等。

问:据我所知, 你除了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学术研究之外, 还翻译了大量的中国古代作品, 还在1992年获得了Martinus Mijhof Prijs奖, 这是荷兰在翻译领域所设置的最重要的奖项, 请问你的翻译作品接受状况如何?文学和文化交流中翻译的功用都有哪些?现在你关于“孝”的翻译碰到什么问题吗?

伊维德:没有翻译就没有交流。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中国文学或者中国作家、思想家想要被中国之外的地方所了解, 他们的作品就必须被翻译出去。对我个人而言, 我经常将翻译工作与我的研究结合起来, 因为翻译迫使我阅读的更仔细。但对我来说, 如果只是做研究, 原则上讲就没有必要做翻译。但如果我要将我的研究成果传达给更多读者的话, 我就不得不翻译了。我确实认为, 中国学术成果, 无论是在荷兰还是在美国, 如果只是用中文做研究, 那么其作用就会很小, 读者也很有限。要想扩大读者群, 一个带有很好的介绍的翻译本就比我的同事们喜欢的一篇十分深奥的研究论文要好得多。翻译成中文后就可以被在中国的同事们阅读, 这是很令人骄傲的事情。但至于说将我们的研究成果介绍给更多的、非中文研究专业的读者去阅读, 我想翻译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不同国家的人们彼此了解的主要方式。

关于“孝”的翻译的问题, 是很复杂的。一般都翻译为filial piety.但是, 我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看, 这是很刻板的翻译。其实, 古典英语中对于“孝”没有对应的文化概念, 也没有那样长的历史。社会制度很早就承担了养老人的工作, 所以, 翻译比较麻烦。尽管如此, 英国人的概念中, 其实, 就我个人的视域看来, 全世界都有“孝”的概念, 只是没有那样长的历史和明确的概念。

问:从你的履历可以看出, 你曾经在世界多个地方教学并从事学术研究。那么请问是什么因素使你最终选择了哈佛大学呢?总体上说, 哈佛大学与你曾经到过的其他大学相比有什么优势和劣势呢?

伊维德:世界上有很多优秀的大学, 这是毫无疑问的。当我在莱顿大学工作的时候, 我非常喜欢那里, 在那里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从某种程度上说, 哈佛与众不同的地方是这里的学生质量。教授这些十分聪明、富有动力又总是准备充分的学生, 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这里的同事也在学术上极具启发性。在很多其他地方, 如果你是教授现代中国文学的话, 你基本上是自己一个人在埋头苦干, 因此在这里, 你和同事们可以在同一领域内一起研究教学, 是非常好的。除此之外就是这里的设施了。就图书馆、互联网等资源来说, 哈佛的设施当然是极其优越的。

这里有最好的图书馆, 你可以出入任何图书馆, 不受限制地借阅任何书籍, 这是很方便的。再就是哈佛和中国有着十分密切的交流关系。今年就有很多像你们这样的学者, 其实每年都会有一大批来自中国大陆或者台湾、香港的中青年学者, 你们也都踊跃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 因此哈佛确实是一个十分吸引人的学术殿堂。我教学、工作, 做我喜欢做的任何事情。这一点你在大多数大学都可以做到, 并不只是在哈佛才有的。高质量的学生和教师队伍, 完善的教学和研究设施, 持续不断的访问学者和访问教授, 这些都是十分宝贵的资源。在这里我们也有财力去组织各种规模和类型的研讨会、讲座等学术交流活动, 而在很多其他学校的中文系, 这方面的能力是很有限的。另外, 现在到处都有交换学者的互访的机会, 但规模都比较小, 范围较窄, 而在哈佛在这方面的规模和范围都是屈指可数的。

哈佛教授讲给新生的励志故事 第2篇

多年以来，哈佛大学的教授经常给新入校的学生讲下面的小故事：

奥斯勒是一位加拿大医生，他为了从忙碌的工作中挤出时间读书，规定自己在每晚睡觉之前必须读15分钟的书，不管忙到多晚，一概雷打不动，

哈佛教授讲给新生的励志故事

。他天天读书，坚持了半个世纪，共读了8000多万字、1000多本书。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成功地研究了第三种血细胞。

格劳福特·格林瓦特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学公司——杜邦公司的总裁。他每天挤出一小时来研究世界上最小的鸟——蜂鸟，并用专门的设备给蜂鸟拍照。权威人士把他撰写的关于蜂鸟的书，称为自然历史丛书中的杰作。

科尔是美国的一位数学家。20世纪初，在数学界有这样一道难题，那就是2的76次方减1的结果是不是人们所猜想的质数。很多科学家都在努力地攻克这一数学难关，但均未如愿，《哈佛教授讲给新生的`励志故事》()。后来，在纽约数学学会的年会上，科尔通过令人信服的运算，成功地证明了这道难题。有人问他：“您论证这个课题一共花了多少时间？”他回答：“三年内的全部星期天。”

多年以来，哈佛大学的教授经常给新生讲上面的小故事，以此来解释校图书馆墙上的一句名言：“谁也不能随随便便地成功，它来自严格的自我管理和毅力。”

哈佛的百岁教授 第3篇

无形资产蕴含大量价值

“这条路才刚刚开始,远远不到结束的时候。”这位一头银发、精神矍铄的管理会计大师聚焦管理会计在中国的实施应用,向中国企业疾呼。

自1992年,卡普兰《哈佛商业评论》与戴维·诺顿合作发表《平衡计分卡———业绩衡量与驱动的新方法》,其后的20年时间中不断创新,相继引入战略管理系统、战略地图、战略管理办公室、战略执行系统等概念和方法。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和需求下,企业的生产活动、经营活动开始转为增值型活动。卡普兰说,来自财务会计领域的年度会计报表是滞后的信息来源,而今,中国企业乃至转型中的中国经济,需要更精确的管理工具定位自己的独特价值。

他谈到企业越来越大的价值将在无形资产方面体现。比如一家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总额不到10亿元的公司,其在资本市场上的市值可能达到上百亿元。透过资产负债表所反映内容的背后是,投资者或看好这家互联网服务供应企业未来可持续增长的收益,或青睐这一行业未来发展的空间。而该企业的收益或所在行业的发展空间来自为全球顾客提供的培训指导服务,来自企业建构的全球客户网络,这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是资产负债表中无法反映报告的部分。没有衡量就没有管理,没有管理就不能进步。企业的客户关系、创新能力等因素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却难以通过财务会计报表计量。如果无法衡量这些关键因素运营和维护的水平状况时,就无法管理它们,更难言提升企业竞争力。管理会计可以把“如何创新、如何提高品质、维护客户关系”等无形却关键的信息传递给管理者,找到解决问题的管理方法,确定适合于企业的可执行战略。

战略执行塑造竞争优势

中国企业逐渐改变以低成本参与竞争的模式,在寻找新的价值增长点时,如何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区别开来形成独特的、差异化竞争力,战略的执行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以西方国家的经验为借鉴,70%~80%的企业实施新战略是失败的。卡普兰指出,原因在于执行战略的过程中没有实现预设的分步目标,这是管理会计实施和应用中面临的挑战,对处于尝试摸索管理会计方法阶段的中国企业来说尤须关注。

“如果有人问企业的战略是什么,员工一头雾水,那么这家公司的战略执行不会达到预期效果。”进一步分析企业执行战略失败的原因时,卡普兰认为,在于大多数企业员工并不理解公司战略。企业高管只是选择战略,真正的执行是由员工生产产品、提供服务、维护客户关系等日常工作来体现的。如果不理解战略,员工不知道该做什么;不知道做什么,何谈执行和实现目标。“既使管理层的工作安排挤满了档期,也要挤出时间与员工讨论战略。”他尤其提出,中国企业家不太习惯把自己的目标和战略与员工分享,偏向于以命令的方式对待员工,而通过沟通更能激发员工的创造力,从而帮助企业达到愿景。

卡普兰说,未来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自于多样化的产品、订制化的产品。面临客户多样化、服务多样化,中国企业从低成本战略到差异化战略转型的过程中,“产品新性能、附加服务等相关的新成本,我们真的了解吗?”他指出,企业的目标并不是要做到成本最低,因为成本最低,一定是要大规模生产的。但是上规模的战略又是不可持续的,所以要有新的战略,肯定成本会上升,价格会更昂贵,才能有新的产品服务,从而带来新的客户。如果还只是采用传统的成本核算方法,企业很可能不知道在哪里挣钱、在哪里亏损、挣了多少亏了多少。如果要真正地实施差异化战略,那就意味着生产周期进一步缩短,做更多的集成和采购,要提供更多的工程技术和行政等方面的支持,这样的话才能够帮助销售,帮助提高收益。

“新元素”加入平衡计分卡

“每天清晨起床时,我感到非常兴奋,期待发现新的精彩的问题,期待持续的改善。希望翻译能跟上我的速度,我要分享很多,但时间有限。”年过七旬的管理会计大师并不沉醉于过往的成就,无论是现场演讲还是接受媒体采访,传递出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此次来到中国,卡普兰向中国企业家介绍了战略工作家庭、风险管理等陆续添加到平衡积分卡中的新理念新方法。2010年,他提出“战略工作家庭”的概念,即哪些员工处于企业内部最重要的流程,能够提供最关键的价值给顾客,这部分员工才是企业真正需要,是实现差异化战略的最核心最重要的人力资本。这个概念让企业人力资本实现战略化,成为衡量无形资产的方法,把资源、能力建设和价值创造联系起来,引导企业的各类投入侧重于最核心最重要的员工,以提供更好的价值给客户,最终实现企业收入增长和盈利。

风险管理则对近年来企业管理遇到的新挑战、新选择,具有针对性和指导性。“如果不想冒任何风险,就是冒最大的风险。”卡普兰引用美国社交网站Facebook创办人扎克伯格的话,阐明面对风险、处理风险的立场:风险管理不是规避风险,而是发现风险,并找到有效的方法实行可控的管理。在他看来,战略本性就隐含着风险,因而战略风险管理就成为有意思、有挑战的“新的精彩的问题”。有时企业确定的战略非常合适于自身情况,执行过程中带来了利润,但此时也可能暴露在不恰当的风险之下,因此,需要构建相应的控制体系。2008年前后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是因为企业采用高风险高收益的战略,但却没有将战略风险控制到位,没有让这些风险变得可见可管理。卡普兰认为,风险管理正是管理会计为企业创造价值、增加价值的机遇,管理会计应该扮演风险发现者和风险管理者的角色,管理好战略风险以及预测不在可完全控制范围内的外部风险。

“飞行员”失误导致水土不服

源自西方的平衡计分卡、作业成本法,在中国特有的制度环境、市场条件下,落脚于我国企业管理水平基础上,是否会出现水土不服。卡普兰说,无论在成熟市场还是新兴市场,企业面对的问题很多是相通的,那就是如何描述沟通战略,如何将战略执行成功“。之前,我们知道一些企业反映平衡计分卡行不通。用飞机失事作比喻,我们亲身去调查‘事故原因’,往往是‘飞行员’的失误,而不是‘机器’的故障。”卡普兰认为,中国企业及其高管们需要进行转型,首席财务官及其他管理者等“飞行员”不能像以前那样只依赖财务的数字,而是要更多地获得非财务的数字,学会应对越来越广泛、越来越繁杂的信息体系和信息数据,把战略实施得更好。要把平衡计分卡当成实施公司战略的一个基础,这些数字都会在平衡计分卡上有所体现,用来沟通,用来分配资源,用来保证各个业务单位的步调一致“。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时,很多实施作业成本法的中国的企业反映数据统计量非常庞大,加重了运营操作人员的工作量,导致最后搁浅甚至失败。卡普兰介绍了新的作业成本法———时间驱动作业成本法,并进一步解释说,对每一个资源、作业项目,时间驱动作业成本法只需要考虑两个参数:单位时间内将资源供给到生产作业中的成本费用;每一单项作业花费的时间。无论是1000万个产品还是500万个顾客,只需要顾及每一生产环节的资源需求、产品及顾客,不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进行员工生产时间调查,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得有用的信息。有企业担心,如何保证平衡计分卡在一线基层的贯彻力度。卡普兰分析说,将顾客、质量等结合战略的绩效指标集中于平衡计分卡中,根据平衡计分卡设计一个考核指标的“仪表盘”,在实施阶段,给予员工来指导日常工作,员工可以在其上看到从而引导其工作,尝试着提高工作流程和效率,这样就将整个企业紧密联系在“仪表盘”所显示的指数上,最终完成考核指标。

哈佛教授桑德尔：钱不该买什么 第4篇

2012年10月24日 02:04 来源：中国青年报

在英国圣保罗大教堂，近2000人跟桑德尔一起公开讨论，“钱不该买什么”

桑德尔在哈佛大学教授热门课程“公正课”

原标题：钱不该买什么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去年夏天来了一趟中国。这个一直期待体验胡同的老美逛了北京，去了杭州和上海，还在大学跟年轻人聊了天。不过这趟旅行里他记得最清楚的，却是医院里贩卖门诊号的黄牛党。

“夜晚时分，票贩子们自由自在地聚集在北京协和医院门诊大厅的一楼。价值14元人民币的门诊号被加价几百块，相当于一个中国农民一整个月的收入。在站着保安的楼道里，吆喝着兜售专家号的男人打破了医院的安静，‘唐大夫，唐大夫，谁要唐大夫的号？风湿科的唐大夫’！”

几乎每天都在中国医院上演的这一幕，被这位偶然到访的细心教授记了下来。桑德尔是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他所授的“公正课”现场录像在网络上有过亿次的点击。如今，这个讲“公正”的教授开始转而研究“金钱”——越来越多的东西被明码标价，那么，钱到底可以买什么？

翻开报纸看报道，“美国加州只需82美元可以在坐牢时选择安静的牢房”；打开电视看新闻，“50万美元的投资可以换一张美国绿卡”；就连出门堵车时都能得到“温馨提醒”，“进入快速车道，只要8美元”。他的朋友教育孩子，只要在接受帮助后写一张“谢谢你”的纸条，就可以获得1美元“奖金”。“我们生活的时代，似乎一切都可以拿来买卖。这种买卖逻辑不仅应用于商品上，而且正逐渐掌控着我们的生活。”桑德尔在他的新书里写道，“该是时候扪心自问，我们是否想要这样的生活？”

在这本书的白色封面上，一捆用红色牛皮筋捆起来的美元钞票站立在副标题“市场的伦理底线”旁边，而中央则用大号字写着让这位教授困扰已久的难题——《钱不应该买什么》。

有钱就可以不排队吗？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是钱买不到的，只是时至今日，这样的东西没多少了。”桑德尔开门见山这样写道。

这位哲学教授发现，现在想要发掘“钱买不到什么”的答案，越来越难了。过去15年里，他一直在潜心收集资料，跟钱有关的新闻塞满了一个厚厚的文件夹，里面五花八门地写着，在当今时代，钱可以买到什么。

答案丰富得惊人：只要你肯出钱，你可以在南非射杀濒临灭绝的黑犀牛，也可以请别人做代孕妈妈，还可以让孩子进入世界顶尖大学，即使不上课也能换取一个“荣誉学位”证书；企业可以购买碳排放的指标，换取污染环境的权利，国家可以掏钱雇佣私有军队，替自己的公民去战场上冲锋陷阵„„

在桑德尔读高中时，这一切都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那时候，他的同学如果因为获得好成绩而得到家长的金钱奖励，还会成为大家私底下议论纷纷的负面话题。而现在，美国许多学校宣布，如果学生成绩提高，可以获得相应的金钱奖励。

看上去，在这个“钱的时代”，有钱似乎可以买到一切。在香港，多花一倍的价格就可以买到地铁“头等座”，那里人少宽敞，“连播放广告的声音都柔和很多”；而在机场排队等待安检，只要掏钱就能直接进入“快速通道”。在美国游乐园门口也赫然贴着告示：“只需149美元，就可以直接插队排前面，马上享受每个项目的乐趣！”

这样花钱买来的插队服务打破了排队的规则。以前排队意味着“先到先得”，而如今它信奉的却是“花多少钱，办多少事”。为了避免由此引起排队者的不满，很多游乐园还提供贴心的插队服务——他们会让插队者从后门或者旁门进入，如果不得不从队伍中间加塞儿，他们还会指派一位工作人员“保驾护航”，护送你去插队。

“如果有钱的优势只体现在他们能够购买游艇、赛车或者去好地方度假，财富不平等倒也还不会显得那么扎眼。”桑德尔评论说，“但是，当金钱可以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多——政治影响力、更好的医疗措施、安全的居家环境、更好的学校，这种财富分配不均就会显得异常突出。”

这种感受，在他短暂的中国之行中特别突出。在这里，花钱可以看病插队几乎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有的医院直接开设了“特需窗口”，多掏200块钱，病人就可以提前见到他们的“唐大夫”、“李大夫”或者是“王大夫”。

不愿排着长队通宵达旦等待挂号的病人可以从票贩子手中买号。这些专业出售插队权的小贩在熙熙攘攘的挂号处分发自己手写的名片，信誓旦旦地许诺，可以搞到任何一个大夫的门诊号。

“想在中国看病？先富起来再说吧！”美国媒体评论这么写道。

从这些司空见惯的现象里，这位偶然到访的哲学教授看到了一个严肃的伦理命题：应不应该允许病人购买提前看病的权利，仅仅因为他们可以负担起这笔钱？社会能不能允许这样的交易，只要有钱就能达成目标？

如果有钱就能买，这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富人有机会比穷人买到更舒适的生活条件，而在危机状态下，例如雪崩、地震等，富人则有机会用钱买更多物资，获得更大的生存可能。

“当钱能买到一切的时候，有钱就变成最重要的大事。”桑德尔说。

就像在中国，每逢春节假期前，有钱人可以买高出票价本身几倍的黄牛票，而无力承担的人只能出现在火车站售票口，在寒风中裹着大衣熬夜排队买票。

可是，对于金钱权力的不满，似乎最多也只表现为牢骚。“曾经，游乐园是全世界最平等的地方，可惜这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桑德尔在书中引用的评论这样抱怨，“想当初，每个度假的家庭在门口都要不加区别，民主地排队。”

“在我们的时代，金钱获得全面胜利。几乎一切都可以贴上价签随意出售。”桑德尔写道，“人们只是抱怨两句，发发牢骚。但是我们需要严肃的讨论，就像是你参与讨论政治事务一样，我们应该认真公开辩论，钱不应该买到哪些东西。”

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

桑德尔新书《钱不应该买什么》

让有钱人大获全胜，进入一个彻底的“钱的时代”？

桑德尔所期待的公开辩论还没开始，他自己反倒先沦为金钱时代的一枚棋子。他在日本举办讲座的时候，由于想要听的人太多，原本免费的门票被拿到网上拍卖。最后，这位著名教授发现，台下听众很多是花了500美元的高价才进来的。

于是，这场主题为“公正——如何做才是对的”的演讲不得不这样开场：“票贩子倒卖门票，这样做是对的吗？” 先不管对不对，这样的事每天都在上演。在美国，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莎士比亚身上。纽约公共剧场原本计划举办免费露天演出，却被票贩子瞅准了目标，他们早早地排队抢免费票，再以125美元的价格转手给那些没时间排队的观众。

主办演出的剧场显然认为这是不对的。他们的发言人板着脸站出来回应：“请不要这样做，这样有悖于莎士比亚的精神。”

可是，支持的声音说，从票贩子手中买票只不过是用金钱换取了排队等待的时间，这有什么错呢？

桑德尔开始尝试跟身边每一个人讨论这件事，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也包括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主管财经新闻的他的学生。他甚至会在吃晚餐或者全家郊游的时候，饶有兴致地跟自己的两个儿子亚当和亚伦辩论起来。

这位哈佛哲学教授拿这个问题去询问自己的同事、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曼昆。曼昆是经典经济学教材的作者，《曼昆经济学》在全世界销量逾百万册，教出了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樊纲，也教出了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结果，曼昆非但没有批评插队行为，反而分析其为“自由市场的优势所在”，“这种差价行为是对资源的有效分配”，“让有意愿付钱的人享受到了相应的便利”。

即便激烈争论也总是儒雅微笑的桑德尔并没有当面提出异议，但他在自己的书中用严谨的句子争辩道：这种交易会带来一个恶果——不平等，“当钱可以买到几乎一切时，那些没钱人的日子就会变得愈发难过”，这样下去，有钱人会大获全胜，我们会进入一个“钱的时代”。

事实上，对于“不平等”的焦虑，常常如同针尖一样刺痛公众的神经。今年7月，中国的网络上，一条“深圳地铁将设VIP车厢”的未经证实的消息掀起了轩然大波。这种“票价翻倍保证有座”的安排非但没有让乘客满意，反倒惹得他们愤愤不平，“怎么，地铁也要搞三六九等？”

在访问北京的当天晚上，桑德尔到清华大学演讲时，把关于钱的伦理困境扔给了台下的中国学生。这位教授风靡全球的“公正课”有一个固定套路——在富丽堂皇的哈佛讲堂里，他会先给学生讲个故事，再抛出尖锐的伦理问题，让他们在讨论中寻求对策。

这一次，他对着挤满整整一间阶梯教室的中国面孔问道：“假如发生了雪灾，每个人都需要雪橇铲雪，商店能不能加价把雪橇卖出去？” 和热闹的哈佛讲堂不同的是，底下的学生大多选择沉默。桑德尔竭力地寻找台下有回应的目光，却屡屡失望。台下的学生只是默默地举手投票，90%的人支持加价。

一个反对加价的女生站起身，紧张而飞快地答道：“我觉得这不公平，这是在帮助富人，伤害穷人。”

“假设你是店主，现在只要加价你就可以赚更多的钱，你会怎么做？”桑德尔追问她。女生稍稍犹豫了一下，“我会加价。”

“如果卖的不是雪橇而是饮用水，你也会加价吗？”桑德尔问。“我会的。”女生迟疑地回答，“因为这可以平衡供求关系„„”

桑德尔无奈地咧嘴笑着说：“可就在这个讲座上，你刚刚还说过你不同意加价，你认为这是不公平的。”

女生似乎被问住了，结结巴巴地说：“这不公平„„但这很难说„„” 一个男生站起来接着说：“我认为这不公平，但是可以接受。”

“这真太有趣了。当我在加拿大、德国和瑞士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绝大部分的人都反对加价，他们觉得这既不公平也不可接受。”桑德尔看着台下沉默的学生，笑了起来，“现在我明白了，看样子，中国真是无可否认的‘市场经济’。”

有些东西，用钱去买就会毁掉它，比如诺贝尔奖

一场真正的关于钱的公开辩论，终于在今年春天成为现实。在英国圣保罗大教堂，穿着一身笔挺西装的桑德尔站到话筒前，面对近2000名观众，开始发问：“银行家生病是不是就能花钱多雇个护士？”

他身旁坐着的是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还有英国广播公司财经编辑斯黛芬尼，以及前任主教彼特·塞尔比。辩论主持人说，真没想到会在这里讨论这样的话题，上一次她到大教堂里来，还是英国政客在这儿拉票呢。辩论中，桑德尔试图说明，钱的确可以买到很多东西，但是在购买某些事物时，这种金钱行为会“毁掉这件东西”。

“假如你非常想获得诺贝尔奖，而又没有办法靠正统的方式获得它，你当然有可能在某个诺贝尔奖得主那里买来一个奖杯。”桑德尔解释说，“你还可以把奖杯放在客厅里让人观赏，但那跟获得诺贝尔奖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在他看来，像诺贝尔奖这样的事物是一种荣誉，而荣誉是无法购买的。他还调侃地假设说，如果从明年开始，组委会除了正规的奖项以外，还额外拍卖一个奖杯，谁出的价最高就给谁，那么，“那时候的诺贝尔奖将再也不会代表如今它所蕴含的意义了”。

“在给事物定价之前，我们先要搞明白，它是不是一个可以被定价的东西。给不应该被金钱衡量的事物定价，这个行为本身就是错误的，是对这个事物的亵渎，将这个本该被珍视的事物放在了不属于它的天平上。”桑德尔说。

道理尽管如此，在这个“钱的时代”，有钱依然能够买到那些意想不到的东西，比方说友谊。桑德尔说，你可以“雇一个朋友”，他可以做所有“朋友会做的事情”，帮你照看孩子，在你悲伤哀嚎时，还能坐在你身边给你精神安慰。

他甚至在新闻里看到，在中国还有“帮人道歉”的网站，花钱找人替你说“对不起”。可这让他马上产生疑问，“如果我买了两个道歉，一个昂贵一个便宜，那是不是意味着，昂贵的道歉所代表的那段友谊更有意义？”

他解释说，不管是诺贝尔奖还是好朋友，它们的道理如同讨论是否应该买卖儿童、自由贩卖人体器官一样，我们不应该拿金钱来衡量。即便购买儿童的人并没有虐待他们，我们仍不应当开始这场交易，因为这样“破坏了事物本身的美好意义”，是不义之举。

桑德尔拿出了自己最常说的一句口头禅——“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在我们想要开始这场公开辩论、讨论市场在我们的社会中的位置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搞清楚，市场的边界在哪里，哪些东西应该被金钱衡量，而哪些东西不应该。只有搞清楚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开始这场讨论。”他说。

金钱侵占了我们的生活，甚至我们的大脑

让这位哲学教授担忧的是，在严肃的讨论开始之前，人们已经将金钱视为所有事物的天平。它不仅主导了世界上大部分的交易，甚至还主导了人们的思维。这种“钱的思维”会颠倒传统意义上的对错。比如，有钱人就会模糊惩罚和费用的区别。桑德尔听说，按照中国的生育政策，超生一个孩子要缴纳20万元左右的罚款，“这对于普通工人来说是个吓人的数目，但对于有钱的商人或者明星却是小菜一碟”。

于是，这个美国教授在新闻里读到，广州的一对夫妇“大摇大摆”地闯进当地计生办公室，挺着大肚子的孕妇像是在商店买东西一样，把一大叠人民币扔在桌子上，振振有词地说：“这是20万，我们还要照顾宝宝呢，你们以后别来烦我。”

这让桑德尔意识到，当钱可以购买一切，越来越多的人会像商人那样思考，用收支平衡来考虑事情，不管在何种处境，他们的问题只有一个：“多少钱？”

就连参与辩论的女嘉宾斯黛芬尼也承认，面对自己家的孩子，她有时候也不由自主地用上这种“钱的思维”：“跟孩子讲大道理没什么用，所以我有时候会用巧克力去换他乖乖听话。这种用物质交换来的教育，到底是对是错呢？”

事实上，“钱的思维”不仅早已攻占许多思维高地，甚至登上了爱情的领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加里·贝克尔在上个世纪就曾提出从经济学角度出发的“婚姻公式”。

这个公式是这样的：“当结婚所带来的收益大于保持单身或者继续寻找更合适的伴侣时，这个人就会选择结婚。同理可得，当恢复单身或者嫁给另外一个人所带来的收益大于从这段婚姻中结束所带来的损失时，这个人就会终结当前的婚姻，选择离婚，而离婚的损失包括跟孩子分开、分割共有财产、相关的诉讼费用等。鉴于当下许多人都在寻找伴侣，这个婚姻‘市场’显然存在着。”

在这位冷静的经济学家看来，凡事都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嚷嚷着这样不浪漫的人都是“被多愁善感混淆了清晰的思路”，“全心全意关注收入和价格因素，才是社会科学最坚实的根基”。

但这种“钱的思维”同样有副作用。以色列曾有一项实验，为了避免接学生的家长总是迟到，学校设立了惩罚机制，迟到的家长需要支付罚款。在此之前，他们会主动付一笔类似于小费的钱给学校，罚款金额就与这笔钱相当。

结果，引入金钱杠杆后，迟到的家长反而变多了。事实上，这项措施在实施了大约两周后，迟到家长的数量翻了一番。“在此之前，家长掏钱是出于愧疚，他们觉得违背了准时出现的义务，给学校带来了麻烦。而当它变成罚款以后，这种愧疚感就随之消失了，这完全变成金钱交易行为，他们的迟到也就变得理直气壮。”桑德尔这么分析道。

更有趣的是，当学校取消罚款制度后，家长迟到的情况仍不见好转，“这说明一旦金钱交易侵蚀了道德义务，原有的责任感就难以恢复”。

“虽然市场可能有很多问题，但无可否认，这是目前维持社会运行不最差的选择。”斯黛芬尼辩解说。

但桑德尔忧心的问题是，这种“不最差”的思维方式却日渐涌入越来越多的伦理禁区。在哈佛大学的课堂上，他对台下的年轻人提问：“企业用20万美元的赔偿金来衡量一个人的生命，这是对的吗？”

大部分人举手表示不赞同。角落里，名叫沃泰克的学生大声地补充说：“因为还没考虑通货膨胀呢！”

桑德尔似乎被这样单纯的经济学思维懵到了。他停顿了一下，依然笑着问道：“好吧好吧，那加上通货膨胀呢？这件事情发生在35年前，考虑通货膨胀率，这个人的生命值多少钱？”

“200万美元吧，200万美元还行。”脖子上挂着白色耳机的沃泰克说，“我也不太确定这个数字啦，但给生命贴个价格，这件事绝对可行。”

没过多久，另一个叫做劳尔的学生也站起身说：“我觉得为了大部分人的经济利益，总得有人作出牺牲。”

“你可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者。”桑德尔盯着他的眼睛说。“好吧，就算是吧。”劳尔耸耸肩，“总要有人作个决定，难道不是么？” 我们的社会从拿市场经济做工具，变成被市场价值所操控

桑德尔今年59岁。面对自己所经历的“钱的时代”，他有很多问题想不明白：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发生了两次严重金融危机，为什么如此惨痛的遭遇都没有让人认真反思，市场本身究竟有什么问题？ 尤其是最近的一次，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几乎击垮了华尔街。当公司纷纷宣布破产，每天都能看到穿着白色衬衫的年轻人抱着一大纸盒东西从摩天大厦里走出来，他们失业了，金融危机甚至让他们倾家荡产。

曾领导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长达18年的艾伦·格林斯潘不得不公开表示，他对自由市场的信心陷入“震惊的怀疑之中”。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封面上画了一本陷入泥潭的经济学课本，标题写着“经济哪儿出错了”？

可是，桑德尔发现，即便是面对这样切身的损失，大多数人也只是对着电视抱怨两句。当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在电视节目中说，“正是金融机构不良操作和人性贪婪，造成了如今的恶果”，他们就跟着嚷嚷两句，批评金融机构贪婪，批评政府监管不力。

“然而，在过去30年里最致命的改变并不仅仅是贪婪的蔓延，而是市场以及市场价值的扩张，市场思维侵入了许多它们本不该存在的领域。”桑德尔争辩道。

在他看来，金融危机并没有激发人们对于市场的彻底反思，反倒是引起对政府的大规模不满。2011年9月，示威者带着帐篷，举着大字标语，脸上涂着颜料或是戴着面具，聚集在纽约曼哈顿，在曾经金融精英来往的路上喊着抗议口号，试图“占领华尔街”。

“只有抗议的声音，关于市场的公开讨论却迟迟没有到来。”在圣保罗大教堂，桑德尔一字一顿地说道，“我们的公共舆论体系空洞、浅薄，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真空、缺乏有效公共讨论的时代里，才让金钱钻了空子，占了上风。”

说这话的时候，坐在桑德尔身边的主持人盯着他，抬手几次想要打断他。按这位性格温和的教授平日里的习惯，他会停下来，谦让地请女主持人讲话，但这一次他却坚持继续争辩。

“我们的社会从拿市场经济做工具，变成被市场价值所操控。市场填补了公共舆论的真空，它提供了一种看似有意义的方式来界定事物的价值，而事实上，它往往会加重这种公共舆论的空洞性。”他就像是严厉的老师在斥责学生一样，严肃地说，“我们需要每一个人不止是抱怨两句，叹息自己运气不好，而应该认真反思，严肃地辩论。”

“他说的跟我没啥关系，我学经济，他讲社会公正什么的”

在圣保罗大教堂的辩论即将结束的时候，现任英国独立监督委员会主席的彼特·塞尔比站起身说：“桑德尔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授，但是我对他的新书有一点担忧，它让你有种错觉，仿佛厘清思想就能够改变行为，但事实上，往往是行为影响着思想。我很怕今天的讨论让大家心安理得地认为问题已经解决，却没有实际行动。” 这种担忧恐怕已经成真了。虽然被桑德尔极富感染力的演讲折服，一位在英国主修经济学的中国学生在回国后回忆起当天参与讨论的情形，却如同重述看过的电影一样，仿佛在讲另一个世界的故事：“哦，那个教授挺能说的，但他说的跟我没啥关系，我学经济，他讲社会公正什么的。”

作为桑德尔的学生，斯黛芬尼也有类似的担忧。“我们总是要在碰上新一轮的经济危机时，才会想起来市场并不可靠，可一旦**过去，我们像是把这些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你当然可以说，市场将会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胸前挂着十字架的彼特扶了扶眼镜，“但是首先你要意识到，正是市场本身产生了这些问题。”

不过，桑德尔本人却充满信心地认为：“只要构建起坚实的公共讨论机制，我们不仅可以决定市场在社会中的定位，还能在以后更多的社会事务上加强公共辩论。”

尽管总在努力说服人们严肃反思这个“钱的时代”，但是“有钱就能买”这件事，还是在桑德尔身边继续着。朋友家的孩子也曾给他寄来过一张写着“谢谢你”的纸条，当然，这是那个朋友花了1美元“买”来的礼貌教育成果。